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是最佳导师　禅学大师　一行禅师

过去十年间，瑞秋‧纽曼帮我编辑了二十多本书。谢谢她对我的法理、风格、意见有深刻的了解，也谢谢她用清晰、正确且值得信赖的方式，把这些我意欲传递的讯息，转达给成千上万的读者。我衷心感激她精熟的工作能力与付出的心力。在这段时间里，她学到了一门至关重要的课业：不要受限于法理的框架，要让那颗领悟的心引导自己的路。瑞秋借着《涅槃之前》这本书，传递了这项重要课题：一个人最好的导师，就是存在心中的那股正念意识。

在《了知捕蛇善法经》中，佛陀说：

山溪暴涨泛滥，成为一条夹碎岩带砾石的洪流，意欲过溪的人会这么想，「能够最安全度过这条洪溪的方式会是什么呢？」评估现况后，这个人可能会决定捡拾一些树枝青草，编成一艘木筏，划到对岸去。上岸后，这个人又可能会想，「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编筏，这艘筏是件珍贵的财产，我要带着它继续下面的旅程。」如果这个人把筏扛在肩上或顶在头上上路，你觉得这是明智之举吗？我曾经多次提到木筏这个教训，就是为了要提醒大家，舍弃所有真正的法理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遑论那些根本不是真正法理的道理。【１】

瑞秋的旅程中，满是她对每天生活里悲喜哀乐的感激，毫不矫情。她的这趟旅程，也是在面对必然的老化与死亡时，发现自己多了一点平和心态的故事。很多人都怕老，有些人怕老更甚于怕死！不过我发现，老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情。人会变得更平和、走得更慢，也因此可以享受到比年轻时更多的乐趣。万事不急。一切慢慢来。人可以细细品尝每天生活中的每一刻时光。

老，还可以给你机会练习如何拥有勇气，面对终将来到眼前的死亡。在练习认知自己所恐惧的事物同时，你会开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以及原来自己还有如此多可以珍惜、享受的东西。然后你就会知道应该如何行事去让人开心。不管走到哪儿，你都会随身装载着许多人的快乐。你会知道如何去欣赏与享受阳光、茫雾、空气、水。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如果你能深切地去了解死亡，真正看到你、我以及万事万物无生也无死的本质，那么你才是真正在过着值得活的生活。

就在这一刻，你、我身上有许多细胞正在死亡。我们没有时间帮他们举行葬礼，因为死亡的数量实在太大。同时间，也有许多细胞正在出生，我们依然没有时间为他们欢庆生日。没有出生就不会有死亡。某物的死亡也是某物的出生。如何利用这样的认知去圆满地活出每一天，《涅槃之前》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在这忙忙碌碌、纷纷扰扰之中，我们仍有可能欢庆无数种可能的当下。

一行禅师于二○一二年六月

1.原经文出自《阿梨咤经》第九。

生活中的禅道　地球禅者　洪启嵩

本书是作者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对修行的体悟。她在一行禅师身边担任编辑多年，吸收了诸多法语，对读者大众而言，在生活的实践与心得上，作者的故事是再鲜活不过的例子了！就像我们周遭很多人，每天在工作与家庭、孩子之间忙得团团转，要如何在其中契入修行，借助佛法帮助人生超越自在？这是许多朋友渴望了解的。

释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年前，为我们建构了通往究竟的涅槃之道。历经数年的禅定及苦行，他发现无法由此获致真正的自由。最后他舍弃了苦行，于菩提树下观察生命流转的十二因缘而悟道。于是佛陀为我们归纳出系统化的修行之路，简要而言，从苦（苦的现象）、集（苦的成因）、灭（苦的止息）、道（离苦的方法）等四圣谛的观察，透过在生活中依止离苦之道的实践，如：八正道、戒定慧三学等，体悟实相，臻至究竟的涅槃之道。

在作者接触佛法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一般人常有的疑问，例如，冥想中的境界，是否完全听不到外境的一切？这让我想起了一段有趣的经验。二○一三年新春，我在二米长的黄金薄片上恭绘观音，这种画的难度极高，在整个绘画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极大的禅定专注力量。许多贵宾来参与黄金画展开幕，当天茶叙时，许多人知道我的学生Lynn（龚玲慧老师）擅长以妙定调身法，让人立即入定，都希望能体验看看。果真在Lynn的调整下，好几位当下就定在当场，而其他聊天的人还是继续聊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在入定约数十分钟后，Lynn导引入定者出定。他们感受到奇特的身心境界：身心全然安定，同时外在他人的聊天话语，听得一清二楚，完全不受影响。之前他们一直以为，入定应该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完全与外在的环境隔绝。事实上，真正的入定状态，对外在的环境，乃至自身的观察，是更加敏锐清晰的，差别在于定力的深浅，是否能随心所欲，随时入定、出定自在而定力不失。

在本书中，对痛苦、死亡多有讨论。关于「痛」与「苦」的关联，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一九九○年的亲身经历。当时我被一辆车撞飞到空中，尚未落地之际，一辆计程车从空中将我「接」走—车子前方的保险杠插入我左肩，将我整个人拖到车底。而司机正巧转头和后面的乘客聊天，完全不知道撞到人，直到旁人惊呼叫他停车，此时我已被拖行了近一百公尺。送到医院时，除了七孔流血，全身严重烫伤，肋骨断了，脾脏碎了，在病床上我甚至无法平躺，只能利用右侧一线没有受伤之处躺着。

由于长年修学禅定的力量，我的复原速度之快，让医护人员惊异不已。尽管如此，后续的医疗和复原之路，仍然十分辛苦。当时负责病人心理辅导的护士小姐曾问我：「你会不会很痛苦？」我告诉她：「我会『痛』，但是不会『苦』。我的心中安稳喜乐，应该说是『痛乐』吧！」「痛」是生理现象，「苦」是心理现象，这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结。透过禅定的修练和实相的证悟，这两者是可以完全脱勾的。经典中记载着目犍连尊者遭恐怖的乱棒搥打至死，舍利弗尊者临终示现病相，但是两位圣者在入灭前，都于虚空中示现行、住、坐、卧，火中出水、水中出火等不可思议的禅定神通境界，也明白的告诉我们，生命可以远离痛苦的相续轮回与死亡的恐惧，臻至完全的自由。

身为人母，作者对孩子的关心与观察入微，也让人备感亲切。如何让孩子从小平安快乐成长？这是许多父母共同的心愿。作者也特别点出她与孩子一起静坐、数呼吸、讨论死亡等方式，期待能养出快乐的大人。针对儿童与青少年，我在二○一○开创了「超专注力」教学法。让他们快乐而自然学习禅定；长年投注于儿童教育的Lynn更将其发扬光大，多年来的教学证明，这套方法不但能帮助孩子身心安定、良好发育，更能增长孩子的慈悲心与智慧。

透过作者敏锐的省察，她为许许多多与她有着相同疑惑的人，提出种种人生无法回避的命题，本书正是其不断努力的珍贵履痕。希望有缘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让世界更加光明美好！

生活中的佛法　觉性地球协会会长　龚玲慧

许多人将读诵佛经典当作是功课，将佛法研读当成是做学问，这很好，只是有点可惜了，因为佛法是在世间的，佛法是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圆满的。

《涅槃之前》的作者瑞秋‧纽曼将她自己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毫不保留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她由一位不懂佛法，对佛法充满许多疑惑的人，到运用佛法、运用一行禅师的开示，将知识转成实践的方法，不仅使自己更快乐，更帮自己身边建立起一个温馨的圈子，也协助她和自己心中最大的恐惧—死亡和衰老达成休战的协定。

她由害怕变老，到希望知道如何变老，到知道自己年纪愈大时，可能很多事情的速度变慢，疼痛变多，但也可能是一种深刻的喜乐，由此她学会了停下手中的事、多花一点时间活在当下，而且她愈来愈能察觉到眼前只有当下。

洪启嵩老师曾说，大家应该要固定拨出一些时间，什么都不做，洪老师所说的什么都不做，其实就是指活在当下。当我们好好的活在每个当下时，才能真正的什么都不做，才能真正的做好每件事。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太忙了，就像作者所说她很擅长一面做自己的事情，一面同时倾听很多不同人的谈话，她也可以一面贪心地看一本书，一面同时做三件事情，但是她发现任何人都需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停下来的方式，因为她说：当我们停下来时，我们就是在训练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去承认当下。她运用数呼吸的方式，使她的身心的融合毫不费力，而在这当下她对于整个宇宙的觉知，就在这呼气之间翩然进驻。

刚开始被要求静坐、冥想、数呼吸十五分钟，没有任何东西可读时，她觉得简直就像是痛苦折磨的天荒地久，但渐渐的，她享受到冥想结束张开眼睛的刹那，她发现一切变得鲜明而清晰，她由暂停的那一刻，感受到「活在当下」。现在她除了工作例行的静坐以外，在家也和两个女儿在晚餐前静坐，更进而随时随地做有意识的呼吸，当她要开车时一碰到车门把时就开始，走在街上或在超级市场时，在比较平静时，也在比较不平静时练习，她提到一行禅师所说：「修练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心，连同你的身体一起温柔的带回当下，然后把身与心结合在一起，那时，压力会慢慢消解，觉知会慢慢茁壮，而你就可以用更清晰的方式看待万事万物。」

作者在书中透过很亲切的笔调，很家常的生活，告诉读者她修行的方法，其中她还运用《慈经》的慈心观来排除自己的不愉快与烦躁，并且用这样的方式去祝福她所爱的人以及难以相处的人。因为我个人主修慈心观，知道这修法力量之大，慈悲是可以学习的，当我们的慈悲愈来愈深时，我们将无有恐惧，因为我们对待每一个生命，乃至一花一草都具足最大的尊重，同时，这个世界也会如此对待我们！

而修习慈心观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爱自己，我们先想清楚自己开心的样子，清楚的看到自己好高兴、好满足的笑容，整个从心里面笑出来。再来，你最喜欢的人因为看到你这么快乐，他也变得很快乐，接着你的家人，你最好的同事，最好的朋友，乃至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人都很快乐，台北市、台湾、亚洲、全宇宙的人都很快乐。这个方法非常好用，除了自己变快乐，更能增长人际关系。

很高兴看到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能在台湾发行，作者忙碌的生活，正是现代人的写照，期待这本书能帮助大家像作者一样，透过佛法融入生活，让我们的心更自在、更喜悦，让我们的生命更圆满、更幸福！

1怀疑论者的正念指南

我人现在正在南加州沙漠里一座铺满了鼠尾草的山顶上，刚走过一方浮着绿色莲叶的小池塘。身边，全是穿着灰、棕色衣服的人，他们都慢慢地走、小声地说话。每隔一会儿，一只大铜钟就会响彻山顶，所有人闻钟声止步、静声，许多人脸上还露出浅浅的笑容，然后这些浅笑就这么凝在这整片宁静的画面当中，直至钟歇。我让自己的肺里充满暖暖的山间空气，试着把胸口中闭锁的紧绷全释放出去。我满怀憧憬地望着那条脱离寺庙的土道，我好想去一家人满为患、里面有老旧撞球台以及九○年代初嘻哈音乐的酒吧。可惜铜钟声又起。到了安静吃午餐的时候了。我控制住自己想要蹦来跳去的欲望，尽可能放慢脚步，朝着食堂而去。

仅仅两年前，二○○二年的秋天，我还住在布鲁克林一栋没有电梯的四层楼建筑物里，大得不得了的肚子里装着宝宝，一心想找机会回旧金山湾区。我在加州郊区的一个公社（commune）中长大，身边总是绕着树林、山峦、河流以及一大群衣不蔽体、跑来窜去的脏孩子。我的伴侣杰森（Jason）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小型的家庭农场，他从小就得照顾山羊、乳牛跟绵羊。他要负责喂食、梳理这些动物，必要的时候，还得充当这些家伙的接生婆。两人南辕北辙的童年生活中，最棒的一点就是我们都跟大地很亲，生活圈子里的人与人之间也很亲。

同时间，佛门的一行禅师在为自己的出版社找一位以湾区为工作基地的编辑。一年前我曾访问过一行禅师，当时世贸大楼遭袭才刚过数周，访问推也推不掉。所以当我听说他要找编辑时，立即出门买下所有可以找得到的他的著作，在家待了整整一个礼拜读完了这些书，然后正式提出工作申请。不出几个月，我已是他的私人全职编辑，另外也负责编辑一些其他师父的作品。我一面绑着背巾带着宝宝工作，一面边做边学习什么是佛教、正念、疝痛，另一面还得学习如何在一天只睡两个小时的情况下，维持正常运作。

显然，我要学的东西很多。譬如，何谓「平等的复杂性」【2】，以及这个概念怎么可能有问题？譬如，一个人要如何活在当下却又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佛教对数字的坚持是怎么一回事？佛教有一乘、二界、三宝、四圣谛、五项正念修持、六度波罗蜜多、七觉支、八正道。脑袋都快炸开了。我还以为佛教的真谛是要简化天下事呢！然后，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我还必须注意自己的呼吸吐纳。遗憾的是，每次深呼吸，我都觉得自己快因为吸不到气而昏倒了。

2.复杂平等（Complex Equality）：美国政治哲学家麦可‧沃尔兹（Miclael Walzer）在其著作《正义诸领域》（Spheres of Justice）中所提出的正义理论。沃尔兹认为，社会不同领域的不平等不可彼此侵扰，「严谨的来说，复杂正义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属于某社会领域，并享有该社会领域资源与福利的公民，不会受到他在其他社会领域地位的破坏。」换言之，沃尔兹认为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各种物质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但分配正义的定义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分配正义具有特殊社群的社会意义。

任何关于佛教那些细节问题的竞赛，我都可以轻松获胜（举出佛祖最初的五比丘！地狱有几层？冠军可以得到一只空无一物的碗！）然而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学到了任何可以帮助自己过日子的教训。我需要的是正念的修持，一种把学习到的知识转化成可以身体力行的知识。

一行禅师的弟子和朋友都称他「师」（Thay），这个字就是越南文的师父，不过每次称他师父，我都会觉得自己像个骗子。从小到大的教养让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多年来，我也看过朋友因为过度沉迷信仰而害己害家。早已成年的我，就这样毫不质疑地随便称人「师父」，似乎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再说，我对任何提供快乐捷径的人都有一种内建的警戒机制。不过一些即使环境艰困，仍忠于自己的目的、原则，而非依赖外部权威人士的个人或团体，却能让我得到激励。

一行禅师曾说过，若无亲身力行，所有的佛教课业都只是纸上谈兵。姑且不提自己的怀疑论立场，面对每天的工作要求、家庭生活，以及对乖乖坐着始终未变的厌恶感，都让我慢慢想方设法地希望能实践自己所鼓吹的道理。我对正念的理解，来自学佛修行以及当妈妈每天所面对的压力。我的两个宝贝女儿，月月（Luna）与梅梅（Plum），有绝佳的本事试炼我自以为理解的每条真理，并且把这些真理全变得没那么了不起。不论我得到什么样的知识，都得经历她们每天以问题、挑战与需要等各种形式所挑起的检验。当妈妈的混乱、愈来愈大的年纪，外加每日生活的挑战，这些都未阻碍到意识正念的存在，反而全成了正念的基础。每一堂正念的课业上，都应该贴个大大的警告标语：在家里试试。

正念是一种深度的察觉与体会，兼具当下独特与短暂无常的特质。正念也是一种极有用的工具。去年，小女儿开始上学，父亲与我的伴侣都病得很重，师父八十六岁，我也四十了。修持正念并不能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态去面对短暂无常，或变得无悲无惧。然而正念的修持不但增加了我每天意识到自己快乐的次数、帮自己在身边建立并维持着一个坚实又关心满满的圈子，也协助我跟衰老与死亡这两个我心中最大的恐惧达成一种比较优雅的休战协定。

当改变与失去一波又一波扑天盖地而来，我找到了让自己能喘口气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有空吗？我的心在其他地方吗？抑或，我注意到眼前对的事情了吗？第二个问题是，我够专注吗？我有没有注意到自己是如何影响这一刻，又或者只是单纯等待这一刻变成历史？第三个问题是，我有没有与人产生连结（connected）？我和身边其他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和造成这一刻的原因与状况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把我跟现时、现地、现在正发生的事情紧紧拴在一起。

其实我跟一行禅师一年见面的次数不会超过一、两次。通常，我们会议的时间全是从他旅行、授课与照顾全球两百五十多位比丘与比丘尼的工作当中挤出来的。他不旅行的时候，就是写书、带领教众避静、种菜植树，或每天花相当的时间静坐与行走禅观（即经行）。尽管如此，我们每次会面的时刻，都跟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完全相同，气氛平静、神情专注。

除去和一行禅师开会的时间外，我的工作全是文字，就算在家也一样得字字斟酌，希望能琢磨出最恰当的词句。我整理好的原稿会寄到梅村（Plum Village），那是一行禅师位于法国的冥思中心，也是他视为家的地方。之后，他的助理会把他的意见用电子邮件传回给我。我对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感到很自在。文字经过我的咀嚼后，有时候会吞下去，有时候会吐出来。一行禅师并非我唯一的师父或灵感来源，只不过在现在这一刻，我可以丝毫不带讽刺之意，而且稍有自觉地称他一声师父。

我还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一切。衰老、死亡与不公不义的折磨仍让我觉得痛苦，有时候也会觉得快乐的时间太短。但每天都有种宽阔之感，也愈来愈常感受到一种轻松与放松的喜悦。在这个似乎常常与涅槃距离非常遥远的世界里，一次次的回归正念觉知，教会我如何做回真实的自己。我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彼此间的连结，要比大家所意识到的更深更远，而且我们有能力创造出强而有力的欢乐与蜕变，不论这些欢乐与蜕变是独自出现或携手而至。

2假装，直到变成真的

初见一行禅师的两周前，发生了九一一攻击事件，纽约的痛依然鲜明。天气转寒。每根电话线杆上都钉着失踪者的海报，只不过这些海报上面已经开始覆盖上了音乐会宣传的广告单。大家的态度比攻击事件前更友善，却也更焦躁。他们会在火车上让座给陌生人，但是只要一听到汽车警报器，就会跳起来。

当时我在《村声》（the Village Voice）的编辑要我负责收集各个作者与公众人物对于九一一攻击事件的反应。他们是否建议立即进行军事还击，或做出其他回应？我访问的对象包括了作家、政治人物与精神领袖。那时因为越南佛僧一行禅师才刚写了一本有关愤怒的书【3】，而且刚好在河岸教堂（Riverside Church）演讲，于是我也去访问他。

以九月底来说，那天的天气相当热，汗涔涔的我，真希望有时间能先换件衣服。拥挤的人群以及访问一结束就得立刻赶赴晚餐地点的念头，一直让我无法专心。河岸教堂这座庄严的哥德式大教堂里，满满都是穿着一般外出服与棕色修道袍的人。忙忙碌碌、叽叽喳喳的一群人，与忙忙碌碌却安静不语的一群人错身而过。顶着光头与身着单色长袍的越南僧侣和西方修道者，看起来比纽约客还要时髦。

我走向第一个愿意和我眼神直接接触的人—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和尚，光光的头顶在从上而下的明亮光线下闪闪耀人。我向他解释自己来这儿的原因，他点点头，示意要我跟他走。两位比丘尼从人群中走出来陪在我们身边。我们一直走，一位比丘尼在前，一位在后，然后上楼来到一扇没有任何记号的门前。和尚轻轻敲了门。另一位比丘尼前来应门后，请我坐下。房里有香和蜡烛的味道。

我的对面，在厚厚一堆书法字的纸张和一瓶墨汁之前，坐着一行禅师。他就只是坐在那儿，既非空灵茫然、毫无所觉、无情无神，也不是心不在焉。他并没有摆出某种具有启发的手势，也似乎没有全神贯注或陷入特别深沉的思绪当中。他看起来不像在等我，但他也没有在做任何事情。他只是，就只是完全地，待在那儿。

到现在，我和一行禅师已认识十年，然而他那种坚实的存在感，依然深深撼动着我。他的存在安静无声，然而最令人惊讶的却正是这种无声的感觉。不论我们是在一场会议中讨论书的计划、在吃午饭，抑或正在海边野餐，他的存在感始终不灭；他只存在于当下，并且用心倾听，对于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或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他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定见。

3.指《你可以不生气》，橡树林出版。

我会深刻感觉到自己存在感的时候，大多是在极度开心或极度难过之后。当强烈的情绪扫过，脑子里的思绪、忧虑以及所有之前盘据不去的事情，全被淹没，然后，一切事物看起来变得更明亮，也更清楚。

遇见师父，让我体悟到即使情感还没达到净化的程度，仍然有可能把事情看得透彻。事实上，第一次与师父见面之后，我曾试着在日常与人互动的环境下，复制那种平静与清明的境界。在地铁、在熟食店点餐柜台前、在每次别人吼着要我让路、要我动作快点或要我付钱这些时候，我都会摆出最平静的表情、美丽的微笑，然后平心静气地继续做我在做的事情。通常，这样子会让大家不再咄咄逼人，不过那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很诡异。

难怪行不通。因为在平静与微笑的外表后面，我根本没有冥想或修持正念的习惯。我早该知道自己每次刻意摆出某种表情时，都会失败。每次对着心情不爽的纽约客微笑，我都会想起大学时，曾下定决心要用睿智又妖媚的外型去勾引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年轻人。其实我对聪明、妖媚都没有太多经验，不过看过的电影让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而我相信自己可以装得很像。

在镜子前搔首弄姿练习了两个礼拜，有一天我终于觉得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在自助餐厅里摆出明智与妖媚的模样。我迷恋的对象正在排队买饮料。我走向前，排在他后面，故意漠不经心地拿起一只塑胶杯。在装冰块的时候，我微微歪着头，吸住双颊，挺出下唇、睁大眼睛，然后，咬牙切齿地向他吐出一声沙哑的「哈啰」。

他脸上出现了真正担心的神情，「妳还好吗？」他问道，「妳看起来好像生病了。」

「我很好，」我用自己最有气无力的声音回答，「只是头有点昏。」事实上，我是真的头昏。内吸的双颊跟凸出的下唇都让我无法帮胃吸进足够的空气。我迷恋的对象朝后退，试着在他的杯子里倒满柳橙汁，并尽可能跟我保持距离。「祝妳早日康复！」他说，然后快步离开。

后来，有位朋友试图安慰我。「不需要如此强求，」她说，「妳不假装的时候，迷人多了。」当时，这是句真话，现在，这依然是句真话，而且不努力强求的时候，我更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如果我是努力地想变得平静，那么我已经失败了。犹如一行禅师的提醒，正念的境界不应该有太多心不甘情不愿的勉强。练习与专注的确必要，但情绪应该是放松的，而非紧绷。「要追求的是轻松的勤奋，」师父曾说，「而不是辛劳。」勤奋隐含了奉献的练习；辛劳则暗喻着费力的工作。我想起参加过的纽约瑜珈课程，课堂上每个人一面汗流浃背一面咬牙卯足全劲，努力放松。

尽管师父本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心境的宁静平和没有捷径，但我仍坚信我可以发现某种公式，让自己平静，就像我终于弄清楚社交礼仪是怎么回事一样。在公社的群居环境里，生活礼仪并不怎么受到重视。等我开始上城里的小学时，常会受到其他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吸引，通常他们家里大人不多。这些孩子跟我一样，自己走路回家、自己做中饭吃。但是他们还知道一些我不晓得的事，譬如该怎样跟杂货店的店员说话，才能让她请我们免费试吃水果糖。他们还教会我一些我爸妈都没教过我的事，就像说「请」跟「谢谢」，不但会让大人喜欢你，也会让大人不再烦你。他们还教我礼貌和装酷是怎么回事。遇到师父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第一次知道宁静平和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想两者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四处多打听，一定可以找到获得宁静平和的工具跟秘诀。

3造反的和尚

刚上任担任佛学书籍编辑时，挺着七个月肚子的我，急着从一位真正的禅学大师那儿学习和吸收一切，所以当我发现他人并不在办公室时，失望不言可喻。我笨重地爬上了属于我的阁楼办公室后，看到里面东西不多，有一张空的旋转椅、空无一物的四壁、一只忙着飞来飞去的苍蝇，以及盖满一整张办公桌的瓦楞纸箱，箱子上灰尘密布，箱子里的纸则满溢到箱外。每一张纸上都是那种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缩排黑字，力道十足。这儿不但没有和尚教导我《法华经》的真义，也没有前任编辑可以告诉我该如何编辑一本关于《法华经》的书。

在这些摆放得不是太牢靠的纸箱当中，有个箱子上留着一张出版社老板给我的纸条，他告诉我他去德国了，两周内回来。一行禅师人在梅村，我可以透过他的助理用电子邮件联络他，他下次来美国的时候会跟我碰面，大概要等六个月左右。

隔壁办公室有一位助理编辑，她以甜美的微笑欢迎我。她还提醒我注意，他们一直有请一位主修东方宗教的博士担任外部编辑，那位编辑在上次的手稿中插进了上座部佛教（the Theravada）传统的术语。「只是一些在你做大乘经（Mahayana sutra）的评论相关书籍时，」她提醒我，「需要注意的事情。」

于是我做了平时在力有未逮时常会做的事情：读书。在床上读、在工作时读，在等红灯的时候也读。有些章节让我感觉像是参加宴会时站在旁边听到的闲聊，完全状况外，这些部分我会很快地浏览过去，不太理会一段段跟其他世界、佛祖前世，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完整概念有关的内容。有些章节让我觉得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听到同一件事：吸气，吐气，享受当下。再来一遍。

读过一页又一页的手稿以及出版的书籍、听过一卷又一卷的谈话录音带、问了我那位耐心十足的同事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后，一行禅师的声音就这么稳稳地在我的脑子里扎了根，丝毫不顾虑我的意愿。我已做好准备要着手工作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应该是两本主题都是建立社区的书。两本手稿的每一页我都恭敬地读过，在编辑的时候也尽可能不留凿痕。我就像个时尚住家的清洁工，这里清清，那里扫扫，也许删除一段特别纠结的文字，也许修整某个句子的边边角角，但绝对不会重新排列房子里的家具。师父会注意到我是如何抓出那些错误或如何修整那些句子吗？对于我的修整，他满意吗？

工作两个月后，我请假去生月月，四周后销假上班，工作时不是用背巾把月月背在胸前，就是让她在办公室的吊床上睡觉。有天，我边喂奶边修改一章谈论所有的生命其实都相连的章节，看到了这样的一行字：「年轻时，」一行禅师写着，「我是个造反的和尚。」造反的和尚？不知为什么，我对这句话存疑。

这句话已足够提醒我，文字不及他们背后的意义珍贵。我编辑的资料，大多是转誊为文字的谈话内容，有时候还是译自法文或越南文，或是从越南文译成法文，再从法文二次翻译为英文。要让这些内容不但易懂而且具吸引力，我必须心甘情愿地去深深挖掘藏在字里行间的东西，同时，不能错解文字当中蕴含的开导与教训。

如果我可以弄清楚师父的意思，就可以想办法让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内容的人觉得这些文字有理。我把那段造反和尚的段落一读再读。那一段讲的是年轻人耐心不足，以及如何把批评转成行动。这样的理解正是我想要了解的事情，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内容。当我把用字从「造反」（revolting）改成「反抗」（rebel lious），我理解到，编辑的关键是用心倾听，倾听文字背后的意思。如果我愿意有耐心又孜孜不倦地去倾听，那么我这颗初学者的心，或许会是开始学习的一个绝佳起点。

4你有空吗？

尽管师父和善地鼓励我要专心工作，但我的两个小丫头也执意要我在家时，把注意力放在她们身上。我母亲是名助产士，因此在生月月与梅梅之前，我就已经见识过许多在家生产与在医院生产的场面，也帮忙照顾过公社里一堆来去不定家庭中比我小的孩子。除此之外，因为父母都在工作的关系，比我小八岁的妹妹小时候几乎都是我在带。我已经三十二岁，不算年轻了，之前一直想怀孕，至少在真正怀孕的一年前都很期待。尽管如此，当妈妈的现实仍让我受到很大的惊吓。一个吵不停闹不休的小人，就这么突然变成我整个世界的中心。

这个划时代的改变意味着我经常被迫要专注。不管我有多累、多饿或多不舒服，这个小人的疲倦、饥饿与不适永远都需要我全神贯注。虽然人小，她却能制造出极其刺耳的声音。我身边永远都围绕着甜奶香、酸奶臭、柔软小身体的温暖、女儿小脸蛋怪异的美丽，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哭大叫。

生小孩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等有小孩子以后，绝不会让孩子占去所有的心力。我会爱他们、给他们关爱，但那并不表示我必须牺牲工作，也不代表我必须抹灭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宝贝儿女的事实，或否认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生理与心理需求的满足。每次想到自己有儿有女时，脑中想像的画面都是十岁大的孩子。我从来没想过孩子的婴儿期会需要耗费如此庞大的精力、体力与注意力。睡眠不足，加上新手爸妈必须克服的陡峭学习曲线，在在代表我常常觉得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仿佛跟我相距一个世界之遥。我仍旧会绑安全带、开车上班、吞下宝宝吃剩的婴儿谷片，或在等红灯的时候阅读手稿，但这些事情都像是在水底下完成。

或许，如果我的宝宝是那种可以睡得很熟、不怎么嚎啕大哭，通常只会秀气小泣，而且在刚出生的三个月里，睡着时会露出天使般的笑容，犹如仍在子宫外的「第四孕期」【4】般，那么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悟。可惜我两个女儿来到这个世界时，都睁大了眼睛，厌恶别人接近。生月月以前，我曾幻想过当那种用背巾把宝宝绑在身上赶派对、开会跟参加示威游行的妈妈。无奈的很，月月需要大量安静的时间，不然她就会嚎哭狂叫。即使其他宝宝都很喜欢坐车或听到吸尘器的声音，但这两件事情都让月月眼泪飙个不停。唯一确定可以安抚她的方式，是用背巾把她包在身上，不停地走动。梅梅来到这个世界时，也是吼个不停。虽然她不像姊姊那样爱哭，却经常生病，因此那些派对、会议跟示威游行，都还得继续等下去。

4.妇女怀孕以三个月为一孕期，称为trimester，又称为怀孕初期、中期与末期。

然后，两个丫头开始上幼稚园，她们的老师教会她们使用一种求助时的无价工具。老师示范，教她们如何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或臀部，或任何她们可以接触得到的位置），然后问我有没有空。月月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正在洗水槽里的衣服。我刚下班回家，上班穿的衬衫沾上了小家伙黏黏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我正试着要把脏污洗掉。月月伸手碰上我的背，我转身，叹了口气，正打算问她要做什么。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先问我，「妈妈，妳有空吗？」

我吓了一跳。我有空吗？事实上我并没有空，但在那一刻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我没空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手上已经在忙其他事了。「没有，」我告诉她，「现在没有空。可是等妈妈洗完这件衬衫，我就有空了。」

这个问题达到了两个很棒的目的。第一，这个问题提醒了我，我永远都可以选择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基本上，我女儿问的是当下的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帮她们的忙。在她们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同时也必须如此自问，而这表示，在那个当下，我已经比她们问我之前有空了。第二，因为这个问题给了我一点时间思考，因此她们得到的答案，通常比较心平气和以及诚实，虽然不见得每次都是肯定的答案。

在我们发现「有空」问题之前，每当我女儿请我或要我帮忙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进退两难、焦躁易怒。帮她们，我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我还在做别的事；不帮她们，我会一直说「等一下」、「等一下」，因为她们会不停地要求，直到双方有人投降为止。

杰森和我在一起二十年，我们早已发现，在直接求助前，先询问对方有没有空，通常会出现比较好的结果。这并不代表我们经常打扰对方。但是，如果我要说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会希望他在东扯西扯前，能确定先好好听我把话说完。问对方诸如「你有空去倒垃圾吗？」这种问题是行不通的。这是作弊，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询问对方「你有没有空？」而是「我要你去倒垃圾。」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你现在是否头脑清明？你现在有没有太专注于其他事情，以致无法听进我说的话？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会试着等到对方真的有空时再好好谈。

世上大多数的人在因为自己的需求或期望而打断别人，或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之前，都不会先问对方，你有没有空。「你有空吗？」这个问题的作用，就像一个暂停的标示。它提醒着当事人停一下，想一想。

「你有空吗？」这个问题的重点，或者该说困难点，是在回复之前，先停一下，然后把暂停的标示搬出来，即使对方没有询问或根本没有注意到你是否有空，你也应该暂停一下。杰森是个艺术家与木匠，他把这个问题当成机器接收到刺激与释放出反应之间的煞车装置。为了便利与安全的双重目的，人类演化到可以不加思考而直觉行动的阶段。攸关生死时，不经思考而直觉行动是件很棒的事。因为有这样的本能，我才可以在野熊想要攻击我的小宝宝时，扑身保护孩子，或在车子倾倒前跳离危险区域。但若把这种反射动作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当我的孩子对着一辆车丢石头、当同事生气骂我、当信箱里突然出现一笔意料外的帐单、当别人撞我或推我，或者当我每天在无数的小地方失神时，这种反射动作真的没有什么用处。

除非先扪心自问是否有空，否则我经常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处理眼前的事务，不然就干脆摆烂，下意识忽略或否定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会假装没有看到街上的人。我在工作时尖锐回应别人之后，会为了弥补而去做一些我一点都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不判断清楚自己有没有空，我会感觉像只被赶上架的鸭子，任人摆弄，完全无法自主决定我要做什么。没错，就算我有空，也得应付我不喜欢的事情，但至少，处理这些事情是我有意识的选择，也因此可以用比较优雅的态度去处理。

有时候，把手放在肩膀与脖子交会的肩胛骨上，提醒自己深呼吸，是个很有用的动作。就这样吸一口气、吐一口气的时间，通常就可能足以让我在必须处理的情况之前，判断自己是否有空的暂停时间。现在只要轻触肩头那个相同的位置，我都会因此刻意停顿一下。愈常练习，反应出来的动作也就愈习惯，我也愈不容易让情绪失控。任何一件我正在做的事情，都一定有让我选择的空间，而且如果是我刻意所做的选择，那么我就不会花太多精神去猜测那个打扰我的人是怎么回事，也因此会有更多的精神去享受当下这一刻。

故事是这样说的，释迦牟尼，也就是后来大家称为佛祖的那个人，从他那个保护森严的皇宫中走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各种苦难。然而，他游历的地方愈多，看到快乐的可能性也愈多。只不过，他不管去哪儿，都会见到醉生梦死的人，这些人过着日子却从未真正体验生命。佛祖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工具，他是一个人，随着故事的发展，他觉醒了。在梵文里，「佛祖」（Buddha）正是「觉者」的意思。只要有人问我有没有空，或者在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时，都像是有人推醒了我，让我去正视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的事情，并在这件事成为过去之前，用全心去体悟。

5用心聆听

我四岁的时候，我家从一个遗世独立的河谷搬进了城里。一家人在不同的公社住宅间频繁迁移，最后才在北奥克兰区的一栋双并建筑里落脚。我们的房子离奥克兰与柏克莱交界很近，等于是坐落在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之间。往西，隔条街就是电报街（Telegraph Avenue）。电报街靠我们这个角落有家酒舖，酒舖对街是间酒吧，酒吧招牌是个玩偶盒，从盒子里冒出来的是个超大的小丑，看起来很危险，我从卧室的窗子就可以看到那个小丑。我都是在电报街的酒舖里买糖果，上学等公车的时候，会绕过那些睡在椅子上的酒鬼。往东走十条街，就是柏克莱的榆木区（Elmwood），我除了每一年都会去那里买盆完美的多浆小盆栽送给父亲当生日礼物外，也会在那里隔着橱窗看店里的东方地毯、绿松石首饰，或者在小精品店里磨上好几个小时，试用闻起来香香的乳液、药液，直到店里的人把我赶出去。

因为这两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倾听两边居民的说话方式以及谈话内容。当学校里的同学为了谁家的邻里比较强悍而争执不休时，尽管我们家的人鲜少踏入奥克兰，但我有足够的知识站在北奥克兰同学这一边，对抗东奥克兰的同学。在榆木区，我有本事让大家几乎察觉不到我的存在，然后悄悄进入小精品店里，偶尔还会买个小东西，如一根发夹或一颗弹珠，才离开。

后来我开始很擅长一面做自己的事情，一面同时倾听很多不同的人谈话，这是我在新世界里生存的好方法。这种对话的浮躁性一直跟着我，直到我为不同的佛教作者编辑，浮躁的程度才开始降下来，只不过这种改变几乎可说非我所愿。我必须用心聆听这些作者的话以及他们不同的声音，否则我根本无法编辑他们的书。所有的内容，我都必须读过好几次，而且阅读的速度，要比平常一面贪心地看一本书，一面同时做三件事情还要慢许多。我常常碰到问题，但没有人可以立刻给我答案，所以我只好回头一读再读，直到我弄通为止。

当处理的文稿内容让我无法苟同时，面对的挑战特别高。刚开始编辑师父的作品时，茹素多年的我才刚开始重新吃荤。住在公社时，放在面前的食物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每当桌上出现荤菜，通常是我们饲养的动物遭到宰杀。我对那些动物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很快就成了素食主义者，大多时候只吃米饭、酸乳酪与糖蜜。住进城里后，我第一次尝到培根和香肠的味道，而自那以后，在剩余的童年时光里，这两种荤食也成了我素食餐的例外，直到我成年离家之后，才再次变成全素食者。怀孕期间，我开始定期吃肉，而且会在能力所及范围内确定肉品的处理过程符合最高的健康标准和人道处理标准。同一时间，师父刚从奶蛋素转成全素，他会写些文章，倡导不吃动物食品对地球健康的重要性，而我也会帮忙编辑这些文章，确保文字组成的章节具有说服力，但在工作的同时，我却可以开心大啖熟透的鸡蛋和香肠三明治，并且对于能享受这些食物深感愉悦。师父还会针对不喝酒的重要性这类议题撰写文章，而我，则是在晚上用我的葡萄酒和一枝笔，对着字句行段删删减减、移来挪去。

我希望能让师父的文字较为温和，更想在他的文章里加入一些例外。那些没有新鲜农产品可吃的人怎么办？放牧动物、小家庭牧场畜养的动物跟大型养牧场畜养动物之间，有什么区别？偶尔喝点酒的人真的会受到伤害吗？师父对于食物的看法，让我好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让像我这种人、以及其他对健康议题没那么关注的人，不至于因为觉得被摒除在外或受到了批评，而忽略了师父对其他事情的想法。

可是身为他的编辑，我的工作是聆听他说的话，把他说的话清楚表达出来，而不是说我想要说的话，因此我必须反复阅读文字，才听得到他这些话背后的意思。要如何表达这些话才会让读者觉得是关心而非批判？我的编辑工作是否有价值，就取决于我是否能让作者的论点强而有力到连我自己都开始同意这些观点，或至少我自己得了解他要表达的观点。

后来我的孩子也开始只吃素食。那天，我们刚在一家泰国餐厅用完餐离开，梅梅转身问我，「妈妈，沙嗲鸡肉串是死掉的鸡做的吗？」

我回答是。梅梅曾因一只吸血蚊子的死而痛哭失声，也曾因一只我在她头发上找到的头虱而哀悼，所以我大概知道她这个问题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的肉都是死掉的动物做的吗？」她想要知道。是的，我告诉她，所有的肉都是。

「那我不要吃肉了，」她说，「我不要吃死掉的动物。」对她来说，这个道理再清楚不过。有时候，在脑海里跟师父争论无数个回合之后，某些事情的道理就是会变得那么清楚、理解就是会来得那么迅速。月月立刻加入梅梅的阵线，从那之后，尽管诱惑处处，但两个小丫头不吃肉的决心坚定不移，至今已维持了好几年。

梅梅心情不佳时，我会建议她深呼吸，但她常回我，「我可以一边说话一边呼吸！」以前，我对倾听这件事所抱持的态度，跟我女儿一模一样。我始终保持着童年的习惯，留一只耳朵听着身边的交谈，就算自己正在和人讲话，耳朵也是张开着。我可以一边想着采购清单或额头上肿起来的包，一面听着别人交谈。我也可以一面读着电子邮件、吃着苹果、绑着女儿的鞋带，一面听别人交谈。我以为这种习惯对我很有用，至少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但有时候我却发现，因为不是专注聆听，我除了会忽略掉说话者实际的用词遣词，还会遗漏话语中的某些资讯。

编辑书籍时，光是不带任何批判地纯粹阅读，或者摒除诱惑，不在文章内加入自己的疑问，就已经很不容易，为了更深刻了解其他人而专注倾听他们说的话，更难，因为每个人所说的话一定混杂了自己的疑问、情感、批判。倾听其他人说话、与人气息相通，都可能是既麻烦又耗时的事情。我说话跟考虑事情都习惯快速，因此有时候别人说话时，我若不够专心，思考就会很快跳到对方言语的结尾，然后，因为还要全力忙着自制不去打断对方，不去回答他们显然正在努力雕塑成形的问题，我会忘记他们还在说话，开始去做别的事情。

一行禅师和我最近用了一年的时间，忙一本名为《忠贞》（Fidelity）的书，这本书的重点在于介绍一些能够成功维系长期关系的作法。师父和我不时意见相左。当了六十多年独身僧侣的师父，和我这个浸淫在浪漫关系中超过二十五年的人，如此差异的背景，让我们对热情的重要性严重产生分歧，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可以解决彼此迥异的意见。《忠贞》是本值得从头看到尾的书，但在这里，我要提出的是两句让我获益匪浅的话。「若想维系长久的关系，你就必须不再把倾听当成是可以一心多用的事情。」不可以一边听人说话一边写购物清单、打扫或吃东西，实在很不方便，但话说回来，有空时的倾听，品质真的好太多。

杰森母亲的家人全是北欧移民，律己甚严，从事农场劳动工作。他们勤奋耕耘，话很少。我来自东欧与德国犹太人家族，一开始很穷，慢慢转为小康，家族中很多人后来都当了教授。批判性思考与语言，在我们家人的心中至高无上。因此杰森和我在交谈与倾听这两件事上，采取非常不同的作法，其实一点都不足为奇。我经常都是那个要杰森多谈一些、多说一些的人，我要他告诉我他有什么感觉。他则屡屡都是那个要我少谈一点、少说一点，给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的自由的那个人。以前常常碰到的情况是我愈要他多说话，我就会说愈多，因为我得努力诘问他，让他开口，但我也因此听得愈少。我一直以为他必须先讲话，我才能倾听，然而观察师父的言行，我发现事实与我的认知刚好相反。师父总是先倾听，这个作法会让对方在准备好了的时候，有开口的空间。

师父说，「用心聆听可以帮助大家，让他们说出以前从未有机会说出的事情。最难得的机缘，是你说的话让有倾听能力的人听到。」就杰森和我而言，这表示减少假装倾听的时间，多花精神在真正的倾听上面。我以前总自以为假装听人说话的功夫很高强，后来才知道，其实杰森每次都分辨得出来。他很清楚我只是假装耐心等他说完话，以便丢出我的想法建议。要让我身体里的那个律师魂闭嘴很困难，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赢杰森或证明我是对的，我的目的是想跟他串起连结。师父说，「即使听到一些不真实的事情，我们也要继续用心听，这样对方才能表达出他的痛苦。做出回应去纠正他的行为，是不会结出果实的。」【5】后来我发现，倾听跟开始冥想并不相似：倾听是件很痛苦的事，尤其是一开始，倾听不应该持续太长。然而倾听却也可以让人觉得非常心旷神怡而毫不费力，就像坐在温暖的阳光中。

有时候，我听不进去其他人的话，又或者是我压根不想听。也许是我很累、分心的事情太多，要不然就是一天发生了太多事情，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但是我学习如何不再假装，而是回答我现在没空，杰森在这方面做得比我好。他会说，「我只想睡觉，」或「我现在真的没有那种精力。」我还是会很生气，但比起他假装听我说话，用点头或完全没有任何真实想法地盲目同意我说的话，要好得多。我鲜少对人说你说的话我听不下去；我的好奇心太强，不想错过任何事，除此之外，我希望能找到答案，让事情变得更好。但是若只有倾听，我会担心光听不「足以」让事情产生任何改变。但我现在正在学习让事情先缓一缓或许更好。学习过程中，我慢慢建立起了相信用心聆听这件事。单纯的倾听也许有用，也许不足以改变事情，却永远都是通往了解的第一步。

我深信果决的行动与敏捷的思考是王道。用心倾听的同时，依然维持日常所需的快速反应水准与专注度，我需要随时随地的高度自觉。我想师父应该会要我放慢脚步，但是我一点都不想慢下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速度与频率行事。为了能保有自己的速度，我需要听从自己的直觉。因此我也希望我的女儿学会听从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不去判断。这是保障她们平安至关重要的事情。她们必须有快速思考、明快决定的能力，知道在何时用什么方法去避免可能会对她们造成伤害的人、什么时候可以过马路，或者什么时候要大声求救。用心听从自己的直觉，可以帮助她们弄清楚谁是可以信赖的朋友，谁是她们爱的人，以及什么事情是她们应该做的。

最近，月月学校里所有二年级学生的家长都被请到学校开会，讨论孩子的事。当几位心理学家介绍了自己后，侃侃谈着八岁小鬼的社交、情绪发展，以及愈来愈明显的阶级制造趋势时，家长们就坐在那儿听着。终于，有位家长焦躁地冲口说出我们许多家长心里的问题，「为什么要我们今天来这儿？我们要做什么？」想让我们听进任何演讲内容或说明前，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碰到麻烦了吗？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当我们既焦躁又心心念念着担心自己切身的福利时，是听不进任何东西的。

5.作者注：出自一行禅师《心底的答案》（Answers from the Heart），加州柏克莱：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一一年出版。

聆听师父以及两个女儿的话，让我学到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倾听自己有多么重要。听得愈多，我愈会出门跑步或把自己关在房里，而不是乱发脾气或崩溃。我愈习惯倾听自己，就会有愈多的空间与专注力去倾听别人要说的话。现在跟朋友在一起，我发现自己很轻易就能退后一步倾听。跟杰森在一起时，倾听这件事也变得愈来愈简单。不过当对象是两个女儿时，随着她们年岁渐增，我发现用心倾听要比她们还是小宝宝时困难。也许是因为我认识她们太久了，从她们还不会说话时，我就听她们的心声，现在她们老是在说话让我分心，反而听不到她们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也许有部分原因得归咎于我把自己的童年经验套用在她们的童年时光上。比起保护她们的安全、教导她们，以及用爱灌溉她们，倾听她们心声的难度要高得多。我深信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中，有一大部分是要教导她们如何照顾自己，只不过当我用心听到她们的痛苦时，我直觉的反应是直接跳出来帮她们解决。我当然知道她们表达出心中的失望、尴尬、痛苦、疼痛是她们获得力量与欢乐的必经过程，但有时还是会很难控制自己。

某个春天的早上，霪霪细雨刚过，那年八岁的月月，在门前的阶梯上找到一只蛞蝓，想要把牠丢到市政府的堆肥桶里。通常每丢一只蛞蝓进堆肥桶，她都可以拿到十分钱（约三元台币），若丢进堆肥桶里的是蜗牛，可以拿到五分钱。不过这天早上，我们出门时间已经晚了，真的没有时间进行这项蛞蝓仪式。我告诉她，我们现在得把蛞蝓留在那儿，等放学回来，蛞蝓若没有留在原地，就是被黑鹂鸟吃掉（最好如此）。这个说法，让当时才四岁的梅梅开始狂哭，她一点都不希望蛞蝓死翘翘。

月月倒是不怎么在意蛞蝓的生死大事，她不想失去的是她的十分钱，于是她开始吟唱所有小学生最常念的三字经：「不公平」。她想要那十分钱，打算用那个钱去买些好东西。她不断重复，「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直到她的吟唱变成了一长串高频率的哀哀叫声，从开车出门之后，整整持续了十分钟。有两分钟的时间里，我真的很恼怒。这丫头根本就是不讲理。只不过是只蛞蝓，附近还有许许多多的蛞蝓。不过我还是让她继续她的不公平之歌，把每一句不公平都当成是我倾听以及呼吸的机会。几分钟过后，我觉得自己听够了，也呼吸够了，我再也无法从她的哀歌里找到任何享受的感觉，开始觉得非常不耐烦。十分钟可以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告诉她我很遗憾自己必须催她上学，她可以继续哀叫下去，但是我已经没有空了，现在该是听收音机的时间。她点点头，继续又唱了五分钟的不公平之歌，只不过这五分钟里，她的音调柔和多了，她在享受自己的抱怨。我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也很清楚自己尽了义务，于是可以安心享受剩下的车程。

孩子经历的每个磨难都会让我这个当妈的人非常难过。其实跟世上的其他孩子相比，梅梅跟月月已经幸运得难以想像了。她们虽然看过却没有亲身经历过暴力行为；她们从未真的挨过饿；虽然她们知道有游民的存在，但从未餐风露宿。只不过对于苦难这件事，不论是不可避免的亲身经历或是杞人忧天的世界灾难，她们都一定会慢慢地意识到。两个丫头做了一张牌子，上面写着「分享就是关心」，然后扛着牌子去参加银行贷款政策不公平的示威游行；她们举办烘焙点心的义卖为地震受灾者募款；她们写信给政府官员，要他们保护红毛猩猩的森林。梅梅总是问我，「我们保护了红毛猩猩没？」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她们还不知道、但注定会让她们心碎的不公平事件与暴力事件。

有时候我会因为孩子难过而难过，但那并不仅仅因为我爱她们，希望她们快乐。如果爱她们以及希望她们快乐就是全部，那么她们悲伤时，我就一定会悲伤，但是我不会因为她们的悲伤而备感气愤或挫折。我难过，部分是因为我知道她们前面还有许多磨难得经历，而我无能为力。

当梅梅告诉我她很怕死，或月月跟我说她在学校很寂寞时，我想到的是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她们学习、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她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些磨难，而同时又能让我安心地放手让她们自己去摸索、去改变更大世界的灾难。

用心聆听仍是我能力所及以及应该教导她们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在我倾听孩子说话时，给予她们的空间愈多，我愈能清楚了解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她们也能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知道若有某些事情让她们感觉正确、安全或公平，或者如果她们可以学会真正用心聆听别人说话，那么在她们与「起而行」之间，就会有条更清晰的道路相通。我无法阻止梅梅惧怕死亡，但是我可以确定我们有时间学习人体的运作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能隔绝月月的寂寞，但我能够用心聆听她描述寂寞是种什么感觉。恐惧与寂寞一定会出现，所以让女儿认识这两种东西是好事。我可以告诉月月我一个人坐在校园里的经验，深呼吸、看着一棵树，有时候可以把寂寞转变成正面的独处。我也可以跟梅梅说，自我认知到恐惧，有时候其实可以帮助自己少害怕一点。

佛祖鼓励他所有的弟子都去培养正念（梵文为smrti）、专注（梵文为samadhi）【6】与洞察力（梵文为prajna）【7】。我常认为，这三个词连在一起的样子不但很好看，而且听起来悦耳，但只有在用心倾听后，这三个词汇才开始变得有道理。正念（对于当下有更宽广的认知与空出来的时间、空间）会带来专注（用心倾听、集中精神），而专注会引领我们具备洞察之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清明之心与理解之智）。

6.梵文samadhi直接翻译为「三昧」，意思是等待、正心行处、心一境性，意指专注于所缘境，而进入心不散乱的状态，皆可称为三摩地，因此又可被译为「止」、「定」。

7.梵文prajna直接翻译为「般若」，意思是智慧，指的是佛家的「妙智妙慧」，通达诸法之智、断惑证理之慧，即「妙智妙慧」。众生本心皆有般若，有色能见，无色也能见；有声能闻，无声也能闻。般若能产生一切善法。

童年所拥有的自由以及我父母放牛吃草的育儿态度，对我有万般好处。我可以在老旧的垃圾车上玩耍，可以吃土、做自己的酸乳酪，还可以在大人随着马文盖【8】和巴布马利【9】忙碌起舞时，晚晚去睡觉。但我们一家人从没有太多的时间聚在一起，听彼此说的话。我难过的时候，我的父母会很快地向我保证一切都会「雨过天青」，然后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到接下来发生的趣事上面。一家人搬进城里后，那些出现在我去学校公车站里的半醉男子、校园里嘲弄我衣服颜色太鲜艳以及补丁太多，或取笑我说话样子太严肃的孩子，常常都让我应付得捉襟见肘。我的父母听到这些遭遇时，只会点点头，发出一些同情的声音，但我其实希望他们能立刻奔赴学校，揍扁那些嘲笑我的死小孩，或至少教我怎么握紧拳头。我不只需要别人为我难过，还希望在学校以及家里能感到安全无虑。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么我希望至少能有人用聆听来安慰我，帮助我在必须回到那些让人辛苦的地方时，可以鼓起足够的勇气。

在佛教的图像中，有一种菩萨的画像，这种菩萨是个拥有极大慈悲的神，存在的目的在于解救所有受苦受难的众生，名为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有千臂千手，每只手掌中心都有只眼睛。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的故事提到这位菩萨手掌中的眼睛代表了解，而手代表的是行动。师父说，「观世音菩萨之道就是非常用心地聆听每一种声音，包括来自内心以及虚无的痛苦之声。」【10】同样的：「当你真正了解了一种情况或一个人时，不论做出任何行为，都会有所助益，并且不会制造更多的苦难。当手中有眼，你就会知道如何执行真正的非暴力。」【11】倾听、了解与行动，环环相扣。

我依旧常常反应过度，也依然在不够了解前就做出错误的行动。当我一停下来听到深爱的人受到痛苦时，我就想立刻策马举剑，砍杀所有伤害他们的人。因此我必须提醒自己要平静坐着，让他们把故事说完。有时候，仅仅是满怀同情地听着他们叙述时，就会自然出现洞察之见，知道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其他时候，如果我确实用心聆听，而且等得够久，会发现女儿们通常不但不需要我的协助，还会找出自己的答案，运用我教授给她们的窍门，加以修改，然后想出我永远想不到、属于她们自己的处理方法。我的女儿正在用比我当初更快的速度学习着一件事：如果花时间用心聆听自己，洞察之见自然会为她们所用。每当两个丫头自行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时，她们的快乐通常足以让我不再贸然出手干预，因此我也在学习如何先倾听。如果倾听足以满足她们所需，那就是够了。如果倾听仍不足，她们需要更多的处理，我也乐于拉她们一把，帮助她们骑上坐骑，再把剑借给她们，然后督促她们朝正确的方向奔去，打她们自己的仗。当然，我一定会骑马随侍在后，以备她们在路上需要有人出借耳朵。

8.马文盖（Marvin Gaye），一九三九~八四，叱咤美国歌坛二十多年的黑人歌手与音乐家，影响了后来的新灵魂乐以及蓝调节奏乐。马文盖曾得过许多荣誉，包括葛莱美终身成就奖与列名摇滚乐名人殿堂。

9.巴布马利（Bob Marley），一九四五~八一，牙买加歌手与作曲家，以雷鬼乐（Reggae）著称。

10.作者注：摘自一行禅师，《你可以，爱：慈悲喜舍的修行》（Teachings on Love），加州柏克莱：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七（台湾：橡树林出版，二○○七）。

11.作者注：摘自一行禅师，《送给一个可能的未来》（For a Future to Be Possible），加州柏克莱：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七年出版。

6静坐与暂停

一行禅师谈觉知（awareness）时，总让人觉得觉知这回事简单而不费力，就像把豆子浸在水里。「你不需要把水硬挤进豆子里，」他告诉我，「只要让豆子待在水里，慢慢地、慢慢地，水自然会被吸收。经过一个晚上，豆子就会吸饱水、发胀、变软。你就跟这些绿豆一样，而觉知就是水。修练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心，连同你的身体一起温柔地带回到当下，然后把身与心结合在一起。那时，压力会慢慢消解，觉知会慢慢茁壮，而你就可以用更清晰的方式看待万事万物。」

可惜动的时候，更感觉不到自己像颗浸在水里的豆子。我厌恶放慢速度，就算只是放慢一会儿，也觉得讨厌，不过我找到了可以帮自己停下来的工具。我指的并不是深奥的那种隐喻层面的停止，只是名副其实的让身体停下来。譬如，如果出门上街，就表示停下我的双腿，安静地站一会儿，或者找个地方坐下来；如果我正在说话，那么停下脚步的意思是把嘴巴闭起来；如果在家打扫、收拾或煮饭，那么停止就是指坐下来，而且面前没有书、没有杂志，也没有画。

我还记得小时候跟母亲去柏克莱拜访她一位住在白色大房子里的朋友。我们敲了厚重的木门，却无人来应门。母亲的那位朋友事先知道我们要去，所以我母亲又更大力地敲门。等了好一会儿，敲门也敲了好一会儿后，母亲才发现大门虚掩，于是我们直接进门。进屋后，发现她的朋友正盘腿坐在客厅里，背朝我们，动也不动。我们围着他绕了一圈。他的手放在膝盖上，眼睛闭着。我们就这样站了好一会儿，他才张开眼，「哈啰，」打招呼的同时，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笑容。「我刚正在冥想。」

接下来在那个人家里的时间，我一直非常不安。趁着母亲开车回家途中，我问她冥想是什么意思。「冥想就表示他听不到我们敲门吗？」我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他也许听得到我们敲门，」我母亲回答。「不过那个敲门声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这个答案让我更觉不安。所以，他人在心不在吗？他的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吗？他为什么要冥想？怎么冥想？如果有只苍蝇停在他鼻子上，他感觉得到吗？对他来说，把苍蝇挥走，会不会是件错误的事情？不管他刚在做什么，似乎都让人觉得神秘又恐怖，我一点都不想跟冥想扯上关系。

刚开始为师父工作时，我对冥想依然抱持着这样的看法，结果有人告诉我办公室文化中，有一部分就是大多数早晨都要静坐十五分钟。静坐十五分钟，没有任何东西可读，听起来简直像是痛苦折磨得天荒地久，不过我愿意尝试，毕竟大着肚子又疲累的我，能够闭着眼睛坐下，就算得挺直了身子坐着，听起来也确实像是在好好休息。

过去十年，上班的早上大多都是这样开始的：我的同事和我围成圈闭眼静坐。办公室的静坐是从我们称之为「请铃」的仪式开始，请铃就是摇动冥想铃，之所以称为「请铃」，是因为我们不应该去「打」铃，而是应该「迎接」铃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当中会有一个人去请铃，其他人就闭起眼睛静坐。我们其实就只是坐着。有时候电话会响、有时候有人会咳嗽或挪动身子。这些声音我都听得到，而且都不是从非常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就只是原来的声音，单纯的咳嗽声或身体挪动的声音。我很想利用这段时间补眠，因为早上我通常都非常疲倦，可是大家都继续挺直了身子坐着。我以前很不喜欢办公室的冥想这件事，而且心中老是在问，为什么不可以躺平。但是静坐激励了我的努力，不同的想法在脑海中出现时，静坐帮助我记起了如何放任这些思绪来了再走，一如任由木枝在我的意识之流中浮潜。

月月刚出生以及刚回到工作岗位之时，我对办公室冥想这最初几分钟的平静，迫切渴望得有如上瘾。那是我一天当中唯一清醒却不必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也不用像只无头苍蝇般忙进忙出的时间。女儿较大后，我找回了一点精力，开始觉得早上的冥想几乎令人难以忍受。静坐的十五分钟里，似乎流逝了整整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我会感觉自己正在变老、像个笨蛋一样坐在那里浪费生命，然后我会开始惊慌失措。我确信只要多坐一分钟，自己就会因为无聊或年迈而死。我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一旦把所有人都赶出屋子后，我迫不及待地埋头做事。天底下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跟每天共事的人一起静坐十五分钟。我还有电子邮件要发、有帐单要付、有话要说、有书要买、要编书，还得把这些弄好的书寄出去。

但是，当冥想结束的那一刻，脑子里所有迫切的事情都消失不见了。刚刚还急着要发的电子邮件可以等，没有问题；寄出手稿之前，也许再看一遍也不错。我还有很多时间喝杯茶，悠闲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

多年静坐后，我现在对早上的冥想，既无恐惧感也不渴望。我完全都不觉得冥想复杂或神秘，在我的认知里，冥想就只是一个让自己停下来的有效方式。我母亲的朋友称之为冥想，我认为这是静心，而且现在不论是否在上班，我都把冥想当成了分内工作。让思绪如木枝在河流中任意浮潜的功夫，我大概没什么长进，因为我仍会试着去抓那根木枝。整段冥想期间，我也许会专注思考有没有足够的钱送孩子去夏令营，不然就是费神考虑写给作者的信里该写些什么。这些思绪依然感觉真实、依然感觉急迫，只不过即使我依然会想抓住这些思绪，但放手任它们流走的时间愈来愈快，直到下一根思绪的木枝出现。

暂停与静坐最棒之处，通常都是在冥想结束时刚张开眼的那个美妙刹那。那环视周遭的短暂第一眼，会发现一切都变得鲜明而清晰。静坐并不简单，但这一刻让一切都值回了票价。偶尔还会出现一次十五分钟坐立难安的静坐，换来一个神清气爽环顾周遭的当下片刻这种公式：为了那个片刻，我怎么样都会有空。

那个短暂的瞬间是如此绝妙，所以我不止想和同事共享，也要和家人一起拥有这张开眼的安静片刻，于是，我们家也请铃，有时候我们会闭上眼睛，有时候就自然地睁着。通常一开始小丫头中总有一个会哼着歌或左动动右摇摇，但接着她们就会安静下来。我们会有一段完全静止、真正寂静的时间，这段时间感觉就像苍穹一样珍贵而圆满。然后我们会张开眼睛，谢谢地球、谢谢辛勤为我们生产食物的人。接下来，我们会为彼此递传米饭，继续说着那天发生的故事、开玩笑、递盐罐。

从暂停而得到的那环顾周遭的一刻，我称之为「有空」，一行禅师则称之为「活在当下」。当下包括了我们肉眼看得到与看不到的周遭一切，也包括了这一刻的前一刹那与下一瞬间。所谓完整意识到当下，代表了意识到每一种状况、每一件事，以及让这一刻得以发生，甚至引发所有未来可能性的每一个境遇。活在当下并不表示漠视我们对于过去以及未来的所知。就算天空美丽、风儿迷人，我也不会从悬崖往下跳，那是因为我会思考到下一个瞬间。我不会去碰热炉子，因为过去让我知道热炉子会让人痛不欲生。活在当下指的是，我们理解到即使穷尽我们所知的一切，但是现在身处的唯一当下，却具有绝对独特又令人神清气爽的某些特质。

虽然没有人能完全活在当下，但当下绝对是个可爱又使人惊异的地方，值得定期探访。我有时会想着「等一下再去享受当下」，因为眼前手上实在有太多事情要做。但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重要的时刻何时发生。有时在夜深人静，月月告诉我她在学校玩呼拉圈，或街上有个男人跟她要食物时，我会领悟到这就是重要的时刻，而非干扰。

或许永远都会出现那种时候，让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奔波中变老，或对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一点兴趣也没有。步入不惑之年后，我发现自己忙碌的生活中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太多，多到我根本无法忽视。演员杰若夫‧贺尧（Geoff Hoyle）在他的个人节目《怪胎》（Geezer）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那二十年，还有三十岁到六十岁间的那一年去哪儿了？」之所以觉得年纪愈大，生命似乎愈飞逝如梭，那是因为我觉得没空的时候愈来愈多。一天中，这种没空的时候若是多到一定程度，那么当天结束的时候，生命中就没有任何值得记住的新鲜事。如果人生中这种没空的时候多到一定程度，那么一周周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接着一生过去，都不会有任何值得记住的新鲜事。

过了四十岁之后，人生从觉得好漫长变成感觉好短暂，我开始觉得我再也不要错失人生的任何一个时刻。如果注意自己每次的呼吸，会发现原来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还要呼吸好多好多次，人生因此突然变得长多了。的确，有时候很无聊，有时候很痛苦或烦厌，但如果我想切身感受让自己心满意足的重要时刻，不论这些时候是在何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我都必须要练习专注，直到专注变成自己有意识的习惯。研究顶尖运动员与音乐家的专家已经发现，除了天赋与良好的记忆力外，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与音乐家还必须刻意练习一万个小时，才能真正在某件事情上出类拔萃【12】。那是在有意识的觉知到当下的情况下，极其大量时间的刻意练习，只有这样练习，我才能参与计划之外的重要时刻。

除非是例行工作的一部分，否则天底下不可能有人能让我每天早上静坐十五分钟。除非是一家人一起做的活动，而且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长到两个丫头都不记得到底有多久了，否则天底下不可能有人能让两个小丫头在晚餐时间安静，连几分钟都不太可能。每一件有用又有益健康的事情，从练习武术到刷牙，我几乎都是因为把这些事情变成有意识的习惯才能持续。如果每一次做这些事前，我都必须下一次决定才会去做，那么我可能根本什么都不会做。

12.作者注：此研究结果出于杜维维尔（R.J.Duvivier）、达兰（J.van Dalen）、谬珍斯（A.M.Muijtjens）、穆拉艾特（V.Moulaert）、夫乐乌顿（C.Van der Vleuten）与薛毕尔（A.Scherpbier）共同在《BMC医学教育》（BMC Medical Education）编号11（2011），101期上发表的〈刻意练习在临床技术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专文。一万个小时刻意练习最早由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教授艾瑞克森博士（Dr.K.Anders Ericsson）所整理提出。记忆力、生理机能、家庭支持、指导以及天赋在相关内容中均有提及，但并未量化。

现在，只要一碰到车门把手，我就会有意识地呼吸。这不是因为我很紧张，也不是因为我试着要具备完美的正念，而是因为这样做会让车行更顺畅；此外，碰到大门门把的时候，我也会有意识地呼吸。在这些较平静的时候练习，可以帮助我在心情比较不平静、有人扯我的袖子，或有人对我大吼的时候，审视自己究竟有没有空。碰到这种情况时，如果我在超级市场或街上，我会走到一旁，有意识地呼吸，然后想像有个小孩轻敲我的肩膀，问我有没有空。我永远都可以说没有。

你不需要是个佛教徒，也不需要信仰任何宗教或学说，甚至不需要挺直身子静坐很长时间才能正念。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很多不静坐冥想的佛教徒。但是你需要找到一个方式让自己停下持续不断的行动与喋喋不休。任何方式的暂停都有用，但停止本身只是个必要条件。不论是坐着、站着，甚至是躺着，当我们停下来时，我们就是在训练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去承认当下。停下来后，有许多集中心志的方法，如：数呼吸、审视自己的身体，或背诵一首小诗，这些是我试过的一些方法，然而通常刻意停下手边正在做的事情，就足以达到目的。我这颗聒噪不定的心真心欢迎任何不需要言语的机会。在我陷入字词泥沼无法脱身时，就需要利用师父简单的几句话，停下脑子里的那个转个不停的仓鼠滚轮：

吸气，我知道我在吸气，

呼气，我知道我在呼气。

就这么几个字，通常就足以提醒我，在我的呼吸当中，身与心的融合其实毫不费力。而且两者的融合状态其实一直都存在。这一个当下，首先，是由呼吸组成的。对于整个宇宙的觉知，就在这吸气与呼气之间翩然进驻。

7这正是我在这儿的理由

大多数时间，我都处在无法掌控的环境中，无法用一只小铃告诉自己何时该闭上眼或睁开眼。我通常都忙得团团转，很多时候，我是真的一点空都没有。学校有位家长想向我抱怨某位老师、母亲在我上班时打电话来告诉我，我的女儿需要上打鼓课，还有她们的裤子太小，不然就是一个骑脚踏车的小鬼把我撞倒在地，却一句对不起都没说，像在这种时候，我都毫无耐性或毫无同情心，自然也不会因此而有空。不过我也会利用这种时候，把一瞬间用想像力转变成未来的某一刻，那么当下的这一刹那，就只不过是刚好位于这段转变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已。

最近，我和身兼环保健将与作家两种身分的乔安娜‧梅西13有过交谈，她的作品从深奥的生态学到全球和平运动，无所不包。我们谈到身边认识的每个人似乎都身陷于忙碌当中。「这么多年过去，」乔安娜说，「唯一让我没有迷失在生活中的原因，就是我每次睡醒都会设定目标。」

那次谈话之后，我的早晨也由弄清楚自己那天的目标作为开始。有时候一整天的目标就只是在受挫的时候有意识地呼吸，而不是张嘴骂人；有时候我的目标是完成一项写作计划、用心倾听一个人说话，或想办法在那一天找点乐子。有目标的那天，我的心也比较安定，因为设定的目标会提醒我，自己为什么在做这些正在做的事情，而许多其他强烈要求我投注专注力的事情，也比较不容易让我钻进牛角尖。

采买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天底下有那么多可以买的东西，发出那么多的讯息告诉我买下它们后，我的生活将会如何的改善，所有东西都在大声疾呼着要我买下它们。有天在上班途中，我顺道去帮女儿买被子。她们一直用我们的旧毯子，破破烂烂的毯子又大又重，常常滑落在地，让床上的两个小丫头冷得发抖，缩成一团。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太多钱，所以只能用当时那个时间，去买价格低廉的东西—在美国，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被训练出对物品的欲望与期待—最后我出现在其中一家专门为这种欲望而设计的大卖场里。卖场的一切看起来都无害，但等我回过神，却发现自己跌入了焦虑与旧有的渴望当中。9

小学四年级去珍妮佛‧李家玩之前，我从来不晓得世界上有配色或成套寝具这回事。珍妮佛的凯蒂猫床单与她的窗帘、枕头套竟然是相同花色！那时候，我以为这表示她的爸妈必定是百万富翁无疑，其实珍妮佛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她父母在这种大卖场里买的。

13.乔安娜‧梅西（Joanna Macy）是一位生态哲学家，专研佛教、一般系统理论，以及深层生态学。着有：《用5个故事改变世界》、《崇尚真实的文明：世界因你的转变，进入大文明时代》……等

我站在大卖场二楼后方的角落，那些包裹着俗丽花朵与粉红色圆点床单的塑胶袋，反射着明亮的日光灯光，闪闪耀目。我呆楞在那儿，想着女儿的幸福与快乐都取决在她们是否有一床可以跟被子与枕头配色的聚酯纤维床单。我对她们的教养怎么会失败到这种地步？我因为站在「女孩」的货品走道区，所以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粉红色与花朵图样。只不过我家的两个丫头并非粉红色或小雏菊的超级迷。卖场另外还有「男孩」区，那儿的被子图案全是跑车、火箭，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中性的孩童区，但大人的寝具却根本不是依照性别来分类。难道男孩与女孩长大后，全都会开始喜欢同样的灰色或酒红色的床单吗？

孩童用品的设计是毫不留余地的开朗与欢乐，但这些设计却令我心情低落。我的女儿会被吓坏的。或许这些被子真的可以让她们一觉睡到天亮。或许她们还会因此晏起！我有资格否定她们因为拥有配色枕头与被子而产生的喜悦吗？走进她们房间，帮她们把身上的这些巨大聚酯纤维雏菊被盖好，我受得了吗？如果不买这些儿童寝具而改选成人寝具，我负担得起吗？就这样，我在那儿站了十分钟，也在男孩区、女孩区与成人区之间来回走动，然后我看了看表（一如赌场，大卖场里是不挂钟的），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发现我必须去上班了，没有时间买任何东西。当卖场的玻璃门在我身后平滑顺畅地阖起之时，我所有的急迫感全消失了，而我除了轻松，别无其他感觉。不管有没有那些被子，太阳依旧明亮地照耀，而我的女儿也会一如以往地健康愉快。

我发现，就算自己订定了目标，一坐进车子里，通常就会忘了目标。开车的时候，我的正念程度最低。那时的我完全无法同时专注于眼前应该发生的事情与处理其他所有的刺激。在城里开车经常是件令人麻木又恼怒的事情。从纽约搬回加州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开的都是我母亲的老爷车。我母亲帮忙接生将近四十年，车子后保险杆上贴了一张「助产士助人」的贴纸。

遗憾的是，每当我开车上路，我的驾驶不耐症就会发作。只要有车子挤进我前面，我就会把全身的重量压在喇叭上、如果有人没看到我就想切进我的车道，我会拉下车窗破口大骂。我必须减少开车的频率，不然就得买辆新车，我的驾驶不耐症绝对让助产士背负了臭名。最后我不仅减少了开车频率，也换了车。

除了我父母与师父外，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说自己太忙：从在托儿所有份全职工作，回家还得照顾刚动完手术完全不能动但正在恢复中的丈夫、三个孩子、两条狗、一只非洲鬃狮蜥外加一只兔子的阿玛莉（Amalie），到身兼精力充沛的律师以及一个全国性非营利事业组织执行董事、有一个女儿、与父母同住照顾两位老人家的塔拉（Tara），到成功经营自己的科技事业并管理好几处专供出租的房地产、只要有时间就去上小提琴课的独居麦可（Michael）都是。

有人美其名为预定计划、有系统的安排活动、忙得忘我，或甚至乐观地称之为维持平衡，但实际上，我们全都在庸庸碌碌。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如果我停下手边的一切事情，然后呼吸，即使只停一秒，我需要掌握的一切事情就会全部失控，然后掉下来砸落在我头上。我无法用全心感受当下，或无法用开阔的心胸去接受当下的理由，并不仅仅因为焦虑或工作过度。除了许多难过的时刻会让我努力逃避之外，我的生活中还有一种常态，会让忙碌而非正念变成习惯，习惯不去感受或接受当下。其实把注意焦点放在当下并不需要挪出额外的时间，只不过焦点很容易受到影响失焦。这种时候，目标的设定就是解决之道了。如果这一天有很清楚要达成的目标，我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不在计划内或负担不起的商品影响，也较不容易被自己摇摆不定或急迫的情绪左右。

如果不设定目标，我会花掉很多时间做很多琐碎的决定、设法弄清楚该怎么去把自己可以做以及无能为力的事情分类，或绞尽脑汁想着该如何把能力所及的事情塞进我的行事历中。我可以整天都做些微不足道的决定，然后，等到该决定大事的时候，例如需要搞定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应该把女儿送去哪所学校、如何让家附近更安全，以及如何让这个世界朝着更平等、更公正、更永续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我已经累瘫了。这一点都不像我。「决定疲乏」，一如新闻与心理学家所称，是指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最后都只去决定一些最简单的事情、选择最没有阻力的路去走，不然就是仿效其他人行事。

有一次，跟一行禅师以及其他比丘、比丘尼开完会后，有位比丘尼和我一起搭公车去机场。我对她们如何在庙里决定事情的过程很感兴趣。我对她说，在一个所有人都如此慈悲又怀抱正念的宁静环境里做决定，一定很棒。试想，在那儿，没有决定疲乏也不需要仓促行事。这位比丘尼大笑。她回答我，妳想像一下必须跟横跨不只三个国家的五所庙宇里的五百名比丘与比丘尼一起做决定的样子，换言之，大家必须有如一体的行动。「那是非常耗神费力的事，」她说，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决定得花上好几个月才能定案。「差别，」她继续说，「并不在于做决定变得比较简单。事实上也并没有。要决定一件事并不简单。然而就算做决定是件麻烦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努力去找出方法，享受做决定的过程。重点应该是大家一起做的决定，而且做得开心，而非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我觉得这番话很有道理，因为这常常也是我对付身体酸痛的方法。我跟青少年一起学习武术，在跑步热身的时候，这些年轻孩子超越过我，把我抛在身后，脚步轻盈得像在飘，而我则通常在疼痛一开始出现时就想停下休息。不过，这种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疼痛正是现在我在这儿的理由。」这是我的选择。追逐自己的目标虽然不代表感觉很棒，但是绝对比毫无目标的感觉要好。目标会提醒我过滤所有传送到脑内的资讯与强烈的情绪，然后根据目标做决定。不论我在买东西、开车或跑步，只要在我决定要做的事情范围内，我就一定有空。这正是我在这儿的理由。

8优雅变老

不管是走在街上还是坐云霄飞车，我都喜欢快。我希望事情加速进行，尽快看到好的一面，不喜欢放慢速度。真正开始思考变老这件事之前，我从来不觉得把专注力放在当下有任何重要性，因为周遭有趣的事情太多。

我跟许多住在美国的人一样，没有严重病痛灾祸地活到了四十岁，这四十年间，我过得像个无敌女金刚。不论看过什么，或在理智的层面知道什么，我从未想像过自己终究有变老的一天。我知道自己大多时候都能健康无恙，是拜运气、地点以及基因所赐，但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我仍会不明原因的认定只要上车系好安全带而不抱怨、做瑜珈、平日常吃深绿色蔬菜，我就可以不变老也不生病。

可是，四十岁生日才刚过几个月，我就出了严重的自行车车祸，肩膀撕裂伤，接着又碰到抢劫、染上了肺炎，等恢复得差不多了，学武术时又被摔到水泥地上，裂了一根肋骨，之后，我得了支气管炎、为了照顾败血性阑尾炎的杰森在医院待了两个礼拜、长了带状疱疹，还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因肺癌辞世。不只如此，我觉得身上的每根骨头、每条肌肉都已停止正常运作；每次打喷嚏、咳嗽或大笑都会引发胸痛；早上睡醒时，全身骨头嘎嘎作响，晚上跪下时，肩膀酸痛，此外，睡觉的时候，新的纹路也会在我脸上刻下凹槽。我试过鱼油、药草、只吃绿色叶菜，还去修了脚趾甲。统统没有用。

我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我向每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丢出这个问题，结果不论是我的西医医生、我的指压师，或是帮我在耳朵下针缓减肩痛的针灸大夫、好友，乃至街上好心的陌生人，给的答案都一样：我不只变老了，我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了，完全没有老当益壮的情况。

身体老化的现实让我害怕。我一直都知道身体老化并非单纯的态度问题，所以绝对没有「你觉得自己几岁就几岁」这种事。然而尽管如此，我仍一直以为变老这件事情应该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生在我身上。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年龄突然觉得自己开始变老，但到了四十岁左右，我们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开始减缓，我们的细胞会开始退化【14】。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个人所能掌控的体能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活久一点、活健康一点，这些都有详尽的纪录可以证明，而且市面上也有数不清的书籍讨论这个议题。当前的标准建议可以浓缩成两句话：定期运动、食用植物为主的健康饮食。就是这么简单。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不管多么小心、住在哪里、跑多少公里、咀嚼吞下多少食物，我们的器官就只能维持一定时间的功用。我们的细胞即使在最佳的环境下，依然会退化。就算我们躲得过海啸、癌症、高血压、塑胶里的双酚A（即酚甲烷）跟从天上砸落的钢琴，也逃不过年迈与死亡。

我的家族健康史中满满记载着好几种不同类型的癌症，亲眼见到姑妈与非常亲近的家族友人因乳癌辞世的亲身经历，让我始终在准备着面对自己突然的意外死亡。我以为，这种心态可以让我跟老迈与死亡多拉开一点距离。我希望自己的死亡跟生前任何状况都无关。我希望能一直维持着活动自如的身体与同样的美貌，然后黄土一坏。

我母亲大学时交的男朋友告诉她，她虽然不漂亮，而且显然不可爱，但是等她老了就会很美丽。我母亲是中欧犹太人，在墨西哥长大，之后住在纽约，完全不符合美国或墨西哥传统观念中的美丽定义，然而她的男朋友尽管口拙，对于母亲老了会变美这件事，却说对了。我母亲现在美得惊人，几乎每天都有人对她的实际年龄发出惊讶之语，不然就是用渴望的语气说，「我真希望等我七十岁的时候，看起来也跟你一样好看。」我母亲对于高品质的脸部保湿品与润丝精的花费相当不手软，但也就仅止于此了。她不染发、不做脸部美容注射，也不换肤。

14.作者注：请参见美国国家卫生总署（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医学资料库（Medline Plus）「年龄相关的改变部分」（Areas of Age-Related Change）二○○七年冬季刊，网址为：www.nlm.nih.gov/medlineplus/magazine/issues/winter07/articles/winter07pg10-13.htmlchlorophyll

我跟我母亲一样，向来无法依赖传统的美丽立身，因此我也真的觉得，带点虚荣地长大，可以让变老这件事不那么令人难受。只不过不管我对照镜子或特别的乳霜是如何坚决地兴趣缺缺，变老这件事，依旧为我的自尊带来很大的打击。不知道怎么了，我愈来愈在意自己的头发以及身体其他部分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我知道世上的一切都会改变，短暂本来就是一种生命的真实，但是怎么来得这么快？怎么现在就已经老了？

世界上如果有某种仪式可以标明我们从这个阶段进入到下个阶段，对我可能会有点助益：我指的仪式，就是某种跨过门槛就进入老迈世界的那种认知，像犹太人的成年礼（Bar Mitzvah）【15】、墨西哥人的女子成年式（Quinceanera）【16】、希腊人的公民礼（Dokimasia）【17】，或天主教的第一次领受圣餐，这些仪式都帮助大家欢迎年轻人正式加入他们的圈子，变成名副其实的大人。我可以考虑办个盛大的体能表演来反抗年纪，就像渡边玉枝以七十三岁高龄攀上圣母峰，或黛安娜‧奈德（Diana Nyad）六十一岁时尝试最后一次从古巴游到佛罗里达。

尽管我可以创造自己的仪式，再以艰困的爬山之旅或午夜泡在海里作为总结，但我并不想全部自行创作。我想要一个像婚礼一样具有社会了解与接受意义的典礼—我想要一种美丽而饶富见证意义的标志，证明自己正在变老，用这个证明以及我的花白头发与皱纹，确立我迈入老化的新社会地位。我还想要一大堆已经跨过那个门槛的人，站在老年的彼岸边，让我知道如何变老。

15.在犹太传统中，女子十二岁、男子十三岁就算成年。

16.墨西哥女孩十五岁举行的仪式。

17.公民礼是古希腊的雅典人的一种审核与考验过程，通过程序的人代表确定取得了公民资格，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9专注的高度

我的生活几乎是在年迈长者全都缺席的情况下开始的。我的父母之所以搬到加州，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他们两家人口日渐凋零的东岸家族。我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全是移民到美国的，他们设法逃过了屠杀、贫困与纳粹屠杀。在我还没有大到能记住这些长辈之前，大多数的长辈就已辞世。在童年居住的公社里，我的父母（三十岁生我）已经算年纪大的了。我还记得遇到过一位较年长的老先生，他当时大概跟我父母现在一样七十多岁吧，那次的相遇，他那似乎松垮挂在身上的皮肤，带给我很深刻的困扰。当我捏起他手上的皮时（现在的我简直难以想像当初怎么会那么做，而那位老先生又怎么会让我得逞），那块皮肤就一直那么待着，就像是这块皮肤与皮肤所覆盖住的人，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物质组成。想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令我非常恐惧，也因此我养成了每年在过生日时的一个习惯：我会偷偷捏起自己手上的皮，然后看看这块皮肤会不会慢慢恢复到原状。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有这个习惯。

即使成年后，我所有年纪较长的朋友也都是从小就认识的人。住在纽约时，我偶尔会看到老人家迎着风坚定地在人行道上走着。地铁站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年轻，也许是因为那些阶梯的关系。当然，往上城走就会看到很多年纪较大的纽约人，他们通常都是从头到脚一身无懈可击的黑，身材苗条、梳理整齐的明亮银发高雅贴服。

自从搬到湾区，年纪非常大的老人家见得更少。部分原因在于这个地区属于功能区，缺乏公共空间，大家待在室内的时间比较多。这儿虽然有公园，但几乎全是带着小朋友的家庭。我只有去奥克兰中国城或旧金山的日本城时，似乎才能看到真正属于两代互动时的兵慌马乱现象。但在中南美洲、欧洲、亚洲与南北非旅游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年纪较长的老人家。我看到他们在墨西哥的广场上、看到他们在摩洛哥喝下一加仑一加仑的薄荷茶、看到他们在北京骑自行车、也看到他们一大早就出门在托斯卡尼散步。在每一个地方，小宝宝、青少年、成年人与老年人都交融在一起。

十三岁的时候，我曾跟其他美国青少年一起去尼加拉瓜参访一个月，我记得当时尼加拉瓜的青少年让我非常惊讶—讶于他们看起来多么有责任感、与大人们对话时多么兴趣盎然，还有与周遭一切事物建立关系与发挥影响的能力。这些尼加拉瓜的青少年当中，很多都把激励自己向上的功劳归于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社区中的其他长者。一位在伊朗长大的朋友，也曾对美国年轻人的孤立特质提出意见。在他成长的地方，青春的末路是从军，正因为他们青春的终结来得如此快速，所以他们的青少年时光染上了一层严肃的色彩。在美国，青春是没有固定终点的。对某些人说，青春是在自己当了父母后结束，有些人则是在他们开始照顾其他人或有了工作的责任时才向青春告别，另外还有些人，似乎直接从青春一脚跨入老年。

三十岁时，有份工作落到了我头上，那是带领一团老人家去南非进行两周的历史之旅。我虽然从没去过南非，但读过许多相关资料，自忖对这份工作相当有信心，但一到机场，我看到除了一位团员，其他团员全已年过七十，其中还有两位更是高龄九十五、六。他们都很开朗、知识丰富，而且也很兴奋。两位九旬长者有他们医生出具的健康证明，证明他们可以旅行。既然这样，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结果，一位心脏病发，另一位心脏衰竭，还有一位的大部分行程都待在医院，不过这一位的身体最后完全康复。旅行团的行程继续，我们去了野生动物园，与狮子与长颈鹿擦身而过、穿过简陋小镇、在医院进进出出探望朋友，也去了遥远的西开普省。我们的行程边走边改，增加了厕所之行以及较短距离的景点。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在我尚未领悟到自己其实已跨入年迈这一端的世界时，我同样也未领悟身边的朋友、师长也都老了。环顾身边，当我看到乔安娜‧梅西、一行禅师，我的九旬老友辛西亚（Cynthia）与米莉（Millie）、我的父母、女儿，以及社区里其他邻居时，我知道大家活着在一起的时间有限。一行禅师的皮肤很有光泽、眼睛明亮，充沛的精力让他有体力每天早上散长步，然后教课，下午还能种花种菜。我那对已经古来稀的父母，精力比我旺盛，计划要执行的活动比我还多。我父亲欧夏身罹两种癌症与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外加一大堆小毛病，然而他却整天马不停蹄地画画、写作、继续执业当律师，还在大大小小的每场示威游行中举牌抗议。我母亲益喜总是在探险，一个险接一个险地探着，她先在厄瓜多尔的丛林中担负起健康教育的责任，回到美国接生了几个宝宝之后，又出发参加了一趟沉默的避居之行、教了一堂领导统御的讨论课，还担任许多新手父母家庭的顾问，提供他们从沟通到授乳等一切事情的建议。米莉现在依旧每天运动，也照顾孙辈与曾孙。辛西亚最近刚过世，但在那之前，她一直把自己的家经营得像个社区活动中心与艺术家智库。我的这些「老」朋友并非没有病痛，也并非没有面对到年迈的困难之处，只不过他们都很忙，忙得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年迈。

这不代表他们在迈入老年时毫无失落或悲伤。我父亲希望自己仍可以骑自行车与焊接。一行禅师建议我们在行有余力的时候多走路，因为早晚有一天，我们的腿会虚弱得再也擡不起来。他曾如此承认：

年迈让我很痛苦，但我把这个折磨当作修练。以前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当我想用一个词汇时，不论是英文、法文或越文，总是信手拈来。但前几天，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竟然忘了一个脑子里想到的词，这让我彻夜无眠。我打开灯，拿出所有的辞典，就是为了找到那个词汇。我拿出了许多辞典，因为我非常生气，完全无法接受自己已经老了的事实。我忘了的那个词是「硝石」。「硝石」是一种长在老东西上的盐。我想要记起这个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时，所有人都已入睡，无人可问。在我翻开辞典的时候，我甚至连这个词是以什么字母开头都没有概念。

有一次我试图想要记起查尔斯‧达尔文的名字。当时我坐在巴士上，脑子正想着达尔文，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接受自己的脑细胞每天都在死亡的事实。抗拒自己的年迈只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绝非睿智之举。睿智是接受我们已经老了的事实，但同时也看到我们并不老的事实，因为我们都既是啼出第一声哭泣的新生儿，也是举头迎向光亮的初绽水仙的一部分。【18】

几年后，师父告诉我，「对我来说，老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喜悦。老化让我有机会沉浸在一条河流的平缓段，不急着入海。我可以慢慢来，好好欣赏与赞叹经过的云朵与飞鸟。」我父亲说，「我失去了体力与一些记忆力，但我却挣脱了焦虑、执着与恐惧，得到了自由。所以老年是一段令人开心的时光。」我母亲比以前更享受生命，以前当单亲上班妈妈时无法做的事情，她现在已拿到了许可证，要去把那些事情全部做过一遍。

我父亲、母亲与一行禅师的生活方式迥异。他们吃的东西不同、信仰不同，健康状况、病痛情形与富有程度也迥异，然而他们却似乎都高度投入生活，而且，至少在我父母的例子里，他们都比三、四十岁时更开心、更轻松。事实上，与我认识的那些比较年轻的成年人相比，他们好像更快乐，而且更自在。我的种种「老化」迹象已经让我无法视而不见，但这些前辈提醒了我，年迈有一部分是拥有可以更投入生活的工具与资源。在我们这个以年轻为焦点的文化概念中，年老与事事不关己的程度，是正比例成长的关系，然而这些前辈们的生活却活生生地扭转了这样的概念。我知道当自己年纪愈大，很多事情的速度可能愈变愈慢，而横在眼前的疼痛也可能愈来愈多，然而我的这些前辈们却提醒了我，在前面等着我的，还可能有一种深刻的喜乐。

18.作者注：请参见一行禅师一九九六年七月七日讲授宇宙法规的演说。

10明天不是答案

我的两个女儿跟我截然不同，她们对于年岁增长这件事，异常兴奋。对于四岁的梅梅而言，最大的赞美莫过于她的表现像个七岁大的小朋友。九岁的月月比较喜欢人家告诉她，她看起来像十几岁的少女，但套用她的说法，不是「不知羞耻的那种女生」。两个丫头对于长大后所会发生的事情有远大的梦想，包括一起成为闻名天下的科学家面包师傅。梅梅认为她长大后就不会再吃大拇指了，而且她的早餐、中餐跟午餐全都要吃加了枫糖浆的酸乳酪。月月幻想自己能在晚上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看书，再也没有人跟她说该关灯睡觉了。有一天，在很久很久以后的有一天，她们会自己走路去冰淇淋店。两个小丫头都觉得成年是件无法想像的事。她们很爱谈论将来有一天，等到她们都变成一百岁的时候，两个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还会继续跟我一起住在家里。

我清楚记得自己决定再也不要继续老下去的那一天。那年我十六岁，日子过得不是太好，没有安全感又害羞，而且世界末日级的三大灾难全都发生在身上：牙套、眼镜、青春痘。我家那时很穷，家人对这样的困境常常不满地咆哮。我的继母很难亲近、我的父亲无能为力而且整天忙碌，至于我的母亲，则是经常晃神。除此之外，学校简直无聊到爆，除了让我害怕的午餐时间外，而且我最好的朋友才刚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因为一个新的最好朋友而不理我。我们本来一起去两人使用的相连两间厕所，结果我人还在厕所里，她已经跑出去跟新朋友躲在数学大楼后面。第二天，她悄悄塞了一张「分手」宣言在我的储物柜里，说我们的友谊缘分已尽，因为她变得「更酷」了，她在宣言中补充说，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却没有同步跟进。

即使我不酷，不过我纤细修长又强壮，我非常喜爱自己的身体。我也喜欢在历史课堂上争论、在化学课涂鸦，喜欢写些短篇故事，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我喜欢「比实际年龄成熟」的感觉，因为我可以驳倒大人的论点。我曾吻过一个男生，但在这一吻结束的时候，我如释重负。我喜欢当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时，我已经大到足以善加利用这个机会的感觉。那个时候的我仍在挣扎着将来该当总统还是摇滚巨星。任何冒险、任何目的地都有可能。

第一次，我不再渴望等待生日的到来。我不想再老下去了，不过我却仍在继续成长，反正，从现在起，不要再继续老就是了。我希望去做年长一点的人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去夜店、投票、有自己的车—但是我不想等到那么老才去做。我父亲是位壁画家，母亲是名助产士，他们的朋友有艺术家、政治人物，也有老师，虽然这些我认识的长辈都不太受到传统束缚，而且总是精力旺盛、创意十足，但再也清楚不过的事实是，他们都不是年轻人。他们会累、需要很多睡眠、会害怕坐热气球飞行或去高空弹跳。还有，他们都不吃糖。

当时大多数时候，我都会梦想搭着邮轮逃到巴黎，把一头短发染成亮红色。在梦里，除了一只皮包，我什么都不会带，皮包里只会有一本期刊，以及两件丝质洋装、两套内衣裤用来换洗。在我的想像里，那个在天上的不是上帝而是导演，所以我跟天上的导演说好了：只要我能一直维持十六岁，或一直维持十九岁，我愿意永远当个善良的好人，但十九岁已是我最大的让步，超过十九岁我绝对不会接受。

我的两个女儿认为当大人的我可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选择，而且我可以决定很多重要的事情，譬如她们两个可以吃多少糖、她们的病是否严重到不必去学校，还有她们什么时候该上床睡觉。在她们眼中，等她们长大了，她们可以做更多的决定，负更多责任。庆幸的是，小家伙们的生活尚未失衡，她们大多数的选择仍然有趣，而肩上的责任也依然又轻又少。她们根本无法想像长大以后的这个部分：责任比选择沉重，而且身体的疲惫永远不会因为有人抱着你去睡觉、帮你把被子盖好并轻轻给了你一个吻而结束。

我并没有把童年理想化。有时候童年令人困惑、害怕，而且找不到任何慰藉，然而我却真的很想念那段认定长大是所有问题解决答案的时光。我也想念那段自以为长大只是因为我渴望长大，等我不想长大的时候，就不必再长大的岁月。

现在的我知道天底下根本没有万灵丹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不能只是傻傻等着今年过完，然后一切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或变得更好，因为明年的我不可能长得比那些凶狠的小鬼更强壮，也不可能在玩单杠桥时碰到最高的那根横杠。如果我想要抓到单杠桥上最高的那根横杠，我从现在就必须开始努力去试。

停下所有手中的事，多花一点时间处在当下，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愈来愈能察觉到我的眼前只有当下—而我所拥有的当下，要比以前少。一行禅师曾告诉过我，他觉得年迈的滋味很好。我的父母说这些年最平静、最有趣。我希望等我到了他们那个年纪，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不过我并不会依赖未来。我现在就要努力得到更多的平静。那条涌向大海的河，一直在扯着我前进；不过我现在至少在学着如何享受湍流之旅。

11反击与不断划桨

我们家搬离山区的公社后，每年夏天仍会回去，睡在帐棚里，也会跟朋友一起在北加州鲑鱼河（the Salmon River）边的一块青绿平地上盖木屋。我十岁生日那年，鲑鱼河面上首次出现泛舟活动，我母亲决定让我们也去凑热闹。我们于是跟家族好友瓦利（Wally）一块去。瓦利身兼住宅营造师、冠军渔夫，与经验丰富的水上向导三重身分，身体结实，还有两撇令人印象深刻的八字胡，在他解说河流旅行的两大安全须知时，那两撇胡子就会扭来扭去。这两大安全须知是：一、当我们面对着河流的下游时，河的左右两边分别是「河左」与「河右」；二、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千万不要站起身。他接着说明，如果我们站了起来，那么脚很可能会卡在石块当中，然后被水往下拉。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瓦利说，「那么你只是把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大问题。」

我们分坐在两艘舟筏上。瓦利、另外几位家族朋友和我母亲在一条舟上。我、我的朋友跟她妈妈，以及瓦利的儿子，一起坐在另一条舟上。瓦利的儿子也是位水上向导。因为我们这条舟筏上有小孩，而瓦利又在另一条舟筏上，所以瓦利他们先出发。我们说好在瓦利找出最安全的航线后就立刻跟进。河面很宽，令人既兴奋又害怕。每当我们的舟筏撞进湍流时，我通常会停止呼吸、僵止不动，紧紧攥着桨，就像攥着救生衣一样，却没有使用那根桨。当河流只是牵着我们往前航行的时候，我爱死了那种感觉。我们在漩涡里进进出出，在轻碰水底的大石后被弹开。我们会手指着盘旋的老鹰、岩石中美丽的氧化纹路，以及看起来像是直接从完全垂直的花岗岩峭壁上长出来的熊莓、小松树苗。在一段平缓的河区，还有只棕色的河獭跟着我们一道遨游水面，牠的头好像一颗小椰子。

然后我们抵达了货运带（Freight Train），那是一条长距离的颠簸湍流，我之前常常站在上面的路边看着这个河段。一如计划，瓦利的筏在我们前面进入湍流之中，然后，他在我们的眼前被甩出舟外，消失在急涌的白色河水之下。湍流一直扯着我们的船往下拖，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把船划到旁边去。最后，瓦利湿漉漉的白发从水里冒出，「反击与不断划桨，」他对着我们大吼，「反击与不断划桨！」

瓦利之前曾向我们解释过，在湍流中存活的唯一办法，不是不动，而是反击与不断划桨。如果保留体力、往斜处切，或者试着尽量少沾水，那么你们的船更可能翻覆，让湍流主导一切。你们一定要朝着湍流靠过去。瓦利在解说的时候，我们虽然全都点头，但我朋友和我当时对身上新泳装的条纹要比他的解说兴趣多多了。

现在，冷水飞溅入我们的折叠筏里，我身子前倾，使出浑身力气划桨。我们直接冲入湍流中心，之后河水带着我们前进，快速而平稳，就像河水应该有的样子。那是我这辈子当中最开心、最自由的航程之一。在那个当下，我不但全心投入，而且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泛舟这件事情。

许多时候，我一点都不希望自己有空。并不仅仅因为我很忙，而是单纯不想要参与那个特定的时刻，我宁愿不要有全心全力投入那个特定时刻的觉知，因为有所体觉与敞开心胸会让人感到痛苦，有时候一想到会经历到新的痛苦，就足以让我想完全脱离当下，一走了之，独自住在山顶上用木棍盖成的小屋中。

正念并非只选择欢乐或快乐的时光而已。正念需要全心全力的正面迎击艰困、复杂，以及痛苦的时刻。碰到这种时候，譬如学习功夫时，身体受到攻击，呼吸的帮助很大。生命中会不会出现湍流，我们无法选择，不论是否拚命划桨，都会弄得全身湿，然而我们若愈专注，我们的觉知就会更加深我们和生命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将我们扯离这些湍流。觉知与生命的连接愈紧密，我们受到的折磨愈少。

不过世上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让人全心投入而不感到痛苦万分；我们会碰到那种意料之外的尖锐疼痛，也会遭遇令人疲惫至极的慢性痛苦；身体上的疼痛或情绪上的折磨，随着我的决定、悲伤与愤怒而变得更加剧烈。除此之外，天底下还有因为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因为我感知到其他人受到折磨，而蒙受的情绪折磨。这些痛苦与折磨都是我行走世上所背负的东西。

我以前总是幻想自己有一个女儿，至于细节（譬如有没有伴侣、生几个孩子等）则混沌不清，我只知道我想要一个女儿。我花了很多年才怀了月月。生下月月后，工作与照顾月月让我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要不要再生另一个孩子。之后，在月月还差几个月就满三岁时，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对于两个都清楚宝宝从哪里来的人，杰森和我的惊讶程度实在有些失礼。我们两个谈了好几个小时讨论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如我父亲所说，我们没有理由再生第二个孩子：世界不需要更多的孩子，月月也有很多其他小朋友可以当玩伴。这些全都是实话，然而生宝宝并不尽然是个理性的决定。正在我肚子里成长的这个孩子，我想要叫她恩典。

我母亲、一些家族朋友、月月和我之后一起去墨西哥一位世交家中小住。我认为，这次的小住会是新宝宝出生前我和月月的独处机会。离开朋友家，开车前往机场的途中，我开始流血。等我们抵达机场，急剧的疼痛已经让我直不起腰，而且大量的血流不止。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让我坐在轮椅上，直接把我送上飞机。

飞机一起飞，腹痛更剧，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一方面需要独处的时间，一方面也需要一个空间来清理掉一些血迹。当我压下厕所的冲水阀时，马桶发出巨大的抽吸声。然后，就在那飞机的洗手间里，这一团小小的东西—一个血块，就这样掉入我的手中。

一行禅师的每一本书几乎都提到延续这个概念。一如海洋中的浪花或天空中的云朵，我们没有真正的开始，也没有真正的结束；我们只是改变型态，继续延续。在那方狭窄的飞机洗手间里，在从波多维亚塔（Puerto Vallarta）飞往旧金山的途中，我开始深深觉得那个延续的概念果然有理。生命并非因怀孕而开始或结束。生命始终在延续，而我们只是穿梭在其中而已。九周大的受精卵是个不及我手掌大的柔软蛋囊，但它却是个名叫恩典的想法。

我把血块用餐巾纸包起来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吞下母亲递过来的四颗消炎止痛药。我就带着那张包着血块的纸巾过海关。工作人员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我穿过机场时，我心想，「最好不会有人来惹我。」回到家里，我把卷成了一颗球的纸巾放进冰箱里，倒头就睡。

一个礼拜后，我在自己的床上醒过来。当时是晚上，外头正在下雨，杰森跟我母亲都在家里。我们三个人走到院子里后，我把铲子插入土中，铲出一块块厚厚的土块。我在湿漉漉的土地上挖了一个洞，把血块放入洞中。我一边挖着土一边对自己唱歌。楼上，我三岁的女儿正熟睡，她的窗子开着，雨打进屋内。我唱的是这首歌：生命现在开始。生命现在正在开始。

中国的「忍」字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心，一部分是把利刃，而大大的心，连尖刀也无法摧毁。佛祖用的是一杯脏水的观念。尘土让一杯水无法入喉。但是如果你把杯子里的水倒入一条清澈的大河里，你就可以喝河里的水了，因为大河很大，可以轻易地将尘土纳入。这样的观念让我觉得很安心。河里也有痛苦，但河里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河水很凉、里面充满了叶子、土壤与生物。在河里游着，痛苦会流逝、重新出现，然后再度流逝。等我从河里探出头时，身子虽然在发抖，但我知道，我可以继续撑下去。

佛教观念中，最让我挣扎的其中之一是「无执」（nonattachment）。一行禅师写道，正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想法与感受的执着，才为我们与其他人带来如此多的折磨：「因为对看法执着，所以排挤、恐惧、愤怒、渴望与绝望都有了基石。如果一个人真的修习正见（Right View），那么就不会留下任何空间给这些苦难与折磨了。」【19】

我非常喜欢我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因此我很难接受这样的概念。我的感知与钟爱的一切为我带来许多乐趣，尽管大多数的痛苦也是因为我的这些执着而生。我生命中最美好与最艰困的时刻，都是在我全心投入的时候出现，在这种时刻，我的每个细胞都完全奉献与「执着」。我非常珍惜这些时刻。

然而一行禅师说的执着，是一种对于自己看法的死死纠缠，而非敞开心胸面对生命。就是因为死死纠缠着我的不确定（譬如埋在我院子里的是那个名为恩典的想法、譬如就是因为我的不确定，所以恩典才无法成长出生的念头），我才无法在那当下敞开心胸，也无法全心投入。我期待生活中所存在的那种全心执着，与死死纠缠完全相反。完全的执着包含了两个元素：不会被动等着人生出现，但也不会从生命的完整中退缩—生命的完整涵盖了挑战、磨难，与喜悦。

被我视为导师的长者，他们并不会因为年纪愈大，而与万事万物保持更多的距离，他们全心投入的程度反而愈高，或许那是因为他们对于事实以及必然死亡的觉知愈来愈完整。他们再也不需要跟我们在泛舟之行刚开始一样，下意识地把精力留到以后再用。我知道他们都曾经历过许多痛苦，但不论什么样的痛苦，这些经历都让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走，更接近生命，而不是远离生命。我想到我的母亲，她总是在身边都是精疲力尽坐在舞池边地上的年轻人时，最后离开舞池，然后独自一个人回家。我想到我的父亲，深夜十点还在铁轨边跟他那些无家可归的客户鬼混，当疲惫终于向他攻击时，他不断倒地、哭叫，却从不推开任何事情。然后我想到了一行禅师，当我们谈着下一个年度可能的出书想法时，他躺在他的吊床上，一面搧着扇子一面休息，享受着吊床来回的摆动与多变的光线。

19.作者注：出自一行禅师《好公民：创造开化的社会》（Good Citizens:Creating Enlightened Society），加州柏克莱：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一二年出版。

12痛苦与修练

即使是最健康、疼痛最少的人，如果运气够好、活得够久，必定会经历某些日常的身体疼痛。身体不会温柔地退化。疼痛，不论属于情绪或身体，尽管无可避免，但我依然不肯放弃，一直想要以智取胜。疼痛就像打针：清楚知道即将打针的期待心理，通常要比打针那一刻难熬得多。我比较害怕的其实是磨难、恐惧与寂寞。

在相应部十二相应六十三经（the Puttamansa Sutra）中，佛祖说了一个第二枝箭的故事。疼痛，不论来自身体或情绪，都是一枝正中标靶中心的箭。经上还说，「如果第二枝箭射中了同一个地方，那么疼痛会比加倍还要强烈。如果第三枝箭再度射中同样的地方，疼痛会强烈一千倍。」【20】我们或许非常希望疼痛消失，或许惧怕疼痛永不消退，也或许焦虑地想着这样的痛代表什么意义。第二枝箭，跟第一枝箭射中的地方一样，造成的疼痛不止两倍。跟我一起工作的邓严（Dang Nghiem）师姐曾经说过：「如果你的身体出现疼痛或不舒服，那么，静下心来拥抱这个疼痛。你要知道这个疼痛并不是『你』。你可以陪在你的疼痛身边，但不需要变成那个疼痛。」【21】

老二梅梅出生时，我帮佛学界诸位师父编辑作品的工作已为时四年。十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我们的卧室里生下她。那天令人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天空一丝不苟的湛蓝，以及我在分娩过程中，一直想吃鸡肉三明治的高度渴望。梅梅甫落地就被送进了杰森的臂弯当中。当时在身边的人只有梅梅的姐姐月月、我的父母，还有一位家族好友。生月月时，我经历了五十多个小时的阵痛、多次抗生素静脉注射、一次脊椎膜上腔注射，外加三位医生、四位助产士，相较之下，生梅梅的时间短，而且比较轻松，但是十二个小时后，她开始发烧，我们立刻冲到当地儿童医院的新生儿加护中心。

医院里没有人知道梅梅究竟哪里不对劲，而且当天医院人员似乎全没有心情温柔地处理梅梅的情况。医疗人员对她又戳又刺，不但做了脊椎穿刺、胸部X光、还抽了一管又一管的血。我们刚过中午就进了医院，等回过神来，挂在无窗病房里的钟显示夜晚早已降临。负责的医生因为长时间的工作而语气尖酸、脾气暴躁易怒。她说：脑膜炎、内脏畸形、脑发炎。为了不溺毙在她的话里，我对着梅梅哼唱摇篮曲。「妳不应该对妳的孩子唱『你是我唯一的阳光』，」医生突然厉声说，「特别是妳家里还有另一个孩子。那会让妳的这个孩子觉得自己很特别。」

20.作者注：出自一行禅师《白云旧道》（Old Path White Clouds），加州柏克莱：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

21.作者注：出自邓严《伤痛无可避免，痛苦与否可以自己决定：一行禅师弟子邓严的疗愈故事》（Healing），加州柏克莱：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一○年出版（台湾：橡树林出版，二○一三）。

病房外，一对男女正在彼此叫嚣。接着我们病房的门上出现了很大一声的碰，应该是有人摔到我们门上。然后是一声声喊疼叫痛的哭嚎。另一位护士进入病房，他告诉我们：「警察已经在路上了，他们会来处理刚刚的情况。

院方把我们安置在新生儿加护病房里的一间小病房，那里原本是设计给有高度传染疾病的小宝宝用的。小病房里有个风扇不停呼呼转动，主要目的是吸走我们看不到的病菌。病房墙上挂着一个很吵的大钟，滴答地送走秒秒分分。二十四小时过去，我们仍在等待检测结果。灯从没关过，监测器也从未停止过哔叫，梅梅睡睡哭哭，哭哭睡睡。我们带了一张折叠的野餐椅摆在她床边，杰森和我就这样轮流睡在那张野餐椅上。后来小丫头的烧退了，也喝了奶。院方说我们可以回家了。接着，院方又告诉我们他们弄错了，梅梅是葡萄球菌感染，必须住院。我们又过了没日没夜的二十四小时后，院方告诉我检验的样本受到污染，所以梅梅其实没有感染到葡萄球菌，但是他们需要抽更多的血。如果血是干净的，院方向我保证，梅梅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出院了。

梅梅在医院的第三个晚上，也是住院的最后一个晚上，杰森回家去睡，我朋友洁芭（Geba）在医院陪我。我抱着梅梅坐在我们家的野餐椅上，哄她吃奶，洁芭缩在那张婴儿尺寸的小小泡棉垫上。几个小时后，我们换班，洁芭抱着梅梅，换我去窝着。整个晚上我们两个就这样待着；盯着钟，看着时间一秒一秒滴答滴答地走，倒数时间，直到早上医院允许我们离开。然而那天晚上，分分秒秒似乎怎么倒数都数不完。凌晨两点，日光节约时间结束，我们依旧盯着时钟，但它却开始倒着走。几分钟后，它又变成一点了。于是，我们必须一秒一秒地重新再把那个小时活一遍。

那天晚上，我想要去的地方很多，不过那个当下我却无法随心所欲。那个当下，我只感觉到这一刻怎么过都过不完以及满心的痛苦。我听着比丘与比丘尼遵循一行禅师传统所吟唱的歌曲，但希冀的是自己的心思能抽离当下，不要再回来。终于，时钟又指到了凌晨两点，我的心也重新找回了平静。套用师父的话，我又能够注意到周遭的环境，寻找当下的快乐。一切状况都很不理想，但还是有些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我可以流畅地呼吸。我的女儿在我怀里，她还活着，而且身子暖暖的，呼吸正常。在新生儿加护病房里的父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我这番话。我浑身酸痛，而且因为刚分娩完，依然在出血，但是我的感官功能全都正常，而且我很健康。我跟我爱的人在一起，包括我的小女儿以及一个我从出生就认识的成人。我感觉很平静，简直幸运得不像话，同时我也感觉很谦卑、很感恩。我想到在小玻璃隔间内的其他小宝宝。弓着身子窝在椅子上的我睡着了，梅梅在我怀里。我是被护士摇醒的。早上了，我睡了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回家了，于是我们收拾起我们的椅子、脏兮兮的衣服，以及杂七杂八的杂物，结束了我们的住院之旅。离开医院时，我的眼睛和一位来新生儿加护病房探视孩子的父亲交会。我们彼此注视了一阵子，但谁都没有试图挤出微笑。

天底下虽然有各种不同的佛教徒，信奉各种不同的信仰，但大多数的信仰都源于佛祖的第一次教言，那是他在菩提树下开悟后没多久就对至交好友说的一番话。他告诉他们，天底下有四种绝对正确的真理，谓之四圣谛，而这四圣谛可以简化成以下四点：一、人生是苦；二、执着是苦因；三、确有脱离苦痛折磨之法；四、脱离苦痛折磨的方法就是遵循八正道，也就是正见、正思惟、正语、正志、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以及正念。

多年前第一次看到这些教言，是在柏克莱市中心一家餐厅粉刷过的墙上。那时候，在我的解读中，这些字似乎在说：人若要开心，就必须让自己跟自己所有的需要、担忧与欲望保持距离，然后去做所有正确的事情。但这怎么可能做到？现在的我觉得那应该不是四圣谛真正的意思。我在自己的苦痛与折磨中发现了慈悲的种子，而这慈悲不单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只不过，要发现这些慈悲的种子，我必须先体认折磨。

师父说，「躲避苦难是天性，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集体习惯。我们用酒精、毒品、镇静剂与精神安定剂来逃离我们受到的折磨与苦难。但是第一圣谛却建议我们应该接受，并且承认折磨。如果我们不了解苦难，也就无法了解快乐。我所定义的天堂，是个有很多了解与慈悲的地方，但那表示这里也有苦难。如果那个地方没有苦难，那么那里就不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地方。」【22】

如果快乐是唯一重要的事，那么我就认了。因为我眼前永远都存在着快乐的情况。任何时刻，我都可以注意到自己的牙齿不痛、天空有一片亮眼的蓝，或者空气闻起来好清新。我不需要等到这些事情全都消逝—直到我牙疼或者外面的天空阴暗、臭气熏天—才来赞叹。除了这些美好的小事，天底下还有许多美好的大事时时都在发生：诸如新生命、所有的森林山峦与海洋、人类勇敢与慈爱的表现、红毛猩猩与红肚蛙的神秘与美丽。然而苦难的状态也一直在我面前，不论是亲身的体验抑或是别人的磨难。有些苦难是大规模的人类灾难：如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的剥削、死刑、饥馑、独裁，以及战争。还有，我们个人生命中大大小小的折磨：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某人不约我去某处、身体有问题出现疼痛、遭到抛弃或背叛，以及我们爱的人离开、老去、死亡。

22.作者注：出自一行禅师《好公民：创造开化的社会》。

我站在我的功夫老师对面，等着她的攻击。我的肩膀僵硬，背微弓，虽然知道自己有能力也一定能挡住即将到来的一拳，但我还是惧怕那一拳。我的老师放下了她的手臂。她看着我僵硬的肩膀摇头。「妳会挨打，」她说，「但那不表示妳会受伤。挨打无可避免，可能会痛，但妳不会有事。愈早接受这一点，妳才能愈快放松，然后挡下打过来的拳头。」我垂下了肩膀，之前根本没有领悟到自己有多害怕。害怕让我紧张，但害怕无法保护我周全。

如果我接受了自己一定会挨打以及经历疼痛、难过与恐惧的事实，那么会发生两件事：第一，我比较不会再对自己射出第二箭，那枝箭是焦虑与担忧之箭。第二，我会放松，也因此比较能敞开心胸接受快乐。人生不是资产负债表。如果人生是资产负债表，苦难与快乐必须相等。这两样东西不可能相等，但正念却教导我，在我们全心投入生命的时候，苦难与快乐同时存在。一行禅师提醒我，「学习创造快乐的艺术，与学习处理我们苦难的艺术，是同一件事。」

第一次同时拥抱两个女儿时，我觉得自己愿意付出一切去换取她们永远免除苦难折磨。但梅梅人生中的第一次发烧，让我很快就知道她们必定会经历苦难与折磨。有些痛苦无可避免，但这些会成为她们体能、情感的力量与慈悲心的养分。然而，人生确实也充满了许多不必要的磨难，其中如饥饿、贫困与暴力这些折磨，一如其根本的成因，充斥着诸多不公不义。其他一些我们执迷不悟而死不放手的折磨，则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的感受与看法，是我们让自己充满了焦虑、不安、气愤与罪恶感。这种折磨就是阻碍觉知的痛苦。当我以这样的领悟去看事情时，我会知道，有问题的不是我对自己经历事物的执着，而是我想要控制所有事情的心态、我不但渴望快乐且坚持只能快乐的心态，以及我误以为快乐奠基于其他现实事物的执着。

正念永远也无法让我像其他人那样看起来镇静又心平气和，我也没有打算放弃跳舞、大叫、大笑或大哭，但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对痛苦维持正念，以及稳定而持续的吸气、吐气，痛苦就会变得可以忍耐。一行禅师给我的忠告是，「像个自由的人一样行走于世间。放下，不要背负，那么妳就会觉得轻盈。」只要我的专注可以达到轻盈的效果，我就不认为佛家不执著于想法是种跳脱苦痛的方法，与我坚持「反击与不断划桨」这种全心投入的立场有所冲突。当我遭遇痛苦与喜乐时，愈容易放手，愈能轻快地随着湍流而下。我的快乐会成为历史，一如我的苦难也都会成为过去，就在一个个当下接踵而至时，我将继续在河中航行、继续呼吸。

13哭吧

如果我想「像个自由的人一样行走于世间」，却不让旧有的伤痛紧追不舍，那么我就必须在伤痛该来的时候让它们来，然后放它们离开。或许我之所以能这么说，是因为我很爱哭。两个女儿说她们只各看我哭过一次，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总是在哭，哭不公不义、剥削，哭贫穷、疾病、饥饿，甚至连伤感电影与绝妙好句都会让我落泪。当我伤害了自己的时候，我会哭；别人伤害他自己的时候，我也会哭。看到人家非常勇敢，会哭；想到自己的孩子会长成青少女，然而做出一些愚蠢的冒险行为，会哭；想到自己孩子正在了解人类历史的细节以及学习人类大屠杀、奴役他人与残忍的能力，会哭；想到死亡，也会哭。我很擅长处理危机事件，思考、掌控与执行该做的事情，我也很在行。但是当我做完这些很擅长或很在行的事情后，我会崩溃与嚎啕大哭。我哭得既不细腻也不冷静。当然，有时候的确只有一颗敏感的眼泪，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哭得肝肠寸断，全身颤动，搞得鼻塞眼睛红。有鉴于此，我的两个丫头竟然鲜少看到我的眼泪，实在不可思议。

我告诉她们我喜欢在隐密的地方哭，因为一般来说，哭泣感觉像是很私密的事情。再说，她们还是孩子，我并不希望她们觉得有义务照顾我。月月看到我哭是两年以前了。当时我们正踩着我们家的楼梯往下走，我突然跌下楼，扭到膝盖。那是一种尖锐、扭伤了的疼痛，而且有那么一会儿，我根本站不起来，所以我只是坐在那儿哭。那次我的膝盖并没有受伤，但是直到今天，月月还会谈起这件事。

至于梅梅看到我哭的时间，则是上个礼拜。我母亲和我大吵了一架，我们几乎从未吵得这么凶，也因此足以让我在事后还心情动荡不安。后来，梅梅和我一起躺在沙发上看书时，她说，「妈妈，我以前从来没看过妳哭。」

「真的吗？」我问她，「妳有什么感觉？妳怎么想？」

「不好也不坏，」她回答，「就是那样嘛。」

师父的许多场演讲之后，总是会留下一段问与答的时间。初接编辑工作时，我忠实地把这个阶段的答案全听写下来，原因是我不想错过任何可能成为手上编辑作品里优秀内容的素材。然而在我重新检视自己涂鸦的笔记时，我发现除了一、两次例外，大家提出的问题全相同。不论师父演讲的题目是什么，大家最初发问的问题之一，千篇一律都是：我该怎么处理自己某种特别强烈的情绪，不论是愤怒、悲伤、恐惧、吸引或嫉妒？仅仅是出现这样的感觉，我们就已经觉得如此强烈、似乎如此无法承受，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强烈的情绪，让自己放松一些。师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几乎与梅梅的答案如出一辙。与情绪无关。情绪就是那样嘛。我们可以温柔的处理这些情绪、带着情绪呼吸、不要太在意情绪。或许，如果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还可以试着去理解自己的强烈情绪，探询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不过这是次要问题。重要的第一步，是先承认这些情绪的存在。

师父的著作《快乐》总结：「强烈的情绪与风暴相似，能够制造许多损害。我们必须找出保护自己与创造安全环境的方法，等待风暴平息。我们不能只是以逸待劳地坐等风暴快速离开，直接承受风暴造成的所有损失。我们的修练就是要让身心安全度过风暴。我们可以依靠坚固的大树干度过风雨。每一场风暴过去，我们都会变得更强壮、更坚实，而且很快就不会再畏惧风暴。我们不会再祈求上苍赐予我们温和的天气与平静的海洋，相反地，我们会祈祷上苍赐给我们对付困境的智慧与力量。」【23】

师父赋予强烈情绪的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梅梅的直觉反应。月月在难过或生气的时候，会把情绪憋在心理，但是梅梅在难过或生气的时候，却会变成一场猛烈的旋风暴，随时准备把世界毁成碎片。她会巨细靡遗地计划所有家人的死亡、跟我们脱离家人关系、从前门走出去，一走就走半条街，然后不动如山地站在那儿，气得要死。等她的情绪过去，她又会变得沉静，笑容满面，眼睛明亮，随时可以伸手拥抱与快乐助人。看着一场风暴形成，并且知道风暴一旦形成，就绝对没有办法停止，其实是堂非常宝贵的教训。我记得师父说不要去祈祷有好天气，所以在梅梅出现强烈情绪时，我并未试图用安抚的手段躲避她带来的风暴，相反地，如果风暴来了，就让它们来吧。我锻炼自己养成每天暂时停下手上一切事情静坐以及有意识呼吸的习惯，有了这个习惯，当风暴来时，我可以一面有意识地呼吸，一面不经思考地就去找地方避难，直至风暴平息。

尽管月月与梅梅表达强烈情绪的方式迥异，但月月的崩溃与梅梅的龙卷风，最后一定都是在眼泪中收场。虽然不至于每隔一天就出现，但至少每个礼拜都会看到她们哭。两个丫头跟她们的老妈一样，都是非同小可的爱哭鬼。她们哭的理由可以是画坏了的图、被偷了的娃娃、延期的餐会、睡衣上的牙膏、撞到东西的脚趾、死掉的蝴蝶，或者其他无数大大小小我举不胜举的理由。杰森和我都必须定期提醒自己，就算她们有时候真的哭得很烦人，但哭是没关系的。哭泣并不代表我们必须解决问题或改变自己的行为。换言之，哭泣并不一定能让人得到自以为想要的东西，但是哭的确可以帮人释放那些不哭会死的情绪。

23.作者注：出自一行禅师的《快乐：必要的正念修练》（Happiness:Essential Mindfulness Practices），加州柏克莱：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九年出版。

至少对梅梅而言，我的哭跟她的哭是没有差别的。我很难过所以我会哭，等我哭完，我就不难过了。她并不认为她必须得做些什么事情，也不认为我的哭有其他更深远的含义。有些事情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哭、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事情都是错的，然后我们要去把可以改正的事情全部改正过来，继续过我们的日子。

14你怎么知道？

我之所以如此执著于自己不愿放手的想法与事物，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所依恋的想法、事物，对我而言，全都是辛苦努力的结果。成长过程中，我的身边不乏事事担心、事事质疑的人，而且我们鲜少会在不挣扎、不提问、不留退路的心态下，接受当下这一刻的完整。

这样的心态也有好处。由于我们一直保持多疑的态度，因此不常陷入过度执著于自己的想法，进而变本加厉变成教条主义或盲目狂热。在我家，我们很小就开始提出质疑了，这点跟大多数的小孩很像，只不过我们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有终点的句子。梅梅在三岁八个月时，坚持要知道所有她认识的人的年纪。如果她看到另外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她就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整三岁」，如果超过整三岁，那么她又绝对要知道是多了几个月。小丫头坚持要尽快长高长大，所以她很乐意指出那些比她年纪小的小朋友。

「每一个人都一定比某些人老，也一定比某些人小，」我曾经向梅梅保证过。「我知道，」她回答，但不太高兴。「可是我比全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小啊。」这是真话。梅梅把她相对年幼的事实当成一个可怕的包袱，而且小丫头不止在家里逃不过年纪最小的命运，连在我们邻里之间与整个宇宙之中，她都觉得自己是最年幼的人。

有一天，我去幼稚园接她时，她想知道她朋友瑟琳娜（Serena）的确实年龄。瑟琳娜这两个礼拜要过生日。我告诉她瑟琳娜现在是二又四分之三岁（二岁八个月大）。

「二又四分之三岁？」梅梅不可置信地说，「二又四分之三是数字吗？」

「是的。」我回答，「那是个数字。」

「妳怎么知道？」她又问。

这个问题很好，但我发现自己常常无法清楚回答这种很好的问题。我从来没有亲自独立研究自己应该怎么处理这种问题。不过我若跟女儿说，我之所以知道某些事情是真的，是因为人家告诉我那是真的，又有违我平时试着教导她们去质疑不同看法的原则，我还告诉她们，主体（思考的人）与实体（他们正在思考的事情）之间是如何存在着一片模糊的界线。我不断提醒梅梅与月月要自己去找出答案，不要只是相信别人告诉她们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也应该听从自己的建议吧？

没多久，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两个走在路上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大概是十岁、十一岁。梅梅想知道他们的妈妈在哪里。我对她说，等她到了那个年纪，有时候她可以自己走回家，不需要妈妈陪在身边。

「可是你怎么知道？」她问。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在这个社区环境里，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十岁是个可以自己走回家的合理年龄。这样的决定有许多不同的考量，但是这个问题却没有正确的答案。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一天会出现好几次。我怎么知道我们的车子不会发生车祸？我怎么知道无尾熊是真的？我怎么知道枪可以杀死人？我看过别人杀人吗？我怎么知道小农场里的火鸡不会吃她的鞋子？我真希望她能问我更简单一点的问题，譬如我怎么知道炉子是热的，那么我会用我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告诉她答案，可是她已经知道热炉子问题的答案了。她想要知道我们是如何在其他事情上达成共识，她也想知道大家都认同的真实，同时也是她正在认识的世界，我们是如何界定周遭的界线？我几乎从来都无法提出任何一个让小丫头和我双方都满意的答案，不过至少我还记得问问题。

15担忧与呼吸

提出问题让我免于被局限于自己想法中，然而在我们家，提出问题一事却常常会转变成担心。我的大女儿月月就是个爱操心的人。她会担心门一直关着、人会死、没人准时来接她放学。她会担心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没有毒，她会担心街上的垃圾、有人打架。她会担心种族隔离卷土重来，因为这样她就不能跟她的朋友坐在一起了，她还会担心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小孩因为地震与海啸而丧生。她会担心太常被关到监狱里的人会变得更狠毒。她不怕怪物、海盗或恶龙。她主要担心的是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情。

每年夏天我们家都会到山上一栋里面没电、外面有熊的小木屋住五个礼拜。山上的河水很清凉，湍流处处，但月月很喜欢在河里游泳。在那儿，我们离文明设施很远，忧虑虽然仍不时在夜晚偷偷接近，但似乎也变淡许多。只不过一回到城里，忧虑早已等着月月了。

月月身体健康、头脑聪明，所以忧虑并不能常常打胜仗。忧虑无法阻止她享受校园生活、交朋友，或跟朋友玩耍。忧虑也不能阻止她对游泳、爬山与烹饪的喜好。然而忧虑确实让她无法随心所欲地享受生命，有时候还会在晚上扰得她无法入眠。有天晚上她问我天下有没有一种「担心病」，不知道她有没有罹患这种病。

成人谈论忧虑时，常常把这种心态当成某种可以诊断得出来或可以管理得了的病症—不见得可以治愈，但透过某些治疗以及或许与药物的结合，能够控制焦虑的程度。医生说，焦虑经常是基因遗传，像忧郁症一样，整个家族都会出现。月月出自一个忧虑者众的家族：我妹妹怕死了水痘、乳癌与没上锁的门；我姑姑整天不是担心别人不喜欢她或她不漂亮，就是自己会死于乳癌。最后当癌症真的夺走我姑姑的生命时，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致意，诉说他们有多么爱她。我父亲饱受执着与焦虑之苦，直到他迈入从心所欲的七十门槛。

我当然清楚忧虑完全没有「帮助」，而且也似乎未必「健康」，但是显然忧虑似乎是自然的产物。我可以理解忧虑为什么可以在人类的心里演化—是为了帮助我们分辨安全与有毒的植物、弄清楚闪避剑齿虎的方法。我也可以理解忧虑继续存在的原因。天底下有许多发自内心的真正关怀，而这些关怀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让人觉得难以抵挡、精疲力竭。我很高兴月月担忧的事情是海上漏油、监禁泛滥、游民以及冰山缩退的问题，但前提是我只希望这些问题帮助她了解该如何为这个世界尽一己之力，而不是让她的忧虑扰得她夜不能眠。我们的头脑需要时间来厘清什么样的忧虑是自身安全所需、什么样的忧虑可以刺激我们产生新的发明或做出正确的行为，以及什么样的忧虑只会让我们懊恼不适。

高中毕业时，巴比‧麦克菲林【24】推出他的畅销曲〈别担心、要开心〉（Don’t Worry,Be Happy）。我当时直接跳下台与班上同学大舞特舞。然而即使早在那时候，我也认为「别担心、要开心」这帖药过于简单。我并不认为忧虑担心是我们遗传而需要纠正的行为，因为世界上需要担心的事情很多，只是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更有效率地担心。

「其实，我觉得担心并不是一种病，」我告诉月月，「我们都会担心，有些人担心的事情比其他人多。重要的是我们得分辨什么时候是担心在欺负我们，什么时候担心是真正必要的。」

「那是不是说你还是觉得担心一种病？」月月又问。然后，她小声颤抖地再问，「担心会让人死翘翘吗？担心是不是一种会让人死掉的病？」

「绝对没有人会因为担心死翘翘，」我肯定地回答，心里还因为自己能够确定一件事情而沾沾自喜。我告诉她担心已经进化成一种保护她安全的机制，而担心唯一的坏处就是让她不开心与睡不好。

我当然希望月月能少烦恼一点，多「开心」一点。如果天底下有一种没有副作用的神药，可以让月月摆脱所有不必样的忧虑，但又不会抹去她成长的能力，让她能清楚看到这个世界所有不公平与不确定，却也能清楚看到这个世界让人受不了的独特与美丽，那么我会希望她吃下那种药。

以前月月在担心的时候，我都会提醒她呼吸要慢、要深。每当佛家师父提到呼吸，听起来都既合逻辑又简单。呼吸，多好的办法啊！可惜一点用都没有。每次我建议月月做正念式呼吸，她都会过度换气，大声浅浅呼进，再把空气压出去。「把空气吸进妳的肚子里去，」我会这么建议。「我有啊！」她大声喊，然后开始哭。月月和我都不擅长腹部呼吸。「把手放在妳的肚子上，」我会这样建议，「那样子妳可以感觉到自己呼吸的进出。」「我就是这样做啊！」她会如此回答，「那就好好呼吸，」我几乎用吼的回应。很快，不是一个人大笑或大哭，就是两个一起大笑或大哭。

现在，每当月月心情不好时，我只会试着调整自己的呼吸。几回深呼吸之后，我还是会问月月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呼吸。有时候她愿意。这种时候，我们会一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一手置于胸口，看看手有没有随着呼吸起伏。我们不再纠正彼此，也不强迫对方用某种特定的方式呼吸。我们只是单纯地一起深呼吸。虽然所有的问题仍胶着在原处没有答案，但是月月会在这样的呼吸中入睡。

24.巴比‧麦克菲林（Bobbie McFerrin），一九五○年生，美国歌手与音乐指挥。他最广为人知的歌曲为一九八八年的〈Don’t Worry,Be Happy〉，曾获十座葛莱美奖，以独特的歌唱技巧与演唱方式著称。

16过桥

我的女儿常常用「万一」的问题来表达她们的忧虑。有时候我可以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试着减轻她们的恐惧，这种时候我最常用的答案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两个丫头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就对她们说起那条架在公社河边的桥。

在土道尽头，在所有人共住的公社主屋废物堆积场对面，有一条旧绳索与磨损木板做成的歪曲吊桥，中间缺了许多块桥板。桥下是条多石的小溪，夏天的溪水涓涓，等流到初春时，溪水就会变成湍急冰冷的激流。吊桥离溪面大约十二呎，就算从缺了桥板的地方掉下去，应该也死不了，不过很可能会摔断几根骨头或摔破几处脏腑。

我以前都是全速冲过吊桥，我爱死了踏过一块块桥板时，那些木板发出的喀啦声响，有时候若身子太朝吊桥的某一边倾斜，我就会拉住粗糙与磨损严重的绳索保持平衡。我们这些小孩会彼此挑战快跑过桥，而且大家都乐于接受挑战，因为慢慢过桥比冲过去要恐怖多了。慢慢过桥时，桥板会带着我们的重量来回摇摆，我们的手指头只能紧紧攥着那条磨损严重的单薄绳索。

那条吊桥早就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比较坚固的木桥，然而在我担心未来的某些事情时，依然会想起那条吊桥。我只有在走到这条吊桥前才有勇气过桥，在那之前，我根本无法想像过桥的样子。这并不代表我不会事先检查吊桥是否稳固或桥下河水的狂暴程度。这也不代表我会忘记自己要去的目的地。我的目标与意图不变，但到了桥头，我还是会先观察。我不会假设自己该如何过桥，或把注意力放在担心万一桥板断裂会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想在过桥的时候拿起手机发简讯给朋友，「要过桥了！五分钟到。」我只想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过桥这件事情上。我可以等过了桥，再在桥的另一边思考会发生什么事，前提是，我得先过桥。

有关那条桥的记忆帮助我学习去热爱一项佛家的修练，那也是最具挑战的修练之一。一行禅师与我的会面都遵循着一定的模式。我们先喝茶，然后谈书，接着我们会一起去散步，师父和他的助理走在前面，其他的比丘、比丘尼与我们其他人跟在后面。然而，这并不是普通的散步，这是行走禅观。这样的散步用的是折磨死人的龟速，我几乎每走几呎就会发现自己又超过了师父，然后尴尬万分地再次放慢速度，走到他后面去。我似乎怎样都无法让自己赶得上师父的慢。一开始，我以为静坐冥想已经够折磨人了，没想到那是因为我还没见识到行走禅观。跟行走禅观相比，静坐冥想简单多了。当我直挺挺地坐着时，就算心中焦躁、不安的心惶惶然，也没有人看得出来，但是在行走禅观时，我的不安就显而易见了。我必须完全专注在身心一致上，才能用那么慢的速度行走。行走禅观是无法作弊的。

行走禅观是只为了觉知与走路的欢愉而行的散步，焦点不在目的地。这是焦虑的解药，因为行走禅观提醒我，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踏出下一步，那一步之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跟健行或闲逛遛达不同，这两种散步虽然也不见得一定有特定的目的地，但在进行这两种活动的时候，你仍会跟朋友聊天或想着跟你面前的情况毫无关系的事情。行走禅观是靠着把一脚放在另一脚前一步步完成的，禅观者要把注意力放在身体重量的转换，以及每一步的擡起与放下之上。这些动作都应该配合呼吸、带着喜悦与轻松的心态，有节奏地完成，毫不费力。吸气，我擡脚。呼气，脚放下。又或者，吸气，走一步。吐气，迈出下一步。有些人练习把迈出去的步子跟呼吸完全同调，其他人虽然不会这么做，但焦点也必定一直放在两者的关系上。

尽管我很享受散步时周遭的优美景色，但是我必须很努力才能维持够慢的速度，甚至要很努力才能顾及庙里优美的环境。二○一一年，一行禅师受邀至加州山景市（Mountain View）的谷歌（Google）总部去演讲。那天，一百多个人全放下电脑一个小时，练习正念式呼吸，接着大家一起出去散步。当时是秋天，夜幕已垂，空气也已完全失去太阳的记忆。我在一个跟我毫无关系、也没有任何权利义务纠缠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平常根本不可能会来。谷歌总部的每栋建筑虽然都有供人休憩小睡的椅子、食物丰盛的餐厅、玻璃帷幕与通道，却是个冰冷的地方。这儿没有开放式书架，也没有图书馆让人缩着读一本真正印在纸上的书。当然，由于脑子里对于所谓舒适地方的老式定义已经根深柢固，所以我知道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批评，有些苛求。

我们离开了玻璃帷幕的大楼，走向人为修整的庭园。大家沿着庭园的水泥道一起缓步走过塑像、抽象雕塑、喷水池。或许是因为我远离了所有熟悉的地方，也或许只是时机对了，这次的徐行一点都不费力。散步与呼吸变成了我的慰藉、我的归属，在这冷冷天气中，为我带来了熟悉的感觉。我们只为散步而散步，我一点都不好奇我们要往哪里去，也不想知道这样的散步何时可以结束。散步约十五分钟后，师父在一座水泥喷水池旁，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坐下。大家都跟他一起坐下。我跟几位比丘尼挤在一起取暖，彼此的身体透过层层的布袍、夹克与围巾散发出热气。一百多个人就这么安静地坐在那儿，呼吸、听着喷水池的声音，我们共有的注意力，就像一个嗡嗡作响的虚拟光点，射入寒凉的夜空中。

第二年夏天，我们全家往山上出发，要去那儿过一个月没有电力也没电话的日子。就在那一个月的山居岁月即将届满的某一天，我带着相机去河边。回去的路上，我正翻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突然觉得河水的声音、偶尔出现的车声以及两个小鬼叽叽喳喳的对谈实在恼人。这种厌烦的感觉让我吓了一跳。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这是三、四个礼拜以来，我第一次同时做两件毫无关连却都需要用到注意力的事情。我已经养成了单纯走路的习惯，因此在这时候的其他任何事情，都像是入侵者。

在城里，我随时都在一心多用，因此厌烦的感觉很熟悉，根本不以为意。我不记得有人训练过我如何同时处理一百件事，但在循着河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一心多用并非完成很多事情的高速公路。一心多用无法减轻我的焦虑，相反的，会让我的焦虑程度升高。如果在过桥的时候，我把注意力放到过桥后发生的事情上，我就看不到短暂停歇在绳索上的红色小鸟、不会注意到古木的美丽，也不会发现少了的桥板，其实让桥多了一扇望向河流的窗户，而我也因此产生了编织一则故事或创作一幅画作的念头。我只有在一次做一件事的时候，同时挪动我的注意力与体重，呼吸，然后迈出一步后再一步，才能敞开心胸，接纳眼前的一切事物。唯有如此，当下的所有可能性才会浮现。

17汪洋中的僧侣

那次是跟师父一年一度讨论来年新书标题的会议上。大家全待在他位于加州艾斯康迪多市（Escondido）鹿园寺（Deer Park Monastery）的小屋外，师父躺在他的吊床上，我坐在地上的坐垫上。我们喝着茶。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出一本跟环境有关的书。我谈地球也谈了很多次了。我想，这应该是本做起来很愉快的书。」

我同意。

「也许，」他接着说，「编辑的过程会愉快到只需要十天，妳就可以让书出版。」我对他说，我觉得做这本书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必须先把谈话内容转成文字，然后我必须编辑，他必须看过，光是这些过程就需要几个礼拜。之后我们还得针对这本书进行设计、送印，而印刷厂也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书送到我们手上。他说，好啊，也许就多用一点时间吧。接下来是好几分钟的沉默。「可是，」师父最后开口，「过程一定要愉快。」

然后是海边时间。师父的助理帮他打包了旅行用吊床。大家的午餐也准备好了。我跳进一台车里，与其他几位比丘尼共乘。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要去哪里，坐在后座的那位比丘尼是个喜欢指挥人家开车的后座司机，叨叨给了一堆建议，但开车的那位比丘尼始终只是面带温柔微笑地继续依照一直以来的习惯开车。我发誓，下次杰森再在副驾驶座那个位子上抽气、低声哀嚎或者紧抓着吊环把手不放时，我一定要露出跟这完全一样的笑容。

到了海边，我发现自己没带泳装。比丘与比丘尼也有棕色的泳衣来搭配他们棕色的袍子吗？他们都会带着遮住全身的棕色泳衣出门吗？我以为大家顶多就只是坐在那儿、做做正念呼吸、看看海。所有人享受了一顿美味的素食野餐后，师父的助理在两棵削瘦的棕榈树间架起了他的吊床。很快地，师父睡着了。我凝视着太平洋远处。那天很温暖，很平静，一点点的微风持续摇着吊床。南加州的海岸比北加州的海岸要平坦，除了白沙、海滩车与冲浪者外，绵延数哩空无一物。远远的海上，我看到好几个像是趴在趴式冲浪板上的海豹身影。那些海豹紧紧抱住身下的趴式冲浪板，棕色外皮似乎呈皱折状裹覆着牠们的身子。我竭力看清楚，才发现那些海豹全是比丘，他们身上仍穿着他们的袍子，全身湿透，一个个贴在远远的海上。

我受到了鼓舞，也走到海水边。真空师姐【25】是根据师父的规矩最先皈依佛门的女弟子之一，她也跟我一样走到海边。清凉但不冰寒的海水在我们脚边旋卷，浸裹着我们，就像是在说：别怕把自己弄湿。接着更多的比丘与比丘尼走进海中，剩下的人开心地当着纯观众。大家只需要敞开心胸，用自己选择的方式，享受开心的经验，此时此刻，开心没有必要条件。当比丘们从海里爬出来时，师父刚好也醒了，大伙儿于是收拾家当，带着浑身的盐和沙，回到各自的车子上。跟我一起坐在后座的那位比丘尼也闭上了眼休息，她在海里玩得太累，再也没有精力在后座指挥驾驶。

九个月后，师父那本关于环境的书，在我尽其所能的开心之下出版了。

25.真空法师（Sister Chan Khong），本名高玉凤（Cao Ngoc Phuong），一九三八年生于越南，一九六六年在一行禅师之下受戒，协助推动和平及救援难民工作，于一九八八年正式剃度。

18九号公车带来的羁绊

自我承诺不再等待、不再保留后，我敞开心胸接受纯粹开心的感觉。尽管我热爱反击与划桨时的刺激，仍会感觉害怕与有所保留，但是敞开心胸纯粹开心的感觉悄悄爬进心里，提醒我放下害怕、全心付出。有所保留的原因，不仅仅是惧怕疼痛的，我还怕在经历开心之后，开心再不复见。

二十年前，我在西雅图的公车上与杰森相遇。那年我二十二岁，在一所公立小学担任计划协调人，每天早上搭公车上班。长途颠簸的车程，在当时大多数不同种族社区仍彼此隔离的西雅图市区中穿梭—车子从最占优势的欧裔拉温纳（Ravenna）区以及区内古老的石屋，穿过中心区的越南城和衣索匹亚区，到历史悠久的非洲区雷尼尔谷（Rainier Valley）。

因为我太习惯观察人，无法在公车上看书，所以长长的车程刺激我再次拿起钩针。我的专长是帽子。经常笼罩在灰冷天气中的西雅图，帽子是非常实用的小东西。可惜我钩起东西来非常没有耐心，总是匆匆忙忙在两趟车程中完成一顶帽子，也因此我的成品通常都成了洋娃娃帽，因为帽围实在太小，只有最小的婴儿才戴得下。可惜我既没有洋娃娃也没有小婴儿可以用上我的小帽，于是这些帽子最后只能被我堆在衣橱最里面的抽屉里。

我一向都坐在公车靠后方的座位上，而且钩帽子的时候，通常会盯住一个男人的脖子。那个男人坐在比较接近公车前方的座位，总戴着一顶他那颗大头真的塞得进去的卡车司机帽，身上是一件卡哈特【26】夹克，就是那种耐穿耐磨又防火，而且就算脱下来也不会变形的棉质帆布工作夹克。在帽子跟夹克衣领交接的地方，他露出了约一吋的脖子，而我钩织的时候，就是盯着那一吋淡黄色的皮肤。

有天，在大概还有一半车程的地方，公车连续发出噗噗噗的声音，然后速度变慢，最后司机把车子停在路边。我的眼睛从我的最新作品，一顶半完成的紫色小帽，往上擡。司机对乘客宣布，车子有些机件故障的问题，不过应该很快就可以排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乘客开始随便起身遛达、交谈，有些人甚至还下了车。回过神时，我发现自己就站在那个穿着卡哈特夹克的家伙身边。「妳要继续等吗？」他问我。

26.卡哈特（Carhartt）：卡哈特是家美国服饰厂，一八八九年成立，以工作时使用的服装著称。最早在底特律成立，专门为铁路工人制作工作服，后来发展出防火、防磨以及防水各种功用的工作服。九○年代，卡哈特夹克出现在嘻哈音乐中，掀起一阵流行风。

「对啊，」我回答，「我在雷尼尔谷的一所学校工作。你呢？」

「我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他说，「我打算走过去。」他对我笑了笑，然后朝着车门而去。透过车窗，我看到他的帽顶跟夹克领子缓缓跟我们拉开距离，那一吋的脖子，也因为我高高在上的视线角度而愈来愈模糊不清。

第二个星期是春假。我母亲来看我，所以我又请了几天假。等我在第三个星期恢复搭公车时，没看到那个穿夹克的家伙。第二天也没看到他，第三天还是没见到人。最后我把注意力转到了另一位经常搭车的老太太身上。她通常都坐在公车的第一个座位上。钩东西的时候，挺想念老友的后脖子，还好老太太挺直的身躯与死板的花白鬈发所展露的优雅，为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在公车上没看到那个人约一个月后，我到转角的咖啡店买咖啡。有人正在排队拿当地的免费报纸《陌生人》（the Stranger），于是我也去排队凑热闹。报纸背面「我见过你」的版面里，有一则这样的广告：

曾受困在前往雷尼尔谷的九号公车上

妳有一头黑发，戴着绿色帽子，在一所小学工作。

我在一位艺术家那儿工作。我们谈过话。再聊聊吧。

邮政信箱五四九六号。

是那个穿夹克的男人！在当时那个没有手机的时代，我得等到回到家才能打电话给他。第二天晚上他回电，我们约好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那家咖啡馆奶油布蕾的味道。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确定是他。我以前频繁盯着看的是他的后脖子，真的没怎么注意他的脸，再说他还剪了头发。看到我真的赴约，他似乎吓了一跳。两人先是有些尴尬的闲扯，直到夜晚即将结束时，我们才慢慢开始享受彼此的相伴。

可惜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进展，那天晚上我们分手时我心里这么想。他看起来好像是个真的很不错的家伙。后来他又打电话给我，我们约在一个山顶见面，那里原是一家老旧的有毒气体工厂，后来改建为公园。我们两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向对方保证，彼此没有期待一段认真关系的意思。我们向彼此保证了十年，这期间，我们从西雅图搬到曼哈顿又搬到布鲁克林，直到最后两人再次坐在另一座俯瞰东河【27】的工业园区里，一面挤在一块喷漆的铁块旁取暖，一面承认我们开始认真看待两人的这段关系。

27.东河（East River）：位于纽约市内一条潮汐海峡，连接北边的长岛海峡与南方的上纽约湾，隔开了布鲁克林和皇后区所处的长岛、曼哈顿岛，以及位于北美大陆的布朗区

就跟很多其他父母离异的孩子一样，我一直都决定自己绝对要避免离婚—而结婚是离婚的第一步。既然婚姻通常需要计划与证书文件，我相当确信自己只要永远别去拉斯维加斯，就可以避免掉整个离婚的程序。

由于避免离婚的重点在于避免受伤，而不是避免证书文件，因此我所需要的行动策略应该是：在任何男女关系上的投资，始终比对方少。我从来不先打电话，也从来不主动开口要求再次与任何人约会。我随时准备着候补计划。再说，我这个人非常非常慢熟。

杰森和我正式住在一起前，相恋了七年，住过两个城市，不过当我们终于搬进同一栋屋子时，那栋很大的国宅顶楼还有其他住户。我们在一起十一年后才正式像夫妻般同居，家里虽然没有别人，但因为那时我已怀孕八个月，所以感觉还是像三人同住。其实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住的也是双户复合式公寓，楼下是我的至交、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宝宝。

之所以选择众人环绕，部分原因只是因为我在公社长大。我喜欢身边有人。深夜谈话时找得到人、想找人看宝宝或帮忙做饭也不是问题。我最喜欢在周遭有许多声音的环境中入睡。不过另有部分原因是直觉认为最好不要只依赖一个人，因为有天他可能决定出门买烟后从此不再回来。身边人愈多，有人帮忙、有人可以说话的机会愈大。师父建议每个人都有个僧伽【28】，建立起一个社区安全网。安全网里的人愈多，网子的洞愈少。

然而不管怎么努力，我都发现自己完全心全意且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从来不需要看医生，连牙医那儿都不用去的杰森，两年前因为败血性阑尾炎，被送进了急诊室。后来又因为一位医师的过失，延误了他的手术时间，等到医生把他破裂的盲肠割除时，他已经很虚弱了。杰森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无法吃东西，几乎不能走路。看到他强迫自己在医院各楼层迟缓地行动，住院袍的后摆几乎合不起来，我决定不再让自己的感情有所保留。不管我们能在一起的有限岁月还剩下多久，我都要骄傲、公开，而且毫不保留地去爱他。

我曾希望自己一直维持着这个样子，对任何人的爱恋都不足以让我伤太深。然而如果我曾从佛教中学到任何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是，无论如何，另一个人都一定会离开。他也许是出门买烟后就不再回来，也许是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后才慢慢离开。无常（impermanence）的意思就是我们终将离开。

28.僧伽（sangha）：梵语，简称为僧，意思是和、众，即和合之意，而僧侣则是取梵语与汉语结合而成。三或四位以上受具足戒的比丘，才能称僧伽。僧伽以一者身和同住、二者口和无诤、三者意和同悦、四者戒和同修、五者利和同均、六者见合同解这六种和合相聚的精神，团结生活在一起，随佛学法，以求证悟，达到自利利他圆满的生活，因此又称为和合众。

共同有了两个女儿、一栋房子以及共度二十年后，杰森和我依然尚未完成婚礼。没办法，毫无根据却根深柢固的想法难除。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步入礼堂，我们会用佛门师父艾瑞克，柯维（Eric Kolvig）的婚礼祝词：

一如这场婚礼让你们两人携手迈入人生般确定，死亡或失和也一定会让你们分道扬镳。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把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你们每一天都打从心底知道，有天终将失去对方，你们可以拥有像狐狸那种为了摆脱陷阱、重获自由而啃断腿的勇气，斩断爱恋。如果你们真的确实明白这种慢慢迫近的失去，那么或许你们也可以每天都感谢对方，因为你们能够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无价的礼物。也许这样的认知会帮助你们活得更感恩，也更迫切地想在现在的此时此刻跟对方在一起。【29】

杰森和我在一起的大多数时候，每次我们吵架，我都会勾勒自己的退场计划。我想着自己可以逃去哪位朋友的家或哪家饭店，会带哪五样东西离家出走，以及要如何永远都不再回到这个家。我借着这些念头给自己安慰。后来即使两人有了孩子、共筑了一个家，我仍无法摆脱就算割舍自己也不要留下太多伤痕的幻想。但是他的病，加上自己有了年纪后的小病小痛，说服了我相信一些师父用言语无法打动我的道理。我已无法逃开杰森与我之间的牵连。不论我们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分手，我都逃不开痛苦。他仍可能错得离谱、错得固执。我也一样。但是我现在会用不同的方式节制自己的怒气。愤怒不再让我认为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吵完架的第二天早上，如果我仍留在家里，而他也仍躺在我身边，我会知道那并不是我妥协或投降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都非常幸运的能够多拥有一天。

29.作者注：出自艾瑞克，柯维的《婚礼的祝福》（A Wedding Blessing），请参见网页http://erickolvig.com/?p=17。

19要死的话，举起你的手

第一次开始察觉到死亡就是终点的地方是一间户外厕所，我那年六岁。我们当时住在公社里，我刚开始爬坡去使用外设纱窗的户外厕所，那儿还有两条长形的木凳跟一张矮一点的小孩长凳。这样的设备，一次最多可以供六个人上厕所，有时候还真的一次就来了六个上厕所的人。若想在上厕所时保有隐私，诀窍在于仔细观察大人固定使用厕所的时间，然后在没人使用的时候，冲去解决自己的大小事。另外，如果我站在公社主屋后的苹果树下，斜斜伸长脖子，可以再次确认厕所的使用状况。为了百分之百确保我上厕所时旁边没有其他人，我也会在上坡的时候一路唱着歌，期待若还有人在那儿，他们会出声跟我打招呼，而我则可以临时改道而行，另觅良机。

那天，确认户外厕所没有别人后，我走了进去。我非常有把握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就是这样的自信让我拿起了散落在旁的《国家地理杂志》来当作如厕读物。那期的封面故事是最近才出土的古埃及文物。这批文物出土时，正值著名的图坦卡门宝藏展（Treasures of Tutankhamen tour）【30】期间。那段时间也是史提夫‧马丁（Steve Martin）的名曲〈法老王：图坦卡门〉（King Tut）【31】风行的年代，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从我们这个没有电的山区公社都耳熟能详就可见一斑。我研究着杂志中的插图，图中有女人与小孩同行、人民煮饭、市场情况以及队伍行进。从这些古埃及人黑色的鬈发、坚挺的鼻子、橄榄色皮肤看来，这些古埃及人当中，有些看起来可能跟我还有点血缘关系。一个完整的文明曾经存在、繁荣过，他们曾经做过所有人类会做的事情，一点都没想到有一天会全部消失殆尽。

一想到我也可能死掉、完全消失殆尽，世界上将找不到我曾经活过的任何迹象，我吓坏了。我做了几个浅浅的深呼吸，想要用意志力命令自己离开马桶，走出厕所，但事实上我却完全无法动弹。那是我第一次理解到人不仅仅会死—还会完全消失。我知道人逃不开死亡的必然，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跟死亡扯上任何关系。

从那一刻起，我常常想到死亡这件事。不论我在水流湍急的河里游泳，或在过那条老吊桥时，我都会像看着萤幕上播放的剧情一样，想像自己死亡的情形。即使晚上安全又暖和地躺在床上，我也会想像自己的身子第二天早上冰冷的样子。我担心的不是早夭，我怕的是死亡，仅此而已。我没有办法逃开自己的存在将必然被抹消这件事。许多次，我在半夜惊醒，清楚知道我对自己有一天终将死亡的事实，无能为力。

30.图坦卡门（Tutankhamen）：埃及十八王朝（约西元前一三三二~一三二三）的法老。

31.一九七八年史提夫‧马丁推出的单曲。

我很想说这种状态只是某一个年龄阶段的情形。匈牙利心理学家玛丽亚‧纳吉（Maria Nagy）发现大多数五岁到九岁的孩子，会开始了解死亡是最后的结局，死去的人不会复活。在这段时间之前，孩子都比较偏向于以为死亡只是睡得很沉，也许醒得过来，也许永远不会醒。然而就算年纪稍长的孩子了解死亡是最后的结果，纳吉发现，那个年龄的孩子仍然有许多人以为死亡是一件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譬如那些生病或年迈的人、那些从高高的石头上跳下来的人，不然就是那些下雨还不穿外套就贸然跑到外头去的人。纳吉也发现，孩子要等到九、十岁之后，才会理解她所谓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死亡的个人本质。每个人都会死，不论好人、坏人、蚂蚁、大象、陌生人或爸爸妈妈。

不过我认为能够完全抵达第三阶段的人并不多。我们都知道，或者说我们至少都有某一个程度的认知，死亡不只发生在他人身上，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大多数人仍然认定，就算有意外、有人死亡，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可以持续，有部分原因是源于我们的运气、命运、生性机伶、正气凛然或努力吞食维他命。

我的女儿从未亲身见识过死亡。她们曾参加过几场丧礼，但大家都是借由照片或参加者对亡者的感觉来塑造去世者生前的影像，就好像丧礼就是一场为了荣耀亡者而办的宴会，而去世的人只不过刚离开会场。两个丫头不熟悉死亡这件事，既是我们家特有的处事态度，也是广义美国文化对孩童纯真幻想的承诺。

美国社会大多都把死亡藏于枱面下。通常去世的人不会在家中辞世、丧礼鲜少如纽奥良或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在街上敲锣打鼓弄得众所周知，就连火化都倾向于在无菌、密闭的设备内进行，而不是整晚在户外升起营火处理大体。

这种否认的态度一直都能帮我抵御对于死亡的恐惧。只要没有人提起死亡这件事，我就只需要把恐惧推开，自顾自地过日子。但是我女儿对付恐惧的方式是开口谈。她们坚持把讨论死亡这件事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天早上，梅梅正在穿她的粉红色球鞋准备上学。她绑好鞋带后，开心地擡眼，突然无缘无故地说，「如果不想死就举手。」

我们全把手举了起来。

两个女儿每天都会在身边看到死掉的东西。她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小生物，譬如蜘蛛、干掉了的蛾、化石，或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填充生物。在海滩上，我们会发现干掉了的螃蟹，偶尔还会看到鱼骨。开车的时候，她们会看到浣熊、负鼠或其他生物因为过马路而倒楣被撞死的血淋淋残骸。

她们还没有看过死人，但是她们会谈论自己认识但已经去世的大人。去年夏天，就在通往我们家夏天住的树屋那条路的弯道上，我们认识的一位女士在晚上因为醉得太厉害加上超速，车子坠入悬崖，人当场死亡。她也有两个女儿，分别是两岁跟五岁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已入住树屋，所以早上散步时，我们在悬崖边看到了坠崖的车子。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她并不是第一位死在那条路上的人，却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一辆压扁的车子，而且知道有人刚刚还在那辆车子里面。

两个丫头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梅梅只说了句，「噢，好惨，」仅此而已。月月则是想要知道那位女士开车开得多快、她为什么不停车、如果要开车，喝多少酒是太多。她还想知道那位女士女儿的爹地的一些情况，想知道他为人好不好、会不会好好照顾小孩。

回到城里后，月月开始在凌晨两点半起床，因为一再出现的梦境而惊惶失措，在梦里，我死了，而她被孤伶伶地留下来。她的年纪已经大到知道那只是梦，然而她却也大到知道有时候爸爸妈妈真的会在他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死了。

梅梅跟平常一样，一碰到死亡的事情就情绪低落。她会因为看到一张苍鹰吃虾子的照片而哭泣。在河边，她出手攻击我们认识的一位年轻朋友，原因是那位朋友把蝴蝶当成鱼饵，结果蝴蝶被淹死。等我们从朋友身上把梅梅拉下来后，我们另一位整年都住在河边的八岁大小朋友爱玛（Emma），对于梅梅震怒的程度感到有点惊讶，她说，「可是梅梅，所有的东西都会死啊。」

「我知道！」梅梅哭叫着，「我不喜欢这样。」

梅梅想要知道人为什么会死，什么时候会死、为什么「你不会再长大」，以及什么时候「你不会再长大」。我告诉她，人会变成地球的一部分、堆肥的一部分，或者花朵的一部分，她想要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她还想知道人可不可以自己选择死了以后要变成什么。

我们谈可能性、机会、想像力、现实，我们也谈如何判别哪些事情将来很可能发生，哪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及依据这些判断，如何必须做出许许多多自己的决定。除此之外，不论何时有人去世，我们也谈死亡。

我母亲是助产士，所以我的女儿很习惯出生这回事。他们看过宝宝诞生、摸过一两次胎盘、知道子宫颈的位置、看过分娩的照片与录影带、听过太多宝宝出生的故事，因此她们除了玩过几次助产士与宝宝的游戏之外，对于生产与出生，显得漠不关心。不过就算兴趣缺缺，她们依然活在一个出生值得庆贺、周遭大众对出生都心存感激的文化当中。她们看过宝宝出生的通知、参加过庆祝宝宝出生的聚会，也参与过无数次帮宝宝取名字的讨论。只不过，每一次的出生也是死亡的开始。

倘若死亡能像出生一样让大家接受并心存感谢，那么认知与接受死亡或许会变得更普遍。借着更多的公开哀悼、更多显眼与共同的仪式，我的女儿和我或许可以变得比较习惯死亡的强烈确定感。届时，死亡将不再是我们私下的恐惧，也不再是每天我们必须克服的问题。「要死的话，举起你的手，」梅梅可能会这么说，然后我们全都会冷静地举起我们的手。

20接触死者

每一年亡者之日【32】这个墨西哥纪念死者的节日，我们家也会为我们深爱的已逝家人以及社区朋友设立一个小祭坛。通常只是几张照片、一根蜡烛，也许再加上一朵金盏花或一盒蛋糕、一张月月或梅梅努力完成的骷髅跳舞图。两个小丫头也会写信给几年前去世、她们称为曾姥姥的曾外祖母。嗨，曾姥姥，我M你。爱妳的梅梅。

后来，月月和梅梅花常常会花些时间谈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月月最后决定，人死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你可以躺进棺材，那表示你会跟其他虫子一起变成堆肥，不然你可以选择变成灰烬。当然，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天葬、海葬或其他大家比较没那么熟悉的下葬选择。月月说她个人比较倾向于变成灰，因为她接受了我那种隐晦的解释：人死后，细胞会变成「世间万物」的一部分—空气、土壤、水、花，还有地球。

32.亡者之日（Dia de los Muertos）是每年十一月一、二日举行的墨西哥节日，与天主教十一月一日的万圣节和十一月二日的诸灵节有关。这两天家人会聚在一起纪念已逝的亲友，并为之祷告。这个节日在巴西、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也会庆祝，但在墨西哥为国定假日。

当然，月月把她关于死亡的浩瀚知识也传给了梅梅。「我希望你能活到一百岁，梅，可是你有可能只活到九十二岁。这个可能性很高。不过别担心；妳现在还小，离九十二岁还很远。」

梅梅思考着月月为她铺设的未来。「如果妳老了，」她问，「而且又生病了，妳就会死了吗？这是死掉的唯一一种方法吗？」

「妳会变成土的一部分，」月月睿智地回答，「所以妳在挖土玩的时候，妳就是在碰死人。现在可能就有死人在妳的手上。」

「噢，」梅梅一面应着，一面检查自己的指甲。

这段对话之后的某一个时点，梅梅开始变得真的很害怕。前不久，她才刚为了不弄花她的指甲油而戒掉吸吮拇指，现在她的恐惧闸门则是每天晚上打开。因此我们特地在白天排出时间来谈论死亡以及其他事情，星期天早上吃完松饼后也挪出时间陪她，或在下午陪她一起坐在沙发上，就是希望她不会把这些担心的事情跟夜晚扯上关系，不过这些努力都没有效果。每晚睡前，她仍把自己吓个半死。

她担心的事情后来归结成几项：她不想死。她也不希望奥塞恩奇欧（Ausencio）死。奥塞恩奇欧是我们最喜欢的墨西哥卷饼摊贩车老板，在艾西比街（Ashby Avenue）上营业。她不希望医生死，因为如果医生死了，她生病的时候谁能帮助她呢？她也不希望很老的老人家死。她并不想变成「世间万物的一部分」，因为她已经是世间万物的一部分了，而且她不想变成一棵树或一朵花，因为别人会把树砍掉、把花拔掉。

白天，梅梅和我用了些时间谈一则寓言故事，这是一段佛家讲述海浪与海洋关系的故事，也是师父最喜欢的隐喻之一。我觉得这则故事很有道理，而且道理似乎简单到可以说给梅梅听。我们谈着海浪如何迭起与跌落，以及海浪如何不论起落都不会跟连续不断的海洋分离。我对她说，人的生命就像海浪，我们源于水，我们的生命在起落之后，仍继续会是水。

「我知道，」她说，「可是我死了以后还看得见东西吗？」

我于是向她解释人死后，就什么都不需要担心了，因为任何事物都伤害不了死去的人。

月月接着说，「就是啊，梅，有些人甚至因为想变成死人，还把明明可以活下去的自己给杀了。」梅梅大笑，对于这个讯息深表讶异。

我趁机插进一段老调：「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永远跟妳们在一起，妳们也会永远安全，就算妳们死了也不例外。」

不过梅梅想知道更多的细节，「那是说妳会躺在我旁边硬硬的地上吗？我们会躺得很直很直，然后手牵手，然后我们两个都会死？」

我难过地对她说，不是那样，我不是那个意思。

「如果妳在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有一台怪手跑到我们的房子上，然后把我的床压扁怎么办？」「如果龙卷风来了，可是我来不及跑到地下室，怎么办？」「如果我们突然变得非常非常小，小到妳都看不到我们，怎么办？」

她的问题多到我根本无法回答：身体到底是怎么死的？「吃酒精」会死吗？抽烟会死吗？小孩子会死吗？生病会死吗？

我提醒她，我们都像海浪，会起会伏，然后我建议大家把我们的讨论先搁在一边，等早上再继续，现在应该选择睡觉，去梦些云朵、花朵或巧克力。只不过，不论我说什么，又或者我们多早上床准备睡觉，梅梅都得在每晚重复一次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柏勒—罗斯【33】所称的「悲伤的五个阶段」（the five stages of grief）。先是拒绝接受（「如果我一定会死，那我就不要当人。」），然后是愤怒（「我希望刚生下来的宝宝先死！」）、讨价还价（「我可以等到五百岁再死吗？」）、沮丧（我讨厌死掉，我讨厌所有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只是因为累过了头，她才会接受（「如果我一定会死，那我要变成一朵花，贴在妳的花旁边，妈妈。」）。

我告诉她我并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我只知道我们一定会在一起。我摸着她的头，唱着马儿、花儿跟河流的歌。这个方法终于奏效，她睡着了。到了早上，她开心地起床，开心地发现时髦的指甲油毫发无伤。

33.伊丽莎白‧库柏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一九二六~二○○四，瑞士裔美籍心理学家，为濒死研究的先驱，着有《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一九六九年出版），也是第一位提出人类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时，会经历五个悲伤阶段的心理学家。二○○七年获选进入美国全国女性名人殿堂（National Women’s Hall of Fame）。

21五念

每天早上，当我们准备好要出发上学时，梅梅都会对我说，「再跟我说一遍我们为什么一定会死。」这句话是保持我清醒的一帖提醒剂。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道理一点都不乐意遭人漠视。

上班时，我还有另外一帖提醒剂。我把《省察经》（Pajjhatthana Sutta）这部佛经中的五念贴在我的办公桌上方。五念提醒我万物皆会变，绝无例外。前三念提醒我，健康的身体与生活并非出自我所继承的特质、自律或聪慧。第四念提醒我要爱自己身边的人，而第五念则是提醒我对挚爱的人以及这个世界的责任。第一次看到这五念时，我觉得很讨厌。

一、我有老迈的本质，因此逃不开老迈。

「闭嘴！」我这么回应，「老迈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现在没有必要想这个问题。」

二、我有生病的本质，因此逃不开生病。

我健康得不像话，我如此提醒自己。我几乎连感冒都极少碰到。我打算就这么一直健康下去，直到被车撞死，所以这一条也不适用。

三、我有死亡的本质，因此逃不开死亡。

这一点我承认，但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会碰到的事。我们可不可以谈点别的？

四、所有我所爱的人与事都有变化的本质，因此逃不开与他们分开。

「每个人都会死，」月月有天晚上这么对梅梅说。

「我知道，」梅梅回答。大家老是在告诉她她已经知道的事情。「连戴斯特（Dexter）都快死了。」戴斯特是她朋友瑟琳娜的哥哥。我们曾在附近的墨西哥卷饼店见过他一次。他今年五岁。

「戴斯特不会死，他大概要活到九十四岁才会死，」月月说。不晓得为什么，她总是知道天下所有的事情。「瑟琳娜可能可以活到九十五或九十六岁。」

「我想是九十六岁，」梅梅接着说，「不然就是九十八岁，」她的补充说明。

「可能没办法活到九十八岁，」月月回应。

然后她们两个安静了一会儿，思考着瑟琳娜死亡时的年龄。

「谁会先死？」梅梅问，「我先还是妳先？」

我一直在不发一语地听她们的对话。不过，现在，我轻咬唇，难题来了。

「我不确定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月月最后终于承认，「可是我答应妳，妳死的时候我一定会陪在妳身边。」

五、我的作为是我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因此我逃不开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我的作为也是我的立足之处。

佛教把业（karma）定义成我们的言语（口业）、我们的思想（意业），以及我们身体力行的作为（身业）三个部分综合起来的行为，这些行为的果实，会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以后，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个果实，也是我们在世时所有努力不执着的挣扎心路以及为专注所付出的勤奋所换来的奖励。我并不知道将来我变成的那坏堆肥会不会开出一朵花，陪在梅梅的花朵旁边，但是我相信我的想法、言语以及行为会持续在我死后发挥影响。这些影响一旦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再被收回。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善心仰赖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全心投入。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不应该只是养成某种习惯或在道德标准下去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正是我们立足之处。

师父说佛教修练所能带给大家最大的宽慰，是超脱生死、超脱自己将死的思虑，以及超脱相信自己只能活短短八十年或一百年的心态。我们说的、做的以及所想的，不仅仅跟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关，更与我们死后的世界休戚与共。虽然对我来说，这种情形怎么样还是比不上长生不死，不过却比其他选择好多了。

22业的真义

我正在和一行禅师开会。他虽然已高龄八十六，看起来却跟我十年前见到他的样子完全一样。我们的会议就像一直以来应有的会议模式：平稳、不疾不徐。意见交换之间，我们有很多时间停下来喝茶。会议进行到某一个时刻时，光线直接透过窗子照进了与会者的眼里。一位年轻的比丘起身想要拉上窗帘，但是师父却跳起来打他，阻止他的行动。师父坐下后，脸上挂起了微笑。「你们看，」他说，「我还很年轻。」

师父似乎并不在意变老这回事。我每天都觉得自己愈来愈年轻，他说，「说真的，我一点都不觉得这具崩溃程度愈来愈高的身体代表我的末日，因为我可以看到『我自己』正以其他形式活在我的身边。我把自己投资在这么多人身上，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我的延续，一如我是许多长辈的延续。也因此，我并不认为这副身躯就是我。」

就算师父这么说，我依然认为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至少现在是如此，不过把自己投资在其他人身上，让我们生命在死后延续的概念让我感到极为安心。包括我们身体在内的万事万物都会改变、都会终结，也都短暂，生命延续的概念其实就是这个赤裸裸事实的另一面。而我们生命的延续，就是我们的业。

以前我总认为业是种现世报、是种因果论。我以为业其实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可是我却不常看到现世报的例子。我记得刚进新小学那年过得特别辛苦。学校里有几个小鬼老是骂我，而且一直想绊我摔跤。还有一个小孩曾经走到我面前掴我耳光，然后开心地跳开。天上并没有掉下钢琴砸扁他们。不管我怎么努力仔细地注意他们那群人，一整个学年过去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长疔疮。我母亲告诉我，他们内心可能比我还不快乐，他们可能有些不可告人的困难，可是这种说法一点都没有安慰到我。我心里非常不痛快，因为就算小学三年级那个折磨我的人将来真的有什么烦恼，那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后的将来，而且他绝对想不起来他的烦恼是因为曾经对我很坏的报应，再说，就算他有苦恼，那个人也不会因此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于是我决定，业这种东西要等太久、根本没有用。我要自己去抓些业握在手中。

对于业的认知，小时候的我最起码有一点对了，我们的确需要自己去把业抓在手中。当然我们取得的业并不是实体的物品，相反的，业是当一切都已死去的时候，我们还残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业的原意是「行动」。万事万物都不会一成不变。万事万物都会崩解、改变，但是我们的思想、言语以及实际的行为和影响却会留下来。

师父说，松树不需要做任何事，它只需要当棵松树，就会对周遭的环境有所贡献，但是我们跟松树不同，我们有思考、言语以及行动的能力。如果松树可以移动或行动，我们会对它说，「来吧，松树，走过去把别人丢在地上的汽水罐捡起来。虽然是你先站在那儿，但是可以挪开一点吗？你挡住了其他小树的阳光了。」当然，如果松树能做到你说的这些，松树也就不是松树了。我们人类的特质赋予了我们思考、说话与行动的能力。

不论以我的思想、语言或行为所创造出来的，都是我的延续、我的业，因此业无法让钢琴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校园霸凌的小孩头上。我知道我的业是我的身体死去之后，继续留在我身后之物，而这种想法促使我为自己以及其他人出声，有一天，或许这样的想法也能让我们觉得，展望变老与死亡，终极性似乎也没有那么绝对。

师父说，当我们的身体分解之后，我们会继续以其他型态延续。就像天上的云。云在天空消失后，继续以雨、雪、雹以及我茶中水的型态显露。你的云不可能死，也不可能从有到无。因此你也不可能死。你也不可能从有到无。有了你的业，你就一定能延续。

这番道理让我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大大小小事情都有回响。我帮助青年作家与成人作家印在纸页上的字，会在作者辞世之后仍继续在世上存在很久。街头的呐喊与抗议，会在街头的示威者消失很久之后，依旧改变律法。我教导我的孩子，要像我照顾她们一样地照顾这个世界，让我们关怀照顾的影响在我们消失很久之后，依然持续。

23如何养出快乐的大人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母亲总是说她唯一期待我的事情就是我能「快乐」。这样的说法简直令人暴怒，因为这句话是如此厚颜无耻的虚假。我并不是在说我母亲不希望我快乐，只是她对于快乐的定义，有一些非常明确且不容变更的想法。体操要做得好、钢琴要弹得好、会唱歌、睡很多觉，这些似乎都是她所定义的快乐；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我对快乐的定义。我鲜少有想要睡觉的时候、体操表现平平、钢琴弹得糟糕透顶，唱歌还会走音。我真正拿手的两件事—读书与辩论，似乎并不符合我母亲的快乐计划。

月月跟她妈妈一样，读书与辩论能力一流，但是，我觉得对她的快乐至关重要的挤山羊奶这件事，她却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在公社的童年时光中，最大乐趣之一就是挤山羊奶。正因为如此，两年前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找到几只山羊，想让我那两个城里出生的孩子挤挤山羊奶。在离家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史莱德牧场（Slide Ranch），我找到一只白色的阿尔拜因山羊费欧娜（Fiona）。费欧娜脾气温和、体型不太大，而且闻起来好香。可惜月月拒绝跟费欧娜建立任何关系。我拜托、引诱、哀求，甚至一闪而过地考虑用强迫手段逼她去挤奶，最后还是放弃了，反正所有排在我们后面那些蠢蠢欲动的父母与他们迫不及待想要挤羊奶的孩子，也正打算把我们推出队伍。

对于快乐的必要成分，我在脑子里自有一整套想法，不过其中许多都还在半意识状态。当妈妈之前，我曾立誓不把脑子里的这套东西硬塞给未出世的孩子。当然，现在两个丫头已经在眼前，要把我的想法塞给她们，更难。不过教导我的孩子有关业以及她们的延续这些道理时有个好处，那就是教导她们的同时也提醒了我，快乐，不论是乐在其中还是快乐本身，都不是重点。

最近有篇很受欢迎的文章警告大家「我们对自己孩子快乐的偏执，很可能会注定让他们有个不快乐的成年期。」【34】天底下真的有证据证明「过于努力」尝试让孩子快乐的父母，事实上只是让他们的小孩不快乐吗？在一般父母照护孩子的范畴内，我完全赞成父母应该多一点点超然，少很多监控，但是我不认为那些把孩子绑在自己裤腰带上的父母，目的是想阻止自己的孩子快乐。问题的症结要稍稍复杂些：不论周遭的环境是否不公平、不正义、充斥剥削，或者气候是否不正常，我们当父母的人，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养孩子，孩子就会长成快乐成人的这种想法对不对。

月月出生的时候，与孩子形影不离的父母照护风潮正流行。由于我设法避开了这个世界上所有教导人当父母的书籍、文章，一如许多其他活在现实中的父母一样，因此我从来没听过当时流行的那个风潮。我在产后六周带着月月回到工作岗位。大多数时候，我都扮演着精疲力尽的母亲角色，而这个角色的工作内容包括只做最简单的事情，而且常常无法分辨最简单的事情与唯一可能去做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差别。当时我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找到了可以皈依的父母宝典。当爸妈的人不是修练「排泄沟通」（evacuation communication 【35】，内容包括不用尿片、非常频繁地更换衣物），就是到哪儿都背着宝宝，让宝宝的脚达到不沾地的目的。我们认识的其他父母则是让他们六个月大的宝宝一次「大声哭」个三十分钟，不然就是抱持着玛格达‧盖柏（Magda Gerber）婴儿教育照护者资源【36】身体意识的理念，立场坚定地反驳宝宝的「趴趴时间」（tummy time）【37】或其他所有强迫宝宝身体活动的照护方式。等到梅梅出生，当时蔚为风潮的教养方式变成了训练小宝宝具备韧性与学习肢体语言，接受生活的粗鲁对待，然后再提醒小宝宝，所有的伤害与愤怒都只是「感觉」，并确保小宝宝没吃太多的黄豆或碳水化合物。

34.作者注：请参阅萝莉‧葛特里伯（Lori Gottlieb）的〈如何治疗你的孩子〉（How to Land Your Kid in Therapy），《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七／八月号，网址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1/07/how-to-land-your-kid-intherapy/8555/。）

35.排泄沟通（Evacuation Communication）：应为Elimination Communication，简称EC，主要是指利用人类天生的排泄自主能力与爱干净的本性，以宝宝为主体，根据宝宝需求，帮助宝宝找到控制大小便的能力。

36.婴儿教育照护者资源（Resources for Infant Educators）：又简称RIE，认为大人应从婴儿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以尊重的态度照护婴儿，且把每个宝宝视为具有能力加入任何关系的独一无二个体。

37.让宝宝趴着，训练他的肌肉发育，有助于宝宝将来学习翻身、坐以及爬行等各种动作。

我的孩子身边全都是按照上述那些方法养大的孩子。当然，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只是我绝对没有办法凭借短短几个小时的观察，就分辨出哪一个是根据哪种理念养大的孩子。除了父母特别爱拍马屁或特别健忘的那些孩子外，这些孩子几乎全都慢慢地展现出自己完整的特质，包括每个人独有的怪癖与令人窝心之处。在父母床上睡到五岁的孩子，或直到四岁才断母奶的孩子，既不会比其他孩子更有自信，也不会比那些九个月就断了母奶或六个月大就严格遵行「大声哭」策略的孩子更犹豫不决。

或许这就是心理学家唐纳‧温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所称「够好」（good enough）的父母养育孩子模式。基本上，「够好」就是只要孩子明显得到父母深爱，但孩子的发展没有受到太多干涉，那么就算父母做坏了一堆事，对孩子不是保护过当就是保护不周，孩子也不会有问题。当然，现在想要知道月月和她的同侪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或弄清楚他们的精神病况应该回溯既往地归咎我们这些父母早期替他们做过什么决定，实在都还太早。不过我猜，令人不安的事实应该是倘若真有这样的情况，问题症结应该只是父母的影响太多。

我相信「够快乐」的教养模式。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为有重心的人，将来做的工作对她们自己以及这个世界都有意义。我希望他们能觉得自己的生命既重要又有用，我更希望他们能体验一些交揉了珍贵的欢乐时刻的泰然之感。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变成无忧无虑又无知的快乐成人。

父母的教养并不能保证孩子会长成快乐的大人，然而如果父母善尽了足够的教养责任，而孩子长大依然不快乐，那么这样的结果的原因很可能与父母教养的方式无关，而是生活使然。即使回到悉达【38】的时代，那个在攻势凌厉的父母教养书籍、严密监控的父母与生活训练都还没出现的时代，悉达就已经知道世界（以及所有青少年）的第一个圣谛：人生是苦。我并不认为悉达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的母亲对他过度保护，或因为与他父亲的关系而未能善尽母亲之责，抑或是他母亲在他出生后又继续回去工作的关系。我想孩子凭借本能就知道，如果世界上的事情不尽如人意（事实上，世上的事情的确不会尽如人意），他们就不会真的感觉安全或安稳。因此，如果我们当父母的人，想提高孩子过快乐生活的机会，我们的焦点就应该是如何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快乐的地方。

38.悉达（Siddharta）：释迦牟尼在摒弃一切向佛之前，名字为悉达（Siddhartha Gautama）。

所有的孩子都遗传了一种公平感，如果我们致力于让事情变得更公平，他们也分辨得出来。大人的行事风格，也会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不论是对自身应有权力的观念或公平感。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们个人的选择或许无法贯彻，然而我们的举止在影响世界时却会受到更多的检验。孩子的快乐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整个世界的快乐绝对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圣谛是指我们执著于自己想法的是苦。最根深柢固的错误概念，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必须从自己冰冷麻木手中掰开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是个独立分开的个体。根据释迦牟尼的说法，人对于老化以及死亡的所有不安、对于生命的执着不放手，显然全来自于自己的幻想，因为人幻想自己是个独立、不变、分开的个体。

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的个体其实只是虚幻，部分是因为我可以在我孩子以及所有我认识以及挚爱的人身上，看到我的个体。他们每个人都与存在于他们之前的万事万物，以及所有让他们能存活下去的万事万物—阳光、水、食物、温暖、爱等等，有着最本质的连接。问题在于，就算我们都知道人与万物连接，甚至知道我跟所有人一样必须仰赖身边的要素，我仍坚信自己是个独立个体的幻念。

尽管这个幻念是我最大的恐惧与愁苦的原因，但它也带给我最大的欢愉与快乐。我极爱与自己的想法和特质共处。我的意见、情感、创造力与梦想都带给我如此多的快乐，所以我绝对不愿意用自己是个独立个体的这个感觉去交换任何东西，即使交换的结果是可以让我免除死亡与执着带来的愁苦，我也不愿意。

老化与正念终于同时全方位地凿进了我的脑子里，不管是细胞、身体、情绪或性灵各层面，我无法独自活着，我也不想一个人活着。我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正值夏季，人在加州的希斯凯尤山脉（Siskiyou Moutains）中。我逃避了宾客与乱七八糟的混乱，一个人坐在小小的树屋中。在这儿，我觉得很独立，尽管事实是：我必须完全依靠那些制造出我手下这台电脑所有零件的人、那些用自己的绒毛铺满这床保我温暖的睡袋的鹅，也必须依赖阳光、雨水、那些让鹅健康以及活跳跳的食物、那些创造、制造、配销我身上这件毛衣的人，以及那些让四周的木墙得以存在的大树。然后我必须依赖的还有成千上百种活的有机体，它们让森林能够维持健康、让河里能够有澄清见底的水，沿着树屋蜿蜒。

互生互在（interbeing）是种不仅我们像脸书那样全都相连，更是我们自身的存在取决于彼此、取决于所有生物，而他们的存在也取决于我们的概念。虽然我还不准备对独立个体的自己放手，但我发现，互生互在是佛教思想中我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概念。之所以不费力就可以接受这个概念，部分归因于我是个在公社中长大的孩子，很早就看清楚其他人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部分原因是我不但每天都在我孩子身上看到互生互在，也在这栋我们称之为我们社区的屋子里，看到每天进出的无数人，让互生互在继续存在。另有部分原因是互生互在是如此明显的一种现象。我们看到小宝宝需要大人，番茄需要阳光、雨水、氧气与混合肥料。我的孩子就很清楚地知道，世界不可能没有夜晚、温暖或寒冷，即使她们并不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事实。

这个道理的合理归纳就是，正念不只是要让我觉得压力减轻了一点。就算我感到更轻松、更安心，但我同时也更清楚意识到我与其他生物间的连结与责任。社会责任与积极参与因此不应只是一种嗜好，而是变成了真正活着的一个必要条件。

当我们理解到其他人也活在当下时，我们挪出时间享受的当下会更开心。佛家称这些其他的人为僧伽或我们修练的共同体，但是我称他们为我的清明（sanity）。我需要这种安静而专注的时间。大多数日子，我在三段不同的时间停下手边的工作，与其他人一起呼吸（即使有时候刚开始的短时间仍然感觉像是折磨）。每次准备完六份早餐（包括家人、一位不得不住在我们客房的客人以及外面的猫）、四份午餐，备妥晚餐需要的材料，并将所有人送出门后，我才到办公室上班。办公室同仁和我先是整整十五分钟的静坐，然后才开始每个人各自的工作。傍晚，做完饭、写完作业并把忙进忙出的事情都处理完毕后，我们一家人会请铃，然后静静坐着，接着才会开始吃饭并讲述自己要说的事情或故事。晚上，在武术练习时，所有学员，包括四十名各种体型、肤色的青少年与成人，先是安静打坐，然后开始练习，朝彼此出拳或出脚攻击。

尽管依然经常缺乏耐心、常常烦躁，但是经历过这些集体静坐时刻后再重新站起来的我，却跟刚开始时有了差别。繁忙、工作过量、不安全感与热切期待的事物并没有消失，但这些东西却停驻了足够的时间，让我有余力去注意到身边不同的脸孔、明亮的色彩以及新鲜的空气。这些与其他人共处时光的绝佳品质、在清楚觉知情况下领略的道理，都跟我以前只是在空间中与他人错身而过的时段不同，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对当下或对方空出任何时间。一起静坐时，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呼吸把我们全连结在一起，而我们沉静的力量也因此得以扩大。

25彩色茧蛹

第一次体验僧伽是在公社里。公社里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环境、怀着不同目的，大家有许多的争论，但也有许多聚会。由于当时公社位于郊区，所以美好的安静时刻也很多。成年人通常会分成两组：爱作梦的跟爱做事的。我们这些小鬼没多久就弄清楚哪些大人应该负责好听的故事，哪些大人负责填饱我们的肚子。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闲闲没事地到处乱晃，笃定地知道最后不管跟那个大人不期而遇，我们都跟他很熟。

搬进城里后，我在政治示威活动中找到了那种群体感。当时是七、八○年代的旧金山湾区，每个人心中都摆着核武与核能问题，聚集在一起示威的群众很多都是以前公社的人，而那些不是公社长大的人，当初若有机会，应该也很容易就会成为公社的一份子。参与示威的人通常都很好辩，从白天开会开到深夜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些人在我肚子饿的时候，会心甘情愿塞过来一条糖果棒，冷的时候丢过来一件毛衣，他们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想为将来的世世代代创造出一个更有爱心的安全世界。

第一次遭警方逮捕时，我十三岁。当时各国的武装军备竞赛正值颠峰。我每次穿越海湾大桥都会想像炸弹爆炸的画面，同时想着「这是我死前最后想的一件事。」我的恶梦中满是红色火焰与融化的钢铁。我的继妹和我为反核武的小孩组织了一个团体，并决定参加促使当局关闭劳伦斯‧利佛摩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利佛摩实验室是位于当地的一座核武设计实验室。我们这个团体的思维，在道德层面非常清楚：核武不分青红皂白杀害了千千万万的人，所以不论从人道或安全的角度来看，都不该使用核武。我写了很多信给不同的官员、报社、政治人物，要求他们停止资助核武的发展，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我依然认为从核武的制造阶段就开始阻止，是值得尝试的努力。

我们做了臂章、自编了歌舞，还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想确实了解被逮捕时该怎么办。我们在手臂上用签字笔写下了紧急联络电话、偷偷藏了一堆杏仁，还带了许多保暖的外套。所有参与示威的大人小孩都在附近的教堂过夜，我因为不习惯周遭的打鼾声以及有人走动的沙沙声而在夜里醒来。衬着黯淡的光线，我看到大家色彩多样的睡袋全挤在冰冷的地上，好像一群脆弱的茧蛹。

为了要在核武实验室员工上班前到他们途经的路上坐好，挡住实验室的入口，大伙儿凌晨三点起床。黎明前，我们在灰扑扑的光线下，围靠在菱形粗铁丝网墙前坐下，腿贴着腿。支援这项活动的数百人，手举着「不要核武！」、「核武应永远安息！」的标语，排坐在路上。当警察不论小孩或大人全一排一排地擡走我们时，围观群众呼喊着对我们诉求的支持，同时也提醒执行公务的警察，「全世界都在看！」这句话是我们当时最喜欢的口号之一。在巴士上，有些警察跟我们眼神交会，还有一、两位警察甚至大着胆子露出微笑，我也大胆报以微笑。其他警察则是继续戴着他们的墨镜，就好像任何人性的接触都只会让他们的工作更加困难而已。

好几个小时后，我们在出具切结书后被释放。「切结书」这个词汇也因此立刻成为我的新宠字汇之一。切结书的英文字recognizance结合了两种意思：认识（recognition）与觉知（awareness）。这也代表我们因为认知到自己以及他人的行为，也认知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被释放。我跑回家打开电视，想看看「全世界」对我们行为的看法，可惜那天也是英国查尔斯王子迎娶黛安娜王妃的日子。全世界的确都在看着，只不过他们看的是婚礼，而不是示威。

当然，有些时候，譬如一九九九年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的游行，或二○一一年占领华尔街示威时当地的活动等，世界上至少有某些人在注意我所参与的活动，注意这些活动的人有时候无动于衷，有时候却是由衷的关心。我热爱那些因为感受到彼此相连而产生的切身愉悦时刻，也爱那种因为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而力量无穷的感觉。

就算没人注意的时候，我也能找到这种同伴相连的感觉，我们一群人共同努力让世界挪出一点小小的空间接纳更多的美丽。对纽约最后的记忆中，有一幕是我举办的一场茶会，受邀对象全是邻居，地点在一座我住处附近的社区花园，只不过当局那时已在花园里铺上石板，准备改成停车场。大家穿着适合茶会的洋装与套装，端着不成套的茶杯与托杯盘轻啜茶水，听着维瓦第的音乐从一台小小的手提音响中流泻而出，享受彼此想法的交流，同时间，花园围墙外有人群推挤、警官守卫站岗。

每当共事的佛学作家谈及僧伽与互生互在的必要性时，我总是联想起那些与示威群众一起努力减轻人类痛苦的时刻。从那些扣在一起的手臂以及提高了音调的声音里，我感受到一种涵盖多层次意见与想法的能量与力量。我在大家这样共有的意图中遮风躲雨，犹如一条与其他同伴一同回归出生地产卵的鲑鱼。为人，有部分的意义就在此吧：一起工作、致力为所有生命创造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摄影机或照相机，只为了觉知的自然结果。

由一行禅师发展出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于越战时期出现。远在我见到他的十年前，师父曾写道，「我在越南的时候，许多村子被炸毁，许多一起修行的师兄弟姊妹因此身亡，我必须决定要怎么办。我们应该在寺里继续修行，还是离开冥想的会场帮助因轰炸而受苦受难的同胞？细细思考后，我们决定两者兼行。大伙儿决定抱持正念，走出寺门帮助人群。正念必须入世。眼见就必须身动，否则眼见有什么用？」【39】

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愈深，我愈无法自己地体察到存在于世间的苦难与不公不义，但也因此愈来愈理解，其实慈爱的行为可以有许多不同形式与实践作法的呈现。抗议示威是其中一种，然而如果我唯一的行动只有示威游行，那么我就失去了许多日常身体力行的机会。追根究柢，慈爱的行为必须具备慈爱与洞察之见。我想一行禅师应该会同意历史学教授康乃尔‧威斯特【40】所解释的正义：「正义就是摊在众人面前的爱。」【41】示威游行时，我和葛瑞丝‧帕利【42】这样的人手臂相扣，她的见识与慈爱直到今天仍日日激励着我。至于那些只知道要其他人听从自己的想法，却从来不知聆听为何物的人，我早已松开与他们相环的手臂。那些人对于该做的正确事情只有抽象的知识，完全没有起而行的理解。

小时候，我总是问父亲什么时候才会爆发革命，怎样才能让革命早点发生。我渴望着这些公开活动所展现的激昂与兴奋，也热烈憧憬着这些高调证明我们独立自主的喜悦。有些时候，促进改变的最有效作法，的确是上街头：从中国的天安门、埃及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到纽约的祖科蒂公园（Zucotti Park）【43】，人民展现出公开回应痛苦的力量。然而当这些时刻变成过去，太阳依旧继续升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种机会让我们体现慈爱，这些时刻没有示威游行的戏剧化，但必要性却绝对未有稍减。如果正义是摊在众人面前的爱，那么我每次站在众人面前时，都有机会创造正义。用心倾听他人的苦痛、照顾邻居的孩子、开门邀请大家入屋吃饭，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公义时刻，却都将成为未来较大正义的养分。有时候，我把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公义当成是重大正义来临前的准备，但其实重大的正义又何尝不是为了要我们贯彻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公义而有的练习呢？我要起而行，我要假装自己身处在一个慈悲、仁爱，且每个人都觉知到彼此独立性的世界里，然后去做生活在这样环境中所有该做的事。没有必要等待。

39.作者注：出自一行禅师《橘子禅》（Peace is Every Step），纽约般谈书局（Bantam Books），一九九一年出版。

40.康乃尔‧威斯特（Cornel West）：一九五三年生，美国哲学家、学者、社运份子、作家以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41.作者注：出自康乃尔‧威斯特官方网站，www.cornelwest.com/occupt_la_100711.html。

42.葛瑞丝‧帕利（Grace Paley）：一九二二~二○○七，美国短篇故事作者、诗人、老师与政治运动份子。

43.指的是中国的六四运动、埃及的茉莉花革命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活动。

26别再烦我

我正走路回办公室，打算继续忙那本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联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需要彼此的书。突然间，一个坐在车里的男人开始隔着车窗对我吼。我走在人行道上，他开着车，显然，我离他的车子太近了。「妳走路都不看路吗？白痴！」他大吼。当时他是红灯，所以他把车停在原地，怒目瞪着我。我也狠很瞪回去，既没有露出慈悲的微笑，也完全没去想他可能有个悲惨的童年、今天很不顺，或者他跟我之间是如何复杂地互相连结。我说，「我走在人行道上，你在开车。现在我是绿灯，你才是那个应该开车看路的人。」

「噢，闭嘴，」说完后，他提高车里音乐的音量。我站在那儿，双臂交叉于胸前，继续瞪着他。最后他终于大吼一声，「妳别再烦我了！」然后关上车窗，灯号一变，立刻扬长驶去。

我们人类仰赖彼此存活以及获得情感滋养的程度非常高。小婴儿没有大人的碰触根本无法健康成长。没有其他人，我们无法存活。然而同时，人类却也为彼此带来极大的烦躁与痛苦。不论是对其他人类或地球上其他生物，我们制造的伤害，远比任何其他物种多得多。

因此，当其他人也成为我们最大问题、当其他人令我们烦厌到极致、当其他人的言行举止粗鲁与危险至极时，我们该如何创造永续以及公正的环境？或许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出在其他人身上，然而其他人之所以会成为我们全部的问题，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认定自己与其他人之间是独立分开毫不关联的这种想法。

几年前，我和几位比丘、比丘尼一起参加一场晚餐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某些一行禅师作品的封面设计。这种晚餐会议与我们家的晚餐完全不同，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发言者通常是那个最常打断其他人说话、用最大的动作表示想要发言的人。依照梅村平常的模式，大家先是围成圈坐在地上，然后我们请铃，冥想一会儿，才开始开会。所有人安静听着每一位发言者的发言。若想发言，只需合掌「俯首参与」（bowin），说完后，再「俯首退出」（bowed-out）即可。有位记笔记的比丘在整场会议中不断压放着手中的自动原子笔。他不但发言时手不停，连我或其他比丘、比丘尼发言时，他也不停止。我一直在想，「别再按了，别再按了。」当然，他还是继续他的动作。

我完全无法把将注意力放在书的封面设计讨论上，所有思绪都用来弄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是那位照理说应该冷静却不自觉拚命按压自动原子笔的比丘，还是本来应该利用他每一次按压原子笔所发出的声音作为呼吸提醒却让他成为困扰的我？终于我放弃寻找答案。然后一幅图像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我脑子里，图像中，那位比丘化成了一个上学的小男孩，在应该专心的数学课上不断压放着手上的笔。我小时候也一样很容易分心，只不过比一般小孩安静些—上化学课时，我整本笔记本上都涂满了鸦。也许根本就没有问题。他按他的笔，而我觉得很烦，就只是这么回事。犹如以前纽约一位年轻禅师告诉我的，这就「只不过是讯息罢了」。尽管觉得烦怒，但我仍可以用同理心对待那位正在转变成比丘的焦躁男孩。人行道上那位愤怒男士的话也可能只是传达给我一项资讯：这个当下的这个人，日子过得并不顺心。我并不需要去照顾他，但也没必要因他烦怒。所有的他者都具有鼓舞的能力、不可或缺，当然，有时候也令人恼怒。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接触的每一个对象，这其实是件好事。只不过，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要不要回应，以及如何回应。

27慈心观

如果确实有人会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么我会试着用言语文字与实际行动去阻止。但是如果其他人只是让我不高兴，基本上我有两种选择：走开或积极祝福惹我生气的人。在佛教修练中，祝福别人的一项重要修练是慈悲以对，也就是爱，或怀抱爱心的善意。在巴利语中，慈悲的意思是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祝福送给其他人，希望他们一切安好的修练。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不是那种贺卡式言不及义的祝福。在佛祖教爱的佛教《慈经》（Metta Sutta）里，佛祖说，「一如母亲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爱着、保护着她唯一的孩子那样，我们也应该培养无尽的爱，奉献给整个宇宙中的生物。让我们无尽的爱布满整个宇宙以及宇宙的上下周围。我们的爱不识窒碍、我们的心完全免于仇恨与敌意。不论立行坐卧，只要我们醒着，就应该在心中保持这种爱的正念。这是最高贵的生活方式。」【44】

44.作者注：出自一行禅师的《你可以，爱：慈悲喜舍的修行》。

用这样的方式爱人，就算只爱一个人，都是精疲力尽的事情。在不知道该如何关心别人的时候，真心祝福对方一切安好，很难。我父亲曾问我，「如果人家一直惹恼你，而你还祝他们好，重点在哪里？那只不过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施恩心态而已，不是吗？」但是我祝福别人一切安好，并不是为了优越感。我之所以在能力所及时祝福别人，是因为对我的生存来说，这些难以相处的人跟我爱的人一样重要。

每个人进行慈悲冥想的方式似乎都有些不同。下述的这种方式出于加州艾斯康迪多市的鹿园寺。我喜欢鹿园寺的这种慈悲冥想，部分因为寺里修行的比丘有时候会借用〈奇异恩典〉的曲调哼唱冥想的内容，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冥想的文字简洁清楚。第一部分的祝福重点是祈愿自己一切安好。我的继母艾瑞丝卡（Arisika）把这一段的冥思内容当作每年生日的愿望：

愿我平安有庇护

愿我平静自在活

愿我健康又强壮

愿我一切都安好

第二段是把慈悲依序送给我们心爱的人、我们没什么感觉的人，以及最后那些觉得相处起来是种挑战的人：

愿你平安有庇护

愿你平静自在活

愿你健康又强壮

愿你一切都安好

最后一段慈悲献给全世界。

愿我们平安有庇护

愿我们平静自在活

愿我们健康又强壮

愿我们一切都安好

进行这种冥想时，选择如避静胜地、公园，或甚至家里某个安静房间这种舒服、平静的环境最有效。但当我陷在日常生活的混乱中，或有人伤害了我所爱的人的感情时，我通常没有心情做慈悲冥想，也不觉得慈悲冥想有什么用。慈悲需要时间与专注力，有时候我两样都没有。

这种时候我会感觉进退维谷，无法做完整个慈悲冥想的过程也让我深感罪恶，直到来自澳洲、目前住在鹿园寺的比丘何非【45】师兄教给了我一种方法。他谈慷慨，这是另一种慈悲冥想的描述，而且只用了两句切中命题的问题简扼归结慷慨的做法：可是我怎么办？还有，可是你怎么办？我把这两个问题当成慈心观。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很容易做出快速、愚蠢却又舍不得放手的决定，因此有一个同样快速的方法能让自己从那些不太明智的决定与后果中脱身，实在太好了。

有人惹恼我时，我很容易就把注意力放在对方以及他的挑衅行为上。这种时候是自问「可是我怎么办？」的完美时机。我要什么？如果我不把当前的厌烦情况视为阻碍，那么我正在做什么？如果我确实知道这个人不会挡我的路，我又正在做什么？于是我把心思拉回到原来的目的上。因为这个目的，我才会此时此刻出现在此地，而真正让我分心的原因，是我的躁怒，不是别人，也不是别人做的事情。

至于第二个问题（「可是你怎么办？」），我想像着其他人回答「可是你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样子，于是我可以在脑子里模拟一段我不希望与其他人直接发生的对话。这个问题提醒我，尽管对方可能很惹人厌烦或犯了一百万个错误，我依然可以用一点点时间去想像他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做并不是要为对方的举止找到借口，也不是要改变对方或我的行为，这样做，单纯只为了了解。

我长了一张会把绝大部分情绪反应出来的脸，一瞬间的快乐或烦躁都会毫无回头路地立刻传达给全世界知道。我想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一张像师父一样平静又安详的脸，我甚至连杰森那种即使极度恼怒却依然和蔼可亲的表情都摆不出来。别人还是会让我觉得很烦，而且一天会烦很多次。然而稍稍停下脚步做做慈心观，可以帮助我快一点排除掉自己的不愉快，有时候慈心观甚至在我的眉毛皱起前，就让恼怒消失无踪。被激怒的烦躁依然来得很快，只不过现在这些烦躁离去的速度，也变得一样快。

45.何非（Phap Ho）：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比丘。

28我们在宇宙中的定位

安娜是我第一位继母。她是位很凶悍的律师、艺术家、歌手、学校董事、烘焙师、餐厅老板，外兼一位聪明青少女的单亲妈妈。她没有一天不踩高跟鞋，结果她连球鞋里都必须放增高器，因为她的脚掌无法平踏。安娜也是第一个刻意错待我的人。第一次见面时，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站着静静打量我，从我的鬈发打量到我的脏球鞋，然后像闻到什么坏掉的东西一样用力嗅了嗅，接着扭头走开去搂我妹妹。

十岁时，我和妹妹一起搬进安娜家中。她家天花板是金色的，墙上整齐排列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洋娃娃，但是娃娃上罩着一层薄薄的灰。她家还有一架有点走音的钢琴、一间大人吵架我们可以躲进去的狭小储藏室、一条一眼蓝一眼白的老狗罗比塔（Lobita），以及一个铺了水泥的后院，院子里只有一棵会开花但瘦骨嶙峋的苹果树。安娜家里的每一个平面，从厨房桌、客厅壁炉架，到楼梯上，全堆满东西：信件、化妆品、光碟、领巾以及各式各样不值钱的小饰品。

每个要上班上课的早上，我们五个人会挤进安娜金色的福斯金龟车里，安娜那位一百八十公分高的女儿、我两岁的妹妹跟我缩在后座，安娜跟我父亲坐在前面。她开车送我们上学的同时，可以一面用驾驶座旁的侧照镜画眼线，一面跟我父亲争吵。

搬进安娜家的那天，我带了一个黑色厚粗呢绒毛箱，而接下来的七年，我每个礼拜都拖着这只箱子进出我母亲家。入住的那天，我拖着箱子上楼要去我的新房间，但一打开楼上的门，却扑面冲来一股熏死人的味道，让我当场止步。就在走廊与卧室交接的地毯正中央，有一大坨安娜爱犬留下的黄金。

我下楼小声告诉父亲狗大便的事情，然后父女俩一起用尽力气清理。残留的污渍在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些年，一直存在。后来我虽然在那块污渍上盖了一块小地毯，但是我非常清楚小地毯下面藏着什么。住进那间屋子的第一个晚上，我把所有窗子都打开，试图逃避为了遮盖狗大便味而混杂了肥皂与香水的那种甜腻做呕的味道。

那之后的八年，安娜用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对我的嫌恶，从连着几个礼拜不跟我说话、指控我偷窃几百个洋娃娃，到要我刷洗橱柜与炉子。

最后，我搬出了她家。一开始，我搬去和母亲同住，后来又去了美国的另一头上大学。搬离安娜家两年后，我父亲也搬了出去，之后我只见过她一次。十五年后，当我再次回到湾区，我知道自己可能会跟她不期而遇。到时候我会怎么做？我要说什么？多年来，我编辑的每一本佛学书，安娜都是书中泛论的石蕊试纸。我一点都不想对她有任何怜悯之心，也找不出任何应该对她有怜悯之心的理由。

现在，安娜和我同是成人。我不再需要仰赖她提供住所或食物，我们是平等的身分，所以理论上，我应该可以祝福她。可是我不想花费任何精力给她祝福，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我不会祝她诸事有恙，这似乎就已经够好的了。她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位置。

终于有一天，我在超级市场的熟食区见到了安娜。她身穿黑色紧身裤、脚踩红色高跟鞋，站在乳品冰箱前，冰箱门大敞。我停下脚步，紧抓着自己的卫生纸、面纸、一瓶儿童维他命C抵住胸口。我斜靠着通道，一点也不希望她看到我。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如脱兔，于是我缓缓做了几次冷静的深呼吸。可是我怎么办？几次呼吸，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完全没事了。我就待在那儿，享受自己的平静。她走到柜台、付帐、走出超级市场。我没有祝她飞黄腾达，也没有意愿再看到她，但是我已经沉淀到就算不祝福她一切都非常好，也足以祝福她无病无灾。愿她爱的人都平安健康。愿她的脚不再疼痛难忍。愿她生活无恙。

29平和的沟通

不久以前，公社的大家族在我朋友米莉的孙女家举行晚餐聚会。她家位于加州北边的阿卡达市（Arcata）。我紧挨着从小就认识的米莉坐在地上。米莉的媳妇、孙子以及一些其他亲戚全忙着削黄瓜皮、压马铃薯。米莉今年九十一岁。她养大了三个孩子，孩子长大后，全离开东岸成了西岸山区里的嬉皮，于是米莉也搬到西岸跟儿女在一起，并时不时地接来三个孙儿女帮忙照顾。米莉的女儿畜养羊和马，一个儿子被一辆载送木材的卡车撞死，另一个活下来的儿子是个环保论者与作曲家。米莉和我共享一条法国面包跟一杯红酒，我告诉她在人行道上碰到的那个开车男人，以及尽管这么多年为师父工作、练习静坐，我依然会对别人生气。

「不生气的诀窍，」米莉轻声对我说，「在于不去评断，不评断别人，也不评断自己。」

我怕的就是这个。我对任何人事物都极为勇于评断。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研究报告显示，大多数人只需要百分之一秒这段名副其实的眨眼片刻时间，就决定了对另一个人的第一印象，而且这个第一印象不会随着长时间的接触而更改。这个评断性的决定不仅是我们选择约会对象、篷门今始大开对象的依据，也是我们选择领导国家领袖的依据。【46】人类发展出连珠砲般快速的评断过程其实是有道理的。这种快速评断本能，以前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生存也仍属必要。

只不过在脱离了眼前的危险后，我们似乎并不清楚何时应该继续坚持我们的评断，何时应该忘记自己的评断。这正是我们要修练正念的原因之一。能够在刺激与回应之间制造出停顿空间的方法，只有修练觉知，而且要经常修练。武术与自卫的训练，也是依据同样的领悟而执行：如果我在一堂课上练习过一千次出拳攻击别人，那么当街头发生同样情况时，我比较不会因不知所措而呆立不动。我期望这数千次的重复练习，能让我磨炼出用力回击后逃跑的本能。

我提醒米莉，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就是她尖锐的评断以及批判性的思考。她也提醒我，做出评断以及执著于评断不肯放手是两回事。米莉和我都喜欢下评断，也都喜欢区别差异，这是很自然、很好的事。「我们之所以伤害自己与他人，是因为我们执著于自己的评断，并让这样的评断妨碍自己做人处事的方式，」她这么说。

米莉现在住在退休社区里，她跟社区里的一位照护员曾发生过很激烈的争辩。那位女性照护员对她很没有耐心，两人经常恶言相向。后来，米莉气到无法入睡。她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女人跟她说话的样子，但也不喜欢自己的反应。第二天，当那位照护员再度出现在米莉房里，米莉先是诚恳地表达了自己之前不当言语的歉意，接着她问那位照护员愿不愿意「平和的沟通」。那位照护员直接拒绝。

于是米莉跟自己做了一场平和的沟通，她把想和那位照护员沟通的对话，在脑子中播放了一次。在米莉脑子里进行的这场交谈当中，照护员不断说啊说的，她告诉米莉她那天过得有多么不顺，以及两人之间的争执如何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米莉为自己对照护员造成的痛苦致歉，而照护员也为自己苛刻的言语认错。这段对话结束后，米莉感觉好多了。聚会那天晚上，米莉后来一面大笑一面说着她女儿初恋男友的好笑故事。可是我依然在气那位照护员。天底下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和米莉这样的女人平和沟通？

我从未见过那位照护员，但当天夜更深露更重时，在米莉已经离开，而两个孩子也都让我哄上床睡觉后，我有更多的空间确实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你怎么办？我问了这个问题，而那位照护员向我解释她每天忙碌的生活、家中十多岁的孩子、辛苦的劳力工作、情绪反复又不知感恩或根本连她名字都懒得知道的病人。然后我突然想起自己也曾当过照护员。那时候大学毕业，刚搬到佛蒙特州，我在一家专门照护阿滋海默症与其他痴呆症的老人之家担任助理。这份工作的体力需求极高，工作内容经常需要弯腰以及背负老人，还要擦拭、清洗老人的身体，外加清理秽物，而这些老人大半都是神智不清或处于愤怒状态。除了一次十五分钟的午休时间，可以到外面垃圾桶旁快速抽根烟之外，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或下午两点至晚上十点。即使是世上最厉害的十九岁女孩，也不太可能打破我当时体力透支的纪录。

46.作者注：出自科学2.0与《心理科学》杂志（Psychological Science）。某些研究认为是十分之一秒的时间，但更多研究支持百分之一秒做出的评断与十分之一秒做出的评断其实完全一样。

我在父亲的膝上学会评人论事。我父亲欧夏大概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爱下评断的人—但他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慷慨、最有爱心，也最富同情心的一个。欧夏是在纽约市长大的孩子，和他父亲法蓝兹‧纽曼【47】、母亲英格‧纽曼（Inge Neumann）以及继父赫伯‧马库斯【48】曾住在一起。他的父亲是位政治学家，继父是位哲学家。欧夏是德国犹太难民的孩子，叛逆性强。在这些德国犹太难民知识份子的心中，唯一的宗教就是国家。六○年代，欧夏离家去参加街头的抗议示威，跟一个称为「碰壁王八蛋」【49】的组织住在一起、咆哮在一起。这个组织自称是「有分析能力的街头帮派」，而且因为朝林肯中心的阶梯丢垃圾而短暂出过名。不管如何，欧夏还是吸收了他父亲足够的教诲，并把这些道理传承给我。我十多岁时，父亲把马库斯那篇《压抑的包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论文交给我，而这篇论文因此成了我提出包容与接纳相关议题问题的引导：

在（理应）公平正义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包容，具备了将遍布各处的无法容忍与压抑减至最低，甚至加以消弭的功能。如果客观跟事实有关，而事实又超出逻辑与科学范畴，那么这样的客观并不真实，这样的包容也不人性。【50】

这段话不但对我直觉的认知是种启发，也是种肯定：无法容忍不能容忍的事情以及不公正的事情，不但没问题，而且还是必要的行为，只是，无法容忍的心态，绝不应该以被动的批评论断这种最糟糕的方式表现。无法容忍应该用实际行动对抗不能容忍以及不公正的事情。

47.法蓝兹‧纽曼（Franz Neumann）：一九○○~一九五四，德国犹太人，左翼政治运动份子，马克斯理论家与劳工律师，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著称。

48.赫伯‧马库斯（Herbert Marcuse）：一八九八~一九七九，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与政治理论家。

49.「碰壁王八蛋」（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s）：一九六六年成立的纽约反政府组织，源于一个名为「黑面具」（Black Mask）的达达主义艺术团体，结合了一些一九六七年参与「反越战愤怒艺术周」（anit-Vietnam War Angry Art Week）的人士而成。

50.作者注：赫伯‧马库斯的《压抑的包容》，出自罗勃‧保罗‧沃夫（Robert Paul Wolff）等人合著之《评纯粹包容》（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麻省波士顿：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一九九七年出版，请参见www.marcuse.org/herbert/pubs/60spubs/65repressivetolerance.htm。

每个星期五，我父亲都会去学校接月月与梅梅放学，然后大家一起做晚餐。有时候我们分工合作，他切大蒜我调汤；有时候父女俩比赛厨艺，各做各的千层面，然后要家人试吃冒着烟的锅子里刚做好的不具名成品。

我父亲终于放缓了他的工作脚步。前几天，当我们正在剁洋葱、爆香辣椒时，我问他五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最令他骄傲的是什么。「不论日夜，为最需要的人上街头，感觉很好，」他说，「同时，我希望自己能仁慈且毫不带评断的心态去做那份工作。」这个答案出自一个视线放低以便盯着我剁洋葱技术的男人口中，着实让我惊讶。然而这也正是批评与评断的差异所在。批评是必要的，但评断却毫无助益。依然对自己超群的千层面自信满满的欧夏也承认这一点。「评断有时真的会让人严重模糊焦点，」他在我们洗锅子的时候说，「评断会让你把焦点放到别人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改变事情的能力上。」

30引领外人走进圈内

每一年，大概在十一月中左右，我们的女儿会开始一项「不输邻居」的竞赛活动。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是邻居。不是「快乐佳节」、不是「光明节庆」，也不是「万事如意，事事顺心」。对孩子来说，重点就是圣诞节，而且始终就只有圣诞节。两个丫头渴望用吃电跟喝水一样的节庆灯饰装点我们的前院、买一棵在室内就可以透过窗子看到的六呎高圣诞树，另外还极其希望用回收的铝罐做出各种不同的圣诞树饰品。她们每天七早八早就起床用大树以及圣诞老人的图画制作圣诞卡。她们把粉笔一根根存起来，然后在人行道上用粉笔大写着「圣诞快乐」。月月在所有需要橡皮筋的地方，只选用红色和绿色的橡皮筋，发圈也只用红、绿两色。梅梅一面抱着愉悦的心情告知其他小朋友圣诞老公公不是真的，一面琢磨出一套合理说法：「即使圣诞老公公不是真的，只是一个假装的人，但这个假装驾着雪车、养着糜鹿的假圣诞老公公，还是会从我的烟囱爬下来给我礼物。」

我并不反对圣诞节。我可以生气勃勃、准确无误地唱出绝大部分的〈圣诞铃声〉，但我却从来不曾想过去要一棵圣诞树、节庆的灯饰或甚至礼物，遑论开口要求。在公社里，我们庆祝的节日是冬至，但搬进城后，我们只跟始终互相照应的家族至交一起过圣诞节：祖辈、礼物、一棵大树、蛋酒、培根，以及装礼物的袜子。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过节方式，也非常喜欢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碰上犹太教的光明节，我们还会造访楼下邻居，他们不但会做光明节的马铃薯饼，还会用正确发音念出希伯来词汇。

我家两个女儿对于执意拥有圣诞节的决心令人称奇。我并不怎么坚持，但两个丫头和她们那位在路德教派、天主教以及熟知一切欢度圣诞细节的亲戚身边长大的爸爸，却绝对坚定地要大肆庆祝。我们曾试过一种妥协版本的过节方式：把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院子里的那盆灰云杉在十二月中的寒凉时分搬进屋子里，再把小丫头们亲手制作的饰品、几个从他们父亲的祖父母那儿传下来的饰品以及环在卡车车身上的白灯圈挂在灰云杉上，最后在树顶摆个锡箔纸做的星星。我的决心让他们捧腹大笑，并称这棵灰云杉为我们的「冬至树」。

每年圣诞节早上，我们都跟同样的家族至交一块儿过。大伙儿喝蛋酒、翻弄自己礼物袜里的收获。我一定会确认每个袜子里都有些小礼物，孩子也都有玩具，有时候还可能出现一些大人的巧手作品。只不过我依然觉得自己像个客人，参与了别人奇怪又可爱的节庆仪式。我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把对圣诞节的狂热，转移到犹太教光明节或其他奇奇怪怪的节日上。我也不想「拥有」圣诞节，或过出我自己嬉皮风格的圣诞节；我喜欢圣诞节，纯粹只因为圣诞节。我比较觉得伤脑筋的是我家两个丫头对于所有权的认知，以及她们认定所有跟节庆相关的包装纸与灯饰都是她们的财产。

搬进城后，我第一次认知到身分是圈外人。不止是一个女孩、小孩、犹太人、欧裔美国人、女儿、有钱人或穷人，也是一个外人。外人的这个位置，虽然谈不上愉快，但绝对称得上还不错。我在五岁前看过的裸体，比大多数人一辈子看到的还要多。公社里其他孩子在离开公社后，都找到了如何「摆脱」过去的方式。有些人变成啦啦队员、美式足球球员，他们加入兄弟会或姊妹会，还有人从了军。但我却一直待在外人的位置上，朝里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其他事情。

之所以当个圈外人，并不仅仅因为我在公社长大。外人的身分其实已经在我的家族中传承了许多代。身为犹太移民，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父母都以旁观者自居，他们站在边缘，看着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系统所设计服务的人民。我的父母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处理这种距离感，我父亲用理智化解，而我母亲则努力归属。

我母亲在墨西哥市长大，移居纽约市后，纽约的孩子总是嘲笑她，因为她语调很奇怪，而且从来没听过耶稣。她的父亲因为不同的女人抛家弃子，先是落脚在委内瑞拉，后来又搬到以色列；她的母亲爱丽斯（Alice）一直住在纽约。

爱丽斯是一对俄国犹太移民的女儿，金发、眼睛颜色很淡，她的犹太人特质摆脱得很成功，成功到她七十多岁交往的犹太男朋友完全不想带她回家拜见他九十高寿的父母，只因为怕他父母会因为自己跟一个非犹太女子交往而难过。爱丽斯显然对她那个头发颜色很深、皮肤颜色更深的女儿益喜很失望。在我母亲长大的环境中，大家一直灌输给她一个观念：人应该努力去归属一个可以得到最佳待遇的团体或族群。就在我们溜到头等舱的划位队伍中，或偷偷去到我们负担不起的私人活动或俱乐部里时，我的母亲却向我们保证，那些地方有属于我们的位置。她不希望错失任何东西，因此我们用大家知道该怎么庆祝的方式，欢庆所有的节日。我们参加天主教的弥撒，欢度伊朗新年（Nouruz）、基督教的主显节，敬拜奈及利亚优鲁巴人的众神（Orisha），也参与伊斯兰教斋戒月的活动。逾越节（Passover）是一个大家全得饿着肚子的漫漫长夜，大多时候都说希伯来语，这个日子，我们都是在熟知所有希伯来文字汇的犹太朋友家里过。圣诞节时，我们朋友的家用花圈、袜子、巨大的圣诞树、礼物、壁炉以及饼干与牛奶，妆点出完美的圣诞气氛。

当个旁观者的意思，就是我几乎从不觉得无聊，但经常浮躁不定。我们必须时时警觉、学习如何把事情做好，而且要花很多力气试图融入群体。不过我的孩子并不觉得需要摆脱任何事情，也不认为需要非常才能挣得过圣诞节的资格。她们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有权享受圣诞节的所有欢乐与喧哗，她们这样的感觉不但得来毫不费力，而且还决意不遗漏任何一点光彩。

最近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回到家时，时间已经很晚，透过窗子，看到了我们的灰云杉沐浴在一片白灯的灿绚之中。我刹时觉得困惑混乱。隔着街都可以清楚看到那棵树的房子是我家吗？这是我们在宣示效忠主流族群而放弃弱势族群、效忠圈内人而放弃圈外人、效忠大多数人而放弃少数人吗？如果我的孩子跟那棵树一块长大，她们真的会知道什么是同情心、同理心，什么是批判论述吗？

然后我想到了我的伴侣杰森。我认识所有身体力行贯彻同情心的人当中，杰森绝对是其中数一数二的人。在华盛顿郊区劳工阶级环境中成长的他，是一群美式足球选手当中的艺术家，这些背景也经常让他跟没出息的人、怪胎以及单独坐在一角的孤僻小孩连在一起。看起来，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这种圈内圈外的经验。

我的女儿有经济安全网的保护，尽管网子很薄，但情况已经比许多家庭好太多。然而她们依然有挣扎的时候。所有人都有挣扎。两个丫头所感觉到的归属感以及跟其他人的连结性也跟我很不一样，但重点并不在于她们的感觉是什么，而是她们的感觉会成就她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她们所坚持的亮晶晶灯饰的确是个醒钟：因为归属在一个较广的人群团体里而衍生出来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可以和因为疏离而出现的同情心与同理心一样真诚深厚。这是另一种诠释互生互在的思考方式。我们一起被置于这个世界之上，唯有找到我们与完整的整体相连的方式，我们才能兴盛茁壮。

31只要不软弱，人生就很棒

对佛教徒而言，僧伽是一起修练正念的团体。我的僧伽，也就是我的团体，是一群照顾彼此与彼此儿女的人，不论这群人是不是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称为正念，他们都尽力付出但只取需要之物。任何一个团体都需要一个地方让大家聚在一起。一行禅师有他的寺庙、益喜在海边有个与人共用的屋子，而欧夏则有他的法务诊所，开放给所有徘徊不去又需要协助的人。杰森和我所共有，而且最贴近僧伽聚处意义的地方，就是小小的寒舍。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抄袭我们朋友辛西亚的家，她在两个月之前辞世，享年九十五。

第一次拜访辛西亚的家时，她住在加州中央海岸卡梅尔高地（Carmel Highlands）的一个绝壁壁顶，那时候的我绝对不满六岁。辛西亚是一个从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来的密使：她成长的那个传统的英国安格鲁萨克逊世界里，孩子在户外可以狂野自由地奔跑，但一进入屋内，就得变身为小绅士、小淑女。辛西亚的庭园里有鹦鹉、池塘里有鸭子，还有几百棵漂亮的大树与树丛可以玩捉迷藏。她家还有轮胎秋千、三轮车以及通往海边的秘密通道。屋里有一个使用度超高的沙发、沙发底下藏着一整桶的漫画书。从疯狂（Mad）、阿奇巨本系列与沙宾娜青少女巫婆【51】等漫画杂志里，我知道了石油价格飙破了屋顶，还知道如果你刚好是青少年，又刚好喜欢某人，那么绝对不可以直接向对方告白。而从辛西亚那儿，我知道了长寿的秘诀在于每天早上喝一杯热柠檬水加一根香蕉。

辛西亚家里有个可以裹住热红茶茶壶的布茶壶罩、一副玩到快破的扑克牌，以及一只装满饼干的锡罐。晚上大家可以从这个锡罐里摸走饼干而不受任何惩罚—除非你偷走的是最后一块饼干。辛西亚是那种我一直希望遇到，但始终以为只存在于书里的女性长者。她是皮葛威葛太太【52】与《欢乐满人间》里的神仙保母【53】的混合体，而这绝对不是胡扯。辛西亚莽撞却充满爱心；务实，但又爱极了小孩子的忙乱吵杂、爱团体，也爱节日庆典。她会拉各式各样的人以及这些人的朋友到她家作客，而她如何观察不同传统运作情况的直觉更是完美无瑕。从感恩节到复活节，她知道如何安排惯例的仪式，并在呈现出来的仪式架构与保留自己与朋友出游、吃饭的自由时间之间取得完美平衡。辛西亚和我都相信芦荟是晒伤的解药、我们都看棒球，但前提也都是比赛者有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s）【54】，除此之外，我们也都坚信传统奠基于个人，言行一致是我们必要的安全港。

我在能力可及的所有地方都热切地仿效辛西亚。我喜欢在热开水里放柠檬、也喜欢把漫画书整整齐齐摆在该放漫画书的地方。我还试着遵循她「不浪费、不需要」的信条，偶尔还真的执行成功，然后在每次想到她时，强迫自己把家里的塑胶袋洗干净。此外，我们还把家里填满了人，有朋友，也有朋友的朋友。每周三晚上，我们除了一起吃晚饭的朋友，在座的还会有他们或我们刚好在城里的亲戚。至于我父亲的周五晚餐则施行门户大开政策：只要带点吃的或喝的来共享，大家都可以留下吃晚饭。辛西亚跟我母亲一样，常常为了多赚点支付帐单的补贴而把一个房间租给朋友或转介来源可靠的陌生人。如果有人需要地方住但付不出钱，这些人也可以免费待下来。至于我们家，房子后面的那个房间几乎从没空过。这些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来自中国、波兰、甘比亚以及美国各地，他们把我们的人脉扩展到了全世界。

51.《阿奇巨本系列杂志》（Archie Giant Series Magazine）以及《青少女巫婆沙宾娜》（Sabrina the Teen-Age Witch），这两本漫画杂志均为阿奇漫画出版社（Archie Comic Publications,Inc.）的出版品。

52.皮葛威葛太太（Mrs.Piggle-Wiggle）：皮葛威葛太太是美国作者贝蒂‧麦当劳（Betty MacDonald）自一九四七年开始出版的系列童书主角。皮葛威葛太太是位海盗的寡妇，住在颠倒屋（upside-down house）里，而她居住的村子，居民大多是有坏习惯的小孩。她的海盗先生留给她一个小柜子，柜子里全是治愈小孩坏习惯的魔法治疗方式。最新一本的皮葛威葛太太系列书是二○○七年出版的《皮葛威葛太太生日快乐》，由作者的女儿（Anne MacDonald Canham）完成。

53.神仙保母（Mary Poppins）：澳洲童书作者P.L.崔佛斯（P.L.Travers）一九三四年开始的系列童书，内容讲述神仙保母来到人间帮助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重拾快乐。一九六四年由迪士尼改编成电影《欢乐满人间》。

54.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thletics）：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一九○一年成立于费城，一九五五年迁至堪萨斯市（Kansas City），一九六八年再迁至奥克兰，更名为Oakland A’s，一九八七年队名改回Athletics。

这些习惯制造了很多声音以及很多待洗的碗盘，我们小小的家也很快就被填得满满的。不过通常我们家都会有足够的厨师与洗碗工，所以事实上，生活反而因为人多而过得更轻松，我可以隐退到沙发上，闭上眼睛听着那些声音，直到某个小丫头走过来，跟我说她必须上床睡觉了。

我发现小时候怀疑的事情是真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身边只有自己的家人，该做的事情只有自己分内的工作时，一个人是有可能感到孤立与疲惫的。然而，如果身边有其他人帮忙做饭、打扫，而孩子也成群结队地在周围闲来晃去，像阵旋风似地扫过我们的房子，然后再朝下一间房子呼啸而去，让我能短时间享受意料之外却又幸福满满的独处时，孤立与疲惫感似乎就没那么严重了。辛西亚很喜欢说，「只要不软弱，人生就很棒。」我软弱，而且常常软弱，但至少我们家里的人够多，多到在我撑不下去时，身边很可能会有朋友把我接个正着。

32少树立些陌生人

我妹妹结婚时，梅梅与月月开始对陌生人如何成为家人的过程感到非常有兴趣。她们知道不太久以前的曾经，我们国家要结婚的人有种族限制，她们也知道大部分的州，同性之间不可以结婚。两个丫头都坚信人应该有权跟任何他们想要结婚的对象走进礼堂，唯一的前提是这个对象必须非常好，而且不介意自己结婚后想继续跟妈妈住在一起。「妳可以嫁给陌生人吗？」她们想要知道答案。可以，我这么回答，不过这个答案显然非常不智。「妳可以跟一个人结婚但不要跟他住在一起吗？」「妳可以跟一个说不一样的话，或从不同星球来的人结婚吗？」可以，我对她们说，妳可以跟妳想结婚的任何一个人结婚。「那，我可以跟我家的人结婚吗？」梅梅问着，同时向月月投去了一个不太确定的眼神。

不行，我说，不可以。部分原因是因为结婚是要让原来的家庭变得更大以及开始一个新的家庭。「可是艾瑞卡（Erica）跟艾瑞克（Eric）结婚了啊，而且他们是一家人，」梅梅反驳，指的是她至交之一的父母。没错，我说，可是他们在决定结婚前并不是一家人啊。一个家庭的成立，我向她们解释，不能单单靠结婚，而是要依赖彼此相连以及互相照顾。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家庭，这样才可以让我们自己也更扩大，然后少制造一些陌生人。

我之所以试着把遇到的大多数人都纳入我的团体，并扩大我们对家庭的定义，或许有部分原因源于我出生的家庭人口稀少。我家那些没有在二次大战中去世的亲人，在二次大战后不久也都相继辞世，不然就是儿女都不多，或断了跟依然滞留俄国、德国以及波兰亲人的联络。当我年纪大到确认亲人的意义并转头张望时，就只剩下了一位阿姨跟一位我深爱的外祖父赫伯。当我一个人搭飞机去圣地牙哥探望他时，他和阿姨会亲自到下机门前接我，然后也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开车把我带到海边。到了海边，赫伯会牵起我的手，一老一小沿着海岸线散步，路上他不时对着海浪用一种假装深深质疑的口气大叫着，「你疯了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这个举动好笑极了，于是他一再对着海浪大吼。回家后，我们会坐在玄关的硬背椅子上，开着彩色小电视，一起看《檀岛警骑》（Hawaii Five-O）片头的巨浪画面。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电视为什么要放在玄关，也没质疑过他对海浪大吼的举动。赫伯在我十岁的时候过世，我再也没有机会问。

教会我玩凯纳斯特纸牌游戏【55】的阿姨是母亲的妹妹，没有子女，五十岁的时候过世。我爸爸的弟弟在念完大学后，很快就跟美国的一切断绝了关系，移居加拿大。我母亲还有一位亲戚，曾在一场婚礼上见过一次，但我从来没有弄清楚那个人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全部的亲戚就只有这样，难怪我拚命接纳新家庭成员的申请书。

我这个陌生人愈少愈好的冀望之所以成形的另外部分原因，是回应搬到城里后自己所经历的「陌生人危险」的焦虑感。在礼节、坦白、戒慎恐惧以及自我防备之间挣扎，并试图在其间取得平衡，这种平衡的基础相当不稳，尤其当事人还是个年轻女孩。我教导我的女儿要有礼貌、人家问问题要回答、看人要注视眼睛，而且人家跟她们说话时要有反应。我还教导她们吼叫以及准确刺戳对方眼睛这两种动作的力量。我希望她们知道如何在需要自保的时候跑得很快、如何在身陷危险的时候不要怕伤害别人的感觉，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不要怕伤害别人的身体。我希望她们能对新认识的人敞开心胸，但同时仰赖自己眨眼间做出的生存判断。

在公社时，陌生人这个名词根本不存在。任何一个第一次沿着路来到我们公社前的人，会因为碰到的人不同，而得到一个赤裸裸的拥抱或一把指着他们的手枪。如果来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私用车道，他们就可以依照部落的形式留下来。这些人只要不怪里怪气、按时参加会议以及乖乖洗碗，通常他们可以待到他们不想待为止。

55.凯纳斯特（canasta）：西班牙文「篮子」之意，是一种始于乌拉圭的四人纸牌游戏，在四○年代风靡整个拉丁美洲，五○年代迅速流行于美国，透过不同分数的牌组变化，最后赢得五千分或更高分者胜。

搬进城里后最鲜明的记忆之一是，见到的陌生人数量简直令我咋舌。每一天，我都会看到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迳自走着他们的阳关道，完全无视于我、我的父母以及我整个世界的存在。一开始，我们跟很多家庭一起住。然后我们搬到一个房子里，只跟另外一家有两个女儿的家庭住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常常爬上屋顶，在受到《小间谍哈莉特》【56】的感召之下，花上一天又一天的时间写下我们对经过身边的人的观察。有一次，在我大概十岁的时候，我和另外一家的一个女儿走过几个路口到大街上，开始访问陌生人，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喜欢的颜色与食物，以及他们儿女的名字。我因为这样惹上了麻烦。「妳不可以就这样走上去跟不认识的陌生人说话，」我父亲说，「这样很危险。」于是我不再跟我不认识的人说话。但我对陌生人依旧保持高度兴趣。

那时是八○年代早期，犯罪率很高，住处附近发生过抢案，见到陌生人就焦虑的气氛高张。我不断听到小女孩被拉进深色窗车子里的故事，因此我会搭公车到学校，但放学时会跑过三个路口回家，坚信街上跑的车子都打算绑架我。

梅梅现在才刚开始注意身边的陌生人。每次坐进车里，她会看着经过的人说，「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对不对？」有一天她背靠着椅子，嘴里含着带给她无比满足的喉糖，看着窗外紫色的花从树上掉落。偶尔会有人走过。然后在一起叽叽喳喳的青少女悠闲晃过去后，梅梅突然坐直身子。「那些人连我嘴里在吃什么都不知道，」她说。那群女孩的确不知道，我承认，不过我们也不知道她们嘴里在吃什么啊。

还有一天，她有了人生中最大的发现。小丫头当时牵着我的手，眼睛盯着所有匆忙赶赴工作与约会的人群，然后她说，「妈妈！那些人甚至不知道妳是我妈妈还是别人的妈妈。」这一个发现让她有点沮丧：原来在那边的人，有些或许看到了我走在街上，却不会马上知道我是梅梅的妈妈。身为作者，陌生人不但是我的面包与奶油，也是我的欢乐泉源。尽管有固定的行为模式或相似的行为举止可循，但我真的很喜欢人们不断给我惊喜的方式。在纽约住了那么久之后，搬到湾区为一行禅师工作，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但我最思念的是陌生人。在纽约，永远都有可以对谈的陌生人，而这个情况也不断提醒我人类之间的互相依赖。在湾区，街上的人不多，社区的公共场所更少。从人行道到超级市场再到湾区捷运，大家对私人空间的保护性比纽约人强。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自己与其他人之间，是如何在本质上有所相连。

56.《小间谍哈莉特》（Harriet the Spy）：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美国儿童小说，作者为路薏丝‧费兹修（Louise Fitzhugh），一九九六年改编成电影《超级大间谍》。内容讲述一个名叫哈莉特的十一岁女孩如何把对身边人的观察以坦率却刻薄的文字记载在笔记本中，结果笔记本被同学捡到，好友与同学因此与她反目成仇，并成立「抓间谍俱乐部」，想方设法惩罚她，以及最后她的父母与师长又如何让她负责班报，发挥所长，并与好友、同学重修旧好的故事。

一如黑巧克力与（适量的）红酒，医生已经证明了社团对人类的健康有益。身边少一些陌生人，可以帮助我们活得更久。「一个熟悉的朋友可以让我们冷静、平衡，清除掉让我们免疫系统衰弱的过多肾上腺皮脂醇，而这样的因果关系，可能可以帮助狒狒、人类以及其他团体心理的物种延长生命。」【57】这虽然不是吸引我走向其他人的原因，但这样的说法确实有道理。不论是科学层面或哲学范畴，人类都彼此相连，而对这个道理认知愈深，我们就愈快乐。

搬入湾区大概一年左右的某一天，我晃进一家超级市场里。有位女士正在摆桌准备让客人试吃无糖、无麸质、素食、全麦的有机饼干。这种令人完全丧失斗志的棕色疙瘩很难卖，就算免费送人都不容易找到接受者，我很同情这位销售员，所以试吃了一块。结果这东西竟然不难下咽。为了帮这位女士的忙，我转向见到的第一位陌生人，一位站在我左边的女士。「试试这个！」我指着试吃桌对她说。「毫无有害成分，而且不难吃。」那个女人垂眼看了一下那些小小的棕色疙瘩后耸了耸肩。「抱歉，」她摇着头回答，「我只吃生食。」

乔安娜‧梅西曾教过我一个很棒的诀窍，用来欢迎那些不太熟以及不太自在的陌生人。在她的书《5个改变世界的故事》（Pass it On:Five Stories that Can Change the World）中，她对读者说了一个她在北印度小村子居住时发生的故事。刚开始，她对那些白天必须背负重物上山的工人不敢有眼神的接触。她每天早上都会看到同一个男人，而每次看到他，心中都会涌现一股尴尬与罪恶感，因此她每次都把视线调往他处，不发一语。然后，有天晚上，一位西藏比丘尼举行一场演讲，她说：「因此数不尽的生灵都是有感觉的生物，而他们在时间洪流中经历了如此多次的转世，每一个生灵在某一个时点都曾是你们的母亲。」【58】记住了这段话的乔安娜自始能够直接跟负重的工人打招呼、道早安，然后继续她的散步。这段话也帮助了我从蔑视或遗憾的感觉转为同理心。每一个他人，从超级市场那位只吃生食的女子到隔着车窗对我大吼的男人，再到印度那些做日工的工人，都可能曾是我的母亲。

身为妈妈，我也这么提醒着自己：如果大家彼此都休戚相连，每一个他人都可能曾是我的孩子。仅仅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想要减少陌生人。曾经，在月月五岁、梅梅两岁的时候，我们到一家附近的餐厅去吃平常鲜少尝试的晚餐餐点，当时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不知道是一个不小心搁错位置的手肘或一句严厉的言语或什么小事情，惹火了两个丫头，很快地，在等餐的同时，两个小女生坐在地上狂哭乱叫。当我们狼狈匆忙地离开餐厅时，其他客人紧盯着我们看。有些人的眼神体贴亲切，有些人却毫不掩饰他们的不屑。我甚至听到其中一位客人对他的朋友说，「还好那两个不是我的小孩，真是谢天谢地。」

57.作者注：出自纳塔莉‧安吉儿（Natalie Angier），〈无所不在的手帕交情〉（The Spirit of Sisterhood Is in the Air and on the Air），《纽约时报》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刊登。

58.作者注：出自乔安娜‧梅西的《5个改变世界的故事》，加州柏克莱：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二○一○年出版。

不管在当妈妈之前还是之后，每次看到年轻人斗殴、抱怨或狂吼着「这简直是该死的谋杀」时，我几乎都会出现跟那位客人同样的想法。然而当下我就会想起，那个在叫吼的孩子可能是我的儿女，有时还真的确实就是自己的女儿，因此我发誓要用同理心、清明的头脑以及满怀的同情心接近这些孩子。我牢记自己的这个誓言，这样我不但可以少竖立一些陌生人，还可以把陌生人看成是我那个大社区里还没有机会认识的人。

33取了其他名字的棉花糖

淋浴排水道。野餐杯。我的电茶壶。女儿的小发夹、发圈与牙刷。我耳朵上的耳机以及连着耳机的音乐播放器。我的眼镜、扫把跟手机。

少制造一些陌生人的这个冀望，有时候最有力的辩证理由，就是陌生人。我正在整理客房准备让凯君（Caijun）和她儿子凌阳（Lingyang）住进来。他们来自北京，要跟我们一起住三个礼拜，而我一边整理一边不断碰到中国制造的产品。

我用来洗碗盘的海绵。小家伙玩的四连线（Connect Four）游戏。我的电脑。女儿的美国洋娃娃。

凯君和凌阳要来美国学英文。他们已经去过纽海芬（New Haven）、有位叔叔在耶鲁教书，也去过了佛罗里达。他们给我们的电子邮件上说早餐吃优格没问题。清理客房时，我发现自己竟然在脑子里用西班牙文与他们交谈。我在加州长大，我母亲在墨西哥长大，所以每当英文行不通时，我会很自然地主动把语言模式转换成西班牙文。再者，除了英文，我也只会西班牙文。

肥皂盒。畚箕。音响。我那件标签上写着「自由之女」的保暖外套。一盒子的野餐叉与汤匙。只不过，我的竹筷子并非中国制造，而是美国制。

我边刷着浴室，脑子里边想着我所有的刻板印象。我希望他们不介意我家只有一间浴室或早上可能很吵。我不晓得这些自以为他们会介意的假设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这些是否是看了什么电影、什么书籍或观察之后的综合结果。我曾因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the U.N.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去过北京一次，还在那儿帮忙上了两堂课，一堂自我防卫，另一堂沟通。我在北京的时候，整天都下着雨，但我吃到了非常美味的茄子，还记得那儿所有的东西都挤得很近、天气很冷、警察好多。

清理屋子的时候，不小心发现了许多本我收集的师父签名书，那全是师父和我一起做出来的作品。其中有几本还在中国出版，包括一本全彩插图的书。这里面也有几本因为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出版规定而遭到中国出版商拒绝，后来改在韩国出版的书。中国出版商告诉我们，这些书的内容太过反动、支持西藏人民的潜在因子过高。我把这些书留在原处。

我的相机。我的球鞋。我写字的笔。我的塑胶金融卡。我正要收起来的相簿。到火车站接客人时，我极其自制地不让嘴巴脱口喊出西班牙文的招呼语「欧啦（Hola）！」终于我们找到了对方，彼此交换了微笑与简单数语。回到家后，我帮他们准备了茶、告诉他们浴室的位置后，放任他们自行安顿。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凯君正在我们客厅扫地。她来的昨天，我已经扫过了，但凯君还是扫出了非常多的脏东西，包括一些我前一天扫地时没扫到的不明绒毛，实在难为情极了。我们对着彼此笑了笑后，我慌乱地夺门而出。

那夜稍晚，我们聚在一起看照片，竟然发现凯君一九九五年曾在我参加的那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担任义工。那天晚上我们在我父亲的领导下做披萨当晚餐。凌阳把面粉洒在手上时笑着说，「这个我会。」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些餐点需要先做出面团，再在面团里填放好料。大家在面团不触地的原则下各自甩着面团，直到面团成了饼皮，再放上配料，接着所有人休兵去作自己的事，直到晚餐上桌。

后来还有其他客人上门。曾帮忙照顾过梅梅的柏塔（Berta）、她先生以及他们六个月大的宝宝也一起来共襄盛举。柏塔十六岁时从瓜地马拉跨越国界进入美国，那时她的家乡已无法提供安全的环境。她递送陈情状留在美国的申请遭到驳回，于是六年后的现在，她面临了可能遣返的命运。她的上诉目前仍在法院审理。我们九个人就这样坐下来用三种语言交换着彼此的许多故事。

大家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当然并未因此消失。凌阳与他母亲为了住在我们家而付钱给我们，而我以前则是每两个礼拜就要付钱给柏塔，请她在我坐办公桌的时候照顾我女儿。只不过所有那些我们已经决定或没有做出的选择，今天晚上都不需要跟我们一起围坐在餐桌之上。于是大家传递着食物、对彼此点头、微笑、看着沉睡的漂亮宝宝。

晚餐后，大伙儿用烤肉的铁叉串，在壁炉的火上烤棉花糖吃。我们讨论着棉花糖这个字的英文、中文与西班牙文名称，而杰森与柏塔的先生则谈论两人有些交集的工作。柏塔的小宝宝醒了，大家轮流抱着她、赞赏着她的可爱，最后小丫头终于受够了，柏塔才接手再度哄她入睡。

那天晚上在炉火前的时光非常平静，每个人的手都黏黏的，但肚子都撑撑的。世上所有的航行、焦虑与谈判都有稍止与休息的时间。彼此的差异依旧存在，但我们的知觉却转了弯，大家有了交会点，这是我们各自归属己见的松动点，也是我们互相连结的觉知。团体（community），一如觉知本身，也是一种平衡。当下这一刻，永远不会只有单纯的喜乐或苦痛。把陌生人纳入团体中，需要一颗理解之心，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也理彼此之间的相连。

小宝宝又醒了，柏塔和她的家人踏着夜色回家，凯君和凌阳也回房了，而我则是抓了一块海绵刷洗客厅桌上的棉花糖渍。我们又都回到了各自的幻影与世界中，只不过每个人皮肤上的渗透孔都多了一点点。

34统统都想要

月月六周大的时候，我重回工作岗位为一行禅师工作。跟大多数父母一样，我也曾计划生个好带的宝宝，能在我编辑的时候沉沉入睡，可惜我的宝宝一点都不好带。月月睡觉的时候的确很安静，但她只愿意在有人摇着哄着时才入睡。小丫头随时可以发出爆炸性的吼叫，而且通常能持续嚎啕一、两个小时，从晚上七点叫到九点，毫不顾虑自己之前是不是睡过觉、她的亲娘吃了什么，也不在乎我们人在哪里。

我清走了自己阁楼办公室里的两个纸箱，改放一张小婴儿吊床，另外为了可以在工作时带着月月上下弹动，椅子也换成了一个大大的跳跳球椅【59】。每次她要爆哭之前，我会立刻带她出去散个小步。这一招非常管用，所以我的同事都以为月月是个安静的乖宝宝，但是路上擦身而过的每个人都晓得月月其实是只小野兽。

照顾月月时，我不但把一手打字神技练到了专业等级，也认识了住家附近大部分的老板与老板娘。但那段时间最棒的经验是在我办公室开会的时候。开会时，我会坐在我的跳跳球椅子上，无论讨论什么议题，只要我发言，大家的眼睛都会随着我的动作上下移动，然后大家才会后知后觉地发现，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在点头。在些会议中，我们达成了许多和谐的共识。

59.一种坐垫部分是个塑胶圆球的椅子。

月月在这间办公室里学会了爬的时候，我既不需要迁就她的成长而改变既定的生活形态，也不需要大一点的办公室，在里面摆套供小孩子攀爬的立体方格铁架，因为这时的月月已开始在我工作时，和不同的朋友、家人以及保母待在家里，而我也开始了许多上班族妈妈熟悉至极的日子：忙碌地一身多用、来回奔波。月月不在身边，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变高。我的脑子里永远塞满了待办事项。其实我非常希望身边有别的小宝宝，就算不是月月也没关系，因为他们会强迫我跟时间赛跑，或帮我把脑子里的东西清干净，让我能够专注在每一页的文字上。

后来要照顾的孩子变成两个，外加我在青少年写作工作坊的义务协助工作、自己的写作计划以及一份全职工作，我若不例行修练正念，一定会在孤立与过多的工作中失衡。其实待在家里和两个女儿在一起，什么事情都不做，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不必赶着去哪里，也不必订定任何计划。但若一连在家许多天，身边只有两个女儿，我就会变得焦躁不安。我并不是想离开她们，却想跟她们在一起的同时，也跟其他人在一起，包括别的大人。

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处在一个各种成分交杂的环境中：外面的整个世界、大人、小孩、树木、宝宝以及羊，但这也表示我正努力创建一个并非只有「玩乐的日子」或甚至只剩下「工作时间」的团体，我要创造一种万事自然纳于其中的生活。或许是我把中央广场（zocao）的概念理想化了，在这个广场上，大家可以一面看着彼此的小孩、花园与图画，一面交谈。我知道在这个广场上仍存在着伤害、愤恨与误解，但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广大的公共空间中。

早上，梅梅在第一道曙光出现时就醒了并呼唤我。那天我们住在我母亲家。我走进房间，用鼻子蹭了蹭她的鬈发。小丫头闻起来像只身子被打湿的猫咪，声音因为睡眠、鼻涕与梦境里的伤心还显得有些沙哑，她问我，「妳说妳今天要去上班，对不对？」

「不对，」我说，「我要跟妳在一起。」听完这两句话，梅梅放任自己重新回到她的浅眠世界中，直到天色亮到她无法再漠视。然后我们一起起床去厨房欢迎这一天。

有些时候，一如今天早上，我觉得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沐浴在微明的光线之中，外面有海浪拍岸激出白色的水沫、美洲秃鹰优雅盘旋于穹苍，亮亮的蓝天涂上一层层的灰云与暗雾，实在让人心满意足。

然而每一天也有某些时刻，不论天空多美丽、两个丫头有多香，我就是觉得不满足、想逃开，我只想和我的文字、我的工作独处。我想活动身体、想连珠砲一样地说话、不想为了让其他人追上我的速度而等待。我想要遵循自己认定的轻重缓急顺序行事，不想因为有人需要一块点心、一场午憩或一片OK绷而乱了套。

许多针对我们上班族妈妈的研究显示，上班族妈妈都挣扎着想保持平衡【60】，但我想要的，既非平衡，也非中庸，更不是希望把各种责任用比例划分出分配的时间。与其一个小时送孩子上学、几个小时工作、晚餐前忙里偷闲在床上假寐十分钟，最后上床睡觉，我更喜欢当自己在草原的这一头写作与安排事情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孩子在身边跑进窜出或在草原另一边的角落玩耍。我可以随时在需要的时候，一擡眼就看到他们，而他们也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跑过来找我。我希望大家都有足够的空间遵循着自己的节奏去发现认识自己的一切。

难道这就是某些专家所称的女人全部都想要？很难想像有人会期望比这种要求低的「全部」。与众所期盼「平衡」的渴望相比，我的这个想望并没有更自私。我不要处在一个工作与孩子分属两个迥异世界的文化中，在那样的文化里，我们只要踏入其中一个世界，就必须假装另一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当妈妈以前，我以为孩子可以扩大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孩子的确有这样的能力。我曾自我承诺要时时警觉，不可以认为自己孩子比世界上其他父母的孩子更重要，这样的想法常常会偷偷跑出来试图主导脑子。然而同时，我也打从心底了解，尽管这世上的所有小朋友都很神奇，但我家的那两个神奇丫头，让我感觉到的，是特别的恩宠，而不是无私的牺牲。照顾孩子，不论是我的孩子、亲戚的孩子或朋友的孩子，都让我觉得既满足却又寸步难行，原因正是在于照顾孩子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局限。在照顾孩子的这个世界里，照顾自己与扶养孩子之间并没有差异。因此一旦重新踏出照顾孩子的世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大世界中与其中的一切接轨，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身边带着我的孩子优游在大世界中，不然，至少在我擡眼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个世界看到远处另外一个世界的她们。

60.作者注：出自《几乎没有母亲喜欢全职工作，一九九七年至二○○七年》（Few Mothers Prefer Full-time Work,from 1997 to 2007），皮尤研究中心出版社（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ations），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出版，http://pewresearch.org/pubs/536/working-women。研究中表示，约半数的上班族母亲说她们理想的状况是兼职工作，而不是（三成愿意）整天待在家中或（两成愿意）全职工作。

35最后一刻的小小改变

因为是分内的事，所以我真的什么都做，不管是深呼吸还是主动与邻居接触，然而若只出于义务责任而做这些事，我会觉得自己被利用、有罪恶感，而且会愠怒，但如果我把其他人，即使是难以相处的人，想成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时，那么所有负面的想法都会沉寂。只有和其他人一起，我们才能决定我们集体的生存。

我正在水槽前洗碗盘，紧靠着水槽部分的衬衫已浸湿。窗外的乌鸦正在邻居家的屋顶上休憩，我想着，在这一带、在这座城里、在这个国家中，生活要比实际必要辛苦得多。

为了努力转变人类的毁灭航线，我总试着在最后一刻做些小小的改变。举例来说，这个礼拜，我努力不在家里增加任何塑胶。一点都不要。我就是想要一个礼拜什么塑胶类制品都不买。听起来好像不难，因为一开始我们家买的塑胶产品就不多，但后来证明这根本行不通。我需要电池，而电池的外包装一定是硬塑胶。我们需要采买日用品，虽然我会带着家里的布袋去装这些东西，却忘了拿家里的塑胶袋去装散装品。于是，我该买散装燕麦片吗？抑或，不买散装的，改买其他用不可再生资源包装的较昂贵锡罐燕麦片？还是干脆就用一个新塑胶袋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又出现了优格问题。所有的优格似乎都是塑胶盒包装，而我们家已经堆了上万个优格盒。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家里自制优格、莎莎酱、鹰嘴豆泥沾酱，可是后来总是会有人生病或太忙，结果什么都没做。

我知道这些都是大多数人不会有时间或余力去担心烦恼的小事，有时候，我知道即使今天我们全面不再使用塑胶袋，二氧化碳排放数量也不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61】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想在不需要劳师动众组织或召开会议的前提下，做些什么事情矫正现况，只是我实在觉得奇怪，为什么连这么一件小事，执行起来都这么困难。有时候我又会觉得自己这种小小的改变不足以成就任何事。我是不是该把这种都市生活方式直接丢出窗外，重新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

就这样，我放下手上正在清洗的碗盘，穿着有点湿的衬衫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深呼吸。这时我记起了：如果我相信自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独力纠正天下所有做错了的事情，另一种是在孤立的山区里进行整套万事万物自己动手做的革命，那么我一定完蛋，因为这两种选择，对我而言都走不通。就算这样，我对世界依然有责任，而且不能只做「自己的这部分」，因为「我的」这个部分绝对无法跟整个世界分割。

61.作者注：请参见《卫报》（The Guardian）二○一一年十一月九日刊载费欧娜‧郝利（Fiona Hawley）执笔之报导文章〈国际能源总署警告：世界在五年内将走向不可逆之气候变迁命运〉（World Headed for Irreversible Climate Change in Five Years,IEA Warns），网页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1/nov/09/fossil-fuel-infrastructure-climate-change。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早上十点的纽约，世贸双子星大楼刚倒塌，大家还不晓得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挤在朋友位于上西城的公寓里，看着新闻，等着杰森。杰森工作的地方离双子星大楼只隔了一条街，他亲眼看到第二架飞机爆炸，之后他往北走了七十条街，才抵达我等着他的那间公寓。期间。我只离开了公寓一下子，动作迅速地去街角商店买水、花生与巧克力。那家小店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每个人都打算采买自认为必要的物品储藏，在不造成囤积问题的前提下，为自己也为所爱的人准备足够的食用品。大家脸上都挂着虚弱的笑容，每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都很脆弱、尴尬、害怕与伤心。那当下，大家似乎都不可能认为天底下会有其他比采买必要品更重要的事情。

晚上，一位计程车司机免费送我们回到我们布鲁克林的家。邻居与朋友都已聚在我们家屋顶上。那天屋顶上的落日美得与周遭环境极不协调，就这样挂在混杂着从双子星大楼原本矗立旧址处不断冒窜而出的烟雾当中。所有人紧紧挨坐在一起，希望自己身体的某部分—就算是一只脚或一根手肘都好—能够碰触到其他人的身体。有位朋友下楼去拿毛衣，我焦躁地等着她再次回到屋顶。那天我们在屋顶上待到很晚，天黑后很久仍未离开。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想要独自面对早晨。

十年后，那种感觉的强烈性，在二○一一年三月日本大地震、海啸、核子反应炉熔毁后再度造访。由于最让我沮丧的感觉是无能为力，因此我一面发疯似地烘烤面包蛋糕点心，然后义卖捐给日本人民，一面为我的女儿到处找碘化钾以及海藻，就怕辐射落尘飘到北加州来。所有店里降低辐射的植物与补充品都销售一空，因为许多湾区人民比我更早出现辐射恐慌，行动也比我有效率。每个现身在商店药品区的人都亲切但脆弱，大家虚弱的微笑与紧绷的语调，一再让我想起纽约九一一当天。

步出商店大门时，手中商品的薄弱让我充满恐惧：一卷封窗的蓝色胶带以及装满了一棕色瓶子的荨麻萃取。长久以来，我们受到的训练告诉我们，消费（不论是我们买的东西或吃下肚的食物）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我真希望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只要买了足够可重复使用的容器，不再使用塑胶，我们就可以拯救大气层。没错，美国过度消耗能源、电力以及其他资源的确是问题的一部分。我手中这一小袋的胶带与草药只是护身符，不具任何真正的效用，无法保护我们免于撼动的地球、一面面的海墙或钢筋水泥的坍垮。日本人民每天吞下十二毫克的碘，高出美国人五十倍。平均来说，日本人比世上其他人食用了更多的海藻、运动量更大，活得也更久。【62】或许湾区人民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受骗，认为健康饮食或规律食用优格的习惯，不但合乎道德，也具备一种因缘的保障，可以让人免除自然的疾病、贫穷、苦难或死亡。姑且不谈这些屏退各种天然疾病或各种随意暴行的能力，我每天吃芥蓝菜的习惯，应该可以帮我的生命增加寥寥数秒的健康吧。不过更广面的真相是，我们可以左右自己生活的品质，却无法影响寿命的长短；人的寿命几乎从来无法操之在己。

从美国的九一一事件与卡崔娜飓风，到海地的地震与日本的海啸，我们知道，人类存活的关键并不在于大家的紧急逃生袋中装了什么、身体状况如何，或身边有没有手摇式收音机，虽然这些东西的确有所帮助。每次天灾过去，研究人员就会发现，朋友、邻居、社区同伴才是帮助人类存活与生活重建的要素。【63】因此，我会继续邀请邻居到家中作客，不论他们好不好相处。我们会继续喝荨麻茶、隔着我家没贴胶带的窗子往外看，然后深呼吸，在欢乐与悲伤起伏的波浪中，御潮而行。

62.作者注：请参见梅丽德丝‧梅尔尼克（Meredith Melnick）二○一一年九月五日发表于《时代杂志》健康园地（Healthland）的〈日本人长寿─还能维持多久？〉（Japanese Longevity—How Long Will It Last?）一文，网址http://healthland.time.com/2011/09/05/japanese-longevity-%E2%80%94-how-long-will-it-last/；席奥多‧札瓦与大卫‧札瓦（Theodore T.Zava and David T.Zava）共同撰着的〈由日本海藻类食用量评估日本人的碘摄取量：根据文献之分析〉（Assessment of Japanese Iodine Intake Based on Seaweed Consumption in Japan:A Literature-based Analysis），二○一一年《甲状腺研究四》第十四辑（Thyroid Research 4︹2011］,14），网址www.thyroidresearchjournal.com/content/4/1/14。

63.作者注：请参见仙卡‧维丹谭（Shankar Vedantam）在二○一一年七月四日发表于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在灾难中存活的关键？朋友与邻居〉（The Key To Disaster Survival?Friends and Neighbors），网页www.npr.org/2011/07/04/137526401/the-key-to-disaster-survival-friends-and-neighbors。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天天与禅学大师、佛门弟子、正念师父、心理学家以及其他训练专家共事十年，应该可以学得一些门道，能够让自己停留在当下。但这么多日子过去，当下仍是个不太容易让我久待之处，也许那是因为就在我习惯当下之时，当下就已更迭。

终于有机会一个人到南加州的鹿园寺。一行禅师并不在寺里。我没有编辑工作在身，也不需要跟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开会。事实上，开车北上之时，我就已经很清楚，这是我第一次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前往鹿园寺，或任何一个避静中心、寺庙。

身边没有孩子、没有会议，也没有太多事情要做，一开始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来此避静的人以及在寺里修行的人缓步经过我身边。我在莲花池、宇宙法规厅（Dharma Hall）与食堂之间走动。左脚擡，吸气，踏，吐气。右脚擡，吸气，踏，吐气。

离开主建筑物后，我走向山上的舍利塔。之前，曾多次见过那座舍利塔，但都只是在赶赴一个个既定约会之间擡眼看望。土道崎岖多尘，荒芜的美丽中夹杂着汽水罐与塑胶环。走着走着，土道不见了。后来我穿越了树丛才来到小石屋前。石屋里没有人，却打扫得很干净，小祭坛上还供奉着一朵鲜花。我试探而迟疑地坐下。没有人在看。我无处可去，于是闭上眼睛，并没有试图寻找平静，就只是单纯地坐在那儿。练习呼吸。我觉得自己脆弱得连自己都感到陌生，就好像因为背叛了某种理想而即将被人逮个正着。

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小屋看起来毫无改变。我往山丘下走。慢慢地，耳边出现了寺里的声音，迎接我的归来。听着这些声音，我感觉心中涌起一波缓缓的判断、想法与焦虑。我开始加快脚步，但接着我做了一件自己鲜少做的事情：放慢了速度。然后我完全停下脚步，就只是这样，站在土道之上。我永远都可以选择回家，我这么提醒自己，然后闭上眼睛。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家做回自己。一行禅师的这两句话，我大概曾经写过又写，也可能以不同的语词修改过几百次，但这一次，站在土道当中，我却在修练这两句话。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太愿意闭上眼睛的原因之一，是我无法忍受错失任何事物。我通常都是匆匆忙忙迟到，然后又匆匆忙忙早退，赶赴处理下一件事。我也想如师父说的那样准时抵达，并且在抵达的时候好整以暇。但处处现身的风险就在于赶场的过程中，衬衫会沾到污渍、头发会逃脱发夹的束缚、外套除了跟内衣的颜色搭配外，跟其他衣服、配件全都不搭，而且就算到了家，我也常常忘记要「回家」。

我一直向上跳跃四处张望，想要确认自己没有漏失窗外发生的任何事情。这并不是对物质的贪婪，我完全不需要那种东西，我要的是经历所有的事情。

没错，我的确想张大双眼、双臂接近人生，但事实上，若要正确地接近人生，我也需要闭上眼睛。就算闭上眼睛，其他人仍在原地。回家做自己并非代表孤独一人。

结束了鹿园寺之旅程返家时，冬天已在湾区进驻，并具体化成一层灰雾。杰森和我带着女儿到谬尔海滩（Muir Beach）我母亲家中去过冬至。月月下午三点就换上了她的睡衣睡裤，而且坚持要这样过完那一天。我们其他人也竞相效尤，因为穿暖和、舒适的衣服，喝着热巧克力，是我们家过冬至的传统。

大家全以赖在家里的舒适姿态进入早降的黑幕中。我们用毯子紧紧裹住自己，听着外头的风和浪，谈着我们所处的这个北半球如何倾离太阳。杰森跳起来制作模型说明他亲戚所居住的阿拉斯加北部区域如何在这一天看不到任何阳光，而我们住在纽西兰的朋友却可以从早玩到夜晚，因为这一天是他们阳光最充足的一天。虽然感受不到地球的倾斜，但我相信这个道理，而且脑子里可以想像这个情况。夜晚的黑，不容置疑。朋友、温暖的食物以及光亮，是基本需求。在临时凑和的太阳系里，杰森在地上展现创意，用橘子绕着葡萄柚转，我知道从明天开始，每一个白天会愈来愈长、愈来愈亮。

挪出空来

一、从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安静的时间开始。如果你身上带着手机或工作地点有电话，那么利用电话是个简单的练习方式，因为电话可能整天响个不停。电话铃响时，深呼吸，把第一声电话铃响当成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命令。想像电话另一端有人正在问你，「你有空吗？」电话铃响的时候，慢慢吸气、吐气，然后当下决定你有没有接听这通电话的专注力。有时候你的答案会是没有。这种时候，不要接听电话。

二、让自己在忙碌的时候有特定的动作可以确认有没有空。有些人可以自然地这么做，如果你无法自然而然地做到，那么有许多不引人注意的动作可以帮助你自我确认。你可以试着把一根手指放在手腕上、缩起你的脚趾头后放开，或做出任何小动作，同时自问，「你有空吗？」

三、在你跟其他人说话之前，先问对方有没有空，然后注意他们的反应。有时候，对方一开始的表情是谨慎小心。他们会想，你为什么这么问？你想要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如果有求于人，不要问他们「有没有空洗碗？」这类有没有空做什么事的问题。你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你还有空再付出一点心力吗？你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吗？」你得到的答案也许是没空。

设定动机

一、每天早上在同一个时间做这件事，最理想的时间是你刚睡醒的时候。怀着正念吸气、吐气。吸气，我知道我正在吸气。吐气，我知道我正在吐气。不论生活中正经历什么事情，人只要还活着，早晨醒来都会有第一次的呼吸，那么我们不妨把每天早上的这第一次呼吸变成有意识的呼吸。这花不了你多少时间，也不可能有害。

二、设定当天的目标。这跟你列出待办事项不一样。设定的目标不见得要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生宏愿，当然，如果你很清楚自己了不起的人生宏愿是什么，那么每天设定的目标当然可以跟你的宏愿连结。每天设定目标的关键在于不要太担心你那天订定的目标正确不正确。只需要先问自己问题，然后看这个问题如何落入你所选择的目标之内。先从小目标开始：对一个你讨厌的人微笑、用心聆听你爱的人说话五分钟。这些目标还可以是：动作慢一点、说话说得更清楚一点、白天停下手上的一切事情几次、什么都不要做、做件充满爱心的事情。你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可以每天都一样，也可以每天不同，但你修练正念的意愿必须持续不断。

与痛苦和磨难共处

一、人一定会碰到痛苦。在没有剧烈痛苦时，透过正念呼吸的练习，让自己做好准备。意识自己身体没有疼痛的每一个部分。即使痛的不是身体，记住自己身体正常运作的部分，就可能是一种安慰。这个方式是从师父的基础呼吸练习那儿学来的，把注意力放在所有运作正常的身体部分。执行的细节可以因人而异，选择对自己最有效的作法。

吸气，我意识到身体正在运作的部分。

吐气，我感激身上所有正常运作的部分。

二、痛苦并非只针对你而来。我们常常会想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才会这么痛苦，然而不论我们做什么，都一定会碰到痛苦。与其试图躲避或反抗，我们反而可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去降低那尖锐的刺痛。

吸气，我知道痛苦有来有去。

吐气，我让痛苦离去。

三、我们永远可以在身边找到快乐。这些快乐并不能否定或甚至减少急性或慢性痛苦带来的挑战。即使快乐与美丽似乎跟自己毫不相干或难以辨别，但快乐与美丽永远都存在。

吸气，我意识到一个小小的美丽事物。

吐气，我感谢世上有这样的美丽。

四、暂时是真理，不论难熬的情况或顺利的日子，都只是暂时。

吸气，我感觉到了痛苦。

吐气，我知道痛苦一定会成为过去。

慈心观

一、平静之时，也就是在你既没有迷恋也没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修练慈心观最有效。早上是修练慈心观的很好时机，因为在早上自问「可是我怎么办？」可以帮你设定当天的目标。若要用清明、怜爱与慈悲之心度过这一天，你在心理上或实质上该做些什么？喝杯茶？做五分钟的冥想？如果你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其他人的困惑与急躁就只是他们的问题，你会清楚看到他们的这些负面情绪并非针对你而来。

二、吸气，自问「可是我怎么办？」吐气，别急着说出答案。如果你的心对于答案犹豫不决，再问一次。

三、如果你在早上修练，把心思放在某个你认识而且当天会碰到面或有所接触的人身上。随便挑一个这样的对象。如果当天你不会见到任何人，那么就选个你虽然见不到，但当下对你有影响的人，也许是个你想帮助的人，也许是某个行为举止让你不舒服的人。在日常的生活环境中，你可能没有时间接触到整个世界，所以只要挑一个人就好。

四、吸气，自问「可是你怎么办？」吐气，别急着说出答案。如果你的心对于答案犹豫不决，再问一次。若还是没有答案，以你父母为试想对象，再问一遍。以你的儿女为试想对象，再问一遍。

五、如果你发现就算只是想到对方，就出现强烈的负面情绪，那么回到第一个问题。「可是我怎么办？」视需要，用足够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

你可以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的任何一个，特别是当你想到有人正在占用你原本应放在自己目标上的注意力时。永远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可是我怎么办？」

如果没有师父、真空师姐、桐严师姐（Sister Tung Nghiem）、雄严师姐（Sister Huong Nghiem）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也都是师父的比丘与比丘尼；如果没有以派若拉克斯出版社为家（加上泰瑞、崔佛丝、苏菲、泰芮、海瑟与蕾斯丽的支持与体贴）；如果没有编辑泰‧摩西（Tai Moses）的才华与友谊；如果没有西方出版集团（Publishers Group West，以及莎拉、意莱丝、大卫与许多其他人）劳心劳力确认书都有人看；如果没有戴碧‧伯恩（Debbie Berne）美化那些书、没有艾瑞卡‧麦可康乃尔（Ericka Mc Connell）激发出人性最善的一面；如果没有那些称为家人的彻夜不睡冠军突击队员（爱玛、约翰、提瑞安、阿敏塔、撒拉和亚伦）；如果凯特师父与琳师父没有每个礼拜提醒我痛苦与折磨之间的差异；如果大家不是这么喜爱鲑鱼河、卡鲁克族（Karuk），如果巴特勒与格费瑞小组（Butler and Godfrey crews）不是这么用心照顾鲑鱼河；如果杰森、月月和梅梅不是我的北极星；如果益喜与欧夏没有在东村（the East Village）的第二街与第十一街交会处找到彼此，然后西移去做爱做的事情以及挤羊奶，那么，今天就不会有我的存在、不会有这本书的存在，我也没有机会在这儿谢谢你们。

谢谢我亲爱的每一个人，这么多的感谢，言语无法表达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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