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環遊世界，他將注意到，不論在印度、美洲、歐洲或是澳洲，人的本性是多麼地相似。在學院、大學裡，情形尤其如此。我們好像用著模型製造出一種人的典型——以尋求安全感、成為重要人物，或儘可能少思考而過著舒服日子，為其主要關心的目標。 

　　傳統的教育，使獨立思考變得極端困難。附和順從導致了平庸。如果我們崇尚成功，那麼要異於眾人，或是反抗環境便非易事，而且可能是危險的。想要成功的動力——這是追求物質或所謂精神上的報償、尋求內在或外在的安全感、尋求享樂的慾望——這整個過程都會阻礙了“不滿之情”，遏制了自發創造、滋生了恐懼；而恐懼，則阻礙了我們對生活加以明智地瞭解。隨著年齡的增加，心靈便冷漠遲滯了。 

　　當我們尋求舒適時，通常會在生活裡找到一處最沒有衝突的安靜角落。於是，我們便懼於跨出這塊隱蔽的地方。這種對生活、對奮鬥、對新經驗的恐懼，扼殺了我們心中的冒險精神。我們一切的環境教養與教育都促使我們不要異於他人，唯恐自己的思想與社會上的模式相左，使我們對權威和傳統給予錯誤的尊敬。 

　　幸好，有些認真的人，願意摒除左派或右派的偏見，而探究有關人類的問題。然而，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真正的“不滿之情”，真正的反抗之心。當我們對於環境不加以瞭解便屈服於其中，則我們可能具有的任何反抗之心便逐漸熄滅了。不久，我們的種種責任更使它完全死絕。 

　　反抗有兩種。一種是暴力的反抗。這僅是對於既存的秩序不加了解的一種反作用而已。另一種是深入的、充滿了智慧的心理反抗。有許多人反抗既存的正統規範，卻又落入新的正統規範，落入了更進一步的迷惘和巧加隱飾的自溺自滿之中。一般來說，我們總是脫離某一群人或某一組理想，而加入另一群人，背上另外的理想，如此地製造了新的思想模式；而對於這項思想模式，我們則必須再起而反抗。反作用只會產生對立，而改革則需要再度的改革。 

　　然而有一種明智的反抗，它並非反作用，而是由於一個人對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加以覺察，因而隨著自我認識而產生。唯有當一種經驗來臨時，我們面對它，而不避開它所帶來的騷擾，如此我們才能使智慧保持高度的覺醒；而高度覺醒的智慧就是直覺，它是生活中唯一的嚮導。 

　　那麼，什麼是生活的意義？我們為何生存，為何奮鬥？如果我們受教育僅是為了出名，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變得能支配他人，那麼，我們的生活將是膚淺而空洞的。如果我們受教育只是為了成為科學家，成為死守書本的學者，或成為沉迷於某種知識的專家，那麼，我們將助長世界上的毀滅與不幸。 

　　雖然生活確有更高更廣的意義，然而，如果我們未曾發現它，那麼教育又有什麼價值呢？我們可能受到高等的教育，然而，如果我們的思想和情感不能融為完整的一體，則我們的生活將是殘缺的、矛盾的，被許多恐懼所折磨；一旦教育沒有培養我們對生活持有一個完整的看法，它便沒有多大的意義。 

　　在目前的文明世界裡，我們把生活分成如此繁多的部門，以至於教育除了是學習一種特定的技術職業之外，便沒有多大的意義。教育不但沒有喚醒個人的智慧，反而鼓勵個人去沿襲某種模式，因而阻礙了個人，使他無法將自身作為一項整體的過程來加以瞭解。將生活上的許多分門別類的問題，嘗試著在它們個別的層次里加以解決，這表示完全欠缺瞭解。 

　　個人是由不同的實體（entities）所組成的，然而，強調它們的差異之處，而鼓勵某種特定類型的發展，則導致諸多的紛亂與矛盾。教育應該使得這些分離的實體完整合一——因為如果欠缺了完整性，生活便成了一連串的衝突和悲哀。如果我們爭訟持續不休，那麼，被訓練成律師又有什麼價值？如果我們的混亂延續不止，那麼，知識有何價值？如果我們利用技術上和工業上的能力來互相毀滅，那麼，它們有何意義？如果我們的生活導致暴力與不幸，那麼，它又有什麼意思呢？雖然我們或許富有，或有能力賺取財富，雖然我們享有歡樂，擁有組織化的宗教，我們卻生活在無止境的衝突中。 

　　我們必須對“私人”和“個人”加以區別。“私人”是偶然性的；我所謂的偶然性，意指我們出生時的境遇與情況，我們湊巧生長於其中的環境，以及隨環境而來的愛國心、迷信、階級的區分與偏見。“私人”或“偶然性”只是暫時性的，雖然這一短暫的時刻可能持續一生。由於現在的教育制度是以“私人”、”偶然性的“、”暫時性的”為基礎，所以它導致思想的腐化，以及對自我防禦性恐懼的諄諄教誨。 

　　我們大家都被教育和環境所訓練，而尋求私人的利益和安全，為我們自己而奮鬥。雖然我們用美麗的言辭加以掩飾，然而，我們都是在一個基於剝削與因恐懼而貪得無厭的制度下被教育著來從事各種職業。這種訓練，必會為我們自己以及世界帶來混亂與不幸，因為它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製造了心理上的障礙，使得他與別人分離。 

　　教育，並非只是用來訓練心智。訓練提升了效率，然而卻無法造就一個圓滿的個人。一個只知接受訓練的心智，只是過去的延續，這樣的心智無法發現新的事物。所以，為了要找出何謂正確的教育，我們必須探尋生活的全部意義。 

　　整體的生活意義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並非是最重要的事，而我們的教育所強調的是次要的價值，僅僅使我們熟諳了某個部門的知識而已。雖然知識和效率是必須的，然而，把它們作為主要事物而加以強調的結果，則只會造成衝突與混亂。 

　　有一種由愛所啟發的效率，它行得更遠，比野心所造成的效率來得更偉大；如果沒有愛——它使我們對生活有完整無缺的瞭解——效率便滋生了殘暴與無情。現在整個世界上，情形不正是如此嗎？我們現行的教育，是以發展效率為其主要目標，因此它便和工業化、戰爭相銜接；而我們便陷於這個無情競爭與互相毀滅的大機器裡。如果教育導致戰爭，如果教育教導我們去毀滅他人或被他人毀滅，它不是完全失敗了嗎？ 

　　要建設正確的教育，顯然的，我們必須把生活當做一個整體來瞭解它的意義，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能夠思考，不是指頑固不變、死守理論的思考，而是直接地、真實地思考。一個頑固不變、死守理論的思考者，是一個不假思索的人，因為它遵循著一個模式；他重複著說過的話，循著一個窠臼去思考。我們無法抽象地或根據理論來瞭解生活。瞭解生活，就是了解我們自己。而教育的全部內容就在於此。 

　　教育並非只是獲取知識，聚集事實，將之編集匯合；教育是把生活當做一個整體而明白其中的意義。然而，整體能經由“部分”加以瞭解——可是這卻是政府、組織化的宗教、獨裁政黨所嘗試的工作。 

　　教育的功用在於培養完整的人，因而是具有智慧的人。我們可能獲有學位，具有像機械似的效率，然而卻沒有智慧。智慧並非只是一些常識；它並非來自書本，它也不是機巧的自我防禦的反應，或具侵略性的斷言。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可能比一個博學的人更有智慧。我們把考試和學位當作衡量智慧的標準，而培育了一種躲避人生重大問題的心智。智慧是對於根本事物、現在存在的事物的瞭解能力；而所謂教育，便是在自己以及別人身上喚醒這項能力。 

　　教育，應該幫助我們發現恆久不滅的價值，使我們不至於只依附公式或重複口號；教育應該幫助我們拆除在國籍和社會上所豎起的柵欄，而非強調它們，因為這些柵欄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了對立。不幸的是，現行教育制度正促使我們變得卑屈，變得機械化，變得毫不思考，雖然教育喚醒我們的智力，然而，它使我們的內心殘缺不全、矛盾、沒有創造力。 

　　對生活如果沒有整體性的瞭解，則我們個人的或集體的問題只有加深、加廣。教育的目的，並非製造學者、專家、尋找工作的人，而是培養完整的男男女女，使他們從恐懼之中解脫出來；因為唯有在這樣的人之中，才有持久的和平。唯有了解我們自己本身時，恐懼才會終止。如果每一個人想在每一刻裡澄清他的生活，如果他想對生活上紛雜的事物、生活上的災難、生活上突然降臨的苛求，他便必須更具彈性，因此，他必須不為種種理論或某種特定的思考模式所束縛。 

　　教育，不應該鼓勵個人去附和社會，或與社會消極地和諧相處，而是要幫助個人去發現真正的價值——它是經由公正不偏的探討和自我覺悟而來。如果沒有自我認識，則自我表現便成為自我肯定，以及其所含的種種因野心和侵略性而造成的衝突。教育，應該喚醒一個人自覺的能力，而非只耽溺於滿足自己的自我表現。 

　　如果在生活的過程中，我們互相毀滅，那麼學識又有什麼用呢？一連串殘酷的戰爭，一次緊接著一次地爆發，顯然在我們培養孩子的方式裡，有某種根本上的錯誤。我想大部分人對此都有所覺察，然而，我們卻不知道該如何加以處置。 

　　制度——不論是教育上或政治上——的改變並不神奇；當我們自身發生了變化，它們便改變了。個人才是最重要的，而非制度；一旦個人不瞭解他自身的整體過程，那麼任何制度——不論是左派或右派的——都無法為這個世界帶來秩序與和平。 

　　如果一個人環遊世界，他將注意到，不論在印度、美洲、歐洲或是澳洲，人的本性是多麼地相似。在學院、大學裡，情形尤其如此。我們好像用著模型製造出一種人的典型——以尋求安全感、成為重要人物，或儘可能少思考而過著舒服日子，為其主要關心的目標。 

　　傳統的教育，使獨立思考變得極端困難。附和順從導致了平庸。如果我們崇尚成功，那麼要異於眾人，或是反抗環境便非易事，而且可能是危險的。想要成功的動力——這是追求物質或所謂精神上的報償、尋求內在或外在的安全感、尋求享樂的慾望——這整個過程都會阻礙了“不滿之情”，遏制了自發創造、滋生了恐懼；而恐懼，則阻礙了我們對生活加以明智地瞭解。隨著年齡的增加，心靈便冷漠遲滯了。 

　　當我們尋求舒適時，通常會在生活裡找到一處最沒有衝突的安靜角落。於是，我們便懼於跨出這塊隱蔽的地方。這種對生活、對奮鬥、對新經驗的恐懼，扼殺了我們心中的冒險精神。我們一切的環境教養與教育都促使我們不要異於他人，唯恐自己的思想與社會上的模式相左，使我們對權威和傳統給予錯誤的尊敬。 

　　幸好，有些認真的人，願意摒除左派或右派的偏見，而探究有關人類的問題。然而，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真正的“不滿之情”，真正的反抗之心。當我們對於環境不加以瞭解便屈服於其中，則我們可能具有的任何反抗之心便逐漸熄滅了。不久，我們的種種責任更使它完全死絕。 

　　反抗有兩種。一種是暴力的反抗。這僅是對於既存的秩序不加了解的一種反作用而已。另一種是深入的、充滿了智慧的心理反抗。有許多人反抗既存的正統規範，卻又落入新的正統規範，落入了更進一步的迷惘和巧加隱飾的自溺自滿之中。一般來說，我們總是脫離某一群人或某一組理想，而加入另一群人，背上另外的理想，如此地製造了新的思想模式；而對於這項思想模式，我們則必須再起而反抗。反作用只會產生對立，而改革則需要再度的改革。 

　　然而有一種明智的反抗，它並非反作用，而是由於一個人對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加以覺察，因而隨著自我認識而產生。唯有當一種經驗來臨時，我們面對它，而不避開它所帶來的騷擾，如此我們才能使智慧保持高度的覺醒；而高度覺醒的智慧就是直覺，它是生活中唯一的嚮導。 

　　那麼，什麼是生活的意義？我們為何生存，為何奮鬥？如果我們受教育僅是為了出名，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變得能支配他人，那麼，我們的生活將是膚淺而空洞的。如果我們受教育只是為了成為科學家，成為死守書本的學者，或成為沉迷於某種知識的專家，那麼，我們將助長世界上的毀滅與不幸。 

　　雖然生活確有更高更廣的意義，然而，如果我們未曾發現它，那麼教育又有什麼價值呢？我們可能受到高等的教育，然而，如果我們的思想和情感不能融為完整的一體，則我們的生活將是殘缺的、矛盾的，被許多恐懼所折磨；一旦教育沒有培養我們對生活持有一個完整的看法，它便沒有多大的意義。 

　　在目前的文明世界裡，我們把生活分成如此繁多的部門，以至於教育除了是學習一種特定的技術職業之外，便沒有多大的意義。教育不但沒有喚醒個人的智慧，反而鼓勵個人去沿襲某種模式，因而阻礙了個人，使他無法將自身作為一項整體的過程來加以瞭解。將生活上的許多分門別類的問題，嘗試著在它們個別的層次里加以解決，這表示完全欠缺瞭解。 

　　個人是由不同的實體（entities）所組成的，然而，強調它們的差異之處，而鼓勵某種特定類型的發展，則導致諸多的紛亂與矛盾。教育應該使得這些分離的實體完整合一——因為如果欠缺了完整性，生活便成了一連串的衝突和悲哀。如果我們爭訟持續不休，那麼，被訓練成律師又有什麼價值？如果我們的混亂延續不止，那麼，知識有何價值？如果我們利用技術上和工業上的能力來互相毀滅，那麼，它們有何意義？如果我們的生活導致暴力與不幸，那麼，它又有什麼意思呢？雖然我們或許富有，或有能力賺取財富，雖然我們享有歡樂，擁有組織化的宗教，我們卻生活在無止境的衝突中。 

　　我們必須對“私人”和“個人”加以區別。“私人”是偶然性的；我所謂的偶然性，意指我們出生時的境遇與情況，我們湊巧生長於其中的環境，以及隨環境而來的愛國心、迷信、階級的區分與偏見。“私人”或“偶然性”只是暫時性的，雖然這一短暫的時刻可能持續一生。由於現在的教育制度是以“私人”、”偶然性的“、”暫時性的”為基礎，所以它導致思想的腐化，以及對自我防禦性恐懼的諄諄教誨。 

　　我們大家都被教育和環境所訓練，而尋求私人的利益和安全，為我們自己而奮鬥。雖然我們用美麗的言辭加以掩飾，然而，我們都是在一個基於剝削與因恐懼而貪得無厭的制度下被教育著來從事各種職業。這種訓練，必會為我們自己以及世界帶來混亂與不幸，因為它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製造了心理上的障礙，使得他與別人分離。 

　　教育，並非只是用來訓練心智。訓練提升了效率，然而卻無法造就一個圓滿的個人。一個只知接受訓練的心智，只是過去的延續，這樣的心智無法發現新的事物。所以，為了要找出何謂正確的教育，我們必須探尋生活的全部意義。 

　　整體的生活意義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並非是最重要的事，而我們的教育所強調的是次要的價值，僅僅使我們熟諳了某個部門的知識而已。雖然知識和效率是必須的，然而，把它們作為主要事物而加以強調的結果，則只會造成衝突與混亂。 

　　有一種由愛所啟發的效率，它行得更遠，比野心所造成的效率來得更偉大；如果沒有愛——它使我們對生活有完整無缺的瞭解——效率便滋生了殘暴與無情。現在整個世界上，情形不正是如此嗎？我們現行的教育，是以發展效率為其主要目標，因此它便和工業化、戰爭相銜接；而我們便陷於這個無情競爭與互相毀滅的大機器裡。如果教育導致戰爭，如果教育教導我們去毀滅他人或被他人毀滅，它不是完全失敗了嗎？ 

　　要建設正確的教育，顯然的，我們必須把生活當做一個整體來瞭解它的意義，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能夠思考，不是指頑固不變、死守理論的思考，而是直接地、真實地思考。一個頑固不變、死守理論的思考者，是一個不假思索的人，因為它遵循著一個模式；他重複著說過的話，循著一個窠臼去思考。我們無法抽象地或根據理論來瞭解生活。瞭解生活，就是了解我們自己。而教育的全部內容就在於此。 

　　教育並非只是獲取知識，聚集事實，將之編集匯合；教育是把生活當做一個整體而明白其中的意義。然而，整體能經由“部分”加以瞭解——可是這卻是政府、組織化的宗教、獨裁政黨所嘗試的工作。 

　　教育的功用在於培養完整的人，因而是具有智慧的人。我們可能獲有學位，具有像機械似的效率，然而卻沒有智慧。智慧並非只是一些常識；它並非來自書本，它也不是機巧的自我防禦的反應，或具侵略性的斷言。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可能比一個博學的人更有智慧。我們把考試和學位當作衡量智慧的標準，而培育了一種躲避人生重大問題的心智。智慧是對於根本事物、現在存在的事物的瞭解能力；而所謂教育，便是在自己以及別人身上喚醒這項能力。 

　　教育，應該幫助我們發現恆久不滅的價值，使我們不至於只依附公式或重複口號；教育應該幫助我們拆除在國籍和社會上所豎起的柵欄，而非強調它們，因為這些柵欄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了對立。不幸的是，現行教育制度正促使我們變得卑屈，變得機械化，變得毫不思考，雖然教育喚醒我們的智力，然而，它使我們的內心殘缺不全、矛盾、沒有創造力。 

　　對生活如果沒有整體性的瞭解，則我們個人的或集體的問題只有加深、加廣。教育的目的，並非製造學者、專家、尋找工作的人，而是培養完整的男男女女，使他們從恐懼之中解脫出來；因為唯有在這樣的人之中，才有持久的和平。唯有了解我們自己本身時，恐懼才會終止。如果每一個人想在每一刻裡澄清他的生活，如果他想對生活上紛雜的事物、生活上的災難、生活上突然降臨的苛求，他便必須更具彈性，因此，他必須不為種種理論或某種特定的思考模式所束縛。 

　　教育，不應該鼓勵個人去附和社會，或與社會消極地和諧相處，而是要幫助個人去發現真正的價值——它是經由公正不偏的探討和自我覺悟而來。如果沒有自我認識，則自我表現便成為自我肯定，以及其所含的種種因野心和侵略性而造成的衝突。教育，應該喚醒一個人自覺的能力，而非只耽溺於滿足自己的自我表現。 

　　如果在生活的過程中，我們互相毀滅，那麼學識又有什麼用呢？一連串殘酷的戰爭，一次緊接著一次地爆發，顯然在我們培養孩子的方式裡，有某種根本上的錯誤。我想大部分人對此都有所覺察，然而，我們卻不知道該如何加以處置。 

　　制度——不論是教育上或政治上——的改變並不神奇；當我們自身發生了變化，它們便改變了。個人才是最重要的，而非制度；一旦個人不瞭解他自身的整體過程，那麼任何制度——不論是左派或右派的——都無法為這個世界帶來秩序與和平。 

　　無知的人並不是沒有學問的人，而是不明瞭自己的人。當一個有學問的人依賴書本、知識和權威，藉著它們以獲取瞭解，那麼他便是愚蠢的。瞭解是由自我認識而來，而自我認識，乃是一個人明白他自己的整個心理過程。因此，教育的真正意義是自我瞭解，因為整個生活是匯聚於我們每個人的身心。 

　　目前我們所謂的教育，只是由書本聚集見聞、知識，這是任何懂得閱讀的人都辦得到的。這種教育提供了一條巧妙的逃避自我之途，如同其他所有的逃避方式一樣，它無可避免地製造出有增無減的苦難。衝突和混亂，是由於我們和他人、事物、概念之間差錯的關係而產生，除非我們瞭解此項關係而改變了它，否則，僅僅知識的學習和堆砌，各種技能的獲取，都只會將我們導向更深的混亂和毀滅。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裡，我們將子女送入學校，學習一些技能，藉此在來日謀生。我們對孩子最急切的渴望，就是將他塑造成一個專家，希望給予他一個安全的經濟地位。然而，技術的訓練能使我們瞭解自己嗎？ 

　　雖然，顯而易見的，懂得唸書寫字、學習土木工程或其他某種職業，是必需的，然而技術能給予我們瞭解生活的能力嗎？技術，無疑，是次要的；如果技術是我們唯一奮力以求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摒棄了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了。 

　　生活，是痛苦、喜悅、美、醜、愛，一旦我們將它整體地加以瞭解，那麼這項瞭解在各方面都會創造出它應有的技術。不過，相反的說法就不是真的了：技術永遠無法產生創造性的瞭解。 

　　今日的教育已全盤的失敗，因為它過分強調了技術。由於這種技術的過分強調，我們便毀滅了人。磨練技能和效率，然而對生活卻不瞭解，對思想，慾望的行蹤不能領悟，只會使我們變得日益殘暴無情，以至於觸發戰爭，危害了我們肉體上的安全。由於單單培養技術，已經製造出許多科學家、數學家、造橋工程師、征服太空的人，但這些人瞭解生活的整體過程嗎？一個專家能把生活加以整體地體驗嗎？唯有當他不是專家時，這才有可能。 

　　技藝上的進步，在某種層面上，確實為某些人解決了某些問題，然而，它也帶來了更深更廣的問題。生活在某種層面裡，而忽略了生活的整體過程，必然會招致不幸與毀滅。每一個人最大的需要和最迫切的問題，乃是對生活要有整體的瞭解，這才足以使他面臨生活上日益增加、錯綜複雜的問題。 

　　技術上的知識雖然重要，它卻不能解決我們內心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衝突；由於我們獲得了技術上的知識，而缺乏對生活整體過程的瞭解，所以技術變成了一種毀滅的手段。一個知道如何分裂原子，而內心卻沒有愛的人，便成了一隻恐怖的怪物。 

　　我們依照自己的才能而選擇一項職業；然而，遵循一項職業就能使我們免於衝突和混亂嗎？某種技術的訓練似乎是必須的；但是，當我們個個都變成工程師、物理學家、會計師之後——又怎樣了呢？從事一項職業便是生活嗎？顯然我們大部分人都以為如此。我們的職業可以使我們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保持忙碌；然而，我們所製造出來卻使我們如此著迷的種種東西，卻正好引起了毀滅與不幸。我們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將一切事物和職業變成妒嫉、痛苦和仇恨的工具。 

　　只有工作而不瞭解自己，會導致挫折，以及因為挫折，而進行各種有害的活動以及逃避的種種方式。只有技術而沒有了解，會導致仇恨與殘暴——這些我們卻用聽來悅耳的言辭加以掩飾。如果技術與效率的結果是自相毀滅，那麼強調它們又有何價值呢？我們的技術進步是神奇的，然而它只增強了我們互相毀滅的能力，而在世界各處，卻存在著饑饉與貧窮。我們並不和平、快樂。 

　　一旦“功能”凌駕一切，生活便變得沉悶、無聊，成為一種機械似的、貧乏的例行公事，使我們逃入各色各樣的娛樂消遣中。聚集知識與發展能力——這是我們所謂的教育——使我們無法獲得充實的完整生活與行動。由於我們不瞭解生活的整體過程，所以便緊緊抓住能力和效率——它們也就變得如此地重要了。然而，“整體”無法經由“部分”來瞭解；它只能藉著行動和經驗來瞭解。 

　　注重培養技術的另一個因素，是它給予我們一種安全感，不僅是經濟上的安全感，而且是心理上的安全感。知道自己有能力，有效率，足以使我們心安。知道自己會彈琴，或會造房子，使我們有一種活力感，一種逼人的獨立感。然而。由於渴望心理上的安全而強調了能力，這是摒棄了充實的生活。生活的整個內容無法預知，它必須在每一時刻加以重新體驗；我們對未知的事物有所恐懼，所以，我們以體系學說、技術、信仰，為自己建立了心理上的安全地帶。只要我們尋求著內心的安全，則生活的整體過程，將無法被我們所瞭解。 

　　正確的教育，一方面鼓勵技術的學習，同時也應該完成某種更為重要的事；它應該幫助人去體驗生活的完整過程。這種體驗才能將能力和技術置於它們應有的地位。如果一個人真正有話說，那麼在他說話時，便會創造了他自己的格式。然而，學習一種格式而沒有內心的體驗，則只會導致膚淺。 

　　世界各地的機械設計師，都正瘋狂地製造出不需要人們操作的機器。在這種幾乎一切都靠機器操作的生活裡，人會變得如何呢？我們將會有越來越多的閒暇，卻不知道如何明智地加以利用。因此，我們便藉著知識，藉著愚蠢的娛樂，藉著理想以尋求逃避。 

　　我相信有關教育理想的著作已經不少，可是我們卻處在比以前更大的混亂之中。要教育一個孩子，使他完整而自由，是沒有方法可以依循的。只要注重原則、理想和方法，我們便不能使他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活動，以及他所引起的恐懼、衝突之中解脫。 

　　理想或者完美烏託邦的藍圖，都永遠無法產生內心的徹底改變——而內心的徹底改變卻是必要的。如果，我們要終止戰爭以及全世界的毀滅的話。理想無法改變我們既存的價值觀；後者要得以改變，唯有藉著正確的教育——也就是培育對於“現在存在的事物”的瞭解。 

　　當我們為了某個理想，為了未來而努力，我們是按照對此未來的概念而塑造個人；我們對於人一點也不關心，我們關心的只是“人應該如何”的這種想法。對我們來說，“應該如何”變得比“現在存在的事物”——換句話，就是個人和他本身錯綜複雜的問題——更重要了。如果我們著手於直接瞭解個人，而不通過我們所設想的“他應該如何”的布幕來看他的話，那麼我們關切的便是“現在存在的事物”了。這時，我們便不再想要改變個人。我們關心的只是幫助他了解他自己，而沒有私人的企圖或利害關係。如果充分覺察到“現在存在的事物”，我們便會瞭解它，擺脫了它的束縛而得以自由。因此，要覺察到真正的自己，我們必須停止這種想要成為其他東西的掙扎。 

　　理想在教育中並不重要，因為理想妨礙了對“現在”的瞭解。顯然，唯有不逃避到未來，我們才能覺察到現在存在的事物。轉向“未來”，追逐理想，表示心智的怠惰，以及一種想要逃避“現在”的慾望。 

　　追求一種現成的烏託邦，不就是否定了個人的自由和完整嗎？一旦一個人追隨某種理想、某種模式，一旦一個人有“將來應該如何”的公式，他的生活不是非常膚淺而且機械化了嗎？我們需要的不是理想家或有著機械化心智的人，而是有智慧且自由完整的人。只知製造完美社會的藍圖，乃是為了“未來”而爭論、而流血，然而對現在存在的事物卻不聞不問。 

　　如果人只是機械體，只是自動機器，那麼“未來”便可以預知，完美的烏託邦便可以擬定。我們便能夠仔細地設計一個未來的社會，為它工作。然而，人並非機器，取法按照某種固定的模型加以設計。 

　　在“現在”和“未來”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其間有許多影響，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發生作用。而為了“未來”而犧牲了“現在”，我們便是追求著一項錯誤的手段，以為藉此可以達到一個可能正確的目標。然而，手段決定了目標；何況，我們是何許人，竟能決定“人”應該如何？我們有何權利，能夠決定將“人”按照某種特定模式——這個特定模式乃是從某本書上學來，或是受我們自己的野心、希望和恐懼所規限——而加以塑造？ 

　　正確的教育，與任何的意識形態都不相關——不論這意識形態保證能在未來產生何種烏託邦；正確的教育，不是以任何體系為基礎——不論它是多麼精心構想得來；正確的教育也不是一種手段，藉以把個人加以某種特定的限制。真正的教育，乃是幫助個人，使其成熟、自由，綻放於愛與善良之中。這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事，而非按照理想的模式來塑造孩子。 

　　任何依照資質而將孩子加以分門別類的方法，強調了他們之間的差異，由此產生了對立，助長了社會上的派別區分而無法培養出完整的個人。顯然，任何方法，任何體系都無法提供正確的教育，而執著地信奉某種方法，則表示出教育的怠惰。一旦教育以呆板的原則為基礎，它足以製造出有效率的男男女女，卻無法培育出有創造力的人。 

　　唯有愛才能觸發對他人的瞭解。有了愛，才會和別人在同一層次，同一時間有即時的溝通。由於我們自己思想幹枯、空洞，沒有愛，所以，我們才把孩子的教育和我們的生活方針拱手讓給政府和體系來接管。然而，政府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專家，而非“人”，因為“人”對政府是個威脅——對於組織化的宗教，“人”也是個威脅。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和組織化的宗教，要設法控制教育的原因。 

　　人的生活，絕對不能符合於某種體系，不能強行納置於框架之中——不論它構想得多麼高貴。而一顆僅僅被訓練來接受知識的心，無法面對生活中的種種變化與奧妙，以及生活中的深淵與峻嶺。當我們依照一套思想體系，或依照某種特定的規律，來訓練我們的子女；我們教他們限制在種種不同的部門內思考，便是阻止他們成長為完整的男男女女。因此，使他們沒有能力做明智的思考——也就是把生活當做一個整體來面對。 

　　教育的最大任務在於產生一個完整的人，能將生活加以整體地處理。理論家就像專家一樣，對整體毫不關心，他只關心某一部分。只要一個人追逐某種理論的模式，他便不是完整的；而大部分依持理論的教師都忽視了愛心，他們心中乾枯無情。為了研究孩子，一個人必須警覺、小心、自覺，而這麼做比起鼓勵孩子遵守一種理論，需要更大的智慧。 

　　教育的另一個任務，是製造新的價值。僅僅將既存的價值置於孩子的心中，使他符合理論，這是將孩子加以限制，而非喚醒他的智慧。教育和目前的世界危機息息相關，明白了世界騷亂的原因的教育者，應該自問如何喚醒學生的智慧，幫助新生的一代不再製造衝突和災難。教育者必須付出所有的心思、所有的關懷和情愛，以創造出正確的環境和智慧的培養，使得孩子長大成人後，能以智慧處理他所面臨的人生問題。然而，要做到這一點，教育者必須瞭解他自己本身，而非依賴種種意識形態、體系或信仰。 

　　讓我們不要依據原則和理想來思考，讓我們關懷事物的真面目。因為，只有考慮到現存的事物，才能喚醒智慧，而教育者的智慧，遠比教育的知識更重要。當一個人遵循一種方法——即使這種方法，是由一個深思而智慧的人所擬定——方法本身便變得十分重要，而孩子則只有當他符合方法時，才顯得重要了。我們把孩子加以比較，加以歸類，然後依照某種方式著手教育他。這種教育方式對教育者來說也許方便，然而，遵循一種學說或是對意見與學識的專橫態度，都無法產生一個完整的人。 

　　正確的教育，在於瞭解孩子本身（the child as he is）而不將我們認為的他“應該如何”加諸他的身上。將他圍困於“理論”的框架裡，是鼓勵他的順從附和。如此會滋生恐懼，在孩子的心中產生了“他的真面目”和“他應有的樣子”之間的不斷衝突；而一切內心衝突，都會向外表露於社會。理論，是我們瞭解孩子，以及孩子自我瞭解的實際障礙。 

　　一個真正希望瞭解孩子的父母，並不通過某種理想的幕布去看孩子。假如他愛孩子，他便會觀察孩子，研究孩子的傾向、性情和他的特性。唯有當一個人不愛孩子的時候，才會把某種理想強加在孩子的身上，因為如此一來，由於要求孩子成為這樣的一種人或是那樣的一種人，一個人的野心，便藉著孩子而獲得實現。如果，一個人愛的不是理論，而是孩子，這時，才有幫助孩子瞭解他真實自我的可能。 

　　譬如說，如果一個孩子撒謊，那麼把“誠實”的理論，擺在他的面前又有何用呢？我們必須找出他為何撒謊的原因。要幫助孩子，我們必須花費時間去研究他，觀察他——這就需要耐心、愛與關懷。然而，一旦我們沒有愛，沒有了解，那麼，便會把孩子強迫納入我們稱之為理想的某種行動模式中。 

　　理論是一種方便的逃避方式，遵循理論的教師無法瞭解他的學生，無法明智地處理他們的問題。對這種教師來說，未來的理論，“應該如何”是比眼前的孩子更為重要。理論的追求，排斥了愛，而缺乏了愛，任何有關人的問題，都無法獲得解決。 

　　正確的教師不會依賴某種教育方法，他會對每一個個別的學生加以研究。我們與孩子、少年的關係，處理的並非是那種可以迅速加以修補的機械，而是易受影響、變幻不定、敏感的、恐懼的、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要處理他們的問題，我們必須具有深入的瞭解力，以及忍耐與愛的力量。缺乏這些東西時，我們便求助於迅速而簡易的補救方法，希望由此獲得神奇而必然的效果。如果我們沒有覺察力，如果我們的態度和行動都是機械化的，便會再使人為難，且在無法以機械式的回答來解決的問題之前退縮，這就是我們教育上的一項主要問題。 

　　孩子是“過去”和“現在”兩者的產物，因此他已經受到了限制。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環境背景傳遞給他，就會使他和我們的限制永遠延續下去。唯有了解我們的自己的限制，而且由此解脫，我們才會有根本的改變。倘若我們自己仍在限制之中，卻討論著什麼才是正確的教育，這是毫無益處的。 

　　孩子年幼時，我們自然必須保護他們免於肉體上的傷害，使他們不會感到身體上的不安全。但是，不幸的，我們並不止於此；我們還希望塑造他們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我們希望訓練他們，使其合乎我們的憧憬和意圖。我們設法藉著孩子來滿足我們自己，經由他們來使我們自己不朽。我們在孩子的四周築起圍牆，以種種的信仰、意識形態、恐懼和希望，將他們加以塑造——而當他們在戰爭中死亡、殘廢，或是由於生活上的經驗而遭受痛苦時，我們便痛哭、祈禱。 

　　這種種生活上的經驗，並不能帶來自由；相反地，它們加強了自我的意志力。自我是由一連串具有保護性與擴張性的反作用所組成，而自我的實現，永遠只是它自身的投射和使人心滿意足的同一化（identification）的結果。只要我們是藉著自我——“我”和“屬於我的”——來解釋經驗，只要“我”，自我，藉著它的反作用而延綿不絕，那麼，經驗便無法從衝突、混亂、痛苦中解脫。唯有當一個人瞭解自我——“經驗者”——種種的性質，自由才會來臨。唯有當“經驗者”不是自我以及自我所聚集的種種反作用，那時，經驗才會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而且成為創造。 

　　如果我們想要幫助孩子，使他們從自我的種種存在方式——它們引起太多的痛苦——中解脫的話，那麼我們每一個人便要開始改變對待孩子的態度，以及與他之間的關係。父母和教育者，藉著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可以幫助孩子自由，使他如花一般地綻放於愛與善良之中。 

　　目前施行的教育，並不鼓勵人去了解那種將心靈加以限制，而且使恐懼不斷的遺傳傾向與環境的影響，因此，這種教育並不能幫助我們衝破這些限制而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任何一種教育，如果它關切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而非人的整體，那麼它必然會導致有增無減的衝突和痛苦。 

　　愛和善良，唯有在個人自由的時候才能充分綻放；而唯有正確的教育才能提供這項自由。對既存社會的順從附和，或是期望一個未來的烏託邦，都無法使個人獲得這項領悟力——一個人如果沒有這種領悟力，便會不斷地製造問題。 

　　瞭解了何謂內心自由的正確教育者，能幫助每一個個別的學生，去觀察和了解他自己的價值觀，以及加諸自己的強制行為；他幫助學生覺察到那些將他加以限制的種種影響力，以及他自己的願望，這兩者都使他滋生了恐懼。當學生逐漸長大成人，教育者幫助他，藉著觀察他和一切事物之間的關係而瞭解自己。因為，造成無止境的衝突和悲哀的，乃是完成自我的渴望。 

　　當然，幫助一個人覺察出生活持久的價值，而不加以限制，是可能的。有的人可能會說，這種個人充分的發展會導致紊亂；這是真的嗎？這個世界已經混亂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不曾教育個人瞭解自己。雖然，個人有一些表面的自由，卻也被教導著對於既存的價值加以順從附和，加以接受。 

　　很多人已經起來反抗這種將人加以組織訓練的做法；然而不幸的是，他們的反抗只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反作用——這隻能使我們的生活更加黑暗。正確的教育者，覺察到心靈有產生反作用的傾向，能幫助學生改變既存的價值——而非藉著反抗此價值的反作用，而是經由對生活整體過程的瞭解。人與人之間的充分合作，只有當人具有完整性時，才有可能。藉著正確教育的幫助，可以在個人身上喚醒這項完整性。 

　　為何經由正確的教育，我們或者我們下一代，也無法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帶來根本上的變革？我們從來不曾嘗試過正確的教育，由於大部分人似乎對正確的教育感到害怕，因此，我們便無意嘗試它。我們不曾真正探討整個問題，便斷言人的天性無法加以改變。事情是什麼樣子，我們便什麼樣子地接受了。而且我們又鼓勵孩子去適應既存的社會；我們以現在的生活方式將他加以限制，然後滿懷希望。然而，這種對既存價值的附和順從——它將導致戰爭和饑饉——能被視為教育嗎？ 

　　我們不要自欺，以為這種限制，將會助長智慧與幸福。如果我們仍然有所恐懼、缺乏愛，無可救藥地遲鈍麻木，這就表示，我們對於鼓勵個人在愛與善良中，沒有真正的關心，而寧願讓他繼續揹負著使我們勞苦且影響了他的悲慘生活。 

　　將學生加以限制，使他接受當前的環境，顯然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除非我們自動自發地在教育上加以改革，否則我們對於延續不絕的混亂和悲慘，便負有直接的責任。而當某個可怕而殘酷的革命終於爆發時，那只是使另一群人有剝削他人和暴露殘酷的機會而已。每一群大權在握的人，都行使他們自己的壓制手段——不論經由心理上的說服，或是經由暴力。 

　　為了政治上和工業上的理由，紀律成了目前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而由於我們想獲取心理安全的這種慾望，我們便接受了各種形式的紀律，且加以實行。紀律保證可以帶來某種結果，而我們認為目的比手段更重要；然而手段限定了目的。 

　　紀律的危險之一，是制度變得比制度下的人來得更重要。於是紀律取代了愛，而由於我們內心空洞無情，所以，我們執著於紀律。有紀律，有抵抗，均無法產生自由。自由不是一項目標，不是一種要在未來才獲取的目的。自由在於開端，而非結局，它不存在於某個遙遠的理想之中。 

　　自由，並非指利用機會，使自我滿足，或者忽略對他人的尊重。真摯的教師會保護兒童，以任何可行的方式，幫助他們朝向真正的自由而成長。然而，如果教師執迷於某個意識形態，如果他專斷獨行、自私自利的話，那就不可能了。 

　　敏感，永遠無法藉著強制行為而被喚醒。我們可能強迫一個孩子，使他在外表上顯得安靜。但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他為何固執、無理等等。強製造成對立和恐懼，任何形式的獎賞和懲罰，又會使心智卑屈、麻木。如果這是我們所希望的話，那麼以強制為手段的教育，便再好不過了。 

　　然而，這種教育既無法幫助我們瞭解孩子，也無法建造一種沒有分離和仇恨的正確社會環境。正確的教育，依賴於對孩子的愛。然而，我們大部分人並不愛我們的孩子。我們為了他們而野心勃勃——也就是說，我們為了自己而野心勃勃。不幸的是，我們為著心智上的事而繁忙，竟沒有多少時間來注意情感上的躍動。畢竟，紀律含有抵制的意思；而抵制能夠產生愛嗎？紀律只能在我們四周築起圍牆；它具有排斥性，永遠製造衝突。紀律無助於瞭解；因為瞭解來自觀察，來自摒棄了一切偏見的探究。 

　　紀律，是控制孩子的一種簡易方法。然而，紀律並不能幫助他了解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對於聚集於一間教室裡的一大群學生而言，某種強制的方式，藉著懲罰和獎賞而行的紀律，可能有助於維持秩序和外表上的安寧。然而，如果有了正確的教育者，再加上為數不多的學生，還需要任何的壓制——美其名曰“紀律”嗎？如果教室內的學生不多，老師能夠對每一個學生付於全部的注意力，觀察他、幫助他，那麼，任何形式的壓制或控制，顯然都是多餘的。如果在這小群學生當中，有某個學生繼續搗亂或是無理由地頑皮作惡，教育者則必須探查學生行為不良的原因，它可能是因為食物不當、睡眠不足、家庭糾紛，或某種潛藏的恐懼所引起。 

　　正確的教育，意指自由與智慧的培育，然而，如果存在了任何形式的強制行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恐懼，則這項培育將成為不可能的事。總之，教育者所關心的，是幫助學生了解他整個生活中的各項糾紛。要求他壓抑本性中的某一部分而助長其他部分，會在他心中造成無盡的衝突，其結果是形成社會上的對立狀態。產生秩序的是智慧，而非紀律。 

　　附和與服從，在正確教育中沒有任何價值。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合作，如果沒有相互的愛和尊敬，是辦不到的。對長者尊敬的表現，如果借命令而求諸孩子，通常會成為一種習慣，一種只是外表的作為，而恐懼便以尊敬的形式出現。沒有尊重和體諒，人與人之間的任何關係都不可能，尤其是當教師僅僅成了學識工具的話。 

　　如果教師要求學生對他尊重，卻不太尊重學生，必然會引起學生的漠視和不敬。如果缺乏對人的尊重，知識只會導致毀滅和不幸。培養對他人的尊敬，是正確教育中主要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教育者自己缺乏這項品格，他便無法幫助學生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智慧，是對於根本事物的辨識，而要辨識出根本的事物，則必須由心靈為了尋求自身的安全與舒適所投射的種種障礙之中解脫。一旦心靈找不到安全，則恐懼便無可避免；而當人以任何形式被組織化了後，敏銳的覺察力和智慧便被破壞了。 

　　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正確的關係，不僅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而且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因此，教育應該首先幫助個人瞭解它自身的心理過程，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智慧是瞭解自己，並且超越了它；然而一旦心存恐懼，智慧便不可能存在。恐懼敗壞了智慧，而且是產生以自我為中心的行動的種種原因之一。紀律可以壓抑恐懼，卻不能根除恐懼，而我們在現代教育之下所得來的膚淺知識，只會加深了恐懼。 

　　我們年輕時，不論是在家中或學校裡，恐懼便滲入大部分人的心中。父母或教師都沒有耐心、時間或智慧，去驅散我們童年時本能上的恐懼——當我們成年時，這種本能上的恐懼便支配了我們的行為和判斷，制造出許多問題。正確的教育，必須考慮到這項恐懼的問題，因為恐懼扭曲了我們對生活的整個看法。解除恐懼，是智慧的開端，只有正確的教育才能使人解脫恐懼的束縛而享有自由——只有在自由之中，深刻而富創造性的智慧才能存在。 

　　對於任何行動加以獎賞或懲罰，只是加強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以他人之名，以國家或上帝之名而做的行動使人產生恐懼，而恐懼無法成為正確行動的基礎。如果我們要幫助孩子，使他體諒他人，便不該把愛作為一種賄賂，而要花費時間，耐心地為他解釋何謂體諒他人。 

　　如果為了獎賞而體諒他人，那麼尊重他人便是虛有其名，因為這時賄賂或懲罰比尊重之情來得重要多了。如果我們不尊重孩子，而只是以獎賞引誘他，或以懲罰威嚇他，那麼我們便是助長了他獲取利益的觀念和恐懼感。由於我們自己所受的教養，是為了有所收穫才採取行動，所以，我們不知道有一種不含有獲取利益之慾望的行動。 

　　正確的教育，鼓勵孩子對他人尊重體諒，而無需任何的誘餌或威嚇。如果我們不再汲汲求取即時可得的成效，我們會發現：教育者和孩子皆可從恐懼懲罰和渴望獎賞，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強制行為中解脫。然而，如果在人與人關係中有權威存在，則強制的行為將無法終止。 

　　如果我們考慮的是私人的企圖和利益，那麼服從權威便有許多的好處。然而，以個人升遷和利益為基礎的教育，只能建造出一個競爭，對立與殘酷無情的社會結構。我們便是在這樣一種社會中被教養長大，而心中的怨憤和混亂自是顯而易見。 

　　我們被教導著去順從一位教師的權威，一本書的權威，因為這麼做是有利可圖的。生活上每一部門的專家，從牧師到官僚，都掌握著權威，支配著我們。然而，任何利用強制方式的政府或教師，都無法促使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對於社會的幸福與安寧，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們要在人與人之間有正確的關係，那麼便不應該強制，甚至說服也不行。握有權威的人和屈服於權威之下的人，兩者之間，怎麼會有親愛之情和真誠的合作呢？冷靜考慮權威這個問題，以及它所包含的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明白渴望權力這一慾望本身，是具有毀滅性的，那麼對於權威的整個過程，便會有即時而自發的瞭解。等到權威丟棄時，大家才能合夥相處，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會有合作和親愛之情。 

　　教育上的真正問題是教育者。如果教育者利用權威作為免除自己麻煩的手段，如果他把教育當作一個擴張自我、滿足自我的方法，那麼即使是一小群學生也會成為他私人野心的工具。 

　　對於權威與支配心的潛藏動機，必須加以深入的洞察。如果看出智慧無法經由強制的行為而被喚醒，那麼對這事實的領悟，將使我們的恐懼之心化為灰燼，然後開始培育一個和現在社會秩序完全不同，而且遠遠地超越了它的新環境。 

　　要了解生活的意義，以及生活上的衝突和痛苦，我們必須擺脫權威——包括有組織的宗教權威——而獨立思考。然而，如果我們為了幫助孩子而在他面前設下具有權威性的榜樣，那麼，我們只助長了恐懼、模仿，以及各種形式的迷信。 

　　那些有宗教傾向的人，設法把他們的信仰、希望和恐懼，強行灌輸給孩子；那些反宗教的人也同樣渴望以他們偶爾學來的特有思考方式來影響孩子。我們都要孩子接受我們崇拜的形式，或把我們所選擇的意識形態銘記於心。被自己或他人所構想的意念和公式化的思想糾纏混淆，是十分輕而易舉的事，因此必須隨時警覺小心。 

　　我們所謂的宗教，僅是有組織的信仰以及它的種種教條、儀式、奇蹟和迷信。每個宗教都有它的聖書、教主、教士以及威嚇人們、控制人們的方法，大部分人都被這些所限制，我們認為這便是宗教教育。然而，這項限制離間了人，使人與人之間產生對抗，它不僅僅是在信仰者之間，而且在其他不同信仰者之間製造了對立。雖然所有的宗教都說他們崇拜上帝，而且說我們必須彼此相愛，然而它們經由獎賞和懲罰的教義，在人們心中灌輸了恐懼，而且經由他們互相敵對的教條，延續了疑忌和對立。 

　　教條、奇蹟和儀式，這些都無助於精神生活。真正的宗教教育，鼓勵孩子瞭解他自己和他人、事物、大自然之間的關係。有了關係，才有存在；而沒有自我認識，一切的關係——和一個人或和多數人的關係——都會造成衝突與悲哀。當然，對孩子充分的解釋這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教育者和父母明白了“關係”的全部意義，那麼藉著他們的態度、行為和言辭，一定可以把精神生活的意義傳遞給孩子，而不需多費唇舌。 

　　我們所謂的宗教訓練，並不贊成人們詢問與懷疑，然而，唯有對社會和宗教的價值觀加以探討其意義時，我們才能發現何謂“真實”。教育者的任務，在於深入地檢視他自己的思維和感情，並且將那些使他安全與舒適的價值觀拋棄，唯有如此，他才能夠幫助學生自覺，並且瞭解他們自己的衝動和恐懼。 

　　一個人年輕時，是邁向正直、明智之時；而我們年長者如果有了解力的話，能幫助年輕人使他從社會加諸他身上，以及他自身所投射的種種障礙之中解脫。如果孩子的心沒有被宗教的先入為主觀念和偏見所塑造的話，那麼他將可自由地經由自我認識而去發現那超越他自身的事物。 

　　真正的宗教，並非是一套信仰和儀式、希望和恐懼；如果讓孩子避免這些阻礙他的種種影響力而成長的話，那麼，也許當他成年時，他將開始探討何謂真實，何謂上帝。因此，在教育孩子時，深入的洞察力和了解是必須的。 

　　大部分傾心於宗教、談論上帝和永生的人，根本不相信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完整性。然而，宗教，是在尋求真理中培養自由。對於自由，是無可妥協的。個人的部分自由絕非自由。任何種類的限制，不論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都不是自由，而且永遠無法帶來和平。 

　　宗教並非是一種限制的形式，它是一種存在著真實、上帝的寧靜狀態。然而，唯有自我認識和自由存在時，那種創造性的狀態才會出現。自由產生德行，而沒有德行，寧靜無法存在。平靜的心不是一個被限制了的心，它不是通過紀律或訓練才變得寂靜。唯有當心靈明白了它自己的種種存在方式——也就是自我的種種存在方式——平靜才會出現。 

　　有組織的宗教，是人們凍結了的思維，人們以此建造寺廟和教堂；它成了膽怯者的安慰品，哀傷者的麻醉劑。然而，上帝或真理遠遠地超越了思維，超越了情緒上的需求。對製造恐懼和悲哀的心理過程有所認識的父母和教師，都足以幫助年輕人去觀察、瞭解他們自己的種種衝突和災難。 

　　當孩子成長時，我們年長者能夠幫助他們沉著冷靜地思考，幫助他們去愛，而不滋生仇恨。然而，如果我們一直互相殘殺，如果我們無法深深地改變自己而為這世界帶來秩序與和平的話，那麼這些宗教的聖書和神話，又有什麼價值呢？ 

　　真正的宗教教育，是幫助孩子獲得明智的覺察力，能辨析瞬息即逝與真實的事物，能無私心地面對生活。在家中或在學校裡，如果能思及某一嚴肅的問題或閱讀一篇有深度、有意義的文章，來開始一天的生活，不是比喃喃地念著那些重複的字句來得有意義嗎？ 

　　過去的人們以他們的野心、傳統和理想為這世界帶來了悲哀和破壞，也許，繼之而來的人們藉著正確的教育，能終止這世界的混亂，建造一個快樂的社會秩序。如果年輕人具有探究的精神，如果他們不斷地尋覓一切事物——政治上、宗教上、私人或周圍環境——的真理，那麼身為青年將有極大的意義，而一個美好的世界便有希望了。 

　　大多數的孩子都是好奇的，他們想要了解。然而，他們熱切的探究之心由於我們權威性的斷言，我們的傲慢的焦躁之情，以及我們對於他們好奇心的隨意漠視而變得麻木遲鈍了。我們並不鼓勵他們探究，因為我們害怕他們將發出的問題；我們並不培育他們的不滿之情，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停止找尋了。 

　　大部分的父母和教師都害怕不滿之情，因為它妨礙了各種形式的安全感，所以，他們鼓勵年輕人藉著安穩的職業、遺產、婚姻，以及宗教教條的慰藉來克服不滿之情。年長者對於使心靈遲鈍麻木的許多方法太清楚了，所以他們用自己從前接受了的權威、傳統和信仰，強迫灌注於孩子的心，使得孩子也像他們一樣的麻木遲鈍。 

　　唯有鼓勵孩子對任何他所讀的書加以質詢，對種種既存的社會價值、傳統、政府的形式、宗教信仰等等加以探究其真偽，教育者和父母才有希望喚醒，並維持孩子批判性的機警和敏銳的洞察力。 

　　只要是稍微活潑的年輕人都充滿了希望和不滿之情，這是必然的，否則他們早已經衰老待斃了。而所謂老者，乃是那些曾一度不滿，如今終於成功地熄滅了那不滿的火焰，以各種方法找到了安全感和舒適的人。他們渴望自己和自己家庭的永存不朽，他們熱切地希望在種種觀念、關係、佔有之中找到信心，所以當他們感到不滿時，他們便埋首於責任、工作或任何其他的事，以便逃避那種使人騷擾不安的不滿感覺。 

　　我們年輕時，心懷不滿，不僅不滿意我們自己，而且對周圍的事物不滿。我們應該學習清晰而無偏執地去思考，使得內心不會依賴，沒有恐懼。需要獨立的，不是我們在彩色地圖上稱之為我們的國家的那一塊有顏色的土地，而是作為個人的我們自己。雖然外表上我們互相依賴，然而如果在內心，我們沒有求權力、求地位、求權威的渴望，那麼外表上的互相依賴，便不會變成殘酷或互相欺壓。 

　　我們必須瞭解那使我們大多數人害怕的不滿之情。不滿之情可能帶來類似的表面混亂，然而，如果它導致——這是必然的結果——自我認識和自我犧牲，那麼他將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和持久的和平。隨著自我犧牲而來的，即是無盡的喜悅。 

　　不滿是導致自由的途徑，然而要能夠不偏執地去詢問，便不能有情緒上的消遣——它所取的形式常是政治集會、呼喊口號、尋求宗教教師或精神導師，以及種種宗教上的陶醉。這種消遣麻木了心智和情感，使人缺乏洞察力，因此很容易被周圍環境和恐懼所牽制。對生活的重新瞭解，來自熱烈燃燒的探詢慾望，而非來自對於大多數人的輕易模仿。 

　　年輕人非常容易被牧師、政客、富人或窮人所說服，而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思考。然而，正確的教育應該幫助他們留意這些影響，使他們不要像鸚鵡似地重複口號，或落入任何他們自己或別人的貪婪狡詐陷阱之中。他們不能讓權威窒悶了心智和情感。跟隨他人——不論這人是如何地偉大——或是依附一種使人心滿意足的意識形態，都不會產生一個和平的世界。 

　　當我們離開學校，許多人便丟下書本，好像學習到此為止；有的人則受到激勵，要拓廣他們的思想範圍，便繼續唸書，吸收別人說過的話，因而沉迷於知識之中。一旦知識和技術被作為成功與控制的手段而加以崇拜，那麼世上便會有無情的競爭、對立，以及為了食物而永無止息的爭鬥。 

　　只要成功成了我們的目標，我們便無法免除恐懼，因為成功的慾望滋生了對失敗的恐懼。這就是為什麼不可教導年輕人崇拜成功的原因。大多數人都尋求某種形式的成功，比如在網球場上，在事業上或在政治上。我們大家都想爬到頂上，而這種慾望在我們內心及與鄰人之間造成了無止境的衝突；它導致競爭、猜忌、仇恨，而最後便是戰爭。 

　　像年老的一代一樣，年輕人也尋求成功和安全。雖然起初他們可能不滿，然而他們不久便成為受人尊敬的人，於是害怕對社會說一聲：不。他們自己的慾望之牆開始包圍他們，他們便固步自封，掌握了權威。不滿之情——這是探討、尋求、瞭解之火——變得滯鈍，而致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渴望較好的職業、安穩的婚姻、飛黃騰達；所有這一切都是渴望越來越穩固的安全。 

　　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沒有重大的分別，因為兩者都是自己的慾望與滿足的奴隸。成熟與否，不是年齡上的問題，它來自了解。熱烈的探詢之心，也許比較容易為年輕人所有，因為老年人遭遇了生活上的各種波折，被種種衝突所折磨，而死亡正以各種方式等待著他。這並不是說，老年人無法作意義深遠的探討，只是對他們來說，比較困難罷了。 

　　許多年輕人都不成熟，甚至幼稚，這個原因助長了世界上的混亂和悲慘。對於氾濫於世界上的經濟危機和道德危機，年長者難辭其咎；而我們不幸的弱點之一，乃是希望別人代替我們自己採取行動，來改變生活的軌道。我們等候別人反抗，重新建造，而我們自己在未確知有結果時，卻袖手旁觀。 

　　我們大部分人所追求的是安全與成功，而一個尋求安全渴望成功的心靈，並非是一個具有智慧的心靈，因此也就不能產生完整的行動。唯有當一個人覺察到他自身的觀念，覺察到種種的種族上、國家上、政治上、宗教上的偏見，這時才會有完整的行動。也就是說，唯有當一個人明白了自我的存在永遠具有分離性的時候，才會有完整的行動。 

　　生活是一口深井。一個人可以帶著小桶來到井邊，只汲取少量的水，也可以用巨大的容器汲取足以滋養的充足水分。一個人年輕時是探究和從事一切實驗的時候。學校應該幫助青年去發現他們自己的天賦和職責，而不要僅以事實和技術上的知識填塞他們的內心。學校應該是一片沃土，使學生可以毫無恐懼、快樂而完整地生長於其間。 

　　教育一個孩子，是幫助他了解何謂自由和完整。要自由、則必須要有秩序——這隻有德行才能辦到；而完整性之所以產生，則必須要有極單純的心。我們必須由無盡的複雜邁向單純，我們必須在內心的生活和外在需求中變得單純。 

　　現在的教育所關心的是外在的效率，它完全忽視——或有意歪曲——人的內心；它只發展人的某一部分，而讓其他部分自生自滅。我們內在的混亂、對立和恐懼，始終會勝過外在的社會結構——不論這結構構想得如何高尚，這社會是如何機巧地被建造起來的。如果沒有正確的教育，我們便會互相毀滅，而每一個人的外在安全便會失去。正確地教育學生，是幫助他了解他自身的整體過程，因為唯有以完整的心靈融入日常生活，這時才會出現智慧，才會有內心的改造。 

　　除了提供知識和技術訓練外，教育尤其應該鼓勵學生對生活有一個完整的看法，應該幫助學生認識他內心的一切人與人之間的區分，並且剷除偏見，打消對追求權力與掌控的追逐。它應該鼓勵正確的自我觀察，以及把生活當作一個整體加以體驗——那就是不必強調其中的某一部分——“我”和“屬於我的”，而是幫助心靈超越自身，以便發現真實的事物。 

　　自由，只產生於一個人在其每日生活中的自我認識，也就是說，在他和人們、事物、觀念、大自然的關係中的自我認識。如果教育者幫助學生成為完整的人，那麼對於任何一個生活上的特殊狀況，便不會狂熱而無理地強調了。瞭解生活的整體過程，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有了自我認識，製造迷惘的力量才會消失，而唯有此時，真實或上帝才有存在的可能。 

　　人類如果想要脫離任何危機——尤其是現在的世界危機——而不至於粉身碎骨，則必須完整無缺。因此，對於真正關懷教育的父母和教師，其主要的問題是如何發展一個完整的個人。要做到這件事，顯然教育者本身必須是個完整的人。所以，正確的教育至為重要，不僅是對於年輕人，對於年長的一代也一樣——如果他們樂意學習，而不僵固於行為軌道中。我們本身的問題比傳統上所說的應該如何教導孩子更重要，如果我們愛孩子，我們將會留意，使他們受教於正確的教育者。 

　　教育不應該成為一種專家的職業。如果這種情形發生——通常就是如此，愛便消逝無蹤；而在完整化的過程中，愛卻是不可或缺的。要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則必須從恐懼中解脫。無所恐懼的心，帶來了一種免於殘暴、不輕視他人的獨立性，而此種獨立性是生活上最重要的因素。沒有了愛，我們便無法解決許多互相沖突的問題；沒有了愛，知識的獲得只助長了混亂，導致自我毀滅。 

　　一個完整的人會藉著體驗而獲取技術，因為創造的動力製造出他自己的技術——這便是最崇高的藝術。如果一個孩子有繪畫的創造動力，他便著手繪畫，不會被技巧的問題所煩累。同樣，那些體驗著人生，因而從事於教育的人們，乃是唯一真正的教師，而他們也會製造出自己的教育方法來。 

　　這看來似乎十分簡單，然而這才是一項深入的革命。如果我們加以深思，就可以發現它在社會上產生非凡的效果。今日，我們大多數人由於成了墨守成規的奴隸，因此在四十五歲或五十歲時，便被淘汰了。由於順從附和，由於恐懼和接受，我們的一生便完了，雖然我們仍掙扎於這個社會中——除了那些支配著這社會而活得安全的人們，這社會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如果教師明白了這一點，而且本身真正體驗過，那麼不論他的性情，能力如何，他的教導將不會成為例行的公事，而會成為一種幫助學生的工具。 

　　要了解一個孩子，我們必須在他遊戲時觀察他，在他種種不同的情緒下研究他。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偏見、希望和恐懼投射到他的身上，或是塑造他，使他適合我們慾望中的類型。如果我們不斷地以自己的喜好與厭惡來判斷孩子，必然會在我們與孩子的關係中，或與世界的關係中，製造出種種的藩籬與障礙。不幸的是，大多數人希望以一種使自己的虛榮或個人的特殊反應獲得滿足的方式，去塑造孩子。我們在具有排斥性的佔有慾與支配欲中、獲得了種種慰藉與滿足。 

　　顯然，這項過程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一種對他人的強制行為。因此，瞭解這項艱澀而複雜的支配欲非常重要。支配欲有許多微妙的方式，而且它根深蒂固地自以為是。在無意識中，那種因含有支配欲的想幫助他人的意圖，是很難被瞭解的。有了佔有慾，愛能存在嗎？那些我們想加以控制的人和我們之間會有心靈的溝通嗎？支配欲，是利用他人以達到自我的滿足，而一旦我們利用他人，便沒有了愛。 

　　有了愛，便有了尊重，不僅是尊重孩子，而且是尊重每一個人。除非我們深深地有感於這個問題，不然我們將永遠尋不出正確的教育方式。僅僅技術上的訓練必會造成殘暴無情，而為了教育孩子，我們必須對生活的整體運行有所感覺。我們所思、所為、所言，關係至為重大，因為它們造成了一種環境，而這環境不是幫助了孩子，便是阻礙了孩子。 

　　因此，對這問題至感關切的人必須著手瞭解自己，才有助於社會的改造；我們要把建設新的教育當作切身的責任。如果我們愛孩子，難道不會找出一條終止戰爭的途徑嗎？然而，如果我們僅僅使用“愛”這個字眼，而缺乏“愛”的實質，那麼這整個人類悲慘處境的複雜問題將繼續存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在於我們自身。我們必須著手於瞭解自己與他人，與大自然、觀念、事物的種種關係，因為欠缺了這種瞭解，便沒有希望，沒有方法足以走出衝突與痛苦之境。 

　　撫育孩子，需要明智的觀察和留意，專家以及他們的知識永遠無法取代父母的愛。然而，大多數的父母由於自己的恐懼和野心——他們扭曲了孩子的視野，並且加以限制——而汙損了對孩子的愛。因此，我們沒有多少人關切愛，我們多半關心於愛的外貌。 

　　目前的教育組織和社會結構，並不幫助個人走向自由與完整。如果父母真切地希望孩子能夠圓滿地達到他完整的能力，他們必須著手改變家庭的影響，而開始建造具有正確教育者的學校。 

　　家庭與學校的影響必須不能互相沖突，因此，父母和教師雙方都必須再教育自己。經常存在於個人私生活和作為集體一份子之間的矛盾，會在個人身心以及與外界關係中造成無盡的糾紛。 

　　這種衝突由於錯誤的教育而受到鼓勵與支持，政府和有組織的宗教，兩者均以他們矛盾的教條助長了混亂。孩子的身心一開始便被分裂了，其結果是在個人和社會中造成禍害。 

　　如果我們愛孩子，並且看到這問題的嚴重性，能夠專心致力於這個問題，那麼，不論人數的多寡，我們經由正確的教育和明智的家庭環境，將有助於完整人格的誕生。然而，如果我們像多數人一樣，內心充滿種種心智上的詭詐，我們將會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毀於戰爭、饑饉，或他們自己的內心衝突。 

　　正確的教育來自我們自身的改造。我們必須再教育自己，不要為任何主義——不論這主義是多麼富有正義，也不要為任何意識形態——不論它對於世界的未來幸福多麼富有希望，而互相殘殺。我們必須學習憐憫、同情、知足，尋求那至高無上的真實。因為，唯有如此，人類才能獲得真正的拯救。 

　　我們許多人似乎都認為，藉著教每一個人唸書、寫字，我們便可解決人類的種種問題；然而這個想法被證實是不正確的。所謂受過教育的人，並非是喜愛和平、完整的人，他們對於世界上的混亂和不幸同樣要負起責任。 

　　正確的教育，意指喚醒智慧，培育一種完整的生活，唯有這種教育才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和一個和平的世界。然而，要實施這種新的教育，我們必須由一個完全不同的基礎重新出發。 

　　世界在我們的四周崩潰，而我們卻討論著各種學說和無濟於事的政治問題，玩弄著一些膚淺的改革。這不是表示我們十足的輕率嗎？有些人可能會說，事實卻是如此，然而他們自己卻繼續下去，其所作所為完完全全和過去一樣——這正是生活的悲哀。當我們聽到一個真理而不實行，它便成了一劑毒藥，在我們心中擴散，帶來心理上的騷擾、不平衡和疾病。唯有喚醒個人創造性的智慧，和平而快樂的生活才有可能。 

　　我們無法僅僅因為一個政府取代了另一個政府，一個黨派或階級取代了另一個黨派或階級，一個剝削者取代了另一個剝削者，便能成為有智慧的人。血腥的革命永遠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唯有一種改變了我們一切價值的深入內心的革命，才能創造出一個全然不同的環境，一種明智的社會結構，而這項革命只有藉著你、我才能產生。唯有當我們每一個人破除了自己的心理障礙而成為自由的人，那時，新的秩序才會誕生。 

　　我們可以在紙上繪製燦爛的烏託邦，美麗的新世界；然而，為了一個未知的未來而犧牲了現在，必然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在“現在”和“未來”之間存在著許多的因素，無人能夠知道未來將是如何。如果我們真誠的話，則我們所能做的，而且必須做的，是即刻處理我們的問題，而非將它們擱延到未來。“永恆”不存在於未來，“永恆”是現在。我們的問題存在於現在，而唯有現在，它們才能獲得解決。 

　　我們之中嚴肅的人必須讓自己更新；然而要獲得更新，唯有從那些因自我保護以及侵略性慾望所製造出來的價值觀中脫離出來。自我認識是自由的開端，唯有當我們認識自己，才能帶來秩序與和平。 

　　有人也許會問：“個人能夠做出什麼，足以改變歷史呢？他能借著他的生活方式而有所作為嗎？”當然可以的。你和我顯然無法阻止迫在眉睫的戰爭，或在國家與國家之間製造即時的瞭解，然而，至少在我們日常生活有所關聯的世界中，我們能帶來一種基本上的改變，這改變將會產生它應有的效果。 

　　個人的醒悟，只要是不汲汲求取結果的話，確實會影響眾人，如果一個人所想的是利益與效果，那麼正確的轉變便不可能了。 

　　人的問題並不單純，而是非常複雜的。要了解這些問題需要有耐心和洞察力，而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個人，我們要親身瞭解這些問題，而且親自去解決它們。我們無法經由簡單的公式或口號去了解它們；也不能將這些問題在它們的各層次上，依據某些埋首於某個特定方針的專家而加以解決——這樣只會導致更進一步的混亂和不幸。只有當我們覺察到自己是一項完整的過程，也就是了解整個的心理過程，我們的許多問題才能獲得瞭解與解決；而任何宗教上或政治上的領袖都無法使我們達到這項瞭解。 

　　要了解自己，我們必須對我們的關係——不只是和他人的關係，而且是對所有事物、對觀念、對大自然的關係——有所覺察。如果我們要在人與人的關係——這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中產生革命，那麼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觀點必須有基本上的改變；然而，我們卻迴避這種不可或缺的根本自我改變，而想在世界上製造政治上的革命——此種革命永遠導致流血和災難。 

　　以感覺為基礎的關係，永遠不是一項使人自我解脫的方法，然而，我們大部分人的關係卻是以感覺為基礎，這些關係都是我們渴望私人的利益、舒適、心理安全的結果。雖然這些關係可能使我們暫時逃避了自我，然而，它們卻以其種種禁錮於束縛的活動增強了自我。關係是一面鏡子，自我以及一切自我的活動均可在其中得以窺見。只有當自我的存在方式在關係的種種反應裡獲得瞭解，才能由自我之中產生創造性的解脫。 

　　要改變世界，我們內心則要有新生。藉著暴力，藉著輕而易舉的互相清算，是不會有所收穫的。我們可能借著依附黨派、研究社會和經濟的改革方法，制定法律，或藉著禱告，而獲得暫時的解救；然而無論我們如何做，如果缺乏自我認識以及自我認知中所有的愛，則我們的問題將會繼續擴展，不斷增加。可是，如果我們全心致力於自我認識的工作，無疑我們將會解決許多衝突和悲哀。 

　　現在的教育將我們塑造成一個個毫無思慮的人，對於我們天賦的發掘，現代教育甚少助益。我們通過某些考試，如果幸運的話，便獲得了一項工作——這通常意味著，在此後的一生，幹著無盡的例行公事。我們可能不喜歡我們的工作，然而我們不得不繼續做下去，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謀生能力。我們可能想做一些完全迥異的事，然而，義務和責任逮住了我們，而我們被自己的憂慮和恐懼所圍堵。由於受到挫折，我們便在性、酗酒、政治，或是空想的宗教中尋求逃避。 

　　一旦野心受到阻礙，我們便會對某種平常的事物給與過分的重視，而在心裡產生了扭曲。除非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活和愛，對於政治上、宗教上、社會上的慾望以及由這些慾望而來的渴求和障礙，有深入的瞭解，否則，在我們的種種關係中，問題將會逐日增多，導致我們的不幸與毀滅。 

　　無知，是對於自我的存在方式缺乏認識，此項無知無法藉著膚淺的活動和改革而加以清除，而只能藉著一個人對於自我在其一切關係中的運行和反應，加以時時地覺察。 

　　應該明白的是，我們不僅受到環境條件的限制，而且我們即是“環境”——我們並非是環境外的東西。我們的思想和反應，被社會——而我們是社會中的一部分——加諸我們身上的價值觀侷限了。 

　　我們一直不曾明白，我們即是環境，因為在我們心中存在著無數個實體，每個實體都以自我為中心。自我便是由這些實體所組成——這些實體只是各種形式的慾望而已。由這些眾集著的慾望出現了一箇中心體——思想者，“我”和“屬於我的”的意志；而在自我和非自我，在“我”和環境或社會之間，便由此產生了區分。這項分離，是內在或外在衝突的起源。 

　　對整個意識裡的過程或潛藏著的過程的覺察，即冥想（meditaion）；而經由這種冥想；自我及其種種慾望和衝突便得以超越。如果一個人要從自我藏身期間的種種影響和價值之中解脫，則必須要有自我認識，唯有在此種自由中，創造、真理、上帝，或隨便你稱它什麼，才能存在。 

　　從我們幼年起，輿論與傳統便塑造了我們的思維和情感。直接而瞬時的種種影響和印象產生了一種強力且持續的效果，在我們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整個生活過程中留下了痕跡。在孩童時期，由於教育和社會的壓力，順從附和的行為便開始了。 

　　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僅是在表面的層次裡，而且在深入的層次裡，模仿的慾望是個強而有力的因素。我們幾乎難得有任何獨立的思維和情感。一旦有這種獨立的思維和情感產生，它們也只是一種反作用而已，因此無法從既成的模式中解脫出來，因為在反作用中，絕對沒有自由。 

　　哲學與宗教定下某些方法，使我們得以達到真理或上帝的體現；然而僅遵循一項方法，這是處於不加思慮、不完整的狀態，雖然，這項方法在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中可能有利。順從附和的需要——這是渴求安全感的慾望——製造了恐懼，而且推出了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種種權威、領導人和英雄人物，這些人鼓勵人們奴顏婢膝，並且以狡詐或粗野的方法控制著人們。然而“不”順從附和，卻僅僅是一種抵抗權威的反作用，它絕對無法幫助我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反作用是沒有止境的，它只能再產生其他的反作用。 

　　順從附和以及潛伏其中的恐懼是一項障礙；然而，對於這件事實僅有智力上的認識，無法消除這項障礙。我們唯有以整個身心覺察到這項障礙時，才能由其中解脫，而不再製造其他更艱深的阻礙。 

　　一旦我們的內心有所依賴，那麼我們便被傳統緊緊地控制住了；依照傳統方式思考的心靈，無法發現新的事物。由於附和順從，我們便成了凡庸的模仿者，成了這殘酷的社會機器中的齒輪。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思想，而非別人所冀望於我們的思想。一旦我們附和了傳統，我們便只會想到我們應該變成什麼模樣，而加以模仿。 

　　對於我們應該達到的模樣加以模仿，會使人滋生恐懼，而恐懼則扼殺了創造性的思想。恐懼使我們的內心遲鈍，以至於我們對生活的整個意義毫無覺察；對我們自己的悲哀、飛鳥的翱翔、別人的微笑和不幸，我們變得麻木，毫無感覺。 

　　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恐懼，都有許多不同的原因，必須加以靈敏的留意才能剷除它們。恐懼無法藉著戒律、昇華或任何意志的行為而加以驅除，而必須找出恐懼的原因，加以瞭解。這需要耐心以及一種毫無任何批判意味的覺察力。 

　　要了解意識上的恐懼，且加以解決，是比較簡單的。然而無意識的恐懼，大部分人甚至還不曾發現它們，因為我們不讓它們浮升到表面來；而一旦它們浮到表面上時，我們卻趕緊將它們加以掩蓋，逃避它們。潛藏的恐懼常常藉著夢和其他的暗示，來顯示它們的存在，它們比表面的恐懼，更能引起衝突和墮落。 

　　我們的生活不只是存在於表面的，它的絕大部分都隱藏於深處，難以觀察。如果我們要使潛藏的恐懼顯露出來，獲得解決，那麼人的意識部分必須稍微緩和下來，不可持續不斷地繁忙。當這些恐懼浮上表面時，必須毫無阻礙地對它們加以觀察，因為任何形式的責難或辯解都只會增強恐懼。要從一切的恐懼解脫出來，我們必須對它使人混亂的影響有所覺悟，而唯有持續不斷地警覺留意，才能揭露出它的種種原因。 

　　由恐懼所產生的諸種結果之一，便是在與人有關的事物中接受了權威，但任何出自恐懼的事物，都無法幫助我們瞭解自身的問題，即使恐懼可能以對所謂智者的尊敬或服從的形式出現。智者並不使用權威，而掌握權威的人絕非智者。任何形式的恐懼，都阻止了我們對於自身以及和一切事物之間關係的瞭解。 

　　順從權威，乃是摒棄了智慧。接受權威，則是甘受控制，使自己受制於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某一個人，某一個集體或某一種意識形態；而此種使自己受制於權威的行為不僅擯棄了智慧，而且摒棄了個人的自由。屈從於一種教條，或一套思想體系，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反應。接受權威可能暫時有助於掩飾我們種種的困難和問題，然而避開一項問題，卻只能強化了這項問題，而在此過程中，自我認識和自由便被捨棄了。 

　　自由和接受權威之間，如何能有妥協的餘地呢？如果有所謂妥協，則那些自稱尋求自我認識和自由的人，即在他們的努力之中缺乏真誠。我們似乎認為自由是一項最終的目的、一個目標，而為了自由，必須先使自己屈從於各種壓制和恐懼。我們希望經由附和順從的途徑而達到自由，然而，手段和目的，不是同樣的重要嗎？目的，不是由手段所形成的嗎？ 

　　要和平，一個人必須使用和平的手段，因為如果手段是殘暴的，怎會有和平的結果呢？如果目標是自由，則開始就必須自由，因為終點和起點是一體的。唯有在開端便有自由，自我認識和智慧才能存在；而接受權威，便是摒棄了自由。 

　　我們以種種的形式崇尚著權威：知識、成功、權利等等。我們在年輕人身上行使權威，同時卻害怕更高的權威。當一個人沒有內在的審視能力，則外在的權威和地位便顯得重要了，於是他越來越受制於權威和壓制，變成了別人的工具。我們可以在四周看到這種過程隨時在進行著，比如在危機時期，民主國家採取集權主義的做法，忘卻了民主，逼迫人民順從。 

　　如果瞭解存在於我們渴望支配他人或被支配的慾望背後的強制性，渴望恆久不變的慾望，在我們心中築起以個人經驗為主的權威，製造了社會上、家庭上、宗教上等等的外在權威。不過，如果僅僅對權威不聞不問，只抖掉它外在的象徵，這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衝出一項傳統而附和另一項傳統，離開一個領袖而跟隨另一個領袖，這都是一種膚淺的行為。如果要覺察出權威的整個過程，如果要看出權威之所以存在的心理因素，如果要了解慾望而超越它，則我們需要有廣泛的覺察力和領悟力，我們必須在開端——而非在結尾——得到自由。 

　　渴求確定，渴求安全，是自我的種種主要活動之一，這種逼人的驅力必須隨時加以注意，而不僅僅將它歪曲或強行進入另一個方向，或使它符合某種我們所希望的模式。我們大部分人的自我——“我”以及“屬於我的”——都非常強烈，不論在睡眠或行走時，它總是十分機敏，隨時在增強自己。然而，如果對自我加以覺察，並且覺悟到，自我的一切活動，不論如何巧妙，必會造成衝突和痛苦，那麼對確定的渴望，對自我延續的渴望便會終止。一個人必須隨時注意自我，揭露它種種存在的方式以及種種詭計。然而，當我們開始瞭解它們，並且瞭解權威所含的錯綜複雜的內容，以及我們在接受權威或否認權威的行為中所隱含的意義，則我們已經將自己從權威的牢籠中解脫出來了。 

　　一旦心靈被渴求安全的慾望所控制與支配，那麼它便無法從自我以及自我的種種問題中獲得解脫，這也是為何無法經由教條和組織化的信仰——我們稱之為宗教——而獲得自我的解脫。教條和信仰，只是我們內心的外在投射而已。儀式、禮拜、被人尊奉的形式、不斷重複的字句、雖然這些可能產生某些使人滿足的反應，卻無法將心靈從自我以及自我的種種活動中解脫出來，因為自我在基本上，是由感覺而產生的結果。 

　　在悲哀的時候，我們轉向所謂的上帝——這只是我們內心的意象而已；或者去尋求一些使人心滿意足的解釋，使自己獲得暫時的安慰。我們所遵循的宗教，是由我們種種的希望和恐懼，由我們渴求內心安全與保證的慾望所製造出來的。隨著對權威的崇拜——不管它是救世主、神父或教士的權威——便產生了服從、接受和模仿。因此，我們被人以上帝之名所利用，而我們繼續地受苦過日子。 

　　不論我們用什麼名字稱呼自己，我們都是人，而受苦成了我們的命運。悲哀，是我們大家所共有的，不論是理想主義者或是唯物論者，都是一樣。理想主義，是對現存事物的一種逃避，而唯物論，卻是否定了深邃莫測的“現在”的另一種逃避方式。理想主義者和唯物論者都有他們自己逃避這一複雜問題的方法；他們兩者都被自己種種的渴望、野心和衝突，弄得心勞神疲，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並無助於安寧。對於世界上的混亂和不幸，他們都難辭其咎。 

　　當處於衝突、受苦的狀態時，我們是不會有所瞭解的。在這種狀態下，不管我們如何機靈、如何謹慎地設計出我們的行動，這行動只會產生更大的混亂和悲哀。要了解衝突，並且從中解脫的話，則對於意識的或非意識的心靈的種種存在方式，須加以留意警覺。 

　　任何理想主義、任何制度或任何模式，都無法幫助我們解開深奧的心靈作用；相反地，任何公式或結論，都會阻礙我們對心靈作用的發掘，對於“應該如何”的追求，對於原則、理想的執著，對於目標的設置，這一切都造成諸多的迷惘。如果我們要認識自己，則必須自動自發，能自由地觀察；而如果心靈侷限於理想主義或唯物論的價值觀，侷限於一些膚淺的東西，則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生活，意指存在於關係之中。不論我們是否屬於某種有組織的宗教，是否生活在俗世，或陷於理想的追求，我們的痛苦要獲得解決，唯有藉著瞭解存在於關係中的我們自己。唯有自我認識，才可以為人帶來寧靜與快樂，因為自我認識是智慧與人格完整的開端。智慧，並非是指從事於表面上的適應，不是心智的培養或知識的獲取，而是對生活方式的瞭解能力，對正確價值的知覺力。 

　　現代的教育在發展智力的同時，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事實，然而卻沒有啟發對人生整體過程的瞭解。我們成了具有高度智力的人，我們發展了狡詐的心智，陷身與種種解釋之中。智力可以藉著種種學說和解釋來滿足，而智慧卻不行。而為了瞭解生活的整體過程，則心智與情感必須在行動中完整一致。智慧與愛，是不可分的。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要完成這項內心的革命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知道如何冥想，如何彈琴，如何寫作，然而對於冥想者、彈琴者、寫作者的本身卻一無所知。我們缺乏創造力，因為我們以知識、見聞和傲慢填滿我們整個內心；我們滿肚子都是別人思考過的或說過的話。然而，首要的是親身的體驗、而非那體驗的方式。要表現，比得先有愛。 

　　因此，顯而易見地，僅僅培育智力——即發展能力或知識——並不能產生智慧。智力和智慧，有所區別。智力是思想脫離情感而獨自發生作用，而智慧則是感情和理智合一的能力。除非我們以智慧面對生活，而非僅以智力或感情來處理它，否則世界上任何政治制度或教育制度，都無法解救脫離混亂和毀滅的困境。 

　　知識無法與智慧相比，知識不是智慧。智慧是無法換取的，它不是能借學識或戒律而購得的商品。智慧無法在書中尋獲，無法加以聚集、背誦、或儲存。智慧起於自我的捨棄。謙虛的心比學識更為重要，而要具有一顆謙虛的心，並非藉著種種知識來填滿它，而是對我們自己的思維、情感加以覺察，要細心注意我們自己以及四周的種種影響，要傾聽他人，觀察富人、窮人、有權勢的人、卑微的人。智慧，並非經由恐懼或壓制而產生，而是對每天人與人之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加以觀察和了解。 

　　在我們追求知識、貪得無厭的慾望中，我們失去了愛，我們磨損了對美的感受，以及對殘酷事物的敏感性；我們變得越來越有所專長，也越來越破碎不完整。知識無法取代智慧，不論有多少的解釋，聚集了多少的知識，都無法使人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知識是必須的，科學也有它的地位；然而，如果心靈被知識所窒息，如果藉著解釋而將痛苦的原因敷衍過去，則生活便是虛度而無意義。我們大部分人不正是如此嗎？教育使我們日趨膚淺，它並未幫我們揭露生命的深邃底層，我們的生活日益空洞而不和諧。 

　　見聞、知識雖然一直增加，然而由其本質看來，它卻不是無限的。智慧是無限的，它包括了知識和行動方式；我們抓住一根樹枝，以為它就是整棵樹。經由“部分”的知識，我們無法體會“整體”的喜悅。智力永遠無法構成整體，因為它只是一個片段，只是一部分。 

　　我們將智力和情感分開，發展了智力，卻戕害了情感。我們像是一件三條腿的東西，有一條比其他兩條長，因此我們失去了平衡。我們被訓練成徒具智力的人。我們的教育培養智力，使其銳利、狡詐、貪得無厭，因此，智力在我們的生活中佔了最重要的地位。智慧遠比智力重要，因為，智慧是理智與愛的結合。然而，唯有認識自我，對自己的整體過程有深入的瞭解，智慧才會產生。 

　　不論年輕人或老年人，重要的是充分而圓滿地生活，因此，重要的問題是在培育那使人完整一致的智慧。過分強調我們整個結構的任何一部分，會造成一種殘缺不全的，也就是歪曲的生活觀，而這項歪曲便製造出我們大部分的問題。我們整個人格任何一部分的殘缺發展，必然為我們自己和社會帶來不幸。因此，以一種完整的生活觀來面對我們的人生問題，非常重要。 

　　做一個完整的人，要了解自己潛藏的以及表面意識的整個過程。如果我們過分強調智力，上述的瞭解即不可能。我們十分重視心智的培育，然而我們的內心卻殘缺、貧乏、混亂。因為觀念猶如信仰一般，只會造成互相沖突的集團，而無法促進人類團結。 

　　只要我們依持思維，把它當作是使人圓滿完整的一種方法，那麼分裂的現象便在所難免；而要了解思維的分裂作用，便要對自我的種種存在方式，對自己的慾望的種種存在方式加以覺察。必須覺察到我們集體的和私人的行為，以及它的種種反應。唯有當一個人充分地覺察到自我的種種活動，覺察到互相矛盾的慾望、追求、希望和恐懼，才有可能超越自我。 

　　唯有愛和正確的思考，才會產生真正的革命——我們內心的革命。然而我們如何才能具有愛？這並非是將愛做為理想而加以追求，而是在仇恨、貪婪、造成對立的原因結束時。一個陷身於剝削、貪婪、疑忌的人，是永遠無法愛的。 

　　沒有愛和正確的思考，迫害和殘酷的行為將有增無減。人與人互相對立的問題要獲得解決，並非藉著對和平這一理想的追求，而是藉著對戰爭原因的瞭解——這原因存在於我們面對生活和其他人類的態度中；這項瞭解，唯有經由正確的教育才能獲致。如果沒有內心的改變，沒有善意，沒有經由自我覺悟而得來的內在改造，人類將無法獲得和平與幸福。 

　　為了要找出教育在今日世界的危機中擔當何種角色，我們就必須先了解這項危機是如何造成的。顯然，這是由於我們和他人、財物、觀念之間的錯誤價值觀所致。如果我們和他人的關係是基於自我擴張，和財物的關係是基於貪得無厭，則社會的結構必然是競爭性的、孤立性的。如果在我們和觀唸的關係中，辯護某一種意識形態，而反對另一種意識形態，則猜疑和敵意，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目前混亂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權威、領導人的依賴。不論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小學校、大學校裡，情形都是一樣。在任何文化裡，領導人以及他們的權威都是敗壞墮落的原因。我們跟隨他人，這其中並無瞭解，只有恐懼和附和順從，其結果必導致集權國家的殘暴，或有組織的教條主義。 

　　必須始於自我瞭解才能達到和平，而仰賴於政府，期望於種種團體或權威，只會製造更嚴重的衝突。如果我們接受了一種社會，其中存在著人與人之間永無止境的鬥爭和對立，則永恆的幸福便不可得。如果要改變我們的生存條件，首先，就必須改變我們自己。也就是說，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覺察到自己的種種行動、思維和情感。 

　　然而，我們並非真正地想要和平，我們並不想終止剝削的行為。我們不允許我們的貪婪之心受到幹預，或是我們目前社會結構的基礎遭到改變。我們讓事情照舊繼續下去，只做一些表面的改革，因此，無可避免地，有權勢的人、狡詐的人便統治了我們的生活。 

　　和平無法藉著某種意識形態而獲得，它也不依賴於立法。唯有當我們作為一個人，瞭解了我們的自我心理過程時，和平才會來臨。如果我們逃避了應由個人負擔的這個責任，而期待某種新的制度來建立和平的話，那麼我們只會成為這個制度下的奴隸而已。 

　　當政府、獨裁者、大企業以及掌握教會大權的人士，看到這種人與人之間有增無減的對立狀態終將導致同歸於盡，因此不再有利可圖時，他們可能會通過立法或其他強制的方式，強迫我們壓抑私人的渴望和野心，同時為了人類的幸福而合作。就如同今日，我們被教育、被鼓勵去做無情的競爭，那時，我們將被迫去互相尊重，為全世界工作。 

　　雖然我們那時可能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我們卻無法從衝突和對立中解脫。這種衝突和對立只會轉變到另一方面去，只會變得更兇暴，更具破壞性。只有道德而正確的行為才是自動自發的，而且只有瞭解才能為人類帶來和平與快樂。 

　　信仰、意識形態以及有組織的宗教，將我們置於和他人對立的狀態下。衝突不僅存在於各種不同的社會之間，而且存在於同一社會的種種團體之間。我們必須體會到，一旦將自己和某一個國家視為同一，一旦我們依附於安全感，一旦我們被教條所限制，則在我們自身以及世界中，將出現鬥爭和不幸。 

　　僅僅教導人們成為了不起的工程師，卓越的科學家、有才氣的高級職員、熟練的工人，絕對無法促使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聯合團結。我們可以眼見目前的教育制度——它對於造成人之間敵對與仇恨的許多原因都一概容忍——它不曾阻止以國家之名或以上帝之名所行的集體屠殺。 

　　有組織的宗教，以及它在世俗上或精神上的權威，也同樣無法為人類帶來和平。因為，他們仍是我們的愚昧、恐懼、虛偽和自私所造成的結果。 

　　因為我們渴望在現世或來世獲得安全，於是製造出一些制度和意識形態，以確保此項安全。然而，我們拼命求取安全，越是無法獲得它。求安全的慾望只助長了分裂，增加了對立。如果我們深深地體會而且瞭解了這項真理，不只是口頭上或智力上的明白，而是全心全意地瞭解，那麼，便會在四周所接觸的世界裡，著手於根本改變我們和他人的關係。而且，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達到人類的團結和友愛。 

　　我們大部分人都因形形色色的恐懼而心勞神疲，對自己的安全都十分注重。我們希望，藉著某種奇蹟，戰爭便會消逝，而同時我們卻一直指摘其他國家集團是戰爭的煽動者，就如同他們也同樣把戰爭的禍患歸罪於我們一樣。雖然戰爭有害於社會，我們卻隨時備戰，並且在年輕人的心中培養了黷武精神。 

　　然而，軍事訓練在教育中有任何價值嗎？這就要看我們希望孩子成為何種人而定。如果希望他們成為陰狠的殺人兇手，則軍事訓練是必須的。如果希望訓練他們，支使他們的心智，使他們成為國家主義者——也就是使他們不把社會當成一個整體而對它負責，則軍事訓練便是一條良好的可循之路。如果我們喜愛死亡和毀滅，則軍事訓練顯然是重要的。將軍的任務是設計戰爭，執行戰爭計劃；如果我們欲與鄰人不斷地發生戰爭，那麼，讓我們不顧一切地造就更多的將軍吧！ 

　　如果我們活在世上，為的只是在內心以及和鄰人之間保持不斷地鬥爭；如果我們渴望流血和不幸延續不絕，那麼就需要更多的軍人、更多的政客、更多的仇恨——這正是目前發生的情形。現代文明是基於暴力，因此它是自取滅亡。只要我們崇尚武力，則暴行便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我們希望和平，如果我們希望在人與人之間——不論他是基督教徒或印度教徒，是俄國人或美國人——有真正的關係，如果我們希望孩子成為完整的人，則軍事訓練絕對是一項阻礙，施行這種訓練，是一條錯誤的途徑。 

　　仇恨和鬥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相信某一個特殊階級或種族優於另一個階級或種族。孩子沒有階級或種族的意識，是家庭或學校環境促使他有人與人隔離的感覺。孩子本身並不在乎他的玩伴是個黑人或猶太人，是佛教徒或天主教徒；然而整個社會結構的壓力不斷衝擊他的心，影響了他，塑造了他。 

　　這裡的問題仍然不在孩子，而在成人。成人制造了一個人與人隔離而充滿了虛假價值的荒謬環境。 

　　在人類之間加以區分有何根據呢？我們的肉體可能在組織和膚色方面有所不同，我們的臉孔可能不太相似，然而在皮膚底下的我們是非常相像的：驕傲、野心勃勃、妒嫉、充滿暴力、具有性慾、追逐權力等等。除去了標籤後，我們是赤裸裸的；然而我們不願意麵對我們的赤裸，因此我們固執於標籤——這表示我們是多麼的幼稚，多麼的不成熟。 

　　為了使孩子在成長中免於偏見的影響，我們首先必須打破心中一切偏見，然後打破存在於四周環境的偏見——也就是說，把我們親自製造出來的這個不加思索的社會結構破除。我們在家裡可能告訴孩子說，階級或種族的意識是荒謬的，而孩子可能會同意我們的話；然而，當他到學校去和別的孩子一起遊戲時，他便感染了這種在人與人之間加以區分隔離的態度。有時，情形正好相反；在家庭中，可能拘泥傳統，眼光狹窄，而學校的影響可能使他比較開闊。在上述兩種情形下，家庭和學校環境之間永遠存在著衝突，孩子便陷於這種衝突之中。 

　　我們與孩子之間必須保持密切的關係，才能讓他健全地成長，幫助他具有知覺力，能洞察這些愚蠢的偏見。我們必須把問題加以討論，讓孩子聽聽人們明智的談話。我們也必須鼓勵已存在於他心中的探究與不滿的精神，藉此幫助他去發現何謂真，何謂假。 

　　不停的探討以及真正的不滿之情，促發了創造性的智慧。然而，使探究與不滿之情保持清醒，是非常困難的。大部分的人都不希望他們的孩子擁有這種智慧，因為和一個對公認的價值加以探究詢問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是十分使人為難的。 

　　當我們年輕時，我們都是不滿的。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的不滿之情不久便消逝了，被我們模仿的傾向以及對權威的崇拜所窒息。當我們年長時，我們便開始凝滯了，變得心懷恐懼而易於滿足。我們成為高級職員、牧師、銀行職員、工廠經理、技術人員後，逐漸地腐朽了。由於渴望保持我們的地位，我們便支持這個具有毀滅性的社會——它給予我們某種地位和安全。 

　　政府控制教育，根本是一種錯誤。教育一旦成為國家或有組織宗教的聽命奴婢，則世界上便沒有和平與秩序的希望。然而，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負起監督兒童及其未來生活的任務，因為政府不這麼做，宗教團體便會設法來控制教育。 

　　這種把孩子的心靈加以限制，以適合某種政治或宗教的特殊意識形態的做法，在人與人之間滋生了仇恨。在一個競爭的社會裡，人與人的團結和友愛是不可能的，而任何改革、任何專制獨裁、任何教育方法，都無法促使團結和友愛的產生。 

　　只要你堅稱自己是個新西蘭人，而我自稱是個印度人，則奢言人類團結即是一件荒謬的事。如果，你我在各自的土地上，維護著我們個別的宗教成見和經濟方式，則我們如何能成為和平相處的人類呢？如果存在著離間人類的愛國主義，當成千上萬的人因為經濟蕭條而匱乏，其他人卻富有繁華，這時怎會有人類的友愛存在呢？當我們被信仰所分離，當一群人被另一群人所控制，當富有的人權勢在握，當窮人也同樣追逐著權勢，當土地分配不均，當有人飽食而千萬人在捱餓時，怎會有人類的團結呢？ 

　　我們的難題之一，在於我們對這些事物毫無真誠之心，因為我們不願受到幹擾，只在有利的方式下才想改革事物，因此，我們對於自己的空虛和殘酷是不太關懷的。 

　　藉著暴力，我們能獲得和平嗎？和平是藉著緩慢的時間過程而逐漸達到的嗎？顯然，愛與訓練或時間無關。我想，以前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為了爭取民主；如今，我們又準備進行一次更浩大、更具有毀滅性的戰爭，而人民卻比以前更無自由。然而，如果我們把權威、信仰、國家主義以及整個階級區分的態度等有害於瞭解的種種障礙除去的話，結果會如何呢？我們將會成為沒有權威的人，而我們之間彼此有直接的關係——那時，也許就會有愛與同情。 

　　在教育上，就像在其他各方面，重要的是造就能瞭解而富於愛心的人，他們的內心不會充滿空洞的言辭，而是充滿只用心靈製造出來的東西。（with the things of the mind） 

　　如果我們要思考、關懷、愛惜快樂的生活，瞭解自己則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們希望建造一個真正開明的社會，我們的教育者就必須瞭解何謂完整的人，如此才能將此種瞭解賦予接受教育的孩子。 

　　這種教育者對於今日的社會結構來說，是一種威脅。然而，我們並非真正想建造一個開明的社會。因此，任何教師如果洞察了有關和平的一切問題，而指出國家主義的真正含義以及戰爭的愚蠢，他便會立刻失去職位。大部分的教師知道這種情形後，便妥協了。因此，他們也就助長了今日的剝削和暴力的制度，使其持續不墜。 

　　顯然，要發現真理，就必須從我們自身中的掙扎和與鄰人的紛爭中解脫。當我們內心沒有衝突時，也就不會有外在的衝突。由於內心的掙扎向外表現而成了世界上的衝突。 

　　戰爭，是我們每日生活所投射而成的血腥表現。我們每日的生活促成了戰爭，如果我們不改變自己的話，便會引起國家、種族間的對立，引起對於意識形態的幼稚爭執，軍隊的擴增，對國旗的崇拜，以及許許多多引起集體屠殺的暴行。 

　　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失敗了，它製造出與日俱增的毀滅和不幸。每個政府都把青年訓練成它們所需要的效力十足的軍人和專家，組織化、集體化和成見受到培植、加強。考慮到這些事實後，我們必須探尋生存有何意義，我們的生活有何價值和目的。我們必須發現，何者才是創造一種新環境的有利途徑。因為，環境可以把孩子製造成一個粗野的、感覺麻木的專家，也可以幫助他成為一個敏感、有智慧的人。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政府，它不是以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或暴力為基礎。 

　　這一切意味著我們要了解：在互為關係的雙方是要相互負責的。然而要了解我們的責任，我們心中要有愛，而非僅僅只有學問或知識。我們的愛越宏大，它在社會的影響也就越深。然而我們都只徒具心智，而無情感；我們培養智力，鄙視謙虛。如果我們真正愛孩子，我們一定希望挽救他、保護他，不會讓他犧牲於戰火之下。 

　　我想，我們其實渴望武器，也喜歡展示軍事力量，喜歡制服、儀式、酒精、噪音、暴力。我們每日的生活是這種殘暴與膚淺的縮影，我們由於妒嫉、不加思考，而互相毀滅。 

　　我們希望富有，而我們越富有，便變得越無情，雖然我們可能捐獻大筆錢給慈善機構或教育事業。我想我們並不明白我們的所作所為都將造成何種災難。我們大部分人每天都過著匆忙而不思考的日子，讓政府以及狡詐的政客來左右我們的生活。 

　　一切掌握了主權的政府都免不了備戰，任何政府都不例外。為了使國民善於作戰，能有效地盡職，政府顯然必須控制他們、支配他們。他們必須接受教育，以便如機械一般地操作，殘酷無情地發揮效力。如果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在於毀滅他人和被他人毀滅，則教育“必須”鼓勵殘酷無情。然而我實在不敢肯定我們內心的渴望並非如此，因為，殘酷無情和崇拜成功，是不可分離的。 

　　主權國家並不希望他的國民解脫而能自由思考，於是藉著宣傳或歪曲歷史的解釋等等手段，以控制它的國民。因此，教育便越來越成為一種教人想“什麼”，而非教人“怎樣”思考的手段了。如果我們不依賴當時的政治制度而獨立思考，我們會成為一種威脅；自由的學院可能會產生愛好和平、厭棄戰爭的人，或是一些與執政者持相反意見的人。 

　　正確的教育，對於掌控主權的政府顯然是一項威脅——因此便被明文禁止，或暗中阻撓。將教育和糧食握在少數人手中，已經成為一項控制人們的方法。只要我們是製造商品以及槍彈的有效機器，政府——不論是左派的或右派的——便無所關心了。 

　　這種情形正盛行於世界各地。這件事說明瞭身為公民以及教育者，以及對目前政府負有責任的我們，並非真正關懷世上的人是自由或是被奴役，是和平相處或是相互戰爭，是幸福或是不幸。我們希望在這兒那兒來個小政革，然而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敢粉碎目前的社會，而建造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因為，這需要我們自身的徹底改變。 

　　另一個方面，有人則設法掀起暴力革命。這些人在助長了目前這個充滿衝突、混亂與不幸的社會後，現在卻又希望組織一個完美的社會。然而，既然是我們創造了目前的社會，我們之中又有誰能夠再組織一個完美的社會呢？相信藉著暴力可以獲致和平，乃是為了一個未來的理想而犧牲了現在。此種藉著錯誤的手段以謀求正確的目標，是造成目前災難的原因之一。 

　　感官價值的擴展與受重視，必然造就了經濟勢力範圍等毒素，他們使人與人之間無法合作。社會是你和他人之間的關係；如果沒有深入瞭解此項關係——不是在某種層次上了解，而是當做整體過程而加以完整的瞭解——則我們必會再製造出同樣的社會結構，雖然這社會結構已經過了膚淺的改變。 

　　如果我們要根本地改變目前人與人的關係——它為世界帶來了無盡的不幸，我們唯一而且刻不容緩的工作，是經由自我認識而改變自己。因此，我們回到問題中心點：每一個人自己。然而，我們規避了這重要的一點，而把責任推給政府、宗教或意識形態。我們是什麼樣子，政府就是什麼樣子，而宗教、意識形態則只是我們自身的表現。除非“我們”改變了，否則便不可能有正確的教育或和平的世界。 

　　唯有愛與智慧存在，才能使所有的人獲得外在的安全。然而既然我們創造了一個充滿衝突與不幸的社會，使得人人都無法很快地獲得外在的安全，這不就表示過去和現在的教育完全失敗嗎？身為父母和教師，我們切身的責任在於破除傳統的思考，而不只是仰賴於專家以及他們的發現。在技術方面的勝任，使我們有賺錢的能力，因此大部分人對於目前的社會結構都感到滿意。然而，真正的教育者所關心的，只是正確的生活、正確的教育，以及正確的謀生方式。 

　　我們在這些事情上越是不負責任，國家便越是接收了這些責任。我們面對的，不是某種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危機，而是人類敗壞墮落的危機。這是任何黨派、任何經濟制度所無法扭轉的。 

　　另一個更大的災難正一天天地逼近我們，而我們大部分人面對著它卻毫無反應。我們一天一天渡過，完全和往日一樣；我們不想除去虛假的價值觀，重新開始。我們只希望補綴式的改革，這種改革只會產生新的問題，接著又需要新的改革。然而，整座建築物正逐漸瓦解，城牆坍塌，大火在燃燒。我們必須離開建築物，到新的土地上，用不同的基礎，不同的價值重新建造。 

　　我們無法丟棄技術上的知識。然而，我們的內心可以意識到我們的醜陋、無情、失望、欺詐和缺乏愛心。唯有藉著智慧，使我們從國家主義、從妒嫉、從權利慾中解脫，那麼，新的社會秩序才能建立起來。 

　　和平是無法藉著補綴式的改革而獲得，也無法藉著重新調整舊觀念和迷信而獲得。當我們瞭解了存在於表面之下的事物，而因此阻止了這毀滅之流——它因我們的侵略性和恐懼而氾濫橫行——和平才能存在。唯有此時，我們的孩子才有希望，我們的世界才能獲得拯救。 

　　正確的教育所關心的是個人的自由，唯有個人的自由，才能帶來與整體、人群的真正合作。然而，這種自由並非藉著追逐自己的擴展和成功而能獲得。自由起於自我認識，也就是當心靈超越了因渴望自我安全而製造出來的種種障礙時。 

　　教育的任務，在幫助每一個人發現這些心理上的障礙，而非僅將新的行為模式、新的思考形式，強加在他的身上。這種強迫的灌輸永遠無法喚醒智慧、創造性的瞭解，只是進一步把個人加以限制。顯然，這種情形正發生於世界各地，這就是為何我們的問題層出不窮、延續不絕的原因。 

　　唯有當我們瞭解了人生的深刻意義，這時才會有真正的教育。然而要了解人生，則心靈必須明智地將自己從滋生恐懼與附和順從的要求報償的慾望中解脫。如果我們把孩子視為私人的財產，如果將他們視為我們卑微自我的延續，或實現我們野心的工具，則我們建造的是一個沒有愛卻有追逐自我利益的環境和社會結構。 

　　一所在名利上成功的學校，通常不是一所教育中心。一所廣大的、興盛的學府，將千百個兒童聚集在一起受教育，憑它的壯觀和成績可能製造出銀行職員、超級銷售員、企業家、各種委員，或一些在技術上勝任的膚淺人群；然而，有希望的只是完整的個人——而唯有小學校才有助於造就這種完整的個人。因此，只收容數目有限的男女同學，並且擁有正確教育者的學校，遠比在大學校裡從事最新穎的教育方法來得更重要。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的困難與混亂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以為必須從事規模宏大的教育。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壯觀的校舍的大學校——雖然這種學校並非正確的教育中心，因為我們意欲改變或影響所謂的群眾。 

　　然而，誰是群眾呢？你和我。讓我們不要沉溺於這種想法：群眾也必須受到正確的教育。這種對群眾的考慮，是一種逃避即刻行動的方式。如果我們由眼前的事物著手，在我們與孩子、朋友、鄰人的關係中覺察到我們自己，則正確的教育便會普及各處。我們在外界家庭與朋友的世界中的行動，將會產生影響和效果。 

　　在我們的一切關係中，充分地覺察到我們自己後，便會開始發覺到至今仍茫然無知，卻存在於我們自身中的混亂與束縛。對它們有所覺察後，我們才能瞭解它們，並加以解決。如果缺乏這項覺察以及自我認識，則任何教育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改革只會導致更深的對立與不幸。 

　　建造氣派的學校，而聘請的老師只依據某項方法，對他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不加警覺與觀察，如此只會鼓勵學生聚集知識、發展能力，依照某種模式作機械式思考的習慣。然而，這些都無法幫助學生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在警覺而深思的教育者手中，方法可能有其有限的用途，卻無法造就智慧。不過，奇怪的是，像“方法”、“制度”這種字眼，卻對我們十分重要。符號象徵取代了真實的事物，而對此種情形我們毫不見怪，因為真實的事物使人不安，它的影子卻使人舒適。 

　　任何有基本價值的東西，都是無法藉著集體教育來完成的，需要對每一個孩子的個別困難、脾氣、能力加以仔細研究、瞭解。明白這一點的人，如果真心地想要了解孩子，想要幫助他們，便應該集合起來，創辦一所學校。這所學校將在孩子的生活中產生重大的意義，因為它幫助孩子成為一個完整而有智慧的人。創辦這樣的學校，並不需等到擁有足夠的資金，每個人都可在家庭中做一個真正的教師，而機會將會落到那些具有無限熱忱的人身上。 

　　愛自己的孩子以及四周所接觸的孩子，而因此充滿真誠的那些人，可以在他家附近或在他自己的家裡成立這種正確的學校。然後，所需的金錢就會有了著落——這裡最不需要考慮的一項。要維持一所實行正確教育的小學校，在經濟上當然是有困難的，然而，它並不需要依賴龐大的銀行存款。除非有愛與瞭解，否則金錢必然導致腐敗與墮落。如果，這真是一所值得賣力的學校，則它所需的援助是可以獲得解決的。只要對孩子有愛，任何事情都是辦得到的。 

　　一旦我們最關心的是學校，則孩子便不受重視了。正確的教育者關心的是個人，而非學生的數量；這樣教育者會發覺，他可以開設一所某些父母所支持而意義重大的學校。然而，教師必須具有火一般的熱忱，如果他毫不起勁，則它的學校也就和其他學校沒有什麼兩樣了。 

　　如果父母真正愛他們的子女，他們會制定法律或使用其他方法以創建小型學校，任用正確的教育者。他們不會因為小學校的費用昂貴或正確教育者的難以尋覓，而躊躇不前。 

　　不過，他們應該明白，與此有利害關係的各方面，政府和有組織的宗教都將不可避免地反對他們因為這種學校是革命性的。真正的革命，並非暴力的革命；真正的革命，在於培養完整而有智慧的人，這些人藉著他們自己的生活，逐漸使社會產生根本的改變。 

　　然而，最重要的是這種學校裡的教師都必須是自動前來的，而非受到勸服或委託。因為，自發地從世俗的事物中解脫，才是教育的唯一正確基礎。如果教師們希望互相幫助，並且幫助學生了解正確的價值，那麼在他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必須隨時有敏銳的警覺。 

　　一個生活在一所小學校裡，很容易忘記學校之外還有一個世界，那兒的衝突、毀滅與不幸正與日俱增。那世界與我們並無隔離。相反，它是我們的一部分，因為我們造成了它現在這副樣子。因此，如果我們要在社會結構中產生基本上的改變，正確的教育是第一步。 

　　唯有正確的教育，才能為我們的問題和不幸，提供持久的解決方法，而非意識形態、領導人物或經濟上的改革。要明白這項事實的真理，無需智力上或情緒上的說服或狡詐的論證。 

　　如果在施行正確教育的學校中，其教職員的核心人物專心致力於教育，而且充滿活力，他則會吸收其他有同樣目標的人，而那些沒有興趣的人立刻會感到自己不適宜此項工作。如果核心人物肯定了此教育的意義，而且機敏細心，那些毫不關心的外圍分子便會枯萎而至脫離；然而，如果核心人物並不關心，則整個團體將猶疑不定，萎靡不振。 

　　核心人物不能只由校長一人組成。只繫於一個人的熱忱與興趣，必定會日漸衰微而最終消失。此種興趣是膚淺的、輕浮的，沒有價值，因為它能被轉向，而屈從於他人一時的興致與幻想。如果校長控制一切，自由與合作的精神則顯然是無法存在的。一個個性強烈的人可以建立一所第一流的學校，然而，恐懼和屈從便不知不覺地產生，結果是其他的教師成了隨從附和的人。 

　　這樣的團體無法產生自由與瞭解。教師不能受校長的控制，而校長不能掌握一切責任。相反，每一個教師都應該對一切負責。如果有興趣的只是幾個人，其他人的漠視和對立將阻礙整個效果，造成互相矛盾的現象。 

　　也許有人懷疑，沒有一箇中心權威，如何能經營一所學校？然而，沒有人能夠確知詳情，因為這種學校從沒有人試辦過。顯然，在一群真正的教育者中，權威的問題永遠不會發生。當大家都為了自由和智慧而努力，相互間的合作則在各方面都是可行的。那些不曾深入而持久地致力於正確教育工作的人，也許覺得沒有中心權威是一項不可行的理論，然而，當一個人全心致力於正確教育時，他並不需要被別人催逼、指揮或控制。有智慧的老師在使用它們的能力時是富於彈性的；他們努力於個人的自由，善於調節，施行對整個學校有益的事。真摯的興趣是構成能力的起點，而興趣與能力均因實行而獲得增強。 

　　如果一個人對於順從的心理因素沒有加以瞭解，那麼僅僅決意於不順從權威，則只會造成混亂。這種混亂並非由於缺乏權威，而是對正確的教育沒有深入且共同的興趣。如果有真正的興趣，則每一個教師對於經營學校的種種需求，會時時加以明智的適應。在任何關係中，摩擦和誤解是難免的。然而，如果沒有共同的興趣，缺少那份維繫大家的友愛之情，那些誤解和摩擦便會渲染誇大了。 

　　施行正確教育的學校中，教師之間的合作是沒有界限的。全體教師應該經常集會，討論學校的各項問題。一旦大家同意了某項行動，在執行上便不會有困難。如果大多數人的決議未獲某個教師同意，則可以在下次集會中加以討論。 

　　教師不應懼怕校長，校長也不應畏懼於年長的教師。唯有眾人都感到絕對平等，那麼衷心的贊同才有可能。重要的是，這種平等的感覺必須普遍存在於正確教育的學校中，因為，唯有優越感和劣等感不存在時，才能有真正的合作。如果有相互間的信任，則任何的困難和誤解不會被擱置一旁而已，而是加以面對解決，因而恢復了相互間的信賴。 

　　如果教師們不把教育視為自己真正的天職，並且對此感到興趣，他們之間必會發生妒忌與對立，而枉費精力於細枝末節以及毫無益處的爭吵上。相反，如果對於建造正確的教育具有火熱的興趣，則一時的激憤或表面上的不和，都會很快消除。於是渲染得過重的細節，便顯出它原有的比例，人們會明白私人之間的摩擦與對立是無益的，具有毀滅性的。藉著會談與談論，人們發現“什麼”是對的，而非“誰”是對的。 

　　為了共同的意圖而工作的人們，應該隨時把困難和誤解討論明白，這有助於澄清一個人思想上的混淆。如果興趣一致，那麼教師之間也會有坦誠和友愛，他們之間便不會產生對立。然而，如果缺乏了這種興趣，雖然為了共同的利益在表面上大家合作，衝突與敵意還是永遠存在的。 

　　當然，教師之間的摩擦可能有其他的原因。甲教師可能因工作過度，乙教師可能因私人或家庭上的煩惱，另一些人可能對自己所做的事不太感興趣。這些問題可以在教師集會中加以討論解決，因為共同的興趣助長了合作。如果少數人包辦一切，而其他人無所事事，這樣是做不出什麼大事的。 

　　平等地分配工作，可使每一個人都獲有閒暇，而每個人都必須要有一段閒暇的時間。一個過度勞累的教師對他自己及他人都會成為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過於緊張，他便易於倦怠，沒有生氣，而如果他做的事使他不感興趣，則情形更嚴重。如果在體力上或智力上不停地工作，那麼將難以消除疲勞。然而這項閒暇的問題，可以在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友善方式下加以解決。 

　　休閒的方式因人而異。有些人對他們的工作十分感興趣，所以工作本身便成了休閒。由興趣所產生的行動，譬如說研究，是一種鬆弛身心的方式。另一些人的休閒則可能是遠離他人，孤獨自處。 

　　倘若教育者要有一些自己的時間，則他只能負責能力足以勝任的少數學生。如果教師因學生數目眾多而難以應付，則教師與學生之間便不可能有直接而深入的關係。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說明為何必須設立小學校。在一間教室裡，學生的數目要有限度，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如此，教育者才能充分注意到每一個學生。當學生過多，教師無法顧及每一個學生時，懲罰和獎賞就成了強制施行紀律的一種便利方式。 

　　正確的教育，不能像製造機器似地大量生產。要研究每一個孩子，需要耐心、細心和智慧。要觀察一個孩子的興趣、能力、性情，瞭解他的困難，考慮到他所受的遺傳和父母的影響，而非僅僅把孩子歸於某種類別——這一切都需要機敏而富於彈性的心，不被任何的制度或偏見所拘束。這需要技巧和強烈的興趣，最重要的是慈愛的心；而要培養教育者具備這些品質，是我們今日的一項課題。 

　　個人自由與理智的精神，必須一直瀰漫於整個學校裡。這是無法靠運氣而產生的，在偶然的機會裡才提出“自由”或“理智”的字眼，沒有多大意義。 

　　尤其重要的是，學生與教師必須定時集會，以討論有關整個團體幸福的各項事物。一種學生會議必須建立起來，其中有教師出席，這項會議可以解決紀律、衛生、餐飲等等一切問題，而且，對於任性、漫不經心或固執的學生可以給予開導。 

　　學生要由他們自己推選出一些同學，負責執行決策，並且幫忙各項的管理。畢竟，在學校中的自治，是為將來生活上的自治做準備。如果孩子在學校學會慎重地、無私地、理智地討論日常生活上的問題，等他長大後，便能冷靜而有效地面臨生活上更大且更復雜的考驗。學校方面應該鼓勵學生相互瞭解每個人的困難、特性、心情和脾氣。如此，當他長大以後，在與別人的關係中，他們將會更體諒他人，更具有耐心。 

　　在孩子所學習的種種課程中，也同樣地要重視這種自由與理智的精神。如果學生要成為有創造力的人，而非只是一個機器人，那麼，不可鼓勵他盲從於公式或結論。即使學習科學的課程時，教師也應該對學生說明道理，幫助學生明瞭整個問題，使學生運用他們自己的判斷力。 

　　然而關於“指導”的問題呢？是否任何指導都不該施與呢？這問題的答案在於“指導”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教師的心中以消除了一切的恐懼和支配欲，那麼他便能幫助學生有創造性的瞭解和自由。然而，如果教師心中有意或無意地想將學生引向某一個特定的目標，則顯然他阻礙了學生的發展。指導一個人走向某一個特定的目標——不論這個目標是自己制定的或由他人強迫灌輸的——即損害了他的創造力。 

　　如果教育者關懷的是個人的自由，而非他自己的成見，則他會鼓舞孩子去了解他本身的環境、性情、宗教和家庭的背景，以及這一切可能加諸他身上的種種影響和結果，藉此使孩子發現了自由。如果教師的心中有愛和自由，那麼他便會注意每一個學生的需要和困難而去幫助他；學生便不會成為只按照方法和公式操作的機器人，而是永遠警覺、留意、自動自發的人。 

　　正確的教育也應該幫助學生髮現他最感興趣的事物。如果學生沒有找出他真正的天職，他會覺得虛度了一生。他在做著不樂意的事情時，會有受挫的心情。如果他想成為藝術家，卻做了公司的職員，他將牢騷滿腹，抑鬱寡歡地度過一生。因此，每個人都必須尋找出他所願意從事的行業，並且看看它是否值得。一個男孩子可能想成為一個軍人，然而在他走上這條路之前，應該幫助他明白：軍人對於整個人類是否有益。 

　　正確的教育應該幫助學生不僅去發展他的能力，還要了解他自己的最主要興趣。處在一個被戰爭、毀滅和不幸所摧殘的世界中，一個人必須有能力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造就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建立一個和平、開明的社會，其責任主要繫於教育者身上，而且為了達到這種社會的轉變，平心而論，教育者可以效力之處是非常大的。正確的教育，並不依賴政府的規定或某種特殊制度的方法；它取決於我們的手中——父母和教師的手中。 

　　如果父母真正關懷他們的孩子，他們便會建造一個新的社會。然而大部分的父母根本就不關心孩子，因此他們也就沒有時間去顧及這件最迫切的問題。他們有時間用在賺錢、娛樂、儀式、崇拜之上，卻無暇去考慮什麼才是孩子所需要的正確教育。這項事實，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去面對它。對這項事實，可能意味著必須放棄他們的娛樂與消遣，而他們當然不願意這麼做。因此，他們把孩子送到學校去，那兒的教師也不比他們更關心孩子。為什麼他要關心？對他來說，教育只是一項職業，一種賺錢的方法而已。 

　　我們所建造的這個世界，如果洞視它的內幕，你會發現它是如此膚淺、虛偽、醜陋；然而我們卻在布幕上裝飾著，希望事情會突然好轉。不幸的是，大部分人也許除了賺錢、奪取權力或追求性的刺激外，對生活沒有多大的追求。他們不願意麵對生活上的其他複雜問題，因此，孩子長大後，也就和他們的父母一樣不是一個成熟完整的人，不斷地在自己內心以及外在的世界中產生衝突。 

　　我們毫不躊躇地說：我們愛孩子。然而，當我們接受了目前的社會環境，當我們不想在這個使人毀滅的社會中促成根本的改變，這時，我們的心中還有愛存在嗎？而只要我們期望專家來教育我們的孩子，這種混亂和不幸將持續不停，因為專家所關心的只是部分，而非整體，因此他們自己也是不完整的。 

　　教育在今日受到了輕視，而非一項最榮耀且責任至大的工作，大部分的教育者也將它視為例行公事。他們只是傳授知識，並不真正關心人的完整與智慧；而一個只傳授知識，卻任由世界在其四周崩潰的人，並不是個教育者。 

　　教育者並不只是一個傳授知識的人。他是一個指向智慧、指向真理的人。真理遠比教師重要。真理的尋求便是宗教。而真理不屬於任何國家。不屬於任何教條，在任何的廟宇、教堂、寺院中都無法尋到它。如果缺乏對真理的尋求，則社會很快便腐化了。要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是一個真正的教師。也就是說，我們身兼學生和老師，我們必須教育我們自己。 

　　如果要建造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則那些只為謀生而從事教育的人顯然是不能當教師的。將教育視為一種謀生的工具，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剝削孩子。在一個開明的社會裡，教師不必關心他自身的利益，他的生活所需均由當地社會供給。 

　　真正的教師，並不是一個建立龐大教育機構的人，也不是政客的工具，他不被某種理想、某種信仰或某個國家所束縛。真正的教師是一個內心充實的人，因此他自己毫無所求。他沒有野心，不追求任何形式的權力，他不利用教育作為獲取地位、權威的手段，因此，他能免於社會的壓制以及政府的操縱。這樣的教師在一個開化的文明中，佔著首要的地位，因為真正的文化並非建基於工程師或專家，而是教育者的身上。 

　　正確的教育始自教育者，他必須瞭解他自己，並且從定性的思想模式中解脫出來。因為它本身是什麼，他傳授的便是什麼。如果他沒有受到正確的教育，那麼除了他所接受的同樣機械化的知識之外，還能教什麼呢？因此，問題不在孩子，而是在父母和教師；問題在於對教育者加以教育。 

　　如果我們教育者並不瞭解自己，不瞭解我們與孩子之間的關係，而只是以知識填塞與孩子心中，使他通過種種考試，那我們又怎麼能夠建立起一個新的教育呢？學生在那兒等著受人指導、幫忙；然而如果指導者、幫忙者內心混亂、狹窄、充滿了理論學說，是個國家主義者，那麼，他的學生自然就和他一模一樣了，教育便成了延續混亂和鬥爭的方式了。 

　　如果我們看出這項真理，就會明白，正確地教育我們自己，非常重要。關切我們自己的再教育，遠比為了孩子的未來幸福和安全要來得更迫切。 

　　對教育者加以教育——就是使他了解自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大部分人已經在某種教育思想體系或某種行動模式中僵化了，我們已將自己納入某種意識形態、某種宗教，或某種特殊的行為標準中。因此，我們教給孩子的，是想“什麼”，而不是“如何”想。 

　　而且，父母和教師多半被自己的內心衝突和哀傷所苦。不論貧窮或富有，大多數的父母都全神專注於他們自己的煩惱和困難中。他們並不嚴肅地關切目前的社會與道德的墮落，而只期望自己的孩子有所專長，能出人頭地。他們為孩子的將來而焦急，渴望孩子因教育而獲得安穩的職位，或是幸福的婚姻。 

　　一般人都以為父母愛他的孩子，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大部分的父母都不愛他們的孩子，雖然他們嘴上不會這麼說。如果父母真愛他們的孩子，那麼家庭和國家便不會受到人們的強調渲染而和整體的人類相對立。這種強調與渲染所引起的對立，在人與人之間造成社會上以及種族上的區分，以致帶來了戰爭和饑饉。今日，人們只有受到嚴格的訓練才能成為律師或醫生，然而奇怪的是，他們卻能夠身為父母而不必接受任何教育，以為無需教育就能勝任此項至為重要的工作。 

　　通常，由於有各自分離的傾向，家庭便助長了孤立的過程，因此成了社會中一項敗壞的因素。唯有當愛與瞭解存在，孤立的圍牆才會倒塌。那時，家庭便不再是一所封閉之處，它既不是一座監獄，也不是一座避難所。於是，父母不僅能與他們的子女溝通，且能與鄰人互相默契。 

　　許多父母由於全神貫注於他們自己的問題中，於是把孩子的幸福的責任推給教師。這時，重要的是，教育者對父母的再教育，也同樣要助以一臂之力。 

　　他必須和父母商談，向他們解釋，世界的混淆情形是他們自己個人混亂的反映。他必須指出：科學的進步本身無法造成既有價值的根本改變；而今日被稱為教育的技術訓練並非使人們自由，或使人更快樂；將學生加以限制，使他接受目前的環境，絕對無助於智慧的成長。他必須告訴父母，他嘗試為孩子做些什麼，而且將如何著手。他必須喚起父母的信賴，但不是憑著一種專家對待外行的權威姿態，而是和他們一起談論孩子的脾氣、困難、性向等等的問題。 

　　如果老師把孩子當做一個個人而對他發生真正的興趣，則父母將會信賴教師。在這種過程中，教師教育了父母，而且因為他從父母那兒同樣學習了一些事物，所以他也教育了自己。正確的教育，是一項需要雙方的耐心、尊重與慈愛的工作。明智的教師在一個明智的地區能夠解決如何培育孩子的問題，熱心的教師和關懷孩子的父母可以以此方式施行小型的試驗。 

　　父母是否曾經自問，為何要生孩子？他們要孩子，是為了延續他們的姓氏，接管他們的財產嗎？他們要孩子，只是為了自己的高興，為了滿足自己情感上的需要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則孩子變成了父母的慾望和恐懼的投影而已。 

　　如果父母因為誤謬的教育而助長了妒嫉、仇恨和野心，他們能聲稱愛他們的孩子嗎？激起國家或種族間的對立，而導致戰爭、毀滅與不幸，這是愛嗎？以宗教或意識形態之名而製造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這是愛嗎？ 

　　許多父母由於讓孩子接受了錯誤的教育，並且由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促使孩子走向衝突和悲哀之途。於是，當孩子長大而受苦時，他們便為他祈禱，或為孩子的行為找了種種的接口。父母因子女而感到痛苦，是一種佔有的自憐形式，這種佔有而產生的自憐形式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沒有愛的緣故。 

　　如果父母愛他們的子女，他們不會是國家主義者，他們不會把自己和任何國家視為一體，因為對國家的崇拜造成戰爭，而戰爭使他們的子女喪生或殘廢；如果父母愛他們的子女，他們會發現如何和財物保持正確的關係，因為佔有的本能使財物附上了一種巨大而虛假的意義，足以毀滅世界；如果父母愛他們的子女，他們將不會隸屬於任何有組織的宗教，因為教條和信仰將人類分成互相沖突的集團，在人與人之間造成對立；如果父母愛他們的子女，他們將剷除嫉妒與鬥爭，根本改變今日的社會結構。 

　　只要我們期望於孩子的是權勢、有更高更好的社會地位、布上成功之梯，我們心中便沒有愛，因為對成功的崇拜，助長了衝突與不幸。愛孩子，是和他們有內心的溝通，使他們受到正確的教育，以幫助他們成為一個敏感、有智慧、完整的人。 

　　當一個人決定從事教育時，他應該自問的第一件事是：何謂教育。它是按照普通的方式去傳授一般的學科知識嗎？他想將孩子加以限制，使他在這社會的大機器中成為一個齒輪，或是幫助孩子成為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完整的人，使他成為虛偽價值的一項威脅？如果教育者是要幫助學生，使他對環繞於其四周的價值和影響——他是由這些所組成——加以探究，加以瞭解，那麼教育者自己不是先要對這些價值和影響有所覺察嗎？如果一個人瞎了眼，他能幫助人通達彼岸嗎？ 

　　顯然，教師自己必先著手觀察。他必須隨時警覺，密切注意自己的思維和情感，自己所受的限制方式，自己的種種活動和反應。因為由這種警覺的觀察，才能產生智慧，他和別人以及其他事物的關係，才會有根本的轉變。 

　　智慧和通過考試是兩回事。智慧是即興自發的知覺（Sponataneous Peroeption），它使一個人堅強、自由。想在孩子身上喚醒智慧，我們必須先了解何謂智慧，因為如果我們在種種方面仍然缺乏智慧的話，怎麼能夠要求孩子具備智慧呢？問題不僅在於學生有困難，我們自己也是一樣。一些日積月累的恐懼、悲哀、挫折，我們均未曾從其中解脫。為了幫助孩子有智慧，我們必須破除自身中使我們麻木、遲鈍、輕率的種種障礙。 

　　如果我們自己追逐個人的安全，我們又如何能教導孩子不這麼做？如果我們身為父母、教師，對生活都毫不敏感，如果我們在自己四周豎起圍牆以保護自己，那麼孩子還有什麼希望呢？這種在世界上造成混亂的掙扎，要發現其中的真正意義，我們必須先覺察自己的心理過程而喚醒我們的智慧，我們必須著手探究一切將我們封閉於其中的價值觀。 

　　我們不應該繼續再不加考慮地附和我們偶然出生於其中的生活模式。如果我們不瞭解自己，那麼在我們自身，也就是在社會中，如何能有和諧呢？除非教育者瞭解自己，除非他看出自己受到限制了的反應，開始使自己從既存的價值中解脫，否則他如何能喚醒孩子的智慧呢？而如果他不能喚醒孩子的智慧，則教育者的任務是什麼呢？ 

　　唯有了解我們自己思想和情感的反應方式，我們才能真正幫助孩子成為一個自由的人。如果教育者對這件事十分關切，則不僅對於孩子，而且對於他自身，他都將加以敏銳地覺察。 

　　很少人觀察自己的思維和情感。如果它們十分醜陋，我們並不充分了解它們其中的含義，只是設法抑制它們或將它們棄之不顧。我們對自己並沒有深入地覺察；我們的思維和情感是機械化的，一成不變的。我們學得幾樣事物，聚集一些知識，然後設法將它傳遞給孩子。 

　　然而，如果我們對教育真正感興趣，那麼我們將不僅會設法找出世界各地在教育上所做的種種實驗，而且對自己面對這整個問題的態度也會十分清楚明白。我們會自問：為何我們要教育孩子和自己，這一切有何目的？我們會探究生活的意義，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等問題。顯然，教育者必須有感於這些問題，設法幫助孩子去發現有關這個問題的真理，而不要將自己個人的習性和思想習慣加諸在孩子身上。 

　　遵循一種制度——不論是政治上或教育上的制度——都無法解決我們種種的社會問題。瞭解我們面對問題的態度，遠比了解問題本身來得重要。 

　　如果要使孩子從恐懼之中——不論是對父母、對環境，或對上帝的恐懼——解脫出來，則教育者本身必須沒有恐懼。然而要找到一些本身不被某種恐懼所苦的老師，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恐懼使思想萎縮而限制了自發創造的行為，一個心懷恐懼的教師，顯然無法毫無畏懼地把生活的深刻意義傳授給他人。恐懼和善良一樣是具有傳染性的。如果教育者自己內心有恐懼，他將把這種恐懼傳染給他的學生，即使這種傳染一時看不出來。 

　　譬如說，假設有一個教師，他恐懼於輿論的批評。雖然他明白這項恐懼是荒謬無稽的，然而他無法克服它。他要怎麼辦？至少他能對自己承認這項事實，並且藉著說出他自己的心理反應，公開地和學生討論，而使他們瞭解恐懼。這種誠實而真摯的態度將大大鼓勵學生，使他們對自己、對教師也同樣地坦白率直。 

　　要使孩子自由，教育者自己必須充分了解自由的意義，以及它所含的錯綜複雜的問題。任何形式的榜樣或強制都無助於自由的誕生，唯有在自由中，自我發現和明辨之力才能存在。 

　　孩子被他周圍的人們和事物所影響，以及這些影響的真正價值。正確的價值，並非經由社會的權威或傳統的權威而得以發現，只有經過個人的思考，才能獲得啟示。 

　　如果我們深深地瞭解這一點，我們自始便會鼓勵學生喚醒此種洞察今日個人和社會價值的能力。我們將會鼓勵他找出一切事物的真正價值，而非某一組特定的價值。我們會幫助他無所恐懼，也就是免於教師、家庭或社會的一切控制而享有自由。因而，作為一個人，他可以在愛與善良中成長。教育者如此幫助學生朝向自由時，他也在改變自己的價值，他也開始擺脫了“我”以及“屬於我”的束縛，他也在愛和善良中成長。這種相互教育的過程，創造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師生關係。 

　　任何形式的控制和強制，是自由與智慧的直接障礙。正確的教育在社會中沒有權威、沒有勢力，它超越了社會的制裁。如果我們要幫助學生從他自己以及環境所製造出來的障礙中解脫，那麼對於任何形式的控制都必須加以瞭解而捨棄。然而要做到這點，教育者自己也要從一切束縛人的權威中解脫。 

　　追隨他人，不論這人是如何的偉大，都妨礙了對自我存在方式的發現。追隨某個現成的烏託邦諾言，會使心靈無視於它自己渴求安全、權威、他人幫助的那種封閉式的行動。神父、政客、律師、軍人都準備“幫助”我們，然而，他們的幫助卻損毀了智慧和自由。我們所需要的幫助來自我們自己，我們無需乞求幫助。因為，當我們謙虛地獻身於工作中，當我們面對每日的困難和時間而去了解它們，則幫助就會不求自來。 

　　我們必須避免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渴望他人的支持與鼓勵，因為這種渴望能製造它本身的反應，而反應永遠是使人幸福滿足的。有別人來鼓勵我們，指引我們，撫慰我們，是使人安慰的；然而，這種把別人當做嚮導，當作權威而趨向他的習慣，會立刻成為我們的一種毒素。一旦我們依賴他人的指引，我們便會忘卻了原來的意圖——喚醒個人的自由和智慧。 

　　任何權威都是一種阻礙，因此教育者應該特別注意，不能成為學生的權威。樹立權威，是一種意識上的或無意識中的過程。 

　　學生是疑心未定，正在摸索探求；然而教師卻握有確實的知識，富於經驗。教師的這種力量和無疑的態度，使得學生安心而有沉浸於此氣氛之下的趨向；然而這種安心既非恆久，也非真實。一個有意或無意地鼓勵學生依賴的教師，對學生永遠不會有多大的助益。他可能以其知識鎮服學生，以其個性使學生為之目眩，然而他不是正確的教育者，因為他的知識和經驗是他的嗜癖，他的避難所，他的樊籠；除非他由其中解脫，否則他無法幫助學生成為完整的人。 

　　要成為一個正確的教育者，教師必須隨時使自己從書本和實驗室中解脫。他必須隨時注意，不使他的學生將他塑造成一個榜樣、一種理想或一項權威。當教師希望藉著學生以達成他自己的願望，當學生的成功成了他自己的成功，那麼他的教育便成了一種自我延續的形式，這對於自我認識與自由是有害的。正確的教育者對於這些障礙必須加以覺察明白，以便幫助學生，使他不僅從教師的權威中解脫，而且也能從他自己的自我封閉的種種追求中解脫。 

　　不幸的是，在學生遇到了問題時，大部分的教師並不把學生看成一個平等的夥伴——他們高高在上，訓示著學生。這種師生關係只會增加教師與學生兩方面的恐懼。造成這種不平等關係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教師害怕自己的秘密被人發現？他與學生保持距離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高貴，免於受學生的影響？這種高傲的態度，絕對無法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藩籬。畢竟，教育者和他的學生是相互幫忙，從事於雙方的教育。 

　　任何的關係，都必須是一種相互間的教育。因為由知識、成就、野心所產生的自我保護性的孤立狀態，只能滋生妒忌和對立，所以正確的教育者必須超越這些環繞在其周圍的樊籠。 

　　由於正確的教育者完全致力於個人的自由和完整，所以他是一個真正富有深入的宗教情操的人。他不屬於任何宗教，不屬於任何有組織的宗教；他免於信仰和儀式的束縛，因為他知道這些被人創造出來的信仰和儀式，是創造人的慾望所透射出來的迷惘、幻想而已。他知道唯有自我認識，也就是自由存在之時，真實或上帝才會存在。 

　　並未獲得學位的人常常是最好的教師，因為他們樂於實驗；由於他們並非專家，所以他們樂於學習，樂於瞭解生活。對於真正的教師來說，教育不是一項技術，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就像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樣，他寧願捱餓也不放棄他的創造性工作。除非一個人具有這種從事教育的熱望，否則他不該做一個教師。一個人務必親自去發現他是否具有這項天賦，而不要把教育僅僅視為一種謀生的手段，草率從事。 

　　一旦教育成了我們的一項職業、一種謀生手段，而非一項獻身的天職，世界與我們之間必然會有鴻溝存在；我們的家庭生活便和我們的工作分離，無法融合。一旦教育成了一種和其他人工作相似的職業，人與人之間及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衝突與仇恨將不可避免。競爭、對於個人野心的無情追逐、國家與種族間的種種區分——他們造成對立和無止境的戰爭——將有增無減。 

　　然而，如果我們致力於成為正確的教育者，那我們便不會在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之間造成隔離，因為我們處處關心的是自由與完整。我們平等地看待富人或窮人的孩子，把每一個孩子當做一個具有特殊的性情、遺傳、野心等等的個人。我們關切的，不是某個階級，不是有權勢的人或無權勢的人，而是個人的自由和完整。 

　　獻身於正確教育必須是自動自發的，它不該是任何勸服或希冀個人利益的結果，而且必須心中沒有因渴望成就所引起的恐懼。把自己和學校的成敗視為一體，這其中仍然含有個人的動機。如果教育是一項天職，如果一個人認為正確的教育對個人是絕對必要時，他就不會被自己或旁人的野心所阻礙或左右。他會為了這項工作而騰出時間，找出機會，他會立刻著手而不求報酬、榮譽或名望。於是，其他的事——家庭、個人的安危、舒適——都成了次要的事。 

　　如果我們真切地想成為一個正確的教師，則我們不僅只對於某種教育制度不滿，而是對所有的教育制度都會產生不滿，因為我們明白任何教育方法都不能使個人解脫、自由。一種方法或制度可以將個人加以限制，使他受制於一組不同的價值觀，然而卻無法使個人自由。 

　　一個人也必須警覺，不要落入他自己特有的體系——心靈是一直從事此項建構的。握有一套行為、行動的模式，是一種方便而安穩的方法，因此心靈躲藏於它自己的種種公式化的行為中。時時警覺是一件麻煩而吃力的事，而奉守一種方法，卻不需要思考。 

　　重複與習慣，助長了心靈的怠惰。心靈需要衝擊才能清醒過來，我們把這種衝擊稱為“問題”。我們解決問題的依據是那些陳腐的說明、辯解、譴責，這一切又使心靈昏沉入睡。心靈時時落入這種怠惰的形式中，正確的教育者不僅要使自己的內心中止這種怠惰，而且要幫助學生對它加以觀察。 

　　也許有人會問：“如何才能成為正確的教育者？”顯然，詢問“如何”的心靈並非解脫自由的心靈，而是膽怯的心靈，它尋求的是利益或結果。意欲成為某種東西的希望和努力只能使心靈服從於它所慾望的目標。然而，一個自由的心靈卻是隨時觀察，隨時學習，因而打破了自我所投射的種種障礙。 

　　自由在於起點，它並非是到了終點才能獲取的東西。一個人一旦問了“如何”，它便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而一個希望獻身教育事業的教師永遠不會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知道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依循而成為正確的教育者。如果一個人真正感興趣，他不會尋求一項方法，藉以保證獲得他所渴望的結果。 

　　任何制度都能使我們具有智慧嗎？我們可能通過制度的創造而獲得各種學位等等；然而，我們能成為教育者嗎？尋求報償或想要被稱為一個卓越的教育家，這是渴望受人賞識。雖然被稱讚、被鼓勵有時使人愉快，然而，如果一個人樂此不疲，它將成為一種毒劑，使人很快產生厭惡之心。期望他人的讚賞和鼓勵，是頗不成熟的態度。 

　　如果要創造任何新的事物，需要的是警覺和活力，而非爭吵鬥嘴。如果一個人在工作中感到挫折，那麼隨之而來的便是厭煩和無聊。如果一個人不感興趣，顯然他不應該繼續從事教育。 

　　然而，為何教師都缺乏濃厚的興趣呢？什麼原因使得一個人感到挫折呢？挫折並非由於被環境所迫而做這個或那個的結果；它是由於我們不明瞭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麼。由於內心混亂而處處受到推擠，最後踏上了一塊完全使我們不感興趣的地方。 

　　如果教育是我們真正的天職，我們可能在今日教育的混亂中，看不出一線生機而暫時感到挫折。然而，一旦我們認清且明白了正確教育的含義，我們便又重新充滿衝勁和熱忱。這與意志或決心無關，而是覺察與瞭解的問題。 

　　如果一個人的天職是從事教育，而他又瞭解正確教育的重要性，那麼他不得不是正確的教育者。他不需要遵循任何的方法。瞭解到正確的教育對於達到個人的自由和完整是不可或缺的，這一事實會使人產生根本上的改變。如果一個人覺察到唯有經由正確的教育，人類才能有和平與快樂，那麼他自然會把畢生精力和興趣投入這項教育中。 

　　一個人之所以從事教育，是因為他想要使孩子的內心充實，如此，對於財物，他便會賦予正確的價值。如果內心沒有充實，則世俗的事物便變得過分地貴重，因而導致種種形式的毀滅與不幸。一個人從事教育是為了鼓勵學生髮現自己的天賦才能，並且避免那些在人與人之間滋生對立的職業。一個人從事教育，是為了幫助年輕人朝向自我認識的路。沒有自我認識，便無法獲得和平以及持久的快樂。一個人從事教育，不是實現自我，而是犧牲自我。 

　　缺乏了正確的教育，迷惘便會被視為真實，於是個人的內心便永遠存在著衝突，因此在他與別人的關係——這就是社會——中也會有衝突。一個人從事教育，因為他明白唯有自我認識，而非有組織的宗教教條與儀式，才能產生心靈的安寧；他明白唯有超越了“我”和“屬於我”的時候，創造、真理、上帝才能存在。 

　　情慾與性衝動，如同其他有關人的問題一樣，都是複雜而困難的問題。如果教育者自己都沒有深入地探討過這個問題，明白它所牽連的種種含義，他如何能幫助他所教育的人呢？如果父母或教師自己都陷於性的漩渦中，他又如何指導孩子呢？如果我們不瞭解這整個問題的意義，我們能幫助孩子嗎？教育者在傳授對性的瞭解時，態度有賴於他的心境。他是溫和清靜，或是因自己的慾望而心力交瘁？ 

　　為何對我們大部分人而言，性，是個充滿混亂和衝突的問題？為何它成了我們的生活上的一項主宰力量？主要原因是我們沒有創造力。而我們之所以缺乏創造力，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與道德的文化以及我們的教育方法，均是以智力的發展為基礎。性問題的解決，在於瞭解創造力並非藉著智力的發生作用而得以產生。相反，唯有當智力靜止時，才有創造。智力，以及作為智力的心靈，只能重複、回憶，它不停地製造新的字眼，重組舊有的字眼；由於我們多半是經由頭腦來感覺、來體驗，於是我們便只生活在字眼裡，生活在機械式的重複中。顯然這不是創造。而由於我們沒有創造力，因此我們僅存的唯一創造方式，便是性。性是屬於心智的，而屬於心智的事物必須得到滿足實現，否則便有挫折。 

　　我們的思想、生活是袒露的、貧弱的、膚淺的、空洞的。在感情上，我們貧乏；在宗教上、智力上，我們重複舊調，沉悶無聊；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我們被組成集團派別，受到操縱。我們不是快樂的人，我們沒有生命活力，我們不是高高興興的。在家庭、事業、教堂、學校之中，我們從來不曾體驗到一種創造性的存在狀態，在我們每日的思維和行動中，我們內心深處並不曾解脫。我們受到四面八方的圍困，性自然成為我們唯一的發洩之途，成為我們一再追逐的經驗，因為性能在剎那間給予我們那忘我的快樂狀態。構成問題的，並不是性，而是想要重複快樂狀態，想要獲取性或任何其他的歡樂，並使其持久不逝的那種慾望。 

　　我們真正渴求的是這種遺忘自我的強烈熱情，這種把我們自己與使我們完全沉浸於其中的事物視為一同。因為我們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而且是痛苦的根源，因此在意識中或無意識中，我們想要將自己迷失於個人的或集體的興奮狀態下，迷失在高超的思想裡，或在某種粗陋的感官刺激之中。 

　　創造的生活障礙之一便是恐懼，而顧全體面是此種恐懼的表現。顧全體面的人，受世俗道德所束縛的人，對生活的深刻意義是無所覺察的。他們被自設的道德圍牆所關閉而無法超越。他們那種有色玻璃的道德是基於理想和宗教信仰，與真實毫不相關。一旦他們藏身其中，他們便生活於自設的迷惘世界裡。顧全體面的人，雖然有自設的道德使他們心滿意足，然而他們也是生活在混亂、不幸與衝突之中。 

　　恐懼——它是渴求安全的結果——使我們附和順從，使我們模仿，使我們屈服於控制之下。因此，恐懼阻礙了創造的生活。創造的生活是生活於自由之中，也就是說無所恐懼；而唯有心靈不陷於慾望以及慾望的滿足中，創造的狀態才能存在。唯有以細心的注意力觀察我們的情感和心智，才能拆解慾望的秘密存在方式。我們越是體諒、仁慈，心靈便越少受慾望的支配。唯有當愛不再存在，感官的刺激才成了使人心焦的問題。 

　　要了解這項感官的刺激問題，我們就必須從教育上、宗教上、社會上、道德上各方面去面對它，而非只從單一方面去了解它。由於我們如此猛烈地強調感官的價值，感官的刺激便幾乎成了我們唯一重要的事。 

　　經由書本、廣告、電影、以及其他許多方式，形形色色的感官刺激不斷地受到強調。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盛會、戲劇和其他各種娛樂，這一切都促使我們在生活的個層面去尋求感官的刺激，而我們卻欣然接受。肉慾及其各種形式都得到發揮，然而與此同時，貞潔的理想卻受到鼓勵。因此在我們的內心形成一個矛盾；奇怪的是，這項矛盾本身反成了一種興奮劑。 

　　唯有我們對感官刺激的追求——這是心智的種種主要活動之一——加以瞭解，那麼，歡樂、激奮和暴力才不會在我們生活中成為一項具有支配力的角色。因為我們沒有愛，所以性、對於感官刺激的追求，成了一項使人精疲力竭的問題。當愛存在，貞潔便存在。然而，一個設法“貞潔”的人卻不是一個貞潔的人。德行與自由同在，一旦瞭解了現在存在的事物，自由便出現了。 

　　在我們年輕時，我們有強烈的性衝動，我們大部分人都以節制或戒律來處理這些慾望，因為我們以為如果不加以限制，我們會變得淫蕩好色，貪求無厭。有組織的宗教對於性道德特別注重，然而卻允許我們以愛國的名義從事謀殺與暴力的行為，沉迷於妒嫉和狡詐無情，追逐著權力與成功。為何這些有組織的宗教對於性道德特別注重，然而對於貪婪、剝削和戰爭不加以攻擊呢？這不是因為有組織的宗教是屬於我們所創造的環境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們藉著我們的恐懼、希望、妒嫉與分歧而得以存在嗎？因此，宗教和其他各方面一樣，心靈也被它自身慾望的投射所禁閉了。 

　　倘若對於慾望的整個過程沒有深入的瞭解，則今日存在於東西方的婚姻制度，對於性問題是無法提供解答的。愛並不起於婚姻合約的簽訂，也不是基於雙方滿足的互換，或相互間的安全與舒適。所有這一切都是屬於心智的範圍，這也就是為什麼愛在我們的生活裡只佔據著極小地位的原因。愛是不屬於心智範圍的，它完全不依賴思想及其狡猾的計算、自我保護的需求和反應。當愛存在，性永遠不會是個問題——缺乏了愛，問題便產生了。 

　　造成問題的是心靈的種種障礙和其逃避方式，而非性或任何其他特定的事故。因此，重要的是瞭解心靈的過程，它的趨向和厭棄，它對美與醜的反應。我們應該觀察我們自己，觀察我們自己是如何對待他人，以何種態度面對男人和女人。我們應該明白，一旦為了一個人的自尊自大，家庭被用作自我延續的手段，它便成為分裂隔離以及反社會活動的中心。家庭與財產一旦立足於自我及其使人日趨狹隘的慾望和追求之上，便成為權利與控制的工具，成為個人與社會之間衝突的來源。 

　　這些有關人的問題，其困難之處，在於作為父母與教師的我們，變得如此煩悶厭倦、絕望沮喪，完全陷於混亂和不安中。生活沉重地壓在我們身上，我們想要得到慰藉，想要被人所愛。我們自己的內心貧乏無能，又如何能給予孩子正確的教育？ 

　　這就是為何問題的重點不在學生，而在於教育者。我們的情感和心智都需經過洗滌，才能教育他人。如果教育者自己內心混亂，歪曲不正，限於他自己慾望的迷宮之中，他如何能傳授智慧，幫助他人糾正生活之道？然而，我們並非是靠專家來瞭解和修理的機器，我們是一連串的影響和事件所造成的結果，每個人都必須親自去拆解他自身的混亂而加以瞭解。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斷地逃避自我。由於藝術提供了一種使人尊敬而又簡易的逃避方法，所以它在許多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渴求忘我的慾望使得有些人走向藝術，另一些人沉溺於酒精中，還有一些人則遵循神秘而異想天開的宗教教條。 

　　一旦我們意識中或無意識中利用某種事物以逃避我們自己，我們便會沉迷於其中。我們依賴一個人，一首詩或任何其他事物，藉此以消除煩惱和憂慮。雖然這種依賴能暫時使人有充實之感，卻在我們的生活中製造了更進一步的衝突與矛盾。 

　　有衝突之處，創造的狀態便無法存在。因此，正確的教育應該幫助個人面對他的問題，而非崇尚那些逃避的方法。它應該幫助個人去了解衝突，剷除衝突，因為惟有如此，創造的狀態才能出現。 

　　脫離了生活的藝術，並沒有多大的意義。當藝術與我們每日的生活分離，當我們的本能生活(instinctual life)和我們在畫布上、大理石上或文字上的努力之間有了鴻溝，藝術就成了我們想要逃避現實的那種膚淺慾望的表現。要跨過這條鴻溝是有困難的，尤其是那些有天分的而且藝術老練的人。然而，惟有跨過這條鴻溝，我們的生活才會完整，藝術才能完整地表現我們。 

　　心靈有製造迷惘的能力。如果我們不瞭解心靈的存在方式，則所謂尋求靈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靈感的來臨，是當我們對它開放胸懷之時，而非當我們向它媚求之時。藉著任何的刺激而嘗試去獲取靈感，足以導致形形色色的迷惘。 

　　除非一個人覺悟出生活的意義，否則他的能力或天賦便會用來強調自我及其慾望，如此便促使一個人孤立，以自我為中心。他感到自己是個超越的存在體，一個優越的人，這一切都滋生了種種弊害，引起無盡的爭鬥和痛苦。自我是由許多實體（entities）集合而成，每一個實體都和其他實體相抗衡。自我是種種相互衝突的慾望戰場，“屬於我的”和“不屬於我的”之間的不斷掙扎之處。一旦我們強調了自我，強調了“我”和“屬於我的”，則在我們內心和世界上將會有日益增加的衝突。 

　　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是超越了自我的虛榮以及自我的野心。具有優越的表現能力，然而卻陷於名利之中，就造成一個充滿矛盾和爭執的生活。讚頌和阿諛一旦受到重視，便會鼓舞自我，毀滅了感受性，而對任何成功加以崇拜，顯然都危害了智慧。 

　　促成孤立的任何脾性或才能，任何形式的自我（self identification）認同，不論它如何使人刺激興奮，都扭曲了敏感性的表現而帶來了不敏感。當天賦成為私人的東西，當重點放在“我”和“屬於我的”之上——“我”作畫，“我”寫作，“我”發明——則敏感性便麻木遲鈍了。惟有當我們在與他人、與事物、與大自然的關係中，覺察到我們自己的思維與情感的每一個活動時，心靈才是開放的，柔韌的，不受自我保護的需求和追逐所束縛。惟有此時，才能不被自我所阻礙，對醜的事物與美的事物才能有敏銳的感覺。 

　　對於美和醜的感覺並非來自迷戀之情，而是來自愛，是當自我所製造出來的衝突不存在時。當我們內心貧乏，我們便沉溺於各種外表形式的賣弄，沉弱於金錢、權力和財物之中。當內心空虛時，我們便聚斂物質。如果我們有錢，我們便購置了自認為美的東西，充塞於我們的四周。由於我們對這些東西過於重視，因此發生於世界上的許多不幸與毀滅，我們都難辭其咎。 

　　貪取之心並非是對美的喜愛，它是起於渴求安全的慾望，而置身於安全之處即無法敏感，渴求安全的慾望製造了恐懼。貪取之心出發了一種孤立的過程，在我們四周築起抵擋的圍牆，而這些圍牆阻礙了對一切事物的敏感。一件東西不論如何美麗，它不久便失去對我們的吸引力——我們見慣了它，於是一件原來充滿喜悅的事物變得空洞沉悶了。美仍在那兒，並未消失，然而我們不再對它開放胸懷了，它被我們每日單調的生活所吞滅了。 

　　由於我們內心枯萎，忘了何謂仁慈體諒，忘了如何觀看星辰、樹木、水中倒影，因此我們需要藉著圖畫、珠寶、書本以及無窮盡的娛樂以獲得刺激。我們不斷地尋求新的刺激，新的戰粟情緒，我們渴求日益繁多的感官刺激。這項渴求與它所獲得的滿足，造成心智和情感的厭倦與無聊。只要我們尋求是感官刺激，被我們稱之為美或醜的事物便只有極膚淺的意義。惟有當我們能夠重新面對一切事物，才會有恆久的喜悅——然而一旦我們被自己的慾望所束縛時，那便不可能了。渴求感官刺激與滿足，阻礙了對恆久常新事物的體驗。感官刺激能以買賣購得，但是，對於美的愛卻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覺察到內心的空虛，卻不逃避它而躲入任何的感官刺激時；當我們完全開放胸懷，高度地敏感時，才有創造。惟有此時，我們才會遇見創造性的喜悅。培養外在的事物而不瞭解內在的事物，必然會產生一些使人走向毀滅和悲哀的價值。 

　　學習一項技術可以使我們獲得一項工作，卻不能使我們有創造力。然而，如果有喜悅，有創造的火焰，它則會發現出一種表現的方式。一個人不需要去學習表現的方法。當一個人真正想要寫一首詩，他便把它寫下來，如果他有技巧，那更好；然而，如果一個人沒有話說，則又何必強調那僅用來表達的工具呢？當我們心中有了愛，我們就不必尋求如何組合字句。 

　　大藝術家和大文豪，他們可能是有創造力的人，然而我們卻不是，我們只是觀眾而已。我們閱讀無數的書籍，傾聽優美的音樂，觀賞藝術作品，然後我們從不曾直接體驗那崇高的事物；我們的經驗永遠需要藉助於一首詩、一幅畫、一位聖人的品格。要唱歌，則在我們心中必須要有歌可唱；然而，由於遺失了歌，我們便追求著歌者。沒有作為媒介的人，我們便感到無所適從。可是，我們“必須”無所適從，而後才能有所發現。發現是創造力的開始；如果沒有創造力，無論我們做什麼，都不會有安寧和快樂。 

　　我們以為，如果學得一種方法、一種技術、一種格調，我們將能富有創造力而快樂地生活。然而，惟有當內心充實，才會有創造性的快樂，這是無法藉著任何方法獲得的。自我的改進——這是尋求“我”以及“屬於我的”安全的另一種方式——並非是創造性的，它也不是對於美的愛。惟有對於心靈的存在方式，以及它為自身所設的種種障礙加以時時地警覺，創造力才能出現。 

　　雖然自由創造與自我認識並肩而行，可是，自我認識並非是一種天賦。一個人可能有創造力而沒有任何特殊的才能。創造力是一種存在的狀態，在此狀態中，自我的衝突及其悲哀不復存在，而心靈不陷於對慾望的渴求和追逐之中。 

　　有創造力，並非只是寫寫詩、雕塑像或生孩子，而是處於一種真理得以存在的狀態中。當思維完全靜止，真理便出現了。惟有當自我不復存在，當心終止了它的活動，也就是說，當心不再受它的自身追逐所束縛，此時思維才會靜止。當心完全靜止，而非被迫或被訓練而沉寂，當心因自我停止活動而寂靜，則創造便出現了。 

　　對美的愛可以表現在一首歌、一個微笑中，或表現在沉默之中；然而我們大多數人不愛沉默。我們沒有時間去觀看飛鳥或行雲，因為我們忙於種種追逐與歡樂。當美不存在於我們的心中，我們如何能幫助孩子警覺、敏感？我們盡力對美的事物敏感，卻同時迴避醜的事物，然而對醜的事物的迴避卻不敏感。如果我們想在年輕人的心中培育敏感力，我們自己就必須對美與醜的事物要敏感，而且利用每個機會促使他們觀賞人所創造出來的美，以及大自然中的美，由此喚醒他們心中的喜悅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