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6 承蒙心理治療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2]會長克雷奇默教授提名，《心理治療文摘》雜誌社社長之職及其管理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這一變動恰逢德國國內發生政治劇變之際。儘管心理治療作爲一個科學分支與政治毫無干系，然而由於命運的安排，我接任《文摘》主編之職，正值心理治療界的一個混亂時期，各家各派衆說紛紜、各執一端，其亂象倒與前段時間的政治局勢好有一比。片面而互不相容的觀察方法不僅對專業醫學觀點產生了太過深遠的影響，並且影響着許多受過教育的外行人士的心理學觀念。如此所造成的矛盾和牴觸又因我本人那套“另類”觀念的廣泛傳播而越發尖銳，因此，可以說這種混亂局面變得更加嚴重起來。是故，《文摘》的首要任務便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場上，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客觀的來稿，倡導一種超越門派、統觀全局的大視角，從而更忠實地反映人類心理的基本事實，改善心理學界迄今爲止不盡如人意的局面。日耳曼人種和猶太人種之間確實存在心理差異，這一點早爲每一個聰明人所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可以再敷衍含混，而此種研究只會對科學有益。心理學較其他任何一種科學受“人差方程”的影響更甚，如果忽視這一點，必將歪曲心理學的實踐與理論發現。同時，我還要明確指出，該研究絕對沒有貶低閃族心理之意，[3]正如評述東方心理特質並不等於歧視中國人一樣。
1007 心理治療早已不復是一個爲專家所獨佔的領域。全世界都在饒有興趣地關注着醫學人士做出的心理學發現。因此，心理治療理論的建構不得不將整個人類心理納入其視野，讓我們的眼光超越病理學和個體的侷限。這便是《文摘》今後將要致力的目標。
C. G.榮格
I
1008 我在此不想與巴利博士討論他的任何猜測，只想如實地報告一下促使我接任《心理治療文摘》主編一職的前前後後。大約三年前，我被推舉爲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的副會長。當時，由於德國的政治劇變，克雷奇默教授不得已辭去了該會會長職務，而該會也像設於德國境內的許多科學組織一樣，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協會中的一些主要成員十分強烈地懇請我接任他的職位。在這裏，我要明確強調的是，我所擔任的並非某一德國協會的會長，而是一個國際協會的會長，正如巴利博士所引用的那一期雜誌中已然說明的那樣。[5]如此一來，我便像任何一位處於此種情況下的正派人那樣，面臨着一種道德衝突。我是否應該本着自己一貫的謹慎中立的立場，退到邊界這一側的安全地帶，把雙手洗得乾乾淨淨，不沾任何污點？還是冒着背上罵名的風險，讓自己暴露於不可避免的誤解之下？我心裏一清二楚，凡是出於更高的必要性而與德國現政權周旋的人，都逃不脫這樣的誤解。我是否應該犧牲科學的利益、犧牲對同業的忠誠、犧牲我與一些德國醫師之間的友情以及由共同語言而生髮的人類生命紐帶——用這一切換得一己的舒適，從而維護我有異於普遍潮流的政治情緒？對於德國中產階級身受的苦難，我已經眼見得太多，對於今日德國醫師們生活中那無窮無盡的痛苦也知道得太多，我太瞭解人們精神上普遍的悲慘境遇，以至於無法藉着拙劣的政治遁詞來逃避自己對於人類的責任。故此，我別無選擇，唯有揹負着自己的名譽和獨立政治立場的壓力來回應朋友們的請求。
1009 在當時的情況下，當權者只消大筆一揮，就足以將心理治療完全掃入垃圾堆。[6]爲了苦難中的人類，爲了衆位醫師，也爲了科學和文明，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1010 凡是對今日之德國稍稍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任何一家報紙、任何一個協會組織，總之任何人、任何事，一切的一切，如果不能與政府gleichgeschaltet（“步調一致”）[7]，就絕對無法生存下去。故而辦一家刊物或組織一個協會，委實有它的兩面性。我的願望可能是這樣，但事情的結果會不會如我所願，卻是另外一回事了；決定權既不在我，也不在我的同事們。任何與今日德國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那裏的情況變得有多快，令人意想不到的政令一個接一個地出臺，政局變幻之快一如雷霆閃電。人在國外，不可能跟得上時局的發展，就連德國本國的人民，哪怕是抱着天下最善良的意願，也無法促使其政治當局採取一種明朗且具有約束力的態度。
1011 鑑於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的德國分支必須步調一致，此外，《文摘》又在德國出版，自然導致了相當多的困難。我們甚至不止一次地懷疑，我們有可能遭到整頓。其中有一次，事由涉及德國協會組織所必須的忠誠及“政治情感純正性”的宣誓。我們這些人身在瑞士，對於這種事幾乎無法理解，但如果我們能讓時光倒退三到四個世紀，回到教會極權專斷的時代，就立刻有了設身處地的感覺。那時候帶刺鐵絲網還沒有發明出來，所以大概也沒有集中營；不過，教會卻用去了大量的柴捆。今天最“現代”的誓詞，只不過是古時候更粗暴、更露骨的同步化（Gleichschaltung）的一個蒼白虛弱的櫱枝罷了。隨着教會權威的衰退，國家便頂替了教會的位置，既然集權主義的要求註定要由某個角色發出。
1012 然而，即便在這樣的年代裏，人的精魂依然存在於科學、藝術、哲學和宗教經驗中，無論時局是好是壞，因爲人的內心固有其神聖的本性，不甘受拘於形限並終老於枯燥一律的苛境。這精魂要的是真正的生活——正因爲如此，據說當年伽利略在受刑不過而改變信仰之後，依然說出了一句“但它確實在轉動”，只不過，我敢打賭這句話是小聲說出的。殺身成仁是一種非凡的感召，要做到這一點，人必須具備獨特的天賦。因此，一個人若是未經亞里士多德的授權而發現了木星的幾個衛星，倘或他爲了免招異端裁判所的質詢而將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隱瞞一時，在我看來倒也不失爲聰明之舉。伽利略這位偉大的發現者生着一雙孩子般的眼睛，在他所處的那個gleichgeschaltet的時代全不懂得聰明處世。他若生活在今天，便可與愛因斯坦一起在洛杉磯的海灘上舒服地享受日光浴，做個成功人士。因爲開明時代崇拜的是表現爲科學形式的上帝。然而“神的變形”卻挾着隆隆的聲勢滾滾向前，當今世界是國家主宰一切：大半個歐洲已經被這股浪潮吞噬掉了。科學及一切醫療事業經歷了七個豐年，接下來便要遭受七個災年。他們必須學會適應環境。抗議是荒唐而無用的——面對一場大雪崩，你怎麼抗議？最好是自己當心些。科學對譴責雪崩不感興趣；它必須保全它的知識遺產，哪怕是在變化了的環境之下。
1013 這便是今日的情形。這不是我或我的德國同事們造成的。本協會的德國分會若想生存下去，就必須要過忠誠誓言這一關，這一點相信任何通情達理之人都能理解。因此，我們原本計劃由《文摘》的執行編輯、漢堡的Cimbal博士策劃一期特刊，專供德國國內發行，上面登載一批傑出德國心理治療醫師的誓詞。開頭是由德國分會會長、來自埃伯菲爾德（Elberfeld）的格林教授署名的一份聲明。這也是我給執行編輯下達的指令。但是令我大吃一驚並且失望的是，格林教授的政治聲明卻突然被印在當期《文摘》（VI:3）之中。我並不懷疑，其中有着一些內在的政治原因，但是它確屬一次戰術性失策，此類失策在威廉時代便是德國外交政策的禍根所在。就這樣，我的名字出乎意料地出現在一份國社黨的政治聲明上面。對我本人來說，這種事情絕對談不上愉快。然而，不管怎麼說——哪有不費任何代價的幫助或友情？這樁事情自然成了我的一大罪證，以至於嚴重危及我擔任雜誌主編的資格。
1014 在德國，任何東西若想存活下去就必須“德國化”。就連醫學也必須出於政治原因而變得“德國化”。從醫學本身的角度講，無論是被稱爲“德國的”還是“法國的”，其實都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它必須生存下去，即使在無可否認的困難條件下，對於這種困難，我是再瞭解不過了。嘲笑“德國心理治療”的，無非是站着說話不腰疼。然而，爲着人類的利益、不得不於革命的喧囂混亂中挽救醫學事業，卻完全是另一碼事。站在一旁看熱鬧當然容易，可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在一場地震中挽救一個尚處在幼年且立足未穩的學科，使之立於安全之地。我之所以幫助重整德國的心理治療運動，目的便在於此。醫學與政治無關——我倒希望它有關呢！——因此，無論什麼政府當政，醫者都能而且應當爲着造福於苦難的蒼生而繼續行醫。假如彼得堡（原文如此）或莫斯科的醫界同行尋求我的幫助，我肯定會毫不猶豫欣然前往，因爲我關切的是人，而不是布爾什維克——假如我爲此不可避免地被貼上布爾什維克的標籤，我也毫不顧忌。畢竟，人總還有個靈魂，不是專門被養肥了再送進政治屠場宰殺的牛羊。如果是出於靈魂的呼召，要我置身險地，那麼我定會追隨這呼召，無論去到哪裏。我對人類靈魂的這種天真信仰，如果從過分注重理性的超然角度或是盲從的黨派觀念來看，可能會顯得可笑、可疑，缺乏愛國心，或者天知道被安上什麼罪名。我並不自詡爲一個好基督徒，但是我相信《聖經》裏的這句話：“愷撒的物當歸給愷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在戰爭中爲敵方的傷者提供幫助的醫生，當然不應被視爲叛國者。
II
1015 要我們這些做醫生的以一個黨派的面目來對抗國社黨的政權是沒有道理的。作爲醫者，我們首當其衝也最重要的職責是服務於國人；如果有必要，我們不惜在特定政治局勢下作出任何宣誓。我們既沒有義務也不會在不合時宜的政治熱忱感召下進行抗議活動，從而嚴重危及到我們的行醫活動。我對德國醫生們的支持與任何政治態度無關。假如此舉被人加以政治解讀——這種情況無疑已經發生，或者很快即將發生——那麼該解讀所反映的只是解讀者本人的心態。我從來就沒有辦法阻止神話的形成。
1016 我承認自己不夠謹慎，以至於做了一件在當前情況下最容易招致誤解的事情：把猶太人問題擺到桌面上討論。我是存心這麼做的。我那位可敬的批評者似乎忘記了心理治療的首要原則就是要把最棘手、最危險、誤解最深的東西擺到明面，進行最詳盡的討論。猶太人問題向來是一個慣有情結，一處化膿的傷口，無論哪一位負責的醫生都不可以稟着三緘其口的態度，對此傷口故意視而不見。
1017 說到猶太人和“亞利安-日耳曼-基督教-歐洲人”之間的心理差異，當然，我們幾乎看不到它體現在任何一項科研成果中。但這無關緊要，我們更關注的是以下的基本事實：在心理學中，認知的對象同時也是認知的器官，這是其他任何一個科學門類都沒有的現象。故而，人們曾經真誠地懷疑，心理學是否根本不可能成爲一門科學。對應於這種懷疑，我曾在數年前提出，對於任何心理學理論，都應當首先將其視爲一種主觀告白而加以評價。因爲，如果認知器官等同於認知對象，我們便完全有理由極其嚴密地審視該器官的性質，既然主觀前提同時又是認知對象這種情況從一開始就爲認知設置了局限。這種主觀前提與我們的心理特質休慼相關。而人的心理特質受到三個方面因素的制約：（1）個人因素（2）家庭因素；（3）民族、種族、氣候、地理位置和歷史因素。
1018 我也曾被人罵成“瑞士木頭腦袋”。我對自身擁有瑞士人的民族缺陷並不抱反感，反倒相當樂於認爲自己在各方面都是一個天生的瑞士人。我也很滿意自己的心理學自白，也就是我所謂的“理論”被評價爲瑞士人特有的固執或古怪的產物，說它透露出我本人的神學和醫學傳承以及從大的方面講來自我們基督教和德國文化遺產的陰暗影響，正如席勒（Schiller）和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身上所體現的那樣。當別人用“條頓人特有的糊塗”、“神祕主義”和“道學氣”這些詞來形容我的時候，我也不覺得是受了冒犯。我爲我的主觀前提而深感自豪，我愛其中洋溢着的瑞士泥土味道，我爲我的神學傳承而心懷感激，我的基督教心理前提便來源於此，我也承認我有所謂的“仇父情結”：我不願屈服於任何“父親”的權威，今後也永遠不會（這體現着我的“古怪”）。
1019 那麼，我們憑什麼就不能說，這世界上也有一種認可猶太人血脈及其歷史固有傳承的猶太人心理呢？憑什麼不可以追問，一個地地道道的猶太人和一個地地道道的基督徒之間到底存在着哪些特徵的差異？在衆多心理學家當中，難道真的唯獨我自己擁有一個特殊的、存有主觀偏見的認知器官，而猶太人只要被人認作是猶太人，就會感到深受冒犯？他總不至於以爲，自己的洞察力純粹是憑空而來，他的頭腦是今天剛剛從毫無特性可言的歷史虛無的海洋中生成的。我必須坦白地承認，我完全無法理解，爲什麼一提到“猶太”心理就構成了犯罪。
1020 假如我真的像巴利博士以爲的那樣，對於上述兩個種族的心理差異連一條都指不出來，那就等於說，我也無法就英國和美國人之間，或者法國人與德國人之間的特徵差異做出可信的描述。這些差異並非我的發明；你可以在無數書籍、報紙上讀到它們；這類玩笑時時掛在每個人的嘴邊，凡看不出法國人和德國人之間存在某些心理差異的人，必定來自偏僻遠鄉，對我們歐洲這個大瘋人院一無所知。難道我們真的會相信，一個歷史上在全球各地漂流了幾千年的民族，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這種觀念竟然不是出於某種與衆不同的心理特徵？假如他們與其他民族沒有任何差異，那麼我們又如何從衆人當中分辨出猶太人呢？
1021 一切國家和民族之間都存在心理差異，甚至蘇黎世、巴塞爾和柏林等不同城市的居民之間也有心理差異。（不然的話，又哪兒來那麼多令人捧腹的笑話？）事實上，不同家族、不同個體間也同樣有心理差異。正因爲如此，我才反對任何宣稱普遍適用、抹平差異性的心理學，譬如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學說。一切抹平差異性的舉動都會招致受壓制、被錯估者的仇恨和怨憤，有礙於人類相互之間的廣泛理解。人類各個族羣都是同一棵主幹上發出的分支——不錯，但是如果沒有分支，又何謂主幹？爲什麼只要一提到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的心理差異，有些人就變得如此敏感？荒唐。連小孩子都知道這種差異確實存在。
1022 大家似乎普遍認爲，我之所以把人種差異的問題擺到桌面上來，無非是爲了直言不諱地道出自己那個“臭名昭著”的反猶太主義觀點。顯然沒有人會相信，我——以及其他人——有可能對猶太人說什麼好話或者表示讚賞。但是無論怎樣，不管抱着多麼嚴厲的批評態度，我也沒有膽子宣稱“（以色列的）十個支派受詛咒，唯有剩下的兩個支派是聖潔的”。這種說法不是出自基督徒。我對猶太人的褒與貶將永遠超脫於這種炫目的對比之外，而且其內容沒有一樣不可以用文明的方式來進行討論。
1023 我沒有表達任何價值判斷，也不想在我的意見中包含任何隱晦的價值判斷。我從許多年以前就開始致力於研究這些難以估量的差異性。人人都知道它們的存在，但卻沒有人能夠真正對其做出明確的解釋。此爲心理學中最難的難題之一，或許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才成了無人敢於涉足的禁區，入者必死。對於許多人來說，如果有人說他們具有某一類羣的心理特質，便是對他們的冒犯；當我們與黨派和民族打交道時，就更須倍加小心。出於這種原因，任何針對這一難以估量的問題的調查都極盡艱難，調查者在進行正常研究工作之際，必須像在雞蛋上跳舞一樣小心翼翼，避免觸動人們高度敏感的神經。是時候了，執業心理學醫師早該更深入地理解這種難以估量的心理學問題，因爲世界上一切出毛病、有問題的事情大半發自這個源頭。凡能認清此類難測差異之本質的人，就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人類靈魂的祕密。就我而言，我不屬於那些只盯着已知領域的博學之士——這無疑是極有用的行爲——我更喜歡在人們一無所知的領域裏四處嗅聞。
1024 因此，當我發現自己被說成一個道不出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星點差別的笨漢時，我感到這很好笑。儘管巴利這麼說，但是這些差別的存在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正如化學家們發現水的分子式H2O之前，水作爲一種物質便已存在一樣。但是這個問題尚未得到全面理解，因爲迄今爲止人們提出的所有觀點都還不夠令人滿意。然而，這純屬認知方面的困難，與該問題存在與否無涉。關於這個問題，我準備於近期發表一些無疑將是非常不合時宜、非常有爭議的概述。我和所有的人一樣，沒有能力給出任何結論性的意見，但是只要能成功地引發相關討論，我便心滿意足。我希望能把有關各方都召聚到一起，坐到同一張桌子的周圍，這樣他們便終於有機會了解和承認彼此的差異了。這樣的瞭解常常是通向相互理解之路。我也希望能爲萊茵河兩岸彼此敵對的兄弟們做同樣的事情。自然，試圖做這種事的人總是難免兩面不討好。
1025 這個療法能否成功？只要目的正確，我並不害怕可能的失敗。
1026 然而公衆還是要對我發出質疑：爲何偏偏選擇在今天、在德國提出猶太人問題？請原諒，這個問題是我很早以前提出的，凡熟悉相關著述的人都知道此事。我並不是在德國革命之後纔開始談論這一問題的；自從1913年以來，我就一直正式倡導對主觀心理前提的評論，作爲對心理學進行必要改革的前提。[8]這與德國建國[9]之間不存在任何關係。如果別人硬要從我的行爲中發掘出什麼政治目的，我也無法阻止他們這樣做。在德國誰又能隨心所欲地阻止任何事情的發生？我在心理學批評方面所持的態度到今天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實在爲時已晚；而人們對它作如此理解，認爲納粹主義爲我的心理學批評插上了翅膀，倒是再典型不過了。我要坦率承認，我的科研項目與某種政治宣言不謀而合（如此結果既不是出於我的作爲亦非我所願），着實非常不幸，也極其令人不安。不過，此類事件本身儘管令人遺憾，卻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它把一些人們刻意迴避的問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供大家公開討論。[10]
尊敬的各位同行：
1027 上一屆的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代表大會已做出決定，[12]本協會將以國家團體作爲組織形式。[13]因此，出席代表大會的各國已紛紛組建或即將組建起本國的分會（包括丹麥、德國、荷蘭、瑞典、瑞士等國）。以上各分會的成員情況依其所在國的法律法規各有不同。鑑於當前政治的情勢，又由於並非每個國家都設立了分會，從而造成一些個人尚無法加入相應的分會，故而代表大會決定，個人與各國分會之間的關聯全憑自願；換言之，在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的框架之內可容納個人身份的會員。[14]
1028 本國際協會在政治上和教義信條上都秉着中立的原則。凡欲加入本會者，請與協會祕書處負責人、來自艾爾託那（Altona）的W.西蒙巴爾（Cimbal）博士取得聯繫，亦可聯絡會長祕書、來自蘇黎世伯格霍茲利（Burghölzli）的C. A.邁耶（C. A. Meier）博士。
1029 《心理治療文摘》雜誌爲本會會刊，由萊比錫的Verlag S. Hirzel出版社出版，會員訂閱價爲每年15德國馬克，後付費。
1030 我們在此恭請您加入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
C. G.榮格博士
蘇黎世——孔斯納赫特
（Zurich-Küsnacht）
1934年12月1日
1031 在過去的一年中，儘管受到時局變化的嚴重衝擊，但自從在巴德瑙海姆代表大會[16]上成立之後，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及其會刊《心理治療文摘》依然在如此艱難的形勢下站穩了腳跟。
1032 心理治療最初涵蓋了一切與神經有關的醫學分支所使用的全無系統性的手法和技術，然而在超越了這一混亂狀態之後，它已逐漸發展成爲一個就其研究範圍和內容來說均有資格稱爲“醫學心理學”的學科，其本身也足以被視爲一個專門學科了。曾經有一段時間，它的全部知識儲備只不過是少許民間智慧，一劑“健全的常識”，再加上來自暗示療法的一兩點提示；然而到今天，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研究面不斷拓展的廣闊的科學領域。這無疑將會，而且已經引發了對相關哲學問題的探討。醫學心理學的適當對象——人的病態心理——無法人爲地從其廣泛背景即一般人類心理中被剝離出來，儘管在現實情形中疾病本身已造成了這種分離的結果。此外，儘管有必要沿着病理性心理髮展的各條歧路不厭其詳地進行追蹤研究，但是醫學研究最終還是必須立足於對普通人的觀察和一般平均值，從而對其發現進行評價。結果，任何自稱切合實際的精神病理學都必然要超出自身而進入一般心理學領域，因而再進入哲學的領域。這是現代醫學所特有的衆多重疊現象之一，我們只要想想生物化學和微生物學就知道了。因此，起初的心理治療現在已發展成爲科學的一個獨立分支，它已完全包納了從前的精神病理學。今天，脫離了心理治療的洞見和發現的精神病理學是不可想象的。
1033 長期以來，心理治療實務驅使專家們以理論方式闡述自己的觀點，因爲這對於條理化地顯示經驗事實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假說，就不存在科學。然而我認爲，如果提出假說，學者的學術真誠就必然要求其對假說的前提進行評判。學術假說的基礎不只是顯在的經驗證明，它還建立在觀察者的判斷之上。假如我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對作爲判斷之基礎的前提進行評判，那麼在心理學中也當然不例外（在此進行連篇累牘的哲學探討並不相宜，因此我們只約略點到便已足夠）。
1034 我們聽到來自某些方面的指責，說晚近的心理治療過分關注哲學問題，對個案歷史的細節則關注不足。對於這種批評，必須加以大力駁斥，因爲哲學問題是任何針對人類心理的經驗研究的最高層次，無論作爲學術研究還是哲學批評的對象都無不適當。經驗思維全神貫注於個案歷史的細節，便會不自覺地將自身的哲學前提引入到對材料的整理和判斷，甚至引入到貌似客觀的數據展現當中。如果說今日的心理治療師開始談論世界觀（Weltanschauung）這種生活哲學問題，那隻能證明他們已經發現了某種從前被人們極天真地加以忽視的寬泛假定的存在。哪怕是再精確、再一絲不苟的研究工作，如果它被某種祕而不宣的假定的偏見所籠罩，那又有什麼用處？任何配稱爲科學的東西，必須對其自身的假定進行批判。弗洛伊德自己就不憚於承擔起“徹底”揭穿宗教假定這項重要的哲學任務。弗氏的思想發展歷程清晰地顯示出，醫學心理學問題最終如何符合邏輯地以針對其自身前提的批評——或者至少是爭論——而告終。像這樣的一種偏離並非出於一時的失誤；它是任何一門成長中的科學應盡的一份積極義務，此外，還令其發現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深化和豐富。
1035 既然心理治療旨在成爲一種愈療方法，那麼其目標當中就必須包括一種令人的心態由不適應（正如我們在各種病態中看到的那樣）轉爲正常適應狀態的需求。然而，一個人心理系統的適應性永遠與當下的情況密切關聯，因此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心理適應不是一種恆定不變、永久有效、一旦達到就會永遠保持下去的狀態；它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其斷不可缺的前提就是要始終了解自身和外在環境的變化。作爲一個愈療系統，如果不能將政治、經濟、哲學或宗教方面劃時代的集體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納入視野，或者千方百計地否認這些力量的真實存在，那麼它就不配稱作一種療法。它更多地是一種逸出常軌的病態亢進的抗議心態，與心理適應恰恰背道而馳。心理適應作爲一種治癒標準是絕對必要的，雖說它當然不是唯一的標準。
1036 對於一般假定和主導觀念的討論是現階段心理治療中極爲重要的一項，因爲它將那些心照不宣地存在着、因而更見其危險的假定暴露於聚光燈下。心理治療切不可成爲一種單一的方法或系統。人和人的稟性彼此間存在着如此深刻的根本差別，因此如果心理治療不想走進死衚衕，就必須儘快拋棄一切形式的系統性組合與教條主義。
1037 心因性精神不穩定和精神病的特殊性質，以及此類狀況的發生率之高，使得心理治療向更廣闊領域的延伸成爲一種迫切的必要，特別是由於教育學按其定義並不關注對成人的教育，而教會與廣泛的大衆也毫不相干。如果說大衆把宗教與教條混爲一談，並且，由於看不到自己有信仰任何東西的必要，從而以此爲據而認定宗教是多餘的，那麼面對這種情形，教會也實在怨不了別人，只能埋怨自己。經驗告訴我們，宗教至少是一種亙古以來便存在的心理事實，並以千百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新教神學不知受到了什麼矇蔽，把這種觀點叫做“心理主義（psychologism）”，進而從自己手中剝奪了一種與人類精神不穩定作鬥爭的最有效的利器——也就是“告解”這種天主教會明智地用來造福於人類的法子。現代心理治療雖無此等宏圖大志，但實際上它常常被迫擔任精神導師，涉足於本屬於神職人員的拯救靈魂的範疇，從而使心理治療師面對一種教育人的任務。這對於他的知識和能力提出了最苛刻的要求。儘管他可以因其超出自己的專業範圍而拒絕此類要求，但是倘若他能滿足必要的條件，情況實際上是相當容易控制的。在這種時候，實際診療活動便迎面撞上了人生哲學這類問題；無論如何，僅僅說這與治療不相干便將其撂過一旁是毫無道理的。那樣便切斷了患者所急需的與當代大問題的關聯和適應性，使之註定陷於神經質的曖昧存在，那將是心理治療最不期望看到的結果。
1038 人類的心靈，即便當它處於病理狀態，也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它不僅受到本能過程和個人關係的驅使，還受着靈性需求與超乎個人的時代潮流的驅使。正如人們有充分理由期待全科醫師掌握他所治療的人體的一般解剖學和生理學知識一樣，同樣，心理治療醫師遲早會感到自己必須瞭解對於心靈生活至關重要的一切。簡而言之，他將不得不把心理學當成一種人文科學來加以探索。醫生們以往主要接受的是自然科學訓練，他們對於新的要求可能很不適應，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醫學的成長曆程已經一再以實例顯示出，醫界門徒總是在稍作猶豫之後，心甘情願地去學習更多的知識。心理治療是一箇中間研究領域，需要多個不同學科分支的協力合作。至於不同學科分別能在哪一方面出一份力，對此進行詳細鑑別的任務則要留待未來完成。
1039 根據此處提出的發展線索，我們在此後的代表大會上將要關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心理學和內分泌學之間的特定醫學關係；另一方面是心理學作爲一種人文科學與東方象徵主義之間的關係。
1040 在過去的一年中，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的組織工作已經取得了相當令人滿意的進展。上屆代表大會召開之時，德國分會便已在格林教授的領導下建立起來。自那以後，又出現了荷蘭分會，即“荷蘭心理治療學會”，該分會共有32名成員，由阿姆斯特丹的範德胡普（van der Hoop）博士擔任會長。隨後，丹麥分會也建立起來，該分會共有10名成員，會長是哥本哈根的O.步呂爾（O. Brüel）博士。最後，瑞士分會也於不久之前在蘇黎世建立起來，其全名爲“瑞士實用心理學會”，共有14名成員，由本人擔任會長。
1041 在瑞典，保羅·比約爾（Poul Bjerre）博士意欲在斯德哥爾摩組建分會的努力由於難與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方面的相關協會建立關係（這種情況在別處也有發生）而遭遇重重阻礙，以至於至今未能達成協議。
1042 德國以外各分會的活動方式各有不同。丹麥分會每年召開兩到三次會議，就特定專題舉辦講座。荷蘭分會每年聚會四次。而瑞士分會每月都有聚會，且擁有共同的工作計劃，現階段主要是針對夢的心理學進行系統研究。
1043 鑑於當今心理學界多個學派乃至於更多自成一體的理論分別割據一方的狀況，我們希望在未來更大力地促成同行間本着通力協作精神而進行的交流切磋。這樣，某些誤解將得以消除，眼下許多因缺乏合作而未獲解決的問題也將得以澄清。
C. G.榮格
1044 《心理治療文摘》先前發行過一期北歐專號和一期荷蘭專號，今年又要推出一期瑞士專號了。鑑於瑞士是一個三種語言通行的國家，因此我們未加猶豫地在其中包括了一篇法語稿件［作者爲日內瓦的博杜安（Baudouin）教授］。本期還包括兩篇英文稿件，其兩位作者均曾在蘇黎世留學數年，一位是曾爲我做過幾年助手、來自倫敦的H. G.拜內斯（H. G. Baynes），另一位是著有《女性之道與女性的祕密》（The Way of All Women and Woman's Mysteries）這部廣爲人知的出色作品、來自紐約的埃斯特·哈丁（Esther Harding）。在瑞士，英語雖不是三種官方語言之一，卻是一種通用的非官方語言，其一個例證就是，這些年來我曾多次受邀用英語在蘇黎世作報告。
1045 心理學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片面性和執着於單一角度看問題的頑固性。爲充分了解心理現象，我們需要從不同角度出發的觀點。在心理學的園圃中，既有基於種族心理學的觀點，也有基於國家心理學的觀點，我們也同樣本着歡迎的態度接納來自拉丁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觀點，這是對我們經驗的一種豐富。
1046 關於精神病學問題，如果我們單單着眼於一個方面而不計其餘，並不能使之變得簡單，因爲任何個別的心理事實都絕對要受到它與總體之間關係的影響。實際上，只有當我們明確了它在整體當中的地位之時，才能發現它的真正意義所在。因此，目前對於我們來說，繪就一張總體形勢圖，較之基於一種大膽且錯誤的假定而研究個別心理過程的細節更有價值。爲了達成上述目標，我們需要來自大家的共識（consensus gentium），在任何情況下，這種共識都是一個國際團體及其喉舌刊物存在的根本。促進國際協作是瑞士的文化特色之一，本期瑞士專號也同樣應當帶有這種特色。
C. G.榮格
1047 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從成立到現在已有一年了。在這一年裏，先是德國分會在格林博士的領導下成功建立起來；隨後，範德胡普博士領導下的荷蘭心理治療學會也加入了我們這個國際協會；在哥本哈根，Brüel博士負責組建起了協會的丹麥分會；前不久，由本人擔任會長的瑞士分會也成立了。比約爾博士從斯德哥爾摩寫信給我說，由於遇到一些外部困難，組建瑞典分會的事宜至今尚未落實。讓我們期待他在協會問世的第二個年頭裏取得更大的成功。此外，我剛剛收到維也納施特蘭斯基教授的來信，就成立奧地利分會一事與我取得聯繫，因此，未來本協會大有希望將奧地利也納入麾下。
1048 然而，將所有與心理治療或實用心理學有關的醫生和心理學家納入一箇中立的組織，卻似乎是一件頗爲不易的事。究其原因——除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已經厭倦了加入各種協會（這是可以理解的）之外——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原因來自一門年輕學科通常要遭遇的形形色色的困難；如果拿人來打比方，心理治療還是一個自信心尚不充足的孩童，此外，在他的上面還有兩位姐姐，她們懷着某種複雜的心情關注着他的成長，時常就他是否有權獲得獨立而爭論不休。這兩位姐姐，一個從事精神病學，一個從事神經病學，儘管上述學科的從業人士當中偶有令人稱道者之外，由於心理治療在見解和方法上顯著的心理學特性，它總是在這二者的壓制下處於一種艱難維生的狀態。我不想爲此而指責它們，因爲不管是精神病學還是神經病學都有十足的權利着眼於自己專有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心理治療的專有問題之間絕少共同之處；另一方面，它們也不能僅憑自己是關於精神疾病或神經疾病的科學而聲稱自己有權將心理治療納入自己的麾下。功能性的心理障礙，或曰精神神經症（psychoneuroses），就其本性而言是一個獨特的領域，與臨牀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的領域均是各不相犯的。現代心理治療的發展已經超越了其早期階段，那時的心理治療無非是爲患者提供一些父親般的建議或暗示，有時利用催眠手段，有時則不用；今天，它已經發展成爲一種適於專家使用的心理診療方法。這一事實不僅被大衆所忽視，而且太過經常地被醫界人士所忽視。
1049 把從事本專業的同行們組織起來爲什麼這樣難？另一類原因在於這個行業內部的心理逆流。專業人士之間的客觀討論還達不到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探討所要求的高度。某些醫界團體在提出自己的理論時，擺着一副極權主義的倨傲之態，容不得任何批評意見，致使他們的科學信念顯得無異於宗教信仰告白了。這種態度實爲宗教的一種替代品，其實他們若是老實承認這一點的話，倒也不會有人指責他們什麼。相反，我們很能理解，恰恰是心理分析學者才更痛切地感到需要宗教信條的支撐，因爲宗教實際上是醫治人類心靈痛楚的一種最古老的愈療體系。不過，與宗教觀念不同的是，這些心理學理論卻是明顯的唯智主義與反宗教的。於是，我們便面對着一個令人不舒服的事實，即在心理治療領域中不僅存在着各種不同的理論（這本身是一件值得祝賀的事情），而且存在着各種顯然是不容爭辯的信條——這樣的現象，除了在我們這個行業當中，恐怕只有在政治或宗教論爭中才能見到。
1050 面對這一切困難，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所秉承的原則是：首先，心理治療乃一獨立的醫學分支；第二，科學真理不可能由缺乏批判精神的、片面的信條而得以證實；因而，凡是願意站在客觀角度研究問題的人士，無論他屬於哪個學派，本協會都張開臂膀歡迎他的加入。
1051 我在此誠摯地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所有樂於見到心理治療沿着更寬廣的道路發展的同行們都來加入我們的組織。
1052 剛剛聽完這個報告，我對報告者的總體陳述和意圖唯有贊同而已。[20]瑞士心理治療所遇到的困難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作爲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的董事會成員，本人多年以來一直致力於促進不同心理治療學派之間的相互理解。我所在學派的成員［他們是W. M.克蘭費爾德（W. M. Kranefeldt）G. R.海耶爾（G. R. Heyer），Gerhard Adler］已經撰寫了不下三篇文章，都是試圖對不同的科學立場進行公正的全面論述。德國革命爆發之際，我擔任本協會的名譽會長已有數年。時任會長提出辭職，一批德國首屈一指的心理治療學家找到我，請求我接任會長之職，首先是要爲四面受敵、掙扎在生死邊緣的心理治療事業提供支撐，其次也是爲了維持這一學科的國際交往。考慮到心理治療事業在歐洲的地位，我感到自己義不容辭，必須接下這份艱難而痛苦的任務，於是我便決定接受協會會長的職務。我在這麼做的同時，心裏沒有一刻不清楚，在眼下這個時候，要建立一個不將德國排除在外的國際協會委實是一件最最困難的事情，儘管它是一個遠離任何政治活動的醫學協會。德國分會的“同步化”[21]勢不可免。如若抗爭，結果只能是斷送德國的心理治療事業。在這種情況之下，人不得不滿足於保住能夠保住的東西。猶太醫生因“亞利安化”的規定而被排除在德國分會之外，但我成功地促成了國際協會章程的修訂，從而使德國境內的猶太醫生能以個人身份成爲協會的會員。[22]現在，荷蘭、丹麥和瑞士國內都建立起了協會的分會。在奧地利，弗洛伊德學派的宗派主義成爲在該國建立分會的最大障礙，而他們在瑞士的同路人則在媒體上發動了一場政治攻勢。這種令人遺憾的嘗試，一方面是要散佈政治懷疑的種子，另一方面挑動宗派不和，目的就是要把客觀的討論扼殺在搖籃裏。但是這並不能阻止思想公正、關心自身事業科學發展的醫生們竭盡全力達成一致。正因爲如此，我才高興地應邀參與了計劃委員會提出的工作計劃。
1053 出於種種原因，心理治療師們或許最好不在研究精神病學的學術團體中組織下屬分會，這樣比較有利於維護他們的科學和專業興趣。由於彼此之間興趣分歧過大，因此直接合作很難得到好處。在德國，心理治療與精神病學的分離也被證實是一種迫切的當務之急。然而，心理治療若想實現自身的獨立，它的各派代表就無論如何必須圍着同一張桌子坐下來，拋棄摩根索勒博士剛纔正確地強調指出的那種自我中心式的狂熱和幻想。
1054 依我之見，心理治療師們應該對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有所認識了。今天，心理治療的概念已然擴散到更廣泛的公衆層面；心理治療師爲數衆多——數目之多足以讓人毫不誇張地稱之爲一個“行業”了；與此相關的文章書籍十分豐富，並且得到了人們熱切的遵從；心理治療本來只與醫界人士有關，但它現已發展得遠遠超出了其原有的邊界，以至於它最初的創始人弗洛伊德本人都對遊戲療法（lay therapy）產生了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看法。如今，心理治療師的形象在公衆心目中已經極爲穩固，因此他們已經開始擁有了社會責任。然而，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今日的心理治療從業者多半是一些“醫學外行”，這便構成了一個緊迫的問題。先說明一下，我並不是指那些既不勝任又不負責任的江湖醫生——要捉出這些人，靠着法律的力量就足夠了——我所說的是那些嚴肅正規的教師和心理學家，他們從前所受的專業訓練使之有資格發揮教育性的影響。既然實用心理治療的本質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性的，因此它便按捺不住地要窮盡自己的一切與教育者協力合作。正如執業醫師們大量使用非專業助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們一樣，心理治療師也需要運用各種輔助手段，這些他勢必要交給未受過專業醫學訓練的助手去完成。在此我只需提到物理療法及其多種應用，還有特殊教育技術；此外還有很多，就不加贅述了。我認爲心理治療醫師如果摒退這些自然的工作夥伴，並給他們全部貼上江湖醫生的標籤，那就大錯特錯了。一方面，抑制這種源自衆多酸腐氣十足的學院和某些哲學機構的自命不凡，對於醫生本身大有好處；他可以循序漸進地通過明智的協作把各個領域的活動限制在適當的範圍內。然而，如果他乾脆閉上眼睛，無視合法的非專業心理工作者的存在，這種鴕鳥政策不僅無益於消除上述傾向，而且剝奪了自己急需的對於當前教育療法多種分支的洞察力；此外，他還剝奪了一種對於這些人最重要的東西：對他們的最終醫學監控。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在執業心理學家及其技術助手的問題上秉着一種積極關注的態度，同時清楚地承認這種無法無天的激增和從醫學角度失去控制的心理學“平民運動”所帶來的種種危險。
1055 近一段時期以來，正如過去20年間常有的現象一樣，有人斷言普通人對心理學問題的興趣呈現出了衰減的勢頭，而且，因爲神經症不是屬於內分泌紊亂就是屬於輕型的精神病，所以一切心理治療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在此要對這種錯誤觀點提出緊急警告。隨着時間的推移，種種心理學潮流可能會變得不再時髦，但一般心理學問題在大衆中紮根之深，是心理治療業以外的人士認識不到的。在這方面，心理治療師所面臨的社會責任遲早會讓他與他的工作夥伴們之間更密切的關係成爲一種絕對必要，更何況還有摩根索勒博士剛纔提請我們注意的經濟利益的因素。
1056 應了北歐各國分會的友好邀請，本協會初次在哥本哈根召開會議。我們決定把代表大會的會址選在以往的範圍以外，此舉體現了協會的國際性質。長久以來本會便已感到，我們不僅有必要克服地理和語言上的隔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拓展醫學心理治療作爲一門科學的疆界。儘管心理治療醫師在其實際工作中必須悉心專注於個別的患者和最微小的細節，但是作爲科學工作者，他需要站在一個高瞻遠矚的角度來看問題，這不僅是出於他自己的利益，也是爲了患者着想，後者近乎無窮無盡的差異性要求醫者相應地具有廣博的理解力。任何狹隘執着於人爲侷限的舉動對於我們的科學來說都是一大災難，無論上述侷限屬於民族、政治、語言、宗教、哲學或其他哪個方面。儘管每個研究者作爲個體的人，都有其侷限性且必須在自身設定的範圍內進行工作，但是假如他不能與多種多樣的不同觀點保持實時聯繫的話，他的自我制約就完全失去了意義。所以，可以說在過去的數年當中，我們不僅成功地克服了外部的巨大困難，令我們原來的協會組織生存至今，而且組建了德國、荷蘭、丹麥、瑞典、奧地利、瑞士等一系列國家分會，從而確立了組織的國際性，至少爲協會將來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懷着一份最熱切的期待，歡迎我們的法國和英國同行，希望他們將來也能成爲我們中間的一員。在當前時局下，當人們出於歷史的必然而如此注重民族個性發展之際，作爲一種補償，國際關係問題也變得同樣緊迫。歐洲各國共同組成了歐洲大家庭，像每個家庭一樣，它也有其獨特的精神內核。無論各國政治目標的差異有多大，他們終究還是附麗於共同的歐洲心理基礎之上；而對於上述共同心理的各個方面，執業心理學家都應熟諳於心。
1057 在今天的局勢下，國際組織的生存環境可謂岌岌可危——我敢肯定大家會同意這種說法。但是這並不應當阻止我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自己的一切努力，以維持歐洲大家庭成員間的人性紐帶和心理紐帶，同時還要在國際層面上力求實踐我們每日苦口婆心地試圖向我們的患者灌輸的東西，無論在這不利的時局下我們能做到的是多麼有限。我所指的是，要避免犯下以己度人（projections upon our neighbour）這種最根本的錯誤。因爲——正如我們都深深知道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充分的理由，只有差勁的心理學家纔不懂得欣賞它們的全部意義。我們這門科學的任務就是對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爲加以理解和歸類。面對如此衆多以致令人眼花繚亂的角度和觀點，心理學要想繼續發揮其功能，只有拋棄一切對教條和武斷信念的匆忙認同，讓所有的觀點都暢所欲言，只要其擁有足夠的支持理由即可。在科學當中，手握真理決定權的宗派主義精神沒有立足之地。作爲研究人類心理的科學，心理學是心靈關於自己的所有敘述之總和。因此，任何心理上的存在物在心理學上都是真實的。但心理存在之物數不勝數，因此我只能對我們的協會，特別是對這次代表大會，寄以最美好的希望。但願每一種見解都能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傾聽，但願儘可能多的國家都能爲描繪歐洲心理的整體畫面做出一己的特別貢獻。
1058 我還擔負着一個痛苦的責任，就是要在此宣佈我們在過去一年中的一個重大損失。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的創始人之一、在協會首任會長職位上服務多年的羅伯特·索默先生，於今年2月3日不幸逝世了。由於他在哲學和心理學上，特別是在家族性研究方面的廣博學識，他被我們這個特殊領域及其工作假說所吸引。他決定與我們同呼吸、共命運，並樂於對我們的諸般努力給予協助。他的舉動不僅值得我們發自內心地感謝，還值得我們奉上至高的讚美，因爲在這一切發生之際，醫學領域的心理學觀點尚暴露於公衆的批評火力之下。在那種情況下，使心理治療在德國成爲可能、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它的生命力，委實是一件充滿勇氣的行爲。索默以及歐根·布魯爾爲心理治療提供的支持，對於此種新觀念的進一步發展有着決定性的意義。
1059 請各位起立，向我們忠實的朋友和支持者致哀。
1060 女士們，先生們，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第九屆代表大會開幕了。請允許我代表本協會，向大會組委會，特別是向布呂爾博士和比約爾博士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的邀請，以及爲大會所做的準備工作。現在，有請布呂爾博士上臺講話。
1061 去年我們在哥本哈根相聚時，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德國以外的地方召開代表大會。其後不久，我們的英國同行便提議在英格蘭安排一次會議。在歐陸和英國的心理醫學界之間架設溝通的連線，乃是我素來的願望。在過去的十年間，英國人曾爲心理治療事業做出了相當多的貢獻，而且，那裏有很多內科醫生對神經症的治療或一般疾病的心理表現產生了興趣。我確信，當我向牛津這個在歷史上久負盛名的美麗小鎮、向我們的英國同行，向所有給予我們善意友好的支持、令本屆代表大會得以組織成功的人士表達我的感激之際，我的每一位歐陸同行內心都深有同感。我們向大會組委會，特別是拜內斯（Baynes）博士、施特勞斯（Strauss）博士和斯奎爾斯（Squires）博士致以深深的感謝，謝謝他們的慷慨忠告和熱情相助。
1062 在開始實際工作之前，請允許我就如何理解本屆代表大會總體意圖的問題略講幾句。在心理治療界，存在着彼此互不相容的多個思想派別，這一奇特的事實是我們在該領域達成協作的一個最爲嚴重的障礙。這在醫學史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卻是一塊惱人的絆腳石，它耽誤了無數心理治療工作者彼此間的聯合與協作。今天，醫學心理學仍然是一株嬌嫩的小苗，只有得到大家的精心呵護，它纔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獲得適當的獨立存在地位。然而，假如連它自己的代表人物都不能在它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上達成一致，那麼又會有誰來關心它的成長呢？近來，關於心理治療能不能，或者說應不應當走進大學課堂的問題，在不止一個國家惹起了嚴重的爭議。許多內科醫師已經認識到，許多十分普通的病症都伴有心理紊亂，後者與器質性疾病之間存在着因果性的關聯。精神病專家們也開始意識到，就連精神病也常常有着顯著的心理表現，而心理治療師們則發現，一些被貼上“精神分裂症”不祥標籤的臨界型病例，並不是對心理療法全無反應的。在教學中，醫學心理學家所闡述的心理學觀點得到了大量採用。甚至神職人員，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人士，都開始對我們的工作感興趣，因爲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也時時感受到身心的壓力，甚至有時被求助者的複雜道德問題纏得筋疲力盡。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過去十年間，公衆對我們工作的興趣有了極大的增長。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公衆對心理學的興趣是嚴肅認真的，而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樣，只是爲了求奇趣、趕時髦罷了。今天，爲了滿足時代的需求和召喚，我們應當認真思索、付出真正的努力，把業內所有懷着良好願望的人士團結到一起。在瑞士，我們有一個心理治療委員會，是許多年前由瑞士精神病學會（Swiss Society of Psychiatry）推選出來的。結果，可能不出你所料，這個委員會多年來一直毫無作爲。不久前我們有所行動，卻被一位醫界同行質問道：“你們打算教給人傢什麼呢？你們行業內部對自己的理論還沒爭明白呢。”
1063 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不過，心理治療界存在的問題還不止此一端，他的批評僅僅切中了一點而已。心理學行業以外的人士恐怕認識不到，這一領域中包括了一個極爲廣闊也同樣極爲重要的實際應用部分，它與特定理論關係甚小，或者乾脆毫無關係。但是在公衆面前被大聲宣揚的卻是後者。於是人們便由此生出了偏見，以爲心理治療不過是對於特定理論的鼓吹。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實際上，每一位心理治療醫師在實際工作中都遵循着某種與他的所有同事們大致一樣的行爲方針（只要他們不使用催眠術）。而且他們每個人（無論他屬於哪一個學派）都會按照自己的方針行事，因爲他憑經驗知道，出色的工作需要一個人全身心的投入，不是僅憑着照搬例行程序或理論教條就能實現的。我們手頭的每一個病案的獨特性質，迫使我們時常改變所用的方法或理論解釋。我們知道，神經症不是特定病菌感染造成的典型結果，而是人格整體的病態發展。我們還知道，心理學理論的創始者也是具有某種個人心理稟賦的人類成員，此種稟賦決定了他們比較容易傾向於這一種而非那一種意見或對事物的解讀。從一方面講，我們要與其打交道的患者都是非常獨特的；而另一方面，我們所運用的理論見解卻只是相對正確的。以上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應當由上述事實而得以警醒，不可死板固守任何一種觀點；另外，我們還應當由此學會把心思放在切實爲患者所做的事情上，而不是在無謂的意見紛爭裏面徒耗心神。
1064 瑞士心理治療委員會作出了一個嘗試，對所有在工作中採用精神分析方法的心理治療師們見解一致的各點加以系統闡述。在瑞士的民主精神幫助之下，我們避免了一切絕對主義思想，成功地歸納出了“十四點共識”（Fourteen Points of mutual agreement）。[25]威爾遜總統的高貴嘗試[26]似乎成了我們這個小規模事業的精神教父。有人對國際聯盟是否真能起到任何作用表示懷疑，然而在我們在瑞士的這宗事業中它卻已經起到了作用。現在，我們正準備創辦一家心理治療學院。
1065 我們這十四點共識（接下來我將馬上對其加以論述）曾經被人譏笑地稱作是一種溫吞水式的妥協，對於重大的意見分歧採取了含混迴避、一帶而過的方法。這正是我們的意圖所在。如果你要把不同意見都攤開來辯論爭吵，那樣足夠把你的下半輩子都搭進去。但是我們是想切切實實地做點事情，僅憑着沒完沒了地就心靈的終極意義進行哲學探討是達不到目的的。各家各派都必須爲此犧牲一些自己鍾愛的話題，並且拋棄那種堅決抵制別家觀點的死硬態度。後來，一個近乎奇蹟的結果發生了：我們這種被認爲是溫吞水式的膚淺歸納，卻在那些先前認爲彼此立場天懸地殊的人們中間建立起了友好的協作關係。假如諸位同仁能夠理解心理治療是我們共同的事業，那麼這一事業就有希望在醫學的衆多門類中最終獲得其當之無愧的地位。
[1]［發表於《心理治療文摘》（Zentralblatt für Psychotherapie und ihre Grenzgebiete，萊比錫），VI:3（1933年12月號），139-140。——英編者］
[2]［德語名爲“Allgeroeine Ärztliche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therapie”。成立於1928年，由羅伯特·薩默（Robert Sommer）博士出任首屆會長。1930年，厄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教授繼任會長，榮格任副會長。］
[3]［榮格在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中貫徹了這一原則。參見下文第426頁中的“通函”及第435頁。——英編者］
[4]［以“Zeitgenössisches”的筆名發表於《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CLV（1934），no.437, p.1及no.443, p.1（3月13日及14日）。瑞士精神病學家巴利博士（Dr. G. Bally）的文章“堅定的德國化心理治療？”（Deutschstämmige Psychotherapie?）也發表在同一刊物上（no.343, 2月27日）。參見下文p.543，注5。——英編者］
[5]［《心理治療文摘》，VI:3（1933年第12期），142ff。這裏混淆的原因無疑在於心理治療醫學總會主要是由德國人控制的，協會中的主要行政職務都由他們擔任。然而，協會的成員構成卻是國際性的，協會的性質也同樣是國際性的。克雷奇默教授辭職（1933年4月6日）後，榮格可能在短時期內以副主席的身份兼任過執行主席。甫一上任，他就在同事們的支持下，對協會進行了重組，使之成爲一個正規的國際組織。隨後，榮格當選爲重組後的“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International General Medical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的主席。該任命於1934年5月10—13日在巴德瑙海姆（Bad Nauheim），召開的協會代表大會上得到正式通過：參見《心理治療文摘》，VII:3（1934，期號未註明）。協會總部位於瑞士。另外，德國人於1933年9月15日在柏林另外組建了一個協會，由格林（M. H. Göring）教授擔任主席，作爲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的德國分會（VI:3, pp.140ff.）。——英編者］
[6]［指在德國。——英編者］
[7]此乃德國法西斯獨裁時期的一個專門用語。——中譯者
[8]［事實上，稍早於1913年時，榮格便提出心理分析師本人也必須受到分析。榮格最早提及這一問題的文章爲《精神分析理論》（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1913），收錄於《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Freud and Psychoanalysis）一書第447-450段（參見該書pp.252f.）。另參見“心理類型研究文稿一篇”（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Psychological Types, 1913）；見於《分析心理學論文集》（Collected Paper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pp. 297f.；“論心理理解力”（On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 1914），收錄於《精神病的心理髮生》（The Psychogenesis of Mental Disease），第419段起；《心理類型》（Psychological Types, 1921版，pp.78ff., 453f.）；“類型心理學理論”（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Types, 1927）；參見《尋找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pp.87f.）；“弗洛伊德與榮格的對比”（Freud and Jung: Contrasts, 1929，收錄於《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以及爲克蘭費爾特（Kranefeldt）的《心靈的隱祕行爲方式》一書所作序言，（“Introduction to Kranefeldt's ‘Secret Ways of the Mind’”，1939），出處同上，第747、757段起。——英編者］
[9]指德國革命後魏瑪共和國的建立。——中譯者
[10]［當這篇《答巴利博士》在《新蘇黎世報》（Neue Zьrcher Zeitung）上發表時，編者在文前按語中有這樣一段話：“依我們之見，巴利博士在‘堅定的德國化心理治療？’一文中有權就榮格博士在《心理學文摘》［VI:3］中所概括的研究項目表示他的震驚，因爲儘管榮格博士早前出身於弗洛伊德門下，後來合情合理地與其決裂，但他當時並沒有在其科學論文中以基督教——日耳曼人與閃族人之間的心理差異作爲反對弗洛伊德學派的論據，僅僅到了今天這個節骨眼上，纔出來承認‘人種心理學家的超心理學’。”針對這段文字，榮格在該報1934年3月15日號（CLV, 457）上撰文答曰：
［“編者在我那篇文章的按語中提到，我出身於弗洛伊德門下。但我進行心理學研究並非師從於弗洛伊德，我的老師是尤金·布魯爾（Eugen Bleuler）和皮埃爾·珍妮特（Pierre Janet），這二位纔是我的授業恩師。當我站出來爲弗洛伊德公開辯護之際，我已經因我的聯想實驗以及依據這一實驗而提出的情結理論而在科學界享有一定的地位和知名度了，該項研究是由我獨力完成的，與弗洛伊德並無關係。我與弗洛伊德之間的協作，因我對他的性理論在原則上抱有異議而有所侷限，這種協作一直持續到他以自己的研究方法確立了其性理論之時即告終止。
［“編者聲稱，我‘到了今天這個節骨眼上’纔出來承認人種心理學，這種提法是不正確的。早在1927年，我就在文章中寫過：‘因此，如果接受猶太人心理普遍適用於所有人的結論，便是一種不可饒恕的錯誤。沒有人會想到拿某國人的心理套用到我們自己身上。如果根據這種批評便硬要指我爲反猶太主義者，這種廉價的指責就與說我歧視某國人一樣沒有腦子。’（“自我與潛意識的關係”〈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Unconscious，英文版《榮格文集》第7卷，p.149，注8〉）在1915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我還寫道：‘我認爲，猶太人就不存在這個問題。猶太人早已擁有古代世界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接收了他們所棲身之國的文化。猶太人身負兩種文化，當然這聽上去可能比較矛盾。猶太人的馴化程度比我們高，但他們也極度缺乏人的一種特質，使其無法紮根於大地，從中汲取新的力量。而日耳曼人的身上就能發現這種神祕特質的積聚，令人心悸。自然，很久以來歐洲亞利安人都沒有注意到這些跡象。通過目前的戰爭他們也許開始注意到了；不過當然也可能還是沒有。這種特質在猶太人身上少之又少——他們腳下有哪片土地是屬於他們的？土地的神祕性沒有玩笑可開，也沒有悖論可言。’”（本書前文第18段）。——英編者］
[11]［作爲單張傳單附於《心理治療文摘》雜誌第VII:6期（1934年12月）。其中各項條款以該協會章程作爲基準，刊印於同一雜誌，第VII:3期。——英編者］
[12]［指1934年5月於巴德瑙海姆召開的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第七屆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章程》。榮格在會上的主席致辭有可能是即席發言，其原稿現已無從查考，但《心理治療文摘》第VII:3期上刊載了發言稿的概略，主要內容似與“心理治療討論發言稿一篇”（Contribution to a Disscussion on Psychotherapy，下文第1060段起）大致相同。
［在這次大會上，榮格還做了題爲“論情結理論”（Über Komplextheorie）的報告；5月5日，他在蘇黎世的聯邦理工學院也做過同樣的報告，並於同年以“情結理論概述”（Allgemeines zur Komplextheorie）爲題將報告內容撰文發表。參見“情結理論述評”（A Review of the Complex Theory），英文版《榮格文集》第8卷，pp.92ff。
［關於榮格1935年3月在巴德瑙海姆該協會第八屆代表大會上的主席致辭，參見下文，第1055段起。］
[13]［爲避免任何一個國家團體主宰整個協會，協會章程中規定，任何國家團體不得擁有超過40%的投票權。］
[14]［這意味着，儘管德國猶太人被排除在德國分會之外，但他們仍能保留國際協會的會員身份（參見下文p.558）。］
[15]［刊載於《文摘》，VIII:1（1935年，月份不詳），105。——英編者］
[16]［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第七屆代表大會。見前文pp.418，注2。］
[17]［刊載於《文摘》雜誌，VIII:2（1935年，月份不詳），165。——英編者］
[18]［1935年3月27-30日。此前從未刊發過。參見前文第1039段。——英編者］
[19]［1935年5月間，國際心理治療醫學總會瑞士分會的官員W.摩根索勒博士組織了一場以“心理治療在瑞士”爲主題的討論會。榮格在會上做了題爲“何爲心理治療？”（What Is Psychotherapy？英文版《榮格文集》第16卷，p p.21f f.）的報告。在隨後展開的討論中，榮格提交了本篇評論（署名爲“投票人C. G.榮格”）；該文後來與他的報告文稿（pp.335ff）一起發表於Schweizerische Ärztezeitungx für Standesfragen（波恩），XVI（1935）:26, 345f。——英編者］
[20]［指摩根索勒博士的報告。——英編者］
[23]［1935年10月2-4日。此前從未刊發過。——英編者］
[24]［1938年7月29日至8月2日。致辭是用英語發表的，其內容此前從未刊發過。——英編者］
[25]［“這十四個要點涵蓋了醫療程序、心理髮生、診斷、探察、材料（包括人類表達、行爲、有控制的語言、自由聯想語言、幻想、夢、症狀及徵候性行爲的所有可能形式）、病因學、潛意識、固戀、意識體現、分析與釋意、轉化、個體發生還原、種系發生還原、療法等方面。”——《心理治療文摘》，XI（1939）:1-2, p.2。——英編者］
[26]指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於一戰末期（1918年）所提出的“公正與持久和平”的十四點和平綱領，並倡議組建國際聯盟的舉動。——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