394 這是1936年之後我第一次由於德國的命運拿起了筆。當時我寫了一篇關於“捧起彌米爾腦袋，慌忙想要商量個短長”的沃旦的文章，文章結尾處[2]引用了《女占卜者的預言》中的詩句。這些詩句預言似的指出了當時即將到來的那場浩劫的本質。神話成爲事實，大半個歐洲倒在了廢墟之中。
395 重建工作開始之前，還有很多善後的事情要做，而這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反省。各行各業的人都在詢問這場悲劇的意義。人們甚至向我尋求解釋，我必須竭盡所能當場就回答他們的問題。但口頭的話總是很快便會成爲閒聞趣談，所以，雖然不無各種遲疑顧慮，我還是決定再次把想法成結爲文章的形式。我很清楚，“德國”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浩大的問題，一個臨牀心理學家的主觀觀點只能觸及這個錯綜糾結的問題的幾個方面而已。我根本沒有試圖去眺望前面的重建，只希望能對善後的工作有所貢獻就心滿意足了。
396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發現人們依然陷在自己的心理當中不能自拔，而要在這種感情之中達到一種適中和相對平靜的觀點是多麼的困難！我們無疑必須保持冷靜和優越感，但總體而言，儘管不願意承認，但我們其實很深地涉入到近期德國所發生的事情中了。我們也不能心懷同情，因爲如果我們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這些感受會一開始就表現出來。除了事實上的不可能之外，醫生或者心理學家都不可能只是保持冷靜。他們跟世界的關係牽涉到他們及其所有情感，否則他們的關係就不完整。因爲如此，我覺得自己是在腹背受敵的狀況下划船，一隻耳朵要停止傾聽我自身存在的一面，另一隻耳朵還要關注船桅。我必須承認，從道德和人性的角度上來說，沒有任何一篇文章讓我這麼痛苦過。我相信有些人也跟我有着同樣的感受。對德國所發生的事在內心的認同或神祕參與讓我重新體驗到集體罪惡感這個心理學概念的範疇是多麼廣泛，多麼令人痛苦。因此，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在情感上肯定不是冷靜的優越感，而是一種公開承認的自卑感。
397 “罪惡感”這個詞在心理學上的運用不能混同於在法律或道德上的意思。從心理學上講，罪惡感意味的是主觀罪惡感受（或信念）或客觀上的罪責歸咎或部分歸咎的不理性的存在。我們來舉一個後者的例子。假設有個人的家族不幸因爲家族中有人犯罪而蒙羞了。顯然這個人無論是從法律上還是道德上來說都沒有責任，但他會從很多方面感受到罪惡的氛圍。家族的名字似乎被玷污了。當聽到家族名字在陌生人的口中散播時，他會覺得痛苦和震驚。只有在法律、道德和智識角度上罪惡感才能只限於犯罪者，但作爲一種心理現象它還會擴散到整個社區。兇殺發生的房子、家族，甚至整個村莊都會在心理上萌生罪惡感，外界也會讓他們產生這種感覺。如果知道幾天前某個房間裏發生了命案，還會有人願意住進這個房間嗎？娶一個罪犯的姐妹或女兒有什麼值得特別高興的嗎？如果兒子被送進了監獄，有哪個父親不會深受傷害？當堂兄堂弟給家族帶來恥辱時，誰不會覺得自己的家族榮譽受到了傷害？溫和地打個比方，如果我們的政府建了一座像梅當奈克那樣的殺人營，我們每一個正直的瑞士人難道不會覺得羞愧嗎？如果我們拿着瑞士護照去國外旅遊，聽到有人在邊境上說“這些瑞士豬”時，我們不會吃驚嗎？說真的，瑞士竟然養育了這麼多的叛徒，雖然我們都是愛國者，但難道我們對此沒有一點點的羞愧嗎？
398 因爲我們生活在歐洲的中央，我們瑞士人心安理得地覺得離德國罪惡沼澤所產生的惡臭還是比較遠的。但是，當我們作爲歐洲人踏足另一塊大陸或碰到一個東方人的那一刻，這一切就改變了。如果有個印度人問我們：“你們急於把基督教文化帶給我們，是不是？我能否問一下奧斯維辛集中營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是不是歐洲文明的例子？”我們該怎麼回答？倘若我們急忙安慰他說這些事情並不是發生在我們生活的地方，而是還要往東好幾百英里，也就是說不是發生在我們國家而是鄰國，這有用嗎？如果一個印度人憤慨地指出印度的黑點不是在特拉萬科而是在海得拉巴，我們會怎麼反應？毫無疑問，我們會說：“可是，印度就是印度啊！”同樣地，整個東方的觀點是：“可是，歐洲就是歐洲啊！”我們這些所謂的無辜的歐洲人一旦跨出歐洲邊境，別人就會讓我們感到某種沉重的集體罪惡感，儘管我們問心無愧（有人也許會問：俄羅斯是不是也太原始了，一方面她也有我們這種“傳染的罪惡感”——集體罪惡感也可以這麼稱呼，另一方面又因此而指控我們是法西斯？）。因爲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發生在德國，做出這些事情的人也是德國人，所以歐洲把德國單劃出來，這片土地和這裏的人民籠罩在罪惡的烏雲之中。同樣地，這個世界也把歐洲視爲一個土壤中長出了可恥的集中營的大陸。任何德國人都沒法撇清干係，同樣所有的歐洲人或基督徒都不能否認所有歷史中最駭人聽聞的罪行就是在他們家犯下的。基督教廷應該爲自己教徒的罪惡表示懺悔，撕裂自己的外衣。教徒罪惡感的陰影不僅落到了惡魔之母歐洲的身上，也同樣落到了教廷的身上。正如德國必須對歐洲有個交代一樣，歐洲必須對全世界有個交代。就好像德國人不能通過抗議說自己並不知情而去掉集體罪惡感一樣，歐洲人也不能通過聲稱德國不關自己的事、他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而說服印度人。如果這樣，這個人僅僅是用潛意識的罪惡加重了自己的集體罪惡感而已。
399 心理上的集體潛意識是一種悲劇命運。不管公平還是不公平，這種悲劇命運會擊中靠近恐怖事情發生之地的每一個人。自然，任何有理性、有良知的人都不會隨意把集體罪惡轉化成個體罪惡，不給個人任何聽證就認爲他要負責。有理性和良知的人可以很清楚地將個體的罪惡跟僅僅是屬於集體的罪惡區分開來。但是又有多少人有理性或有良知呢？又有多少人願意花這樣的工夫？在這個方面我並不十分樂觀。儘管集體罪惡感從遠古和原始層面看是一種神奇的不潔狀態，但正是由於一般大衆的不理性，它成了一個極爲真實的事實，任何歐洲之外的歐洲人和德國之外的德國人都無法置之度外。如果德國人想要跟歐洲和睦相處，他們就必須清楚自己在歐洲人的眼中是有罪之人。作爲德國人，他們背叛了歐洲文明及其所有價值，他們給歐洲大家庭帶來了羞愧和恥辱，讓人們聽到自己被稱爲歐洲人就要臉紅。他們像食肉動物一樣撲向自己的歐洲兄弟，折磨他們，殺戮他們。德國人不能期望其他歐洲人會這麼精細，每一步都會詢問罪犯的名字是穆勒還是邁爾。人們也不會覺得他們配得上紳士的待遇，除非他們能夠證明自己。不幸的是，整整12年以來，事情已經清清楚楚地表明：公開場合的德國人並不是紳士。
400 倘若德國人準備在全世界面前承認自己道德上的自卑感是集體罪惡感，不試圖弱化，不試圖用蹩腳的理由來進行辯解，那麼他們還有比較合理的機會在一段時間之後被別人當作大致正派的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在別人的眼中去掉他們的集體罪惡。
401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心理上的集體罪惡這整個概念就是偏見，是一種不分青紅皁白的不公正的譴責。它當然是，不過正是這一點構成了集體罪惡的非理性本質：它不在乎公正與否，是從尚未救贖的罪行所發生的地方所升起的烏雲。它是一種心理現象，因此說德國人作爲一個集體是有罪的並非是對他們的譴責，而只是對事實的陳述而已。不過，如果我們更深入地研究這種現象的心理，我們很快便可以發現集體罪惡的問題不僅有着僅僅作爲一種集體審判的一面，而且還有着另外一個更讓人產生疑竇的一面。
402 沒有人像活在殼裏的蝸牛一樣生活在自己的心理範疇中，跟別人完全隔離。相反，人們通過潛意識中的人性跟別人息息相關。因此，任何犯罪都不會是像我們意識中所顯示的那樣：是一件孤立的心理事件。事實上，罪行的發生總是有一個寬廣的半徑範圍。一件罪行所引起的刺激、人們對追查兇犯的濃厚興趣、跟蹤法庭程序的迫切心情，等等等等，所有這些都證明了罪行對於所有人所產生的興奮作用，只要這個人不是不正常或太過淡漠，情況都是如此。人人都會參與進來，親身去感受罪行，試圖去了解和解釋罪行。罪行所點燃的邪惡之火又點燃了某種東西。柏拉圖不是意識到看到醜陋之物會讓人在心靈中產生醜陋之物嗎？人們義憤填膺，憤怒的“正義”呼聲緊咬着兇殺。我們心靈中所燃起的邪惡之火燒得越猛，這種呼聲就越是高亢、越是激烈、越是充滿了恨意。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他人的邪惡變成了我們自身的邪惡，因爲它點燃了我們自己心中某種邪惡的東西。人人都承受了謀殺，人人又都施行了謀殺。在邪惡無法抵擋的吸引力的誘惑之下，我們所有人讓這集體的心理謀殺成爲可能。離謀殺越近，看得越清楚，我們的罪惡感就越強烈。這樣，不論我們意識中的態度如何，我們不可避免地被拖到了邪惡的不潔之中。沒有人能夠逃脫，因爲我們都是人類社會的一分子，任何罪行都會喚起易變的人心中某個角落產生隱祕的滿足感。沒錯，對於那些道德情操極高的人來說，這種反應可能會在心理某個鄰近的區域產生與之相反的感覺。但是，崇高的道德情操是比較罕見的。因此，當犯罪增加時，人們的義憤可能很容易就會過於高昂，邪惡因而成爲家常便飯。就像人人都有自己獨有的瘋子或聖人一樣，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統計學上的犯人”。由於人類在構造上的這種基本特徵，與之相應的暗示性，或者說對感染的敏感性，是無處不在。尤其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也就是過去的半個世紀，爲犯罪鋪平了道路。譬如，難道沒有人想到驚悚片的流行具有相當可疑的一面嗎？
403 1933年之前很久，空氣中就有了燒焦的味道，人們殫精竭慮想找到大火燃燒的確切地點，追查出縱火犯。當看到德國上空聚攏着密密的濃煙，看到德國國會大廈被焚所發出的信號，人們覺得總算是找到了縱火犯——真正的邪惡——在哪裏。儘管這一發現讓大家很驚恐，但一段時間過後卻又讓人們鬆了一口氣：現在我們確切知道了所有不義之人在哪裏，而我們自己很安全地牢牢站在對立的陣營中，身邊都是可敬之人。一旦對面顯露出任何新的罪行，我們可以相信這些有德之士的義憤會越來越高亢。甚至於大規模屠殺的呼聲也不會讓正義之士的耳朵聽不下去了，對德國城市的密集轟炸被視爲是上帝的審判。恨找到了體面的動機，不再是藏着掖着的個人癖好。而自始至終受人尊重的大衆卻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離邪惡是如此之近。
404 任何人一刻也不要想象有人可以逃過這種對立面的遊戲。即便是聖人也必須永不停息地爲希特勒和希姆萊、蓋世太保和黨衛軍祈禱，這樣才能及時修補自己靈魂所受到的傷害。看到邪惡就能點燃靈魂中的邪惡——這是一個無從逃避的事實。遭受痛苦的不僅只有受害者，犯罪地點附近的每個人，包括兇手，都跟受害者一起痛苦。來自世界某個深不可測的幽冥角落的什麼東西滋擾着我們，把我們呼吸的空氣變成毒氣，用令人作嘔的臭血玷污純潔之水。沒錯，我們是無辜的，我們是受害者，我們遭到搶劫和背叛，我們很憤怒。但是儘管如此，或者說正是因爲如此，我們在義憤之中便會燃起邪惡的火焰。情況必須如此，因爲必須有人覺得義憤，必須有人讓自己成爲命運所揮舞的審判之劍。邪惡需要懲罰，否則邪惡之人會毀滅整個世界，或者好人會在自己無從發泄的憤怒之中窒息，而這兩者都不會產生什麼好結果。
405 當邪惡在某個點闖入有序世界中時，我們整個心理保護圈都被打破了。壓迫導致反抗，從破壞性來說，反抗跟犯罪是一樣的糟糕，因爲邪惡必須要連根拔除才行。爲了避免邪惡的傳染，我們需要一個合適的退出儀式，由法官、劊子手以及大衆莊嚴宣佈罪行，最後行刑。
406 發生在德國的可怕事情以及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在道德上的淪喪是對所有歐洲人的一個打擊（我們過去總能把這種事情貶到“亞洲”頭上）。歐洲大家庭的一員會淪落到集中營的水平，這一事實讓其他所有成員都處於被質疑的目光之中。我們有誰可以想象“這裏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呢？我們只要把瑞士的人口增加20倍，成爲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這樣，當大羣人口聚居在一起而產生摧毀性道德後果和心理後果的時候，公衆的智識和道德可以自動分成20份。這種狀況爲集體犯罪提供了基礎。倘若沒有犯罪，那真是奇蹟了！難道我們真的相信自己是本可以免疫的嗎？中間混雜着如此多叛徒和變態政客的我們？一想到人可以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我們不禁不寒而慄，而我們自己也是有可能做出所有這些事的。從此，對於人性、對於自身一種可怕的疑慮開始噬咬我們的心。
407 儘管如此，大家必須清楚，這種墮落狀態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出現。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城市化、工業化人口的聚集。這些人脫離了土地，從事片面工作，缺乏所有健康的本能，甚至沒有自我保護的本能。自我保護本能的喪失可以根據對國家的依賴程度來衡量，而這種依賴本身就是不好的症狀，它意味着每個人都依賴於所有其他人（國家），而不是自己。人人都緊緊抓住身邊的人，他們產生的安全感也是錯誤的，因爲即便一個人是跟一萬個人懸在一起他也是懸在空中。唯一的差別在於這個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不安全。對國家日益增強的依賴完全是不健康的症狀。它意味着整個國家很有可能成爲羊羣，一直要依賴牧羊人把它們趕到好牧場去。牧羊人的手下很快便成爲鐵棒，牧羊人自己則成了惡狼。當一個變態的自大狂宣稱“我負全責”時，德國上上下下都鬆了一口氣。這一幕是多麼令人痛苦！任何依然具備自我保護本能的人都十分清楚只有騙子纔會提出要爲他負責，因爲正常的人是絕不會夢想爲他人的存在負責的。滿口承諾的人必定一事無成。爲了實現自己的承諾，承諾過多的人就有可能不擇手段。從某個角度來說，福利國家的穩步發展無疑是件大好事。但換個角度來說，是福是禍也是未知的，因爲它剝奪了人們個體的責任，把他們變成了嬰兒和綿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危險是像德國所大規模發生的那樣，有能力的人會受到不負責任的人的利用。不管付出怎樣的代價，民衆的自我保護本能必須捍衛，因爲一個人一旦脫離本能的滋養根基就會變成隨風飄舞的牆頭草。這時候他就無異於一隻病獸，意志消沉，道德墮落，倘如沒有大災大難就無法恢復健康。
408 我承認，講這些話我覺得自己就像約瑟夫口中的那個先知。在羅馬人兵臨耶路撒冷城下的時候，他對這個城市的命運大聲哀嘆。但這對耶路撒冷毫無用處，羅馬弩炮射出的一塊石頭就結束了他的生命。
409 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但無法在地球上建一座天堂。即便可以，我們很快又會全方位地墮落。我們會樂此不疲地去毀滅自己的天堂，同樣還會愚不可及地對自己的所作所爲津津樂道。不僅如此，倘若我們湊巧是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我們就會堅信錯的都是“別人”，我們的自信心會處於一個低潮，以至於讓我們不會去考慮承擔責任，也不會爲任何事情負責。
410 這是一種病理性的、意志消沉的非正常心理狀態：我們的一面做出另一面（正派的那面）想要忽略的事情。這一面處於一種永不停息地抵禦着各種或真或假的指控的狀態。事實上，最主要的指控者並不是外界，而是我們心中的那個判官。由於這是老天試圖在進行治療，因此我們最好是不要過於堅持地去刮德國人的鼻子，這種事情人人都是很憎恨的，否則我們就會淹沒他們心中那個判官的聲音，也淹沒我們自己和盟軍心中的那個判官的聲音。倘若人們能夠意識到發現自身的罪惡是一種多大的豐富、能產生怎樣的榮譽感和精神尊嚴就好了！但是，似乎任何地方都看不到這樣的遠見在閃爍。相反，我們只會聽到有人企圖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曾經是個納粹”。對於自己給外部世界造成的印象，德國人從未坦然接受。他們憎恨別人不贊同自己，甚至討厭受到批評。自卑感讓人變得易怒，讓他們採取補償性的努力來改變別人的看法。因此，德國人要大出風頭，試圖贏得好感。他們無比沉着地展示了“德國效率”，以至於導致了恐怖統治和人質殺戮。德國人不再把這些事情視爲謀殺，因爲他們已經沉浸在對自身聲望的考慮當中。自卑感通常是卑劣情感的信號，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字遊戲。在全球取得的智力成果和科技成果無法彌補感覺上的自卑。用來裝扮這種自卑感的僞科學種族理論無法讓人們更能接受對猶太人的滅絕，對歷史的篡改也無法讓錯誤的政策顯得更值得信任。
411 這種現象讓人回想起尼采所說的“蒼白的罪犯”，這種稱謂是很貼切的。“蒼白的罪犯”在現實中顯示出了癔症的所有跡象。他就是不承認也無法承認自己的本來面目。就像無法控制自己不去引發罪惡一樣，他也無法忍受自己的罪惡。只要能避免見到自己，他可以屈從於任何一種自我欺騙的方式。這種現象確實到處都有，但沒有哪個地方像德國一樣似乎成了國民性。我絕不是第一個驚詫於德國人的自卑感的人。歌德、海涅、尼采對於自己的同胞會怎麼說呢？自卑的感覺決不意味着是不公正。只不過自卑指的並不是人格中可以看得見自卑的那一面或者那個功能，而是儘管只是遭到些許懷疑但確實存在的那種自卑。這種狀況很輕易就可以導致人格的癔症性分離，從根本上來說這就是一面不知道另一面在做什麼，只想跳過自己的陰影，尋找他人身上所有黑暗、卑劣和有罪的東西。因此癔症病人總是抱怨自己周圍都是不懂得欣賞自己的人，他們做任何事的動機都是不可告人的。他們抱怨身邊都是一幫卑劣的搬弄是非之徒，這羣下等人應該斬草除根，這樣超人就可以按自己高尚的完美水平來生活了。他們的想法和感覺會沿這樣的線路發展，這一事實就明證了其行動上的卑劣。因此，所有的癔症患者都會被迫去折磨他人，因爲他們不願承認自己的自卑而傷害自己。但是，由於沒有人可以從自己的皮囊中跳出來，擺脫自己，他們總是跟自己的邪惡靈魂肩並肩地站在一起——這就是我們所稱的癔症性神經症。
412 所有這些病理特徵：完全不瞭解自己的性格、自淫式的自我欣賞和自我辯護、對同胞的貶低和恐怖化（希特勒在談起自己人的時候是多麼不屑一顧）、對陰影的投射、撒謊、篡改事實、不擇手段贏得別人欽佩的決心、虛張聲勢、兩面三刀，這些都集中在一個在臨牀上被診斷爲癔症患者的身上，而奇怪的命運選中這個人做了德國政治、道德和宗教的發言人，並長達12年之久。這純粹是偶然嗎？
413 對希特勒的狀況更爲準確的診斷應該是幻想性謊言症。這種癔症形式的特徵是患者具有一種相信自己謊言的特異稟賦。這樣的人在短時間內通常會取得令人震驚的成功，正因爲此他們具有社會危害性。最具說服力的莫過於人們自己編造又深信不疑的謊言，或者是正義性被視爲不言而喻的邪惡舉動或意圖。不管怎樣，他們本身的說服力比好人好事，甚至比壞人和純粹的壞事要大得多。在所有外國人（除了幾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特例之外）的眼中，希特勒戲劇化、明顯是歇斯底里的手勢根本就是可笑的。當我親眼見到他時，他讓我想起具有特異功能的稻草人（把掃帚當作伸長的胳膊），而不是一個人。他的演講吵吵嚷嚷，聲調尖厲刺耳，有如婦人，真是難以理解爲什麼會讓人印象如此深刻。但是，如果這個人不是反射了德國集體性癔症的一個形象，德國人是決不會這麼徹底地陶醉和受其吸引的。人們斗膽把“精神病態性人格卑劣”這樣的標籤貼在一整個國家的人身上，這並非沒有深深的顧慮。但是，老天知道，只有這種說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這個稻草人對廣大羣衆所造成的影響。令人惋惜的缺乏教育、接近於癲狂的自負、十分平庸的智力水平，再加上癔症患者的狡獪和成人的權力幻想，所有這些都寫在這個煽動家的臉上。他所有的手勢都是做戲，是一個滿門心思只想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癔症患者所設計的。在公衆面前，他表現得就像是生活在自己傳記中的人一樣，是暢銷小說中那個陰沉的、半人半神似的“鋼鐵人”，是一羣對世界的瞭解來源於爛片中神化英雄的幼稚大衆眼中的完美形象。這些親身觀察讓我在當時（1937年）就斷定：當災難最終來臨時，它會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也血腥得多。理由是這個戲劇化的癔症患者和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騙子並不是在一個小舞臺上橫行，而是驅使着德意志國防軍的武裝部隊，他後面有德國整個重工業的支撐。德國內部只碰到了非常弱小、最終也毫無意義的反對之聲。這個有着8000萬人口的國家涌進了馬戲團，觀看着自己的毀滅。
414 在希特勒的最親密的助手當中，戈培爾和戈林並駕齊驅，都非常突出。戈林像個好人，是那種享受生活型的騙子，他那歡樂的令人生敬的氣質總能讓頭腦簡單的人傾倒。戈培爾的邪惡也不在戈林之下，是個危險的人物，是典型的咖啡館詩人和老千，身負殘疾，天生就打下了烙印。哪怕只有這個罪惡的三人組中的任意一個作爲夥伴，都足以讓所有本能沒有扭曲的人在自己身上畫三個記號了。但事實怎樣呢？希特勒被捧到了天上，甚至有神學家把他視爲救世主。戈林因爲性情軟弱而受到歡迎，沒有幾個人相信他會犯罪。許多人認爲撒謊跟成功是不可分的，成者王侯敗者寇，所以大家也忍受了戈培爾。同時期出現這樣的三個人真的是極限了，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惡魔是如何能夠上臺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自己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來進行審判的，而現在我們已經瞭解到了導致浩劫的那些事件。倘若缺乏1933年或1934年的信息，我們的判斷肯定會大相徑庭。當時，在意大利和德國，許多事情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似乎都傳達了有利於納粹政權的信息。其中一個不可否認的證據就是失業者的消失，之前他們都是成千上萬地在德國的公路上流浪。經過戰後的停滯和衰敗之後，從這兩個國家吹來的清新之風成了誘人的希望信號。與此同時，整個歐洲對這個奇觀的看法都跟張伯倫先生一樣，認爲最壞的打算也就是一場大陣雨。不過這種極端的貌似有理正是幻想性謊言症的一個獨特本事，墨索里尼也有點這樣（不過當他兄弟阿爾納多還活着的時候得到了剋制）。幻想性謊言症會用全世界最純潔無瑕的方式推出自己的計劃，找到最合適的詞語和最可信的證據，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表明其用意從一開始就是壞的。他們的用意甚至有可能是好的，真正的好。比如墨索里尼哪是白哪是黑，人們就可能很難在他身上畫一條明確的界線。只要謊言症存在，人們就無法確知欺騙的用意是否是主要動機。往往是“偉大計劃”起到主導作用，只有當碰到把計劃付諸實現這個棘手問題的時候，所有的機會纔會受到榨用，任何手段都沒有問題，原則就是“只要目的得當，可以不擇手段”。換言之，只有當大衆開始認真對待病態的說謊者時，事情纔會變得危險。比如說浮士德，他註定會跟魔鬼訂下協議，因而脫離正道。希特勒甚至很有可能也是大致如此——讓我們給予他受到質疑的權力！不過他臭名昭著的書一旦剝去舒瓦賓[3]有名的誇誇其談之後，就讓人懷疑，讓人不禁想問他是否早在上臺之前就被惡魔控制了。1936年左右，許多德國人都在問自己這個問題。對於元首有可能成了“邪惡影響”的犧牲品，他用“黑魔法”說了太多的胡言亂語等等，人們表達了擔心。顯然，這些疑慮來得太遲了。但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想象希特勒本人的用意可能一開始是好的，只是在發展過程中用錯了手段，或者說錯用了手段。
415 不過我要強調：總而言之，顯得可信是病態說謊者性格中的基本成分。因爲人們要形成自己的觀點並非易事，甚至經驗老到的人也是如此，尤其是當計劃還顯然處於理想階段的時候更是如此。因此人們幾乎不可能預測到事情將如何發展，張伯倫先生“讓它試試”的態度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政策。絕大部分的德國人跟外國人一樣被蒙在鼓中，因此很自然地立刻爲希特勒的演講所傾倒，因爲這些演講都巧妙地迎合了德國人（也不僅僅是德國人）的品位。
416 我們或許可以明白爲什麼德國人一開始會被誤導，但仍然難以理解爲什麼會幾乎完全不存在任何反應。難道沒有可以命令部隊做任何他們想做之事的軍隊指揮官嗎？那麼爲什麼他們會完全沒有反應？我只能把這解釋爲一種獨特心理狀態的結果，解釋爲個體身上一種暫時或慢性的性情，我們稱之爲癔症。
417 因爲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爲普通人會確切知道“癔症”的意思，所以我要這麼解釋：“癔症”性情構成了所謂的“精神病態性人格卑劣”的一個分支。這個詞絕不是暗指個人或民族在各個方面都“卑劣”，只是僅僅指存在一個獨立於所有其他性格的地方，這裏反抗最少，具有獨特的不穩定性。癔症性情是說所有心理中與生俱來的對立面，尤其是那些影響性格的對立面，都比一般人要更加分散。這種更大的距離產生了更大的能量張力，這就是爲什麼德國人具有不可否認的精力和幹勁的原因。另一方面，對立面之間存在的更大距離也產生了內心的矛盾、良知的衝突以及性格的不和諧——總之，出現了我們在歌德的浮士德身上所看到的一切。這個人物在本質上是如此貼近德國人，只有德國人才有可能創造出這樣的一個人物形象。在浮士德身上，我們看到了同樣的產生於內心矛盾和分裂的“對無限的渴求”，同樣的對於偉大成就世界末日式的期待。在他身上，我們體驗了心靈最崇高的翱翔，也體驗了心靈墜入到罪惡和黑暗深淵的過程。更爲嚴重的是，我們體驗到了一個沉重的下跌，由於浮士德跟魔鬼訂下的協議，他淪落爲一個江湖騙子和血跡斑斑的兇手。同樣，浮士德也是分裂的，他將“邪惡”以梅非斯托的外形放在自己的身外，在必要的時候作爲不在場的證據。他一樣地“對於所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即不瞭解魔鬼對腓利門和波息司所做的事情。我們從未覺得他具有真知灼見，沒看到他真正在懺悔。他對成功所公開或未公開宣稱的崇拜自始至終擋住了任何的道德反思，阻礙了道德衝突，從而讓人難以捉摸浮士德的道德人格。他從未獲得現實的性格：他不是一個真正的人，也不可能成爲一個真正的人（至少在這個世界不可能）。他始終是德國人想法中的人，因此也就是德國一般民衆的一個意象——只不過有點誇張和扭曲而已。
418 癔症的本質是一種系統性分離，是正常狀態下緊緊綁在一起的對立面鬆散開來了。這種情況甚至會發展到人格分裂的程度。在這種狀態下，左手實際上都不知道右手在做什麼。通常，癔症患者會讓人吃驚地無視陰影的存在，只注意到自己良好的動機。當不良動機無法再抵賴時，他們就成了喪失道德的超人和強人，幻想自己因偉大的目標而變得崇高。
419 對自己另一面的無知會讓人產生內心的不安全感。這個人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是個怎樣的人，他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如人，但又不想知道到底是哪裏不如人，結果是過去的自卑上又添新的自卑。這種不安全感是癔症患者威信心理的根源。他們必須讓人印象深刻、賣弄並堅持自己的優點，他們對於承認、仰慕、吹捧和被愛具有無法滿足的渴求，這一切的根源就是這種不安全感。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有些德國人在國內像狗一樣俯首帖耳，但一到國外就高聲喧譁、傲慢自大、粗魯無禮、言行不得體。這些都爲德國人在海外造成了很壞的名聲。不安全感也是德國人可悲地缺乏公民勇氣的原因，這一點曾受到俾斯麥的批判（我們只要回憶一下德國將軍們所扮演的可憐角色就知道了）。
420 浮士德身上極爲突出的現實缺失在德國人身上產生了相應的現實主義的缺失。他只是誇誇其談，吹耀着自己“冰冷的”現實主義，這本身就充分暴露出他患上了癔症。他的現實主義只不過是個姿態，是舞臺上的現實主義。他不過是在扮演一個具有現實感的角色。但他實際上想幹什麼？他想要不惜一切地征服整個世界。當然，他也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做到。但至少他可能明白這件事之前有過一次失敗。不幸的是，一個能通過謊言解釋失敗的似乎可信的原因馬上就創造出來了，而且立即得到人們的相信。有多少德國人相信了1918年“匕首偷襲”的神話？今天又有多少“匕首偷襲”的神話在流傳？在願望成爲謊言之父時相信自己的謊言，這是癔症一個衆所周知的症狀，也是自卑感的一個明顯標誌。人們會以爲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已經夠了，但卻還差得遠。光榮、征服和嗜殺就像德國人腦海中的煙幕，完全遮住了本來就模模糊糊的現實。在個體身上，我們將這種事情稱之爲癔症性朦朧狀態。當整個民族處於這種狀態之中時，她就會帶着夢遊者的自信跟隨通靈的元首爬上屋頂，最後是摔到街上，腰背折斷。
421 假設我們瑞士人發動了這樣一場戰爭，像德國人一樣把我們的經驗、所有警告和對世界的瞭解都盲目地拋到風中，最終走到在我們國家建立原版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地步。倘如有外國人聲稱瑞士人都一樣，全都瘋了，我們無疑會覺得十分不快，非常訝異。對於這樣的裁定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會覺得奇怪，但我們能否這麼說德國人？我不知道德國人自己是怎麼想的。我所知道的是，在瑞士處於新聞審查的年代時，我們是不允許大聲談論這些事情的。現在德國人被貶得這麼低，似乎出於對德國人的考慮我們也不能說。我想問一問，到底要到什麼時候人們才能斗膽形成自己的觀點？依我之見，過去12年的歷史就是一個癔症病人的病例表。真相不應該向病人隱瞞，因爲大夫在做診斷的時候是想要找到療法，而不是想傷害、貶低或侮辱病痛者。神經症或神經症性情並非恥辱，而是一種殘疾，有時候僅僅是一種講話方式而已。它並非致命的疾病，不過如果病人決意要視之而不見的話它就會惡化。當我說德國人在精神上有病時，這肯定要比說他們都是罪犯要好。我無意去刺激癔症患者那有名的敏感神經，但總有一個時候我們再也無法承受去粉飾令人痛苦的症狀，去幫助病人忘卻所發生的事情，而目的僅僅是爲了不打擾他們的病理性狀態。我不想挑釁心理健康、正直的德國人，懷疑他們是懦夫，躲避自己的形象。我們應當尊重他們，把他們視爲一個人，把真相告訴他們，跟他們說他們國家所發生的和德國人在歐洲所幹的可怕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我們的心，而不要隱瞞。我們受到了傷害，我們氣憤，我們沒有任何愛憐的感覺，而且任何的決心和意志力也無法將這些情緒轉變爲基督徒的“對鄰人的愛”。爲了心理健康、正直的德國人，我們不應當這麼做。比起讓人屈辱的忍耐，他們肯定更希望面對真相。
422 矇蔽真相永遠不能治癒癔症，不管是民族還是個人都是如此。不過我們能不能說整個民族都歇斯底里？我們可以像形容個人一樣形容一個民族或多或少地患上了癔症。即便是最瘋狂的人也並非徹底地瘋了，他有一部分的功能還是正常的，甚至還有可能有些時候他也是相當正常。癔症更是如此，它一方面是誇大其詞和放肆越軌，另一方面是軟弱和正常功能的暫時性癱瘓，除此之外真的就沒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了。儘管癔症患者處於病態之中，但他們幾乎是很正常的。因此，雖然我們可以將整體畫面描述爲歇斯底里，但也可以預期這個心理的政治實體有許多部位都是完全正常的。
423 雖然日耳曼人具有所有人類的許多人的特徵，但毫無疑問他們有着自己獨特的心理，因此而與其鄰國區分開來。難道他們沒有向全世界展示他們自認爲是優等種族、有權擯棄人類所有顧忌嗎？他們給其他民族貼上了劣等的標籤，不遺餘力地去清除他們。
424 鑑於這些恐怖的事實，以下這些也就是小事一樁了：讓優等種族轉勝爲敗，把劣等的分析運用到謀殺者而不是被殺者的身上。與此同時，人們要始終清楚自己在傷害着所有那些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民族在遭受磨難的德國人。傷害別人確實讓人痛心。但是，作爲歐洲人，作爲德國人的兄弟手足，我們受到了傷害。如果我們反過來傷害別人，我們的用意不在於折磨，而是像我之前所說的那樣是要挖掘真相。就像集體犯罪的案例一樣，對這種心理狀況的分析延伸到了整個民族，並且實際上也延伸到了整個歐洲，因爲歐洲的心理狀況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也決非正常。不管喜歡與否，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問題：我們的藝術，這一最能纖細入微地反映民族心理的方式，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要如何解釋現代繪畫中那些顯而易見的病態因素？無調性音樂？喬伊斯晦澀難懂的《尤利西斯》的深遠影響？在這些地方，我們早就有了在後來成爲德國政治現實的萌芽。
425 歐洲人，或者說所有白人，幾乎都不適合對自己的心理狀態進行判斷。他們都涉入太深。我一直想通過其他人的眼睛來看歐洲人。最終經過多次的旅途之後，我得以跟歐洲之外的人建立了十分親密的關係，可以通過他們的眼睛來看歐洲人。白人都緊張兮兮、坐立不安，老是匆匆忙忙、不穩定，而且（在非歐洲人的眼中）雖然他們具有讓自己產生無限優越感的精力和天賦，他們充滿了各種瘋狂的想法。白人對有色人種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儘管很顯然這不能成爲再犯任何新罪行的藉口，就好像一個人身處一大幫壞人之間並不能讓他成爲好人一樣。土著害怕歐洲人目光炯炯的凝視，在他們看來那就像魔鬼的眼睛。一個普韋布羅的酋長有次向我吐露心聲說他認爲所有美國人（這是他唯一知道的白人）都是瘋子，他對此給出的理由聽起來就像在描述中了邪的人。嗯，也許我們都是中了邪。有史以來我們第一次成功地全盤吞沒了原始人的萬物有靈論，並隨之消滅了讓自然具有生氣的靈魂。不僅諸神從他們的星球上被拽下來、改造成冥府惡魔，而且在科學啓蒙的影響之下即便是這一羣惡魔也淪爲可憐的殘渣，最終完全消失。而在帕拉塞爾蘇斯時代他們還在山林、河流和人類的棲息地快樂嬉戲。自遠古以來，自然界就總是充滿了魂靈。現在，我們第一次生活在一個剝奪了神、沒有了生命的自然之中。沒有人可以否認化身爲“神”的人類心靈的力量在過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啓蒙的這一動作或許毀滅了自然界的精靈，但沒有摧毀與之相應的心理因素，比如受暗示性、缺乏批判、恐懼、對迷信和歧視的傾向，總而言之就是所有那些讓中邪變得可能的特徵。儘管去除了自然的心理，但滋生魔鬼的心理條件依然像以前一樣活躍。惡魔並未真正消失，僅僅是換了一種形式：他們成了潛意識的心理力量。再次同化的過程跟自我的日益膨脹攜手並進，這在16世紀之後更是日趨彰顯。最後我們甚至開始關注心理，如同歷史所示，潛意識的發現是一段極爲痛苦的經歷。正當人們慶祝自己廢除了所有怪力亂神之際，結果這些鬼神雖然不再在閣樓或廢墟中游蕩，但卻在看上去很正常的歐洲人的頭腦中穿梭。到處都是殘暴、讓人着迷和麻痹的想法跟謬論，人們開始相信那些荒誕不經的事，就像中了邪一樣。
426 我們在德國所見到的現象就是傳染性瘋狂的首次爆發，是潛意識闖入了一個表面上秩序井然、寬容的世界。整個日耳曼民族以及不計其數的隸屬其他民族的民衆都席捲到了那場滅絕戰爭的血腥瘋狂之中。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德國人更是尤甚，他們允許自己像被催眠的綿羊一樣被頭號精神變態者趕到了屠宰場。也許德國人是命中註定有此一劫，因爲他們對於威脅到每個歐洲人的精神傳染表現出最爲無力的抵抗。不過，德國人的天賦或許也能讓他們成爲從尼采先知式的例子中得出有益結論的人。尼采在骨髓中是個德國人，甚至在其癲狂中深奧莫測的象徵主義上他都是德國人。正是精神變態者的脆弱促使他把玩“金髮野獸”和“超人”。導致這些病態幻想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勝利境地的自然不是日耳曼民族當中的健康因素。日耳曼性格中的脆弱，比如尼采的脆弱，證明就是歇斯底里的幻想所滋生的沃土，儘管我們必須記住尼采本人不僅天馬行空般地撻伐過日耳曼的庸人，而且他自己也歡迎各方的抨擊。又一次，德國人在這裏有了一個自我瞭解的寶貴機會，但又讓它溜走了。如果他們沒有向牛油與糖漿式的瓦格納學習就好了！
427 儘管如此，隨着1871年德意志帝國災難性的建立，魔鬼對日耳曼人先發制人了，用權力、擴張、民族傲慢這些迷人的誘餌吊着他們的胃口。這樣，德國人開始熟悉自己的先知，他們並不明白先知們的話，卻視之字字珠璣。因此，德國人讓自己受到這些災難性幻想的矇騙，臣服於撒旦古老的誘惑，而沒有運用自己豐富的精神潛能。由於他們內心對立面之間存在着比別人更大的張力，這些潛能本來是可以讓他們立於不敗之地的。但是，他們忘卻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把靈魂賣給了技術，將道德跟犬儒主義相交換，把最高抱負奉獻給毀滅的力量。當然其他人都是大致如此，但儘管如此確實是有些人被命運選中，他們沒有權力做這些事情，因爲他們應當爲獲取更崇高的寶藏而奮鬥。不管怎樣，日耳曼人並不是可以享受權力和財富而無須承擔責任的民族。我們想一想反猶太主義對日耳曼人來說意味着什麼：他們是想利用別人作爲自己所犯下的最大錯誤的替罪羔羊！這一個症狀就本應讓日耳曼人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錯誤的不歸之路。
42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本應開始反思，尤其是作爲歐洲神經中樞的德國。但人們的精神變得很消極，忽略了決定性的問題，而通過自我否定來尋求答案。宗教改革的時候是何其不同！之後德國的精神英勇地面對了基督教徒的需求，儘管其答案有點過於極端，這也是我們可以從德國人對立面的張力之中所能預期到的。但至少這股精神沒有在問題面前退縮。歌德也是一位先知，他在國人面前舉出了浮士德跟魔鬼簽訂協議並謀殺了腓利門和波息司的例子。倘若如布克哈特所說浮士德觸動了每個德國人靈魂中的那根弦的話，那麼這根弦必然一直都在迴響。我們在尼采的超人身上聽到了迴音。他不分是非道德地崇拜着本能，他的上帝死了，他認爲自己就是上帝，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離善惡六千英尺”的魔鬼。尼采身上女性的那一面，即靈魂，消失到哪裏去了？海倫在冥王哈得斯那裏消失，尤麗狄斯永不迴歸。我們已經目睹了受到拒絕的基督所註定遭受的嘲弄：罹病的先知自己成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往前追溯的話就是被遺忘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札格列歐斯。癲狂的先知讓我們回到了早已遺忘的過去：他在獵人尖銳的哨聲中聽到了命運的呼叫，這個獵人也就是沙沙作響的森林之神，是醉醺醺的狂喜之神，是被荒野動物的魂靈附體的狂暴戰士之神。
429 當尼采用思考先知式的方法迴應着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之時，他在精神上的兄弟，理查德·瓦格納也用音樂在做着同樣的事情。日耳曼民族的史前時代以電閃雷鳴之式令人驚駭地涌現了，填補着教會令人瞠目的缺口。瓦格納用《帕西法爾》來撫慰自己的良心（爲此尼采永遠不會原諒他），但聖盃城堡消失在一片未知之地。人們沒有聽到這個信號，預兆沒有被注意到。只有放縱的瘋狂流行起來，像傳染病一樣傳播。風暴之神沃旦大獲全勝。恩尼斯·榮格爾清晰地感覺到了這一點：在他的小說《在大理石懸崖上》中，一個瘋狂的獵人來到這片土地，帶來了人們即便在中世紀也前所未聞的一股中邪波濤。沒有任何地方像德國那樣讓歐洲精神得到最爲直白的表達，也沒有任何地方讓歐洲精神像在德國那樣受到最爲悲慘的誤解。
430 如今，德國嚐到了與魔鬼簽訂協議的後果，她體驗了瘋狂，像酒神札格列歐斯一樣被肢解，被自己的神沃旦的狂暴戰士強暴，爲了黃金和控制世界而被騙走靈魂，任由來自最底層的渣滓褻瀆。
431 德國人必須明白爲什麼整個世界都如此怒不可遏，因爲我們的期望是如此不同。人人都衆口一詞地承認他們的天賦和效率，沒有人懷疑他們有成就大業的能力，正因爲此人們的失望之情才越發濃烈。然而，德國的命運不能誤導歐洲人，讓他們產生一種整個世界的邪惡都集中在德國的錯覺。他們必須認識到：德國的浩劫只不過是歐洲普遍性的疾病當中產生的一個危機而已。在希特勒上臺很早之前，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就出現了精神嬗變的症狀。世界的中世紀圖景化爲碎片，統治世界的形而上的權威迅速消亡，最後在人類的身上重現。尼采不是宣稱上帝已死、他的繼承者就是超人——那個在劫難逃的走鋼絲的傻瓜嗎？預言在結束時總會迴歸起源，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心理法則。因此，當有人突然拋出上帝已死或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奇思怪想時，作爲精神結構一個動態部分的心靈的上帝形象就找回了主體，創造了產生“萬能上帝”的一個條件，也就是說所有那些獨屬於傻瓜和瘋子的特徵，因而導致災禍。
432 因此，整個基督教面臨着這個重大問題：曾經紮根於玄學的善和正義如今在哪裏能找到許可？難道決定一切的真的只是野蠻力量嗎？不管誰掌權他的意志就是最高權威嗎？如果德國戰勝，人們也許差點就會相信這就是最後的結局。但是，由於殘暴野蠻、聲名狼藉的“千秋帝國”只持續了幾年便灰飛煙滅，我們也許可以學到這樣的一課：世界上存在其他同樣威力無窮的力量，它們最終會摧毀所有暴力和不公之事，因此把根基紮在錯誤的道德原則上是得不償失的。但不幸的是，如同歷史所顯示的那樣，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萬事的發展並不總是這麼有理性的。
433 “全能的上帝”不會讓人變得神聖，只會讓人充滿傲慢，激起人身上所有的邪惡之物。他把人創造成邪惡的滑稽形象，讓人無法忍受這樣非人的面具，戴着這樣的面具近乎折磨，於是人去折磨他人。人本身就是分裂的，容易陷入無法解釋的矛盾當中。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看到了尼采“蒼白的罪犯”。命運讓每個德國人都直面自己內心的對應面：浮士德與梅非斯托正面相對，他再也無法說“這就是暴君的本質”了。相反浮士德必須承認：“那是我的另一面，是我的另一個我，是我很容易就能察覺的陰影，這無法再否認了。”
434 這不單單是德國的命運，而是整個歐洲的命運。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睜開眼睛，看到隱現在當代人身後的陰影。我們不必在德國人面前舉起魔鬼的面具。事實的語言再直白不過，如果還有人不明白的話，那他真是無可救藥了。至於說要怎麼處理這個令人恐懼的幽靈，人人都必須自己想辦法。要了解一個人自身的罪衍和邪惡的確絕非小事，忽略自己的陰影肯定也不會有任何裨益。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罪惡時，我們就站在了一個更爲有利的位置——至少可以希望去改變和改善自己。我們都知道，任何處於潛意識中的東西都是無法改正的：心理矯治只能在意識當中纔可進行。因此，對罪惡的意識可以成爲強大的道德刺激。在治療每一位神經症患者的時候，都必須要發現陰影，否則什麼都不會改變。在這個方面，我依賴於德國政治實體中那些依然健全的部分，從事實得出結論。不幸的是，假如沒有罪惡，就不會有心靈的成熟，精神境界也無法拓寬。梅斯特·厄克哈不是說了嗎：“因爲此原因，上帝願承受罪惡的衝擊，對其視而不見，將其大部發至天賦大任的人之身上。看！有誰比其追隨者更讓我主珍視、跟我主更親近？但他們統統犯下滔天大罪，都是不可寬恕的罪人。”
435 只要罪衍顯得很多，“恩典就顯得更多”。這種經驗帶來內心的改造，這也遠比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更爲重要，後者在那些無法與自己和諧相處的人的手中都是毫無價值。這一事實總是被我們忘記，因爲我們的視線總被周圍的情況所吸引，集中在它們身上，而沒有反省自己的真心和良知。每個煽動者大聲嚷嚷地指出外部世界有哪些東西不對勁時，他們都是在利用人的這一弱點。但這個世界最主要和實際上唯一不對勁的東西就是人。[4]
436 如果說今天德國人在外面日子不好過，那麼命運至少給了他們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將視線轉向內心的人。這樣，他們或許可以彌補我們整個文明都犯下了的疏忽之罪。外部世界已經做到了所有可能的事情：科學已經精進到令人無法想象的地步，技術成就幾乎達到了難以解釋的完美程度。但理應合理利用這些進步的人怎麼樣呢？人被理所當然地視爲沒有問題。沒有人停下來想一想人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其實都沒有完全適應這些變化。像大自然所有無憂無慮的孩子一樣，人開始把玩這些危險的玩具，完全沒有察覺到潛伏在身後的陰影。他們打算貪婪地抓住這些玩具，用它們來對付仍處於幼稚狀態和潛意識中的人性。跟那些陷入其他德國人毒手中的德國人比起來，又有誰更能直接地感受到陷入黑暗力量中的無助感和被遺棄感呢？
437 如果集體罪惡能得到理解和接受，那麼我們就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是，單單靠理解是治不好神經症患者。同樣，只有理解和接受還不能稱其爲療法。問題依然存在：我要怎樣跟這個陰影共處？不管有怎樣的邪惡我都要能生活下去，這需要什麼樣的態度？爲了找到這些問題的合理答案，必須徹底重建精神。而這是無法免費施捨的，每個人都必須自己努力去實現。過去曾經有效的老辦法再也不能奏效了。永恆真理是無法機械傳播的，每個時代它們都必須從人類心靈中重生。
[1]［最初以“Nach der Katastrophe”爲題發表在《瑞士新評》（蘇黎世）。中，n.s., XIII（1945年），第67-88頁。後在《當代事件論文集》（蘇黎世，1946年）中重印，第73-116頁。之前由伊麗莎白·威爾斯翻譯，收入《當代事件論文集》（倫敦，1947年）中，第45-72頁。——英編者］
[2]［本文之前的那篇論文。］
[3]［舒瓦賓是慕尼黑一個放蕩不羈的藝術家聚居區。——英編者］
[4]英文版《榮格文集》，伊凡斯譯，II，第18-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