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在20分鐘內就體驗到了僧人修行20年才可以獲得的東西。”[22]冥想者的指導手冊
理查德內在歸宿的方向十分可能已在一部厚厚的佛經裡得到詳細描述，那是幾年前丹尼爾首次在印度旅居期間慕寧達鼓勵丹尼爾學習的：《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在巴利語中意為“清淨之路”。這部5世紀的經書是丹尼爾在菩提伽耶所挖掘到的那些油印手冊的古老來源。
雖然有數百年的歷史，但《清淨道論》仍然是緬甸和泰國等小乘佛教國家冥想修行者的權威指導書，通過現代的解釋，仍然為內觀冥想提供基本的模板，即廣為人知的“正念冥想”的根源。
這是一本關於冥想修行者如何穿越內心最微妙區域的手冊，提供了一個關於冥想狀態的細緻入微的現象學研究方法，以及一路通往“涅槃”的途徑。正如手冊所揭示的那樣，通往“完全安寧”這一偉大成果的法門是：一方面要精神完全集中，另一方面要有敏銳的領悟能力，二者結合。
取得冥想修行成果的道路上是有切合實際的經驗性標誌的。例如，入定的方法首先從僅僅專注於呼吸（或其他40多個推薦的專注點，如一小塊色彩或任何可以使精神專注的東西）開始。對初學者來說，這意味著遊走在全神貫注與思緒遊離之間，搖擺不定。
起初，慾念的洪流像瀑布一樣奔湧，有時令初學者感到灰心喪氣，感覺自己的思想不受掌控。實際上，產生慾念洪流的感覺似乎是因為我們過於關注自己的天性，亞洲文化因其瘋狂的隨心所欲而被稱為“猿猴品性”。
隨著我們注意力集中的加強，遊離的慾念在逐漸消退，而不是將我們猛然推倒在內心的某個小角落。慾念的洪流如同一條河流般緩慢地流動，最終歸於一片湖泊的靜謐之中，就像冥想禪修中的一個古老比喻所說的那樣，它告訴我們如何沉澱心靈。
手冊中提到，持續的專注獲得進展的第一個重要標誌是：“接近入定”——注意力在既定的目標上保持集中而不會分散。伴隨這種專注的層次而來的是喜悅與冷靜的感覺，有時還會伴隨一些感官現象，比如看到光芒閃爍或感到體態輕盈。
“接近”意味著處於完全專注的邊緣，全神貫注稱為“禪定”（jhana，類似梵文中的“三昧”），在這種境界中，所有分心的慾念完全停止。在禪定中，內心充滿了強烈的欣喜、極樂，以及對冥想目標持續不斷、全心全意的專注。
《清淨道論》列出了“禪定”的另外七重境界，其標誌是從欣喜到極樂逐漸升級的微妙感覺、心境越發平和，以及越來越堅定和無須著力的專注。在最後的四重境界，連欣喜這種相對顯而易見的感覺也已經消失，只留下毫不動搖的專注與平和。這種更加升華的領悟的最高境界十分微妙，就是所謂的“非想非非想”（即“不感知亦不無感知”）的禪定境界。
在佛祖釋迦牟尼的時代，全神貫注於“三昧”狀態被認為是瑜伽修行者獲得自由的捷徑。相傳佛祖是在一群雲遊不定的苦行僧身上實踐這種方法的，但他放棄了這條道路，並發現了一種與之不同的創新冥想法：深入地看待意識本身。
傳說佛祖曾經宣稱，禪定並不是獲得精神自由的唯一途徑。儘管有全神貫注作為這條道路上的強大支撐，但是佛祖釋迦牟尼開創了一條獨闢蹊徑的自我關注之路：內觀之法。
在這裡，意識認知對於腦海中產生的一切都是開放的，不僅僅是對於某一事物，而是任何事物，就像完全入定狀態一樣。保持這種正念冥想的能力，是一種敏銳而不做出迴應的專注態度，它會隨著我們心無旁騖能力的強弱而變化。
通過正念冥想，冥想修行者只是下意識地記下進入內心的任何事物，比如慾念或聲音等感官印象，然後就任憑它們離開。注意這裡的關鍵詞是“離開”。如果我們對剛才出現的情況加以思索，或是讓它觸發任何反應，我們就失去了正念的立場——除非這種反應或思索反過來成為正念冥想的對象。
《清淨道論》描述了悉心修持的正念冥想（即在我們連續時段內的經歷中“對於實際發生的事物清醒而專一的認知”）如何進一步完善為一種更為細緻入微的內觀修行，從而引導我們通過一個又一個階段達到最終的頓悟——“涅槃”。[21]
這種向內觀冥想的轉變發生在我們的覺悟與慾念的關係上。通常，我們的慾念迫使我們認為：我們的憎惡或自我憎惡會產生一系列感覺與行動，而浪漫的幻想則是另一回事。通過正念冥想，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自我憎惡與浪漫的幻想其實如出一轍，與所有其他的慾念一樣，都是腦海中正在消逝的瞬間。我們不必整日被我們的慾念驅使，它們就像一幕幕簡短的故事片、預告片和剪餘片，在內心的舞臺上連續上演。
一旦我們將自己的心靈看作一系列過程，而不是被七情六慾的誘惑滌盪一空，我們就進入了內觀之路的法門。在那裡，我們通過一次又一次地改變我們與內心表露的關係獲得進步——每次都對覺悟的真諦有更多的省悟。
正如沉澱在池塘裡的淤泥讓我們看見水一樣，我們內心潮水的消退可以讓我們更清晰地觀察心理機制。舉例來說，在這條道路上，冥想修行者會遇見許多驚鴻一瞥和令人眼花繚亂的感知瞬間，它們在腦海中競相掠過，卻常常隱藏在覺悟的紗簾之後。
理查德通過冥想修行獲得的美妙感覺很有可能出現在這個過程中的某個基準點上，但是他的幸福感（美妙的幻覺）已經消失在記憶的迷霧中。轉變的狀態已經一去不返。在印度，人們常常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一名瑜伽行者在洞穴中獨自修行了許多年，達到了“三昧”的神聖境界。志得意滿的瑜伽行者自認為該結束自己的內心修行旅程了，於是他便下了山崖，來到一座村莊。
那天集市很擁擠。瑜伽行者正穿過人群，這時他被人匆匆抓住給一位騎象的本地官員讓路。站在瑜伽行者正前方的一個小男孩突然驚愕地後退，不想恰好踩到瑜伽行者的一隻赤腳上。
瑜伽行者疼痛不已，氣急敗壞，舉起他的手杖便朝這個小男孩打去。這時，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以及令他伸出胳臂的怒氣，隨後轉身離去，徑自回到他的洞穴去重新修行。
這個故事講述了冥想最高境界和持久變化之間的差異。除了像“三昧”這樣暫時的狀態（或與之相似的全神貫注的“禪定”）外，我們的性情也會不斷髮生變化。《清淨道論》認為這種轉變才是達到內觀之法最高境界的“正果”。例如，如經書中所言，貪婪、自私、憤怒和惡意等強烈的消極情緒會消退，取而代之並佔主導的是積極的品質，如平和、善良、悲憫和喜悅。
這份清單引起了其他傳統冥想形式的類似聲明。我們不確定這些特質究竟是源於達到那些境界而累積的某些具體的變革性經驗，還是來自沿著這條道路修行的單純的數小時。理查德由冥想而達到的美妙的幸福感，可能已經接近全神貫注的禪定境界，因為如果不是第一次禪定，不足以帶來這些特質的轉變。
佛祖釋迦牟尼的主要發現是：通過內觀之法達到覺悟——對他那個時代的瑜伽傳統是一個挑戰，與之相伴的是集中精神的路徑以達到“三昧”的不同層次，這是全身心投入後充滿幸福的狀態。在那個時代，內觀法與集中精神法是覺悟策略中亟待解決的問題，關係著實現那些轉變的特質的最佳途徑。
時間快進到實現覺悟的另一種策略，那是在20世紀60年代，那些迷幻藥物風靡一時的狂歡歲月。人們突然發現藥物可以促使狀態轉變，這引發了一系列假想，就像一個“癮君子”（吸毒者或迷幻藥物嗜用者）所說的那樣：“麥角酸二乙基酰讓我們在20分鐘內就體驗到了僧人修行20年才可以獲得的東西。”[22]
大錯特錯！問題在於由藥物所致的狀態轉變，在化學藥物的影響消失後，你仍然一如從前。正如理查德所發現的那樣，通過冥想修行所達到的“入定”後的美妙感覺同樣會消失殆盡。
[1] “馬哈拉吉”在印度語中意為“印度聖哲”。——譯者注
[2] 西方人對於他們所認識的尼姆·卡洛里巴巴有著萬花筒式的感受，詳見：Parvati Markus, Love Everyone: The Transcendent Wisdom of Neem Karoli Baba Told Through the Stories of the Westerners Whose Lives He Transformed (San Francisco: Harper One, 2015)。
[3] Mirka Knaster, Living This Life Fully: Stories and Teachings of Munindra(Boston: Shambhala, 2010).
[4] 這個冥想者群體包括那些曾經跟隨馬哈拉吉的人，如克里希納·達斯和拉姆·達斯。其他人還包括沙倫·扎爾茨貝格、約翰·特拉維斯（John Travis）和威斯·尼斯克（Wes Nisker），他們都成了內觀冥想教師。另一位參與者米拉巴伊·布什不久建立了冥想心靈協會，這是一個致力於在大學階段提倡冥想教學法的組織。她在谷歌網站與他人共同設計了關於正念冥想和情商的首個課程。
[5] 不可否認，這本手冊的某些部分似乎太過於離奇而不可認真看待，尤其是獲得超現實能力的部分，這與波怛闍利（Patanjali）的《瑜伽經》（Yoga Sutras）中的相似片段異曲同工。兩部經書宣揚類似順風耳等超能力，卻缺乏精神實質。實際上，在一些印度史詩如《羅摩衍那》中，一些惡棍據說經過數年虔誠的冥想修行而獲得了這些能力，但是缺乏道德保護的框架體系（因此仍舊胡作非為）。
[6] 詳見：Daniel Goleman, “The Buddha on Meditation an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Part I: The Teachings,”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4:1 (1972): 1-44。
[7] Daniel Goleman, “Meditation as Meta-Therapy: Hypotheses Toward a Proposed Fifth Stage of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3:1 (1971): 1-25. 約40年後，當再一次讀到這篇論文時，丹尼爾既對該論文的天真幼稚頗覺有些尷尬，又對其某些方面的預見性感到欣慰。
[8] B. K. Anand et al., “Some Aspects of EEG Studies in Yogis,” EEG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3 (1961): 452-56. 這不僅僅是一份逸事性報告，這一研究在計算機數據分析和標準化流程出現很久以前就出現了。
[9] 斯金納的核心理念激進行為主義認為，一切人類行為都是不斷給予刺激下的結果［著名的是巴甫洛夫（Pavlov）以狗為對象做的響鈴實驗］，以及得到強化（一開始是給狗投餵食物）的特定反應（狗對於響鈴做出流口水的反應）。
[10] 理查德所在的心理學系主任在哈佛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而其導師正是斯金納，並且把他對條件反射下的鴿子強化訓練的研究帶到了紐約大學，建立了充滿鴿籠的實驗室。這位系主任不僅在其行為主義理論上十分僵化，而且，在理查德看來，他非常頑固，完全是偏執的。在那些年中，行為主義在許多知名大學的心理學系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學術心理學領域十分普遍的活動是通過實驗研究使得這一領域更加科學——這是對曾主導這一領域的心理分析理論的反應（心理分析理論更多地依靠臨床掌故而非實驗支撐）。
[11] 作為一名學生，理查德在系主任主辦的高級名譽論壇上吃驚地發現主題竟然是斯金納1957年的著作《言語行為》（Verbal Behavior），這本書聲稱人類所有的行為習慣都是通過強化習得的，並以語言為恰當示例。多年以前，斯金納的書便遭到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其批判性評論中激烈的、非常明顯的抨擊。批評指出，以一條狗為例，無論怎樣給予回報或者獎勵，它都學不會人類的語言，但是人類的寶寶可以不經強化自己學會和掌握語言。這表明語言不是僅僅靠不斷強化練習便可以習得的，而是有遺傳和先天因素。在斯金納的論壇上，理查德引用喬姆斯基批評斯金納的話發表了反對系主任的觀點，於是系主任便懷恨在心，不斷貶低理查德，其真實目的是想把他驅逐出該校心理學系。在那次研討會之後，理查德變得精神恍惚，甚至出現幻覺，曾試圖在凌晨三點去系主任的實驗室打開籠子放走鴿子。詳見：Noam Chomsky, “The Case Against Behavior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30, 1971。
[12] 當時，理查德的導師朱迪思·羅丁女士剛剛博士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羅丁女士在心理學研究的職業生涯中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曾先後擔任耶魯大學藝術與科學研究生學院院長、該校教務長，併成為“常春藤聯盟”大學之一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長。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她剛剛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理事長的位置上退下來。
[13] 為了掌握這些方法，理查德轉而追隨約翰·安特羅伯斯（John Antrobus），他在紐約另一端的紐約城市學院教書，理查德就在安特羅伯斯的實驗室住了下來，把那兒當成逃離他自己的學校——紐約大學心理學系氛圍的避難所。
[14] Daniel Golem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Bantam, 1995).
[15] 此處為比喻，說明兩人一直都在研究和探索冥想改變心靈本質的課題，並沒有迷失航線，像飛機一樣始終在雷達的監測與指引下飛行。——譯者注
[16]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3), p. 388.
[17] 弗洛伊德與羅曼·羅蘭，詳見：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然而，不久，超驗主義體驗被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理論吸納，被稱為“巔峰體驗”。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有接近外圍人文主義心理學運動邊緣的早期運動，稱為“超個人心理學”，它可以引起強烈的心智狀態轉變。（丹尼爾就是超個人心理學協會的早期主席之一。）丹尼爾在《超個人心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批有關冥想的論文。
[18] Charles Tart, ed., 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arper & Row,1969).
[19] 對於致幻劑的興奮和迷戀在一定意義上是當時腦科學研究的衍生物，多年來腦科學研究一直促進神經遞質相關知識的進展。20世紀70年代早期，許多神經遞質被認識，但人們對其功能、作用知之甚少。40年後，我們可以認識100餘種神經遞質，並且掌握它們如何對大腦起作用的更加複雜的證據，對於它們互相作用的複雜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評估。
[20] 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一個獎學金項目，旨在研究亞洲人精神傳統中的心理學機制，即“民族心理學”研究。
[21] “正念”一詞的定義出自：Nyanaponika, The Power of Mindfulness (Kandy, Sri 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86)。
[22] Luria Castell Dickinson, quoted in Sheila Weller, “Suddenly That Summer,”Vanity Fair, July, 2012, p. 72. 與之相似，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在對各種不同的狀態轉變藥物的個人研究中寫道：“一些人通過冥想或者相似的催眠術可以實現超驗的狀態，而藥物卻提供了一條捷徑，它們（致幻藥物）對於超驗狀態的需要有求必應。”（出自：Oliver Sacks, “Altered States,” The New Yorker, August 27, 2012, p. 40。）藥物可以帶來暫時的狀態轉變，卻不能實現持續的人格特質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