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本书，我们在多尔多涅省的一栋森林小屋里工作。离小屋不远处，有一条小路，我们常在讨论之余来到这里散步。小路上有条岔路，以一块木板告示此路通往邻近村庄，木板上头还手写了一行字：「欢喜之心，此路不通！」但是我们不理会这行字的劝阻：因为我们十五年来的工作和友谊，让彼此心中的欢喜，绝对不是此路不通！

在两、三年前，我们三人就决定一起写本谈论人该如何存在的书。这不是一本强迫他人接受教诲的指南，而是一本谈论我们自身经验与信念的书。我们觉得，以三人不同的生命历程、不同的职业──哲学家、僧侣、精神科医师──说不定能够对这个人人都在寻求出路的人生大课题提出多元、丰富的观点。

很多年前我们就对彼此有所耳闻，也都读了对方的书。然后我们三人真的结识了……彼此建立了友谊。随着公开或私下会面，更确认了彼此的信念相通、价值观相仿，共同写一本书的念头就这么诞生了。

三人在这兄弟之谊中，各有自己的角色。马修是慷慨稳重的大哥，他的足迹踏遍全世界，为的是捍卫他心心在念的价值（人道主义救援、西藏、利他主义）。他充满智慧，身体也非常结实，让其他两名小弟十分佩服。亚历山大是三人当中最年轻的，快乐而深情，才思敏捷、具有创造性且富诗意，爱笑也爱逗人笑，喜欢被人疼爱，也喜欢付出自己的爱。克里斯多福是二哥，性格平和，喜欢帮助与安慰自己的病人和读者，并详细解释情况，虽然是三人当中最孤僻的，却总是很高兴能和所谓「在善中相交的朋友」聚会。

也来简单说说聚会的场所和其间的氛围。我们在乡间一栋素朴的小屋里住了好几天，彼此交换意见。这栋小屋面对着韦泽尔河谷，可以从这里欣赏冬阳升起，看着雾气轻笼，日光渐渐照亮整个景致。大家待我们像是佩希果这一带的王子一样，吃的是美味的素菜，每日所做的不过是在壁炉一角坐下来讨论。当大脑需要透透气时，我们就到大自然里散步，或者是和同桌进餐的其他朋友一起闲聊、去拜访襄特鲁博的佛教研习中心，浸润在庙宇、舍利塔与幽静的僧侣住所氛围之中。

其间也有很多欢笑，尤其在我们为这本书取书名的时候。以下就是我们放弃的书名（希望您在读到相关篇章时，能明白它的来龙去脉）：《三个男人在村里》《怀有同情心的鞋匠》《「自我」杀手大叔》《伐木工人与利他主义》《感激的消防队员》《佩希果的小吸管》《只有自己的清洁工》《聆听的小蚯蚓》《优化同情的特遣队》。

在这段工作期间，我们身边围绕了许多亲切的男男女女，不管是一直陪在身旁或只是短暂停留的过客，没有这些人，我们这个计划是完成不了的。这本书的封面虽然只挂了我们三人的名字，但是这些天使们对催生这本书自有其贡献。我们会在书的最后面谢谢这些同路相伴的人。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这本书里收录了我们在经验上、信念上的交流。我们三人的人生历程、各自的性格与职业，让我们就「是什么让一个人拥有良善美好」这个问题有所思考、投注精力。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好模范，更不是克服困难、尽力达成使命的好榜样！ 我们在来小屋小住前就定下了彼此要讨论的系列题目，也在每天晚上决定第二天要谈的主题，好在晚上有时间先动动脑。我们时断时续的交谈全都录音记录下来，然后转化为书面文字。接着，编辑和我们自己再「整理」文字，把这好几个小时的对话、论辩梳理得更有样子一点。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里，感受到我们在交流时的勤奋认真以及欢乐气氛，更感受到我们即席而发的精神。我们竭力使谈话能够具有一贯性，而不致散漫无章，也希望能把想法向读者传达无误。

现在，就请拉张椅子在我们身边坐下来，或者是更靠近一点，和我们一起坐在舒适的旧沙发上。其他朋友也都在这里，在这栋森林小屋中，他们等一下也会对我们的谈话表示宝贵的看法。壁炉里的火毕毕剥剥响着，窗外是随河谷开展的景色。冬天的太阳渐渐变苍白，茶壶里的茶冒着热气，暖了手，也刺激了我们的心神。亚历山大淘气地说了个笑话；马修推推他的眼镜，拍手要大家专心一点；克里斯多福再看一眼前天晚上写在本子上的笔记（他知道狡猾的伙伴经常会转头看他，要他第一个发表意见）。

谈话就要开始了，现在就只缺读者您了……

马修：动机，有点像是我们在旅行时，早上起来便得决定今天是要往北走、往南走，或是往西走。在开始之前，先花一点时间来探问这一场谈话所想赋予的意义，是有益对话进行的。尤其有必要先问问，我们所要的是帮助他人，或是营私利。

我们写这本书的动机

克里斯多福：关于我的部分，我的动机有三，第一就是要有用。我是个医生，曾写过几本实用心理书，希望能借由这些书来帮助他人。要是我能够不必和人见面，就能够帮得上忙，这会让我感觉非常幸福。我写书从来就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帮助我的读者少受一点痛苦、身而为人能有所进步。我想，我们三人都是这么想的。和我所喜欢、所钦佩的两位朋友在一起待十天，是我第二个动机！不过，从这本三声部的书里我还看到另一个我们所想望的事：就是让别人对我们的印象，符合自己真正的样子。偶尔有人会误以为我们是「智者」，就好像我们已经找到了某种智慧，而使我们与别人有所不同。这显然是个错觉──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为了要帮助读者，在谈到我们自己如何变得更好的经历，以及其间所遭遇的困难时，必须提醒读者，我们并没有比读者更优越。我想有必要让读者知道，人并不能划分为两个范畴，一是飞在别人头顶上十公里高的人，一是像他一样每天在地上污泥里泅行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勤奋地修练自己。

有效的修练，必须能让我们变得更慷慨、与他人更契合

亚历山大：在我们要开始交流时，我感觉自己像是走入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实验室，并且在你们的陪伴下，要对「存在」这个大工地进行一场大勘查。和两位精通幸福之道的专家在一起接受这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让我觉得欣喜，另一方面又让我惶恐不安。尤其让我挂怀的是，我希望我们的谈话是有用的。有些书曾经救了我的命。如果不需秘方（因为并没有所谓的秘方），我们的谈话就能够鼓励为生命搏斗的男男女女，我会很高兴的；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朝向越来越向往的精神道路走去，并以此来鼓励大家，我也会很高兴。如果内在的进展并不能让我们与他人更为契合，那么这个进展便是白费的。如果自我操练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为慷慨，那么这个操练就是闭锁的。「自我」，是如此狡猾，并且善于将一切收归名下。造成不管做什么，一切均以「自我」为名。这世上的确有一种隶属于自我主义的灵性操练，但是遗忘他人，无可避免地会让我们的生命停滞不前，歪曲地利用了那原本能救命的道路。因此，寻找能让我们避免一步步踏入这陷阱的操练，便有其急迫性……友谊能治愈很多痛苦、不幸；它能带来安慰，使人精神飞扬。我们也是基于友谊启动了今天这场聚会，而且，它在我们之间交织出永远不会耗损的紧密关系。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每个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做苦工的队友，要靠着群体的力量一起度过这无边的苦海。我特别想以这样一股动力题献给这本书。

马修：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催生了这本书，我们都希望能聚在一起几天，开诚布公地来讨论我们关心的一些主题。不是为了以共同的理念做为基础，在众多相似的书里再增添上一本。有些人喜欢制造概念，然后大大宣传。这本书的目的比较是在于分享我们从精神导师或是其他导师身上的学习所得，及静坐冥想或是精神疗法的操练经验。

至于我自己，是靠着精神导师的智慧和善心，才能有些许的转变，也才能为他人服务。所以，我也要试着将他们教给我的分享出去，并且尽量不违背、不扭曲他们所传授的信息。

亚历山大：当务之急的修练，是培养一股求进步的热切渴望，并意会到人是有能力逃出内在牢笼的。每个人对修练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说词，但是日复一日真正执行，就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了……在「愤怒者协会」的一场演讲上，我自己也有点是个「愤怒者」，因为在我说完一番美丽的讲词之后，发现自己一个人淋着大雨，走路回家。谴责这个世界、控告这个地球是无益的。重要的是实际采取行动、帮助他人、真正地支持他人。就让我们听从尼采的建议吧：展开一天最好的方式是早上起床时，问自己这一天是不是能够「至少让一个人」高兴。依作家克里斯琼．博班的说法是，一切要从「身边的人」开始做起，要从「第一个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人」做起。我们该怎么全心接待在街角遇见的人、该怎么接待每天和我们相处的人？又该怎么去爱自己所讨厌的人？

克里斯多福：我们都很可能像这些愤怒者一样，在听完你谈利他主义之后，不帮你撑伞，让你独自一人淋雨到车站。因为我们只把利他主义当概念看，因为在听完演讲之后我们立刻又缩回自己的问题里、缩回到自己忧心的事情上。说到底，重要的并不是「利他主义是件美好的事」，而是「我现在、今天能为他人做些什么？」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能治愈我们，它可以是安慰者、启发者、满足精神者的角色，但是我们或迟或早一定要通过行动与身体力行才能得到治愈。判断一个理念是否具有力量与意义，是要在实践中观察、在真实里察看。而且只有在实际操练里，我们才可以真正见到它对自己和他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唯有能够将教诲内化，教诲才有意义

马修：你们提到的这些要点，也是佛教要处理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种教诲，它的有效性与意义，取决于人有没有将其内化。其余的不过是废话。如果你只是忙着收集医生的处方笺而不按时服药，你的病是不会好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思考，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去。它是决定行动的准则，但是如果不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一切都是枉然。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在此厘清，这个问题涉及了我们的动机，以及该如何使用这本书。所谓的「自我心灵成长」其实是很吊诡的。如果只是在「自我」的小泡泡里开展自己，以抚慰人心的概念来喂养它、擦亮它、美化它，那我们只会处在非常狭隘的视界里，而错失了真正的目标。因为想追求心灵的丰盈，就只能透过对他人开放、对他人仁慈来达成。无论如何也必须避免自己成为「自我」栖息的避风港。就像亚历山大常说的：「在自我的小泡泡里，总有一股闭锁的闷臭味」。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试着改变自己，成为替他人服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是赢家；二是留在自我的小泡泡里，让每个人都是输家。因为如果一心只想让自己过得快乐，是无法帮助他人的，这样自己也达不到快乐的目标。

克里斯多福：我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跟两位有一点不同。我是个治疗师，时常接触到有困难的病人，而我发现病人的问题往往是对自我评价过低。因此，我在看「自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不会带着批判的眼光。我注意到自己第一个阶段的工作经常是要安慰自我、修复自我、加强自我。很多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是憎恨自己，所以我觉得修复自我的工作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如果我第一阶段就鼓励他们去照顾他人，想必会让病人感受好一点，但这却不是应有的步骤。我知道到头来总得让他少关心自己一点，至少抛却那过度关心自己的部分。但是这一步不能走得太快。我相信这样的做法，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进步的。

我在医治病人时总会想到一件事，就是所谓「精神治疗师的自我揭露」。这是指治疗师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也谈一点自己──在这本书里，我们就运用了这种方式。有人曾经就此现象做过研究、也曾经将它理论化，因为这在精神治疗中是个强而有力的因素，就像是厨房里的调味料。没有「精神治疗师的自我揭露」，医病之间的关系是苍白冷淡的；有了这个，医病之间彼此可以建立默契，而且更为人性化。在这种医生帮助病人的架构下，自我揭露到底包含了什么？医生听着病人诉说痛苦，有时这也会唤起医生自己的相同经历。医生决定跟病人说说自己的经历，对病人来说可能是有用的，能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不过，这种所谓的自我揭露应该要以小剂量实施：不能够让医生自己的事充盈整个诊疗空间，也不能要病人以「相对」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么做的目的不在贬低他受痛苦的权利，而是在于让受苦的病人感受到，这不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世上有许多人都环绕着他、支持着他。这让我想到克里斯琼．博班在他《天上的废墟》一书中的另一个句子：「不管你眼前看见的是谁，这人都是个经历过好几次地狱的人。」病人来看我时，他们都正处于地狱中，他们在自己的处境里感觉孤单、迷失。让他们知道他人也曾经历痛苦，有时候颇能提振人心、抚慰人心。

我们的人生经历

亚历山大：谈到志向，它是很能让人的心灵得到解放的。它就像是个罗盘，在什么都不顺的时候，激励我们向着最深沉的内在召唤走去。不管是在试炼中，或是处在喜乐里，我们都应该不断地问自己：「此时、现在，我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就我自己来说，我想生命赋予了我三个志向。第一个就是残障，它让我活得非常充实。残障并不是一个负担，而是可以成为无比丰盈的存在。要是偏将它看做是苦刑，我大可以立刻在自己头上开一枪，结束生命……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将它看做是通往智慧的一条途径。但是要留意，让人成长的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看你怎么面对这份痛苦。不过，我必须提防自己太快把痛苦看做是好事的这番言论。因为忘记痛苦会让我们的心变尖刻，毁了原本可以是柔软的心。虽然我并没有就此完全接受自己的残障，但有时会意识到我肢体上的不幸是能让我过得更快乐、更自由的一个机会。而且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精神上的修练，我只有更糟的份。简单来说，残障迫使我改变，迫使我到最深之处寻找庇护，在远离标签、远离表象之外，每天走上修练之途。

作家这个职业是我第二个志向。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有写作的热情与需要。在我和生命搏斗之时，便明白有一天必须传授我的事物给和我一样不幸的同伴，做为见证。他们教导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求进步的渴望、求快乐的想望，以及人与人应该团结互助。我曾在残障学校里生活了十七年，也是在此有了这种为他们作见证的志向。这想必是求生的本能，不过它是具有生产性的。也就是说，在痛苦中，我感觉到整个人有必要做一些什么。

最后，身为父亲是我第三个志向，它教会我遗忘不该记得的事物、治愈害怕、避免立即的反射作用、满足匮乏人生，并鼓励我一直求进步。

特别是当事情不顺的时候（这种情况常常发生），这三个志向时时在我身边作陪。这些并不是自我尽全力想要满足的个人目标，而是一心只求往前进，只求越来越深刻地去爱他人。那些封闭在个人身分里的人，总会受苦。例如说，要是我的幸福完全是依赖作家的身分而来，哪一天我再也不能写作时，就会失去我的快乐。

今天，我从灵修中汲取养分。尤其是禅修及祈祷，帮助我更深沉地经历我这三个存在的志向。

一切要从我天生的残障开始说起 ：起因是脐带位置不良，使得大脑有部分永久受损。我从三岁起就住在特教中心里，在那里生活既艰辛又精采，也让我强烈意识到这些残障生脆弱的生存处境。自此之后，我就有一种不安全感，而且极度害怕被人抛弃。这想必是因为早年生活困顿，以及与父母分离所致。我在特教中心的生活中学习到的是，以赞叹之心面对这个世界，以及总是有一股奋力向前进的需要。

在与我不幸的同伴（有时是重度残障）在一起时，我也曾经面对死亡。小时候有个名叫特里希雅的女孩和我很要好，她因急性或慢性的脑室扩大造成脑水肿。在我八岁时，一位辅导老师把我拉到旁边，对我说：「去看看特里希雅，她就在走道尽头，去看看她多么美丽。」我走进了一间幽暗的小房间，发现我的朋友就躺在小小的棺材里，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生了病。在这么小的年纪，第一次遭遇死亡与痛苦，虽然让我瞬间成长了不少，但它也使我精神受到创伤。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小女孩两臂交叉在胸前，像是在祈祷的样子。在这阴森的房间里，我感受到来自心灵深处的召唤，它使我走向追求精神之途。我深切明白，没有这个内在的追寻，我是会完蛋的。

我为了要进所谓的「正常」学校，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搞砸了心理运动功能的测验，因为我的速度不够快。靠着父母亲的坚持不懈，我终于能正常上学去。如果说我向来坚持每个人都有在社会中共存共融的权利，那是因为我自己差一点就被摒除在外。我离开特教中心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是走进了另一个星球。我不懂社会上的某些社交规范，像是：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拥抱人、该不该握手……就算到今天，我都还在学这种社交规范。

我从小到大都有一种悲剧意识，而且有一颗根深柢固的天真之心……因为曾经和无法说话的人相交，所以我学会了以友善的手势、微笑、眼神来与对方沟通。我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才有办法适应这个社会。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孩时，我抱她抱得太紧以致她大喊：「你是哪里有问题吗？」她这反应至今仍让我局促不安，也差点让我从此之后再也不敢造次……在特教中心里，尤其让我自在的是，我们的情绪完全是透明的，高兴就说出来；悲伤时也会对他人表达……相反地，在外面的世界，我发现往往必须掩饰自己的情绪、隐瞒自己的意图，不该把一切都显露出来。

和孤苦贫障的人往来，使我在很年轻时就意识到人和人应该团结互助。有人会说人都是坏心肠、是自私自利的、都只想着自己。但我和不幸的同伴在一起时则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之间会自然而然地团结互助、自发地善待他人，我们都有一起求进步的欲望……简单说就是，有种利他主义的气氛活跃其间。尽管我们的命运蹇促，但我们彼此会互相帮助，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归纳说人天生就是自私的。马修，在你那本《为利他主义辩护》书里提到精神分析之父的一封信函，我读到那个段落时不禁莞尔。他说很少在人身上看到「善」，绝大部分的人不过是社会败类。和他相反地是，我在很多宗教信仰者身上看到了无私的善心、看到他们没有算计。尤其在小孩子身上特别明显。为什么我们要忘却这与生俱来的天真之心呢？

看人们每天的行事，或是观察人性中最原始的一面，能揭露出人有千百种缺陷，就像嫉妒、诽谤、嘲讽……这些缺陷是很难尽除的。但是这并不会妨碍我相信人性崇高的一面。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回到我们最深沉的内在，那不受情感机制干扰的内在。

我曾以为从外在求取幸福，人生就能过得更好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因为偶然认识了一个人，让我的人生大翻转。有一天，我在特教中心里问一位神父：「为什么有人是残障？要是上帝存在，为什么祂把我们留置在这里，远离我们的父母？」莫杭神父很审慎，他并不直接回答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全心为他人奉献的神父给了一个让我困惑的说法，但这说法同时也赢得了我的心。我还记得他是这么说的：「你是个哲学家，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尽管我在学校里课业成绩很差，而且对精神方面的事物并不特别感兴趣，我还是跑去买了谈论柏拉图、苏格拉底的书，好取得智慧真言，并从中学习怎么让「心灵」过得好，而不是让「生活」过得好。我的精神历险就这么开始了，当我还是一无所恃的青少年，便开启了求进步的历程，并敢於潜入自己的内心深处。从前，我只从外在求取幸福，不敢改变看世界的方式，以为这样人生就能过得更好。古希腊雅典的那些贤人智者带给我药方、带给我激励，是治愈心灵的有效疗法。也就从这时开始，我走入哲学中，就像是求道的人走入修道会一样。要跨出这一步并不难。

就残障这一面来说，在特教中心里缺乏感情的对待方式，留下一连串恶果。太多辅导老师都相信和残障生保持距离是具有所谓治疗效果的，但这使得人人之间没有人性的温暖。尤有甚者，有时就连我们身边的几位修女都对我们很冷淡，只剩下狂热的信仰崇拜。就像有次我说到自己喜欢蛋糕时，修女们则干巴巴地回答说：「我们只能喜欢天主。」幸好，有莫杭神父在。他无比的仁慈，渊博的学识，让我对灵修生活感兴趣。他的通情达理、慷慨大度以及洞察力，总让我很感动。

有他做为典范，我迈向了哲学之道。在二次大战期间，他曾经庇护了一个犹太家庭。他跟我说，有一天他看见远处有盖世太保的车子，他立刻把自己的房子搞得一团乱，打破盘子、乱翻衣柜……当纳粹的亲卫队来到，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同僚刚刚来过了，他们已经翻找过了一回，看看他们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

简单来说，是莫杭神父让我对哲学有了热情。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智慧扎根在生活方式里、在每天的精神操练中。没多久我便有点苦涩地意会到哲学并不具治愈力，至少不能治愈我。尽管我一再重读亚里斯多德，或是十七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史宾诺莎或尼采等哲学家的书也是徒劳，情绪上并没有得到平静。后来，我认识了一位禅师贾克．卡斯特曼。因为他，我感觉到内在深处已经有了平静，而且身体并不是障碍，可以靠着身体导向这股平静……

于是，我「必须」要有个既是禅师也是天主教神父的精神导师，来帮助我静坐冥想、深化对天主原本就有的信仰。我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了韩国首尔，为的是学习超脱与自由之道。我的问题是：我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单纯与直接坦白。在南韩，这样的学习大大地清理了我自己：我远不是自己所希望那样，是个极度保护孩子的超级老爸。我认识了一位真正的精神导师，他每天向我显示，没有条件的爱是远超过我能想像的。他教导了我更自由地去爱、走出自己内在的牢笼。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做一个小时的静坐冥想。身体与心灵都加入这样的操练，能使我们受益：我们所能操控的事物很少，因此有必要毫无保留地投入能让自己得到解放的精神修练中。

每一天，我都很欣喜地发现，不懈地操练真的能让人得到解放。因为我的家人以及导师，还有贝尔纳．康朋、乔阿金、侯米娜、克里斯多福、马修等人，我可以投身在我的志向中，并且为做好一个「人」力求进步。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帮助我，让我自己与身上的创伤共存。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并非是「白手成家」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在善中相交的朋友，我是无法在首尔做我的操练的。我时时刻刻都是即生即死，时时刻刻都在遗忘那些不该记得的事……

我有时会抱怨自己的残障，但我的导师一句无限宽厚的话立刻让我醒悟过来：「祝福那横在我们眼前的障碍吧！如果不是因为残障、如果没有那常在的焦虑，说不定你会是个最让人不堪忍受的蠢货。」这句强而有力的话让我不再丑化那可以帮助我进步的力量。最近，我请求导师让我在真正得到平静之前，在刨出「我的痛苦之根」之前，别将我「遣回」欧洲去。我想我们还会在南韩待一段时间……

克里斯多福：我很喜欢你提到的这三个志向：父亲、残障和作家。对我来说，身为一个父亲也是推动我往前进的动机之一。我想尽可能地给女儿一个好榜样。我也很清楚这迫使我必须勤奋努力！我自己的残障之处是在于：我天生是个焦虑的人，凡事总想得很悲观。每天我都努力不让自己往这个方向倾斜而去。至于作家的志向是这样的，刚开始这是我身为治疗师的延长。只要我可以，我喜欢帮助他人、安慰他人、治疗他人。我读了许多其他人写的书，就像亚历山大、马修，还有克里斯琼．博班写的书等等。我对书中能治疗人心的部分很感兴趣。我认为世上有两种书，一是帮助人的书，一是让人得到休闲的书。

至于我的人生经历，我并非天生就是个治疗师，不是天生就能谈痛苦的问题。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困难──当然比起亚历山大的困难小得多了。基于一堆理由，我是个焦虑、悲观的人，也是个内向的人。我只有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思考。在此同时，我也需要其他人；我常说自己是个喜欢与人交往的孤僻者！每一次我在自己书里提到我的脆弱，提到对我来说为此而做操练是多么重要时，我想这都抚慰了读者的心，因为他们发现心灵操练是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命运。我担心的是读者把我理想化了，而实际上爱我的亲人、朋友都知道我有不足之处──对我来说，这样不仅比较好，也更能让我觉得自在！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书里常常谈到自己。这不是出于自恋，而是为了向大家显示我尽了多大努力在求进步，也为了避免读者对我有太过完美的印象，太过理想化我的形象。

能够学医而不是学工程，是我的运气。在我还小的时候，因为我是个好学生，就被定位要学习理工。当时我和同学一样，都梦想着造火箭、盖房子。后来，我读了佛洛伊德（这是当时学校的哲学课程之一），他的思想让我信服，于是我决定成为精神科医师，而非心理学家。我就此成为医生之后，也意识到我真的喜欢治疗病人。能够帮助他人、抚慰他人，让我感受到自己很幸福……不过，在我还是个年轻学生时，我是个极度自私的人，因为没有人教导利他主义，也因为我很喜欢吸引他人、喜欢寻欢作乐。学医让我渐渐见识到人内心真正的痛苦，见识到一些可怕的事物。学医也让我意识到，陪伴受苦之人是很重要的。我了解到自己选择了对的职业，因为虽然见到病人受苦会让我觉得悲伤，但能帮他们减轻痛苦却让我开心，而且让我的人生过得有意义，这是其他活动不能提供的。总之，治疗、安慰他人，让我整个人感觉好得不得了。是否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因为它让我感觉良好，所以我的利他主义动机终归是出于自私的心理吗？我一直相信这其中隐藏了自私心理，因此我一直觉得很羞耻。直到后来马修才让我醒悟过来，他向我指出这种治疗他人的快乐，是利他主义所带来的好处，是利他主义额外的收获。

再者，在学医后，我专攻精神病学。很快地，我发现当时最红的心理分析学一点也不适合我。它和我想要帮助人的欲望相抵触。心理分析学必须退一步来分析病情，而这让我很不开心，也让我很不自在。感觉自己的主动自发性受到限制，而且和要医治的病人保持距离也让我觉得很不恰当。亚历山大，就像你在特教中心的治疗师一样，他们和所辅导的孩子保持距离，不投注感情在其中，并认为这是有助于治疗。我们剥夺了情感、悲悯、移情作用的力量，可能忽视或是抑制了它。这种和病人保持距离、不执起他们的手、不提供建议，使我非常不自在。我对自己说：「你不适合精神科医师这一行。」因此有段时间我转向了外科、急诊、妇产科。我也喜欢这些，但是精神病学一直吸引着我，想必也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需要它。我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精神病学，也就是我离开了大学以后，放弃进到医院的机会。我到处走走看看，去学催眠、家庭治疗。这时，我遇见了在精神病学方面的导师吕西安．米叶，人称「人道主义的精神科医师」。在这里，我如鱼得水。吕西安．米叶对待病人很和蔼可亲，会称呼他们的名字──但不至于过于亲暱──关怀他们的生活，和病人家属保持密切连系，而不是将他们隔得远远的……他的精神病治疗方式使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关怀他人、仁慈对待他人。我开始觉得可以呼吸，我接受了「行为疗法」的教育，这种疗法和拉康心理分析的潮流相反。借着行为疗法，我们对病人解释他的痛苦是怎么运作的，以及他们该尽力做些什么。而且我们最好是对病人充满热诚，因为我们要求病人做的是困难的事：要他们面对自己的害怕、面对自己的焦虑，而通常他们是不会主动这么做的。所有我为病人做的事，到头来会帮助我克服自己的问题、焦虑和害怕。

在我发现「正向心理学」时，这帮助我克服自己的负面思想、悲观倾向。然后，我又发现了静坐冥想，对我来说这又是一大冲击。

每一次我和病人在进行治疗工作时，我自己其实也是和他在同一条船上。他们虽然不知道，但是往往在治疗病人之后，我总是对他们怀着感激之情。在帮助他们了解自己之余，也帮助我了解自己。病人是我的导师──我记得很清楚，我有十来个病人改变了我的生命，而他们并不知情。也许我从来都没把这一点对他们清楚说明、也许我从来都没好好谢谢他们，不过我想如果我当时对他们说了这个，他们大概会很震惊……

我喜欢我们为之工作的这个「心灵工地」。亚历山大让我认识了 progredientes 这个概念，这个拉丁字指的是求进步的男男女女，甚至曾经有个协会就以此为名。我也身在这个求进步的过程中，也需要改善自己的人生、求取进步，并对病人解释人人皆是如此，鼓励他们也投身其中。

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马修常说到的一点：利他主义应该优先于自我中心。我曾经是那么的差劲，要是没有学医的历程，我大概也会是个差劲的人。也就是说，我说不定可以当个好工程师，但是想必会是个没有心灵修养的人。而且，我是在当了医生、当了爸爸，被病人与孩子「软化心肠」以后，才更深刻体会到这件事。因为这花了我许多时间才走到这一步，所以我总是很挂心我的病人走到哪个阶段，并向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而不给他们压力去做一时还做不到的事。我鼓励他们试着做一点利他的事，这能使他们稍稍遗忘自己的痛苦，但是我不让他们把利他视为理想的解药。如果我跟大家说这些事，那是因为我总是原谅我的病人太紧紧抓着他们的自我，我让他们原谅自己的错误、原谅自己进展迟缓。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人生。

我的精神导师，是一个人所能成为的最美好样子

马修：在两位如此坦诚的谈话之后，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我小时候、青少年时期，我是个中等生，并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我向来对人有点冷淡──在我们初相识时，亚历山大就曾经对我这么说──我性格一点也不外向。在我青少年时期，就对研究灵性的书有兴趣，这是受到我妈妈雅娜．勒．杜莫兰，和我舅舅贾克．伊夫．勒．杜莫兰的影响。我舅舅是个独自跨海航行的航海家，在他出海时，会读很多他认为可以透过冥想和导师指引，而接触到阿拉真神的苏非派教义、吠檀多，以及其他涉及灵性修养的书，尤其是透过成为苏非行者的法国哲学家荷内．盖农的书，来理解这些。我们有一群朋友常常会谈到这方面的事。我对此甚感兴趣，也读了一些灵性修养的书，但我并不是很投入。我的成长环境并不特别具有宗教性，我想要当医生，甚至是当外科医师。但是我听从了爸爸的建议，他说：「医生多的是，研究工作才是未来。」当时我的物理成绩不错，所以就选择了物理。但除此之外，我并不是个优秀的学生。我爸后来又说：「生物学才是未来。」于是我便读了生物学。我很幸运地通过了一项考试，进入巴斯德研究院，在法兰斯华．贾克柏（注：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名下做研究。我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是细胞分裂。

就在我要进入巴斯德研究院的时候，我看了亚诺．德贾尔登正在剪辑中的影片，拍的是在中国入侵后逃亡到国外的西藏上师。我那时二十岁，这突然让我有所改变。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德国中世纪神学家埃克哈特大师、不是苏非派称之为「最伟大的大师」的伊本．阿拉比、不是印度教上师拉玛那．马哈尔希、不是沙漠教父（注：在西元三到四世纪间退居到埃及沙漠中的一群天主教信徒，过着极度刻己的苦修生活），也不是任何一位已经不在人世的上师。这些上师还活生生地存在世上！那里还有苏格拉底、还有以神贫生活振兴教会的亚西西的方济各！而且我觉得他们和我到目前为止所认识的人有很大的不同。亚诺．德贾尔登和另一位朋友菲德利克．勒博耶，才和那些上师见过面，他们拿了些照片给我看，对我说：「这其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甘珠尔仁波切，他住在大吉岭。」于是我决定去见他。

我爸爸有远见，从小就让我学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他说英文最后总是能学会的，所以我就带着一本简易的英文学习教材出发到大吉岭去。到了那里，我立刻见到了甘珠尔仁波切，他成了我的精神导师。不只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遇到的仁波切，而是因为他深深打动我的心。在这次旅程中，我还遇到了许多上师，不过我大部分时间都陪在甘珠尔仁波切身边。我就在他面前坐了三个星期，彼此没怎么说话。我不会说英语，更不会说西藏语。但是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位拥有特殊知识、也不是像钢琴演奏能手一样特别灵巧的人，而只是一个人所能成为的最美好样子。他和我从前认识的人完全不同。是他的存在方式、风采、善心最让我心向往。

后来回到了法国继续我的论文，不过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间，我常回到大吉岭，总共去了七次。有时我对自己说：「我在巴斯德研究院的时候，心里只想着喜马拉雅，但我在喜马拉雅的时候，却都不会想巴斯德研究院。我得做个决定了！」本来法兰斯华．贾克柏希望我到美国去做博士后研究，但我却跑到喜马拉雅研究佛学！我在喜马拉雅留了下来，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七年间几乎不离此地。在这段时间，我和西方社会几乎没有接触，而且没读半本法文书。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电台。因此我对这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完全不知情。而且因为我这些年太过把法文放在一边去，等到我得要写书时，便遭遇了困难。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学了西藏文，也过着佛教的灵修生活。

就你们所提到的那三个志向──父亲、残障和作家，我从来不曾当过父亲，不过我还是透过我和几位友人所创办的「慈悲─雪谦寺」人道救援组织照顾了许多儿童。现在，有两万五千名儿童因此有就学的机会，并且每年在其所创建的诊所里有十二万名病人得到医治。

就残障来说，我无意玩弄文字游戏，但是对我而言只要我们还没完全开悟、只要我们对人还有一丝恶意、只要我们仍然有贪婪与嫉妒等情绪、只要我们对他人还不是完全仁慈，那么我们就都是残障。不管是就你们所谓的幸福，或者是就我所渴望的利他主义，我都很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心里仍然混杂了光明与黑暗，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有时候，我也知道自己并非完全仁慈。在以利他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时，我也会有些思想或话语，是自己所不容的。不过，我总是希望能纠正它，让我更深刻地改造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想要走的方向。

我后来会回到西方社会，是由我和爸爸的一场对话所启动的。那场对话都收录在《僧侣与哲学家》一书中。我并没有当做家的志向，我翻译一些西藏作品，但是我并不特别有写作的才华。当时在提议要做那场对话前，我到所在的寺庙去见了冉江仁波切（他是顶果钦哲仁波切的孙子。顶果钦哲仁波切是我第二个精神导师，他已于一九九一年去世）。我对他说：「有人提议我这件事。说真的，我看不出花十天来议论人生有什么好处。」让我讶异的是，他居然回答：「这件事有意义，要去做。」因此，我之所以接受那次的谈话，有部分是出于他的忠告。要不是他，我大概会继续留在喜马拉雅修行、翻译文章。这显然改变了很多事。本来是没有半个人认识我的，但只因为我上了电视，第二天街上就有人过来跟我讲话，想用车子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或者只是想要和我聊个五分钟。再说，我穿这身服装，是很容易让人认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继续做这些事呢？我好好地待在我的寺庙里，试着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为他人服务不是更好吗？如果这样最理想，那我又何必停在半途上修修弄弄，何必在麦子还未成熟之时就收割？可是，我周遭的情势却让我投身在许多活动中，尤其是「慈悲─雪谦寺协会」的活动。到目前为止，这个协会已经完成了超过一百六十个人道救援计划。我想这本书会是有用的，有人会来说这本书能帮助他的生命有所长进。我总是为读者的反应感到惊奇，但同时这也让我得到安慰。既然我在世界各处游走，这如果能帮助人是最好不过了。

我游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一方面处在极为传统的静修生活中，另一方面则处在和现代社会互起作用的生活里。这其间充满了挑战。我试着找到在善中相交的朋友，并且尽可能地推广我所看重的利他主义。我借着合作关系，又回到了神经科学的领域。我从来没想过在离开巴斯德研究院三十五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实验室。在许多其他领域，像是政治、经济、环保，我们可以试着建立一个「思想团体」，让本来是分开来没什么大作用的一根根草茎，能够集合起来成为一只扫把。有了扫把，我们就可以打扫。这里所谓的「可以打扫」，意思就是解开障碍，让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让人类可以更符合正义、能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以建立一个利他的社会、赋予人存在的意义。当我们遇见了感觉可以一起建立「思想团体」的人，遇见了可以建立起友谊的人（就像我们三人的情况一样），就可以一起做一些事：可以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丰富我们的思考，找到帮助他人更好的方式。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们三人越来越亲近，彼此认识更深，也越来越珍惜对方。

而就作者这方面来说，我其实不算是个作者。应该说我对理念非常感兴趣，但有时有人问我对西方社会是不是负有使命，我的回答是没有，我的行事历上并没有这样的安排。有一次在电视节目上有人问我：「说到底，你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我的回答是：「你们要我来，我就来了。但是如果你们不请我来，我没损失，也没赚到。」如果我能分享自己的理念，我会很乐意。要不然，我也乐得待在寺庙中。我不会一直问自己说：「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时间很宝贵，我已经说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除了利他主义，没有更大的主题要谈了。不过，如果我们在一起能够谈出比每个人在自己角落里谈到的要多，我会很高兴的。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心愿。

马修：在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在自己内心深处最认同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内在应该有个东西推动着我们、有个方向引导着我们走每一步路，让每一步走来都具有意义。活着，不是只满足于随兴的浪游，遇到谁就是谁、遇到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修修补补地过着小日子，一天过一天。我的意思并非应该一早起来就决定好要去改变世界，而是连贯地看待自己想在生命中履践之事，应该让每日都有进步。有些人并不喜欢「不断自我建设」这样的概念。然而，这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我」，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透过自我建设，让自己可能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更为他人着想、更有智慧。我们不可能平白就决定自己要百分百为他人服务。要实现这个理想需要有能力，而培养这样的能力是需要时间的。

推动我们的那些人事物

亚历山大：除了有良好的欲望引导我们向前走、再进步之外，也有无数自私的渴望让我们丧失自我、受苦。史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清楚地划分了「适当的欲望」（来自于我们最深的内在、来自于我们的本性）和「不适当的欲望」，也就是从「外」加诸于我们身上的，其中刺激我们欲望的广告就是最好的例子。区别什么是属于适当的渴望、什么是属于不适当的渴望，是一种特别能解放自己心灵的操练。要是我回顾自己对生命的想望，会发现自己有一种追求合乎大家的模式、尽其可能模仿他人的强烈需求，尽管这会让我疲累至极。我后来是借着苦修、精神操练，才开始觉察这些曾强加在我身上的影响与决定论（注：意指我们的决定、行动都是因为先前的事而有原因的发生，自由意志是不可能的）……省察每个从心里浮现的欲望根源是什么，几乎像是一种游戏，这样的操练里涵括了自由；进行这种操练的每一刻，都有机会使我们得到解放，因为我们不是生而自由，而是渐渐变成的。

克里斯多福：要在这个时候提到最深的欲望，让我有点困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比较是苟延求生，试着过一种让我自己少受痛苦，并且也努力别让他人受苦的生活。这种生存方式比较是源自于直觉，而非出于欲望，也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想。也就因为这样，我成为医生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说实话，减轻他人的痛苦能使我位于某种社会阶层，而这符合了我无意识中向往的人生走向。随着时间，我开始有能力分析这背后的根源。长久以来我都在追求安全舒适的生活，要家人在物质上无所匮乏。我对物质的忧心很可能是受出身贫穷的父亲影响。我想要保护家人，当然也想保护自己。不过这种欲望并算不上是高尚的欲望，但是医生这个职业帮助我超越了原先那个只想保护家人、保护自己的动机。所以今天，我很难说得出口，说自己最深的渴望是帮助其他人少受痛苦。我不知道这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渴望，或者是来自于外在……我特别不想让人把我看做是某种假道学！

亚历山大：人身上都有一种会欺骗自己、给自己幻象的神秘能力。承认自己的欲望并非都是高尚的，是很诚实的行为。而且有时候我们表面上是在拯救他人，实际上却是要他人感激自己，所以这是一种包扎自己伤口的方式。有千百万种影响会形塑我们的行为举止，甚至是面对世界的方式。我看自己过往的经历，发现了有许多时候自以为是完全自由的，其实不过是被自己骗了。如果就近察看我之所以有兴趣追求精神生活，会发现其实是自己特别害怕受苦。事实上，刚开始时，我有点像是寻找救生圈的溺水之人。随着时间进展，我主要的动机才开始往外扩散，才开始对他人开放。

马修：我还在巴斯德研究院时，有位叫做班．夏毕侯的同事。我和他同在一张办公桌上办公，有时还会一起讨论人生的问题。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在人生里到底想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自己不要的，就是不要既没用处、也没意义的乏味人生，因为这样的人生既不能带来欢喜，也激不起热情。

当然，每个人在这世上的第一个目的是延续生命。这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甚至是绝对的要务，因为战争、饥荒、传染病和天灾。但是当生命没有直接受到威胁时，尽管人生无常，或是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应该告诉自己生活不应该只是「杀时间」、浪费生命。我们应该让自己充分获得发展，彻底实现自我。就我自己来说，我经常问自己：「过得快乐是什么？是累积欢愉的事物？是找到更为深沉的满足？是了解心灵怎么运作？还是学习一起和别人当个更好的人？」这些问题引发了我另一个问题：「我的人生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的看法和亚历山大一样：什么欲望是来自于我们最深层的内在？有什么是外加于我们的？有什么是强加于我们的？或是暗中影响我们的？就像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里的千百种诱惑，在在都刺激着我们的欲望生长。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纽约时报广场上，周围都是五光十色的招牌，一位西藏朋友对我说：「它们想要偷走我的灵魂！」

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除去所有外在的影响问自己：「这到底值得我们为此付出吗？一年将尽时，我会认为自己没浪费时间在一些无用的事物上吗？」我们可以定时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在二十年后，当我们往后看时，就会感觉自己像是好好耕种了田地的农夫一样心满意足。即使事情并不总是像我们意料的一样，我们应该能对自己说：「我没有遗憾，因为我在能力范围内尽了全力。」

克里斯多福：在派翠克．蒙迪安诺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得奖感言大致是：「在读到一些关于我的文章时，我很惊讶别人看我的作品都说它具有一致性。而做为一个作者，我却像个在暗夜里骑着摩托车的骑士，只看得见车头灯照亮的地方。我勉强让自己保持在车道上、保持在速限内、不要碾过跨越马路的小鹿……」我看待自己的修练也是这样：尽量做好，尽量减少伤害他人和自己。至于其他，在遇到某些十字路口时，我有意识地选择了走向，而不是以偶然来决定要向左还是向右。我大概无法再说更多了。总之，我不是原来就有对自己人生大局的观照，也没有精心设计的人生计划。

道路与目标

马修：我还记得在加拿大认识了一群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花了六个月去见职业生涯顾问，并填了无数的问卷，这些顾问还常要他们去这儿、去那儿参观访问。但是我们在寻求人生的走向时，怎么能靠问卷？怎么能靠那些并不真的了解我们的顾问呢？我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到湖边去坐一会儿？独自一人，或者和你很喜欢的人一起去坐坐。别再填什么问卷了，关上你的电脑，问自己什么是你在人生中真正想要做的，让答案从内心深处慢慢浮现。」

旅途漫长，在途中遭遇困难并不是问题。在喜马拉雅山中旅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天气好，有时天气恶劣极了。风景可能雄伟壮丽，但也可能遭遇到过不去的沟壑，或者是在热带山谷的沼泽丛林中泅行。不过，我们每走一步，就越靠近我们的目标，也就越激励我们往前走。我在这里要提到「精进」的定义，也就是佛教所谓的「六波罗密」之一。亚历山大，这也就是你在南韩所学到的，它的意思就是「力行善法的快乐」。「善」在这里并不是指单纯的善行，而是深深鼓动着我们的某种东西，是我们在尽力时所获取的快乐。即使旅途有时很艰难，但热切往我们所向往的目标前去的心志不改。相反地，如果我们迷了路，或是再也找不到相对的座标，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勇气。再也不想往前进，而想坐下来，整个人很虚脱、很绝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生中有个方向是很重要的。

宣讲幸福的心理学家，像是丹尼尔．吉伯特，他表示努力本身就带给我们满足：一旦目标达成，我们便会失望。在和他谈话时，我提到：「例如我想要一辆玛莎拉蒂名牌跑车，这让我很亢奋，并且在我为此奋斗以赚得足够的钱时我会很『快乐』。一旦我拥有了车子，就会担心车子被人刮了一道，或是有人偷了它，最后我并没有得到我所预期的快乐。」我要说的是，对于这种外在的快乐，我们的目标一旦达成之后是会感到失望的。不过，如果目标真的是值得的，例如：我要增进智慧、增进自己的利他之爱，那么道路和目标这两者都会是能令人满足的。问题在于我们追寻的往往是虚幻的目标，像是财富、名声、美貌、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这些炫目而虚幻之物，并不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

不让自己被目标捆绑而持续进步

亚历山大：不让自己被目标捆绑而持续进步，是一项挑战。对我来说，这能帮助我问自己，现在、此时召唤我生命的是什么。在生命遭受困顿之时，这个问题协助我采取行动，但不匆促行事。当我迷失在自己思绪万端的迷雾中，它能将我导向具体的行动。在福音书里耶稣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注：指耶稣为了奉行神的旨意，牺牲温暖安息之住所）同样地，在佛教的苦修中，操练的人应该不执著于任何一物。一旦有了执着，痛苦就会出现。就某个角度来说，当嘲讽和痛苦试炼将我们赶出舒适的环境、让我们不执着在一种情绪之中，是能解放我们的。就像在地铁里，有人看我走过而嘲讽我时，我都会趁此机会提醒自己的外表并不能代表我这个人，这些人并看不到我内在深处。

我比较喜欢志向这个说法，而较不喜欢说目标。因为召唤我的是志向，而非自己下的决定。不妨就把这称为上帝的意志，或是生命的召唤，或是其他千百种说法。并且我们必须了解小小的我并不是掌控自己生命船只的船长。我们生命方向的舵有其更深沉的真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投入这个世界，采取行动。我们不应掉入宿命论中，也不应该赶走所有的目标，而是要一直向前进。「禅」就这方面的教导是很清楚的：把一切做得彻彻底底，但不在乎它的结果。

马修：我所说的目标，是那些激励我的，而非在心头扰得我不得安宁的，也不是我所慕恋执着的。有方向感，或者说有欲望，是能够让人得到满足的，并且不会让人受到限制。在佛教里，我们必须提防所有的执着，甚至包括高尚的目标。因为执着所造成的结果，会和我们所追求的正相反。我们当然可以渴望从痛苦、自私、无知、嫉妒或骄傲中解脱，但重要的不在于计算所得，而是明确地知道我们所要去的方向，并确定这样走是值得的。

亚历山大：我很喜欢「社会我」和「内在深处」的划分。社会我，指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内在深处，指的是我们隐密的内在，它远离了一切的标签，让自己成为不可定义的个体。所有的苦修最终都是要居处于内在深处，而不是停滞在变动不居的表面之我当中，镇日受苦。这样的划分让我整个人安定下来。它引出了一条很棒的道路，破除了一切标签，而且指向几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到底是谁？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到底什么影响我成为现在的自己？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如何理解缺乏的部分、发现我们总是以模仿他人来建造自己……在史宾诺莎的《伦理学》里，要读者去查验促发行动与做出反应的是什么。自由即是源自于这种时时刻刻的自我意识。

当你对世界的看法改变，就等于改变了世界

马修：怀疑，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几年前，我从西藏文翻译了夏巴卡的自传。夏巴卡是十八、十九世纪间的一位瑜伽士。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在法国也有里修「赤足加尔默罗会」苦修九年的圣德兰传记出版。《世界报》刊登了介绍这两本书的一篇文评，文章上表示，大致来说，夏巴卡的人生并不是太有意思，因为这位西藏瑜伽士所走的道路是早就规画好的。他从无知到开悟，就像是轻松地在森林里漫步。他虽经过肉体的试炼，但并没有体验「灵魂的黑暗之夜」、没有锥裂心神的怀疑。不像里修的圣德兰，或本笃十三世封为圣人的圣十字若望，他们本来是满怀信心的，然后在第二天，却是一片虚无，天主似乎消失了。

若要问我，这两位的人生经历有何不同，我会说，对基督教带有神秘体验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他们抛下了所有世俗的担忧。所以一切都要看他们和上帝之间是否紧密相通，这也因此关系到上帝的存在。不过上帝的存在是神秘的，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这就好像有一座大山，它总是被云雾遮挡住，但它激励着我们的存在。有些时候，我们能说服自己那座大山就在那儿，我们能与它相通；但也有些时候，我们极度怀疑山的存在。这就是有宗教神秘体验的人不可扼抑的动力，其间也带有无边的灵魂黑夜。

在佛教里，开悟是个明确的目标。这就像，在面前有一座圣母峰，我决定要去攀登它。我不怀疑这座耸立在眼前之山的存在，但我问自己是不是有能力登顶，而且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干脆到海滩去比较好。但是当我仔细一想，我还是觉得自己渴望攀登这座山，因为这样做能够解脱自我的无知、恨意、嫉妒、骄傲、贪婪等，是值得的。于是我不犹豫了。佛教的开悟之道当然并非没有障碍，我们可能在静坐冥想时走入歧途、可能误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高超的境界、可能受到挫折丧失志气，更可能落入希望与惧怕的二元对立。与「时有信心时而怀疑」比起来，开悟之道上的障碍还比较不那么可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泰瑞莎修女在她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自己时有信心时而怀疑的情形）。

亚历山大：我之所以到南韩去，就是为了各个宗教之间更深的对话。即使它能让我不执着，而且不将事物绝对化，这条道路还是一点都不轻松。有时候会有些佛教徒训诫我说：「你为什么还相信人格化的神？造物主的概念实在是站不住脚的。」而当我转向某些基督教徒时，情况并没有更好，他们也指责我没有专心侍奉真神：「你怎么还能够做禅修？福音书里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吗？」不过，幸好我们有许多办法可以调解这两者。我最近参加了一场弥撒，当时也有一位禅师在场。我看见他像孩子一样仔细聆听神父的讲道，并且敞开心胸接受道理……当他读《圣经》中的〈诗篇〉时，我就意识到我们能够在修练中彼此相通。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佛教大师仅在场参加弥撒就能激发我更加投入祷告之中。事实上，他并不是以理论与思辨来经历这一切，而是活在内在深处里。我们可以不用否认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不同，但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相通的桥梁，与能够彼此分享的经验。最糟糕的莫过于出于独断主义，引发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这并不是信仰的真义。

在这场对话中，我领会到恩典的概念，也就是说天赋、上天无偿赐下的援助，是基督教信仰中的根本。但是在我精神极度受苦的时候，这一点让我有点远离了天主。在周遭一切都动摇起来时，完全投身于基督、信任基督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当我处于痛苦之中时，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在和马修讨论后，我渐渐明白佛教提供了一条道路，一条开悟的道路，以攀登极乐的圣母峰。那些要追随佛陀道路的人，应该执起登山杖，振奋精神、操练自己，以逐步攀登高峰。大致上，就像马修所说的，圣母峰就在眼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攀登它，尽管道路是无限的艰难。

在读福音书时，我发现苦修能让我们抛下自我、剥除自我，而完全投入天主的怀抱中。大致上，为了登上圣母峰，应该完全依靠天主，靠他的力量而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常跟马修开玩笑说，在基督教里是搭着心灵的电梯往上升，达到与祂合一的境界。不过相信天主、进电梯、放下自我意志，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重要的是，在一条道路上前进，不绝对也不否认其他道路。活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免不了要做比较。对我来说，佛教的信仰鼓励我更加做好一名基督徒，更深刻地与基督合一，更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福音书的教诲。佛陀的智慧也让我剥除成见，与自己投射在天主之上的表象。十四世纪的哲人埃克哈特大师曾经对天主献上这样的祷告：「天主，请让我从天主中得到解放。」他也借着这个祷告进入苦修之中。有多少次我把宗教工具化，把它当成安慰、支柱，而不是将它视为心灵的源泉或动力？在读到耶稣赶走圣殿中的商人，献上祭品以买得平安时，我了解到把宗教工具化、把信仰当做交易的危险。

如果说佛陀让我内心平静，那么耶稣的仁慈则让我得到安慰。对我来说，相信天主、追随基督，是一种信仰、生活方式、内在操练，也是苦修。我发现，在今日耶稣远不如佛陀受欢迎。有一天我在脸书上分享了达赖喇嘛说的一段话，有无数人按「赞」；但是有一天我贴了一则教宗方济各下车拥抱一名残障的影片，我的贴文却几乎无人理睬，只有几则谈到教会历史中黑暗面的留言，像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恋童癖的丑闻等，才有人回应……我想各宗教之间的对话需要有个先决条件：放弃卫道的言论、发展对另一宗教的真正兴趣，并且不再陷入「我有道理，所以你错了」的逻辑之中。

佛陀每天都喂养我的心灵，耶稣也是。为什么非得要我选择其一呢？这就好像我有两个孩子、两个朋友、两个爸爸，人家非要我放弃其中一个……当然，必须提防自己像个观光客一样在各宗教之间游走，把各种宗教混为一谈。简单来说，我很高兴有些佛教徒让我更加接近耶稣。这是很棒的事，不像我们天生倾向于在自己身上贴标签。

马修：我们刚刚提到志向、欲望、方向、宗教相通性等问题。就像我所说的，问题在于这一切对每个人而言是否有意义。例如说，要是有人要我去做一个我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工作，这件事还是会有意义，因为我也许需要这个工作来养活我的孩子。某些人可能很渴望财富、权力、名声，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可能完全对这些不感兴趣。锡诺普的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会对亚历山大大帝说：「我比你更伟大，因为你征服的所有一切都是我所鄙弃的。」就方向的问题来说，我们必须要在每一刻找到意义，就我们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找到意义。不然，我们的人生就可能像是播映一场无趣的电影一样。如同诗人皮耶．拉比所说的，我们先是关在学校里求学，接着关在夜总会里玩乐，然后关在公司里工作，最后关进棺材里。

就所谓冥想者来说，有意义的不是在银行帐户里存进大笔钱，而是在尽了几年的努力之后，能够解放我们负面的情绪，像是愤怒、贪婪、高傲，或是内在冲突等等。

亚历山大：就你来说，冥想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修：至少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冥想者明白他的精神可以是自己的好朋友，但也可能是最可怕的敌人，所以他必须借着静坐冥想来改造自己。冥想自然最根本的性质，能让他改变对他人、自己与对世界的看法。而当你对世界的看法改变，就某个意义来说，就等于是你改变了这个世界。

往往，我们都乐得能在生活中找到小小的解决方式，而我所谓的冥想者则是试图彻底改变自己所经历的世界，将生命中的每一刻改造为幸福，不再掉入让他感觉痛苦的陷阱中，并且学习解放痛苦。因此，他变得比较不那么脆弱，能够成为更能替他人服务的人。

他很熟悉精神最根本的元素，也就是最初的意识。这一直存在他持续变动不居的思想背后，甚至存在于思想缺乏之时，但这个纯粹的最初意识是永远不会变质的。

激励着我们的精神导师

马修：在人生道路上，我们可以求助于在善中相交的朋友、精神导师、知识渊博的人，或是求助于精神修练比我们好的人。不管我们做什么，总是需要有人引导学习、进步。这样的引导者，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应该拥有必要的优点。当我们精神处于混淆状态，或是正当脆弱之时，我们得提防把自己送到招摇撞骗的江湖郎中手中。真正的精神导师既没损失也没获得。他付出一切、分享一切，才不在乎有多少门徒。他不寻求荣耀、也不寻求权力与财富，只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解脱。他自己也应该是这样解脱的榜样。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自从认识了第一位精神导师甘珠尔仁波切，我就不再心神混淆、缺乏目标，而跨进了有明确展望且能确切实践的人生中。

亚历山大：为了再进一步迈向自由之路，可以问问自己的典范是谁、参照的是谁：是获得多项锦标的运动员？是唯利是图的企业老板？是有好名声的演员？或者是附近一位以自己有限资源为他人服务的邻居？简单来说，就是要知道我们的人生典范是谁？他们有什么德行、长处能激励自己向前迈进？对我来说，人生典范就是那些让我感动并且帮助我成长的人，也是充满善心而且从不因痛苦而让自己的心变尖刻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直接率性的英雄主义，就是早上起床就去做个慷慨大度的人，即使经历痛苦试炼也不失欢乐之心。

马修：我还记得美国做过一项调查，问及：「在达赖喇嘛和汤姆．克鲁斯之间，你最钦佩谁？」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回答：「达赖喇嘛」。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能选择，这两人你想当哪一个？」这一次，大部分的人都回答：「汤姆．克鲁斯。」我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大概心里想的是：要是能有汤姆．克鲁斯的外貌、名声和财富，大概就能靠自己的力量得到达赖喇嘛的优点，因为他们觉得成为达赖喇嘛比较容易。事实上，这一点也不容易。改造自我内在是一辈子的工作。有一天，一位智利记者问达赖喇嘛：「今天演讲场地挤满了三万人，你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想来听你演讲？」达赖喇嘛回答：「我不知道。这要问他们！」但他在思考片刻之后又说：「说不定这是因为六十年来，我每天早上都花四小时的时间静坐，冥想『悲悯』的问题。」

克里斯多福：我一直不太能接受典范。我的成长环境让我有点不信任成年人，我见多了他们的脆弱，以致我很谨慎地看待他们。甚至想到有人可以成为典范、导师，我就有强烈的反感。拿一般人来做为典范让我比较自在，不过这也只能是暂时、过渡的。事实上，我从自己的病人、孩子，或是陌生人身上所学到的功课，往往让我大受冲击。而且我从来不寻求导师，因为这种依赖关系总是让我害怕。一位暂时性的导师可以是跟我说了一个故事的亲人、也可以是其智慧让我惊叹的人，或者是个不被困难打倒的人。最近，一位朋友讲述他怎么陪伴重病太太的故事：罹患癌症的妻子身体状况日渐衰颓，他帮她洗澡、按摩脚，并且让他们的爱情更加浓厚。听他说这些，我十分赞赏他，觉得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尊严、奉献、利他的典范。这样的经验让我反省良多。每当我看到这样可做为榜样的行为时，总是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有能力做到这样吗？」「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好让自己更接近于此？」

有时候我的几个女儿也是我的导师，像是热情、快活的二女儿。我自己天生是个抑郁的人（如果我不做半点努力让自己脱离抑郁状态的话），我可能会拖着脚步走，而且以错误的角度来观照这个世界。从前，我认为热情的人会自曝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会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热情的人要不是常惹得我不快（因为我认为他们不了解人生的真相），就是常让我担忧（因为我会为他们感到害怕）。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为女儿担惊受怕，担心她的热情、快乐天性，担心她受到伤害，或是担心她感受到绝望，担心她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后来，在几年前因为太常想到这件事，我忽然明白了，女儿活得才有道理！她从两年前开始读大学预科班，日子过得很辛苦。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搭一个小时的地铁去上课，晚上再搭一个小时的地铁回家。每天早上我都起来为她准备柳橙汁、咖啡、三明治，因为我认为自己的陪伴很重要。她几乎每天都笑瞇瞇，即使是冬天早晨又冷又暗，或在考试期间，她也都显得很快乐。有时早上她会跟我问好，但我不想在她面前显露有些时候我其实并不太好，所以回答：「还好，还好。」她斥责我：「你这『还好，还好』，听起来可一点也不好！」渐渐地，我记取了教训。我终于能够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早上起来，你总是有理由可以快乐地过。你可以醒来、能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要在这世上过一天、有人爱你，而且即使你有忧虑，到了晚上你通常还是活在这个世上的！」每天早上，我学到了重要而轻省的一课。我面对着一个热情、快活、对人生充满信心的导师。我非常感谢她！

亚历山大：追随导师的教诲，必须提防自己掉进江湖术士手中，也就是那些不能解放我们心灵，自己也不超脱心灵桎梏的人。将自己交托给一个不苦修的人，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这样一来，我们不免会陷入一连串的损害之中。该怎么避免偶像崇拜、避免寻求一个会哄我们的超级老爸？精神导师的要务就在于唤醒我们的自由意识，时刻不放松地驱赶「自我」所有的诡计，同时显示他能够无条件爱人。只能说这样的人并非满街都是……但我运气很好，认识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位禅师。从我们眼神交会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会成为我的导师。让我感动的是，他从来不会摆出导师的姿态。相反地，他不断地遣我回到自己的自由中。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有善心、有智慧，也如此相信天主的人。

一位真正的导师能从「自我」中解放。在他无限的悲悯中，并不意图讨人喜欢，也没有任何想操控他人的心机。他心身合一、内外如一。借由精神导师，我发现自己总是被自我的幻象所欺。唯有具备智慧并且无限仁慈的导引者，才能帮助我们摆脱自己的幻象，避免远离那真正对我们好的事物。当我们从早到晚陷在自己的情绪泥淖中，很难退一步来看这件事！

克里斯多福：亚历山大，在听你谈及和禅师的日常谈话，我简直「吓坏了」，因为那些是我绝对不敢跟我的病人或亲人谈论的事。不过，你们之间有紧密的连系也是真的，他了解你，也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对我来说，我很担忧在病人的苦难之上再增添痛苦。十次有九次，我对病人有所保留是好的，才能避免让病人多受苦。不过有时候，这个「害怕坦诚告诉病人我的意见」的心理缚住了我的手脚，让我动弹不得。我不敢看着当事人的眼睛，对他说：「够了。」他必须停止执著于自己的错误。我也像你一样，非常赞赏那些可以提醒自己外在世界存在着现实、提醒自己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不允许的、我们不能无尽地凭自己的意思做事……

马修：你提到了亚历山大的精神导师，这让我想到在自己第二个精神导师顶果钦哲仁波切身边发生的事。我很难想像如他那般仁慈的人，有时竟会对我非常严厉。不过，如果他不是这么严格对待我，对改正我的缺点和自我会有帮助吗？

亚历山大：有两件事必须分开来谈。精神导师的要务是将我们从自我的牢笼中拔除、让我们醒悟，或是让我们追求与天主合一。而精神治疗的任务在于帮助我们度过痛苦试炼、找到能承担自己痛苦的工具。要是精神科医师需扮演起精神导师的角色，或者是像在禅修时那样给与当头棒喝，那么病人很可能就直接被送进坟墓了。

马修：顶果钦哲仁波切的态度并不是一贯都是如此的。事实上，绝大部分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们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可亲的人。他从来不会说一句让自己显得比别人更高超的话，但在觉得时机对的时候、在足够了解某人并知道这么做只会有好无坏的时候，他会毫不容情地指出缺点。

亚历山大：你十三年来师事的这位精神导师，到底有什么地方让你如此感动？

马修：首先，多年来我从没听他说过一句或做一件不利于他人的事。我可以确定地说，他从来没有一丝怀有恶意的思想，他唯一的欲望是引导他人走向内在自由之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从来没看过他情绪不定。他向来是平等地对待他人，而且会视情势而为之。他内外如一，十分一致。有时会显得很严厉，但这并非是出于情绪不佳。我亲眼见过千百次，他在严厉训斥他人之时，都是为了帮助他人从自己的缺点里解脱出来。随着时间，这一切都促使我完完全全地信任他。

亚历山大：为什么你会完全地信任他？

马修：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我不得不接纳每人的光明面与黑暗面。我知道自己能信任某些人，对另一些人信任则少一点。手艺灵巧的工匠、西洋棋的高手，或是大钢琴家能够在他们专业的领域里提供好的忠告，但是我不期望他们能教导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知道除了我所求教于他们的专业之外，他们可能有无数的缺点。

以顶果钦哲仁波切的情况来说，我的经验告诉自己可以完全信赖他。十三年来，在他身边只让我更确定这件事。我从来都找不到他的弱点。这样的信任对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请他帮我解脱身上的痛苦，我需要全心信任他，不允许自己对他的忠告有所怀疑。

亚历山大：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一个重要的主题：「自我」。在《圣经．创世纪》里对这个主题下了诊断：在尝了禁果以后，亚当和夏娃「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衣物」。当感受到羞耻、罪恶感、自我中心，怎么会不因此陷进地狱里呢？失去了天真无邪，也许就像是变得自私、自恋于外貌，有了一堆标签、幻象，隔离了现实，并且在宣告自己绝对独立之时，就只想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这几乎是天生的自恋倾向让我们的内在拉扯，痛苦不休！要是我躲藏在内心深处、自我封闭在表象之中、永久扮演某一个角色，那我怎么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呢？具体地说，只要我紧抓着一个念头不放、只要深自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必然会受到刑罚。还有一种可怕的反射作用会让我们的人生完蛋：我越是痛苦，越是紧紧抓着自己不放。这真是恐怖的恶性循环！幸好，修练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出口……

该怎么抛弃这个让我们与世界分离、与天主分离、与他人分离的倾向呢？该怎么治愈自我中心呢？我们能做的是：一早起来就少当一点贪婪的消费者，而多当一点关心他人的人。抛弃这种「唯我优先」的观念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不过，我们也有千百种时机可以停止喂养贪婪的「自我」。在切着自己盘子里的牛排时，在不掉入严重罪恶感的情况下，我想到了支配自己人生的原则：为什么我认为自己值得残杀动物来满足我的口欲？

修练是很简单的：去觉察总是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的心态，并且彻底除去它；而且永远不要把他人当做工具使用，而是要真心地爱他人。有天一位僧侣对我直言：「真正的开悟是，不再让自己优先于他人、不再以为自己对所有生物是有特权的。」这样的修练真不是简单的事……

「自我」的病症

克里斯多福：「自我」，并不是心理学常用的词汇。我们使用的比较是「自我评价」，它是一种面对、判断、评价、对待自己的整体态度。对我来说，我会把「自我」描述为对自己的依恋、对自己形象的依恋。我想谈谈它的病症，以及它带来的所有后果。我们都知道，许多研究指出，自我评价深深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实际上，很多研究人员都认为，我们的价值其实主要来自于（或者说完全是来自于）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换句话说，是他人的目光决定了我们看自己的目光，而且它反映了我们在他人目光中看到自己的方式。

自我评价有两大病症，不管是哪一种都让人深受痛苦。第一个病症是对自己过度依恋，这可在自恋的人身上见到。这病症有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越依恋自己，就越需要受到别人的赞赏，也越认为自己优于他人、有权获得优于他人的权利。自恋的人会有以下行为：车子开得比别人快，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驾车技术比别人好；在排队时有权利排在他人前面，因为他的时间比别人宝贵；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等等。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病症，就是在自我评价过低的人身上，也会有的过度依恋自己现象。但这种自我依恋是负面的。实际上，这种人和自恋的人一样，都十分在意他人的目光与评价。但他探求的不是别人的赞赏或屈服，而是别人的批评、审判，因为他担心自己被人排斥，担心别人不够爱他。

自我评价的研究始于一九六○年代。过了五十年，这个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理解到，自我评价的理想与目标是遗忘自己。我们可以发现自我评价运作良好的人，不会有个肿大的「自我」，不会在非必要时成天想着别人怎么看他。他会有所行动，不会对自己的部分问个不停。美国人所谓的宁静自我，是一个安详平静的「自我」，没有「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是不是够格？」等纠扰不安的问题。

要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呢？当我们对一个自卑的人、认为自己没有足够优点的人、一心只想着自己事物的人说这些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做不到。不过，一旦治愈之后，他就会意识到这些。我还记得有位病人曾经就这个问题跟我说：「在我状况不佳的时候跟一个比我厉害的人在一起，我就会想变成一只小老鼠，从此消失不见，让人不用再挂意我。后来我想到了我们所做的治疗法，我就对自己说：『不必把自己变得那么小，你其实并没那么大！』换句话说，不用担心，别人并不会特别关照你，他们不会一直看着你，也不会一直评断你。只要你不跳上桌子怪叫，你在众人之间自有一个位置，不会成为别人心中纠扰不去的对象。」

就这个主题曾经有过许多研究，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它指出一个人如果培养自己的归属感、培养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友谊，这不仅不会贬抑他的自我评价，反而会让他有安全感，能平抚他的情绪。相反地，想要让自己居于主导地位，是会让人感到不安全或受到威胁，而且这也是极为累人的。很多自我评价不良的病人都会犯下这样的错，就是认为要让别人接受自己，首先必须让别人赞赏自己。举例来说，要是他们因为自己没有文化修养而自卑，他们就会试着让自己看起来有文化。前几个世代对自我评价的治疗是这么做的：试着提高病人的价值，鼓励他正面看待自己。而这往往让许多害羞、自卑的病人都误以为，为了不再当个被支配者，就必须转换角色成为支配者。而今日鼓吹的是水平关系，而不是垂直关系，并且要放弃支配，因为这在情绪上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知道，自恋的人一心只想着支配他人、想着他人承认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想着要他人服从于自己。但其实这样的自恋者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而且随时处于焦虑、紧张、压力满点的状态。同样地，对那些自我评价不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自我」为人生必要之恶

我就以上做成两点结论：其一是「自我」为必要之恶，就像一辆租来的车。我们需要这辆车驶过人生，就像我们需要运输工具，才能从这一点移动到另一点──除非我们是寸步不离寺庙的冥想者或是隐士，那样才会觉得说不定完全打发走「自我」还比较容易。而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些车子造成的污染更严重一点，譬如大型的四轮传动车很耗油，开这样车的人要我们看着，让他优先通过；另一个极端是不会污染环境与制造噪音的小脚踏车。我认为我们并无法摆脱「自我」，把它从窗户扔出去，不过我们能期望对别人来说，它不会成为污染、对自己来说不会花太多钱（不会花太多精力与心思维护它……）。

第二点结论是，我们不能以鄙夷来根除「自我」。在自我评价不足的病人身上，解决之道不在于继续鄙视自己，因为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一心只挂意自己，并且一直生自己的气。我们得回到「摆脱」和「不依恋」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分来看：重点不在于强迫摆脱自我，而是应该把力量用在不依恋「自我」。

对自己真正的信心

马修：我时常有机会谈到在佛教中有一种操练是拆解「自我」。很常见到大家都对这种方法感到不自在而发问：「为了让我们的人生好好运作，我们不是需要有个『自我』吗？」或者是：「许多人心理面受苦，不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被分割成碎片，或是『自我』衰弱了吗？」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与其谈强大的「自我」，还不如谈内在的力量。这股内在的力量是和释放「自我」的枷锁相辅相成的；而这个「自我」，正是毒害我们心灵的最初根源。

你刚刚提到的研究显示了悲悯、慷慨、善心、宽厚能让我们有良好的自我评价。相反地，在北美洲一些以人工手段加强自我评价的教育方式，反而导致了自恋，以致根据心理学家尚．图恩吉的说法，近二十年来在美国，自恋的状态简直泛滥成灾。根据调查，有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属于最聪明的百分之十；也有百分之九十的驾驶（其中包括近来曾经引发车祸的驾驶）认为自己的开车技术比别人好。不必是个数学家也能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能超出平均值！

在美国，家长和老师从早到晚都对孩子说：「你是特别的！」孩子就此信以为真。他们穿上印着「我很特别」的运动衫，或是贴上写着同样文字的贴纸。十个当中，就有一个女孩在她们穿的衣服上会有「公主」的标示。我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一张生日音乐卡，上面写着：「我们要告诉你，你真的是个特别的人。」不过，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根据不少重要的研究做出了以下的结论：「学校所花的精力和金钱、家长和治疗师投注于促进自我评价，对这一切都只有极小的好处。这么多年过去，我要很遗憾地说，我建议的做法是：忘记自我评价的事吧！把精力放在自我约束和自律上。」

自恋之人的自信心是极其脆弱的

当然，我们也不可陷入另一个极端之中，就像克里斯多福你在书中所写的，要有一个充分开展的喜乐人生，一个良好的自我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病态的、过低的自我评价会带来严重的心理疾病，与巨大的痛苦。

结论是，自恋之人的自信心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它是建基在一个与外在隔绝的肿大「自我」之上。当自恋的人意识到他自己并没什么特别的，既不比人帅，也不比人聪明、有魅力或更有天赋，这种失落是很难承受的，并且还会引发怒气，或是掉入忧郁里。所以我们并不是紧抓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便能得到坚稳的自信心。真正的自信心是由解放「自我」的枷锁之中诞生的。

我、我本身，和「自我」

马修：我们把「我」看做是独特、自主且持久的。想必这对自我存在是有用的，但是这样的概念真的符合实情吗？当我看见自己小时候的一张照片，我会说：「这个骑脚踏车的孩子是我。」但自此之后，我有了各式各样的经历、身体老去，但我还是说：「那一直是我。」在这个现象里，多种心理机制同时发生：我们可以感知到「我」、感知到「我本身」、感知到「自我」。

「我」是活在现在；早上起来时，我想到的是「我存在」，然后才有「我冷」或「我饿」。「我存在」即是我们此时此刻的景况。

「我本身」则反映了我们的历史。它是我们整体存在的连续体，包含了身体、心理与社会等层面。它具备的时间延续性，让我们可以连结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再来就是「自我」。我们会自发地将它看做是我们这个人的核心，设想它是不可分割且恒久常存的，并构成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的特征。「自我」是拥有「我的身体」「我的意识」「我的名字」的所有人，尽管我们的意识是天生持续变化的一股力量，我们总是不禁想像自己是一个明确的实体，像一艘船一样在河里顺流而下。

一旦「我」和「我本身」的感知凝结成我们的身分，而且比「自我」的感知来得强时，我们就会想要保护、满足这个「自我」。我们厌恶那威胁到「自我」的一切，我们喜欢那取悦或增强它的所有。这两种反应引发了无数的感情冲突──愤怒、欲望、羡慕、嫉妒等。

我们只需检查一下这个「自我」，便可了解这不过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欺瞒。譬如我们要试着定位它时，当我说：「你打了我」，并非指：「你打了我的身体，不过这不严重，因为这不是我。」这里我把「自我」和身体结合，但我的意识是不会被打的。不过，当我说：「你伤害了我」时，便把「自我」和我的感受与意识结合起来。再者，当我说「我的」感受、「我的」意识、「我的」名字、「我的」身体，这时「自我」就像是这一切的所有人。我们不太能看出，这么一个充满存在的实体（自我），怎么能够承担所有这些彼此不相容、不能并存的身分。所以，「自我」只能是添加在我们动态进程中的一个概念、一个心理的标签。它对我们想必是有用的，因为它能让我们将变化多端的各种情况连结起来、能并入我们的情感与思想，以及对环境的觉知能力等等，成为一个一致性的整体。但它最终还是一种持续的心理活动产物，让一个想像的实体在我们的心中活着。

亚历山大：你对一个采行当头棒喝的禅师，在必要时不会迟疑，能对心神纠结的门徒赏一个巴掌这种方式有什么看法？

马修：如果我是一个修禅的好门徒，我会对自己说：「是什么打了我？是师傅的手？或者是引导他打我的那个意图？」或者说：「我痛在哪里？是脸颊还是情感疼痛？」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一位香港女性朋友，她来到尼泊尔在雪谦寺里接受教诲。在寺庙里有几千个人紧紧挨着坐在地上。忽然有人在这名女士后面，在背上推了一把，促她往前进一点。这个小事端干扰了这位女士一个小时之久。她心想：「我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接受佛教对于耐心和悲悯的教诲，却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粗野的人，而他也是来接受同样教诲的。」但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她却忍不住噗嗤一笑。她对寺庙里的一位师父说：「我刚刚意识到，我的身体不过是受了几秒钟的推挤，但我的自我却受了一个小时的痛苦。」

再回头来谈谈「自我」，我们往往会下结论，视「自我」为我们的意识。然而，这个意识是不可捉摸的一股流动之潮：过去已逝、未来尚未生成，现在又是固定不下来的短暂一刻，「自我」怎么能够悬空地存在于那已经不存在与那尚未存在事物之间呢？至于当下此刻，又是更不可能触碰得到的。「自我」要是居处于透明的当下，不受推论思维的约束，它是不能长久存活的。它需要借由反刍过去、预想未来以喂养自己。

要是「自我」只是个幻象，那么从「自我」中解脱出来并不会让我们失去存在之心，只会帮助我们睁开眼睛，脑子变得更清明。而且，既然我们对「自我」的依恋是痛苦的泉源，就一定要拆穿它的假面具，指出它是骗子。

不用害怕甩开「自我」之后，我们会变为植物人。相反地，我们反而能过得更好。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曾说：「我注意到那些我觉得在心灵上特别杰出的人，那些给人感觉富有善心、天真单纯并活得有乐趣的人，像是达赖喇嘛或南非圣公会首任非洲裔大主教德斯蒙德．屠图，让人几乎察觉不到他们『自我』的存在感。其他人都会出于本能地想要陪在他们身边，觉得在他们身边是特别有滋有味。令人疑惑的是，这些人很少是被他们的身分地位、名声或自我所吸引、渴慕而来，这都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是自我中心的人。」

牺牲自己与沉默的自我

亚历山大：我们一直听到「自我」和「我」这两个字，而不真的清楚它们指涉的是什么。而且说真的，要定义它们也真是让我感到为难。在我看来，「自我」是由欲望、害怕、感情、表象等组合而成的幻象，但我们却依恋它，因此造成了偌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分别这个做为门面的幻象之我，和不受物化的内在深处。不过，当「自我」继续欺骗着我的心灵，我又怎么能够从中解放出来？多亏了克里斯多福，我开始有点明白它，也学会减弱它的影响力。我长久以来就很怀疑大家对自我评价的推崇，并认为这会使人转向于个人崇拜。但是就像克里斯多福指出的，没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自信心，我们会是受到自我奴役的奴隶。

在这一章节里，我也想谈一谈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里的分析。他区分了「自爱」与「自私」：自爱指的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照料，避免让自己陷入危险等；自私则指在社会中所产生的感情，使每个人重视自己更甚于重视他人。我们见识到自私引发的各项损害：说别人的闲话、炫耀自己、想要主宰他人、对权力的渴望。事实上，自私是从比较中涌现出来的。这就好像自己制造了一个我，而且依恋于它，就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基本上，自私和自爱是完全不相干的。自爱是最原始的倾向，是保存自己的本能、敦促照料自己的生命，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要我们求进步。不幸的是，这股动力会变向，渐渐变为自私。卢梭这位哲学家提供了一把很有功效的钥匙，让我不会落入将「我」偶像化的地步，而且也不会因此转而鄙弃自己。

「我是谁？」这样的提问能解放心灵

拉玛那．马哈尔希这位印度智者也指出了一条道路，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动荡不已的「我」，以便回到快乐、平安的内在深处。具体地说，我可以模仿他的做法，问自己说：「我是谁？」这样的提问特别能解放人的心灵，前提是不让这样的问题成为纠扰自己的根源：我是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车子吗我是自己的宗教信念、自己的政治见解吗？

我们骚动的情绪就像是评断自我依恋程度的信号，自我诠释也能让我们得到解放。就像是：明明有个念头会让我痛苦，为什么还紧紧抓着这个念头不放？为什么有时候我宁愿死去，也不愿承认自己错了？更微妙的是，即使是在操练心灵时，我们有时也会是个隐形的自恋者：「我要向大家展示我没有『自我』，你们可会为此惊叹不已……」面对这样的危险，我们有比蔑视自己更好的事要做。这时，不妨听取史宾诺莎的指示：「不要嘲笑、不要哭泣、不要怨恨，而要了解。」

我们不光应该要追查使我们卡在「自我」里的机制、辨别我们的奴隶状态，这更是个有意思的挑战。为何我们不在每天开始时，像报气象一样，来省查内心的天气：「嗯，今天小小的我波荡得很厉害。今天会过得不太好、会超级敏感。为了让别人看重我，叫我满地爬我都愿意。」

我也很喜欢自己让孩子们做的操练，尤其在他们有点过动时，我们会在沉默中静坐几分钟，眼观鼻、鼻观心。在佛教里，有时会把我们骚动的心比做是过度亢奋的小猴子，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上，停也停不下来。这样的操练很简单，只要静静地看着我们跳动不安的心，其他什么都不用做。我们还可以非常安然、平静地对自己的心说：「小猴子，冷静一点！」心的特性是永远处于不满足中，总是会陷入情绪骚动里。

当我们感到喜乐时，「自我」会隐匿不见。这时候我们再也不需要证明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谴责自己是没有用的。相反地，谴责自己只会激化小小的「我」。所以解放之道并不是透过极度刻苦身心达成的，而是借由奉献自己、活得喜乐、与人分享。每天反复做些小小的操练，也能帮助我们走上解放之道。

苦修能使自己以「我们」为重心，而不是以「我」为重心。此外，在韩文里，我学到韩国人通常不说「我家」，而是说「我们家」。将我们和他人做出分别、孤立在自己的小角落里，最后这只会使我们更加不能适应社会与人生。如果我们早上起来只抱持着一个目标，就是避免小小的我受到伤害，那么不管到哪儿都会遇见障碍的。我们为什么不避开自我中心所诱发的错误呢？

有一天，我女儿在公园里玩。突然我听见有人痛苦地哭叫，但一看不是我女儿在哭，我就对自己说：「还好，不是她。」这真是奇怪极了，有二十个小孩在场，但我只关心其中一人。在这世界上有多少生物？而我只关心自己，或是只关心「我的」亲朋好友，而忽略活在「我们」地球上的千百万生命，我真是缺乏爱心啊！或迟或早，我总会想起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马修：你谈到了从「我」过渡到「我们」……在我的书里，我简直没办法写下「我认为……」这样的字眼，而总是使用「我们」。常有人跟我说：「你的东西不够个人。」我唯一的目标是分享我所珍视的理念、解释一些观点，让自己当我精神导师的智慧的代言人，让大家认识我们所关心的主题的科学研究。我试着用「我们」来表达，但这却让我受到斥责，尤其在英文里：「只有英国皇家才用『我们』，你以为你是英国女王啊？」可是，「我们」似乎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啊！有位研究人员在分析了一般人所说、所写后，发现那些最常使用「我」「我自己」「我的」的人，往往容易心脏病发作……

克里斯多福：此外，有些探讨病人谈话的研究指出，那些在治疗时有进步的人，往往有使用「我们」的倾向，而较少使用「我」。

亚历山大：所以，在抑制我们的「我」时，不见得需要激烈的手段或是累人的专断行为，而是可以采取一些巧妙的办法轻轻地将它擦掉。在谈到幸福这个问题时，我觉得「自我」充满了成见。因为，我们可敢花时间问问自己，什么事情能让我们快乐？如果答案是赚进百万或是成为巨星，那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将会一辈子不快乐。

真正的喜乐，是痛苦试炼也无法损坏的，而我们该怎样才能得到呢？日本镰仓时代著名禅师道元禅师说，奉献自己会引导我们超脱。这个说法指出了一条直接的道路。做法很简单，我可以问自己：在此时此地，我可以带给身边的人什么？从这样的奉献里，我可以汲取力量，帮助我往上攀升，避免自己无可抑遏掉入痛苦的自私里。不再以零零散散付出的慷慨为满足或蔑视物质，这便是挑战。有时候，我们会对偶然邂逅的人有无比的耐心，却会为了小事就和太太吵架。

自嘲能让我们就此剥除「自我」。每当我落入标签中，再没有比幽默感更能让我得以脱出了。我每天想起一百次埃克哈特大师的这句话：「观察你自己，在发现了自己以后，放下自己，这么做就是最好的。」在喜乐中，「自我」会悄悄溜走，不会来干扰，会让我们清静。健康，就是内在器官沉默下来──这句话我不知道是谁说的，不过我想，同样地，绝对的喜乐就是「自我」能够沉默下来。

克里斯多福：这是一位法国外科医师荷内．勒希区，在一九三六年说的：「健康，就是内在器官沉默下来。」

亚历山大：「自我」隐匿消失以后，我们心里就突然获得安宁了，就像奇迹一样。不过，「心里的广播」总是会发出背景噪音：「快到那里去」「做这个」「做那个」「这样不对」「我必须要有这个」……静坐冥想的操练就是想要减少这些念头对我们的影响。「自我」并不会让我们过得快乐，它也许有其作用，但是必然不会引导我们走向平安之道。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学着不顺从、不将它的命令看做是非做不可的圣旨，我们甚至可以嘲笑它总是批评、评断、谴责他人。能将「自我」彻底击倒在地的是：对他人不求回报的慷慨。所以我们得时时问自己：「我今天能具体地为别人做些什么好事？」

马修：如果说身体的健康，就是内在器官沉默下来，那么心灵的健康，就是「自我」沉默下来！「自我」不时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是我？」和「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他对我撂狠话？为什么这个烦恼会落在我身上？为什么我没那家伙帅、没那家伙那么好运？

所有的人都想找到幸福，避免痛苦，不过我们所能做的最好决定就是不将这个幸福交给「自我」。只想着自己的人，他所做的并无益于自己的快乐。再说，这会使他不断地遭受挫折，这么一来就会更为沮丧、恼怒，因而与自己和外面的世界作对。

良好的「自我」是透明的「自我」，也就是在内心里拥有无限的安宁。有这样的安宁，便可以款待他人，因为他不会被自己的现况所纠扰。让「自我」不那么沉重、不那么有形，会少了很多麻烦。我们会比较不在乎别人的赞美或批评。当我们清理自己的心思，关掉心里那个整天叨念不停的广播：「我、我、我……我会发生什么事？别人会怎么说我？」这样，我们才能好好地观察周遭、发现其他人事物的美好。我还记得几乎活到一百岁的塞哈克神父，在印度南部照顾了好几万名穷人家的孩子五十多年。有一天，他带着大大的微笑对我说：「我从地下铁里出来。每个人看起来都好美。但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克里斯多福：对自我评价不足的病人来说，省察自己怎么反应别人对他的赞美与批评，是一项很好的练习。他们自卑、怀疑自己，往往会遭到剥削、压榨、摆布。但有时相反地，他们会成为具有侵略性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并不满意。我们向他指出许多方式可以接受别人的赞美，不必拒绝其中所含的美意，但也不要过度巴着这赞美不放，这样必定能够有所成长。同样地，面对批评的态度也是如此：别人所批评的不见得是事实，不过总是一项讯息！有人批评我时（如果他是有道理的），他给了我一项讯息，这也许是关于我自己（别人指出了我的缺点，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或是关于这个人是怎么看我，而我也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两种情况下──要我改正自己的缺点，或为我带来了新的讯息──都是有用的。

我们教病人要面对赞美与批评，不过当然也不能完全尽信。如果我们受到赞美和仰慕，就认为自己很美好，受到批评或是别人不承认你的优点，就认为自己很恶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这就像我们对糖、香烟、酒精、毒品成瘾一样，是对他人的目光上瘾，是需要戒除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赞美或批评，好知道自己的缺点、鼓励自己向前迈进。不过要小心，不要过度依赖。

「感激」让我们更强大

克里斯多福：亚历山大，你刚刚说了一个很宝贵的观念：我们越是觉得自己与世界隔绝，就越想拯救自己。我还记得，我和一些有自我评价问题的病人一起就「感激」这个课题做功课。我们要求病人不时想着他感到快乐的时候、经历某种成功的时候，他应该感激谁？这想法在于，在他高兴自己所发生的事时要问自己：「当我正感受到快乐、获致成功时，我是不是应该感激他人？」矛盾的是，他越是会这么想，他就越会对自己有信心！因为，实际上，感激之情会让他从「错误的自信」中解放出来，就像马修刚刚说的，这样「错误的自信」是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懂得感激他人者会有更灵巧、更开敞的自信心。自信心是建基在他人的帮助、爱、情感之中的，对这些，他们并不见得会注意到，只有在陷入绝望中时才会想到，而其实我们应该在身心安泰、在成功时、在达到目标时，就想到这些的。这并不像自恋者想的一样会让我们变弱：「你所经历的，是你亏欠于他人──不管是多是少。」它反而会加强我们和他人的连系，让彼此团结互助。这样的连系比我们所以为的来得更紧密、更有力量。

就我所知，感激之情最美的定义是哲学家安德烈．孔德斯彭威尔所下的：「在满溢感激之情时，我们的自尊心却宁愿遗忘这件事。」我很高兴能够感激别人给了我一点什么，因为施予是件很美好的事，我不应该为此生气，不应该为此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或是因此缺少安全感。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能力独自取得这一切，就算是我们真的无法独自做到那也没什么，只要我们有他人的帮助就好了。别忘了，培养我们对他人的感激之情，好让我们感觉自己更强大，是一条方便的捷径。

马修：对于感激之情，我要补充一句话。哈佛大学的奎格．诺希斯教授，研究了日常用品的生命周期。有一天他看我手里拿着一张纸，便对我解释拿着纸的这个动作至少要经过三十五个国家才办得到。例如，伐木工人要在挪威的一座森林里砍下一棵树、丹麦的一个运输工人将这棵树载到法国的工厂，等等之类的。然后要在纸浆里加上从捷克运来的马铃薯萃取淀粉，纸浆还要染色或是漂白时，就要靠在德国制造的化学产品等。此外，每一个对这个生产线做出贡献的人都有父母、祖父母、孩子……说不定都对他所做的事有影响。简单说来，我们在这张纸上可以看见它整张写满了：「他人、他人、他人……」

我们因此可以观察到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应该为此充满感激之情。就像环保人士评估一项产品的生态足迹，又称为「环境需求面积」，指每件物品或每个人所需的生产土地与水源面积。我们也同样可以将那视为把我们连系在一起的感激足迹，就可以逐步发现这样的感激之情会扩及到整个世界。

克里斯多福：有一天，我教导做这个练习的病人对我说，他每天晚上淋浴的时候都会数算别人对他的感激之情！他会想着所经历的好事（不管是大是小），以及这些好事（部分或是全部）得归功于他人。他对我说：「如果我们好好想这件事，我们要感激的人会有一箩筐！」这件事真是不可思议！要是我突然停了下来，以便好好地想这一刻我应该感激谁，我会感觉该感激的几乎是半个地球的人！这就像马修说的，感激那些帮我们泡茶的人、感激那些制造了茶杯的人、感激电力公司的人把电拉到这里来、感激马修为了我们这本书将大家聚集起来、感激那些帮我们准备餐点的人……才一会儿的时间，这就不再是淋浴而已，而是整个尼加拉大瀑布灌在我们头上啊！我们此时此刻所做的一切，无不是靠着他人才能完成。无一不是：灯光、暖气、食物、我们的衣服、那些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谈话的──所有一切，我们都得感激父母、师长、朋友，得感激数十、数百名陌生人。这真令人目眩、令人震惊、令人高兴。

马修：在纪念品店里常常可以看到印著名字的碗。你找一个上面印着保罗、薇琪妮亚、马修，或是任何一个你想到的名字的碗。在这只碗上，或是在其他东西上，都应该只写两个字，就是：「他人。」不管我们使用的是什么东西，都应该想到这个。我们会因为塞车或地下铁抱怨，而脑中却没有一刻会想到，让城市里这一切运转是靠多少人的合作，没想到我们的存在是经由了多少人的努力。

克里斯多福：感激他人的练习是颇能鼓舞人心的。而且在这之中，还有一种让我们感觉自己好极了、让我们变得更强壮的东西，那就是「感激」这份情感本身。而且，它还给予我们自己内在资源更强大的外在资源。

马修：事实上，我们应该把自恋的人赤裸地放在一座原始森林里，然后对他说：「现在，就靠你自己了，反正你是全天下最好的。」（笑）

亚历山大：四个建议

── 把感激他人当做是一种精神操练，而且让我们以具体的行动帮助他人，投入团结互助这个无限回圈里。

── 照顾好自己：为了摆脱「自我」，或至少让「自我」沉静下来，我们得真的将自己照顾好，并且辨别出真正能让我们感到喜乐的事物。否则，在我们心里感到挫折、痛苦、忿忿不平的时候，「自我」便会激荡起来。从现在起，让我们学着过喜乐的人生，并且让自己过得好。

──「我是谁？」让我们依循着拉玛那．马哈尔希的脚步走。在我们觉得焦虑时，我们立刻问自己：谁在害怕？在我们感觉到心中骚动不安时，渐渐地辨别出那即使是在骚乱中也总是藏在内心深处的安宁所在。

马修：三项思考

── 停止把「我」和「我的」标签贴在自己或事物上。这样我们才不会悖离了现实，我们的心灵也会因此而更开阔。

── 摆脱反复无常的「自我」。少担忧或保护自己的需要，会更有余力为他人效力。

── 做个仁慈的人。这是实践幸福最好的方式。

克里斯多福：给与自己的「自我」有问题的人的简单建议

── 要当自己的朋友，和自己建立起友善关系，但是不要追求别人的赞美，或是到处鼓吹自己。我们要和自己建立真正的友谊：希望朋友好，我们便该对他仁慈，温柔地指正他的缺点。

── 常常对自己说一句仁慈的真言：「凡事尽力而为，而且永不伤害自己。」

── 让自己变得轻省，对自己说：「希望你的『自我』是一辆小脚踏车，而不是一辆大型的四轮传动车！」

── 每天晚上做一场「感激的淋浴」，它会洗去你「自我」无用的尘埃，让心喜悦起来，而且显示出内在与外在的力量。

克里斯多福：情绪是个极有意思的领域，因为这是理解人们心理、痛苦的根本要件。小时候，我父母的教育理念是要我当个「理性」的男孩。在这个「理性」当中，即意味着不应该让情绪占去太多位置。在西方传统上，理性和情绪是相对的两极：我们看重理性，抑制情绪。而这正是我们的家庭氛围，在家里极少表达自己的情绪。巧合的是，当我是个精神科医师时，我却成了情绪障碍的专家……

扰乱我们的情绪

克里斯多福：在西方，长久以来都把情绪视为可畏的、不值得信任的。希腊人十分提防会扰乱社会秩序的几种情绪，主要就是傲慢──一种极度自信与骄傲的心理状态。希腊人也认为悲伤是一种有问题的情绪状态，因为它让人失去了公民的角色。到了十九世纪，因为达尔文的缘故，这一切就变了。达尔文指出情绪是适应环境的生物现象，它出现在最低等动物的胚胎状态中，后来随着脑子逐渐复杂化，情绪也变得越来越多样，达尔文就此将情绪「自然化」。我们运气很好，能活在一个以更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情绪的时代。

在我这一行，大部分的人前来求诊都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痛苦的情绪。这些痛苦的情绪包括了因焦虑而来的害怕、使人落入抑郁的悲伤、极度的羞愧。矛盾的是，易怒的人很少来求诊。我的看法是，我们的社会对怒气非常宽容！到目前为止，很少人会因为愉快情绪的「问题」来求诊，上门求诊的人大多是为了想要停止「负面」情绪所产生的痛苦。不过，就正向心理学来说，治疗师知道在减轻病人过度的负面情绪之后，还必须查验病人是不是有能力承受、激发与培养所谓的「正面」情绪。再者，目前医学界正为「正面」「负面」这样的用语起了争论，因为这样的用语带有价值判断的成分。让人感觉正面的情绪只有好处，负面的情绪只有缺点；这样的划分未免过于简单。我们宁可尽量使用「愉快的情绪」「不愉快的情绪」这样的用语。

心理学成了了解不愉快情绪的专家，并且也是分析这些不愉快情绪和痛苦思维之间连系的达人。在认知疗法里有句话说：「情绪越强烈，认知也就越强大。」换句话说，就是当我满心焦虑或悲伤时，这样的情绪就像是在思维锅子底下的火，情绪越是激荡，就越有负面的思维，也就越驱之不去。例如，我越是恼火地想到「这些人都是蠢蛋，他们只会做些让我不快的事」，这样的想法就越会增强，越让我觉得事情真的是这样。要是我太焦虑，小小的烦恼就可能在脑子里变成大灾难等等。相反地，要是我们降低情绪的强度，负面思维也比较不会黏附在脑中。抗抑郁药、抗焦虑剂的作用就是这样，它并不会直接影响思维，而是调整情绪的强度。我们还注意到，在静坐冥想的治疗法中，专注力也是一种能够调节情绪的强而有力方式。在专注力帮助我们和自己的情绪保持距离之时，它也调整了我们在关照世界与面对自我认知时，容易受到情绪所影响的情形。

亚历山大：如果情绪没有让我们时时感到苦恼，我们大概也就不会谈它了。然而事实上，情绪日复一日地啃食着我们、毒害着我们的人生。当情绪逮住我们时，我们和现实的关系便会整个地动山摇。在暴怒或惊慌时，我们仅剩的一点清明神智也会跑光光。要整顿精神生活这个大工地，首先就要接受我们有时也可能失控。有一天在牙医那里，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红点，我心里一直往坏方面想，最糟糕的情况一一冒出头，我甚至想到可能染患爱滋病、被所有人抛弃。只为了小小一个红点，我就担忧得要命。

「忧」是自己「担」起来的，是自己不放下

此外，「担忧」这个词便表明了：「忧」是我们自己「担」起来的，是自己不放下「忧」，「担忧」是我们自己心里创造的状态。这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涂抹了一层幻象，而这层幻象是我们该立即驱散的。为了解除这样的心理幻象，我们不应该夸大状况，并且要意识到这是「自我」的一个毛病，它会让我们为小事担大忧，让我们的精神空转、虚耗。静坐冥想的操练，能让我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小细节诠释错误。害怕因此有了极大的差异：一是如把长枪在离耳朵十公分的地方扣了扳机，那枪声会让人害怕，而且几乎是连肉体都感觉得到这害怕；二是对那小红点的担忧，微不足道的小红点引发了焦虑，让心里连续纠扰了几个月。

但是在心里忙着建造幻象之时，理性思考又有何用呢？最糟糕的是，我竟然相信心里制造的幻象。就这个问题，我还记得曾经有位深深害怕被雷击中的妇人。有一天我正和她讲电话时，她听见远处有雷声响动。她一慌，立刻就想挂了电话。我对她说，她的房子充其量也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可能被雷击中。没想到她立刻回我说：「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克里斯多福，你说过，焦虑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百万分之一的机会，对需要百分之百确定自己安全的人来说太多了。他需要百分之百的保证才能放松，也才能开始享受自己的人生。

了解心理机制，辨明它是怎么让我们「上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焦虑镇住了我，使得我动弹不得，有时候我会突然发现喜悦在这时变得淡而无味、日常的短暂平静时刻也变得枯燥乏味。这就好像我缺少在痛苦试炼中会引发刺激的肾上腺素，而这真是悲剧。命运之锤一打下来是让人束手无策且疲累的，但至少当我与命运搏斗之时，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早晨会起床、为什么活着。尼采在《欢愉的知识》中写道：「我在痛苦中听见了船长的命令：『收帆！』一个勇敢的航海家（人）必须充分演练以各种方式收帆，否则他就完蛋了，大洋会迅即将其吞没。」但是在之后，当又回到日常生活、例行公事的轨道上时，我们又会有缺乏了什么的感觉，这反应简直是把受苦当做是习惯，甚至是对受苦上瘾。就好像为了感觉自己是活着的，我们必须把麻烦事都扛在身上过日子一样。我们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如果我们因有太多情绪而感到痛苦、失去定位，便会产生以下的误会：有人认为活着就是生活需有所震荡，静坐冥想会削去我们的情绪。

哲学「吸引」我的是，它似乎能让我平心静气，也就是说不会让我心烦意乱。今天，我很清楚自己也许没有机会可以铲除那激荡我心灵的千百种烦恼。不过，借着静坐冥想，我一天天感受到有奇迹发生。有时候，我竟可以取笑自己的焦虑，不再害怕自己的恐惧。

有个操练帮助我许多：就是让自己知道经历害怕、焦虑、忧愁的这个意识本身，是不曾受到伤害的。不管是在男人身上或是在女人身上，都有一部分是丝毫无损的，不管是任何创伤都无法搅乱。我们可以把意识比做是一大锅菜，里面什么都有，有鹰嘴豆、莴苣、让我们心情好的红萝卜、让我们掉眼泪的洋葱。在我们痛苦的时候，「自我」只咀嚼得出洋葱的味道，而忽略其他食材。把意识看成这一锅菜，可以让我们的情绪不局限于气恼或痛苦一种情绪，而想到这不过是众多情绪中的一种。

让我们疲累不堪的是，不断地在各种情绪中来来回回，就像内在有个溜溜球一样，不到一秒钟就从快乐转为悲伤。当我们高兴时很难彻底感到快乐，因为总会想到这一切迟早会停止。而在悲伤时总以为这是永无止境的，如此一来就更难承受。不执着是个极佳的工具，它能让我们从已然固着的情绪中逃出来，开放地接纳即将到来的一切。而在一开始，我们必须接受内在都有座忽高忽低的云霄飞车，很可能早上高高兴兴地起了床，但在接到一封电子邮件之后却让心情沉到谷底。这就好像我把遥控器交给了外在的各种情况，让它有权把我的心情频道转来转去。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避免搭云霄飞车，只要走进内心深处，便可以在那里无条件地找到喜乐。首先，第一步是平静地观察心情不断转换频道，不过度为此感到焦虑。有一项偌大的误解阻止我们体会无条件的喜乐，就是我们总误以为要等自己治愈了所有伤口以后，才可能有无条件的喜乐，但其实这个喜乐在当下此刻就可以拥有，即使我们正处在痛苦折磨中也一样。我们是可以立刻经历到这个喜乐的。要是我们得等生活完美了以后，才去体会这份喜乐，那恐怕就有得等了……《圣经．传道书》教导我们在混乱与绝望中才「必须」去发现喜乐，这带给我很大的力量。我很喜欢《传道书》里这有名的句子：「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读《传道书》治愈了我的许多幻象，去除了我总以为是自己在操控自己人生的倾向。其实或迟或早，一切都将倾毁，一切都是不持久的。

在我发现到万物皆脆弱时，我感觉得到某种解放。终于，我可以很高兴地放弃稳定性、坚固性，而学着在不持久性中泅泳。要是我不惜任何代价寻找坚稳的立足之处，好让我能够长居久安，那是一定会失望的。佛陀四圣谛的第一谛就是苦谛，提醒我们一切都是痛苦的、都是不持久的。我不是西藏学专家，也不是梵文学者，但就像咏给．明就仁波切在他的《喜悦的智慧》一书里提到的，我们可以像佛陀一样断言：「一切都吱嘎作响。」我们共同的经验也指出不管我们做什么，就算是内在清明、一无牵挂，也总是会有点什么事不对劲。这就像法国作者贝尔纳．康朋所说的：「重要的是放任一切愉快地吱嘎作响。」静坐冥想的操练，并不是从这个世界抽身，而是学着与这一切吱嘎作响的声音和平共处。

当现代心理学遇上佛学

马修：我们继续来谈情绪这个问题。就字源上来说：「情绪」这个词是指「在运动中的」。情绪这主题涉及的论点很广泛，因为有什么不会让我们的精神处于运动中呢？一些专家根据他们的观点，把情绪分为正面或负面、愉快或不愉快──就像克里斯多福刚刚所说的──并赋予这些名词不同的意义。专家们会从不同角度来处理情绪这个问题，例如从科学、治疗、个人、精神修练的角度等等。

为了更切实地了解情绪，我们就从它和良好与不良的身心状态关系谈起。我觉得有必要先提几点注意事项。情绪大致可分为讨人喜欢的、惹人厌恶的，或是中性的情绪；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和情绪有关。大部分的情感状态，像是爱或恨，都伴随了内在言说、理性思考。就神经病学来看，大脑连结到情感功能的每一部分也连结到认知功能。换句话说就是，承载了情绪和认知的神经回路，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情绪几乎不可能脱离经验的其他面向而单独表现。也就是说，情绪与认知的区别并没有我们原先所以为的那么分明。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教讲求的是治疗效果，因为它是以医治痛苦、带来良好身心状态为目的；要区分不同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情绪状态），最务实的方式是查验这些状态的结果。如果有一种情绪增强了内在的平静，也增强了身心安泰的状态，而且会促使我们去帮助他人，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情绪是「正面」的；如果它扰乱我们的心神，并驱使我们做出有害他人的事，那么就能说这种情绪是「负面」的。唯一辨别的标准端看它是带来身心安泰或是痛苦。就这一点来说，佛教和心理学是有别的，因为心理学的分别法是根据它们促发「接近」（像是好奇心、吸引力）或「后退」（像是害怕和厌恶）的情绪。

我认为从追求恒久幸福的角度来看，将情绪二分为愉快和不愉快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此一来就混淆了「幸福」和「欢愉」。「欢愉」是借由愉快的刺激而产生，可能是感官、美感或智性的刺激。而它是不稳定的，可能很快就转为冷淡，甚至是不愉快或反感。听很棒的音乐会让我们得到欢愉，但是反复地听二十四小时则会变成折磨。再者，寻求个人欢愉很容易就和别人追求自己适意的生活起冲突。相反地，就佛教意义上的「幸福」来说，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内在状态，不受到任何外在环境的影响。幸福不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转变为相反状态，反而会越来越稳定，因为它会产生一种完满充实的感觉，然后在几个月、几年的进程中成为我们性格中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主要是一种存在的态度，一种深沉的内在平衡，更与正确了解精神的运作方式相连结。

克里斯多福：在西藏文里是用哪个词来指涉情绪？

马修：在这个领域里，佛教的词汇并不总是对应于西方人所用的词汇，因为它反映了不同的观点。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词用来指涉正面的情绪。我们会谈及有益的心理状态，就像爱与悲悯。而还有其他像是平静的心理，或是我们不称之为「情绪」的判断力。

还有一个常常翻译为「负面情绪」的词，它指涉的范围也比较广，因为其所指的不只是愤怒、嫉妒等等，还指做为其根源的愚昧无知或精神紊乱。情绪，就其负面角度来说，它和我们对现实的错误观照有关，而引发了精神的机能不良。西藏文中，这个词让人想起痛苦和疲累。只要观察自己在贪婪、愤怒、怨恨，或是嫉妒时的情况，就可发现这些情绪会深深引动苦恼不安，让我们的精力耗散。由这样情绪所促发的言语和行为往往会伤害到他人。负面的情绪甚至会加深和他人之间的鸿沟，让我们美化自己所喜欢的、丑化自己所厌恶的。它让我们相信美或丑是人和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也让事实和自以为的情况两者之间更加分离。也就是因为这样，就像克里斯多福所说的，负面情绪越多，就越会在现实面造成心理上的造作，扭曲了现实。

正向心理学、认知疗法和佛教在这一点上恰好彼此相吻合。开创认知疗法的亚伦．贝克在和达赖喇嘛会面时，他解释：当我们愤怒时，有百分之八十的知觉会使我们扭曲了现实。如果一个人本身是讨人喜欢或是让人讨厌的，我们都会被这个人吸引或因而讨厌这个人，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在我们有欲望或是生气的时候，却会遗忘这个显然的事实，因为我们正经历一个如保罗．艾克曼所说的「耐高温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阻止我们了解到自己这时所讨厌的人其实是有优点的，或者，我们深深所爱的人其实是有缺点的。

负面情绪有另外一个特性，达赖喇嘛也时常强调这点，就是：你不必培植，它们也会迳自发展起来。我们不需要任何训练就能突然在一秒内爆发脾气。就像我一位精神导师吉美钦哲仁波切所说的：「要让我们更容易气恼或嫉妒，是不必练习的。我们不需要任何怒气促进器，或是任何自尊扩大器。」相反地，即使我们天生就有耐心、天性就比较仁慈，我们还是得做出努力才能让自己变得更有耐心、更仁慈。

我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一个显然是正面的情绪是有可能转为负面的，反之亦然。欲望有时会是一种高尚意图的展现，就像想帮助别人减轻痛苦、保护环境。不过希望自己富有、享有欢愉，则或迟或早会成为自己和别人痛苦的泉源。愤怒可以是一种恶意的表现，也可以是一种正当的愤慨，譬如在面对屠杀之时，愤怒是一种仁慈的表现，激起我们帮助他人的强烈欲望。

克里斯多福：不管是就我个人，或就我的专业来说，在我发现情绪的多样化，尤其是正面情绪之多样时，这简直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像所有的良好精神科医师一样，认为负面情绪有好多种，而正面情绪则只有两大类：欢喜和爱。后来我才了解到这真是个严重的错误。科学研究揭示了无数种正面情绪，像是信心、平静、温柔、赞赏、仁慈……最近我们也研究了「景仰」这种情绪。这是一种在面对巨大事物时，感到自我渺小的情绪，就像我们面对圣母峰、美国大峡谷，或是一位出奇伟大人物的情绪。还有「热情」这种情绪，它对人生、他人都是一种有利的情感反应，它的欢乐和能量在群体中是很珍贵的。我很是赞赏「正向心理学」这个潮流，它让我们发现了正面心理是无比的丰富，并且可以运用在治疗中。我努力推广正向心理学，并把正面的情绪运用在治疗上，因为正面情绪拥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且它们是可以透过培育而得的。

情绪所扮演的角色

马修：演化专家认为情绪对我们的生存和管理生命重大事件是有益的，像是生殖、保护自己和周遭的人，以及人之间的关系、面对掠食者的反应等等。嫉妒虽然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但也是一种本能，能让一对男女之间有凝聚力，维持后代的生存。愤怒可能是一种具有破坏力的情绪，但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却能让我们迅速摆脱会损害与妨碍计划进行的一切。

很多心理学家的看法和亚里斯多德相同。对亚里斯多德来说，当情绪是配合情况产生，而且其强度也符合情况所需的比例，那这情绪就是适当的。在面对不公义的事物时，愤慨的情绪可能是恰如其分的反应，但具有毁灭性的暴怒则不是适当的情绪；在失去亲爱之人时，悲伤则是妥切的反应，绝望和抑郁则是不适当的情绪，而且它对我们长期的身心健康有害。最近，我为尼泊尔大地震感到非常悲伤，（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尼泊尔）。但是后来我心想，与其气馁地想到还要重建一切，不如将我的力量发挥在帮助受难者身上。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有助生存的并不一定是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嫉妒、愤怒或是嫉羡有利于内在的平静。不受拘束的性欲对播散基因是件好事，但要是时时都想着要满足性欲，并且从来也得不到满足，它就会是痛苦的泉源。相反地，悲悯和开悟对生殖就不见得有用。譬如一位在山里孤独度日的隐士，这些情绪对播散他的基因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所有情绪都是有用的

克里斯多福：即使是离群索居，你说的这些隐士也以他们的方式对「善」做出贡献，不多添加暴力、物质主义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可说是我们的榜样……

事实上，情绪印刻在我们的基因及大脑回路中，然后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环境加强了它们。所有的情绪都是有用的，像是愤怒、悲伤、害怕、焦虑、羞耻都有其明确的作用。若情绪不是太过强烈、持续太过长久，只要不要遗忘其目的，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从演化论者的角度来看，负面或是不愉快的情绪往往和危及生存的危险处境连结在一起。愤怒的情绪能恫吓别人（因此可以避免太过耗费体力的搏斗），害怕能避免潜在的危险（让我们变得谨慎，甚至在必要时知道要逃跑），悲伤会让我们放慢步伐以便思考等等。而正面情绪往往是和寻找资源连结在一起的（食物、休憩、愉快的交流──譬如游戏或是性行为）。但是在面临危险时，正面的情绪并没有优先权。在大自然中，我们必须优先处理危险，然后再有愉快的事。也就是因为这样，负面情绪之于正面情绪，前者拥有一种潜在的霸权，就像负面情绪总比正面情绪来得明晰、来得有力，它们突然涌现的力量也比较强，比较能吸引注意。但要是没有正面的情绪，我们在人生里难以长久撑持。是正面情绪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有与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也让我们找到资源、创造解决方式。正面情绪是帮助我们前进的燃料，所以我们需要它。而负面情绪则有点像是家里的「直肠子」，它反应迅速、说话大声，而且会在餐桌上把气氛搞得很僵。如果没有正面情绪，就没有人会到家里来吃饭了，因为家里的气氛很快就会变成宛如在地狱一般！就像笛卡尔在他的《论灵魂的激情》一书中做结论：现在我们都了解种种情绪，不用再害怕它们了，因为它们从天性来说都是好的。重要的是，我们别误用了情绪，或是让情绪过度表现。

亚历山大：为了从骚动的情绪中解放出来，首先必须停止将它们看做是要消灭的仇敌，而学着将它们当成信使，甚至是警示信号，而且试着好好地运用种种情绪。在这个时代，让我觉得悲伤的是自我肯定常常会转为自傲：「我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是易怒的，这是我的天性，改变不了。」如果鄙弃自己是一项灾难，那么过度自傲也同样是一项灾难。我们总是受不了诱惑，总想把毒药转变成解药。智者和孩子是不需要自我肯定的，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不再害怕自己的负面情绪也是心灵上的一大进展。今天让我们受苦的害怕情绪，也许曾经在小时候救了我们的命。我到现在还得和两种非常难对付的缺点作战：极度焦虑和没耐心。不过，回过头来看，我明白这两项缺点其实是有其作用的，那就是：让我远离逆来顺受、挫折失望，以及我必须克服的千百种困难，以便救我的命。不过，现在的我可以不用再带着这两支笨重的拐杖继续往前进了。它是我们在某一段时间必备的工具，而现在得抛弃它以便往前行。就这一点，希腊的哲学家，像是怀疑论者，就提出了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他们谈到了「催泻治疗法」，也就是说治病的药物治好了病，药物本身也跟着被消除。原谅我说话太不文雅，不过这最好的例子就是通便剂在通了便之后，它自己也跟着被排出体外。

克里斯多福：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负面情绪让自己不好受，而且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但是有时候正面情绪也是如此──例如，欢乐会让我们心跳加速、榨取精力，它表现在孩子身上有时则会转变为躁动……但它让我们如此有能量，以致到头来我们都算是赢家。赢得了脑内啡，也赢得了存在上的满足！就像他们会榨取孩子无穷的精力，但是也供给了长久的幸福之感。我还想到过度与失控的正面情绪，想到欢乐迫使我们过于亢奋。迟早，我们都会因此做得太过、走得太远，不再听身体发出的疲惫警讯，因为我们有欣快感，而且整个人陶醉其中。这是躁郁症病态的欢乐，这种病态的喜悦会将人推向过度表现情绪与莽撞行为，到了最后则会成为人生的灾难，或是造成经济上的灾难（病态的冲突、病态的花费）。

马修：所以，好好地思考心理状态对人生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不管是短期或长期的影响。从某个角度来看，总是在寻找能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事物，是完全正常的反应，只是这不一定能导向幸福。相反地，我们可以培养内在的满足，只是这倒不一定连结到愉快的情绪，在我们看来它也许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但是到后来却能带来更长期、深沉的完满充实之感。

细微心绪的重要性

克里斯多福：为了更深入地谈情绪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个轴线──一个是「情绪价向」（比较偏向愉快或是偏向不愉快），一个是「强度」。在这两个轴线上，我们可以区分几乎就像愤怒或是害怕等控制不了的爆炸性情绪，和比较不强烈的情绪状态。我们可以将后者称为「心情」或「心绪」。对现代研究学者来说，这种细微的心情或心绪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主要感受到的情绪状态。强烈的情绪是如此耗散我们身心的力量，以致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承担好几次强烈情绪的爆发。这会损害身心健康，甚至可能害死我们。当我们问一个人他最后一次有强烈愤怒、悲伤、不安、羞耻或兴奋感是在什么时候，他通常很难想起最近有过这样的强烈情绪。不过，从今天一早开始，我们很可能就经历了无数适度的情绪：有一点悲伤、有一点不安、有一点好情绪，或是有一点高兴。

辨别、觉察各种引发情绪的思维

也因此，辨别这些不引人注目的情绪并知道它们极有影响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就像是某种培植土，可以帮助我们培育更强烈的情绪，也可以帮助造就思维系统，甚至是我们对世界的观照。常常怨恨他人或对他人不满，会影响我对这个世界的观照，并且也会影响我在这个社会中的行为举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鼓励我的病人留意这些处在背景中的微妙情绪，尤其是在预防他再度发病的时期、或在学习让自己维持身心良好的阶段，甚至是学习保持内在平衡的时候。

我们自己该怎么意识到这样的情绪状态呢？冥想和静坐是很有效的办法，不过还有其他的方式，像是写日记、做认知治疗，能帮助我们将以下种种连结起来：我们所经历的情况、所感受到的情绪、在这时冒出头的思维，以及所有这些因果关系所导致的行为举止。

马修：在佛教里，我们也谈到了这些几乎不可察觉的思维，它们就好像在大草原底下流过的水，持续地显示在意识的背景中。这些思维能引发各种不同的心情。如果是负面的，它可能造成突然的情绪爆发，譬如发一顿脾气。如果是比较正面的，或者这样的正面思维是操练之后的结果，譬如仁慈。如此一来，常常出现的正面思维久而久之就会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甚至到有人出现在眼前，我们第一个会有的感觉就是仁慈。

我们该怎么意识到这些往往自己觉察不到的情绪状态呢？如果我们任其扩大，就会变得极难处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只好等它们自己平静下来了。但要是我们检查其在身上所造成的影响，就会明白在它们所启动的风暴中，我们对他人和情况的看法并不符合现实。

因为不断地重复这样的经验，我们渐渐能看透还处在远处的情绪。我们可以就此给予良药来预防，因为要熄灭星星之火，总是比要扑灭森林大火来得容易。

在我们更加能了解、掌握心理之后，就能够处理正要冒出头的情绪。等到我们习惯这么处理自己的心理过程时，那扰乱的情绪会在出现之时就渐渐被消解，也不再会扰乱心神了。它们也不会表现在行为与言语中，因此不会损及自己或是他人。这样的做法需要操练，因为我们并不习惯这样对待自己的思维。

我们能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吗？

马修：我们若能从毁灭性情绪的枷锁中解脱，是因为它对我们天生的心性而言是陌生的。根据佛教的说法，意识的基础、认识的能力，这个在品质上我们称之为「明亮的」心灵是个无条件的空间。在这里，情绪就像在天上飘过的云一样是短暂的，在受到景况影响时也只是过渡性的。当有负面情绪时，我们以各种不同的办法来解放它们；在有正面情绪时，我们做各种操练以便培育它们。

冥想者都知道这件事。他们仔细搜索这个清醒的内在深处也是白费劲，因为在这里是找不到恨意、贪婪、嫉妒、自傲，或是其他任何心灵毒药的。这也就意味着，负面情绪只不过是「偶发的」。经文里这么说，它不过是景况和习惯的产物，特别是我们有办法可以解放它们。这就像太阳可能被云朵遮挡住，但这不影响它继续发光、发热。

再回头来看亚历山大刚刚的问题，要击垮每个人的负面情绪会是徒劳无功的事吗？让它们耗尽自己不是比较容易吗？根据经验显示，如果我们习惯放任负面情绪且不及时处理的话，它们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大，扎根在我们的心灵里。只要一受刺激，我们就又会受到情绪的操控。而且，门槛会变得越来越低。我们会更快爆发怒气、更快陷入焦虑等等。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这只能短暂地解决问题，很难让我们得到内在真正的平静。我们只能二选一：负面情绪或是心灵固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摆脱它们，就得和那构成自己的部分搏斗，而这只会导致失败；或者说，情绪之所以会出现，是基于过渡性的状况、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有可能解放它们的。

在第一时间最重要的是能够敏捷鉴别负面情绪，然后借着最适当的解药来使它们失去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佛教提出了许多办法，不过这些办法谁优于谁，一切端看当下情形与每个人的能力为何。有些办法是直接又一目了然，就像是以仁慈对抗残暴的操练。我们是不可能同时既要希望别人好，又希望别人不好。

有些办法比较微妙或难以捉摸，就像是意识到我们的情绪，但是不与它们同化。我们已经说过了，对焦虑的意识并不是焦虑，而只是意识。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静坐冥想者，不过我常常采用这种方式。例如，当我要到机场去却遇上了塞车，我会想到万一错过班机后连续出现的状况──错过下班飞机、错过在我抵达后就要举行的演讲，而且这演讲还是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办的等等──我就焦虑起来。我试着让自己放松、意识到这整个状态，就好像凝视着一条波涛汹涌的激流。在刚开始，我觉得焦虑顽强地嵌在我身上。但要是我继续让自己的意识凝视着整个状况，焦虑就会失去力量，与此同时，意识所占据的空间也会扩大起来。过一段时间后，相较于刚开始的严重焦虑，此刻的焦虑会渐渐变得苍白、黯淡，最后便就此消失。

观察情绪「本身」是什么样貌

处理负面情绪有很多种办法，而且都能配合各人的需要、能力。譬如我可以试着观察那扰乱我的情绪「本身」是什么样貌。恨意不是一个拿着刀子冲到我身上来的疯子，也不是从山上滚下来要压死我的大石头，我可以感受到它是强大有力的，但说到底，它也不过是我们自己心理的产物。如果这是自己造成的，那么自然也有办法从中解脱。为什么要任由它来支配我们呢？再说，并没有什么可捕捉的，一切不过是空气。以佛教的词汇来说，我们说情绪是「空」、是「缺乏自己的存在」。认识到这个实情，也是能解放心灵的。这并不表示我们会就此坠入虚无主义，但是这能让我们从精神受到奴役的状态转化为自由的状态。在静坐冥想的经文中，我们有时候会把自由的心灵比做水，把受到桎梏的心灵比做冰（而心灵之所以受到桎梏，全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只需要把冰加热，就能成为淙淙流水。我的精神导师顶果钦哲仁波切曾说：「冰不过是固态的水，水不过是融化的冰。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也是这样。执著于现象的真实性，因吸引和排斥、享受与疼痛、得与失、有名与无名、称赞与责怪而感到痛苦，会在心中起了固化作用。我们必须将概念的冰化解为内在自由的水。」

克里斯多福：行为和认知治疗和你所描述的很接近：对我们精神科医师来说，情绪总是有个「起因」，不管这是外在的起因（有件事让我们高兴或是让我们不快）、和我们生物状态连结的起因（像是疲惫或是睡眠不足），或者是和心理表象连结在一起（当自己在心里想像着一个情况时，我们可能感受到羞耻或者是害怕、悲伤、罪恶、愤怒……）。我们认为情绪是对情况的一种回应模式，尤其是一种「先于语言」的回应模式：情绪往往在我们的思维出现前就现身了，例如当我们在生气或是害怕时，身体会僵直起来，会提前在心里开始想到什么让我们生气或不安，于是就做出反应。在物种演化过程中，情绪向来是在语言出现之前就显现，因此情绪之于我们的概念化能力有一种优先权。虽然在人类身上，情绪是无法和思维分开来的，就像是硬币必定有正反两面。出现情绪时会同时带有身体反应，也会同时带有思维或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观照。再者，情绪接下来会带来其他的后果。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的情绪可以让自己上当：我们可能觉得出问题的是这个世界，而其实这只是我们对世界的观照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所有的情绪都会牵引出所谓的「准备采取行动」。愤怒驱动我们做出具攻击性或暴力的行为，悲伤使我们自缩、害怕让我们逃走、羞愧让我们恨不得把自己隐藏起来等等。

那么，当我受到痛苦时该怎么办？当感觉自己被负面情绪、毁灭性情绪、痛苦情绪牵制住时该怎么办？第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别让情绪表现在行为上。事前就要做鉴别、调节情绪的工作，规律地做、耐心地做，这总是比到最后一刻才想紧急扑灭大火来得更有效。

马修：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往往把才露出头的负面情绪，比做是较容易熄灭的星星之火，把任由爆发的情绪比做是较难扑灭的森林大火。

越感觉到正面情绪，负面情绪爆发的空间便越会受到挤压

克里斯多福：事实上，处理我们小小的不快、悲伤、不安、羞耻，总来得比等它们爆发出来时再处理来得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鼓励大家自我观察，也就是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里我们可以将下列几项建立关系：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事件对我们的情绪冲击，以及因这事件所产生的思维和行为。以文字来阐述我们的情绪、分析其渐进的演变、因果关系、影响，其实比我们所以为的还复杂。我们常以为事情在自己头脑里已经很清楚了，但当我们用文字表达时，才会真正意识到了解自我是需要努力的！以理性来检查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最初步的要求。这是我们寻求内在平衡必经的一步。

第二种处理情绪的工作则和经验的层次有关：每一次当情绪出现时，就让自己停下来，以便以全部意识来勘查它。我所谓的全部意识，显然指的是静坐冥想操练中所谓的「正念」，也就是指修行者将思想固定在某个对象上，专注地观察它。在实验心理学中，则将正念解释为能够平静思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并排除一切干扰的能力。办法很简单，我们并不寻求调整、控制情绪，也不要求让情绪消失、更不寻求让它转向，而只是接受它，观察它是怎么造成的、它引发的身体状态是什么，以及它引发了什么样的思维。我们教导以正念做静坐冥想的病人就是这样做。我们发现，定期操练这种正念，能达到调节情绪的作用。

同样是这第二类的经验层次中，面对在某种情况下会引发的病态害怕或羞愧，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策略可以应对，就是使用一种「耗尽」情绪的练习。也就是说，我们把病人置于会让他情绪特别激烈、特别不舒服的景况里──例如让大家看着他在地下铁里唱歌，或是让他站在一群病人当中。如果是在真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病人会试着躲开以避免这样的情绪。他会离开地下铁车厢、离开其他病人，或是在他躲不开时会试着想其他的事，或是垂下眼睛以减轻所处状况带来的情绪强度。在这种「耗尽」的练习中，我们鼓励病人张开眼睛，继续处在当下，接受自己的情绪。在行为疗法中，这称之为「展示」。事实上，这是对情绪的一种违抗。在多次重复这个经验以后，病人会发现情绪的强度渐渐地减低。「尽管我觉得害怕，我还是继续留在那儿、留在当下，让我的思维慢慢流过……」最后，他便能从这个具有毒害的过度情绪中解脱。

接下来还有第三种策略，也就是现在我在工作中越来越会使用到的正向心理学，它大概也和马修常提到的「解药」观点相似。这个策略是这样的：在一天里，我们越是感觉到正面情绪，像是感情、钦佩、悲悯、幸福、身心安泰、愉快、景仰等，那么痛苦情绪、毁灭性情绪、负面情绪爆发的空间便越会受到挤压。

痛苦情绪会让人成瘾吗？

亚历山大：在人类的心灵里有件事让我着迷，同时也让我感到害怕，就是伤害自己的能力。罪恶感、纠扰不去的念头只会让我们败坏自己的人生。一位患有焦虑症的朋友向我坦承，在他的焦虑减轻时，他反而感受到一阵空虚，甚至是怀念起他原有的焦虑来。这个残酷的瘾头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圣经．罗马人书》里，圣保罗曾有这么一个令人困惑的说法：「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就这个问题，希腊哲学家提出了「acrasie」这个字，即法文中所谓的「没有自制力」，也就是指意志不坚定。任何理性的说词似乎都阻止不了我们某些习惯，就像是我喜欢吃腰果，虽然吃了会长口疮还是照吃不误！千百种内在冲突使得我们内心里像是战场一样。在这里我要说的也是一样，第一步是平静地观察这些内在冲突，而不是立刻想解决它。我薄弱的意志常常会对自己耍花招，而我总会嘲笑自己意志薄弱。像是为了健康我必须瘦下来，所以请了一位教练。他强烈建议我要运动。他说，要瘦下来，重点还是在于我吃了些什么东西，所以他要我改变饮食习惯，于是想要看看我的厨房。在他还没跨进我家门前，我就跑到冰箱去翻出食物大吃特吃一顿。因为我的想法是，如果一切都要被清空了，那么不如趁这时候吃光它！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自我破坏的行为呢？在幸福的领域里，我也发现这种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力量。这就好像我的心灵患有自体免疫性疾病，会主动侵蚀自己的心灵。

马修：我们的心灵执意要让自己受苦，这是「无明」的一个面向，简单说就是没有察觉自己是无知的，甚至相信自己是对的。八世纪初，古印度那烂陀寺的著名佛教学者寂天大师写道：

众生虽有离苦之心，

却往往自讨苦吃；

众生虽有求乐之心，

却往往因无明而毁乐如灭仇。

我们的问题是对痛苦成瘾。但这个瘾头是怎么形成的？刚开始，有一种愉快的感觉鼓动我们继续寻求产生这种愉快感觉的事物。而我们愉快的感觉，会随着时间渐渐变钝，逐步变为中性，甚至是转变为不愉快的情绪。然而我们却仍然「渴望」这种感觉。神经科学指出，连结欢愉和欲望的大脑神经网络是不同的。也就因为这样，由于不断地重复，我们可以加强刺激连结到欲望的大脑神经网络，以致到最后它不再是愉快的，甚至让我们感到痛苦。这大致就是成瘾的定义。即使是我们不想再感到如此难受，总会一再落入痛苦不堪的处境里。

至于我们有时喜欢选择让自己受苦的情形，心灵作家艾克哈特．托勒就曾经解释这个现象：当「自我」在寻求自恋而失败时，为了继续存在，它会采取B计划，也就是建造一个「痛苦体」，这是一种加强「自我」成为受害者的策略。如此一来，「自我」便可以用抱怨、非难来喂养自己。就算是没有人愿意听，还是可以不断对自己诉说，并且顾影自怜，全然地将自己投注于这个痛苦体上。托勒说：「痛苦体是以痛苦为毒品的吸毒者。」它以负面思维和自己在脑中演绎悲剧来喂养自己，但对正面思维接受不良。它以不断回忆过去、焦虑地设想未来为生。但它不能在当下此刻，解放所有心理造成的纯净时刻。

克里斯多福：为什么我们会让自己受苦呢？很多人都因这个问题而困扰。我也会做一些明知在自我伤害的事，像是工作过度！不过，我并不确定我们「喜欢」受苦。的确，我们会让自己受苦，而且很荒谬地一再重复这么做，更在心里还很清楚这件事的情况下继续做。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喜欢」受苦！有这么一个例子：从前，在精神病院里，我们有些同事倾向于把受到丈夫暴力对待的妇女看做是受虐癖。但他们搞混了两件事。当一名妇女说：「我爱他，虽然他打我」，并不表示：「我爱他，因为他打我」。我们让自己受苦的问题也有一点像是这样：这不必然是受虐癖，而且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做。这就好像是一只抓痒抓得流血的狗，这实在是因为痒的感觉太强了。

马修：西元二世纪的一位印度佛教大哲学家──龙树，他曾写过 ：发痒的时候能搔痒令人快乐，不过不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更幸福！结论就是，要是满足欲望的是好事，那么从欲望解脱出来就更是好得不得了的事。

克里斯多福：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出于无聊而做些荒谬又痛苦的事。最近有一项让人感到吃惊的研究：把数名学生放在一个房间里十到十五分钟，让他们选择在这段时间里什么都不做，或是接受一个小小的电击就可以提早离开房间。大部分的学生（大约是三分之二的男生、三分之一的女生）宁愿选择电击！我们可以想像对萤幕、音乐成瘾的这一辈年轻人，失去了什么都不做与内省的习惯，但我们不能以这件事立刻就推论他们有自虐癖的倾向！

就食物来说也是这样。我们通常不是因为饿了才吃东西，而是因为我们想吃、因为我们被食物吸引，或是因为用餐的时间到了。我们把吃东西的欢愉和其他混在一起了：我是真的饿了吗？我只是因为想和朋友一起吃饭？或者只是因为食物闻起来很香我就想吃了？我们是处在缺乏意识与自我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让自己受痛苦，或者是在知道自己这么做时会犯错却还是这么做了。不过，在这么做时，我们并不留意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对自己一直保持警觉、一直要求自己，的确是件很累人、很辛苦的事，不过只要稍微多注意一点、更常这么做一点，是真的可以减轻这些行为带来的痛苦。成瘾通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吸食「毒品」会让我们伤害自己，但是没有人是愿意受苦的。所以在瘾头中，我们刚开始寻找的是欢愉，到后来寻找的却是不因缺乏「毒品」而受痛苦。

马修：从瘾头中解放是个大挑战，理由有三：首先，建议已经成瘾的人把自己的瘾头看做是令人嫌恶的，但这样做还不够。成瘾的人常常早就嫌恶自己的瘾头，但仍然渴求自己所嫌恶的。第二，戒除瘾头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不过，上瘾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大脑中连结到意志力的部分会因之减弱活动力。最后，要从瘾头中解放出来，必须训练自己控制因之而来的冲动欲望。不过，它抑制了大脑海马体的活动，而海马体在正常情况下会因经验的原因而引起结构性的改变，并且能够借着训练而调整大脑的运作和结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可塑性」。这三大障碍使治疗成瘾的问题显得特别困难。

当心里出现最糟糕的情形，只要看着，什么都别做

亚历山大：幸福之道需要的是忘却我们所学的。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禅的传统中，我们都必须先死于自己，后抛离一切。抛离我们的信念、习惯、欲望、幻象。这是一种解脱之道，就像脱掉全身的衣服一样。在日文里，「救赎」（救済，きゅうさい）这个词对某些人而言是改善与脱离不好的状态，或是改变并达成想望的状态，也等同于「脱离」之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就从抛下内在包袱开始做起？佛教特别强调适当的生活方式，指出要是过着一种放纵、紧张、自私的生活，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如果从早到晚只听从「自我」的指示，怎么可能得到平静呢？为了一步步地摆脱那对心灵平静怀有敌意的日常生活，说不定得听从亚里斯多德的一项建言：「我们是在打铁时才成为铁匠的。」是德行的操练让我们具有德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改变的。要是等着自己能够信赖他人时才去做信赖他人之事，那大概就永远不会做了……相反地，我们从现在起，就该做一些具体的行动。

幸好，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孤单，有时候只要追随那走在前头的男男女女就好。跟从能够给予新的动力，好一一拔除那心灵毒药之人。相反地，如果我们镇日和诽谤者和心怀恶意者为伍，那么我们的德行也会凋萎；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只是忙着播下坏种子，那么收获的是杂草与荆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做静坐冥想的操练，是学习解除那落在心里的炸弹引信，并且让以为坚硬如铁的事态化为乌有。当心里出现最糟糕的情形，只要看着它，什么都不做。在内心风暴大作时，克制自己不采取行动，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看着「自我」受到十级情绪地震的侵扰，但知道自己不会因此死掉，这样的想法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只要看着情绪自己过去，如果不喂养就自然会消退。这个每天反复做一千次的苦修，就是让自己浮在情绪的波涛之上，看着情绪自动消退。

沙漠教父提醒我们，越是觉得自己重要，就越会受苦。我们的挑战主要是在于承担这样矛盾：照顾好自己，尊重自己的节奏，同时解放那个让我们发狂的渺小自我。摆脱负面情绪这件事比较像是跑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冲刺；在跑马拉松的路上我们要冒精疲力竭的危险。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抛开那些让我们负担沉重的包袱。在各种沉重的情绪中，拒绝和反叛到处肆虐。有天，一位修禅的比丘尼替我上了很棒的一课：这位四十岁的比丘尼染患癌症，她说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把这病看做是敌人。好几个月，她每天早上起床就是和癌症作战，一直到有一天她开始静坐冥想，才将癌症看做是朋友、信使、解放者。我们倒也不需要承受这么大的病痛，才开始改变目光、才开始做改变。小小的忧虑也能训练我们，让我们进步。操练静坐冥想、试着了解、往前进……但对自己的弱点永远必须以耐心对待。有时候，我们在痛苦试炼中「必须」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以放下所有的武装。

马修：我说过在西藏文里，翻译为「抛下」的这个词，也有「决心求解脱」之意。在某些时候，我们再也受不了让自己受苦的瘾头。在一只鸟逃出笼子时，我们不能说牠抛下了笼子，牠其实是解脱了。不管这笼子是铁做的，或是金子做的都一样。

是内在平静，还是麻木不仁？

马修：有些人以为解放了情绪会导致内在空乏，让自己变成行尸走肉。这些人是将心理空洞和精神自由这两者搞混了。此目的不在于让思维和情绪消失不见，而是阻止它们过度膨胀，避免自己受到奴役。拥有内在自由的精神导师和操练有成的人，并没有变成植物人，相反地，他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优点。就我来看，达赖喇嘛就是个好例子，他表现出勇气、欢喜、仁慈，以及对他人开放的态度。然而，他所做的只是让自己从异化的心理状态中解放。消除心里的恨意、怨恨、贪婪，和其他骚动的情绪，就能腾出空间给爱、欢喜、无私利他和内在的平静。

克里斯多福：很多研究显示，老练的静坐冥想者在面对会引发情绪的状况时──像是看畸形孩子的照片、让人难过的景象──会发现他们的情绪一点也没有减弱，只发现到在脑子里情绪冲击的扩散，和不静坐的人是不一样的；主要是他们前额叶皮质的某些区域活动较不强烈。这个前额叶皮质和所谓的「自我参照」（当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时或只想到自己时）是联合在一起的。大致来说，情绪的活动还是在的（静坐并不会让人变得麻木不仁），他的感受能力并没有变化，但是大脑的反应作用却是不同的（静坐让人能够退一步来看事情）。

马修：有些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像是靠着核磁共振，可以观察操练静坐的人和不操练静坐的人，他们的大脑在哪一部分、哪个网络起了活动。当专注于利他之爱、对他人开放之时，也可以定位出是哪一部分的大脑在活动。每一种不同的静坐操练，在大脑里都有各自的「标记」。渐渐地，我们越是操练，大脑就越是会跟着改变，不管是在作用上，或是结构上。大脑一变，人自然也会跟着变，因为操练目的就在此。有一项研究是，让老练的静坐冥想者和刚入门的人一起听见女人害怕至极的叫声。这时，会发现老练者并不会有回避或焦虑的反应。同时，也发现他们启动一连串的正面情绪，像是移情作用、仁慈、悲悯。而对照组的人在听见女人的害怕叫声时，则有某种心理感觉缺失的反应。当这两组人分别承受痛苦，他们的反应也大致相同；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强度和不操练静坐的人是一样的，或甚至更强。但他们在痛苦强度增强之时，则表现得较不害怕；在痛苦停止之后，也比较能快速恢复平静。

如何培养仁慈之心？

马修：在佛教里，有个重要的基础观念也和正面心理学相吻合：没有负面的心理状态并不必然就会带出正面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并不是没有悲伤就是欢乐，也不是没有恶意就是仁慈等等。治疗了负面状态，我们只达到一种中性状态，而不是能带来完满充实之感的正面状态。

克里斯多福：对你所说的我有一点要补充，在心理治疗的领域里，要治愈一名罹患抑郁症的病人，我们并不让他留在中性状态，而是要让他能够重新感受到正面情绪。他在人生中总会遇到某些情境、某些人，提供愉快的情绪，但是如果我们没教他怎么更好地面对这些愉快情绪，或是没教他怎么自己打造愉快情绪，这是不够的。

马修：在正向心理学里，缺乏反常的状态并不见得是理想的状态，而不过是一种「正常」状态。理想的状态则应该是自我培育而来的。换句话说，正常状态只能让我们正常运作，但为了活得更好或开发自我潜能，应该培育其他的价值，像是仁慈和悲悯，并且让自己从骚动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克里斯多福：我相信爱、仁慈、温柔和聪明是会传染给他人的。每次提供他人建议让对方心里澄明起来时、每次做出充满温柔、情感和爱的行为时，就付出了一点点贡献让人类变好。口出秽言、恶意对人，并且一再这么做时，就妨碍了人类的进步。希望每个人都能尽可能地做出正面的行为，那么这个世界就能朝善的方向发展了。

马修：培养仁慈之心，必须先从意识到我们根本上都是「害怕痛苦、渴求幸福」做起。这一步特别重要，特别是那些对自己抱持着负面形象的人，或是那些受了很多苦并认为自己承受不起幸福的人。尤其是前者，他必须先学着对自己宽容、对自己仁慈。

一旦承认了我们都渴望幸福，接下来就是明白这是所有人都共同向往的。如此一来我们便感觉和所有人更为接近，也赞同所有人的渴望、涉入所有人的命运中。

最后一步，我们得培养仁慈之心。刚开始，心里想着我们所亲爱的人，操练起来比较容易。我们想像着对这个人怀着无穷的爱、无条件的仁慈，让自己处在这种状态一会儿。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仁慈之心扩及到不那么熟的人，这些人也想要过得快乐。然后试着走得更远，把仁慈之心扩及到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伤害全世界的人。我们希望他们破坏性的行为不会成功，而且希望他们能解脱恨意、贪婪、残酷和漠不在乎，希望他们关心别人。我们就以医生看待病最重的病人一样来看待这些人。最后，我们以无尽的爱拥抱着世上一切众生。

「幸福」与「欢喜」

克里斯多福：做为一个内向的人，我总是提防着欢喜之心，因为我觉得它会把我们带得太远，而且它比较接近激动和欣快感。相反地，我觉得幸福是一种正面、愉快的情绪。不过幸福之于欢喜有两项优势：通常幸福不会让人躁动，而且它比较低调、内在化，所以不会侵扰别人。后来，我再度检查自己这样的区分法，却发现欢喜具有传染力、自发性、几乎像是动物性的一面，对他人是极好的事。也就是说，当你所爱之人是欢喜的，我们也会乐于感染那份喜乐。

亚历山大：如果说我「珍惜」欢喜（或说喜乐），这是因为我觉得它比幸福来得简单且容易获得。我认为「我们应该不计代价地快乐」这句格言，让不少人觉得做不到。我也认为欢喜和我们的软弱、界限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即使处在长期的痛苦、哀伤中，都可能感受到欢喜。听从欢喜的召唤并不是太难的事。即使是从早到晚都要费劲求生的人，也可能尝到欢喜的滋味。为什么要把欢喜看做是情感的过度或肤浅表现？它其实只是对人生说「好」，如实对人生深沉地、真正地说一声「好」。幸好，有史宾诺莎提醒我们，欢喜是人从最不完满走到最完满状态的一个过道。每一次我在人生中有所进步时，欢喜便在心中鼓涨，只要多走一步，「自我」就几乎要消解。克里斯琼．博班在《一周里的第八天》书中提到：「在宇宙中有一种最基本的欢喜，但每当我们自以为是谁或知道什么时，我们就失去这欢喜」。

马修：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看法基本上相同，不过我们对「欢喜」和「幸福」这两个词的解释有点不同。佛教里以梵文的乐（sukha）来描写深沉的幸福，无论是欢喜或悲伤它涵盖了所有的经验，而且同时也是一种智慧的状态，解放了所有的心灵毒药，并觉察事物真正的本性，也关系到我们对心理运作的理解。梵文的「阿难」（ananda）则译为欢喜，可以说是「乐」散发出来的光辉。它使当下此刻充满快乐，而且在它越来越常出现，形成一种连续体时，可将之称为「生之喜悦」。

有些心理学家肯定地表示，在监狱里是不可能快乐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下是不可能感受到幸福的。不过，弗立特．摩勒这位美国人因为毒品被判了几年徒刑，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挤满犯人、又终日吵杂的小牢房里。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他开始每天静坐冥想几个小时。刚开始，他觉得很难做到──这想也想得到──不过他坚持下来。在八年后，他相信精神操练真的有效，也相信悲悯真的具有改变的力量，并且意识到他的「自我」不过是虚幻的。

有一天，一位垂死的狱友将他叫到床前来。有五天的时间，他陪着狱友迈向死亡。之后，他越来越感受到自由，与无限的欢喜。内在的信心让他感受到自己成了坚不可摧的人，不再受到外在情况的影响，而实际上他所处的环境是让人极难忍受的。我想，他感受到的是一种「乐」，而这感受是持续性的，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并非只是过度的欢喜。

亚历山大：我非常赞赏那些即使承受了命运重大的打击，也能够坚立在喜乐中的人。穷困、不公义、疾病并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些人还能坚强存活下来的这个神奇奥秘、这个希望，远胜过这世上所有的言说。真正的喜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解放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机会，甚至是找到让自己乐在其中的机会。这个内在的开放、谦逊而又无比深沉的自我奉献，是远远超越纯粹感觉的。这不是天真地欢呼一声「哇」，而是低调、从容、真诚地对人生说一声「好」。我很喜欢圣保罗把喜乐当做是心灵的粮食。一想到即使是最贫穷的人都能拥有喜乐，就让我深深觉得高兴、安慰。我们不必为情绪做排行榜──因为这还是执着──我们必须进行不带行李的人生旅行。

马修：每个人各自就对他有意义的字眼表达了立场。不过我觉得亚历山大所称的喜乐，正符合其他人所描述，是可以帮助人面对逆境的内在自由。

我们不过是「暂时」拥有幸福、欢喜、爱

克里斯多福：拿「欢喜」「幸福」这两个词来做高低排比──说「欢喜比幸福好」或是「幸福比欢喜好」──让我有点不自在。所有正面的情绪，在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和谐时，自然会涌现出来；而负面情绪，像是愤怒、悲伤、害怕，则总是在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断裂时冒出头。我有个深沉的信念是，除了几个智者之外，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拥有的欢喜、幸福、爱必然是不稳定的，我们无法持续不断地感受到这些情绪。别以为我们可以把它们整个装箱，让它们不起变动。这不过是虚幻之事。我们必须接受自己不过是暂时拥有幸福、欢喜、爱，而且这绝对是常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让它们不断地在生活里重复出现。我们需要它们，因为当我感到快乐时，便与过去和未来言归于好；欢喜让我紧紧地扎根于当下，并且给我生活在此刻的甜美感受。

亚历山大：「不恒久」这个概念治愈了不少痛苦，而且幸福也只是暂时的想法能让人深深得到安慰。不管所执着的是什么都一一放弃它，才能让我们进步、避开折磨、避开身心不安。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受苦的人来说，知道不管是脆弱、疲惫、疾病、残障，或者是任何不完美的状态，都不能阻止我们享有喜乐，是颇能鼓舞人心的。操练，就是不断地让自己学会不执着。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即使是身心不安也是。史宾诺莎有句话说到了重点：「好好地做，并让自己坚立在喜乐中。」 我将这句话做为我行动的准则。

马修：把幸福装箱，让它不起变动，这都不过是虚幻。根据法国作家巴斯卡．布鲁克纳，这就是把某种依情境而来的「永恒喜悦」无限延长。而出于它天然的性质，这一类的幸福只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说不定我们可以说欢喜是和当下连系在一起的，而幸福之「乐」比较持久，则是和内在平衡有关。有个状态就如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所说：「一切都不会变质，就像在大风暴底下那静静的大河水流。」

马修：充分开展心灵

── 让你的注意力变锐利，以便在负面情绪浮现之时就能意识到它们。熄灭星星之火比扑灭森林大火来得容易。

── 学习更了解自己的情绪。训练分别对自己和他人身心安泰有益的，以及会摧毁这些的所有事物。

── 一旦负面情绪明显带来了不良后果，那就快向它的解药靠拢，也就是寻求正面情绪的帮助。

── 培育正面情绪，直到它们成为我们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克里斯多福：面对情绪

── 喜爱所有的情绪。情绪是需求的信号，正面情绪告诉我们需求得到了满足或是正要得到满足；负面情绪则告诉我们需求没得到满足。为了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听取、反省内在根本的需求发生了什么问题。

── 培育愉快的情绪。我们要超越习惯与无意识的作用，以喂养愉快的情绪。研究显示，比起不愉快的情绪，多感受两、三倍的好心情，能让我们达到最实际的理想平衡（我们不可能一直是好心情）。

── 别觉得沮丧。情绪平衡的操练是人生的大课题。我们总会不断失败，总会为无稽的事生气、为小事焦虑、过度悲伤。必须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一路走来总是颠颠簸簸。也就因为这样，我讨厌类似像这样的格言：「你要是赶走你的天性，它会用跑地回到你身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类的格言表达了我们终究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是处于学徒阶段，所以必须接受「再次失败」的可能。这条道路没有捷径。不过只要我们不断往前走，就总有到达的一天……

亚历山大：操练让情绪过去，卸下包袱

── 让情绪过去。禅要我们不再将情绪看做是仇敌。精神操练的目的在于不再登上骚动情绪的这列火车，而是看着车厢一节一节经过：「看呐，这是愤怒」「看呐，这是害怕」。要勇于不执着，只有如此能让我们穿越风暴而不受损伤。要是感受到愤怒、害怕、悲伤，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它们不进驻心里就好。所以，让情绪过去，每天让它们离开一千次……

── 学习在情绪之上泅泳、飘浮，让情绪飘忽而过，需要许多时间操练。内心的平静会慢慢地以每次一公厘的速度回到心头。所以我们需要每天做操练。

── 卸下心里的包袱。长久以来，我误以为幸福是要争取而来的。现在，我则相信幸福是我们要卸下包袱。与其累积一些能力、知识，还不如放下我们所有压在身上的习惯、反射作用、害怕、贪婪等……在成吨的烂泥里，我们才能找到一点至福的金块──那真正的道路。所以抛开那无用之物，把生命里的障碍视为达到至福的方便法门。

克里斯多福：我们该怎么理解倾听、陪伴、关注，这几项对生命是如此必要的事呢？我觉得可以将「倾听」定义为对他人无言的陪伴。在这期间，我所有的关注、意识都集中在他人所说的事物上。这是一种复合的态度，在付出的同时，我们也有所得。

什么是「真正的倾听」？

克里斯多福：倾听是一种谦逊的态度，是一种把他人放在自己之前的态度。自恋的人不善于倾听。就算是有时候我们会假装倾听，在焦虑、过度欣喜，或是太为自己的事操心时，我们是不能好好倾听别人的。

在倾听中，启动了三项重要的机制：尊重他人的话语、放下自己，以及让自己受到触动。尊重他人的话语，首要在于倾听时不对他人所说妄下断语。这是很困难的事！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下判断，表示喜欢、不喜欢、同意、不同意、觉得他说的对或很愚蠢。我们很难阻止自己在心里下判断，不过我们可以在每次注意到自己这么做时有所意识并摆脱它，以便能真正专注地聆听他人。

不构思要回答的话，放下自己专心倾听

倾听的另一个态度是「放下自己」。这是我从病人身上学到的。极度害羞、焦虑的人总是害怕自己比不上和他们对话的人，以致他们因为忙着准备自己要回答的话，而没好好倾听。在真正的倾听中，我们不该准备自己要回答的话，而只是专注于倾听，放下自己。有时，我们会觉得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有点「冒险」，不过如果我们放弃在倾听他人时准备自己的回答，我们的回复才会更为深沉、恰当。

放下自己，也是一种诚恳且纯正的倾听，我们会在这时让自己受到触动、感动，而没有判断、控制、操纵的欲望与任何的意图。

我的内向让自己较喜爱倾听更甚于讲话，这算不上什么优点，也没费我什么力气。不过，随着时间与工作的进展，我的倾听能力还是有进步。这项进步，主要是靠着静坐冥想的操练而来。从静坐里，我学到了人要处在当下，不准备回答，完全放下自己，让自己可以完全被对方的话语渗透，开放地接受对方的话语。就治疗师这个职业来说，这样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根据研究显示，医生平均是在二、三十秒钟之后就会打断病人的话，总是倾向于寻找症状、迅速找到病人问题的答案，并且倾向在对谈中掌握发语权。我有好几位同事都是上了年纪、颇有经验的家庭医师，他们对我说，医生在治疗病人时所犯下的错误，几乎都是倾听不良造成的，也就是医生没让病人好好表达、没问够病人问题、太快自以为是地做出结论。我们以为治疗就只是诊断，然后开药方、给建议，以为这些比倾听更重要。说来这也有一点像是身为父母常做的：给孩子建议、教育、安慰、纠正他们……但我们总是容易于不够倾听孩子说话、在一逝即不再得的难得机会中，没让孩子把话说够。

至于夫妻之间的倾听问题，在婚姻治疗中有一种练习是：当一人说话，另一人很难不打断他，或是他会擡起头看天空、叹息，或是坐在椅子上乱动一番；这时我们对他们说：「你就谈一谈自己怎么看这状况，你的配偶会坐在房间的另一头，背过身，只是听你说。我不听她说，她就只是坐在那儿专心聆听五到十分钟，然后我们再把角色对调。」同样地，我有时也会鼓励病人在彼此很难用语言沟通时，写信给他的配偶！首先，用文字表达时，我们比较会讲重点，而且也比较不会冲动，因此比较不会表现出攻击性与怨恨。再者，我们的配偶不得不耐心地读信，既不会打断它，也不会试着替自己辩护。读对方写的信，就像是不会立即做出回应的倾听。靠着写信，也提高了把讯息传递给对方的机会。

马修：倾听等于是我们为他人付出。为了好好倾听，光是耐心对待他人并不够，还必须诚恳地觉得他的事与我们有关。达赖喇嘛在除了仁慈之外，还有一项特质让众人印象深刻，就是他不管对谁都是专注倾听。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公众场合，一有人对他讲话，他总是完全、立即地投入。即使是对机场大厅的一个过路客，他都是如此。

出于对他人的不尊重，我们总是想像和自己对话的人会说什么，我们不等对方说完就自认已经明白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带着这样屈尊俯就的态度，给对方的回答有时不免是不成熟、不完全、不符合其情况的。即使我们提供的是明智建议，我们总是不让别人把心里想讲的话说尽。不能彻底表达心里所想，是一件很让人受挫的事。

很多人都抱怨别人不听他们说话，感觉没有人关心他们。政治论辩往往是这种漠不关心态度的最佳例子。参与政治论辩的人总会打断他人的谈话，然后就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总会全部的人同时说起话来，就好像让别人说话是懦弱的表现，是不可接受的退让。

我们最好是让别人把话说完，万一他犯了错，我们要平静地指出错误。倾听的第一步应该是真心地、没有保留地关注他人。在他需要我们提供建议时，尽其可能地补救他的状况。

有些人几乎是不可能倾听其他人说话的。我还记得有位常得打交道的不丹官员。每一次我问他问题，他总是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急着回答：「不，不，不！」这使得我们的对话看来很滑稽，像是：

「您认为我们明天早上能离开吗？」

「不，不，不……请在九点钟时准备好。」

我自己也是，在别人跟我说话时，我总有太快回答别人的倾向，即使我总没猜错别人要说什么。但这不是与人谈话的好态度，我常常很后悔自己这样的反应，应该要改正！

克里斯多福：你所说的错误，我们全都会犯，尤其在被人催促、逼迫，或是在疲倦的时候。有人来看我们，他开始跟我们说话，便提前想像他的话会怎么结束、他会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也许会给他中肯的回答，但我们并没真正倾听他说话。可以说我们只做了一半的工作，因为别人来跟我们说话时，他要的不只是回答，还要感受到我们的陪伴，以及对他表现出友善与情感。

什么是「倾听而不下判断」？

马修：不妄自对别人本身下断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这并无碍于我们对别人所说所做下判断：确定其带来的是身心安泰或痛苦，并且试图了解之所以会伤害自己和别人的理由。

我们有两种判断别人的方式：一是绝对的，二是相对的。以绝对的方式判断别人，这等于是做出宣告。例如，有人天生就是个坏胚子，一点同情心也没有、总是整天抱怨，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类的判断设定了这个人的性格就像永远镌刻在石头上，但这样的判断，近二十年来被静坐冥想所证实的事实与神经可塑性的研究推翻了（我们的大脑会因我们暴露在新的情形中而改变，或是可能经由精神或身体操练而改变），也被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推翻了（我们的基因都有可能改变）。这些研究显示，只要我们改变对思维、情绪、心情的处置方式，我们的性格到头来是可能改变的。

就当下情形做「相对」判断，而不论断

相对的判断只是就人当前、暂时的情形下判断。即使是有人表现出某些性格、表现出让人不快的行为，我们也会把影响其个人生命发展、生活环境考虑在内。我们不能对这个人本身下判断，但可以就他当前的心绪、影响行为的因素下判断。要是有人拿棍子打你，你并不会对棍子生气，你知道在棍子背后有个人。我们再继续推论下去：这个人是受到恨意的驱使，恨意的根源则在「无明」之中。我们并不回避说这个人的行为有问题，不过我们对他敞开同情之心，同情这个深受恨意和无明所摆布的受害人。

克里斯多福：我发现在某些情况时，下判断、做诊断、提供建议的时间最好和倾听的时间分开。在面对不见得同意其为人的病人时，倾听他们、尽可能地不下判断，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要是我在倾听时就臆断，即使是很轻微的，他们也感觉得到。而且我发觉，单纯只是亲切地倾听就能帮助对方意识到他某些行为很愚蠢。在对方说完话以后，我会再请他确认一次自己的说法：「所以，要是我没搞错的话，在某个情况下，你说自己是这么反应的？」我感觉到，当我推迟下判断的时间，我不仅是更好的倾听者，而且在对方心里便已开始改造的工作。当然，迟早我总得整理自己的想法来回应，不过我有时会慢慢来──不会提前在倾听时这么做。例如我会对病人说：「现在请先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好让我想想你刚刚跟我说的话，然后再回答你。」

马修：我了解你的观点，不过我所说的比较接近于「医生亲切地下诊断，注意所有的症状，并且评估潜在的痛苦，而不下道德的判断。」在这样的态度底下是一种同情的心理，其唯一目的在于终结所有痛苦。这也就是说，对一个病人而言当然是很抚慰人心的，他心里会想：「终于有人听我说话，而且真心试着理解我。」

克里斯多福：没错，我发现病人非常了解这一点。但是之前我不敢这么做，因为本来觉得身为技术人员，应该有一套现成的说词。我觉得如果分开倾听和分析病情的时间，我会做得更好，即使这是人为的做法、即使可能暗暗地一直都在下判断。此外，这是我们在「正念」中对病人说的话：你无法阻止下判断，但是要意识其存在。而且要尽可能地关注你的存在、倾听、呼息。判断就在这里，思维也在这里，不过，别紧紧抓着这唯一的判断和思维不放。

倾听的面貌

克里斯多福：在二十多年前，我接触了许多患有焦虑症和社交恐惧症的病人。他们往往对交谈感到不太自在，很快就侦测到和他们对话之人出现的臆断表情（但有时这侦测会是错误的），或是出现否决他所说的表情。我还记得某些病人在和我说话的时候，表现得很局促；而我听他们讲话的方式让他们很不安。有人曾对我说：「在你听我说话的时候皱起了眉头，我感觉到你并不同意我所说的。」我的确是因为太沉浸在他们痛苦的事情里，起了移情作用，以致我做出了皱眉的表情！自此之后，我了解到即使是聆听者，脸部的表情都应该表现出亲切、仁慈。我后来有了进步，带着同情心听病人诉说，轻轻地微笑，试着在脸上表现出同情之心，而不只是移情到对方身上。

这场误会让我想到了亚伦．贝克曾告诉我的一则轶闻。亚伦．贝克是认知疗法的开创者，在他还是心理分析家时跟我说：他耐心地、安静地听着一位女病人做自由联想。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病人很不快。他问发生了什么事，没想到她气恼地说：「我跟你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但我觉得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亚伦．贝克回答她：「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病人回答他：「我想这和自由联想没有什么关系。」也就在这个时候，亚伦．贝克意识到心理分析是有问题的。

让病人苦恼的不是她哥哥在她五岁时夺去了她的红莓派，而是想到治疗师没听她说话（当然这是没根据的）。他由此做出了一个结论：重要的是教导病人处理自己的情绪、意识到他们身处其间的失真现实，再把此时此地折磨他们的事说出来。这也是他后来放弃心理分析而另外创建「认知治疗学派」的原因之一。一直到现在，事实证明认知治疗经得起考验。

马修：你所说的让我想起了保罗．艾克曼，他区分了两种情感共鸣，一是会聚型的，另一是扩散型的。会聚型的共鸣是，当你痛苦时，我也感受到痛苦；当我看见你在生气时，我也生起气来。例如，当你的妻子从办公室很生气地回到家，因为她的老板对她行为不端，你也生起气来，气恼地说：「真是粗人，他怎么敢这么对你！」如果是扩散型的共鸣，在同样的例子中便不是和妻子感受到同样的情绪，而是退一步看这件事，但仍然对妻子表达了关爱之意。这时你会说的是：「真遗憾你碰到了这种粗人。我现在可以怎么帮你？你要喝杯茶吗？或者我们一起去散步一会儿？」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方都会感激你关心他的感受。

学习倾听，排除干扰沟通线路的杂音

亚历山大：我的朋友，你们的谈话真是让我如饮醍醐……说到底，我们都有两个耳朵，不过却不知道怎么好好用它。现在轮到我做几个提议，好让我们的工具箱更添几项有利帮手。倾听，就像克里斯多福所说的，是放下自己，也像马修所说的，不要「先验」地断定别人。如果是像拳击手一样一心只想把对方击倒，这样的做法是最糟糕的。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提醒我们：「在集体论辩之时，输了的人赢得最多，因为他累积了知识。」这个做法很简单，我可以停止在谈话时准备回答对方的习惯，尤其是要远离这种代替对方说话的讨人厌倾向……

学习倾听，等于排除使这条沟通线路哔剥作响的干扰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所提出的「模棱两可」的概念，指出当人处于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含糊状态时，会将周围的一切事物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再认真地思考其中的真意，甚至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而迷失自己。这对我帮助很大。常常，没把对方的话听到底，却把话题都带回自己身上、带回我自己的故事、心理类别。在反射作用的驱使下，我们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了我岳母」「你让我想起了我堂哥……」「我小时候也有同样的经验」等等。这时，我缩回到「我的」看法里，而没让别人真正的存在。倾听，即是停止这样的反应，即是不再有现成的回答，即是停止将他人包裹在一堆标签里。模棱两可的概念也为我施打了预防针，免得我将痛苦看得平淡无奇。

马修：为什么用「模棱两可」这个词？

亚历山大：因为把自己的故事强行贴在和我对话之人的故事上，等于我拒绝对方有权做个不同的人，或承认现实有好几种不同的诠释方式。我把一切都带回自己身上，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创造了某种强制的方程式，把对方封闭在我之内。

要摆脱这样的作为需要真正的苦修。幸好，就这方面，我们可以依靠着导师。例如，苏格拉底在我们封闭于既有思想中时唤醒了我们，就是因为许多的误会和误解，使得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断裂。同样的，意识到自己心里所有成见也是一项急切该执行的操练。

我们也必须除去屈尊俯就的心理。我从前的辅导老师常常会对我说「我了解你」，但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了解我。我感觉他们是高高站在峡角上，看着一名正在溺水的小孩。这种由高而下的目光，不仅不能抚慰我，还让我更觉孤单。没错，当我们在说像「我了解你，就像你是我生的一样」或是「我了解你」这样的句子时，必须极度谨慎。别将他人封闭在我们的表象之中，而且要懂得欣赏每个人的独特之处，这是迈向自由时不可或缺的一步。

倾听之道尤其重在保持缄默，而且在面对这个什么都要评论一番的「心里广播」时，要往后退一步。这个广播从早到晚下判断、分析、比较，越是看重它，就越无法对他人开放。这里要做的操练是：意识到我们心里这一千零一种思维是会让自己远离他人的。即使我们无法关掉广播，只要心里意识到它总是整天呱呱不停放送便已「足够」。在某些时候，我们得承认这广播整个侵入了我们的心思，以致他人几乎不存在。在有家长对我们叙述自己失去了一个孩子时，如果我们一心只想着万一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该怎么办，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倾听呢？

疲倦、沮丧、担忧……有这么多的因素会让我们的倾听品质不良。我陪在和我对话的人「身边」，但我的心并不真的在场。其实，我们是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心灵和大脑都在场倾听的。

言语有杀伤力，也有治疗的能力。我还记得有一天我责骂了儿子奥古斯丹，只因为他作业没做好。但他回的话却让我受到了启发：「爸爸，你骂我的时候，我想像你说的话就像是轻轻的安抚。」自此之后，在面对嘲弄、批评，或是面对坏消息时，我会试着把那伤害我的话看做是单纯而无害的声响。为什么要赋予这些话语力量呢？赋予它们摧毁喜乐的权力又有何好处呢？就让这些声响过去吧！这不过是风，而挑战也就在这里。

马修：顶果钦哲仁波切曾表示，如果我们太过看重所听到的话语，我们的心就会像高岗上的草一样，风往哪儿吹，它就往哪边倒。他也建议，在我们听到赞美时，别让自己起了自负之心。最好是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在梦中听来的话，或是告诉自己对方赞赏的并不是我们本身，而是他人认为自己在我们身上看到的品质。相反地，要是我们受到了批评，而且是有道理的，最好是抓住这个机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谦逊改过。

亚历山大：用耳朵仔细地听、亲切地听，因此让意识受到疲倦、压力、投射、害怕、愤怒……等干扰。事实上，这也是为了让我们内在更为开放。当别人来跟我诉说他的痛苦时，我的反应往往都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能为力的我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沉默以对，就会说一些平庸乏味的话。在这时候，为什么不干脆就承认：「我诚心想听你说话，『但是』我累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父亲垂死前，在医院里，我也意识到我们倾向用话语来填补空白，说一堆没用的话来掩饰尴尬。就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保持沉默，才有这些笨拙的反应。

沉默是最好的陪伴、最勇敢的倾听

克里斯多福：有时候，当我们到医院去探望垂死病人或是与疾病搏斗的人时，说一些平淡无奇的话会让人颇为安心。一般人以为在为重症病患做减缓症状的治疗时，我们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但其实谈话主题往往再平常不过：我们陪着他们看电视、讲讲天气预报、家人的探访、菜单……在这种情形下，要谈些严肃而正经的话题对大家都是很困难的。我很佩服那些定期到医院探访，陪伴重症病人进行减缓症状治疗的人，不管说什么话，他们的陪伴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奉献。

马修：我曾经待在垂死的人身边好几次，总觉得最好的陪伴方式就是静静地在一旁，抓着他的手，用带着感情的眼神看他，而不要太过多话。必须随时待命，态度亲切，但是没有行事历。

亚历山大：「必须随时待命，但是没有行事历」，这真是美好的生活艺术！沉默是可以借由学习而得的，而且需要无比的勇气才能避免动不动就打破这个沉默。刚开始，在我跟我的精神导师讲电话时，他常常保持长长的沉默。这让我很讶异，我总以为是我们的电话线路断了。于是我不安地问他：「你还在吗？」他也总会回答：「在，我在听你说！」每一次，我在沉默中都会发现另一种存在的可能、一种内在无穷的开放。祷告，即是完全地投身于沉默、缄默不言和倾听之中。埃克哈特大师传授给我这种沉思的生活。从前，我的祷告是一连串对上帝的请求，我用话语来填补空白。现在，我开始放弃了请求，或者应该说，我扩大了自己的请求，而将全人类、所有受苦的人都囊括在祷告里。祷告源自于每一刻都是随时可供差用的，源自于学着对一切来临之事说好的醒悟，学习什么也不丢弃、什么也不紧紧抓住的这种醒悟。

我还记得有位神父对我说：「在沉默里，让上帝自己照顾自己。你只要单纯倾听就好。」被誉为西方修道院制度创立者的圣本笃，在本笃会规一开始就表示：「我儿，倾耳留心，听恩师的训导。」具体地说，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沉落到最深沉的自我，以寻得藏在心灵嘈杂之下的沉默与心境的平和。

勇于沉默

亚历山大：这说不定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勇于过一种沉思的生活。有时候，这甚至可以说是反叛行为。在这条路上，障碍是一定有的。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对精神导师说自己每天都做一个小时的静坐冥想。而且说真的，对我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没有这个放慢步调的时间、这个活得比较不机械化一点的时间，我大概早就灭顶了。在我太忙碌的时候，总是希望能找到片刻的空闲时间来做沉思的操练，不管是在计程车上、等公车时、任何地方……但是我们躲到哪里去才能避开这喧嚣呢？有人说，沉默让人害怕，因为它让人想起了空洞、死亡，它唤醒了幽灵、匮乏。然而，让自己处在沉默中，等于是进入一种能治愈自己的完满充实感中。祷告、静坐冥想，是抛弃角色、标签，以活在沉默之中。不过，这么做是很大的考验。为了驱散骚动、恢复平静，我们必须穿越沙漠。

有一天起了一阵大风暴，但我在静坐的大厅里感受到内心深处一片平静。室外闪电、打雷，风雨大作。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听着滴答滴答的雨声。在这一刻，我意会到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扰乱我的心神。从这以后，只要我感觉到愤怒或是害怕时，我就想着这件事、想着这个经验的滋味：我可以听着雨声，平平静静地让害怕和坏心情过去。

在寂静中接近事物的本质

马修：我亲爱的母亲常对我说：「沉默是未来的语言。」从我在尼泊尔的寝居，可以看见绵延二百多公里的喜马拉雅山。那里是如此安静，连一公里以外农夫谈话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有时甚至可以听见雨声由远至近地落下来。外在的寂静打开了内在寂静之门。在寂静之中比较容易体会到当下的清新，使得我们接近了事物最终的本质。

我还记得某个秋天的早晨，我独自一人坐在海拔四千六百公尺高，位于冈仁波齐峰上的玛旁雍错湖畔。天空是湛蓝色，天色亮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四周一片沉寂。突然，我清楚地听见禽鸟的叫声，立刻就认出是红鸭。我看看周围，却看不到牠们的踪影，后来我终于看见牠们在离岸边二百公尺外安详地漂游。牠们的叫声从水面上传来，而那声音在我听来就好像牠们在身旁。我意识到，静坐冥想，不管是对外在或内在的沉静都很好。我想到了瑜伽士夏巴卡的一个故事：十三世纪初，有一天他坐在同一个湖边，后来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有一天，当我在湖边休息时，我体会到精神不集中在任何事物上的自由，那是一种清明、广阔、开放的状态。」

在静坐冥想中，在上一个思想停止之后，下一个思想尚未冒出头之前，在这样的时刻里，会出现一种内在的沉默、一种心里不再聒噪的状态、一种当下一刻的清新。理想上，我们可以让精神停留在这种内在清明而单纯的一刻。经过静坐冥想的操练，我们可以在塞车时、在吵杂的地铁中，都保持内心的沉默。如果做不到，先找到一个有利于静坐冥想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亚历山大：在这个无限的平和心境中歇息，进入涅槃境界，以便更生气勃勃地、更崭新地重生。长久以来，我以为只有圣人和智者才有权利到达这样的境界。不过，说不定苦修实行起来并没看起来那么艰难。

我可以每天做一百次操练让自己死于小我，并将理念世界稍稍放到一边去。沉默，就和我们的心性一样，是不会被玷污的。我们可以对它大喊大叫、用最粗鲁的言语咒骂它，但它是不会受到搅扰的。同样地，在我们的内在深处总有一块地方是从未受损的，没有任何命运的打击能伤害到它。我们每个人，即使是受到了创伤，都能够迁居于这个喜乐之中。

马修：心性，我们也称之为「佛性」，也就是让苦恼的情绪、精神紊乱的状态沉默下来。心性就像天空，有时云朵会遮蔽了目光，但天空却是永远不变的；或者像是埋在烂泥里的金块，烂泥永远不会弄脏了金块。我们的心性是非常纯净且不起变化的。无明可能暂时遮蔽了心性，但是它并不能使心性变质。

亚历山大：我很喜欢金块和天空不起变化的比喻。在我们过得不好的时候，该怎么「确立」这件事呢？而且一开始要去哪里找到让我们精简话语的勇气呢？在抵达南韩以后，很快就有人告知我一件事。在我终于和精神导师见面时，我急切地想对他诉说所有的烦恼，我背负着烦恼飞行了将近一万公里来见他，他却回答我：「亚历山大，说话会让你疲累。保持沉默吧。只有在紧要的关头才打破沉默。」但是我记住了这个教训：本来是要带到「外面」寻求协助的，其实应该在「里面」的沉默之中找到答案。对人倾诉并不能使人得到解脱，而我们应该找到真正的抚慰。恰好，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教导了我们：完成上帝的意志，就是沉落到平和的心境之中，不再让自己成为起起落落情绪的玩偶，而是让沉默来治愈我们。在我们对它说一声「好」的路上前进，止住所有的评论，说不定这就是操练的本质。

禅修的传统提到三种形式的沉默：一是身体不动；二是抹除心里的声音，也就是说停止那「心里的广播」，至少是让它消失一会儿；第三则是心的沉默，即维持不起变化的平和心境。每一天，我们都有千百次机会为自己做小小的治疗，以沉浸在这沉默里，不管是在电梯里、床上，或是在火车上……

祷告、静坐冥想，即是逐渐放弃说话、放弃一直想着事情。总之，日常的操练点明了什么污染了沉默、什么阻止了我们通向真正的喜乐、什么阻止了我们清新、自由、带着满满的爱前进。坚守沉默到底，这也等于是在我们身上发现那不受损伤的部分，并且即使有命运的打击、即使有动荡纷乱，这一部分也仍是未变质的。

当然，保持沉默、勇于缄默不言，以及什么都不做，即是看着幽灵、心头纠扰、害怕和阴郁的念头再回来……所有我们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都在日常嘈杂之下腐烂。说到底，这便是彻底地爱上沉默，并且驯服沉默。如果「退省」是出于义务、是强制的，很快地他就会成为一种折磨。有一天，在退省时我的手机响了。我的导师警告我：「亚历山大，如果手机再次响起，你就离开这里。」对我来说，抛下手机不管简直就像是截断我的肢体一样。在我把手机改为飞行模式时，我竟感觉到极端的寂寞，几乎像是被人抛弃了一样。我的精神导师注意到了我惶惶不安，便说：「亚历山大，我们是可以和他人建立另外一种连系的，一种更内在、更深沉的连系。」的确，注意到我受制于手机后，突然就让我得到了解放。再多走一步，我们就可以不再依赖像手机这种身外之物，以便为存在而欢欣、不感受到匮乏地去爱。可是，我自己却在离开退省时，就又向我的手机飞奔而去！

在过程中，我们应该永远不偏离重点、不偏离这个充盈在每人内心深处的平和心境。简单地说，也就是仔细品尝和他人在精神上相通的喜乐，远离所有聒噪之言。说话是件神圣而健全的事。说到底，我得持续地学习倾听、学习缄默，学习说话不过度、不夸张。

一抵达首尔，我就想对我的导师告解自己所有错误。我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勇于让过去的过去。我还记得在纸上写下所有的缺点、过错、罪孽。写在纸上这件事让我得到了解放，不过一想到导师会怎么评断我，不禁让我颤抖了起来。但是，他的回答很简洁：「我都读了。」这四个字清除了我好几年来带在心里的罪恶感。从他的话里瞥见了自由的召唤与无尽的爱。没有多余的话，完全没有批评，也没有谴责。禅修开启了「舍去一切」之道，福音书也教导抛弃虚伪和说长道短的习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应该细细分辨语意中的细微差异，而且也要在真理之中前进，远离夸张、诽谤、嘲讽。

此外，真正的爱让我们提防无用的废话、虚饰的外表，让我们打发走角色的扮演。长久以来，我有个很蠢的行为，就是以计算人家跟我说「我爱你」的次数，来衡量我得到了多少爱。这真是愚蠢又无用的计算……现在我得沉落到内在深处，以解放所有这些偶像崇拜，不带目的地去爱，大大方方地去爱。禅修、福音书的教导都会带我往这条路上走。以无比的耐心，让沉默使我们富饶起来，这也就是一刻接着一刻，看一切都从沉默中来，又再都回到沉默中去。

马修：在藏传佛教里，有一种说法是：在静默中退省，成效比在退省时说话好上十倍。

克里斯多福：我喜欢在静默中退省！此外，它和禁食的机制是相同的。我们发现到停止说话就像停止进食，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虽然有时对平常话很多的外向者来说，刚开始会有点难。但是尤其在沉默中，我们更了解话语意味着什么，更了解我们与话语的关系，我们与无用话语、无意识话语、错误话语、仓促话语的关系。当我们从沉默的退省中出来时，我们会真正地品尝到话语的滋味。就像结束禁食以后，我们会选择真正的食物，而不是垃圾食物。我们会喜欢真正「有话要说」的言论，而不只是碎嘴闲聊，或是没话找话、啰唆得没完没了。

我还记得我和正念减压创始人乔．卡巴金一起做了个沉默的退省。我们在一起四十八个小时都没说话，而且乔．卡巴金在退省结束时办了一件很感人的事。他不是突然地对我们说：「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开始说话了……」而是建议我们转而面对身边的人（不管认不认识），把我们的嘴靠近他的耳朵，然后低声对他说五分钟的话，说在这四十八个小时的沉默中，我们心里所想的。听话的人只单纯地倾听，不做评论，脸上也不做出表情。这次的经验很让人印象深刻──即使我本来就不是个多话的人，但有时我会想念话语──尤其是我感觉对方专注凝神地听我说话时。等轮到我倾听别人说话时，听到对方说：「你什么都不用说、不必有任何表示、不用回答……只要倾听」时，也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感觉自己的倾听和我倾听病人谈话更强、更纯粹。倾听病人谈话时，我总是露出亲切的面容或是带着鼓励的表情。而这时候的倾听却剥除了一切，没有言语、没有表情，只有意识完全地转向对方、奉献于对方。

人在「这里」，在场

马修：谈到「在场」所呈现的力量，也就是做任何事时，都清楚地意会到当下存在的状态时，我总会想到几位精神导师的例子。在我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抵达大吉岭时（这是极少数几个我记得很清楚的日期），我不会说西藏文，英文也说得破极了。刚开始，我只是坐在就要成为我主要精神导师的甘珠尔仁波切面前。两个星期以后，他的长子来了，我终于可以问他几个问题。直到这时为止，我们的沟通都不是透过言语，我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沉默地坐在我的导师面前。甘珠尔仁波切的生活很俭朴，他和妻子、两个儿子就住在只有小小两房的简陋小屋里。每一次我试着描述他在场所呈现出来的力量，总觉得言语不足以形容，就好像我要描摹那不可描摹的。例如，我可以说他总是随时对人开放，而且具有无限的善心。有时他会显露出欢喜之情，但有时也会表现出极度凝重的神色，但我很清楚这么说并没有表达出重点。

有时一群人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类在场所呈现出来的力量。一九九九年在巴黎举行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活动，为此，国际特赦组织在巴黎贝希体育馆举办了一场摇滚演唱会，邀请了英国歌手彼得．盖布瑞尔和其他几位歌手。他们并询问了达赖喇嘛愿不愿意以神秘嘉宾的身分出席演唱会，达赖喇嘛很高兴地接受了。当达赖喇嘛在后台等待上台的时候，他拉了一位电工技师的手，态度就好像那是他一直以来的朋友。接着，大会宣布：「今天晚上的神秘嘉宾是第十四世的西藏达赖喇嘛！」在两首摇滚乐的曲子之间，他走向闪亮的舞台，一万五千名年轻观众整齐画一地站了起来，热烈地对他鼓掌欢呼，根据鼓掌测定仪的测定，他受到的掌声是这天晚上最高分贝的。

达赖喇嘛走到台前，对大家说：「虽然我不了解你们的音乐，但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看见了光采、看见了年轻活力、热情有劲……」然后他说了几句有关人权的话。为了更清楚地听见他说话，人群里发出要别人噤声的「嘘」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摇滚演唱会，但我想没有很多机会听到这样的「嘘」声。在达赖喇嘛致词完毕以后，每个观众都站了起来，大力地鼓掌。这时我感动得几乎掉眼泪。这些年轻观众没有人是为了达赖喇嘛而来这场演唱会，可是在他们之间却即刻建立起非比寻常的连系。我想他们立刻就感受到了他为人以及言词的真诚。这样的现象是不可能以人为方式造假的，即使你拥有强大的沟通团队。要造成这样的现象，必须是人格一致、真正的在场，以及适切的言语。

克里斯多福：关于「在别人面前在场」的问题，我曾有过六个月很令人震惊的经验。我当时是在接受自闭症患者寄宿的一所医院里。那时，辅导老师、精神科医师都忙着开部门会议，自闭症患者有点被医护人员抛在一旁不理。我当时是年轻的实习住院医师，刚离开大学不久，非常厌恶部门会议，宁愿跟自闭症患者在一起。有些自闭症患者的状况非常严重，跟他们在一起必须一点点驯服他们。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否有治疗效果，但我就是在场陪伴。我并没有任何治疗他们的目标、见习的目标或是其他。我的目的只是坐在那里，然后就像对待野生动物一样，一点一点驯服他们。我先是坐离他们十公尺远，然后每次拉近一公尺，直到我可以参与他们惯有的仪式行为。这时，他们突然拉住我的手，放在他脸上，或者是慢慢地摸着我的脸。这样的沟通虽然简单，却很强烈。单纯只是在场，就能有这么强烈的沟通，而且是他们唯一能够接受的沟通方式。

关于「在自己面前在场」的问题，我靠着静坐冥想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前，我对自己的认识有点是智识性、不规则、断断续续的，而不是真正地在自己面前在场。不过，在静坐操练中，我们练习了很多在自己面前在场的方式：身体在场、思维在场、情绪在场、整个人在场。「在自己面前在场」的品质越好，我们个人的发展也越好、也越有帮助别人的能力。我有位魁北克的同事派蒂希亚．杜伯赣曾做过一番研究，指出从评估病人的发展来看，治疗师如果操练静坐冥想，会有较佳的在场品质，而这能改良他们的治疗能力。

亚历山大：三项立即的操练

── 沉默的疗法。每天做沉默的治疗，好排除心里无用的长物：让那些从我们心里经过的念头产生、显现并消失，撵走那些让我们不快乐的执着念头。勇于做小小的退省，好远离骚扰的心绪，沉落到内在深处……

── 倾听的干扰。在我们和他人谈话时，找出那所有干扰我们之间沟通的问题：仓促、疲倦、成见、误会、模棱两可……苦修，即是彻底伸长耳朵倾听。

── 完全对他人开放。具体的做法是，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正在受苦的人或是正受寂寞煎熬的人。倾听他说话，支持他，但并不是强加给他建议，只是给他机会当他自己……

克里斯多福：倾听的三个建议

── 倾听时比说话时更容易得到进步。俗谚说：「我们有两只耳朵，但只有一张嘴，所以应该多听少说。」语言会改变我们，因为它迫使我们说清楚自己的想法，不过倾听更为有力，因为它让我们向不同于自己的世界敞开心胸。

── 永远记得倾听即是付出。不只是给予回答，而是要在场陪伴。「先倾听，然后再回答，不要忘记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先倾听会让回答更真诚、更有力量，也更有效。

── 必须先倒掉一部分的自己，才能倾听得更好。倒掉自己的害怕：不知道要说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对方。倒掉自己的确信、倒掉自己的疲惫。不过，倾听也有其界限；我们有时也需要一个人独处，好让自己重新汲取活力。

马修：亲切而谦逊地倾听

── 把倾听看做是，坐在你面前的人无保留地付出。即使他是心怀恶意，也是要悲悯地倾听他说话，不带奉承的态度，而且心里深深希望能为他找到医治其痛苦的解药。

── 不要在对方说话时认为自己早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而提早给予回答。

── 避免屈尊俯就的态度。就像采集水时是要在低处采集，我们在听取对方说话时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尤其在对方是要我们帮忙时更是要如此。

亚历山大：为了「得当地」投奔精神操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有个身体，除非你想一头撞在墙上。毕竟，我们不是机器，也不是没有肉身的灵魂。我们有需求、冲动、欲望、疼痛、欢愉、欢乐和痛苦，我们必须带着这一切建造人生。怎么样才能不损及我们的健康？怎么样才能避免压力、依赖和疲惫，以便勇于过一种让身体重拾真正的使命的生活？也就是让身体成为平和心境的工具、开悟的载具。忽视对自己身体的保健，迟早总会在人生路上摔一跤的。我们的身体可能时而成为负担、障碍、崇拜的偶像或负荷。在热情之间、在日常的拉扯之中，我们该怎么过一种健全的平衡生活？尤其是该怎么爱我们的身体？为了投身于苦修之中，我们必须充分居于自己的身体里，在那之中庆贺生命。

居于身体之中

亚历山大：鄙夷身体、厌恶身体、贬低身体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们必须提防剥除身体的纯洁主义。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得很有道理：「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禽兽，但不幸之处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如禽兽。」在我看来，否认我们的需求，假装已经解决了冲动、矛盾的问题，显然是免不了要失败的。投身精神生活，并不表示我们得逃离身体。相反地，我们应该试着每天带着身体操练。如果我们精疲力尽、疲乏不堪，如果我们不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那我们又怎么能带着平和的心境前进呢？而把自己禁锢在精神里的风险又是什么呢？和身体切断连系、切断它的节奏，忽视我们天性的「律法」，这些都极可能会毁了我们。我的朋友，精神科医师克里斯多福．玛汕，有天给了我宝贵的建言：「要意识到自己过度劳累，尽其可能地避免它。」从此以后，在我使尽全力冲刺时，只要我一感觉用尽了气力，他的这句话就立刻让我稍稍放缓速度。让自己休息也是一项艺术。我不确定那些奋斗了一生的人，是否会给自己休息时间，尽管只是短暂的一刻也好。

好好地善用欢愉也并非那么容易的事。有时候，当我回到家时，我的眼睛就注视着那代表风化场所的小小红灯。首尔有很多风化场所，看着这越来越稀松平常的现象真是让人忧心！我为本来实属上天礼物的「性」，却往往变了质而悲叹，为它最终成为令人气闷的异化之地而悲叹。我敢说心绪平和镇定的人，是不会把肉体视为折磨的。不管怎么说，在不抑制肉体的情况下，我觉得规划一个把冲动、欲望也考量进来的生活艺术是有用的。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性同时受到了心理层面、生物层面的影响，还有缺乏感情也会影响性。简单说，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影响它。

有时候我们会苛待自己的身体，就像我们苛待大自然一样

克里斯多福：如你所说，我们往往忽视身体，或是粗暴对待，就好像我们拥有一个历久不衰的身体似的。这也像是我们一直以为大自然承受得起人类的污染那般，以为它可以自行修补我们对它粗暴对待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我们会苛待自己的身体，就像我们苛待大自然一样；这样的苛待是出于对自己漫不经心、没意识到自己的需要、没意识到自己的界线、没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我到印度旅行时，曾在瓦拉纳西见到让我震惊的一幕。我们见到了几位印度苦行僧非常仔细地在净身。导游对我解释说这是印度的一个教派，他们把身体奉如庙宇，非常敬重。我很喜欢这个观念，并为身体举行崇拜仪式。这并不见得是自我迷恋，或是过分关心自己身体健康，而焦虑地做出不正确解释的疑病性神经症，而是敬重一个非凡的实体，且是由「大自然」精心打造，而托付给我们使用几十年的肉身。

我们谈到身体时，自然也必须提到性。你说性受到了心理层面与生物层面的影响，我想它也受到了社会层面的强烈浸染。有个现象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看到当前的社会把性当做是商品交易：色情影片大量泛滥、只为了找乐子的一夜情，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承诺、没有义务，我们将性去神圣化、去精神化、去关系化。这是不尊重自己身体的间接表现──也是不尊重他人身体的表现；身体不只是我们要支配以满足个人欢愉的工具和载具，它也是个实体，其部分体现了我们！

亚历山大：认识乔阿金以后，在接受身体的这条路上，他让我获得很大的解放。长久以来，死亡让我恐惧；只要一看见灵车，我就全身不对劲。不过自从结交了礼仪师乔阿金这位朋友之后，我就受到了一点医治。我持续几个小时专心听他谈起自己的职业。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我一点一滴起了信心。然后我跨越一大步，陪他去工作几天。他的温柔、对生命的信仰，使我摆脱了不少心中的恐惧和忧虑。在停尸间里，我看着他以无比的温柔，照料着已故的男男女女。刚开始，我很讶异他在处理尸体时竟然不戴手套。他回了我一句话，让我深思：「这个女人在一个小时前还在她丈夫、儿子或孙儿的怀中，我为什么要戴手套？」乔阿金在我怎么也没想到的地方，向我显示了人生的良善。突然，我看着这个女人缺了牙的嘴，想像她刚刚还说着温柔的话语。置身在这些棺材之间，我明白了身体是个奇迹。走出殡仪馆时，我心中涨满了意想不到的希望，终于意识到身体不是负担，而是开悟的工具，而且从此以后，我们应该要以身体来颂扬生命。

一直都是同样的召唤唤着我们：我们没有时间浪费了，必须赶快做精神操练。乔阿金跟我说了一位女服务生的事，她在为一位客人上菜时，突然心脏病发去世了。生命的不确定性让我非常震惊。它使我害怕，也使我赞叹。我想像着这位年轻女服务生早上起床，准备去上班。她一定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一天过世。生命真是脆弱，当下的每一刻都是落在我们身上的礼物，应该好好珍惜、快快悔悟，让自己更为慷慨！

身体让我成了医生

克里斯多福：做为医生，我和身体的关系自然是很特别的，它是这个职业的重心。医学院第一年的功课很理论，我们当然学习了生物化学、解剖学，但并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身体。第二年，当我跨进解剖教室时，才真正进入医学领域：一张桌台上有一具曾保存在甲醛里的尸体。看着他的脸，在这具曾是人的尸体上进行解剖，让人感受非常强烈。我们是四个学生分配到一具尸体。在经过第一年竞赛的筛选之后，这时是第二次毫不留情地筛选谁适合读医学院：有部分学生此时就当场昏倒，后来便离开医学院去读法学院。我这一届就有很多人是这样！这说来虽然矛盾，但再也没有什么比尸体更能让人反省人生的了。我想自己就是在接触、处理、解剖尸体的这个时刻成为医生的：它除了让我学得技术之外，也让我反省很多生死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是属于最后几届为了学习而牺牲狗的学生。学习生理学时，为了了解血压或消化器官的运作，我们会杀狗。牠们是动物收容所从街上抓来的流浪狗，被指派来当医学试验品。有一天，有只可怜的小狗因为麻醉药下得不够，中途又半清醒了过来，痛苦地呼号。我们为此感到愤慨，起而抗议这件事。我们是第一批认为要中止这种以狗做为试验品的学生，认为只要上课的内容足够即可。我还记得生理学助教脸上露出的神色，很讶异我们居然受不了狗的号叫。我想对已经快退休的他来说，每天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已经太习惯了，而没有意识到这是残杀生命。

在医学里，和身体接触的经验往往是很剧烈的。我还记得在医学院第三年，担任见习医师时第一个照顾的病人、实习的那个部门。记得那时秋阳笼罩、那个房间、那位三十五岁有烟瘾男人的样子。我们刚刚截去了他的一条腿，因为他患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是一种因抽烟引起的严重动脉炎。我发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总喜欢隐藏事实。而在传统的社会中，孩子见到比较多受苦的身体、比较多尸体。我们这些小小的西方人，都太过受到保护了。

在我开始读医学院的时候，「器学说」广为流行，也就是把身体看做是所有器官总和，而器官之间彼此相互影响。「专科」（心脏科、皮肤科、肾脏病科……）的原则是分别看待各个器官，而不是把人当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样的研究角度让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带来了诸多限制。现今，我们重新把身体看做是一个微妙的实体，它既复杂又灵巧，体内所有器官互相影响、彼此对话，如果我们够尊重自己的身体，有时它是具有自动修复，甚至是自动痊愈能力的。我想再次拿身体和大自然做比较，因为我们现在明白应该把大自然看做是一个整体，必须观察它、尊重它，而不是支配或苛待它。这是一个整体，其中的各个环节彼此紧密地相互作用。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受到破坏，其余的也会跟着天翻地覆。

根据类似的过程，在我开始精神科医师的生涯时，我们对病人的「身体」并不感兴趣，躺在长椅上的病人经常被看做是纯粹的「精神」予以关注。当时主导趋势的心理分析是一门智识性的学科，主要建立于概念和语言之上。后来，我自己从事情绪方面的研究（这在大学里几乎都没教），我发现情绪是身体与精神之间的连结，不仅植根于身体里，也植根于精神上。现今，所有研究心理学的人终于都明白了身体不只是个工具，也不仅是器官的总和。与其把它压入沉默中，不让它来搅扰，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扇走向精神的门、一个复杂而灵巧的实体。我们应该以几种不同方式来照料它，像是静坐冥想、适当的食物或运动等。

留意、尊重自己的身体，但不过于关注它

在照料身体之时，必须在否认轻视和迷恋两者间找到平衡。而我自己就和很多西方的年轻男孩一样有点轻视自己的身体。我还记得去滑雪时腓骨骨折，但那时工作很多，所以整整一星期我都不顾它，照样走路，并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扭伤。但我实在痛极了，最后不得不去看就在部门隔壁的放射科医师。我这位医师同事看着X光片中那严重的骨折许久，然后转向我一脸狐疑地问，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撑了八天。「您的专科是什么？」我回答他自己是精神科医师时，看见他脸上顿时带着既困惑又松一口气的表情。他说：「啊，您是精神科医师，这就难怪了……」现今，经验和年纪让我有所长进，我试着更留意自己的身体、更尊重自己的身体，但是不过于关注它。

身体会自然地迈向死亡，但在此之前，它会先自然地迈向衰老。就我个人来说，所谓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关卡并不代表什么，我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随着年龄所起的变化：我开始掉头发、胡子白了、再也没体力打橄榄球或爬高山、关节也开始持续疼痛……身体的老化教会了我超脱，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小小的局限强迫我接受自己的老化，并让我准备好有一天要离开这个身体。接受老化，通常能帮助我们比较不害怕死亡。我感觉老化就是为此而存在的，为了到最后我们离开自己的身体时比较不遗憾。不过，等我九十岁时我再来谈这个问题吧！如果我能活到九十岁的话！

佛教里的身体

马修：在佛教里，根据小乘、大乘、金刚乘的不同，也根据操练的不同，对身体的描述也不尽相同。这个多样性是因应每人的心理倾向、个人特性的多样性而来，就像是因应于多种疾病而有多样性的治疗方法。

在小乘佛教里，主要视身体为依附之物，因为我们是以身体为中介，而依附于感官所接收到的愉快知觉。这个依附很快地就会转变为欲望、依恋、依赖。在我们对待身体时，为了避免把身体看做是崇拜的偶像、花太多时间照料它，也为了避免把别人的身体只看做是欲望的对象，小乘佛教会教导我们做不同的观想。其中一种观想是，想像着我们打开身体，看着在温润的皮肤底下有什么、看着在可爱面庞的背后有什么。这有点让人想起刚刚克里斯多福所说的人体解剖课，虽然两者的目标明显不同。我们想像着体内的器官、血管、血、骨头、肌肉等等，然后再想像着把它们一一抽取出来堆放在面前。目标当然是告诉自己这一堆是没有什么可以慕恋的骨肉。为了意识到身体的天性是短暂即逝的，我们也会想像它在不久之后就会变成骷髅的样子。

在大乘佛教中，也就是在菩萨乘中，则把人的身体看做是极其宝贵的，因为身体能带领我们达到开悟。当然，只有在我们能享受到它所带给我们的利益时，它才是真正的宝贵。我们把它比做能横渡痛苦大洋的一艘船。大乘佛教并不把身体当做偶像般崇拜，但是它尊重身体，就像照顾一艘船一样地照顾它。轻视、不照料，或者是凌辱它都是荒谬的。

最后是金刚乘佛教，或者又称为密宗。认为身体具有智慧的神性，象征了开悟的品质：智慧、悲悯、利他行为等等。就像克里斯多福刚刚提到的印度苦行僧，密宗有时也会把身体看做是曼陀罗，也就是许多神性之所在，每一神性即代表了一精神品质。这里所指的并不在于建造一个超级「自我」，毋宁是相反地。我们所认同具有智慧的神性，并不比彩虹更实在，它不过是一个方便法门，其目的是减低我们习惯性地对自我依附、减低我们对自己这个由地、水、火、风、空所形成的可见肉体粗身的依附，好让内在的佛性能显现出来。

至于性，它就像是饿或渴一样，是生物欲望的正常表现。因为它涉及了所有感官，所以在身上引发的情绪非常强烈。对一些并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内在自由者来说，它就像其他强烈的感官体验一样，会产生巨大的依附作用，使得精神更陷入痛苦中。对一些能主掌自己心智，而且拥有完美内在自由的人来说，性是活在当下此刻的单纯之中，活在解放所有依附、期待的精神幸福之中。在这时，性便成了精神进步之道

终究，精神才是身体和话语的主宰。即使欲望是注记在身体构造之中，但没有心理表象，它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心理表象可以是内心自发，或外在强加于我们的，它或许是慢慢形成，或也可能是突然发生，但它总是发生在欲望之前，因为欲望的对象会先反映在思想里。了解这个连系到精神训练的过程，能让我们以解放的方式来管理欲望的出现。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身体当然是对精神有影响的，但是身体做为力量、记忆的复杂组织系统基模和倾向的保管者，它最原初的根源是在精神。根据佛教，这些倾向有时能追溯到很久远以前的几世轮回，这在意识的领域里，就等同于在生理领域的遗传性。在精神操练中，我们可以做身体的操练，但最终目标是在于改造精神。

身体与静坐冥想

马修：所有和身体、话语有关的操练，都只是让我们的精神从冲突的情绪和无明解脱出来的附属方法。以话语来说，梵文「曼特罗（mantra）」这个字，意味着「那保护我们精神的」。它保护了精神不受飘忽不定思想的侵扰、不受精神紊乱与痛苦心理状态的侵略。以身体来说，就像姿势对心理状态的确是有影响的。要是在静坐时姿势太过放松，很可能陷入瞌睡。相反地，要是坐得过于僵直，心中便可能骚动起来，因此必须找到中庸之道。要是无法两腿盘坐，那么不妨坐在椅子上，或是坐在垫高的椅垫上静坐，甚至躺着也可以。就像亚历山大因为身体的疼痛，就常躺着静坐。必须避免让身体左右倾或前后倾。经文里说，在挺直的身体里，疏导力量的脉轮也会是直直的，有助于心智的澄明。

亚历山大：在那本极为出色的《佛陀使用方法》一书中，擅长结合现代心理学与禅修思想的美国心灵作家杰克．康菲尔德，提到一位罹患不治之症的静坐操练者的故事。在医生宣布他没救了以后，他去找自己的心灵导师，也就是缅甸的一位修行尊者唐卜陆西亚多，心想这时该是自己准备面临死亡的时刻，但唐卜陆西亚多这位圣人给他的教导却是深启人心的。这位圣人不仅不屈服、不丧志，还建议这位病人再试着寻求治疗。因为要是疾病扩大损害他的身体，还是必须时时求进步。而且他以无尽的温柔安慰他说：「还不要死。」还不要死！他还活着，这一生尽管是脆弱而短暂，但它直到最后，即使可能性极微，都仍然能迈向开悟之道。我喜欢这个活到最后一刻的说法。身体并不是负担，也不是窒绊。在《斐多篇》里，柏拉图将身体比做监牢、坟墓。不把身体当做崇拜的偶像。我则比较喜欢将身体比做是载具，载我们做一趟通往喜乐、爱、开悟，与上帝合一的旅程。

克里斯多福：就食物方面来说，更深入地谈身体重要性的问题是很让人吃惊的：问题似乎是在身体里产生的，解决之道也是在身体里。例如，调整进食障碍，像是过食症、暴食症，只是靠反省并不能成事。只靠精神的力量并不够，而是必须使身体重新获得尊重。我们发现有这一类进食障碍问题的病人，他们通常对自己的身体认识不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饥饿、什么是单纯渴望吃东西──因为进食的时间到了、因为觉得无聊或是觉得压力大、因为看见其他人在吃东西等等。静坐冥想的操练，就和其他观察自身的操练一样，都不只是改善状况的第一步，而往往是改善这种进食冲动的必经过程。

相反地，我们意向的「体现」，赋予其不可思议的力量，就好像我在静坐冥想操练中所发现的一样。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例子是对利他之爱的静坐冥想，以及集中在悲悯的静坐冥想。就后者来说，我们结合了利他之爱的意向：我们感觉到这些感受能实质地镌刻在自己身上，在身体上的各部位。渐渐地，我们会处在一种了解的状态、一种清澄安宁的状态，进而连结到利他之爱的内在力量。大部分的人没有身体的支援是到不了这样状态的。这也就是静坐冥想与一般思考之间的差异。

身体与精神之间的连结

亚历山大：我必须终身与自己的残障为伍，这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医生连检查都没检查，就宣判我身体上的疼痛是来自压力。这种仓促而化约的诊断几近于是一种虐待，同时也让我发现心理对承担痛苦的能力是颇为巨大的。要是我处在平和的心境中，有许多人的关照，我会觉得肉体的痛苦比较容易承受一些。这表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的操练做起，一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再来是让心理平静下来。对一个受慢性疼痛之苦的人说：「这又不是第一次了……」「这并不会杀了你……」是件很残酷的事。这有点像是脚上扎了无数根刺的人走在一条满是荆棘的路上，谁敢跟他说再多扎一根刺没什么？尤其是要留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要辨明每个人的极限，以免教人做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

要是我们忽视身体，迟早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只消牙痛一来，或者是极度疲劳，就足以显示出我是多么没耐心、我的爱是多么地脆弱。借由拥有对他人的爱，倾听和尊重自己天生的节奏是很重要的。

至于马修所提的操练，我不确定在欲望达到顶点时，想像那吸引我的女孩的内脏和骨头，能不能真让我内心中的骚动平静下来。

马修：这并不是几秒钟内就做得成的。必须非常熟悉这个操练，直到我们能够自发地问自己，怎么能依恋这个或那个身体。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想像推到原子的程度，然后告诉自己终究怎么可能依恋这种无限小的微粒。不过，这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我们把在情绪浮现之时的情绪管理视为最有效、最深沉的操练方式。

至于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在三十多年前，科学界还认为精神会影响身体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时的人认为，静坐冥想不过是抽过多大麻的嬉皮从东方带来略有异国情调的操练。但从那以后，事情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乔．卡巴金的努力，现在靠着正念来减压的课程（MBSR）也在世界各地的部分医院里实施。就研究层面来说，二十年前，每年只有十来篇研究报告证明静坐冥想的效果。现在，每年则有四百到五百篇的相关研究，刊登在声誉卓着的科学期刊上。

在了解心理对于身体的影响时，我们也比较了解病人虽然获得无效治疗却「预料」或「相信」其有效，而让症状得到舒缓的安慰剂效应作用。这个概念也应该得到平反，因为「你好一点了吗？哈哈！你知道你吃的药丸并没有任何效用吗？」这样的话语，让病人往往会以为这是个陷阱或圈套。事实上，安慰剂效应依据病情的不同，它能带来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四十的正面治疗效果，这证明了心理对身体的影响是存在的。我们不应该再赋予它贬意。当我们告诉病人他在吃了某些药物以后好多了是安慰剂效应，通常病人会很不高兴，而且把你看做是不懂医学的人。但是还有什么比这种精神影响身体效应更高尚的呢？我们倒是不必宣扬服用这些没有实际效用的药丸的重要性，但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操练精神，让它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呢？我觉得这么做比较直接，而且比较聪明，即使人们比较喜欢我们给他喜马拉雅山龙胆花和红宝石粉末的混合剂，静坐冥想还是最高尚的安慰剂。

此外，保罗．艾克曼的研究指出，精神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作用。这位情绪与脸部表情的专家发现，在脸部做出不同表情时，像是欢喜、惊讶、害怕等等，会分别牵动脸部五十几条肌肉。通常，在我们感受到特别的情绪时，会牵动特定的一些肌肉，而且反向来说也成立。保罗．艾克曼曾要求一群人逐渐牵动脸上一些肌肉──扬起眉毛、瞪大眼睛、拉下嘴角等等──而不跟他们说这些动作是相应于什么样的情绪。然后询问他们有什么感觉。让人讶异的是，他们几乎都感受到了这些本来就相应于肌肉牵动的情绪。可见单纯只是在脸上做出表情，就能够引发特定的精神状态。

最后，我想谈谈「精神铭刻在身体里」的概念，这是由神经科学家法兰西斯科．瓦瑞拉所提出的，他是心灵与人生协会的创办人之一，我也是这个协会的一员。他解释说：当意识和并入物质与社会环境中的身体结合时，意识会整个显现出来。保存在广口瓶里与外界无接触的大脑，是没有能力构想这个世界的。

克里斯多福：安慰剂这回事，向来让人吃惊。马修，你很有理由强调安慰剂效应像是一个陷阱或圈套……其实安慰剂效应不过是心理作用！当我们的心理为身体服务、聆听我们的身体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效力。这类的研究多不胜数。至于心理─身体的反馈作用，也曾在老鼠身上做了一堆研究，显示出面带微笑（在此时并不想哭的情况下、在生活是「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稍稍让心情变好。为此，保罗．艾克曼指出，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之间是非常协调融洽的，而且之间的沟通是双向的：快乐的大脑会引出快乐的面容，一张微笑的脸也会回过头来产生正面的情绪。对于姿势，我们也有同样的研究：在填写对自己评价的问卷、或是对自己存在状况满意度的问卷时，根据受访者的姿势是弯腰驼背，或是挺直身体，问卷的结果会有些微差异。在在都显示尊重身体对心理是有益处的。

克里斯多福：我想传达的两个讯息

── 像尊重大自然一样地尊重我们的身体。身体并不属于我们专有，就像大自然不属于我们的一样。我们不过是这个地球的房客，如同我们是自己身体的房客一样。我们的身体在死后会被收回，仿佛大自然在我们死后会继续存在一样。我喜欢尼采的这句话：「对那些鄙夷自己的身体的人，我有句话要说。我不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意见或想法，我只要他们摆脱自己的身体；这就会让他们无话可说。」

── 接受并爱惜我们的衰老，把它看做是一个帮助，协助我们不再依恋自己的身体，并借此准备离开它。没有遗憾地、轻轻缓缓地离开，就像离开一个暂时借我们的东西一样，我们的身体也将为未来的世代所回收。

亚历山大：照料我们的身体而不将它偶像化

──听从罗马天主教敬奉的法国圣人圣方济各．沙里士建议：「照料你的身体，以便让寓于其间的灵魂高兴。」并且把我们的身体看做是人家托付给自己照顾的孩子。

── 把我们的身体看做是人家借给自己居住的房子。我们是快乐的承租人，每天得注意维护房子的整洁。我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打扫这间房子，并且留意损耗的信号：疲惫、压力、精疲力竭……等等让我无法享有喜乐的状况。

马修：好好地使用身体

──当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尊重它而不过度依恋它。把它当做是支撑物一样地使用它，以朝着知识与内在自由的方向前进，或是把它当做工具一样，以让自己充分发展，并且为他人做善事。

── 当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与其沉陷在绝望中，不如让这样不好的状态成为转变的契机，跨越疾病的障碍。

克里斯多福：做为人类，我们都是精神痛苦的专家。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亲近之人，我们都体会过痛苦。但是做为医生，病人常常会来要求我们帮忙减轻或除去痛苦，因此我要第一个来谈这个问题。

绘制精神之苦的地图

克里斯多福：为了向我的病人解释痛苦，并显示我们是怎么工作的，我试着就疼痛和痛苦做出区别──虽然有所化约，却颇能说明事项。

疼痛是生物、器质性或是存在层面的痛苦。譬如蛀牙会导致生物层面的改变，它会带来阵阵像针扎似的疼痛。有时候也会因为发生了一件事而产生肉体上的疼痛，像是孩子、朋友或亲人去世。总之，疼痛在我们受伤的时候，那感受是真实的。精神痛苦指的则是疼痛对我们的精神、对我们之于世界观照所造成的冲击。以耳鸣为例，耳朵中这个嗡嗡声或嘘嘘声就肉体来说，它所造成的痛苦毋宁是很微小的（因为还有其他更不堪忍受的疾病），但它能对我们的精神造成莫大的痛苦，因为这个小小的干扰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冲击，并占据了整个心神，有时甚至必须要求助心理医师才有办法解决。我无法只靠着言词就让病人肉体的疼痛消失──有时这是需要药物、时间，就像悼亡是需要时间一样──不过，我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并且以某些方式（像是某种精神疗法或是静坐冥想）来帮助他们的痛苦有所减轻。

第二种了解精神痛苦的方式在于界定和痛苦相对立的一方。精神痛苦的反面就是欢喜。但是当我们受苦时，并不想要欢喜，只想不要再受痛苦的折磨。因此，痛苦的反面是平和的心境、安详平静、遗忘自己的痛苦，进而享受生命。

这里要谈到第三点：精神痛苦的一个特点是，它截断了我们与世界的连系。神秘主义者暨宗教思想家西蒙．薇尔很准确地谈到了「痛苦的程度让我们和世界失去了连系」。痛苦让我们孤立，而且说到底，痛苦的相反则是和世界连结在一起，重新找到一个自己和世界和谐而平和的连系。

亚历山大：如果说我有点像是走进修会一样地跨入哲学的领域，那是因为我想借由哲学找到治疗精神痛苦的药方。我想尽一切可能赶走痛苦，以拯救我自己。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和一些即使处在痛苦试炼中也满心欢喜生活着的人在一起。我希望自己也能发掘这个欢喜之情，尽一切可能让自己一样活在这欢喜之中。这就是我一生所系！至于精神痛苦，我们必须辨别心灵的折磨，与那和人类存在情形连系在一起的恶。后者我们很难避开，甚至是无法躲避的（如疾病、死亡、地震、亲近之人的死亡）。在遭遇不可避免的命运打击时，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情绪，像是不接受现状、沮丧、不满足等等……好消息是，所有这些乱糟糟的情绪是有药方可解的。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横越痛苦之海而不沉没，而且如何才能不把所有无用的担忧带回自己的这艘小船上？就这一点而言，残障对我是非常具有启示性的，它教会了我痛苦是由自我精神所增强、夸大的，甚至是由我们的精神创造出来的。要是我认清现实、两只脚坚立在大地上，不随我的害怕和投射起舞，那么痛苦就会少一些。从人群中走过时，那些好奇看着我的人，他们的目光会让我想起自己和他人不一样，但只要我不去看他们的目光，就能保持我的欢愉之心。但要是我把这些看着我的目光当真，我就完蛋了。就这一点，我四岁的女儿「医治」了我，她不会以带着标签的目光来看她残障的爸爸。

我很认同佛教和基督教神秘主义所下的诊断，他们认为，要是我们在痛苦中挣扎，这绝对是因为我们被放逐了，而且一层厚厚的幻觉、欲望和害怕遮蔽了真正的天性与内在。正向心理学也像佛教一样，带来了一项革命性的讯息：我们不是命定要承受心灵折磨的。这种身心不安的现象是可以减轻的，甚至是可以避免的。一旦诊断下来，我们可以轻松适意地投入生活的艺术中、投入苦修中，这两者可以逐渐让那重压在我们生活上的包袱往后退却。我在读埃克哈特大师或德国神秘主义者安其律斯．西流修斯的著作时，发现他们都具有一种勇气，要我们抛弃专横对待自己的小我，以便让喜乐之心焕发光采。我喜欢苦修这个观念，因为它驱逐了逆来顺受的想法，并且让每个人能够做精神操练以求进步。苦修也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勾划出一条很具体的道路以达到喜乐之境。

古典哲学中提到体操运动员和士兵，简单来说就是指每天做操练使技艺达到完美境界的人。在希腊文中，Askein意味着「操练」，这个字也是「苦修（ascèse）」一字的字源。虽然我们常把苦修这个字误认为放弃、剥夺，不过操练就是和智慧变得熟稔。从操练中可以瞥见欢喜之心，那就像是囚犯从监牢逃走成为自由人的快乐。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进步与解脱的机会。

具体来说，我可以用尽一切方法让自己解除重担，并从中得到解脱。例如，嘲讽、害怕别人说闲话真的败坏了自己的人生，使我无法快乐地肯定如实呈现的生活。也就是因为这样，不执着才是强而有力的解药：只要我化约自己为一个表象或影像，我就会受苦。为了试着制止这个不良的机制，我们必须让自己不认同于任何事物。在有人嘲讽时，在每一次太认真看待这些嘲讽时，我每天都会千百次地回到这个让我们脱离角色、伤口、等待的操练中。

投身苦修的人迟早都会面临意志主义的危险：我们会以为一切都是取决于自己，以为主宰一切的是意志和理性。当我短暂回到医院做减轻症状的治疗时，我发现一个明显的不公平之处：也就是意志并不足以成事。有些病人虽然充满乐观精神，但疾病还是胜过了他。有些病人则运气好一点。挑战，是颂扬精神操练、颂扬它对我们情绪、健康，甚至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出奇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却又要告诉自己一切并不是只靠自己。我总是很提防这类的强制性思想。把痛苦视为平常、并谴责那些无法脱离景况的人，这等于是虐待他们。有次我在看牙时不禁嘲笑了自己一番，因为牙医师警告我说：「别乱动！要不然会弄得很糟糕。」这有点像是我们粗鲁地对孩子说：「快睡吧，小鬼！」因为我的肢体残障，越是想要控制自己别乱动，我的身体就越是反叛，全身都会抽动起来干蠢事。牙医师再一次要求我不动，我怎么敢不听话，但身体就是不听使唤。在牙医师那张该死的躺椅上，当他再次跟我说：「你想动就动，别想要控制什么，甚至也别试着放松。」这下子奇迹便发生了，我终于能保持身体完全不动。同样地，对一个受痛苦的人贸然地说「醒过来吧」「动一动吧」是危险的事，这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且一点都不人性。

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承受了痛苦，或者是承受了内在不安的人来说，为避免问题成为人生中的重心，生活的艺术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不再痛苦，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泅泳在幸福中。往往，我尽一切的可能使自己摆脱痛苦，但是当痛苦终于暂时得到缓解时，我却并不因此感到快乐。我真是不上道！因为太常斜眼地看待自己的未来，遗忘了手边就有千百个礼物唾手可得……自此之后，我的操练即是操练感激之情，而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之意。看着独特的微笑、珍惜一盘菜、擡头看天空。总归一句话，就是对呈现给我们的一切睁开眼睛。日复一日地承担自己的伤口，比较像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冲刺。而且我们总是难免精疲力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得留意，别让自己变得尖酸刻薄。

苦修需要全力以赴，才能不让「恶」占上风。西蒙．薇尔即赶走了精神痛苦的可怕刑罚。在她的《重负与神恩》一书中，很坦白地承认自己在头痛得很厉害的时候，为了减轻痛苦，她甚至想拿头去撞别人。这等于是说痛苦会让人成为疯子、成为凶恶的人。在自己太过痛苦的时候，如何才能不对第一个出现的人发泄？她这种难得可贵的内心澄明让我得到了解脱。再者，西蒙．薇尔这位哲学家也让我有力量摆脱陷阱，就像是远离想要报复、指出有罪之人的陷阱，并且摆开我所承担不了的痛苦散布在四周的陷阱。

有天我儿子患了耳炎，他难受得大声叫喊，叫得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爱莫能助的我突然对他发起脾气来。我真是搞错了对象！这真是疯狂！痛苦竟然能让我们的行为失准。我对儿子的爱，让我在面对他大喊大叫时无能为力，以致我竟愚蠢地回他：「别叫了，你的叫喊让我心痛得不得了！」我没有将孩子抱在怀中加以安慰，却反过来谴责他让我心痛。我必须想办法摆脱这种害怕、自卫的机制。指出痛苦的根源，并且不再危害他人，这即是利他之爱的行为。

马修：为了从最简单的开始，我们可以说「痛苦」包括了所有不受欢迎的心理状态。精神的痛苦能以肉体疼痛为出发点，或者从苦恼、害怕、其他所有我们希望消失的精神状态出发。它可以是短暂的，像是某些情况下的头痛；也可以是持续长久的，像是在绝望、失去意义或在身心极度不安时。

为什么我们有感受痛苦的能力？从演化的观点来看，这个能力有助于生存。肉体的疼痛是个警讯，它告知我们有什么东西威胁了肉体的完整性。那些没有任何疼痛知觉的人，他们的生命是处于危险中的。例如患痲疯病的人，他们的四肢失去了知觉，若是继续以这样的肢体行走，是会使身体情况恶化的。有些人也可能在受到火烧之时没有知觉。心理的痛苦也是一种内在的警讯。它提醒我们有些事情得做修补，以建立心理的平衡。

痛苦显现在好几个层次中，佛教一一将它们指了出来。它们不只仅限于不愉快的层次，像是强烈的肉体疼痛，或者是突然发生在人生中的悲剧事件。它还有些更为微妙的层面，不属于立即感知的领域。例如，有「因改变而引起的精神痛苦」，来自于幸福或是欢愉的不恒常。要是我们外貌姣好、身体健康，而且一切都顺顺利利，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下去，而这个眷恋便是不可避免的痛苦的起点。

因为即使我们并未意识到，变化是时时产生的。我的一位精神导师以一种唐突的方式表达了这个真理：「你们通常将之称为幸福的，我们将之称为痛苦。」

佛教也谈到另一种痛苦，比改变的痛苦还要让人感受不到。我们有时会有隐隐约约的直觉，即使在我们理应感到快乐的时候，仍会认为一切都不可能满足。这是一种潜在的精神痛苦，和我们对现实的曲解有关。这种错误的感知，在佛教里，是无明的定义之一。要是我们认为情况会持续下去，而且不管这情境「本身」是令人想望或是不受欢迎的、是美或丑的、是有益或有害的，我们的想法都是不符合现实的，结果只会导致不满足。只要我们没有驱散这最根本的无明，就必得受痛苦。

根据佛教，痛苦至少有一项优点，就是让对虚假幸福的幻想破灭，并鼓励我们解脱造成身心不安的种种原因。

我们在自己身上造成的痛苦

克里斯多福：马修，你提到了几点最根本的概念。肉体疼痛是项警讯，驱使我们加速改变自己的行为表现与周边的环境，或是驱使我们赶快去看医生。同样地，精神痛苦也提醒了我们自己过得并不平衡、我们的和谐遭到了破坏。例如，怨恨和怒气是痛苦的。不过这是个好消息！想像一下，怒气是不痛苦的，或者怨恨是让人感到高兴的──但这说不定是某些真正生病之人的问题。强烈的愿望、嫉妒、怨恨等所谓的「负面」情绪，也是痛苦的情绪。但这其实是好事，因为这让我们不对他人或自己做这种事。就这一点而言，佛教说得很清楚，我们在医学里或是在一般文化中，必须从佛教中得到更多启发。我们往往喜欢对病人说：「听取你的痛苦，尊重它，它会带给你讯息。」但这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当我们受苦时，我们要的是不再受痛苦的折磨。医生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了。等痛苦一旦平息，我们便可以要病人去了解痛苦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对世界的观照出了错，这能借由痛苦来矫正吗？马修，在听你说话的时候，我想到了自己很喜欢的一名病人。她是一位开始渐入老年的女士，她因为害怕老年的到来而焦虑异常。她长得很漂亮，一点也不想变老。动了很多美容手术，就为了让自己还能保持吸引人的外貌。在候诊室里，从远处看，她就是位吸引目光的美丽女人。但是尽管她保持了优雅的风采，近一点就能看得出来已经上了年纪。她对自己年纪的态度让她承受了多重的痛苦。首先是，每天早晨她都会发现从自己脸上看得出年纪。在她有了情人的时候，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她要怎么在没有化妆时、在起床时，或是在直接的光照下，隐藏她年纪的事实呢？真是痛苦极了！而且她又赢得了什么呢？在寻求避免衰老之苦的时候，她采取的办法反而让她遭受了更大的痛苦──至少，就我来看是如此。

我治疗她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我和善地对她说：「您也知道，为了要保持青春容貌，你付出许多，也因此带来了许多烦心事。不过，您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种取悦别人的方法？不靠美容就能带来快乐的其他方法？」我说得有点直接，而且说得不太具有「心理疗效」，但是看她过日子的方式，以及她的孤独，我是唯一能对她说这话的人。因为她很喜欢我，也因为她能感觉到我不是在评断她，而且我极为同情她。她很礼貌地听我说，但是要她改变做法真的非常难。从外在来看，我很清楚她对世界的观照是错误的、事物存在的优先性是错误的。我间接地借着几个技巧想要改变让她有许多痛苦的幻觉。我不觉得自己像是施展奇迹一样地帮助了她，不过我感觉到她有一点一点地进步。例如，她和越来越接近她年纪的男士约会。简言之，有时候我感觉我们能给她的帮助不只是在心理层面。这位病人让我这个行为治疗的精神科医师遭遇了困难，尤其是我担心让她太过于正面受到冲击。要是我对她说：「您自己也看得出来，这不是您的年纪该有的样子。您想要一直保持年轻的这个念头不过是自我疏离。」显然这样说会造成灾难。马修，你做为一个佛教僧侣，对此你有什么操练的建议呢？

马修：对于立即的痛苦，我们应该试着修补，但是如果我们不针对它深沉的原因进行修补的话，这些痛苦必定会再度浮现。这就像是在我们感受到疼痛的时候服用一颗阿斯匹灵，若这疼痛其实源自于其他更严重的疾病，我们这样做只是暂时遮掩了问题而已。我们常误以为如果自己长得帅、多金、出名、又有权势，我们就会自动是快乐的，而其实这些事物会让我们快乐的机率，就像中乐透的机率一样低。我们已经有许多存在中避免不了、无可预料的痛苦了，可别再加上类似「明明已经八十岁，却要为自己不再是二十岁而悲伤」的不必要痛苦。你说不定可以这么对这位病人说：「您想要过得快乐，少受一点痛苦。不过，要让这件事情变成可能，尤其是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诚挚地面对自己，盘点那些『真正』能有助于我们身心安泰的事物，以及那引发我们痛苦的事物。」

克里斯多福：这倒是真的。不过，说来我还是了解她的处境。我们处在一个特别看重年轻貌美女人的社会里。就我看来，这位病人的行为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在媒体里所看见的五十岁以上的女人总是不断地做着抽脂、拉皮手术，我们全都忍受了这些强制性的讯息。不过，她真的让我遇见了难题：我该怎么让她了解其最大痛苦的根源，在于否认自己的年纪？我知道只要她不接受、不了解这一点，她就还是一样不快乐。说不定，治疗帮不了她的忙。说不定，需要在她生命中引发一个天翻地覆的冲击，才能停止她一切不当的行为，改走进修道院里！

马修：幸好，除了走进修道院之外，还有别的办法！

克里斯多福：总之，面对这样的情形，我总是不断地迂回前进。我听取你的话语，也知道佛教与心理学的这些智慧与道理，对这位女士是多么地宝贵。不过，我应该给予她多大的剂量呢？

马修：你可以不必跟她谈哲学或是佛教，只要帮助她透过其他方式体会到身心安泰的可能，像是在森林或湖边散步，或是像这类能带给她内在平和的简单快乐，这说不定能帮助她对自己外貌的关切保持一点距离。

克里斯多福：这一定会的。我经常试着让她品尝到这一类的生活乐趣。

亚历山大：我喜欢「情有可原」这个观念。拒绝衰老、害怕死亡的这位病人，可以说显示了人们极度看重成功、健康、完美的情形。同样地，当我们身体的这具机器开始老化得吱嘎作响，害怕的心理便快速地回到心上；而我们也渐渐地排斥宗教传统，并且将死亡看做是禁忌，这反而更令我们觉得害怕。是的，我们的想法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媒体大肆灌输幸福就是消费之下，要从这样的洗脑思想之中逃脱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现在最急切的就是做操练，就是问自己真正的欢喜应该是什么样子。不将过去理想化，而必须看今日成功人生的典范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幸福的看法是狭隘的，说不定这是因为它受到了流行和广告的制约，斩断了主要是从精神传统而来的真正喜乐。幻象能将我们从现实中拔除出来，而即使艰难，现实也能够治愈我们。矛盾的是，我认为和现实做接触才能够拯救我们。活在这世上是很艰难的，就某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悲剧，不过如果我们逃离现实，躲到幻象中，那么我们迟早都会受痛苦的。

在引起我们身心不安的各种原因中，其中有一种是一旦出门在外即会披上衣装、扮演起角色，以免让别人失望，好讨别人的欢心。此时我们就该采取沉思冥想的进路，也就是试着走入更深沉的内在，听取内在罗盘的指示，并且离开那千百种让人心神不宁的影响。要是我从早上开始觉得世界显得很悲伤，我可以做一种操练，辨别这种感觉是从自我精神投射到现实之上的。在耶稣会的传统中，会对「伤心」和「伤心得到慰藉」做出分别。在控告他人之前，首先要辨识所有妨碍单纯生存的思维。要是我经历一段伤心期，在这时期我会很讶异地发现恶是无所不在的，也找不到让自己得到欢喜的机会。相反地，要是我经历一段慰藉期，一切则都会好转。操练是让自己知道世界是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苦修则是洁净我们的眼目，以珍惜这世界所赋予的。

马修：在佛教里，有人说有时候这整个世界好像是敌人。当然，这不过是我们自己心里造作的结果。

知道绝大部分的表象都是虚幻之物，帮助我从痛苦中解脱

亚历山大：我有一堆的幻觉，想来真是疯狂！就这一点，一位禅师曾很和善地对我说：「你思想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属于幻觉。」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的表象都是风和水气等虚幻之物，帮助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也让我的心头立刻平静下来。只要我心中一有焦虑，很不幸地，我都会认为这焦虑是坚如铁铸的实情。但这其实不过是幻觉。让精神无端地生出幻觉，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游戏。我们可以超脱地看着这幻觉生、看着这幻觉灭。常常，在我心里纠扰不安时，我会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掠过我思维中的千百个思想之一。

马修：很不幸地，当我们忘记以正念来观察这些思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在当下认同自己的想法。

亚历山大：内在的追寻也让我们从他人的闲话中解放出来，好更接近纯粹的爱。我所接触的精神导师，他们让我着迷的除了是无限的和善之外，就是他们完全能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中解放出来。至于我自己，从早到晚，我都忧心自己是不是能取悦人，或者至少不让别人失望。他们的典范更加强了我彻底操练的欲望，不再以「没时间」为借口。我意识到自己在脸书上浪费了太多时间，我对自己说，要是我将时间用在身体与心灵的苦修上，说不定我就可以成为圣人了。现今，要逃离电视萤幕和广告的诱惑，成了一项挑战。对那些在修练道路上超前我们的人，我也发现他们都有惊人的毅力。对他们来说，任何事物都不会比精神生活更为重要。最终，我们在这尘世上所能操控的事物如此之少，但是每天花二十分钟冥想、祈祷、拔除痛苦，还是在能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事。为什么现今过精神生活几乎像是奢侈，而它其实却是这世上最根本、最重要的事？

马修：我的一位精神导师曾经说：「一般而言，你工作八小时、睡觉八小时。还剩下八小时的自由时间。其中你会花几个小时来放松自己、洗澡、做日常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说每天没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可以用来静坐冥想，我很难相信你的话。」

对身心不安的分析：痛苦的原因

亚历山大：我总是想问精神科医师一个问题：我们所遭受的恶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总是有罪恶感，并且会为此反复思量？为什么会有这种内在的折磨？人生已经很艰难了，我们为什么还有能力让自己遭受痛苦呢？

克里斯多福：我比较常问的问题是「如何」，而不是「为什么」──「如何」帮助人脱离他的痛苦？因为，不幸的是，回答「为什么」并不一定能改善症状。

当我们因「为什么」的问题而困扰时，反复思量往往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对于「为什么」的问题，并不总是有明显或让人得到平静的答案。「如何」能将我们推向行动，「为什么」则只能让我们在原地绕圈圈。我们以为思考着问题、解决方式，但我们其实只是在反复思量。我们就像一条正在咬着自己尾巴的蛇。而且因为不断地寻找对当下情形的解决方式，但却并没有立即的方法时，会使我们的痛苦加剧。

我们也可能是为了自我惩罚而让自己受苦，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无力解决问题，于是让自己受到伤害、批评自己、对自己施予暴力。

马修：对佛教来说，这也是因为无明而造成的心中混乱。我们是无明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而是因为我们并未分辨会引起痛苦和可以解放我们的事物。也可以说无明是一种瘾头，我们却不断地创造上瘾的环境。就好像我们并不愿意被烧灼，却一直把手放在火上。

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在清晨于洛杉矶附近一处几乎无人的沙滩上散步，我们看见了远处走来另一位散步的人。等这人走近身边时，我们彼此问了声好。这人大概看我穿着僧侣服觉得很好奇，便和我们攀谈起来。他是位六十多岁的先生。他很快地对我提问：「我的问题是女人，我总是不时地想着女人。您有什么建议吗？」我尽我所能地给了他几个建议。我指着敞在我们眼前的开阔大海、广阔天空，对他说：「看着这片无垠的天与海，它们是如此地清澈、明亮与单纯，您不觉得处在这片天地中，应该暂时抛下对女人的纠扰念头吗？」他有点不安地看着我，然后说：「但天空中没有女人啊！」他显然是不愿抛离造成他痛苦的原因。

要是我们不愿接受自己老化的事实，只活在自己的幻象里，迟早都会崩溃的，而且也只会白白受苦。当佛陀教导我们「四圣谛」中的第一谛「苦谛」时，目的并不在于让受众沉陷在对人生悲观的看法里，而是意识到自己的身心不安。接下来，做为好医者，他解释了这个身心不安的原因。这也就是四圣谛中的第二谛「集谛」，集是有关痛苦的原因，也就是无明和「贪、嗔、痴」这三毒。然后，他指出了解痛苦的原因并无啥大用，除非开始解放自己。要是做不到，那么不妨就听达赖喇嘛说的：「带着一瓶啤酒到海滩去，尤其别想着你的痛苦。」不过，就像天下事一样，痛苦是不持久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甩开它们的。四圣谛中的第三谛「灭谛」，则是强调痛苦并非不能除去，也非是偶然而来，更不是基于神圣意志，而是来自一种根本的错误。不过，这个错误不并具真实性，只是缺乏真理。我们只需意识到真理，就能让这错误消失不见，就好像我们只要点亮灯，就能照亮阴暗的洞穴一样，即使这洞穴从千百年来就处于黑暗中。如果痛苦可以医治，那么下一步就是真的去治疗它。这也就是四圣谛的第四谛「道谛」，它指明了一条道路从无明到有知、从奴隶到自由、从痛苦到幸福极乐。

顺道一说，在我写《为幸福辩护》一书时，有位女性朋友对我说，我是最后一个能写这个主题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曾经历过大痛苦。这倒是真话，我曾经在山上修道者的住处住过几年，那里环境极为恶劣，没水、没电、没有暖气，但回想起来，那几年却是我过得最愉快的时候。那时，我伴随精神导师度日，时时操练静坐冥想。我的确没经历过巨大的痛苦，我无法像亚历山大一样提供让人受益的证言。不过，我还是像所有人一样知道什么是痛苦，也曾见过别人受苦。对我们所讨论的痛苦议题，我卑微的贡献在于，靠着那些发现深沉痛苦原因并已从中解脱出来的智者，来查验痛苦。我们经常把佛陀比做是医生。即使是医生本身健康状况良好，他也能诊断出病人身上的病，了解它们痛苦的强度，为病人开出最有效的药方，并带着同情心为病人奉献。

他人的眼光可以治愈我们，也可以杀了我们

亚历山大：我第一次从特教中心出来的时候，有位女性朋友作陪。我们出门时遇见了一个男孩，他丢出了一句话：「啊，你忘记拿链子拴着他了！」还有一次在一位残障同伴的陪伴下，我们一起骑脚踏车出门散步。邻居看见我们经过竟然通知了警察，我们因此就直接被带回家里。简单来说，别人看我的目光，是我这辈子最需要做的大功课，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人的目光可以治愈我们，也可以杀了我们。

别人的闲话在我们身上所引发的影响，有时候会渗透到意想不到的地方。身为残障，或是身上带有其他形式伤痕的人，说不定倾向于过度医治所受的伤，以得到他人的认可，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从无名无姓的状况中拔除出来，甚至是吸引他人的注意。我们所处的恶劣情形使我们急切地寻找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但这很快就产生了额外的痛苦，像是依附于他人、需要证明自己、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需要别人的安慰。

该怎么保持警觉？如何留意这样的机制，别掉入角色扮演中，也不将他人当做工具使用？为了真实与人相交，我们最好是放下坚硬的外壳与所有的保护装置。不过，在特教中心，我学到单纯的一声「你好吗？」我们便能对他人感兴趣，试着了解对方，并和蔼地听他说话。现今，我们不再看重这样的问话，只当它是礼貌性的问候，但我没忘记与人相处重要的是在于靠近他人，和他人搭起桥梁，并且爱他人。从此以后，我喜欢以「你好吗？」或是「你满意你的人生吗？」来与人建立直接的关系，摘除面具和角色扮演。

克里斯多福：对自己说「要是别人嘲笑我，而我没办法认同于自己的形象，我也不会因此受苦。」在我看来这不仅困难，简直根本办不到！因为这个痛苦是遭「他人」否决、不再被「他人」所爱、不再受到「他人」和蔼对待，因此这并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客观的生理感受。遭人否决就像被打耳光这种暴行，要是有人打我耳光，我无法对自己说：「我能控制情况，这一点也不严重，我不觉得痛苦。」其实这不是只有肉体上遭受痛苦，还有受人排挤的精神伤害。我们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不再受他人所爱和被人否决，一样会伤害我们的精神与肉体，而且会摇撼我们如何看待自我形象。

不过，你为了不被人否决而引发痛苦所付出的努力，做得很棒、很出色。但是我感觉你似乎无法否定这个痛苦的存在。就算是由于你的聪明才智、修练有成或是精神高超，以及所有你能带给读者的，即使已极力避免落入痛苦的泥淖，但你仍无法否定这个痛苦的存在。

亚历山大：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总是想把自己紧紧裹在一层硬壳里。没错，他人的嘲讽总是会伤到我，如果我说自己早已超脱冷言冷语的伤害，无疑是说谎。做精神的操练如果只是做做样子，是一点也没用的，只是带来谎言与痛苦。面对那伤及我们的，要采取坚定的立场是很需要勇气的。有一天，在脸书上有一则批评我的留言，这使得我飞快地跑到精神导师面前寻求安慰。他的回答医治了我，因为他说：「要是你的认同是建立在这些流言蜚语和闲话上，你的痛苦会没完没了！」但是该怎么减轻这种自我疏离、不对别人的责怪极度敏感呢？我的孩子、妻子、朋友看我的目光，让我得到了解放，使我较不看重其他人的嘲讽。当我在地下铁里听到嘲讽我的冷笑时，我便闭上眼睛，想像着亲人朋友们所给予的善意目光，靠此来驱散不快的感觉，要是我不把这不快的感觉消化掉，它可能伤害我良久。

心理投射的作用总是让我吃惊。有时候，事情就像是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当有人来跟我说：「我喜欢你刚刚说的。」总是让我很讶异。不止一次，这正好和我所要分享的事相反。刚开始，我为了和误解作战而上战场。我试着更正误会，但之后才意识到每个人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信念、历练来掌握我所说的。我们的工作是把一切「成见」先摆到一旁，让事实如实地呈现。

我每天想着精神导师的话语千百次。在我搭地下铁时，我想要一点平静，但每每总有什么事纠扰我。仿佛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地打来。不过，当然一切都可能成为我操练的召唤，提醒我自己并不是他们眼中所以为的那种人。再多走一步，在别人嘲讽我时，就能享受自己的平静……

马修：为了找回内在的平静，我们不应该仰赖别人对我们的意见，也不应该仰赖他们对我们的印象，不管这印象是对是错。我的第二位精神导师顶果钦哲仁波切常说，所有的话语，不管它是令人愉快还是不快、不管它是友善还是带有敌意，都不过是回声。要是有人对着悬崖大声叫骂或大声赞美，在我们听到回声传到耳中时，我们会觉得受伤或受到恭维吗？有些人说着甜美的话语，但心里却是怀着恶意，有些人说些让人不快的话，但他却带着善意而说。我们可能在早上听到赞美的话，但到了晚上却听到咒骂。要是我们每一次都把这些话当真，那么就不免时时受到纠扰。

把我们所听到的比做是回声，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他人的话语无动于衷，变成了植物人。这是意味着我们不将「自我」给奉承或挖苦的话做靶。达赖喇嘛常说：「有人把我当做是活佛，这是很荒谬的；也有人把我看做是穿着僧衣的狼或恶魔，这也是荒谬的。」这表示他并不将自己认同于活佛、也不认同于恶魔，或是其他「自我」的表象。他知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着平安，这是很坚定地建基于他对自我心性的了解。这样的平安对批评和赞美是无感的，那些只能影响「自我」。不过，他并不认同于这样的「自我」。

显然，认同于一个想像的自我，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真正的心性可以说像是天空，不会受到我们投射其上的尘埃影响。当然，这说起来容易，要每天活在其中，做起来可就难多了；不过至今有件事是确定的，就是我们越往这个方向走，就越不会因他人目光、言语而受到伤害。

克里斯多福：马修，听你这么说，我不禁想每天做这样的操练，几乎可以说是超乎常人所能的！我想在这世上大概没有二十个人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亚历山大：必要的时候，我就学习马太福音里所记载的耶稣的作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此情况下，我心里总想着报复。不过，这个例子总是对我深具启发。在这世上最艰难的事，说不定就是既坚定又温和地回应他人。具体地说，我该怎么回应嘲讽呢？为什么别人的闲言闲语会成为我们存在的忧虑之一？为什么我封闭自己，紧紧抓着小小的我不放呢？渐渐地，我可以丢开这千百个依附，这些让我误以为自己只是一堆反应、情绪与意见的依附。的确，一股强烈的机制要我认同于自己的身体、思维，尤其是在当我痛苦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不阻碍这个本能，而且在它造成灾难的地方指认它？永远不要忘了罗马帝国「哲人王」马可．奥里略所说的：「我们彼此都是为彼此而生。」

马修：实际上，这并不是那么地超乎常人所能。问题是内在发展的程度，以及如何地观照事物。要是有个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形象，而且非常忧虑别人对他的看法，那么他就会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看他。但要是有个不是非常完美的人，他习于将他人的言语看做是幻象、回声，或者看做是剧场演员的台词，他就会明白他没有为之痛苦的必要，即使有时候他不免会受到他人言语的影响，但这影响是很短暂的。

在亚历山大所提的例子里，要是有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觉得悲伤，但是接下来，我们只要一想到他人的言词并影响不了我们深沉的内在，就可以因此得到安慰。我们对那要伤害我们的人也燃起一股同情之心，因为他的所为是处于无明与愚蠢的影响之下。因为他们要是伤害他人，首先伤害的是他自己。

以这样的方式回应，并不是示弱，而是展示力量，以及展示内在的自由。这并不表示我们一直任人踩在自己脚上，而是以坚定的意志、尊严、同情心来反应，不使人让我们自己失去平衡。我在这里回应刚刚克里斯多福的问题，说不定是只有二十个人能够完美地做出回应。不过，不论是谁都能够培养和这些人对世界的相同观照，并且渐渐地并入自己的存在中，直到有一天这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克里斯多福：但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很难的事！我试着陪我的病人，或者是我自己往这样的路走，但是我认为，当我们接受嘲讽与不公正之事是存在的，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当有人是嘲讽、恶意攻击、精神或是肉体凌辱的对象时，他为此痛苦是很正常的，并不是他对世界的观照出了错。就像锤子打到大拇指，会感到疼痛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来说，真正的工作应该是阻止这个疼痛蔓延到全身，然后不让自己对世界的观照、对他人和自己产生偏差。必须避免这么想：「每个人都是垃圾」「我就是这么差」。我们是有能力不让这由暴力而来的痛苦扩散开来的，不让它占领了我们整个人的存在，不让它斩断我们与世界的连系。不过，我们也有能力一方面在心里做这样的建设（就像你们两个所描述的一样，特别是你们也提到了如达赖喇嘛的例子），另一方面感受对他人与对自己的爱和怜悯。

马修：原谅我再三提及这一点，不过经验显示，特别是对那些仅做一点静坐冥想的人来说，即使我们不能完美地控制自己，仍会比想像中容易流于不认同我们的「自我」。如果说嘲讽、不公正就像身体的痛楚一样让我们痛苦，那么寻找一种不再对嘲讽、不公正采取反应的方式即是正常的，或者是寻求对这样的行为产生免疫，就像对抗疾病时进行预防接种一样。这并不表示我们因此成为没有人性的机器人，或者说不再感受到嘲讽、不公正与心怀敌意的部分。我们只是不再像以往一样严重地受到伤害。我们赢得了内在的自由、扩大了精神，变得足以接纳那些不好的景象，而不让它们损及自己。在一杯水里掺进一把盐，会使得这杯水咸得无法饮用，但如果这把盐是掺进一座大湖里，那么湖水并不会因此而变咸。

我们可以摆脱身心不安吗？

马修：为了摆脱身心不安，诚挚地了解自己不安的原因是有必要的，分析到底是哪些行为、言语、思想使我们感到不安。要是我认为自己「有一切该过得快乐的条件」，但实际上我却过得不快乐，那是因为我们搞错了幸福与痛苦的原因。

我认为，应该对精神痛苦和身心不安做个区别。我们的精神痛苦是由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引起的。像是天生残障、生病、失去亲人、卷入战争中，或是身为天然灾害的受害者，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身心不安则不和外在状态连系在一起。它是和我们的精神运作息息相关。一项改变，即使很微小，还是可能大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

往往，我们会把伪装的精神痛苦看做是幸福。这样的精神失能阻止了我们辨别痛苦的原因，并进而医治它。不再被生命中无处不在的障碍所击倒，并不意味着这些障碍无法影响我们，而是说它们不会干扰我们内在的平静，或者至少我们可以继续朝着这内在平静迈步而去。

走向内在平静的道路上，重要的是永远不要气馁。我也像每个人一样曾遭遇过困难。我的一个人道救援计划失败了、有人对我心怀恶意，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像自己以为的那样亲切。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影响了我，让我责怪自己。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心情不会持续下去，因为靠着导师的教诲，我拥有一些内在的资源，它让我可以超越这些障碍，找回内在的平衡。

亚历山大：认识到精神的痛苦不过是一种精神失能，真是让人觉得充满希望。这有点像是身体上受着痛苦，我们痛得快死了，而在做了一些检查、照一堆X光之后，医生却对我们说：「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这使得我们在痛苦之外，又再加上了罪恶感：「我不应该感到痛的。」为什么不把不幸福只看做是一种内在的失能呢？

有一天，我等着一位禅师对我说句话，让我能立刻得到解脱。但他只说：「亚历山大，别忘了欢喜是藏在混乱和骚动之中的。在轮回之中才有涅槃。」因此在我们的痛苦之中、在我们的内在混乱之中，才有可能找到幸福。谁说我们必须是完美的，才能得到真正生命的喜乐？在海平面上可以冒起十四公尺的巨浪，但在深处的海洋里却仍是平静无波的。每一个人，无论外在的情形如何，都可以享有这样的内在平静。这一条道路是每个人都可通达的：不论是残障、富人、穷人，还是被排除在这社会之外的人……这样真是具有革命性的说法。

马修：就像你说的，这里有两种层次的经验，我们经常把它比拟为深海里的平静，以及海面上波涛不断的巨浪。即使来了一场暴风雨，让海平面掀起大浪，在深海里却仍是平静的。那些只看表面波荡而不看深处平静的人，在风暴袭来之时，会使他不知所措。

精神之苦的药方，及其陷阱

克里斯多福：亚历山大说到了孩子对他的爱。如果我们身边没有环绕着爱我们的人，期望减轻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常有些病人遭遇的最大问题就是孤寂，如果他们身边环绕着爱他们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困难时表现会好一些，避免他们落入绝望、虚无主义里。就算是一点温情，对人都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治疗师是能对他的病人付出爱心的，邻居也能对住在隔壁的人付出爱心，即使是陌生人都能在街上以微笑向其他陌生人付出爱心的。亚历山大，虽然有时别人会取笑你，但是也有人以和善的眼神或其他方式来向你表示善意、安慰你。就像法国著名流行创作歌手乔治．巴桑斯在〈奥佛涅人〉这首歌曲中所写的：「这首歌是给你的，这位陌生人，在我被警察抓走时，你很自然地对我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情抹不去痛苦，但是它帮助我们不全然倒向伤害自我的一边，而且帮助我们与世界连系。

马修：付出爱心，和得到他人的爱心，都能减轻我们的「自我」，这会使我们变得不那么脆弱。是不是因为从「我」变成了「我们」，就具有了某种开放性，比较不会把焦点集中在「我」身上？当孩子耍起性子时，他有可能打妈妈，但是如果是陌生人，或是办公室里的同事做同样的事，那情况却是不同的。做妈妈的，因为爱孩子的缘故，被孩子打时的感受也不同。「爱」降低了和他人之间的藩篱，使得拳打脚踢的对象，也就是「自我」，显得比较不明显。「自我」这个靶子越是透明，那穿透我们的箭靶就越不会影响到我们。不过，「自我」越是真实、越是坚固，穿透箭靶造成的伤害就越大。也就是因为这样，爱和怜悯是治疗由「自我」所引起之痛苦的极佳药方。

至于逃出痛苦恶性循环的欲望，藏文里常翻译为「克己」，其实是指「决心脱离痛苦」，解放无明让我们沉陷在其中的痛苦。只有当这个决心显现时，解放才可能真正地发生。

亚历山大：这并不是顽强的意志主义，也不是赋予自己全盘权力的僵硬自我。这里所谓的决心，和上述这些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决心比较柔软、比较开放，它全然地适应于现实，也时时刻刻贴近生命的进程。

马修：这是一种思考过后的反应，结合了极大的决心。我们对自己说：「这个情况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得了，这让人受够了，我做了很多苦工，我现在要尽一切可能地解放自我，不管这要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

克里斯多福：这是不是也适用于对自己气馁的人？所有这些无法掌握自己生活的沮丧者、绝望人，对自己起怜悯心是不是个解决之道呢？你怎么看这件事？

马修：对自己和他人的怜悯，这两种形式是并行不悖的。对自己的怜悯让那些讨厌自己的人，在内在深处发现自己是不想受苦的，对自己应该抱着善心，而且不应该那么蔑视自己，或者不应该对自己那么地强硬。要是他也操练对他人的怜悯，便会把他人纳入自己日常忧心的范围内，这样他也才不会只聚焦于自己。这两种形式的怜悯是和每个人互相依存不可分的，因为不是只有我们才受苦、不是只有我们想要过得快乐。我们脱离了自我中心主义，也脱离了这种将世界切割为「我的这一边」与「对面边」的行为。

亚历山大：为了投入精神修练之道，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问自己这个麻烦的问题：我们能掌控自己的精神吗？对这从早到晚不断在心里浮现的思维，我们可以控制它吗？有天我整个人陷入严重焦虑中，去看诊让医生知道我正处于此种状态。当我跟他说，我对什么都害怕。他却只回我说：「你不应该害怕的。」要一个处在焦虑中的人不再焦虑，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相反地，这只让事情更糟糕。意志主义向来总是取得上风，就好像只要你愿意走出自己的焦虑，就能「真正地」做到。挑战是在于做这样的操练：让事情过去。我梦想着有位医生能让我做精神操练，并且能给予具体的工具，好帮助我们度过痛苦。

马修：那个我们翻译为「静坐冥想」的词，其实是指「培养」或是「养成习惯」。你所提的这种情况，是渐渐地取得管理自己思维与情绪的能力。借着习惯，我们可以在扬起骚动情绪时便意识到它的存在，这就像训练自己在扒手出现时便认出他来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即使是这个扒手混在人群中，我们还是能轻而易举地认出他来，如此一来，他就不能扒走我们的钱包。而且在这些情绪消耗掉过多能量前，成为习惯的静坐冥想也能让我们好好面对情绪。刚开始，这显得有点困难，有些显得有点做作。但是随着一日又一日的锻炼，这个操练会变得很自然，实行起来会变得很容易。

「接受」不是屈从

克里斯多福：要对一辈子都在承受痛苦的人说，在痛苦之中是有亮光的，就如同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贺德林所说的：「越危险的地方，就越有得到拯救的机会。」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我开始对病人谈起接受自己的痛苦时，病人通常会抓起狂来，他们觉得自己从出生以来已经吃够苦头了。我很快地就不敢再对他们说这种话。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像是个初学者，学习着接受痛苦、接纳痛苦，让它在我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该怎么把我们这些经验、智慧、有科学做为根据的资讯转变为工具，以安慰与鼓励我们的读者呢？我们很确定这些事是很重要的，但不确定的是正在读这些文字的读者能接受这样的讯息。

马修：我注意到人们时常搞混「接受」「适应」「屈从」之间的差别。最近，在我和北美洲一位教授的谈话中，我向他解释借着静坐冥想这种精神操练，能调整我们对痛苦处境的觉知能力，而且能取得必要的技巧来处理时高时低的存在处境。但对方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宣扬这种「我们能够适应痛苦」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对他们来说，这等于是告诉大家，对于痛苦的处境，只能习惯它；向那些受到奴役的人、受虐的妻子、在监狱中承受不公平待遇的人、受压迫的人，表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静坐冥想，以学习在自己的命运中得到满足，而不是起身争取正义，结束这让他们受到压迫的情况。

这样的反应其实建立在误解上。能够勇敢地面对痛苦，是让自己能够少受痛苦的最好办法。接受痛苦并不表示我们是屈从于痛苦，并不代表我们是逆来顺受。这只是避免在我们承受的痛苦之上，再添加额外的痛苦，让自己避免受双重的折磨。

当然，我们不能这么对病人说：「我建议你接受自己的痛苦，现在我就让你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我们必须跟他说，我们会尽一切办法来帮助他解除痛苦的处境，但他自己这方如果采取不同态度来面对痛苦，将会非常有用。

克里斯多福：但是，具体地说，我们曾经在什么时候安慰别人或者安慰自己呢？我们或者是我们亲近的人，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呢？我们对此又是怎么反应的？

乱对受苦者提出建议是件极端危险的事。我们在好心建议该怎么面对痛苦之时，可能反而刺激了他人，使其变得更为绝望。我们这些好心的言词必须带有许多的感情、温柔、谨慎，而且必须等待时机才说这些话──我觉得只有我们自己不太受痛苦的困扰时，才可能帮助他人。身处痛苦之中的人只有一个欲望，就是不再受苦。他们并不太容易接受具有教育性的讯息，只想要具有止痛效果的事物，像是止痛药物、别人的情感、爱，以及能让他从痛苦分心的事等。因此，我在对待自己的病人以及我亲近的人时，谈到痛苦的问题我总是有自己的策略。

马修：身为心理治疗师，可以给我们几个例子吗？

克里斯多福：最近在禅修的修道院里有一场关于痛苦的研讨会，其中有个经验让我深受感动。在大厅里大概有一百五十个人，其中有位经受痛苦的先生站了起来，述说他的儿子患了精神分裂症，常会发起癫来，摔破家里的东西，此时此刻住进了医院。这位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办，问起我们的意见来。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像这种复杂而沉重的情况，是需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深入了解的，并且是需要一生的时间来陪伴这位先生度过难关。但是如果我跟他说，「这事情太复杂了，我没办法简单给你几句话、简单给你几个意见」，这样的说法又只是逃避而已。

在场的一位禅师对这位先生说了一番话，我觉得就概念来说，他说得很适切。但就人性来说，他说的很教人难以承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提到非持久性的问题，以及要他接受痛苦。我看见那位先生的脸，发现这种说法安慰不了他。我心里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短短的几句话，我能说些什么帮助他吗？」我不由自主地对他说：「听我说，您是无力帮助您儿子的，好多年来你都办不到这件事，那么接受这个自己无能为力的状态吧！但要不放弃地一直陪在他身边，向他表示虽然你帮不了他的忙，但你仍然还是爱他的。并且彻底地接受他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是没有其他可能的。」在医学上，我们常常采取这样的态度：先接受自己是无能、无力的。做爸爸的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少承受痛苦，但是当他不能接受自己是帮不上忙的时候，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双重的：他因孩子痛苦而难受，而且因不接受自己是无能为力的而遭受另一层痛苦。接下来，要尽可能地陪伴孩子。然后我对这位受苦的爸爸说：「无论你做什么，每次陪伴在孩子身边、试着和他建立起连系，这样的陪伴对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性是超出你、我、他所能想像的。」我感觉自己的这番话让他平静了下来，这天研讨会结束后，他特地过来跟我道谢。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但有时候，我们在某个时刻里着实安慰了某个人，只是长时间来讲，谁也不知道会是怎样？我这番话是不是开启了他一条道路？是不是长久地减轻了他的痛苦？

两大危险：「一切诉诸意志」与「彻底放弃」

亚历山大：我梦想着能有个治疗师像你一样具有善心，而且说话得当。现今我们面临了两个危险：一是一切都诉诸于意志，二是相反地、彻底地放弃。使我们具有无穷权力的意志主义，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是许多哲学家所处理的意志薄弱，以及很难改变日常习惯的问题。就好像有个沉重的惰性阻止了我们前进，也好比我们身上有个恒温器让我们维持着老旧的习惯，一个「不变的现状」让我们受尽痛苦。我虽然知道某个行为是有害的也没用，还是照做不误。但是屈从于自己的处境并没有比较好，因为认输就等于是恶待自己。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最糟糕的是我们感觉自己瘫痪了，动弹不得。在我去看医生，离开诊所时，总是觉得很安心，因为我从医生那里得到了建议、取得了工具，即使这建议与工具是极其微不足道的。我们终其一生都应该有求进步的可能，即使是在垂死之际，也都能够得到解脱，让我们的内在有所转变。不管我们遭遇的困难是什么，静坐冥想的操练都是可行的。往往在医学束手无策时，我能从精神操练中得到开启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

为了往前进，为什么不模仿如医生般的佛陀，诊断自己的问题呢？推我走向追求智慧之道的，是我身心不安的状态。要是检查我这一路走来的进程，我得承认刚开始做静坐冥想的操练并不是为了利他主义，而是为了我自己对人生彻底的不满足，以及为了自己没有能力活在当下。矛盾的是，我比较能够承受命运的重击，而承受不起日常生活里的小小烦忧，并且不懂得珍惜眼前的小小幸福。虽然这是悲剧，但我比较能够接受自己的残障状态，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要是我发现有一点治愈的可能，我们就到处求医，到处向人求救。我告诉自己，心里起骚动是没有用的，这反而让我内心平静下来。不过，当我发现自己可以改善情况时，我便会拚命奔向前去。古罗马新斯多葛派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给了我一项宝贵的工具，他向我指出，我每天必须做出分别，区分出什么是靠自己能够完成的，什么是必须仰赖他人的。提到爱比克泰德，就必须知道他是一个「得到解放的奴隶」。而对我自己，我可以自问：我受到什么的奴役？灵魂中的疾病是什么？我的残障很早就让我必须为此搏斗。不过，如果求进步是重要的，那么眼睛注视着未来、看着以后，却让我变得脆弱了。

最近，我有位朋友自杀了，而他的情况却才刚开始有好转。他原是有毒瘾的人，在他摆脱毒瘾几个月后，他却「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在搏斗了许久之后，发现生活并不像我们所想的一样，是很难承受的一件事。活着是要耗费许多力量的……总之，我学到了必须极度小心，因为脆弱可能发生在我们想像不到的地方，而且即使是在愉悦的时刻都需要做苦修。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的孩子给了我不少助力，让我对自己有信心。当我在首尔拥挤的街道上散步时，我只要看着女儿的眼睛，就能驱赶我所感受到的害怕。我的女儿希勒丝特不会对自己说：「爸爸是个残障，我们置身在车阵中会被压死！」佛教和正向心理学也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消除害怕、多疑、不安全感的影响。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让自己去除这些负面的情绪。我知道自己身上总有去之不易的缺点，要一劳永逸地抛离我们精神的毒药是十分困难的。

马修：克里斯多福，我们再回头谈谈你刚刚说的那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在公开演讲中有人也问了达赖喇嘛类似的问题。他也像这位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爸爸一样，带着具有极大痛苦却没有解决之道的问题前来。他们等着这位静坐冥想了六十年的精神领袖，给他们一些针对各自需要的建议。但往往达赖喇嘛都以「我不知道」做为回答，接着他便保持沉默。我们心里大概会想：「这真是奇怪，他难道从没思考过疾病、守丧、残障、安乐死、堕胎等等这些人们会来向他提问的问题吗？」事实上，在他回答「我不知道」时，他的意思是他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几分钟的沉默之后，他会补充道：「每个人的情形都是不同的。在不了解你们问题的实际情况下，我怎么有办法给每个人适切的回答呢？」他并不想叫人以为他有奇迹似的秘方，可以帮助孩子生病或是残障的人不再受苦。不过，他也常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带着爱与善心陪伴那些我们无法帮助的人只有好处。」

通常，我们都低估了这个陪伴所带来的好处。

克里斯多福：当我们鼓励他人放弃想变得有效率的欲望，并且鼓励他以爱来陪伴痛苦的人时，我们可以改变他们看世界的目光。对孩子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这个爸爸，他虽然试着带孩子去看新的医生、催促孩子走出家门而不是待在家里赖在床上抽烟等等，但这一切都让他显得无能为力。我建议他继续做这些事，但要接受这些并不能帮助他儿子病情得到痊愈的事实，而只是带着爱陪伴着他。我希望这能帮助他，使他能对自己说：「这是我做爸爸的责任，当他躺在床上抽烟时，我要提醒他最好出门去走走。」重点是在不要让爸爸自己陷入焦虑、绝望或是紧张中，或者是对自己说：「要是孩子不听我的话，他会变得更疯癫。」相反地，这位爸爸应该是对自己说：「在这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这样，不管这行不行得通。」以这样的建议，我们并没有多教导他什么，我们只不过是要他继续做他正在做的事，但我们教导了他以不同的精神状态做同样的事，不寻求立即的效果。

马修：我们不能低估这种态度带来的好处。我们可能觉得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就像是在打破的瓶子上贴一块胶带，仅是这样就已经能改善状况了。不过，说到底，我们存在的品质，不论是好或坏，都是由我们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而定。要是这关系是以爱、以善心相待，那么这对活在其中的人就有很大的差别。

克里斯多福：没错。我想接受痛苦处境这件事是具有解脱效果的；它打开了一条通往爱与善心之路。当这位爸爸试着照顾处在这种绝望处境中的儿子时，爱与善心就在那儿了。不过，他想要孩子情况有所改变的心情反而使这善心变得黯淡；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的心情使他怀有罪恶感。要是他对自己说：「好吧，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你是他的父亲，做你所能做的，陪伴在他身边，尽可能地爱他……」这能让做爸爸的心情平静下来。说不定，到后来这也能渐渐地对他儿子有所助益。

马修：这并不是屈从、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在我们暂时束手无策的时候接受它。这样的接受，不像是堵起各种可能性的屈从，而是能够使我们增加正面思考的能量。加拿大一位作家雷米．特伦布雷刚出版了一本很动人的书《在河流前的红椅子》，他在书里提到他的儿子无法摆脱毒瘾，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把自己的痛苦深藏起来，深陷在希望、等待与沮丧的恶性循环中。我们总是不愿意看自己的孩子受苦，不过他说自从学会了接受自己的痛苦，不逃避、不忽视它，也不喂养它使其壮大。现在的他比较能够陪伴、倾听他的儿子。并且，他提到陪伴就像是个「爱的姿态」。能多陪伴他的儿子，使他心里更为平静。

换句话说，接受无法改变的现况，是让自己以爱来解放自己。

克里斯多福：的确是这样。善心已经在那儿了，可是因为不能接受现下情况，使得它无法表达出来。接受现况往往是好的：我们不再和自己无能为力的事物做无谓的搏斗，接下来所有我们发自善心的事也都能好好传达。

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现况的操练

亚历山大：如果被绝对要求接受现况，那么它就会使人感到害怕。就这样一辈子全然地接受，实属不可能。就这一点，我从匿名戒酒会那里学来了一个特别有效的操练。要一个有酒瘾的人说「我从此再也不喝酒了」，实在是做不到，也是使人束手无策的事。这么一来，为了度过这个关口，他又喝了一杯以慰藉自己……因此，操练之道在于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不喝酒。我可以将这个操练之道应用在我人生的大工地上。因此，与其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灵魂内的骚动，还不如一刻钟接着一刻钟地集中自己的精力来克服。对我们小小的缺陷也应该是这样处理的，爱吃甜点的人可以告诉自己说：「今天下午，我不碰这块蛋糕。」

马修：我很喜欢英国一位爵士对他儿子说的这句话：「你照顾好每一分钟，那么每个小时自己就会照顾好它自己。」

亚历山大：接受自己的现况是精神操练的一大要务。我们最好是随时准备对人生快乐地说一声「好」。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把接受和屈从连结在一起呢？史宾诺莎在《伦理学》里写道：「会将我们引到至福的并不是弃世，相反地，至福会将我们引到对世事超脱。」史宾诺莎这位荷兰哲学家让我了解到，内心里至少要有一丁点的和平心境才能帮我们解脱，并且进一步接受现实。因此很矛盾的是，苦修首要是让我们感觉好过一点，辨别出那真正让我们觉得快乐的，让我们往前进。引领我们接受自己的是喜乐，而不是紧绷的状态。第一步，就是不接受在自己心中千百种的拒绝或接受。我们要对一切说好，即使是对自己的抵抗不从也是一样。要接受我们不能接受的……

和接受相对立的另一面，就是屈从、就是听天由命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常有很多误会。尼采在《瞧，这个人》一书中说到，一个人的崇高伟大，是要看他「对命运的爱」，而且更好的是，去爱将会发生的。

马修：再也没有什么比说现在「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不是当下所呈现的样貌，更会产生反效果的了。我们必须心智澄明且勇敢地接受自己的情况，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打造自己的未来。

亚历山大：我们也要记得，如果没有朋友这个人际网络、没有家人，要对自己的痛苦说好，是件更加艰难的事。在我情况很不好的时候，我会拿起电话打给另一位也处于痛苦中的朋友。我听他说话，让自己只一心想着他的痛苦。这个小小的练习让我从自己身上分心，也让自己不再萎靡不振。谈话到最后，我通常都能够重新再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痛苦。在面对一台该死的印表机，或是遭遇火车班次取消时，我会立刻问自己该怎么做才不会让灾情扩大，而不是怪自己说「要是我怎样就好了……」接受现况不是认输，而是就我们现有的资源做为依傍，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改变，是不是能够再往前进。要是我的房子烧了起来，我该怎么做呢？是兀自在那儿焦虑，或是在那儿责怪没把瓦斯关掉的人，或者是立刻去找一桶水来？

克里斯多福：亚历山大，你说当你很不好过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人，目的不是为了抱怨，也不是为了寻求安慰，而是在于与人建立连系。这让我想起了当自己很不好过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我越是觉得不好过，就越是需要一个人独处；我必须让自己休息，让自己沉落到痛苦的深处。就这一点来说，静坐冥想对我而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并且能够拯救我。花时间想想为什么我会受苦，花时间想想我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以正念来看待所有。接受痛苦，首先即是观察痛苦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接下来便是看我们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到树林里走一走？是不是要打电话给朋友？是不是要写日记？或者像亚历山大所说的去关心别人？无论如何，我先是需要独处以找回自己。

我试着将这种态度传授给我的病人，传授他们正念的操练。在我们将接受现况的概念转为操练时，而且还是先以小小的痛苦来做操练，我们向病人显示了怎么接受小小的挫折、接受小小的痛苦：「我想要出门，但下了雨。」「我想和朋友一起好好准备一顿饭，但我病倒了。」在行为治疗学里，我们总是谨记，当我们要教人滑雪时，绝对不会在坏天气要他在禁止的滑雪道上滑雪的。如果我们要和某个人做接受现况的操练，我们会和他一起寻找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他比较容易接受的情况。这看来简单，但却是很有拯救力量的。例如，当我们在教孩子数学，孩子却怎么也听不懂我们的教导时，要是我们接受这个情形并对自己说：「好把，这种情况很正常，深呼一口气，接受这件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该怎么处理。总好过生起气来，和孩子做起对来，希望这困难不存在，把这看做是不正常的。」要是我们能够对自己这么说，深呼一口气，微微笑起来，而不是生气，那么跨出的这一小步即能为我们开启改变的可能。然后，我们渐渐地继续做其他的操练。因为这是真正接受当下处境的练习，我们将接受现况这个概念以教育、经验的方式传达出去。

亚历山大：为什么要将接受现况的这个操练看做是遥不可及的概念呢？因为它开启了无可比拟的喜乐，如同禅的传统以及基督教里的神秘主义，也开出一条道路来让我们接受当下。矛盾的是，这条道路是很具体的。与其迷失在理论里，不如以实际行动让自己一点一滴地得到解脱。而且要不断地对当下说好。就像房子烧起来的时候，就该立即行动，泼一盆水在火上，好让自己毫发无损地从中脱离。接受长篇大论的演绎，而不采取具体的行动，就好像看着失火的房子夸夸其谈，任由房里的人死去。

接受是源自于无条件的爱。必须是拥有内在自由的人才能停止想要依自己的愿望改变他人、停止指点他人的行为与意见。就这一层来说，婚姻也可以像是我们和精神导师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算计的。最能治疗我们的是爱他人，而且为他人所爱。我有好几年每天早上醒来时都带着「我受够了！」的念头。在查验自己这种颓丧心态时，我了解到其中最重要原因来自于社会压力，也就是担心让人失望的念头压垮了我。解放自己、让自己从困境中挣脱，就是以纯粹、无价的爱来取代这不让人失望的欲望。

马修，你在一次演讲中给了我一个很棒的例子。有个人没完没了地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你只简单地回答他：「我一点也无意打断你的话，但我们可以就此做结论。」这个反应真是教人赞叹！我勉强地听着那人说话，但我明白了我们需要有一种更公正、更自由的态度。不使别人失望的欲望会使我们迷路，我们需要更有勇气以采取更正确的作为。说到底，我没有想到有千百人和我一样，希望那人的谈话停下来。在我们的社会里，必须要非常自由才能不掉入想要取悦别人的陷阱里，也才能不掉入对别人漠不关心的态度里。

马修：就我个人来说，要是说我状况不太好，通常都是因为有人（不是我精神导师的人）指责了我，不管这指责是不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静默地独处一会儿。要是这项指责是有道理的（即使只是部分有道理），这个静默时刻能让我沉落到内在深处，心境澄明地反省自己的不完美之处，并且真心诚意地希望自己能改过。要是这项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我也同样要沉落到内在深处，但这是为了保持我自己不变的部分，让别人不公正的批评无法影响内在的平静。

在痛苦之后仍然坚定不移

马修：要是我们遭遇到巨大的痛苦，是有可能失去勇气，陷落在绝望中。不过，要是我们克服了这个障碍，这可能会成为自我实践的泉源。很多人不是都会说：「这个悲剧、这个疾病让我成长了不少。」痛苦本身从来不是人们想要的，不过一旦置身痛苦中，那么不如动员我们所有的资源，从和他人建立的关系中得到好处，将这个痛苦视为转变自己的机会。这就好像是当我们掉进水中，与其任由自己随水流走，还不如将水视为载体，游到岸边。我们利用痛苦本身做为找到力量的根源，以此来面对痛苦。只要我们取得了这种「韧性」，下一次再遇到痛苦试炼时，我们的反应则会大不相同。

一九六七年我遇见精神导师甘珠尔仁波切，隔年我的情感人生遭遇了一场大变化。那时我意识到，要是我深入去看自我内在深处，在我深觉悲伤的思维之外，我找到了一个不变而明亮的空间，其中我能感觉自己和精神导师精神相通。这个经验对我来说，为我开了一扇窗，给了我很强的信心。强到我可以跟自己说：从此以后不管再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我都可以再回到这个内在平安的空间来。

克里斯多福：这个观念是很根本的。我想来谈谈「战后」的情形，就是亚历山大在你的《自我建造》一书中所谈的一个观念。当我们逃过了痛苦，或是经历过痛苦的试炼，我们还是准备着遭遇另一个新的痛苦考验（人生总是不断有痛苦试炼）。我们总是处在备战状态。或者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享受暂时平静的时刻，以不同的眼光看着我们的存在，并和痛苦建造起不同的关系：这即是「战后」的概念，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内在为真正的平静做准备。这不是记忆缺失，也非无忧无虑，只是逆境教会了我们品尝没处在逆境时的和平滋味。

马修：在自己心里找到这个新的内在力量以后，从此以往，我们就有能力从困境中抽身。内在的自由也会更强大，让我们在面对厄运时，不再那么脆弱。

克里斯多福：当我们克服了厄运或是痛苦时，与其忘记这件事，还不如回头去检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例如，当我为病人开了抗抑郁药或抗焦虑剂时，他们的状况会有改善。不过每一次，我都坚持要花好几次疗程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们，吃了药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为什么这时和以前有所不同？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改变了？是世界改变了，或是你改变了？这时我们该怎么看这件事？正向心理学给了我们这样的讯息：每每我们动用力量来面对厄运时，我们必须试着了解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不只分析痛苦的根源，还要观察怎么回应这痛苦，然后从中解脱并得到滋养。

关于「韧性」

马修：我们常想到「韧性」这个概念──在法国，这个概念特别是靠着法国著名精神科医师暨心理分析家博希斯．希辉勒尼克才成为通俗的概念──在面对严酷的痛苦试炼时，孩子往往比别人更能无碍地从中抽身。在纽约举行世界科学节时，我参加了一场关于「韧性」的讨论。我试着强调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韧性不只是因为经历了残酷而痛苦的情况而取得，它还是能够透过自主培养、精神操练取得。我们可以在自己心里找到一个自由与和平的空间，这里是我们想回来就可以回来的地方，即使是处于困难的情况时，这里也可以让我们的精神获得休息。在佛教里，我们也谈到穿戴上耐心的盔甲。耐心这个词能以「韧性」和「勇气」来解释。爱与怜悯也是这股内在力量的两个重要面向，我们的精神越是充满仁慈，我们的思想就越不会绕着圈圈团团转，也越不会被我们自己的烦恼所纠扰。说到底，韧性是面对崭新痛苦试炼最佳的武器。这有点像是一个冬季自行车越野赛的冠军选手，即使比赛场地突然变得很艰困，他也能维持自己的平衡，克服障碍。

亚历山大：我很喜欢「韧性」这个概念，它使得一堆偏见化为乌有，并且为千百人开创了一条治愈的道路。但是不要把这看做是强制性的！我们总是有将人分为两类的危险：一边是超人，是有韧性的人，他们总能从厄运中脱困而出；另一边则是「输家」。人生并非如此简单。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此刻或彼时向生命投降，但我们也会再站起来，往前进。困难是一直存在的，克服了这一次，总还会有下一次。为了脱离困境，我们必须拥有一点运气，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必须多少是平静的。痛苦试炼往往会让我们变得脆弱，而韧性则能让我们继续往前进。

马修：学游泳或开船，不应该是在暴风雨里学，而是在天气晴朗时进行，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困难压垮了。要是每一次在遭遇暴风雨时，我们都无能为力面对生命中的挑战，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情况好的时候训练自己面对厄运。

无论如何，真正完满充实的至福只有在我们从冲突的情绪中、从精神的骚动中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发生。真正完满充实的至福是如实地接受这个世界，不以帐幕遮蔽它，也不将其变形。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精神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也必须解放那由自我中心主义所衍生的执着观念，避免我们以为世界应该是我们所想样貌的执着。世界并不是网路上的商品目录，可以依我们的欲望来订购。即使这个世界可能满足我们一时的欲望，却不会是深沉的满足，只会衍生出新的欲望。

如果我们要克服痛苦，或是达到可以维系长久完满充实的至福，那么就不能靠自私来达成。所有自私的满足都是短暂即逝的，就好像盖在冬天冰封湖面上的城堡。

放下我们源于自我中心的执着，和通向别人的开放态度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幸福、不幸也是和他人息息相关的。利他之爱是建立在每个人都互相依存的情况下，这使得我们能够和周遭的人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当我们受苦时，要是也能意识到有许许多多的人同样处于痛苦之中，就能够怜悯他人。此时，个人的痛苦也因此会被更广阔的视野所取代，使得我们更有勇气面对。

这种态度的转变，以及这种精神的操练在我们看来说不定太困难了。不过，就像七世纪的佛教大师寂天所说：「任何一件困难的大事都能化为无数容易的小事。」所以我们就要一步一步地、一刻接一刻地、一个思维接着一个思维地、一个情绪接着一个情绪地，渐渐地改变我们的态度。

亚历山大：暴风雨预报

── 在日常中操练：别等到浸在大海里再来学习游泳。别在你觉得什么都不好时，才开始试着操练精神，这就好像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事前没练习就想要踢进十二码罚球。

── 有实际的行动：当我处于痛苦中，采取实际的行动往往对我很有帮助。再也没有任何事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的了。以下的想法、做法应该成为一种习惯：「现在、此时我能做些什么，以便让我自己稍稍好过一点？」尤其是，我们不该自我封闭起来。没有他人、家人、在善中相交的朋友，在接受现况的这条道路上，是很难往前走一步的。

── 不要反应过度：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劝人处于厄运、在一切都不好时，不要反应过度，而要如常地过活，好好地过每一天。处于痛苦中，急切地想要改变一切是危险的。处于风暴中，需要勇气不做过度反应，让暴风雨过去。

马修：鞋子的发明

── 我们即使尽其可能也无法改变人生的底蕴。寂天大师写道：「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皮来覆盖整个地面？我们其实只要用皮发明鞋子，就能有相同的效果。」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看做是敌人，而想要改变它以适应我们，这是一件多么大的工程啊。我们还不如改变自己看待事物的眼光，这还来得比较容易！

克里斯多福：几则重要但不必然轻松的讯息

── 第一则讯息：我把痛苦看做是暴力；我们都希望这痛苦消失，但是我们很清楚这痛苦还会伴随我们一段时间。与其让自己痛苦难耐，我们必须对自己说：「好吧，痛苦就在这儿，以自己的能力我能做些什么？我能为别人做什么？接着我能怎么鼓励别人一起这么做？」

── 第二则讯息：「不管是在幸福中或是在不幸里，都要和世界保持连系；这个连系将会救了你。」痛苦使我们与世界斩断了连系，它夺走了我们最是需要的这个连系：与世界的连结、拥有爱的能力，以及周遭一切喂养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把目光都集中在痛苦之上。在我们不好过的时候，最宝贵的操练，就是培养我们和世界、和他人的连系。

── 第三则讯息：「当痛苦就在眼前时，那就接受它、探究它，观察这痛苦到底要把你带到哪里去。」我很喜欢卡巴金区别了「回答」与「反应」这两者的不同。当我们受苦时，我们从自己过去的历史、从社会的压力中，会产生冲动性的「反应」──这种自动驾驶模式有时会带着我们去撞墙。另外还有一种「回答」的模式，它是比较适应情况、而且比较聪明的回应模式，它会考虑到现在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但是为了「回答」，我们必须探查、接受、感受我们的身体与精神发生了什么事。

克里斯多福：怎么配合自己的渴望过日子？我们可以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吗？就好像对别人发出要求，而不是对自己？那些公开宣扬某些价值的人，在私底下或行为中，仍然是依循自己所宣称的吗？一致性的问题向来触动我，也常和亚历山大提到这个问题。每回我们发现言行不一致的人，总会觉得很局促不安。当看到一位法国国会议员大声谴责逃漏税，但他自己却不缴交税金时，他的行为显然是不一致的。但这里并无意要猎巫，要求所有公众人物要有完美的表现。只是不管于公于私，至少言词和态度都应该要一致。要是做不到，那么就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或者是噤声不言，不再公开宣扬什么。然后，回到操练自己的工作上！

高度忠于自己的人

克里斯多福：为什么一致性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这么重要？想必这会有很多种解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做为「导师」和教授的不同：教授能传授某些知识，而他自己的行为可能偏离他所教导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期望的是有位言行都可做为典范的导师。我觉得可以如此谈论一致性的问题，是当同一个实体的不同元素之间有所平衡，如：推理的一致性、个人的一致性、存在态度的一致性。对聚集在这里的我们三人来说，关键在于个人价值和理念的一致性。为什么这对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来说，保持理念、价值、承诺一致是很困难的呢？我急于听到你们的回应！

忠诚即是对自己的承诺保持恒常性，也就是要抵抗那能让我们远离自己理念的诱惑、懦弱。这里的忠诚有点像是称之为「高传真」的音响，因为它保存了声音的真实度。我对自己说，我们都应该成为「高传真的人」，一心走在理念的路途上。当然，问题不只在于一致性或是忠诚度，这其中还涉及了选择理念的问题。

马修：法国哲学家米歇尔．戴贺斯钦寇在他的《脆弱的人性》一书中，谈到了很多忠诚的观念：有人牺牲了忠诚，一点一滴地做出让步，否认基本的道德原则，最后由于一连串不可逆的因素，使得他们最后反而成为与自己相反的人。也就是因为这样，本来是单纯警察的法兰兹．施坦格尔，渐渐成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头子，得为九十万犹太人的死负起责任。在他一开始试着拒绝在纳粹阶级中升官时，纳粹威胁了他与其家人的性命，于是他后来便一步步迈向丑恶的劣行。一九七一年，他接受了记者吉妲．赛黑尼七十小时的访谈。在这场访谈中，他坦承一九三八年，纳粹第一次强迫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时，他本该自杀的。为了对比，米歇尔．戴贺斯钦寇提到了对自己忠诚的托克美牧师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决定完全忠于自己的道德原则，公开表示他们要保护犹太人，不论自己要付出任何代价。他们最后救了三千五百名犹太人。

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自己要对什么保持忠诚。对认为必须铲除「种族血统不纯正」的人，我们可以谈一致性吗？要是他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即便忠于他对世界反常的观照，但却不忠于他深沉的天性。这种深沉的天性在佛家中称为「佛性」，是每个人身上都具备的，它解脱了恨意、欲望以及负面精神。

每当有人问我达赖喇嘛最主要的优点是什么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回答往往是：不管在私底下或是公开场合中，他都是一个样。不管是对国家元首或是旅馆房间的清洁妇，他的为人表现都是一样的。他把每个人都看做相同的，对每个人都一样关心，赋予每个人一样的价值。在法国政治人物侯贝．巴丹戴尔邀请他参加的第五十届世界人权大会上，许多官方人物都参与了这项盛会。有天晚上，达赖喇嘛从一场演讲会场回到旅馆时，知道随行人员的摩托车女骑士摔了车，手臂挫伤。第二天一早，要搭飞机前便问是不是能在离开前去看看她。于是，她在早上七点半绑着绷带来到旅馆见达赖喇嘛。他给了她一本书，并把她抱在怀里安慰。与所会见的那些达官贵人比起来，他似乎更关照这位受伤的女骑士。

有一天，他让密特朗总统愣在爱丽舍宫前，因为他跑去和离他只有二十公尺远的一位共和国护卫队握手。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达赖喇嘛常常说：「如果你把我看成是达赖喇嘛，那么你就在我们当中挖了一条鸿沟。我首先第一层是一个人，你们也和我一样。第二层的我是西藏人，第三层的我是位僧侣，最后第四层的我才是达赖喇嘛。我们就停留在同样都是人的这一层吧！」

演戏，或是说真话？

亚历山大：要做到达赖喇嘛这一步，需要非常有勇气。我自己都不确定自己能否不撒谎就做到这一步。谁能自诩可以脱掉社会的外衣，赤裸地前进？我们不知疲倦地一整天都在扮演角色，保护自己，不使别人失望、回应别人的期望，这样的行为真是疯狂……久而久之，这出戏会耗尽与陷害我们自己。要是从早到晚，我们都套上戏服演一出戏，那么到头来又怎么不会让自己完全变得空洞了呢？这时，还有什么比以达赖喇嘛为典范、以各种不同传统里的智者为典范，更能让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呢？这要从哪里开始？也许就从勇于做个真实的自己、勇于抛弃谎言做起吧！这艰难的一步虽然是精神生活的要件，我们却总是一直推迟前进的脚步……例如，我几乎不敢说，但是我想自己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残障。我总是试着改正、掩饰自己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要是我一直掩饰事实，我又怎么能够接受现况呢？摘除面具，停止扮演变色龙，这即是彻底的改变。在担心别人评断我们的时候即背叛了自己，为什么在我不诚挚的时候，不先意识到这件事呢？为什么不嘲笑这个情形，并且不执著于任何一端，一一地摘除面具呢？是无条件的爱替我打了一剂预防针，以避免中了这假面舞会的毒。和亲人在一起，我不需要服装道具，也不需要矫揉作态。感觉自己深深地为别人所爱是能治愈我们的。每一天，我都试着让自己过得单纯一点，不再让自己活在别人的目光之下，并且无条件地去爱人。

无条件地爱人并不表示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一律同意。我可以原谅一个杀人犯，但是我不能赞同其骇人的行径。没有人可以单纯地化约自己的行为，杀手不行、坏人也不行。无条件的爱并不表示可以有他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与人相交，如果我们能摆脱要有交换条件的这个逻辑，我们会是何等自由！

为了摘除面具，我去找了自己的导师。她是我的一位朋友，罹患自闭症的年轻女孩。她和达赖喇嘛有共通的超乎常人优点，就是从不说谎。但在这个社会里，不说谎几乎是一项瑕疵。譬如，要是我们受邀上餐厅的时候，食物难吃得要死，我们该怎么反应呢？那些只说真话的人，会立刻被当做是疯子。但是从早到晚掩饰着自己真正想法的虚伪者，事实上，不也是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吗？不止一次，我会突然发现自己正说着微不足道的小谎言：我一夜没睡却对人说一切都很好、状况极佳。在还是要保持礼貌的状况下，我问自己在说这些谎的同时，是不是也背叛了自己。从今天起，我发愿要让自己越来越少说谎。

假称自己克服所有伤口，是危险的

在精神操练的道路上，我也注意到了另一个危险，就是想当超级英雄，假称自己克服了所有的伤口。记得尼采的这句话是有用的：「我们身上应该抱着混乱，这样才能诞生舞动的星群。」我们的伤口也能成为丰饶肥沃之地。尼采所抛出来的挑战能解放我们：不再以鄙夷的眼光看过去的伤口，在每一刻都练习往前进的可能。

讲求一致性，即是做整理，抛弃成见，如同我们会抛弃太过破旧的衣服一样。紧紧抓着过去不放、把暂时的看做是绝对的，会启动我们的身心不安。在这世上，一切都是短暂即逝的、是不长久的，即使是佛陀的教诲也是一样。就像经文里所说的，那可以渡我们到彼岸的船，也是短暂即逝的、不长久的。人生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在人生道路上，必须抛下许多反射作用、抛下「成见」，也许这些曾能帮助我们撑过一时，但是它最后总是会败坏了自身的存在。在上床睡觉前，我有时会想着那些让我高兴的意见，但依恋着这些又有什么用。我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自己思维中，大部分都是幻象。

再者，在我和一些精神导师往来的过程中，最让我讶异的是，他们完全没有一点想要取悦人的欲望。他们都只是无条件地爱着每个人。当我们身上的伤口将我们变成是贪婪奢求感情的乞丐时，会随时都想要得到别人的安慰。如果我们不是借由暴力杀死「自我」，那我们就是靠温柔杀死它，我们必须宽容地接受自己的矛盾。就是这一步让我们趋近于一致性，而这个忠诚即在于我们内心深处。与其指责别人的一丁点错误，还不如一点一滴地，以无条件的爱喂养自己。

在这时候，就让我们甩开无用的事物吧！也就是甩开所有那些阻碍我们在喜乐、和平与爱中前进的事物！既然我刚刚讲到了要抛弃太过破旧的衣服，我们为什么不脱掉自己精神上的旧衣服呢？不过，有太多次，与其自己脱离角色勇于赤裸地过日子，往往是其他人以他们的目光脱了我们的衣服……在这条路上，达赖喇嘛是个典范，不管他遇见了国家元首或清洁妇，他就像马修所说的一样忠于自己。我们应该快快以他为典范。

马修：做个真实的自己，并不表示我们要一直说真话，尤其在说真话是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这并不是为了遮掩自己的错误而说谎，更不是为了施诡计欺瞒他人。对自己忠实，则必须和自己的道德要求，以及和我前面提过的自身深沉内在保持一致，但这也并不表示必须绝对严守规条，或是不变的信条。要是我急着去向一个人说她先生或他太太对婚姻不忠实，或者去向某人传达有人说他是个蠢蛋，也许我说的是实话，但我背叛了自己以仁慈待人的理想，同时也背叛了自身深沉的内在天性。

亚历山大，你说自己很少是百分之百的残障，因为你总是有意识地在改变些什么，好让人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你。残障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它并不能界定你真正的天性。在你的内在里，你并不是残障，就像达赖喇嘛不是达赖喇嘛一样。他首先是个人，而且就最高层次来说，他和你、和我，都一样都具有佛性。

为了继续谈一致性的问题，我想再提提自己的精神导师顶果钦哲仁波切，在他身上，你可以查验他人生的每个细节。我是没有能力测度他智慧的深度与悲悯之心的广度。在他身边度过了十三年，我几乎是日夜与他相伴（因为他年事已高，我和他睡在同一房间以照应他），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行为举止不符合他所传授给我们的智慧。我从来没听见，也没看过他有不仁慈的言行。他对待自己的门徒有时是很严厉的，因为对他们的「自我」宽容，是无法帮助他们进步的。但是对来求见他的人，不论是不丹、尼泊尔的国王或行政首长，或是单纯的农夫，他总是非常的和蔼可亲，随时愿意为他人服务。面对这么一个具有一致性的人，我是百分之百地信任他。

那些以「照我所说的做，但不说我做了什么」为行为准则的骗子，让那些寻找着生命典范的人大受挫折。我们在很多邪教组织里都见到这样的景况：教主在外表上表现出他是个很有德性的人，但在私底下，他的所言所行完全不符合他所教导的。不幸地，政治人物也常常是这样。

克里斯多福：对我来说，特别是来自公众人物的谎言和矫饰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人类做为社会性的动物，绝对需要值得信赖、可靠的典范。让人改变向善的最有力工具，除了是我们受到的教导所传达的讯息与价值，就是典范的价值了，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模仿典范以做为见习」。

马修：缺乏一致性通常是和自我过于膨胀有关。想要表现出自己具有傲人形象的人，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当他的言行做不到其想要给人的傲人印象时，往往会弄虚作假。

这样的态度扭曲了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也阻止了我们内在的进步。在佛教中，我们说最仁慈的导师是指出我们隐藏错误、让我们可以改正不一致的人。

不宽容的灾害

克里斯多福：就这个主题，我发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有几位朋友对自己的价值在言行上非常一致，他们在政治、宗教信仰，或其他方面投入甚深。我非常尊敬他们。不过，他们常是丝毫不可妥协的，有时候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信念。我隐约地意识到他们这种一致性，让他们的立场非常僵化。忠于自己的价值要到什么程度，它才能成为引导我们迈向更好之途的明灯？它又会在什么时候成为阻止我们改变或向外敞开的阻力呢？马修，你说我们必须好好地选择自己应该怎么介入社会，而不要搞错了方向……

马修：我们应该就下面这两件事做出区别：一是对我们所相信的价值忠实，并且在采取行动之时考虑到实际情况，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二是不考虑到实际情况的不妥协作风。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达赖喇嘛常常不立即回应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虽然别人常以为他对这类的问题早有定见，但他会花时间来考量实际情形，然后再寻求他认为最公正、最不会引起他人痛苦的办法。智利神经生物专家暨哲学家法兰西斯科．瓦赫拉，也提到「道德体现」的观念，就是总考虑到个别情形的道德准则。这和康德提出的「绝对律令」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

可以说谎吗？

克里斯多福：再来谈谈亚历山大刚刚所提的那个小谎言，我们能对为自己准备晚餐的人说：「对不起，这一餐真的很不好吃！」吗？要是我们不想说谎，那又该怎么说呢？在正向心理学里，我们鼓励病人把重点放在别处，而别去回答「这好吃吗？」的问题。我们可以回答说：「有你陪我吃这一餐，这一刻真是美好。」或者是「谢谢，真高兴能和你一起分享这一顿饭。」也许这样的态度有点虚伪，但这也是保持内心诚挚，不欺骗对方的方法之一。

对于一致性的问题，我自己还有很多需要练习改进的地方，尤其在常有人邀请我去演讲、吃饭、参加晚宴的时候，我很高兴自己能因此让别人觉得高兴，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并不想答应这些邀约，因为我太累了，或是因为这些事不是自己目前最优先要处理的事。为了忠于自己的价值，我不想伤害那些邀请我的人，但同样也不想伤害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说呢？说谎通常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我就常说：「啊，对不起，我已经有约了。」不过，我越来越常照实回答：「对不起，我需要休息。」「如果我有时间会很高兴地参加的，但不幸的是，我这时无法参加。」如果我是用文字回复邀约，通常我会写：「我希望能和我所写的保持一致。我总是鼓励别人要多照顾自己、尊重自己，因此我自己也要这么做。因此，我不能答应您的邀约。我很喜欢您，但是我无法应邀。」有时候，在我状况十分好的时候，我便以法国知名小说家朱勒．雷纳尔为典范；他曾在日记里这么写道：「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能够拒绝邀约而不需要给借口的人。」于是我不找借口地简单回应他人的邀约：「谢谢您的邀约，但我无法赴约。」

马修：对于一致性的问题，仁慈能带来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要是一顿饭很难吃，我们必须说出事实吗？是说个小谎，还是说伤害他人的真话比较重要？说谎和偷窃通常都是有害的行为，应该要受到谴责。不过，我们也可能因说谎而救了一个被追杀之人的命。或者，偷窃一个拥有大批存粮的自私者的粮食，以拯救无数处在饥荒中的人们。我们这里所说的和康德的道德律令是相反的。根据康德的理论，尽管是为了救一个人的命，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严守道德律令，因为要是我们允许说谎，即毁了所有言说的可靠性，这对人类整体来说是不公正的。

我们再回到「道德体现」这个观念，这是一个建立在仁慈之上的观念。就像加拿大哲学家查理．泰勒所说：「伦理道德，不只是应该去做的事，它还应该是让我们可以好好做人的事。」好好做人，总是会以仁慈做为行为的准则。虽然行为举止可能会有很多种面貌，不过从仁慈的观点来看，总是符合一致性的。只有从严格的道德律令观点来看，才显得不一致。我们的反应可能很笨拙、缺少判断力，无法预测我们行为所引发的后果。不过从利他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反应能够在某个情况下做出最有利的行为。

克里斯多福：在最微小的事物中也要活得有一致性

── 努力体现自己的价值，比空口说这些价值的好处，或是只向人推荐这些价值来得有效率。

── 有个连我自己也试着这么做的重要操练：尽可能不讲他人的坏话；要是我还是说了，要让自己敢当着这个人的面说。

── 我们有心讲求一致性，但不应该让这原则暴虐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应该伴随着对自己仁慈、宽容自己的错误、不完美。把自己看做是努力求进步的人，而不要把自己看做是已经达到目标的典范。

马修：避免暴虐地对待自己，并且要宽容地对待他人

── 不要紧紧抓着不变的道德律令不放。人类所遭遇的情形向来是很复杂的，要是太过紧紧抓着道德律令不放，是不符合现实的，而且会引发更多痛苦，而不是带来幸福。

── 让仁慈具有优先权。这会让一致性的问题大大地变简单，因为仁慈成了我们的思想、言词与行为唯一的判别标准。

亚历山大：不活在角色扮演中

── 真实地作自己，遣走社会化的我、想要取悦别人的欲望、不计代价追求成功的渴望。在我们内在深处，并没有「自我」，也没有面具的存在。

── 让自己身边围绕着追求精神生活的朋友：真正的伙伴是不会在你状况不好的时候抛弃你的，也不会不好意思告诉你真理。他唯一的欲望就是在你心中激烈争战时，支持你、帮助你前进。

── 往心理健康的道路走，这也意味着并入我们的矛盾，并且不再把它看做是敌人：谁说我们要有百分之百的平衡才能品尝喜乐？有千百种方式可以活在健康与和平中，不论是残障或痛苦，都不能主宰我们。

亚历山大：该怎么制止丑化利他主义的言行？我们必须立刻表明立场且具备勇气，才能不往自私的方向倾斜！一个人要是会为他人设想，他就绝对不是懦弱的人。过度的个人主义会导致不幸……虽然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可是我们却很难抛下个人主义。不妨就让自己从为他人设想开始？在我看来，我们人生这个大工地能以几句话就囊括殆尽：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肉体和他人。

首先，有鉴于大家都同在一条船上，如果我们为别人设下障碍，这对大家都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魔鬼总是将他人看做是敌手，而忘记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属于同一团队，都渴求着幸福？对亚里斯多德来说，我们只有在实践德行时，才成为有德行的人。对他人慷慨、仁慈、爱他人，这应该是每天操练的事。好好地款待同一楼层的邻居、安慰孩子、好好地对待流浪汉，这都能让我们具体实践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所带来的喜乐

亚历山大：俄国大文豪杜斯托也夫斯基曾开玩笑地说，要他爱全世界所有的人，比爱他的邻人来得容易。然而，无私之爱应该是在具体事项上体现出来。真正的善心是含括全人类的。我们总会跑去慰问此时正不幸遭受痛苦试炼的人，而忘了那些多年来受慢性疾病所苦的人……不要等大灾难或是命运的打击临头时，才让我们的心变柔软、才能激起同情心。现在我们就能够去接近他人。最平常的一个行为与态度就能够印证我们具有慷慨之心：对人说「你好」、回答电话，或是关怀别人，再再都能印证我们有慷慨之心……一切都是精神操练。早上在我们穿上衣裤时，就能够问自己要把这一天献给谁。

马修：当我们谈到利他主义、怜悯、团结等正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遇见各式各样的成见：利他主义不是为了弱者、那些愚蠢地自我牺牲的人、不懂得树立威望的人而设的吗？现实再怎么艰难，它不是由「自我」、热情与具有破坏力的愤怒所组成的吗？有些人认为利他主义只是家庭和教会灌输给我们的义务：我们应该当个好人，这是因为别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因为在《圣经》里是这么教导的。另外有些人认为，我们只有在付出代价、做出痛苦牺牲时，才能真正地成为利他主义者。因此，当我们从利他主义中得到一点欢喜，其动机便很可疑。

日常生活中的立即「利他」小作为

亚历山大：每天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小作为对我帮助极大，比起那些从来没实践的解决办法还有用。福音书指出，再也没有比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性命更伟大的爱了。虽然不一定要像殉教者那样牺牲生命，但我们得思考怎么日复一日地回应耶稣的召唤？一些厚颜无耻的人把利他主义看做是愚蠢无聊的事，这真是让我厌烦。马修，你的人生却让我相信利他主义有其可贵之处。那些一生都为别人奉献的大圣人们又会怎么说呢？引导我们迈向幸福的，不会是自私自利的心，而是带着喜乐与自由对他人慷慨的心。

对正向心理学的蔑视玷污了正向心理学。这就像不抱幻想、心灵麻木的人，认为不幸有理。相信慷慨的力量的人不会是温和的梦想家。相反地，为社会不公义和进步而战者总是热情与恶作战之人。因此，我不相信对他人的漠视是有用的……

在乘坐大众运输时，我常对孩子们说：「试着找出看起来最疲累的人，然后去想想自己能为他做什么。」这个练习看起来很好笑，但有什么比给对方一个微笑、帮对方开门、让座给一位老人、永远不发怒等，来得更简单呢？

谢谢克里斯多福，你提醒了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往自私自利的方向倾斜。要是我们任由自己倾向于此，这辈子就完了……所有这些小作为可以让我们改变倾斜的角度，一点点地往慷慨之道走去。

在特教中心里，有些辅导老师教我要能够独立自理生活大小事，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和我如此疏离，我就一点也没有勇气求进步。然而，让我更趋近于喜乐的人，是那些最爱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爱并不是温吞的、孱弱的，而是强又有力、毫无保留的。就这一点，我的导师就每天毫不吝啬地给我许多有益的教诲。有一次，他把我当做是「聪明的孩子」看待。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他的温柔、无限善心，这能帮助我找到力量立刻改正错误、放弃成见、抛开执着。他这样的说法和到处横行的高傲或残酷态度完全不同。在回到首尔以后，我看着电视才意识到许多记者做了不好的示范。从前，一位文评家在评论一本书时，要是不喜欢那本书会有其论点。现在，这些现象则成了流行：批评他人、在公开场合严厉地批评某人，就像斗牛士一样地把尖刀插入牛背。现在是急切重建利他主义名声的时候了，好结束这个可怕的精神斗牛。我们逃离不了艰苦的人生，为什么要无谓地批评别人呢？

马可．奥里略在他的《沉思录》中提出了一项建言，对我来说非常有用。他说：「早上一起来就提前对自己说：『我今天会遇见一个冒失的人、一个薄情的人、一个蛮横无礼的人、一个狡猾的人、一个嫉妒的人、一个性格孤僻的人。』」就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在心里为这样的相遇做准备。再多走一步，我几乎能将每次的相遇都看做是意外的收获，借此来改变自己，脱离角色扮演的机会。要关怀他人、服务他人，「只要」记得人生是个奇迹就够了。有一天，一位和尚给了我非常具有启示性的一课。他对我说：「想像一下你在千百万人之中遇到了亲人、朋友或家人。你有意识到这个发生在日常中的奇迹吗？这就好像在无穷尽的宇宙里，在银河间的某个车站『意外地』遇见了一些男人、女人。这样的相遇是很短暂且转瞬即逝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生对方的气或无用的指责上。让我们享受在这个车站里的短暂相逢，对每个旅客都慷慨以对。」

睡前跟孩子道晚安时，我总是告诉自己，我亲吻的是迟早有一天会死的人。这时我还记得他们送我的特别礼物，我享受在这无垠的银河车站上，有他们陪伴的美好时光。我也试着改变自己的眼光，把一切的相遇都看做是奇迹。我不禁赞叹人类的丰富美好。对日常的富足闭上眼睛，不仅会错过喜乐，也只活了一半。

长久以来，喜乐让我有驱之不去的罪恶感，仿佛幸福让我远离了受苦的人，像是自己好过了就瞧不起他们。现在，我明白能帮助遭受痛苦试炼者的，不是心灵骚动的人，也不是因自身痛苦而瘫痪到不能行动的人。尽我所能地从心中拔除那些让自己变得尖刻和忧伤的事物，是我自己的职责。

凝视生命中美好的事物让我开心，也让我从中得到力量。然而，一当我想伸手去抓这些礼物时，喜乐立刻就离我而去。珍惜它而非紧握不放，就是挑战所在。我们可以为人付出自己没有的，便是人类崇高伟大之处，例如：一位从来没被父母疼爱的父亲，可以为他的孩子付出无条件的爱。悲悯之爱应该是现在当下就该做的。

克里斯多福：在我看来，利他主义即是关心别人的需要、帮助他人。利他主义是处于痛苦的上游，不需要等到他人受苦，才来到身边陪伴，或让他觉得好过，而是只要这人需要我们，就会这么做。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并不特别等待对方的回报、感激，即使有回报、感激，这也还是利他主义。但要求回报不会是首要动机。

悲悯即是关心他人的痛苦，希望他的痛苦能减轻并得到治愈。

对别人的关心从何而来？

克里斯多福：对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是人类的天性。不过，悲悯说不定还是需要练习的──就这个主题，马修知道得比我更多。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动物奇观」之类的纪录片，影片里拍摄了非洲野生动物园里两只兄弟猎豹。牠们一起长大、玩乐、追猎物。但是有一天，一头母狮子攻击了其中一只，一口咬碎骨盆。牠半瘫痪，无法再追捕猎物，也因此成了另一只猎豹的负担。刚开始，没受伤的猎豹很担心，会舔舔牠的兄弟试着安抚。不过，过了一阵子，牠起而攻击，最后抛弃了牠。从这件事，我好像看到了悲悯和同理心的差异。猎豹能以同理心感受着受伤猎豹的处境，但对牠并没有悲悯。其悲悯之心并没有强到足以陪伴在身边帮助牠、为牠带来食物，虽然其实牠并不能一直帮助受伤的猎豹直到康复。

马修：猎豹说不定是用尽了牠的同理心。我听说过另外一个结局比较好的故事：有只大象掉入陷阱里不幸截伤鼻子，再也无法进食。很快地，另外一只大象为牠带来嫩嫩的芦苇，还直接把放进牠的口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是让人讶异：一整个象群（通常是十来只，由一只母象领头）不再像平常一样不断地迁徙，而是就此停驻在盛产嫩嫩芦苇的地区。象群既不抛弃那头受伤的大象，也不迁徙到牠不能进食的地方。

克里斯多福：在物种演化上，象群和猎豹之间应该有个阶段会出现悲悯之心的！灵长类动物同样具有这项能力。有很多这个主题的研究报告，其中有项研究是针对靠近日本一座岛上的狒狒而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狒狒群中有一只生下来即没有双脚的母狒狒，如果在没有发展悲悯之心的物种里，这只母狒狒可能会被同伴抛弃，因为牠无益于群体。不过，在这群狒狒中，虽然这只母狒狒的社会地位低下，其他狒狒却还是会给这只行动迟缓的母狒狒食物吃，并且持续关注牠。如果这只母狒狒是独自过活，是不会存活这么久的。

就我自己来说，我是经由幸福而走到悲悯的。做为医生，我的目标是帮助病人过得更好，而这件事会反过来让我自己感觉更快乐。长久以来，我因为悲悯似乎会扰乱幸福──因为我们将他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而对它的看法不太正面。但是如果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样做反而能使我们远离自私和这种长远看来不过是虚假的盲目幸福。为了让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得以成熟，悲悯是很好的工具，而且会引导我们迈向所谓「澄明的幸福」，或是「心理成熟」。

幸福会给予我们必要的能量，让我们能够帮助他人、有能力采取行动、改变这个世界。幸福扩大了我们对世界的观照，而痛苦则使得我们关注的层面缩小。

我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位非常具有悲悯之心，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悲悯之心让她深受痛苦。当她在地铁里看到流浪汉、孤独老妇人或有人跌倒时，她几乎都要掉下眼泪。她表示：「这让我心里很痛苦！」几年前我们到日本去旅行，参观了一所禅寺，有位老妇人以全套礼仪服侍我们饮用抹茶。我们五人都有一只茶碗，不过我三个女儿都讨厌抹茶……最大的两个女儿品尝了一口，就把碗推到一边。那位老妇人在这时离开一会儿去为我们拿饼干。这时，我第三个女儿转身对我说：「爸爸，求求你，喝了我这一碗！我不想让那位妇人因我不喝她的茶而难过！」她就为这点小事，一点也不想伤了那位和善款待我们的老妇人。我便很高兴地喝光她那碗茶，因为我很爱抹茶！

另外一个关于悲悯的痛苦回忆：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因为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在摩托车意外中丧生。当时我们两个人一起在葡萄牙度假，一前一后骑着摩托车，有时候是他在前面，有时候是我在前面。当我们驶出一个村庄时，他骑在我前面而且正要超过一部拉着小推车的轻便摩托车。突然，他无预警地左转，我的朋友撞上小推车，急速地翻了一个跟斗，死在一旁的草丛里。那位驾驶也跌落在地。我停下摩托车，戴着安全帽要跑到朋友身边，我看来大概很不安。在我从那位驾驶身边跑过时，他一副很怕我打他的样子，而我根本不是愤怒，只是受到了惊吓。他向我伸出手，表示他也受了伤。我这时像个蠢蛋一样停下来看他的手，对他笑了笑让他放心，然后继续跑到我朋友身边。我花了十秒钟看那农民手上小小的伤口，而这时我的朋友却正在死去。他内出血，很可能是主动脉弓破裂，不一会儿就过世了。我几乎没时间跟他说话、抱抱他。我对此满怀罪恶感。后来一想，让我最吃惊的是那种无意识的行动。我看了害死朋友的驾驶受的小伤，而没有立即跑到朋友身边去。我无意识地做了这件事，为什么我不能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呢？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马修：有时，最早到西方弘法的藏传佛教先驱人物丘扬创巴仁波切会提到「愚蠢的悲悯」。我觉得把「愚蠢」和「悲悯」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事，因为我觉得任何悲悯都不是愚蠢的。我对那位葡萄牙农民的作为也许是不得体的，但我觉得「愚蠢的悲悯」这个说法玷污了悲悯。而在许多部落格上、在许多佛教的网站上、在很多教导中都提到这个说法。

马修：你提的这个例子很让人感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逊和其他心理学家谈到不配合别人真正需要的利他主义，甚至是「病态的利他主义」。有一天他给了这样一个例子：「想像你在印度，遇见了一群孩子，并且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大半天。在这群孩子里，有一位一直对你微笑而且和你寸步不离。晚上要分手前，你给了他一个大礼物，而只给其他孩子小小的礼物。」巴特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利他主义是不适当的，因为他没考虑到孩子的实际需要。很可能其他孩子更需要你的帮助，而不是那个对你好且收了大礼物的孩子。

我的愚见是，在这类的行为中，涉及的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偏心、对全部的孩子欠缺尊重、短视近利等因素黏附了利他主义，并且改变了它的性质。

至于我们有时称之为「病态利他主义」的，也就是指那些不管在情感或物质上的付出比所能承受的更多，以致牺牲了自己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就这一点而言，这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病态。这里涉及的比较是同理心的困境，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帮助他人的能力，以致让别人的痛苦淹没了我们。

利他主义、同理心、悲悯

马修：我们有时倾向将利他主义、悲悯和同理心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不过，在这些字眼的背后，各自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它们分别对我们的行为有不同的影响，对他人的反应也因此有所不同。

利他主义，或又称为无私之爱，主要是想要别人好的心理。做一件慷慨的事时，如果想的是自己能从这个行为中得到什么好处，那么这就不是利他主义，而是追求私利的行为。

悲悯是利他主义在遭遇他人痛苦时的态度。佛教将悲悯定义为「希望所有人都能从痛苦中解放」的一种态度。

同理心则有两个层面：一是情感面，二是认知面。情感的同理心是能感受他人的心情、意识到他的情形。要是他人是快乐的，我也会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快乐。要是他受痛苦，我也会因他的痛苦而难受。因此，情感的同理心即是向我们预报他人的感受，尤其是痛苦的情绪。认知的同理心则是将自己放入他人的位置──要是我遭受了饥荒，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是如果我在监狱中受到酷刑，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要是想像对方所感受的，自己倒不一定会感受到同样的事。例如，在飞机上，我坐在一位因飞行恐惧症而惊慌的人旁边，我该怎么想像他的处境以便帮助他，但自己倒不见得感受到如他一般的恐慌？没有同理心，我们是很难感知他人的情形，进而感觉那和自己有关。

能分别这三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例如，要是我只感受到同理心，而且这个同理心中并不带有利他主义或悲悯，我极可能掉入「耗尽」的状态。为了不耗尽我们的情感、也为了不让自己落入沮丧，同理心务必向利他主义敞开。无私之爱就像是药膏，它让我们有欲望帮助受痛苦的人。

如果利他主义和悲悯只照应情感部分，那么就是有限的。我们比较少谈的是它们还有认知的这个层次。其实，认知这个层面让我们一方面意识到他人的需要（包括视之为外人或是敌人者），另一方面则开拓了我们对他人苦痛的理解。就佛教来说，痛苦最根本的根源是无明，而让我们错误地看待现实的精神紊乱，更加引发我们的混乱。在这些混乱中还会引发各种负面情绪，像是恨意、嫉妒、自大等等。要是我们忽视利他主义、悲悯「认知」这个面向，而只对痛苦这个可见的形式感兴趣，我们就永远不能完全地治愈这个痛苦。

有一天，在印度菩提伽耶，我和冉江仁波切在一起（冉江仁波切是我所处寺院的院长）。菩提伽耶是佛教的朝圣胜地，因为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是在这里开悟的，所以吸引了很多痲疯病人、残障人士以及穷人，他们希望来这里朝圣的人能对他们慷慨施舍。对有些人来说，这个乞讨的活动占据了他们整天的时间。他们镇日乞讨，晚上则回到自己家中。有一天冉江仁波切看着他们对我说：「我们想着痛苦时，常以为痛苦的面貌就是这些穷苦病残的人。而当我们看着纽约的亿万富翁抽着大雪茄，我们却不会说：『穷人，难怪他会受苦！』可是，这个有钱人很可能内在非常贫穷，说不定甚至濒临自杀边缘。即使他对自己很满意，成功一个接着一个来，但幸福并不是真的存在这些事物上。所以，我们应该像悲悯菩提伽耶的乞丐一样悲悯他。」就如寂天大师所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在于：我们渴望幸福，却总是对幸福背过身子；我们畏惧痛苦，却急促地奔向它而去。佛教就是这么定义「无明」这个痛苦的根源。

从勇于不执着开始，培养自己的慷慨之心

亚历山大：了解每个人都在受苦，也会使我们具有悲悯之心。佛陀在下这样可怕但却具有解放力量的诊断时是这么说的：「一切都是四圣谛中的苦谛，都是「苦（Dukkha）」。即使是喜乐，因为它随时可能停止，所以对那些想要紧紧抓住喜乐不放的人来说，最终会导致苦痛。与其批评他人、瞧不起他人，我们「只要」看看他也在苦海中挣扎，就能不再责怪。因此，政治人物、专制君主、施刑者，这些似乎只想着自己的人，也逃不掉这可怕的景况。或迟或早，他们也会受痛苦的。然而，我们真的有办法可以想像快乐的受压迫者吗？同样地，对于嫉妒最好的解毒剂，即是认为我们日常生活是很脆弱的。

贪婪是源自于错误的观照与幻象：它只注意一部分的现实，而遗忘其他部分。我从来也不会渴求能拥有他人生命的全部，因为在他人生命中总是会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每人生命总会包含痛苦、身心不安的部分。具体来说，只要我嫉妒一个列名于畅销排行榜上的作家时，我立刻提醒自己他也是会死，或是说不定他也承受着痛苦。我为什么不为他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呢？简单地说，我可以一步步从精神监牢中脱身，以操练我的仁慈之心。有天某位朋友对我坦承：「归根究柢，对我的『自我』而言，我不过是地中海俱乐部的一个活动主持人。从早到晚，我想尽办法让『自我』得到消遣，让它吃饭、得到很好的享受。我是个小丑、是个奴隶，而我的主人对我从来不满意。」

佛教的传统和福音书的讯息，都为我们开启了一条逃出这种命运的道路。没错，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奴役状态得到解放，只要我们为他人服务，特别是为穷苦残病的人服务。就这一点，「菩萨（bodhisattva）」的觉悟，有情众生这个观念，对我而言特别珍贵。为什么不以我们所有的力量投入，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菩萨」，成为开悟的英雄，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于为陷入轮回中受苦者减轻痛苦？

在人生的高低潮中，我已经能够避免将我的「自我」、伤口强加在周遭的人身上。我的精神导师给了我好例子，因为我发现他们对人类所犯的错误、对人类的脆弱有无比的耐心。我也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对人类缺点的严厉要求，这也让我能够一直求进步。一个好的导师，是懂得在严厉之中融入无限温柔的。

为什么不从受到罗耀拉传统所启发的操练开始做起？也就是没有罪恶感地认识到自己缺乏爱与悲悯。这有点像是在做了一整天工作之后，艺术家凝视着自己的作品。培养自己的慷慨之心，首先是要勇于不执着。也就是说别以他人的错误来论断他，而是要如他现在呈现的样子来爱他。埃克哈特大师曾对我们说：「上帝是现在的上帝。接待时从不会看你曾经是什么，而是以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来对待你。」

扩大我们悲悯的能力

亚历山大：以菩萨为例，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悲悯扩及到所有生物。但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总倾向停留在半途，只照顾那些遭受重大创伤的人。一场车祸、一场急病都能唤醒我们的同理心……而以无尽的仁慈长期支持一个亲人，则是另一种艰难的考验。

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我们的心因为时间耗尽而变得不柔软呢？我可以每天早上关注别人，特别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最近一位医生对我坦承，他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那些治不好病的人，因为那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无能的。他还说：「那些我治不好的病人让我觉得疲惫不堪，我试着尽快摆脱他们。」这里清楚显示了无能为力是会让人害怕的。发展无限的悲悯、绝对的爱，即是不将他人的痛苦看做是平庸无奇的或习以为常的。该怎么样抛弃「悲悯是一块大家都要分享的蛋糕，分完就没有了」这样的观念？悲悯并不是到处撒下的一些碎片。相反地，它是无尽的泉源，是从来不会缺货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痛苦都是多余的，它可能杀死我们、攫取我们最后的资源。要是不将悲悯披及整个人类，那么悲悯之心是会熄灭的。老实说，一个发生在远地的灾难事件和发生在我家附近的小火灾比起来，我对后者更为关心。但是有人丧失生命永远是让人伤痛的，而且每个伤口都应该能让自己的悲悯之心动员起来。在我们决定更投入地为他人服务时，便已经是扩大自己对他人的爱。从现在开始，我可以转而面对所有人，尤其是那些长久以来与人生搏斗的人。

克里斯多福：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死的是欧洲人或非洲人，在我们身上引发的悲悯之心是有差异的。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人性──我们总是比较关心地理和文化上与自己较亲近的人们──但这并不是件好事。悲悯之心是需要训练的，要是我们不操练，就只会关心和自己亲近的人，或者说不定也只会关心自己的同胞。对于其他人的关心则会比较含糊不明确。不过，与其批评这种狭隘、有限的悲悯，不如操练它，以扩大、丰富它。亚历山大，你还提到了一点，就是那名医生在他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无法悲悯病人。但其实这名医生只看到医生这个职业所应该做的一半，就是要有效地治愈病人。另外他没看到的另一半是陪伴，是要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但仍坚持陪伴病人。如果无法改变他人的痛苦和情况，那么就要以陪伴补偿回来。

利他主义并不会消耗殆尽

马修：在谈到「无限的悲悯」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乌托邦。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暨道德学家乔纳坦．海德特有一天跟我说：「达赖喇嘛所谓无限的悲悯与利他主义，完全是不符现实的。我们关心和自己亲近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超过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我想像他这么一位写过不少有意思书籍的聪明人，却还是对利他主义和悲悯之心有这么狭隘的看法，就好像这两件事是如此稀有，以致我们十分吝惜将之分送给他人。然而，这其实只是一种态度，以「想要对在我们关心范围内出现的人好」为特征表现出来。在爱着所有生物的同时，我们并不会因此比较不爱和我们亲近的人，甚至会对他们爱得更多、更好，因为爱的品质会更好，也会爱得更广。我们越是去爱，这份情感就越会加深、加广。史怀哲医师曾说：「在付出我们的爱之时，爱就会加倍。」

利他主义并不会因为收到的人变多，而消耗殆尽。要是有十个人在太阳底下取暖，后来又来了一千人，太阳并不需要因此发出百倍的光芒。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养活或治愈这地球上的每个人，而是我们的关心可以触及所有人。

克里斯多福：我可以谈谈自己的一件轶闻，在我还是年轻的住院医师时，我曾经有过一种自称为「陶醉在无私之爱中」的经验。我那时因为处在一些心理分析家之间，明白医院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所以开始退一步观察自己的情形，寻找到其他地方学习的机会。就这样，我在一间诊所当代班医师时，在那里认识了我的精神导师。我在这家诊所里，早上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显然，我寻找着他人的赞赏、敬佩和感激，而这些我也都拥有了。病人都很爱我，护士也是，因为我总是为他人服务。有问题发生时，护士们知道可以找我来解决。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习，都是为了让他人爱我，但我想这其中还有类似登山客到高山时都会有的一种「陶醉」症状。这种「陶醉」会驱使他们往更高的山爬上去，让他们有种欣快感，直到最后因不小心而出错。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种「陶醉在无私之爱中」。我还记得那年夏天晚上我十一点钟离开诊所，病人从窗口跟我挥手说再见。我当时感到十分幸福，这幸福甚至可以说带有自恋性质，不过这之中还带着一种满足，认为我完成了做为一个人、一位医生的工作。我尽其可能地付出自己，以温柔之心倾听、医治他人……问题是，我太过疲累，忘了该留时间修补自己。我累坏了。

就像海德特所说的「无限的悲悯」，我想在体力上、在能量上我们是有其限制的。要是我们不好好照顾自己，到头来，我们会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损害我们无私之爱的能力。

真正的利他主义

马修：当我们带着利己之心来做一件对别人好的事，这并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因为我们追求的仍是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照顾一位老年人，以期取得他的遗产；或是施惠给一个人，以期他赞赏我们；或是假意慷慨行善，以期取得慈善家的美誉。我们也可以为了减轻自己心中的愧疚感，或是为了让别人对我们有良好的评价，或是为了避免遭受批评，而帮助别人。

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常面临「相互的利他主义」问题。长久下来，相互性是社会和谐与平衡的一个要素。每个人在其间随时都愿意帮助他人，而且在接受他人帮助时也表现出感激之情。在一个大家都互相认识的团体中，当他需要别人时，别人会对他很和善。相互的利他主义让我们能够在各方利益间找到平衡点，要是有人不尊重这个游戏规则，利用他人的善心而不回报，那么他就要被排除。在我长年留待的尼泊尔和不丹，村民都会以相互的利他主义互相帮忙农事，或是帮忙盖房子。每个人在付出自己的力量后，都等着别人也为他效力。每个人都为这个社会付出，也接受了别人对他的付出。这类的相互性在社会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帮助他人的目的只在于为了他好，不起分别心，这即是不带私利的利他主义。

亚历山大：《马太福音》里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也就是指施舍的事要暗中执行）。」这句话是很明确的，它不仅让我们甩开了自私的危险，也让我们不在大庭广众中炫耀自己做善事！

马修：许多「义人」冒自己生命危险，救了无数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多年后他们的英雄作为受到表扬，但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样的表扬是让人尴尬的，甚至不欢迎这样的表扬。他们在救人时，绝对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行为会受到彰显。

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好、行善事，单纯是出于利他主义。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平常化的善」。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逊花了三十年设计一种实验性的测试，能明确判定他所观察的对象行事动机是出于利他主义或是自私心理。在这个长期的测试结束后，他的结论是：那种纯粹只为他人好的真正利他主义是存在的，而且就这个阶段的科学认知而言，这个测试的结果不能以自私来解释这样的利他主义。

为什么要把会是一趟快乐旅程的修练，看做是苦役？

亚历山大：史宾诺莎很清晰地分辨了悲悯和同情的不同。悲悯是以爱优先。也就是说，我爱一个人，看着他陷在痛苦试炼中会让我忧心。而同情则是以悲伤为先，甚至是一种带有罪恶感的自恋情感。我从电视里看到无数的孩子遭受饥荒，这景象让我打从心中悲痛，但这也让我想到自己也可能受苦。但要是我仔细地看，这些遭受饥荒的陌生人其实和我不太有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急切地唤起自己的意识，以爱出发，为所有这些不公平而奋斗。同情和悲悯可以同时在人的内心里生存；分辨、沉思冥想，才能让我们从稗中分出好麦子。

为什么要把其实会是一趟快乐旅程的修练，看做是苦役？观察我所投射在别人身上的、追捕我心中算计的、除去与人相交要有交换条件的这个倾向，这些事都是解放之道。埃克哈特大师提醒我：往往，当我们对人说「我爱你」时，不过是我需要这个人的一种伪装形式。和他人结识、真正地照顾他、无条件地支持他，这些事都会使我们趋近于无条件的爱。

我还记得三岁时进入为残障人士而设的特教中心，那一天我看着父母离开的焦虑，因为新同伴的温柔而受到抚慰了。尽管有些尖锐的哲学家认为没有什么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但当我感觉自己被抛弃在这个新天地时，我了解到悲悯、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事，就像对生命自然的回应，或是远离一切算计的慰藉。简而言之，必须扩大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害怕缺乏，想要取悦别人的需要，缩减了我们自由去爱人的内在能力。

克里斯多福：对我来说，在悲悯与同情之间建立高低价值判断，总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有人总是倾向说：「同情是不好的，悲悯才是好的。」但是当有人感受到同情时，也意味着对他人的痛苦是敏感的（不管他的动机为何），我觉得这比漠不关心的心态来得好多了。也就是说，不完美的悲悯都好过没有悲悯！

马修：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几种同情。同情有时候是利他主义待发芽的种子。不过，它也可能是一种高傲态度的展现，或是一种无能为力，像是：「真可怜，这真是让人悲伤。不幸的是，我却没有办法做什么。」

不贴标签的利他主义

亚历山大：为了走上菩萨道，或将慷慨置于我们生活的重心，一些伟大的宗教传统提供了更为丰富多产的操练。做为基督徒，我的人生中不能没有佛陀。佛陀日复一日教导我不执着的道路，这样的智慧是可以在每天生活中落实的。如果说佛陀让我平静下来，耶稣则抚慰了我，阻止我落入老是空转而脱离实质内容的悲悯之心。因为要去关爱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爱远在他处的抽象之物。无条件的爱是针对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在地下铁或超市，它应该是随时随地发散出来的。每天早上我一起床，就把我的操练、努力，献给这一天我会遇见的人。去爱而不依赖他人、抛下所有偶像崇拜，即是所有灵修之道的先决条件。每一次当有人说某位精神导师具有神圣力量时，我们就把这位导师当做是神看待，这件事总让我很讶异。对我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将人奉若神明更让我们眼盲的了。

我总是不断阅读《金刚经》并从中吸取能量：菩萨的目标是借由表现出没有人需要被解放，来释放所有人自由，因为「我」这个个体不过是幻象。我不想在此做形上学的论辩，不过我可以说，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化的小我（这个满满是幻觉、成见与习惯的我）能真正地与人缔结关系，一切都发生在更内在的层面。帮助我的孩子，意味着我对他们内在深层渴望的关心，胜于一时任性的关心。基督教所称颂的人类概念，对我来说很宝贵。因为它提醒我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际之间的关系是有可能超越社会化的角色扮演。我非常喜欢天主教方济各会创办者，也就是亚西西的方济各，或创办以马忤斯基金会的皮耶神父这一类大慈善家，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力量济助他人！对每个人都怀有悲悯之心，但不实际采取具体行动，这种悲悯是很容易的。

在首尔时，我认识了一位和尚，他的话常震撼我。我告诉他自己想找些朋友时，他回答我：「人有点像是仙人掌，只要一接近，就会彼此相刺。」我很钦佩这位和尚，他整天忙着将收集来的食粮、药品送往印度，送给穷困的人。我从他身上意识到慷慨之心是没有标签的，而且意味着无穷的自由与超然。无论这人是佛教徒、基督徒、回教徒、犹太人，或者是无神论者都可能是具有慷慨之心的人。重要的是我们真正地投入、真正地帮助他人，溽湿我们的汗衫以帮助别人脱离穷困。

我为不同宗派之间的争论感到非常悲伤，也为丑化耶稣的行为感到悲伤。一些偏见把合乎福音书的慈善行为看做是孱弱、虚情假意，或甚至是可鄙的！对我自己来说，我尽力不让自己有凌驾于别人的权力，尽其可能地抛弃自我，并且在此时此刻爱着他人。追随耶稣走在追求正道的路上，需要无限的勇气、无限的自由精神。带着高傲的态度行善、把慈善看做是抚慰自己良心的事，多么荒谬啊！

帮助他人，即是辨别我们痛苦的根源

《金刚经》之所以深深触动我，是因为它指出了利他主义要直接对痛苦的根源下手。只在伤口上抹药膏、暂时抚慰一下痛苦、投入一半的慷慨行为是不够的。相反地，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召唤，要长期地投入帮助他人的行列中，要尽全力让痛苦消失。要做好慈善，必须先从照顾好自己开始。如果从早到晚，我们自己身心都不安，又怎么能好好行善？帮助他人，即是辨别我们痛苦的根源，也是辨别我们的幻象、成见、贪婪、眷恋……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改善自己物质的状况、减轻肉体上的痛苦。福音书在邀请我们活在爱中的同时，还给了我们包扎受苦之人伤口的力量。不同传统中的精神导师提醒了我们，要是我们不和自己的内在深处连结起来，不可避免地，我们将总是不满足。

马修，在加德满都，在你的寺院中，我几近于有一种与神同在的经验。我眼里噙着泪水，心里满满是感激之情，这时一位和尚看见我人在房间里，坐在地上，手里拿着我每天不离手的十字架。他神情十分庄重地拿起我的十字架，把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温柔地笑着对我说：「好好照料你的十字架，而且要更深切的祷告。」我很少见到心灵如此自由的人。我们往往处于教条的争战中、处于热切劝人信仰改宗的争战里或监牢之中。还有什么比鼓励人成为他心里真正想当的人更美好呢！马修，因为你的缘故，我还认识了另一位和尚，他以无限的善心举办了一场医治大会。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温柔与慈善，还有他的大智慧，立刻就引领我走向内在深处。此时此地，我强烈感受到重读埃克哈特大师著作的需要，好洁净我的心。我了解到我必须抛下「自我」，以便投身于上帝。说到底，尼泊尔的这两位和尚让我更加投身于对基督的信仰。我们可以送人许多礼物，但是最珍贵的事莫过于陪伴人迈向自由与喜乐之途。如果在做出利他主义的行为时，「自我」消失了，也就代表行慷慨之事的是我们一颗赤裸的心，不是做为佛教徒或天主教徒的我，或是做为街角杂货铺老板的我。

该怎么防备自私的心理促动我们行善，只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有价值？这么做的危险在于，投身于慷慨之事中，为的却是得到上天恩宠或为了消自己的业。从这里到「利用他人做为工具、将他人视为垫脚石」只有一步之遥，是很容易跨过去的。耶稣提醒我们，要没有算计地去爱所有的人，包括妓女、贪婪的人，或是那些不见得让我们有好感的人。我在读福音书时，很惊讶地发现耶稣并没有说任何为痛苦辩护的话。他只是很具体地帮助人、医治人。就这一点来说，长篇大论的废话与不行动等于是犯了罪。

马修：我在读泰瑞莎修女的一篇访谈时，有部分内容让我诧异──泰瑞莎修女在我开始人道救援计划时，是在精神上启发我的其中一人。她说自己为了减轻他人的痛苦而奉献一生，但并不期望能消除痛苦「本身」，因为上帝允许了痛苦的存在。她怎么能够起而反抗她所爱的上帝的意志呢？从她的观点来看，这很合逻辑，而且符合她对受苦之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不过，佛教的观点有点不同，因为它没将痛苦「本身」视为可接受的。我们不只要想尽办法医治痛苦，并且要尽力消除痛苦。

时时刻刻都有人都遭到杀害、折磨、揍打、残害，甚至被迫与亲人分离。妈妈失去了孩子、孩子失去了父母、医院里涌进络绎不绝的病人。有些人失去了得到救治的希望、有些人虽获得治疗却没有治好的希望。垂死之人承受濒死的痛苦，存活之人担起悼亡的哀伤。这些不是人所不愿看见与承受的吗？所以，必须认真看待每个人想要逃离痛苦的渴望，并且从根源将之驱赶。

痛苦虽然完全是我们所不愿的，但我们可以趁痛苦存在时利用它，好让我们在精神上往前进、训练自己不在处于痛苦中时遭受蹂躏，并且趁机扩大我们的无私之爱、悲悯。承受疾病的摧残、残障、背叛、批评，或是各式各样的失败，这并不表示这些事不会影响我们，或者是我们已经永远将之铲除。而是说，它不会影响我们往自由之道前进的脚步。

亚历山大：如何活着逃出存在之恶呢？该怎么面对存在之恶而不躲避在具有危险的确定性中？在这个埋伏地雷的领域里，最好是缄默不言。尤其不借着一些不牢靠的解释或可怕的辩护，将痛苦平常化。我相信上帝是良善的，而我在这世上每一天都看见数不尽的不公不义、教人难以承受的残酷事件。我们与世界上每天所经历的痛苦和不公义，让我强制自己去除投射到上帝的所有一切，也让我不将宗教看做是拐杖或镇痛剂。就慈善来说，泰瑞莎修女可以说是至高的典范，尽管我们不该将她理想化、也不该将达赖喇嘛理想化，或是理想化任何人……但很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抛下自己为上帝贴上的标签，停止站在祂的立场说话。说不定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其实是什么都不懂的。那为什么到处都看到这世界是由交换条件所主宰、到处都看见惩罚与奖赏？以埃克哈特大师的话来说，上帝并不是让我们挤牛奶的牛，我们别丑化了上帝。苦修，是抛下一切，包括我们心理的基模。

总之，跟随耶稣，首要的是全心全意爱上帝、爱邻人，支持他们到底。耶稣自己即是一个典范，他治愈人、减轻他人痛苦，并且让背重担的人得到解放。他从来不探究神对人的方式是否公义，也从来不气馁，更不接受不幸的事。

从哲学上来说，要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一样分辨「形上之恶（世界的不完美）」与「肉体之恶（痛苦）」。疾病、衰老、地震、死亡是悲剧，这些事更显得人类很是脆弱。人从出生开始，即直接遭逢人生的非恒久性与危险。而且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们还遭逢像这位德国哲学家所说的「道德之恶」，也就是恶毒的言行、自私、不公正、穷困、被社会排斥等等千百种能损害灵魂的痛苦。如果我们无法控制因情况造成不可避免的痛苦试炼，我们至少可以减少因自私而来的损害。古罗马新斯多噶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在他的《手册》一书中，要我们好好分别什么是取决于自己的，什么是取决于他人的。要是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争战上，那么又怎么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让自己平静、让世上的不幸与人生的不安都往后退的真正战斗？

关于「如果上帝是良善的，为什么还有恶的存在？」这个问题，它揭露了存在的悲剧、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也揭穿了我的理解力有其极限。要是我开始问自己身为残障是不是上帝所允许？甚至是上帝所希望的？那么我必然会认为自己烂命一条，无法再往前一步。最终，我们要调整的是自己对上帝的观照：祂是个有权势的君王吗？祂是个会制裁人的法官吗？祂会纠正我们错误吗？祂会是个无动于衷的观众，看着我们陷入淤泥中却不出手相救吗？我们必须排除那些丑化上帝的事，以便一一抛离幻象，并将自己沉陷到内在深处。偏见总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仓促解释「业」的观念，有可能陷入不良的命定主义与世界表象之中。在这种表象里，不幸只能在这个没有怜悯、没有宽恕的世界中浪游。总之，存在永远是神秘难解的，是超过我所能理解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必要指谪造物主，也没有必要为祂辩护。在上帝与人之间永远有个认识论的巨大鸿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与上帝在每一刻都能深刻合一。在痛苦面前，长篇大论可说是以恶待人，我们应该实际采取行动、减轻痛苦，为不公不义而奋战，并且克服自私的心理，克服漠不关心的心理，就像教宗方济各所说的一样。

法国女作家玛希雍．穆勒．柯拉尔的《另一位上帝──抱怨、威胁和恩泽》一书中，精采的内容帮助我驱走上帝为超级保护者的想法。渐渐地，我学会毫无理由地爱上帝，就像《约伯书》中所说的一样，不再把上帝看做是我们生命的保证、会消除人生悲剧的实体。上帝的天命不在于成天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或者是当我害怕时能够帮助我。最终，走向另一位上帝，即是走出会计师的意识形态（注：会计行为的道德标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调节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逃出神奇的思想，以便勇于去爱，并不为什么地活着。我并没有和上帝签署一份保险，我和上帝之间纯然是没有利害关系的，祂并不欠我什么，痛苦、不公不义不是上帝该解决的，但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并且要想办法消除这些问题。幸福是上帝的恩泽、上帝的礼物，而并不是上帝亏欠我们的。而且自从不再寻找那造成我痛苦的罪犯时，我整个人就觉得好多了。

克里斯多福：关于利他主义，有两句话对我个人的操练极有帮助。第一句话是小马丁．路德金恩所说的：「我们生命中最紧急、最常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我们必须每天早晚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且应该能够正面回答。然后，克里斯琼．博班也有一句很出色的话：「不管你眼前看见的是谁，这人都是经历过好几次地狱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记得所有人类都在受苦，即使是坐在豪华轿车里的亿万富翁也一样。我们应该以仁慈待人，即使是对那些看来似乎不需要、或是不配的人也一样。

一般而言，我觉得善心应该是我们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接着，我们再来调整自己的意图、期望。我们可以往后退、可以收回，或者是付出更多，但是做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做真正的选择时，还是要回到最初的善心。

如何仁慈对待对难相处的人？

亚历山大：就让我们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吧：「面对一个蠢货，我们哪里来的力量以仁慈对待呢？」因为最困难的是，每天都处在失望、疲惫、误解中……说不定我们该学《金刚经》里不断反复诵念的句子提醒自己不执著于成见，对自己说：「所言蠢货者，即非蠢货，是名蠢货。」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拒绝论断他人，因为我们并不会知道他人心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

我常带着儿子到公共游泳池去。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一个很难搞的人，他一副凶恶的样子，眼神由上而下地打量我们。刚开始，我试着对他微笑，并且试着慷慨对待。但是他突然叫住我说：「蠢蛋，你为什么这样看我？」此后，我只要远远地瞥见他，我就小心提防他，站着但不向他微笑，更不对他说一句仁慈的话。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悲悯来自于一种艺术，完全是公正的，而不做得过多。

面对心怀恨意的人，要以悲悯的态度对待

马修：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很想要对人仁慈，但是当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令人不快、心怀恶意与敌意或不仁慈的人时，我该怎么做？面对海珊或伊斯兰国无人性的暴行，利他主义或是悲悯又该怎么反应？」在佛教的教诲中，经常建议我们别把他人加在我们身上的错误内化为自己的。有人辱骂了佛陀千百次，佛陀最后问了这个人：「如果有人要送个礼物给你，而你拒绝了，那么最后这个礼物应该算是谁的呢？」这人有点窘迫地回答说，礼物应该是属于要送礼者的。佛陀因此下结论说：「你的辱骂，我并不接受，所以这些辱骂归你所有。」

我觉得面对令人不快、粗野、凶恶的人，如果保持仁慈的态度，我就得胜。保持冷静、有礼、对他人开放的态度，就等于是让他的敌意失去作用。就算他不改变态度，我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尊严与内在的平静。要是和他起了冲突，我便落入我为他感到悲叹的错误中。何况，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彼此的态度越显激烈。对方大声对我叫嚣，如果我也提高声量针锋相对，最后总不免导致暴力。

至于在面对像是伊斯兰国，或是奈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组织博科圣地这样的恐怖组织时，我们并不该宽容他们无人性的暴行，而是应该尽一切努力停止他们的恐怖活动。同时，我们应该了解到这些人并不是生来就想要砍人头或残杀村民。是有一些成因和情况导致这样可怕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悲悯之心即是想要医治这些原因，就像医生想要让流行病消声灭迹一样。这即意味着我们要纠正这个世界的不平等、让年轻人有机会受更好的教育、改善女人的社会地位等等，好让这些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沃土不再存在。

某人心里满腔恨意时，我们要以悲悯的态度对待，就像医生面对躁狂的疯子一样。首先要阻止他做出危害大家的事情。不过，医生在医治侵蚀病人精神的病痛时，并不会拿棍子来对待病人，而且也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不让自己落入暴力与恨意之中。要是以恨意回应恨意，那么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克里斯多福：事实上，面对一些有问题的人时，我们为什么很难当个利他主义者、很难怀抱着悲悯之心或对他和善？因为我们生命本身已经面临足够的痛苦，以致我们再也不想去触碰刺人的仙人掌，但是万一这扎人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邻近之人，或是工作的环境中，那么这便造成了问题。往往，我们并不愿意对这样的人好、对他们和善，我们认为他们也该对自己有所表示，做他们该做的事：「每个人都应该踏出他自己的那一步，我不想替他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很高兴他们有了小麻烦，抱持那种很高兴看到别人陷在困难里的心理，心想：「这说不定能教教他该怎么做人处事。」

最后，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状况要很好，才能够走向处于困难中的人。不管这是为了与之对抗（以防落入侵犯），或是为了对其怀抱悲悯（以防自己不受到他人操弄或剥削）。有时候，要是没准备好的话，自己最好别扮演怀着悲悯之心的英雄。我曾建议一些病人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不觉得他们已经准备好去面对它。

亚历山大：为了赢得自由与爱，我们必须辨别是谁拖拉着我们往下坠。这并不是要避开他们，而是当他们出现在附近时，必须加倍地注意。真的有人较容易激起我们的愤怒、害怕或是悲伤情绪。有个朋友对我坦承，他去看自己妈妈的时候，他总是很小心地提防：「这有点像是走近车诺比，等着她的负面情绪向我迎面抛来。」我可以保证，这个儿子其实是很爱他妈妈的……我从他的自知之明中汲取了一项可贵的工具：当有干扰让我不能和人有良好关系时，我要倾听自己内在罗盘提供的方向。在与人相交时，要抛弃那伤及关系的言行，也就是抛离与人相斗之事，将我们的拳击手套放在衣物间里，并且意识到自己在面对某些人时的脆弱。抛下偏见，即是驱散将我们与他人隔离的浓重雾霾，以便真实地面对对方。

哲学传统提供我们了解这种情况的几项工具。在《普罗泰戈拉》一书里，苏格拉底说了这么一句有名的话：「没有人是故意凶恶的。」就这么诊断出了病况：凶恶的情绪主要是出于一个受苦的人，他显然没有平安与喜乐。就此，我们可以从侵略性、暴力中看出这是个警报，是他向外求援的警报。

选择温柔、放弃恨意，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我们谴责他人，只会使事情更恶化，为什么不减省话语，甚至闭口不言呢？苦修，即是不要反应过度，尤其不要加油添醋。我们也要记得，如果一切不能立刻解决，一点也不严重。即使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总是有人宁愿怀抱着怨恨和愤怒而活。有位女性朋友这么对我说：「就算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我都还是怪他不好。」当我建议她抛下一点这样的怒气时，她却对我说自己不是个懦弱的人……不幸的是，有时候我们宁愿死去，也不愿承认自己错了。

我同意克里斯多福所说的，要避免与人争战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从早到晚都得面对一个不断向我挑衅的同事，我该怎么做才能不落入敌意与憎恨中呢？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越是坚持深沉的和平，就越能避开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为了好好地消化与人的冲突，有效的操练是把伤害我们的这个人，看做是被自己缺点所「蒙蔽」的受害者。我们当然不会去责怪一个在路上踩了我们脚的盲人……

马修：苏格拉底「没有人是故意凶恶的」的这句话，可以有很多诠释角度。根据柏拉图的另一段话，苏格拉底指的似乎是缺乏自由意志。他在《普罗泰戈拉》里说：「那些做了丑事与坏事的人都不是故意的。」自由意志是很复杂的问题。有些神经科学家表示，因为我们的行为是一连串的无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控制脑神经运作的过程，所以我们做的就只能是我们所做的。不过，我们对此可以回答说自己有处理个人情绪的能力，有消除自己不受欢迎思维的能力，而且这样长期下来，我们是有能力借由操练，让精神改变性格。

很明显地，有些人有时候是会蓄意伤害他人的。问题在于是否为了伤害而伤害。根据心理学研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媒体和小说都喜欢提及纯粹的恶，许多电影也都会拍摄恶人做些「为了伤害而伤害的事」，并且为自己毫无理由做恶事而感到开心。不过，就像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在他的《恶》书中所指出的，绝对的恶其实是迷思。即使是那些犯下最残酷恶行的人，他也认为自己是在防备以免受到邪恶力量的侵扰。那些起而报仇的人也认为自己有权力以暴力来修补别人对他的伤害。尽管他们对现实的诠释十分反常，至少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为了做坏事而做」，而是为了防备或修补。

根据佛教的说法，绝对的恶并不存在，因为就算是作恶多端的人，内在深处都具有「佛性」，就像落入淤泥里的一小块金块，烂泥永远不会让金块起变化。

那些落入暴力里的人，肯定地表示自己的理由是正当的、他们的权利受到他人的嘲弄。尽管他们所说并非为真，但还是要注意聆听，以避免再度落入暴力之中。亚历山大引用史宾诺莎的话：「不要嘲笑、不要哭泣、不要怨恨，而要了解。」这是第一件要去做的事。二○一一年于挪威犯下大规模杀人案的安德斯．布雷维克，在警官审讯他时主张「聆听他的说法」：必须要问罪犯怎么解释自己所做的事。为了避免恶再度冒出头，重要的是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一开始是怎么发生的。

例如，要是我们观察种族大屠杀是怎么发生的，会发现它几乎总是从视特定一群人为恶魔、把特定一群人去个人化、去人性化开始的。这些人不再是如你我一般，有家庭、有欢乐也有痛苦的人。这些人都成为相似的一群，只把他们看做是登记簿里的一个人名。我们也会对自己加诸于他们的痛苦变得不敏感，并将自己的罪行看做是一种责任，或者是一种对大众的救赎。我们就是这样犯下起先认为不可能犯的丑恶罪行。

克里斯多福：我同意你的说法。苏格拉底想表达的，大概是没有人在本质上是凶恶的……当然，没有人是坏人。不过，我们却可以蓄意当个凶恶的人。事实上有很多骇人的社会新闻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样的残酷是不是有意识的，但却是完全且彻底的。我还记得英国曾经发生一起两名十二岁儿童绑架一名五岁儿童的社会事件，而且残酷地施以刑罚。这涉及心理变态的问题：有部分的人是没有能力感受到同理心的，他们在悲悯方面是残障。我不了解这两名十二岁儿童的成长背景，但显然他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不尊重生命。这个事件特别让我们重视悲悯教育的必要。就这一点，我们不能怪这两名儿童，但是他们对别人而言还是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我们采取的对应措施不能太过天真，除了悲悯教育之外，有时候还得有相应的教育或强制权等等。

马修：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悲悯都不应该被视为弱点、负担或牺牲，而应该看做是最好的选择，即使是在情况最错综复杂的时候也一样，就像这两名完全没有同理心的儿童。这也是保持自己完整性、挺住厄运的最好办法。阿根廷哲学家米盖尔．本纳萨亚曾经在阿根廷监狱中受到酷刑。他跟我说，救了他一命的是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刻，施刑者从来也无法催折他深沉内在的尊严。达赖喇嘛的医师丹增．曲扎，曾经在中国的奴工营中度过二十五年。他对施刑者并无任何好感，不过他没让自己对他们怀抱恨意。在一阵酷刑之后，他几乎总是能找回他的悲悯之心。他告诉自己这些对他施刑的人都是些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们都被洗脑，所以他应该心怀悲悯而不是怨恨。也就是这样的态度救了他的命。他最忧心的就是丢失悲悯之心，因为只有悲悯，他的存在才有意义。

利他主义，及非暴力的勇气

克里斯多福：把自私的人看做是「自我的乞丐」，他们拿着乞讨的碗钵来求人认可或认为他们是有道理的──亚历山大，你提出来的这个比喻真贴切！当你说，我们应该把发怒的人看做是正在对外发出求救的讯号。我们往往把和善当做是软弱，但我认为，其实自大与具有侵略性才是软弱。等到这个社会这样想，就可以说真正有了进步！

亚历山大：我们往往会以虚假的论述让自己躲进自私的人生。谁没说过「好吧，我又不是泰瑞莎修女」「我又不是皮耶神父」这种话？其实这样的人心里隐匿的害怕是：要是我们照顾别人，他们会整个侵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找到一堆这样的谚语，像是：「人人为己，上帝为众生。」，来正当化自己的懦弱。

越对人表现仁慈，越会遭遇危险？

克里斯多福：没错，但不幸的是，有些公司和家庭的座右铭是：越是对人表现仁慈，越会遭遇危险。我有位医生朋友的座右铭是：「要是你跟鲨鱼一起游泳，那么你最好别流血。」对他来说，要是我算和善的人，那是因为我放弃在大学教书的职业生涯，这么一来，我和任何人就没有竞争关系。而他认为自己因为有太多责任，要做到像我这样，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说不定他有其道理？客观来说，在某些圈子里，和善、仁慈并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是大家看重的，更不是为人所了解的。

将仁慈看做软弱的误解，使我想到比利时一位心理治疗师托玛．达森布格，他的《停止当个和善的人，而要当个真实的人》书名对我来说很有问题，即使书的内容很不错我也喜欢这位作者、即使内容回应了部分人的需要，让人了解到不是只有和善能改变世界。我觉得有问题的理由何在？因为他鼓励人以真实的自己来代替和善。不过，对生性害羞、患有社交恐惧症的病人来说，他们因为对人太和善而「被人愚弄」，而且他们认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变得较不和善。我试着向他们解释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以下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要是对人太过和善，你自然而然就会失去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可以对人和善，「同时」具有力量！别丧失了自己和善的态度，但是要更进一步操练自我 ，使其具有力量。

马修：我的意见是，做真正的自己，唯一方法就是做个和善的人。和善与我们没有混乱、没有心灵毒素（例如心怀恶意、自大、嫉妒）的内在状态和谐相处。恶意则会让我们远离真实的自己。柏拉图说：「最快乐的人，是心里没有一丝恶毒心思的人。」

我想再回头谈谈经常让人和软弱挂勾在一起的和善、耐心和非暴力。事实上，和一队准备开枪的士兵比起来，一位赤脚的缅甸和尚其实来得更有勇气。「真理坚固」，这个由印度甘地所推动的非暴力运动，即是意味着「真理的力量」。这运动是甘地为抗议英国殖民政府，在一九三○年发起食盐长征时提出的。当时，甘地离开他的静修处，带着几十名门徒，徒步行走了四百公里直到印度洋岸边。一路上有不少支持者加入他的行列，英国军队也试图阻挡他们前进。虽然民众被英国军队揍了，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以暴力回应，军队最后只好让他们前进，几千人就这样来到了海边。这时，甘地从海滩上拾起一撮盐。这违反了殖民政府的规定，因为他们要求印度人，即使是最穷的印度人，都要缴交盐税，并且不准他们采集食盐。群众仿效甘地的做法，掬起海水以取得食盐。消息一传开来，印度到处都有人仿效此举，当着英国政府的面，掬起海水，蒸干了水取得食盐。好几万人因此被关进监狱里，其中当然也包括甘地。英国总督面对众人的决心，最后还是让了步。他们释放所有囚犯，并且允许印度人自己制盐。这场非暴力的长征是后来印度取得独立的关键。

可惜的是，我们总是倾向于把非暴力看做是懦弱的事。四十年来，达赖喇嘛就不主张以暴力对待中国。他表示：「我们是永远的邻居，必须透过对话找到彼此都同意的解决方案。」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达赖喇嘛人很和善，可是这样并不能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人是不是要诉诸于暴力？是不是要劫持飞机？是不是要诉诸于杀戮以加深彼此的敌意、让中国更加血腥地压制西藏？这只要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例子来看就可以明白。不过，国际法庭从中介入这两个互相残杀的国家，积极调停。

克里斯多福：为了继续谈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影响，我要向各位说明自己对利他主义的立场，是如何受到动摇……我来自一个深深信仰共产主义的家庭。祖父是共产主义活动份子，他带我去参加共产党的节庆，并且买了共产党为儿童办的周刊《英勇》给我。在这本周刊里，有各式各样正面的英雄角色，他们专为周遭的人做好事，像是正义医师、拉汉……我非常喜欢这些英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并没有将我改造为圣人──我当时是个喜欢和人打架的小孩，对人并不一定和善，也并非是个利他主义者！──但是我感觉到他们所代表的价值是正确的。后来，在我是医学院学生时，这些理想人物的典型却因为精神病学、心理分析的信念而让我大大受到撼动。在精神病学的论着中，「利他主义」这个字一向是和「精神官能症」这个字连在一起，也就是「利他的精神官能症」。换句话说，在某人身上，要是其利他主义的表现高过于平均值，那么这个人就是患有精神官能症。因为他在利他行为中寻找的是他人的感激，或者更糟糕的是，他借此掩饰自己虐待癖的心理、自私的倾向……幸好，在听了马修和亚历山大两人的说法，读了你们的书之后，我想自己应该再把利他主义的价值摆在我的治疗当中。也就因为这样，我相信大众的言说影响我们对利他主义的看法，可能使我们重视或贬低利他主义……

如何面对耗尽心力、无能为力、气馁？

马修：我们无私之爱的表现可以是无限的吗？例如，保罗．艾克曼的女儿伊芙，在旧金山一处急难救济中心工作，她每天面对的是一群如果不及时伸出援手，便有死去危险的一群人。救济中心带这些人到安静的地方，帮他们梳洗、刮胡子，给他们干净的衣服和饭，并将他们留住一段时间。不过，两个星期之后，因为经费不足，他们得将这些人再送回街头。伊芙坦承，她最后实在是深感无能为力，因为尽管付出了许多心力，却一点也解决不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对那些在身体上不断遭受痛苦摧残的人该怎么说？对智障儿的父母该怎么说？对希望自己孩子接受安乐死的父母该怎么说？尤其是当解决办法并不容易且非立即的时候，利他主义只能伴以谦逊态度。我们可以建议他人以正念面对痛苦，但是当这痛苦太过尖锐并且见不到尽头时，这样的建议有点来得太轻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建议以外，带着爱心的陪伴是可以带来一些安慰的。流浪汉会感受到自己并非孤单一人，有人诚恳地被他的情况触动，即使对方并不能提供给所有他需要的援助。那些受苦的人、那些处在绝望之中的人、那些正在丧失性命的人，会知道有人真心爱着他们。

要是我们知道自己受的肉体痛苦只会持续一小段时间，即使痛苦很剧烈，还是能够忍受。但是，如果我们并不知道痛苦会持续多久，而且无法控制，那则是不可忍受的。这会破坏我们内在的力量、破坏我们的韧性。运动员很乐于忍受由训练而来的身体痛苦，但是当这痛苦是源自于意外、不在预料之内、没有意义的，这痛是叫人难以忍受的。就像自行车选手在比赛途中摔了一大跤，受了伤，这伤让人难以忍受，因为这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为病人所付出的，总比让他独自面对自己的困境好

克里斯多福：你很有立场提到帮助他人的问题……所有的治疗师心里都要准备好面对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所面对的景况：他们的努力会改善病人的病况，但是病人一离开诊所，他又会陷入原来的情况中。就像是有毒瘾、人格障碍、思觉失调症的人，便经常是这样。当我们主持一个治疗团体时，因为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障碍，便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安慰治疗师并且让他去思考的办法之一，就是告诉他：「你所做的一切并非是没用的；要是你让一名流浪汉在十五天的时间里保持干净，有个温暖的避风港、有人关心，且让他感受到善心与悲悯，即使后来他再回到街头，你也算是让他过了十五天像是个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常常想起卡缪的西西弗斯。因为太过狡猾而受到刑罚，西西弗斯要不断推巨石上山顶，但每一次巨石都会再落到山谷中。从外在来看，西西弗斯的努力是很荒谬的。但是就像卡缪在书中最后所说的：『我们必须想像西西弗斯是快乐的。』」

不提神话，就说说我自己。当我自己因为病人的关系而觉得自己无用时，我会跟自己说，我们为病人所付出的时间、心力，让他可以有点喘息的机会，所有这一切总比让他独自面对自己的困境好，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亚历山大：我很喜欢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他《心灵日记》一书中给我们的建议：他要我们积极完成每一次行动，就好像上帝是为此而创造我们的。他这个建议和禅宗的一个原则是相通的，也就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我们所做的，专注于此时此刻，不分心。

马修：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挫折是不该存在的。菩萨誓愿救众生于苦难，这个誓愿不是一时的，也不是只有几天、几年，而是为生生世世的人。只要有人受苦，他便为众生效力。寂天大师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偈：

乃至有虚空

以及众生住

吾愿往世间

尽除众生苦！

寂天大师最主要的一项优点，即是由悲悯而来的勇气。他的存在，以及于轮回中再回到人间的唯一理由，即是要解救陷在痛苦与无明之中的众生。

克里斯多福：针对这个想法，我有一点要补充。我想有些部门或任务，只能做短暂的几年。例如，在儿童癌症的部门中，我们看着一些儿童死去；治疗师在一段时间以后，必须得离开这个部门一阵子，因为在经常面对这样的痛苦经历之后，他很难调整来付出最好的自己。此外，在治疗师团队之间是非常需要彼此交换经验与互相支援心理的。当我在土鲁斯和生命线协谈志工有所接触时，发现这些志工有时会有一种无力感：他们试图提振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士气，但在挂上电话以后，却不知道对方会去自杀，还是会觉得好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彼此安慰、分享、提供建议……

亚历山大：为了避免耗尽心力，也为了避免治疗师气馁（就像那些面对慢性疾病的人，或是那些一再重复面对痛苦试炼的人），需要快快打造生活的艺术，以避免自己沦陷。首先，要避免心力交瘁，要知道有什么是能真的让我们再度得到滋养的。要是没有静坐冥想、没有祷告，我说不定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几乎是一场战斗，当一切呼唤着你抛下所有逃跑时，不如稍稍让自己放下戒备，让困难过去……这就看每个人是怎么打造自己的生活艺术。这世上并没有典范，也没有带着奇迹的秘方。在我非常绝望时，我很喜欢打电话给状况很好的朋友，他能让我再走回正途：他们和善的倾听、无条件的爱与不随意论断，都帮助我接受自己的伤口，找到力量超越障碍。我一点也不相信「地狱是他人」的这种说法。

马修：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的是：地狱是「自我」！

亚历山大：「凡事只靠自己」的这个概念有些可怕。我们走在精神修练的道路上、从事静坐冥想与祷告，都是为了让我们从世俗中抽身，以便真正地爱他人，让彼此一起有所成长。我们身上有那么多伤口与挫折阻止我们彻彻底底地当自己，并且阻止了自己完完全全地去爱人……摆脱算计、表象，从现在开始即过着更为利他的生活，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一些宗教人士和精神导师的使命，正是让我们沉浸在无条件的爱之海。就这一点而言，我的孩子看我的眼光对我非常有帮助。在他们身边，我学着去爱，而且这让我时时都感到讶异：身为一个残障的父亲，不仅笨手笨脚，而且有千百种脆弱之处……但所有这些阴影都在孩子对我如阳光的爱中扫除殆尽。

等我从韩国归来时，我希望能打造一处退省之地，让人来这里静坐冥想，并具体地帮助残障人士，或者是帮助那些经历痛苦试炼的人。

马修：你所说的正是一位加拿大人尚．瓦尼耶的「方舟社群」所做的事。这个社群在全世界已经有一百多个分支机构，里头有很多志工和残障人士（尤其是智障），像一家人似的生活在一起。

投身在无私之爱中，即是解放「自我」

亚历山大：这样的事真是美好。独自静坐冥想往往有将我们与世界隔断的危险。独自躲在角落里，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却忘了还有许多人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便梦想有一天能创设一个处所，让所有进行精神操练的人能彼此携手合作，团结在一起。幸好，已经有很多像是「方舟社群」这样很棒的先例。在泰国的洛布里寺，也是痛苦之海上的仁善之岛。在曼谷北方约两小时火车车程的地方，洛布里寺收留了三百多名患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病人，寺里的和尚以无限的温柔善心，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些受到病痛摧残的病人。在所有药物都不管用，而病人一一死去时，这些和尚直到最后一刻都以完全的爱对待他们，给他们喝茶、为他们演奏音乐、陪伴他们。艾曼纽尔．达聂写了一部纪实的作品，记录这些具有悲悯精神的英雄。

在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时，有什么比给予处在困境中的人无限人性温暖、无限悲悯，更美好的礼物呢？而且不需要等到他人处在如此悲剧的困境中时，才带来和平、喜乐，以及爱。

投身在无私之爱中，即是逃离监狱，解放「自我」。消灭「自我」并不是件坏事……在想成为圣人以前，我便已经可以花五分钟或更多的时间，来减轻他人的痛苦、为他人服务。为他人付出，已经可以让我们抛离精神官能症，并发现人生喜乐与爱而「工作」。每天早上，我们可以重新许下菩萨所许的愿，避开轮回、帮助那些背着沉重负担的人。我勤恳地做静坐冥想的操练。说到底，精神操练的生活让我学会在无边的痛苦之海中泅泳，并可以伸手帮助其他正沉陷大海中的人。具有大智慧的人可以帮助很多人度过风暴。而这时紧急的是，为那些长久以来就处在争战之中的人，提供一点喘息的机会。

悲悯的操练

马修：在佛教中，有个乍看之下很矛盾但其实是很有力量的操练。我们渐渐意识到，当自己受苦时，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些人所受的痛苦比我们所受的还要深切。于是我们对自己说：与其为自己的痛苦感到气恼，为什么不以爱与悲悯拥抱其他受苦的人？我们总认为自己的麻烦已经足够了，何必再将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身上。然而，事情却是与我们所想的相反。当我们把他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身上，然后再以悲悯的力量转化这痛苦时，这不仅不会让我们自己的痛苦增加，反而会减轻它。

该怎么做这项操练呢？首先从深沉地爱那些受苦的亲朋好友们开始，然后将自己的幸福灌注到他身上，再将他的痛苦扛到我们自己身上。在呼气之时，我们同时把我们的喜乐、幸福与所有清新、明亮的甘露给他。如果他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么我们便可以帮助他脱离痛苦、延长生命。这时我们心里想着「如果他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么这威胁会远离；如果他是贫穷的，那么他会得到所有他想要的；如果他生了病，那么他很快就能恢复健康；如果他过得不快乐，那么他很快便能过得喜乐、幸福。」然后渐渐地，我们将这样的操练蔓延到所有受苦的人身上。

在我们重新吸气时，想像着把这些人的精神与肉体痛苦，包括他们的负面情绪，像一朵乌云似地吸到自己身上来。这朵云从鼻子窜入体内，而且在心上化为无形。不管是在静坐冥想中，或是在日常生活里，这样的操练能随时随地进行。

这样的操练并不是牺牲自己的操练，因为这是一种以悲悯来转化痛苦的操练。我认识一位老和尚，他终其一生到呼出最后一口气，都做这样的操练。在他死前几个小时，他写了一封信给钦哲仁波切，他在信里说：「我把所有人类的痛苦快乐地扛在自己身上，以期大家都能够得到解放；我把自己在这一生所能实践的所有美好与善都献给大家。」

你们能想像，有一天我竟然听到有人说了一句正好和这完全相反地话吗？他说：「当你身上有很多痛苦，在你呼气时，你会把这些痛苦都呼到这个世界上！」我真想对这人说：「你真是让人讨厌啊……」

克里斯多福：没错。虽然这只是象征性的说法，但当一个人这么说时，他等于还污染了空气……当我为自己的病人主持一个正念营时（我的病人都是刚从为期八周的启发课程来的），我让他们做静坐冥想的操练，在一呼一吸里冥想着悲悯与爱：在吸气时，我们吸进他人的痛苦，但我们并不将这痛苦囤积在自己体内，而是以爱的光照来消融它。这有点像是以输送带把痛苦送到爱、情感和温柔的光照下。注意！在这个阶段，我们并不是像厨房里留住油脂的过滤器！我们并不将这痛苦留在自己身上，而是在这痛苦上加入我们的爱，然后释放这痛苦。参加的人就此在身体里了解到悲悯的真正性质，以及我们从来不是独自受苦，而且我们总是能分担别人的痛，虽然不见得能够找得到解决办法，也无法将之消弭，但是我们可以为对方付出爱。当我们以呼吸来连结痛苦时，这是很强烈、很能抚慰人心的。当然，我们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痛苦，对自己怀着善心与悲悯。

对自己怀着悲悯

马修：刚开始，在认识一些心理学专家之前，如：保罗．吉尔贝和克里斯丹．奈夫，当我听到对自己怀着悲悯的这个概念，我以为这是出于自恋的悲悯。但我错了。我也低估了许多人在听到对他人怀着悲悯时很是痛苦这件事，因为他们自己即处在极深的痛苦之中。在听说下述这项数据时，我很惊愕：在西欧，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青少年有自残行为（尤其是女生），其中大部分的青少年都经历了受到创伤的童年。我这时才意识到爱他人的能力，和爱自己的能力是连结在一起的，而且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是很难对他人怀着爱与悲悯的。我也读到美国心理学家克里斯丹．奈夫的相关著作。他指出：对自己怀着悲悯具有许多好处，而且它不见得是伴随着自恋的。

与自己和解，才能走向别人

怎么将对自己悲悯的这个概念，和佛教中所谓的悲悯连结起来？对自己悲悯必须回应下述这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地对自己好？」于是我们关注该怎么减轻自己痛苦的这个问题，一旦跨过这一步，我们会比较容易对自己说：「其他人也和我处在同样的处境中，所以他们如果也能够能减轻自己的痛苦就好了。」

那些因鄙视、恨恶自己而受苦的人，应该意识到自己也一样值得别人的爱，意识到在他们自己身上隐藏着转变的可能、他们有一天也能尝到内在的平静、他们的痛苦不是不可抗拒的。与自己和解是走向别人不可少的一步。

克里斯多福：没错，我们所传达的讯息能被人了解是很重要的。我们谈了很多利他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有很多人连与自己和解的这第一步都还没跨过去。对他们来说，利他主义不但是不可能，而且还会压垮他们。像你自己以前一样，有很多人对于「对自己怀着悲悯」这个概念怀抱戒心，他们会说：「这不是让人变得更加自恋的东西吗？」接下来，在经过思考，与理论家、有经验的人和治疗师谈过以后，我们认识到其实对自己怀着悲悯即是尊重自己。我们经常对自己的病人说：「要尊重你自己，就好像你尊重最好的朋友一样。」当朋友经历挫败时，你不会对他说：「你本来就是无能。」而会对他说：「让我们一起来反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心理治疗中，我们很常见到对自己很暴力的人。同样地，对自己怀抱悲悯时，很重要的是意识到痛苦为人生之常。当我们受苦时，身边也围绕着一堆受苦的人。但这意思并不是说：「有别人比你更痛苦，」也不是说：「不是只有你在受苦」；我们也不寻求阻止痛苦的存在。目标是在于了解痛苦是人类共通的经验，以致当自己受苦时，知道自己并非独自一人，也不是不正常。

也就因为这样，自从我担任精神科医师以来，一直有个信念，就是在群体治疗中我们能做得更好。在巴黎圣丹医院，在我工作的单位里，我们尽可能地多做团体治疗：我总是见到许多人受恐慌症、抑郁症、强迫症所苦，他们本来总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承受这种奇怪的病症，或是认为自己是治不好的……简单说来，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孤独的、是不正常的。在我们的团体治疗中，每个人分别诉说自己的故事，才发现原来痛苦是普遍存在的，受苦并不是耻辱，也非无能，而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

亚历山大：抛开自己

── 让自己拥有能被他人所感动的能力。当我们在这世上过着痛苦的日子，我们有护卫自己的危险，甚至是与他人隔断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模仿生活中没有路线图的佛陀或耶稣基督，在自己的时间中规划出一段时间，对外在的世界敞开心，与他人建立关系。

── 当个慷慨的人，但是不要让自己一心只想取悦他人：这一点能让我们发现内在的自由。如果我们只听令于「自我」、如果我们只顺从别人的闲话，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呢？我们要从取悦他人的欲望跨越到纯粹之爱，不讲目的也不谈为什么地爱，并且立刻实践利他的行为。

── 将对亲朋好友的爱扩及为对全人类的爱：有一种生命是「借由」他人而来，这也就是依附于他人、想取悦他人的欲望；还有另一种生命是「为了」他人，这也就是没有私下算计的自由，而快乐地为他人付出。耶稣的话这句话让人深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马修：我们可以无条件地付出善心来对待别人

── 不要自己吓自己，以为没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超过我们所能。永远不要认为「别人的痛苦不干我的事」。

── 不要指责自己没做超过能力的事，但要怪自己在能采取行动时却移开了目光。

── 仁慈和悲悯是可以培养的，就像我们可以培养体能与心智能力一样。

── 我们天生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仁慈，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将这仁慈扩及到更广大的人群。

克里斯多福：仁慈的正确用法

── 永远别忘记对自己仁慈！这有助于我们以仁慈待人。

── 当我们心怀仁慈、温柔、善心时，请观察自己内心与身体的状态；在相反处境下，则观察我们在冲突当中所感受到的。我们的身体总是不时地提醒自己这项明显的事实：「在冲突中时，我们总是受痛苦；在心怀温柔和仁慈时，我们则是平静而快乐的。」

── 也给自己放弃的权力！当我们感觉自己做不到仁慈时，不要勉强自己做到完美。「尽自己的能力做到好，如果这事太困难就算了，不要勉强自己。先保护好自己，只要别让自己落入了恶意、侵略性当中。说不定这么做的时候还未到，说不定对你来说是太难了，或者说不定不管对谁来说都太难了。」有时候，我们会封闭在可怕的情形之中──不管是在家庭里或是在工作场合中。脱身是无法从仁慈、从爱做起的，而是要从逃逸、摆脱一切以拯救自己的性命着手。我真心地认为，有些时候我们并不够强大，无法长期对人付出仁慈之心。

克里斯多福：这个主题让我着迷，因为我感觉自己不管是做为一个人，或是做为一位治疗师都在这个领域里学得了很多东西。我们西方人处事的逻辑，即是累积各种事物的逻辑，累积财富、累积知识，甚至累积人脉，累积得超过真正的需求；这种累积的逻辑在这里便遇上了去除累积、过得简省的逻辑。

「智者即是：不要问那多过于你的，但要力求那少于你的。」我在阅读中偶尔读到的这个句子让我深思：要当个智者，往往是要往「少」的方向走、往去除累积的方向走，往超脱的方向走……

第欧根尼症候群（囤积症）

克里斯多福：在我这一行，所有病人都让我有所触动。不过，其中特别是「囤积症」的病人让我心有所感，也特别觉得不解。患有这种强迫症的病人，他们什么都不丢，什么都留下来──报纸、纸板、空瓶子、用完的卫生纸卷筒、旧衣服等等。我们有时把这种症状称之为「第欧根尼症候群」……这样的人常常会受到邻居的抱怨，因为他们把自己屋前的花园变成了储存空罐头的仓库，即便他们住在小公寓里也照样囤积。我为这样的病人做行为治疗，所以有时会到病人家里去：我看到他们的住处变成了囤积场，报纸、空鞋盒一叠叠地堆到天花板。

马修：把囤积症命名为「第欧根尼症候群」真是奇怪。第欧根尼其实是个鄙视物质财产的人，据说他在雅典时是睡在一只放在地上的瓮里。

克里斯多福：没错，这是有点不合逻辑。因为第欧根尼几乎像个流浪汉，并不会囤积许多东西……无论如何，这些患有囤积症的病人受了很多苦，因此，总是让我思考下面这个问题：「他们处在这种极端的状态里，而你呢？你不也是一只脚踩进同样的困境吗？」因为我自己并不是除去累积物品的好典范！我不喜欢丢弃东西，总是用借口、正当理由来解释，譬如我的父母亲就很喜欢囤积东西，他们是「万一需要用到」的信徒，想到的总是「我不想丢掉这条绳子，有一天总会派上用场」，或是「我们会用得上这些旧报纸的，像是万一汽车底下漏油」。我总觉得囤积这件事有点让他们头大，也妨碍了他们的人生，囤积下来的东西并没有真的帮了什么大忙；但我自己的做法跟他们并没有不同，对我所爱的东西也一样都是不停囤积，像是我的书，我几乎不可能与它们分离。也无法丢弃泛黄的旧礼物，因为那是别人送我的。更完全没办法丢弃女儿小时候的玩具，还有她们的涂鸦作品──我太太知道她只能背着我丢掉这些东西……

一般而言，丢掉那些我们在情感上有所依恋的东西是件痛苦的事。在我父亲去世时，我还记得帮母亲收拾家里东西的那段时光。那是件很困难的事，对我是如此，对她更是这样，因为她认为抛弃的是人生中的一段光阴。归根结柢，我们为什么如此眷恋过去的回忆和物品呢？当然，回忆过去物品，给了我们与自己一致的感觉，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暸解我们从何处而来。但是如果我们好好想想，会发现这些回忆与物品窃取了空间，随着时间变得笨重，而且并没有滋养我们。囤积物品迟早会让我们觉得不再好过。

在看到周遭那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依恋后，我感觉自己并非独自一人遇到这样的困难。像是有人满脑子只想着拍照，不管是在家庭聚会或旅行中，有越来越多人忙着捕捉影像，而非真正参加聚会或认真看风景。这么做，最后结果会如何呢？他们收集许多照片存在电脑里，然后任凭这些影像死去，因为我们通常只会挑选少数几张后，印在纸上。

想与多数人保持连系，也算是一种囤积的毛病

在社会网络中，想要与多数人保持连系、寄送千百则简讯或照片的这种念头，其实也算是一种囤积的毛病。对组成人生的一切细节都不想丢弃，什么也不想遗漏。我们这个时代明显与上一个时代不同。在上一代，不管是人之间或与物品之间的连系，虽然渐为稀少，但是关系却较为紧密。我们活在一个毒性极强、极为恶毒的社会中，因为它鼓动我们去购买、拥有、囤积，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它又鼓动我们丢弃。但这又不是为了我们好，而是为了让出位置好购买别的东西，因为前一样物品已经退流行。这真是邪恶！因为消费社会注意到我们都需要减少物品，让自己变轻盈，但它却趁机将这种减少化为重新购买的新动力。

在心理治疗的世界中，我也感觉自己都是把重心放在「增多不足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于没有生命活力的消沉者，我们该怎么赋予生命活力呢？对于难以适应社会的羞怯者，我们该怎么让他更放得开呢？对于无法调节自己情绪的超级敏感者，我们该怎么让他学着调整情绪呢？对于有毒瘾的人，我们该怎么教他控制自己呢？……静坐冥想的操练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可以鼓励他人往「减少」的方向去，也就是减少反复思虑、减少思维、依恋和控制的欲望等等。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但它不管是在治疗中，或是我的个人生活中都极有助益。

我办公室桌上有本埃克哈特大师谈安慰的书。我把书带来了，想为大家读一读其中谈「舍去」的迷人片段：「如果上帝愿意提供我所希冀的，我就拥有它，并且因此觉得满足。如果上帝不愿意给我，便接受上帝这神圣意志对我所希冀之物的剥夺。我所接受的便是这剥夺。」我也抄了一段罗马帝国时期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所写的一段话：「清空一切，以便得以满足；学习不去爱，以便学习去爱；转过头去，以便你能再转头。简单说，所有能够容纳承受的事物，它都是赤裸而空虚的。」

亚历山大：听你这一番话，我几乎想就此闭口不言。在「舍去一切」这个主题上，我还是个初学者，常常在这个领域里跌跤。不久之前，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我关闭了自己的脸书。出乎意料的是，我并没有为此太难受。相反地，我感觉自己摆脱了脸书成瘾的症头，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我更有力量尝试放弃其他方面更严重的依恋。不过，就这个主题，我真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一次在「禅与福音」的退省中，我初次发现「舍去」能带给人快乐。几个星期的退省，主要都在研读《金刚经》和《福音书》，这是我一生最美妙的时刻之一，它彻底改变了我。我们每天从清晨起静坐冥想六个小时，冥想着《金刚经》中的一小段经文。晚上的弥撒，简朴而纯净，将我带到有如初生时的隐密境地。我每一次都感受到无尽的感激之情，打从内心深处找到力量，以认可我们存在悲剧的事实，并且接纳日常中的千百种礼物。然后，我回到房里休息一整夜。在这时候，我没想到苦修会让我感到快乐满足：因为我只带了极少的用品，所以回到房间以后一边洗澡一边洗衣服。在洗衣服时，我感到无边的快乐，对那些每天接待我们的人怀抱着无限的感激之情。就好像压低自己的各种需求，反而在这时浮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一种深沉而没有原因的快乐。虽然这显得很蠢，但是有一次我竟然在浴室里感谢我的身体、感谢洗脸盆、厕所和我的衣服，感谢所有这些为我服务的事物，就好像是第一次发现这些在匆忙中常视而不见的日用物品。我双手双脚趴在浴室里淋浴时，了解到快乐即是接受存在的一切，并且我的祈祷可以说只简化为两个主要的字：「好」和「谢谢」。

向他人开放，与超脱他人

亚历山大：是谁让我们以为，为了过得快乐就必须填补所有的匮乏？相反地，我认为在人生高低潮中，虽然处于匮乏、受到剥夺，我们还是有可能感受到深沉喜乐的。要是我需要我的汽车、我的电脑、要是我紧紧巴着社群网络不放，迟早是会为此受苦的。再说，我们和这些东西的连系更为复杂、更不直接。老实说，我可以锁定自己对事物的依恋，并且意识到此依恋让我无法变得轻盈。克里斯多福，刚刚听了你的说法后，我开始了解到在我紧紧巴着电子邮件与简讯不放的背后，潜藏着我没有安全感的心。就好像和许多朋友紧密地保持联络，是能保护我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谴责从这个受伤之心深深涌出的欲望，而要带着善心接待它，但不成为它的奴隶。不过，自从我和你们在一起，已经有两、三个朋友写简讯问我：「你为什么不回电子邮件？你是死了吗？」他们给我的这个压力，虽然是出于善意，却无法帮我摆脱对于事物的依恋。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是，另外一种和他人的连系，而且这种连系更为深沉、更为自由。为什么以思念的深浅来评量爱呢？是什么样的误解让我们以为某人越是想念我们，就越表示他爱我们？史宾诺莎以一个简单且透彻的问题迫人深思：「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以爱做为连系的？」那深深能帮助我的是，即使在痛苦试炼中，我看见妻子、孩子、朋友、导师都陪在身边。他们从来不会论断我。这样的安慰，是物质所不能提供的。

进步，说不定来自于看见「简单」的幸福，以及我们往「减少」的方向走去。这涉及的是沉陷到内在深处以治愈自己。囤积、累积、堆积、取得，是一条不通的路。往往，当我起了贪婪之心，我会问自己：「此时此地，我真正欠缺的到底是什么？」说来，其实什么也不缺！这么一想会让我立刻平静下来，而且乍然见到此时此刻的富足。这个当下，我其实什么也不缺，然而一旦想像力开始启动，我却活在折磨与依赖里……所以有必要在日间做退省，回到那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不匮乏状态。

为了少受一点痛苦，我们总倾向于护卫自己，但这却会让我们有变得冷漠的危险。我们需要有许多勇气，以舍去那护卫我们的盔甲与无用的保护层。当我初到南韩时，经历了孤独的日子。在那里，我并没有很多朋友……有位和尚在我办理行政庶务时帮了很多忙。有天他要离开的时候，很直接了当地对我说：「我不会主动跟你联络；要是你需要我，就请打电话给我。我不是那种随时跟他人保持联络的人。」当我们整个人投入精神生活中，很容易就和他人保持距离。但是，不依恋他人和对他人冷漠是两回事。在他人和我之间并不是架着藩篱，而应该说是我舍去了自己，丢弃一种相对应于「自我」的自由。要是我静坐冥想或退居到一个角落里、要是我不做具体的行动而只等着平静来到，那么我必然会迷失。所以，友谊和真正的与人相交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队友，要一起往幸福的道路走去。

克里斯多福，因为你的关系，我了解到摆脱一切是要从很具体的行动开始，像是摆脱一切无用的事物。我们是因为一位朋友的关系到南韩去的。有天他到我家来，看见家里到处都堆著书，便很和善地提醒我，有这些书堆当背景，我家里的气氛不是太有禅味，我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太有禅味。他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我希望到南韩去，让我们每天都活在精神操练中，但是我太太不愿意。」突然，我听到妻子的声音在背后响起：「谁跟你说我反对这么做的？」几个礼拜后，我们就把衣物装箱，搬到了首尔。

促动我前往这个「早晨清爽宜人的国度」的，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醒悟。在准备出发时，我不得不舍弃我的书。这时，我意识到把这些书送人让我感觉很快乐，比我到书店去购买刚出版的新书还快乐。我打了一通电话到监狱里，告诉他们我有一堆书可以送他们。我很快乐地将这些书送到瑞士洛桑的监狱去。一想到会有犯人读到埃克哈特大师与史宾诺莎的书，我就非常开心……简单来说，抛下俗世物质、虚假连系，慷慨地将其送给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好好地学习使用垃圾桶这个工具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在我看来，丢掉、抛弃这种动作，具有死亡与害怕的特性，因此让我们总是倾向于把东西留下来……在今日，精神操练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什么都不缺。物质并不能满足我们最内在的渴望。例如，我的书桌上摆满了孩子的涂鸦，而我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去欣赏这些涂鸦。不久前我试着整理我的书桌，我 一张张仔细看这些涂鸦，然后丢掉它们。这就像是每天看着我的孩子长大，无时无刻不在生生灭灭之中；就像本来还是婴儿的奥古斯丹现在已经是个小男孩了，他今天还对着我微笑。我的三个孩子时时刻刻都有不同面貌。

满足于简朴生活

马修：我们所说的，当然并不涉及那些活在穷困至极情况中的人。我们每人都需要有个可以遮风蔽雨的住处、足够的食物、舒适的生活，好让我们保持健康。我们需要尽最大的力量来帮助这些为数众多的穷困之人，弭平社会的不平等、济助穷人，这些才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最主要的功课。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我们有必要摆脱无用的东西。我承认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走上了出家之途，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更没有汽车。我选择了一种可以随时抛下一切，走到世界另一头的生活方式，不必尽家庭责任，也没有需要我对他们负责任的同事。

这也就是说，匮乏与受到剥夺的概念是相对的。有十三年的时间，我随着到处去的导师钦哲仁波切而居，总是席地而睡，睡在他的房间里。早上，我收拾起睡袋，把它和牙刷、毛巾、一些杂物收在一个袋子里。一九九一年，在钦哲仁波切去世后，我睡在他房间旁的一间耳房地毯上。早上，我把自己的东西收在储藏室里。两、三年之后，有人问我：「你不要一间房间吗？」我接受了。有个房间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我从来不把我原先睡耳房的情形视为匮乏。相反地，那时我心里只高兴我能有这么好的机会，陪在钦哲仁波切身边过日子，享受他的陪伴、接受他的教诲。

我直到今天都还睡在同一个睡袋里。这只睡袋里的填料早已掉光了，实在没什么好特别眷恋，但只要它还能用，冬天还能保暖，那么我就不觉得有换掉它的必要。

问题出在于我们对物品的眷恋

眷恋物品会使生活变得复杂。有一天，在一场演讲结束后举办了签书会，我手中不知何时握着一支万宝龙原子笔。我找了一会儿笔的主人……但都没人来要回这支笔，所以我把它留了下来。问题是，我常常会弄丢笔。通常，弄丢笔一点也不是问题，但这支可是名笔，弄丢了它未免太可惜！结果，我把它好好收在抽屉里，它对我成了一支无用的笔，我最好是把它送人。但是送人一支只有百分之五是原子笔，另外百分之九十五是无用的名牌眷恋，是好事吗？

这并不是物品、人或是现象本身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于我们对这些的眷恋。一位印度教大师曾说：「并不是现象奴役了你，而是你对它的眷恋。」有个故事叙述一位和尚非常眷恋他的钵，他死后化为一条蛇盘绕在这只钵上，不准任何人接近它。因此，舍去一切并不是有钱或是贫穷的问题，而是看我们有多眷恋自己所拥有的事物。即使是最有钱的人，要是不眷恋自己的财富，能与别人共同享受财富，他就不是金钱的奴隶。

很不可思议的是，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囤积了东西。在尼泊尔的雪谦寺，我有一间不到一坪的小房间，在山上还有一个略比雪谦寺房间小一点的住处。在这两间房里都有个祭台，上面放着一些书和几尊小雕像，祭台下面则是小小的储物空间。在这两个地方，我还是囤积了不少我用不到的东西。于是，每年一次，我都会掏出所有的衣服，把我有两、三件一样的衣服送一、两件给人。在我工作的寺庙里，我很高兴地把一些老旧的文件拿去厨房的灶里烧掉。

今天，我们在富有的国家里谈金融危机，但它往往涉及的是「多余无用」的危机。要是每个人都满足于只填补自己的基本需求，我们是不会有金融危机的。在纽约，我曾经看到一条排了五百多公尺的人龙，有好几百人在街上耐心地排队等候。我对此很不解，便问了他们在排什么。他们回答我：「我们排队买名牌围巾。它平常卖五百美金，但今天只卖三百美金。」

我不禁想到，在同一时间，尼泊尔的妇女都得在街上排长长的队伍，以取得几公升的煤油好煮饭给孩子吃。显然，金融「危机」对不同的人来说，面貌是不相同的！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因为贫富不均加剧而受苦，大部分的人活在贫困中，没有基本的舒适生活可言。

西藏有句俗谚：「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是手心里握着一座宝库。」真正富有的人是不会贪图无用之物的。那些生活在富裕中，却一直想要拥有更多的人是贫穷的。以为自己只要拥有越多东西就越能满足，这只是在欺骗自己；这就好像我们喝着咸水时，以为只要越喝越多，我们就不会再感到口渴。

在西藏，有人说真正的隐士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最后留下的只有他的足迹。在这个消费社会里，我们不断地囤积再囤积，总是想把东西留在自己身上。我亲爱的母亲曾对我说，我们这个文明是「向心」的文明，因为我们总是想把更多东西吸引到自己身边。还好，在传统的东方文明中还是有许多「离心」文明的例子。我在西藏认识一位比丘尼，每次有人送她礼物时她都会回答：「谢谢！我可以将这礼物献给佛、送给穷人！」

不眷恋的自由

马修：不眷恋并不表示爱他人爱得少一点。相反地，我们因而更能好好地爱他人，因为在接受他们爱的同时，我们比较不会操心要回报多少，也能如他们所是的样子去爱，而不是透过会变形的「自我」凹透镜去爱他们。与其焦虑地等待他人满足自己，还不如让自己的爱在他人身上激发出相互的情感。

我比较喜欢「不眷恋」这个词，远甚于「舍去」。因为前者指不「黏附」在东西之上，后者则有痛苦舍弃之意。不眷恋的意思是好好珍惜他人与当下情况，但是不将它们紧紧抓在手中，不以我们强要拥有的欲望「黏附」着它们。

不眷恋，也是不外显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惧怕。藏传佛教中有一种说法是：「唯一的一种滋味」。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再区分芥末和草莓之间的不同滋味，更不表示一切都变得无滋无味，而是指在任何境地下都可以保留内在平和的心境，不管是处在热络或冷漠的环境、不管我们过得自在不自在、不管他们说了让人高兴或是不愉快的话。一旦内心有了这样的平和心境，我们就像是一艘非常平稳的船。即使狂风席卷而来，也不会让我们倾覆。在动荡中，也总能很快恢复平稳。

至于内在的简朴，这是精神操练中最重要的德行之一。不同于常让最简单的事变复杂的反复思虑、希望和惧怕，简朴和内在的自由是并行不悖的。在西藏文里，「简朴」在它最深沉的意思中，指的是在精神中休息，从一切精神的造作中得到自由。

克里斯多福：不过在「舍去」的过程中，不管理论上怎么说，我们总是会相对地失去舒适的生活。住在一间面朝美丽风景的大房间里，总比住在面朝墙壁或停车场的小房间来得舒适……即使我们知道重点并不在这里，但舒适一开始是有帮助的，要是它成了主要的价值，便会渐渐地成为障碍。

马修：我倒是不认为「舍去」会让我们过得比较不舒适，尤其是和将东西过分地占为已有比起来，我反而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快乐的简朴人生。克里斯多福，你所提的情形不只是不舒适而已。住在面朝墙壁的小房间，并不能说是舍去一切，而可以说是不利于我们的舒适生活，除非我们的内在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我所谓的舍去一切，并不意味着要让自己处在悲惨的境地，而是摆脱无用的、多余的长物。这些就像是蛋糕上的奶油，份量越少对我们的健康就越好。

顶果钦哲仁波切曾提到拥有太多东西是痛苦的。要是你有一匹马，你会因此而痛苦──要给马一个遮风蔽雨的棚子、要喂养马粮食、要维护牠的健康，万一牠死了会感到悲伤等等。要是你有一栋房子，也会因这栋房子而受苦──要缴交房屋税、要修理和打扫，以及担心火灾、水灾等等。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问题就越多，因这些东西而来的痛苦也就越多。

我可以提一个出人意表的例子，就是有位非常富有的人自愿地让自己的人生过得简朴。这个富人就是eBay的创办人皮耶．欧米迪亚。有一天，他对自己的投资客说：「别再投资我这里了，我的钱已经够用了。」他和妻子共同创办了一个基金会，帮助成千上万的印度妇女以及许多其他人。我对他的故事很感兴趣，和达赖喇嘛在温哥华举办圆桌大会时第一次认识了他。后来我们在巴黎又相见，他是搭地铁来的。他的母亲说：「你常到巴黎，总可以帮自己买辆车子吧！」他便去看了汽车大展。展场上有各式各样的名牌车，他在展场里兜了一圈，然后对自己说：「我可以把全部的车子买下来，但我真的需要一辆车吗？不需要。」于是，他又搭着地铁离开了。

亚历山大：这个故事太棒了！

马修：我还可以提另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已经去世的杰哈．高德。他是佛教的大施主，资助了许多慈善团体，曾经过了九年的退省生活。他很有钱，但是生活很简朴，穿着也非常朴实；有一天他在门廊下躲雨，伸出手确认是不是还在下雨，刚好有人路过，对方看他的样子，还给了他一块钱。

减轻负荷能让人平静

马修：事实上，「舍去」并不是一种剥夺，而是一种自由。乍看之下，「舍去」并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不过想像一下，你人在爬山，身上揹的背包显得非常沉重。休息时打开背包一看，发现原来行囊中被人偷偷装入了石头。你丢弃这些石头，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只会让日子过得更简单。真正的「舍去」，就是这样。我们只要区别在生活中，什么是让我们能得到深沉满足的东西，什么是只会带来问题的东西。

「舍去」，就是和不断制造我们痛苦的事物做个了结

如果有位嗜酒的父亲，为了孩子好而决定戒酒，这虽然是难事，但我们不能说父亲的身分因此受到减损。「舍去」并不意味着要剥夺让人感到高兴、幸福的事物。这是很荒谬的。「舍去」指的是，和那不断制造我们痛苦的事物做个了结。因为每个人都为某种成瘾而受苦，所以就让我们忘记虚假的欣喜和幸福吧！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有欲望，就拥抱那能让我们充分发展自我的欲望吧！

整天为自己是否受到赞赏或遭到批评而伤神，整天为自己是否出名或没没无名而烦恼、整天为自己是否有钱或有权而担忧，等于是剥夺了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时间、精力、健康，甚至是我们的人生。古罗马时代的哲学家塞内卡曾说：「并不是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太多。」别以为我们所追寻的这些虚幻之物会让我们在生命中有所赢取，其实反而是会让我们丧失生命的。有许多事物与活动是我们可以舍去以便过更好的生活，这也可以让我们少把精力花费在多余而无用的事物上。就像庄子所说的：「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也就是说，通达生命实情，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不眷恋，会带来真正自由的快乐滋味。

「舍去」，也是从不断萦绕着我们精神的飘忽思想中解脱出来。这即是把反复思虑、希望和惧怕都抛在脑后，与这些总是长时间充塞在我们脑中，且常会损及爱、悲悯和内在平静的事物做个了结。

克里斯多福：西藏文里有没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字，可以指称这个「舍去」的行为？因为在法文中，「舍去」「抛弃」都有点负面。

马修：在西藏文中，我们通常翻译为「舍去」的，其实都带有「决心解放自己」的意思。这是一股强烈的决心，要从轮回的痛苦之海中解脱。因此，把那使我们变得沉重而陷落到这痛苦之海中的重负抛在身后，即能变得轻松。放下重负之后的结果，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快乐的简朴之中。这也就是皮耶．拉比所谓「快乐的简朴」。

日常生活中的「舍去」

克里斯多福：很难只靠着理解力就做到「舍去」，我们需要具体地去做这件事。

例如，退省对此即非常有帮助：我们在退省时，不能打电话、传简讯、看书、看电视等等。所有这些外在事物、日常小确幸都受到剥夺。我们沉浸在寺庙的氛围里，和那些选择舍去的人彼此影响。他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舍去」了什么，就像是水中的游鱼，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水中。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便会学到「舍去」宝贵的一课。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助益的操练，就是禁食。我曾经做过，它和「舍去」这个观念很有关联：我们意识到一段时间不进食是可能的，这并不会将我们至于危险境地，也不会让我们受苦，反而会让我们对食物有辨别力──我们能区别真正的饥饿和渴望吃东西（因为东西闻起来很香、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因为我们很爱吃）之间的不同。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种减轻负荷与舍去的实验场，它所带来的效果远超过禁食这件事。

我很希望听到你们两位谈谈分别针对这个主题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我想「舍去」是有一套方法的，我需要──我想读者也像我一样──你们多说一些，因为你们两位在这方面是走在我前面的。

亚历山大：去南韩以前，我发现自己逐渐累积了千百种物品。于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省察：问自己为什么如此眷恋这些玩意？这些东西怎么对我变得有价值？从前，我的父母总是不断地在耳边说，要我整理自己的房间。现在，因为禅修，我了解到一个堆满东西的环境会污损我们的精神，使它分心。同样地，我现在总会把家里所有没用的东西清空。这做法很简单，只把我真正用得到的东西放进家里。我甚至要求自己只在床头放一本书。清理时，要从问自己这个问题开始：「什么是最重要的？」

从此以后，这几乎像是一场游戏。上街买东西时，我会问自己打算买的这件衣服是否真的是我需要的，或者只是依随我的消费冲动？最新上市的电脑吸引我，但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说真的，把东西给人，能让你得到自由。

有一天，我妻子很和善地提醒我，说我处理掉的书多半都是口袋书，而不是大开本的书。她对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操练，那么就从你那些十六世纪法国诗人组成的七星诗社书籍开始处理掉吧……」她向我表明了，只有怀着念头是不够的，还需要具体的行动。她这番真心话惹得我笑了。

在首尔，我有时会和孩子们一起做一项小小的精神操练。我们走进大超市，以谁会空着手走出超市做为挑战。苏格拉底在市集里闲逛时，总是很高兴地数着货架上有多少东西都是他用不着的。

马修：我曾听达赖喇嘛说，他这辈子只去过两次超级市场。每一次，他都在里头绕一圈，看看各式各样的物品，心想：「啊！我可以买这个」，但他后来总会意识到他根本不需要这东西，于是又两手空空地出来。

亚历山大：为什么不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那些吸引我们的东西呢？我一走入商店，耳中就听到一个像是警示讯号一样的细小声音，这声音会立刻阻止我买东西。我抗拒了那个让我们以为拥有才是幸福的想法，而我们是有千百种方法可以避开这些物质引诱的。例如在操练当中要观察、凝视，尤其要找到喜乐的所在。随时留意他人，会让我们有所进步。就像在收银台前，要让一位走路有困难的老太太先行通过。随时留意他人也能解放我们。引导我们迈向超脱之道的，并不是剥夺、挫败，也不是匮乏，而是喜乐与充实完满之感。帮助我将东西送给人、帮助我舍去的，是让自己彻底地享受人生，譬如，让自己有时间多读书，书本就在床头柜上等着我。矛盾的是，舍去反而让我们学得喜乐，习得往前进步。

听了两位的说法，也让我想到美国作家梭罗抛下的这个挑战：「简单化、简单化、简单化。」他这个座右铭是我每天生活的罗盘。只把生活放在重点上、舍去无用之物、维系人际关系的平稳，这些在在都是操练，也是苦修。这涉及的不是欺骗自己，而是诚挚地看待心中真实的需求。就让我们一样一样打破眷恋，以奔向自由之境。就如同圣十字若望所说的：「一只鸟的脚上可以系着金线，但金线这个小小的连系并不能阻止小鸟飞翔……」

克里斯多福：把到超市走一圈当做是精神操练！有时候，我也会建议有冲动购物倾向的病人这么做。我们把这称为「暴露与反应预防法」，也就是说，将病人暴露在能引发病态反应的环境下，然后帮助他不反应。我们陪着病人一起到商店去，让他在所有想买的物品前深深吸一口气，然后什么也不买，空手走出商店，让心里带着好好完成了一件工作的感觉。这个练习必须重复做好几次！因为我们往往被广告和这个消费社会牵着鼻子走。

诵念咒语：「我什么也不需要！」

马修：我还记得有一天，在我隐修的地方，我对自己说：「如果有位仙子要我许三个愿望，说他要给我三样东西，我会许什么愿呢？」因为我隐修之处是很狭隘的，我能许的愿也非常受限：那里放不下一台高传真音响设备，也摆不了大萤幕的电脑。我只有个祭台，上面放了几尊雕像，和二十几本书，以及几件衣服和几样有用的东西。不一会儿，我笑了开来，因为我没有什么可向这仙子要的！再添东西对我只是增加无用之物，而不是恩惠。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咒语，在我们诵念几十遍后，会让肩头轻松起来：「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什么也不需要！」

西藏有位大师敦珠仁波切曾说，我们有了一样东西时，常常就会希冀有两样东西，这即开启了恶之门。一当我们无法满足于基本需要，欲望就会源源不绝地来。这时整个世界都无法满足你。我还记得一部在飞机上看的电影：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设下陷阱，成功地从银行诈骗几千万美金等等的。最后，那个女人智高一筹，独自一人带着全部的赃款离开。男人见自己计策失败便问女人说：「两个人分，钱都已经够多了，你为什么还需要更多？」要是我们有这么一笔钱用来作有益于别人的事，像是用来消除疟疾或是救济穷人，这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如果只是为一己之私，这么一笔钱实在用处有限。

克里斯多福：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能使人快乐的咒语：「我什么也不需要！」这不是骗人的宣传，也不是一种自我暗示，而是能让人在心理上不再黏附着我们虚假的需求，并且使我们逐渐喜爱另一种生活方式，不对诱惑做回应。当我们真心地说这句话，同时除去成见，事情是会发生变化的。就好像亚历山大提出这个问题：「我缺了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真正做改变，问这个问题是没用的。

从小学习过简单生活

马修：我们应该从小开始学习「舍去」，也应该从小就不沉迷在消费之中。美国心理学家提姆．加塞所着的《高价的物质主义》一书中，引用了世界最大食品公司之一「通用磨坊」总裁的一句话：「当我们要锁定低龄的消费者，我们采取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策略。我们认为必须及早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然后让他一辈子都脱离不了我们。」为了抵制这种厚颜无耻的策略，加塞建议禁止针对小孩做广告，在瑞典与挪威都已经这么做了。

该怎么教小孩过简单生活？与他们一起分享简单事物所带来的快乐。我再提提加塞的说法。有一次，我们在曼谷的一场座谈上，主题是「佛教与消费社会」。加塞对大家说：「今天早上，我和儿子在公园里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见到了各式各样的热带花卉和色彩绚烂的小鸟，好好地享受了公园的静谧。想像一下，如果我是带他到泰国一家超市去买东西，我们从超市出来可能搭上了一辆『嘟嘟车』，嘟嘟车可能撞到了一辆汽车。于是我们得带司机去医院，撞车的司机也可能因此收到一张罚单。这一些可能对消费做出贡献，也对泰国的国内生产毛额做出贡献，但是这并无益于我们内在深沉的满足。」

有一次在法国乡间散步时，有位朋友的一番话唤醒了我的记忆，他说在我们小时候，樱桃季节一到，我们都爬到树上去痛快地吃樱桃。今天，樱桃则留在树上没人吃。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爬树了，多半都窝在电脑前。在一九九七年到二○○三年之间，九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已经不到一半会出门远足、做园艺。现在孩子们也很少在一起玩，总是独自一人玩虚拟的游戏、充满暴力的游戏。不过，根据一些研究指出，接触大自然对孩童的认知发展有更大的助益。

克里斯多福：关于孩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曾经在一本科学性杂志里分析加拿大作家乔埃尔．巴赣的一本书：《我们的孩子是不卖的》。他在书里一样样指明社会里我们是怎么锁定孩子为目标以操控他们，使其容易成瘾；我们也是这么操控做父母的。他书中揭露的，真是可怕！

马修：而且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实在是厚颜无耻，而且是自私到底，因为这些商业公司自己非常清楚正在危害儿童。

所有针对未成年人而拍的广告都应该禁止

克里斯多福：马修，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也认为所有针对未成年人而拍的广告都应该禁止，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广告，不管是玩具，或是含糖的饮料。没有任何理由鼓励儿童消费。利用儿童的脆弱，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身为父母，我们还有一点需负责任：我常觉得送礼物给孩子是为了减少我们没有时间陪孩子的罪恶感。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人住在土鲁斯，妻子宝琳则住在巴黎。我每个礼拜搭飞机回巴黎，因此常常得经过有很多商店的机场。要是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其中有玩具店──这真是让人讶异万分。玩具店锁定做爸爸的，也越来越锁定做妈妈的，这些做父母的因远离自己的家人而有罪恶感，当他们经过玩具店时，内心都不免柔软起来，因为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想要取悦孩子，减轻自己的压力，便买了玩具。但其实他们应该问自己：「我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开心？我的孩子缺的难道是玩具吗？不，我之所以不开心，是因为我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为了图方便，大部分的人总是会走进玩具店里买下玩具，回家送给孩子。他们一样还是很高兴，因为从某方面来说这一样证明了父母的爱。我也这么做了，我们都这么做了，但这就好像把汽水给孩子喝，而不是教他喝开水。这么做，我们并不是在帮他的忙。

再说一遍，我们能为自己孩子做的，最好是当他的模范。要是我们每六个月买一只新表、每遇到商店打折就疯狂购买、每到周末就全家出动到超市去逛逛，那么我们又给了孩子什么样的讯息呢？

不过我是很乐观的，因为我认为人类是很聪明、很能适应情形的。我见到了新世代的孩子成长在物质过于丰盛的世界中，过多的物品、玩具、衣服，以致他们对消费开始免疫。我所认识的孩子里──我自己的孩子、姪子、外甥、朋友的孩子等等──他们要不是对拥有物品有戒心，就是至少对拥有物品漠不关心，所以他们比我们这一辈更容易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送给人。我感觉，这个过度消费的社会迟早会自然而然地在我们脑子里注入抗体。我们越来越常见到平行或彼此分享的经济活动，我们与其用买的，还不如用借的──譬如，向邻居借割草机。我们大可以往这方面发展，让孩子出借他们的玩具、书籍等等。

克里斯多福：减轻负荷的三个层次

以下是我迫使自己做到的三个建议（但我总是做不到）：

── 减轻物质的负荷。我十分推荐马修所说的那个咒语：「我什么也不需要。」如果这太难了，我们不妨对自己说：「我并不需要这个。」当我们上街买东西，或是在商店里逛时，要买东西之前先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个吗？这会让我今天过得比较高兴吗？这会让我明天、一个月后、一年后过得比较快乐吗？」

── 减轻活动的负荷。我们往往做太多事，尤其让我们的孩子从事太多的活动。我们真的需要所有这些活动吗？要是我们少做一点活动，以便让我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不是很好吗？要是我们留一点时间什么都不做，只让自己凝神静思，不是很好吗？

── 减轻精神的负荷。减轻自己的惧怕：惧怕未来、惧怕在社会上的形象、惧怕安全没保障。亚历山大常常说：「我们精神上也需要大大地清理打扫一番！」

亚历山大：建议

── 从标签中解放出来。埃克哈特大师常常建议他的读者要抛下自己。同样地，我每天花一百次感受自己不是个焦虑的人、易怒的人、哲学家，也不是个残障。苦修，是让我们舍去所有这些标签，无时无刻不在生生灭灭中。我越是减缩为一个标签，越是受苦。要快快抛下使我们紧紧巴着物质不放的执着，时时刻刻做这样的操练。这即是挑战所在。

── 和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即是「舍去」。深刻的喜乐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做减法。埃克哈特大师鼓励我们清除精神上的障碍。在此时此地，有什么是我可以具体舍去的？如何在满满行程的行事历里空出时间来？

── 问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在每日生活的践行中获得进步。同样地，可以将超级市场视为是操练的场所，以辨别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努力地寻求幸福，却在幸福不在的地方寻找，这等于是错过了最重要的事物。再也没有什么比简朴过日还要宝贵的，因为这让我们迎纳了喜乐与和平。我们为什么不开始清理自己，让自己简单过日呢？

马修：结论

我重申梭罗这句我偏爱的句子之一：「简单化、简单化、简单化。」

── 简单化我们的思想，避免以无用的思虑、不理智的惧怕，充塞我们的精神。不再不停地想着过去如何，也不焦躁地想着未来。

── 简单化我们的言语，避免让自己成为不停啰唆、碎嘴多言的人。那从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语，有时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讲话要温柔，要是讲话时必须维护坚决的立场，那么说时还是要带着仁慈的态度。

── 简化我们的活动，不要让没完没了的活动占据我们的时间，这些活动只能带给我们些微的满足感。

亚历山大：往前进，一直求进步是好事！但是该怎么一举成功地抛下那常常将我们钉死、让我们动弹不得的束缚？该怎么从过去抽身？说真的，罪恶感、怨恨、积恨，以及所有的精神毒药都耍了我们一道。埃克哈特大师在分辨两种不同的「懊悔」时，再一次给了我强效的解毒剂。其中一种懊悔是短暂而敏感的，它让我们沉陷在沮丧与绝望中，引着我们向下沉沦，将我们封闭在无能为力的状态里；另一种让神秘主义者称为神圣而超自然的懊悔，它给了一对翅膀，让我们奔向上帝而去，将我们的意志从恶中转移到善去。简单来说，我们应该远离这种自我中心的罪恶感，因为它不仅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还会瘫痪我们。首先，我们应该有活力地往前进。即使绊倒、摔伤，仍然是「进步份子」，一个站起来、快乐地往前进的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都可能往前进，对即将到临的一切说好，即使只是勉勉强强地说出口。

让我们的心变轻、让灵魂呼吸。为此，我们说不定得再寻回幼年的心思，寻回这个智者永不丢失的天真童心。放下千斤重的焦虑、苦涩和怨恨，这么做必定会让我们走出死胡同。因为说到底，我们得要耐心地等待自己成为即将变成的，轻视自己的人是不会高高矗立起来的。禅师的例子帮助我往前走：面对困难时，精神是不会在思辨里迷失的。一有问题出现，便要及时采取行动。当我犯错时，与其迷失在「早知道，就应该……」「要是怎么样就好了……」的悔恨里，还不如立即具体地辨别我还能做什么，以改正错误。与其不断地回想过错，还不如真正地去帮助被我伤害的人。一直责怪、谴责自己，并不能舒缓任何人，只会更添一层痛苦。

终结罪恶感

马修：你提到了让人负担沉重的罪恶感。不过除了这样的情绪之外，还有一种后悔之情，让我们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及所犯之恶。这错误、这恶，是源自于我们缺乏判断力、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健全的后悔伴随着不再犯同样错误的期望，并且修补我们对别人或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无论如何，这是佛教中务实的观点。即使这显得很矛盾，但这类的后悔能引导我们走向乐观主义，因为它引领我们迈向改变的欲望，是改善自我的起点。

留意自己所犯的错，并且试着从中得到教训

亚历山大：在法国哲学家阿兰题献给柏拉图的一本好书中，阿兰阐述了关于自由的一个错误观念。要是说我今天已经结了婚，不能再一次做选择，但我还是可以选择时时刻刻、全心全意爱我的妻子。正面地看待事情让我开心不已。人生的挑战即是遭遇障碍，也要操练这种心灵的自由。也就是说，我并没决定自己要当个残障，不过我可以决定将残障视为一种操练，将它视为求进步的机会。毕竟，再没有比当下此刻更美好的时刻，以让我成为更爱妻子的丈夫、对孩子更为专注的父亲、更为快乐的残障人士……后悔会让我们冻结在过去里，我们不如彻底地活在现在。

我也察觉在罪恶感里，有一种将他人目光内在化的问题，就好像听到别人对我千百次的谴责，最后会内化为自我控告。对过去觉得懊悔、停滞在内疚的情绪中，会耗掉我们无穷的精力。为什么不留意到我们所犯的错，并且试着从中得到教训？老是在自己脑子里这么叨念着：「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能做得比这个好！」这些又有什么用。在残酷的折磨和放任之间，自有一条路径。我们要一步步地在不执着和爱中前行。

马修：事实上，如果悔恨转变为罪恶感，可能会使我们对自己的评价降低。我们会认为别人的指责是有理的，怀疑自己变好的能力。这种悔恨会变为沮丧或是绝望，阻止我们头脑清明，而且不能成为改善自我的起点。再者，这会促使我们只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阻止我们为他人着想，阻止修补自己在他们身上造成的痛苦。

在西方，罪恶感受到了原罪观念的影响。相反地，在东方佛教中谈的是「本善」。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在根本上就是恶的，我们所犯的错误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修补错误。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完美的可能性，虽然有时我们会将之遗忘，或是使其受到遮掩，但这完美的可能性是永远都不会遗失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都不过是偶然的、是暂时的偏差，是能改正的，而且不会损及我们完美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悔恨不是一种将我们固着在过去的情绪。相反地，悔恨能让我们和过去所犯的错一刀两断，开启一个新的起点。

几年前，在几位囚犯的邀请下，我和一位朋友参观了法国南部的一处监狱。住在这监狱里的囚犯通常刑期都很长，平均刑期约二十年。我们和二十几名囚犯一起度过了下午。我觉得在那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感觉自己是和再正常不过的一群人一起喝茶，除了有一名囚犯大部分时间都缩在一个角落。我们交谈了很久，其中一名囚犯对我说：「我们能有机会让自己最好的一面浮现出来，这真是让人觉得欣慰，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希望。通常，我们的精神顾问来时都是说我们犯了双重的罪。首先，我们一出生就犯罪，然后又犯了重罪。这种说法真是让我们承担不起。」

我的一位精神导师吉美钦哲仁波切给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明罪恶感与后悔之间的不同。要是你闯红灯被警察逮住了，收到了一张罚单，后悔之情会让你不再闯红灯，免得再度受罚。要是你心中因闯了红灯而充满罪恶感，再度开车时，心里会认为自己是个很烂的驾驶，以致常常分了神，你因此不免又遭遇厄运，让罚单再次找上你。你心里反复思虑着这件事，又一个不专心闯了第二个红灯，被开了第二张罚单！

既没有悔恨也没有罪恶感，可是一件严重的事，其实这是一种冷血精神病的表征之一。这种人懂得分辨善与恶，但他们完全不在意这样的分别。当他们的恶行成功了，他会因此感到满足；当他们失败，或是被人识破诡计时，却一点也不觉得羞愧或悔恨，只等着他能有再一次犯下恶行的机会。惩罚对这样的人并没有任何效果，既不能使他赎罪，也不能预防再次犯行。而且被逮到时，他们总是试着为自己辩白，尽可能地推卸自己的责任，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也就是推卸到受他们所害的人身上。

私密而痛苦的感受

克里斯多福：对于这个现象，我的看法和你们有点不同。比较我们观点的差异会是很有意思的事。在心理学，我们将悔恨、罪恶感、羞耻的现象并入「私密而痛苦的感受」。我尽可能地把这陈述清楚。对这一切我们可以试着从演化的观点来诠释。要是我们能够带着自己的情绪、思维回溯，是因为这涉及了一个极端有用的大脑功能：我们经常犯错，不管是存心犯错或是无意间犯错，而且它所带来的痛苦情绪帮助我们不再犯，或者是希望能够弥补这个错误。

这可以分为好几个层次来谈。首先，产生这种不愉快心理的作为是不是只涉及自己？或是与我们在他人身上引发的伤害有关？马修，我和你不同的地方是，我对分辨后悔和罪恶感的看法不同。我不见得对闯红灯会有罪恶感，因为要是警察逮到我，罚款最多只是为我的钱包感到抱歉。不过，我会对闯红灯这件事感到「后悔」。或者，我甚至可能不会对此感到后悔，没有连结到后悔的这种不快情绪。但是，我可能后悔做了一件让钱包受损的事，或者后悔自己一个不小心使我住的地方着火──如果我是单独一人住在这房子里，我更不会有罪恶感。在心理学上，罪恶感是对过去的一件作为感到痛苦，它会在人身上引发痛苦，而后悔则不见得会引发痛苦之情。

我们也谈到了羞愧，它也是属于同一类的情绪感受。往往，我会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性格而感到羞愧，而罪恶感则是一个明确的作为，它因为犯了严重的错误，而损及他人。

马修：的确，我们对这些字眼的看法有些不同。在佛教里，我们也谈羞愧，但却将它看做是优点。我们将它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因自己内在伦理观而感受到的不舒服。我们可以将它保守在内心，这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它鼓励我们改正自己的态度，以便让自己觉得更好受；第二种是我们在别人面前所感受到的羞愧。通常是在受到我们尊敬之人的面前。这种感受能帮助我们改进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将比自己更好的人是怎么看我们，来做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因此，佛教提出了正面的进程，让我们解放混乱和痛苦的情绪，并且帮助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最后，罪恶感也有健全的一面，这样的罪恶感会使我们因为损及他人，而自己心神大受激荡，即使这样的错是无心犯下的。

克里斯多福：心理学家也关注一些没那么强烈的感受，像是感到「不好意思」的情绪。例如，要是我打破了一个杯子，我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杯子也不值多少钱，这当然一点也称不上是道德错误，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好意思。所有这些感受都是我们所称的「自我意识」。这会让我们意识到需要为某些行为负责。

除了情绪的一面之外，还有认知的一面。当我们不断回想着过去的一个行为而感受到痛苦，经常会引发羞愧、罪恶感、不好意思，或是后悔的感受。我们不断地回想着过去这件事，而事实上这远远超过我们所应该感受的。专家认为，这些因过去作为而来的痛苦感受有一项优点：它启动了思考，而思考则能启动我们找到解决的办法。

但是在这之中，有些是过度或病态的情绪。与其有一点后悔、有一点罪恶感，我可能深陷在过度的罪恶感中，甚至陷入深深的羞愧之中。思考这个认知层面可能失去控制，而不断地反复思虑过去，一再地衡量过去所发生的事，以致陷入痛苦中。

在治疗中，我们常建议病人问自己三个问题，以便知道是不是在反复思虑：

自从你开始想这件事，

1. 这是不是能帮助你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2. 即使你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这是不是至少帮助你看清了这件事？

3. 你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你也没有更看清这件事，但你是不是觉得心头轻松了一点？

要是你对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就表示你脑子里不停地反复思虑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为了停止不断的思虑，那就去跑步、去帮别人的忙、去跟朋友聊天，但跟朋友聊天时要谈些别的事，而不是和他一起反复思虑同一件事。

过度有罪恶感时，表示我们的警示系统失常

在心理学上，痛苦感受引发的两个问题是「过度」与「不足」。罪恶感本身并不是个问题。但是当我们过度地有罪恶感时，这表示我们的警示系统失常。你们听说过这个理论吗？我们的感受是一种警示，尤其是「负面的」感受。要是警示系统正常运作，也就是说它在该示警的时候示警，而且警讯不太强烈，不会吓到周遭的人；警讯时间也不长，以便可以看见我所该做的。要是警示系统失常，它在示警的时候反而会引发过当的刺激，带来一团混乱，而且这即表示有麻烦。就像工厂里的警钟有可能运作失常，或者因为遭雷击而失常。这时，我们就必须换掉这个警钟，或是修理它。

因此，即使这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在表达不同意见时的态度，但如果只是因为和我们所爱之人意见不同，就心生罪恶感，这毋宁是反应过度。但连续几日为这个同样的理由而感到罪恶感，则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所感受的，远超过我们所应该感受的，而且它可能让我们不再诚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不想伤害别人，这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受苦）。这样的倾向可能源自于过度带有同理心的性格，也可能源自于教育。

再说得远一点，在某些患有强迫症的病人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些微的作为和思想，都可能成为罪恶感的来源。这种过度的情绪和个人成长历程、教人深有罪恶感的教育有关，但是这也和犹太─基督教文明有关。时至今日，它的冲击减轻许多，但是在从前，我们是借着罪恶感来引导人的行为。马修，我很想知道根据你的看法，佛教文明和佛教信仰，在这方面是否比较不会失去控制。

马修：佛教对此的态度比较简单，而且比较务实，它比较不可能被移转为他用。佛教里并没有「原罪」的观念，没有与生俱来的罪孽。佛教里只谈我们在过去（或近或远的过去），自己所犯下行为的后果。所以，我们只谈个人的责任，只谈修补情形的可能性。内在的操练能让每个人一点一滴地看清楚自我行为的因果关系，以及我们获得解放的进程。一开始就想着我们有佛性，然后一点点地发现内在的佛性，能提供无比的信心。即使我们行为犯了错，还是有可能修补自己的佛性。

克里斯多福：另一端则有「逃避责任」这样的态度，缺乏罪恶感也可以完全说是一场灾难。要是我们活在一个无人有罪恶感、悔恨与羞愧的世界中，将会像是活在地狱里。别人走路踩到我们的脚，而他一点也没把这放在心上，他伤害了我们，而晚上还能安稳睡觉。

在一些不见得是病态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所谓的「自私」。这样的人通常不太会感受到悔恨，也很少感受到需要为伤害别人而负责任。自我中心的人比自私的人更要高高在上，他们感觉不到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对此甚至没有任何意识。马修，你所提到的最严重状况，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怀疑他们在同理心方面有神经系统上的缺失。因为，为了有罪恶感，我们必须先有同理心，意识到我们伤害了别人。

我觉得从前大家都活在一个有太多罪恶感的社会里，而到今日，有时我们却活得不够有罪恶感：我们总是能为自己犯的错找到借口。「最终，也许没有什么好感到罪恶感的、没有人是故意凶恶的、每个人都会伤害到别人……」然而，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罪恶感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不是时时有罪恶感，而是像二次接种一样偶而为之。就像古人常说的一样：犯错是人之常情，顽固地一再犯错则是恶魔。而且我还要加上一句：有罪恶感是人之常情，但太过则不好。

马修：佛教对此的态度则是持守中道，认为羞愧和悔恨是必要的，但是它不见得会失去控制，因为羞愧和悔恨不是让我们用来贬低自己的，而是用来让自己能够采取健全而利他的态度。

悔恨，或是「重新播放」的按钮

克里斯多福：有时我们会想要自己的人生能拥有一个「重新播放」的按钮，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重组所经历的一切。这涉及了悔恨的一大领域，很多研究人员都对此做了研究。因为就心理学来说，它是让人失去动力的原因。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了解悔恨，并将其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热的悔恨」，另一种是「冷的悔恨」。「热的悔恨」指的是我们在做某事之后，立刻感到悔恨；「冷的悔恨」则是在一天、一个月、一年以后，突然认清某件事所带来的悔恨──例如成年人在自己当了父母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从前对父母有多么暴力。

我们也将悔恨区分为「行动的悔恨」与「不行动的悔恨」。我可能因为说了某句话而后悔，也可能因为没说某句话而后悔。「行动的悔恨」指的像是「我做了某件事没成功，这有碍于我的形象与我的利益，甚至有时还有碍于他人的好处」。研究人员指出，「行动的悔恨」会牵引出「热的悔恨」，因为这情况是立即的：我有所行动后失败了，因此感受到失败的痛苦。而且往往为了避免感受到「热的悔恨」，有些人就以不行动来因应。为了不感受「热的悔恨」，有个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无法预防自己不感受到「冷的悔恨」，因为我们也可能因不行动而悔恨：我本来可以这样做、本来可以那样做，但却什么都没做。当我们问一些志愿参与调查来为人生作总结的人，他们往往认为最让自己后悔的是没做某事，而不是因做了某事而后悔。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常有一大堆事不敢去做，或是没勇气去做，长期下来这会让我们感到悔恨，这比「行动的悔恨」来得更普遍。譬如，我不敢去和一个我喜欢的人说话，我可能久久地为此感到悔恨（「要是我敢去跟他说话，说不定他会善意回应我，我的人生或许就此改观。」）但是，要是我去跟这人说了话，这人却回绝了我，后来也就不会反复思虑着这件事。因为事情已经做了，我可以转而去做别的事！

马修：就我个人来说，针对这个「冷的悔恨」很有感触。我常常深深后悔自己不能做个更为亲切、慷慨、更关心别人的人。如果我在偶然间认识了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向他表达我的善意，这件事常常让我觉得很不快，即使我并没有伤害他。我还记得小马丁．路德金恩曾经说，有好的行为而不做，并不见得比去做了有害的行为来得好──尤其是就处在残暴压迫的处境来说。

克里斯多福：没错，这是在面对暴力时对「责任」的定义。在面对暴力时，保持观望的态度使我们成了暴力的共犯。

宽恕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多福：该怎么消除罪恶感？很简单，就是请求对方宽恕。不过，这情况却比想像还要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很多人厌恶去请求对方宽恕，因为他虽然知道自己损及了他人，但他感觉责任在对方身上，是对方引发了自己去伤害他的。请求宽恕，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是唯一犯错的，或是我们的处境低于他人，而是承认自己造成了损害，希望别人能接受我们的道歉。这一切在我看来是罪恶感合乎逻辑的结论。

宽恕不是在人前和解，不是赦免

宽恕到底意味着什么？要是我受了伤、受到别人的侵扰，或是别人伤害了我，宽恕又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往往会有个误解：当我们在治疗法中谈到宽恕时，人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赦免」，以及某种「顺从」。宽恕的治疗工作显示了下述两点：第一，如果它不是出自于求宽恕之人的自由决定，宽恕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宽恕是一个私密的作为，完全和法律上的判定无关。一个希望某人走向宽恕之途的治疗师，对此人解释说，宽恕并非意味在旁人面前和解，而是在自己内心里求得宽恕。这和遗忘，或否定恶并不相干。这是一个私密且个人的决定，以期能够解放痛苦。宽恕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能让我们从怨恨的情绪中解放出来、从希望轮到别人为此受苦的期望中解放出来。

马修：我同意你所说的。宽恕不是「赦免」。该怎么一下子通通抹去我们犯下的错，以及抹去它所造成的后果？宽恕也不表示赞同你的行为，因为赞同会使人重新犯错。宽恕也不是否认别人行为在我们身上所引发的怨恨、愤怒，甚至是复仇等情绪。宽恕也不是将所犯的错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不是忘记所发生的事，更不是阻止我们采取必要行动以让那恶不再发生。宽恕是放弃仇恨与怨恨的心理，以仁慈与悲悯来取代这些负面情绪。宽恕也是打破复仇的恶性循环，是能解放心灵的。因为如果一直执持在仇恨、怨恨、复仇这些情绪里，这些情绪是会毒害我们、毁了我们的。

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方法，是永远不会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的。因为要复仇，我们就得采取一种负面的态度，而这负面的态度会破坏内在的平静。即使在短时间内，这复仇让我们暂时觉得满足。印度圣雄甘地曾说：「要是我们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手段，这世界上的人不久就都会没了牙齿、没了眼睛。这只会让这世界更盲目。」

我曾在BBC广播电台上听到了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伊朗女子雅蒙内，说了一番大有教化意义的证言。和她一点也不熟的男士求婚未遂，当那名男子走近雅蒙内，带着笑脸看着她，却忽然在她脸上泼撒硫酸。穷困的她被毁容，成了瞎子，她希望诉诸以牙还牙的律法来对付这个毁了她的男人，希望能将硫酸倒进他双眼。她胜诉了。有一天，她被请到医院去一起见证这个男人受惩罚。男人不断咒骂雅蒙内和她的家人，雅蒙内的叔叔在法官面前正准备将硫酸倒进这男的眼睛时，雅蒙内重新经历了这可怕的一刻，她不禁请求法官停止。这男的先是愣住了，接着他瘫倒在雅蒙内脚前，哭喊着他很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接下来，雅蒙内声明这个人要是受惩，他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对她来说，这个让她毁容的人是靠着她的宽恕和仁慈才能好好做个人。她还说，她很高兴她没有执行对他的刑罚，这也使她自己松了一口气。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欺骗行为的因果律，也就是「业」；「业」指的既是行为，也指行为的后果。犯下丑恶罪行的人，自己迟早是要受苦的。和受害者一样，施暴者也应该是我们悲悯的对象。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将人与他的行为分开是很重要的。同样地，一个生了重病的人，他这个人也一样不能等同于他的病。我们会说：「我有癌症」，而不会说：「我是癌症」。仇恨、残酷、冷漠，以及其他的负面情绪就等同于疾病。医生是针对疾病做治疗，而不是针对病人。我们的仇敌并不是受到仇恨所掌控的人，而是仇恨本身。

在《人类之善》一书中，作者贾克．勒孔特说到一位仇视犹太人的美国活动份子赖瑞，怀着恨意的他老是跟踪着一对犹太夫妻，并咒骂他们。这对夫妻决定结识赖瑞。赖瑞最后终于接受了，而且为他们不怀任何恨意而大受感动。他流下眼泪，咕咕哝哝地说他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对夫妻俩做了那么丑陋的事，而他们却完全宽恕了他，他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对夫妻对他说：「没有人能够原谅残酷，但是原谅一个曾经很残酷、而现在内心里充满了悔恨的人是不同的。」

我们能替他人宽恕别人吗？这是西蒙．维森塔尔在他的《太阳之花》一书里所提到的两难。他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囚犯，白天都被派到医院去工作。有一天，有人跟他说有位垂死的年经亲卫队队员想要找个犹太人做告解。西蒙．维森塔尔来到了这位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床边。这位年轻人曾做过一些很可怕的事。他曾经以打火机点燃了一栋房子，在这房子里住了许多逃难的犹太人。他请求西蒙．维森塔尔宽恕他做了这件事。维森塔尔安安静静地听他陈述，一边还拿手巾擦去年轻人额头上的汗珠。但他说不出「宽恕」这个字。这名年轻人并没伤害他，而伤害了其他人，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代替那些人宽恕这名年轻人。后来，他一直问自己是不是做对了。我们当然不能代替他人原谅别人，但是这不应该阻止他打破仇恨的恶性循环。残酷是一种病态。一个生了病的社会愤恨地指责某些人，其实是因为无明、仇恨。看他人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必须更要有悲悯之心，而不是怨恨。

克里斯多福：听你说这些让我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没有维森塔尔所遭遇的那么可怕，不过还是值得一提……之前，有位太太写信给我，说她的女儿住院，从医院的五楼往下跳，自杀过世了；这位太太想要见我，跟我谈一谈这件事。刚开始，我试着打消她这个念头，试着将她转到其他医师那里去，但是她坚持要见我，我最后只好跟她约了时间。她跟我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其中发生了一连串的医学错误。理论上，她女儿所住的精神科病院为避免意外，所有的窗户都只准略略打开。还有，在下午三点钟时，女儿跟她妈妈提起她自杀的念头，妈妈把这事告知了医疗部门的人。到了晚上，妈妈找不到女儿，心里很不安，便叫了护士来──原来女儿在下午就跳窗自杀，只是她的尸体被建筑物下方的草丛掩住了。但护士要妈妈别担心，他们会找到她女儿的。不安的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到医院，医院里的人最后只是不耐地打发她。但了夜里，还是没有女儿的影子，医院里的人没跟妈妈说一声地就报了警。到了清晨，园丁才在草丛里找到了女儿的尸体。

医院里的人和这位妈妈见面，双方闹得不太愉快：医院里的人（想必很有罪恶感，而且显得很尴尬）不知如何因应，表现得相当冷漠、没有悲悯之心；而这位妈妈则是很生他们的气。这也就是她来跟我说这件事的原委。这位妈妈的痛苦深深撼动了我，我也为医院犯下一连串的错误请求她的原谅（我自己也很可能犯下这种轻忽病人的错误），我说：「对这件事我真的很抱歉。请你原谅我们。」我看不出来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我感觉是那么地不好受、那么地无能为力、那么地为她感到悲伤。我后来又和她见了好几次面，我见到她失去女儿是多么痛苦，心里有多么遗憾（「这件事是可以避免的吧？如果及时发现她，是能救她一命的吧？」）但是她第三个痛苦之源是，感觉医院那方没有好好对待她。医院部门的主管虽然后来请她来并做解释，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还想要明确指出另一个要点，就是在面对极度脆弱的人时，即使是「宽恕」或是「接受」这样的字眼都可能是有问题的。当我们不是受害者、没有真正深深受到伤害时，这样的字眼是很好听的。当开始治疗一位需要接受与宽恕的病人，我是很小心的，避免说出这些字眼。治疗深受怨恨情绪之苦的病人时，我试着让他了解释放怨恨情绪会让他整个人感觉好一点。渐渐地，他自己会意识到这之中涉及了「宽恕」。对一个伤害了我们的人、对一个摧毁我们的人要谈宽恕，似乎是无法想像的……这也就是治疗工作不同于一般教诲工作之处。

马修：要是我们把这个问题道德化，宽恕他人就成为义务，而不再是一种治疗的过程。

小小的宽恕

亚历山大：听你们提出这么棒的例子，我最好是闭口不言，然后跟着这样的例子做。在我看来，宽恕重新让生命变得纯洁、温和；宽恕能让我们重新运行起来，不中断。宽恕，是清理掉所有的执着，并且清除掉「自我」。我一点都不讶异宽恕这种自由的精神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因为有什么比浸泡在仇恨之心中更糟糕的事呢……然而，每天活在宽恕中可能会消耗我们的心神。

原罪的观念引发了许多误解。不过，这个观念让我们可以这么论证：它不是贬低我们的天性，认为人天生就是邪恶的，而是要我们注意自私的倾向。不能成为世界的中心真是件痛苦的事！但我们必须放下自己让不能向外开放的心理机制。原罪的观念远不是为了让我感到痛苦，而是要更新我的生命。每一天，我们要避免堕入冷漠的地狱中。最好是每天来到自我的内在深处，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上帝、找到无限良善的泉源。

耶稣要我们原谅人「七十个七次」。可以说，我们不可老是停留在同样的态度里，但是在不同的态度中都要尽可能地去做。

马修：的确，我们深沉的天性（也就是觉醒的意识）是自由的，而且远超越善恶之分。自私以及其他负面心性不过是「附属的」，或者说是「偶发的」，因为它并不属于我们深沉的天性。

亚历山大：我们是如此地自我，导致几乎不可能「宽恕」。因为宽恕需要无比的勇气，那一种几乎是超人的勇气。首先，它必须赶走所有的仇恨与怨恨。在《福音书》里，耶稣要我们在被人打了右脸时，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这件事让我宁愿深陷在复仇的漩涡中。我们必须借由苦修，以及无比的仁慈才能抛开这个疯狂的逻辑。为什么那伤害我的人必得让我反过来伤害他呢？

为什么我们向来对宽恕是迟疑的态度呢？就好像宽恕会让我们所受到的痛苦成为平常，并认为那背叛我们的人是有理的……我们紧紧抓着怨恨之心不放，希望对方最后能承认他的错，从前者到这里只有一步之遥。宽恕一点也不是只要否认对方所犯之错，它重新赋予满怀报复之心的人新生命。这一点也不是苦差事，这是新生、是远远避开那袭击我们灵魂的疾病而活着。别忘了这是从过去解脱出来的喜乐，忘记怨恨，并且往前进。我和我的朋友贝尔纳．康朋也和马修一样，有机会去拜访监狱里的囚犯。我很讶异地发现自己并不见得比监牢中的这些人来得好。其中大部分的人，我不认为他们会是坏人。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的心一样，往往是依循了双重逻辑：也就是，要宽恕那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但必须要大声地谴责他们的罪行是不可接受的。

「这让我受苦，但是我宽恕你。」

克里斯多福：你提到了我们往往对宽恕迟疑；有时候，我们担心宽恕会鼓励对方再犯错。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说不定也不见得如此：这要看我们是怎么宽恕他人的。宽恕并不是说：「这没什么，我宽恕你。」而是说：「这让我受苦，但是我宽恕你。」这是将自己的痛苦连结到宽恕这件事。抹煞对方所犯的错，有可能让对方的犯错行为成为平常。

亚历山大：让我们快快忘记怨恨、勇于宽恕他人。时常在小处宽恕他人，每天一千次地在小处宽恕他人能让我们往前进，带着力量往和平的路上前进。抛下罪恶感，这也让我们有犯错的权利，而且不要说我们做不到，因为这太难了。我们除了有推动自己前进的渴望之外，另外也还有成吨的事物让我们瘫痪。

针对夫妻生活而言，我们都很容易陷入怨恨的情绪中：「你还记得六月二十号你对我说的那句无理的话吗？」与其每天做一张表单计算对方的错误，还不如每天早上试着从零开始，抹去前一夜的旧帐。再也没有什么比有话不说更伤害夫妻关系的了。在爱里，是没有任何帐务的，一切都是无价的，时时刻刻均是如此。在《福音书》里，群众要向出轨的妇女丢石头，这个段落在今天看来还是这么真实！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这么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在今日，我们又准备向谁丢石头呢？与其高高地看着那些惩罚者，还不如看看自己是不是陷在蠢事里、陷在那已化为平常的日常恶意里。宽恕是需要更为彻底的内在对话的：停止将他人封闭在过去，让他有个机会活在此时此地，完完全全做他自己。

克里斯多福：训练自己

── 一项练习：在说「早知道我就不怎样」之后，得跟随着「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做？」才有意义 ── 言下之意也就是「这件事让我学到了什么教训？」上述这两个步骤是并行不悖的。要是我们太快采取行动，而没消化悔恨，或是罪恶感的情绪，这不是好事。要是我们停留在罪恶感中，而不转而头去我们该做的，同样也不是好事。

── 「小小的宽恕」是我们试着在治疗中所做的训练。在小事上原谅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原谅我们亲近的人，是让我们练习不再老是紧紧巴着「谁有道理、谁没道理」的事情。即使我有道理，但我伤害了对方，就应该要向对方道歉，以修补让我们时时受伤的日常小伤痛。

亚历山大：往宽恕的路上向前走几步

──不完美，而且快乐。在每次进行弥撒之前，都会先请教徒承认自己的罪。这让我能够放下我的重担、放下我不健康的求完美心态，并激发我往前进的强烈欲望。谁曾经这样说，我们要完美才能够被爱？我们是在脆弱中成长的。每一天，我都必须死去，抛弃一切，以便重生。

──看着那些伤害、批评、嘲讽我们的人沉陷在身心不安中，会使我们的怨恨之心少一点。没有人选择让自己成为凶恶之人。大家全在同一条船上，而且面对人生的不确定，都很容易慌了手脚。我们为什么不将那些伤害自己的人看做是「病人」、看做是受伤的人，并且毫无保留地从内心深处祝福他过得快乐呢？

── 排除所有怨恨情绪。不让自己晚上怀着怨恨之心上床睡觉。每天晚上，抹去所有的怨恨，尽可能地让自己不要指责他人。

马修：将宽恕和道德判断区分开来

── 道德判断不是用来论断人的，而是论断他所做的事。

── 对所犯下的恶事不该有任何宽容，要尽一切可能阻止恶事发生，但是要不带一丝恶意的避免激发新的痛苦。

── 宽恕那些危害到我们的人。把他们看做是疾病的受害者，他们正承受着痛苦，并且最终会为他们所做的事而感到痛苦。所有的痛苦都值得我们悲悯以待，而且悲悯会召唤来宽恕。

── 要记得宽恕对大家都有利。它能让受害者找回内心的平静，并且能让加害人感受到什么是他自己内在最好的一面。

亚历山大：往往，我只要看见心灵会像云霄飞车一样高低起伏，就觉得头晕。高高低低的起伏耗损了我们，到最后就像是被脱干水、被掏空了一样，再也没有平静的心情。早上本来还轻轻松松地起床，突然一封几乎是无足轻重的电子邮件就足以破坏一早的平静。这样的状况显然是情绪不稳所致。也就是因为这样，我非常积极地投入禅坐。要是没有这个解药，我早就从这世上销声匿迹了。好消息是，这种起伏的心灵骚动不是无药可救的。不满意的情绪也是，它是可以被超越的。因此，有个急切的问题是：如何不受到情绪与当下情况的操弄？以一句话来说，怎么让自己自由一点？就这一点而言，要从中找到平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件不用仓促去做的紧急之事

亚历山大：首先，不要把我们的混乱情绪看得太过重要，因为这只会让自己觉得沮丧，但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尽快地从混乱情绪中抽身！从早上一起床就可以做一项操练，就是辨别那些让人无法开心的乌云，并且不要求回报地去爱人。不用仓促去做，便能打破让自己与和平心境分离的藩篱。那么，该怎么做呢？就像爱比克泰德，只要一意识到自己是「往解放之路而行的奴隶」，就会直接试着逃狱。但是加快节奏并没有用处。要是只想着结果，必然就完蛋了，必然会陷入绝望。每走一步路都算数。当一点小小的努力就能让我们从困境中获得救赎，其实也不需要做什么伟大的事功。

禅有一种非常简单的修练就是「经行」，是一种以步行方式来修行止观的方法，可以提振精神。这种在沉思中的行走，帮助我们把精神完全集中在每个步伐上。当我几近爆发之时，我就做这个操练，它会让我立即回到此时此地，并且平静下来。在路上「经行」时，我会想到一位精神导师的话：「为了走快一点，就让我们慢慢走。」

赶走急促，活得像是我们面前还有无穷的时间，这真是个无比的自由。自从我搬到首尔，我决定自己永远不要用跑的回家。一看到我家公寓前的楼梯和电梯，我立刻就让自己放慢脚步，开始「经行」。

说到底，这涉及的是改变生活的模式。悲伤、愤怒、惧怕是要我们离开「自我」管辖的警讯，但这样的改变会让我们心生惧怕，这时只要记得佛陀所下的诊断：如果紧紧巴着我们的精神状态不放，即是将自己献给痛苦。因此最好的良药就是：不执着。

马修：热烈希望摆脱痛苦，并不意味着就得躁进。我们必须表现得不屈不挠。你提到了放慢速度，而能将我们那些无用的行为、言语、思想放慢速度是好事，但更好的是完全放弃它们。不过，我们一旦处在一艘朝着正确方向驶去的船上，为什么要放慢速度呢？要是有好办法可以消除痛苦，那就勇敢地往前进吧！别拖延！无用的是轻率地走向错误的方向，或者是太过耗力，以致在未达目的之前即已耗尽力气。换句话说，别将「勤勉」和「仓促」混为一谈；勤勉是在尽力之时满心喜悦，仓促则是没耐心或者任性妄为。有个小故事提到一位门徒，他问禅师：「我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开悟？」禅师回答：「要三十年。」门徒紧追不舍地问：「要是我很急着开悟呢？」禅师回答：「那么要五十年。」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保持在不过分用力与不过分松弛之间。佛陀有个弹维纳琴的门徒（维纳琴是有点像是西塔琴的弦乐器）。这位门徒有天向佛陀说，他没办法静坐冥想，因为「有时候，我太用力想要集中精神，整个人变得很紧绷。有时候，我试着放松自己，但又因为太过放松而掉入昏睡中。我该怎么做呢？」佛陀问他：「你弹维纳琴的时候是怎么调音，以获得最美好的声音？」

「弦不能调得太紧，也不能调得太松。」

「静坐冥想时也要像这样：必须在太紧和太松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目的，即是解放无明，以及解放毒害我们精神的毒素，好让自己的操练往对的方向前去。要不然，我们就会像是蒙着眼睛射箭，不知道自己标靶的大小、也不知道它位于何方。但是不应该太过于为目标而操烦，因为它会成为达到目标的障碍。

不依从任性妄为的「自我」

亚历山大：具体来说，解放自我即是不依从那个膨胀的「自我」而行事。为什么我们会以为自由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恣意妄为呢？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自由即是时时刻刻随自己的高兴而为呢？放弃恣意妄为往往能让我们大步地往喜乐前进。因为对牵引着我们往下坠的事物说「不」，是一件真正让人喜悦的事。因此，要是「自我」害怕去看牙医，那就听取我们的心真正想要的，即是哼着曲子往牙医那里去。这即是我一直对孩子解释的……下述这个简单的问题是我们的指南针：到底什么事真正对我们自己有好处？

在这一条道路上，静坐冥想比单纯的理性更能够「有效」地治愈我。静坐冥想是交出我们的精神，而我们的意志寻求的是控制自己的存在。有时候，从禅坐回来的路上，我没意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的焦虑不由自主地会消失，「自我」也是。说「不应该害怕」这种话，其实是有点让人受不了的。实际经历舍弃自我、实际经历让自我过去，即能治愈我们。

马修：你说的不依从「自我」，指的当然不是恣意妄为，或者是指青少年的反叛行径，而是泛指「一般的情理常识」敦促着我们从「自我」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这有点像是「放弃」，指的并不是放弃那对我真正好的事，而是放弃那些只会将我们引导到痛苦的事。

亚历山大：我生性容易焦虑，所以只要一觉得累，我就习惯往坏处想。于是，我让自己积极而彻底地投入静坐冥想中。这么做的时候，我的焦虑便渐渐消失了。持续几个小时的静坐，焦虑的心情就此千百次地过去。几年前，我深深地迷恋上一个男孩。我喜欢他到恨不得用我这个残障的身体来换取他的身体。这件事最后变成是不断盘绕我心头的纠扰。后来，靠着我的精神导师、禅坐、我的妻子，才让我摆脱这个纠扰我几个月之久的执着。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从早到晚时时纠扰着我，让我连一丝喘息的机会也没有。现在，我在经过操练以后，这件事在我心头里再也不会停驻超过一秒钟。从此，这更鼓励我坚持下去！我并没有抛弃什么，或是否定什么，我所做的「只是」观察自己的内心。要是我的精神导师将我这个偶像妖魔化，要我竭尽全力地起而反对这偶像，我不确定这样的做法能够「治愈」我。我的导师不仅没有这样做，相反地，他对我说的是：「对自己要有无比的耐心，自由会一寸寸到来。」而且老实说，如果我听从那些建议：「别想了」「想想别的事吧」，我大概还是摆脱不了纠扰……说到底，我妻子和精神导师所做的，只是提供我自己所没有的信心，并耐心地等待着问题自行解决。

但是当我们想要立刻求得进步，而精神却四分五裂的时候，该怎么有耐心？这时不应该借由蛮力来达到目的。在我小时候，大人成天都不厌其烦地对我说「要有耐心！」在痛苦试炼中，等待着结果出现几乎是一种非人的挑战。对一个即将溺水的人，我们要做的难道是给他一番说词，告诉他要怎么漂浮在水面上？他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救生圈！我到首尔时，一开始其实怕得要命。第一天，在我洗澡时，我甚至怕会有蝙蝠从浴缸的排水口里钻出来！但我的精神导师一直都对我很有耐心，他总是要我放宽心：「不会有危险的。必要的话我可以把这话对你讲个千百次。不过我要是笑了，你别怪我，因为你的想像力实在太过丰富了！」他还和善地补充：「这些担忧只会让的日子不好过，只会使你无法获得内在的平静。」

从破坏我们日常的事物中解脱

亚历山大：有时候，我差一点就想屈服。在面对这么多的障碍，如坏习惯，以及我们顽强地重复错误的倾向，怎么不会想要逃跑？但一想到菩萨这个典范又会让我重新振奋起来。

我学着从「未来」解放出来，以便一步步往前进。当我们的人生变得难以承受，我们总会紧紧巴着未来不放，并告诉自己：「未来事情会好转。」但是，躲避现实，永远等着未来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灾害。一直奋战到底的人，他敢不敢放下武器享受生命呢？精神病学家应该关心一下这个可怕的问题……我们处在山顶上时，为什么不好好欣赏此地的风景，却要预先幻想下一座山头的风景呢？在每个阶段都彻底地活着，能避免我们陷入疲惫中。为了避免这个狂热，就好像试着捕捉逝去的时光，或试着修补过去的伤口，我开始活在现在、每天活在实践中。

马修：这是真的。我再说一次，寂天大师曾说：「任何一件困难的大事都能化为无数容易的小事。」

开始变得有耐心，即是逐渐在人生中发现信心

亚历山大：我去看了肠胃专科医师，详细做了检查之后，医生说我并没有病。他给我一个宝贵的建议：「从此以后，你有一个『不必理它』的资料夹，以后只要你又开始觉得焦虑时，就马上把这焦虑归档到『不必理它』的资料夹去。」这位医生不仅好好地检查了我的身体，还让我不再焦虑，真正地帮助了我。为什么不听从他的建议，让我们建立一个「不必理它」的资料夹，把心里所有无用的烦扰都丢到里面去。操练是以现在式第一人称进行的：强迫一个焦虑的人不仅无效，而且是件残酷的事。开始变得有耐心，即是逐渐在人生中发现信心。在这条道路上，在善中相交的朋友会在我们绊倒时扶我们一把。

马修：关于那不断纠扰我们的思维，你已经用了极富形象化的方式，描写了我们该怎么渐渐地摆脱它们的影响，让它们一次、十次、百次地过去，直到这些思维不再引发问题。刚开始，这些纠扰你的思维就像落到了山上干燥草地上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但到最后，它们会像是迸发到空中的火星，消逝不见。

操练能让我们应付思维与情绪的问题，并且能让我们获得内在的自由。我们已经在前面谈过了很多次，有许多办法可以让我们得到它。例如，我们可以求助于和纠扰相反地思维，像是以仁慈来对抗恨意、以耐心来对待激怒等等。在我们的精神里，不可能同时具有爱与恨的思维。不过，「让它过去」是一种更为微妙、更为有力的办法。事实上，我们很快会意识到不可能阻止思维浮现，因为无论如何它都会冒出头。当它已经出现时，拦下它又有何用呢？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该怎么处理它。是要任由它到处游移，然后让它在我们精神里引发负面思维，或者只是让它过去，不给它任何蔓延的机会？就后者而言，我们把它比喻做鸟从空中飞过，不留任何痕迹，或者比喻为在水上作画一点痕迹都不留。这即是所谓的「即刻放掉随时而起的思维」。

这种「让它过去」是个好办法，它不只是巧妙应付了那纠扰我们的思维，还渐渐弱化了让思维紧紧巴着我们不放的倾向。例如说，如果放任自己生气，我们不只是受到怒气的控制，还越来越容易有发怒的倾向。相反地，要是我们学着让怒气过去，不紧紧巴着它不放，怒气即会自行消失。在短时间里，我们避免受到怒气的控制；长期来说，每次累积下来的小小胜利会让我们不再容易发怒。总有一天，恨意和其他精神毒素就不会再涌现在心里。

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

克里斯多福：我想到的第一个层次是：自由是一种天生自然的需要。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受到囚禁的动物，即使牠们没受到虐待，有个重要的东西仍被剥夺了──牠们的自由，即是在空间中自由活动、发展的可能性。没有了这自由，会使牠们生病；不管是在笼子或动物园里的动物，牠们都深受精神官能症之苦；牠们如果生活在大自然中则不会有这个问题。在人身上的情况也一样：他需要有自由活动、自由言论的空间。

但在这个生物需求的层次之外，人类又加上了另一个层次：自由是一种权利。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列举了三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再者，独立宣言中列的并不是「幸福的权利」，而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即意味着，幸福是件个人的事，但是创造幸福的条件，如自由、安全、公义、教育等等，则是国家政府该做的事。

然而，我们不能将自由设想如生命权一样，是绝对、自主、明白无疑的实体，而是将它设想为相对的事物，它和义务，尤其和责任是连结在一起的。在我看来，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的。此外，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四条里，则把自由定义为「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理论上，每个人对这一点都无异议。问题是，我们心灵天生的倾向就是将我们带回「自我」、带回我们的需求、带回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有责任想到他人：要是我将自由视为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那么迟早会和其他人起磨擦，除非我是独自住在一座无人岛上。我们得记住这件众人皆知的事，尤其是要就此做操练：追求自己的自由，不能没想到别人的自由，不能没给其他人和我们一样的权利。

就像在昨天，我的一位朋友马克所说的，我们拥有三个层面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我们总认为思想的自由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不该忘记思想的自由并不是无害的：有些思想有毒、是危险的、会招致损失。再者，思想是行动的沃土：反复思考某些思想是为行动做好预备。某些思想会将我们推向勇敢且利他的行为，但是还有另外某些思想会不知不觉地进驻我们心里──像是怨恨、自我贬低──这些思想对我们的言论和行为有无穷的影响力。

言论的自由更不是无害的。有些人认为只有行为才算数，但是话语在人类当中具有主要的价值，而且若得要做出分别的话，我会说有两种不同的话语：一是私密的话语，二是公开的话语。夫妻间的争吵常让我觉得讶异，其中一方往往受制于情绪，而说出可怕的话。这种事很严重，尤其是当咒骂成为「发泄」自己情绪惯用的方式。在怒气发泄之后，才开口说：「对不起，我刚刚太生气了」，这种道歉未免太容易。言论的自由是包含了责任、强制以及义务的，尤其是表达方式的义务。我们在做夫妻治疗时，会给这样的建议：「你可以对配偶说许多话，但不是什么话都可以乱说，像是不要使用一些会伤人的话语等等。」不带责任的言论自由是很危险的。

不过还有另一种层次的言论，也就是公开的言论。根据伦理学，这称为「归结主义」，也就是说「从结果来判断某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当我们在公众场合中发言，我们不仅要问自己说得是不是有理、是不是真的，而且特别要问自己的言论对他人的影响、会造成什么后果。有人会说这是「自我言论审查」，不过我认为有必要花点时间思考在公众场合说的话。在法国，我们喜欢承诺，但是我们不习惯以「归结主义」来检查我们在公众之间的言论。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间，法国人非常赞赏哲学家沙特，但相对地，却有点鄙夷和沙特立场对立的另一位哲学家雷蒙．阿宏。阿宏是一位归结主义者，是谨慎而且负责任的人，他曾说：每一次我发表意见或在报纸上写文章，我不仅会问自己表达得是不是有道理，还会问自己在公众面前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是会带来潜在的伤害？沙特则是个喜欢自由的英雄人物。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护卫自己所看重的价值，而不必然顾虑到这些价值在实际生活上的结果。也就是这样，他盲目地支持一个受人唾弃的政体。现在我们退一步来看这段历史，会发现阿宏其实比沙特来得头脑更清醒。并不是说他比沙特来得更聪明（他们两个头脑都是一级棒的），而是他比沙特更谨慎、更富有责任感。因此，每一次我们在公众面前要采取立场时，有必要问自己：哪一部分是来自于冲动？哪一部分是来自于思考？我们并不是由一堆冲动组成的，而且即使思考也并不能保证凡事都不出错，我觉得思考还是能够排除许多伤害与谬误。

第三个层次是行动的自由。行动的自由更甚于言论的自由，它更需要有绝对的规则来规范，要不然它就会是「谁强谁作主」的情形，而这是违反自由的。

「自由」的反复操练

克里斯多福：要对自由做个结论，我觉得还有四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点，「内在平衡」的观念。这想必和我做为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师有关，不过我觉得要过一种个人自由的生活，并且尊重别人自由生活的第一步，是要了解并调整自己的情绪。不管像是佛家所说的愤怒、嫉妒负面的情绪，或是欢喜和爱的正面情绪，这两种都可能使我们的自由变质，并且使我们忘记别人的需要。例如，深深爱着一个人会使我们依附于他人，或者是让他人因依附于我们而丧失了部分的自由；又例如，我们的欢喜可能让处于困难中的人感到痛苦……

第二点，「他人意识」的观念，也就是意识到他人的需要、脆弱、价值。说到底，虽然这看来非常矛盾，个人自由是有许多限制的。为了享有真正的自由，我必须接受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不见得会让我觉得自己放弃了自由，但是我放弃了那些不必要且没有根据的部分自由，或者是那些引发别人痛苦的部分自由。

第三点，当我到隐修院中退省时，以外界眼光来看，我们是遭受了许多限制。但对我自己来说，我却感受到无比的自由。有人会说：你在那里感到快乐，是因为你是处在顺服的境地，而顺从使人从决定与责任中解放出来，因此会感到负担减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暂时接受隐修院里的受限生活，能带给我们无比自由的感觉，因为它帮助我们摆脱不重要的问题。像是现在几点？要吃饭了吗？明天要做什么？而且这些限制将我们引向重要的活动，像是静坐冥想、祷告、思考……

第四点，「勇气」的观念。自由，有时候是要从自己身上汲取勇气，去说一些可能会干扰到他人的话语：我们可以「有用」地伤害、严厉批评他人。我很喜欢基督徒有一种「兄弟之间彼此修正」的观念。当我们看见一位弟兄或姊妹犯错，或是看他们滥用自由时，我们的责任是将他们带回正确的道路上。但是要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强烈的动机。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说：就让他自己解决吧，毕竟这是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们没办法矫正这世界上的所有人。有时候，我们担心会引发冲突，担心破坏了关系，而这关系比对方所犯的错误来得更宝贵。就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总是倾向于尊重对方的自由，缺乏勇气去更正对方所犯的错误。这是我自己该再改进的地方。

最后，做为行为治疗的精神科医师，我常常和同行的医师们被归为是限制自由的人。因为我们的治疗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我们教导病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行动，也教导他们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这是他在人生中没学到的，却非常重要的。立场和我们对立的医生，有时候会将我们看做是「狗的训练师」。他们这是搞混了学习和训练（或者说思想的灌输）。例如，当我们和害羞的病人一起工作时，他本来想说「不」的，却不敢说出口，我们便教他们该如何勇敢表达。我们教他们说「不」，但我们不会教他对什么说「不」，因为这应该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要享有自由，必须辨认出影响决定的因素，勇于重新检视

亚历山大：克里斯多福，听你说这一番话，让我想起之前提过的妓院。你给了我们很棒的线索。在我观察到一些男人进入妓院时，我意识到我们其实在短暂刹那之间是有选择的；事后就太迟了，因为一切很快就启动了。重点是在于不要错过那短暂的刹那。疏忽了这刹那时间竟然能够决定或破坏了我们的一生，这真是太难以想像了。每个人都应该确定自己的弱点：焦虑、愤怒、性欲、金钱或是其他事物……为了不让自己摔一跤，我们必须学习辨别那让我们的努力化为乌有的麻烦事。

要享有自由是必须做下述这项操练的：辨认出决定论，以及辨认出那影响我们决定和意见的因素，并且勇于重新检视它们，重新对它们提出讨论。结识他人，真正地和他人交流，会开辟出一条真正的道路，避免陷入危险的道路，停止成为受到决定论影响的人。

最终的自由：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马修：事实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自由，我们不应该全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相对于你所说的，我还要补充两、三点。

在佛教里，我们将自由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让我们投身于灵修的自由，二是让我们从痛苦枷锁中解脱的自由。前者在我们迈向开悟道路上时，能让我们摆脱所有障碍，特别是摆脱无谓焦虑的自由。这无谓的焦虑只会让我们日继一日分神，直到死亡降临。后者是让我们从精神紊乱、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的自由，这些精神紊乱与负面情绪只会使我们受苦，并让我们的精神黯淡无光。从这个观点来看，最终的自由即是开悟的同义词。

这里所谓的自由，不是什么都可以做。我常会想起一位年轻女孩的话语，她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对我来说，自由就是我心里想到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没有人可以谴责我。」对她来说，这样的自由无异于让自己成为我们所有野蛮想法的囚徒。她的观点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她认为自己有权做所有想做的一切，一点也不在乎这是否会妨碍他人。

真正的自由是掌控自己的精神，而不是让它随着无根的思想摆荡。就像水手一样，他可以自由航行，把船驶向他所选择的目的地去，而不是随着风和海浪而飘荡，那只会把它带向暗礁。换句话说，自由是从「自我」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我们的习性中解脱出来。

再回头来谈刚刚克里斯多福所提到的两点，有些人认为强制自己接受一项纪律，是失去了自由。像是做沉思冥想的退省时，或是到隐修院去做退省时一样失去自由。但这和运动员或是艺术家每天得接受数小时的训练是同一回事，而不是在沙滩上懒散地晒太阳。登山运动员在接受训练时，不也是得牺牲自己的自由，待在人造的登山岩壁训练室里好几个小时，听教练的指示？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待在寺庙里一段时间，以锻炼我的善心、修练我的精神，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虽然那些不愿意尽其力量的人表示，心理治疗就像是训练熊或狗。但事实上，这样的治疗已经非常明确地证明其效果。我记得加拿大一位心理学家李察．特伦布雷（他和他的团队曾经来到法国），曾做过一个称为「蒙特娄纵向」的研究。他们追踪了加拿大两万名儿童，从他们出生一直到青少年时期，发现三种类型的攻击频率。有一半以上的儿童，攻击他人的频率是在一岁半和四岁之间，然后明显减低，直到十二岁时才又提高起来。在这个时期从头到尾，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很少攻击他人。不过，研究指出大约百分之十的儿童，在四岁前就表现出比别人更强的攻击性，而且当中有一半的人，直到青少年时期都比别的儿童显得更具攻击性。

上述最后一类的儿童很有可能会在与人的关系上遭遇困难，有可能变得抑郁、情绪不稳定，而且会有反社会的行为。到了青少年时期，往往会和法庭扯上关系。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三会取得高中文凭，而不会攻击他人的青少年则有百分之七十六取得高中文凭。研究人员辨识出某些征兆，知道有哪些儿童会表现出攻击性，譬如家庭失能、在出生之前父母便分手、低收入，以及有个在二十一岁之前便不得不生下小孩的母亲，或者是母亲在怀孕期间抽烟等等。而且男孩的风险比女孩更是高出许多。

李察．特伦布雷也花了一年的时间和法国的一个科学团体一起做研究，他们研究的项目是行为障碍，研究结果于二○○五年发表在法国国家医学暨卫生研究院期刊上，在法国各处引发了议论。在它出刊时，法国《世界报》指责它将英国的一些理念引进到法国来，而这些理念又被美国布希总统运用在美国本土。《世界报》把这份研究看做是侮辱法国心理分析师对儿童的研究工作。毁谤这份研究报告的人竟然敢说，这份研究报告的目的在于借由这种过早而不成熟的检查，「围捕」不受欢迎的儿童。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份研究会妨碍儿童发展他们完整而丰富的人格。但这些无稽的毁谤，和这份严谨的科学研究报告是毫不相干的。

这份研究报告和其他研究显示，当一个孩子慢性地表现出行为障碍的征兆时，其成为严重青少年罪犯的机率便很高，不亚于吸烟者罹癌的比例。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孩子在十年后是否有染患糖尿病的可能，人们是不是还会说这是歧视？孩子需要的真正药方是别人的观照，以及平衡的情绪。如果说我对这个例子多谈了一点时间，那是因为一般人有时会对自由具有成见，而忽略了科学上所验证的事。

马修：自由有时是在纯粹个人主义的观照下讨论的。个人主义有许多面向，其中一个是对个人的尊重。因为个人不能被单纯地看做是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工具，这个观念便催生了人权的概念。这一类的个人主义让每个人拥有道德的自主性，可以自由地做选择。但是这样的自由，克里斯多福也强调过，不应该遮蔽了个人在社会上应尽的义务。要不然，这样的个人主义会转变为自我中心的欲望，以人人为已优先。

权利的概念意味着互惠。极端主义份子，特别是宗教上的，要求他人对他们的信仰无条件的尊重，并且如果人们对他们讪笑，就会受到粗暴地还击。不幸的是，他们并不尊重别人的信仰。相反地，他们有权鄙夷、迫害他人。他们的尊重是单向的。譬如，塔利班在炸掉巴米扬大佛时便十分引以为傲。但不久之后，当一本《可兰经》在印度德里的一个老城区里被烧毁时，他们却杀害了十几个人，做为报复。

以仁慈做为罗盘

马修：我们大家都同意自由只能在不妨碍他人时才算数，不过这个想法却常常在谈及言论自由时遇到考验。我们在说话或是写作时，该怎么预见它负面的影响？

二○一五年一月，在法国发生《查理周刊》悲剧以后，我在瑞士达佛斯参加一场由BBC主办的言论自由研讨会。参加人士当中有人权观察组织的执行长、爱尔兰的拉比大卫．豪森，以及伊斯兰教的谢赫比亚。其中，本．比亚以宣称「以战止战」而著称，是极少数受到伊斯兰教所有宗派尊敬的智者。所有与会者都同意各国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自由，但是回到个人身上时，每个人则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

在研讨会进行期间，我说如果自己是幽默漫画家，要是我知道自己的漫画会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奈及利亚引发多人死亡，我会认为刊行这些漫画是我欠缺对他人的悲悯，而这是不可原谅的。愤怒的群众通常是纠集了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他们认为那所说或所出版的，严重侵犯他们最看重的事物。他们才不在乎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个概念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攻击他们，还不如让我们长期努力，让这些民族的人受好的教育，使他们迈向宽容的道路。

要求言论自由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是在极权的国家中。不过一旦获得言论自由，对个人来说──对记者、对作家、对影响公众意见的评论家来说──就不应该滥用这项权利，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引发不可控制的反应。因为这会是个人主义的专权，而这往往缺乏悲悯之心。

在有条件的自由操练中，最好是考虑到自由的后果。必须避免紧紧抓着没有条件的言论自由，避免将它和其引发的结果脱勾。某些种族主义的言论、某些煽动人诉诸暴力的言论、某些否定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言论，都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凡事都以法律为衡量标准。因此，每个人只能在仁慈的基础上来使用这个自由。仁慈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得在嘴巴贴上胶带，闭口不言，或者是折断自己的画笔不再表达，而是要将自己的心更向他人开放。

克里斯多福：马修，你谈到了高举自由的旗帜，谈到了隐藏在面具之后的自私动机。我倒是想到几个具体的例子：像是在搭火车时，有人大声地讲电话，吵到一整个车厢的人；或是有人在凌晨三点在路上开着车，并开着车窗把音乐开到最大声；或者是有人漠不在乎地开着比利时人的玩笑、开着犹太人、残障人士、阿拉伯人、金发女郎的玩笑等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解决的办法不仅只是禁止这样的事，而是在教育，或者说要这两者双管齐下。但何者是自由的最低限度？在我表示自己有做某件事的自由时，这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当我认为有自由大声讲电话时，要思考：

1. 这是为了个人自由或公众利益？

2.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做这件事？

要是我们从上面两个面向来做筛检，在车厢里大声讲话显然并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只为了满足个人自由。再者，我们是可以避开人群，走到车厢与车厢之间的平台上去打电话的。所以，这项判决就很清楚：在火车车厢里大声讲电话，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应该要改变的……

亚历山大：自由的操练

── 以专注来解脱。学习消弥所有负面情绪，在它一现身即消弥它，以免落入它的恶性循环中。在暴风雨还没爆发之前，就要辨明它的踪迹。

── 「不必理它」的资料夹。建立一个这样的资料夹，把所有一切使我们苦恼的不健康念头，都丢进去。不要在那些从早到晚纠扰着我们的无用念头上花太多时间，要抛开这个迷障。

── 从过去中解脱出来。对史宾诺莎来说，解放是检查我们的过去、重新拜访我们的过去。从过去里，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辨别那拖拉着我们的决定论，能让我们大步往解放的道路走去。要是我们得花许多年来塑造自己，那么就花点时间从过去的历史中解放自己……这其中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重新拜访过去。并不是为了从其中找到借口，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马修：为了一个更正当的自由

── 外在的自由掌控我们的存在，内在的自由掌控我们的精神。

── 内在的自由是由精神操练而来，它让我们从精神毒素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 内在的自由自然是伴随着仁慈与悲悯的，这些也应该是我们外在自由的向导。

克里斯多福：自由的四个要件

── 在想到自由的同时，一定也要想到责任。要是我们分开处理自由与责任，那么便可能往自私倾斜。

── 不要忘记道德。自由需要两个调节器：一个是内在的个人责任，一个是外在的法律和规定。但是一旦制订了法律，问题就会回到人身上，因为问题不在于「什么是合法的」，而是「什么是合乎道德的」。即使是法律允许我做某些事，有时候去做这些事却是不道德的。

── 以两件事来筛检我的自由：第一，我所要求的自由是为了个人高兴，或是为了公众利益？第二，要是我要求的这个自由，即使和公众利益有连系，却对他人造成了问题，那么我是否有其他方式来做这件事？

── 把自由看做是复数。自由是共同利益，每一次在我宣称这是「我的」自由时，我其实是犯了错，因为我必须想到这也是「我们的」自由。

亚历山大：马修，在到你位于尼泊尔的寺庙中时，有件事让我很是惊奇。那就是看到在那里的每个人每天是多么精神焕发地活在精神操练中。和你们一比较起来，我的所为倒显得好笑……你在接待我的时候，送了一本小书《印度佛教大瑜伽士帕丹巴桑结的一百个建议》，书上还题了字，写道：「愿你一生都在求道的路上前进。」因此我「必须」相信、并且「必须」经历到时时刻刻都是进步的契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迈向开悟以及与上帝合一，即使是我们每天生命中不断发生的小障碍都不能阻止它。一切都可能成为操练的对象，尤其是那让我们心生动摇的事物。要是我不试着让那突然招来的横祸变成好事，那么我就完蛋了。为什么不就从要求自己凡事往正面看开始操练：「嗯，这个人开始让我厌烦了，太好了！我可以藉这件事让自己变得有耐性一点。」而当我又开始焦虑时，我便竭力静坐冥想。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拦我们的精神往求解放的道路走去。相反地，我们可以将骚动的心绪看做是警讯，以让自己开始操练起来，勇于不执着，或是在自己应付不来时，对外寻求帮忙。不过，当生命的警讯大大地响动时，我往往宁愿忘记它，甚至逃避它。再强调一次，等到落入大海中才要学游泳，是件危险的事。让我们立刻就开始操练自己的精神吧！

让每一天都成为操练的场地

亚历山大：说不定我们该具体地面对每日操练的时候到了。而且，既然我们一生都必须这么操练，那么就让我们专心致之……以下就是每天让我有所进步的一点小诀窍。

第一步，就是将自己的一天献给他人，特别是献给那些最穷困的人、献给那些受苦的人。就在这一刻，有些人得知他们罹患癌症、有些人失去他们的孩子，还有些人死于饥饿……我们应该心怀这些在痛苦之海中求生的人们，因为这些痛苦可能随时折损了我们的自由、毁了我们的自尊。我们必须随时提醒自己，精神操练并不是为了呵护我们的「自我」，而是根据西班牙一位神父阿虎丕的说法，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成为「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人，让自己成为爱别人、帮助别人减轻痛苦的人。

当然，我们可以反驳说：「对那些精疲力竭的人来说，你将自己的一天献给他们，却什么都不做，其实一点用处也没有！」毕竟，如果手机可以连结到讯号发射台，对其他手机发出讯号，那为什么在人与人之间，我们的内心不能有一个深沉的连系呢？这并不是掉入神秘学的领域，而是要表示在尘世中，每个人都是「彼此连系」的……我深深地相信，每天怀抱着对他人的慷慨之心过日，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这样的操练能够让我们打发走极难排除的自私之心。

刚开始，我整天缠着我的精神导师问这个问题：「上帝是谁？」「我们为什么受苦？」「什么时候能够治愈我的痛苦？」每一次，我的导师总是很温和地要我回到「当下」，说这即是永恒的所在。他亲切地向我指出，空谈苦修并没有用，一切都不如操练自己的慷慨之心来得有效。

具体来说，我总是跟着以下四项操练的建议：第一项是，跟着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训示：好好地完成每件事，就好像上帝创造你是单纯为了要你做这个。例如，当我遇见一个人时，我会把这人当做是在现在此时最重要的人。同样的，当我刷牙时，我会专心致力于此，以免让我的精神漫泛……十世纪时的中国大禅师云门文偃，曾经用以下的方式来表达：「坐着的时候就坐着，走路的时候就走路，不要犹豫。」

大家都以为智者是没有任何情绪的，这其实是个误解。相反地，智者是将各种情绪深深彻底体验的人，然后他们会在这些情绪造成伤害之前，让其消散殆尽。简单地说，要是他生气了，他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将盘子对着墙壁摔过去……深刻体验各种扰乱我们的情绪、一点也不否认这些情绪，然后在无限的温柔中往前进，这即是我们的挑战。长久以来，我总是很厌恶「接受」这个观念。往往，我们以为这是要与我们的情绪做切割。接受，首要之务是看见这些情绪，接待它们，就好像是照顾我们的孩子一样，不随意对它下断语。就这样，在我觉得忧虑时，与其不顾一切拔腿就逃，还不如深刻地去经历，便可让自己能够跨越、超越它们。在我小的时候，我从来不愿意让痛苦完全过去，总是让自己为此精疲力竭。但现在，当我沮丧气馁的时候，我相反地会试着让时间过去，不让自己顶着这压力。我发现这样做，即使在心神骚动时，都能够让自己飘浮在问题之上而不下沉。意识到情绪并不能杀死我们，让我产生很大的信心。就另一个层次来说，我甚至要说风暴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最妨碍我对人生快乐说一声好的，就是否定我们心中会起骚动的事实。

第二项操练最让我受用的是，学习让事情过去。每天一千次，让焦虑自己过去、让害怕和情绪自动过去。这就像是越有蜜蜂在身边嗡嗡叫，越是想赶走，牠们就越是骚动，那还不如让牠们自己静静地过去。

《金刚经》里简单的一句话，给我一个让自己时时刻刻都能归省的工具。这句话是：「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即是我几乎整天进行的操练，它帮助我承担存在中的高低潮。在我不好过的时候，我会拿出《金刚经》来，从中汲取生命的智慧：「所谓残障者，即非残障，是名残障。」这句话让我知道什么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一件事有可能同时是灾害也是机会。我们应该抛开二元的逻辑，抛开二元性的监狱。每一刻，我都能以另一种方式来经历我的残障。在我们心理倾向将东西物化时、倾向到处贴标签时，我就每天对自己重复说这句话一千次：「所谓亚历山大，即非亚历山大，是名亚历山大。」这句话厉害之处在于，它帮助我们不执着在自己的伤痛上，但是也不否认。这即是要意识到我们在现实上附加了许许多多的成见，然后我们应该要一点点地将之拆除。于是，我便可以不上当、便可以看见猫就说那是猫，心里一方面很清楚现实总是比我所以为的更复杂。多年来，我所做的操练，即是放下我自己，试着让自己从所有自私的执着中解脱出来，而且不停地让自己和生命的运行一致……说：「所谓『我太太』，即非『我太太』，是名『我太太』。」每天重新发现这个与我相处的人，不将她封闭在表象之中。意识到自己的心里流淌着无数的思维与情绪，这即是停止认真看待所有从我头脑里经过的一切。

意识到这个不牢靠且脆弱的世界，能帮助自己走向更深沉的自由

最后，我借由《旧约圣经．传道书》里的一句话来操练自己。这句话虽然看来悲观，但是它一一地抹除了我们的幻觉。我常常覆诵这句著名的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意识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不牢靠且脆弱的，能帮助我往更深沉的自由道路上前进，这便能治愈我的心。说到底，我是能够在混乱中发现和平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不幸的是，我不懂得让事情过去，紧紧巴着不放，使自己一直受苦……说到底，《传道书》治愈了我想要治愈的念头。一点一滴地剥除我们的幻觉、错误的期望，能为我们开启心思平静的大门。停止挣扎，会让我们心里重新获得和平。

在多种传统之上做精神操练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必须要避免将其中一条道路绝对化，但也必须不迷失在诸种混淆的学说中。就我来说，我试着追随耶稣的脚步，不过佛教也帮助我放下自己。每一天，我试着亲近《福音书》，并且恳切地祷告。在我眼中，祷告是脱下自己所有的角色扮演，以便倾听超越性，并且勇于抛下自我，这是一种对大于我的神更彻底的信任。在祷告中，一一破除了标签和表象，连「我」都消失了。让自己沉陷到内在深处，是需要勇气的；勇于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想，只让上帝忙着照应祂自己。祷告是对所有自己遇到的事说好，不带为什么地活着。于是我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摆脱了自卫的机制、想要控制一切的饥渴。舍去一切，我们便可以勇于做一件难以想像的事，也就是称上帝为父亲。如果说这条道路仍很艰难，那是因为我们的我还抵抗着这件事；而我在这条路上找到了无穷的喜乐与自由，这让我抛下了我的拐杖，以便前进，好无条件地爱他人。

操练的障碍

亚历山大：在千百种横亘在道路上的障碍中，我发现其中最让人畏惧的是对社交生活的爱好。只要我一远离精神导师、家人，我很快就会陷入世俗生活的骚动中，远离了我的内在……当我们处在对精神操练有敌意的环境中，我们该怎么说我们需要做半小时的静坐冥想？在我们处在许许多多的禁忌和成见中，而这阻止我们只倾听而不加以下判断时，该怎么谈对上帝的信仰呢？我曾经以极端疲累为借口，以获得一个小时的轻松自在，离开那机械化的世界。

在精神操练的道路上，我们既需要身段柔软，也需要彻底的决心。要不然，从早到晚会不断地让步、妥协。因而，我做不到这项简单的生活原则：活在当下。也就因为这样，我常常发现自己在刷牙的同时还上厕所，并和人讲电话……同时做着这些事，真是让人心惊！

当我来到韩国首尔时，我对精神操练具有无限的饥渴。我竭尽一切努力，想要开悟、想要与上帝合一。不过，在几个星期以后，我的热情冷却下来，我问自己的精神导师：「师傅，我能不能每两周退省一次就好？」我的心里充满各种诡计，想把自己从求道的道路上岔开。我承认，当时我还问精神导师：「真正的挑战，是在每日的日常生活中操练……我们为何要远离这个世界做退省呢？」每天都必须回到自己最深沉的内在渴望，每天为此奋斗。即使我们在生活中能掌控的事物是如此地少，我们仍然能时时刻刻让自己更投入精神的道路上。在这条路上，既没有神奇的秘方，也没有立即的安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一步步地往前求进步，但不为进步的观念所困。

有助于操练的几件事

亚历山大：为了坚持不懈，也为了不让步，我向自己的精神导师说，我每天要静坐冥想一个小时。五年来，我不间断地这么做了，从来没有食言。而且我相信如此不间断的静坐冥想真的救了我的命……这件事中最奇怪的是，某些早晨在我起床时，我已经为了要重新安排静坐冥想的时间焦虑不已。除了规律的静坐冥想以外，我还有在善中相交的朋友、每天让我沉思的书本。当我精疲力竭时，我总是能靠着精神导师找到站起来的力量，继续往前进。每一次，精神导师总是能将我导引到源头、导到我的内在深处。跟他谈话，生活变得简单而轻盈，我感觉除了精神操练以外，我没有什么要做的，我只有一直持续下去，在与上帝合一的道路勇于继续迈步。

在我小时候会去做弥撒，但那时候我只觉得弥撒充满了乏味的说教和仪式，一点也吸引不了我内心的渴望。而现今在首尔，因为精神导师的关系，弥撒对我是完全舍去一切的场合，也是能一再更新自己人生的好机会。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了自己是能够被宽恕的，而且也能够找到力量走向他人。无论我们是佛教徒或是无神论者，最后重要的是选择一条道路全心投入，而不要成为这儿看看、那儿看看的观光式灵修者。当我们掘一口井时，要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泉源，那么就应该坚持在同一个方向前进。

典型的一天

克里斯多福：我们在这本书中谈到了各种主题，努力让它们具有一致性。我来谈谈自己在典型一天中的操练。就和你们两人一样，我每天都以正念开始一天，每天至少十到十五分钟，我会坐下来让自己将精神集中在当前的一刻，一秒钟又一秒钟。在某些日子里，我会将心思集中在悲悯之情，特别是在朋友或是我认识的人正在受苦时，我更会这么做。偶尔，我会为不认识但正在受苦的人操练我的悲悯之心，偶尔也会操练利他之心。我也做些情绪调节的操练，在这样的练习中，我寻找着痛苦情绪的解毒剂。要是我不做这种镇定情绪的操练，我的一天、和他人的关系、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

然后是我的家庭生活时间，通常，尤其是最近几年，孩子们因为要上学所以起得早，我会先和孩子碰面。在见面前，我试着让自己记得要表现得快乐，让自己以好心情和微笑开始这一天；要不是这样，我并不是天生一早起床就有好心情的人。

接下来，我的一天就这么规律地继续下去，但我总是时不时找到零碎时间冥思一会儿，提醒自己现在要去做的并不是赚钱养家的工作，并不是个义务，而是我的一项抉择。我待在家里写作的日子，我都尽可能地站着写。我告诉自己真是运气好，能够以我所学的、以我所听到的写一些心理学的书，而且这些书说不定能对一些人有帮助，向他们解释可能从没想过的事。当我到医院去时，我试着让自己冥思，想一想自己有机会可以做个医生真是运气好。当我有演讲，或是要去讲课时，我常想着要帮助人、要医治人的渴望传授给大家。当我到一些私人公司去演讲时，我努力让自己的言论能帮助他们改善在职场上的工作条件。

我另外一个目标是集中精神、不让自己分心。这对我们社会中很多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在自己所做的事上，我就完蛋了。我试着不看我的电子邮件、不看简讯，让我自己只在某个时段接电话。其余的时间，我试着让自己专心致志，要不然会极度地浪费我的精力，使我不能专心做事。

陪伴他人也是我强迫自己操练的一个课题。当我和他人在一起时，我尽其可能地完完全全地关注他，尤其是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之后，他人会让我感到疲倦，这不是因为他们打扰了我，而是因为我需要独处、需要安静。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为时短暂，我都得全心全意和他人在一起。譬如，有病人并没挂号，他就这样来到了我在圣丹医院的诊疗室门前，希望我能为他看病，这时候我就会让他进门。这一点都不在预期中，而且有点打断我的时间表。从前，我会在心里挂念着这件事，现在我会对自己说：「你既然跟这人在一起，那么就给他一点时间，即使只有五分钟，也要全心全意的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跟他在一起。」我对他们说：「我只能接待你五分钟。」五分钟过后我会说：「对不起，我得请你离开了。」我想在这五分钟里，我已经比从前更用心地陪伴了这个人。

还有在签书会上发生的事情。从前这也会让我失去平衡，因为我签书的时间有限，无法满足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漏水的篮子，每个人都在这篮子里倒进他们的期待和苦恼，而我却不能为他们做什么。现在，我明白了我无法让奇迹发生，不过要是我努力让自己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全心对待每一个前来的人，我知道这说不定能够带给他们一点能量、勇气和安慰。

当然，在对抗焦虑与沮丧的倾向这方面，我还有需要尽心努力的地方。焦虑和沮丧虽然是人类注定会遭遇的，但对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对于情绪是敏感且脆弱的。所以，就像亚历山大所说的，我花更多时间让自己停留在波动的情绪上，如果这不是为了让它们安定下来，或是为了消除它们，至少也是为了观察这些情绪会带我走到哪里去。它们会让我从想去的地方转向吗？会让我的价值转向吗？会让我的目标转向吗？或者是我可以继续随着这些情绪走下去，让自己多花点时间以正念来面对这些情绪？

还有另一个我规律的操练，就是留一段时间给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任何义务、不必和任何人见面、不需交稿子、不用写文章，也不准备演说稿。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件事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我所做的事都是我喜欢的、即使大部分时间我都和所爱的人相处，但是当这些事变得太多，过度的压力就会成为痛苦或是愤怒的来源，而这是非常荒谬的。我的一大忧虑是让自己空下来呼吸，或是让自己有时间来处理他人不在预期中的请求。我觉得我们当中有部分的人，宁愿让自己事情过多，也不愿意空闲下来。我曾经因为有太多事情要处理，因此只要有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需要我给他一点安慰，对我来说我便多了一件要忧虑之事。这真是没道理。所以我现在努力让自己有多余的时间来处理他人不在预期中的请求。

我常常观察自己在什么时候会自我感觉良好：在和他人和谐一致的时候、在我有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候、在我准备好要帮助他人的时候。说到底，在哪些日子里，在哪些活动中，可以同时让我拥有这个和平心境，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呢？突然，我对自己愉快的情绪非常地有信心。这些是指标，显示我正处在对的道路上。我运气很好的一点是，我不太有含毒的正面情绪，譬如骄傲、自我满足对我并不造成问题。很快地，要是我感觉到有人钦佩我，我会提醒自己事情不是这样。相反地，我很提防自己的负面情绪，因为它们经常欺瞒我。

另外一个操练是在于我和自然之间的连系。就和大部分人一样，我非常需要接触大自然，而且我运气很好，住在几乎能每天到森林里去散步一小时的地方。我每天几乎都走同样的路，走着走着已经很习惯了。每一回我处在大自然里，我都会感受到一股感恩与感激之情，以及一股责任感。我希望有更多人能享受大自然，尤其是在我们之后的世代。破坏这个大自然，说不定是我们正在犯的最大罪行。

一天结束之后，晚上我需要陪陪家人，看看每个人是不是过得都好，大家一起交换意见，和每个家人都有时间单独相处。晚上也是祷告的时间，当我想为某人某事代祷的时候，我就祷告。通常，我都是为别人代祷，我的事可以靠自己，我感恩上帝所赐给我的、感谢他每天都让我有好运气。睡前，我做正向心理学的一项操练，就是回想今天遇到的三件愉快事件。我试着让自己身心都浸润在感激之情中，让自己意识到这三件愉快事，都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为有他人的关系。

心灵的整体状态

克里斯多福：接下来，我要谈自己更为整体的操练。我试着更频繁地提醒自己可能在一年、两年或五年后死去，我试着活得像我立刻就要死去一样。我对自己说：「如果你很确定一年后就会死去，那你要做些什么？」如果我们明天就会死去，这事变得很紧急，因此它会让我们的行为有所改变，我们会立刻和自己所爱的人说再见。如果是在一年后死去，我们会继续现在所过的生活，但会过得比较聪明一点。一切事物都会变得比较重要、变得更有重量。每一次我们对别人说再见时，我们心里会想，说不定这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这种态度深深地充实了我的生活，也以愉快的方式改变我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矛盾的是，告诉自己只能活到明天，或是只剩下一年可活，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欢喜与能量。

从几年前开始，因为马修的关系，认识了几位你介绍给我的人士、也读了你推荐给我的几本书，使得我比以前更加规律地衡量自己是否对周遭的人有益。每天晚上，我都会试着衡量这件事；虽然这并没有成为仪式，但我都会很自然而然地在早上想到这件事。有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做得并不好，或是「我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做得够好了。就这一点来说，多亏周遭朋友的帮助，他们向我指出可能的道路。而且，写信给我的读者自己虽然不知道，但他们给了我无比的能量去帮助他人。能够以文字和书本来帮助他人，实在是我无比的好机运。

在我努力做的事情中，还有这些：试着不去吸引他人、不过度允诺他人、不辜负别人的期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显得很冷漠、很有距离、很谨慎。我只能付出我自己所能付出的。我并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时时快乐地与他人在一起，我必须澄清这一点。因为有时别人需要我们表现得讨人喜欢或是吸引人，以安抚他们。我有时候会表现得亲切，但并不是总是表现得很温暖。以上就是我操练的几个方向！

借由操练倾听、学习与整合

马修：为什么要操练？因为这可以补足学习和思考不可或缺的部分。阅读和专注地倾听，能扩增我们的知识。接下来必须好好地仔细思考，以检查我们所读到、所接收到的是否有价值。请教那些拥有我们所需知识的人，也是很有用的，像是博学人士、专家、精神导师等等，并且从他们身上澄清我们的疑惑与不确定。根据佛教，事情不应该停留在这一步，因为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步：以操练来整合所有我们所学习到的，而且它最终必须能改变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我们也把这称为「静坐冥想」。在佛教的经典中，这个词的定义为「学着控制自己的精神」。没有静坐冥想，所有我们累积的知识都是死的文字。我们会像是把医生药方放在枕头底下的病人一样，得不到治疗；或者像是读了许多旅游书一样的游客，从来不真正出游。

顶果钦哲仁波切曾表示，我们能在面对自我存在与困难的挑战时，观察精神操练会如何表现，来衡量我们进步多少。他还说，当我们吃饱了挺着肚子坐在太阳下时，我们要当个好的静坐冥想者是很容易的，但是只有在面对挑战和冲突时，我们才能衡量自己是不是个好的静坐冥想者。

有一天，一位到处流浪的藏传佛教大师巴楚仁波切，去拜访一位经年累月住在山洞里的隐士。巴楚仁波切坐在山洞中的一个角落，脸上带着挖苦的微笑，就这么过了一会儿，他问隐士为什么要住在这么偏僻而简陋的地方。隐士以很骄傲的口气回答他：「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这时候，我专注于耐心这个主题而做静坐冥想。」

「这太容易了。像我们这种狡猾的老狐狸很容易就欺骗了全世界，不是吗？」

隐士大发雷霆。

「啊！啊！你的耐心哪里去了？」巴楚仁波切惊呼道。

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个一流的静坐冥想者，但在静坐十年之后脾气却还是一样暴躁，这想来必然不是好事，我得做些调整、改变策略。再者，如果我想为他人服务，那么绝对必须取得为此所需的品质。在取得某种自由、某种内在的力量和悲悯之前，就急着为他人谋求福利，这是自取失败。我们常在人道救援行动之中发现这种事。我们一开始是为帮助别人而采取行动，但过不久之后，行动却脱了轨。这倒不是因为没有什么事可做，也不是因为经费用完了，往往是因为「自我」的冲突、因为不够了解他人的需求，甚至更糟的是，是因为贪污。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准备好。人道救援行动如果要做好准备，那么便得花时间来改变自己，以便不被时时涌现的挑战打倒。

无限的精神变革力量

马修：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黑暗面与光明面，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一辈子注定如此。只有我们什么改变都不做，才会一辈子都是一样的。对自己说，我们就是这样子，没什么好说的，等同在还没有抵达终点线之前就放弃了比赛，所有一切都大大低估了我们的精神有可以起大变革的能力。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掌控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对内在世界的掌控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往往，那让我惊讶的是我们常花许多力气去追寻那些累人而又无用的目标，而不是花力气去寻找那能带给我们幸福的事物。

很多人以为操练自我的精神是条漫长而又困难的道路。然而我们却很明确地知道，学习读书识字、写作、教育自我、一项职业、一种艺术，或是学习一类运动都是需要花许多时间的。精神操练当然也不会是例外。如果我们要当个更开放、更为利他的人，并找到自己内在的平静，那么就必须在操练的道路上坚持不懈。

就体能上来说，我们做运动时很快就会遇到不可跨越的界线。靠着训练，有些人能够跑得越来越快、跳得越来越高。但是事实上，他们每秒只多跑了几公分而已。人类是不可能以四秒钟的时间跑完百米，或是轻易跳过四公尺。不过，我倒是看不出来爱和内在的和平是有界线的。一旦我们对他人的爱达到了某种程度之后，什么也不能阻止它变得更深刻、更广阔无边。就「量」来说，自然会遇到不可跨越的界线，但就「质」来说，是没有界线的。

为了改变自己，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坚持不懈地操练。这似乎显得枯燥乏味，令人生厌。但这就像吉美钦哲仁波切所说的，如果我们在静坐冥想中觉得无聊，这并不是静坐冥想的错，只是受限于自己的老习惯、心不在焉，与不愿面对改变的态度。佛教引用了一滴滴水慢慢流，才能装满水缸来做比喻，强调操练是要天天规律重复进行的我们最好是做短暂而频繁的静坐冥想，而不是久久才做一次静坐冥想，以为时间够长就能补其不足。神经科学明确指出规律的静坐冥想，能改变我们身体机能的运作，甚至是大脑的运作。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可塑性」。

现在，我们该怎么在日常生活中维持规律的静坐冥想呢？首先，即使只花半小时，每天花一点时间投注于上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早上就静坐冥想，那么这会让我们一整天感到「芬芳」，这股芬芳会浸润在我们的态度、行为以及与人的互动中。我们也可以在一天当中再次找时间体会这最初的经验。每当我们有一点自由时间时，可以再次沉浸在静坐冥想中，延长时间则有抚慰人心的效果。这样的时刻能帮助我们的心境更为平和。渐渐地，因为静坐冥想的习惯使然，我们的生活会起变化。我们对周遭世界的反应也会更灵敏，并对建设更明智、更利他的社会做出贡献。

个人的操练

马修：至于我自己每天的操练，该怎么说呢？我生活的节奏随着所处情境不同而有变化。在喜马拉雅山上当个隐士，和在瑞士达佛斯参加经济会谈，这两者是千差万别，不是吗？理想上来说，身体应该是我们精神的隐修院。当我们的精神操练是深沉且稳定的时候，不管人是处在平静中、混乱中、欢喜里或悲伤里，身体应该是都能够维持不变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远远达不到这样境界的，但是我陪伴在精神导师身边的日子，以及我五年来的退省生涯（按周期来说，短则数星期、长则一年），让我浅尝了这样美好的滋味。虽然我还有好长一段道路要走，但我坚信精神导师指明了我一条方向正确的道路，这样的信念让我心中充满欢喜

我认为自己最理想的状态是处在离加德满都两小时车程的隐居处所中，在这种情况中，我日常的作息是怎样进行的呢？因为清晨有益于我们精神的清明，所以我都四点半就起床，然后静坐冥想直到天亮。接着，我在隐居处所前的土堤上简单吃个早餐，一边远观山谷里的白茫茫雾气，凝视小鸟在森林里飞翔，远眺有时影像清晰有时模糊的崇山峻岭。然后，我又操练静坐冥想直到中午。午饭后，我通常会读藏文的经典，或者筹谋一、两个小时正在进行的计划。然后。我又静坐冥想直到天黑。

藏传佛教传授的操练是配合每个人所需要的。它通常是以一个深沉的反省开始，也就是反省到我们是生来自由的人类、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世事都是因果循环（如果我们要避免痛苦，那么就得不再引发痛苦之因），并且反省当我们对世界的观照再也不符合现实时，难免会承受许多痛苦。藏传佛教有所谓「主要」的操练，这是静坐沉思精神的最终天性，即是醒悟的纯粹意识超越于概念之上。每一天、每星期、每个月、每一年，都持续而规律地做这项操练。这一点也不单调乏味，而是充满平和的欢喜之心。它让我们感觉自己善用有生之年的时间。

有人认为隐遁于世界中是件自私的事。但他们搞错了，因为这样做主要目的是在于看透「自我」的假面，并且从「自我」中解放出来，而且这会引领我们迈向仁慈、悲悯，能够真正地为他人服务。

该如何在隐遁和活跃于社会中之间取得平衡呢？我在西藏认识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匈牙利年轻人，他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有一天，他到西藏度假，认识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精神导师。他在这位精神导师身边待了一段时间，而且在这位精神导师死后，到山上的一处隐修处隐遁了数年的时间。牧羊人常会带食物给他（在西藏，这种事很常见）。后来，在我正准备离开中国时，有位朋友告诉我，这位年轻人决定到西藏和印度边界处一个非常偏僻的圣地，在那里隐遁起来，度过余生。几个小时后，我来到香港，见到这个城市的繁华忙碌、众多的餐厅和商店，我突然对自己隐遁的生活深深地扬起一股乡愁，我问自己是不是该跟随那位匈牙利年轻人的脚步，隐遁起来。

对我来说，决定该花多少时间隐遁或投注在社会活动上，这是个两难的问题。我曾经问过一次达赖喇嘛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如果我确定在孤独地隐遁十二年后，我的修行程度能像十二世纪那位西藏隐士密勒日巴那么高（密勒日巴的传记对现今大部分的佛教徒来说都还是一大启发），那么我就应该长年隐遁。但是如果我不确定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么说不定最好是每年花六个月的时间退省，花六个月的时间在社会活动上，尤其是花在人道救援行动上。」我觉得就自己的能力来说，我只能选择后者！现实的状况还无法让我每年退省六个月，但我很希望能尽快做到这一点。我的生命已经迈入晚期了，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我不会明天就死去，即使如此，我也只剩下有限的时光。

亚历山大：因为马修的关系，我很清楚意识到我们不能将精神操练放在生活的第二顺位。引导佛陀得到感悟的，是他的信念、决心。为了和痛苦做个了结，或者至少承担起痛苦，那么最好就是有位向导、自己做操练，并持续不懈。只是修修补补自己的情绪，并不会有成效。要撑住、要坚持，这才是真正的勇气。总而言之，真正的苦修是能以这句话来做总结的：「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灵，并且好好照顾他人。」

对每日操练的建议

马修：我在前面提过了，抛下一切并不会剥夺那些真正的好东西，只会让我们脱离那些造成痛苦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把那既对我们自己也对他人没有建设性的活动放在一边。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清理自己的人生。有些事在我们看来很有意思，但它却无益于内在的自由，甚至对其造成障碍。据说有一位天生很好奇的贵族经常来到佛陀跟前提出问题，问他「宇宙是否无穷无尽？宇宙是否有个开端？为什么花朵会有不同颜色？」之类的问题。有时候佛陀会回答他，有时候佛陀则一言不发。有一天，这位贵族又来问佛陀问题，佛陀手里捻着一把叶子，反问他说：「哪里有更多的叶子？是在森林里，还是在我手里？」贵族只能回答说：「当然是森林里有更多的叶子。」于是佛陀对他说，知识就像森林里的叶子一样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只有一小撮的知识能帮助我们达到开悟。知道星星的温度，或是知道植物是怎么繁殖的，就很多方面来看是很有意思的知识，但是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自我精神的天性，也不能帮助我们解放有毒的心理，更不能帮助我们获得无穷尽的仁慈。总而言之，就是不能帮助我们达到开悟。当然，这要看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开始设定的问题很重要：「在我们个人的存在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把人生目标放在赚更多的钱、赢得更多的权力上，或者是赢得更多名声？为他人和自己的利益而服务？真正的操练者很容易舍弃那些无用的事物，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些事物对他们有好处，就像老虎对一堆稻草不感兴趣一样。他们会信从梭罗所提出的信条：「简单化、简单化、简单化。」

最后，我们必须意识到时间的价值。人的一生总是很快就流逝。时光就像流过我们指尖的水一样，谁也无法阻止它。不过，好好地运用时间，它能让操练的人把时间用在重要的事情上。在隐士的一天里，每个小时都成为宝藏。就像黎巴嫩裔的美国诗人纪伯伦所说：「劳动时你们便是一枝笛，时间的低语通过你的心，化做音乐。」

有些人会谈到「杀时间」。这真是没有意义的事，因为世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可做。要是我们永远把重要的事推托到明天才做，这种推托的态度可能一生随着我们，直到死亡。开始操练的最好时刻，就是「现在」。

在一个清朗的早晨，我们九天以来的对话画下了句点，这九天的对话让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成了具体的事实，也就是每个人敞开心胸谈论让我们热情投入、渴慕、担忧的事，甚至有时是让我们心烦意乱的事。我们本来就很亲密的友谊，在这段时间之后更加巩固与深化了，我们的默契也更加深切。

我们都不过是追寻着智慧的旅人，心里很清楚这条道路漫长且险阻，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要挖掘、澄清，并且需要借着操练并入己身。操练悲悯是需要耐心的，去除「自我」也要靠许多操练，学习智慧更需要时间，但在做这些时，都必须带着欢喜之心与热情。我们最诚挚的愿望是，提供所有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一些能够启发他们的思考方向。

三位作者，以及几位鼓舞人心的朋友

虽然一开始只预定三个人的对谈，但很快地，这场对谈聚集了不少朋友来聆听。有人只来听了几个小时，有人则参与了全场。在休息时间、用餐时间、散步时间，他们提供了回应，也给了我们一些建议。

殷勤而专注的桑妲，每天为我们预备了可口的素菜。她建议我们谈谈「倾听」，便启发产生了本书的第四章〈倾听的艺术〉。

我们的编辑，凯特琳和妮古勒，是全部或部分地出席了我们的对谈，她们也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另外还有纪尧姆和苏菲，在对谈时他们虽然不在场，但对这场对谈印制成书付出了贡献。

克里斯琼也对这本书行文的可读性，以及整本书的呈现极有贡献。

马修九十多岁的妈妈雅娜，也为我们带来具有创造性的诗意心灵，建议我们「每只手捧着一颗心」对读者倾心相告，并提醒我们「在每时每刻都是永恒的」。

叶榭细心地拍摄了我们的对谈。我们三个人的合照也是他拍的。

安和她几个女儿在她们美丽而舒适的家中接待了我们。爱莉、桑妲和克拉拉也誊写了我们的对谈。

亚历山大的儿子奥古斯丹，虽然年纪还很小，但他整场对谈大部分时间都陪着我们。他安静而专注地陪着我们，提醒了我们谈话要清楚而简单。他对父亲的感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启发。

态度勤奋的派蒂希亚帮我们处理了后勤的问题以后，也来到多尔多涅陪伴我们。

如果没有一群人集合起来出力，亚历山大是无法书写，也无法提出他的证言。他十分感激妻子、孩子，以及他的精神导师，还感激他的助手罗米娜．阿斯托尔费，以及他所有在善中相交的朋友。所有这些人日以继夜地陪在他身边，支持他。并且还要特别感谢珠斯丁．苏格、爱蜜丽、胡安、戴尔芬．侯榭、桑妲．侯比阿尼，和玻端．都亚特，他们在这整本书的进行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

最后，特别要感谢黛尔芬，本来她是要在自己瑞士山中的家接待我们三个人。从几年前开始，亚历山大和马修都会到她在瑞士山中的家聚聚，而且每一次他们都会打电话给克里斯多福，说他们多么希望他也能跟他们在一起。在三、四年前，黛尔芬就建议我们在她家来一场对谈。不过，因为各种机缘凑巧，我们在最后一刻决定了在多尔多涅的森林里相聚。这时大病初愈的黛尔芬，也在她的朋友马克陪同下，来到多尔多涅和我们欢聚几日，享受了这里美好的氛围。

最后的愿望

我们的谈话终于来到了尾声，马修建议我们再说说个人最初的意旨，也就是希望这番对谈能对他人有用。要总结这几天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本书的内容题献给所有读者，并且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借由书中正面、有利的面向，来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他们减轻所受的痛苦，往自由、智慧、知识迈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