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是最佳導師　禪學大師　一行禪師

過去十年間，瑞秋‧紐曼幫我編輯了二十多本書。謝謝她對我的法理、風格、意見有深刻的瞭解，也謝謝她用清晰、正確且值得信賴的方式，把這些我意欲傳遞的訊息，轉達給成千上萬的讀者。我衷心感激她精熟的工作能力與付出的心力。在這段時間裡，她學到了一門至關重要的課業：不要受限於法理的框架，要讓那顆領悟的心引導自己的路。瑞秋藉著《涅槃之前》這本書，傳遞了這項重要課題：一個人最好的導師，就是存在心中的那股正念意識。

在《了知捕蛇善法經》中，佛陀說：

山溪暴漲氾濫，成為一條夾碎巖帶礫石的洪流，意欲過溪的人會這麼想，「能夠最安全度過這條洪溪的方式會是什麼呢？」評估現況後，這個人可能會決定撿拾一些樹枝青草，編成一艘木筏，劃到對岸去。上岸後，這個人又可能會想，「我花了這麼多時間、精力編筏，這艘筏是件珍貴的財產，我要帶著它繼續下面的旅程。」如果這個人把筏扛在肩上或頂在頭上上路，你覺得這是明智之舉嗎？我曾經多次提到木筏這個教訓，就是為了要提醒大家，捨棄所有真正的法理是多麼重要的事情，遑論那些根本不是真正法理的道理。【１】

瑞秋的旅程中，滿是她對每天生活裡悲喜哀樂的感激，毫不矯情。她的這趟旅程，也是在面對必然的老化與死亡時，發現自己多了一點平和心態的故事。很多人都怕老，有些人怕老更甚於怕死！不過我發現，老是一件彌足珍貴的事情。人會變得更平和、走得更慢，也因此可以享受到比年輕時更多的樂趣。萬事不急。一切慢慢來。人可以細細品嘗每天生活中的每一刻時光。

老，還可以給你機會練習如何擁有勇氣，面對終將來到眼前的死亡。在練習認知自己所恐懼的事物同時，你會開始意識到自己還活著，以及原來自己還有如此多可以珍惜、享受的東西。然後你就會知道應該如何行事去讓人開心。不管走到哪兒，你都會隨身裝載著許多人的快樂。你會知道如何去欣賞與享受陽光、茫霧、空氣、水。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如果你能深切地去瞭解死亡，真正看到你、我以及萬事萬物無生也無死的本質，那麼你才是真正在過著值得活的生活。

就在這一刻，你、我身上有許多細胞正在死亡。我們沒有時間幫他們舉行葬禮，因為死亡的數量實在太大。同時間，也有許多細胞正在出生，我們依然沒有時間為他們歡慶生日。沒有出生就不會有死亡。某物的死亡也是某物的出生。如何利用這樣的認知去圓滿地活出每一天，《涅槃之前》提供了許多真知灼見。在這忙忙碌碌、紛紛擾擾之中，我們仍有可能歡慶無數種可能的當下。

一行禪師於二○一二年六月

1.原經文出自《阿梨吒經》第九。

生活中的禪道　地球禪者　洪啟嵩

本書是作者在個人的生活實踐中對修行的體悟。她在一行禪師身邊擔任編輯多年，吸收了諸多法語，對讀者大眾而言，在生活的實踐與心得上，作者的故事是再鮮活不過的例子了！就像我們周遭很多人，每天在工作與家庭、孩子之間忙得團團轉，要如何在其中契入修行，藉助佛法幫助人生超越自在？這是許多朋友渴望瞭解的。

釋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年前，為我們建構了通往究竟的涅槃之道。歷經數年的禪定及苦行，他發現無法由此獲致真正的自由。最後他捨棄了苦行，於菩提樹下觀察生命流轉的十二因緣而悟道。於是佛陀為我們歸納出系統化的修行之路，簡要而言，從苦（苦的現象）、集（苦的成因）、滅（苦的止息）、道（離苦的方法）等四聖諦的觀察，透過在生活中依止離苦之道的實踐，如：八正道、戒定慧三學等，體悟實相，臻至究竟的涅槃之道。

在作者接觸佛法的過程中，也曾有過一般人常有的疑問，例如，冥想中的境界，是否完全聽不到外境的一切？這讓我想起了一段有趣的經驗。二○一三年新春，我在二米長的黃金薄片上恭繪觀音，這種畫的難度極高，在整個繪畫的過程中，需要投入極大的禪定專注力量。許多貴賓來參與黃金畫展開幕，當天茶敘時，許多人知道我的學生Lynn（龔玲慧老師）擅長以妙定調身法，讓人立即入定，都希望能體驗看看。果真在Lynn的調整下，好幾位當下就定在當場，而其他聊天的人還是繼續聊天，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在入定約數十分鐘後，Lynn導引入定者出定。他們感受到奇特的身心境界：身心全然安定，同時外在他人的聊天話語，聽得一清二楚，完全不受影響。之前他們一直以為，入定應該完全聽不到任何聲音，完全與外在的環境隔絕。事實上，真正的入定狀態，對外在的環境，乃至自身的觀察，是更加敏銳清晰的，差別在於定力的深淺，是否能隨心所欲，隨時入定、出定自在而定力不失。

在本書中，對痛苦、死亡多有討論。關於「痛」與「苦」的關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一九九○年的親身經歷。當時我被一輛車撞飛到空中，尚未落地之際，一輛計程車從空中將我「接」走—車子前方的保險槓插入我左肩，將我整個人拖到車底。而司機正巧轉頭和後面的乘客聊天，完全不知道撞到人，直到旁人驚呼叫他停車，此時我已被拖行了近一百公尺。送到醫院時，除了七孔流血，全身嚴重燙傷，肋骨斷了，脾臟碎了，在病床上我甚至無法平躺，只能利用右側一線沒有受傷之處躺著。

由於長年修學禪定的力量，我的復原速度之快，讓醫護人員驚異不已。儘管如此，後續的醫療和復原之路，仍然十分辛苦。當時負責病人心理輔導的護士小姐曾問我：「你會不會很痛苦？」我告訴她：「我會『痛』，但是不會『苦』。我的心中安穩喜樂，應該說是『痛樂』吧！」「痛」是生理現象，「苦」是心理現象，這兩者並沒有必然的聯結。透過禪定的修練和實相的證悟，這兩者是可以完全脫勾的。經典中記載著目犍連尊者遭恐怖的亂棒搥打至死，舍利弗尊者臨終示現病相，但是兩位聖者在入滅前，都於虛空中示現行、住、坐、臥，火中出水、水中出火等不可思議的禪定神通境界，也明白的告訴我們，生命可以遠離痛苦的相續輪迴與死亡的恐懼，臻至完全的自由。

身為人母，作者對孩子的關心與觀察入微，也讓人備感親切。如何讓孩子從小平安快樂成長？這是許多父母共同的心願。作者也特別點出她與孩子一起靜坐、數呼吸、討論死亡等方式，期待能養出快樂的大人。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我在二○一○開創了「超專注力」教學法。讓他們快樂而自然學習禪定；長年投注於兒童教育的Lynn更將其發揚光大，多年來的教學證明，這套方法不但能幫助孩子身心安定、良好發育，更能增長孩子的慈悲心與智慧。

透過作者敏銳的省察，她為許許多多與她有著相同疑惑的人，提出種種人生無法迴避的命題，本書正是其不斷努力的珍貴履痕。希望有緣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得啟發，讓世界更加光明美好！

生活中的佛法　覺性地球協會會長　龔玲慧

許多人將讀誦佛經典當作是功課，將佛法研讀當成是做學問，這很好，只是有點可惜了，因為佛法是在世間的，佛法是幫助我們的生命更圓滿的。

《涅槃之前》的作者瑞秋‧紐曼將她自己生命中的喜怒哀樂毫不保留的呈現在讀者面前，她由一位不懂佛法，對佛法充滿許多疑惑的人，到運用佛法、運用一行禪師的開示，將知識轉成實踐的方法，不僅使自己更快樂，更幫自己身邊建立起一個溫馨的圈子，也協助她和自己心中最大的恐懼—死亡和衰老達成休戰的協定。

她由害怕變老，到希望知道如何變老，到知道自己年紀愈大時，可能很多事情的速度變慢，疼痛變多，但也可能是一種深刻的喜樂，由此她學會了停下手中的事、多花一點時間活在當下，而且她愈來愈能察覺到眼前只有當下。

洪啟嵩老師曾說，大家應該要固定撥出一些時間，什麼都不做，洪老師所說的什麼都不做，其實就是指活在當下。當我們好好的活在每個當下時，才能真正的什麼都不做，才能真正的做好每件事。我們每個人的心都太忙了，就像作者所說她很擅長一面做自己的事情，一面同時傾聽很多不同人的談話，她也可以一面貪心地看一本書，一面同時做三件事情，但是她發現任何人都需要找到一個讓自己停下來的方式，因為她說：當我們停下來時，我們就是在訓練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去承認當下。她運用數呼吸的方式，使她的身心的融合毫不費力，而在這當下她對於整個宇宙的覺知，就在這呼氣之間翩然進駐。

剛開始被要求靜坐、冥想、數呼吸十五分鐘，沒有任何東西可讀時，她覺得簡直就像是痛苦折磨的天荒地久，但漸漸的，她享受到冥想結束張開眼睛的剎那，她發現一切變得鮮明而清晰，她由暫停的那一刻，感受到「活在當下」。現在她除了工作例行的靜坐以外，在家也和兩個女兒在晚餐前靜坐，更進而隨時隨地做有意識的呼吸，當她要開車時一碰到車門把時就開始，走在街上或在超級市場時，在比較平靜時，也在比較不平靜時練習，她提到一行禪師所說：「修練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心，連同你的身體一起溫柔的帶回當下，然後把身與心結合在一起，那時，壓力會慢慢消解，覺知會慢慢茁壯，而你就可以用更清晰的方式看待萬事萬物。」

作者在書中透過很親切的筆調，很家常的生活，告訴讀者她修行的方法，其中她還運用《慈經》的慈心觀來排除自己的不愉快與煩躁，並且用這樣的方式去祝福她所愛的人以及難以相處的人。因為我個人主修慈心觀，知道這修法力量之大，慈悲是可以學習的，當我們的慈悲愈來愈深時，我們將無有恐懼，因為我們對待每一個生命，乃至一花一草都具足最大的尊重，同時，這個世界也會如此對待我們！

而修習慈心觀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愛自己，我們先想清楚自己開心的樣子，清楚的看到自己好高興、好滿足的笑容，整個從心裡面笑出來。再來，你最喜歡的人因為看到你這麼快樂，他也變得很快樂，接著你的家人，你最好的同事，最好的朋友，乃至你喜歡跟不喜歡的人都很快樂，臺北市、臺灣、亞洲、全宇宙的人都很快樂。這個方法非常好用，除了自己變快樂，更能增長人際關係。

很高興看到這本書的中文譯本能在臺灣發行，作者忙碌的生活，正是現代人的寫照，期待這本書能幫助大家像作者一樣，透過佛法融入生活，讓我們的心更自在、更喜悅，讓我們的生命更圓滿、更幸福！

1懷疑論者的正念指南

我人現在正在南加州沙漠裡一座鋪滿了鼠尾草的山頂上，剛走過一方浮著綠色蓮葉的小池塘。身邊，全是穿著灰、棕色衣服的人，他們都慢慢地走、小聲地說話。每隔一會兒，一隻大銅鐘就會響徹山頂，所有人聞鐘聲止步、靜聲，許多人臉上還露出淺淺的笑容，然後這些淺笑就這麼凝在這整片寧靜的畫面當中，直至鐘歇。我讓自己的肺裡充滿暖暖的山間空氣，試著把胸口中閉鎖的緊繃全釋放出去。我滿懷憧憬地望著那條脫離寺廟的土道，我好想去一家人滿為患、裡面有老舊撞球檯以及九○年代初嘻哈音樂的酒吧。可惜銅鐘聲又起。到了安靜吃午餐的時候了。我控制住自己想要蹦來跳去的慾望，盡可能放慢腳步，朝著食堂而去。

僅僅兩年前，二○○二年的秋天，我還住在布魯克林一棟沒有電梯的四層樓建築物裡，大得不得了的肚子裡裝著寶寶，一心想找機會回舊金山灣區。我在加州郊區的一個公社（commune）中長大，身邊總是繞著樹林、山巒、河流以及一大群衣不蔽體、跑來竄去的髒孩子。我的伴侶傑森（Jason）成長的環境是一個小型的家庭農場，他從小就得照顧山羊、乳牛跟綿羊。他要負責餵食、梳理這些動物，必要的時候，還得充當這些傢伙的接生婆。兩人南轅北轍的童年生活中，最棒的一點就是我們都跟大地很親，生活圈子裡的人與人之間也很親。

同時間，佛門的一行禪師在為自己的出版社找一位以灣區為工作基地的編輯。一年前我曾訪問過一行禪師，當時世貿大樓遭襲才剛過數週，訪問推也推不掉。所以當我聽說他要找編輯時，立即出門買下所有可以找得到的他的著作，在家待了整整一個禮拜讀完了這些書，然後正式提出工作申請。不出幾個月，我已是他的私人全職編輯，另外也負責編輯一些其他師父的作品。我一面綁著背巾帶著寶寶工作，一面邊做邊學習什麼是佛教、正念、疝痛，另一面還得學習如何在一天只睡兩個小時的情況下，維持正常運作。

顯然，我要學的東西很多。譬如，何謂「平等的複雜性」【2】，以及這個概念怎麼可能有問題？譬如，一個人要如何活在當下卻又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佛教對數字的堅持是怎麼一回事？佛教有一乘、二界、三寶、四聖諦、五項正念修持、六度波羅蜜多、七覺支、八正道。腦袋都快炸開了。我還以為佛教的真諦是要簡化天下事呢！然後，在所有這些事情當中，我還必須注意自己的呼吸吐納。遺憾的是，每次深呼吸，我都覺得自己快因為吸不到氣而昏倒了。

2.複雜平等（Complex Equality）：美國政治哲學家麥可‧沃爾茲（Miclael Walzer）在其著作《正義諸領域》（Spheres of Justice）中所提出的正義理論。沃爾茲認為，社會不同領域的不平等不可彼此侵擾，「嚴謹的來說，複雜正義的意思就是任何一個屬於某社會領域，並享有該社會領域資源與福利的公民，不會受到他在其他社會領域地位的破壞。」換言之，沃爾茲認為政治理論的核心問題在於各種物質與社會資源的分配，但分配正義的定義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是說分配正義具有特殊社群的社會意義。

任何關於佛教那些細節問題的競賽，我都可以輕鬆獲勝（舉出佛祖最初的五比丘！地獄有幾層？冠軍可以得到一隻空無一物的碗！）然而我卻一點都不覺得學到了任何可以幫助自己過日子的教訓。我需要的是正念的修持，一種把學習到的知識轉化成可以身體力行的知識。

一行禪師的弟子和朋友都稱他「師」（Thay），這個字就是越南文的師父，不過每次稱他師父，我都會覺得自己像個騙子。從小到大的教養讓我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多年來，我也看過朋友因為過度沉迷信仰而害己害家。早已成年的我，就這樣毫不質疑地隨便稱人「師父」，似乎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再說，我對任何提供快樂捷徑的人都有一種內建的警戒機制。不過一些即使環境艱困，仍忠於自己的目的、原則，而非依賴外部權威人士的個人或團體，卻能讓我得到激勵。

一行禪師曾說過，若無親身力行，所有的佛教課業都只是紙上談兵。姑且不提自己的懷疑論立場，面對每天的工作要求、家庭生活，以及對乖乖坐著始終未變的厭惡感，都讓我慢慢想方設法地希望能實踐自己所鼓吹的道理。我對正念的理解，來自學佛修行以及當媽媽每天所面對的壓力。我的兩個寶貝女兒，月月（Luna）與梅梅（Plum），有絕佳的本事試煉我自以為理解的每條真理，並且把這些真理全變得沒那麼了不起。不論我得到什麼樣的知識，都得經歷她們每天以問題、挑戰與需要等各種形式所挑起的檢驗。當媽媽的混亂、愈來愈大的年紀，外加每日生活的挑戰，這些都未阻礙到意識正念的存在，反而全成了正念的基礎。每一堂正念的課業上，都應該貼個大大的警告標語：在家裡試試。

正念是一種深度的察覺與體會，兼具當下獨特與短暫無常的特質。正念也是一種極有用的工具。去年，小女兒開始上學，父親與我的伴侶都病得很重，師父八十六歲，我也四十了。修持正念並不能讓我以較輕鬆的心態去面對短暫無常，或變得無悲無懼。然而正念的修持不但增加了我每天意識到自己快樂的次數、幫自己在身邊建立並維持著一個堅實又關心滿滿的圈子，也協助我跟衰老與死亡這兩個我心中最大的恐懼達成一種比較優雅的休戰協定。

當改變與失去一波又一波撲天蓋地而來，我找到了讓自己能喘口氣的三個問題。第一個，我有空嗎？我的心在其他地方嗎？抑或，我注意到眼前對的事情了嗎？第二個問題是，我夠專注嗎？我有沒有注意到自己是如何影響這一刻，又或者只是單純等待這一刻變成歷史？第三個問題是，我有沒有與人產生連結（connected）？我和身邊其他人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和造成這一刻的原因與狀況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這些問題把我跟現時、現地、現在正發生的事情緊緊拴在一起。

其實我跟一行禪師一年見面的次數不會超過一、兩次。通常，我們會議的時間全是從他旅行、授課與照顧全球兩百五十多位比丘與比丘尼的工作當中擠出來的。他不旅行的時候，就是寫書、帶領教眾避靜、種菜植樹，或每天花相當的時間靜坐與行走禪觀（即經行）。儘管如此，我們每次會面的時刻，都跟第一次見面的情況完全相同，氣氛平靜、神情專注。

除去和一行禪師開會的時間外，我的工作全是文字，就算在家也一樣得字字斟酌，希望能琢磨出最恰當的詞句。我整理好的原稿會寄到梅村（Plum Village），那是一行禪師位於法國的冥思中心，也是他視為家的地方。之後，他的助理會把他的意見用電子郵件傳回給我。我對自己正在學習的東西感到很自在。文字經過我的咀嚼後，有時候會吞下去，有時候會吐出來。一行禪師並非我唯一的師父或靈感來源，只不過在現在這一刻，我可以絲毫不帶諷刺之意，而且稍有自覺地稱他一聲師父。

我還不能理所當然地接受一切。衰老、死亡與不公不義的折磨仍讓我覺得痛苦，有時候也會覺得快樂的時間太短。但每天都有種寬闊之感，也愈來愈常感受到一種輕鬆與放鬆的喜悅。在這個似乎常常與涅槃距離非常遙遠的世界裡，一次次的回歸正念覺知，教會我如何做回真實的自己。我發現，其實我們每個人彼此間的連結，要比大家所意識到的更深更遠，而且我們有能力創造出強而有力的歡樂與蛻變，不論這些歡樂與蛻變是獨自出現或攜手而至。

2假裝，直到變成真的

初見一行禪師的兩週前，發生了九一一攻擊事件，紐約的痛依然鮮明。天氣轉寒。每根電話線桿上都釘著失蹤者的海報，只不過這些海報上面已經開始覆蓋上了音樂會宣傳的廣告單。大家的態度比攻擊事件前更友善，卻也更焦躁。他們會在火車上讓座給陌生人，但是隻要一聽到汽車警報器，就會跳起來。

當時我在《村聲》（the Village Voice）的編輯要我負責收集各個作者與公眾人物對於九一一攻擊事件的反應。他們是否建議立即進行軍事還擊，或做出其他回應？我訪問的對象包括了作家、政治人物與精神領袖。那時因為越南佛僧一行禪師才剛寫了一本有關憤怒的書【3】，而且剛好在河岸教堂（Riverside Church）演講，於是我也去訪問他。

以九月底來說，那天的天氣相當熱，汗涔涔的我，真希望有時間能先換件衣服。擁擠的人群以及訪問一結束就得立刻趕赴晚餐地點的念頭，一直讓我無法專心。河岸教堂這座莊嚴的哥德式大教堂裡，滿滿都是穿著一般外出服與棕色修道袍的人。忙忙碌碌、嘰嘰喳喳的一群人，與忙忙碌碌卻安靜不語的一群人錯身而過。頂著光頭與身著單色長袍的越南僧侶和西方修道者，看起來比紐約客還要時髦。

我走向第一個願意和我眼神直接接觸的人—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和尚，光光的頭頂在從上而下的明亮光線下閃閃耀人。我向他解釋自己來這兒的原因，他點點頭，示意要我跟他走。兩位比丘尼從人群中走出來陪在我們身邊。我們一直走，一位比丘尼在前，一位在後，然後上樓來到一扇沒有任何記號的門前。和尚輕輕敲了門。另一位比丘尼前來應門後，請我坐下。房裡有香和蠟燭的味道。

我的對面，在厚厚一堆書法字的紙張和一瓶墨汁之前，坐著一行禪師。他就只是坐在那兒，既非空靈茫然、毫無所覺、無情無神，也不是心不在焉。他並沒有擺出某種具有啟發的手勢，也似乎沒有全神貫注或陷入特別深沉的思緒當中。他看起來不像在等我，但他也沒有在做任何事情。他只是，就只是完全地，待在那兒。

到現在，我和一行禪師已認識十年，然而他那種堅實的存在感，依然深深撼動著我。他的存在安靜無聲，然而最令人驚訝的卻正是這種無聲的感覺。不論我們是在一場會議中討論書的計畫、在吃午飯，抑或正在海邊野餐，他的存在感始終不滅；他只存在於當下，並且用心傾聽，對於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或應該做些什麼事情，他完全沒有先入為主的定見。

3.指《你可以不生氣》，橡樹林出版。

我會深刻感覺到自己存在感的時候，大多是在極度開心或極度難過之後。當強烈的情緒掃過，腦子裡的思緒、憂慮以及所有之前盤據不去的事情，全被淹沒，然後，一切事物看起來變得更明亮，也更清楚。

遇見師父，讓我體悟到即使情感還沒達到淨化的程度，仍然有可能把事情看得透徹。事實上，第一次與師父見面之後，我曾試著在日常與人互動的環境下，複製那種平靜與清明的境界。在地鐵、在熟食店點餐櫃臺前、在每次別人吼著要我讓路、要我動作快點或要我付錢這些時候，我都會擺出最平靜的表情、美麗的微笑，然後平心靜氣地繼續做我在做的事情。通常，這樣子會讓大家不再咄咄逼人，不過那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很詭異。

難怪行不通。因為在平靜與微笑的外表後面，我根本沒有冥想或修持正念的習慣。我早該知道自己每次刻意擺出某種表情時，都會失敗。每次對著心情不爽的紐約客微笑，我都會想起大學時，曾下定決心要用睿智又妖媚的外型去勾引一個我真的很喜歡的年輕人。其實我對聰明、妖媚都沒有太多經驗，不過看過的電影讓我知道大概是怎麼回事，而我相信自己可以裝得很像。

在鏡子前搔首弄姿練習了兩個禮拜，有一天我終於覺得有足夠的自信可以在自助餐廳裡擺出明智與妖媚的模樣。我迷戀的對象正在排隊買飲料。我走向前，排在他後面，故意漠不經心地拿起一隻塑膠杯。在裝冰塊的時候，我微微歪著頭，吸住雙頰，挺出下唇、睜大眼睛，然後，咬牙切齒地向他吐出一聲沙啞的「哈囉」。

他臉上出現了真正擔心的神情，「妳還好嗎？」他問道，「妳看起來好像生病了。」

「我很好，」我用自己最有氣無力的聲音回答，「只是頭有點昏。」事實上，我是真的頭昏。內吸的雙頰跟凸出的下唇都讓我無法幫胃吸進足夠的空氣。我迷戀的對象朝後退，試著在他的杯子裡倒滿柳橙汁，並盡可能跟我保持距離。「祝妳早日康復！」他說，然後快步離開。

後來，有位朋友試圖安慰我。「不需要如此強求，」她說，「妳不假裝的時候，迷人多了。」當時，這是句真話，現在，這依然是句真話，而且不努力強求的時候，我更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如果我是努力地想變得平靜，那麼我已經失敗了。猶如一行禪師的提醒，正念的境界不應該有太多心不甘情不願的勉強。練習與專注的確必要，但情緒應該是放鬆的，而非緊繃。「要追求的是輕鬆的勤奮，」師父曾說，「而不是辛勞。」勤奮隱含了奉獻的練習；辛勞則暗喻著費力的工作。我想起參加過的紐約瑜珈課程，課堂上每個人一面汗流浹背一面咬牙卯足全勁，努力放鬆。

儘管師父本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心境的寧靜平和沒有捷徑，但我仍堅信我可以發現某種公式，讓自己平靜，就像我終於弄清楚社交禮儀是怎麼回事一樣。在公社的群居環境裡，生活禮儀並不怎麼受到重視。等我開始上城裡的小學時，常會受到其他可以照顧自己的孩子吸引，通常他們家裡大人不多。這些孩子跟我一樣，自己走路回家、自己做中飯吃。但是他們還知道一些我不曉得的事，譬如該怎樣跟雜貨店的店員說話，才能讓她請我們免費試吃水果糖。他們還教會我一些我爸媽都沒教過我的事，就像說「請」跟「謝謝」，不但會讓大人喜歡你，也會讓大人不再煩你。他們還教我禮貌和裝酷是怎麼回事。遇到師父後，我覺得自己好像第一次知道寧靜平和是什麼樣子。所以我想兩者之間應該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四處多打聽，一定可以找到獲得寧靜平和的工具跟秘訣。

3造反的和尚

剛上任擔任佛學書籍編輯時，挺著七個月肚子的我，急著從一位真正的禪學大師那兒學習和吸收一切，所以當我發現他人並不在辦公室時，失望不言可喻。我笨重地爬上了屬於我的閣樓辦公室後，看到裡面東西不多，有一張空的旋轉椅、空無一物的四壁、一隻忙著飛來飛去的蒼蠅，以及蓋滿一整張辦公桌的瓦楞紙箱，箱子上灰塵密佈，箱子裡的紙則滿溢到箱外。每一張紙上都是那種老式打字機打出來的縮排黑字，力道十足。這兒不但沒有和尚教導我《法華經》的真義，也沒有前任編輯可以告訴我該如何編輯一本關於《法華經》的書。

在這些擺放得不是太牢靠的紙箱當中，有個箱子上留著一張出版社老闆給我的紙條，他告訴我他去德國了，兩週內回來。一行禪師人在梅村，我可以透過他的助理用電子郵件聯絡他，他下次來美國的時候會跟我碰面，大概要等六個月左右。

隔壁辦公室有一位助理編輯，她以甜美的微笑歡迎我。她還提醒我注意，他們一直有請一位主修東方宗教的博士擔任外部編輯，那位編輯在上次的手稿中插進了上座部佛教（the Theravada）傳統的術語。「只是一些在你做大乘經（Mahayana sutra）的評論相關書籍時，」她提醒我，「需要注意的事情。」

於是我做了平時在力有未逮時常會做的事情：讀書。在床上讀、在工作時讀，在等紅燈的時候也讀。有些章節讓我感覺像是參加宴會時站在旁邊聽到的閒聊，完全狀況外，這些部分我會很快地瀏覽過去，不太理會一段段跟其他世界、佛祖前世，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完整概念有關的內容。有些章節讓我覺得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聽到同一件事：吸氣，吐氣，享受當下。再來一遍。

讀過一頁又一頁的手稿以及出版的書籍、聽過一卷又一卷的談話錄音帶、問了我那位耐心十足的同事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後，一行禪師的聲音就這麼穩穩地在我的腦子裡紮了根，絲毫不顧慮我的意願。我已做好準備要著手工作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應該是兩本主題都是建立社區的書。兩本手稿的每一頁我都恭敬地讀過，在編輯的時候也盡可能不留鑿痕。我就像個時尚住家的清潔工，這裡清清，那裡掃掃，也許刪除一段特別糾結的文字，也許修整某個句子的邊邊角角，但絕對不會重新排列房子裡的傢俱。師父會注意到我是如何抓出那些錯誤或如何修整那些句子嗎？對於我的修整，他滿意嗎？

工作兩個月後，我請假去生月月，四周後銷假上班，工作時不是用背巾把月月背在胸前，就是讓她在辦公室的吊床上睡覺。有天，我邊餵奶邊修改一章談論所有的生命其實都相連的章節，看到了這樣的一行字：「年輕時，」一行禪師寫著，「我是個造反的和尚。」造反的和尚？不知為什麼，我對這句話存疑。

這句話已足夠提醒我，文字不及他們背後的意義珍貴。我編輯的資料，大多是轉謄為文字的談話內容，有時候還是譯自法文或越南文，或是從越南文譯成法文，再從法文二次翻譯為英文。要讓這些內容不但易懂而且具吸引力，我必須心甘情願地去深深挖掘藏在字裡行間的東西，同時，不能錯解文字當中蘊含的開導與教訓。

如果我可以弄清楚師父的意思，就可以想辦法讓第一次接觸到這些內容的人覺得這些文字有理。我把那段造反和尚的段落一讀再讀。那一段講的是年輕人耐心不足，以及如何把批評轉成行動。這樣的理解正是我想要瞭解的事情，也是我需要學習的內容。當我把用字從「造反」（revolting）改成「反抗」（rebel lious），我理解到，編輯的關鍵是用心傾聽，傾聽文字背後的意思。如果我願意有耐心又孜孜不倦地去傾聽，那麼我這顆初學者的心，或許會是開始學習的一個絕佳起點。

4你有空嗎？

儘管師父和善地鼓勵我要專心工作，但我的兩個小丫頭也執意要我在家時，把注意力放在她們身上。我母親是名助產士，因此在生月月與梅梅之前，我就已經見識過許多在家生產與在醫院生產的場面，也幫忙照顧過公社裡一堆來去不定家庭中比我小的孩子。除此之外，因為父母都在工作的關係，比我小八歲的妹妹小時候幾乎都是我在帶。我已經三十二歲，不算年輕了，之前一直想懷孕，至少在真正懷孕的一年前都很期待。儘管如此，當媽媽的現實仍讓我受到很大的驚嚇。一個吵不停鬧不休的小人，就這麼突然變成我整個世界的中心。

這個劃時代的改變意味著我經常被迫要專注。不管我有多累、多餓或多不舒服，這個小人的疲倦、飢餓與不適永遠都需要我全神貫注。雖然人小，她卻能製造出極其刺耳的聲音。我身邊永遠都圍繞著甜奶香、酸奶臭、柔軟小身體的溫暖、女兒小臉蛋怪異的美麗，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大哭大叫。

生小孩前，我就已經下定決心，等有小孩子以後，絕不會讓孩子佔去所有的心力。我會愛他們、給他們關愛，但那並不表示我必須犧牲工作，也不代表我必須抹滅每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的寶貝兒女的事實，或否認每個人都有資格獲得生理與心理需求的滿足。每次想到自己有兒有女時，腦中想像的畫面都是十歲大的孩子。我從來沒想過孩子的嬰兒期會需要耗費如此龐大的精力、體力與注意力。睡眠不足，加上新手爸媽必須克服的陡峭學習曲線，在在代表我常常覺得其他正在發生的事情彷彿跟我相距一個世界之遙。我仍舊會綁安全帶、開車上班、吞下寶寶吃剩的嬰兒穀片，或在等紅燈的時候閱讀手稿，但這些事情都像是在水底下完成。

或許，如果我的寶寶是那種可以睡得很熟、不怎麼嚎啕大哭，通常只會秀氣小泣，而且在剛出生的三個月裡，睡著時會露出天使般的笑容，猶如仍在子宮外的「第四孕期」【4】般，那麼我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體悟。可惜我兩個女兒來到這個世界時，都睜大了眼睛，厭惡別人接近。生月月以前，我曾幻想過當那種用背巾把寶寶綁在身上趕派對、開會跟參加示威遊行的媽媽。無奈的很，月月需要大量安靜的時間，不然她就會嚎哭狂叫。即使其他寶寶都很喜歡坐車或聽到吸塵器的聲音，但這兩件事情都讓月月眼淚飆個不停。唯一確定可以安撫她的方式，是用背巾把她包在身上，不停地走動。梅梅來到這個世界時，也是吼個不停。雖然她不像姊姊那樣愛哭，卻經常生病，因此那些派對、會議跟示威遊行，都還得繼續等下去。

4.婦女懷孕以三個月為一孕期，稱為trimester，又稱為懷孕初期、中期與末期。

然後，兩個丫頭開始上幼稚園，她們的老師教會她們使用一種求助時的無價工具。老師示範，教她們如何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或臀部，或任何她們可以接觸得到的位置），然後問我有沒有空。月月第一次這麼做的時候，我正在洗水槽裡的衣服。我剛下班回家，上班穿的襯衫沾上了小傢伙黏黏的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我正試著要把髒汙洗掉。月月伸手碰上我的背，我轉身，嘆了口氣，正打算問她要做什麼。沒想到還沒來得及開口，她就先問我，「媽媽，妳有空嗎？」

我嚇了一跳。我有空嗎？事實上我並沒有空，但在那一刻之前，我完全沒有想過我沒空也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我手上已經在忙其他事了。「沒有，」我告訴她，「現在沒有空。可是等媽媽洗完這件襯衫，我就有空了。」

這個問題達到了兩個很棒的目的。第一，這個問題提醒了我，我永遠都可以選擇把注意力放在哪裡。基本上，我女兒問的是當下的我，有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幫她們的忙。在她們這麼問我的時候，我同時也必須如此自問，而這表示，在那個當下，我已經比她們問我之前有空了。第二，因為這個問題給了我一點時間思考，因此她們得到的答案，通常比較心平氣和以及誠實，雖然不見得每次都是肯定的答案。

在我們發現「有空」問題之前，每當我女兒請我或要我幫忙的時候，我經常覺得進退兩難、焦躁易怒。幫她們，我心裡很不高興，因為我還在做別的事；不幫她們，我會一直說「等一下」、「等一下」，因為她們會不停地要求，直到雙方有人投降為止。

傑森和我在一起二十年，我們早已發現，在直接求助前，先詢問對方有沒有空，通常會出現比較好的結果。這並不代表我們經常打擾對方。但是，如果我要說一件比較複雜的事情，我會希望他在東扯西扯前，能確定先好好聽我把話說完。問對方諸如「你有空去倒垃圾嗎？」這種問題是行不通的。這是作弊，因為這個問題並不是真的在詢問對方「你有沒有空？」而是「我要你去倒垃圾。」真正的問題應該是，你現在是否頭腦清明？你現在有沒有太專注於其他事情，以致無法聽進我說的話？果真如此，那麼我們會試著等到對方真的有空時再好好談。

世上大多數的人在因為自己的需求或期望而打斷別人，或告訴別人應該怎麼做之前，都不會先問對方，你有沒有空。「你有空嗎？」這個問題的作用，就像一個暫停的標示。它提醒著當事人停一下，想一想。

「你有空嗎？」這個問題的重點，或者該說困難點，是在回覆之前，先停一下，然後把暫停的標示搬出來，即使對方沒有詢問或根本沒有注意到你是否有空，你也應該暫停一下。傑森是個藝術家與木匠，他把這個問題當成機器接收到刺激與釋放出反應之間的煞車裝置。為了便利與安全的雙重目的，人類演化到可以不加思考而直覺行動的階段。攸關生死時，不經思考而直覺行動是件很棒的事。因為有這樣的本能，我才可以在野熊想要攻擊我的小寶寶時，撲身保護孩子，或在車子傾倒前跳離危險區域。但若把這種反射動作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效果就沒那麼好了。當我的孩子對著一輛車丟石頭、當同事生氣罵我、當信箱裡突然出現一筆意料外的帳單、當別人撞我或推我，或者當我每天在無數的小地方失神時，這種反射動作真的沒有什麼用處。

除非先捫心自問是否有空，否則我經常都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去處理眼前的事務，不然就乾脆擺爛，下意識忽略或否定正在發生的事情。我會假裝沒有看到街上的人。我在工作時尖銳回應別人之後，會為了彌補而去做一些我一點都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不判斷清楚自己有沒有空，我會感覺像隻被趕上架的鴨子，任人擺弄，完全無法自主決定我要做什麼。沒錯，就算我有空，也得應付我不喜歡的事情，但至少，處理這些事情是我有意識的選擇，也因此可以用比較優雅的態度去處理。

有時候，把手放在肩膀與脖子交會的肩胛骨上，提醒自己深呼吸，是個很有用的動作。就這樣吸一口氣、吐一口氣的時間，通常就可能足以讓我在必須處理的情況之前，判斷自己是否有空的暫停時間。現在只要輕觸肩頭那個相同的位置，我都會因此刻意停頓一下。愈常練習，反應出來的動作也就愈習慣，我也愈不容易讓情緒失控。任何一件我正在做的事情，都一定有讓我選擇的空間，而且如果是我刻意所做的選擇，那麼我就不會花太多精神去猜測那個打擾我的人是怎麼回事，也因此會有更多的精神去享受當下這一刻。

故事是這樣說的，釋迦牟尼，也就是後來大家稱為佛祖的那個人，從他那個保護森嚴的皇宮中走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各種苦難。然而，他遊歷的地方愈多，看到快樂的可能性也愈多。只不過，他不管去哪兒，都會見到醉生夢死的人，這些人過著日子卻從未真正體驗生命。佛祖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工具，他是一個人，隨著故事的發展，他覺醒了。在梵文裡，「佛祖」（Buddha）正是「覺者」的意思。只要有人問我有沒有空，或者在我問自己這個問題時，都像是有人推醒了我，讓我去正視發生在自己身上或身邊的事情，並在這件事成為過去之前，用全心去體悟。

5用心聆聽

我四歲的時候，我家從一個遺世獨立的河谷搬進了城裡。一家人在不同的公社住宅間頻繁遷移，最後才在北奧克蘭區的一棟雙併建築裡落腳。我們的房子離奧克蘭與柏克萊交界很近，等於是坐落在兩個非常不同的世界之間。往西，隔條街就是電報街（Telegraph Avenue）。電報街靠我們這個角落有家酒舖，酒舖對街是間酒吧，酒吧招牌是個玩偶盒，從盒子裡冒出來的是個超大的小丑，看起來很危險，我從臥室的窗子就可以看到那個小丑。我都是在電報街的酒舖裡買糖果，上學等公車的時候，會繞過那些睡在椅子上的酒鬼。往東走十條街，就是柏克萊的榆木區（Elmwood），我除了每一年都會去那裡買盆完美的多漿小盆栽送給父親當生日禮物外，也會在那裡隔著櫥窗看店裡的東方地毯、綠松石首飾，或者在小精品店裡磨上好幾個小時，試用聞起來香香的乳液、藥液，直到店裡的人把我趕出去。

因為這兩個世界對我來說都很新鮮，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傾聽兩邊居民的說話方式以及談話內容。當學校裡的同學為了誰家的鄰裡比較強悍而爭執不休時，儘管我們家的人鮮少踏入奧克蘭，但我有足夠的知識站在北奧克蘭同學這一邊，對抗東奧克蘭的同學。在榆木區，我有本事讓大家幾乎察覺不到我的存在，然後悄悄進入小精品店裡，偶爾還會買個小東西，如一根髮夾或一顆彈珠，才離開。

後來我開始很擅長一面做自己的事情，一面同時傾聽很多不同的人談話，這是我在新世界裡生存的好方法。這種對話的浮躁性一直跟著我，直到我為不同的佛教作者編輯，浮躁的程度才開始降下來，只不過這種改變幾乎可說非我所願。我必須用心聆聽這些作者的話以及他們不同的聲音，否則我根本無法編輯他們的書。所有的內容，我都必須讀過好幾次，而且閱讀的速度，要比平常一面貪心地看一本書，一面同時做三件事情還要慢許多。我常常碰到問題，但沒有人可以立刻給我答案，所以我只好回頭一讀再讀，直到我弄通為止。

當處理的文稿內容讓我無法苟同時，面對的挑戰特別高。剛開始編輯師父的作品時，茹素多年的我才剛開始重新吃葷。住在公社時，放在面前的食物是我們唯一的選擇。每當桌上出現葷菜，通常是我們飼養的動物遭到宰殺。我對那些動物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很快就成了素食主義者，大多時候只吃米飯、酸乳酪與糖蜜。住進城裡後，我第一次嘗到培根和香腸的味道，而自那以後，在剩餘的童年時光裡，這兩種葷食也成了我素食餐的例外，直到我成年離家之後，才再次變成全素食者。懷孕期間，我開始定期吃肉，而且會在能力所及範圍內確定肉品的處理過程符合最高的健康標準和人道處理標準。同一時間，師父剛從奶蛋素轉成全素，他會寫些文章，倡導不吃動物食品對地球健康的重要性，而我也會幫忙編輯這些文章，確保文字組成的章節具有說服力，但在工作的同時，我卻可以開心大啖熟透的雞蛋和香腸三明治，並且對於能享受這些食物深感愉悅。師父還會針對不喝酒的重要性這類議題撰寫文章，而我，則是在晚上用我的葡萄酒和一枝筆，對著字句行段刪刪減減、移來挪去。

我希望能讓師父的文字較為溫和，更想在他的文章裡加入一些例外。那些沒有新鮮農產品可吃的人怎麼辦？放牧動物、小家庭牧場畜養的動物跟大型養牧場畜養動物之間，有什麼區別？偶爾喝點酒的人真的會受到傷害嗎？師父對於食物的看法，讓我好想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讓像我這種人、以及其他對健康議題沒那麼關注的人，不至於因為覺得被摒除在外或受到了批評，而忽略了師父對其他事情的想法。

可是身為他的編輯，我的工作是聆聽他說的話，把他說的話清楚表達出來，而不是說我想要說的話，因此我必須反覆閱讀文字，才聽得到他這些話背後的意思。要如何表達這些話才會讓讀者覺得是關心而非批判？我的編輯工作是否有價值，就取決於我是否能讓作者的論點強而有力到連我自己都開始同意這些觀點，或至少我自己得瞭解他要表達的觀點。

後來我的孩子也開始只吃素食。那天，我們剛在一家泰國餐廳用完餐離開，梅梅轉身問我，「媽媽，沙嗲雞肉串是死掉的雞做的嗎？」

我回答是。梅梅曾因一隻吸血蚊子的死而痛哭失聲，也曾因一隻我在她頭髮上找到的頭蝨而哀悼，所以我大概知道她這個問題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

「所有的肉都是死掉的動物做的嗎？」她想要知道。是的，我告訴她，所有的肉都是。

「那我不要吃肉了，」她說，「我不要吃死掉的動物。」對她來說，這個道理再清楚不過。有時候，在腦海裡跟師父爭論無數個回合之後，某些事情的道理就是會變得那麼清楚、理解就是會來得那麼迅速。月月立刻加入梅梅的陣線，從那之後，儘管誘惑處處，但兩個小丫頭不吃肉的決心堅定不移，至今已維持了好幾年。

梅梅心情不佳時，我會建議她深呼吸，但她常回我，「我可以一邊說話一邊呼吸！」以前，我對傾聽這件事所抱持的態度，跟我女兒一模一樣。我始終保持著童年的習慣，留一隻耳朵聽著身邊的交談，就算自己正在和人講話，耳朵也是張開著。我可以一邊想著採購清單或額頭上腫起來的包，一面聽著別人交談。我也可以一面讀著電子郵件、吃著蘋果、綁著女兒的鞋帶，一面聽別人交談。我以為這種習慣對我很有用，至少大部分時候都是這樣，但有時候我卻發現，因為不是專注聆聽，我除了會忽略掉說話者實際的用詞遣詞，還會遺漏話語中的某些資訊。

編輯書籍時，光是不帶任何批判地純粹閱讀，或者摒除誘惑，不在文章內加入自己的疑問，就已經很不容易，為了更深刻瞭解其他人而專注傾聽他們說的話，更難，因為每個人所說的話一定混雜了自己的疑問、情感、批判。傾聽其他人說話、與人氣息相通，都可能是既麻煩又耗時的事情。我說話跟考慮事情都習慣快速，因此有時候別人說話時，我若不夠專心，思考就會很快跳到對方言語的結尾，然後，因為還要全力忙著自制不去打斷對方，不去回答他們顯然正在努力雕塑成形的問題，我會忘記他們還在說話，開始去做別的事情。

一行禪師和我最近用了一年的時間，忙一本名為《忠貞》（Fidelity）的書，這本書的重點在於介紹一些能夠成功維繫長期關係的作法。師父和我不時意見相左。當了六十多年獨身僧侶的師父，和我這個浸淫在浪漫關係中超過二十五年的人，如此差異的背景，讓我們對熱情的重要性嚴重產生分歧，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可以解決彼此迥異的意見。《忠貞》是本值得從頭看到尾的書，但在這裡，我要提出的是兩句讓我獲益匪淺的話。「若想維繫長久的關係，你就必須不再把傾聽當成是可以一心多用的事情。」不可以一邊聽人說話一邊寫購物清單、打掃或吃東西，實在很不方便，但話說回來，有空時的傾聽，品質真的好太多。

傑森母親的家人全是北歐移民，律己甚嚴，從事農場勞動工作。他們勤奮耕耘，話很少。我來自東歐與德國猶太人家族，一開始很窮，慢慢轉為小康，家族中很多人後來都當了教授。批判性思考與語言，在我們家人的心中至高無上。因此傑森和我在交談與傾聽這兩件事上，採取非常不同的作法，其實一點都不足為奇。我經常都是那個要傑森多談一些、多說一些的人，我要他告訴我他有什麼感覺。他則屢屢都是那個要我少談一點、少說一點，給他愛怎麼想就怎麼想的自由的那個人。以前常常碰到的情況是我愈要他多說話，我就會說愈多，因為我得努力詰問他，讓他開口，但我也因此聽得愈少。我一直以為他必須先講話，我才能傾聽，然而觀察師父的言行，我發現事實與我的認知剛好相反。師父總是先傾聽，這個作法會讓對方在準備好了的時候，有開口的空間。

師父說，「用心聆聽可以幫助大家，讓他們說出以前從未有機會說出的事情。最難得的機緣，是你說的話讓有傾聽能力的人聽到。」就傑森和我而言，這表示減少假裝傾聽的時間，多花精神在真正的傾聽上面。我以前總自以為假裝聽人說話的功夫很高強，後來才知道，其實傑森每次都分辨得出來。他很清楚我只是假裝耐心等他說完話，以便丟出我的想法建議。要讓我身體裡的那個律師魂閉嘴很困難，但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贏傑森或證明我是對的，我的目的是想跟他串起連結。師父說，「即使聽到一些不真實的事情，我們也要繼續用心聽，這樣對方才能表達出他的痛苦。做出回應去糾正他的行為，是不會結出果實的。」【5】後來我發現，傾聽跟開始冥想並不相似：傾聽是件很痛苦的事，尤其是一開始，傾聽不應該持續太長。然而傾聽卻也可以讓人覺得非常心曠神怡而毫不費力，就像坐在溫暖的陽光中。

有時候，我聽不進去其他人的話，又或者是我壓根不想聽。也許是我很累、分心的事情太多，要不然就是一天發生了太多事情，已經讓我疲憊不堪。但是我學習如何不再假裝，而是回答我現在沒空，傑森在這方面做得比我好。他會說，「我只想睡覺，」或「我現在真的沒有那種精力。」我還是會很生氣，但比起他假裝聽我說話，用點頭或完全沒有任何真實想法地盲目同意我說的話，要好得多。我鮮少對人說你說的話我聽不下去；我的好奇心太強，不想錯過任何事，除此之外，我希望能找到答案，讓事情變得更好。但是若只有傾聽，我會擔心光聽不「足以」讓事情產生任何改變。但我現在正在學習讓事情先緩一緩或許更好。學習過程中，我慢慢建立起了相信用心聆聽這件事。單純的傾聽也許有用，也許不足以改變事情，卻永遠都是通往瞭解的第一步。

我深信果決的行動與敏捷的思考是王道。用心傾聽的同時，依然維持日常所需的快速反應水準與專注度，我需要隨時隨地的高度自覺。我想師父應該會要我放慢腳步，但是我一點都不想慢下來。我希望能用自己的速度與頻率行事。為了能保有自己的速度，我需要聽從自己的直覺。因此我也希望我的女兒學會聽從自己的直覺，相信自己的判斷，而不是不去判斷。這是保障她們平安至關重要的事情。她們必須有快速思考、明快決定的能力，知道在何時用什麼方法去避免可能會對她們造成傷害的人、什麼時候可以過馬路，或者什麼時候要大聲求救。用心聽從自己的直覺，可以幫助她們弄清楚誰是可以信賴的朋友，誰是她們愛的人，以及什麼事情是她們應該做的。

最近，月月學校裡所有二年級學生的家長都被請到學校開會，討論孩子的事。當幾位心理學家介紹了自己後，侃侃談著八歲小鬼的社交、情緒發展，以及愈來愈明顯的階級製造趨勢時，家長們就坐在那兒聽著。終於，有位家長焦躁地衝口說出我們許多家長心裡的問題，「為什麼要我們今天來這兒？我們要做什麼？」想讓我們聽進任何演講內容或說明前，我們需要知道的是：我們碰到麻煩了嗎？我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當我們既焦躁又心心念念著擔心自己切身的福利時，是聽不進任何東西的。

5.作者註：出自一行禪師《心底的答案》（Answers from the Heart），加州柏克萊：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一一年出版。

聆聽師父以及兩個女兒的話，讓我學到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是傾聽自己有多麼重要。聽得愈多，我愈會出門跑步或把自己關在房裡，而不是亂發脾氣或崩潰。我愈習慣傾聽自己，就會有愈多的空間與專注力去傾聽別人要說的話。現在跟朋友在一起，我發現自己很輕易就能退後一步傾聽。跟傑森在一起時，傾聽這件事也變得愈來愈簡單。不過當對象是兩個女兒時，隨著她們年歲漸增，我發現用心傾聽要比她們還是小寶寶時困難。也許是因為我認識她們太久了，從她們還不會說話時，我就聽她們的心聲，現在她們老是在說話讓我分心，反而聽不到她們真正的感覺是什麼。也許有部分原因得歸咎於我把自己的童年經驗套用在她們的童年時光上。比起保護她們的安全、教導她們，以及用愛灌溉她們，傾聽她們心聲的難度要高得多。我深信自己作為母親的責任中，有一大部分是要教導她們如何照顧自己，只不過當我用心聽到她們的痛苦時，我直覺的反應是直接跳出來幫她們解決。我當然知道她們表達出心中的失望、尷尬、痛苦、疼痛是她們獲得力量與歡樂的必經過程，但有時還是會很難控制自己。

某個春天的早上，霪霪細雨剛過，那年八歲的月月，在門前的階梯上找到一隻蛞蝓，想要把牠丟到市政府的堆肥桶裡。通常每丟一隻蛞蝓進堆肥桶，她都可以拿到十分錢（約三元臺幣），若丟進堆肥桶裡的是蝸牛，可以拿到五分錢。不過這天早上，我們出門時間已經晚了，真的沒有時間進行這項蛞蝓儀式。我告訴她，我們現在得把蛞蝓留在那兒，等放學回來，蛞蝓若沒有留在原地，就是被黑鸝鳥吃掉（最好如此）。這個說法，讓當時才四歲的梅梅開始狂哭，她一點都不希望蛞蝓死翹翹。

月月倒是不怎麼在意蛞蝓的生死大事，她不想失去的是她的十分錢，於是她開始吟唱所有小學生最常唸的三字經：「不公平」。她想要那十分錢，打算用那個錢去買些好東西。她不斷重複，「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直到她的吟唱變成了一長串高頻率的哀哀叫聲，從開車出門之後，整整持續了十分鐘。有兩分鐘的時間裡，我真的很惱怒。這丫頭根本就是不講理。只不過是隻蛞蝓，附近還有許許多多的蛞蝓。不過我還是讓她繼續她的不公平之歌，把每一句不公平都當成是我傾聽以及呼吸的機會。幾分鐘過後，我覺得自己聽夠了，也呼吸夠了，我再也無法從她的哀歌裡找到任何享受的感覺，開始覺得非常不耐煩。十分鐘可以是非常長的一段時間。我告訴她我很遺憾自己必須催她上學，她可以繼續哀叫下去，但是我已經沒有空了，現在該是聽收音機的時間。她點點頭，繼續又唱了五分鐘的不公平之歌，只不過這五分鐘裡，她的音調柔和多了，她在享受自己的抱怨。我做了所有該做的事情，也很清楚自己盡了義務，於是可以安心享受剩下的車程。

孩子經歷的每個磨難都會讓我這個當媽的人非常難過。其實跟世上的其他孩子相比，梅梅跟月月已經幸運得難以想像了。她們雖然看過卻沒有親身經歷過暴力行為；她們從未真的挨過餓；雖然她們知道有遊民的存在，但從未餐風露宿。只不過對於苦難這件事，不論是不可避免的親身經歷或是杞人憂天的世界災難，她們都一定會慢慢地意識到。兩個丫頭做了一張牌子，上面寫著「分享就是關心」，然後扛著牌子去參加銀行貸款政策不公平的示威遊行；她們舉辦烘焙點心的義賣為地震受災者募款；她們寫信給政府官員，要他們保護紅毛猩猩的森林。梅梅總是問我，「我們保護了紅毛猩猩沒？」世界上還有那麼多她們還不知道、但註定會讓她們心碎的不公平事件與暴力事件。

有時候我會因為孩子難過而難過，但那並不僅僅因為我愛她們，希望她們快樂。如果愛她們以及希望她們快樂就是全部，那麼她們悲傷時，我就一定會悲傷，但是我不會因為她們的悲傷而備感氣憤或挫折。我難過，部分是因為我知道她們前面還有許多磨難得經歷，而我無能為力。

當梅梅告訴我她很怕死，或月月跟我說她在學校很寂寞時，我想到的是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她們學習、有什麼辦法能幫助她們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這些磨難，而同時又能讓我安心地放手讓她們自己去摸索、去改變更大世界的災難。

用心聆聽仍是我能力所及以及應該教導她們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在我傾聽孩子說話時，給予她們的空間愈多，我愈能清楚瞭解自己下一步該怎麼做。如果她們也能學會傾聽自己的心聲、知道若有某些事情讓她們感覺正確、安全或公平，或者如果她們可以學會真正用心聆聽別人說話，那麼在她們與「起而行」之間，就會有條更清晰的道路相通。我無法阻止梅梅懼怕死亡，但是我可以確定我們有時間學習人體的運作是怎麼一回事。我不能隔絕月月的寂寞，但我能夠用心聆聽她描述寂寞是種什麼感覺。恐懼與寂寞一定會出現，所以讓女兒認識這兩種東西是好事。我可以告訴月月我一個人坐在校園裡的經驗，深呼吸、看著一棵樹，有時候可以把寂寞轉變成正面的獨處。我也可以跟梅梅說，自我認知到恐懼，有時候其實可以幫助自己少害怕一點。

佛祖鼓勵他所有的弟子都去培養正念（梵文為smrti）、專注（梵文為samadhi）【6】與洞察力（梵文為prajna）【7】。我常認為，這三個詞連在一起的樣子不但很好看，而且聽起來悅耳，但只有在用心傾聽後，這三個詞彙才開始變得有道理。正念（對於當下有更寬廣的認知與空出來的時間、空間）會帶來專注（用心傾聽、集中精神），而專注會引領我們具備洞察之見（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的清明之心與理解之智）。

6.梵文samadhi直接翻譯為「三昧」，意思是等待、正心行處、心一境性，意指專注於所緣境，而進入心不散亂的狀態，皆可稱為三摩地，因此又可被譯為「止」、「定」。

7.梵文prajna直接翻譯為「般若」，意思是智慧，指的是佛家的「妙智妙慧」，通達諸法之智、斷惑證理之慧，即「妙智妙慧」。眾生本心皆有般若，有色能見，無色也能見；有聲能聞，無聲也能聞。般若能產生一切善法。

童年所擁有的自由以及我父母放牛吃草的育兒態度，對我有萬般好處。我可以在老舊的垃圾車上玩耍，可以吃土、做自己的酸乳酪，還可以在大人隨著馬文蓋【8】和巴布馬利【9】忙碌起舞時，晚晚去睡覺。但我們一家人從沒有太多的時間聚在一起，聽彼此說的話。我難過的時候，我的父母會很快地向我保證一切都會「雨過天青」，然後他們的注意力就會轉到接下來發生的趣事上面。一家人搬進城裡後，那些出現在我去學校公車站裡的半醉男子、校園裡嘲弄我衣服顏色太鮮豔以及補丁太多，或取笑我說話樣子太嚴肅的孩子，常常都讓我應付得捉襟見肘。我的父母聽到這些遭遇時，只會點點頭，發出一些同情的聲音，但我其實希望他們能立刻奔赴學校，揍扁那些嘲笑我的死小孩，或至少教我怎麼握緊拳頭。我不只需要別人為我難過，還希望在學校以及家裡能感到安全無慮。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那麼我希望至少能有人用聆聽來安慰我，幫助我在必須回到那些讓人辛苦的地方時，可以鼓起足夠的勇氣。

在佛教的圖像中，有一種菩薩的畫像，這種菩薩是個擁有極大慈悲的神，存在的目的在於解救所有受苦受難的眾生，名為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有千臂千手，每隻手掌中心都有隻眼睛。跟觀世音菩薩有關的故事提到這位菩薩手掌中的眼睛代表瞭解，而手代表的是行動。師父說，「觀世音菩薩之道就是非常用心地聆聽每一種聲音，包括來自內心以及虛無的痛苦之聲。」【10】同樣的：「當你真正瞭解了一種情況或一個人時，不論做出任何行為，都會有所助益，並且不會製造更多的苦難。當手中有眼，你就會知道如何執行真正的非暴力。」【11】傾聽、瞭解與行動，環環相扣。

我依舊常常反應過度，也依然在不夠瞭解前就做出錯誤的行動。當我一停下來聽到深愛的人受到痛苦時，我就想立刻策馬舉劍，砍殺所有傷害他們的人。因此我必須提醒自己要平靜坐著，讓他們把故事說完。有時候，僅僅是滿懷同情地聽著他們敘述時，就會自然出現洞察之見，知道可以如何幫助他們。其他時候，如果我確實用心聆聽，而且等得夠久，會發現女兒們通常不但不需要我的協助，還會找出自己的答案，運用我教授給她們的竅門，加以修改，然後想出我永遠想不到、屬於她們自己的處理方法。我的女兒正在用比我當初更快的速度學習著一件事：如果花時間用心聆聽自己，洞察之見自然會為她們所用。每當兩個丫頭自行找出瞭解決問題的方式時，她們的快樂通常足以讓我不再貿然出手幹預，因此我也在學習如何先傾聽。如果傾聽足以滿足她們所需，那就是夠了。如果傾聽仍不足，她們需要更多的處理，我也樂於拉她們一把，幫助她們騎上坐騎，再把劍借給她們，然後督促她們朝正確的方向奔去，打她們自己的仗。當然，我一定會騎馬隨侍在後，以備她們在路上需要有人出借耳朵。

8.馬文蓋（Marvin Gaye），一九三九~八四，叱吒美國歌壇二十多年的黑人歌手與音樂家，影響了後來的新靈魂樂以及藍調節奏樂。馬文蓋曾得過許多榮譽，包括葛萊美終身成就獎與列名搖滾樂名人殿堂。

9.巴布馬利（Bob Marley），一九四五~八一，牙買加歌手與作曲家，以雷鬼樂（Reggae）著稱。

10.作者註：摘自一行禪師，《你可以，愛：慈悲喜捨的修行》（Teachings on Love），加州柏克萊：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七（臺灣：橡樹林出版，二○○七）。

11.作者註：摘自一行禪師，《送給一個可能的未來》（For a Future to Be Possible），加州柏克萊：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七年出版。

6靜坐與暫停

一行禪師談覺知（awareness）時，總讓人覺得覺知這回事簡單而不費力，就像把豆子浸在水裡。「你不需要把水硬擠進豆子裡，」他告訴我，「只要讓豆子待在水裡，慢慢地、慢慢地，水自然會被吸收。經過一個晚上，豆子就會吸飽水、發脹、變軟。你就跟這些綠豆一樣，而覺知就是水。修練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心，連同你的身體一起溫柔地帶回到當下，然後把身與心結合在一起。那時，壓力會慢慢消解，覺知會慢慢茁壯，而你就可以用更清晰的方式看待萬事萬物。」

可惜動的時候，更感覺不到自己像顆浸在水裡的豆子。我厭惡放慢速度，就算只是放慢一會兒，也覺得討厭，不過我找到了可以幫自己停下來的工具。我指的並不是深奧的那種隱喻層面的停止，只是名副其實的讓身體停下來。譬如，如果出門上街，就表示停下我的雙腿，安靜地站一會兒，或者找個地方坐下來；如果我正在說話，那麼停下腳步的意思是把嘴巴閉起來；如果在家打掃、收拾或煮飯，那麼停止就是指坐下來，而且面前沒有書、沒有雜誌，也沒有畫。

我還記得小時候跟母親去柏克萊拜訪她一位住在白色大房子裡的朋友。我們敲了厚重的木門，卻無人來應門。母親的那位朋友事先知道我們要去，所以我母親又更大力地敲門。等了好一會兒，敲門也敲了好一會兒後，母親才發現大門虛掩，於是我們直接進門。進屋後，發現她的朋友正盤腿坐在客廳裡，背朝我們，動也不動。我們圍著他繞了一圈。他的手放在膝蓋上，眼睛閉著。我們就這樣站了好一會兒，他才張開眼，「哈囉，」打招呼的同時，臉上掛著一個大大的笑容。「我剛正在冥想。」

接下來在那個人家裡的時間，我一直非常不安。趁著母親開車回家途中，我問她冥想是什麼意思。「冥想就表示他聽不到我們敲門嗎？」我很想知道這個答案。

「他也許聽得到我們敲門，」我母親回答。「不過那個敲門聲可能是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

這個答案讓我更覺不安。所以，他人在心不在嗎？他的心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嗎？他為什麼要冥想？怎麼冥想？如果有隻蒼蠅停在他鼻子上，他感覺得到嗎？對他來說，把蒼蠅揮走，會不會是件錯誤的事情？不管他剛在做什麼，似乎都讓人覺得神秘又恐怖，我一點都不想跟冥想扯上關係。

剛開始為師父工作時，我對冥想依然抱持著這樣的看法，結果有人告訴我辦公室文化中，有一部分就是大多數早晨都要靜坐十五分鐘。靜坐十五分鐘，沒有任何東西可讀，聽起來簡直像是痛苦折磨得天荒地久，不過我願意嘗試，畢竟大著肚子又疲累的我，能夠閉著眼睛坐下，就算得挺直了身子坐著，聽起來也確實像是在好好休息。

過去十年，上班的早上大多都是這樣開始的：我的同事和我圍成圈閉眼靜坐。辦公室的靜坐是從我們稱之為「請鈴」的儀式開始，請鈴就是搖動冥想鈴，之所以稱為「請鈴」，是因為我們不應該去「打」鈴，而是應該「迎接」鈴所發出的聲音。我們當中會有一個人去請鈴，其他人就閉起眼睛靜坐。我們其實就只是坐著。有時候電話會響、有時候有人會咳嗽或挪動身子。這些聲音我都聽得到，而且都不是從非常遠的地方傳來的聲音，就只是原來的聲音，單純的咳嗽聲或身體挪動的聲音。我很想利用這段時間補眠，因為早上我通常都非常疲倦，可是大家都繼續挺直了身子坐著。我以前很不喜歡辦公室的冥想這件事，而且心中老是在問，為什麼不可以躺平。但是靜坐激勵了我的努力，不同的想法在腦海中出現時，靜坐幫助我記起了如何放任這些思緒來了再走，一如任由木枝在我的意識之流中浮潛。

月月剛出生以及剛回到工作崗位之時，我對辦公室冥想這最初幾分鐘的平靜，迫切渴望得有如上癮。那是我一天當中唯一清醒卻不必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也不用像隻無頭蒼蠅般忙進忙出的時間。女兒較大後，我找回了一點精力，開始覺得早上的冥想幾乎令人難以忍受。靜坐的十五分鐘裡，似乎流逝了整整好幾個小時的時間，而且我會感覺自己正在變老、像個笨蛋一樣坐在那裡浪費生命，然後我會開始驚慌失措。我確信只要多坐一分鐘，自己就會因為無聊或年邁而死。我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一旦把所有人都趕出屋子後，我迫不及待地埋頭做事。天底下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是跟每天共事的人一起靜坐十五分鐘。我還有電子郵件要發、有帳單要付、有話要說、有書要買、要編書，還得把這些弄好的書寄出去。

但是，當冥想結束的那一刻，腦子裡所有迫切的事情都消失不見了。剛剛還急著要發的電子郵件可以等，沒有問題；寄出手稿之前，也許再看一遍也不錯。我還有很多時間喝杯茶，悠閒地走到自己的辦公桌旁。

多年靜坐後，我現在對早上的冥想，既無恐懼感也不渴望。我完全都不覺得冥想複雜或神秘，在我的認知裡，冥想就只是一個讓自己停下來的有效方式。我母親的朋友稱之為冥想，我認為這是靜心，而且現在不論是否在上班，我都把冥想當成了分內工作。讓思緒如木枝在河流中任意浮潛的功夫，我大概沒什麼長進，因為我仍會試著去抓那根木枝。整段冥想期間，我也許會專注思考有沒有足夠的錢送孩子去夏令營，不然就是費神考慮寫給作者的信裡該寫些什麼。這些思緒依然感覺真實、依然感覺急迫，只不過即使我依然會想抓住這些思緒，但放手任它們流走的時間愈來愈快，直到下一根思緒的木枝出現。

暫停與靜坐最棒之處，通常都是在冥想結束時剛張開眼的那個美妙剎那。那環視周遭的短暫第一眼，會發現一切都變得鮮明而清晰。靜坐並不簡單，但這一刻讓一切都值回了票價。偶爾還會出現一次十五分鐘坐立難安的靜坐，換來一個神清氣爽環顧周遭的當下片刻這種公式：為了那個片刻，我怎麼樣都會有空。

那個短暫的瞬間是如此絕妙，所以我不止想和同事共享，也要和家人一起擁有這張開眼的安靜片刻，於是，我們家也請鈴，有時候我們會閉上眼睛，有時候就自然地睜著。通常一開始小丫頭中總有一個會哼著歌或左動動右搖搖，但接著她們就會安靜下來。我們會有一段完全靜止、真正寂靜的時間，這段時間感覺就像蒼穹一樣珍貴而圓滿。然後我們會張開眼睛，謝謝地球、謝謝辛勤為我們生產食物的人。接下來，我們會為彼此遞傳米飯，繼續說著那天發生的故事、開玩笑、遞鹽罐。

從暫停而得到的那環顧周遭的一刻，我稱之為「有空」，一行禪師則稱之為「活在當下」。當下包括了我們肉眼看得到與看不到的周遭一切，也包括了這一刻的前一剎那與下一瞬間。所謂完整意識到當下，代表了意識到每一種狀況、每一件事，以及讓這一刻得以發生，甚至引發所有未來可能性的每一個境遇。活在當下並不表示漠視我們對於過去以及未來的所知。就算天空美麗、風兒迷人，我也不會從懸崖往下跳，那是因為我會思考到下一個瞬間。我不會去碰熱爐子，因為過去讓我知道熱爐子會讓人痛不欲生。活在當下指的是，我們理解到即使窮盡我們所知的一切，但是現在身處的唯一當下，卻具有絕對獨特又令人神清氣爽的某些特質。

雖然沒有人能完全活在當下，但當下絕對是個可愛又使人驚異的地方，值得定期探訪。我有時會想著「等一下再去享受當下」，因為眼前手上實在有太多事情要做。但這種想法的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重要的時刻何時發生。有時在夜深人靜，月月告訴我她在學校玩呼拉圈，或街上有個男人跟她要食物時，我會領悟到這就是重要的時刻，而非幹擾。

或許永遠都會出現那種時候，讓我覺得自己只是在奔波中變老，或對發生什麼事情完全一點興趣也沒有。步入不惑之年後，我發現自己忙碌的生活中有這種感覺的時候太多，多到我根本無法忽視。演員傑若夫‧賀堯（Geoff Hoyle）在他的個人節目《怪胎》（Geezer）中曾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那二十年，還有三十歲到六十歲間的那一年去哪兒了？」之所以覺得年紀愈大，生命似乎愈飛逝如梭，那是因為我覺得沒空的時候愈來愈多。一天中，這種沒空的時候若是多到一定程度，那麼當天結束的時候，生命中就沒有任何值得記住的新鮮事。如果人生中這種沒空的時候多到一定程度，那麼一週週過去、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接著一生過去，都不會有任何值得記住的新鮮事。

過了四十歲之後，人生從覺得好漫長變成感覺好短暫，我開始覺得我再也不要錯失人生的任何一個時刻。如果注意自己每次的呼吸，會發現原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還要呼吸好多好多次，人生因此突然變得長多了。的確，有時候很無聊，有時候很痛苦或煩厭，但如果我想切身感受讓自己心滿意足的重要時刻，不論這些時候是在何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我都必須要練習專注，直到專注變成自己有意識的習慣。研究頂尖運動員與音樂家的專家已經發現，除了天賦與良好的記憶力外，這些優秀的運動員與音樂家還必須刻意練習一萬個小時，才能真正在某件事情上出類拔萃【12】。那是在有意識的覺知到當下的情況下，極其大量時間的刻意練習，只有這樣練習，我才能參與計畫之外的重要時刻。

除非是例行工作的一部分，否則天底下不可能有人能讓我每天早上靜坐十五分鐘。除非是一家人一起做的活動，而且已經持續了非常長的時間，長到兩個丫頭都不記得到底有多久了，否則天底下不可能有人能讓兩個小丫頭在晚餐時間安靜，連幾分鐘都不太可能。每一件有用又有益健康的事情，從練習武術到刷牙，我幾乎都是因為把這些事情變成有意識的習慣才能持續。如果每一次做這些事前，我都必須下一次決定才會去做，那麼我可能根本什麼都不會做。

12.作者註：此研究結果出於杜維維爾（R.J.Duvivier）、達蘭（J.van Dalen）、謬珍斯（A.M.Muijtjens）、穆拉艾特（V.Moulaert）、夫樂烏頓（C.Van der Vleuten）與薛畢爾（A.Scherpbier）共同在《BMC醫學教育》（BMC Medical Education）編號11（2011），101期上發表的〈刻意練習在臨床技術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專文。一萬個小時刻意練習最早由佛羅裡達州立大學心理教授艾瑞克森博士（Dr.K.Anders Ericsson）所整理提出。記憶力、生理機能、家庭支持、指導以及天賦在相關內容中均有提及，但並未量化。

現在，只要一碰到車門把手，我就會有意識地呼吸。這不是因為我很緊張，也不是因為我試著要具備完美的正念，而是因為這樣做會讓車行更順暢；此外，碰到大門門把的時候，我也會有意識地呼吸。在這些較平靜的時候練習，可以幫助我在心情比較不平靜、有人扯我的袖子，或有人對我大吼的時候，審視自己究竟有沒有空。碰到這種情況時，如果我在超級市場或街上，我會走到一旁，有意識地呼吸，然後想像有個小孩輕敲我的肩膀，問我有沒有空。我永遠都可以說沒有。

你不需要是個佛教徒，也不需要信仰任何宗教或學說，甚至不需要挺直身子靜坐很長時間才能正念。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很多不靜坐冥想的佛教徒。但是你需要找到一個方式讓自己停下持續不斷的行動與喋喋不休。任何方式的暫停都有用，但停止本身只是個必要條件。不論是坐著、站著，甚至是躺著，當我們停下來時，我們就是在訓練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去承認當下。停下來後，有許多集中心志的方法，如：數呼吸、審視自己的身體，或背誦一首小詩，這些是我試過的一些方法，然而通常刻意停下手邊正在做的事情，就足以達到目的。我這顆聒噪不定的心真心歡迎任何不需要言語的機會。在我陷入字詞泥沼無法脫身時，就需要利用師父簡單的幾句話，停下腦子裡的那個轉個不停的倉鼠滾輪：

吸氣，我知道我在吸氣，

呼氣，我知道我在呼氣。

就這麼幾個字，通常就足以提醒我，在我的呼吸當中，身與心的融合其實毫不費力。而且兩者的融合狀態其實一直都存在。這一個當下，首先，是由呼吸組成的。對於整個宇宙的覺知，就在這吸氣與呼氣之間翩然進駐。

7這正是我在這兒的理由

大多數時間，我都處在無法掌控的環境中，無法用一隻小鈴告訴自己何時該閉上眼或睜開眼。我通常都忙得團團轉，很多時候，我是真的一點空都沒有。學校有位家長想向我抱怨某位老師、母親在我上班時打電話來告訴我，我的女兒需要上打鼓課，還有她們的褲子太小，不然就是一個騎腳踏車的小鬼把我撞倒在地，卻一句對不起都沒說，像在這種時候，我都毫無耐性或毫無同情心，自然也不會因此而有空。不過我也會利用這種時候，把一瞬間用想像力轉變成未來的某一刻，那麼當下的這一剎那，就只不過是剛好位於這段轉變過程中的某個階段而已。

最近，我和身兼環保健將與作家兩種身分的喬安娜‧梅西13有過交談，她的作品從深奧的生態學到全球和平運動，無所不包。我們談到身邊認識的每個人似乎都身陷於忙碌當中。「這麼多年過去，」喬安娜說，「唯一讓我沒有迷失在生活中的原因，就是我每次睡醒都會設定目標。」

那次談話之後，我的早晨也由弄清楚自己那天的目標作為開始。有時候一整天的目標就只是在受挫的時候有意識地呼吸，而不是張嘴罵人；有時候我的目標是完成一項寫作計畫、用心傾聽一個人說話，或想辦法在那一天找點樂子。有目標的那天，我的心也比較安定，因為設定的目標會提醒我，自己為什麼在做這些正在做的事情，而許多其他強烈要求我投注專注力的事情，也比較不容易讓我鑽進牛角尖。

採買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天底下有那麼多可以買的東西，發出那麼多的訊息告訴我買下它們後，我的生活將會如何的改善，所有東西都在大聲疾呼著要我買下它們。有天在上班途中，我順道去幫女兒買被子。她們一直用我們的舊毯子，破破爛爛的毯子又大又重，常常滑落在地，讓床上的兩個小丫頭冷得發抖，縮成一團。

我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太多錢，所以只能用當時那個時間，去買價格低廉的東西—在美國，有時候我們就是這樣被訓練出對物品的慾望與期待—最後我出現在其中一家專門為這種慾望而設計的大賣場裡。賣場的一切看起來都無害，但等我回過神，卻發現自己跌入了焦慮與舊有的渴望當中。9

小學四年級去珍妮佛‧李家玩之前，我從來不曉得世界上有配色或成套寢具這回事。珍妮佛的凱蒂貓床單與她的窗簾、枕頭套竟然是相同花色！那時候，我以為這表示她的爸媽必定是百萬富翁無疑，其實珍妮佛的東西很可能就是她父母在這種大賣場裡買的。

13.喬安娜‧梅西（Joanna Macy）是一位生態哲學家，專研佛教、一般系統理論，以及深層生態學。著有：《用5個故事改變世界》、《崇尚真實的文明：世界因你的轉變，進入大文明時代》……等

我站在大賣場二樓後方的角落，那些包裹著俗麗花朵與粉紅色圓點床單的塑膠袋，反射著明亮的日光燈光，閃閃耀目。我呆楞在那兒，想著女兒的幸福與快樂都取決在她們是否有一床可以跟被子與枕頭配色的聚酯纖維床單。我對她們的教養怎麼會失敗到這種地步？我因為站在「女孩」的貨品走道區，所以這裡所有的東西都是粉紅色與花朵圖樣。只不過我家的兩個丫頭並非粉紅色或小雛菊的超級迷。賣場另外還有「男孩」區，那兒的被子圖案全是跑車、火箭，奇怪的是，這裡並沒有中性的孩童區，但大人的寢具卻根本不是依照性別來分類。難道男孩與女孩長大後，全都會開始喜歡同樣的灰色或酒紅色的床單嗎？

孩童用品的設計是毫不留餘地的開朗與歡樂，但這些設計卻令我心情低落。我的女兒會被嚇壞的。或許這些被子真的可以讓她們一覺睡到天亮。或許她們還會因此晏起！我有資格否定她們因為擁有配色枕頭與被子而產生的喜悅嗎？走進她們房間，幫她們把身上的這些巨大聚酯纖維雛菊被蓋好，我受得了嗎？如果不買這些兒童寢具而改選成人寢具，我負擔得起嗎？就這樣，我在那兒站了十分鐘，也在男孩區、女孩區與成人區之間來回走動，然後我看了看錶（一如賭場，大賣場裡是不掛鐘的），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發現我必須去上班了，沒有時間買任何東西。當賣場的玻璃門在我身後平滑順暢地闔起之時，我所有的急迫感全消失了，而我除了輕鬆，別無其他感覺。不管有沒有那些被子，太陽依舊明亮地照耀，而我的女兒也會一如以往地健康愉快。

我發現，就算自己訂定了目標，一坐進車子裡，通常就會忘了目標。開車的時候，我的正念程度最低。那時的我完全無法同時專注於眼前應該發生的事情與處理其他所有的刺激。在城裡開車經常是件令人麻木又惱怒的事情。從紐約搬回加州後，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開的都是我母親的老爺車。我母親幫忙接生將近四十年，車子後保險桿上貼了一張「助產士助人」的貼紙。

遺憾的是，每當我開車上路，我的駕駛不耐症就會發作。只要有車子擠進我前面，我就會把全身的重量壓在喇叭上、如果有人沒看到我就想切進我的車道，我會拉下車窗破口大罵。我必須減少開車的頻率，不然就得買輛新車，我的駕駛不耐症絕對讓助產士背負了臭名。最後我不僅減少了開車頻率，也換了車。

除了我父母與師父外，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說自己太忙：從在託兒所有份全職工作，回家還得照顧剛動完手術完全不能動但正在恢復中的丈夫、三個孩子、兩條狗、一隻非洲鬃獅蜥外加一隻兔子的阿瑪莉（Amalie），到身兼精力充沛的律師以及一個全國性非營利事業組織執行董事、有一個女兒、與父母同住照顧兩位老人家的塔拉（Tara），到成功經營自己的科技事業並管理好幾處專供出租的房地產、只要有時間就去上小提琴課的獨居麥可（Michael）都是。

有人美其名為預定計畫、有系統的安排活動、忙得忘我，或甚至樂觀地稱之為維持平衡，但實際上，我們全都在庸庸碌碌。有時候我會這麼想，如果我停下手邊的一切事情，然後呼吸，即使只停一秒，我需要掌握的一切事情就會全部失控，然後掉下來砸落在我頭上。我無法用全心感受當下，或無法用開闊的心胸去接受當下的理由，並不僅僅因為焦慮或工作過度。除了許多難過的時刻會讓我努力逃避之外，我的生活中還有一種常態，會讓忙碌而非正念變成習慣，習慣不去感受或接受當下。其實把注意焦點放在當下並不需要挪出額外的時間，只不過焦點很容易受到影響失焦。這種時候，目標的設定就是解決之道了。如果這一天有很清楚要達成的目標，我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到不在計畫內或負擔不起的商品影響，也較不容易被自己搖擺不定或急迫的情緒左右。

如果不設定目標，我會花掉很多時間做很多瑣碎的決定、設法弄清楚該怎麼去把自己可以做以及無能為力的事情分類，或絞盡腦汁想著該如何把能力所及的事情塞進我的行事曆中。我可以整天都做些微不足道的決定，然後，等到該決定大事的時候，例如需要搞定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應該把女兒送去哪所學校、如何讓家附近更安全，以及如何讓這個世界朝著更平等、更公正、更永續的方向前進的時候，我已經累癱了。這一點都不像我。「決定疲乏」，一如新聞與心理學家所稱，是指我們當中有許多人最後都只去決定一些最簡單的事情、選擇最沒有阻力的路去走，不然就是仿效其他人行事。

有一次，跟一行禪師以及其他比丘、比丘尼開完會後，有位比丘尼和我一起搭公車去機場。我對她們如何在廟裡決定事情的過程很感興趣。我對她說，在一個所有人都如此慈悲又懷抱正念的寧靜環境裡做決定，一定很棒。試想，在那兒，沒有決定疲乏也不需要倉促行事。這位比丘尼大笑。她回答我，妳想像一下必須跟橫跨不只三個國家的五所廟宇裡的五百名比丘與比丘尼一起做決定的樣子，換言之，大家必須有如一體的行動。「那是非常耗神費力的事，」她說，有時候一個簡單的決定得花上好幾個月才能定案。「差別，」她繼續說，「並不在於做決定變得比較簡單。事實上也並沒有。要決定一件事並不簡單。然而就算做決定是件麻煩又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我們還是要努力去找出方法，享受做決定的過程。重點應該是大家一起做的決定，而且做得開心，而非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我覺得這番話很有道理，因為這常常也是我對付身體痠痛的方法。我跟青少年一起學習武術，在跑步熱身的時候，這些年輕孩子超越過我，把我拋在身後，腳步輕盈得像在飄，而我則通常在疼痛一開始出現時就想停下休息。不過，這種時候我都會提醒自己，「疼痛正是現在我在這兒的理由。」這是我的選擇。追逐自己的目標雖然不代表感覺很棒，但是絕對比毫無目標的感覺要好。目標會提醒我過濾所有傳送到腦內的資訊與強烈的情緒，然後根據目標做決定。不論我在買東西、開車或跑步，只要在我決定要做的事情範圍內，我就一定有空。這正是我在這兒的理由。

8優雅變老

不管是走在街上還是坐雲霄飛車，我都喜歡快。我希望事情加速進行，盡快看到好的一面，不喜歡放慢速度。真正開始思考變老這件事之前，我從來不覺得把專注力放在當下有任何重要性，因為周遭有趣的事情太多。

我跟許多住在美國的人一樣，沒有嚴重病痛災禍地活到了四十歲，這四十年間，我過得像個無敵女金剛。不論看過什麼，或在理智的層面知道什麼，我從未想像過自己終究有變老的一天。我知道自己大多時候都能健康無恙，是拜運氣、地點以及基因所賜，但不知為什麼，有時候我仍會不明原因的認定只要上車繫好安全帶而不抱怨、做瑜珈、平日常吃深綠色蔬菜，我就可以不變老也不生病。

可是，四十歲生日才剛過幾個月，我就出了嚴重的自行車車禍，肩膀撕裂傷，接著又碰到搶劫、染上了肺炎，等恢復得差不多了，學武術時又被摔到水泥地上，裂了一根肋骨，之後，我得了支氣管炎、為了照顧敗血性闌尾炎的傑森在醫院待了兩個禮拜、長了帶狀皰疹，還有一位比我年輕的朋友因肺癌辭世。不只如此，我覺得身上的每根骨頭、每條肌肉都已停止正常運作；每次打噴嚏、咳嗽或大笑都會引發胸痛；早上睡醒時，全身骨頭嘎嘎作響，晚上跪下時，肩膀痠痛，此外，睡覺的時候，新的紋路也會在我臉上刻下凹槽。我試過魚油、藥草、只吃綠色葉菜，還去修了腳趾甲。統統沒有用。

我到底是哪裡出了毛病？我向每個願意聽我說話的人丟出這個問題，結果不論是我的西醫醫生、我的指壓師，或是幫我在耳朵下針緩減肩痛的針灸大夫、好友，乃至街上好心的陌生人，給的答案都一樣：我不只變老了，我的身體也開始走下坡了，完全沒有老當益壯的情況。

身體老化的現實讓我害怕。我一直都知道身體老化並非單純的態度問題，所以絕對沒有「你覺得自己幾歲就幾歲」這種事。然而儘管如此，我仍一直以為變老這件事情應該要很久以後才會發生在我身上。每個人都會在不同的年齡突然覺得自己開始變老，但到了四十歲左右，我們的新陳代謝速度會開始減緩，我們的細胞會開始退化【14】。

當然，這並不代表我們只能坐以待斃。個人所能掌控的體能部分，可以幫助我們活久一點、活健康一點，這些都有詳盡的紀錄可以證明，而且市面上也有數不清的書籍討論這個議題。當前的標準建議可以濃縮成兩句話：定期運動、食用植物為主的健康飲食。就是這麼簡單。然而儘管如此，我們不管多麼小心、住在哪裡、跑多少公里、咀嚼吞下多少食物，我們的器官就只能維持一定時間的功用。我們的細胞即使在最佳的環境下，依然會退化。就算我們躲得過海嘯、癌症、高血壓、塑膠裡的雙酚A（即酚甲烷）跟從天上砸落的鋼琴，也逃不過年邁與死亡。

我的家族健康史中滿滿記載著好幾種不同類型的癌症，親眼見到姑媽與非常親近的家族友人因乳癌辭世的親身經歷，讓我始終在準備著面對自己突然的意外死亡。我以為，這種心態可以讓我跟老邁與死亡多拉開一點距離。我希望自己的死亡跟生前任何狀況都無關。我希望能一直維持著活動自如的身體與同樣的美貌，然後黃土一壞。

我母親大學時交的男朋友告訴她，她雖然不漂亮，而且顯然不可愛，但是等她老了就會很美麗。我母親是中歐猶太人，在墨西哥長大，之後住在紐約，完全不符合美國或墨西哥傳統觀念中的美麗定義，然而她的男朋友儘管口拙，對於母親老了會變美這件事，卻說對了。我母親現在美得驚人，幾乎每天都有人對她的實際年齡發出驚訝之語，不然就是用渴望的語氣說，「我真希望等我七十歲的時候，看起來也跟你一樣好看。」我母親對於高品質的臉部保濕品與潤絲精的花費相當不手軟，但也就僅止於此了。她不染髮、不做臉部美容注射，也不換膚。

14.作者註：請參見美國國家衛生總署（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醫學資料庫（Medline Plus）「年齡相關的改變部分」（Areas of Age-Related Change）二○○七年冬季刊，網址為：www.nlm.nih.gov/medlineplus/magazine/issues/winter07/articles/winter07pg10-13.htmlchlorophyll

我跟我母親一樣，向來無法依賴傳統的美麗立身，因此我也真的覺得，帶點虛榮地長大，可以讓變老這件事不那麼令人難受。只不過不管我對照鏡子或特別的乳霜是如何堅決地興趣缺缺，變老這件事，依舊為我的自尊帶來很大的打擊。不知道怎麼了，我愈來愈在意自己的頭髮以及身體其他部分是不是跟以前一樣。我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會改變，短暫本來就是一種生命的真實，但是怎麼來得這麼快？怎麼現在就已經老了？

世界上如果有某種儀式可以標明我們從這個階段進入到下個階段，對我可能會有點助益：我指的儀式，就是某種跨過門檻就進入老邁世界的那種認知，像猶太人的成年禮（Bar Mitzvah）【15】、墨西哥人的女子成年式（Quinceanera）【16】、希臘人的公民禮（Dokimasia）【17】，或天主教的第一次領受聖餐，這些儀式都幫助大家歡迎年輕人正式加入他們的圈子，變成名副其實的大人。我可以考慮辦個盛大的體能表演來反抗年紀，就像渡邊玉枝以七十三歲高齡攀上聖母峰，或黛安娜‧奈德（Diana Nyad）六十一歲時嘗試最後一次從古巴游到佛羅裡達。

儘管我可以創造自己的儀式，再以艱困的爬山之旅或午夜泡在海裡作為總結，但我並不想全部自行創作。我想要一個像婚禮一樣具有社會瞭解與接受意義的典禮—我想要一種美麗而饒富見證意義的標誌，證明自己正在變老，用這個證明以及我的花白頭髮與皺紋，確立我邁入老化的新社會地位。我還想要一大堆已經跨過那個門檻的人，站在老年的彼岸邊，讓我知道如何變老。

15.在猶太傳統中，女子十二歲、男子十三歲就算成年。

16.墨西哥女孩十五歲舉行的儀式。

17.公民禮是古希臘的雅典人的一種審核與考驗過程，通過程序的人代表確定取得了公民資格，可以行使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9專注的高度

我的生活幾乎是在年邁長者全都缺席的情況下開始的。我的父母之所以搬到加州，部分原因是為了逃避他們兩家人口日漸凋零的東岸家族。我的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全是移民到美國的，他們設法逃過了屠殺、貧困與納粹屠殺。在我還沒有大到能記住這些長輩之前，大多數的長輩就已辭世。在童年居住的公社裡，我的父母（三十歲生我）已經算年紀大的了。我還記得遇到過一位較年長的老先生，他當時大概跟我父母現在一樣七十多歲吧，那次的相遇，他那似乎鬆垮掛在身上的皮膚，帶給我很深刻的困擾。當我捏起他手上的皮時（現在的我簡直難以想像當初怎麼會那麼做，而那位老先生又怎麼會讓我得逞），那塊皮膚就一直那麼待著，就像是這塊皮膚與皮膚所覆蓋住的人，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物質組成。想到這種事情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令我非常恐懼，也因此我養成了每年在過生日時的一個習慣：我會偷偷捏起自己手上的皮，然後看看這塊皮膚會不會慢慢恢復到原狀。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有這個習慣。

即使成年後，我所有年紀較長的朋友也都是從小就認識的人。住在紐約時，我偶爾會看到老人家迎著風堅定地在人行道上走著。地鐵站裡，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年輕，也許是因為那些階梯的關係。當然，往上城走就會看到很多年紀較大的紐約人，他們通常都是從頭到腳一身無懈可擊的黑，身材苗條、梳理整齊的明亮銀髮高雅貼服。

自從搬到灣區，年紀非常大的老人家見得更少。部分原因在於這個地區屬於功能區，缺乏公共空間，大家待在室內的時間比較多。這兒雖然有公園，但幾乎全是帶著小朋友的家庭。我只有去奧克蘭中國城或舊金山的日本城時，似乎才能看到真正屬於兩代互動時的兵慌馬亂現象。但在中南美洲、歐洲、亞洲與南北非旅遊的時候，到處都看得到年紀較長的老人家。我看到他們在墨西哥的廣場上、看到他們在摩洛哥喝下一加侖一加侖的薄荷茶、看到他們在北京騎自行車、也看到他們一大早就出門在托斯卡尼散步。在每一個地方，小寶寶、青少年、成年人與老年人都交融在一起。

十三歲的時候，我曾跟其他美國青少年一起去尼加拉瓜參訪一個月，我記得當時尼加拉瓜的青少年讓我非常驚訝—訝於他們看起來多麼有責任感、與大人們對話時多麼興趣盎然，還有與周遭一切事物建立關係與發揮影響的能力。這些尼加拉瓜的青少年當中，很多都把激勵自己向上的功勞歸於祖父母、外祖父母與社區中的其他長者。一位在伊朗長大的朋友，也曾對美國年輕人的孤立特質提出意見。在他成長的地方，青春的末路是從軍，正因為他們青春的終結來得如此快速，所以他們的青少年時光染上了一層嚴肅的色彩。在美國，青春是沒有固定終點的。對某些人說，青春是在自己當了父母後結束，有些人則是在他們開始照顧其他人或有了工作的責任時才向青春告別，另外還有些人，似乎直接從青春一腳跨入老年。

三十歲時，有份工作落到了我頭上，那是帶領一團老人家去南非進行兩週的歷史之旅。我雖然從沒去過南非，但讀過許多相關資料，自忖對這份工作相當有信心，但一到機場，我看到除了一位團員，其他團員全已年過七十，其中還有兩位更是高齡九十五、六。他們都很開朗、知識豐富，而且也很興奮。兩位九旬長者有他們醫生出具的健康證明，證明他們可以旅行。既然這樣，還會有什麼問題呢？

結果，一位心臟病發，另一位心臟衰竭，還有一位的大部分行程都待在醫院，不過這一位的身體最後完全康復。旅行團的行程繼續，我們去了野生動物園，與獅子與長頸鹿擦身而過、穿過簡陋小鎮、在醫院進進出出探望朋友，也去了遙遠的西開普省。我們的行程邊走邊改，增加了廁所之行以及較短距離的景點。

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在我尚未領悟到自己其實已跨入年邁這一端的世界時，我同樣也未領悟身邊的朋友、師長也都老了。環顧身邊，當我看到喬安娜‧梅西、一行禪師，我的九旬老友辛西亞（Cynthia）與米莉（Millie）、我的父母、女兒，以及社區裡其他鄰居時，我知道大家活著在一起的時間有限。一行禪師的皮膚很有光澤、眼睛明亮，充沛的精力讓他有體力每天早上散長步，然後教課，下午還能種花種菜。我那對已經古來稀的父母，精力比我旺盛，計畫要執行的活動比我還多。我父親歐夏身罹兩種癌症與一種退化性神經疾病，外加一大堆小毛病，然而他卻整天馬不停蹄地畫畫、寫作、繼續執業當律師，還在大大小小的每場示威遊行中舉牌抗議。我母親益喜總是在探險，一個險接一個險地探著，她先在厄瓜多爾的叢林中擔負起健康教育的責任，回到美國接生了幾個寶寶之後，又出發參加了一趟沉默的避居之行、教了一堂領導統御的討論課，還擔任許多新手父母家庭的顧問，提供他們從溝通到授乳等一切事情的建議。米莉現在依舊每天運動，也照顧孫輩與曾孫。辛西亞最近剛過世，但在那之前，她一直把自己的家經營得像個社區活動中心與藝術家智庫。我的這些「老」朋友並非沒有病痛，也並非沒有面對到年邁的困難之處，只不過他們都很忙，忙得我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年邁。

這不代表他們在邁入老年時毫無失落或悲傷。我父親希望自己仍可以騎自行車與焊接。一行禪師建議我們在行有餘力的時候多走路，因為早晚有一天，我們的腿會虛弱得再也抬不起來。他曾如此承認：

年邁讓我很痛苦，但我把這個折磨當作修練。以前我的記憶力非常好。當我想用一個詞彙時，不論是英文、法文或越文，總是信手拈來。但前幾天，在凌晨兩點的時候，我竟然忘了一個腦子裡想到的詞，這讓我徹夜無眠。我打開燈，拿出所有的辭典，就是為了找到那個詞彙。我拿出了許多辭典，因為我非常生氣，完全無法接受自己已經老了的事實。我忘了的那個詞是「硝石」。「硝石」是一種長在老東西上的鹽。我想要記起這個詞，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那時，所有人都已入睡，無人可問。在我翻開辭典的時候，我甚至連這個詞是以什麼字母開頭都沒有概念。

有一次我試圖想要記起查爾斯‧達爾文的名字。當時我坐在巴士上，腦子正想著達爾文，可是卻怎麼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儘管如此，我還是必須接受自己的腦細胞每天都在死亡的事實。抗拒自己的年邁只是一種愚蠢的行為，絕非睿智之舉。睿智是接受我們已經老了的事實，但同時也看到我們並不老的事實，因為我們都既是啼出第一聲哭泣的新生兒，也是舉頭迎向光亮的初綻水仙的一部分。【18】

幾年後，師父告訴我，「對我來說，老化已經變成了一種喜悅。老化讓我有機會沉浸在一條河流的平緩段，不急著入海。我可以慢慢來，好好欣賞與讚嘆經過的雲朵與飛鳥。」我父親說，「我失去了體力與一些記憶力，但我卻掙脫了焦慮、執著與恐懼，得到了自由。所以老年是一段令人開心的時光。」我母親比以前更享受生命，以前當單親上班媽媽時無法做的事情，她現在已拿到了許可證，要去把那些事情全部做過一遍。

我父親、母親與一行禪師的生活方式迥異。他們吃的東西不同、信仰不同，健康狀況、病痛情形與富有程度也迥異，然而他們卻似乎都高度投入生活，而且，至少在我父母的例子裡，他們都比三、四十歲時更開心、更輕鬆。事實上，與我認識的那些比較年輕的成年人相比，他們好像更快樂，而且更自在。我的種種「老化」跡象已經讓我無法視而不見，但這些前輩提醒了我，年邁有一部分是擁有可以更投入生活的工具與資源。在我們這個以年輕為焦點的文化概念中，年老與事事不關己的程度，是正比例成長的關係，然而這些前輩們的生活卻活生生地扭轉了這樣的概念。我知道當自己年紀愈大，很多事情的速度可能愈變愈慢，而橫在眼前的疼痛也可能愈來愈多，然而我的這些前輩們卻提醒了我，在前面等著我的，還可能有一種深刻的喜樂。

18.作者註：請參見一行禪師一九九六年七月七日講授宇宙法規的演說。

10明天不是答案

我的兩個女兒跟我截然不同，她們對於年歲增長這件事，異常興奮。對於四歲的梅梅而言，最大的讚美莫過於她的表現像個七歲大的小朋友。九歲的月月比較喜歡人家告訴她，她看起來像十幾歲的少女，但套用她的說法，不是「不知羞恥的那種女生」。兩個丫頭對於長大後所會發生的事情有遠大的夢想，包括一起成為聞名天下的科學家麵包師傅。梅梅認為她長大後就不會再吃大拇指了，而且她的早餐、中餐跟午餐全都要吃加了楓糖漿的酸乳酪。月月幻想自己能在晚上一個小時接著一個小時地看書，再也沒有人跟她說該關燈睡覺了。有一天，在很久很久以後的有一天，她們會自己走路去冰淇淋店。兩個小丫頭都覺得成年是件無法想像的事。她們很愛談論將來有一天，等到她們都變成一百歲的時候，兩個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證，還會繼續跟我一起住在家裡。

我清楚記得自己決定再也不要繼續老下去的那一天。那年我十六歲，日子過得不是太好，沒有安全感又害羞，而且世界末日級的三大災難全都發生在身上：牙套、眼鏡、青春痘。我家那時很窮，家人對這樣的困境常常不滿地咆哮。我的繼母很難親近、我的父親無能為力而且整天忙碌，至於我的母親，則是經常晃神。除此之外，學校簡直無聊到爆，除了讓我害怕的午餐時間外，而且我最好的朋友才剛在我上廁所的時候，因為一個新的最好朋友而不理我。我們本來一起去兩人使用的相連兩間廁所，結果我人還在廁所裡，她已經跑出去跟新朋友躲在數學大樓後面。第二天，她悄悄塞了一張「分手」宣言在我的儲物櫃裡，說我們的友誼緣分已盡，因為她變得「更酷」了，她在宣言中補充說，但是非常遺憾的，我卻沒有同步跟進。

即使我不酷，不過我纖細修長又強壯，我非常喜愛自己的身體。我也喜歡在歷史課堂上爭論、在化學課塗鴉，喜歡寫些短篇故事，覺得自己無所不知。我喜歡「比實際年齡成熟」的感覺，因為我可以駁倒大人的論點。我曾吻過一個男生，但在這一吻結束的時候，我如釋重負。我喜歡當世界在我面前展開時，我已經大到足以善加利用這個機會的感覺。那個時候的我仍在掙扎著將來該當總統還是搖滾巨星。任何冒險、任何目的地都有可能。

第一次，我不再渴望等待生日的到來。我不想再老下去了，不過我卻仍在繼續成長，反正，從現在起，不要再繼續老就是了。我希望去做年長一點的人都必須要做的事情—去夜店、投票、有自己的車—但是我不想等到那麼老才去做。我父親是位壁畫家，母親是名助產士，他們的朋友有藝術家、政治人物，也有老師，雖然這些我認識的長輩都不太受到傳統束縛，而且總是精力旺盛、創意十足，但再也清楚不過的事實是，他們都不是年輕人。他們會累、需要很多睡眠、會害怕坐熱氣球飛行或去高空彈跳。還有，他們都不吃糖。

當時大多數時候，我都會夢想搭著郵輪逃到巴黎，把一頭短髮染成亮紅色。在夢裡，除了一隻皮包，我什麼都不會帶，皮包裡只會有一本期刊，以及兩件絲質洋裝、兩套內衣褲用來換洗。在我的想像裡，那個在天上的不是上帝而是導演，所以我跟天上的導演說好了：只要我能一直維持十六歲，或一直維持十九歲，我願意永遠當個善良的好人，但十九歲已是我最大的讓步，超過十九歲我絕對不會接受。

我的兩個女兒認為當大人的我可以有許許多多不同的選擇，而且我可以決定很多重要的事情，譬如她們兩個可以吃多少糖、她們的病是否嚴重到不必去學校，還有她們什麼時候該上床睡覺。在她們眼中，等她們長大了，她們可以做更多的決定，負更多責任。慶幸的是，小傢伙們的生活尚未失衡，她們大多數的選擇仍然有趣，而肩上的責任也依然又輕又少。她們根本無法想像長大以後的這個部分：責任比選擇沉重，而且身體的疲憊永遠不會因為有人抱著你去睡覺、幫你把被子蓋好並輕輕給了你一個吻而結束。

我並沒有把童年理想化。有時候童年令人困惑、害怕，而且找不到任何慰藉，然而我卻真的很想念那段認定長大是所有問題解決答案的時光。我也想念那段自以為長大隻是因為我渴望長大，等我不想長大的時候，就不必再長大的歲月。

現在的我知道天底下根本沒有萬靈丹能解決所有問題。我不能只是傻傻等著今年過完，然後一切事情都會變得不一樣或變得更好，因為明年的我不可能長得比那些兇狠的小鬼更強壯，也不可能在玩單槓橋時碰到最高的那根橫槓。如果我想要抓到單槓橋上最高的那根橫槓，我從現在就必須開始努力去試。

停下所有手中的事，多花一點時間處在當下，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我愈來愈能察覺到我的眼前只有當下—而我所擁有的當下，要比以前少。一行禪師曾告訴過我，他覺得年邁的滋味很好。我的父母說這些年最平靜、最有趣。我希望等我到了他們那個年紀，我也會有同樣的感覺。不過我並不會依賴未來。我現在就要努力得到更多的平靜。那條湧向大海的河，一直在扯著我前進；不過我現在至少在學著如何享受湍流之旅。

11反擊與不斷劃槳

我們家搬離山區的公社後，每年夏天仍會回去，睡在帳棚裡，也會跟朋友一起在北加州鮭魚河（the Salmon River）邊的一塊青綠平地上蓋木屋。我十歲生日那年，鮭魚河面上首次出現泛舟活動，我母親決定讓我們也去湊熱鬧。我們於是跟家族好友瓦利（Wally）一塊去。瓦利身兼住宅營造師、冠軍漁夫，與經驗豐富的水上嚮導三重身分，身體結實，還有兩撇令人印象深刻的八字鬍，在他解說河流旅行的兩大安全須知時，那兩撇鬍子就會扭來扭去。這兩大安全須知是：一、當我們面對著河流的下游時，河的左右兩邊分別是「河左」與「河右」；二、在水流湍急的淺水區，千萬不要站起身。他接著說明，如果我們站了起來，那麼腳很可能會卡在石塊當中，然後被水往下拉。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情況，瓦利說，「那麼你只是把原來不是問題的問題變成了大問題。」

我們分坐在兩艘舟筏上。瓦利、另外幾位家族朋友和我母親在一條舟上。我、我的朋友跟她媽媽，以及瓦利的兒子，一起坐在另一條舟上。瓦利的兒子也是位水上嚮導。因為我們這條舟筏上有小孩，而瓦利又在另一條舟筏上，所以瓦利他們先出發。我們說好在瓦利找出最安全的航線後就立刻跟進。河面很寬，令人既興奮又害怕。每當我們的舟筏撞進湍流時，我通常會停止呼吸、僵止不動，緊緊攥著槳，就像攥著救生衣一樣，卻沒有使用那根槳。當河流只是牽著我們往前航行的時候，我愛死了那種感覺。我們在漩渦裡進進出出，在輕碰水底的大石後被彈開。我們會手指著盤旋的老鷹、岩石中美麗的氧化紋路，以及看起來像是直接從完全垂直的花崗巖峭壁上長出來的熊莓、小松樹苗。在一段平緩的河區，還有隻棕色的河獺跟著我們一道遨遊水面，牠的頭好像一顆小椰子。

然後我們抵達了貨運帶（Freight Train），那是一條長距離的顛簸湍流，我之前常常站在上面的路邊看著這個河段。一如計畫，瓦利的筏在我們前面進入湍流之中，然後，他在我們的眼前被甩出舟外，消失在急湧的白色河水之下。湍流一直扯著我們的船往下拖，我們根本沒有時間把船劃到旁邊去。最後，瓦利濕漉漉的白髮從水裡冒出，「反擊與不斷劃槳，」他對著我們大吼，「反擊與不斷劃槳！」

瓦利之前曾向我們解釋過，在湍流中存活的唯一辦法，不是不動，而是反擊與不斷劃槳。如果保留體力、往斜處切，或者試著盡量少沾水，那麼你們的船更可能翻覆，讓湍流主導一切。你們一定要朝著湍流靠過去。瓦利在解說的時候，我們雖然全都點頭，但我朋友和我當時對身上新泳裝的條紋要比他的解說興趣多多了。

現在，冷水飛濺入我們的折疊筏裡，我身子前傾，使出渾身力氣劃槳。我們直接衝入湍流中心，之後河水帶著我們前進，快速而平穩，就像河水應該有的樣子。那是我這輩子當中最開心、最自由的航程之一。在那個當下，我不但全心投入，而且所有的時間都留給泛舟這件事情。

許多時候，我一點都不希望自己有空。並不僅僅因為我很忙，而是單純不想要參與那個特定的時刻，我寧願不要有全心全力投入那個特定時刻的覺知，因為有所體覺與敞開心胸會讓人感到痛苦，有時候一想到會經歷到新的痛苦，就足以讓我想完全脫離當下，一走了之，獨自住在山頂上用木棍蓋成的小屋中。

正念並非只選擇歡樂或快樂的時光而已。正念需要全心全力的正面迎擊艱困、複雜，以及痛苦的時刻。碰到這種時候，譬如學習功夫時，身體受到攻擊，呼吸的幫助很大。生命中會不會出現湍流，我們無法選擇，不論是否拚命劃槳，都會弄得全身濕，然而我們若愈專注，我們的覺知就會更加深我們和生命之間的聯繫，而不是將我們扯離這些湍流。覺知與生命的連接愈緊密，我們受到的折磨愈少。

不過世上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讓人全心投入而不感到痛苦萬分；我們會碰到那種意料之外的尖銳疼痛，也會遭遇令人疲憊至極的慢性痛苦；身體上的疼痛或情緒上的折磨，隨著我的決定、悲傷與憤怒而變得更加劇烈。除此之外，天底下還有因為我與其他人的關係，以及因為我感知到其他人受到折磨，而蒙受的情緒折磨。這些痛苦與折磨都是我行走世上所背負的東西。

我以前總是幻想自己有一個女兒，至於細節（譬如有沒有伴侶、生幾個孩子等）則混沌不清，我只知道我想要一個女兒。我花了很多年才懷了月月。生下月月後，工作與照顧月月讓我忙得根本沒有時間去想要不要再生另一個孩子。之後，在月月還差幾個月就滿三歲時，我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對於兩個都清楚寶寶從哪裡來的人，傑森和我的驚訝程度實在有些失禮。我們兩個談了好幾個小時討論要不要留下這個孩子。如我父親所說，我們沒有理由再生第二個孩子：世界不需要更多的孩子，月月也有很多其他小朋友可以當玩伴。這些全都是實話，然而生寶寶並不盡然是個理性的決定。正在我肚子裡成長的這個孩子，我想要叫她恩典。

我母親、一些家族朋友、月月和我之後一起去墨西哥一位世交家中小住。我認為，這次的小住會是新寶寶出生前我和月月的獨處機會。離開朋友家，開車前往機場的途中，我開始流血。等我們抵達機場，急劇的疼痛已經讓我直不起腰，而且大量的血流不止。航空公司的服務人員讓我坐在輪椅上，直接把我送上飛機。

飛機一起飛，腹痛更劇，眼睛幾乎什麼都看不到。我把自己鎖在洗手間裡，一方面需要獨處的時間，一方面也需要一個空間來清理掉一些血跡。當我壓下廁所的沖水閥時，馬桶發出巨大的抽吸聲。然後，就在那飛機的洗手間裡，這一團小小的東西—一個血塊，就這樣掉入我的手中。

一行禪師的每一本書幾乎都提到延續這個概念。一如海洋中的浪花或天空中的雲朵，我們沒有真正的開始，也沒有真正的結束；我們只是改變型態，繼續延續。在那方狹窄的飛機洗手間裡，在從波多維亞塔（Puerto Vallarta）飛往舊金山的途中，我開始深深覺得那個延續的概念果然有理。生命並非因懷孕而開始或結束。生命始終在延續，而我們只是穿梭在其中而已。九週大的受精卵是個不及我手掌大的柔軟蛋囊，但它卻是個名叫恩典的想法。

我把血塊用餐巾紙包起來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吞下母親遞過來的四顆消炎止痛藥。我就帶著那張包著血塊的紙巾過海關。工作人員推著坐在輪椅上的我穿過機場時，我心想，「最好不會有人來惹我。」回到家裡，我把捲成了一顆球的紙巾放進冰箱裡，倒頭就睡。

一個禮拜後，我在自己的床上醒過來。當時是晚上，外頭正在下雨，傑森跟我母親都在家裡。我們三個人走到院子裡後，我把鏟子插入土中，剷出一塊塊厚厚的土塊。我在濕漉漉的土地上挖了一個洞，把血塊放入洞中。我一邊挖著土一邊對自己唱歌。樓上，我三歲的女兒正熟睡，她的窗子開著，雨打進屋內。我唱的是這首歌：生命現在開始。生命現在正在開始。

中國的「忍」字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心，一部分是把利刃，而大大的心，連尖刀也無法摧毀。佛祖用的是一杯髒水的觀念。塵土讓一杯水無法入喉。但是如果你把杯子裡的水倒入一條清澈的大河裡，你就可以喝河裡的水了，因為大河很大，可以輕易地將塵土納入。這樣的觀念讓我覺得很安心。河裡也有痛苦，但河裡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東西。河水很涼、裡面充滿了葉子、土壤與生物。在河裡遊著，痛苦會流逝、重新出現，然後再度流逝。等我從河裡探出頭時，身子雖然在發抖，但我知道，我可以繼續撐下去。

佛教觀念中，最讓我掙扎的其中之一是「無執」（nonattachment）。一行禪師寫道，正是因為我們對於自己想法與感受的執著，才為我們與其他人帶來如此多的折磨：「因為對看法執著，所以排擠、恐懼、憤怒、渴望與絕望都有了基石。如果一個人真的修習正見（Right View），那麼就不會留下任何空間給這些苦難與折磨了。」【19】

我非常喜歡我自己的看法與見解，因此我很難接受這樣的概念。我的感知與鍾愛的一切為我帶來許多樂趣，儘管大多數的痛苦也是因為我的這些執著而生。我生命中最美好與最艱困的時刻，都是在我全心投入的時候出現，在這種時刻，我的每個細胞都完全奉獻與「執著」。我非常珍惜這些時刻。

然而一行禪師說的執著，是一種對於自己看法的死死糾纏，而非敞開心胸面對生命。就是因為死死糾纏著我的不確定（譬如埋在我院子裡的是那個名為恩典的想法、譬如就是因為我的不確定，所以恩典才無法成長出生的念頭），我才無法在那當下敞開心胸，也無法全心投入。我期待生活中所存在的那種全心執著，與死死糾纏完全相反。完全的執著包含了兩個元素：不會被動等著人生出現，但也不會從生命的完整中退縮—生命的完整涵蓋了挑戰、磨難，與喜悅。

被我視為導師的長者，他們並不會因為年紀愈大，而與萬事萬物保持更多的距離，他們全心投入的程度反而愈高，或許那是因為他們對於事實以及必然死亡的覺知愈來愈完整。他們再也不需要跟我們在泛舟之行剛開始一樣，下意識地把精力留到以後再用。我知道他們都曾經歷過許多痛苦，但不論什麼樣的痛苦，這些經歷都讓他們能夠繼續往前走，更接近生命，而不是遠離生命。我想到我的母親，她總是在身邊都是精疲力盡坐在舞池邊地上的年輕人時，最後離開舞池，然後獨自一個人回家。我想到我的父親，深夜十點還在鐵軌邊跟他那些無家可歸的客戶鬼混，當疲憊終於向他攻擊時，他不斷倒地、哭叫，卻從不推開任何事情。然後我想到了一行禪師，當我們談著下一個年度可能的出書想法時，他躺在他的吊床上，一面搧著扇子一面休息，享受著吊床來回的擺動與多變的光線。

19.作者註：出自一行禪師《好公民：創造開化的社會》（Good Citizens:Creating Enlightened Society），加州柏克萊：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一二年出版。

12痛苦與修練

即使是最健康、疼痛最少的人，如果運氣夠好、活得夠久，必定會經歷某些日常的身體疼痛。身體不會溫柔地退化。疼痛，不論屬於情緒或身體，儘管無可避免，但我依然不肯放棄，一直想要以智取勝。疼痛就像打針：清楚知道即將打針的期待心理，通常要比打針那一刻難熬得多。我比較害怕的其實是磨難、恐懼與寂寞。

在相應部十二相應六十三經（the Puttamansa Sutra）中，佛祖說了一個第二枝箭的故事。疼痛，不論來自身體或情緒，都是一枝正中標靶中心的箭。經上還說，「如果第二枝箭射中了同一個地方，那麼疼痛會比加倍還要強烈。如果第三枝箭再度射中同樣的地方，疼痛會強烈一千倍。」【20】我們或許非常希望疼痛消失，或許懼怕疼痛永不消退，也或許焦慮地想著這樣的痛代表什麼意義。第二枝箭，跟第一枝箭射中的地方一樣，造成的疼痛不止兩倍。跟我一起工作的鄧嚴（Dang Nghiem）師姐曾經說過：「如果你的身體出現疼痛或不舒服，那麼，靜下心來擁抱這個疼痛。你要知道這個疼痛並不是『你』。你可以陪在你的疼痛身邊，但不需要變成那個疼痛。」【21】

老二梅梅出生時，我幫佛學界諸位師父編輯作品的工作已為時四年。十月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在我們的臥室裡生下她。那天令人記憶特別深刻的是天空一絲不苟的湛藍，以及我在分娩過程中，一直想吃雞肉三明治的高度渴望。梅梅甫落地就被送進了傑森的臂彎當中。當時在身邊的人只有梅梅的姐姐月月、我的父母，還有一位家族好友。生月月時，我經歷了五十多個小時的陣痛、多次抗生素靜脈注射、一次脊椎膜上腔注射，外加三位醫生、四位助產士，相較之下，生梅梅的時間短，而且比較輕鬆，但是十二個小時後，她開始發燒，我們立刻衝到當地兒童醫院的新生兒加護中心。

醫院裡沒有人知道梅梅究竟哪裡不對勁，而且當天醫院人員似乎全沒有心情溫柔地處理梅梅的情況。醫療人員對她又戳又刺，不但做了脊椎穿刺、胸部X光、還抽了一管又一管的血。我們剛過中午就進了醫院，等回過神來，掛在無窗病房裡的鐘顯示夜晚早已降臨。負責的醫生因為長時間的工作而語氣尖酸、脾氣暴躁易怒。她說：腦膜炎、內臟畸形、腦發炎。為了不溺斃在她的話裡，我對著梅梅哼唱搖籃曲。「妳不應該對妳的孩子唱『你是我唯一的陽光』，」醫生突然厲聲說，「特別是妳家裡還有另一個孩子。那會讓妳的這個孩子覺得自己很特別。」

20.作者註：出自一行禪師《白雲舊道》（Old Path White Clouds），加州柏克萊：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

21.作者註：出自鄧嚴《傷痛無可避免，痛苦與否可以自己決定：一行禪師弟子鄧嚴的療癒故事》（Healing），加州柏克萊：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一○年出版（臺灣：橡樹林出版，二○一三）。

病房外，一對男女正在彼此叫囂。接著我們病房的門上出現了很大一聲的碰，應該是有人摔到我們門上。然後是一聲聲喊疼叫痛的哭嚎。另一位護士進入病房，他告訴我們：「警察已經在路上了，他們會來處理剛剛的情況。

院方把我們安置在新生兒加護病房裡的一間小病房，那裡原本是設計給有高度傳染疾病的小寶寶用的。小病房裡有個風扇不停呼呼轉動，主要目的是吸走我們看不到的病菌。病房牆上掛著一個很吵的大鐘，滴答地送走秒秒分分。二十四小時過去，我們仍在等待檢測結果。燈從沒關過，監測器也從未停止過嗶叫，梅梅睡睡哭哭，哭哭睡睡。我們帶了一張折疊的野餐椅擺在她床邊，傑森和我就這樣輪流睡在那張野餐椅上。後來小丫頭的燒退了，也喝了奶。院方說我們可以回家了。接著，院方又告訴我們他們弄錯了，梅梅是葡萄球菌感染，必須住院。我們又過了沒日沒夜的二十四小時後，院方告訴我檢驗的樣本受到汙染，所以梅梅其實沒有感染到葡萄球菌，但是他們需要抽更多的血。如果血是乾淨的，院方向我保證，梅梅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出院了。

梅梅在醫院的第三個晚上，也是住院的最後一個晚上，傑森回家去睡，我朋友潔芭（Geba）在醫院陪我。我抱著梅梅坐在我們家的野餐椅上，哄她吃奶，潔芭縮在那張嬰兒尺寸的小小泡棉墊上。幾個小時後，我們換班，潔芭抱著梅梅，換我去窩著。整個晚上我們兩個就這樣待著；盯著鐘，看著時間一秒一秒滴答滴答地走，倒數時間，直到早上醫院允許我們離開。然而那天晚上，分分秒秒似乎怎麼倒數都數不完。凌晨兩點，日光節約時間結束，我們依舊盯著時鐘，但它卻開始倒著走。幾分鐘後，它又變成一點了。於是，我們必須一秒一秒地重新再把那個小時活一遍。

那天晚上，我想要去的地方很多，不過那個當下我卻無法隨心所欲。那個當下，我只感覺到這一刻怎麼過都過不完以及滿心的痛苦。我聽著比丘與比丘尼遵循一行禪師傳統所吟唱的歌曲，但希冀的是自己的心思能抽離當下，不要再回來。終於，時鐘又指到了凌晨兩點，我的心也重新找回了平靜。套用師父的話，我又能夠注意到周遭的環境，尋找當下的快樂。一切狀況都很不理想，但還是有些事情並沒有那麼糟：我可以流暢地呼吸。我的女兒在我懷裡，她還活著，而且身子暖暖的，呼吸正常。在新生兒加護病房裡的父母，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說出我這番話。我渾身痠痛，而且因為剛分娩完，依然在出血，但是我的感官功能全都正常，而且我很健康。我跟我愛的人在一起，包括我的小女兒以及一個我從出生就認識的成人。我感覺很平靜，簡直幸運得不像話，同時我也感覺很謙卑、很感恩。我想到在小玻璃隔間內的其他小寶寶。弓著身子窩在椅子上的我睡著了，梅梅在我懷裡。我是被護士搖醒的。早上了，我睡了一個小時。我們可以回家了，於是我們收拾起我們的椅子、髒兮兮的衣服，以及雜七雜八的雜物，結束了我們的住院之旅。離開醫院時，我的眼睛和一位來新生兒加護病房探視孩子的父親交會。我們彼此注視了一陣子，但誰都沒有試圖擠出微笑。

天底下雖然有各種不同的佛教徒，信奉各種不同的信仰，但大多數的信仰都源於佛祖的第一次教言，那是他在菩提樹下開悟後沒多久就對至交好友說的一番話。他告訴他們，天底下有四種絕對正確的真理，謂之四聖諦，而這四聖諦可以簡化成以下四點：一、人生是苦；二、執著是苦因；三、確有脫離苦痛折磨之法；四、脫離苦痛折磨的方法就是遵循八正道，也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志、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定，以及正念。

多年前第一次看到這些教言，是在柏克萊市中心一家餐廳粉刷過的牆上。那時候，在我的解讀中，這些字似乎在說：人若要開心，就必須讓自己跟自己所有的需要、擔憂與慾望保持距離，然後去做所有正確的事情。但這怎麼可能做到？現在的我覺得那應該不是四聖諦真正的意思。我在自己的苦痛與折磨中發現了慈悲的種子，而這慈悲不單是對自己，也是對他人，只不過，要發現這些慈悲的種子，我必須先體認折磨。

師父說，「躲避苦難是天性，而且這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習慣。我們用酒精、毒品、鎮靜劑與精神安定劑來逃離我們受到的折磨與苦難。但是第一聖諦卻建議我們應該接受，並且承認折磨。如果我們不瞭解苦難，也就無法瞭解快樂。我所定義的天堂，是個有很多瞭解與慈悲的地方，但那表示這裡也有苦難。如果那個地方沒有苦難，那麼那裡就不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好地方。」【22】

如果快樂是唯一重要的事，那麼我就認了。因為我眼前永遠都存在著快樂的情況。任何時刻，我都可以注意到自己的牙齒不痛、天空有一片亮眼的藍，或者空氣聞起來好清新。我不需要等到這些事情全都消逝—直到我牙疼或者外面的天空陰暗、臭氣熏天—才來讚嘆。除了這些美好的小事，天底下還有許多美好的大事時時都在發生：諸如新生命、所有的森林山巒與海洋、人類勇敢與慈愛的表現、紅毛猩猩與紅肚蛙的神秘與美麗。然而苦難的狀態也一直在我面前，不論是親身的體驗抑或是別人的磨難。有些苦難是大規模的人類災難：如世界各地都在發生的剝削、死刑、饑饉、獨裁，以及戰爭。還有，我們個人生命中大大小小的折磨：得不到想要的東西、某人不約我去某處、身體有問題出現疼痛、遭到拋棄或背叛，以及我們愛的人離開、老去、死亡。

22.作者註：出自一行禪師《好公民：創造開化的社會》。

我站在我的功夫老師對面，等著她的攻擊。我的肩膀僵硬，背微弓，雖然知道自己有能力也一定能擋住即將到來的一拳，但我還是懼怕那一拳。我的老師放下了她的手臂。她看著我僵硬的肩膀搖頭。「妳會捱打，」她說，「但那不表示妳會受傷。捱打無可避免，可能會痛，但妳不會有事。愈早接受這一點，妳才能愈快放鬆，然後擋下打過來的拳頭。」我垂下了肩膀，之前根本沒有領悟到自己有多害怕。害怕讓我緊張，但害怕無法保護我周全。

如果我接受了自己一定會捱打以及經歷疼痛、難過與恐懼的事實，那麼會發生兩件事：第一，我比較不會再對自己射出第二箭，那枝箭是焦慮與擔憂之箭。第二，我會放鬆，也因此比較能敞開心胸接受快樂。人生不是資產負債表。如果人生是資產負債表，苦難與快樂必須相等。這兩樣東西不可能相等，但正念卻教導我，在我們全心投入生命的時候，苦難與快樂同時存在。一行禪師提醒我，「學習創造快樂的藝術，與學習處理我們苦難的藝術，是同一件事。」

第一次同時擁抱兩個女兒時，我覺得自己願意付出一切去換取她們永遠免除苦難折磨。但梅梅人生中的第一次發燒，讓我很快就知道她們必定會經歷苦難與折磨。有些痛苦無可避免，但這些會成為她們體能、情感的力量與慈悲心的養分。然而，人生確實也充滿了許多不必要的磨難，其中如飢餓、貧困與暴力這些折磨，一如其根本的成因，充斥著諸多不公不義。其他一些我們執迷不悟而死不放手的折磨，則是源自於我們自己的感受與看法，是我們讓自己充滿了焦慮、不安、氣憤與罪惡感。這種折磨就是阻礙覺知的痛苦。當我以這樣的領悟去看事情時，我會知道，有問題的不是我對自己經歷事物的執著，而是我想要控制所有事情的心態、我不但渴望快樂且堅持只能快樂的心態，以及我誤以為快樂奠基於其他現實事物的執著。

正念永遠也無法讓我像其他人那樣看起來鎮靜又心平氣和，我也沒有打算放棄跳舞、大叫、大笑或大哭，但在痛苦來臨的時候，對痛苦維持正念，以及穩定而持續的吸氣、吐氣，痛苦就會變得可以忍耐。一行禪師給我的忠告是，「像個自由的人一樣行走於世間。放下，不要背負，那麼妳就會覺得輕盈。」只要我的專注可以達到輕盈的效果，我就不認為佛家不執著於想法是種跳脫苦痛的方法，與我堅持「反擊與不斷劃槳」這種全心投入的立場有所衝突。當我遭遇痛苦與喜樂時，愈容易放手，愈能輕快地隨著湍流而下。我的快樂會成為歷史，一如我的苦難也都會成為過去，就在一個個當下接踵而至時，我將繼續在河中航行、繼續呼吸。

13哭吧

如果我想「像個自由的人一樣行走於世間」，卻不讓舊有的傷痛緊追不捨，那麼我就必須在傷痛該來的時候讓它們來，然後放它們離開。或許我之所以能這麼說，是因為我很愛哭。兩個女兒說她們只各看我哭過一次，不過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總是在哭，哭不公不義、剝削，哭貧窮、疾病、飢餓，甚至連傷感電影與絕妙好句都會讓我落淚。當我傷害了自己的時候，我會哭；別人傷害他自己的時候，我也會哭。看到人家非常勇敢，會哭；想到自己的孩子會長成青少女，然而做出一些愚蠢的冒險行為，會哭；想到自己孩子正在瞭解人類歷史的細節以及學習人類大屠殺、奴役他人與殘忍的能力，會哭；想到死亡，也會哭。我很擅長處理危機事件，思考、掌控與執行該做的事情，我也很在行。但是當我做完這些很擅長或很在行的事情後，我會崩潰與嚎啕大哭。我哭得既不細膩也不冷靜。當然，有時候的確只有一顆敏感的眼淚，但大多數時候我都是哭得肝腸寸斷，全身顫動，搞得鼻塞眼睛紅。有鑑於此，我的兩個丫頭竟然鮮少看到我的眼淚，實在不可思議。

我告訴她們我喜歡在隱密的地方哭，因為一般來說，哭泣感覺像是很私密的事情。再說，她們還是孩子，我並不希望她們覺得有義務照顧我。月月看到我哭是兩年以前了。當時我們正踩著我們家的樓梯往下走，我突然跌下樓，扭到膝蓋。那是一種尖銳、扭傷了的疼痛，而且有那麼一會兒，我根本站不起來，所以我只是坐在那兒哭。那次我的膝蓋並沒有受傷，但是直到今天，月月還會談起這件事。

至於梅梅看到我哭的時間，則是上個禮拜。我母親和我大吵了一架，我們幾乎從未吵得這麼兇，也因此足以讓我在事後還心情動盪不安。後來，梅梅和我一起躺在沙發上看書時，她說，「媽媽，我以前從來沒看過妳哭。」

「真的嗎？」我問她，「妳有什麼感覺？妳怎麼想？」

「不好也不壞，」她回答，「就是那樣嘛。」

師父的許多場演講之後，總是會留下一段問與答的時間。初接編輯工作時，我忠實地把這個階段的答案全聽寫下來，原因是我不想錯過任何可能成為手上編輯作品裡優秀內容的素材。然而在我重新檢視自己塗鴉的筆記時，我發現除了一、兩次例外，大家提出的問題全相同。不論師父演講的題目是什麼，大家最初發問的問題之一，千篇一律都是：我該怎麼處理自己某種特別強烈的情緒，不論是憤怒、悲傷、恐懼、吸引或嫉妒？僅僅是出現這樣的感覺，我們就已經覺得如此強烈、似乎如此無法承受，所以我們都想知道該如何處理這種強烈的情緒，讓自己放鬆一些。師父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幾乎與梅梅的答案如出一轍。與情緒無關。情緒就是那樣嘛。我們可以溫柔的處理這些情緒、帶著情緒呼吸、不要太在意情緒。或許，如果我們做好了準備，我們還可以試著去理解自己的強烈情緒，探詢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緒。不過這是次要問題。重要的第一步，是先承認這些情緒的存在。

師父的著作《快樂》總結：「強烈的情緒與風暴相似，能夠製造許多損害。我們必須找出保護自己與創造安全環境的方法，等待風暴平息。我們不能只是以逸待勞地坐等風暴快速離開，直接承受風暴造成的所有損失。我們的修練就是要讓身心安全度過風暴。我們可以依靠堅固的大樹幹度過風雨。每一場風暴過去，我們都會變得更強壯、更堅實，而且很快就不會再畏懼風暴。我們不會再祈求上蒼賜予我們溫和的天氣與平靜的海洋，相反地，我們會祈禱上蒼賜給我們對付困境的智慧與力量。」【23】

師父賦予強烈情緒的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梅梅的直覺反應。月月在難過或生氣的時候，會把情緒憋在心理，但是梅梅在難過或生氣的時候，卻會變成一場猛烈的旋風暴，隨時準備把世界毀成碎片。她會鉅細靡遺地計畫所有家人的死亡、跟我們脫離家人關係、從前門走出去，一走就走半條街，然後不動如山地站在那兒，氣得要死。等她的情緒過去，她又會變得沉靜，笑容滿面，眼睛明亮，隨時可以伸手擁抱與快樂助人。看著一場風暴形成，並且知道風暴一旦形成，就絕對沒有辦法停止，其實是堂非常寶貴的教訓。我記得師父說不要去祈禱有好天氣，所以在梅梅出現強烈情緒時，我並未試圖用安撫的手段躲避她帶來的風暴，相反地，如果風暴來了，就讓它們來吧。我鍛鍊自己養成每天暫時停下手上一切事情靜坐以及有意識呼吸的習慣，有了這個習慣，當風暴來時，我可以一面有意識地呼吸，一面不經思考地就去找地方避難，直至風暴平息。

儘管月月與梅梅表達強烈情緒的方式迥異，但月月的崩潰與梅梅的龍捲風，最後一定都是在眼淚中收場。雖然不至於每隔一天就出現，但至少每個禮拜都會看到她們哭。兩個丫頭跟她們的老媽一樣，都是非同小可的愛哭鬼。她們哭的理由可以是畫壞了的圖、被偷了的娃娃、延期的餐會、睡衣上的牙膏、撞到東西的腳趾、死掉的蝴蝶，或者其他無數大大小小我舉不勝舉的理由。傑森和我都必須定期提醒自己，就算她們有時候真的哭得很煩人，但哭是沒關係的。哭泣並不代表我們必須解決問題或改變自己的行為。換言之，哭泣並不一定能讓人得到自以為想要的東西，但是哭的確可以幫人釋放那些不哭會死的情緒。

23.作者註：出自一行禪師的《快樂：必要的正念修練》（Happiness:Essential Mindfulness Practices），加州柏克萊：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九年出版。

至少對梅梅而言，我的哭跟她的哭是沒有差別的。我很難過所以我會哭，等我哭完，我就不難過了。她並不認為她必須得做些什麼事情，也不認為我的哭有其他更深遠的含義。有些事情其實就是這樣。我們可以哭、我們可以知道很多事情都是錯的，然後我們要去把可以改正的事情全部改正過來，繼續過我們的日子。

14你怎麼知道？

我之所以如此執著於自己不願放手的想法與事物，原因之一，是因為我所依戀的想法、事物，對我而言，全都是辛苦努力的結果。成長過程中，我的身邊不乏事事擔心、事事質疑的人，而且我們鮮少會在不掙扎、不提問、不留退路的心態下，接受當下這一刻的完整。

這樣的心態也有好處。由於我們一直保持多疑的態度，因此不常陷入過度執著於自己的想法，進而變本加厲變成教條主義或盲目狂熱。在我家，我們很小就開始提出質疑了，這點跟大多數的小孩很像，只不過我們的問題並不只是一個有終點的句子。梅梅在三歲八個月時，堅持要知道所有她認識的人的年紀。如果她看到另外一個三歲大的孩子，她就一定要知道這個孩子是不是「整三歲」，如果超過整三歲，那麼她又絕對要知道是多了幾個月。小丫頭堅持要盡快長高長大，所以她很樂意指出那些比她年紀小的小朋友。

「每一個人都一定比某些人老，也一定比某些人小，」我曾經向梅梅保證過。「我知道，」她回答，但不太高興。「可是我比全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小啊。」這是真話。梅梅把她相對年幼的事實當成一個可怕的包袱，而且小丫頭不止在家裡逃不過年紀最小的命運，連在我們鄰裡之間與整個宇宙之中，她都覺得自己是最年幼的人。

有一天，我去幼稚園接她時，她想知道她朋友瑟琳娜（Serena）的確實年齡。瑟琳娜這兩個禮拜要過生日。我告訴她瑟琳娜現在是二又四分之三歲（二歲八個月大）。

「二又四分之三歲？」梅梅不可置信地說，「二又四分之三是數字嗎？」

「是的。」我回答，「那是個數字。」

「妳怎麼知道？」她又問。

這個問題很好，但我發現自己常常無法清楚回答這種很好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親自獨立研究自己應該怎麼處理這種問題。不過我若跟女兒說，我之所以知道某些事情是真的，是因為人家告訴我那是真的，又有違我平時試著教導她們去質疑不同看法的原則，我還告訴她們，主體（思考的人）與實體（他們正在思考的事情）之間是如何存在著一片模糊的界線。我不斷提醒梅梅與月月要自己去找出答案，不要只是相信別人告訴她們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也應該聽從自己的建議吧？

沒多久，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們經過兩個走在路上的孩子，他們看起來大概是十歲、十一歲。梅梅想知道他們的媽媽在哪裡。我對她說，等她到了那個年紀，有時候她可以自己走回家，不需要媽媽陪在身邊。

「可是你怎麼知道？」她問。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覺得在這個社區環境裡，在今天的這個時候，十歲是個可以自己走回家的合理年齡。這樣的決定有許多不同的考量，但是這個問題卻沒有正確的答案。

我怎麼知道的？這個問題一天會出現好幾次。我怎麼知道我們的車子不會發生車禍？我怎麼知道無尾熊是真的？我怎麼知道槍可以殺死人？我看過別人殺人嗎？我怎麼知道小農場裡的火雞不會吃她的鞋子？我真希望她能問我更簡單一點的問題，譬如我怎麼知道爐子是熱的，那麼我會用我親身經歷過的故事告訴她答案，可是她已經知道熱爐子問題的答案了。她想要知道我們是如何在其他事情上達成共識，她也想知道大家都認同的真實，同時也是她正在認識的世界，我們是如何界定周遭的界線？我幾乎從來都無法提出任何一個讓小丫頭和我雙方都滿意的答案，不過至少我還記得問問題。

15擔憂與呼吸

提出問題讓我免於被侷限於自己想法中，然而在我們家，提出問題一事卻常常會轉變成擔心。我的大女兒月月就是個愛操心的人。她會擔心門一直關著、人會死、沒人準時來接她放學。她會擔心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沒有毒，她會擔心街上的垃圾、有人打架。她會擔心種族隔離捲土重來，因為這樣她就不能跟她的朋友坐在一起了，她還會擔心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小孩因為地震與海嘯而喪生。她會擔心太常被關到監獄裡的人會變得更狠毒。她不怕怪物、海盜或惡龍。她主要擔心的是實際可能發生的事情。

每年夏天我們家都會到山上一棟裡面沒電、外面有熊的小木屋住五個禮拜。山上的河水很清涼，湍流處處，但月月很喜歡在河裡游泳。在那兒，我們離文明設施很遠，憂慮雖然仍不時在夜晚偷偷接近，但似乎也變淡許多。只不過一回到城裡，憂慮早已等著月月了。

月月身體健康、頭腦聰明，所以憂慮並不能常常打勝仗。憂慮無法阻止她享受校園生活、交朋友，或跟朋友玩耍。憂慮也不能阻止她對游泳、爬山與烹飪的喜好。然而憂慮確實讓她無法隨心所欲地享受生命，有時候還會在晚上擾得她無法入眠。有天晚上她問我天下有沒有一種「擔心病」，不知道她有沒有罹患這種病。

成人談論憂慮時，常常把這種心態當成某種可以診斷得出來或可以管理得了的病症—不見得可以治癒，但透過某些治療以及或許與藥物的結合，能夠控制焦慮的程度。醫生說，焦慮經常是基因遺傳，像憂鬱症一樣，整個家族都會出現。月月出自一個憂慮者眾的家族：我妹妹怕死了水痘、乳癌與沒上鎖的門；我姑姑整天不是擔心別人不喜歡她或她不漂亮，就是自己會死於乳癌。最後當癌症真的奪走我姑姑的生命時，成千上萬的人前來致意，訴說他們有多麼愛她。我父親飽受執著與焦慮之苦，直到他邁入從心所欲的七十門檻。

我當然清楚憂慮完全沒有「幫助」，而且也似乎未必「健康」，但是顯然憂慮似乎是自然的產物。我可以理解憂慮為什麼可以在人類的心裡演化—是為了幫助我們分辨安全與有毒的植物、弄清楚閃避劍齒虎的方法。我也可以理解憂慮繼續存在的原因。天底下有許多發自內心的真正關懷，而這些關懷是如此的真實，以至於讓人覺得難以抵擋、精疲力竭。我很高興月月擔憂的事情是海上漏油、監禁氾濫、遊民以及冰山縮退的問題，但前提是我只希望這些問題幫助她瞭解該如何為這個世界盡一己之力，而不是讓她的憂慮擾得她夜不能眠。我們的頭腦需要時間來釐清什麼樣的憂慮是自身安全所需、什麼樣的憂慮可以刺激我們產生新的發明或做出正確的行為，以及什麼樣的憂慮只會讓我們懊惱不適。

高中畢業時，巴比‧麥克菲林【24】推出他的暢銷曲〈別擔心、要開心〉（Don’t Worry,Be Happy）。我當時直接跳下臺與班上同學大舞特舞。然而即使早在那時候，我也認為「別擔心、要開心」這帖藥過於簡單。我並不認為憂慮擔心是我們遺傳而需要糾正的行為，因為世界上需要擔心的事情很多，只是我們可以學習如何更有效率地擔心。

「其實，我覺得擔心並不是一種病，」我告訴月月，「我們都會擔心，有些人擔心的事情比其他人多。重要的是我們得分辨什麼時候是擔心在欺負我們，什麼時候擔心是真正必要的。」

「那是不是說你還是覺得擔心一種病？」月月又問。然後，她小聲顫抖地再問，「擔心會讓人死翹翹嗎？擔心是不是一種會讓人死掉的病？」

「絕對沒有人會因為擔心死翹翹，」我肯定地回答，心裡還因為自己能夠確定一件事情而沾沾自喜。我告訴她擔心已經進化成一種保護她安全的機制，而擔心唯一的壞處就是讓她不開心與睡不好。

我當然希望月月能少煩惱一點，多「開心」一點。如果天底下有一種沒有副作用的神藥，可以讓月月擺脫所有不必樣的憂慮，但又不會抹去她成長的能力，讓她能清楚看到這個世界所有不公平與不確定，卻也能清楚看到這個世界讓人受不了的獨特與美麗，那麼我會希望她吃下那種藥。

以前月月在擔心的時候，我都會提醒她呼吸要慢、要深。每當佛家師父提到呼吸，聽起來都既合邏輯又簡單。呼吸，多好的辦法啊！可惜一點用都沒有。每次我建議月月做正念式呼吸，她都會過度換氣，大聲淺淺呼進，再把空氣壓出去。「把空氣吸進妳的肚子裡去，」我會這麼建議。「我有啊！」她大聲喊，然後開始哭。月月和我都不擅長腹部呼吸。「把手放在妳的肚子上，」我會這樣建議，「那樣子妳可以感覺到自己呼吸的進出。」「我就是這樣做啊！」她會如此回答，「那就好好呼吸，」我幾乎用吼的回應。很快，不是一個人大笑或大哭，就是兩個一起大笑或大哭。

現在，每當月月心情不好時，我只會試著調整自己的呼吸。幾回深呼吸之後，我還是會問月月要不要跟著我一起呼吸。有時候她願意。這種時候，我們會一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一手置於胸口，看看手有沒有隨著呼吸起伏。我們不再糾正彼此，也不強迫對方用某種特定的方式呼吸。我們只是單純地一起深呼吸。雖然所有的問題仍膠著在原處沒有答案，但是月月會在這樣的呼吸中入睡。

24.巴比‧麥克菲林（Bobbie McFerrin），一九五○年生，美國歌手與音樂指揮。他最廣為人知的歌曲為一九八八年的〈Don’t Worry,Be Happy〉，曾獲十座葛萊美獎，以獨特的歌唱技巧與演唱方式著稱。

16過橋

我的女兒常常用「萬一」的問題來表達她們的憂慮。有時候我可以直接回答他們的問題，試著減輕她們的恐懼，這種時候我最常用的答案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兩個丫頭想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我就對她們說起那條架在公社河邊的橋。

在土道盡頭，在所有人共住的公社主屋廢物堆積場對面，有一條舊繩索與磨損木板做成的歪曲吊橋，中間缺了許多塊橋板。橋下是條多石的小溪，夏天的溪水涓涓，等流到初春時，溪水就會變成湍急冰冷的激流。吊橋離溪面大約十二呎，就算從缺了橋板的地方掉下去，應該也死不了，不過很可能會摔斷幾根骨頭或摔破幾處臟腑。

我以前都是全速衝過吊橋，我愛死了踏過一塊塊橋板時，那些木板發出的喀啦聲響，有時候若身子太朝吊橋的某一邊傾斜，我就會拉住粗糙與磨損嚴重的繩索保持平衡。我們這些小孩會彼此挑戰快跑過橋，而且大家都樂於接受挑戰，因為慢慢過橋比衝過去要恐怖多了。慢慢過橋時，橋板會帶著我們的重量來回搖擺，我們的手指頭只能緊緊攥著那條磨損嚴重的單薄繩索。

那條吊橋早就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比較堅固的木橋，然而在我擔心未來的某些事情時，依然會想起那條吊橋。我只有在走到這條吊橋前才有勇氣過橋，在那之前，我根本無法想像過橋的樣子。這並不代表我不會事先檢查吊橋是否穩固或橋下河水的狂暴程度。這也不代表我會忘記自己要去的目的地。我的目標與意圖不變，但到了橋頭，我還是會先觀察。我不會假設自己該如何過橋，或把注意力放在擔心萬一橋板斷裂會怎麼樣。我一點都不想在過橋的時候拿起手機發簡訊給朋友，「要過橋了！五分鐘到。」我只想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過橋這件事情上。我可以等過了橋，再在橋的另一邊思考會發生什麼事，前提是，我得先過橋。

有關那條橋的記憶幫助我學習去熱愛一項佛家的修練，那也是最具挑戰的修練之一。一行禪師與我的會面都遵循著一定的模式。我們先喝茶，然後談書，接著我們會一起去散步，師父和他的助理走在前面，其他的比丘、比丘尼與我們其他人跟在後面。然而，這並不是普通的散步，這是行走禪觀。這樣的散步用的是折磨死人的龜速，我幾乎每走幾呎就會發現自己又超過了師父，然後尷尬萬分地再次放慢速度，走到他後面去。我似乎怎樣都無法讓自己趕得上師父的慢。一開始，我以為靜坐冥想已經夠折磨人了，沒想到那是因為我還沒見識到行走禪觀。跟行走禪觀相比，靜坐冥想簡單多了。當我直挺挺地坐著時，就算心中焦躁、不安的心惶惶然，也沒有人看得出來，但是在行走禪觀時，我的不安就顯而易見了。我必須完全專注在身心一致上，才能用那麼慢的速度行走。行走禪觀是無法作弊的。

行走禪觀是隻為了覺知與走路的歡愉而行的散步，焦點不在目的地。這是焦慮的解藥，因為行走禪觀提醒我，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踏出下一步，那一步之後，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這跟健行或閒逛遛達不同，這兩種散步雖然也不見得一定有特定的目的地，但在進行這兩種活動的時候，你仍會跟朋友聊天或想著跟你面前的情況毫無關係的事情。行走禪觀是靠著把一腳放在另一腳前一步步完成的，禪觀者要把注意力放在身體重量的轉換，以及每一步的抬起與放下之上。這些動作都應該配合呼吸、帶著喜悅與輕鬆的心態，有節奏地完成，毫不費力。吸氣，我抬腳。呼氣，腳放下。又或者，吸氣，走一步。吐氣，邁出下一步。有些人練習把邁出去的步子跟呼吸完全同調，其他人雖然不會這麼做，但焦點也必定一直放在兩者的關係上。

儘管我很享受散步時周遭的優美景色，但是我必須很努力才能維持夠慢的速度，甚至要很努力才能顧及廟裡優美的環境。二○一一年，一行禪師受邀至加州山景市（Mountain View）的谷歌（Google）總部去演講。那天，一百多個人全放下電腦一個小時，練習正念式呼吸，接著大家一起出去散步。當時是秋天，夜幕已垂，空氣也已完全失去太陽的記憶。我在一個跟我毫無關係、也沒有任何權利義務糾纏的地方。這個地方，我平常根本不可能會來。谷歌總部的每棟建築雖然都有供人休憩小睡的椅子、食物豐盛的餐廳、玻璃帷幕與通道，卻是個冰冷的地方。這兒沒有開放式書架，也沒有圖書館讓人縮著讀一本真正印在紙上的書。當然，由於腦子裡對於所謂舒適地方的老式定義已經根深柢固，所以我知道自己對這個地方的批評，有些苛求。

我們離開了玻璃帷幕的大樓，走向人為修整的庭園。大家沿著庭園的水泥道一起緩步走過塑像、抽象雕塑、噴水池。或許是因為我遠離了所有熟悉的地方，也或許只是時機對了，這次的徐行一點都不費力。散步與呼吸變成了我的慰藉、我的歸屬，在這冷冷天氣中，為我帶來了熟悉的感覺。我們只為散步而散步，我一點都不好奇我們要往哪裡去，也不想知道這樣的散步何時可以結束。散步約十五分鐘後，師父在一座水泥噴水池旁，找了一塊平坦的地方坐下。大家都跟他一起坐下。我跟幾位比丘尼擠在一起取暖，彼此的身體透過層層的布袍、夾克與圍巾散發出熱氣。一百多個人就這麼安靜地坐在那兒，呼吸、聽著噴水池的聲音，我們共有的注意力，就像一個嗡嗡作響的虛擬光點，射入寒涼的夜空中。

第二年夏天，我們全家往山上出發，要去那兒過一個月沒有電力也沒電話的日子。就在那一個月的山居歲月即將屆滿的某一天，我帶著相機去河邊。回去的路上，我正翻看著相機裡的照片，突然覺得河水的聲音、偶爾出現的車聲以及兩個小鬼嘰嘰喳喳的對談實在惱人。這種厭煩的感覺讓我嚇了一跳。過了好一會兒，我才發現這是三、四個禮拜以來，我第一次同時做兩件毫無關連卻都需要用到注意力的事情。我已經養成了單純走路的習慣，因此在這時候的其他任何事情，都像是入侵者。

在城裡，我隨時都在一心多用，因此厭煩的感覺很熟悉，根本不以為意。我不記得有人訓練過我如何同時處理一百件事，但在循著河回家的時候，我發現一心多用並非完成很多事情的高速公路。一心多用無法減輕我的焦慮，相反的，會讓我的焦慮程度升高。如果在過橋的時候，我把注意力放到過橋後發生的事情上，我就看不到短暫停歇在繩索上的紅色小鳥、不會注意到古木的美麗，也不會發現少了的橋板，其實讓橋多了一扇望向河流的窗戶，而我也因此產生了編織一則故事或創作一幅畫作的念頭。我只有在一次做一件事的時候，同時挪動我的注意力與體重，呼吸，然後邁出一步後再一步，才能敞開心胸，接納眼前的一切事物。唯有如此，當下的所有可能性才會浮現。

17汪洋中的僧侶

那次是跟師父一年一度討論來年新書標題的會議上。大家全待在他位於加州艾斯康迪多市（Escondido）鹿園寺（Deer Park Monastery）的小屋外，師父躺在他的吊床上，我坐在地上的坐墊上。我們喝著茶。過了一會兒，他說，「我想我們應該出一本跟環境有關的書。我談地球也談了很多次了。我想，這應該是本做起來很愉快的書。」

我同意。

「也許，」他接著說，「編輯的過程會愉快到只需要十天，妳就可以讓書出版。」我對他說，我覺得做這本書需要更長的時間：我們必須先把談話內容轉成文字，然後我必須編輯，他必須看過，光是這些過程就需要幾個禮拜。之後我們還得針對這本書進行設計、送印，而印刷廠也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才能把書送到我們手上。他說，好啊，也許就多用一點時間吧。接下來是好幾分鐘的沉默。「可是，」師父最後開口，「過程一定要愉快。」

然後是海邊時間。師父的助理幫他打包了旅行用吊床。大家的午餐也準備好了。我跳進一臺車裡，與其他幾位比丘尼共乘。我們其實並不清楚要去哪裡，坐在後座的那位比丘尼是個喜歡指揮人家開車的後座司機，叨叨給了一堆建議，但開車的那位比丘尼始終只是面帶溫柔微笑地繼續依照一直以來的習慣開車。我發誓，下次傑森再在副駕駛座那個位子上抽氣、低聲哀嚎或者緊抓著吊環把手不放時，我一定要露出跟這完全一樣的笑容。

到了海邊，我發現自己沒帶泳裝。比丘與比丘尼也有棕色的泳衣來搭配他們棕色的袍子嗎？他們都會帶著遮住全身的棕色泳衣出門嗎？我以為大家頂多就只是坐在那兒、做做正念呼吸、看看海。所有人享受了一頓美味的素食野餐後，師父的助理在兩棵削瘦的棕櫚樹間架起了他的吊床。很快地，師父睡著了。我凝視著太平洋遠處。那天很溫暖，很平靜，一點點的微風持續搖著吊床。南加州的海岸比北加州的海岸要平坦，除了白沙、海灘車與衝浪者外，綿延數哩空無一物。遠遠的海上，我看到好幾個像是趴在趴式衝浪板上的海豹身影。那些海豹緊緊抱住身下的趴式衝浪板，棕色外皮似乎呈皺摺狀裹覆著牠們的身子。我竭力看清楚，才發現那些海豹全是比丘，他們身上仍穿著他們的袍子，全身濕透，一個個貼在遠遠的海上。

我受到了鼓舞，也走到海水邊。真空師姐【25】是根據師父的規矩最先皈依佛門的女弟子之一，她也跟我一樣走到海邊。清涼但不冰寒的海水在我們腳邊旋捲，浸裹著我們，就像是在說：別怕把自己弄濕。接著更多的比丘與比丘尼走進海中，剩下的人開心地當著純觀眾。大家只需要敞開心胸，用自己選擇的方式，享受開心的經驗，此時此刻，開心沒有必要條件。當比丘們從海裡爬出來時，師父剛好也醒了，大夥兒於是收拾家當，帶著渾身的鹽和沙，回到各自的車子上。跟我一起坐在後座的那位比丘尼也閉上了眼休息，她在海裡玩得太累，再也沒有精力在後座指揮駕駛。

九個月後，師父那本關於環境的書，在我盡其所能的開心之下出版了。

25.真空法師（Sister Chan Khong），本名高玉鳳（Cao Ngoc Phuong），一九三八年生於越南，一九六六年在一行禪師之下受戒，協助推動和平及救援難民工作，於一九八八年正式剃度。

18九號公車帶來的羈絆

自我承諾不再等待、不再保留後，我敞開心胸接受純粹開心的感覺。儘管我熱愛反擊與劃槳時的刺激，仍會感覺害怕與有所保留，但是敞開心胸純粹開心的感覺悄悄爬進心裡，提醒我放下害怕、全心付出。有所保留的原因，不僅僅是懼怕疼痛的，我還怕在經歷開心之後，開心再不復見。

二十年前，我在西雅圖的公車上與傑森相遇。那年我二十二歲，在一所公立小學擔任計畫協調人，每天早上搭公車上班。長途顛簸的車程，在當時大多數不同種族社區仍彼此隔離的西雅圖市區中穿梭—車子從最佔優勢的歐裔拉溫納（Ravenna）區以及區內古老的石屋，穿過中心區的越南城和衣索匹亞區，到歷史悠久的非洲區雷尼爾谷（Rainier Valley）。

因為我太習慣觀察人，無法在公車上看書，所以長長的車程刺激我再次拿起鉤針。我的專長是帽子。經常籠罩在灰冷天氣中的西雅圖，帽子是非常實用的小東西。可惜我鉤起東西來非常沒有耐心，總是匆匆忙忙在兩趟車程中完成一頂帽子，也因此我的成品通常都成了洋娃娃帽，因為帽圍實在太小，只有最小的嬰兒才戴得下。可惜我既沒有洋娃娃也沒有小嬰兒可以用上我的小帽，於是這些帽子最後只能被我堆在衣櫥最裡面的抽屜裡。

我一向都坐在公車靠後方的座位上，而且鉤帽子的時候，通常會盯住一個男人的脖子。那個男人坐在比較接近公車前方的座位，總戴著一頂他那顆大頭真的塞得進去的卡車司機帽，身上是一件卡哈特【26】夾克，就是那種耐穿耐磨又防火，而且就算脫下來也不會變形的棉質帆布工作夾克。在帽子跟夾克衣領交接的地方，他露出了約一吋的脖子，而我鉤織的時候，就是盯著那一吋淡黃色的皮膚。

有天，在大概還有一半車程的地方，公車連續發出噗噗噗的聲音，然後速度變慢，最後司機把車子停在路邊。我的眼睛從我的最新作品，一頂半完成的紫色小帽，往上抬。司機對乘客宣佈，車子有些機件故障的問題，不過應該很快就可以排除。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乘客開始隨便起身遛達、交談，有些人甚至還下了車。回過神時，我發現自己就站在那個穿著卡哈特夾克的傢伙身邊。「妳要繼續等嗎？」他問我。

26.卡哈特（Carhartt）：卡哈特是家美國服飾廠，一八八九年成立，以工作時使用的服裝著稱。最早在底特律成立，專門為鐵路工人製作工作服，後來發展出防火、防磨以及防水各種功用的工作服。九○年代，卡哈特夾克出現在嘻哈音樂中，掀起一陣流行風。

「對啊，」我回答，「我在雷尼爾谷的一所學校工作。你呢？」

「我工作的地方離這兒不遠，」他說，「我打算走過去。」他對我笑了笑，然後朝著車門而去。透過車窗，我看到他的帽頂跟夾克領子緩緩跟我們拉開距離，那一吋的脖子，也因為我高高在上的視線角度而愈來愈模糊不清。

第二個星期是春假。我母親來看我，所以我又請了幾天假。等我在第三個星期恢復搭公車時，沒看到那個穿夾克的傢伙。第二天也沒看到他，第三天還是沒見到人。最後我把注意力轉到了另一位經常搭車的老太太身上。她通常都坐在公車的第一個座位上。鉤東西的時候，挺想念老友的後脖子，還好老太太挺直的身軀與死板的花白鬈髮所展露的優雅，為我帶來了一些安慰。

在公車上沒看到那個人約一個月後，我到轉角的咖啡店買咖啡。有人正在排隊拿當地的免費報紙《陌生人》（the Stranger），於是我也去排隊湊熱鬧。報紙背面「我見過你」的版面裡，有一則這樣的廣告：

曾受困在前往雷尼爾谷的九號公車上

妳有一頭黑髮，戴著綠色帽子，在一所小學工作。

我在一位藝術家那兒工作。我們談過話。再聊聊吧。

郵政信箱五四九六號。

是那個穿夾克的男人！在當時那個沒有手機的時代，我得等到回到家才能打電話給他。第二天晚上他回電，我們約好在一家咖啡館見面。二十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記得那家咖啡館奶油布蕾的味道。其實一開始我並不確定是他。我以前頻繁盯著看的是他的後脖子，真的沒怎麼注意他的臉，再說他還剪了頭髮。看到我真的赴約，他似乎嚇了一跳。兩人先是有些尷尬的閒扯，直到夜晚即將結束時，我們才慢慢開始享受彼此的相伴。

可惜兩人之間沒有任何進展，那天晚上我們分手時我心裡這麼想。他看起來好像是個真的很不錯的傢伙。後來他又打電話給我，我們約在一個山頂見面，那裡原是一家老舊的有毒氣體工廠，後來改建為公園。我們兩人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向對方保證，彼此沒有期待一段認真關係的意思。我們向彼此保證了十年，這期間，我們從西雅圖搬到曼哈頓又搬到布魯克林，直到最後兩人再次坐在另一座俯瞰東河【27】的工業園區裡，一面擠在一塊噴漆的鐵塊旁取暖，一面承認我們開始認真看待兩人的這段關係。

27.東河（East River）：位於紐約市內一條潮汐海峽，連接北邊的長島海峽與南方的上紐約灣，隔開了布魯克林和皇后區所處的長島、曼哈頓島，以及位於北美大陸的布朗區

就跟很多其他父母離異的孩子一樣，我一直都決定自己絕對要避免離婚—而結婚是離婚的第一步。既然婚姻通常需要計畫與證書文件，我相當確信自己只要永遠別去拉斯維加斯，就可以避免掉整個離婚的程序。

由於避免離婚的重點在於避免受傷，而不是避免證書文件，因此我所需要的行動策略應該是：在任何男女關係上的投資，始終比對方少。我從來不先打電話，也從來不主動開口要求再次與任何人約會。我隨時準備著候補計畫。再說，我這個人非常非常慢熟。

傑森和我正式住在一起前，相戀了七年，住過兩個城市，不過當我們終於搬進同一棟屋子時，那棟很大的國宅頂樓還有其他住戶。我們在一起十一年後才正式像夫妻般同居，家裡雖然沒有別人，但因為那時我已懷孕八個月，所以感覺還是像三人同住。其實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們住的也是雙戶複合式公寓，樓下是我的至交、她的丈夫以及他們的寶寶。

之所以選擇眾人環繞，部分原因只是因為我在公社長大。我喜歡身邊有人。深夜談話時找得到人、想找人看寶寶或幫忙做飯也不是問題。我最喜歡在周遭有許多聲音的環境中入睡。不過另有部分原因是直覺認為最好不要只依賴一個人，因為有天他可能決定出門買菸後從此不再回來。身邊人愈多，有人幫忙、有人可以說話的機會愈大。師父建議每個人都有個僧伽【28】，建立起一個社區安全網。安全網裡的人愈多，網子的洞愈少。

然而不管怎麼努力，我都發現自己完全心全意且義無反顧地愛上了。從來不需要看醫生，連牙醫那兒都不用去的傑森，兩年前因為敗血性闌尾炎，被送進了急診室。後來又因為一位醫師的過失，延誤了他的手術時間，等到醫生把他破裂的盲腸割除時，他已經很虛弱了。傑森在醫院住了一個禮拜，無法吃東西，幾乎不能走路。看到他強迫自己在醫院各樓層遲緩地行動，住院袍的後襬幾乎合不起來，我決定不再讓自己的感情有所保留。不管我們能在一起的有限歲月還剩下多久，我都要驕傲、公開，而且毫不保留地去愛他。

我曾希望自己一直維持著這個樣子，對任何人的愛戀都不足以讓我傷太深。然而如果我曾從佛教中學到任何道理，那麼這個道理就是，無論如何，另一個人都一定會離開。他也許是出門買菸後就不再回來，也許是在病床上躺了好幾個月後才慢慢離開。無常（impermanence）的意思就是我們終將離開。

28.僧伽（sangha）：梵語，簡稱為僧，意思是和、眾，即和合之意，而僧侶則是取梵語與漢語結合而成。三或四位以上受具足戒的比丘，才能稱僧伽。僧伽以一者身和同住、二者口和無諍、三者意和同悅、四者戒和同修、五者利和同均、六者見合同解這六種和合相聚的精神，團結生活在一起，隨佛學法，以求證悟，達到自利利他圓滿的生活，因此又稱為和合眾。

共同有了兩個女兒、一棟房子以及共度二十年後，傑森和我依然尚未完成婚禮。沒辦法，毫無根據卻根深柢固的想法難除。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步入禮堂，我們會用佛門師父艾瑞克，柯維（Eric Kolvig）的婚禮祝詞：

一如這場婚禮讓你們兩人攜手邁入人生般確定，死亡或失和也一定會讓你們分道揚鑣。我希望你們永遠不要把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如果你們每一天都打從心底知道，有天終將失去對方，你們可以擁有像狐狸那種為了擺脫陷阱、重獲自由而啃斷腿的勇氣，斬斷愛戀。如果你們真的確實明白這種慢慢迫近的失去，那麼或許你們也可以每天都感謝對方，因為你們能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無價的禮物。也許這樣的認知會幫助你們活得更感恩，也更迫切地想在現在的此時此刻跟對方在一起。【29】

傑森和我在一起的大多數時候，每次我們吵架，我都會勾勒自己的退場計畫。我想著自己可以逃去哪位朋友的家或哪家飯店，會帶哪五樣東西離家出走，以及要如何永遠都不再回到這個家。我藉著這些念頭給自己安慰。後來即使兩人有了孩子、共築了一個家，我仍無法擺脫就算割捨自己也不要留下太多傷痕的幻想。但是他的病，加上自己有了年紀後的小病小痛，說服了我相信一些師父用言語無法打動我的道理。我已無法逃開傑森與我之間的牽連。不論我們在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分手，我都逃不開痛苦。他仍可能錯得離譜、錯得固執。我也一樣。但是我現在會用不同的方式節制自己的怒氣。憤怒不再讓我認為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吵完架的第二天早上，如果我仍留在家裡，而他也仍躺在我身邊，我會知道那並不是我妥協或投降的結果，而是因為我們都非常幸運的能夠多擁有一天。

29.作者註：出自艾瑞克，柯維的《婚禮的祝福》（A Wedding Blessing），請參見網頁http://erickolvig.com/?p=17。

19要死的話，舉起你的手

第一次開始察覺到死亡就是終點的地方是一間戶外廁所，我那年六歲。我們當時住在公社裡，我剛開始爬坡去使用外設紗窗的戶外廁所，那兒還有兩條長形的木凳跟一張矮一點的小孩長凳。這樣的設備，一次最多可以供六個人上廁所，有時候還真的一次就來了六個上廁所的人。若想在上廁所時保有隱私，訣竅在於仔細觀察大人固定使用廁所的時間，然後在沒人使用的時候，衝去解決自己的大小事。另外，如果我站在公社主屋後的蘋果樹下，斜斜伸長脖子，可以再次確認廁所的使用狀況。為了百分之百確保我上廁所時旁邊沒有其他人，我也會在上坡的時候一路唱著歌，期待若還有人在那兒，他們會出聲跟我打招呼，而我則可以臨時改道而行，另覓良機。

那天，確認戶外廁所沒有別人後，我走了進去。我非常有把握這兒只有我一個人，就是這樣的自信讓我拿起了散落在旁的《國家地理雜誌》來當作如廁讀物。那期的封面故事是最近才出土的古埃及文物。這批文物出土時，正值著名的圖坦卡門寶藏展（Treasures of Tutankhamen tour）【30】期間。那段時間也是史提夫‧馬丁（Steve Martin）的名曲〈法老王：圖坦卡門〉（King Tut）【31】風行的年代，這首歌受歡迎的程度，從我們這個沒有電的山區公社都耳熟能詳就可見一斑。我研究著雜誌中的插圖，圖中有女人與小孩同行、人民煮飯、市場情況以及隊伍行進。從這些古埃及人黑色的鬈髮、堅挺的鼻子、橄欖色皮膚看來，這些古埃及人當中，有些看起來可能跟我還有點血緣關係。一個完整的文明曾經存在、繁榮過，他們曾經做過所有人類會做的事情，一點都沒想到有一天會全部消失殆盡。

一想到我也可能死掉、完全消失殆盡，世界上將找不到我曾經活過的任何跡象，我嚇壞了。我做了幾個淺淺的深呼吸，想要用意志力命令自己離開馬桶，走出廁所，但事實上我卻完全無法動彈。那是我第一次理解到人不僅僅會死—還會完全消失。我知道人逃不開死亡的必然，但是我一點都不想跟死亡扯上任何關係。

從那一刻起，我常常想到死亡這件事。不論我在水流湍急的河裡游泳，或在過那條老吊橋時，我都會像看著螢幕上播放的劇情一樣，想像自己死亡的情形。即使晚上安全又暖和地躺在床上，我也會想像自己的身子第二天早上冰冷的樣子。我擔心的不是早夭，我怕的是死亡，僅此而已。我沒有辦法逃開自己的存在將必然被抹消這件事。許多次，我在半夜驚醒，清楚知道我對自己有一天終將死亡的事實，無能為力。

30.圖坦卡門（Tutankhamen）：埃及十八王朝（約西元前一三三二~一三二三）的法老。

31.一九七八年史提夫‧馬丁推出的單曲。

我很想說這種狀態只是某一個年齡階段的情形。匈牙利心理學家瑪麗亞‧納吉（Maria Nagy）發現大多數五歲到九歲的孩子，會開始瞭解死亡是最後的結局，死去的人不會復活。在這段時間之前，孩子都比較偏向於以為死亡只是睡得很沉，也許醒得過來，也許永遠不會醒。然而就算年紀稍長的孩子瞭解死亡是最後的結果，納吉發現，那個年齡的孩子仍然有許多人以為死亡是一件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譬如那些生病或年邁的人、那些從高高的石頭上跳下來的人，不然就是那些下雨還不穿外套就貿然跑到外頭去的人。納吉也發現，孩子要等到九、十歲之後，才會理解她所謂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死亡的個人本質。每個人都會死，不論好人、壞人、螞蟻、大象、陌生人或爸爸媽媽。

不過我認為能夠完全抵達第三階段的人並不多。我們都知道，或者說我們至少都有某一個程度的認知，死亡不只發生在他人身上，然而儘管如此，我們大多數人仍然認定，就算有意外、有人死亡，但是我們的生命卻可以持續，有部分原因是源於我們的運氣、命運、生性機伶、正氣凜然或努力吞食維他命。

我的女兒從未親身見識過死亡。她們曾參加過幾場喪禮，但大家都是藉由照片或參加者對亡者的感覺來塑造去世者生前的影像，就好像喪禮就是一場為了榮耀亡者而辦的宴會，而去世的人只不過剛離開會場。兩個丫頭不熟悉死亡這件事，既是我們家特有的處事態度，也是廣義美國文化對孩童純真幻想的承諾。

美國社會大多都把死亡藏於枱面下。通常去世的人不會在家中辭世、喪禮鮮少如紐奧良或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街上敲鑼打鼓弄得眾所周知，就連火化都傾向於在無菌、密閉的設備內進行，而不是整晚在戶外升起營火處理大體。

這種否認的態度一直都能幫我抵禦對於死亡的恐懼。只要沒有人提起死亡這件事，我就只需要把恐懼推開，自顧自地過日子。但是我女兒對付恐懼的方式是開口談。她們堅持把討論死亡這件事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天早上，梅梅正在穿她的粉紅色球鞋準備上學。她綁好鞋帶後，開心地抬眼，突然無緣無故地說，「如果不想死就舉手。」

我們全把手舉了起來。

兩個女兒每天都會在身邊看到死掉的東西。她們看到的大多都是小生物，譬如蜘蛛、乾掉了的蛾、化石，或自然歷史博物館裡的填充生物。在海灘上，我們會發現乾掉了的螃蟹，偶爾還會看到魚骨。開車的時候，她們會看到浣熊、負鼠或其他生物因為過馬路而倒楣被撞死的血淋淋殘骸。

她們還沒有看過死人，但是她們會談論自己認識但已經去世的大人。去年夏天，就在通往我們家夏天住的樹屋那條路的彎道上，我們認識的一位女士在晚上因為醉得太厲害加上超速，車子墜入懸崖，人當場死亡。她也有兩個女兒，分別是兩歲跟五歲大。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已入住樹屋，所以早上散步時，我們在懸崖邊看到了墜崖的車子。我們認識的人當中，她並不是第一位死在那條路上的人，卻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一輛壓扁的車子，而且知道有人剛剛還在那輛車子裡面。

兩個丫頭知道發生什麼事後，梅梅只說了句，「噢，好慘，」僅此而已。月月則是想要知道那位女士開車開得多快、她為什麼不停車、如果要開車，喝多少酒是太多。她還想知道那位女士女兒的爹地的一些情況，想知道他為人好不好、會不會好好照顧小孩。

回到城裡後，月月開始在凌晨兩點半起床，因為一再出現的夢境而驚惶失措，在夢裡，我死了，而她被孤伶伶地留下來。她的年紀已經大到知道那只是夢，然而她卻也大到知道有時候爸爸媽媽真的會在他們的孩子還小的時候就死了。

梅梅跟平常一樣，一碰到死亡的事情就情緒低落。她會因為看到一張蒼鷹吃蝦子的照片而哭泣。在河邊，她出手攻擊我們認識的一位年輕朋友，原因是那位朋友把蝴蝶當成魚餌，結果蝴蝶被淹死。等我們從朋友身上把梅梅拉下來後，我們另一位整年都住在河邊的八歲大小朋友愛瑪（Emma），對於梅梅震怒的程度感到有點驚訝，她說，「可是梅梅，所有的東西都會死啊。」

「我知道！」梅梅哭叫著，「我不喜歡這樣。」

梅梅想要知道人為什麼會死，什麼時候會死、為什麼「你不會再長大」，以及什麼時候「你不會再長大」。我告訴她，人會變成地球的一部分、堆肥的一部分，或者花朵的一部分，她想要知道我怎麼會知道。她還想知道人可不可以自己選擇死了以後要變成什麼。

我們談可能性、機會、想像力、現實，我們也談如何判別哪些事情將來很可能發生，哪些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及依據這些判斷，如何必須做出許許多多自己的決定。除此之外，不論何時有人去世，我們也談死亡。

我母親是助產士，所以我的女兒很習慣出生這回事。他們看過寶寶誕生、摸過一兩次胎盤、知道子宮頸的位置、看過分娩的照片與錄影帶、聽過太多寶寶出生的故事，因此她們除了玩過幾次助產士與寶寶的遊戲之外，對於生產與出生，顯得漠不關心。不過就算興趣缺缺，她們依然活在一個出生值得慶賀、周遭大眾對出生都心存感激的文化當中。她們看過寶寶出生的通知、參加過慶祝寶寶出生的聚會，也參與過無數次幫寶寶取名字的討論。只不過，每一次的出生也是死亡的開始。

倘若死亡能像出生一樣讓大家接受並心存感謝，那麼認知與接受死亡或許會變得更普遍。藉著更多的公開哀悼、更多顯眼與共同的儀式，我的女兒和我或許可以變得比較習慣死亡的強烈確定感。屆時，死亡將不再是我們私下的恐懼，也不再是每天我們必須克服的問題。「要死的話，舉起你的手，」梅梅可能會這麼說，然後我們全都會冷靜地舉起我們的手。

20接觸死者

每一年亡者之日【32】這個墨西哥紀念死者的節日，我們家也會為我們深愛的已逝家人以及社區朋友設立一個小祭壇。通常只是幾張照片、一根蠟燭，也許再加上一朵金盞花或一盒蛋糕、一張月月或梅梅努力完成的骷髏跳舞圖。兩個小丫頭也會寫信給幾年前去世、她們稱為曾姥姥的曾外祖母。嗨，曾姥姥，我M你。愛妳的梅梅。

後來，月月和梅梅花常常會花些時間談論人死時會發生什麼事。月月最後決定，人死的時候有兩種選擇：你可以躺進棺材，那表示你會跟其他蟲子一起變成堆肥，不然你可以選擇變成灰燼。當然，我們還沒有討論到天葬、海葬或其他大家比較沒那麼熟悉的下葬選擇。月月說她個人比較傾向於變成灰，因為她接受了我那種隱晦的解釋：人死後，細胞會變成「世間萬物」的一部分—空氣、土壤、水、花，還有地球。

32.亡者之日（Dia de los Muertos）是每年十一月一、二日舉行的墨西哥節日，與天主教十一月一日的萬聖節和十一月二日的諸靈節有關。這兩天家人會聚在一起紀念已逝的親友，並為之禱告。這個節日在巴西、西班牙等其他國家也會慶祝，但在墨西哥為國定假日。

當然，月月把她關於死亡的浩瀚知識也傳給了梅梅。「我希望你能活到一百歲，梅，可是你有可能只活到九十二歲。這個可能性很高。不過別擔心；妳現在還小，離九十二歲還很遠。」

梅梅思考著月月為她鋪設的未來。「如果妳老了，」她問，「而且又生病了，妳就會死了嗎？這是死掉的唯一一種方法嗎？」

「妳會變成土的一部分，」月月睿智地回答，「所以妳在挖土玩的時候，妳就是在碰死人。現在可能就有死人在妳的手上。」

「噢，」梅梅一面應著，一面檢查自己的指甲。

這段對話之後的某一個時點，梅梅開始變得真的很害怕。前不久，她才剛為了不弄花她的指甲油而戒掉吸吮拇指，現在她的恐懼閘門則是每天晚上打開。因此我們特地在白天排出時間來談論死亡以及其他事情，星期天早上吃完鬆餅後也挪出時間陪她，或在下午陪她一起坐在沙發上，就是希望她不會把這些擔心的事情跟夜晚扯上關係，不過這些努力都沒有效果。每晚睡前，她仍把自己嚇個半死。

她擔心的事情後來歸結成幾項：她不想死。她也不希望奧塞恩奇歐（Ausencio）死。奧塞恩奇歐是我們最喜歡的墨西哥捲餅攤販車老闆，在艾西比街（Ashby Avenue）上營業。她不希望醫生死，因為如果醫生死了，她生病的時候誰能幫助她呢？她也不希望很老的老人家死。她並不想變成「世間萬物的一部分」，因為她已經是世間萬物的一部分了，而且她不想變成一棵樹或一朵花，因為別人會把樹砍掉、把花拔掉。

白天，梅梅和我用了些時間談一則寓言故事，這是一段佛家講述海浪與海洋關係的故事，也是師父最喜歡的隱喻之一。我覺得這則故事很有道理，而且道理似乎簡單到可以說給梅梅聽。我們談著海浪如何迭起與跌落，以及海浪如何不論起落都不會跟連續不斷的海洋分離。我對她說，人的生命就像海浪，我們源於水，我們的生命在起落之後，仍繼續會是水。

「我知道，」她說，「可是我死了以後還看得見東西嗎？」

我於是向她解釋人死後，就什麼都不需要擔心了，因為任何事物都傷害不了死去的人。

月月接著說，「就是啊，梅，有些人甚至因為想變成死人，還把明明可以活下去的自己給殺了。」梅梅大笑，對於這個訊息深表訝異。

我趁機插進一段老調：「不管怎麼樣，我都會永遠跟妳們在一起，妳們也會永遠安全，就算妳們死了也不例外。」

不過梅梅想知道更多的細節，「那是說妳會躺在我旁邊硬硬的地上嗎？我們會躺得很直很直，然後手牽手，然後我們兩個都會死？」

我難過地對她說，不是那樣，我不是那個意思。

「如果妳在另外一個房間的時候，有一臺怪手跑到我們的房子上，然後把我的床壓扁怎麼辦？」「如果龍捲風來了，可是我來不及跑到地下室，怎麼辦？」「如果我們突然變得非常非常小，小到妳都看不到我們，怎麼辦？」

她的問題多到我根本無法回答：身體到底是怎麼死的？「吃酒精」會死嗎？抽煙會死嗎？小孩子會死嗎？生病會死嗎？

我提醒她，我們都像海浪，會起會伏，然後我建議大家把我們的討論先擱在一邊，等早上再繼續，現在應該選擇睡覺，去夢些雲朵、花朵或巧克力。只不過，不論我說什麼，又或者我們多早上床準備睡覺，梅梅都得在每晚重複一次心理學家伊麗莎白‧庫柏勒—羅斯【33】所稱的「悲傷的五個階段」（the five stages of grief）。先是拒絕接受（「如果我一定會死，那我就不要當人。」），然後是憤怒（「我希望剛生下來的寶寶先死！」）、討價還價（「我可以等到五百歲再死嗎？」）、沮喪（我討厭死掉，我討厭所有的東西。）；然後有時候，只是因為累過了頭，她才會接受（「如果我一定會死，那我要變成一朵花，貼在妳的花旁邊，媽媽。」）。

我告訴她我並不知道所有的細節，我只知道我們一定會在一起。我摸著她的頭，唱著馬兒、花兒跟河流的歌。這個方法終於奏效，她睡著了。到了早上，她開心地起床，開心地發現時髦的指甲油毫髮無傷。

33.伊麗莎白‧庫柏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一九二六~二○○四，瑞士裔美籍心理學家，為瀕死研究的先驅，著有《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一九六九年出版），也是第一位提出人類在面對迫在眉睫的死亡時，會經歷五個悲傷階段的心理學家。二○○七年獲選進入美國全國女性名人殿堂（National Women’s Hall of Fame）。

21五念

每天早上，當我們準備好要出發上學時，梅梅都會對我說，「再跟我說一遍我們為什麼一定會死。」這句話是保持我清醒的一帖提醒劑。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這個道理一點都不樂意遭人漠視。

上班時，我還有另外一帖提醒劑。我把《省察經》（Pajjhatthana Sutta）這部佛經中的五念貼在我的辦公桌上方。五念提醒我萬物皆會變，絕無例外。前三念提醒我，健康的身體與生活並非出自我所繼承的特質、自律或聰慧。第四念提醒我要愛自己身邊的人，而第五念則是提醒我對摯愛的人以及這個世界的責任。第一次看到這五念時，我覺得很討厭。

一、我有老邁的本質，因此逃不開老邁。

「閉嘴！」我這麼回應，「老邁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現在沒有必要想這個問題。」

二、我有生病的本質，因此逃不開生病。

我健康得不像話，我如此提醒自己。我幾乎連感冒都極少碰到。我打算就這麼一直健康下去，直到被車撞死，所以這一條也不適用。

三、我有死亡的本質，因此逃不開死亡。

這一點我承認，但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後才會碰到的事。我們可不可以談點別的？

四、所有我所愛的人與事都有變化的本質，因此逃不開與他們分開。

「每個人都會死，」月月有天晚上這麼對梅梅說。

「我知道，」梅梅回答。大家老是在告訴她她已經知道的事情。「連戴斯特（Dexter）都快死了。」戴斯特是她朋友瑟琳娜的哥哥。我們曾在附近的墨西哥捲餅店見過他一次。他今年五歲。

「戴斯特不會死，他大概要活到九十四歲才會死，」月月說。不曉得為什麼，她總是知道天下所有的事情。「瑟琳娜可能可以活到九十五或九十六歲。」

「我想是九十六歲，」梅梅接著說，「不然就是九十八歲，」她的補充說明。

「可能沒辦法活到九十八歲，」月月回應。

然後她們兩個安靜了一會兒，思考著瑟琳娜死亡時的年齡。

「誰會先死？」梅梅問，「我先還是妳先？」

我一直在不發一語地聽她們的對話。不過，現在，我輕咬唇，難題來了。

「我不確定我們什麼時候會死，」月月最後終於承認，「可是我答應妳，妳死的時候我一定會陪在妳身邊。」

五、我的作為是我唯一真正擁有的東西，因此我逃不開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我的作為也是我的立足之處。

佛教把業（karma）定義成我們的言語（口業）、我們的思想（意業），以及我們身體力行的作為（身業）三個部分綜合起來的行為，這些行為的果實，會在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很久以後，繼續存在於這個世界上。這個果實，也是我們在世時所有努力不執著的掙扎心路以及為專注所付出的勤奮所換來的獎勵。我並不知道將來我變成的那壞堆肥會不會開出一朵花，陪在梅梅的花朵旁邊，但是我相信我的想法、言語以及行為會持續在我死後發揮影響。這些影響一旦來到這個世界，就不可能再被收回。這也提醒我們，我們的善心仰賴於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全心投入。我們跟這個世界的關係不應該只是養成某種習慣或在道德標準下去做正確的事情，因為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正是我們立足之處。

師父說佛教修練所能帶給大家最大的寬慰，是超脫生死、超脫自己將死的思慮，以及超脫相信自己只能活短短八十年或一百年的心態。我們說的、做的以及所想的，不僅僅跟我們活著的時候有關，更與我們死後的世界休慼與共。雖然對我來說，這種情形怎麼樣還是比不上長生不死，不過卻比其他選擇好多了。

22業的真義

我正在和一行禪師開會。他雖然已高齡八十六，看起來卻跟我十年前見到他的樣子完全一樣。我們的會議就像一直以來應有的會議模式：平穩、不疾不徐。意見交換之間，我們有很多時間停下來喝茶。會議進行到某一個時刻時，光線直接透過窗子照進了與會者的眼裡。一位年輕的比丘起身想要拉上窗簾，但是師父卻跳起來打他，阻止他的行動。師父坐下後，臉上掛起了微笑。「你們看，」他說，「我還很年輕。」

師父似乎並不在意變老這回事。我每天都覺得自己愈來愈年輕，他說，「說真的，我一點都不覺得這具崩潰程度愈來愈高的身體代表我的末日，因為我可以看到『我自己』正以其他形式活在我的身邊。我把自己投資在這麼多人身上，所以他們現在都是我的延續，一如我是許多長輩的延續。也因此，我並不認為這副身軀就是我。」

就算師父這麼說，我依然認為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至少現在是如此，不過把自己投資在其他人身上，讓我們生命在死後延續的概念讓我感到極為安心。包括我們身體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會改變、都會終結，也都短暫，生命延續的概念其實就是這個赤裸裸事實的另一面。而我們生命的延續，就是我們的業。

以前我總認為業是種現世報、是種因果論。我以為業其實就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可是我卻不常看到現世報的例子。我記得剛進新小學那年過得特別辛苦。學校裡有幾個小鬼老是罵我，而且一直想絆我摔跤。還有一個小孩曾經走到我面前摑我耳光，然後開心地跳開。天上並沒有掉下鋼琴砸扁他們。不管我怎麼努力仔細地注意他們那群人，一整個學年過去了，他們也沒有一個人長疔瘡。我母親告訴我，他們內心可能比我還不快樂，他們可能有些不可告人的困難，可是這種說法一點都沒有安慰到我。我心裡非常不痛快，因為就算小學三年級那個折磨我的人將來真的有什麼煩惱，那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後的將來，而且他絕對想不起來他的煩惱是因為曾經對我很壞的報應，再說，就算他有苦惱，那個人也不會因此變成一個比較好的人。於是我決定，業這種東西要等太久、根本沒有用。我要自己去抓些業握在手中。

對於業的認知，小時候的我最起碼有一點對了，我們的確需要自己去把業抓在手中。當然我們取得的業並不是實體的物品，相反的，業是當一切都已死去的時候，我們還殘存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命。業的原意是「行動」。萬事萬物都不會一成不變。萬事萬物都會崩解、改變，但是我們的思想、言語以及實際的行為和影響卻會留下來。

師父說，松樹不需要做任何事，它只需要當棵松樹，就會對周遭的環境有所貢獻，但是我們跟松樹不同，我們有思考、言語以及行動的能力。如果松樹可以移動或行動，我們會對它說，「來吧，松樹，走過去把別人丟在地上的汽水罐撿起來。雖然是你先站在那兒，但是可以挪開一點嗎？你擋住了其他小樹的陽光了。」當然，如果松樹能做到你說的這些，松樹也就不是松樹了。我們人類的特質賦予了我們思考、說話與行動的能力。

不論以我的思想、語言或行為所創造出來的，都是我的延續、我的業，因此業無法讓鋼琴從天上掉下來砸在校園霸凌的小孩頭上。我知道我的業是我的身體死去之後，繼續留在我身後之物，而這種想法促使我為自己以及其他人出聲，有一天，或許這樣的想法也能讓我們覺得，展望變老與死亡，終極性似乎也沒有那麼絕對。

師父說，當我們的身體分解之後，我們會繼續以其他型態延續。就像天上的雲。雲在天空消失後，繼續以雨、雪、雹以及我茶中水的型態顯露。你的雲不可能死，也不可能從有到無。因此你也不可能死。你也不可能從有到無。有了你的業，你就一定能延續。

這番道理讓我想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做的大大小小事情都有回響。我幫助青年作家與成人作家印在紙頁上的字，會在作者辭世之後仍繼續在世上存在很久。街頭的吶喊與抗議，會在街頭的示威者消失很久之後，依舊改變律法。我教導我的孩子，要像我照顧她們一樣地照顧這個世界，讓我們關懷照顧的影響在我們消失很久之後，依然持續。

23如何養出快樂的大人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母親總是說她唯一期待我的事情就是我能「快樂」。這樣的說法簡直令人暴怒，因為這句話是如此厚顏無恥的虛假。我並不是在說我母親不希望我快樂，只是她對於快樂的定義，有一些非常明確且不容變更的想法。體操要做得好、鋼琴要彈得好、會唱歌、睡很多覺，這些似乎都是她所定義的快樂；遺憾的是，這並不是我對快樂的定義。我鮮少有想要睡覺的時候、體操表現平平、鋼琴彈得糟糕透頂，唱歌還會走音。我真正拿手的兩件事—讀書與辯論，似乎並不符合我母親的快樂計畫。

月月跟她媽媽一樣，讀書與辯論能力一流，但是，我覺得對她的快樂至關重要的擠山羊奶這件事，她卻一點興趣也沒有。我在公社的童年時光中，最大樂趣之一就是擠山羊奶。正因為如此，兩年前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找到幾隻山羊，想讓我那兩個城裡出生的孩子擠擠山羊奶。在離家不到兩個小時車程的史萊德牧場（Slide Ranch），我找到一隻白色的阿爾拜因山羊費歐娜（Fiona）。費歐娜脾氣溫和、體型不太大，而且聞起來好香。可惜月月拒絕跟費歐娜建立任何關係。我拜託、引誘、哀求，甚至一閃而過地考慮用強迫手段逼她去擠奶，最後還是放棄了，反正所有排在我們後面那些蠢蠢欲動的父母與他們迫不及待想要擠羊奶的孩子，也正打算把我們推出隊伍。

對於快樂的必要成分，我在腦子裡自有一整套想法，不過其中許多都還在半意識狀態。當媽媽之前，我曾立誓不把腦子裡的這套東西硬塞給未出世的孩子。當然，現在兩個丫頭已經在眼前，要把我的想法塞給她們，更難。不過教導我的孩子有關業以及她們的延續這些道理時有個好處，那就是教導她們的同時也提醒了我，快樂，不論是樂在其中還是快樂本身，都不是重點。

最近有篇很受歡迎的文章警告大家「我們對自己孩子快樂的偏執，很可能會註定讓他們有個不快樂的成年期。」【34】天底下真的有證據證明「過於努力」嘗試讓孩子快樂的父母，事實上只是讓他們的小孩不快樂嗎？在一般父母照護孩子的範疇內，我完全贊成父母應該多一點點超然，少很多監控，但是我不認為那些把孩子綁在自己褲腰帶上的父母，目的是想阻止自己的孩子快樂。問題的癥結要稍稍複雜些：不論周遭的環境是否不公平、不正義、充斥剝削，或者氣候是否不正常，我們當父母的人，只要用正確的方法養孩子，孩子就會長成快樂成人的這種想法對不對。

月月出生的時候，與孩子形影不離的父母照護風潮正流行。由於我設法避開了這個世界上所有教導人當父母的書籍、文章，一如許多其他活在現實中的父母一樣，因此我從來沒聽過當時流行的那個風潮。我在產後六週帶著月月回到工作崗位。大多數時候，我都扮演著精疲力盡的母親角色，而這個角色的工作內容包括只做最簡單的事情，而且常常無法分辨最簡單的事情與唯一可能去做的事情之間有什麼差別。當時我身邊的每個人似乎都找到了可以皈依的父母寶典。當爸媽的人不是修練「排洩溝通」（evacuation communication 【35】，內容包括不用尿片、非常頻繁地更換衣物），就是到哪兒都背著寶寶，讓寶寶的腳達到不沾地的目的。我們認識的其他父母則是讓他們六個月大的寶寶一次「大聲哭」個三十分鐘，不然就是抱持著瑪格達‧蓋柏（Magda Gerber）嬰兒教育照護者資源【36】身體意識的理念，立場堅定地反駁寶寶的「趴趴時間」（tummy time）【37】或其他所有強迫寶寶身體活動的照護方式。等到梅梅出生，當時蔚為風潮的教養方式變成了訓練小寶寶具備韌性與學習肢體語言，接受生活的粗魯對待，然後再提醒小寶寶，所有的傷害與憤怒都只是「感覺」，並確保小寶寶沒吃太多的黃豆或碳水化合物。

34.作者註：請參閱蘿莉‧葛特里伯（Lori Gottlieb）的〈如何治療你的孩子〉（How to Land Your Kid in Therapy），《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七／八月號，網址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1/07/how-to-land-your-kid-intherapy/8555/。）

35.排洩溝通（Evacuation Communication）：應為Elimination Communication，簡稱EC，主要是指利用人類天生的排洩自主能力與愛乾淨的本性，以寶寶為主體，根據寶寶需求，幫助寶寶找到控制大小便的能力。

36.嬰兒教育照護者資源（Resources for Infant Educators）：又簡稱RIE，認為大人應從嬰兒從出生那天開始，就以尊重的態度照護嬰兒，且把每個寶寶視為具有能力加入任何關係的獨一無二個體。

37.讓寶寶趴著，訓練他的肌肉發育，有助於寶寶將來學習翻身、坐以及爬行等各種動作。

我的孩子身邊全都是按照上述那些方法養大的孩子。當然，每個孩子都不一樣，只是我絕對沒有辦法憑藉短短幾個小時的觀察，就分辨出哪一個是根據哪種理念養大的孩子。除了父母特別愛拍馬屁或特別健忘的那些孩子外，這些孩子幾乎全都慢慢地展現出自己完整的特質，包括每個人獨有的怪癖與令人窩心之處。在父母床上睡到五歲的孩子，或直到四歲才斷母奶的孩子，既不會比其他孩子更有自信，也不會比那些九個月就斷了母奶或六個月大就嚴格遵行「大聲哭」策略的孩子更猶豫不決。

或許這就是心理學家唐納‧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所稱「夠好」（good enough）的父母養育孩子模式。基本上，「夠好」就是隻要孩子明顯得到父母深愛，但孩子的發展沒有受到太多幹涉，那麼就算父母做壞了一堆事，對孩子不是保護過當就是保護不周，孩子也不會有問題。當然，現在想要知道月月和她的同儕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或弄清楚他們的精神病況應該回溯既往地歸咎我們這些父母早期替他們做過什麼決定，實在都還太早。不過我猜，令人不安的事實應該是倘若真有這樣的情況，問題癥結應該只是父母的影響太多。

我相信「夠快樂」的教養模式。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長大成為有重心的人，將來做的工作對她們自己以及這個世界都有意義。我希望他們能覺得自己的生命既重要又有用，我更希望他們能體驗一些交揉了珍貴的歡樂時刻的泰然之感。但是，我不希望他們變成無憂無慮又無知的快樂成人。

父母的教養並不能保證孩子會長成快樂的大人，然而如果父母善盡了足夠的教養責任，而孩子長大依然不快樂，那麼這樣的結果的原因很可能與父母教養的方式無關，而是生活使然。即使回到悉達【38】的時代，那個在攻勢凌厲的父母教養書籍、嚴密監控的父母與生活訓練都還沒出現的時代，悉達就已經知道世界（以及所有青少年）的第一個聖諦：人生是苦。我並不認為悉達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的母親對他過度保護，或因為與他父親的關係而未能善盡母親之責，抑或是他母親在他出生後又繼續回去工作的關係。我想孩子憑藉本能就知道，如果世界上的事情不盡如人意（事實上，世上的事情的確不會盡如人意），他們就不會真的感覺安全或安穩。因此，如果我們當父母的人，想提高孩子過快樂生活的機會，我們的焦點就應該是如何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快樂的地方。

38.悉達（Siddharta）：釋迦牟尼在摒棄一切向佛之前，名字為悉達（Siddhartha Gautama）。

所有的孩子都遺傳了一種公平感，如果我們致力於讓事情變得更公平，他們也分辨得出來。大人的行事風格，也會從他們身上反映出來，不論是對自身應有權力的觀念或公平感。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解脫，因為我們個人的選擇或許無法貫徹，然而我們的舉止在影響世界時卻會受到更多的檢驗。孩子的快樂並不是我們的責任，但整個世界的快樂絕對是我們的責任。

第二聖諦是指我們執著於自己想法的是苦。最根深柢固的錯誤概念，也是我們大多數人必須從自己冰冷麻木手中掰開的概念，就是我們每個人其實是個獨立分開的個體。根據釋迦牟尼的說法，人對於老化以及死亡的所有不安、對於生命的執著不放手，顯然全來自於自己的幻想，因為人幻想自己是個獨立、不變、分開的個體。

我知道在某種程度上，我的個體其實只是虛幻，部分是因為我可以在我孩子以及所有我認識以及摯愛的人身上，看到我的個體。他們每個人都與存在於他們之前的萬事萬物，以及所有讓他們能存活下去的萬事萬物—陽光、水、食物、溫暖、愛等等，有著最本質的連接。問題在於，就算我們都知道人與萬物連接，甚至知道我跟所有人一樣必須仰賴身邊的要素，我仍堅信自己是個獨立個體的幻念。

儘管這個幻念是我最大的恐懼與愁苦的原因，但它也帶給我最大的歡愉與快樂。我極愛與自己的想法和特質共處。我的意見、情感、創造力與夢想都帶給我如此多的快樂，所以我絕對不願意用自己是個獨立個體的這個感覺去交換任何東西，即使交換的結果是可以讓我免除死亡與執著帶來的愁苦，我也不願意。

老化與正念終於同時全方位地鑿進了我的腦子裡，不管是細胞、身體、情緒或性靈各層面，我無法獨自活著，我也不想一個人活著。我在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正值夏季，人在加州的希斯凱尤山脈（Siskiyou Moutains）中。我逃避了賓客與亂七八糟的混亂，一個人坐在小小的樹屋中。在這兒，我覺得很獨立，儘管事實是：我必須完全依靠那些製造出我手下這臺電腦所有零件的人、那些用自己的絨毛鋪滿這床保我溫暖的睡袋的鵝，也必須依賴陽光、雨水、那些讓鵝健康以及活跳跳的食物、那些創造、製造、配銷我身上這件毛衣的人，以及那些讓四周的木牆得以存在的大樹。然後我必須依賴的還有成千上百種活的有機體，它們讓森林能夠維持健康、讓河裡能夠有澄清見底的水，沿著樹屋蜿蜒。

互生互在（interbeing）是種不僅我們像臉書那樣全都相連，更是我們自身的存在取決於彼此、取決於所有生物，而他們的存在也取決於我們的概念。雖然我還不準備對獨立個體的自己放手，但我發現，互生互在是佛教思想中我最容易接受的一種概念。之所以不費力就可以接受這個概念，部分歸因於我是個在公社中長大的孩子，很早就看清楚其他人並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存在；部分原因是我不但每天都在我孩子身上看到互生互在，也在這棟我們稱之為我們社區的屋子裡，看到每天進出的無數人，讓互生互在繼續存在。另有部分原因是互生互在是如此明顯的一種現象。我們看到小寶寶需要大人，番茄需要陽光、雨水、氧氣與混合肥料。我的孩子就很清楚地知道，世界不可能沒有夜晚、溫暖或寒冷，即使她們並不一定會喜歡這樣的事實。

這個道理的合理歸納就是，正念不只是要讓我覺得壓力減輕了一點。就算我感到更輕鬆、更安心，但我同時也更清楚意識到我與其他生物間的連結與責任。社會責任與積極參與因此不應只是一種嗜好，而是變成了真正活著的一個必要條件。

當我們理解到其他人也活在當下時，我們挪出時間享受的當下會更開心。佛家稱這些其他的人為僧伽或我們修練的共同體，但是我稱他們為我的清明（sanity）。我需要這種安靜而專注的時間。大多數日子，我在三段不同的時間停下手邊的工作，與其他人一起呼吸（即使有時候剛開始的短時間仍然感覺像是折磨）。每次準備完六份早餐（包括家人、一位不得不住在我們客房的客人以及外面的貓）、四份午餐，備妥晚餐需要的材料，並將所有人送出門後，我才到辦公室上班。辦公室同仁和我先是整整十五分鐘的靜坐，然後才開始每個人各自的工作。傍晚，做完飯、寫完作業並把忙進忙出的事情都處理完畢後，我們一家人會請鈴，然後靜靜坐著，接著才會開始吃飯並講述自己要說的事情或故事。晚上，在武術練習時，所有學員，包括四十名各種體型、膚色的青少年與成人，先是安靜打坐，然後開始練習，朝彼此出拳或出腳攻擊。

儘管依然經常缺乏耐心、常常煩躁，但是經歷過這些集體靜坐時刻後再重新站起來的我，卻跟剛開始時有了差別。繁忙、工作過量、不安全感與熱切期待的事物並沒有消失，但這些東西卻停駐了足夠的時間，讓我有餘力去注意到身邊不同的臉孔、明亮的色彩以及新鮮的空氣。這些與其他人共處時光的絕佳品質、在清楚覺知情況下領略的道理，都跟我以前只是在空間中與他人錯身而過的時段不同，那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對當下或對方空出任何時間。一起靜坐時，我們這個共同體的呼吸把我們全連結在一起，而我們沉靜的力量也因此得以擴大。

25彩色繭蛹

第一次體驗僧伽是在公社裡。公社裡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環境、懷著不同目的，大家有許多的爭論，但也有許多聚會。由於當時公社位於郊區，所以美好的安靜時刻也很多。成年人通常會分成兩組：愛作夢的跟愛做事的。我們這些小鬼沒多久就弄清楚哪些大人應該負責好聽的故事，哪些大人負責填飽我們的肚子。大部分時間，我們都閒閒沒事地到處亂晃，篤定地知道最後不管跟那個大人不期而遇，我們都跟他很熟。

搬進城裡後，我在政治示威活動中找到了那種群體感。當時是七、八○年代的舊金山灣區，每個人心中都擺著核武與核能問題，聚集在一起示威的群眾很多都是以前公社的人，而那些不是公社長大的人，當初若有機會，應該也很容易就會成為公社的一份子。參與示威的人通常都很好辯，從白天開會開到深夜是司空見慣的情形。這些人在我肚子餓的時候，會心甘情願塞過來一條糖果棒，冷的時候丟過來一件毛衣，他們大部分人的動機都是想為將來的世世代代創造出一個更有愛心的安全世界。

第一次遭警方逮捕時，我十三歲。當時各國的武裝軍備競賽正值顛峰。我每次穿越海灣大橋都會想像炸彈爆炸的畫面，同時想著「這是我死前最後想的一件事。」我的惡夢中滿是紅色火焰與融化的鋼鐵。我的繼妹和我為反核武的小孩組織了一個團體，並決定參加促使當局關閉勞倫斯‧利佛摩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利佛摩實驗室是位於當地的一座核武設計實驗室。我們這個團體的思維，在道德層面非常清楚：核武不分青紅皂白殺害了千千萬萬的人，所以不論從人道或安全的角度來看，都不該使用核武。我寫了很多信給不同的官員、報社、政治人物，要求他們停止資助核武的發展，雖然沒有得到任何回應，但我依然認為從核武的製造階段就開始阻止，是值得嘗試的努力。

我們做了臂章、自編了歌舞，還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想確實瞭解被逮捕時該怎麼辦。我們在手臂上用簽字筆寫下了緊急聯絡電話、偷偷藏了一堆杏仁，還帶了許多保暖的外套。所有參與示威的大人小孩都在附近的教堂過夜，我因為不習慣周遭的打鼾聲以及有人走動的沙沙聲而在夜裡醒來。襯著黯淡的光線，我看到大家色彩多樣的睡袋全擠在冰冷的地上，好像一群脆弱的繭蛹。

為了要在核武實驗室員工上班前到他們途經的路上坐好，擋住實驗室的入口，大夥兒凌晨三點起床。黎明前，我們在灰撲撲的光線下，圍靠在菱形粗鐵絲網牆前坐下，腿貼著腿。支援這項活動的數百人，手舉著「不要核武！」、「核武應永遠安息！」的標語，排坐在路上。當警察不論小孩或大人全一排一排地抬走我們時，圍觀群眾呼喊著對我們訴求的支持，同時也提醒執行公務的警察，「全世界都在看！」這句話是我們當時最喜歡的口號之一。在巴士上，有些警察跟我們眼神交會，還有一、兩位警察甚至大著膽子露出微笑，我也大膽報以微笑。其他警察則是繼續戴著他們的墨鏡，就好像任何人性的接觸都只會讓他們的工作更加困難而已。

好幾個小時後，我們在出具切結書後被釋放。「切結書」這個詞彙也因此立刻成為我的新寵字彙之一。切結書的英文字recognizance結合了兩種意思：認識（recognition）與覺知（awareness）。這也代表我們因為認知到自己以及他人的行為，也認知自己對他人的責任而被釋放。我跑回家打開電視，想看看「全世界」對我們行為的看法，可惜那天也是英國查爾斯王子迎娶黛安娜王妃的日子。全世界的確都在看著，只不過他們看的是婚禮，而不是示威。

當然，有些時候，譬如一九九九年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的遊行，或二○一一年佔領華爾街示威時當地的活動等，世界上至少有某些人在注意我所參與的活動，注意這些活動的人有時候無動於衷，有時候卻是由衷的關心。我熱愛那些因為感受到彼此相連而產生的切身愉悅時刻，也愛那種因為知道我們並不孤單而力量無窮的感覺。

就算沒人注意的時候，我也能找到這種同伴相連的感覺，我們一群人共同努力讓世界挪出一點小小的空間接納更多的美麗。對紐約最後的記憶中，有一幕是我舉辦的一場茶會，受邀對象全是鄰居，地點在一座我住處附近的社區花園，只不過當局那時已在花園裡鋪上石板，準備改成停車場。大家穿著適合茶會的洋裝與套裝，端著不成套的茶杯與托杯盤輕啜茶水，聽著維瓦第的音樂從一臺小小的手提音響中流瀉而出，享受彼此想法的交流，同時間，花園圍牆外有人群推擠、警官守衛站崗。

每當共事的佛學作家談及僧伽與互生互在的必要性時，我總是聯想起那些與示威群眾一起努力減輕人類痛苦的時刻。從那些扣在一起的手臂以及提高了音調的聲音裡，我感受到一種涵蓋多層次意見與想法的能量與力量。我在大家這樣共有的意圖中遮風躲雨，猶如一條與其他同伴一同回歸出生地產卵的鮭魚。為人，有部分的意義就在此吧：一起工作、致力為所有生命創造更好的生活，不是為了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攝影機或照相機，只為了覺知的自然結果。

由一行禪師發展出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於越戰時期出現。遠在我見到他的十年前，師父曾寫道，「我在越南的時候，許多村子被炸毀，許多一起修行的師兄弟姊妹因此身亡，我必須決定要怎麼辦。我們應該在寺裡繼續修行，還是離開冥想的會場幫助因轟炸而受苦受難的同胞？細細思考後，我們決定兩者兼行。大夥兒決定抱持正念，走出寺門幫助人群。正念必須入世。眼見就必須身動，否則眼見有什麼用？」【39】

對這個世界的觀察愈深，我愈無法自己地體察到存在於世間的苦難與不公不義，但也因此愈來愈理解，其實慈愛的行為可以有許多不同形式與實踐作法的呈現。抗議示威是其中一種，然而如果我唯一的行動只有示威遊行，那麼我就失去了許多日常身體力行的機會。追根究柢，慈愛的行為必須具備慈愛與洞察之見。我想一行禪師應該會同意歷史學教授康乃爾‧威斯特【40】所解釋的正義：「正義就是攤在眾人面前的愛。」【41】示威遊行時，我和葛瑞絲‧帕利【42】這樣的人手臂相扣，她的見識與慈愛直到今天仍日日激勵著我。至於那些只知道要其他人聽從自己的想法，卻從來不知聆聽為何物的人，我早已鬆開與他們相環的手臂。那些人對於該做的正確事情只有抽象的知識，完全沒有起而行的理解。

小時候，我總是問父親什麼時候才會爆發革命，怎樣才能讓革命早點發生。我渴望著這些公開活動所展現的激昂與興奮，也熱烈憧憬著這些高調證明我們獨立自主的喜悅。有些時候，促進改變的最有效作法，的確是上街頭：從中國的天安門、埃及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到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otti Park）【43】，人民展現出公開回應痛苦的力量。然而當這些時刻變成過去，太陽依舊繼續升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種機會讓我們體現慈愛，這些時刻沒有示威遊行的戲劇化，但必要性卻絕對未有稍減。如果正義是攤在眾人面前的愛，那麼我每次站在眾人面前時，都有機會創造正義。用心傾聽他人的苦痛、照顧鄰居的孩子、開門邀請大家入屋吃飯，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公義時刻，卻都將成為未來較大正義的養分。有時候，我把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公義當成是重大正義來臨前的準備，但其實重大的正義又何嘗不是為了要我們貫徹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公義而有的練習呢？我要起而行，我要假裝自己身處在一個慈悲、仁愛，且每個人都覺知到彼此獨立性的世界裡，然後去做生活在這樣環境中所有該做的事。沒有必要等待。

39.作者註：出自一行禪師《橘子禪》（Peace is Every Step），紐約般談書局（Bantam Books），一九九一年出版。

40.康乃爾‧威斯特（Cornel West）：一九五三年生，美國哲學家、學者、社運份子、作家以及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

41.作者註：出自康乃爾‧威斯特官方網站，www.cornelwest.com/occupt_la_100711.html。

42.葛瑞絲‧帕利（Grace Paley）：一九二二~二○○七，美國短篇故事作者、詩人、老師與政治運動份子。

43.指的是中國的六四運動、埃及的茉莉花革命與美國的佔領華爾街活動。

26別再煩我

我正走路回辦公室，打算繼續忙那本談論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聯是什麼，以及我們是如何需要彼此的書。突然間，一個坐在車裡的男人開始隔著車窗對我吼。我走在人行道上，他開著車，顯然，我離他的車子太近了。「妳走路都不看路嗎？白痴！」他大吼。當時他是紅燈，所以他把車停在原地，怒目瞪著我。我也狠很瞪回去，既沒有露出慈悲的微笑，也完全沒去想他可能有個悲慘的童年、今天很不順，或者他跟我之間是如何複雜地互相連結。我說，「我走在人行道上，你在開車。現在我是綠燈，你才是那個應該開車看路的人。」

「噢，閉嘴，」說完後，他提高車裡音樂的音量。我站在那兒，雙臂交叉於胸前，繼續瞪著他。最後他終於大吼一聲，「妳別再煩我了！」然後關上車窗，燈號一變，立刻揚長駛去。

我們人類仰賴彼此存活以及獲得情感滋養的程度非常高。小嬰兒沒有大人的碰觸根本無法健康成長。沒有其他人，我們無法存活。然而同時，人類卻也為彼此帶來極大的煩躁與痛苦。不論是對其他人類或地球上其他生物，我們製造的傷害，遠比任何其他物種多得多。

因此，當其他人也成為我們最大問題、當其他人令我們煩厭到極致、當其他人的言行舉止粗魯與危險至極時，我們該如何創造永續以及公正的環境？或許所有的問題似乎都出在其他人身上，然而其他人之所以會成為我們全部的問題，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們認定自己與其他人之間是獨立分開毫不關聯的這種想法。

幾年前，我和幾位比丘、比丘尼一起參加一場晚餐會議，會議主題是討論某些一行禪師作品的封面設計。這種晚餐會議與我們家的晚餐完全不同，在我們家的餐桌上，發言者通常是那個最常打斷其他人說話、用最大的動作表示想要發言的人。依照梅村平常的模式，大家先是圍成圈坐在地上，然後我們請鈴，冥想一會兒，才開始開會。所有人安靜聽著每一位發言者的發言。若想發言，只需合掌「俯首參與」（bowin），說完後，再「俯首退出」（bowed-out）即可。有位記筆記的比丘在整場會議中不斷壓放著手中的自動原子筆。他不但發言時手不停，連我或其他比丘、比丘尼發言時，他也不停止。我一直在想，「別再按了，別再按了。」當然，他還是繼續他的動作。

我完全無法把將注意力放在書的封面設計討論上，所有思緒都用來弄清楚問題出在哪兒：是那位照理說應該冷靜卻不自覺拚命按壓自動原子筆的比丘，還是本來應該利用他每一次按壓原子筆所發出的聲音作為呼吸提醒卻讓他成為困擾的我？終於我放棄尋找答案。然後一幅圖像不請自來地出現在我腦子裡，圖像中，那位比丘化成了一個上學的小男孩，在應該專心的數學課上不斷壓放著手上的筆。我小時候也一樣很容易分心，只不過比一般小孩安靜些—上化學課時，我整本筆記本上都塗滿了鴉。也許根本就沒有問題。他按他的筆，而我覺得很煩，就只是這麼回事。猶如以前紐約一位年輕禪師告訴我的，這就「只不過是訊息罷了」。儘管覺得煩怒，但我仍可以用同理心對待那位正在轉變成比丘的焦躁男孩。人行道上那位憤怒男士的話也可能只是傳達給我一項資訊：這個當下的這個人，日子過得並不順心。我並不需要去照顧他，但也沒必要因他煩怒。所有的他者都具有鼓舞的能力、不可或缺，當然，有時候也令人惱怒。我們無法選擇自己接觸的每一個對象，這其實是件好事。只不過，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選擇要不要回應，以及如何回應。

27慈心觀

如果確實有人會造成真正的傷害，那麼我會試著用言語文字與實際行動去阻止。但是如果其他人只是讓我不高興，基本上我有兩種選擇：走開或積極祝福惹我生氣的人。在佛教修練中，祝福別人的一項重要修練是慈悲以對，也就是愛，或懷抱愛心的善意。在巴利語中，慈悲的意思是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祝福送給其他人，希望他們一切安好的修練。這是很嚴肅的一件事，不是那種賀卡式言不及義的祝福。在佛祖教愛的佛教《慈經》（Metta Sutta）裡，佛祖說，「一如母親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愛著、保護著她唯一的孩子那樣，我們也應該培養無盡的愛，奉獻給整個宇宙中的生物。讓我們無盡的愛佈滿整個宇宙以及宇宙的上下週圍。我們的愛不識窒礙、我們的心完全免於仇恨與敵意。不論立行坐臥，只要我們醒著，就應該在心中保持這種愛的正念。這是最高貴的生活方式。」【44】

44.作者註：出自一行禪師的《你可以，愛：慈悲喜捨的修行》。

用這樣的方式愛人，就算只愛一個人，都是精疲力盡的事情。在不知道該如何關心別人的時候，真心祝福對方一切安好，很難。我父親曾問我，「如果人家一直惹惱你，而你還祝他們好，重點在哪裡？那隻不過是自以為了不起的施恩心態而已，不是嗎？」但是我祝福別人一切安好，並不是為了優越感。我之所以在能力所及時祝福別人，是因為對我的生存來說，這些難以相處的人跟我愛的人一樣重要。

每個人進行慈悲冥想的方式似乎都有些不同。下述的這種方式出於加州艾斯康迪多市的鹿園寺。我喜歡鹿園寺的這種慈悲冥想，部分因為寺裡修行的比丘有時候會借用〈奇異恩典〉的曲調哼唱冥想的內容，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冥想的文字簡潔清楚。第一部分的祝福重點是祈願自己一切安好。我的繼母艾瑞絲卡（Arisika）把這一段的冥思內容當作每年生日的願望：

願我平安有庇護

願我平靜自在活

願我健康又強壯

願我一切都安好

第二段是把慈悲依序送給我們心愛的人、我們沒什麼感覺的人，以及最後那些覺得相處起來是種挑戰的人：

願你平安有庇護

願你平靜自在活

願你健康又強壯

願你一切都安好

最後一段慈悲獻給全世界。

願我們平安有庇護

願我們平靜自在活

願我們健康又強壯

願我們一切都安好

進行這種冥想時，選擇如避靜勝地、公園，或甚至家裡某個安靜房間這種舒服、平靜的環境最有效。但當我陷在日常生活的混亂中，或有人傷害了我所愛的人的感情時，我通常沒有心情做慈悲冥想，也不覺得慈悲冥想有什麼用。慈悲需要時間與專注力，有時候我兩樣都沒有。

這種時候我會感覺進退維谷，無法做完整個慈悲冥想的過程也讓我深感罪惡，直到來自澳洲、目前住在鹿園寺的比丘何非【45】師兄教給了我一種方法。他談慷慨，這是另一種慈悲冥想的描述，而且只用了兩句切中命題的問題簡扼歸結慷慨的做法：可是我怎麼辦？還有，可是你怎麼辦？我把這兩個問題當成慈心觀。我跟大多數人一樣，很容易做出快速、愚蠢卻又捨不得放手的決定，因此有一個同樣快速的方法能讓自己從那些不太明智的決定與後果中脫身，實在太好了。

有人惹惱我時，我很容易就把注意力放在對方以及他的挑釁行為上。這種時候是自問「可是我怎麼辦？」的完美時機。我要什麼？如果我不把當前的厭煩情況視為阻礙，那麼我正在做什麼？如果我確實知道這個人不會擋我的路，我又正在做什麼？於是我把心思拉回到原來的目的上。因為這個目的，我才會此時此刻出現在此地，而真正讓我分心的原因，是我的躁怒，不是別人，也不是別人做的事情。

至於第二個問題（「可是你怎麼辦？」），我想像著其他人回答「可是你怎麼辦？」這個問題的樣子，於是我可以在腦子裡模擬一段我不希望與其他人直接發生的對話。這個問題提醒我，儘管對方可能很惹人厭煩或犯了一百萬個錯誤，我依然可以用一點點時間去想像他發生了什麼事，這樣做並不是要為對方的舉止找到藉口，也不是要改變對方或我的行為，這樣做，單純只為了瞭解。

我長了一張會把絕大部分情緒反應出來的臉，一瞬間的快樂或煩躁都會毫無回頭路地立刻傳達給全世界知道。我想我這輩子都不可能有一張像師父一樣平靜又安詳的臉，我甚至連傑森那種即使極度惱怒卻依然和藹可親的表情都擺不出來。別人還是會讓我覺得很煩，而且一天會煩很多次。然而稍稍停下腳步做做慈心觀，可以幫助我快一點排除掉自己的不愉快，有時候慈心觀甚至在我的眉毛皺起前，就讓惱怒消失無蹤。被激怒的煩躁依然來得很快，只不過現在這些煩躁離去的速度，也變得一樣快。

45.何非（Phap Ho）：來自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比丘。

28我們在宇宙中的定位

安娜是我第一位繼母。她是位很兇悍的律師、藝術家、歌手、學校董事、烘焙師、餐廳老闆，外兼一位聰明青少女的單親媽媽。她沒有一天不踩高跟鞋，結果她連球鞋裡都必須放增高器，因為她的腳掌無法平踏。安娜也是第一個刻意錯待我的人。第一次見面時，她雙手按住我的肩膀，站著靜靜打量我，從我的鬈髮打量到我的髒球鞋，然後像聞到什麼壞掉的東西一樣用力嗅了嗅，接著扭頭走開去摟我妹妹。

十歲時，我和妹妹一起搬進安娜家中。她家天花板是金色的，牆上整齊排列著來自世界各國的洋娃娃，但是娃娃上罩著一層薄薄的灰。她家還有一架有點走音的鋼琴、一間大人吵架我們可以躲進去的狹小儲藏室、一條一眼藍一眼白的老狗羅比塔（Lobita），以及一個鋪了水泥的後院，院子裡只有一棵會開花但瘦骨嶙峋的蘋果樹。安娜家裡的每一個平面，從廚房桌、客廳壁爐架，到樓梯上，全堆滿東西：信件、化妝品、光碟、領巾以及各式各樣不值錢的小飾品。

每個要上班上課的早上，我們五個人會擠進安娜金色的福斯金龜車裡，安娜那位一百八十公分高的女兒、我兩歲的妹妹跟我縮在後座，安娜跟我父親坐在前面。她開車送我們上學的同時，可以一面用駕駛座旁的側照鏡畫眼線，一面跟我父親爭吵。

搬進安娜家的那天，我帶了一個黑色厚粗呢絨毛箱，而接下來的七年，我每個禮拜都拖著這只箱子進出我母親家。入住的那天，我拖著箱子上樓要去我的新房間，但一打開樓上的門，卻撲面衝來一股燻死人的味道，讓我當場止步。就在走廊與臥室交接的地毯正中央，有一大坨安娜愛犬留下的黃金。

我下樓小聲告訴父親狗大便的事情，然後父女倆一起用盡力氣清理。殘留的汙漬在我們住在那兒的那些年，一直存在。後來我雖然在那塊汙漬上蓋了一塊小地毯，但是我非常清楚小地毯下面藏著什麼。住進那間屋子的第一個晚上，我把所有窗子都打開，試圖逃避為了遮蓋狗大便味而混雜了肥皂與香水的那種甜膩做嘔的味道。

那之後的八年，安娜用各種不同方式表達對我的嫌惡，從連著幾個禮拜不跟我說話、指控我偷竊幾百個洋娃娃，到要我刷洗櫥櫃與爐子。

最後，我搬出了她家。一開始，我搬去和母親同住，後來又去了美國的另一頭上大學。搬離安娜家兩年後，我父親也搬了出去，之後我只見過她一次。十五年後，當我再次回到灣區，我知道自己可能會跟她不期而遇。到時候我會怎麼做？我要說什麼？多年來，我編輯的每一本佛學書，安娜都是書中泛論的石蕊試紙。我一點都不想對她有任何憐憫之心，也找不出任何應該對她有憐憫之心的理由。

現在，安娜和我同是成人。我不再需要仰賴她提供住所或食物，我們是平等的身分，所以理論上，我應該可以祝福她。可是我不想花費任何精力給她祝福，也不覺得有任何必要。我不會祝她諸事有恙，這似乎就已經夠好的了。她在我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位置。

終於有一天，我在超級市場的熟食區見到了安娜。她身穿黑色緊身褲、腳踩紅色高跟鞋，站在乳品冰箱前，冰箱門大敞。我停下腳步，緊抓著自己的衛生紙、面紙、一瓶兒童維他命C抵住胸口。我斜靠著通道，一點也不希望她看到我。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如脫兔，於是我緩緩做了幾次冷靜的深呼吸。可是我怎麼辦？幾次呼吸，我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完全沒事了。我就待在那兒，享受自己的平靜。她走到櫃臺、付帳、走出超級市場。我沒有祝她飛黃騰達，也沒有意願再看到她，但是我已經沉澱到就算不祝福她一切都非常好，也足以祝福她無病無災。願她愛的人都平安健康。願她的腳不再疼痛難忍。願她生活無恙。

29平和的溝通

不久以前，公社的大家族在我朋友米莉的孫女家舉行晚餐聚會。她家位於加州北邊的阿卡達市（Arcata）。我緊挨著從小就認識的米莉坐在地上。米莉的媳婦、孫子以及一些其他親戚全忙著削黃瓜皮、壓馬鈴薯。米莉今年九十一歲。她養大了三個孩子，孩子長大後，全離開東岸成了西岸山區裡的嬉皮，於是米莉也搬到西岸跟兒女在一起，並時不時地接來三個孫兒女幫忙照顧。米莉的女兒畜養羊和馬，一個兒子被一輛載送木材的卡車撞死，另一個活下來的兒子是個環保論者與作曲家。米莉和我共享一條法國麵包跟一杯紅酒，我告訴她在人行道上碰到的那個開車男人，以及儘管這麼多年為師父工作、練習靜坐，我依然會對別人生氣。

「不生氣的訣竅，」米莉輕聲對我說，「在於不去評斷，不評斷別人，也不評斷自己。」

我怕的就是這個。我對任何人事物都極為勇於評斷。我們很多人都是這樣。研究報告顯示，大多數人只需要百分之一秒這段名副其實的眨眼片刻時間，就決定了對另一個人的第一印象，而且這個第一印象不會隨著長時間的接觸而更改。這個評斷性的決定不僅是我們選擇約會對象、篷門今始大開對象的依據，也是我們選擇領導國家領袖的依據。【46】人類發展出連珠砲般快速的評斷過程其實是有道理的。這種快速評斷本能，以前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即使現在，對我們的生存也仍屬必要。

只不過在脫離了眼前的危險後，我們似乎並不清楚何時應該繼續堅持我們的評斷，何時應該忘記自己的評斷。這正是我們要修練正念的原因之一。能夠在刺激與回應之間製造出停頓空間的方法，只有修練覺知，而且要經常修練。武術與自衛的訓練，也是依據同樣的領悟而執行：如果我在一堂課上練習過一千次出拳攻擊別人，那麼當街頭發生同樣情況時，我比較不會因不知所措而呆立不動。我期望這數千次的重複練習，能讓我磨鍊出用力回擊後逃跑的本能。

我提醒米莉，我最喜歡她的地方就是她尖銳的評斷以及批判性的思考。她也提醒我，做出評斷以及執著於評斷不肯放手是兩回事。米莉和我都喜歡下評斷，也都喜歡區別差異，這是很自然、很好的事。「我們之所以傷害自己與他人，是因為我們執著於自己的評斷，並讓這樣的評斷妨礙自己做人處事的方式，」她這麼說。

米莉現在住在退休社區裡，她跟社區裡的一位照護員曾發生過很激烈的爭辯。那位女性照護員對她很沒有耐心，兩人經常惡言相向。後來，米莉氣到無法入睡。她一點都不喜歡那個女人跟她說話的樣子，但也不喜歡自己的反應。第二天，當那位照護員再度出現在米莉房裡，米莉先是誠懇地表達了自己之前不當言語的歉意，接著她問那位照護員願不願意「平和的溝通」。那位照護員直接拒絕。

於是米莉跟自己做了一場平和的溝通，她把想和那位照護員溝通的對話，在腦子中播放了一次。在米莉腦子裡進行的這場交談當中，照護員不斷說啊說的，她告訴米莉她那天過得有多麼不順，以及兩人之間的爭執如何變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米莉為自己對照護員造成的痛苦致歉，而照護員也為自己苛刻的言語認錯。這段對話結束後，米莉感覺好多了。聚會那天晚上，米莉後來一面大笑一面說著她女兒初戀男友的好笑故事。可是我依然在氣那位照護員。天底下怎麼會有人不願意和米莉這樣的女人平和溝通？

我從未見過那位照護員，但當天夜更深露更重時，在米莉已經離開，而兩個孩子也都讓我哄上床睡覺後，我有更多的空間確實回答這個問題：可是你怎麼辦？我問了這個問題，而那位照護員向我解釋她每天忙碌的生活、家中十多歲的孩子、辛苦的勞力工作、情緒反覆又不知感恩或根本連她名字都懶得知道的病人。然後我突然想起自己也曾當過照護員。那時候大學畢業，剛搬到佛蒙特州，我在一家專門照護阿滋海默症與其他痴呆症的老人之家擔任助理。這份工作的體力需求極高，工作內容經常需要彎腰以及背負老人，還要擦拭、清洗老人的身體，外加清理穢物，而這些老人大半都是神智不清或處於憤怒狀態。除了一次十五分鐘的午休時間，可以到外面垃圾桶旁快速抽根煙之外，我們的工作時間是早上六點到下午兩點，或下午兩點至晚上十點。即使是世上最厲害的十九歲女孩，也不太可能打破我當時體力透支的紀錄。

46.作者註：出自科學2.0與《心理科學》雜誌（Psychological Science）。某些研究認為是十分之一秒的時間，但更多研究支持百分之一秒做出的評斷與十分之一秒做出的評斷其實完全一樣。

我在父親的膝上學會評人論事。我父親歐夏大概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愛下評斷的人—但他也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慷慨、最有愛心，也最富同情心的一個。歐夏是在紐約市長大的孩子，和他父親法藍茲‧紐曼【47】、母親英格‧紐曼（Inge Neumann）以及繼父赫伯‧馬庫斯【48】曾住在一起。他的父親是位政治學家，繼父是位哲學家。歐夏是德國猶太難民的孩子，叛逆性強。在這些德國猶太難民知識份子的心中，唯一的宗教就是國家。六○年代，歐夏離家去參加街頭的抗議示威，跟一個稱為「碰壁王八蛋」【49】的組織住在一起、咆哮在一起。這個組織自稱是「有分析能力的街頭幫派」，而且因為朝林肯中心的階梯丟垃圾而短暫出過名。不管如何，歐夏還是吸收了他父親足夠的教誨，並把這些道理傳承給我。我十多歲時，父親把馬庫斯那篇《壓抑的包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論文交給我，而這篇論文因此成了我提出包容與接納相關議題問題的引導：

在（理應）公平正義環境下所表現出來的包容，具備了將遍佈各處的無法容忍與壓抑減至最低，甚至加以消弭的功能。如果客觀跟事實有關，而事實又超出邏輯與科學範疇，那麼這樣的客觀並不真實，這樣的包容也不人性。【50】

這段話不但對我直覺的認知是種啟發，也是種肯定：無法容忍不能容忍的事情以及不公正的事情，不但沒問題，而且還是必要的行為，只是，無法容忍的心態，絕不應該以被動的批評論斷這種最糟糕的方式表現。無法容忍應該用實際行動對抗不能容忍以及不公正的事情。

47.法藍茲‧紐曼（Franz Neumann）：一九○○~一九五四，德國猶太人，左翼政治運動份子，馬克斯理論家與勞工律師，以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析著稱。

48.赫伯‧馬庫斯（Herbert Marcuse）：一八九八~一九七九，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與政治理論家。

49.「碰壁王八蛋」（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s）：一九六六年成立的紐約反政府組織，源於一個名為「黑麵具」（Black Mask）的達達主義藝術團體，結合了一些一九六七年參與「反越戰憤怒藝術週」（anit-Vietnam War Angry Art Week）的人士而成。

50.作者註：赫伯‧馬庫斯的《壓抑的包容》，出自羅勃‧保羅‧沃夫（Robert Paul Wolff）等人合著之《評純粹包容》（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麻省波士頓：燈塔出版社（Beacon Press），一九九七年出版，請參見www.marcuse.org/herbert/pubs/60spubs/65repressivetolerance.htm。

每個星期五，我父親都會去學校接月月與梅梅放學，然後大家一起做晚餐。有時候我們分工合作，他切大蒜我調湯；有時候父女倆比賽廚藝，各做各的千層麵，然後要家人試吃冒著煙的鍋子裡剛做好的不具名成品。

我父親終於放緩了他的工作腳步。前幾天，當我們正在剁洋蔥、爆香辣椒時，我問他五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最令他驕傲的是什麼。「不論日夜，為最需要的人上街頭，感覺很好，」他說，「同時，我希望自己能仁慈且毫不帶評斷的心態去做那份工作。」這個答案出自一個視線放低以便盯著我剁洋蔥技術的男人口中，著實讓我驚訝。然而這也正是批評與評斷的差異所在。批評是必要的，但評斷卻毫無助益。依然對自己超群的千層麵自信滿滿的歐夏也承認這一點。「評斷有時真的會讓人嚴重模糊焦點，」他在我們洗鍋子的時候說，「評斷會讓你把焦點放到別人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改變事情的能力上。」

30引領外人走進圈內

每一年，大概在十一月中左右，我們的女兒會開始一項「不輸鄰居」的競賽活動。不是隨便什麼人，而是鄰居。不是「快樂佳節」、不是「光明節慶」，也不是「萬事如意，事事順心」。對孩子來說，重點就是聖誕節，而且始終就只有聖誕節。兩個丫頭渴望用吃電跟喝水一樣的節慶燈飾裝點我們的前院、買一棵在室內就可以透過窗子看到的六呎高聖誕樹，另外還極其希望用回收的鋁罐做出各種不同的聖誕樹飾品。她們每天七早八早就起床用大樹以及聖誕老人的圖畫製作聖誕卡。她們把粉筆一根根存起來，然後在人行道上用粉筆大寫著「聖誕快樂」。月月在所有需要橡皮筋的地方，只選用紅色和綠色的橡皮筋，髮圈也只用紅、綠兩色。梅梅一面抱著愉悅的心情告知其他小朋友聖誕老公公不是真的，一面琢磨出一套合理說法：「即使聖誕老公公不是真的，只是一個假裝的人，但這個假裝駕著雪車、養著糜鹿的假聖誕老公公，還是會從我的煙囪爬下來給我禮物。」

我並不反對聖誕節。我可以生氣勃勃、準確無誤地唱出絕大部分的〈聖誕鈴聲〉，但我卻從來不曾想過去要一棵聖誕樹、節慶的燈飾或甚至禮物，遑論開口要求。在公社裡，我們慶祝的節日是冬至，但搬進城後，我們只跟始終互相照應的家族至交一起過聖誕節：祖輩、禮物、一棵大樹、蛋酒、培根，以及裝禮物的襪子。我非常喜歡這樣的過節方式，也非常喜歡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碰上猶太教的光明節，我們還會造訪樓下鄰居，他們不但會做光明節的馬鈴薯餅，還會用正確發音念出希伯來詞彙。

我家兩個女兒對於執意擁有聖誕節的決心令人稱奇。我並不怎麼堅持，但兩個丫頭和她們那位在路德教派、天主教以及熟知一切歡度聖誕細節的親戚身邊長大的爸爸，卻絕對堅定地要大肆慶祝。我們曾試過一種妥協版本的過節方式：把大多數時間都待在院子裡的那盆灰雲杉在十二月中的寒涼時分搬進屋子裡，再把小丫頭們親手製作的飾品、幾個從他們父親的祖父母那兒傳下來的飾品以及環在卡車車身上的白燈圈掛在灰雲杉上，最後在樹頂擺個錫箔紙做的星星。我的決心讓他們捧腹大笑，並稱這棵灰雲杉為我們的「冬至樹」。

每年聖誕節早上，我們都跟同樣的家族至交一塊兒過。大夥兒喝蛋酒、翻弄自己禮物襪裡的收穫。我一定會確認每個襪子裡都有些小禮物，孩子也都有玩具，有時候還可能出現一些大人的巧手作品。只不過我依然覺得自己像個客人，參與了別人奇怪又可愛的節慶儀式。我並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把對聖誕節的狂熱，轉移到猶太教光明節或其他奇奇怪怪的節日上。我也不想「擁有」聖誕節，或過出我自己嬉皮風格的聖誕節；我喜歡聖誕節，純粹只因為聖誕節。我比較覺得傷腦筋的是我家兩個丫頭對於所有權的認知，以及她們認定所有跟節慶相關的包裝紙與燈飾都是她們的財產。

搬進城後，我第一次認知到身分是圈外人。不止是一個女孩、小孩、猶太人、歐裔美國人、女兒、有錢人或窮人，也是一個外人。外人的這個位置，雖然談不上愉快，但絕對稱得上還不錯。我在五歲前看過的裸體，比大多數人一輩子看到的還要多。公社裡其他孩子在離開公社後，都找到了如何「擺脫」過去的方式。有些人變成啦啦隊員、美式足球球員，他們加入兄弟會或姊妹會，還有人從了軍。但我卻一直待在外人的位置上，朝裡看。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做其他事情。

之所以當個圈外人，並不僅僅因為我在公社長大。外人的身分其實已經在我的家族中傳承了許多代。身為猶太移民，我的父母以及他們的父母都以旁觀者自居，他們站在邊緣，看著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系統所設計服務的人民。我的父母用兩種不同的方式處理這種距離感，我父親用理智化解，而我母親則努力歸屬。

我母親在墨西哥市長大，移居紐約市後，紐約的孩子總是嘲笑她，因為她語調很奇怪，而且從來沒聽過耶穌。她的父親因為不同的女人拋家棄子，先是落腳在委內瑞拉，後來又搬到以色列；她的母親愛麗斯（Alice）一直住在紐約。

愛麗斯是一對俄國猶太移民的女兒，金髮、眼睛顏色很淡，她的猶太人特質擺脫得很成功，成功到她七十多歲交往的猶太男朋友完全不想帶她回家拜見他九十高壽的父母，只因為怕他父母會因為自己跟一個非猶太女子交往而難過。愛麗斯顯然對她那個頭髮顏色很深、皮膚顏色更深的女兒益喜很失望。在我母親長大的環境中，大家一直灌輸給她一個觀念：人應該努力去歸屬一個可以得到最佳待遇的團體或族群。就在我們溜到頭等艙的劃位隊伍中，或偷偷去到我們負擔不起的私人活動或俱樂部裡時，我的母親卻向我們保證，那些地方有屬於我們的位置。她不希望錯失任何東西，因此我們用大家知道該怎麼慶祝的方式，歡慶所有的節日。我們參加天主教的彌撒，歡度伊朗新年（Nouruz）、基督教的主顯節，敬拜奈及利亞優魯巴人的眾神（Orisha），也參與伊斯蘭教齋戒月的活動。踰越節（Passover）是一個大家全得餓著肚子的漫漫長夜，大多時候都說希伯來語，這個日子，我們都是在熟知所有希伯來文字彙的猶太朋友家裡過。聖誕節時，我們朋友的家用花圈、襪子、巨大的聖誕樹、禮物、壁爐以及餅乾與牛奶，妝點出完美的聖誕氣氛。

當個旁觀者的意思，就是我幾乎從不覺得無聊，但經常浮躁不定。我們必須時時警覺、學習如何把事情做好，而且要花很多力氣試圖融入群體。不過我的孩子並不覺得需要擺脫任何事情，也不認為需要非常才能掙得過聖誕節的資格。她們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有權享受聖誕節的所有歡樂與喧譁，她們這樣的感覺不但得來毫不費力，而且還決意不遺漏任何一點光彩。

最近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回到家時，時間已經很晚，透過窗子，看到了我們的灰雲杉沐浴在一片白燈的燦絢之中。我剎時覺得困惑混亂。隔著街都可以清楚看到那棵樹的房子是我家嗎？這是我們在宣示效忠主流族群而放棄弱勢族群、效忠圈內人而放棄圈外人、效忠大多數人而放棄少數人嗎？如果我的孩子跟那棵樹一塊長大，她們真的會知道什麼是同情心、同理心，什麼是批判論述嗎？

然後我想到了我的伴侶傑森。我認識所有身體力行貫徹同情心的人當中，傑森絕對是其中數一數二的人。在華盛頓郊區勞工階級環境中成長的他，是一群美式足球選手當中的藝術家，這些背景也經常讓他跟沒出息的人、怪胎以及單獨坐在一角的孤僻小孩連在一起。看起來，大多數人都曾有過這種圈內圈外的經驗。

我的女兒有經濟安全網的保護，儘管網子很薄，但情況已經比許多家庭好太多。然而她們依然有掙扎的時候。所有人都有掙扎。兩個丫頭所感覺到的歸屬感以及跟其他人的連結性也跟我很不一樣，但重點並不在於她們的感覺是什麼，而是她們的感覺會成就她們做出什麼樣的事情。她們所堅持的亮晶晶燈飾的確是個醒鐘：因為歸屬在一個較廣的人群團體裡而衍生出來的同情心與同理心，可以和因為疏離而出現的同情心與同理心一樣真誠深厚。這是另一種詮釋互生互在的思考方式。我們一起被置於這個世界之上，唯有找到我們與完整的整體相連的方式，我們才能興盛茁壯。

31只要不軟弱，人生就很棒

對佛教徒而言，僧伽是一起修練正念的團體。我的僧伽，也就是我的團體，是一群照顧彼此與彼此兒女的人，不論這群人是不是把自己的所作所為稱為正念，他們都盡力付出但只取需要之物。任何一個團體都需要一個地方讓大家聚在一起。一行禪師有他的寺廟、益喜在海邊有個與人共用的屋子，而歐夏則有他的法務診所，開放給所有徘徊不去又需要協助的人。傑森和我所共有，而且最貼近僧伽聚處意義的地方，就是小小的寒舍。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抄襲我們朋友辛西亞的家，她在兩個月之前辭世，享年九十五。

第一次拜訪辛西亞的家時，她住在加州中央海岸卡梅爾高地（Carmel Highlands）的一個絕壁壁頂，那時候的我絕對不滿六歲。辛西亞是一個從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來的密使：她成長的那個傳統的英國安格魯薩克遜世界裡，孩子在戶外可以狂野自由地奔跑，但一進入屋內，就得變身為小紳士、小淑女。辛西亞的庭園裡有鸚鵡、池塘裡有鴨子，還有幾百棵漂亮的大樹與樹叢可以玩捉迷藏。她家還有輪胎鞦韆、三輪車以及通往海邊的秘密通道。屋裡有一個使用度超高的沙發、沙發底下藏著一整桶的漫畫書。從瘋狂（Mad）、阿奇巨本系列與沙賓娜青少女巫婆【51】等漫畫雜誌裡，我知道了石油價格飆破了屋頂，還知道如果你剛好是青少年，又剛好喜歡某人，那麼絕對不可以直接向對方告白。而從辛西亞那兒，我知道了長壽的秘訣在於每天早上喝一杯熱檸檬水加一根香蕉。

辛西亞家裡有個可以裹住熱紅茶茶壺的布茶壺罩、一副玩到快破的撲克牌，以及一隻裝滿餅乾的錫罐。晚上大家可以從這個錫罐裡摸走餅乾而不受任何懲罰—除非你偷走的是最後一塊餅乾。辛西亞是那種我一直希望遇到，但始終以為只存在於書裡的女性長者。她是皮葛威葛太太【52】與《歡樂滿人間》裡的神仙保母【53】的混合體，而這絕對不是胡扯。辛西亞莽撞卻充滿愛心；務實，但又愛極了小孩子的忙亂吵雜、愛團體，也愛節日慶典。她會拉各式各樣的人以及這些人的朋友到她家作客，而她如何觀察不同傳統運作情況的直覺更是完美無瑕。從感恩節到復活節，她知道如何安排慣例的儀式，並在呈現出來的儀式架構與保留自己與朋友出遊、吃飯的自由時間之間取得完美平衡。辛西亞和我都相信蘆薈是曬傷的解藥、我們都看棒球，但前提也都是比賽者有奧克蘭運動家隊（Oakland A’s）【54】，除此之外，我們也都堅信傳統奠基於個人，言行一致是我們必要的安全港。

我在能力可及的所有地方都熱切地仿效辛西亞。我喜歡在熱開水裡放檸檬、也喜歡把漫畫書整整齊齊擺在該放漫畫書的地方。我還試著遵循她「不浪費、不需要」的信條，偶爾還真的執行成功，然後在每次想到她時，強迫自己把家裡的塑膠袋洗乾淨。此外，我們還把家裡填滿了人，有朋友，也有朋友的朋友。每週三晚上，我們除了一起吃晚飯的朋友，在座的還會有他們或我們剛好在城裡的親戚。至於我父親的週五晚餐則施行門戶大開政策：只要帶點吃的或喝的來共享，大家都可以留下吃晚飯。辛西亞跟我母親一樣，常常為了多賺點支付帳單的補貼而把一個房間租給朋友或轉介來源可靠的陌生人。如果有人需要地方住但付不出錢，這些人也可以免費待下來。至於我們家，房子後面的那個房間幾乎從沒空過。這些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來自中國、波蘭、甘比亞以及美國各地，他們把我們的人脈擴展到了全世界。

51.《阿奇巨本系列雜誌》（Archie Giant Series Magazine）以及《青少女巫婆沙賓娜》（Sabrina the Teen-Age Witch），這兩本漫畫雜誌均為阿奇漫畫出版社（Archie Comic Publications,Inc.）的出版品。

52.皮葛威葛太太（Mrs.Piggle-Wiggle）：皮葛威葛太太是美國作者貝蒂‧麥當勞（Betty MacDonald）自一九四七年開始出版的系列童書主角。皮葛威葛太太是位海盜的寡婦，住在顛倒屋（upside-down house）裡，而她居住的村子，居民大多是有壞習慣的小孩。她的海盜先生留給她一個小櫃子，櫃子裡全是治癒小孩壞習慣的魔法治療方式。最新一本的皮葛威葛太太系列書是二○○七年出版的《皮葛威葛太太生日快樂》，由作者的女兒（Anne MacDonald Canham）完成。

53.神仙保母（Mary Poppins）：澳洲童書作者P.L.崔佛斯（P.L.Travers）一九三四年開始的系列童書，內容講述神仙保母來到人間幫助孩子以及他們的家庭重拾快樂。一九六四年由迪士尼改編成電影《歡樂滿人間》。

54.奧克蘭運動家隊（Oakland Athletics）：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一九○一年成立於費城，一九五五年遷至堪薩斯市（Kansas City），一九六八年再遷至奧克蘭，更名為Oakland A’s，一九八七年隊名改回Athletics。

這些習慣製造了很多聲音以及很多待洗的碗盤，我們小小的家也很快就被填得滿滿的。不過通常我們家都會有足夠的廚師與洗碗工，所以事實上，生活反而因為人多而過得更輕鬆，我可以隱退到沙發上，閉上眼睛聽著那些聲音，直到某個小丫頭走過來，跟我說她必須上床睡覺了。

我發現小時候懷疑的事情是真的：住在自己的房子裡，身邊只有自己的家人，該做的事情只有自己分內的工作時，一個人是有可能感到孤立與疲憊的。然而，如果身邊有其他人幫忙做飯、打掃，而孩子也成群結隊地在周圍閒來晃去，像陣旋風似地掃過我們的房子，然後再朝下一間房子呼嘯而去，讓我能短時間享受意料之外卻又幸福滿滿的獨處時，孤立與疲憊感似乎就沒那麼嚴重了。辛西亞很喜歡說，「只要不軟弱，人生就很棒。」我軟弱，而且常常軟弱，但至少我們家裡的人夠多，多到在我撐不下去時，身邊很可能會有朋友把我接個正著。

32少樹立些陌生人

我妹妹結婚時，梅梅與月月開始對陌生人如何成為家人的過程感到非常有興趣。她們知道不太久以前的曾經，我們國家要結婚的人有種族限制，她們也知道大部分的州，同性之間不可以結婚。兩個丫頭都堅信人應該有權跟任何他們想要結婚的對象走進禮堂，唯一的前提是這個對象必須非常好，而且不介意自己結婚後想繼續跟媽媽住在一起。「妳可以嫁給陌生人嗎？」她們想要知道答案。可以，我這麼回答，不過這個答案顯然非常不智。「妳可以跟一個人結婚但不要跟他住在一起嗎？」「妳可以跟一個說不一樣的話，或從不同星球來的人結婚嗎？」可以，我對她們說，妳可以跟妳想結婚的任何一個人結婚。「那，我可以跟我家的人結婚嗎？」梅梅問著，同時向月月投去了一個不太確定的眼神。

不行，我說，不可以。部分原因是因為結婚是要讓原來的家庭變得更大以及開始一個新的家庭。「可是艾瑞卡（Erica）跟艾瑞克（Eric）結婚了啊，而且他們是一家人，」梅梅反駁，指的是她至交之一的父母。沒錯，我說，可是他們在決定結婚前並不是一家人啊。一個家庭的成立，我向她們解釋，不能單單靠結婚，而是要依賴彼此相連以及互相照顧。我們要擴大我們的家庭，這樣才可以讓我們自己也更擴大，然後少製造一些陌生人。

我之所以試著把遇到的大多數人都納入我的團體，並擴大我們對家庭的定義，或許有部分原因源於我出生的家庭人口稀少。我家那些沒有在二次大戰中去世的親人，在二次大戰後不久也都相繼辭世，不然就是兒女都不多，或斷了跟依然滯留俄國、德國以及波蘭親人的聯絡。當我年紀大到確認親人的意義並轉頭張望時，就只剩下了一位阿姨跟一位我深愛的外祖父赫伯。當我一個人搭飛機去聖地牙哥探望他時，他和阿姨會親自到下機門前接我，然後也不先回家，而是直接開車把我帶到海邊。到了海邊，赫伯會牽起我的手，一老一小沿著海岸線散步，路上他不時對著海浪用一種假裝深深質疑的口氣大叫著，「你瘋了嗎？」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的這個舉動好笑極了，於是他一再對著海浪大吼。回家後，我們會坐在玄關的硬背椅子上，開著彩色小電視，一起看《檀島警騎》（Hawaii Five-O）片頭的巨浪畫面。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電視為什麼要放在玄關，也沒質疑過他對海浪大吼的舉動。赫伯在我十歲的時候過世，我再也沒有機會問。

教會我玩凱納斯特紙牌遊戲【55】的阿姨是母親的妹妹，沒有子女，五十歲的時候過世。我爸爸的弟弟在唸完大學後，很快就跟美國的一切斷絕了關係，移居加拿大。我母親還有一位親戚，曾在一場婚禮上見過一次，但我從來沒有弄清楚那個人跟我們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全部的親戚就只有這樣，難怪我拚命接納新家庭成員的申請書。

我這個陌生人愈少愈好的冀望之所以成形的另外部分原因，是回應搬到城裡後自己所經歷的「陌生人危險」的焦慮感。在禮節、坦白、戒慎恐懼以及自我防備之間掙扎，並試圖在其間取得平衡，這種平衡的基礎相當不穩，尤其當事人還是個年輕女孩。我教導我的女兒要有禮貌、人家問問題要回答、看人要注視眼睛，而且人家跟她們說話時要有反應。我還教導她們吼叫以及準確刺戳對方眼睛這兩種動作的力量。我希望她們知道如何在需要自保的時候跑得很快、如何在身陷危險的時候不要怕傷害別人的感覺，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不要怕傷害別人的身體。我希望她們能對新認識的人敞開心胸，但同時仰賴自己眨眼間做出的生存判斷。

在公社時，陌生人這個名詞根本不存在。任何一個第一次沿著路來到我們公社前的人，會因為碰到的人不同，而得到一個赤裸裸的擁抱或一把指著他們的手槍。如果來人可以通過我們的私用車道，他們就可以依照部落的形式留下來。這些人只要不怪裡怪氣、按時參加會議以及乖乖洗碗，通常他們可以待到他們不想待為止。

55.凱納斯特（canasta）：西班牙文「籃子」之意，是一種始於烏拉圭的四人紙牌遊戲，在四○年代風靡整個拉丁美洲，五○年代迅速流行於美國，透過不同分數的牌組變化，最後贏得五千分或更高分者勝。

搬進城裡後最鮮明的記憶之一是，見到的陌生人數量簡直令我咋舌。每一天，我都會看到我不認識的人，他們逕自走著他們的陽關道，完全無視於我、我的父母以及我整個世界的存在。一開始，我們跟很多家庭一起住。然後我們搬到一個房子裡，只跟另外一家有兩個女兒的家庭住在一起。我們三個女生常常爬上屋頂，在受到《小間諜哈莉特》【56】的感召之下，花上一天又一天的時間寫下我們對經過身邊的人的觀察。有一次，在我大概十歲的時候，我和另外一家的一個女兒走過幾個路口到大街上，開始訪問陌生人，詢問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喜歡的顏色與食物，以及他們兒女的名字。我因為這樣惹上了麻煩。「妳不可以就這樣走上去跟不認識的陌生人說話，」我父親說，「這樣很危險。」於是我不再跟我不認識的人說話。但我對陌生人依舊保持高度興趣。

那時是八○年代早期，犯罪率很高，住處附近發生過搶案，見到陌生人就焦慮的氣氛高張。我不斷聽到小女孩被拉進深色窗車子裡的故事，因此我會搭公車到學校，但放學時會跑過三個路口回家，堅信街上跑的車子都打算綁架我。

梅梅現在才剛開始注意身邊的陌生人。每次坐進車裡，她會看著經過的人說，「他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對不對？」有一天她背靠著椅子，嘴裡含著帶給她無比滿足的喉糖，看著窗外紫色的花從樹上掉落。偶爾會有人走過。然後在一起嘰嘰喳喳的青少女悠閒晃過去後，梅梅突然坐直身子。「那些人連我嘴裡在吃什麼都不知道，」她說。那群女孩的確不知道，我承認，不過我們也不知道她們嘴裡在吃什麼啊。

還有一天，她有了人生中最大的發現。小丫頭當時牽著我的手，眼睛盯著所有匆忙趕赴工作與約會的人群，然後她說，「媽媽！那些人甚至不知道妳是我媽媽還是別人的媽媽。」這一個發現讓她有點沮喪：原來在那邊的人，有些或許看到了我走在街上，卻不會馬上知道我是梅梅的媽媽。身為作者，陌生人不但是我的麵包與奶油，也是我的歡樂泉源。儘管有固定的行為模式或相似的行為舉止可循，但我真的很喜歡人們不斷給我驚喜的方式。在紐約住了那麼久之後，搬到灣區為一行禪師工作，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但我最思念的是陌生人。在紐約，永遠都有可以對談的陌生人，而這個情況也不斷提醒我人類之間的互相依賴。在灣區，街上的人不多，社區的公共場所更少。從人行道到超級市場再到灣區捷運，大家對私人空間的保護性比紐約人強。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們很容易就忘記自己與其他人之間，是如何在本質上有所相連。

56.《小間諜哈莉特》（Harriet the Spy）：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美國兒童小說，作者為路薏絲‧費茲修（Louise Fitzhugh），一九九六年改編成電影《超級大間諜》。內容講述一個名叫哈莉特的十一歲女孩如何把對身邊人的觀察以坦率卻刻薄的文字記載在筆記本中，結果筆記本被同學撿到，好友與同學因此與她反目成仇，並成立「抓間諜俱樂部」，想方設法懲罰她，以及最後她的父母與師長又如何讓她負責班報，發揮所長，並與好友、同學重修舊好的故事。

一如黑巧克力與（適量的）紅酒，醫生已經證明瞭社團對人類的健康有益。身邊少一些陌生人，可以幫助我們活得更久。「一個熟悉的朋友可以讓我們冷靜、平衡，清除掉讓我們免疫系統衰弱的過多腎上腺皮脂醇，而這樣的因果關係，可能可以幫助狒狒、人類以及其他團體心理的物種延長生命。」【57】這雖然不是吸引我走向其他人的原因，但這樣的說法確實有道理。不論是科學層面或哲學範疇，人類都彼此相連，而對這個道理認知愈深，我們就愈快樂。

搬入灣區大概一年左右的某一天，我晃進一家超級市場裡。有位女士正在擺桌準備讓客人試吃無糖、無麩質、素食、全麥的有機餅乾。這種令人完全喪失鬥志的棕色疙瘩很難賣，就算免費送人都不容易找到接受者，我很同情這位銷售員，所以試吃了一塊。結果這東西竟然不難下嚥。為了幫這位女士的忙，我轉向見到的第一位陌生人，一位站在我左邊的女士。「試試這個！」我指著試吃桌對她說。「毫無有害成分，而且不難吃。」那個女人垂眼看了一下那些小小的棕色疙瘩後聳了聳肩。「抱歉，」她搖著頭回答，「我只吃生食。」

喬安娜‧梅西曾教過我一個很棒的訣竅，用來歡迎那些不太熟以及不太自在的陌生人。在她的書《5個改變世界的故事》（Pass it On:Five Stories that Can Change the World）中，她對讀者說了一個她在北印度小村子居住時發生的故事。剛開始，她對那些白天必須背負重物上山的工人不敢有眼神的接觸。她每天早上都會看到同一個男人，而每次看到他，心中都會湧現一股尷尬與罪惡感，因此她每次都把視線調往他處，不發一語。然後，有天晚上，一位西藏比丘尼舉行一場演講，她說：「因此數不盡的生靈都是有感覺的生物，而他們在時間洪流中經歷瞭如此多次的轉世，每一個生靈在某一個時點都曾是你們的母親。」【58】記住了這段話的喬安娜自始能夠直接跟負重的工人打招呼、道早安，然後繼續她的散步。這段話也幫助了我從蔑視或遺憾的感覺轉為同理心。每一個他人，從超級市場那位只吃生食的女子到隔著車窗對我大吼的男人，再到印度那些做日工的工人，都可能曾是我的母親。

身為媽媽，我也這麼提醒著自己：如果大家彼此都休慼相連，每一個他人都可能曾是我的孩子。僅僅這個理由就足以讓我想要減少陌生人。曾經，在月月五歲、梅梅兩歲的時候，我們到一家附近的餐廳去吃平常鮮少嘗試的晚餐餐點，當時時間已經有點晚了。不知道是一個不小心擱錯位置的手肘或一句嚴厲的言語或什麼小事情，惹火了兩個丫頭，很快地，在等餐的同時，兩個小女生坐在地上狂哭亂叫。當我們狼狽匆忙地離開餐廳時，其他客人緊盯著我們看。有些人的眼神體貼親切，有些人卻毫不掩飾他們的不屑。我甚至聽到其中一位客人對他的朋友說，「還好那兩個不是我的小孩，真是謝天謝地。」

57.作者註：出自納塔莉‧安吉兒（Natalie Angier），〈無所不在的手帕交情〉（The Spirit of Sisterhood Is in the Air and on the Air），《紐約時報》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刊登。

58.作者註：出自喬安娜‧梅西的《5個改變世界的故事》，加州柏克萊：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一○年出版。

不管在當媽媽之前還是之後，每次看到年輕人鬥毆、抱怨或狂吼著「這簡直是該死的謀殺」時，我幾乎都會出現跟那位客人同樣的想法。然而當下我就會想起，那個在叫吼的孩子可能是我的兒女，有時還真的確實就是自己的女兒，因此我發誓要用同理心、清明的頭腦以及滿懷的同情心接近這些孩子。我牢記自己的這個誓言，這樣我不但可以少豎立一些陌生人，還可以把陌生人看成是我那個大社區裡還沒有機會認識的人。

33取了其他名字的棉花糖

淋浴排水道。野餐杯。我的電茶壺。女兒的小髮夾、髮圈與牙刷。我耳朵上的耳機以及連著耳機的音樂播放器。我的眼鏡、掃把跟手機。

少製造一些陌生人的這個冀望，有時候最有力的辯證理由，就是陌生人。我正在整理客房準備讓凱君（Caijun）和她兒子凌陽（Lingyang）住進來。他們來自北京，要跟我們一起住三個禮拜，而我一邊整理一邊不斷碰到中國製造的產品。

我用來洗碗盤的海綿。小傢伙玩的四連線（Connect Four）遊戲。我的電腦。女兒的美國洋娃娃。

凱君和凌陽要來美國學英文。他們已經去過紐海芬（New Haven）、有位叔叔在耶魯教書，也去過了佛羅裡達。他們給我們的電子郵件上說早餐吃優格沒問題。清理客房時，我發現自己竟然在腦子裡用西班牙文與他們交談。我在加州長大，我母親在墨西哥長大，所以每當英文行不通時，我會很自然地主動把語言模式轉換成西班牙文。再者，除了英文，我也只會西班牙文。

肥皂盒。畚箕。音響。我那件標籤上寫著「自由之女」的保暖外套。一盒子的野餐叉與湯匙。只不過，我的竹筷子並非中國製造，而是美國製。

我邊刷著浴室，腦子裡邊想著我所有的刻板印象。我希望他們不介意我家只有一間浴室或早上可能很吵。我不曉得這些自以為他們會介意的假設從何而來，也不知道這些是否是看了什麼電影、什麼書籍或觀察之後的綜合結果。我曾因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the U.N.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去過北京一次，還在那兒幫忙上了兩堂課，一堂自我防衛，另一堂溝通。我在北京的時候，整天都下著雨，但我吃到了非常美味的茄子，還記得那兒所有的東西都擠得很近、天氣很冷、警察好多。

清理屋子的時候，不小心發現了許多本我收集的師父簽名書，那全是師父和我一起做出來的作品。其中有幾本還在中國出版，包括一本全綵插圖的書。這裡面也有幾本因為不符合中國政府的出版規定而遭到中國出版商拒絕，後來改在韓國出版的書。中國出版商告訴我們，這些書的內容太過反動、支持西藏人民的潛在因子過高。我把這些書留在原處。

我的相機。我的球鞋。我寫字的筆。我的塑膠金融卡。我正要收起來的相簿。到火車站接客人時，我極其自制地不讓嘴巴脫口喊出西班牙文的招呼語「歐啦（Hola）！」終於我們找到了對方，彼此交換了微笑與簡單數語。回到家後，我幫他們準備了茶、告訴他們浴室的位置後，放任他們自行安頓。

第二天早上起來，我發現凱君正在我們客廳掃地。她來的昨天，我已經掃過了，但凱君還是掃出了非常多的髒東西，包括一些我前一天掃地時沒掃到的不明絨毛，實在難為情極了。我們對著彼此笑了笑後，我慌亂地奪門而出。

那夜稍晚，我們聚在一起看照片，竟然發現凱君一九九五年曾在我參加的那次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擔任義工。那天晚上我們在我父親的領導下做披薩當晚餐。凌陽把麵粉灑在手上時笑著說，「這個我會。」看來，每一種文化都有些餐點需要先做出麵糰，再在麵糰裡填放好料。大家在麵糰不觸地的原則下各自甩著麵糰，直到麵糰成了餅皮，再放上配料，接著所有人休兵去作自己的事，直到晚餐上桌。

後來還有其他客人上門。曾幫忙照顧過梅梅的柏塔（Berta）、她先生以及他們六個月大的寶寶也一起來共襄盛舉。柏塔十六歲時從瓜地馬拉跨越國界進入美國，那時她的家鄉已無法提供安全的環境。她遞送陳情狀留在美國的申請遭到駁回，於是六年後的現在，她面臨了可能遣返的命運。她的上訴目前仍在法院審理。我們九個人就這樣坐下來用三種語言交換著彼此的許多故事。

大家的政治與經濟問題當然並未因此消失。凌陽與他母親為了住在我們家而付錢給我們，而我以前則是每兩個禮拜就要付錢給柏塔，請她在我坐辦公桌的時候照顧我女兒。只不過所有那些我們已經決定或沒有做出的選擇，今天晚上都不需要跟我們一起圍坐在餐桌之上。於是大家傳遞著食物、對彼此點頭、微笑、看著沉睡的漂亮寶寶。

晚餐後，大夥兒用烤肉的鐵叉串，在壁爐的火上烤棉花糖吃。我們討論著棉花糖這個字的英文、中文與西班牙文名稱，而傑森與柏塔的先生則談論兩人有些交集的工作。柏塔的小寶寶醒了，大家輪流抱著她、讚賞著她的可愛，最後小丫頭終於受夠了，柏塔才接手再度哄她入睡。

那天晚上在爐火前的時光非常平靜，每個人的手都黏黏的，但肚子都撐撐的。世上所有的航行、焦慮與談判都有稍止與休息的時間。彼此的差異依舊存在，但我們的知覺卻轉了彎，大家有了交會點，這是我們各自歸屬己見的鬆動點，也是我們互相連結的覺知。團體（community），一如覺知本身，也是一種平衡。當下這一刻，永遠不會只有單純的喜樂或苦痛。把陌生人納入團體中，需要一顆理解之心，理解彼此之間的差異，也理彼此之間的相連。

小寶寶又醒了，柏塔和她的家人踏著夜色回家，凱君和凌陽也回房了，而我則是抓了一塊海綿刷洗客廳桌上的棉花糖漬。我們又都回到了各自的幻影與世界中，只不過每個人皮膚上的滲透孔都多了一點點。

34統統都想要

月月六週大的時候，我重回工作崗位為一行禪師工作。跟大多數父母一樣，我也曾計畫生個好帶的寶寶，能在我編輯的時候沉沉入睡，可惜我的寶寶一點都不好帶。月月睡覺的時候的確很安靜，但她只願意在有人搖著哄著時才入睡。小丫頭隨時可以發出爆炸性的吼叫，而且通常能持續嚎啕一、兩個小時，從晚上七點叫到九點，毫不顧慮自己之前是不是睡過覺、她的親娘吃了什麼，也不在乎我們人在哪裡。

我清走了自己閣樓辦公室裡的兩個紙箱，改放一張小嬰兒吊床，另外為了可以在工作時帶著月月上下彈動，椅子也換成了一個大大的跳跳球椅【59】。每次她要爆哭之前，我會立刻帶她出去散個小步。這一招非常管用，所以我的同事都以為月月是個安靜的乖寶寶，但是路上擦身而過的每個人都曉得月月其實是隻小野獸。

照顧月月時，我不但把一手打字神技練到了專業等級，也認識了住家附近大部分的老闆與老闆娘。但那段時間最棒的經驗是在我辦公室開會的時候。開會時，我會坐在我的跳跳球椅子上，無論討論什麼議題，只要我發言，大家的眼睛都會隨著我的動作上下移動，然後大家才會後知後覺地發現，不管我說什麼，他們都在點頭。在些會議中，我們達成了許多和諧的共識。

59.一種坐墊部分是個塑膠圓球的椅子。

月月在這間辦公室裡學會了爬的時候，我既不需要遷就她的成長而改變既定的生活形態，也不需要大一點的辦公室，在裡面擺套供小孩子攀爬的立體方格鐵架，因為這時的月月已開始在我工作時，和不同的朋友、家人以及保母待在家裡，而我也開始了許多上班族媽媽熟悉至極的日子：忙碌地一身多用、來回奔波。月月不在身邊，我並不覺得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變高。我的腦子裡永遠塞滿了待辦事項。其實我非常希望身邊有別的小寶寶，就算不是月月也沒關係，因為他們會強迫我跟時間賽跑，或幫我把腦子裡的東西清乾淨，讓我能夠專注在每一頁的文字上。

後來要照顧的孩子變成兩個，外加我在青少年寫作工作坊的義務協助工作、自己的寫作計畫以及一份全職工作，我若不例行修練正念，一定會在孤立與過多的工作中失衡。其實待在家裡和兩個女兒在一起，什麼事情都不做，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不必趕著去哪裡，也不必訂定任何計畫。但若一連在家許多天，身邊只有兩個女兒，我就會變得焦躁不安。我並不是想離開她們，卻想跟她們在一起的同時，也跟其他人在一起，包括別的大人。

在家的大部分時間，我都處在一個各種成分交雜的環境中：外面的整個世界、大人、小孩、樹木、寶寶以及羊，但這也表示我正努力創建一個並非只有「玩樂的日子」或甚至只剩下「工作時間」的團體，我要創造一種萬事自然納於其中的生活。或許是我把中央廣場（zocao）的概念理想化了，在這個廣場上，大家可以一面看著彼此的小孩、花園與圖畫，一面交談。我知道在這個廣場上仍存在著傷害、憤恨與誤解，但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一個廣大的公共空間中。

早上，梅梅在第一道曙光出現時就醒了並呼喚我。那天我們住在我母親家。我走進房間，用鼻子蹭了蹭她的鬈髮。小丫頭聞起來像隻身子被打濕的貓咪，聲音因為睡眠、鼻涕與夢境裡的傷心還顯得有些沙啞，她問我，「妳說妳今天要去上班，對不對？」

「不對，」我說，「我要跟妳在一起。」聽完這兩句話，梅梅放任自己重新回到她的淺眠世界中，直到天色亮到她無法再漠視。然後我們一起起床去廚房歡迎這一天。

有些時候，一如今天早上，我覺得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沐浴在微明的光線之中，外面有海浪拍岸激出白色的水沫、美洲禿鷹優雅盤旋於穹蒼，亮亮的藍天塗上一層層的灰雲與暗霧，實在讓人心滿意足。

然而每一天也有某些時刻，不論天空多美麗、兩個丫頭有多香，我就是覺得不滿足、想逃開，我只想和我的文字、我的工作獨處。我想活動身體、想連珠砲一樣地說話、不想為了讓其他人追上我的速度而等待。我想要遵循自己認定的輕重緩急順序行事，不想因為有人需要一塊點心、一場午憩或一片OK繃而亂了套。

許多針對我們上班族媽媽的研究顯示，上班族媽媽都掙扎著想保持平衡【60】，但我想要的，既非平衡，也非中庸，更不是希望把各種責任用比例劃分出分配的時間。與其一個小時送孩子上學、幾個小時工作、晚餐前忙裡偷閒在床上假寐十分鐘，最後上床睡覺，我更喜歡當自己在草原的這一頭寫作與安排事情的時候，各式各樣的孩子在身邊跑進竄出或在草原另一邊的角落玩耍。我可以隨時在需要的時候，一抬眼就看到他們，而他們也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時候跑過來找我。我希望大家都有足夠的空間遵循著自己的節奏去發現認識自己的一切。

難道這就是某些專家所稱的女人全部都想要？很難想像有人會期望比這種要求低的「全部」。與眾所期盼「平衡」的渴望相比，我的這個想望並沒有更自私。我不要處在一個工作與孩子分屬兩個迥異世界的文化中，在那樣的文化裡，我們只要踏入其中一個世界，就必須假裝另一個世界根本不存在。當媽媽以前，我以為孩子可以擴大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孩子的確有這樣的能力。我曾自我承諾要時時警覺，不可以認為自己孩子比世界上其他父母的孩子更重要，這樣的想法常常會偷偷跑出來試圖主導腦子。然而同時，我也打從心底瞭解，儘管這世上的所有小朋友都很神奇，但我家的那兩個神奇丫頭，讓我感覺到的，是特別的恩寵，而不是無私的犧牲。照顧孩子，不論是我的孩子、親戚的孩子或朋友的孩子，都讓我覺得既滿足卻又寸步難行，原因正是在於照顧孩子的世界是如此狹隘、侷限。在照顧孩子的這個世界裡，照顧自己與扶養孩子之間並沒有差異。因此一旦重新踏出照顧孩子的世界，我總是迫不及待地想進入大世界中與其中的一切接軌，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身邊帶著我的孩子優遊在大世界中，不然，至少在我抬眼的時候，我可以在這個世界看到遠處另外一個世界的她們。

60.作者註：出自《幾乎沒有母親喜歡全職工作，一九九七年至二○○七年》（Few Mothers Prefer Full-time Work,from 1997 to 2007），皮尤研究中心出版社（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ations），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出版，http://pewresearch.org/pubs/536/working-women。研究中表示，約半數的上班族母親說她們理想的狀況是兼職工作，而不是（三成願意）整天待在家中或（兩成願意）全職工作。

35最後一刻的小小改變

因為是分內的事，所以我真的什麼都做，不管是深呼吸還是主動與鄰居接觸，然而若只出於義務責任而做這些事，我會覺得自己被利用、有罪惡感，而且會慍怒，但如果我把其他人，即使是難以相處的人，想成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時，那麼所有負面的想法都會沉寂。只有和其他人一起，我們才能決定我們集體的生存。

我正在水槽前洗碗盤，緊靠著水槽部分的襯衫已浸濕。窗外的烏鴉正在鄰居家的屋頂上休憩，我想著，在這一帶、在這座城裡、在這個國家中，生活要比實際必要辛苦得多。

為了努力轉變人類的毀滅航線，我總試著在最後一刻做些小小的改變。舉例來說，這個禮拜，我努力不在家裡增加任何塑膠。一點都不要。我就是想要一個禮拜什麼塑膠類製品都不買。聽起來好像不難，因為一開始我們家買的塑膠產品就不多，但後來證明這根本行不通。我需要電池，而電池的外包裝一定是硬塑膠。我們需要採買日用品，雖然我會帶著家裡的布袋去裝這些東西，卻忘了拿家裡的塑膠袋去裝散裝品。於是，我該買散裝燕麥片嗎？抑或，不買散裝的，改買其他用不可再生資源包裝的較昂貴錫罐燕麥片？還是乾脆就用一個新塑膠袋解決這個問題？然後又出現了優格問題。所有的優格似乎都是塑膠盒包裝，而我們家已經堆了上萬個優格盒。有時候我們也會在家裡自製優格、莎莎醬、鷹嘴豆泥沾醬，可是後來總是會有人生病或太忙，結果什麼都沒做。

我知道這些都是大多數人不會有時間或餘力去擔心煩惱的小事，有時候，我知道即使今天我們全面不再使用塑膠袋，二氧化碳排放數量也不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61】但即使如此，我還是想在不需要勞師動眾組織或召開會議的前提下，做些什麼事情矯正現況，只是我實在覺得奇怪，為什麼連這麼一件小事，執行起來都這麼困難。有時候我又會覺得自己這種小小的改變不足以成就任何事。我是不是該把這種都市生活方式直接丟出窗外，重新在別的地方另起爐灶？

就這樣，我放下手上正在清洗的碗盤，穿著有點濕的襯衫坐在廚房的椅子上，深呼吸。這時我記起了：如果我相信自己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獨力糾正天下所有做錯了的事情，另一種是在孤立的山區裡進行整套萬事萬物自己動手做的革命，那麼我一定完蛋，因為這兩種選擇，對我而言都走不通。就算這樣，我對世界依然有責任，而且不能只做「自己的這部分」，因為「我的」這個部分絕對無法跟整個世界分割。

61.作者註：請參見《衛報》（The Guardian）二○一一年十一月九日刊載費歐娜‧郝利（Fiona Hawley）執筆之報導文章〈國際能源總署警告：世界在五年內將走向不可逆之氣候變遷命運〉（World Headed for Irreversible Climate Change in Five Years,IEA Warns），網頁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1/nov/09/fossil-fuel-infrastructure-climate-change。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早上十點的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剛倒塌，大家還不曉得會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我擠在朋友位於上西城的公寓裡，看著新聞，等著傑森。傑森工作的地方離雙子星大樓只隔了一條街，他親眼看到第二架飛機爆炸，之後他往北走了七十條街，才抵達我等著他的那間公寓。期間。我只離開了公寓一下子，動作迅速地去街角商店買水、花生與巧克力。那家小店擠滿了驚慌失措的人，每個人都打算採買自認為必要的物品儲藏，在不造成囤積問題的前提下，為自己也為所愛的人準備足夠的食用品。大家臉上都掛著虛弱的笑容，每個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也都很脆弱、尷尬、害怕與傷心。那當下，大家似乎都不可能認為天底下會有其他比採買必要品更重要的事情。

晚上，一位計程車司機免費送我們回到我們布魯克林的家。鄰居與朋友都已聚在我們家屋頂上。那天屋頂上的落日美得與周遭環境極不協調，就這樣掛在混雜著從雙子星大樓原本矗立舊址處不斷冒竄而出的煙霧當中。所有人緊緊挨坐在一起，希望自己身體的某部分—就算是一隻腳或一根手肘都好—能夠碰觸到其他人的身體。有位朋友下樓去拿毛衣，我焦躁地等著她再次回到屋頂。那天我們在屋頂上待到很晚，天黑後很久仍未離開。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想要獨自面對早晨。

十年後，那種感覺的強烈性，在二○一一年三月日本大地震、海嘯、核子反應爐熔毀後再度造訪。由於最讓我沮喪的感覺是無能為力，因此我一面發瘋似地烘烤麵包蛋糕點心，然後義賣捐給日本人民，一面為我的女兒到處找碘化鉀以及海藻，就怕輻射落塵飄到北加州來。所有店裡降低輻射的植物與補充品都銷售一空，因為許多灣區人民比我更早出現輻射恐慌，行動也比我有效率。每個現身在商店藥品區的人都親切但脆弱，大家虛弱的微笑與緊繃的語調，一再讓我想起紐約九一一當天。

步出商店大門時，手中商品的薄弱讓我充滿恐懼：一卷封窗的藍色膠帶以及裝滿了一棕色瓶子的蕁麻萃取。長久以來，我們受到的訓練告訴我們，消費（不論是我們買的東西或吃下肚的食物）是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我真希望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只要買了足夠可重複使用的容器，不再使用塑膠，我們就可以拯救大氣層。沒錯，美國過度消耗能源、電力以及其他資源的確是問題的一部分。我手中這一小袋的膠帶與草藥只是護身符，不具任何真正的效用，無法保護我們免於撼動的地球、一面面的海牆或鋼筋水泥的坍垮。日本人民每天吞下十二毫克的碘，高出美國人五十倍。平均來說，日本人比世上其他人食用了更多的海藻、運動量更大，活得也更久。【62】或許灣區人民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受騙，認為健康飲食或規律食用優格的習慣，不但合乎道德，也具備一種因緣的保障，可以讓人免除自然的疾病、貧窮、苦難或死亡。姑且不談這些屏退各種天然疾病或各種隨意暴行的能力，我每天吃芥藍菜的習慣，應該可以幫我的生命增加寥寥數秒的健康吧。不過更廣面的真相是，我們可以左右自己生活的品質，卻無法影響壽命的長短；人的壽命幾乎從來無法操之在己。

從美國的九一一事件與卡崔娜颶風，到海地的地震與日本的海嘯，我們知道，人類存活的關鍵並不在於大家的緊急逃生袋中裝了什麼、身體狀況如何，或身邊有沒有手搖式收音機，雖然這些東西的確有所幫助。每次天災過去，研究人員就會發現，朋友、鄰居、社區同伴才是幫助人類存活與生活重建的要素。【63】因此，我會繼續邀請鄰居到家中作客，不論他們好不好相處。我們會繼續喝蕁麻茶、隔著我家沒貼膠帶的窗子往外看，然後深呼吸，在歡樂與悲傷起伏的波浪中，御潮而行。

62.作者註：請參見梅麗德絲‧梅爾尼克（Meredith Melnick）二○一一年九月五日發表於《時代雜誌》健康園地（Healthland）的〈日本人長壽─還能維持多久？〉（Japanese Longevity—How Long Will It Last?）一文，網址http://healthland.time.com/2011/09/05/japanese-longevity-%E2%80%94-how-long-will-it-last/；席奧多‧札瓦與大衛‧札瓦（Theodore T.Zava and David T.Zava）共同撰著的〈由日本海藻類食用量評估日本人的碘攝取量：根據文獻之分析〉（Assessment of Japanese Iodine Intake Based on Seaweed Consumption in Japan:A Literature-based Analysis），二○一一年《甲狀腺研究四》第十四輯（Thyroid Research 4︹2011］,14），網址www.thyroidresearchjournal.com/content/4/1/14。

63.作者註：請參見仙卡‧維丹譚（Shankar Vedantam）在二○一一年七月四日發表於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的〈在災難中存活的關鍵？朋友與鄰居〉（The Key To Disaster Survival?Friends and Neighbors），網頁www.npr.org/2011/07/04/137526401/the-key-to-disaster-survival-friends-and-neighbors。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天天與禪學大師、佛門弟子、正念師父、心理學家以及其他訓練專家共事十年，應該可以學得一些門道，能夠讓自己停留在當下。但這麼多日子過去，當下仍是個不太容易讓我久待之處，也許那是因為就在我習慣當下之時，當下就已更迭。

終於有機會一個人到南加州的鹿園寺。一行禪師並不在寺裡。我沒有編輯工作在身，也不需要跟任何比丘或比丘尼開會。事實上，開車北上之時，我就已經很清楚，這是我第一次不是因為工作的關係而前往鹿園寺，或任何一個避靜中心、寺廟。

身邊沒有孩子、沒有會議，也沒有太多事情要做，一開始讓我有點不知所措。來此避靜的人以及在寺裡修行的人緩步經過我身邊。我在蓮花池、宇宙法規廳（Dharma Hall）與食堂之間走動。左腳抬，吸氣，踏，吐氣。右腳抬，吸氣，踏，吐氣。

離開主建築物後，我走向山上的舍利塔。之前，曾多次見過那座舍利塔，但都只是在趕赴一個個既定約會之間抬眼看望。土道崎嶇多塵，荒蕪的美麗中夾雜著汽水罐與塑膠環。走著走著，土道不見了。後來我穿越了樹叢才來到小石屋前。石屋裡沒有人，卻打掃得很乾淨，小祭壇上還供奉著一朵鮮花。我試探而遲疑地坐下。沒有人在看。我無處可去，於是閉上眼睛，並沒有試圖尋找平靜，就只是單純地坐在那兒。練習呼吸。我覺得自己脆弱得連自己都感到陌生，就好像因為背叛了某種理想而即將被人逮個正著。

過了一會兒，我睜開眼睛。小屋看起來毫無改變。我往山丘下走。慢慢地，耳邊出現了寺裡的聲音，迎接我的歸來。聽著這些聲音，我感覺心中湧起一波緩緩的判斷、想法與焦慮。我開始加快腳步，但接著我做了一件自己鮮少做的事情：放慢了速度。然後我完全停下腳步，就只是這樣，站在土道之上。我永遠都可以選擇回家，我這麼提醒自己，然後閉上眼睛。

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回家做回自己。一行禪師的這兩句話，我大概曾經寫過又寫，也可能以不同的語詞修改過幾百次，但這一次，站在土道當中，我卻在修練這兩句話。

這些年來我一直不太願意閉上眼睛的原因之一，是我無法忍受錯失任何事物。我通常都是匆匆忙忙遲到，然後又匆匆忙忙早退，趕赴處理下一件事。我也想如師父說的那樣準時抵達，並且在抵達的時候好整以暇。但處處現身的風險就在於趕場的過程中，襯衫會沾到汙漬、頭髮會逃脫髮夾的束縛、外套除了跟內衣的顏色搭配外，跟其他衣服、配件全都不搭，而且就算到了家，我也常常忘記要「回家」。

我一直向上跳躍四處張望，想要確認自己沒有漏失窗外發生的任何事情。這並不是對物質的貪婪，我完全不需要那種東西，我要的是經歷所有的事情。

沒錯，我的確想張大雙眼、雙臂接近人生，但事實上，若要正確地接近人生，我也需要閉上眼睛。就算閉上眼睛，其他人仍在原地。回家做自己並非代表孤獨一人。

結束了鹿園寺之旅程返家時，冬天已在灣區進駐，並具體化成一層灰霧。傑森和我帶著女兒到謬爾海灘（Muir Beach）我母親家中去過冬至。月月下午三點就換上了她的睡衣睡褲，而且堅持要這樣過完那一天。我們其他人也競相效尤，因為穿暖和、舒適的衣服，喝著熱巧克力，是我們家過冬至的傳統。

大家全以賴在家裡的舒適姿態進入早降的黑幕中。我們用毯子緊緊裹住自己，聽著外頭的風和浪，談著我們所處的這個北半球如何傾離太陽。傑森跳起來製作模型說明他親戚所居住的阿拉斯加北部區域如何在這一天看不到任何陽光，而我們住在紐西蘭的朋友卻可以從早玩到夜晚，因為這一天是他們陽光最充足的一天。雖然感受不到地球的傾斜，但我相信這個道理，而且腦子裡可以想像這個情況。夜晚的黑，不容置疑。朋友、溫暖的食物以及光亮，是基本需求。在臨時湊和的太陽系裡，傑森在地上展現創意，用橘子繞著葡萄柚轉，我知道從明天開始，每一個白天會愈來愈長、愈來愈亮。

挪出空來

一、從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安靜的時間開始。如果你身上帶著手機或工作地點有電話，那麼利用電話是個簡單的練習方式，因為電話可能整天響個不停。電話鈴響時，深呼吸，把第一聲電話鈴響當成是一個問題而不是命令。想像電話另一端有人正在問你，「你有空嗎？」電話鈴響的時候，慢慢吸氣、吐氣，然後當下決定你有沒有接聽這通電話的專注力。有時候你的答案會是沒有。這種時候，不要接聽電話。

二、讓自己在忙碌的時候有特定的動作可以確認有沒有空。有些人可以自然地這麼做，如果你無法自然而然地做到，那麼有許多不引人注意的動作可以幫助你自我確認。你可以試著把一根手指放在手腕上、縮起你的腳趾頭後放開，或做出任何小動作，同時自問，「你有空嗎？」

三、在你跟其他人說話之前，先問對方有沒有空，然後注意他們的反應。有時候，對方一開始的表情是謹慎小心。他們會想，你為什麼這麼問？你想要從他們那兒得到什麼？如果有求於人，不要問他們「有沒有空洗碗？」這類有沒有空做什麼事的問題。你要問的問題應該是「你還有空再付出一點心力嗎？你現在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嗎？」你得到的答案也許是沒空。

設定動機

一、每天早上在同一個時間做這件事，最理想的時間是你剛睡醒的時候。懷著正念吸氣、吐氣。吸氣，我知道我正在吸氣。吐氣，我知道我正在吐氣。不論生活中正經歷什麼事情，人只要還活著，早晨醒來都會有第一次的呼吸，那麼我們不妨把每天早上的這第一次呼吸變成有意識的呼吸。這花不了你多少時間，也不可能有害。

二、設定當天的目標。這跟你列出待辦事項不一樣。設定的目標不見得要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生宏願，當然，如果你很清楚自己了不起的人生宏願是什麼，那麼每天設定的目標當然可以跟你的宏願連結。每天設定目標的關鍵在於不要太擔心你那天訂定的目標正確不正確。只需要先問自己問題，然後看這個問題如何落入你所選擇的目標之內。先從小目標開始：對一個你討厭的人微笑、用心聆聽你愛的人說話五分鐘。這些目標還可以是：動作慢一點、說話說得更清楚一點、白天停下手上的一切事情幾次、什麼都不要做、做件充滿愛心的事情。你所希望達到的結果，可以每天都一樣，也可以每天不同，但你修練正念的意願必須持續不斷。

與痛苦和磨難共處

一、人一定會碰到痛苦。在沒有劇烈痛苦時，透過正念呼吸的練習，讓自己做好準備。意識自己身體沒有疼痛的每一個部分。即使痛的不是身體，記住自己身體正常運作的部分，就可能是一種安慰。這個方式是從師父的基礎呼吸練習那兒學來的，把注意力放在所有運作正常的身體部分。執行的細節可以因人而異，選擇對自己最有效的作法。

吸氣，我意識到身體正在運作的部分。

吐氣，我感激身上所有正常運作的部分。

二、痛苦並非只針對你而來。我們常常會想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事情才會這麼痛苦，然而不論我們做什麼，都一定會碰到痛苦。與其試圖躲避或反抗，我們反而可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去降低那尖銳的刺痛。

吸氣，我知道痛苦有來有去。

吐氣，我讓痛苦離去。

三、我們永遠可以在身邊找到快樂。這些快樂並不能否定或甚至減少急性或慢性痛苦帶來的挑戰。即使快樂與美麗似乎跟自己毫不相干或難以辨別，但快樂與美麗永遠都存在。

吸氣，我意識到一個小小的美麗事物。

吐氣，我感謝世上有這樣的美麗。

四、暫時是真理，不論難熬的情況或順利的日子，都只是暫時。

吸氣，我感覺到了痛苦。

吐氣，我知道痛苦一定會成為過去。

慈心觀

一、平靜之時，也就是在你既沒有迷戀也沒有急躁情緒的時候，修練慈心觀最有效。早上是修練慈心觀的很好時機，因為在早上自問「可是我怎麼辦？」可以幫你設定當天的目標。若要用清明、憐愛與慈悲之心度過這一天，你在心理上或實質上該做些什麼？喝杯茶？做五分鐘的冥想？如果你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那麼其他人的困惑與急躁就只是他們的問題，你會清楚看到他們的這些負面情緒並非針對你而來。

二、吸氣，自問「可是我怎麼辦？」吐氣，別急著說出答案。如果你的心對於答案猶豫不決，再問一次。

三、如果你在早上修練，把心思放在某個你認識而且當天會碰到面或有所接觸的人身上。隨便挑一個這樣的對象。如果當天你不會見到任何人，那麼就選個你雖然見不到，但當下對你有影響的人，也許是個你想幫助的人，也許是某個行為舉止讓你不舒服的人。在日常的生活環境中，你可能沒有時間接觸到整個世界，所以只要挑一個人就好。

四、吸氣，自問「可是你怎麼辦？」吐氣，別急著說出答案。如果你的心對於答案猶豫不決，再問一次。若還是沒有答案，以你父母為試想對象，再問一遍。以你的兒女為試想對象，再問一遍。

五、如果你發現就算只是想到對方，就出現強烈的負面情緒，那麼回到第一個問題。「可是我怎麼辦？」視需要，用足夠的時間回答這個問題。

你可以在一天當中的任何時候問自己這兩個問題的任何一個，特別是當你想到有人正在佔用你原本應放在自己目標上的注意力時。永遠從第一個問題開始，「可是我怎麼辦？」

如果沒有師父、真空師姐、桐嚴師姐（Sister Tung Nghiem）、雄嚴師姐（Sister Huong Nghiem）以及其他許許多多也都是師父的比丘與比丘尼；如果沒有以派若拉克斯出版社為家（加上泰瑞、崔佛絲、蘇菲、泰芮、海瑟與蕾斯麗的支持與體貼）；如果沒有編輯泰‧摩西（Tai Moses）的才華與友誼；如果沒有西方出版集團（Publishers Group West，以及莎拉、意萊絲、大衛與許多其他人）勞心勞力確認書都有人看；如果沒有戴碧‧伯恩（Debbie Berne）美化那些書、沒有艾瑞卡‧麥可康乃爾（Ericka Mc Connell）激發出人性最善的一面；如果沒有那些稱為家人的徹夜不睡冠軍突擊隊員（愛瑪、約翰、提瑞安、阿敏塔、撒拉和亞倫）；如果凱特師父與琳師父沒有每個禮拜提醒我痛苦與折磨之間的差異；如果大家不是這麼喜愛鮭魚河、卡魯克族（Karuk），如果巴特勒與格費瑞小組（Butler and Godfrey crews）不是這麼用心照顧鮭魚河；如果傑森、月月和梅梅不是我的北極星；如果益喜與歐夏沒有在東村（the East Village）的第二街與第十一街交會處找到彼此，然後西移去做愛做的事情以及擠羊奶，那麼，今天就不會有我的存在、不會有這本書的存在，我也沒有機會在這兒謝謝你們。

謝謝我親愛的每一個人，這麼多的感謝，言語無法表達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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