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20世紀的見證者；他，創立了自己的心理治療學派；他，是人們心目中完成不可完成之事（在納粹集中營中倖存下來）的典範代表——他就是維克多·E.弗蘭克爾。1905年弗蘭克爾出生於維也納，如今，他站在世紀的交點，回首走過的這個百年——他經歷過、痛苦過，用自己的作品影響過的20世紀。

1995年3月26日是維克多·E.弗蘭克爾90週歲生日，值此之際我們推出他的生活回憶錄。早在幾年前，弗蘭克爾就開始陸續寫下了他過往生活的片段，本來並未計劃出版，後來他考慮到以往出版的都是清一色的學術著作，遂決定寫一本以他個人為主題的書，記錄他生活中的一些際遇，作為自己的第31本作品問世。這本回憶錄特地保留了作者發散式聯想的寫作風格，從而讓讀者能夠更加直觀地感受這位20世紀精神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的個人魅力。

在與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本書得以面世。儘管年事已高，為疾病困擾，弗蘭克爾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本書的寫作中，最終在他90歲生日之前完稿。

本書的問世，首先要感謝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夫人艾麗·弗蘭克爾女士，她不僅親手將本書的手稿整理打印出來，而且在弗蘭克爾先生整個撰寫過程中都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幫助。另外，我們還要感謝哈拉爾德·莫利，他在本書成書過程中提供了極大的支持。最後，我們當然還要特別感謝本書的作者弗蘭克爾先生，沒有他，也就沒有本書的問世。

馬丁娜·加斯特-甘普

1995年2月，慕尼黑

我的母親出身於捷克布拉格一個歷史悠久的貴族世家，布拉格的德語詩人奧斯卡·維納[1]就是她的叔父，他因成為梅林克[2]的小說《戈倫》中的人物而被後世記住。我曾親眼目睹他如何在泰雷津（Theresienstadt）集中營中死去，那時他已雙目失明很久。此外，我母系家族的祖先還可以追溯到12世紀的拉什[3]，以及被尊稱為“馬哈拉爾”[4]的那位來自布拉格的“崇高的勒夫拉比”——我正是“馬哈拉爾”的第十二代子孫，這些都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從族譜中看到的。

我差點兒就在維也納那家著名的喜樂咖啡館（Café Siller）裡降生到這個世界——那是1905年3月36日，一個美麗的春日的星期天午後，我的母親在那裡開始感到腹中陣痛。我生日那天恰好是貝多芬的忌日，所以我的一個同學曾滿懷惡意地說道：“可真是禍不單行啊。”

我的母親心地善良且信仰虔誠，所以真不知道為什麼我小時候會像別人說的那樣“很討人嫌”。她說我很小的時候，每次她都得唱那首搖籃曲《很久很久以前》，我才肯入睡，而歌詞是什麼根本無所謂。她那時總是這麼唱：“安靜地睡吧，你這個纏人的小惡魔……很久很久以前……”只要曲調對了就行。

我很眷戀父母的家。我剛開始在醫院工作的頭幾個禮拜、頭幾個月，甚至可以說是頭幾年，醫院換來換去，而每次在醫院值夜班時，我都會特別想家。剛開始我會每個星期回家一趟，之後是每個月一次，再後來，至少每年的生日我都要在家裡度過。

我父親在泰雷津集中營去世之後，只有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從那時起，每次我見到母親或是與她告別，都會在她的臉頰上留下一個吻，這對我而言似乎是一個承諾：即使我們有一天不能再見面，至少我們相聚的時刻是美好的。

而這一天終究還是來了。那天，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Tilly）要被轉押到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我去與母親告別，臨走時我請求她：“保佑我！”我永遠也忘不了她從內心深處發出的熾熱的嘶吼：“好！好！我保佑你！”然後，她為我向上帝祈禱。大概一星期之後，她也被押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那兒直接被送進毒氣室。

在集中營裡我常常會想起母親，每次我都會想象與她重逢的情景。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象，我會跪下去，親吻她的裙襬，這將是多麼美好的景象啊。

如果說我的母親是一個虔誠善良的人，那麼我的父親在性格上則剛好相反，他為人嚴厲且極具責任感，堅守自己的原則。在他的教育下，我也成為了一個完美主義者。記得以前每個星期五晚上，他都會要求我和哥哥用希伯來語念一段禱文。只要我們唸錯一點——大多數時候都是如此，我們就得不到任何獎勵，當然也不會因此受罰。如果我們完全準確地念出來，就會得到10赫勒[5]，但這種情況一年也沒有幾次。

如果父親不是有時暴躁易怒的話，那麼他可以說不僅是紀律嚴明的斯巴達主義者，也可以說是恬淡寡欲的斯多葛派。有一次，他在暴怒中打我，把手杖都給打斷了。儘管如此，在我眼中父親一直是正義的化身，他始終庇護著我們，給予我們安全感。

整體來說，我像我父親，而從我的性格結構上看，我從母親那兒遺傳的性格特徵，與我性格中父親的那部分形成某種對立。有一次，因斯布魯克大學精神病學醫院的一位心理學家為我做了羅夏墨跡測驗，他說從未見過像我這樣將如此極端的理性和強烈的感性集於一身的人。我想，前者應該是遺傳自我的父親，後者則是來自我的母親。

我父親出生於南摩拉維亞（Südmähren），當時那裡還是奧匈帝國的領土。他是一個貧苦的訂書匠的兒子，一路受苦捱餓地讀完高中，進入大學攻讀醫學，後來卻為生計所迫，不得不放棄學業，進入政府部門做公務員，最後還做到了社會部的局長。在他在泰雷津集中營餓死之前，有人看到這位局長先生正從一個空桶中撿拾，並刮下殘留在土豆皮上所剩無幾的可吃的東西。後來，我從泰雷津被轉押到奧斯維辛，然後又被轉至考弗靈（Kaufering）集中營，那時我被極度的飢餓折磨得幾乎死去，終於能夠體會到當時我父親的感受了——有一次我自己就從冰凍的土地裡徒手挖出一塊小得可憐的胡蘿蔔。

有段時間，我父親曾擔任約瑟夫·瑪利亞·馮·貝爾恩賴特[6]部長的私人秘書，這位部長那時正在寫一本關於刑罰改革及他個人遊美經歷的書，於是在他波西米亞莊園裡，他口述這本書的內容，讓我父親記錄下來——我父親曾在議會裡做過10年的速記員。有一次部長髮現我父親總是拒絕與大家共餐，感到很奇怪，便問他原因。父親解釋說他只吃符合猶太教規的食物——直到一戰之前，我們家一直堅持這一習慣。部長知道之後，便讓司機每天兩次到鄰近的鎮子為我父親購買這種食物，此後我父親再也不用每天靠麵包、黃油和乳酪度日了。

在當時我父親工作的部門，有一次某個部門主管要我父親去做會議記錄，我父親拒絕了，因為當天是猶太教的一個重大節日——贖罪日。在那一天猶太人必須齋戒24小時並做禱告，當然也不準工作。這位主管威脅要給予父親紀律處分，但是父親仍舊拒絕在贖罪日工作，最後受到了處分。

我父親雖然篤信宗教，卻也不乏批判精神，他其實很有可能成為奧地利第一位猶太教自由派領導人，也就是後來在美國被稱為“猶太教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簡單地談了父親的那些原則之後，再來說說他的斯多葛派特徵。我們從包邵茨維辛（Bauschowitz）火車站去往泰雷津集中營時，父親把他僅存的一點財物裝在一個大帽盒裡背在身上。途中，一群人惶恐不安，父親幾次微笑著對大家說：“振作點兒，上帝會幫助我們的。”對於我的性格來源我就說這些。

我父親的先祖應該是阿爾薩斯—洛林人。當初拿破崙率領他的軍隊徵戰歐洲，他的軍隊行進到我父親的家鄉——南摩拉維亞的一個位於維也納和布爾諾之間的小城，並駐紮在那裡。其中一個士兵向當地的一個姑娘打聽某一家人，那姑娘說他說的正好是她們家，於是士兵便去姑娘家裡借宿，並說他是從阿爾薩斯—洛林來的，但他的先祖是從這裡移民過去的，那裡的親戚要他尋找並問候這家人——這名士兵的先祖移民的時間大概在1760年左右。

在我偷偷攜入泰雷津集中營的幾樣東西中，有一小瓶嗎啡。當父親飽受晚期肺水腫的折磨、快要窒息而死時，我為他注射了嗎啡來減輕痛苦。他那時已81歲高齡，餓得不成人形，而直接導致他死亡的卻是二次肺炎。

我問他：“你還覺得疼嗎？”

“不疼了。”

“你還有什麼願望嗎？”

“沒有。”

“你還有什麼想對我說的嗎？”

“沒有。”

我吻了他，然後離開。我知道，我此生再也見不到他了，但我並不感到難過，胸中湧入一種奇妙的感覺：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我為了父母而留在維也納，現在又陪伴父親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並讓他免受臨死前的痛苦折磨。

父親離去後，他的生前好友費爾達拉比來集中營探望悲痛欲絕的母親。那時我也在場，他安慰母親說，我父親是一個真正有道德和正義感的人。這證實了我從小對父親的看法：正義感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徵之一。他的這種正義感是植根於對上帝的虔誠信仰上的，否則，我們很難理解他為何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一切都按照上帝的安排！”

再來談談我人生的起點——我出生的時候。我是在切爾寧街6號出生的，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父親有一次告訴我，個體心理學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博士，曾在切爾寧街7號，也就是我家斜對面住過一段時間。這麼說來，第三維也納學派——意義治療的誕生地和第二維也納學派——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的誕生地可以說是近在咫尺。

布拉特街在我們街區的另一面，沿著這條街走一小段，就到了奧地利第二國歌的誕生地，也就是小約翰·施特勞斯創作《藍色多瑙河》的那棟房子。

意義治療的最初構想是在我出生的房子裡形成的，而其成書則是在我回維也納之後所住的另一所公寓裡。由於我的工作室位於整套公寓的一個半圓形的角落裡，再加上我著書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陣痛”，所以我將其戲稱為“半圓產房”。

我3歲時就立志長大後成為一名醫生，這大概讓我父親覺得很高興。那個時候，孩子們普遍流行的職業理想是船員或軍官，而我很容易地就將自己的醫生夢想與之結合起來，一會兒希望將來成為船醫，一會兒希望成為軍醫。不過，除了醫療實踐之外，我小時候還對研究工作頗感興趣。記得4歲時，有一次我對母親說：“媽媽，我知道藥是怎麼發明出來的了！我們只要找來一些想要自殺又剛好生病的人，給他們各種各樣的吃的喝的，比如鞋油、石油之類，如果他們活下來了，就表示我們發明瞭治療他們疾病的新藥了。”可是即使這樣，現如今我的一些批評者還說我缺乏實驗精神！

大概也就是在我4歲那年，有一天晚上快入睡時，我突然被腦海中出現的一個念頭嚇壞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會死。此後，讓我用一生的時間苦苦思索的，不是對死亡的恐懼，而是這麼一個問題：既然生命如此短暫，那它的意義何在？最後，我終其一生探索得出的答案就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死亡本身讓生命變得有意義。最重要的是，生命的短暫並不會抹殺它自身的意義，因為過去的事情並不意味著永久的消失，而是被保存起來——過往的一切在消逝之前，就被保存在了“過去”。我們的一切所作所為、所學所感，都被存放到“過去”之中，任何人、任何事都無法使它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我的童年有兩件沒能實現的心願：我想成為童子軍，並擁有一輛自行車，可是這兩件事都因為一戰的爆發而成為泡影，令我憂傷不已。不過，那時還有一件我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卻出乎意料地實現了：在城裡公園和遊樂場的幾百個小孩裡，有一個公認最強壯的小孩和我摔跤，卻被我用“肘擊鎖頸”式功夫撂倒在地。

在我稍大一些時，我一直想寫個短篇故事，情節是這樣的：有個人弄丟了自己的筆記本，找得快發瘋，後來有人撿到並還給他，不過這個拾金不昧的正派人卻很想知道，那筆記本的日曆上有些奇怪的標記到底是什麼意思。最終真相大白，原來這是一些提示性標記，用來提醒筆記本的主人一些特別幸運的“個人紀念日”。譬如在7月9日這天的日曆上標記著“布爾諾火車站”，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是說，有一年的7月9日這天，當時他只有兩歲，在布爾諾火車站的站臺上，他趁著父母不注意爬到火車鐵軌上一列待發的火車前，直到火車離站的汽笛響起，他的父母才看到他。他父親迅速地把他從鐵軌上抓上來，就在這時，火車開動了，真是太幸運了！謝天謝地我如此安排情節，因為這個小孩其實就是——我自己。

童年時我有一種備受保護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自然不是通過哲學思考獲得的，而是來自我生活的環境。大約在我5歲那年——這件事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時我們在海恩費爾德（Hainfeld）消夏，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我半夢半醒，雙眼還未睜開，心中忽然被一股無法言喻的愉快神聖的情感所充盈，感覺自己被保護、被珍視。當我睜開雙眼時，看見父親正站在我面前，彎下腰對著我微笑。

再來說說我的性成長。我很小的時候，有一次我們一家到維也納森林公園遊玩，路上我和哥哥撿到一沓明信片，上面印著些色情圖片。我倆對此既不驚喜也不惶恐，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母親氣急敗壞地把它從我們手中搶過去狠狠撕掉。

後來，我大概8歲時，“性”被籠罩上一種秘密的色彩。這得怪我家裡那個活潑漂亮的女傭，她有時會向我和哥哥（單獨或一起）展示她的身體。比如，她會躺在地板上假裝在睡覺，然後誘惑我們和她玩這種遊戲。事後她總是再三叮囑我們，這件事情絕不能讓父母知道，它是我們三個人之間的秘密。

之後幾年，每當我做錯了什麼事（當然，我指的是與性無關的錯事），都會很害怕，因為家裡的女傭經常晃著食指警告我說：“小維克，要聽話，不然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訴媽媽！”這句話就足夠讓我乖乖的了——直到有一天，我聽到母親問她：“那秘密到底是什麼？”女傭回答：“噢，沒什麼，只不過是他偷吃了點兒果醬！”所以，我說她一直警惕我會走漏什麼風聲，絕不是空穴來風。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對父親說：“爸爸，我沒跟你說過，瑪麗昨天帶我去布拉特街坐旋轉木馬了，對不對？”我想用這種說話方式來表明我要保守秘密。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這樣說：“爸爸，我沒跟你說過，我昨天摸了瑪麗的身體，是不是？”

後來終於有一天，我開始弄明白性與婚姻的關係，不過那時我還不清楚性與生育之間的聯繫。那時我已經上中學了，我告訴自己，如果我結婚了，不會在晚上的時候直接睡覺，因為我不想錯過“好事”——那件大家稱之為“同床共枕”的事。我心想，大家真的會那麼笨嗎？會笨得直接上床睡覺而錯過那麼美妙的事情？我對自己說，一定要清醒地享受這件事情。

另一次，我們一家在波滕施泰因（Pottenstein）避暑，有一個女老師和我父母是朋友，就常常過來陪著我們這些小孩子。她戲稱我為“思想家”，可能是因為我喜歡向她提問，而且總是不斷地冒出新的問題，沒完沒了。當然，我認為我當時並不是什麼偉大的思想家，不過倒可以說是一個在思想上刨根問底的探索者。

也許可以稱為苦思，或者說得好聽一點，可以稱為蘇格拉底式的自省，不管怎樣，我小時候，每天早上在床上吃過早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喝過咖啡之後，總會花幾分鐘時間思考人生的意義，特別是接下來這一天的意義，或者更確切一點，這一天對於我的意義。

這讓我想起了在泰雷津集中營的一件事：一個來自布拉格的大學講師給我們幾個同行做智商測試，結果顯示我的智商水平高於平均值。這個結果讓當時的我很沮喪，因為如果我在外面的話，還能利用自己的智商優勢有一番作為，可是如今我被關在集中營裡，這一切就變得毫無意義。

說到智商，每當我聽到別人有一個新想法，而那其實是我早就想到的，我就會覺得很好笑。但這種情況也不會讓我感到不自在，因為在我看來，這些成果我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而別人卻是費了很大心血才取得的，所以他們將自己的辛勤勞動成果發表，並因此成名，都是順理成章的。實際上，就算有人因我的想法而獲得諾貝爾獎，對我來說也無所謂。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對自己要求很多也很高，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些要求我都能達到。不過我認為，我能夠取得成功，首先應當歸功於這種自我要求——如果說我有什麼成就的話。如果有人問我成功的秘訣，我通常會這麼回答：“我堅持一個原則：即使做很小的事，也要像處理大事一樣用心；即使做很大的事，也要像對待小事一樣冷靜。”所以說，即使只是在討論會上做一個簡短的評論，我也會認認真真地準備好發言內容並做好筆記；如果是要面對幾千人發表演講，我也是小心翼翼地準備講稿、列好提綱，然後就像對著十幾個人的討論會一樣，沉著冷靜地講出我要演說的內容。

還有一點：我做任何事都儘可能提早完成，絕不會拖到最後一刻。這樣一來，當我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時，就不會在拼命工作的同時，還要因擔心完不成任務而忐忑不安。而第三個原則是：不僅要提前做事，而且要把麻煩的事放到前面先做，換句話就是：提前搞定它。當然，我也並不總是能遵循這些原則。我年輕時在瑪利亞—泰雷津堡醫院以及施泰因霍夫醫院做醫生，每到星期天總喜歡跑去看雜耍消磨時間，雖然看得興致盎然，卻總有一種負罪感——其實我應該好好待在家裡寫論文的！

不過自從經歷過集中營的日子，這種生活習慣就慢慢改變了，我犧牲了無數個週末，用來口述我的著作。我學會了珍惜時間，是的，甚至可以說吝惜時間，但只有這樣，我才能有充裕的時間去做真正重要的事。

儘管如此，我還是得承認，我並不總是能堅守我的原則，而這自然也會令我大為惱火——極為惱火，甚至一連幾天都不跟自己說話。

前面我提過，我是一個理性主義者，極為理智；不過我也說過，同時我還是一個情感極為豐富的人。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我還沒被關押進集中營，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很刺激的夢。那時有大量精神病患者被強制執行“安樂死”，我在夢中看到一些人站成一排等待被送進毒氣室處死，出於對他們的同情，我見狀略一思索便毅然加入了他們。看，我的行為與那位著名的波蘭兒童醫生雅努什·科爾恰克（Janusz Korczak）的做法真是不謀而合，後者在二戰時主動跟隨自己撫養的孤兒們進入毒氣室，只不過科爾恰克醫生是真正這麼做了，而我只是做夢想想罷了。

我只能說，我完全理解他的選擇，而在我身上為數不多的幾個好品質中，其中一個就是：我總會記住別人的好處，忘記別人的壞處。

我在生活中有什麼願望嗎？我只記得，讀大學時我總是希望擁有更多，比如能夠有一輛汽車、一棟房子以及成為一名大學編外講師。後來，我如願有了一輛自己的車，房子的願望則落空了（不過後來我倒是為我的女兒女婿購置了房產）。我也終於進入大學任職，還是一位出色的大學教授呢。

至於還有什麼想做的事，我倒可以很明確地說出來：我想去阿爾卑斯山登山。以前我的旅伴魯道夫·賴夫曾邀請我一起去，不過我當時在施泰因霍夫醫院工作，根本沒有時間休假。此外，登山還是我心目中最刺激的三件事（征服一座新的山峰、賭博和顱部手術）之一。

正如大家看到的，我總能經受住生活中的各種傷害和責難，這大概要歸功於我自身的一種生活態度。我一直這樣告訴別人，同時自己也這麼做：當你遭受到什麼磨難，屈下雙膝（當然是在腦海中）並禱告上蒼，在以後的歲月中不會再遇到比這更糟糕的事情。

在這樣的困境中，我們在心中不僅要對自己所珍視的價值進行排序，還要建立一個對我們所摒棄的無價值的等級秩序。在泰雷津集中營廁所的牆上，我曾看到過這麼一句話：“無視一切，併為每一件狗屁事兒喝彩。”是的，我們要看到積極的一面，至少那些想要藝術地生活的人需要如此。

我這裡說的不光是那些我們以後想竭力避免的事情，還有那些我們過去已經擺脫掉的倒黴事。對於後一種情況，那些幸運的傢伙要心懷感恩，並常常回憶品味一下，最好像我前面提到的那個丟了筆記本的小孩子一樣，為這件事設立一個紀念日。

說到這兒，我年輕時還曾想寫另外一個短篇故事——在我大概十三四歲的時候。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有個人發明瞭一種藥，誰吃了它，就會變得無比聰明。醫藥公司盯上了這種藥，瘋狂地尋找它的發明者，卻一無所獲。原來，這個發明者已經吃了自己的藥而擁有了無窮的聰明才智，可是他不想自己的成果被貪婪的商人利用，成為盤剝大眾的商業工具，於是躲進原始森林，獨自一人悠哉度日。我一直未將這個小故事寫成文章，倒是還記得我為它寫的兩首詩，那時我應該是15歲。其中一首詩是：

我做了一個關於存在和生命的夢：

我看見兩顆星從天幕滑落，

兩顆星，想結為一體。

願望雖美，卻是

表象的負擔！

兩顆星越來越小，

可是遠遠地

我看見它們合而為一。

我不斷說服別人，這第二首詩是節選自印度玄學典籍吠檀多[1]，它是這樣寫的：

我的精神掙脫了枷鎖：

掙扎著，我的精神攫走時空，

墜入無盡的永恆，

擁抱永恆的無窮，

它是博大的統一

踏上了萬物之基。

如果一個人不光有豐富的精神世界，而且富有機智，那他就會嚐到甜頭。舉個例子，在我參加博士學位口試時，馬雷施教授提問我，胃潰瘍是如何形成的，我援引了之前在一個講稿中看到的某個理論進行回答，接著他又問：“很好，不過還有其他的理論也能回答這個問題，你知道有哪些嗎？”

我答道：“當然知道。”接著又介紹了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是誰提出的？”他接著問。

我支支吾吾地說不出來，終於他沒再難為我，說出了某個很有名的人的名字。

“哦對！”我說，“我怎麼會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呢！”

不過實際上，我壓根兒沒有聽過這個理論，它是我在考場上隨口編出來的。

幽默的語言當然少不了俏皮話，也就是精心設計的文字遊戲。著名的登山愛好者魯道夫·賴夫是我多年的旅伴，二戰前他是多瑙河流域阿爾卑斯山登山協會的會長，每次我們和登山協會的其他成員一起去登山，他總會喊我“瘋子大夫”（Narrendoktor）——我是一名精神病科醫生。當時我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工作，每次見面，他都不會正經地稱呼我“醫生”，而是在前面加上“瘋子”作修飾詞。終於有一天我忍無可忍，當著所有登山隊友的面警告他說：“聽著，賴夫先生，如果你繼續叫我瘋子大夫的話——知道我會怎麼稱呼你嗎？施泰因霍夫的賴夫（Steinhofreif）！”

前面說到，他叫賴夫（Reif），德語意為“成熟的，有準備的”，在維也納人們會用這個詞指代瘋子，因為瘋子就是“準備好可以送進精神病院的人”，所以“施泰因霍夫的賴夫”意思就是“可以送進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的傢伙”！從那之後，賴夫先生再也不敢喊我“瘋子大夫”了。

玩弄文字遊戲，有時需要創造新詞。 1961年我在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有一天講課，因為天熱教室的門都開著，一隻狗突然跑進教室裡來，四處打量了一下，又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它吸引了，我也不例外。因為事發突然，大家都有些愕然，誰也沒有發出笑聲，這時我發話了：“這就是我們所謂的‘dogotherapy’。”我這麼說，是因為當時我正在講授的內容是“意義治療”（logotherapy）。

還有一個例子，我自己沒車的時候，總是對別人說：“你知道嗎？我通常都是坐‘他動車’（Heteromobil）出門，也就是我不自己開車，而是讓別人捎我一程。”[1]

有時候不用創造新詞也能達到一語雙關的效果，比方說，如有別人要為我的茶續杯，而我不想再喝時，我會說：“你知道嗎，我是個一神論者（Monotheist），所以我只喝一杯茶。”[2]

在演講時，幽默的話語不僅能使整個氛圍更輕鬆，還能在接下來的自由討論中削弱對手的立場，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有一次我受邀在格拉茨的施泰爾秋季藝術節[3]開幕式上發表演講，我想指出我不僅有資格談論醫學，也有資格談論哲學，但是又不想太高調，顯得像在炫耀我同時擁有醫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於是我說：“女士們，先生們！我同時擁有醫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但是我通常不提這事，因為我在維也納的那些親愛的同事——據我瞭解，他們絕不會說，弗蘭克爾是個雙料博士，而只會說，他是半個醫生。”

說到自由討論，有一次我在慕尼黑的藝術學院做完演講之後，觀眾開始提問，其中有一個年輕人頗具挑釁地問我：“弗蘭克爾先生，你今天談論的是性，可是像您這麼忙碌的教授，每天不是上課就是開討論會，哪裡會有時間過健康自然的性生活呢，甚至都沒空搞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吧？！”

“這位朋友，是這樣的，”我答道，“你的話讓我想起維也納的一個古老的笑話：有個人碰到一個麵包師，在聊天中得知麵包師有10個孩子，特別驚奇地問道：‘哎，那你到底什麼時候烤麵包呢？’”聽到這兒，觀眾都笑了起來。

我接著說：“你的問題也是這樣。難道你覺得，如果一個人白天忙著學術工作，那他晚上就無法過正常的性生活了嗎？”這時觀眾轉而開始笑那個年輕人了。

還有一次是在美國一所大學的神學院演講後的自由討論環節，那次我並不想讓別人尷尬，而是想讓自己免於尷尬。當時有人問我對於著名神學家保羅·田立克[4]所說的“上帝之上的上帝”（The God above the God）的概念的理解，實際上，我並不瞭解這個概念，卻仍然平靜地回答：“我想，如果我敢回答你這個關於‘上帝之上的上帝’的問題，這豈不是在說，我認為自己是‘田立克之上的田立克’了嗎？”

我不光樂於開玩笑，還喜歡笑話。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想著要寫一本專門研究笑話的形而上學的書。我知道的最好笑的一個笑話是這樣的，一個人來到一個住了很多猶太人的波蘭小鎮，他想去妓院，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問別人妓院的位置，於是他便問路邊一個穿著長袍的猶太老者：“請問你們的拉比[5]住在哪兒？”

老者回答說：“在那兒，那棟綠色的房子裡。”

“什麼？”這個人裝作一副很驚訝的樣子，“那位德高望重的拉比竟然住在妓院？”

老者立馬斥責他：“你胡說什麼！妓院明明是前面那棟紅色的房子。”

“謝謝。”那人與老者告辭，高興地朝妓院走去。

其實我們醫生與病人談話時，不也常常使用這種方式嘛。剛做醫生沒多久，我就掌握了這種對話方法，比如，如果我想知道一位女性患者的病史，不要問“您墮過胎嗎？”，而是要問“您流過幾次產？”。

再比如，千萬不要這麼問一個男性病人，“您染過梅毒嗎？”而要問“您接受過幾次梅毒病治療？”。

還有，我們也不要問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聽到有人在和他說話，而應該問“那個人跟你說了些什麼？”。

有個諷刺心身醫學的玩笑編得很棒：有個人因為患了頭疼、耳鳴、腦部充血的毛病而被轉診到精神分析師那邊，他去看精神分析師的路上經過一家服裝店，突然想起需要一件新襯衫，就走進店去要售貨員拿給他某種樣式的襯衫。

“你要多大碼的？”售貨員問。

“42碼。”他答道。

“相信我，你應該穿43碼的。”

“別多說了，就給我拿42碼的好了。”

“好吧，不過要是你到時候感到頭疼、耳鳴、腦部充血的話，不要感到奇怪。”

還有一個笑話可以很好地解釋什麼是藥物精神病學，一個納粹軍官坐在一個猶太人的對面，那個猶太人拿出一條鯡魚來吃，吃到最後只剩下魚頭，便把魚頭小心翼翼地裝回袋子裡收好。

“你為什麼這樣做？”納粹軍官好奇地詢問。

“魚頭裡有魚腦，我把它帶回去給孩子吃，他們吃了會變聰明。”

“你能不能把魚頭賣給我？”

“當然可以。”

“多少錢？”

“一馬克。”

“給你一馬克。”納粹軍官買了魚頭，馬上吃了下去。

5分鐘後，納粹軍官非常生氣地質問猶太人：“該死的猶太佬！一整條鯡魚才賣一毛錢，魚頭你卻賣我一馬克[6]！”

猶太人平靜地說道：“你看，那魚頭確實管用吧。”

治療病因和單純的治療病症是不同的，或許我們可以藉助一個笑話解釋二者的區別：有個人外出度假，但每天早晨都會被一隻公雞吵醒，於是他去藥店買了些安眠藥，加進公雞的飼料裡。看，這就是治療病因！

如果要談一個人的性格和品性，就不得不提他的愛好。就我個人的愛好而言，首先我想說的一點就是，咖啡對我實在是太重要了。每次講學旅行，我四處奔波在各地做演講，都必須隨身攜帶含咖啡因的藥片，以便在沒有條件喝濃咖啡時嚼上一片提神。有一次我去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的格蒙登小鎮做演講，去講堂之前我匆匆走進一家咖啡館，點了一杯在維也納被稱為“卡布茲納”（Kapuziner）的咖啡帶走——這是一種加奶很少的濃咖啡，顏色很深近乎深棕色，類似嘉布遣會修士的袍子，因此得名；[1]可是當時服務員卻拿給我一杯“格施拉德”（G’schlader），這種咖啡水多味淡，與卡布茲納恰恰相反，於是我不得不匆忙折返回賓館取咖啡因藥片。你猜，我在賓館大堂被什麼人攔住了？被一名嘉布遣會修士，這名修士從修道院的藏書館拿了幾本我的書，過來跟我索要簽名。

在我80多年的人生歲月中，登山一直是我的激情所繫。記得有一年，我被強制佩戴猶太星標識，也因而無法外出登山。在我的朋友胡貝特·格祖爾（Hubert Gsur）一再邀請下，我才鼓足勇氣摘下猶太星，去攀登霍爾—萬德峰（Hohe Wand），當我到達萬德峰時，無法自已，低頭親吻腳下的岩石。

隨著年齡的增長，登山者體力的衰退可以通過自己常年積累下來的經驗和純熟的技巧來彌補，從這個意義上說，登山這項運動是獨一無二的。集中全身力氣攀爬在山崖之間，只有在這一刻，我才能把我的下一本書、下一個演講拋在腦後。胡安·巴蒂斯塔·託雷洛[2]曾在《奧地利大學報》（Österreichische Hochschulzeitung）中寫道：他懷疑，就算給我27個名譽博士學位，也沒有將阿爾卑斯山中的兩條由我開拓的登山道命名為“弗蘭克爾道”，讓我來得激動。這一點真的毫不誇張。

我曾經說過，我心目中最刺激的三件事是征服一座新的山峰、賭博和顱部手術；我還要說的是，對我來講最幸福的時候，就是登上一堵風景壯美的崖壁之後，在山中宿營棚溫暖的小屋子裡與最親愛的同伴一道度過的那個甜美夜晚。像那些沙漠旅行者一樣，我在高山險峰中穿行，也是為了使自己在孤獨的攀援中心無旁騖地集中精力思考。可以說，我這一生中幾乎所有重要的決定，都是在獨自向上攀登的時候做出的。

我不光在阿爾卑斯山區留下我攀登的足跡，而且還爬上過塔特拉山，甚至有一次還從一條極為險峻的山脊登頂，登山難度達到四級，當時艾麗也陪在我身邊。此外，位於南非開普敦的桌山也被我征服了，那次我正好受南非斯泰倫博什大學邀請為一個慶典活動做演講，便趁這個機會前往桌山，登山時還是南非登山俱樂部的主席為我做嚮導。同時，我和艾麗還偶然成為設在美國約塞米蒂峽谷的登山學校的第一批學員。

我的一些朋友認為，我對登山的激情與我對於“高空心理學”（Höhenpsychologie）的興趣息息相關，我曾在193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並詳細闡述了這一概念。能夠印證這一點的是，我在68歲的時候才開始接受飛行課程培訓，而幾個月後就能夠在藍天中獨自駕駛飛機翱翔了。

現在，我還想說說我的幾個無傷大雅的小癖好。比如說，我很喜歡領帶，不過這種喜愛是柏拉圖式的，當它們擺在展覽架上時，我會為它們的精巧美麗讚歎不已，即便我知道它們現在和以後都不會屬於我也無所謂。

如果在一項愛好上鑽研得足夠深入，你就不再是一知半解的門外漢，而是成為這方面的專家了。在鏡框設計方面我可以算得上專家，由於我這方面造詣頗深，一個全球數一數二的鏡框加工企業邀請我做顧問，這家企業會在它的產品大批量生產之前把產品樣圖給我，徵求我的意見。

至於那些遠不到專業水準的業餘愛好，我也做得興致盎然，一點兒也不羞怯。我嘗試過作曲，創作的一首哀歌還被專業人士改成管絃樂，在一個樂團公開演奏，後來還上過電視——電視上播出的一支探戈舞使用這支曲子做配曲。

幾十年前，我前往位於挪威維克鬆小城（那兒距離首都奧斯陸一個小時的車程）的一家精神療養院，參加一個為期幾天的意義治療主題的研討會。

“在我進行開場演講之前，會有人介紹我嗎？”我問這家療養院的主管醫生，他也是這次會議的主辦者。

“有。”

“是誰呢？”

“一位奧斯陸大學的年輕精神病學教授。”

“那他知道我嗎？”

“他不僅知道你，還對你評價很高，事實上，正如他所說，他對你的崇拜很久之前就開始了。”我壓根兒不記得見過這麼一個人，因此對這事非常好奇。接著，主管醫生告訴我，這位教授很久之前就認識我了，並且一直對我極為讚賞——原來，他出生在南摩拉維亞的波霍熱利採鎮（Pohoelice，德語：Pohrlitz），也就是我父親的家鄉，他父親是當地教堂的一名僕役。

那是在一戰爆發之後，我們一家生活極為拮据，夏天只能去父親的家鄉消夏。在那兒，我哥哥組織當地業餘戲劇社進行演出，他在這方面很有一套。那時我們的演出都是在農舍前的庭院裡進行的，一排圓木桶上搭上擱板，就成了我們的舞臺。劇社成員都是些十四五的孩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帶著磨禿了的假髮套，扮演老邁的施蒂格利茨博士，也演過來自內斯特羅伊的流浪漢克尼裡姆。而這位現在聞名遐邇的奧斯陸大學精神病學教授，艾廷格博士，那時候還是個小不點兒——他年齡比我小几歲。我扮演的克尼裡姆的形象，給這個波霍熱利採鎮教堂僕役的兒子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後者把我視為終生的偶像。事實上，他對我的意義治療沒有任何概念，在他的記憶中只有那個小維克多·弗蘭克爾和他扮演的克尼裡姆。

我還真的寫過一部劇本，這件事漢斯·魏格爾（Hans Weigel）在我的書《追尋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3]再版時寫的序言裡提過，下文中我還會具體說這本書。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天主教神父還將我這本關於集中營經歷的書改寫成劇本，把它搬上了戲劇舞臺，該劇的其中一幕在多倫多首演——當時我要在這個城市最大的禮堂、多倫多劇院進行演講，這幕戲是作為我演講的開場。維克多·弗蘭克爾在這個劇中出現了兩次，一次作為集中營關押的囚犯，一次是該劇的解說；還有一個維克多·弗蘭克爾此時正坐在場下看戲——那就是我。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政府職員的收入一落千丈。酷暑時節，我們一家不再外出度假，而是回到父親的家鄉——南摩拉維亞的波霍熱利採鎮。我們小孩子出去挨家挨戶討要麵包，順便在農田裡偷點兒玉米。

在維也納，每天夜裡3點我就得從床上爬起來，趕去維也納商場排隊等待領取土豆，直到早上7點半我母親過來替我，我再匆匆趕去學校上課——一到冬天便是如此。

一戰結束後，生活愈加忙碌充實。我一頭扎進自然哲學的浩瀚書海中，閱讀了威廉·奧斯特瓦爾德[1]和古斯塔夫·特奧多·費希納[2]等自然哲學家的著作。對於後者，我的閱讀筆記寫滿好幾本作業本，併為自己選了一個十分高端的研究題目：“我們與世界進程”，卻一直沒有著手去做。我始終堅信，不管是在宏觀世界還是在微觀世界，都有一個普遍的“平衡準則”在發揮作用〔後來在我的書《醫生和心靈》（Ärztliche Seelsorge）中我也使用了類似的思路〕。

有一年夏天，我們一家乘船去埃費丁度假，船行在多瑙河上，午夜時分，我躺在甲板上仰望星空，平衡準則注視著我的內心（此處影射康德），猛然間，我獲得了某種頓悟：所謂涅槃就是人的內部達到熱寂狀態。

由此可以想見，當我後來讀費希納的 Die Tagesansicht gegenüber der Nachtansicht 時內心受到怎樣的衝擊；而再後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超越快樂原則》（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又是讓我如何心馳神往。正是在幼時讀的這兩本書的基礎上，我日後走上了反對精神分析理論的道路。

我讀中學低年級時還是優等生，後來卻開始“不務正業”，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發展。我跑去業餘大學聽應用心理學的課程，接著又對實驗心理學產生興趣。我還在學校的閱讀課上做了個小報告，其中穿插了幾個實驗，最主要的是費拉古特的心理電反射現象實驗：我邀請一個同學上臺配合，在我對他念出其他幾個詞後，突然念出他女朋友的名字，此時電流表上的指針——通過投影儀展現在教室牆上，猛然間劇烈擺動指向最高值。遇到這樣的窘況，這個同學的臉一下子紅透了，幸好當時教室的燈沒開。

後來，我交的閱讀作業和作文漸漸都在探討有關精神分析的問題。我的同學從我這兒知道了不少這方面的知識，比如，大家都搞明白了，原來我們的邏輯課教授有一次上課時口誤，把“類概念”（Gattungsbegriffe）說成了“交配手柄”（Begattungsgriffe），其實是他的潛意識在起作用。

關於精神分析的知識我最初是從弗洛伊德[1]的幾個著名學生，比如愛德華·希奇曼[2]、保羅·席爾德[3]等人那兒獲得的，席爾德在維也納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病學所開設的課程，我堅持去聽了好幾年。

後來我開始和弗洛伊德本人通信，我從自己讀過的那些不同學科五花八門的資料中，挑選出我認為他感興趣的內容寄給他，我給他寫的每一封信都很快能得到答覆。

遺憾的是，他給我的所有回信和卡片（我們之間的通信在我整個高中時代一直進行）在幾十年後我被關押進集中營時，全部被蓋世太保查抄收走了——一起被抄走的還有我收藏的弗洛伊德年輕時在維也納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病學所整理並手抄的病史記錄，那是我在這家醫院的檔案室工作時，檔案室的負責人送給我的。

一天，我又坐在布拉特大街街邊的長椅上——那兒是我當時最喜歡的工作地點，冥思苦想圍繞《論肯定式和否定式表情的起源》這個題目可以寫點兒什麼，並把腦子裡閃過的念頭記下來。我準備把這篇文章附在一封信裡寄出去，至於收信人——當然是弗洛伊德。令我驚喜不已的是，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文章推薦給《國際精神分析雜誌》（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hoanalyse）了，希望我不會反對他這麼做。

一兩年後，也就是1924年，我的這篇文章真的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了。不過這已不是我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1923年某個日報的青年副刊板塊已經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這名未來的精神病科醫生在他的文章裡充滿激情地寫道：沒有什麼比那些所謂成熟的理性更令他感到厭惡的了（這裡我指的是那些不經思考就任意盲目地借用前人觀點的做法）。

瞭解我的人都知道，我雖然反對弗洛伊德的觀點，卻仍給予他應有的尊重。有件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我曾在奧地利的一家以促進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發展為主旨的社團擔任副會長，一次理事會召開會議，討論為學校在建的一座教學樓組織募捐，併為新教學樓的名字徵集方案，我當時建議，將這座教學樓命名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樓”。

我不僅與弗洛伊德通過信，還有一次碰巧見了他一面。那時我已經結束了中學學業，是一名醫學專業的在校大學生了。他聽了我的自我介紹後立即說道：“維克多·弗蘭克爾，維也納2區切爾寧街6號25門，對不對？”

“沒錯。”我回答。看來，由於常年的通信往來，他已經把我的地址倒背如流了。

這次見面發生得十分偶然，而且也太晚了：彼時我已成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圈子的一員，阿德勒剛剛承諾將我的第二篇學術論文發表在《國際個體心理學雜誌》（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Individualpsychologie）上（這篇論文於1925年發表）。至於說弗洛伊德給我的印象如何，特別是他跟阿德勒的不同之處在哪兒，就說來話長了，此處我不再詳細展開。紐約弗洛伊德檔案館館長庫爾特·艾斯勒[4]有一次來維也納找到我，請我詳細地介紹一下我和弗洛伊德會面的情況，並將與我的談話錄音記錄了下來，收藏在他的檔案館裡。

我讀中學的時候，在精神分析的影響下，把自己幼時做醫生的職業理想進一步具體為做一名精神病科醫生。

有段時間，我信誓旦旦地對外宣稱，我想成為一名皮膚科醫生或者助產士，直到有一次，一個醫學院的學生W. 厄斯特賴歇爾——他後來在阿姆斯特丹定居，問我是不是連索倫·克爾凱郭爾都沒聽說過？我告訴他克爾凱郭爾的一句名言：“絕望地不想要是自己”[1]——這是我在精神病學領域以外可以跟別人賣弄的談資之一。這名學生說，我在精神病學領域很有天賦，而我也很認同他的說法。

真是難以置信，別人不經意的一句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發生如此大的轉折。不過正是從那以後，我堅定了自己“在精神病學領域中實現自我”的選擇，不再猶豫不決。

我真的在精神病學領域有天賦嗎？——我問自己。我只知道一點：如果真的有的話，那麼它一定跟我的漫畫天賦有關。

不管是作為漫畫家，還是作為精神病科醫生，我都需要首先找到一個人的弱點。不過，作為一名精神病科醫生，或者至少作為一名心理治療師，我還要從他的（實際）弱點中敏銳地發現克服這種弱點的（備選）方法，從他的糟糕境況裡捕捉到某種可能性，來給他的境況賦予某種意義，從而將某種看似無意義的痛苦轉換為一個真正的人類成果。事實上，我一直堅定地認為，沒有蘊涵著某種意義的可能性的境況是絕不存在的，這一想法的核心內容在意義治療中得到詳細而系統的闡述。

可是如果一個人沒有從事精神病學工作的願望和需求，他就算再有這方面的天賦又有什麼用呢？我們不僅要問，為什麼他有能力成為一名精神病科醫生，更要問，他為什麼想成為一名精神病科醫生，不是嗎？一些思想幼稚的人會說，自己之所以選擇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是為了由此獲得一種掌控他人、操縱他人的權力。不錯，知識就是力量，由於我們掌握了某種知識，而其他人卻並未掌握，因此在這樣一種由知識形成的秩序裡，我們便擁有了左右他人的力量。

這一點在對他人進行催眠的時候體現得最為明顯。必須承認，我青年時對催眠術很感興趣，在15歲時就能夠成功地催眠別人了。

我在《日常心理治療》（Psychotherapie für den Alltag）一書中說過這麼一件事：在羅特席爾德醫院工作時，我曾做過一段時間的麻醉師，有一天我的上司普里馬裡烏斯·弗萊施曼交給我一個光榮且很有前途的任務——對一個老太太進行催眠。這位老人需要做手術，卻因為身體原因不適合接受常規的麻醉，而局部麻醉不知為何似乎對她也不起作用。於是我真的開始嘗試，用催眠的方式讓這位可憐的老人在手術中感覺不到痛苦，最後我幸運地做到了。

不過我還是打錯算盤了！我除了得到醫生們的溢美之詞和病人的感謝話語之外，還收到來自一名護士的措辭強烈的譴責——她在這個手術中全程負責為我的催眠配樂。後來她跟我抱怨，我那一遍又一遍單調無聊的催眠手段不僅對病人，也對她產生了作用，使她不得不在整個手術過程中拼命抓住最後一絲神智，與腦子裡的瞌睡蟲作鬥爭。

還有一次是我年輕時在瑪利亞—泰雷津堡神經醫院工作的時候，當時我的上司格斯特曼教授[2]讓我為一個被失眠折磨的病人做催眠治療，於是那天晚上我躡手躡腳地溜進這位病人的雙人病房，坐在他的床前，在接下來至少半個小時裡不斷地重複說：“你現在非常平靜，感到舒適而疲憊，你越來越困，呼吸悠長平穩，你的眼皮很重，所有的煩惱都離你遠去……很快，你就睡著了。”

此類的話我不斷地說了半個小時，當我準備悄悄離開病房時，沮喪地認為，我沒法幫助這個可憐人了。

讓我驚訝的是，第二天早上我踏進這個病人的房間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昨天晚上我睡得太棒了，你說了沒幾分鐘，我就睡著啦，而且睡得特別香。”說話的是另一個病人，我催眠的那個病人的同屋。

有時候我催眠的力量可能會被高估。前不久我還在夜裡3點的時候接到一個從加拿大打來的電話，電話裡的那位女士堅持要求，我們這次通話的話費應當由我來出。我暗示這位女士，我似乎並不認識她，她卻告訴我，這是一件性命攸關的事，一定要我幫忙。於是我支付了電話費，並意識到，這位女士可能是患了某種妄想症。原來，她感覺自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秘密跟蹤，而我是全世界唯一能幫助和保護她的人，也是唯一有能力這麼做的人。而我不得不讓這位女士失望了，不過我也沒有讓她徹底失望——她請求第二天夜裡還是這個時候再次打電話過來，我沒有拒絕，不過這次我拒絕支付中情局的費用。

這兒也權力，那兒也權力，說來說去，我很認同約翰·拉斯金[1]的一句話：“只有一種權力，那就是拯救的權力；只有一種榮譽，那就是救助的榮譽。”那是1930年，我在維也納的一所位於齊庫斯街的業餘大學裡教授一門關於精神疾病的起源和預防（注意：不是精神疾病的診斷和治療）的課程，我猶記得有天晚上，暮色降臨，教室裡沒開燈，幾十個聽眾坐在昏暗的教室裡，專注地聽我講述，我們的生命一定都有它的意義，以及我們為何要尋找生命的意義。我很清楚地感受到，我的話感染了他們，觸碰到他們的內心，為他們指明瞭道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就像陶土，在陶匠的手中塑成形狀精巧的陶器，總而言之，我運用了“拯救的權力”。

正如《塔木德》裡的一句話：“拯救了一個心靈，就是拯救了一個完整的世界。”

說到這兒，我想起1930年我第一次在羅森許格爾醫院工作時遇到的一個病人，她是一位著名動物學家的女兒，患有強迫性神經官能症，已經在那裡住院好幾年了。還是在一個黃昏時分，我走進她的雙人病房，坐在另外一張空床邊沿，用懇切的語言勸慰說服她，與自己的強迫性行為告別、決裂。我耐心地與她討論她的所有想法，駁斥她心中的憂慮。在我的幫助下，她變得越來越平靜，心境越來越開闊自由，憂鬱逐漸離她遠去，我又一次感覺到——在陶匠的手中，陶土正在成形……

在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對精神病學特別是對精神分析的研究學習的同時，也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業餘大學裡有一個哲學工作小組，埃德加·齊爾澤爾任組長。我十五六歲的時候，在這個小組裡做了一個講座，主題正是討論生命的意義。我理論中的兩個基本思想在那時就已經成形了，其中一個是：我們不應主動詢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因為我們自己就是解答這個問題的主體，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就是要去回答生命所提出的問題的那個人，而我們必須要為自己的存在負責，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才能回答這個關於生命的問題。

第二個基本思想是：生命的終極意義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我將其命名為“超意義”（Übersinn）。我們只能信仰它，而且必須信仰它；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一直在信仰著它，只不過沒有意識到罷了。

大概就是在那一年，一個週日的午後，我像往常一樣沿著塔伯大街散步，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一句讚美詩般的語句：“賜福予命運，信仰它的意義。”

我久久地思索著這句話。它的意思是，一個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有一個終極意義，也就是超意義，可是我們無法理解並知曉這個超意義，而只能信仰它。歸根到底，這實際上是重新發現了斯賓諾莎所推崇的“命運之愛”（amor fati）。

關於信仰，我已做過很多次討論。劃清心理治療與神學之間的界限，或者借用弗裡茨·金克爾[1]的說法，弄清“心靈治療學”（Seelenheilkunde，即精神病學）與“靈魂救贖學”（Seelenheil-Kunde）之間的區別，是我畢生所追求的一項重要事業。

每次討論信仰問題，首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要站在怎樣的立場去討論：是站在一個精神病科醫生，還是一個哲學家的角度，是作為一個醫生，還是僅僅作為一個人來看待這個問題。其次，在信仰這個方面，我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童年時我非常虔誠地信仰上帝，到了青春期有一段時間是無神論者。

第三點要考慮的就是我的受眾情況，也就是我在面向誰談論這個問題。在專業的精神病科醫生面前——如果我們把意義治療看作一種心理治療的方法或者技巧的話，我是不會談論個人信仰問題的。推廣意義治療這項事業無須為我的個人信仰服務，我應當對此負責。

在我最後的幾本書裡，我又開始談論，什麼是純粹的偶然事件，在何種條件下這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後可能蘊藏一個更高的或者更深層次的意義——終極意義。

說到這兒，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天我路過維也納感恩教堂，我一直很喜歡它的哥特式建築風格，不過在那之前我還從來沒進去過。我聽到裡面傳來管風琴的聲音，就對妻子說，我們去教堂裡面坐會兒。

我們一進去，管風琴聲就停了，接著一名牧師走上講臺開始佈道。他說到布爾格街19號的那個“不信上帝”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接著他又說：“不過不用說布爾格街這麼遠，就在我們後面的瑪麗安娜街1號，那兒就住著一個維克多·弗蘭克爾，他寫了一本書——《醫生和心靈》，完全是對上帝的褻瀆，千真萬確。”然後他便毫不客氣地批評起這本書來。這時，我上前向他做了自我介紹，心裡擔心把他嚇到。顯然這位牧師沒有料到我會在這兒，我問他：從我出生那一刻起，到他此時的佈道，也就是到我剛才決定走進感恩教堂的那一刻，總共經過了多少分鐘？可是我恰恰就在他佈道中提到我的那一刻走了進來，這是多麼小的概率？

我認為，對待這樣的偶然事件，只有一種合理的做法，那就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拒絕對它做出解釋——我太笨了，沒法解釋它，同時我又很聰明地拒絕解釋。

繼續回到我十五六歲的時候，那時我開始研究哲學，不過我終究是太年輕了，沒能抵受住心理學至上主義（Psychologismus）的蠱惑。直到後來，在我的高中畢業論文中（我的論文題目是《哲學思想中的心理學》，在該論文中我以精神分析為理論指導對亞瑟·叔本華進行病跡學研究），我才放棄了“疾病天生是錯誤的”這一想法。正如我在後來的《醫生和心靈》一書中所說的：“毋庸置疑，二乘二等於四，即使這個論斷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除了心理學至上主義，我還受到社會學至上主義的引誘。我上中學時，曾多年是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die Sozialistische Arbeiterjugend）的領導成員， 1924年還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全奧地利社會主義中學生聯盟（die sozialistischen Mittelschüler von ganz Österreich）的執行主席。那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常常大半個晚上都在布拉特街上游蕩，七嘴八舌地討論著應該擁護馬克思還是列寧，支持弗洛伊德還是阿德勒。

我的那篇被阿德勒推薦給他的雜誌的文章討論的是什麼主題？實際上，這個主題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我幾乎所有的著述：在特別關注心理治療中的意義和價值問題的前提下，界定心理治療和哲學之間的界限。而我不得不說，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像我這樣，窮盡一生去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就是隱藏在我所有文章著作背後的中心思想，而促使我寫下這些文章的動因，則是我想以此克服心理治療領域的心理學至上主義，這種心理學至上主義通常是隨著病理學至上主義一同出現的。這兩者共同屬於一個更為廣泛的範疇——還原主義，此外社會學至上主義和生物學至上主義也是還原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還原主義是當代的虛無主義，它把人壓縮至一個單純的維度，即人的維度，從立體的人的空間中單獨抽離出某個特定方面，將其投射到一個次人的層面進行考察。毫不誇張地說，還原主義是一種將人的地位弱化的非人主義（Subhumanismus）。

再回來說阿德勒。 1925年我的論文《心理治療和世界觀》在他的《國際個體心理學雜誌》上發表， 1926年又有一篇見報。同年，我參加在杜塞爾多夫舉行的個體心理學國際會議，在會上做的主題報告和簡要發言開始偏離正統的觀點：我不贊同把神經官能症單純看作一種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更傾向於用一種更加開放的視角去看待它，不單單將其視作一種單純的“手段”，也定義為一種“表達”，也就是說，我希望不僅從工具性的層面，而且從表達性的角度去考察這一現象。

這是我第一次演講旅行，在去程和回程時分別在法蘭克福和柏林做了短暫停留。在法蘭克福——真是難以置信，想想也蠻好笑的——我，一個21歲的醫學院學生，受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的邀請做了一場關於生命意義的演講，當時一大群年輕人揮舞著旗子，浩浩蕩蕩地從集合地點開拔，湧向演講地，場面頗為壯觀。在回程時，我又在柏林的個體心理學協會做了一次演講報告。

1927年我與阿德勒的關係日趨緊張，與此同時，有兩個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們的為人讓我印象深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對我影響頗深，他們就是魯道夫·阿勒斯和奧斯瓦爾德·施瓦茨[1]。在阿勒斯的影響下，我開始在他的知覺生理學實驗室裡進行實驗工作，而心身醫學及一支醫學人類學的創始人施瓦茨則接受我的邀請，為我給希策爾出版社寫的一本書作序，可惜這本書卻由於我在這期間離開個體心理學學會而未能付梓〔後來我將這本中途流產的書的主體思路整理成文，刊登在1939年的《瑞士醫學週刊》（Schweizeri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上〕。在序言中，施瓦茨寫道，我的這本書對於心理治療的意義可以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對哲學的意義相媲美——而他確實也是這麼認為的。

在這個時期，我終於看清了我身上的心理學至上主義傾向，這還算是馬克斯·舍勒[2]的功勞，他的《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Formalismus in der Ethik）被我奉為《聖經》，一直帶在身邊。那時候，對我個人的心理學至上主義進行自我批判已刻不容緩。阿德勒的擁護者、那個睿智的波西米亞人亞歷山大·諾伊爾邀請我到維也納的一家文人咖啡館“紳士庭”小敘，他首先跟我說，他已經看過我的一些手稿，覺得相較於馬克斯·普朗克在解決意志自由問題上的嘗試，以及格式塔心理學的創立，我的成就更具有優先地位。不過接著——還是因為我的那些手稿，他又言辭激烈地批評我是“精神的叛徒”。一錘定音！而我當然毫不退讓地與他爭論起來。

接著就到了1927年的那個晚上，阿勒斯和施瓦茨正式宣佈退出個體心理學學會（其實二人這之前就已脫離學會）並公開發表聲明。這次退出儀式在維也納大學組織學學院的大禮堂舉行，禮堂的最後幾排坐著幾個弗洛伊德的支持者，他們幸災樂禍地觀賞著眼前這場戲劇表演，欣賞阿德勒在這幕大戲中要如何自處——當年阿德勒聲明退出弗洛伊德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而如今他也處在與當年的弗洛伊德同樣的位置上。又是一次“獨立”，而這幾位精神分析派人士的到場使阿德勒飽受打擊的內心變得愈發敏感起來。

阿勒斯和施瓦茨結束了他們的發言之後，會場的空氣頓時凝固了——阿德勒會如何反應？我們不安地等待著。可是一反常態地，阿德勒未發一言。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場面變得尷尬起來。我和阿德勒都坐在第一排，他的一個女學生坐在我倆中間，他心裡清楚，我和這位女學生都對他的學說持保留態度，最終，他轉頭看向我倆，譏笑道：“看，你們的英雄來了？”他的意思是，我倆不應該坐在這裡畏手畏腳，而要勇敢地站起來表達自己的立場。

於是我不得不站起來，當著所有人的面說明，個體心理學在何種程度上超越了心理學至上主義。此時我犯了一個錯誤，我在我的敵人、那些精神分析學者面前，稱施瓦茨為“我的老師”；這樣，即便我一再申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退出個體心理學學會，因為個體心理學能夠憑藉自己的力量戰勝心理學至上主義，也無濟於事。我竭盡全力在阿勒斯、施瓦茨和阿德勒之間調停，卻徒勞無功。

自那天晚上以後，阿勒斯便拒絕與我說話。每天晚上我走進喜樂咖啡館，路過他的固定餐桌時，我向他打招呼他總是不理不睬，彷彿沒看見一樣。對於我沒有無條件地站到他這一邊，他終究是介懷的。

後來，直到我下決心離開個體心理學學會——雖然我仍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服自己這麼做，他對我的態度才緩和起來。幾個月後，我正式退出了個體心理學學會。

這次的離開對我影響很大。這之前我負責發行個體心理學雜誌《俗世之人》（Der Mensch im Alltag）達一年之久，如今這份雜誌自然也停刊了。此外，我也不得不離開我的論壇。在個體心理學圈子裡，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沒有因為我們在學術上分道揚鑣而在生活中與我交惡，在此，我懷著感激之情緬懷幾位逝者：埃爾溫·韋克斯貝格[3]、魯道夫·德雷克斯[4]，以及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女兒亞歷山德拉。

不過從那以後，我就不會為別人的此類說辭而困擾：意義治療僅僅是“阿德勒派心理學中發展最好最成熟的理論”，它並不是一個自成一派的研究方向，也無須為它單獨命名。我已經想好了如何應對這種說辭：除了阿德勒本人，誰還有資格判定，意義治療是否屬於個體心理學？而阿德勒已經說過，我被趕出個體心理學學會了，要說話算話。

在此期間，我和弗裡茨·維特爾斯[1] （他為弗洛伊德寫了第一本傳記）、馬克西米利安·西爾伯曼（Maximilian Silbermann）共同創建了醫學心理學學會，我當選為副主席。西爾伯曼任學會主席，此後他的繼任者為弗裡茨·雷德利希[2]、彼得·霍夫施泰特爾[3]。學會聘請的顧問包括弗洛伊德、席爾德以及其他在20年代維也納的心理治療領域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們學會中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1926年我在此做了一個報告，在報告中第一次提出“意義治療”（Logotherapie）的概念，而它的另外一種說法“存在分析”（Existenzanalyse）直到1933年我才開始使用——那時候我的理論成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體繫了。

1929年我提出區分三類不同的價值的構想，也就是為我們的生命——從出生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呼出最後一口氣為止，賦予意義的三種途徑，具體來說，它們是：我們的行動，我們創造的作品，以及我們的經歷、際遇和愛。即使在無法改變的殘酷命運面前（比如說得了不治之症，某種不宜手術的癌症等），我們仍然可以通過某種方式獲取生命的意義——通過展示最為強大的人性，即把苦難轉化為人類成果的能力。

眾所周知，沃爾夫岡·索切克（Wolfgang Soucek）將意義治療稱之為“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有人會說，這個學派的創始人真是恰好印證了海克爾的生物發生基本律——“個體發育是系統發育的簡短而迅速的重演”：我曾親身經歷過維也納第一、第二心理治療學派，簡短來說， 1924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鼓勵下，我在他主編的《國際精神分析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一年之後，也就是1925年，我又在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了另外一篇論文。可以說，我親身參與了心理治療學的發展，不過與此同時，我又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先行一步。就單說“矛盾意向法”（Paradoxe Intention）吧，早在1929年我已經在實踐中使用這種方法， 1939年這個概念出現在我的書中；那些行為治療領域的優秀專家們不厭其煩地指出，相較於60年代發展起來的以學習理論為指導的治療方法，我的矛盾意向法早在幾十年前就已提出了類似的思路。至於說，在我1947年出版的《實用心理治療學》（Psychotherapie in der Praxis）一書中詳細介紹的性功能障礙的治療技術，在70年代被馬斯特斯和約翰遜[4]打造成“全新的”性治療方法，在此恕不贅述。

我沒有貶低行為治療的意思，事實上，它與精神分析以及與推崇心理學至上主義的個體心理學的鬥爭，已經替我火中取栗了。而當維也納第一、第二心理治療學派彼此勢同水火、陷入無休止的論戰之時，第三學派站在遠處隔岸觀火。我很慶幸，意義治療從不主動批評別人的觀點，從而聰明地避免與其他學派產生衝突。

在《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的序言中，高爾頓·奧爾波特[5]將意義治療稱為“我們這個時代心理學最重要的時刻”。胡安·巴蒂斯塔·託雷略（Juan Battista Torello）則認為，意義治療是心理治療歷史上最後一個真正的體系。我想說，如果意義治療真的做到了這些，那麼它是與斯叢狄[6]的宿命分析（Schicksalanalyse）共同攜手做到的——後者如今已經是高度系統化的理論了。當然，前提是，人們能夠像我和斯叢狄那樣並肩攜手站在如此不同的層面之上。我個人認為斯叢狄測試是一個很可愛的社會遊戲，僅此而已。

託雷略有一次說過，我會因為治好了我們的世紀之病——世紀之交以來人們內心普遍的空虛感，而將自己的名字寫進精神病學歷史。確實如此，我正是出於這個目的才提出意義治療理論的。

如果有人問我提出意義治療理論的最終原因和最深層的根源是什麼，我會只說一點，這一點是促使我提出這一理論並激勵我毫不懈怠地做下去的根本動力，它就是：出於對那些深受時代不正之風影響的受害者的深切同情，我們這個時代充斥著極不負責的玩世不恭風氣，這種風氣在心理治療領域——這個骯髒的行業中大行其道。我這裡說“行業”，是因為它已經被商業化，而“骯髒”指的是學術上的汙濁之氣。如果坐在你面前的人，不僅深受自身精神疾病的折磨，還是心理治療的受害者，那會多麼令人揪心。實際上，同這種心理治療中的（由心理學至上主義出發而形成的）去人格化、非人道主義的傾向進行鬥爭，像一條紅線貫穿於我的整個研究工作之中。

在實踐中，意義治療發展出一些具體的治療方法，除了已經被大家所熟知的“矛盾意向法”之外，還有“公分母法”（Technik des gemeinsamen Nenners）。關於後者，我想起如今業已成名的女作家伊爾莎·艾興格爾[7]，她當年還是醫學院學生的時候曾找我做過諮詢——我猜是漢斯·魏格爾介紹她過來的。她當時正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內心極度糾結：是應該把自己已經動筆的一本小說（正是這本小說日後讓她一舉成名）繼續寫下去並且為此暫時中斷學業，還是將其擱在一邊心無旁騖地繼續讀書。我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最後得出結論：與推遲小說創作相比，暫時中斷學業、創作結束後再繼續所帶來的麻煩會更小些。這裡兩種選擇的公分母就是：如果它中斷了，會有什麼後果？

至於說到矛盾意向法，我有一次還利用這種方法躲過警察的罰單呢。那次我開車，在黃燈的時候闖過十字路口，這時一名藏在角落裡的警察走出來，我只好把車開過人行道，停在路邊，一下車，我就對著那位威風凜凜地朝我走來的警官先生深切懺悔，把自責的話語一股腦兒全倒出來：“您太對了，我怎麼能這麼做呢，這絕對不可原諒，我沒什麼好辯解的。我保證，以後絕對不會這麼做了，我會吸取這個教訓的，不過這種行為一定要受到懲罰才行……”

這名警察盡力讓我平靜下來，他安慰我，每個人都會犯這種錯，並且他堅信，我以後絕對不會再這麼做了。

好了，言歸正傳，再回到我的精神病學的學習和漫遊時代吧，具體說，是我離開個體心理學學會之後的那段時光。

離開個體心理學學會後，我關注的重心從理論轉向實踐。我先是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青少年諮詢中心，後來又依照這一模式在其他六個城市也建立了這一組織，奧古斯特·艾希霍恩[1]、埃爾溫·韋克斯貝格以及魯道夫·德雷克斯等人都被我聘請為中心的名譽顧問，此外，夏洛特·比勒[2]還免費在家中接待尋求幫助的青少年。 1930年我首次在學校畢業季期間組織了一次專項行動，效果明顯，維也納多年來首次無一例學生自殺記錄。

國外開始對這項工作表現出興趣，於是我被邀請去各地做這方面的講座。在柏林我結識了威廉·賴希[3]，他對我的青少年諮詢工作很感興趣，於是一連幾小時開著他那輛敞篷車，帶我在柏林市區閒逛，一邊兜風一邊和我討論我在諮詢中心裡遇到的各類性問題。此外，我還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的學術圈子裡做了演講，並在布拉格結識了奧託·珀茨爾[4]，後者後來來到維也納，成為瓦格納—堯雷格[5]的接班人，被我引為終身的良師益友。

在我看來，珀茨爾是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外的另外一位天才人物，而且他也完美地繼承了天才們丟三落四、不拘小節的毛病。下面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發生在他身上的：有一天他來我的診所，走進我的辦公室後，他把傘（這把傘他平日裡一直隨身帶在身邊）順手掛在衣架，就跟我聊起某個病例。過了一會兒，他起身告辭，我送他出去，沒多久他又折返回來——他把傘落在我這兒了，於是他取了傘，再次離開。這時我突然發現，他錯把我的傘拿走了，連忙喊他：“教授，你拿的是我的傘！”

“抱歉。”他說，又回來拿走自己的傘。他走後，我才發現他沒把我的傘還回來，於是不得不再次跑出去喊他：“教授，您怎麼把兩把傘都拿走啦？！”

於是他又一次道歉，第三次回到我的辦公室，這一次，他終於正確地拿走了自己的傘！

那一次，我受德國青少年救濟中心的瑪格麗特·羅勒（Margarete Roller）女士邀請，在布爾諾做講座，講座結束後大家一起去飯館吃飯，羅勒突然若有所思地說，她想起來，幾十年前她曾經跟我父親在青少年救濟方面有過合作，現在她又在和這人的兒子合作同樣的事情！

當年我父親和約瑟夫·瑪利亞·馮·貝爾恩賴特部長共同建立了兒童保護和青少年救濟中心，在青年時的我眼中，沒有什麼比這方面的事情更無聊的了，直到現在經瑪格麗特的提醒我才意識到，原來我也同樣在做青少年救濟方面的事情——不過是從心理層面罷了。

簡單地用過餐後，我與大家匆忙告別——我得趕緊飛回維也納去。想想吧，那是1930年！我坐的是一架四人座的小飛機，裡面卻只有我一個乘客，而我必須先在機場稱重，以確定小飛機能否負荷得了。那時候飛行員的駕駛艙還是露天的，不像現在是一個密閉的空間。不管怎樣，那次坐飛機——也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對我來說還是相當刺激的。不過當時這也是無奈之舉，我必須趕回維也納去給一所業餘大學上課——我從1927年開始就在那兒教課了，那還是第一次在維也納的業餘大學開設心理保健課程。

說到這兒，我還想起我當時為了引起女孩的注意而經常耍的一個小花招——因為單憑長相我可辦不到。假如我在舞會上認識了一個女孩，我會很興奮地向她介紹，我特別喜歡去業餘大學聽一個叫弗蘭克爾的人講課，講得特別棒，建議她一定要去聽一下——當然她很樂意隨我去聽課。於是我們在某天晚上一起來到齊庫斯街上的一箇中學的大禮堂裡——這是因為這段時間以來弗蘭克爾的課最受大家歡迎，聽課的人很多——出於謹慎考慮，我選擇禮堂前排的一個角落位置坐下，接下來，大家能夠想到，當這個女孩看到和自己一起來的同伴突然站起來，在大家的掌聲中走上講臺，內心會是多麼的驚訝了吧。

我不但常年在業餘大學授課，還定期為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的一些組織做講座。每次講座最後，我都會解答幾個聽眾用紙條遞上來的問題，上百場講座下來，這些積累的問題，連同我在青少年諮詢中心裡與上千位諮詢者的交流所得一起，形成了一筆寶貴的經驗財富。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珀茨爾第一次應該也是唯一一次給我開了紅燈——他同意了自己醫院裡心理治療科主任奧託·科格雷的請求，讓當時還是醫學院學生的我（我當時還沒拿到博士學位）自主地開展心理治療工作。這時，我努力忘記學到的精神分析和個體心理學的理論知識，轉而從患者身上學習：我仔細傾聽患者的談話，想從中瞭解，他都做了些什麼，使得自己的情況開始好轉的，我開始即興發揮。

這樣一來，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患者對我說的話，卻總是忘記我給對方說了些什麼，所以經常會有這樣的場景：我聽我的患者告訴我，他是如何使用“矛盾意向法”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的——當然，我正式提出並使用這一概念是很久以後的事了，第一次提出應該是1939年在《瑞士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檔案》（Schweizer Archiv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上——於是我問對方，他如何會想到這個主意，卻總會聽到對方用驚訝的語氣說：“這都是您上次告訴我的呀！”噢，我居然把我自己的“發明”給忘記了！

博士畢業之後，我先在珀茨爾的精神病醫院裡工作了一段時間，接著又去約瑟夫·格斯特曼（“格斯特曼綜合徵”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裡待了兩年，學習神經病學方面的知識，最後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醫院工作了4年，負責管理“女性自殺患者區”。有一次我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經過我手的女性患者不少於3000人！這些實踐上的積累，使我的經驗日益豐富，看病時眼光也愈發敏銳起來。

我在施泰因霍夫醫院工作時，提出將皺眉肌現象[1]視作精神分裂症急性發作的一大症狀，這一現象是我從影像資料中觀察到的，而我在給維也納精神病學協會做講座時也播放了這段影像。

我剛開始在施泰因霍夫醫院工作的那幾天過得心驚膽戰，特別是一到晚上，我的夢境裡總是充斥著與精神疾病相關的可怕場景。我的主管利奧波德·帕夫利基醫生[2]（他的兒子是奧地利著名音樂家）在我來醫院的第一天就再三叮囑我，去病房的時候千萬要把眼鏡摘掉，因為我的那些女性病人很有可能給我臉上來一拳，打碎的鏡片恐怕會扎傷眼睛，而醫院是不會為我自己的疏忽大意負責醫藥費的。我聽從了主管的建議，可是由於我沒戴眼鏡而無法看清周圍的情況，當場就捱了一拳。於是從第二天起，我還是戴上了眼鏡，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清楚地捕捉到病人的一舉一動，如果角落裡的某個身影想朝我攻擊的話，她八成不會得逞，因為我早就溜之大吉了——這多虧我戴了眼鏡啊。

在施泰因霍夫醫院的4年裡，我從病人口中聽到什麼好玩的話，都會速記下來，甚至我還想過把這些話整理成書，書名就叫《瘋言真語》。好多我與她們的日常對話都可以收錄進去，比如說，那次我問一位老太太一個很常規的智力測試問題：小孩和侏儒的區別在哪裡？她給我的回答是：“噢，醫生，小孩就是小孩，而侏儒是要在礦山裡幹活的呀。”再比如說，當我問她們是否有過性交經歷，得到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門。有的說：“沒有。”我接著追問：“真的沒有？”於是她說：“好吧，我小時候沒有。”還有人回答：“天哪，醫生，除非我被強姦了。”

我想說的是，我給這本書取名《瘋言真語》是為了告訴大家，我的意義治療理論與心理治療中的心理學至上主義之間最根本的分歧在於，前者認為疾病不一定就是錯誤的。我將我的理論稱為“意義治療”，它對病理學至上主義宣戰。或者，我還可以用我在第一本書裡寫的一句話來進一步說明：“毋庸置疑，二乘二等於四，即使這個論斷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1937年我開始以神經病科和精神病科醫生的身份獨立行醫，說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一個小插曲：剛開始獨立行醫時我還差點兒被一個病人置於死地。當時我的診室在切爾寧街我家那棟房子的4層，有一次我的父母和妹妹都出去度假了，家裡就剩下我一人；我和一個身材魁梧的年輕精神分裂症患者坐在4層的診室裡聊天，窗子開著，而且窗口離地面很近。不知怎麼，這位病人突然激動起來，他大聲咒罵著，準備把我從窗子扔出去。他的力氣很大，我根本制不住他。這種情況下，我沒有求他手下留情，也沒有乞求他別的什麼，而是裝作一副非常受傷的樣子，“你看看吧，”我說，“你這樣對我真的讓我很傷心，我盡我所能地來幫你，可是你是怎麼感謝我的？你居然跟我翻臉了！我真的不希望你這麼做，這讓我很受傷。”

聽了我的話，他放開我，並決定到醫院去尋求庇護，因為我告訴他只有在醫院裡他才能躲開他的“敵人”。於是我陪他下樓去打車，在往出租車站走的路上我又對他說，要他自己為敵人的卑鄙買單簡直太可笑了，所以我建議他不要直接打車去醫院，而是先去警察局，警察會用政府的錢派一輛救護車送他去醫院，這樣一來，他自然就能免費享受醫院提供的服務了。

然而，我坐在我的私人診室裡心無旁騖地看病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幾個月後，也就是1938年3月，希特勒的軍隊進駐奧地利。那個政治上風雲變幻的夜晚，我正在替我的同事做一個題為“焦慮不安是一種時代現象”的演講，對外面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突然，大門被撞開，一名納粹衝鋒隊隊員全副武裝地站在門口——他也許是許士尼格[1]派來的？我心想。很顯然，這名衝鋒隊隊員是來搗亂的，他想迫使我中斷演講。

我對自己說：一切都有可能！繼續講下去，讓他忘記自己是來這兒幹什麼的！要轉移他的注意力！於是我盯著他的臉，一直說個不停。他站在那裡呆若木雞，直到半個小時之後我的演講結束才緩過神來，這真是我的一生中一場雄辯風生的精彩演出！

我匆忙往家趕，布拉特大街上已經站滿了歡呼雀躍、搖旗吶喊的遊行人群。回到家，我看到母親在哭泣，廣播裡許士尼格正在向民眾發表告別演說，一股不可名狀的悲傷氛圍瀰漫開來。

說起我的演說才能，我又想起一件事：幾年之後，我已是維也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了，有一次我請同事們來家裡吃飯，席間我妻子堅持把我的一位同事灌醉，目的僅僅是想從他嘴裡知道大家給我起了什麼外號。最後他終於說漏了嘴，告訴我們大傢俬下裡喊我“瘋子戈培爾”。我和妻子都覺得這個外號不錯，上帝送給每一種動物一樣禦敵武器，像爪子、犄角、刺、毒汁之類的，而他送給我的就是演說才能。每當我結束演講，進入自由討論環節，我就變得很難對付。那些攻擊我的人，聽了我的回答後就笑不出來了——他轉而成了觀眾嘲笑的對象。

自從希特勒的軍隊進駐之後，一切事情都變得異常艱難，我拿不到出國簽證。此時，我突然接到去羅特席爾德醫院神經科住院部工作的邀請，我接受了邀請，不管怎麼說，這個職位多少會給我的父母一點庇護，保護他們不被送進集中營受苦。

在羅特席爾德醫院的那些日子，儘管時局維艱，我還是能夠正常從事我的醫療工作。有一段時間，醫院裡每天都要接到10例以上的自殺病例，由此可見，那時候居住在維也納的猶太人是多麼惶惶不可終日！每當內科醫生特別是多納特教授對某個病人已經無計可施，而將其轉診到我這裡時，我一般會採用注射興奮劑的方式進行救治，我會先將興奮劑靜脈注射到體內，如果仍不起作用，則選擇腦池內注射。戰爭中期，我還將這些經驗寫成論文，經國家社會主義醫生公會裡的猶太負責人的批准，在瑞士的《醫學藝術》（Ars Medici）雜誌發表。

在此期間，我想到了一種枕骨下腦池穿刺的技術，通過這種技術能夠消除當時剛引起我注意的一類典型危險源。後來，我進一步提出，在每次腦池內注射不起作用的時候，都可以進行顱骨穿刺，將藥液直接滴入腦側室，同時在枕骨下穿刺將液體從第四室導出。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使藥物更加快速地通過中腦水管，從而使藥效更快發揮出來。已經停止呼吸和脈搏的病人，如果對他們採用這種方法施救，他們的生命可以延續兩天。

不過要注意的是，上面說的這種顱部手術我僅僅從書本上（主要是從那本丹迪[2]寫的醫學教科書）看到過，羅特席爾德醫院的外科主任醫生賴希拒絕做這種手術，而舍恩鮑爾教授和他的助手做手術時，我更是連站在一旁觀看都不行。

那時候，我對顱部手術進行了深入的鑽研，夢想著有一天能夠站在手術檯前獨立完成一臺手術。羅特席爾德醫院的手術室管理員——他之前曾長年與舍恩鮑爾合作，在聽說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外科手術時，感到十分難以置信。

我的助手拉帕波特醫生對於我努力挽回自殺者生命的做法並不贊成，後來有一天，她接到了被遣送至集中營的命令，便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接著她就被送到我的手中，被我救活了——然後她被送進集中營。

我尊重一個人結束自己生命的決定，可是我也希望人們能夠尊重我的原則，那就是：盡我所能，救死扶傷。只有一次我違背了我的原則，那是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們第二次自殺後被送到羅特席爾德醫院，當時妻子已經離開人世了，而丈夫生命垂危。別人問我，這種情況下，我是不是還要去救他。我最後沒有對他施救，因為我問自己，如果我把這位老先生救活，只是為了讓他去參加妻子的葬禮——那麼我能否承擔得起這份責任？

類似的情況還有，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得了絕症很快就會死去，而以後的日子必須飽受病痛折磨，這個時候，病痛反而變成了一個機會、實現自我的最後一個可能性，而他能夠且必須小心翼翼地抓住這個機會。可這種在極端情況下實現自我的英雄主義只能通過一樣東西獲得，那就是他自己。與這類似的，有的人聲稱，他寧願去集中營，也不去做納粹的走狗。話是沒錯，可是這種話只有那些用自己的行動證實自己的人才有資格說，那些老早就躲到國外去過安逸生活的人還是不要說了。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再回過頭來對他人的做法評頭論足，終歸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維也納的猶太醫生裡上演的悲劇間或還摻雜著悲喜劇的因素，大量猶太醫生被解僱或者遭到驅逐，醫院裡隨之補充進來一批年輕的納粹醫生，他們因為缺少經驗而鬧出不少笑話。有一次，一位女性病人被送到醫院，接收她的年輕醫生宣佈病人已經死亡，大家便把她送進解剖室。可是沒過多久她就轉醒過來，還大喊大叫起來，於是大家不得不把她轉到內科病房，並將她鎖在床上。我想，把一個病人從解剖室轉到內科病房這種事情，並不是很常見吧？！

我還有一個病人遇到的情況也挺有意思的，他是一名嚴重的癲癇病患者，通過藥物治療他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隨之卻又引發了狂躁症。他的居住地位於維也納的第2區——利奧波德城，有大量猶太人聚居在此，而這位新晉狂躁症患者經常站在他家附近的羅騰施特恩街中央對希特勒破口大罵。於是我連忙取消了對他的用藥，這樣一來他的癲癇病又開始發作了，不過相對於他咒罵希特勒可能帶來的殺身之禍，現在這樣他至少不會丟了性命。

珀茨爾雖然是納粹黨的候補人選，身上佩戴著納粹黨的徽章，卻絕不是一位反猶主義者。他是我忠誠的朋友，總是竭盡所能地給我和我的猶太病患——其他人我沒有資格醫治——提供幫助，這在當時是需要巨大勇氣的。他來到我所在的猶太人醫院，幫助我的一些腦瘤患者轉院到外科醫院，不僅如此，他還幫助我阻撓納粹機構組織的對精神病人處以“安樂死”的行動。

我在一家猶太人療養院放置了幾張（專為精神病人設計的）四面裝有欄杆的病床，用於安置精神病人。可是蓋世太保卻嚴格執行納粹政府的規定，嚴禁療養院收治精神病患者。於是，我在寫醫療診斷時，將精神分裂症寫成失語症——一種“腦組織損傷”，或者將抑鬱症寫成高燒譫妄，也就是一種“從字面意義上看並非精神疾病”的病症。我的這種規避制度的做法，保護了療養院，卻將我自己的性命直接置於蓋世太保的槍下。精神病患者被安置到療養院後，必要時我可以用卡地阿唑休克療法[1]來對付他們的精神分裂症發作，而抑鬱症發作期間我也可以採取有效手段保證病人無自殺風險。

珀茨爾肯定是聽到一些風聲了，因為只要他的醫院收治了一名猶太病人，他就會通知療養院：“我們這兒有一位猶太病人，你們可以接收嗎？”對話中，我們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病人的醫療診斷，至少在我使用障眼法將其確診為其他非精神疾病之前，都必須如此。如果還有人暗地裡阻止對精神病人的屠殺，他也不會遇到什麼障礙。這樣一來，一方面納粹成員們想方設法處死精神病人，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猶太病人悄悄從他們眼皮底下溜走——沒有珀茨爾這一切是無法做到的。

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奉命陪猶太人社區組織的一名工作人員前往普克斯多夫，去接兩個病人（一男一女），他們之前被一對護士夫婦秘密藏在此處，現在卻無法繼續待在那兒了。回來的路上我和那名工作人員坐一輛出租車，那兩位病人每人單獨乘坐一輛，汽車開到席津區時我猛然發現其中一輛出租車朝另一個方向駛去——我們直行去療養院，而那輛車卻向左拐。

“哎，怎麼回事？”我問那名工作人員。

“噢，對了，”她說，“我忘了跟你說，這位女性患者不是猶太教徒，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接受了洗禮（猶太教沒有洗禮只有割禮，這位女性接受了他教的洗禮），而你知道，療養院只接收猶太教徒，所以她只能被送去施泰因霍夫醫院了。”

真是造化弄人！直行就到了能夠挽救性命的療養院，而左拐就會經施泰因霍夫醫院被送進毒氣室！誰能想到，這位可憐的女士因為鬼才知道的原因而放棄了猶太教信仰呢。當時我的後背一陣發涼，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走向死亡的深淵。

幾年裡，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去美國的簽證，最後，就在美國宣佈參戰前夕，我終於接到書面通知，讓我去美國領事館辦理簽證。那一刻我卻愣住了：難道我要扔下我的父母單獨離開嗎？我清楚他們將面臨怎樣的命運——被遣送到集中營。我要跟他們說聲“再見”，然後把他們扔在這裡聽天由命嗎？這簽證可只是給我一個人的！

我猶豫不決地走出家門，在外面漫無目的地溜達，心想：“這應該就是那種典型的急切祈求上天給予啟示的情景了吧？”回到家，我一眼就看見桌子上放著一小塊大理石殘片。

“這是什麼？”我問父親。

“這個？啊，這是我今天在那個被燒燬的猶太教堂的廢墟里撿到的，它是一塊刻有戒律的大理石碑的殘片。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它上面的這個希伯來字母是出自十條戒律中的哪一條，因為只有一條戒律是以這個字母開頭的。”

“那是哪一條呢？”我接著問。

於是父親告訴我答案：“當孝敬父母，讓你的日子在上帝所賜你的土地上得以長久。”

就這樣，我留在了上帝賜予我的這片“土地”，留在了父母身邊，任由簽證過期——這就是那一小塊大理石殘片的故事。

也有可能，其實我在內心深處早已經做了決定，我所獲得的“神諭”實際上是內心良知的迴音。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投射測試，如果其他人處在我的位置上，說不定在他眼中這塊大理石只是普通的由碳酸鈣構成的物質——不過如果說這是一個投射測試的話，那麼這算不算是他“存在的空虛”（das existentielle Vakuum）的投射呢？

說到這兒，我還想提一下，這之後不久，我的心理治療技術還使得我和父母被遣送進集中營的時間往後推遲了大概一年。那天早晨，我被電話鈴聲吵醒，打電話的是蓋世太保——國家秘密警察，他通知我要在幾點幾分到他們的本部集合，我問：“我需要帶一套換洗的衣服嗎？”

“當然。”對方回答。這就表示，我將不會再回來，而是被直接送去集中營。我去到那兒，一名黨衛隊成員對我進行審訊。他問我一個潛逃出國的間諜的具體情況，我回答說我雖然知道這個名字，卻從來沒跟他接觸過。接著他又問道：“你是一個心理治療師？你知道怎麼治療廣場恐懼症嗎？”於是我給他解釋了一下。

“我有一個朋友得了廣場恐懼症，我應該怎麼幫助他？”

我回答：“你告訴他，他一感到害怕，就對自己說：我不是害怕在馬路上跌倒嗎？好極了，這正是我希望的：我跌倒了，馬路上的人都圍上來，還不止這些，我被撞傷了，我的頭撞破了，心臟停止跳動，諸如此類。”總之，我告訴他，如何——在“他的朋友”身上使用“矛盾意向法”的治療技術。其實我早就猜到，他說的這個人就是他自己。

這個（間接的）意義治療應該是起到效果了，否則我無法解釋，為何這之後我和我的父母沒有直接被送去集中營，而是又在維也納多待了一年。

在這期間，我還有機會在醫院裡認識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格羅塞爾（Tilly Grosser）。她是多納特教授的病房護士，我的目光很快就被她吸引住了——我當時覺得她長得特別像一位西班牙舞蹈家。不過事實上，我們能夠在一起，是因為她想報復我：我對她最好的朋友表示出興趣，後來卻把她晾在一旁，為了替自己的朋友報仇，蒂莉便試圖接近我，想讓我愛上她。我立馬就猜出了她的目的，並當著她的面直截了當地說出來，這顯然讓她印象深刻。

此外我要說明的是，我們倆之間的關係中最為重要的東西，絕不是人們認為的那些：我和她結婚並不是因為她的美貌，她選擇我也不是因為我的聰睿——這兩者都不是我們選擇對方的根本動機，這也是我倆一直引以為傲的。

不可否認，我確實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然而打動我的卻是她的本質：她天性中的那份從容不迫，或者說她內心的節奏？我舉個例子吧，蒂莉的母親因為女兒的病房護士身份而享有免遣庇護（即不必遣送進集中營的庇護令），有一天上面卻突然宣佈，免遣庇護不再對親屬有效。就在蒂莉母親的免遣庇護即將失效的那天晚上，我和蒂莉恰好都在她母親那兒；快到午夜12點的時候，門鈴響了，我們誰都不敢去開門，大家都以為來人是來下遣送通知的。終於，我們把門打開——門外站的人是猶太人社區組織派來的，他告訴蒂莉母親她得到一份勤雜工的工作，要求她第二天早上去那些被遣送進集中營的猶太人家中幫忙清理傢俱，同時他給了她一份證明，憑著這份證明她可以自動獲得免遣庇護。

這人走後，我們三個又圍坐在一起，互相看著彼此，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第一個發話的是蒂莉——她說了什麼呢？“看，上帝還真是了不起！”我不得不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美的神學理論、最短小的神學專著！

最終是什麼事讓我決定跟蒂莉結婚的呢？那是有一次，蒂莉正在我位於切爾寧街的家中為我準備午飯，就在這時電話響了，是從羅特席爾德醫院打來的緊急電話：剛從內科轉過來一名服安眠藥過量的患者，我想不想施展一下自己的腦外科技術？來不及煮咖啡了，我隨手拿了幾顆咖啡豆放進嘴裡嚼，匆匆趕去出租汽車站打車。

兩個小時之後，我回到家裡，一家人共進午餐的計劃已經徹底打亂了。我以為其他人早就吃過飯了——我的父母也確實如此，可是蒂莉卻等著我沒去吃飯。她見到我第一反應並不是：“啊，你終於回來了，我等你一起吃飯呢。”不是的，她的反應是：“手術進行得怎麼樣？那個病人還好嗎？”在這一刻我決定，要讓這個女孩成為我的妻子——這並不是因為她為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她就是她。

我和蒂莉結婚的時候，我們和另外一對新人一起成為維也納被納粹當局批准的最後兩對猶太夫妻，這之後猶太民政局就被解散了。另外那對夫妻是我的中學老師——艾德爾曼博士和他的新娘，他曾在20年前教過我。

那時候有一項雖然沒有正式宣佈、實際上卻一直在執行的禁令：嚴禁猶太人生養小孩，即便是合法夫妻也不行。後來乾脆來了一道命令，規定即日起，猶太婦女一經確認懷孕，便立即被送入集中營，同時醫生公會也接到指示，不得阻止猶太婦女墮胎。於是蒂莉不得不忍痛將我們未出世的孩子打掉，我的書《沒有被聽到的要求——意義的呼聲》（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就是獻給這個尚未謀面的孩子的。

我們兩人在猶太人社區的一個圓頂下結為夫妻，然後不得不步行穿過好幾條街道（因為禁止猶太人坐出租車），去照了張必不可少的結婚照——蒂莉還戴著那條白色的新娘頭紗。照完相後，我們接著往家走，路上我在路邊一家小書店的櫥窗裡看到一本書《我們要結婚》，徘徊良久，最終我們還是走進書店——蒂莉頭上還戴著新娘頭紗，我倆胸前都佩戴著猶太星標識。我強忍著笑，讓蒂莉去要那本書，鼓勵她“自信一點兒”，於是就看見她頭上戴著白色頭紗，胸前彆著猶太星，紅著臉對上前詢問的店員說，她想要的書是《我們要結婚》。

我們的結婚照在戰爭結束後還幫過我的忙，我是二戰後第一個由佔領國獲準出國的奧地利人。那次我是要去參加一個會議並在會上做報告，會議在蘇黎世召開，直到我準備出境時仍然不知道能否拿到簽證，我也沒有兌換瑞士法郎，所以只能請在那邊接待我的房東來火車站接我。我的房東是蒂莉的哥哥古斯塔夫移民瑞士時寄住的那個家庭，我在因斯布魯克時就打電話去蘇黎世，告知對方作為標識，我到時會把集中營聯盟的徽章——一個尖頭朝上的紅色三角形——系在大衣的扣眼上。

到了蘇黎世，我在火車站裡等了很久，希望有人走上前來把我接走，卻一直沒有等到。過了一會兒，站臺上的人都走光了，這時霧氣瀰漫中出現一位女士的身影，她緩慢而踟躕地朝我過來，手裡拿著一張照片，不斷地打量著我，將我與照片上的人做對比。

“您是弗蘭克爾醫生嗎？”她問我。這時我才發現，她手裡拿著的是我和蒂莉的結婚照。謝天謝地，幸好她還帶著這張照片，否則肯定認不出我來。

因為那天，火車站裡好多人的扣眼裡都彆著一個紅色三角形，接我的這位女士根本沒法辨認出，到底哪一個是弗蘭克爾醫生。原來就在那天晚上，所謂的寒冬賑濟活動正式開始，那是一個募捐活動，只要有人往捐款箱裡投一枚硬幣，就會得到一個尖頭朝上的紅色三角形圖案作為已經捐過款的憑證，而他們發的紅色三角形比我別在釦眼裡的這個要大得多，也顯眼得多。

再回到我結婚的時候。我和蒂莉新婚不到9個月，便被送進泰雷津集中營；兩年後，蒂莉被派到一家為彈藥生產服務的雲母工廠工作，並因此獲得免遣庇護，而我則要被轉運到東邊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以我對蒂莉的瞭解，她一定會放棄自由，設法跟著我走的，所以我言辭懇切地請求她不要申請自願隨遷。而且，申請自願隨遷也不無風險，這麼做很有可能被視為蓄意阻礙軍工生產。儘管如此，蒂莉還是固執地提交了申請，請求隨我繼續遣送關押，而且不知為何申請竟然通過了。

在我們向東押送的過程中，她又一次展現了她特有的從容淡定。除了一開始，她略顯慌亂地對我低語：“你看到了吧，咱們要去奧斯維辛。”——這之前誰都不知道我們要被送去哪裡。隨後，她便突然開始在擁擠不堪的車廂裡整理那些堆得東倒西歪的行李，並且在她的帶動下，又有不少人開始自願幫她整理，一下子，她又變得鎮靜自若了。

我們兩個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裡待在一起的最後幾分鐘，她看上去很開心。即將分別之前，她偷偷告訴我，她把一塊手錶（我的印象裡那應該是一個鬧鐘）給踩碎了，黨衛隊休想能夠得到它——這一小小的勝利顯然讓她欣喜不已。隨即，男女要分開關押，臨走時我對她說：“蒂莉，如論如何要活下去——明白嗎，不惜一切代價！”我的語氣是那麼懇切，我想讓她真正明白我要說的是什麼。

我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需要她用身體去換取活下去的機會，希望她不要因為我而有所顧忌。這幾乎算是我給她的一個提前赦免，我希望她不要因為顧忌我而走向死亡。

就在巴伐利亞州的蒂克海姆（Türkheim）集中營獲得解放不久，我有一次路過那裡的一片田地，在路邊碰見一個剛獲得自由的外籍工人。在與他聊天時，我看到他手裡一直把玩著一個小玩意兒。

“你手裡拿的是什麼？”我問他。

他張開手，裡面是一個小小的黃金製成的地球儀，海洋部分是一層藍色的釉質，赤道上覆了一圈鍍金的圓環，上面刻著幾個小字：“世界因愛而轉。”這是一個項鍊的吊墜——一個吊墜？我和蒂莉在一起的第一個生日，我送給她的生日禮物也是這麼一個吊墜，看起來跟眼前這個簡直一模一樣。一模一樣的兩個——那這會不會就是我送給她的那個呢？極有可能，因為當時我買它的時候，店主告訴我，這款吊墜全維也納只有兩個，而且就在與蒂克海姆相距不遠的巴特沃里斯霍芬，有一個納粹的倉庫，裡面存放有大量黨衛隊收繳的飾品，這些飾品只能是從奧斯維辛運過來的。我從這名工人手中買下了這個吊墜，它有一處凹陷下去的小坑，不過——這個世界卻依然因愛而轉動著。

關於這個題目，我最後再說一點：1945年8月，我獲釋後回到維也納的第一天早上，就得到消息，蒂莉已經在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中慘遭殺害，她是在英軍解放這一地區之後被殺的。當時英國軍隊進入集中營後就發現了17000具屍體，之後的6個星期裡又陸續找到17000具——蒂莉應該也在其中。另外人們還告訴我，到了晚上，吉普賽人會把屍體的一些部位割下來放到鍋裡煮來吃，其中大部分都是肝臟。於是之後的幾個星期，我總是強迫症似的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些吉普賽人吃了蒂莉的肝臟……

我們再回到我被押送入集中營的那段時間。日子一天天過去，隨著形勢越來越嚴峻，我早已料到會和父母一起被送入集中營，於是我抓緊時間，坐在書桌前寫《醫生與心靈》的第一稿。無論如何，我也要將意義治療的核心思想留存下來。

後來，直到我被轉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時候，這本書的手稿一直被我縫在大衣裡子裡偷偷藏著，進入奧斯維辛之後它就被收走了（二戰之後我還找回了這一稿的複印本，不過當時我的第二稿早已完成，而我在轉送至奧斯維辛之前在手稿中添加的很多補充內容則永遠找不回來了）。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後，我必須把隨身帶的所有東西扔掉：衣服和我身上僅存的幾件物品，其中還包括我最引以為傲的多瑙河流域阿爾卑斯山登山協會的獎章，它是我被任命為登山隊隊長時授予的。

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集中營，而在此之前，我就在泰雷津集中營邊上的那個名叫“小堡”的集中營裡領略過一個真正的集中營是什麼樣子了，它與被稱為“猶太人聚居區範本”的泰雷津集中營大不相同。我被拉去在那兒勞動了沒幾個小時，身上就收穫了大大小小31個傷口，然後被一個維也納來的惡棍（牢頭）推推搡搡地拖回泰雷津集中營。走到營地的一條馬路上時，蒂莉看見了我，猛撲過來：

“天哪！他們對你做了什麼？”

回到我們所在的棚屋，蒂莉——這位訓練有素的護士，仔細地為我包紮傷口。到了晚上，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又拉我去另外一個營地，參加一個半公開的活動——一個來自布拉格的爵士音樂家（他也是一名囚犯）為大家演奏《你在我身邊如此美麗》，這首歌被關押在泰雷津的猶太人奉為民間“國歌”。

上午經歷了殘酷的折磨，晚上卻在欣賞爵士樂，這種強烈的反差交織在一起，形成我們當時典型的生存狀態：美與醜、人性與野蠻的矛盾共存。

在奧斯維辛火車站我面臨了第一次淘汰選擇，其中有一個細節我在之前的書中一直未曾披露，其原因很簡單，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確定，這件事是不是隻是我臆想出來的。

事情是這樣的：門格勒醫生其實當時並沒有把我的肩膀扳向右側——表示得以倖存的那一側，而是指向左邊——即將被送進毒氣室的那個方向。可是我發現，我前面被指向左邊的那些人裡我一個都不認識，而恰好我的幾個年輕同事都被指到了右邊，於是我佯裝向左邊走了一步，又悄悄從門格勒醫生背後繞到右邊那一列去了。天知道，我當時怎麼就靈光一現想到了這個主意，而且居然有勇氣那麼做了。

還有一件事我在我出版的德語書中也未提及：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我被強制脫下自己身上的合身衣物，換上一件（應該是）從毒氣室的屍體上扒下來的破破爛爛的外套。在這件外套的口袋裡，我發現了一張從祈禱書上撕下來的紙頁，上面是用希伯來文寫的猶太教禱告詞《以色列啊，你要聽》。我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中曾寫道：這樣一個意外的巧合，一定是在告訴我——我的書稿一直在某個地方沒有丟失，難道除此之外它還會有別的意思嗎？因為從那時起，這頁禱告詞就被我藏在外套中，恰好就在之前我的書稿所藏的那個位置。而有件事我每次想到都會感到不可思議：我在被關押期間零零散散寫在紙片上的第二稿的提綱最終保存了下來，而與此同時，那頁祈禱詞卻在我獲釋後突然不知所蹤。

再講一下我認識的一個惡徒，像其他的刑事罪犯一樣，他當上了集中營的牢頭。在奧斯維辛的時候我跟他有這麼一個小插曲：集中營要抽出100個囚犯運送到其他地方，我也被抽中。正當我們要離開，我說的這個牢頭突然猛撲向另外一個犯人，對他拳打腳踢，用鞋跟大力把他踢進這100人的隊伍裡，順便把我從隊伍中揪了出來。同時，他用汙穢的語言狠狠咒罵著這名囚犯，讓大家以為是這個人因為害怕而躲在一旁，把我推出去替他。當我回過神來，那100個人已經被帶走了。這個牢頭一定是聽到了什麼風聲，這100個人不是被送去毒氣室就是被帶去做其他一些有生命危險的事情，是他救了我一命。

後來我在考弗靈第三集中營時，一個叫本舍的人（他後來成為慕尼黑電視臺演員）也曾救過我。當時，我用一根香菸跟他換了一碗燻肉味的湯——當然裡面一粒肉丁都沒有。他在一旁看著我哧溜哧溜地喝湯，誠懇地勸我克服悲觀情緒——這種悲觀情緒我在其他囚犯身上看到過，如果任其發展，人就會開始放棄自己，那便離死亡不遠了，而當時我確實已經深受這種情緒的影響。

再後來，我在蒂克海姆集中營裡染上斑疹傷寒，病情沉重，能清晰地感到死亡的腳步逼近。生死之際，我心中唯一掛唸的，便是我的書還未出版，不過後來我便說服自己放下這個念頭。我想，如果一個人生命的意義完全取決於一本書的出版與否，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人生？當亞伯拉罕自願將唯一的愛子作為犧牲獻給上帝時，神的使者降臨了；所以我也必須下定決心，自願犧牲我的精神之子——在我看來，似乎只有我的書（也就是《醫生和心靈》）出版了，我的人生價值才能得以實現。

斑疹傷寒沒有要了我的命，我慢慢好起來了，可是隨即我便出現呼吸困難的症狀，特別是到了晚上，我喘不過氣來，身上疼痛難忍。病痛的折磨讓我幾近絕望，我終於在午夜時分溜出我的棚屋，去找營地的主治醫生——我的匈牙利同事拉茨醫生——他自己也是一名囚犯求助。這段可怕的經歷我永生難忘：因為集中營裡嚴禁囚犯夜間離開自己的棚屋，所以我不得不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趴在地上朝著100米外拉茨醫生所住的棚屋匍匐前進；我戰戰兢兢地前行，一旦被瞭望臺上的哨兵發現，就會在機槍的掃射下立即喪命。可以說，我必須在兩種死法中選擇一個：窒息而死或是被機槍射死。

我從來沒有做過參加畢業考試的夢，不過直到現在，我還經常夢見自己在集中營裡，似乎對我來說，集中營才是我真正的畢業考試。其實我不必來這裡的——我本可以溜之大吉，移民去美國的；我本可以在美國發展我的意義治療理論，在那裡完成我一生的事業，實現我的人生目標——可是我沒有，我被送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是一個判決性實驗，自我超越（Selbst-Transzendenz）和自我割離（Selbst-Distanzierung）——近年來我特別強調這二者，是人的本初特徵，我在集中營裡的經歷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借用一個美國的心理學術語，這些來自集中營的經驗從更加廣義的角度來說證實了“生存價值”（survival value），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尋求意義之意志”（Wille zum Sinn），換句話說，即自我超越——人超越現有生存狀態的層次，追求尚未屬於自身的、更高層次的東西。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那些目光長遠、放眼未來並且堅持追求未來的意義的人，最有可能戰勝苦難，從困厄中走出來。美國海陸軍心理學家納爾迪尼和利夫頓曾在日本、朝鮮的戰俘營裡做過調查，其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

具體到我自己，我始終堅信，自己能夠活著走出集中營，首先要歸功於我想把丟失的書稿重新寫下來的信念。我開始有這個想法是在我染上斑疹傷寒的時候，那時我不得不整夜保持清醒，以防止自己死於血管閉鎖。在我40歲生日時，我的朋友送我一小截鉛筆頭，並且神奇地為我搞到幾張小小的黨衛隊表格紙片，於是我發著高燒，在這些紙片的背面潦草地塗畫出一些關鍵詞——是的，我想借助這些關鍵詞將《醫生和心靈》重新撰寫出來。

而日後我將這一計劃——完成我的第一本書的第二稿，付諸實施的時候，這些關鍵詞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同時在第二稿中，我還補充了自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這種極端情況下的一些經歷作為事例，來印證我的理論，而這一新加的關於集中營心理學的章節，我在關押期間就已經著手準備了。

對於如何才能很好地實現自我割離，我曾在荷蘭萊頓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心理治療大會上說過這麼一段話：“我曾多次試圖通過將痛苦客觀化的方法，使自己與眼前困厄的處境割離開來。我還記得，有一天早晨我們被拉出營地幹活，天寒地凍，在去往工地的路上我凍得瑟瑟發抖，腹中飢餓難耐，兩腳因為長期飢餓浮腫得穿不上鞋子，只能勉強塞進一雙滿是破洞的鞋子裡，趿拉著往前走，滿是凍瘡的腳裸露在寒風中，疼痛難忍。這時，我開始想象自己置身於一間寬敞、漂亮、溫暖、明亮的禮堂，站在講壇上，面對著全場凝神靜氣的聽眾發表演說，演說的題目就是《集中營的心理治療經驗》（後來我確實以此為題目發表過會議演講[1]），而演講的內容，正是我此時此地的經歷。女士們先生們，相信我，我絕不希望真的有一天能有機會發表這樣一個演講。”

3年裡，我先後輾轉在4個集中營——泰雷津、奧斯維辛、考弗靈以及蒂克海姆。我幸運地活了下來，可是我的親人（除了我妹妹以外）的遭遇，只能借用裡爾克的一句詩來概括：主賜給每個人他自己的死亡。在泰雷津集中營，我父親在我的懷裡停止了呼吸；我母親去了奧斯維辛，隨即被送入毒氣室；我哥哥——據別人說，被送去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一個附屬營地，在一座礦山勞動時喪命。

前段時間，我的老朋友埃爾娜·費爾邁耶（Erna Felmayer）給我寄來一首詩，那是我1946年寫在一張處方簽上轉交給她的，詩中描摹了那段時日裡我的心境：

我死去的親人啊，你們沉沉地壓在我的心底：

你們在我左右，似是無聲提醒

我身上的職責；所以現在我要

將一切把你們帶向滅亡的東西，統統毀滅，

直到我明白，每一縷陽光，

都是你們的熠熠目光，想要訴說，

直到我看見，每一棵蔥蔥鬱郁的樹，

都是一個死去的身影，對著我招手示意，

直到我聽見，每一隻鳥兒啁啾鳴囀，

都是你們的歌唱：

這是來自你們的問候——或許，是你們在對我說，

你們早已原諒，我獨自苟活於這世上。

後來，我被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市授予榮譽市民稱號，當奧斯汀市市長宣佈這一決定時，我說：“實際上不應當是您授予我榮譽市民，而是我給您‘榮譽意義治療師’的稱號。因為如果不是這麼多得克薩斯州的小夥子們——這其中有一些來自貴市，付出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把我和無數其他同胞從蒂克海姆集中營解救出來（我指的是來自得克薩斯的軍隊），那麼1945年以後世界上就沒有弗蘭克爾這個人，當然也就沒有今天的意義治療理論了。”聽到此，市長先生的眼中噙著淚水。

獲釋後，我重新回到維也納，不止一次有人問我：“是不是維也納為你和你的家人做得太少了呢？”是的，我的父親在泰雷津集中營離世，我的母親在奧斯維辛被送進毒氣室，我的兄長也是在奧斯維辛失去生命，還有我的第一任妻子年僅25歲就喪命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不過聽到這個問題我通常會反問：“有誰需要為我做些什麼嗎？”維也納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男爵夫人，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將我的一個表姐藏在自己家中長達數年之久。還有一位左派律師，雖然我與他只是萍水相逢，並沒有幫過他什麼，他卻一有機會就給我偷偷帶一些食物〔他就是後來的奧地利副總理布魯諾·皮特曼（Bruno Pittermann）〕，我還有什麼理由背棄我的家鄉維也納呢？

“集體罪責”（Kollektivschuld）的說法無疑是錯誤的，一直以來，我堅定地站在反對集體罪責這一邊。在我的一本關於集中營經歷的書中——這本書的英文譯本僅在美國銷量就達900萬冊，我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我最後所在的那個集中營的長官是一名黨衛隊成員，集中營解放後有消息證實，這名長官經常暗地裡自掏腰包，拿出數目不少的一筆錢去附近的集市上為集中營裡的犯人買藥！在集中營解放之前這件事只有營地的醫生（他也是一名犯人）一人知道。

“這個故事還有後續：集中營解放後，營地裡關押的猶太犯人將這位長官藏了起來，不讓攻進來的美軍找到，並對美軍指揮官宣稱，只有對方承諾不傷害這位長官一根汗毛，他們才把他交出來。美軍指揮官用自己的職銜保證，絕對不傷害這位長官，這樣大家才把他帶到指揮官面前。指揮官讓這位黨衛隊成員繼續管理集中營，於是這位長官便發動周圍村子裡的村民募捐，為我們籌集食品和衣物。”

1946年的時候，大家還不太會像我這樣站出來反對“集體罪責”，更不用說主動為納粹分子說話了，所以我經常受到一些組織的批評。那時候我還讓一個同事躲在我的家裡，他曾經獲得某個希特勒青年榮譽獎章，當時國家警察正在搜捕他，送他接受審判，而審判結果要麼是無罪釋放要麼是死刑。這樣一來，我就保護了他沒有被當局帶走。

有一次我在法國佔領區演講時，還當著法軍指揮官——一名將軍的面，反對“集體罪責”的說法。第二天，一位大學教授過來找我，他曾經是一名黨衛隊軍官，他含著淚問我，為什麼我竟然這麼有勇氣，公開反對這樣一種籠統的群體性指控。“您不可以，”我說，“您如果這樣說可能是在為自己辯護。可我是進過集中營的，是編號119104的囚犯，所以我可以這麼做，因此我也就必須這麼做。我沒有您這樣的嫌疑，這同時也意味著一種責任。”

我還在集中營的時候就對自己說，一旦我回到維也納，就第一時間去找珀茨爾，獲釋後我真的直奔他那裡去了。由於這之前我就獲悉，我的第一任妻子已經命喪黃泉，所以在這位我非常尊敬的師長的臂膀裡，我走出集中營以來第一次痛哭流涕。可是我卻無法為他做些什麼：就在那一天，他由於納粹分子的身份被永久革職。儘管如此，他仍然同我其他的朋友一樣掛念著我，生怕我會自殺。皮特曼拉著我在一張空白的表格上簽字，然後他自己將這張表格變成一份主治醫生職位的申請書，於是接下來的25年裡，我一直擔任維也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

我剛回到維也納沒幾天，便去拜訪了我的老朋友保羅·波拉克（Paul Polak），告訴他我父母、兄長以及妻子的死訊。我還記得，我說著說著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保羅，我必須得承認，當太多事情一下子朝一個人襲來，當一個人經歷了太多考驗，就必須得找到一個意義作為支撐。只能這麼說，我感覺，好像有什麼事情在等著我去做，好像我必須去做些什麼，好像我是註定為什麼東西而生的。”哭完之後，我一下子輕鬆了許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會比忠誠的保羅·波拉克更加懂我，即使他當時只是沉默地傾聽。

接任珀茨爾擔任精神病醫院院長的奧託·考德斯（Otto Kauders）建議我，重新撰寫《醫生和心靈》的第三稿作為該書的終稿，並以此取得在大學執教的資格。這是對我來說唯一有意義的事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

我毫不停歇地口述，三個速記員輪流值班，將我口授的內容速記下來並用打字機打出。屋子裡沒有暖氣，空蕩蕩的沒有幾件傢俱，窗框上貼著一些厚板紙權當玻璃，我每天就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將湧動在內心深處的想法口授出來——這些話語就像自己直接從我腦子裡蹦出來一樣。我邊說邊在房間裡來來回回地踱步，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有時我筋疲力盡，一下子癱坐在扶手椅中，淚流滿面。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裡，那些在痛苦的清明中向我奔湧而來的思想，化作滔滔不絕的話語，從我的口中衝出……

1945年，我還用9天時間口述了一本介紹集中營經歷的書——《追尋生命的意義》，這本書後來在美國銷量近千萬冊。在我口述時，我就決定將這本書匿名出版，以便能夠更坦率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這本書第一版的封面上並沒有我的名字——後來，我的朋友極力勸說我在這本書上署名，不過那時它早已下廠印刷了。最終，朋友們還是說服了我，我決定勇敢地直面現實。

或許正是因為我在寫這本書時明確地告訴自己，這本書會匿名出版，不會給我帶來什麼個人的成就，才使這本書一躍而成為暢銷書的，這真是絕無僅有的奇事啊。它5次被評為美國高校“年度最佳圖書”，並且被大多數高校列入必讀書目。

美國堪薩斯州的貝克大學將這本書列入教學計劃，用3個學年的時間處理書中的主題。我知道有一家特拉普派修道院，僧侶們每天中午靈脩時都會誦讀一段書中的內容，還有一座天主教堂在星期天做彌撒時也會如此。我認識一些修女，她們將我書上的一段話印在為教會學校的女學生製作的書籤上；我還知道一位大學教授，他給哲學專業的學生布置的作文題目是《如果蘇格拉底和弗蘭克爾同時被關押在一間屋子裡，他們會說些什麼》。

我十分驚喜地看到，美國的年輕人紛紛被我的書所打動，至於他們為何如此，卻不好解釋。在高爾頓·奧爾波特（他還為我的這本書作序）的推動下，這本書在美國出版的版本中，除了原有的集中營經歷的敘述之外，還引入了意義治療的理論作為該書第二部分。可以說，後一部分是在總結前面集中營經歷的基礎上升華提煉的理論結晶，而前一部分又為後面的理論提供了現實的事例佐證，二者相互獨立，卻又互為支撐。

這一獨具匠心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該書的影響。有一次，我為別人在書的扉頁上題詞，是這麼寫的：“用自己的鮮血寫作實屬不易，然而卻最能寫出精彩。”美國舊金山那座臭名昭著的聖昆丁監獄中，一名犯人在監獄創辦的《聖昆丁新聞》中如此評價此書：“弗蘭克爾就像他書中所寫的那樣活著。”

讓人感到慶幸和鼓舞的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還有一本書無須藉助宣傳和輿論壓力的“造勢”就能取得如此的影響。如果當初它直接落到出版商手中，可能壓根兒就不會出版。而它之所以能夠獲得今天的聲譽，完全是奧爾波特的功勞——當初這本書的版權以200美元的價格轉讓出去，兜兜轉轉從一家出版商到另外一家，終於在它的最後買家手中做成一筆大生意——書各有命。至於《醫生和心靈》一書，二戰結束不久一家美國的官方機構去歐洲考察，準備選取一些有價值的圖書翻譯成英語，當時整個奧地利僅此一本入選。

甚至還有一些歐洲的出版社，在出版我的書時也會鬧出笑話。一家葡萄牙的出版商曾寫信給我，希望將我的《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譯成葡萄牙語出版，於是我不得不回信提醒對方，早在幾年前這本書就有葡萄牙語版本了，看來之前的出版社對我的書宣傳力度不夠，大家還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呢。還有一家挪威的出版社有一天通知我，我的某一本書無法在當地出版了——它幾年前就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了。

在美國，出版社會得到國家的補貼，因此不必擔心書賣不出去造成財政虧空。可即便如此，我的作品直到10年之後才被紐約著名的克諾夫出版社接手出版。從商業的角度講，克諾夫出版社不會後悔自己的決定——1945年我把自己頭兩本書的手稿交給它時，做夢都不會想到它們在海外會如此受歡迎（我的書已被譯成包括日文、中文、韓文在內的24種語言）。對於我個人來說，最神聖的事情莫過於，我可以把《醫生和心靈》的手稿終稿親手交到我的第一個出版商——弗朗茨·多伊蒂克（Franz Deuticke）出版社那裡（弗洛伊德的作品也是最先在那裡出版的）。

至此，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意義治療，正式成立。按照J. B. 託雷略的說法，它是心理治療歷史上最後一個全面系統化的體系。事實上，我一直在尋求一種儘可能清晰的表述，我努力將我的語言打磨得如水晶般晶瑩剔透，讓人一眼就能看到它們背後閃閃發光的真理。

我的口才很好，卻並不善於將自己的想法付諸紙面，因為這一點，我犧牲良多。儘管我酷愛登山，卻不得不在無數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枯坐在家中寫字檯旁，凝神打磨我的書稿。

好在有我的妻子陪在我身邊，幫我分擔這一切。可以說，為了我的事業順利起航，艾麗所付出的犧牲甚至更甚於我——犧牲與自制。她不僅是我的得力助手，還在寫作中向我提出許多建設性意見——我在用頭腦寫作，而她卻是用心，或者就像雅各布·內德勒曼教授有一次特別詩意的表述，在整個演講旅行中她始終如影隨形地陪伴著我，“就像伴隨著光的那片溫暖。”

在我寫書的過程中，有時候一頁的內容我要推翻重寫10次，有時候一句概念性的表述要花費3個鐘頭。每次我口授寫作，便一頭扎進我的書裡，全然忘記周圍的一切，再抬起頭來，已不知今夕是何年，所以也會有這樣的情景：我躺在床上，旁邊放著我的口授錄音機，我手裡拿著話筒，滔滔不絕地口授，對於艾麗的提醒——我們必須半個小時內趕到火車站無動於衷。艾麗輕手輕腳地進來，再次提醒我要抓緊時間，那時我還完全沉浸在口授寫作中，於是我說：“艾麗，逗號，請幫我放洗澡水，歎號！”直到艾麗抑制不住放聲大笑，我才反應過來我剛才在用口授的語氣跟她說話呢。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很喜歡聖·埃克蘇佩裡說的一句話：“完美不是指再沒有東西能增加進去了，而是指再也不能拿走一樣東西了。”

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也取決於一個理論的系統特徵，以及它應用於醫療實踐的方法意識。我的許多聽眾和讀者對我說，他們其實已經在無意識地使用意義治療了，從這兒可以看出意義治療的有效性，同時也說明，將一項技術——比如矛盾意向法，置入一個系統中，使其成為系統下的一種方法，是多麼正確而重要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意義治療理論具有優先地位，而從實踐方面來說，則早已有人走到了前面——早在1939年我在《瑞士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檔案》上發表論文第一次描述這一技術之前，就已經有人將其應用到治療中了。在《實用心理治療學》一書中，我詳細介紹了這一理論的形成過程，當然這其中亦不乏未成體系、勿論方法的思想。

在美國讀者寫給我的信裡，總是樂此不疲地談論著我的書和文章帶給他們的影響，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收到這麼一封信，其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是：“弗蘭克爾醫生，你的書改變了我的命運。”

二戰結束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一名訪客。艾麗告訴我，來者是一位名叫考瑟爾的工程師，“但絕對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個剛從監獄裡放出來的考瑟爾。”

“請他進來。”

他進來後說：“我叫考瑟爾，不知您是否從報紙上聽說過我。”

我當然聽說過他——大家都認定那起婦女謀殺案是他乾的，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他，直到後來發生的一個意外，讓真正的兇手浮出水面。

“我能為您做點什麼，工程師先生？”我問。

“什麼都不必，我是專程來向您道謝的。在監獄裡我都絕望了，沒有人相信我是無辜的，後來有人給了我一本書，是您寫的，就是這本書讓我堅持了下來。”

“真的嗎？”我問，“您認為自己是怎麼做到的呢？”

他回答說，他應當是實現了“態度的價值”（Einstellungswerte）。他說得沒錯，我們可以看到，他是真正理解了意義治療並運用到具體的情境中去，而意義治療也確實對他有所幫助。

在亞洲的某個獨裁國家，人民最後一次爭取進行選舉的努力失敗，反對派候選人被送入監獄。這名候選人有一次在接受《新聞週刊》的採訪，當記者問到他是如何支撐著熬過這段長達數年的監禁生活時，他回答說：“我的母親給我送了一本書進去，是一位名叫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奧地利心理學家寫的，是這本書幫助我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歲月。”

就我個人而言，最寶貴的經歷當屬我和馬丁·海德格爾[1]的一次談話——那是海德格爾第一次來維也納並拜訪了我。在我的來賓題詞紀念冊上他留下這樣一段話：“紀念一段美妙而富有啟發性的上午拜謁時光。”有一張照片記錄了我們倆在維也納的會面，照片背面是海德格爾的題詞，他想借此強調我們兩人觀點的相似性：“過去的東西走了，曾在者來了。”（Das Vergangene geht. Das Gewesene kommt.）

包括這次會面在內，我總有這樣的體會：那些讓我仰視的真正的大師無一例外都是寬厚的仁者，他們雖然有權力和資格批評我，卻總是忽略掉我所做研究的不足，而試圖從中挖掘出一些積極的東西給予我肯定。馬丁·海德格爾如是，路德維希·賓斯萬格[2]、卡爾·雅斯貝爾斯[3]、加布裡埃爾·馬塞爾[4]亦如是。

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我去巴塞爾拜訪他時對我說過：“弗蘭克爾先生，您所有的作品我都知道，其中那本關於集中營的書（他指著他的藏書室裡我的那本《追尋生命的意義》）算得上是為數不多的幾本人類的偉大作品之一。”

加布裡埃爾·馬塞爾曾為我《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的法文版寫序。

在我眼裡，變老並不是一件壞事。我經常說，只要一想到自己在變老的同時，也會變得越來越成熟，就會覺得這也不算什麼事兒了。我能這麼想主要是受到這種情況的啟發：對於自己兩週之前完成的一部書稿，兩週之後再拿來看就覺得不甚滿意，這之後它還要經過多少輪的補充修改，真是無法預計啊。

我總會想起以前攀登普萊納萬德峰（Preinerwand）時的情景：喜馬拉雅科考隊隊長納茨·格魯貝爾（Naz Gruber）帶著我攀登，經常是他悠閒地坐在一塊凸起的岩石上，看著我跟在他後面慢慢向上爬，一根繩子將我倆拴在一起，以便必要時他能夠保護我的安全。他對我說：“您知道嗎，教授，我看您爬得不賴，可是您的力量不行——不過您已經用純熟的登山技巧彌補了這一點。我不得不說，大家得向您學習如何登山。”喔，這話可是出自一名攀登過喜馬拉雅山的登山者之口，難道我不應該引以為豪嗎？

最後，變老也是人存在的短暫性的一個表現方面，這種短暫性歸根到底是對於責任的唯一也是最大的鼓勵——將責任作為人存在的最基本、最本質屬性。因此，我想在這一本自傳性的小書裡，重複一遍意義治療的準則很有必要：“要這樣生活：好像你已經活過一次，而在前一次的生命中，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錯的，所以現在你要重新開始，把它們做好。”這段話是我有一天在夢裡想到的，醒來後就馬上記下來，並把它放在《醫生和心靈》一書中。事實上，這樣一種虛擬的對個人生活的自我回溯，確實能夠增強我們的自我責任感。

對於意義治療所取得的成績，我沒有什麼好慶賀的，就像那次我受邀去梵蒂岡接受教皇保羅六世的特別接見時所說的：“其他人只看到我做了什麼、獲得了什麼，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幸運地得到了什麼，然而此時此刻我卻清楚地意識到，還有什麼是我本就應該且必須去做卻尚未完成的——上帝的眷顧讓我走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門，得以在這世上繼續活了50年，而我必須回報這份眷顧，做點什麼。”

對於教皇的這次接見，我在這裡想多說兩句。我妻子陪我同去，我們兩個都對當時的情景印象極為深刻。保羅六世先是用德語問候我們，接著用意大利語與我們交談，一位神職人員在旁翻譯。他稱讚了意義治療，認為它不僅對於天主教，而且對於整個人類都具有重要意義；另外，他還高度評價了我在集中營裡的表現，不過說實話，我根本不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怎樣做才是正確的。

後來我們起身告辭，朝門口走去，就在這時，突然聽到教皇在身後用德語對我——這個來自維也納的猶太神經病學家，一字一句地說道：“請為我祈禱！”

這是多麼令人感動、多麼令人震撼啊！後來，我每每想起此事，總是會說，從教皇身上可以看到一種掙紮在無邊黑夜之中的痛苦，在黑夜中他只能憑自己的良心做出決定，儘管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決定不僅會讓他自己飽受責難，而且會將整個天主教會置於不利的境地。可是他別無選擇，無數個無眠的黑夜雕琢了他的面容。

再回到本篇開頭所講的，我十分清楚我的努力仍有力有不逮、無法企及之處，這也就形成了意義治療的片面性。然而這種片面性是無法避免的，克爾凱郭爾曾說，我們所做的修正勢必是片面的，而且是“完全片面的”。或者，正如我1961年在第五屆世界心理治療大會的閉幕式上以大會副主席的身份發表閉幕演說時所說：“如果我們得不到一個絕對真理，那麼就必須滿足於多種相對真理之間的相互修正，並且有勇氣去面對片面性。在心理治療領域那些交織在一起的紛繁的多重旋律裡，我們可以而且必須走向某種片面性，且對這種片面性瞭然於心。”

可以說，那些新的心理治療體系的創建者，歸根到底都是在處理自己的病史。問題僅在於，他的病史能否代表他所處時代的集體神經症，如若可以，他就能夠以自己的痛苦造福他人，用自己所患之疾病使他人免受疾病之苦。

不過，所有這些並不僅限於集體神經症或者神經症本身，它還包括那些在痛苦中掙扎的人。

特拉維夫的阿德勒研究所（Alfred-Adler-Institut）所長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講到一名非常年輕的以色列士兵，他在贖罪日戰爭中失去雙腿，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想要自殺，大家想盡各種辦法也沒能讓他從抑鬱中走出來。後來有一天，這名士兵突然充滿活力地出現在大家面前，臉上笑容燦爛，像突然間換了個人似的。這位所長十分驚訝地問他：“發生什麼事了？”這個小夥子微笑著遞給她一本希伯來語版的《追尋生命的意義》，對她說道：“我無意中看了這本書。”這本書對他來說似乎更像是一本“治療性讀物”，而意義治療也非常適合他的情況。

有時候我也會收到有類似遭遇的人寫給我的信。一次，我收到的一封信裡還夾著一頁巨幅報紙，上面印有許多照片，寫信人名叫傑瑞·朗，而那張報紙來自1980年4月6日的《特克薩卡納每日公報》（Texarkana Gazette）。傑瑞·朗之前是一名潛水運動員，17歲那年在休斯頓出了訓練事故，導致四肢癱瘓，僅能用含在嘴中的一根木棍敲擊鍵盤打字，用自己的左肩操縱一臺機器。就這樣，他參加了距家幾公里外的一所大學的遠程視聽課程，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一名心理學家。為什麼呢？“我喜歡人們，想要幫助他們。”在他的信中他這樣寫道。至於為何要寫信給我，他是這麼說的：“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讀了《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與你和你的朋友們所遭受的苦難相比，我遇到的困難根本不值得一提，然而在閱讀過程中，我卻找到了我們之間的許多共同點。這本書我已經讀過4遍了，每讀一編仍會有新的領悟和感受。這一切只有同樣處在困境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而你戰勝了它們，這給了我極大的震撼……我曾活在痛苦之中，但是現在我明白了，不經歷這些痛苦，是無法獲得成長的。”

在這裡，這本“治療性讀物”，或者乾脆說是意義治療的催化作用起到了效果。每次我在演講或者授課時講到“技術和人性”這一問題，都會樂此不疲地對聽眾們說這麼一個故事，在我的書中我也跟我的讀者分享過：有一天夜裡3點，我被一個電話吵醒，來電話的是一位女士，她告訴我她決定自殺，而她打電話只是好奇我會對她說些什麼。於是，我拿出通常勸說想要輕生的人的那一番話，耐心地安撫她，向她詳細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直到她向我保證暫時不去自殺，第二天早上9點過來找我。

第二天早上她準時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袒露心聲：“醫生，如果您認為，您昨天晚上對我說的話中哪怕只有一句對我起了一丁點兒作用，您就錯了。就算真有什麼東西打動了我，那麼只有一點：我半夜把您從睡夢中吵醒，您卻沒有惱火，沒有叱責我，反而花了半個多小時的時間耐心地聽我傾訴，費心開導我。所以我就想：如果真是這個樣子的，那麼我也許真的需要再給自己、給自己的生命一次機會。”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充滿人性的關係便建立起來。

一天早晨我來到醫院，向早已等候在此的諸位從美國來的教授、心理治療師以及大學生打招呼——他們都是來維也納進行學術研究的。“《美國名人錄》找了幾十名代表，請他們用一句話來描述，什麼是他們生命中最為關切的事情，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紛紛對我表示祝賀。“諸位知道我寫的是什麼嗎？”所有人都陷入沉思，這時，一名來自伯克利大學的學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您認為自己生命的意義在於，幫助他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完全正確！我確實就是這麼寫的。

1946年，維也納總醫院，我帶著我的同事在神經科病房裡查房。

我剛從一間病房裡出來，準備朝另一間走去，這時一名年輕的護士走過來，請求在我們科里加一張病床，來安置一名剛做完手術的病人。我同意了，她感激地衝我微微一笑，便離開了。我轉過頭去問身邊的助手：“你看到那雙眼睛了嗎？……”

1947年，她成為了我的妻子，她名叫埃萊奧諾雷·卡塔琳娜（Eleonore Katharina），原姓施溫特（Schwindt），暱稱艾麗。

我們的女兒名叫加布裡埃萊（Gabriele），女婿弗朗茨·維塞利 （Franz Vesely）是維也納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他們育有一子一女，亞歷山大和卡塔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