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8 過去10年所發生的令人難以啓齒的變故讓人懷疑一個可能的導因是某種特異的心理障礙。倘如你們問一個精神病學家如何看到這些事情，大家自然是期望從他的獨特觀點中得到一個答案。儘管如此，作爲科學家，精神病學家是不會自稱無所不知的，因爲他會認爲要找到全面的解釋是一項極其複雜的工作，他的觀點只能對此略盡綿力而已。
439 當人們採用精神病理學的觀點時，要跟聽衆進行溝通並不容易，因爲其中有些人對這個艱深的專業還一無所知。但是大家應當牢記一條簡單的規律：羣體的精神病理是根植於個體的精神病理的。這一類的心理現象可以通過個體進行探究。只有當人們成功地認識到許多不同的個體都具有某些現象或症狀時，人們才能開始考查類似的羣體現象。
440 大家也許早已知道，我既研究意識的心理學，又研究潛意識的心理學，其中包括對夢的探究。夢是潛意識心理活動的自然產物。很久以來，我們就知道潛意識過程跟意識心理活動之間存在一種生物關係。對這種關係最好的描述就是補償，它意味着意識的任何缺陷——比如誇大、片面或是功能缺失——都可以由某個潛意識過程得到適當彌補。
441 早在1918年，我就注意到了我的德國病人在潛意識當中有一些特殊的障礙，而這些障礙又無法歸因於其個人心理。這些非個人現象總是在夢中以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的傳說和神話故事中的神話母題的形式出現。我把這些神話母題稱爲原型：也就是讓這些集體現象得以體驗的典型方式或形式。我發現每一個德國病人的身上都出現了集體潛意識的障礙。我們也可以用因果關係來解釋這種紊亂，但這樣的解釋不能讓人滿意，因爲通過目的去理解原型要比通過因果關係去理解更爲容易。我所觀察到的原型表現出原始性、暴力性和殘酷性。這樣的案例見多了之後，我開始將注意力轉向當時在德國占主導地位的獨特心理狀態。我看到的只是壓抑的信號和一種強烈的躁動不安，但這並沒有減輕我的疑慮。當時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金髮野獸”正從不安穩的睡眠中蠢蠢欲動，其爆發並非不可能。[2]
442 這種情況絕非是隻屬於日耳曼人的現象，這一點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也顯現出來了。唯一的區別在於德國人本身的心態。事實證明，由於德國人很明顯地具有產生羣體心理的傾向，他們更加容易受到影響。不僅如此，戰敗和社會災難也加固了德國的羣體本能，因此德國變得愈加可能成爲西方國家中的頭號犧牲品，也就是羣體運動的犧牲品。這種羣體運動因爲蟄伏在潛意識中的力量發生動盪而產生，隨時準備衝破所有的道德障礙。根據我所提到的規律，這些力量就是用來作爲補償的。倘若潛意識這樣的補償舉動沒有融入個體的意識之中，那麼就會導致神經症，甚至導致精神病。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集體。顯然，要讓這樣的補償舉動成爲可能，意識態度必須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肯定是有什麼東西缺失或被誇大了，因爲只有具有缺陷的意識才能喚起潛意識進行應對。當然，大家都知道，不對勁的東西是不計其數的，關於它們的觀點也是南轅北轍。觀點的正確與否只能通過結果才能知道。也就是說，只有通過觀察從潛意識中激發了何種反應，我們才能發現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有怎樣的缺陷。
443 我告訴過大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潛意識中涌現的潮汐在個體的夢中折射出來了，形式是表現爲原始、暴力、殘酷的集體神話象徵，總而言之就是所有的黑暗力量。當這些象徵出現在大量個體的身上而又得不到理解時，它們會開始把這些個體吸引到一起，就好像有什麼磁力一樣，這樣就形成了暴民。其中那個抵抗力最小、責任感最弱、權力慾最強的人很快便會成爲暴民領袖。他會鬆手讓所有蓄勢待發的事物爆發，而暴民則將以不可抵擋的雪崩之勢跟隨着其領袖的步伐。
444 我以個體爲試管觀察了德國革命。可以說，當這些人聚集起來的時候，我完全清楚其中的巨大危險。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們的人數在德國是否夠多，是否足以引起一場不可避免的大爆發。但是，我還是跟蹤了不少案例，看到了黑暗力量的逆流是如何在個體的試管中興風作浪。我看到這些力量衝破了個體的道德自控和智識自控，看到它們衝進了個體的意識世界。其中往往會有極大的痛苦和毀滅，但是當個體能堅持一絲理性、能保留人際關係的紐帶時，意識心理的喧囂混亂就能在潛意識中產生某種新的補償，而這種補償又可以融入意識之中。然後便會出現新的象徵，其本質是集體性的，但這一次反映的是秩序的力量。這些象徵具有尺寸、比例和對稱的排列，這些都表現在它們獨特的數學和幾何結構中。它們代表着一種名爲曼陀羅的軸向系統。在此我恐怕無法細述這些技術性很高的事物，但不管它們聽起來是多麼晦澀難懂，我都必須順便說上兩句，因爲它們代表着一線希望，而在這個分崩離析和混亂無序的時代中我們又急切地需要希望。
445 世界範圍的混亂和無序反映出個體心理中同樣存在這種情況，但這種方向感的缺失卻由秩序原型在潛意識中得到了補償。在此我必須再次指出：倘若這些秩序象徵未能融入意識之中，它們所表現的力量將積聚到一個相當危險的程度，就好像25年前的毀滅力量和無序力量一樣。潛意識內容的融入是個體一種認識、理解和道德評估的舉動。這是一項至爲艱鉅的工作，需要高度的倫理責任感。相對來說只有極少數的個體才能夠完成這樣的工作，而他們並非政治人物，而是人類的道德領袖。文明的維護和繼續發展有賴於這些個體，因爲不言而喻羣衆的意識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未曾有任何進步。只有某些善於思考的心靈得到了豐富，由於認識到邪惡力量的巨大和無法抗拒性，認識到人類可以作爲邪惡力量的一個工具，他們的道德境界和智識境界都得到了極大擴充。但一般人依然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樣。因此，很顯然地，絕大多數的人是無法融合秩序力量的。恰恰相反，這些力量甚至有可能侵犯意識，違揹我們的意願用暴力突襲意識。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一些初始的症狀：極權主義跟國家奴隸制。個體的價值和重要性急劇滑落，個體的聲音被聽到的機會則是日漸消卻。
446 這個退化過程將漫長而痛苦，但我認爲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從長遠來看，事實將證明這是人類令人扼腕的潛意識、幼稚氣和個體的軟弱可以被未來的人所替代的唯一方式。未來的人知道自己是命運的製造者，國家是其僕人而非主人。然而，只有當人類通過潛意識認識到自己已經輸光了基本人權時，人才能達到這個水平。對於我們所討論的這種心理髮展，德國就提供了一個最有教育意義的例子。在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隱藏的邪惡力量跑出來了，而戰爭本身也是由於羣體的無意識及其盲目的慾望而脫繮的。所謂的“和平皇帝”就是第一個犧牲品。跟希特勒不同，他說出了這些沒有法理、混亂無章的慾望，並因此受到引導走向戰爭，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樣是這個心理過程的一個重複，只不過在程度上要遠遠大得多而已。
447 我之前說過，羣體本能的逆流是潛意識補償舉動的症狀。這一舉動之所以可能，是因爲人們的意識狀態已經疏離了人類存在的自然法則。由於工業化的發展，大量的人口離開了土地，集中居住在大的中心地區。由於其羣體性心理以及在社會上對市場和工資波動的依賴，這種新型的存在方式產生了不穩定、不安全、易受暗示的個體。他們清楚自己的生活取決於董事會和業界巨頭，推想着這些人大部分都受經濟利益的驅使，不過這種推想有可能是對也有可能是錯。他們知道，不管自己怎樣兢兢業業地勞作，一旦出現完全不由他們控制的經濟變動，他們就會被擊倒。那時他們將一無所靠。另外，當時德國的主流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都不遺餘力地向每個人灌輸絕對順從的精神，讓他們相信任何好的東西都必須來自上層，來自那些根據神諭凌駕於守法公民之上的人，而守法公民的個人責任感都要受到僵化的使命感的否認。因此，雖然德國決不是唯一一個受到羣體心理威脅的國家，但正是德國倒在了這一毒菌之下，這也是不足爲奇的。羣體心理的影響在四處傳播。
448 這樣，個體的脆弱感，實際上也是不存在感，通過前所未有的權力慾望的爆發得到了補償。這是無權者的反抗，是“貧窮者”無法滿足的貪慾。通過這種欺詐方式，潛意識迫使人開始產生自我意識。不幸的是，當反應到達意識中時，個體的意識心理中沒有價值觀可以讓人理解並融合這種反應。最高智識權威鼓吹的只有物質主義。對這一新情況教會顯然是無能爲力。他們只能進行抗議，但這於事無補。這樣雪崩就在德國繼續向前滾，他們產生了一個領袖，領袖被選來作爲完成民族毀滅的工具。但他原本有什麼意圖？他夢想建立一個“新秩序”。如果我們推斷他並非真心想要創建某種國際秩序的話，我們就大錯特錯了。正好相反，在他內心深處，他是由秩序的力量所驅動。從渴望和貪慾完全控制了他的意識心理的那一刻開始，這些力量就開始在他身上活動了。希特勒是“新秩序”的鼓吹者，這就是爲什麼在現實中每個德國人都爲他傾倒的真正原因。德國人想要秩序，但他們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選擇了無序的頭號犧牲品，又對自己的領袖有着毫無約束的貪心。他們的個人態度依然未變：就好像對於權力的貪婪一樣，他們對秩序也有着貪婪。像全世界一樣，他們不明白希特勒的意義何在，不明白他象徵着每個個體身上的某些東西。他是人類所有卑劣性的偉大化身。他完全是一個無能、格格不入、不負責任的精神變態人格，充滿了空洞幼稚的幻想，但又有着老鼠或流浪兒般的敏銳直覺，並深受其害。他代表着陰影，代表着每個人人格中卑劣的部分，只不過在程度上極大而已，而這也是人們爲他傾倒的另一個原因。
449 然而，他們又能如何呢？在希特勒身上，每個德國人都應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自己最大的危險。意識並瞭解如何應對影子是攤到每個人頭上的命運。但當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這個簡單道理的時候，我們又怎能期待德國人能明白呢？只有當這個真理得到普遍認知時，世界纔會實現有序的狀態。與此同時，儘管我們十分清楚最終的情況大多取決於我們處理它們的方式，但我們還是提出各種各樣的外部原因和次要原因來解釋爲什麼這一狀態尚未實現，這也不過是自我消遣罷了。比如，倘若法國的瑞士人推斷說所有德國瑞士人都是魔鬼，那麼我們在瑞士的人馬上就會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內戰，而且我們還會找到最有說服力的經濟理由，來證明爲什麼這場戰爭勢不可免。當然，這不會發生，因爲400多年前我們已經得到了教訓。我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最好還是避免對外戰爭，好讓我們回家在內部把問題解決掉。在瑞士，我們建立了“完美的民主”，我們的戰爭本能可以通過美其名曰“政治生活”的國內爭執得到消耗。我們在法律和憲法的範圍內彼此攻擊，我們傾向於把民主視爲緩和內戰的長期狀態。我們還遠遠沒有取得內心的平靜。相反，因爲成功地將戰爭內化，我們彼此厭惡，相互攻擊。對外我們舉止平和，這只不過是用來防禦國外侵略者對我們國內爭端的可能干預。到目前爲止我們是成功的，但要實現最終目標，道路還很漫長。我們的敵人仍然真實存在，我們尚未成功地內化政治上的不和諧。我們依然在這種不健康的錯覺下努力，以爲應當追求內心平靜。但是，假如人人都看見了自己的影子，開始進行真正有價值的鬥爭：抵禦陰影不可一世的權力慾望，那麼即便是我們國內的緩和戰爭狀態也行將終結。在瑞士，因爲人們互相攻擊，所以我們擁有一個可以容忍的社會秩序。如果人人都將自己的侵略性引向內心，引入自己的心理，那麼我們將實現完美的秩序。不幸的是，我們的宗教教育錯誤地承諾可以立即讓人們實現內心平靜，因此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平靜或許終究會到來，但只能在勝敗已喪失其意義之後。當我主說“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時，他是什麼意思？
450 我們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也就是從集體或個體角度來說有條件的內部鬥爭。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實現了秩序的要素，或者說讓它們成爲了現實，因爲如此一來我們就勢必要生活在有序的環境中才行。在民主政體中，人們絕對不能讓外部干擾讓事情變得複雜，變得令人不安。在外國侵襲之下如何能真正開展內戰？另一方面，當你跟自己發生嚴重分歧時，你就會歡迎其他人來同情你所爲之奮鬥的目標，這樣你就會變得友善、熱情。但是，你要婉拒那些想要幫助你解除困境的人。在長期痛苦的經驗中，我們心理學家知道了這一點：當你幫助一個人去消除他的某些情結時，你就讓這個人喪失了他最好的資源。你只能幫他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情結，讓他開始在自己內心產生有意識的衝突。這樣，這些情結就會成爲生活的重心。一個人心理量表中所消失的東西會僞裝成有惡意的鄰居出現，這個鄰居總是會激起這個人的憤怒，令他變得咄咄逼人。讓一個人知道自己最大的敵人就在自己的內心，這肯定是有好處的。人類的戰爭本能無法根除，因此一種完美的和平狀態也是不可想象的。不僅如此，和平也是詭譎的，因爲它孵化着戰爭。真正的民主政體是高度與心理相關的機構，它顧忌到人性的本來面目，允許在自己的疆土之內產生必要的衝突。
451 如果大家拿德國人目前的心態跟我的論述做比較，你們就能領會世界所面臨的艱鉅任務。儘管這些心理事實的含意很簡單，但我們也不能期望意志消沉的德國羣衆能夠明白。有些戰爭總是給人誘惑，讓人相信外部的敵人，相信取得內心平靜是難能可貴的。但只要西方偉大的民主政體抵禦住這些戰爭，它們就會擁有更好的機會。西方民主政體對內部分歧有着一種顯著傾好，正是這一點可以讓它們走向一條更有希望的道路。但我還是擔心這種希望會因某些力量而被延緩，因爲這些力量依然相信截然相反的那個過程，相信個體會毀滅，相信我們所稱之爲國家的虛構之物會強盛。心理學家堅信個體是心靈和生命的唯一載體。社會和國家的特徵來自個體的心理情況，因爲它們是由個體和個體的組織方式所組成。儘管事實是如此明顯，但它尚未充分滲透到集體觀點中，人們還沒有放棄使用“國家”這個詞，就好像它指的是一種擁有無窮力量和無上謀略的超級個體一樣。如今大家都寄期望於國家去完成沒人會期望一個個體會實現的成就。導致羣體心理的危險斜坡之所以形成，就是由於許許多多的人都有這種貌似有理的想法。他們認爲組織必須強大，個人則萎縮成一個個簡單的密碼。任何超出人的某個尺寸規模的東西都會在人的潛意識中喚起同樣大小的非人力量。極權的惡魔被喚醒，而人們不會意識到真正能成就的只是個人德行向前移動細微的一步。武器的毀滅威力已經得到無以復加的提升，這迫使人類要面對這個心理問題：對於那些決定使用這些武器的人，他們的精神狀態跟道德狀態是否能夠理解潛在後果的嚴重性？
[1]［1946年11月3日在英國廣播公司《第三節目》中做的一次廣播訪談。最初發表在《傾聽者》（倫敦）中，XXXVI（1946），No.930，第615-616頁。後作爲《當代事件論文集》（1947年）引言再次發表，並以“個體與羣體心理學”爲題收錄在《奇美拉》（紐約州紐約和普林斯頓）中，V（1947年）:3, 3-11頁。本版稍有修改。——英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