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得以成书，要感谢下列人士的建议及协助：Sarai Aharoni、Dorit Aharonov、Amos Avisar、Tzafrir Barzilai、Noah Beninga、Tirza Eisenberg、Amir Fink、Benjamin Z. Kedar、Yossi Maurey、Eyal Miller、Shmuel Rosner、Rami Rotholz、Ofer Steinitz、Michael Shenkar、Guy Zaslavsky，以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世界史课程的所有师生。

特别感谢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他让我学会了如何宏观历史；感谢Diego Holstein，他启发了我写下这个故事；并感谢Deborah Harris，她帮助我将这个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距今年代）

• 135亿年　物质和能量出现。物理学之始。原子和分子出现。化学之始。
• 45亿年　地球形成。
• 38亿年　生物形成。生物学之始。
• 600万年　人类和黑猩猩最后的共祖。
• 250万年　非洲的人属开始演化。出现最早的石器。
• 200万年　人类由非洲传播到欧亚大陆，演化为不同人种。
• 50万年　尼安德塔人在欧洲和中东演化。
• 30万年　开始日常用火。
• 20万年　智人在东非演化。

7.0万年　认知革命：出现能够描述非现实的语言。
历史学之始。智人传播至非洲之外。

• 4.5万年　智人抵达澳洲。澳洲巨型动物绝种。
• 3.0万年　尼安德塔人绝种。
• 1.6万年　智人抵达美洲。美洲巨型动物绝种。
• 1.3万年　弗洛瑞斯人绝种。智人成为唯一存活的人类物种。

1.2万年　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出现永久聚落。

• 5000年　 出现最早的王国、文字和金钱、多神教信仰。
• 4250年　 出现最早的帝国：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德帝国。
• 2500年　 出现最早的硬币──通用的货币。波斯帝国：试图建立普世的政治秩序──「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印度佛教兴起：试图建立普世的真理──「让所有人类解脱痛苦」。
• 2000年　 中国汉帝国。地中海罗马帝国。基督教兴起。
• 1400年　 伊斯兰教兴起。

500年　科学革命：人类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取得前所未有的能力。
欧洲人开始征服美洲和各大洋。
整个地球形成单一历史场域。资本主义兴起。

• 200年　工业革命。家族和地方社群被国家和市场取代。动植物大规模绝种。
• 现代　人类跨出地球的疆域。核武器威胁人类的生存。生物逐渐由「智慧设计」形塑，而非天择。
• 未来　「智慧设计」成为生命的基本原则？智人被超人类取代？

大约在一百三十五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霹雳（Big Bang）之后，宇宙的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才应运而生。宇宙的这些基本特征，就成了「物理学」。

在这之后过了大约三十万年，物质和能量开始形成复杂的结构，称为原子，然后进一步构成分子。至于这些原子和分子的故事、以及它们如何交互作用，就成了「化学」。

大约三十八亿年前，在这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上，有些分子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别庞大而又精细的结构，称为生物。生物的故事，就成了「生物学」。

到了大约七万年前，一些属于智人（Homo sapiens）这一物种的生物，开始创造出更复杂的架构，称为文化。而这些人类文化继续发展，就成了「历史学」。

在人类大历史的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七万年前，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让我们所谓的历史正式启动。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让历史加速发展。到了大约不过是五百年前，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可以说是让过往的历史告一段落，而另创新局。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在描述这三大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和周遭的生物。

智人现身

事实上，人类早在史前就已存在：早在两百五十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类的动物。然而，即使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他们与共享栖地的其他生物相比，也没什么特别突出之处。

如果到两百万年前的东非逛一逛，你很可能会看到一群很像人类的生物：有些妈妈一边哄着小婴儿、一边还得将玩疯的小孩抓回来，忙得团团转；有些年轻人对社会上种种规范气愤不满，也有些垂垂老矣的老人家只想图个清静；有肌肉猛男搥着自己的胸膛、只希望旁边的美女能够垂青；也有年长充满智慧的大家长，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这些远古时期的人类已懂得爱和玩乐，能够产生亲密的友谊，也会争地位、夺权力。

不过，这些天性和黑猩猩、狒狒、大象也没什么不同。这些远古人类，和一般动物比起来就是没什么特别。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代有某一天竟能在月亮上漫步、分裂原子、了解遗传密码，还能写写历史书。说到史前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当时根本无足挂齿，对环境的影响也不见得比大猩猩、萤火虫或是水母来得多。

生物学家把所有生物划分成不同的物种（species，简称种）。而所谓属于同一物种，就是牠们会彼此交配、能够产出有生殖力的下一代。例如马和驴，虽然有共同的祖先、也有许多类似的身体特征，也能够互相交配，但牠们彼此却是性趣缺缺，就算刻意让牠们交配，产出的下一代会是骡，而不具有生育能力。因此，驴的DNA突变就不可能会传给马这个物种，马的也不会传给驴。于是我们认定马和驴属于两个不同的物种，各有各自的演化路径。相较之下，虽然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看来天差地远，却属于同一物种、有一样的基因池。牠们很愿意互相交配，而且牠们的小犬长大后，也能再和其他狗交配、子孙满堂。

从同一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会属于同一个属（genus）。例如狮子、老虎、豹和美洲豹，虽然是不同物种，但都是「豹属」（Panthera）。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每个名字由两个字组成，第一个字是属名、第二个字则是种名。例如狮子就称为Panthera leo，指的是豹属（Panthera）的狮种（leo）。而只要没有意外，每一位在读这本书的读者，应该都是一个Homo sapiens：人属（Homo，指「人」）的人种（sapiens，指「明智」）。

许多属还能再归类为同一科（family），例如猫科动物（狮子、猎豹、家猫）、犬科（狼、狐狸、豺）、象科（大象、长毛象、乳齿象）。同一科的所有成员，都能追溯到某个最早的雄性或雌性祖先。例如所有的猫科动物，不管是家里喵喵叫的小猫或是草原上吼声震天的狮子，都是来自大约两千五百万年前的某一头祖先。

至于智人，也是属于某个科。虽然这件事看起来再平凡不过，却曾经是整个历史上最大的秘密。智人一直希望自己和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仿佛整个科就只有自己存在，没有兄弟姊妹、没有远近亲戚，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父母。但可惜这绝非事实。不论你是否接受，我们所属的人科不仅成员众多、而且还特别吵闹──就是一堆大猿。与我们最相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其中，黑猩猩与我们最为接近。不过就在六百万年前，有一头母猿产下两个女儿，一个成了所有黑猩猩的祖先，另一个则成了所有人类的祖奶奶。

家族秘史

智人还有另一个更见不得光的秘密。我们有许多堂表兄弟姊妹，而且没什么文明。但这还事小，我们其实还曾经有很多更相近的兄弟姊妹。

人类（human）已经习惯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人」，是因为在过去一万年间，「人种」确实只剩下智人一种。然而，human一词真正的意思是「属于人属的动物」，而在过去，这可不只有智人而已。此外，我们在最后一章也会提到，不久之后，很可能我们又得再和一些不属于智人的人类开始竞争。为避免混淆，以下讲到智人，讲的就是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的成员，而讲到人类，讲的则是Homo（人属）的所有现存成员。

最早的人类是从大约两百五十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的──祖先是一种更早的猿属：南猿（Australopithecus）。大约两百万年前，东非的这些远古人类有一部分离开了家园而踏上旅程，足迹遍及北非、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带。北欧的森林白雪皑皑、印尼的热带丛林湿气蒸腾，想活命显然需要不同的特征，因此人类也开始朝着不同方向演化。于是人类发展出几个不同的物种，而科学家也为每一种都取了华丽的拉丁名称。

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类，成了Homo neanderthalensis，意为「来自尼安德谷（Neander Valley）的人」，一般简称为尼安德塔人。比起我们这种智人，尼安德塔人更为魁梧、肌肉也更发达，非常适应西方的欧亚大陆在冰河期的寒冷气候。

至于在亚洲的东边，住的则是直立人（Homo erectus），一共存续了将近两百万年，是目前所知存续最久的人种，而我们智人似乎也很难打破这项纪录。光是一千年后还会不会有智人存在，现在看来都令人十分怀疑，所以和两百万年比起来，我们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至于在印尼的爪哇岛，则住着梭罗人（Homo soloensis），拉丁文意为「来自梭罗谷的人」，这种人很能适应热带的生活环境。同样在印尼，还有另一个小岛弗洛瑞斯（Flores），这里住的远古人类则是经历了一场侏儒化的过程。曾有一段时间，由于海水的水位格外低，于是人类初次抵达了弗洛瑞斯，然后就络绎不绝，当时岛上和大陆的交通往来十分便利。但是后来海水再次上涨，有些人就给困在岛上，物资十分缺乏。那些长得高头大马的人，需要的食物也多，于是最早在岛上饿死；长得矮反而成了生存优势。经过几代之后，在弗洛瑞斯的人都成了小矮人。

科学家把这种独特人种称为弗洛瑞斯人（Homo floresiensis），身高最高不过一公尺、体重最重也不过二十五公斤。然而，他们仍然懂得如何制造石器，甚至偶尔还能在岛上猎象。不过倒也公平，在这岛上的象也是一种矮生种。

2010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Denisova）洞穴中，发现了一支已经变成化石的手指骨，为人类的大家族又添一种成员。手指骨的基因分析证实这个人种过去并不为人知，现在则命名为丹尼索瓦人（Homo denisova）。

全球还有太多洞穴、岛屿、以及不同的气候条件，天晓得还有多少我们失落的亲戚，正等着我们去发现。

这几个人种在欧洲和亚洲不断演化的同时，其他在东非的人种演化也没有停止，这个人类的摇篮继续养育着许多新人种，例如：鲁道夫人（Homo rudolfensis，「来自鲁道夫湖的人」）、匠人（Homo ergaster，「使用工具的人」），还有我们自己这种人种，而我们也颇为厚颜的，把自己命名为智人，「明智的人」。

在这些人种当中，有些高大、有些矮小，有些会凶残的猎捕、有些只是温和采集着食物，有些只住在某个小岛上，而大多数是在整个大陆上迁徙；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人属」，也都是人类。

有一种常见的错误，认为这些人种是呈线性发展，从匠人变成直立人，从直立人再变成尼安德塔人，而尼安德塔人再变成我们。这种线性模型误以为地球在某个时间点上只会有单一人种，而其他更早的人种不过就是我们的祖先。

但事实是，从大约两百万年前到大约一万年前为止，整个世界其实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人种。这其实也十分合理。就像今天，地球上还是有许多种的狐狸、熊、或是猪，而在几十万年前的地球上，至少就有六种不同的人。从整个历史来看，过去多种人种共存其实是常态，现在地球上只有「一种人」，这才是异常。

以下的章节很快就会提到，对于我们智人来说，不愿想起这些过去的手足亲情，背后其来有自。

「思考」的代价

虽然人种之间有诸多不同，但还是有几项共同的人类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的大脑明显大于其他动物。对于60公斤重的哺乳类来说，平均脑容量是200立方公分。但是早在两百五十万年前、最早期的男男女女，脑容量就已经有600立方公分了，至于现代的智人，平均脑容量更高达1,200至1,400立方公分。而尼安德塔人，其实脑容量还更大。

这样看来似乎再清楚也不过，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就该让脑袋愈来愈大才是。人类深深迷恋自己的高智能，一心认为天择当然是偏好脑袋愈大、智力愈高的演化方向。但如果真是如此，猫科动物也经过演化，为什么没有出现会算微积分的猫？究竟为什么，在整个动物界，只有人属演化出了比例如此庞大的思考器官？

答案在于：庞大的大脑也是庞大的负担。大脑结构脆弱，原本就不利于活动，更别说还得用个巨大的头骨把它装起来。而且大脑消耗的能量惊人。对智人来说，大脑只占身体总重约2%至3%，但是在身体休息而不活动时，大脑的能量消耗却占了25%。相比之下，其他猿类的大脑在休息时的能量消耗，大约只占8%。

由于人脑较大，远古人类付出的代价有两种：首先是得花更多时间寻找食物，其次是肌肉退化萎缩。这就像是政府把国防预算转拨给了教育，人类也把手臂二头肌所需的能量拨给了大脑里的神经元。对于在非洲草原上，这究竟是不是好策略，事先只能说无人能知。虽然黑猩猩要讲道理绝对讲不赢智人，但牠却能直接把智人像个布娃娃一样扯个稀烂。

时至今日，人类大脑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能制造出汽车和枪炮，让我们的移动速率远高于黑猩猩，而且从远方就能将黑猩猩一枪毙命，无须和牠摔跤硬拚。只不过，汽车和枪炮是最近才有的事。在超过两百万年间，虽然人类的神经元网路不断增长，但除了能用燧石做出一些刀具、能把树枝削尖变成武器，人类的大脑实在没什么特殊表现。那么，究竟是为什么，驱使人类的大脑在这两百万年间不断这样演化？坦白说，我们也还不知道。

人类另一项独有的特点，在于我们用两条腿直立行走。能够站起来，就更容易扫视整片草原，看看哪里有猎物或敌人，而且既然手不需负责移动身体，就能发挥其他用途，像是丢石块、或是打信号。手能做的事情愈多，可以说人就变得愈厉害；于是人的演化也就愈来愈着重在神经发展，也不断对手掌和手指的肌肉做修正。于是乎，人类的手开始能够处理非常精细的任务，特别是能够制造、使用复杂的工具。最早有证据证明人类开始制作石器工具，大约可追溯到两百五十万年前；而且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也正是考古学家判断远古化石是猿人还是人猿的标准。

然而，直立行走也有不利的一面。原本，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历经数百万年，才发展出以四肢行走、头部相对较小的骨架，而要将这种骨架调整成直立，可说是一大挑战，而且还得撑住一个超大的颅骨，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为了要能望远、要能有灵活的双手，现在人类只得面对背痛、颈脖僵硬的苦恼代价。

这点对妇女来说，造成的负担又更大。直立的步行方式需要让臀部变窄，于是产道宽度受限，而且别忘了婴儿的头还愈来愈大。于是，分娩时的死亡成了人类女性的一大风险。而如果早点生产，婴儿的大脑和头部都还比较小，也比较柔软，这位母亲就更有机会度过难关，未来也可能再生下更多孩子。于是，天择就让生产开始提前。与其他动物相较，人类可说都是早产儿，许多重要器官的发育都还不够完善。看看小马，出生没多久就能开始小跑步；小猫出生不过几周，也就能离开母猫自行觅食。相较之下，人类的婴儿只能说没用得很，许多年间都得当个啃老族，来取得受抚养、受保护和受教育的福利。

人类之所以会有如此突出的社交技巧（以及人类独有的社会问题），有一大原因也正出自于此。独自一人的母亲，如果还得拖着孩子，就很难为自己和小孩取得足够的食物。所以，想养孩子，就需要其他家族成员和邻居持续提供协助。要养活一个人，得靠全部落共同的努力。于是，演化也就偏好能够形成强大社会关系的种族。此外，由于人类出生的时候尚未发育完全，比起其他动物，也就更能够用教育和社会化的方式加以改变。

大多数哺乳动物脱离子宫的时候，就像是已经上釉的陶器出了窑，如果还想再做什么调整，不是刮伤、就是碎裂。然而，人类脱离子宫的时候，却像是从炉里拿出了一团刚熔化的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高到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如此，才会有人是基督徒或佛教徒、有人是资本主义奉行者或社会主义者，又或有人好斗好战、有人爱好和平。

食髓知味

我们以为，能有比较大的大脑、会使用工具、有超凡的学习能力、还有复杂的社会结构，都可说是人类巨大的优势。而且似乎不证自明，正是这些优势使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然而，其实人类早就具有这些优势，但是在整整两百万年期间，人类一直就只是一种弱小的边缘生物。大约在一百万年前，虽然人类已经拥有了容量较大的大脑和锋利的石器，却还是得一直担心食肉动物的威胁，他们很少猎杀大型猎物，维生主要靠的就是采集植物、挖寻昆虫、追杀小动物，还有跟在更强大的食肉动物后面，啃吃些剩下的腐肉。

早期石器最常见的一种用途，就是把骨头敲开，才能吃到里面的骨髓。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正是人类最原始的专长。就像是啄木鸟的专长是从树干里啄出昆虫，最早的人类专长就是从骨骼里取出骨髓。

骨髓有什么特别的？假设我们现在看着一群狮子大口吃着一只长颈鹿。我们只能耐心等着，等牠们吃饱再说。但还别急，就算狮子吃完了，旁边还有鬣狗和豺在等着，而且牠们也不是好惹的；于是牠们又把剩下的肉再吃干抹净。最后才轮到我们这群原始人，我们走近长颈鹿的尸体，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只能想办法去挖出唯一还能吃的组织。

这一点对于了解人类历史和心理学至关紧要。长久以来，智人一直只是稳定位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直到最近才有改变。在先前长达数百万年期间，人类会猎杀小动物、采集种种能得到的食物，但同时也会遭到较大型食肉动物猎杀。一直要到四十万年前，有几种人种才具备实力，开始固定追捕大型猎物，而要到十万年前智人崛起，人类才一跃而居于食物链顶端。

这场从中段到顶端的大跃迁，造成的影响翻天覆地。

其他在金字塔顶端的动物，例如狮子、鲨鱼，得要花上好几百万年的时间，才终于透过演化站上顶峰。因此生态系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出种种制衡，避免狮子和鲨鱼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狮子愈来愈强壮，演化也让瞪羚愈跑愈快、鬣狗愈来愈懂合作、犀牛脾气愈来愈差。

相较之下，人类转眼就登上顶峰，不仅让生态系猝不及防，就连人类自己也不知所措。在过去，居于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总是威风凛凛、霸气十足，数百万年的统治，让牠们充满自信。但相比之下，智人就像是香蕉共和国的独裁者。我们在不久之前，还是大草原上的小可怜，整天充满恐惧和焦虑；一朝跃居上位，不免倍加残酷和危险。人类历史上众多的灾难，不论是生灵涂炭的战乱、或是生态遭逢的浩劫，其实都是源自于这场过于仓促的地位跃迁。

厨师的种族

在踏上食物链顶端的路上，知道用火，可说是迈出了一大步。早在大约八十万年前，就已经有部分人种偶尔会使用火，而到了大约三十万年前，对直立人、尼安德塔人、以及智人的祖先来说，用火已是家常便饭。到了这个时候，人类不仅用火当作可靠的光源和热源，还可以用这项致命的武器，与不怀好意的狮子一较高低。不久之后，人类甚至还刻意引火焚烧周遭的环境。只要悉心控制火势，就能让原本难以通行、不具利益的丛林，转变成大片美好的原野，而且满是猎物。此外，等到火势停歇，这些石器时代的创业者走到还在冒烟的余烬当中，就能得到烤得香酥美味的动物、坚果和块茎。

然而，火带来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够烹饪。有些食物，处于自然形态的时候，无法为人类所消化吸收，像是小麦、水稻、马铃薯，但正因有了烹饪技术，就成了我们的主食。火不只会让食物起化学变化，还会起生物上的变化：经过烹调，就能杀死食物上的病菌和寄生虫。此外，对人类来说，就算吃的还是以往的食物（例如水果、坚果、昆虫和动物尸体），所需要的咀嚼和消化时间也能大幅缩减。例如，黑猩猩要咀嚼生肉，每天得花上五小时，但人类吃的是熟食，每天花上一小时就够了。

烹调让人类有更多能吃的食物种类，减少所需的进食时间，还能缩小牙齿、减少肠的长度。有学者认为，烹调技术的发明，与人体肠道缩短、大脑开始发育，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较长的肠道、或是较大的大脑，都必须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很难兼而有之。而既然有了烹调，人就能缩短肠道、降低能量消耗，于是可说是在不经意间，烹调就让尼安德塔人与智人走上了让大脑更大的道路。¹

此外，用火也让人与其他动物之间，首次有了明显的不同。对几乎所有动物来说，牠们的力量靠的都是自己的身体，像是肌肉的力量、牙齿的大小、翅膀的宽度。虽然动物能利用风和海流，却无法控制这些自然界的力量，而且也无法突破先天上的身体限制。例如老鹰能够找出由地面上升的热气流，只要展开巨大的翅膀，热空气就会带着牠们自然上升。然而，老鹰并无法控制热气流的位置，而且荷重能力几乎完全得看翼宽来决定。

但人类用火的时候，可说是控制了一项既听话、又有无穷力量的工具。不像老鹰只能被动使用气流，人类可以选择要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放出一把火来，而且火的用途各式各样、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火的能量并不会受到人类身体的构造或力气所限。就算是柔弱的女子，只要有一块燧石能敲出火花，或是有一根点火棍能够摩擦起火，就能在几个小时内毁掉整片森林。

懂得用火之后，人类有许多发展，已经行将水到渠成了。

兄弟的守护者

虽然用火带来许多优势，不过在十五万年前，人类仍然是边缘生物。这时的人类能够把狮子吓走、能在寒冷的夜晚生火取暖，偶尔还能把森林给烧了。但就算把所有人种全部加在一起，从东南亚的印尼群岛、到欧洲西南角的伊比利亚半岛，所有的人数加起来仍然不足百万，这对于整体生态来说，根本微不足道。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物种（智人）已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但不过就是自顾自的待在非洲的一个小角落。我们还无法得知智人是在何时、由何种早期人类演化而来，但科学家多半都同意，大约到了十五万年前，东非就已经有了智人，外貌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如果现代的停尸间里突然出现一具智人的尸体，验尸官根本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在有了火之后，他们的牙齿和颌骨比祖先小，而大脑的容量又较大，与我们现在相当。

科学家也同意，大约在七万年前，智人已经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整个欧亚大陆。

智人来到阿拉伯半岛的时候，欧亚大陆多半都已经住着其他的人种。那么，这些其他人种后来怎么了？关于这点，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混种繁衍理论（interbreeding theory），讲的是不同人种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三生有幸、互相交融。

混种繁衍理论认为，智人从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与其他人种混种繁衍，而形成今天的人类。例如，智人抵达中东和欧洲的时候，就会遇上尼安德塔人。这些尼安德塔人的肌肉更发达、脑容量更大、也更能适应寒冷的气候。他们会用工具、已知用火、打猎技巧高明，而且还有铁证，证明他们会照顾病人和弱者（考古学家从尼安德塔人的遗骸发现，有些人有严重的身体残疾，但活了相当大的岁数，可见有亲属提供照料）。许多漫画都把尼安德塔人描绘成愚笨又粗鲁的「穴居人」，但近来的证据证明并非如此。

根据混种繁衍理论，智人来到尼安德塔人的地盘时，两个人种开始互通、繁衍，直到合而为一。但如果真是如此，今天的欧亚人就不该是纯种智人，而是智人和尼安德塔人的混血儿。同样的，在智人抵达东亚的时候，也会和当地的直立人混血繁衍，因此今天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也该是智人与直立人的混血儿。

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称为替代理论（replacement theory），讲的是双方水火不容、互有反感、甚至是种族灭杀。根据这一理论，智人与其他人种的生理结构还是有所不同，不仅交配习性难以相合，甚至连体味都天差地别。所以，想要天雷勾动地火，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就算有一个尼安德塔人的罗密欧、配上了智人的茱丽叶，但因为两个人种在基因上相去太远，也无法产下可繁衍的后代。于是，这两个人种还是泾渭分明。而等到尼安德塔人不管是自然灭绝、或是遭到屠杀，他们的基因也同样灰飞烟灭。

就这种观点看来，智人所做的，就是取代了所有先前的人种，而不是和他们混种繁衍。如果真是如此，现今所有的人类只要追本溯源，都该能够一路追到七万年前的东非，都是「纯种」的智人。

基因定序的两颗震撼弹

这两种理论何者正确，会对后面的推论造成极大影响。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七万年其实一点也不长。如果替代理论正确，也就是说，所有现代人类的基因池大致相同，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种族差异就小到无足挂齿。然而，如果混种繁衍理论正确，那么可能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种下了现代非洲人、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这点可以说是政治上一触即发的火药，可能发展出爆炸性的种族理论。

最近数十年来，替代理论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大致共识，这项理论不只背后的考古证据更可靠，也更为政治正确──如果说现代人类族群各有明显的基因差异，几乎可说就是打开了种族主义的潘朵拉盒子，而科学家可没这打算。

然而，有一项为尼安德塔人基因组定序的研究结果在2010年底发表，却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遗传学家终于从化石里搜集到足够的尼安德塔人DNA，能够和现代人类的DNA全面比较，而结果令科学界一阵哗然。

原来，就现代中东和欧洲的人类而言，拥有1%到4%的尼安德塔人DNA。虽然这百分比并不高，但意义却很重大。几个月之后，从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的手指化石中，取得DNA、完成定序，结果又投下了第二颗震撼弹：结果证明，居住在大洋洲的现代美拉尼西亚人及澳洲原住民，最高拥有6%的丹尼索瓦人DNA。

如果这些结果属实（请注意，目前后续研究都仍在进行，可能进一步证实、但也可能修改目前的结论），就证明混种繁衍理论至少有部分正确。但这也不是说替代理论完全错误。毕竟，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仍然只占了现代人基因组的一小部分，要说智人真的和其他人种有「混种」的情形，也是言过其实。虽然这些人种之间的差异，没有大到完全阻绝了繁衍后代的可能，但已经足以让他们彼此兴趣缺缺，罕有往来。

这么说来，智人、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在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究竟该如何解释？显然，他们并不是像马和驴一样完全不同的物种，但他们也不像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是同一物种的不同族群。毕竟，现实的生物界限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重要的灰色地带。只要是由共同的祖先演化出的物种（例如马和驴），都曾有某段时间就是同一物种的不同族群，像是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而必然有某个时点，虽然这两个族群的差异已达到一定程度，但仍然能够交配，产下有生育能力的后代。接着，经过又一次突变，才终于切断了最后的连结，于是从此真正成为两种全然不同的物种。

现在看来，大约五万年前，智人、尼安德塔人与丹尼索瓦人正是站在那个临界点上。当时的他们几乎、但还不完全是各自独立的物种。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智人与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不仅在基因序和身体特征方面已大为不同，甚至在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方面也相去甚远。然而，看来还是有那么极少数的情形，让智人与尼安德塔人产下了有生育能力的后代。所以这么说来，这两种族群并没有混种的情形，而是有少数幸运的尼安德塔人基因搭上了这班智人特快车的顺风车。

但想想，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我们智人居然可以跟另一种不同物种的动物交配，还能生小孩，实在叫人感到有点不安、或是毛骨悚然。

唯我独尊

然而，如果尼安德塔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人类物种并没有与智人混种，那他们究竟去了哪？

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智人给逼上绝路了。想像一下，有某个智人的部落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某个山谷，这里数十万年以来，都是尼安德塔人的家园。新来的智人开始猎鹿，而尼安德塔人传统上都是靠着采集坚果和浆果为生。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提到的，由于智人的技术进步、社交技巧高，在狩猎和采集上也都更为熟练，于是族群迅速成长茁壮。相形之下，尼安德塔人就显得左支右绌，发现生活愈来愈困苦，连糊口都难上加难。于是，他们的人口数逐渐下滑，逐步走向灭绝；而或许极少数的例外，就是有一两个尼安德塔人最后也加入了智人族群，成为智人部落的一员。

还有另一种可能，认为资源竞争愈演愈烈，最后爆发了暴力冲突，导致种族灭绝。毕竟，宽容可不是智人的特色。即使到了现代，不过是因为肤色、方言、宗教等等微小的差异，就足以让智人彼此大动干戈，非要把对方赶尽杀绝。而远古的智人面对的可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物种，又岂能期待他们更加宽容？很有可能，当智人碰上尼安德塔人的时候，就发生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净化运动。

尼安德塔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足以引发许多历史上的想像。如果除了智人之外，尼安德塔人或丹尼索瓦人也同样存活了下来，这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如果世界上同时有好几个不同的人类物种，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

举例来说，宗教信仰会是什么样子？《圣经》会不会说尼安德塔人也和智人一样有灵魂？耶稣牺牲自己，会不会是为了要洗净丹尼索瓦人的罪？《古兰经》会不会对所有人类物种一视同仁，都为他们在天堂预留位置？孔子会不会说，我们对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尼安德塔人会不会在罗马军团中服役，又会不会也服侍着中国庞大的帝国王朝？〈美国独立宣言〉所揭橥而坚信的「人生而自由平等」，指的会不会是所有「人属」的物种？马克思会不会呼吁，所有人类物种的工人都该团结起来？

在过去一万年间，智人已经太习惯自己是唯一的人类物种，很难接受其他可能性。对智人来说，没有其他同属人类的物种，就很容易让人自以为是造物的极致，以为自己和其他整个动物界仿佛隔着一条护城河。于是，等到达尔文提出智人也不过是另一种动物的时候，有些人就大发雷霆。即使到现在，也还是有许多人不愿这么相信。

如果尼安德塔人尚未灭绝，我们真的还会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生物，与其他动物都不同吗？

很有可能对智人来说，虽然尼安德塔人和自己相似到不足一提，但也相异到无法忍受。或许正是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念头，我们的祖先才决定将尼安德塔人赶尽杀绝。

赶尽杀绝

不论究竟智人是否是罪魁祸首，但每当他们抵达一个新地点，当地的原生人类族群很快就会灭绝。梭罗人最后的遗迹，大约是五万年前。丹尼索瓦人在那之后不久，也绝迹了。至于尼安德塔人，是在大约三万年前退出了世界舞台。而到了一万两千年前，像小矮人般的人类也从弗洛瑞斯岛上永远消失。

他们只留下了一些骨头、石器、少许还存在我们DNA里的基因，以及许多悬而未解的谜团。他们的离去，也让我们智人成了人类仅存的物种。

究竟智人胜出的秘诀为何？为什么我们能如此迅速抵达各个遥远而生态各异的栖地，而且落地生根？我们是怎么将其他人类物种赶出世界舞台？为什么就连身强力壮、脑部发达、不怕寒冷的尼安德塔人，也无法挡住智人的屠杀？相关的争辩必然会继续。而目前最可能的解答，正是让人得以辩论的原因，就是：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独特的语言。

第1章提过，虽然智人早在十五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东非，但一直要到大约七万年前，才开始大规模迁徙到其他地区，造成其他人类物种的灭绝。而在先前的几万年间，虽然智人的外表已经与我们十分神似、大脑容量也差堪比拟，但他们与其他人类物种相比，却占不了任何优势，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工具，甚至没什么特殊表现。

事实上，智人与尼安德塔人的史上第一次冲突，赢家还是尼安德塔人呢！大约十万年前，有几群智人率先离开东非，向北迁徙到地中海东部，侵入了尼安德塔人的领土，但是没能攻下这个领地。他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当地人过于强大，可能是由于气候过于寒冷，也可能是因为对当地的寄生虫无法适应。不论原因为何，总之智人最后就是黯然离去，而尼安德塔人仍然是中东的霸主。

正因为智人的外在表现实在乏善可陈，让学者推测，这些智人的大脑内部结构很可能还是与我们不同。虽然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但认知能力（学习、记忆、沟通）却仍然十分受限。换句话说，想教远古智人说华语、接受马克思主义教条、或是明白演化论，应该都是缘木求鱼。（不过，就算是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也同样困难无比。）

然而到了七万年前左右，智人仿佛整个脱胎换骨。大约在那个时候，智人再次从非洲出击。这一次，他们不只把尼安德塔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给赶出了中东，甚至还赶出了这个世界。没多久，智人的领地就到达了欧洲和东亚。大约四万五千年前，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们越过了海洋，抵达了从未有人类居住的澳洲大陆。在大约七万年前到三万年前之间，智人发明了船、油灯、弓箭，还有想缝制御寒衣物不可缺少的针。而且，第一项确实能称为艺术或珠宝的物品，正是出现在这段期间；同时，也有了确切的证据，证明已经出现宗教、商业和社会分层。

语言诞生

大多数研究人员相信，这些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是因为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学者认为，这些造成尼安德塔人灭种、移居澳洲、雕出施泰德狮人雕像的智人，已经和你我同样聪明、有创意、反应灵敏。如果我们能遇到施泰德洞穴的艺术家，应当已经可以学习彼此的语言了。我们能够向他们解释我们知道的一切事物，不管是《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冒险情节、或是量子物理的复杂理论；而他们也能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

就是在大约距今七万年到三万年前，智人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会发生认知革命的原因为何？我们无从得知。最普遍相信的理论认为，因为某一些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结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这次突变，几乎就像是吃了《圣经》里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一样。

为什么这只发生在智人的DNA、而没有发生在尼安德塔人的DNA？我们现在只能说，这就是纯粹的偶然。这里比较重要的，并不是突变的原因，而是突变带来的结果。智人的新语言究竟特别在哪，竟让我们能够征服世界？[1]

智人的语言并不是世界上的第一种语言。每种动物都有着某种语言。就算是蜜蜂或蚂蚁这些昆虫，也有极精密复杂的沟通方式，能够告知彼此食物所在。甚至，智人的语言也不能说是第一种有声的语言。因为许多动物，包括所有的猿类和猴类，都会使用有声语言。例如，绿猴（green monkey）就有各种不同的喊叫方式，传达不同的讯息。像是动物学家已经确定，绿猴的某种叫声代表着「小心！有老鹰！」而只要稍微调整，就会变成「小心！有狮子！」

研究人员把第一种叫声放给一群绿猴听的时候，绿猴会立刻停下当时的动作，很恐惧的望向天空。而同一群绿猴听到第二种叫声（警告有狮子）的时候，牠们则是立刻冲到树上。虽然说智人能发出的声音种类比绿猴多，但鲸和大象也不遑多让。

爱因斯坦能说的声音，鹦鹉都能说，而且鹦鹉还能模仿手机铃声、摔门声、还有警笛的尖啸声。当然，爱因斯坦有很多地方比鹦鹉强得多，但不论如何，语言这点可是远远不及。那么，究竟人类的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最常见的理论，是认为人类语言最为灵活。虽然我们只能发出有限的声音，但组合起来却能产生无限多的句子，各有不同的涵义。于是，我们就能吸收、储存和沟通惊人的讯息量，并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绿猴能够向同伴大叫「小心！有狮子！」但现代人能够告诉朋友，今天上午、在附近的河弯，她看到有一群狮子正在跟踪一群野牛。而且，她还能确切描述出位置，或是有哪几条路能够抵达。有了这些资讯，她的部落成员就能一起讨论，该怎么逼近河边，把狮子赶走，让野牛成为自己的囊中物。

想要了解人类的天性、历史和心理，就得想办法回到那些狩猎采集的祖先头脑里面，看看他们的想法。在智人的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靠采集为生。但是在过去两百年间，有愈来愈多智人的谋生方式是在城市里劳动，整天坐办公桌；而再之前的一万年，多数的智人则是务农或畜牧；但不论如何，比起先前几万年都在狩猎或采集，现代的谋生方式在历史上，不过都只像是一瞬间的事罢了。

演化心理学近来发展蓬勃，认为现在人类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特征，早从农业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形塑。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饮食习惯、冲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现在的样貌，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狩猎采集者的头脑，但所处的却是工业化之后的环境，像是有超级城市、飞机、电话和电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比前人享有更多物质资源、拥有更长的寿命，但又觉得疏离、沮丧而压力重重。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想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就需要深入研究狩猎采集者的世界，因为那个世界其实现在还牢牢印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贪食基因

举例来说，高热量食物对人不好，但为什么老是戒不掉？现今的富裕国家都有肥胖的问题，几乎像瘟疫一样蔓延，还迅速将魔爪伸向开发中国家。

如果我们不想想采集者祖先的饮食习惯，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一碰到最甜、最油的食物就难以抵抗。当时他们住在草原上或森林里，高热量的甜食非常罕见，永远供不应求。如果是三万年前的采集者，想吃甜食只有一种可能：熟透的水果。所以，石器时代的女性一旦碰到一棵长满甜美无花果的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吃到吃不下为止，否则等到附近的狒狒也发现这棵树，可就一颗也吃不到了。于是，这种想大口吃下高热量食物的直觉本能，就这样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就算今天我们是住在高楼大厦，家家户户的冰箱早就塞满食物，但我们的DNA还记得那些在草原上的日子。正因如此，我们才会不知不觉就吃完一整桶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可能还配上一大杯可口可乐呢。

这种贪食基因（gorging gene）的理论已经得到广泛接受。至于其他理论，争议性就大得多。例如有些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古代的采集部落主要并不是由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组成，而是一群人共同住在一起，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甚至没有父亲这种身分的概念。在这样的部落中，女性可以同时和几个男人（和女人）有性行为、形成亲密关系，而部落里的所有成年男女则是共同养育部落的小孩。正由于男人都没办法确定小孩是不是自己的，对所有孩子的教养也就不会有大小眼的问题。

这样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什么新世纪的灵性乌托邦，很多动物都有这种社会结构，特别是黑猩猩和巴诺布猿这些我们的近亲，更是如此。即使在今日，还是有些人类社会采用这种共同教养制，像是位于委内瑞拉的巴里印第安人（Bari Indians）社会，他们相信孩子不是生自某个特定男人的精子，而是妈妈子宫里所有累积的精子的结合。所以，如果想当个好妈妈，妳就该和好几个不同的男人做爱，特别是在想要怀孕的时候，就该找上那些最会打猎的、最会说故事的、最强壮的战士、最体贴的爱人，好让孩子拥有那些最好的特质（以及最佳的教养）。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实在太蠢，请记得其实是要到现代胚胎学研究发展之后，我们才有了确实的证据，证明孩子只可能有一个父亲。

这种远古公社（ancient commune）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看到现代婚姻常有不孕的困扰、离婚率居高不下、不论大人小孩都常有各种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因为现代社会逼迫所有人类采用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而这其实与我们的生物本能背道而驰。⁷

许多学者强烈反对这种理论，坚信一夫一妻制和核心家庭就是人类的核心行为。这些学者主张，虽然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比起现代社会更为平等而共有共享，但还是由独立的单位组成，每个单位就是一对会嫉妒的情侣、加上他们的孩子。也因为如此，今天多数文化仍然采用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男男女女都对彼此和孩子有强烈的占有欲，而且像是北韩和前叙利亚这些现代的国家，政治权力还是父死子继。

想要解决这方面的争议、了解我们的性欲、社会和政治，就需要更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条件，看看从七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到一万两千年前的农业革命之间，智人究竟是怎么过生活的。

考古会有偏差

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于那些采集者祖先的生活，几乎没什么可确定的事实。无论是「远古公社」或「不变的一夫一妻制」，都提不出确切的证明。在这些采集者的年代，显然不会有文字纪录，而我们的考古证据主要也只有骨骼化石和石器。如果器具用的是木头、竹子或皮革等等比较容易腐烂的材料，就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保存下来。

很多人以为在农业革命前的人类都只使用石器，其实这是因为考古偏差（archeological bias）造成的误解。所谓的石器时代，其实说是「木器时代」还比较精确，当时的狩猎采集工具多半还是木制的。

如果光从目前留下来的文物，推断远古的狩猎采集生活，就会差之千里。远古的采集生活与后来的农业生活和工业生活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极少使用人造物品，而且这些人造物品对他们生活发生的作用，相对来说并不大。在现代的富裕社会中，任何人一生都会用到数百万件人造物品，从车子、房子到抛弃式尿布和牛奶盒不一而足。不管任何活动、信念、甚至情感，几乎都会有人造物品介入。像在饮食方面，相关的人造品就多到难以胜数，从简单的汤匙和玻璃杯，到复杂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和巨大的远洋渔船，都轧上一脚。至于玩乐也有大量的娱乐用物品，从怪兽卡到十万人的体育场都是如此。想要浪漫一下、云雨一场，又怎么能不提到戒指、床、漂亮的衣服、性感内衣、保险套、时尚餐厅、汽车旅馆、机场贵宾室、婚宴大厅、婚礼顾问公司？至于让我们灵性充满、神圣非凡的宗教，则有佛教的佛塔、道教的庙宇、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印度教的僧院、装饰华美的经卷、色彩艳丽的法轮、祭司的祭袍、蜡烛、香、耶诞树、墓碑，还有金光闪闪的各种标示。

除了要搬家的时候，我们几乎不会感觉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东西。采集者每个月、每个星期都要搬家，甚至有时是每天都得搬，所有家当就背在身上。当时还没有搬家公司或货车，甚至连驮兽都还没有，所以他们必须把生活必需品减到最少。因此可以合理推测，他们的心理、宗教和感情生活多半不需要人造物品的协助。

假设在十万年后，有个考古学家想知道现在的穆斯林的信仰和仪式，只要看看从清真寺遗迹里挖出的各种物品，就能有个大致合理准确的猜测。然而，我们若想要理解远古狩猎采集者的信仰和仪式，却是难上加难。同样的，如果未来有个历史学家，想了解二十一世纪台湾年轻人的社交活动，靠的却只有纸本书信（因为所有的手机电话、电子邮件、部落格、简讯都不会以实体方式留存），可以想见那位历史学家可能会遇上多大的问题。

所以，想光靠现存的文物来了解远古狩猎采集生活，就是会有这种偏差。想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之一就是去研究目前尚存的采集社会。透过人类学的观察手法，我们可直接研究这些社会。然而，想从这些现代采集社会推论远古采集社会的样貌，还是需要多加小心考虑。

首先，所有能存活到近代的采集社会，多少已受到附近的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影响，因此很难假设现在的样子和几万年前相同。

其次，现代采集社会主要位于气候恶劣、地形险峻、不宜农业的地区，像是在非洲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就有一些社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条件。但如果要用这些社会来推论当时居住在长江流域这种肥沃地段的部落，就会有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喀拉哈里沙漠部落的人口密度远低于远古时期的长江流域，这对于部落人口规模与结构等关键问题，影响重大。

第三，狩猎采集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各有特色、大不相同。而且还不是说不同地区才有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区，仍然会是两两相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欧洲人首次移居澳洲时，发现当地原住民之间有许多差异。在大英帝国征服澳洲之前，整个澳洲大陆的狩猎采集者大约有三十万人到七十万人，分成两百个至六百个族群，每个族群又分成几个部落。⁸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宗教、规范和习俗。像是在澳洲南部阿德雷德附近，就有几个父系的家族，他们会依据所在领土为标准，结合成一个部落。相反的，在澳洲北部的一些部落则比较属于母系社会，而人在部落里的身分主要来自他的图腾，而不是他的领土。

不难想像，到了农业革命前夕，地球上的狩猎采集者大约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人，有丰富多元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分成几千个不同的独立部落，也有数千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⁹毕竟，语言和文化正是认知革命的主要成就。而正因为虚构故事已经出现，即使是在类似的生态、同样的基因组成下出现的人类，也能够创造出非常不同的想像现实，表现出来就成了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

例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三万年前住在现在台北的采集者，他们说的语言会和住在现在台中的采集者大不相同。可能有某个部落比较好战、某个部落比较爱好和平。有可能在台北的部落采用公有共享，而在台中的部落则以核心家庭为基础。台北部落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把自己的守护灵刻成木像，而台中部落则是用舞蹈来敬拜守护灵。前者也许相信轮回，而后者则认为那是无稽之谈。在某个社会可能同性的性关系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另一个社会就成了禁忌。

换句话说，虽然用人类学方式观察现代的采集社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远古采集社会的种种可能性，[1]但这绝非全貌，而且可说绝大多数仍有如以管窥天。有人激烈争辩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该是如何，其实并未打到重点。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从来就不只一种。真正存在的只有「文化选择」，而种种选择就像是调色盘，色彩缤纷炫目，令人眼花撩乱。

唯一的家畜

但是，讲到农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我们能确定的普遍现象？或许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当时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小部落里，每个部落小则数十人，最大不过数百人，而且所有成员都是人类。最后一点似乎像是废话，但事实绝非显而易见。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其实家禽家畜的数量已不下于人类、甚至还超过人类，虽然地位低于主人，但仍然是社会中的一份子。譬如今天的纽西兰，虽然智人的人数有450万，但绵羊可是高达5,000万只。

只不过，这个通则还是有一个例外：狗。

狗是第一种由智人驯化的动物，而且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便已发生。虽然专家对于确切的年代还有不同意见，但已有如山铁证显示，大约一万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家犬，而牠们实际加入人类生活的时间，还可能再往前推数千年。

狗除了能狩猎、能战斗，还能担当警报系统，警告有野兽或人类入侵。时间一代一代过去，人和狗之间也一起演化，而能和对方有良好的沟通。最能满足人类需求、最能体贴人类情感的狗，就能得到更多的照顾和食物，于是也更容易生存下来。同时，狗也学会了如何操纵人类，好满足牠们的需求。

经过这样长达一万五千年的相处，人和狗之间的理解和情感远超过人和其他动物的关系。¹⁰有些时候，甚至死去的狗也能得到厚葬，待遇与人类差堪比拟。

最早的渔村

另一方面，同属一个部落的成员彼此相熟，终其一生都和亲友相处在一起，几乎没什么孤单的时刻，也没什么隐私。虽然与邻近的部落偶尔也得争夺资源，甚至大打出手，但也常有一些友好的往来，譬如：可能互换成员、一起打猎、交易罕见的奢侈品、结起同盟，还有一起庆祝宗教节日。这种合作是智人的一大重要特征，也是智人领先其他人类物种的关键优势。有时候，与邻近部落的关系实在太良好，最后就结合为一，而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神话、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

然而，我们其实不该高估这种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就算邻近的部落在危急时刻可能会密切合作，甚至平常偶尔也会一起打猎或庆祝，但各个部落绝大多数时间仍然是完全各行其事，遗世独立。

讲到交易，主要是限于拿来表示身分地位的物品，像是贝壳、琥珀、颜料等等。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的人会交易像是水果或肉类之类的消费品，也看不出来有某个部落必须依赖从另一部落进口货物而生存的证据。至于社会政治关系，也同样只是零星有之。就算部落有季节性的集会场所，仍然称不上是固定的政治架构，也没有永久的城镇或机构。

一般来说，一个人很可能好几个月之间，都只会看到自己部落里的人，一辈子会遇见的人数也不过就是几百。智人就像星星一样，稀稀疏疏的撒布在广阔的土地上。在农业革命之前，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数量还比不上现在的大台北地区。

大多数智人部落总是餐风露宿、不断在迁徙──也就是不断追逐着食物，从一地前往另一地。因为食物来源总是随着季节更迭、动物每年的迁移路径、植物生长周期……而有变化。一般来说，他们是在同一个区域里来来回回，面积大约是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

偶尔，可能是遇上自然灾害、暴力冲突、人口压力，又或是碰上某个特别有领袖魅力的首领，部落也可能走出自己原有的领域。这些流浪正是促成人类扩张到全球的动力。如果某个采集部落每四十年拆伙一次，新部落往东移一百公里，经过大约一万年后，就会从东非抵达中国。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某地的食物来源特别丰富，原本因为季节性而前来的部落，也可能就此落脚，形成永久的聚落。另外，如果有了烘干、烟熏、冷冻（在北极地区）食品的技术，也可能让人在某地停留更久。最重要的是，在某些水产水禽丰富的海边和河边，人类开始建立起长期定居的渔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定居聚落，时间要远早于农业革命。

最早的渔村有可能是在四万五千年前，出现在印尼群岛的沿海地带。也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智人开始了第一次的跨海事业：前进澳洲。

到处采集知识

在大多数的居住地，智人部落的饮食都是见机行事，有什么吃什么。他们会抓白蚁、采野果、挖树根、追兔子，还会猎野牛和长毛象。虽然现在流行的讲法都把他们形容成猎人，但其实智人生活主要靠的是采集，这不仅是主要的热量来源，还能得到像是燧石、木材、竹子之类的原物料。

智人采集的可不只是食物和原物料，同时还有「知识」。为了生存，智人需要对所在地了若指掌。而为了让日常采集食物的效率达到最高，他们也需要了解每种植物的生长模式，以及每种动物的生活习性。他们需要知道哪些食物比较营养、哪些有毒、哪些又能拿来治病。他们需要知道季节的变化，怎样的天候代表雷雨将至、或是干旱将临。他们会细查附近的每条河流、每棵核桃树、每个睡了熊的洞穴、还有每一处燧石的矿床。每个人都得知道怎样做出一把石刀，如何修补裂开的斗篷，如何做出抓兔子的陷阱，还有该如何面对雪崩、蛇咬、或是饥肠辘辘的狮子。这里面任何一种技能，都得花上好几年的指导和练习。

一般来说，远古的采集者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用燧石做出一根矛头。但等到我们现代人试着依样画葫芦，却常常是手忙脚乱、笨手笨脚。我们绝大多数的脑袋里，都不知道燧石或玄武岩会怎样裂开，手也没有灵巧到足以执行这项任务。

换句话说，采集者对于他们周遭环境的了解，会比现代人更深更广、也更多样。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就算不太了解自然环境，也能顺利存活。像是如果你是电脑工程师、保险业务员、历史老师、或是工厂工人，你真的需要了解自然环境吗？现代人必须专精于自身小领域的知识，但对于其他生活中的必需，绝大多数都是倚靠其他各领域的专家，每个人懂的都只限于自己的那一小方天地。就整体而言，现今人类所知远超过远古人类。但在个人层面上，远古的采集者是有史以来，最具备多样知识和技能的人类。

有证据显示，自从采集时代以来、直到现代，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的！¹¹不难理解，要在采集时代存活下来，每个人都必须要有高超的心智能力；而等到农业和工业时代开展，人类开始能依靠别人的技能生存下来，就算是低能力的人也开始有了生存空间。例如只要肯挑水、或是当个生产线的工人，就能活下来，并把自己那些平庸无奇的基因，传衍下去。

采集者不只深深了解自己周遭的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也很了解自己的身体、感官和内心世界。他们能够听到草丛中最细微的声响，知道里面是不是躲着一条蛇。他们会仔细观察树木的枝叶，找出果实、蜂窝和鸟巢。他们总是以最省力、最安静的方式行动，也知道怎样坐、怎样走、怎么跑才能最灵活、最有效率。他们不断以各种方式活动自己的身体，让他们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精瘦。就算现代人练习再多年的瑜伽或太极，也不可能像他们的身体一样柔韧灵动。

最初的富裕社会

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依地区、季节都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比起后来的农夫、牧羊人、工人或上班族，他们的生活似乎要来得更舒适，也更有意义。

在现代的富裕社会，平均每周的工时是40到45小时，开发中国家则是60小时以上、甚至到80小时；但如果是狩猎采集者，就算住在最贫瘠的地区（像是喀拉哈里沙漠），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到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三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到6小时。一般时期，这样就足以养活整个部落了。而很有可能大多数的远古采集者居住的，都是比喀拉哈里沙漠更肥沃的地方，所以取得食物和原物料所需的时间还要更少。最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可没什么家事负担。他们不用洗碗、不用吸地毯、不用擦地板、不用换尿布，也没帐单得付。

这样的采集经济，能让大多数人过着比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更有趣的生活。像是现在，如果在中国的血汗工厂工作，每天早上大约七点就得出门，走过饱受污染的街道，进到工厂后，整天都用同一种方式不停操作同一台机器，时间长达十小时，叫人心灵整个麻木。等到晚上七点回家，还得再洗碗、洗衣服。

而在三万年前，如果是在中国的采集者，可能是大约早上八点离开部落，在附近的森林和草地上晃晃，采采蘑菇、挖挖根茎、抓抓青蛙，偶尔还得躲一下老虎。但等到中午过后，他们就可以回到部落煮午餐。接下来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聊聊八卦、讲讲故事，跟孩子玩，或者就是放松放松。当然，有时候是会碰上老虎或蛇没错，但另一方面来说，当时倒也不用担心车祸或工业污染。

在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时候，靠着采集就已经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这其实很合理，毕竟这正是人类在先前数十万年间的正常饮食，人体早就完全适应、而且如鱼得水。骨骼化石的证据显示，远古时期的采集者比较少有饥饿或营养不良的问题，而且比起后来的农业时代，他们身高较高，也比较健康。虽然平均寿命显然只有三十岁至四十岁，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儿童早夭的情形十分普遍，把平均寿命的数值给往下拉了。只要能活过危机四伏而意外频传的童年时期，当时的人就大多能活到六十岁，有的甚至还能活到超过八十岁。

我们看看现代的采集社会，就知道了：只要女性能活到四十五岁，大概再活个二十年都不是问题，而总人口的5%至8%也都活到超过六十岁。¹²

采集者之所以能够免受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扰，秘诀就在于多样化的饮食。相较之下，之后农民的饮食往往种类极少，而且还不均衡。特别是在近代，许多农业人口都依靠单一作物为主要热量来源，可能是小麦、马铃薯、稻米之类，这样一来就会缺少其他人体所必要的维生素、矿物质或其他养分。例如在中国偏远乡间的传统典型农夫，早上吃饭、中午吃饭，晚上吃的还是饭。而且还得够幸运，第二天才能吃到同样的这些东西。相较之下，远古的采集者通常都会吃到数十种不同的食物，他们可能早餐吃浆果和蘑菇，中餐吃水果、蜗牛和乌龟，晚餐则是来份野兔排佐野生洋葱。至于第二天，菜单又可能完全不同。正因为这样的多样性，确保了远古的采集者能吸收到所有必须的营养成分。

此外，也因为采集者不依赖单一种类的食物，就算某种食物来源断绝了，影响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是农业社会，一旦来场干旱、火灾、大地震，把当年的稻米或马铃薯摧毁殆尽，就会引发严重的饥荒。虽然采集社会还是难以幸免于自然灾害，而且也会碰上食物短缺或饥荒的情形，但通常他们处理起来就是比较游刃有余。如果主要食物短缺，他们可以去采集其他食物或狩猎其他动物，又或是直接迁徙到受影响较小的地区。

此外，远古采集者也较少碰到传染病的问题。农业和工业社会的传染病，多半来自家禽家畜，像是天花、麻疹和肺结核，但这些传染病要等到农业革命之后，才会传到人类身上。对于远古的采集者来说，狗是唯一会近距离相处的动物，并没有这些问题。此外，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永久居住环境通常非常紧密局促，但卫生条件又不佳，正是疾病的理想温床。至于远古的采集者，他们总是一小群一小群在广阔的大地上漫游，疾病很难形成流行。

当时的世界同样残酷无情

正因为这些在农业时代之前的采集者，拥有健康和多样化的饮食、相对较短的工作时数、也少有传染病发生，使得许多专家将这种社会定义为「最初的富裕社会」。只不过，倒也不用把这些古人的生活想得太浪漫、太过美好。虽然他们的生活品质可能比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佳，不过当时的世界同样残酷无情，常常遇到物资匮乏、时节难过、儿童死亡率高──现在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小意外，当时可能就会轻易致命。

这些漫游采集者的部落里，人人关系亲密，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好事，但对那些少数惹人厌的成员来说，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偶尔，若有人年老力衰、或是有肢体残疾，无法跟上部落的脚步，还会遭到遗弃、甚至杀害。如果婴儿和儿童被视为多余，就可能遭屠戮，而且宗教献祭也偶有听闻。

在巴拉圭丛林里，曾有一个狩猎采集部落「亚契人」（Aché）存活到1960年代，他们让我们得以一窥采集生活的黑暗面。根据亚契人的习俗，如果某位有价值的部落成员死亡，就要杀一个小女孩陪葬。人类学家访问亚契人，得知某次有个中年男子病倒了，无法跟上其他人的脚步，就被抛弃在路旁的树下。当时树上还有秃鹰等着想饱餐一顿。但那位男子鼓起精神、霍然痊愈，用轻快的脚步重新回到部落行列。他的身上还沾覆着鸟屎呢，结果绰号从此变成「秃鹰屎」。

如果某个亚契女性已经年纪太大，成了部落的负担，部落里的年轻男子就会潜伏在她背后，找机会一斧头砍进她的脑子里。曾有一个亚契人，告诉人类学家他在丛林里的黄金年代：「我常常杀老女人，我杀过我的阿姨婶婶姑姑她们……女人都怕我……但现在跟这些白人在一起，我也变弱了。」如果新生儿没有头发，会被认为是发育不良，必须立刻杀死。就有一位妇女回忆说，她的第一个女儿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原因只是部落里的男人已不想再多个女孩。而另一次，有个男人杀了个小男婴，起因只是他「心情不好，小孩又哭个不停。」甚至有个小孩遭活埋，原因是「那玩意看起来怪怪的，其他小孩也会笑它。」¹³

然而，也别太快就对亚契人下定论。人类学家与他们同居共处多年之后，认定在亚契成年人之间的暴力其实非常罕见。无论男女都可以自由改变伴侣。他们总是乐天知命且愉快，部落里不分地位高低，想颐指气使的人，通常就会受到排挤。虽然他们拥有的物质不多，但却非常慷慨，而且不会执著于成功和财富。在他们的生活里，最看重的就是良好的人际互动，还有真正的友谊。¹⁴虽然他们会杀害儿童、病人、老人，但他们想法的本质，其实和今日许多人赞成堕胎和安乐死，也没有两样。

另外还该提的一点是，巴拉圭的农夫猎杀亚契人的时候，可是毫不手软的。或许正因为亚契人必须迅速逃离这些敌人的魔爪，所以如果有成员可能造成部落的负担，他们也就无法仁义以待。

事实是，亚契社会其实就像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一样复杂难解。我们要小心不能只有了肤浅的认识，就断然将其妖魔化或理想化。亚契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过就是人类。同样的，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泛灵信仰

对于远古狩猎采集者的精神和心理生活，我们知道些什么？基于某些可量化的客观因素，我们或许可以重建一些狩猎采集型经济的基本架构。例如，我们可以计算每人为了生活，一天需要多少卡路里，一公斤的核桃可以提供多少卡路里，而一平方公里的森林又能提供多少核桃。有了这些数据，就能够猜测核桃在他们饮食中的相对重要性。

只不过，远古的狩猎采集者究竟是把核桃当作珍馐佳肴、还是无趣的主食？他们相不相信，核桃树有树灵？他们觉不觉得核桃树叶很漂亮？如果当时有一对男女想约会，核桃树荫下究竟算不算浪漫？讲到思想、信仰和感情，想一探究竟的难度绝对非同小可。

多数学者都同意，远古的采集者普遍有泛灵信仰（animism，源自拉丁文的anima，意为灵魂或精神）。泛灵信仰者相信，几乎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只动物、任何一株植物、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都有其意识和情感，并且能与人类直接沟通。因此，对泛灵信仰者来说，山上的一颗大石头也可能会有欲望和需求。人类可能做了某些事就会触怒这块大石，但也有可能做某些事能取悦祂。这块大石可能会惩罚人类，或要求奉献。而人类也能够安抚或略加威胁这块石头。

还不仅是石头，不管是山边的小溪、山脚下的橡树、附近的小树丛、林间的喷泉、通往喷泉的小径、啜饮着泉水的田鼠、狼和乌鸦，也都有灵的存在。对泛灵信仰者来说，还不只实体的物品或生物有灵，甚至连非物质也有灵，像是死者的鬼魂、以及各种友善和邪恶的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使、精灵和恶魔）。

泛灵信仰者认为，人类和其他的灵之间并没有障碍，可直接透过言语、歌曲、舞蹈和仪式来沟通。所以猎人可以向一群鹿喊话，要求其中一头牺牲自己。狩猎成功的时候，猎人可能会请不幸丧生的动物原谅他。有人生病时，萨满巫师可以呼告造成疾病的灵，试着劝祂或恐吓祂离开。有需要的时候，萨满巫师还能请求其他灵的帮助。泛灵信仰的一个特点，在于所有的灵都位于当场当地，不是什么万能的神，而是某只特定的鹿、某棵特定的树、某条特定的小溪、某个特定的鬼魂。

此外，泛灵信仰者还认为，人类和其他灵之间没有地位高下之别。非人类的灵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祂们也不是什么把全世界操之在手的万能的神。这个世界可不是为了人、为了任何生命、或为了特定的灵而运转的。

泛灵信仰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宗教，而是数千种不同宗教、邪教或信仰的通称。之所以都称为泛灵信仰，是因为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人类的定位所见略同。而我们说远古的采集者应该属于泛灵信仰者，就好像说在前现代的农民是「有神论者」一样。有神论（theism，源自希腊文的theos，意为神）认为，宇宙的秩序系于一小群超凡的实体（神）和人类之间的地位高下关系。

虽然说「前现代的农民往往是有神论者」这件事千真万确，但光是这样讲，还不够清楚。一般典型的有神论，包山包海。有神论者包括十八世纪波兰的犹太教拉比、十七世纪麻萨诸塞州要焚烧女巫的清教徒、十五世纪墨西哥阿兹特克的祭司、十二世纪伊朗的苏菲神秘教派、十世纪的印度教战士、二世纪祆教的商人，或是种种中国民间信仰的善男信女。

所有这些有神论者，都认为别人的信仰和仪式是诡怪的异端。而泛灵信仰者（远古的狩猎采集者）的种种信仰和仪式，彼此之间的差异恐怕也不亚于此。远古采集者的宗教经验很可能也是动荡不安，充满争议、改革和革命。

我们小心归纳出这些通则，但大致上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想再深入描述远古时代的精神灵性，都会沦为假设猜测，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证据能够佐证；即使是那些极少数的文物和洞穴绘画，也能有各种不同的诠释方式，提供不了确切的佐证。有些学者声称，自己能够知道采集者当时的感受；但我们从他们的理论中能够了解的，与其说是石器时代的宗教观，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偏见。

面对各种墓穴文物、壁画、骨头雕像，与其猜测出堆积如山的种种理论，还不如坦然承认，我们对于远古采集者的宗教，就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罢了。我们假设他们是泛灵信仰者，但这能告诉我们的并不多。我们不知道他们向什么神灵祈祷、庆祝什么节日，也不知道他们遵守什么戒律。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故事。这是我们想了解人类历史的一大空缺和遗憾。

采集者已有社会政治规范

对于采集者的社会政治世界，我们的所知同样几近于零。如同前面说过的，学者甚至连最基本的面向，都还无法达到共识，像是私有财产、核心家庭、一夫一妻制等等是否存在。很有可能各个部落各有不同结构，有些阶级井然，有些弹性较大。

在俄罗斯的索米尔（Sungir），考古学家于1955年发现了一处三万年前的墓地遗址，属于一种狩猎长毛象的文化。在其中一个墓穴，他们发现一具年约五十岁的男性骨架，盖着长毛象象牙珠串，总共约有3,000颗。死者戴着以狐狸牙齿装饰的帽子，手腕上还有25只象牙手镯。其他同个墓地的墓穴里，陪葬物品的数量都远远不及该墓穴。学者推断，索米尔长毛象猎人社群应该阶级十分明显，该名死者也许是部落的首领，甚至是几个部落共同的领导者。毕竟光靠单一部落的几十位成员，不太可能制作出这么多的陪葬品。

考古学家后来还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墓穴，里面有两具头对头的骸骨。一个是大约十二、十三岁的男孩，另一个是大约九或十岁的女孩。男孩身上盖着5,000颗象牙珠子，戴着狐狸牙齿装饰的帽子，皮带上也有250颗狐狸牙齿（这至少得用上60只狐狸的牙）。女孩身上则有5,250颗象牙珠子。两个孩子身边满是各种小雕像和象牙制品。就算是熟练的工匠，大概也需要45分钟，才能做出一颗象牙珠。换句话说，要为这两个孩子准备这些超过一万颗的象牙珠，会需要大约7,500小时的精密加工，就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匠，也得足足花上超过三年！

在认知革命前，所有人类物种都只住在亚非大陆上。确实，他们也曾靠游泳、或是扎些简单的木筏，抵达少数的邻近岛屿。像是弗洛瑞斯岛，早在八十五万年前便已有人居住。但当时他们还没办法冒险前往远洋，没人到过美洲或澳洲，也没人到过像是日本、台湾、马达加斯加、纽西兰和夏威夷之类较远的岛屿。

海洋所阻绝的不只是人类，还有许多亚非大陆上的动植物，都到不了这个「外面的世界」。因此，在像是澳洲和马达加斯加这些远方的大陆和岛屿上，该地的生物独自演化了数百万年，于是无论外形和天性，都和牠们的亚非远亲相当不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地球可分为几个不同的生态系，各由独特的动植物组成。但这种情形即将因为智人而画下句点。

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得到新的技术、组织能力、甚至是眼界，能够走出亚非大陆，前往外面的世界。他们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在大约四万五千年前殖民澳洲。为了解释这件事，可是让专家学者煞费苦心。因为若要到达澳洲，人类得跨过许多海峡，有些宽度超过一百公里，而且抵达之后，他们还得几乎立刻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

最合理的理论认为，大约四万五千年前住在印尼群岛的智人，发展出了第一个能够航海的人类社会（印尼群岛由亚洲大陆向外延伸，每个岛屿间只有狭窄的海峡相隔）。他们学会了如何建造及操纵能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开始前往远洋捕鱼、贸易、探险。这对于人类的能力及生活型态来说，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他能够进到海里的哺乳动物，都是经过长期演化、发展出专门的器官和符合流体力学的身形，才能进到海里，例如海豹、海牛、海豚等等。然而，印尼的智人祖先就是在非洲草原上的猿人，既没有长出鳍、也不用像鲸一样等着鼻孔一代一代慢慢移到头顶去，而是做出船来，并学习如何操纵。正是这些技能让他们能够移居澳洲。

确实，考古学家到现在还没找到四万五千年前的筏、桨、或是渔村；而且远古的印尼海岸线现在深深沉在一百公尺的海面下，要寻找也十分困难。但还是有些可靠的间接证据，可支持这种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在智人移居澳洲后的数千年间，智人还殖民了澳洲北方许多独立的小岛，譬如布卡岛（Buka）和马努斯岛（Manus），距离最近的陆地也有两百公里远。如果没有先进的船只、高明的航海技术，很难相信有人能够前往马努斯岛殖民。正如第2章提到的，我们也有证据证明：当时像是在新爱尔兰岛和新不列颠岛之间，有定期的海洋贸易。¹⁷

新的航海技能并不只限于西南太平洋，大约在三万五千年前，就有人类抵达日本，而在大约三万年前，就有人抵达台湾。对这两个地方而言，殖民者都得越过广大的海洋，而这在先前的几十万年间，都还是不可能的任务。

澳洲大屠杀

在历史上，人类首次抵达澳洲绝对算是大事一件，重要性不亚于哥伦布抵达美洲、或是阿波罗十一号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离开亚非大陆生态系，也是第一次有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能够从亚非大陆抵达澳洲。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类先驱究竟在这片新世界干了什么好事──打从狩猎采集者首次登上澳洲海滩的那一刻，就等于宣告智人攀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也从此成为地球史上最致命的物种！

在这之前，虽然人类有些创新的调整和作为，但他们对环境还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虽然他们能够迁移到各种不同地点、而且成功适应当地环境，但并不会大幅改变新的栖地环境。而这些前往澳洲的移居者（其实是征服者），所做的不只是适应当地环境，而是让整个澳洲生态系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人类首次登上澳洲沙滩，足迹随即被海浪冲走。但等到这些入侵者进到内陆，他们留下了另一种足迹，而且再也洗刷不去。他们推进的时候，仿佛进到奇特的新世界，满是从未见过的生物。像是有两百公斤重、二公尺高的袋鼠，还有当时澳洲最大型的掠食者袋狮（marsupial lion），体型就像现代的老虎一样大。树上有当时大到不太可爱的无尾熊，平原上则有不会飞的鸟在奔驰，体型足足是鸵鸟的两倍。至于在灌木丛里，则有像恶龙般的蜥蜴和蛇，边滑行、边发出嘶嘶声。森林里则有巨大的双门齿兽（Diprotodon）四处游荡，外型就像袋熊，不过体重足足有两吨半。

除了鸟类和爬虫类之外，澳洲当时所有的动物都是像袋鼠一样的有袋动物，会先生下幼小、无助、就像胚胎一样的年轻后代，再在腹部的育儿袋中哺乳照顾。有袋哺乳动物在非洲和亚洲几乎无人知晓，但牠们在澳洲可是最高的统治阶层。

但不过几千年后，所有这些巨大的动物都已消失殆尽。在澳洲当时24种体重在50公斤以上的动物中，有23种都惨遭灭绝，¹⁸许多比较小的物种也从此消失。整个澳洲的生态系食物链重新洗牌，这也是澳洲生态系数百万年来最重大的一次转型。智人是不是罪魁祸首？

罪名成立

有些学者试着为人类脱罪，把这些物种灭绝的责任推给气候变迁（常常都是靠它来顶罪）。但要说智人完全无辜，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澳洲巨型动物灭绝，有三大证据显示气候很难成为借口，而指向人类难辞其咎。

第一点，虽然澳洲气候确实在四万五千年前有一场改变，但规模幅度并不大。光是这样小小的气候变迁，实在很难相信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灭绝。我们现在常常把很多事情都推给气候，但事实是地球的气候变迁从未停歇，每分每刻都在变化，历史上不管哪个事件，多少都会碰上一些气候变迁的情况。

特别是地球早就有过许多次的冷却和暖化循环。在过去百万年间，平均每十万年就有一次冰河期，上一次冰河期大约是七万五千年前到一万五千年前，而且并不特别严重，两次高峰分别在大约七万年前和两万年前。然而，澳洲巨大的双门齿兽早在一百五十多万年前便已出现，活过了至少十次的冰河期，甚至连七万年前的那次冰河期高峰也安然无恙。那么，为什么到了四万五千年前就突然灭种了？当然，如果双门齿兽是当时唯一灭绝的大型动物，可能就纯粹是运气问题。然而，当时除了双门齿兽之外，全澳洲超过90%的巨型动物也同样灭绝了。虽然我们只有间接证据，但是要说这么凑巧，智人就这样在所有巨型动物都死于严寒的时候，来到澳洲，实在很难令人信服。¹⁹

第二点，如果是气候变迁导致物种大灭绝，海洋生物受到的打击通常也不亚于陆地生物。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在四万五千年前，海洋生物有显著的灭绝情形。但如果是因为人类之故，就很容易解释为何这波灭种潮只袭卷了澳洲陆地，放过了附近的海洋。虽然人类的航海技术已经大幅提升，但毕竟主要还是生活在陆地上。

第三点，类似澳洲这种生物大灭绝的情事，在接下来的几千年还不断上演，时间点碰巧都是在人类又再次移居外面世界的时候。这些情况在在证明智人罪证确凿！以纽西兰的巨型动物为例，牠们经历大约四万五千年前的那场气候变迁，几乎未受影响，但等到人类一踏上纽西兰，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约在八百年前，纽西兰的第一批智人殖民者毛利人，踏上这片土地。不过几个世纪，当地大多数巨型动物、以及六成的鸟类物种，都惨遭绝种的命运。

在北极海的弗兰格尔岛（Wrangel Island，位于西伯利亚海岸以北200公里），当地的长毛象也遭到同样的厄运。曾有几百万年时间，长毛象的足迹踏遍几乎整个北半球，但随着智人从亚非大陆扩张到北美，牠们的栖地就不断缩小。到了大约一万年前，全世界几乎再也没有长毛象了，最后的栖地只剩下几个偏远的北极岛屿，其中以弗兰格尔岛最为蓬勃。长毛象在弗兰格尔岛又存活了数千年之久，直到大约四千年前突然灭绝。时间又是正值人类第一次抵达。

如果澳洲的物种灭绝只是单一事件，对于人类的无辜或许我们还能姑且信之。但翻开历史纪录，班班可考，智人看来就是生态的连环杀手。

灭绝之因

最初移居澳洲的智人，手头上只有石器时代的技术，他们究竟是怎么搞出这场生态浩劫的？以下有三种解释，合情合理。

第一种解释，在于大型动物（也就是澳洲物种灭绝的主要受害者）繁殖十分缓慢。不仅怀孕期很长、每次怀胎数少，而且怀孕期之间相隔也久。因此，就算人类每几个月才猎杀一只双门齿兽，也可能让双门齿兽的死亡数高过出生数。于是不到几千年，就会看到最后一只双门齿兽孤单死去，而整个物种也就此灭绝。²⁰

而且，虽然双门齿兽身形巨大，但要猎杀并非难事，原因就在于牠们对于人类的袭击根本来不及防卫。各种「人属」物种在亚非大陆上潜伏演化了两百万年，不断磨练狩猎技能，而且从大约四十万年前，便开始猎捕大型动物。不过，亚非大陆上的巨兽都已得到教训，懂得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所以等到最新一代的掠食者「智人」出现在亚非大陆的时候，大型动物都已经懂得要避开长相类似的人属生物。相较之下，澳洲的巨型动物可说完全没有时间学会该赶快逃跑。毕竟人类看起来似乎不太危险，既没有又长又锋利的牙齿，也没有特别结实或敏捷的身体。而双门齿兽可是史上体型最大的有袋动物，所以牠第一次看到这只长相弱不禁风的猿类，大概只会瞟上一眼，就继续回去嚼树叶了。对这些动物来说，需要靠演化才能学会惧怕人类，但时间根本不够，牠们转眼便已灭绝。

第二种解释，认为智人抵达澳洲的时候已经掌握了火耕技术。于是，面对这样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他们会刻意烧毁难以跨越的茂密灌木丛和森林，将地貌变为开阔的草原，以吸引更容易猎捕的猎物，适合饮食男女的需求。于是，智人在短短几千年内，就彻底改变了澳洲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

这种说法有植物化石纪录做为佐证。在四万五千年前，桉属植物在澳洲只是少数。但等到智人来到，就开创了桉属植物的黄金时代。因为桉属植物特别耐火，所以在其他树种烧得灰飞烟灭之后，就剩下它独霸天下。这些植被变化之后，就会影响到草食性动物，进而影响肉食性动物。例如以桉属尤加利叶为生的无尾熊，就随着桉属植物领域的扩张，开心的边嚼边进到新领地。但是大多数其他动物可就大受打击了。澳洲有许多食物链就此崩溃，其中比较脆弱的环节也因而灭绝。²¹

第三种解释，虽然也同意狩猎和火耕有显著影响，但强调还是不能忽视气候因素。大约在四万五千年前，袭击澳洲的气候变迁让整个生态系失衡，变得特别脆弱。但毕竟这早有先例，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生态系应该还能慢慢适应恢复。但人类就是出现在这节骨眼上，于是将这个已经脆弱的生态系推进了无底深渊。而对于大型动物来说，气候变迁加上人类狩猎，可说如同四面楚歌，令牠们难以抵挡。一下面对如此多重的威胁，实在很难找出真正良好的生存之道。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们很难说究竟这三种解释哪个更有道理。但就是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如果智人没去到澳洲，现在我们就还能看到袋狮、双门齿兽，还有巨型袋鼠，在这片大陆上逍遥自在。

侵入美洲

澳洲巨型动物群的灭绝，可能正是智人足迹踏离亚非大陆之外的第一件明显标志。而之后在美洲又有一场更大的生态灾难。在所有人类物种里，只有智人踏上了西半球的土地，时间大概是在一万六千年前，也就是大约西元前一万四千年。

智人最早是步行抵达美洲的，因为当时海平面较低，在西伯利亚东北端，还有陆地与阿拉斯加的西北端相连。但这段路也没听起来这么简单，一路上艰难重重，并不比跨海抵达澳洲来得容易。在这一路上，首先得学会如何抵御西伯利亚北部的酷寒，这里的冬季是永夜，温度会降到零下50度。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属的物种能够通过西伯利亚北部这种地方。即使是较能抗寒的尼安德塔人，也还是待在南边比较温暖的地区。然而对智人来说，虽然他们的身体习惯的是非洲的大草原，而不是冰雪纷飞的极地，但他们却能想出巧妙的解决办法。智人的采集部落四处迁徙，来到较冷的地区就学会了做雪鞋，也学会用针把兽皮和兽毛层层缝紧，成为保暖衣物。他们发明了新型武器和高明的狩猎技巧，让他们能够追踪、猎杀在遥远北方的长毛象和其他大型动物。由于有了保暖衣物、狩猎技巧也有改进，智人就愈来愈勇于冒险、深入冰冻的区域。随着他们逐渐北迁，衣物、狩猎策略和其他生存技能也不断提升。

但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自愿把自己放逐到西伯利亚？对某些部落来说，或许是因为战争、人口压力或自然灾害，迫使他们北移。但向北走也不是全无好处，像是能取得动物蛋白，便是其一。北极的土地到处都是大型而肥美的动物，例如驯鹿和长毛象。每只长毛象都能提供大量的鲜肉（而且因为当地温度低，甚至可以冰冻，留待日后食用）、美味的脂肪、温暖的毛皮，还有宝贵的象牙。索米尔的调查结果发现，长毛象猎人可不是在极地苟延残喘，而是过得意气风发、舒适惬意。

随着时间过去，这些部落开枝散叶、不断扩张，继续追逐着长毛象、乳齿象、犀牛和驯鹿。大约在西元前一万四千年，有些部落就这样从西伯利亚东北，来到了阿拉斯加。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片新世界。不论对于长毛象或对人类来说，阿拉斯加不过就是西伯利亚的自然延伸罢了。

一开始，阿拉斯加和美洲其他地区之间被冰河隔开，可能顶多只有一、两个独立的探险者，曾经到过更南边的土地。但是到了西元前大约一万两千年，全球暖化融冰，出现了一条比较容易通过的通道。借由这条新通道，人类大举南迁，走向整片美洲大陆。虽然他们一开始习惯的是在极地狩猎大型猎物，但他们也迅速适应了远为不同的多种气候和生态系。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后裔，定居到现在的美国东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沼泽、墨西哥沙漠，还有中美洲的热带丛林。有些人还到了亚马逊河流域落地生根，也有的定居在安地斯山谷，或是阿根廷开阔的彭巴大草原。而且，这一切不过是短短一、两千年间的事！

等到西元前一万年，人类已经来到了美洲大陆最南端的火地群岛，他们能在美洲这样如同闪电战一般横行无阻，正证明了智人已有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适应能力。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够在基因几乎毫无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快速迁移到如此大不相同的环境当中。²²

罪魁祸首

智人来到美洲，绝非什么善男信女，而是造成血流成河，受害者多不胜数。在一万四千年前，美洲的动物物种远比今天丰富。智人首次从阿拉斯加南下，来到加拿大的平原和美国西部时，除了会遇上长毛象和乳齿象，还会有像熊一样大小的囓齿动物、一群又一群的马和骆驼、巨型的狮子，还有其他数十种巨型动物，但现在都已全部绝迹，其中包括可怕的剑齿虎，还有重达八吨、站立起来高达六公尺的巨型地懒（ground sloth）。至于南美还令人更加目不暇给，各种大型哺乳动物、爬虫类和鸟类，让人仿佛置身奇特非常的动物园。整个美洲曾经就像是演化的巨大实验室，各种在亚非大陆上未曾得见的动植物，都在此繁衍茁壮。

可惜好景不再。智人抵达后不过两千年的时间，大多数这些独特的物种就全部惨遭毒手。根据目前的估计，就在这短短两千年的时间里，北美原本有足足47属的各类大型哺乳动物，其中34属已经消失；南美更是在60属之中失去了50属。像是剑齿虎，原本活跃了超过三千万年，却几乎在瞬间灭绝，其他像是巨型地懒、巨型狮子、美洲的本土马和本土骆驼、巨型囓齿动物和长毛象，也都未能幸免。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型哺乳动物、爬虫类、鸟类，甚至昆虫和寄生虫，也同样惨遭灭绝（譬如长毛象绝种之后，各种长毛象蜱自然只能共赴黄泉）。

几十年来，古生物学家和动物考古学家（研究动物遗骨的学者）在整个美洲平原和山区四处探访，寻找远古骆驼的骨骼化石和巨型地懒的粪便化石。每当一有发现，这些珍贵的宝物就会经过仔细包装、送至实验室，接下来，每一根骨骼化石、每一块粪化石（coprolite，没想到这也有专有名词吧）都会受到仔细的研究。一次又一次，这些分析都指向相同的结果：与目前年代最接近的粪球或骆驼骨骼，大概就属于人类如洪水般袭卷美洲的那段期间，也就是大约西元前一万两千年到九千年。只有在唯一一个地方，科学家还能找到更晚近的粪球：在加勒比海群岛的几个岛上，特别是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年代大约是西元前五千年。这也正是人类第一次成功越过加勒比海，抵达这两座大岛的时间。

同样的，有些学者还是试着为智人找借口，认为这一切都是气候变迁所造成（但他们就得好好解释，是什么神秘的原因，才让整个西半球气候暖化的时候，加勒比海群岛的气候却能硬生生再稳定了七千年）。然而就美洲而言，这可说是铁证如山。我们人类就是罪魁祸首，这点绝对无法回避。就算气候变迁也助纣为虐，但人类无疑是整起案件的主谋。²³

人类大洪水

如果我们把在澳洲和美洲发生的生物大灭绝，合起来计算，再加上智人在亚非大陆扩张时造成的小规模物种灭绝（包括其他人属物种的绝迹），还有远古采集者来到偏远岛屿（如古巴）带来的物种灭绝，可能的结论只有一个：智人的第一波殖民，正是整个动物界最大、也最快速的一场生态浩劫。其中受创最深的是那些大型、毛茸茸的动物。

在认知革命发生的时候，地球上大约有200属体重超过50公斤的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而等到农业革命的时候，只剩下大约100属。换句话说，甚至远在人类还没有发明轮子、文字和铁器之前，智人就已经让全球大约一半的大型兽类，魂归西天、就此灭绝。

而在农业革命之后，这种生态浩劫还要经过无数次小规模的重演。在一座又一座岛屿上发掘的考古证据，都看到同一出悲剧一再上演。在这出剧的第一幕，舞台上总是遍布丰富多样的大型动物族群，并没有任何人类的足迹。第二幕，我们看到一具人骨、一根矛头、或是一块陶片，告诉我们智人已来到此地。剧情很快来到第三幕，舞台中心只剩下人类的男男女女，而多数的大型动物、以及许多小型动物，都已经黯然退场。

距离东非大陆约四百公里，有一座大岛：马达加斯加。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岛上的物种经过数百万年的隔离，展现独一无二的风貌，像是象鸟，高三公尺、重约半吨而无法飞翔，这是全球最大的鸟类，另外还有巨狐猴，这是全球最大的灵长类。但是在大约一千五百年前，象鸟、巨狐猴、以及马达加斯加岛上多数的大型动物都突然消失，而这正是人类第一次踏上马达加斯加的时间。

在太平洋西侧，大约在西元前1500年开始了一波物种灭绝的浪潮，当时源自台湾的玻里尼西亚农人，开始移居到所罗门群岛、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直接或间接造成数以百计的鸟类、昆虫、蜗牛和其他物种的灭绝。自此，这股生物灭绝的浪潮又逐渐向东、向南、向北袭卷，侵入太平洋的心脏地带，种种特殊的动物群惨遭毒手，受害地区包括萨摩亚和东加（西元前1200年）、马奎萨斯群岛（西元1年）、复活节岛、库克群岛、夏威夷（西元500年），最后来到纽西兰（西元1200年）。

在大西洋、印度洋、北极海和地中海星罗棋布的数千座岛屿，几乎无一幸免，都惨遭类似的生态浩劫。甚至在最小的岛屿上，考古学家都发现曾有鸟类、昆虫和蜗牛在那里生活了无数世代，但在人类第一次出现后，也消失无踪。只有极少数极度偏远的岛屿，直到现代才被人类发现，于是岛上的动物群还能完好幸存。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加拉巴哥群岛（Galapagos Islands），在十九世纪前仍无人居住，因而保持了独特的动物群；他们的巨龟也像古代的双门齿兽一样，完全不知道要畏惧人类。

孤单的诺亚方舟

第一波的灭绝浪潮是由于采集者的扩张，接下来的第二次灭绝浪潮，则是因为农民的扩张。从这些教训，让我们得以从一个重要观点来看待今日的第三波灭绝浪潮：由工业活动造成的物种灭绝。有些环保人士声称，我们的祖先总是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可别真的这么相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智人就是造成最多动植物绝种的元凶。人类可以说稳坐「生物学有史以来最致命物种」的宝座。

或许，如果有更多人了解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物种灭绝浪潮，就不会对现在所处的第三波浪潮如此漠不关心。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这个物种已经害死了多少物种，或许就会更积极保护那些现在还幸存的物种。这一点对于海洋中的大型生物来说，更是重要。与陆地的大型动物相较，大型海洋生物受到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由于工业污染和过度滥用海洋资源，许多大型海洋生物已经濒临灭绝。局势再这样发展下去，很快鲸、鲨、鲔鱼和海豚也会走上和双门齿兽、地懒、长毛象一样灭绝的道路。对全世界所有大型动物来说，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做为你我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人类曾经有长达两百五十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及狩猎维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情形。直立人、匠人或是尼安德塔人都会采集野无花果、猎捕野绵羊，但不会去管究竟无花果树该长在哪里、羊该在哪片草地吃草，又或是哪只公羊该跟母羊交配。虽然智人从东非来到中东、欧洲、亚洲，最后到了澳洲和美洲，但不管他们到达什么地方，仍然就是靠野生的动植物维生。毕竟，如果现在的生活方式就吃得饱，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政治情况也都稳定多元，何必自找麻烦改来改去？

然而，这一切在大约一万年前已全然改观，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从日升到日落，人类忙着播种、浇水、除草、牧羊，一心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

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西元前9500年至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这场改变一开始速度缓慢、地区也很有限。小麦与山羊驯化成为农作物和家畜的时间大约是在西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西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西元前5000年；马在西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西元前3500年。至于骆驼和腰果等其他动植物，驯化的时间还要更晚，但不论如何，到了西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的热潮已经结束了。

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类拥有种种先进科技，但食物热量超过90%的来源，仍然是来自人类祖先在西元前9500年到3500年间驯化的植物，包括：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大麦。在过去两千年间，人类并没有驯化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动植物。可以说，人到现代还怀有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心，以及远古农民的胃。

学者曾经以为农业就是起源于中东、再传布到全球各地，但现在则认为：农业是同时间在各地独自发展而开花结果，而不是由中东的农民传到世界各地。中美洲人驯化了玉米和豆类，但不知道中东人种了小麦和豌豆。南美人学会如何栽培马铃薯和驯养骆马，但也不知道墨西哥或地中海东部发生了什么事。中国最早驯化的是稻米、小米和猪。北美最早的农夫，也是因为懒得在树丛里四处寻找南瓜，决定干脆自己种。新几内亚驯化了甘蔗和香蕉，西非农民也驯化了䅟子、非洲稻、高粱和小麦。就从这些最早的出发点，农业开始四方远播。到了西元一世纪，全球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农业。

为什么农业革命是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而不是澳洲、阿拉斯加或南非？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的动植物其实无法驯化。虽然智人能挖出美味的松露、猎杀毛茸茸的长毛象，但真菌太难捉摸，巨兽又太过凶猛，想要自己种或自己养，真是难上加难。在我们远古祖先所狩猎采集的成千上万物种中，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数几种。这几种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农业革命的起源地。

植物驯化了智人

有些学者曾宣称农业革命是人类的大跃进，是由人类脑力所推动的进步故事。他们说演化让人愈来愈聪明，于是解开了大自然的秘密，于是能够驯化绵羊、种植小麦。等到这件事发生，人类就开开心心的放弃了狩猎采集的艰苦、危险、简陋，安定下来，享受农民愉快而饱足的生活。

但这故事只是幻想，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愈来愈聪明。早在农业革命之前，采集者就已经对大自然的秘密了然于心，毕竟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非常了解自己所猎杀的动物、所采集的食物。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菁英份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椿骗局。

谁该负责？这背后的主谋，既不是国王、不是牧师，也不是商人。真正的主嫌，就是那极少数的植物物种，其中包括小麦、稻米和马铃薯。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

地球史上最成功的植物

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用小麦的观点来看看农业革命这件事。

在一万年前，小麦也不过就是许多野草当中的一种，只出现在中东很小的一个地区。但就在短短一千年内，小麦突然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生存和繁衍，正是演化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小麦可说是地球史上最成功的植物。以北美大平原为例，一万年前完全没有小麦的身影，但现在却有大片麦田波浪起伏，几百公里内完全没有其他植物。小麦在全球总共占据大约225万平方公里的地表面积，几乎有英国的十倍大小。究竟，这种野草是怎么从无足轻重，变成无所不在？

小麦的秘诀就在于操纵智人、为其所用。智人原本凭借狩猎和采集，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直到大约一万年前，才开始投入愈来愈多的精力来培育小麦。而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全球许多地方的人类都开始种起小麦，从早到晚只忙这件事，就已经焦头烂额。

种小麦可并不容易，照顾起来处处麻烦。首先，小麦不喜欢大小石头，所以智人得把田地里的石头捡干净、搬出去，搞得腰酸背痛。第二，小麦不喜欢与其他植物分享空间、水和养分，所以我们看到男男女女在烈日下整天除草。第三，小麦会得病，所以智人得帮忙驱虫防病。第四，不论是蝗虫还是兔子，都不排斥饱尝一顿小麦大餐，但小麦完全无力抵抗，所以农民又不得不守卫保护。最后，小麦会渴，所以人类得从涌泉或溪流，大老远把水运来，为它止渴；小麦也会饿，所以智人甚至得搜集动物粪便，用来滋养小麦生长的土地。

智人的身体演化目的，并不是为了从事这些活动，我们适应的活动是爬爬果树、追追瞪羚，而不是弯腰清石块、努力挑水桶。于是人类的脊椎、膝盖、脖子和脚底，就得付出代价。研究古代骨骼发现，人类进到农业时代后出现了大量疾病，例如椎间盘突出、关节炎和疝气。此外，新的农业活动得花上大把时间，人类只能被迫永久定居在麦田旁边。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其实不是我们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我们。「驯化」的英文domesticate，源自拉丁文domus，意思是「房子」。但现在关在房子里的可不是小麦，而是智人。

小麦究竟做了什么，才让智人放弃了本来很不错的生活，换成另一种悲惨的生活方式？小麦究竟提供了什么报酬，让人类甘愿受其奴役？就饮食来说，其实并没有更好。别忘了，人类原本就是杂食的猿人，吃的是各式各样的食物。在农业革命之前，谷物不过是人类饮食的一小部分罢了。而且，以谷物为主的食物不仅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不足、难以消化，还对牙齿和牙龈大大有害。

而就民生经济而言，小麦也并未带来经济安全。比起狩猎采集者，农民的生活其实比较没保障。采集者有几十种不同的食物能够维生，就算没有存粮，遇到荒年也不用担心饿死。即使某物种数量减少，只要其他物种多采一点、多猎一些，就能补足所需的量。然而一直到最近为止，农业社会绝大多数的饮食，倚靠的还是寥寥无几的少数几种农作物，很多地区甚至只有一种主食，例如小麦、马铃薯或稻米。所以，如果缺水、来了蝗灾、又或是爆发真菌感染，贫农死亡人数甚至有可能达到百万。

再就人类的暴力性格而言，小麦也没办法提供人身安全。农业时代早期的农民，性格并不见得比过去的采集者温和，甚至还可能更暴力。毕竟现在他们的个人财产变多，而且需要土地才能耕作。如果被附近的人抢了土地，就可能从温饱的天堂掉进饥饿的地狱，所以在土地这件事上，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过去，如果采集者的部落遇到比较强的对手，只要撤退搬家就能解决。虽然说有些困难和危险，但至少是可行的选项。但如果是农村遇到了强敌，撤退就代表着得放弃田地、房屋和存粮，很多时候这几乎就注定了饿死一途。因此，农民常常得要死守田地，双方拚个你死我活。

许多人类学和考古研究显示，在只有基本的村庄和部落政治结构的农业社会中，人类暴力行为造成15%的总死亡数，而在男性则是25%。现在的新几内亚还有达尼（Dani）和恩加（Enga）两个农业部落社会，暴力造成男性死亡所占百分率分别是30%和35%。而在厄瓜多的瓦拉尼人（Waorani），成年人甚至约有50%会死在另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之下！²⁵

慢慢的，人类发展出进阶的社会结构，如城市、王国、政府，于是人类的暴力行为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不过，这样庞大而有效的政治结构，可是足足花了数千年，才终于建立起来。

农民幸福吗？

当然，农村生活确实为第一代农民带来了一些直接的利益，像是比较不需担心野兽袭击、风吹雨淋，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其实弊大于利。现代社会繁荣富庶，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弊处何在，毕竟这一切的富裕和安全，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之上，所以我们也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农业革命真是美妙的进步啊。然而，我们不能光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待这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也应当用当代人的观点来看当代，可能更具有代表性。例如一世纪汉代某个女孩，因为家里的农作歉收而饿死了，她死前总不会说：「虽然我饿死了，但是我知道两千年后，人类能够吃香喝辣、住在有空调的豪宅里，应有尽有，那么我的牺牲也都值得了。」

对于那个营养不良的汉代女孩、或是所有农民来说，小麦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对于个人来说，小麦根本算不上给了什么。但对于智人这个物种来说，小麦的影响就十分深远。种植小麦，每单位土地就能提供更多食物，于是智人的数量也呈指数成长。大约在西元前13000年、人类还靠采集狩猎维生的时候，巴勒斯坦的耶律哥（Jericho）绿洲一带，大概可以养活一个有百名成员的采集部落，而且人们相对健康、营养充足。到了大约西元前8500年，野生植物的荒野成了片片麦田，这片绿洲这时养活了约有千人的农村，但相形拥挤，而且成员染病及营养不良的情形，比过去严重太多。

要衡量某一物种演化得成功与否，评断标准就在于世界上其DNA双螺旋的复本数量多寡。就像今天如果要说某间公司经营得成功与否，我们看的往往是该公司的市值有多少钱，而不是它的员工开不开心；而物种的演化成功与否，看的就是这个物种的DNA复本存在世界上的数量多寡。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某物种的DNA复本，就代表该物种已经绝种，也等于公司没有钱而宣告倒闭。如果某个物种还有很多个体，带着它的DNA复本存活在这世上，就代表这个物种演化成功、欣欣向荣。从这种角度看来，1,000份DNA复本永远都强过于100份。这正是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却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但是，身为个人，为什么要理会这种演化问题？如果有人说，为了「增加智人基因组在世界上的复本数量」，希望你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你会同意吗？没有人会同意这笔交易。简单说来，农业革命就是一个陷阱。

儿童死亡率一路飙升

农业的兴起并非一夜之间，而是历时数千数百年的缓慢过程。过去，智人部落的生活就是采集蘑菇和坚果、猎捕野鹿和野兔，他们不可能一下就决定定居、不再搬迁，而开始耕田、种小麦、从河里挑水。这种改变是分阶段进行的，每次只是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在大约七万年前，智人到达了中东。接下来的五万年间，智人在那里不需要什么农业，也能顺利繁衍。光是当地的天然资源，就足以养活这些人口。资源多的时候，孩子就多生几个；资源少了，就少生几个。人类就像许多哺乳动物一样，自然有荷尔蒙和遗传机制来控制生育数。营养充足的时候，女性比较早进入青春期，成功怀孕的机率也比较高。而在土地贫瘠、营养不足的时候，女性进入青春期要来得晚，生育能力也下降。

人口管制除了以上这些自然机制之外，还有文化机制。对于四处迁徙的采集者来说，婴儿和幼童行动迟缓、需要额外照顾，会造成负担。所以，当时每个子女至少会相隔三到四岁。而女性能控制这点的方式，靠的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孩子旁边照顾着，直到孩子大一点为止（毕竟没多久就得哺乳一次，男人想来干些什么事也不太方便，于是可以大幅减少怀孕的机会）。至于其他方法，还包括完全禁欲或部分禁欲（有些部落还用文化禁忌来支持这种做法）、人工流产，偶尔还有杀婴。²⁶

在这漫长的数千年间，人类偶尔会吃吃小麦，但绝非主食。而在大约一万八千年前，最近的一个冰河期结束，全球气候变暖。随着气温上升，降雨也增多。在中东，这种新气候非常适合小麦和其他谷物生长，于是这些作物也繁衍蓬勃。人类的小麦食用量开始增加，并且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小麦的生长。当时采集到野生谷类，必须先筛一筛、磨一磨，煮过之后才能食用；正因如此，人类采集这些谷物之后，必须带回他们居住的临时地点来处理。小麦种籽粒小而多，在送回部落的途中，必然会有一些掉到地上。慢慢的，人类最常走的路径附近、或是居住营地的周围，也就长起了愈来愈多的小麦。

甚至，人类放火烧毁森林和灌木丛的时候，等于也帮了小麦一把。大火清掉了乔木和灌木，于是小麦和其他草类就能独占阳光、水和养份。在小麦生长特别茂盛的地方，猎物和其他食物来源也丰富，于是人类部落逐渐能够放弃四处流浪的生活方式，在某地住上一个季节，甚至就形成永久聚落。

一开始，他们可能待上大约四个星期，来收成小麦。等到过了一个世代，小麦数量和面积大增，于是他们得待上五个星期，接着就是六个星期、七个星期……时间逐渐拉长，最后终于形成永久的村落。在整个中东地区，都能够发现这种定居下来的证据，特别是在黎凡特（Levant，今日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一带更是常见。从西元前12500年到9500年，黎凡特曾有过十分兴盛的纳图芬（Natufian）文化，纳图芬人属于狩猎采集者，以数十种野生物种维生，但永久定居在村落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辛勤采集、研磨各种野生谷物。他们会盖起石造的房舍和谷仓，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还会发明新的工具，像是发明石镰刀收割野生小麦，再发明石杵和石臼来加以研磨。

而在西元前9500年之后，纳图芬人的后代除了继续采集和研磨谷物，还开始以愈来愈精细的手法来培养种植。采集野生谷物的时候，他们会小心留下一部分，做为下一季播种之用。他们也发现，播种的时候如果把种子埋到地下，而不是随便撒在地面，效果会好很多。于是，他们开始犁地整地，也一步步开始除草、防虫、浇水、施肥。随着愈来愈多的心力时间都用来种谷物，采集和狩猎的时间也就被挤压。结果是，采集者逐渐变成了农民。

然而，从采集野生小麦变成种植驯化的小麦之间，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分界点，所以很难断定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农业时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到了西元前8500年，中东已经四处散布着像是耶律哥这种永久村落了，村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栽种培育少数几种驯化后的植物。

随着人类开始住进永久村落、粮食供给增加，人口也开始增长。放弃过去流浪的生活之后，女性也可以每年都生孩子了。而这时婴儿也较早断奶，改以粥来代替。毕竟田里需要人手，妈妈得赶快回复农活。然而，人口一多，就耗去了原本的粮食剩余，于是耕种面积又得加大。这时，由于人群聚居之处易有疾病肆虐，孩子吃母乳的比率愈来愈少、谷类则愈来愈多，再加上得要共享这些粥的兄弟姊妹也愈来愈多，让儿童死亡率一路飙升。在大多数的远古农业社会里，至少三分之一的儿童无法长到二十岁成人。²⁷然而人口出生率仍然大于死亡率，人类养育子女的数字也居高不下。

奢侈生活的陷阱

随着时间过去，种麦子这个原本看来划算的选择，变成愈来愈沉重的负担。儿童大批死亡，而成人也必须忙得昏头转向，才能换得面包。西元前8500年耶律哥人过的生活，平均来说要比西元前9500年或13000年更为辛苦。但没有人发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每一代人都只是继续着上一代生活的方式，在这里修一点、那里改一些。但矛盾的是，一连串为了让生活更轻松的「进步」，最后却像是在这些农民的身上，加了一道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为什么人类会犯下如此致命的误判？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一直不断重蹈覆辙，道理都相同：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最后的结果。每次人类决定多做一点事（像是用锄头来耕地，而不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地上），我们总是想：「没错，这样是得多做点事，不过收成会好得多，就再也不用担心荒年的问题了，孩子也永远不用挨饿。」确实这也有道理。工作努力辛苦一些，生活也就能过得好一点。不过，这只是理想中的状况。

计划的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人们确实工作得更努力、也更辛苦。但大家没想到孩子的数量也多了，于是多出的小麦也就有更多小孩要分食。这些远古的农民也没想到，母乳喂得少了、粥喂得多了，会让孩子的免疫力下降，而且永久聚落也成了疾病传染的温床。他们也没有预见到，由于增加了对单一食物来源的依赖，实际上他们使自己更容易受到旱灾的威胁。这些农民更没想到，丰收年他们粮仓满满，却会引来盗贼和敌人，迫使他们得筑起高墙，严加警戒。

这样一来，发现苗头不对，为什么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生活？部分原因在于，所有改变都必须点点滴滴累积，经过许多世代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社会；等到那个时候，已没有人记得过去曾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选择了。另一部分，是因为人口增长就像是破釜沉舟。一旦采用农耕之后，村落的人口从100人成长到110人，难道会有10个人自愿挨饿，好让其他人可以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这已经再无回头路。人类发现时，已经深陷陷阱，无法自拔了。

于是，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而且这可不是史上的最后一次。就算今天，依然如此。有多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投身大企业，从事各种劳心劳力的工作，发誓要努力赚钱，好在四十岁就退休，去从事他们真正有兴趣的事业？但等他们到了四十岁，却发现自己背负巨额贷款，要付子女的学费，要住高级住宅区的豪宅，每家得有两部车，而且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高档红酒和国外的假期。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会放下一切，回去野外采果子挖树根吗？当然不可能，而是加倍努力，继续把自己累得半死。

历史上少数真正颠扑不破的道理，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

让我们用现代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有许多本该会让生活轻松省时又如意的发明，像是洗衣机、吸尘器、洗碗机、电话、手机、电脑、电子邮件等等。在以前，寄信是件麻烦事，得亲手动笔、写信封、贴邮票，还得再走到邮筒那里去寄信。想要得到回信，可能得等上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至于现在，我可以随手就寄一封电子邮件，传送到地球的另一边，而且如果收件人在线上，可能只要一分钟就能收到回信了。我确实省下了所有麻烦和时间，但生活真的更轻松了吗？

可惜事与愿违。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只有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才会写信。写起信来也不是写所欲写，而是字斟句酌、考虑再三。而且，通常对方的回信也会是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也不会有人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电子邮件，并且所有的发信人都希望你立刻回应。我们以为自己省下了时间，其实是把生活步调加速成过去的十倍快，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三不五时，总有些反对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卢德份子（Luddite）坚持不用电子邮件，就像几千年前，也有某些人类部落拒绝农业，所以躲过了奢侈生活的陷阱。然而，农业革命要成功，并不需要某个地区的所有部落都无异议通过。一切都只从「一个部落」开始。不论是在中东或中美洲，只要有一个部落定居下来，开始耕作，走向农业的趋势就已经无法抗拒。由于农业可促成人口迅速增长，通常农业部落光靠人数就已经大胜采集部落。这时，采集部落只剩两种选择，第一是逃跑，放任自己的猎场成为农场和牧场；第二就是拿起锄头，加入农业的行列。无论哪种选择，都代表旧的生活方式注定将要凋零。

这个关于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衍生的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并没有人在背后操纵农业革命发生，或是意图让人依赖谷类维生。一开始只是各种小事，主要就是希望吃饱一点、生活安全一点，但最后累积引起的效应，就是让远古的采集者开始花上整天的时间，在烈日之下挑水务农。

神圣的介入

以上这种讲法，认为农业革命就是判断错误的结果。确实不无道理，毕竟历史上还满是错得更离谱的例子。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我们远古祖先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要让生活轻松点？或许智人是有其他目标，所以自愿过得辛苦点，好实现这些目标？

讲到历史发展，科学家常常会归咎于某些冰冷的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毕竟这和他们理性、数学的思考方法比较合拍。但讲到现代历史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书面证据，所以学者不得不考虑非物质的因素，例如意识型态和文化。譬如，我们有足够的文件书信、回忆录，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并非粮食短缺或人口压力。然而，像是纳图芬文化并未留下任何文献档案，所以讲到远古时代，唯物主义学派说话总是比较大声。对于这些文字出现之前的时代，就算我们认为这些人行事的原因是出于信仰，而非经济所需，实在也很难证明。

幸运的是，我们在极少数案例中找到了强而有力的线索。1995年，考古学家开始挖掘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遗址。在此地最古老的地层里，他们找到的不是聚落、房舍或日常活动的迹象，而是雄伟的石柱结构，雕饰华美、令人惊叹。这里每根石柱重达七吨、高五公尺。在附近的一座采石场，甚至还发现了一支尚未完工的石柱，重达五十吨。全部加起来，总共有十多个石柱结构遗迹，规模最大的，宽度近三十公尺。

全球各地都有这样令人惊叹的石柱结构遗迹，最著名的是英国的巨石阵（Stonehenge），但哥贝克力石阵有一点特别惊人。巨石阵的年代大约是西元前2500年，是由一个已经相当发达的农业社会所建造。但哥贝克力石阵的年代大约是西元前9500年，所有证据都显示，它是由狩猎采集者建造而成。一开始，考古学界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经过一次又一次检视之后，无论是这个结构的兴建年代，或是建造者尚未进入农耕社会，都是无庸置疑的。看起来，过去我们对于远古采集者的能力和他们文化的复杂程度，都严重低估了。

为什么采集社会想兴建这样的结构？这种结构看来并没有什么实质用途，既不是大型屠宰场，也没办法避雨或躲狮子。所以，我们只能推论这是为了某种神秘的文化目的，而考古学家到现在也还在伤脑筋。不论这用途为何，都能肯定采集者愿意为它花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想要盖起哥贝克力石阵，必然需要集合数千位来自不同部落的采集者，长时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如果背后没有成熟的宗教或意识型态体系，就万万不可能做到。

哥贝克力石阵还有另一件耸人听闻的秘密。多年以来，遗传学家一直想找出驯化小麦的起源。最近的发现显示，至少有一种驯化的小麦就起源于附近的喀拉卡达（Karaçadag）山脉，距离哥贝克力石阵只有三十公里远。²⁸

这几乎不可能只是巧合。很有可能，哥贝克力石阵的文化中心就与人类首次驯化小麦（或小麦驯化人类）有着某种关连。为了要养活建造和使用这些巨石结构的人，需要非常大量的食物。所以，采集者之所以从采集野生小麦转而自行种植小麦，可能并不是为了增加日常食物供应，而是为了支持某种神庙的建筑和运作。

在传统的想像中，人是先建立起村落，接着等到村落繁荣之后，再在村落中心盖起信仰中心。但哥贝克力石阵显示，很有可能其实是先建立起信仰中心，之后才围绕着它形成村子。

农革受害者

浮士德跟魔鬼交易，人类则跟谷类交易。但人类做的交易不只这一项，另一项则是和绵羊、猪、鸡之类的动物命运有关。过去四处流浪的采集部落会跟踪猎杀野绵羊，也逐渐改变了羊群的组成。

第一步可能是开始挑选猎物。人类发现，如果猎杀的时候只挑成年公羊、或是年老或生病的羊只，对人类来说反而有利。放过有繁殖能力的母羊和年轻的小羔羊，当地羊群就可长可久。

至于第二步，可能是积极赶走狮子、狼和敌对的人类，保护羊群不受掠食者侵扰。第三步可能就是将羊群赶到某个狭窄的峡谷，方便控制和保护。最后一步，就是在羊群当中做出更谨慎的挑选，好符合人类的需要。其中，最具斗性的公羊是人类想控制羊群最大的阻力，所以第一个就宰牠们。至于瘦小或是太有好奇心的母羊，也是除之而后快。（太有好奇心，就容易走得离羊群远远的，对牧羊人来说可不是好事。）于是，一代一代下去，绵羊也就愈变愈胖、愈来愈温和，也愈来愈不那么好奇了。就是这样，英文才会有一首童谣，唱着玛莉有只小绵羊，而且玛莉去哪，牠就跟到哪。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猎人一开始是抓住一只羔羊来「收养」一下，在食物无虞的时候养个几个月，等到比较没食物的季节，就宰来吃。等到了某个阶段，这种先养再杀的规模开始愈来愈大，有些羊甚至被养到进入春情期，开始生出小羊来。那些生下来之后最具斗性、不听话的，就会先遭到宰杀。至于最乖、最听话的羊，则被饶下小命，继续再生小羊。结果同样是有了一群驯化温顺的羊。

这样经过驯化的家畜（羊、鸡、驴等等）能够为人类提供食物（肉、奶、蛋）、物料（皮、毛），以及兽力。于是，以前必须由人自己来的工作，像是搬运、翻地、磨谷物等等，许多都开始交给了其他动物。在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里，人类工作的第一重点是种植农作物，第二才是饲养动物。但是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要是靠着剥削利用其他动物为生：游牧部落。

人类扩张到世界各地，家畜也跟着他们的脚步移动。一万年前，全球只有在亚非大陆的几个特定地点有绵羊、牛、山羊、野猪和鸡，总数大约几百万只，但现在全球有大约十亿只绵羊、十亿只猪、超过十亿只牛，更有超过二百五十亿只鸡，而且是遍布全球各地。家鸡是有史以来最普遍的禽类。至于大型哺乳类，除了以智人居首，后面的二、三、四名就是驯化的牛、猪和羊。从狭隘的演化观点来看，演化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DNA的复本数量，于是农业革命对于鸡、牛、猪、羊来说，可是一大福音。

不幸的是，演化观点并不是唯一判断物种成功与否的标准。它一切只考量到生存和繁殖，而不顾个体的痛苦或幸福。虽然就演化而言，驯化的鸡和牛很可能是最成功的代表，但牠们过的其实是生物有史以来最悲惨的生活。动物的驯化是建立在一系列的野蛮作为上，而且随着时间，残忍程度只增不减。

野生鸡只的自然寿命大约是七年到十二年，牛则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虽然在野生环境牠们多半都活不到这个岁数，但至少还有相当机会可以活个好一阵子。相较之下，出于经济考量，驯化后的肉鸡和肉牛不过出生几周和几个月，就到了最佳屠宰年龄，于是一命归天。（如果养一只鸡只要三个月就已经达到体重最重的状态，又何必再多喂好几年？）

蛋鸡、奶牛和提供劳力的役用动物，有时候能多活上几年，但代价就是过着完全不符合牠们天性和渴望的生活。举例来说，不难想像牛会宁愿优哉游哉在开阔的草原上整天漫步，有其他牛作伴，而不是被一个猿人在背后挥着鞭子，要牠拉车拖犁。

为了把牛、马、驴、骆驼训练成听话的役用动物，就必须抑制牠们的斗性和天性，打破牠们的社会连结，并且限制牠们的行动自由。农民还发明各种控制技术，像是把动物关在兽栏和兽笼里、套上枷锁链条，用皮鞭和刺棒来训练，甚至刻意造成动物伤残。驯化动物的过程几乎总是会将雄性阉割，好抑制雄性的斗性，也让人类能够控制牲畜的生育、挑选牲畜的品种。

在许多新几内亚的部落社会里，想判断一个人富不富有，就要看他或她有几头猪。为了确保猪跑不掉，新几内亚北部的农民会把猪的鼻子切掉一大块。这样一来，每次猪想闻东西，都会造成强烈的疼痛，不但无法觅食，甚至连找路都做不到，于是不得不完全依赖人类主人。在新几内亚的另一个地区，甚至还习惯直接把猪的眼睛挖掉，杜绝逃跑的可能。²⁹

乳品业自有一套方法来强迫动物听话。乳牛、山羊和绵羊只有生了小牛小羊之后才会产乳，而且也仅限哺乳期这一段时间。想要动物不断供乳，农民必须让牠们生下小牛小羊，但又不能让小牛小羊把奶吸光。所以，整个历史上常用的方法就是：等到小牛小羊出生后不久，干脆就全宰了，如此一来人类就能霸占所有牛奶羊奶；等到母牛母羊停乳之后，再让牠们重新怀胎即可。

听来残忍，但甚至到现在，这种做法仍然十分普遍。在许多现代的酪农场里，奶牛通常只能活到五岁，就会遭宰杀。这五年中，牠几乎一直在怀孕。为了维持最大的产乳量，在分娩后大约60天到120天，就要再次受精。至于牠的小牛们，则是一出生没多久就被带走，母的被养大成为新一代的奶牛，而公的就进了肉类产业的手里。³⁰

另一种方式，是虽然容许小牛小羊接近妈妈，却用上各种方式不让牠们喝得太多。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小牛小羊开始吸奶，但在奶要流出来之前，就把牠们抱走。可以想见，这种方式会同时受到母亲和孩子两方的抗拒。有些畜牧部落过去的做法，是将小牛小羊宰杀食用，但拿东西塞回空的毛皮做成标本，再送回妈妈身边，刺激牠们产乳。而在苏丹的努尔族（Nuer）还更进一步，在标本上涂着牛妈妈的尿液，所以这只假小牛连闻起来也很像个样子。努尔族的另一项技术则是在小牛的嘴边绑上一圈刺，小牛想吃奶就会刺伤牛妈妈，好让牛妈妈排斥让小牛吃奶。³¹

撒哈拉的图阿雷格族（Tuareg）养骆驼，过去会将小骆驼的鼻子和上唇的部分穿孔或切除，如此一来，小骆驼只要一吸奶就会疼痛，也就不会喝得太多。³²

成功不等于幸福

不过，也不是所有农业社会都对他们农场里的动物如此残酷。某些家畜的日子还是过得相当不错。像是拿来剃毛的羊、宠物狗和宠物猫，以及战马和赛马，常常就过得相当惬意。罗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据说还曾经打算任命他最爱的马──英西塔土斯（Incitatus）为执政官。综观历史，牧者和农民对他们的动物还是抱有感情，照顾有加，正如许多奴隶的主人也会对奴隶关心照顾。所以，君王和先知会把自己营造成牧者的形象，也就不那么意外，他们和他们的神照顾子民的方式，确实也像是牧羊人照顾羊群一般。

然而，如果从牛羊的观点、而非牧者的观点来看农业革命，就会发现：对绝大多数的家畜来说，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种演化的「成功」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是濒临绝种的野生犀牛，比起被关在小笼子里变肥、等着成为鲜美牛排的肉牛，日子应该还是好过得多。虽然自己的物种即将灭绝，但这丝毫不会影响那头野生犀牛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相较之下，肉牛这个物种虽然在数量上大获成功，却完全无法安慰那些单独个体所承受的痛苦。

我们从农业革命能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很可能就是「物种演化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研究像小麦和玉米这些植物的时候，或许纯粹的演化观点还有些道理。但对于像是牛、羊、智人这些有着复杂情感的动物来说，就必须想想演化上的成功会对个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在下面的章节还会一再看到，每当人类整体的能力大幅增加、看来似乎大获成功之际，个人的苦痛却也总是随之增长。

农业革命可能是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有些人认为这让人类迈向繁荣和进步，也有人认为这条路终将导致灭亡。对后者来说，农业革命是一个转捩点，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大步走向贪婪、自外于这个世界。但不管这条路的尽头为何，现在都已经无法回头。进入农业之后，人口得以急遽增加，任何一个复杂的农业社会想走回狩猎和采集，就只有崩溃一途。

大约在西元前10000年、进入农业时代的前夕，地球上采集者的人口约有五百万到八百万。而到了西元一世纪，这个人数只剩下一、两百万（主要在澳洲、美洲和非洲），相较于农业人口已达2.5亿，无疑是远远瞠乎其后。³³

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住在永久聚落里，只有少数是游牧民族。「定居」这件事，让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大幅缩小。远古狩猎采集者的活动范围可能有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当时这片范围都是他们的「家」，有山丘、溪流、树林，还有开阔的天空。但对农民而言，几乎整天就是在一小片田地或果园里工作，就算回到「家」，这时的房子也就是用木头、石头或泥巴盖起的局促结构，每边再长也不过几十公尺。一般来说，农民就会和房屋这种构造建立起非常强烈的连结。这场农业革命意义深远，除了影响建筑，更影响了心理。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成了远比过去更自我中心的生物，与「自己家」紧密相连，但与周遭其他物种画出界线。

划地自限

新形成的农业活动范围，除了面积远小于过去的狩猎采集活动范围，内部的人工成分也大增。除了用火，狩猎采集者很少刻意改变他们所漫游闲晃的土地；但农民就完全不同了，可以说他们是从一片荒野中，劳心劳力刻意打造出一座座专属于人类的人工孤岛。他们会砍伐森林、挖出沟渠、翻土整地、建造房屋、犁出犁沟，还会把果树种成整齐的一排又一排。

对人类来说，这样人工打造出来的环境，就是仅限人类和「我们的」动植物所有，常常还用墙壁和树篱围了起来。农民无所不用其极，一心防止各种杂草和野生动物入侵。就算真的出现闯入者，也会被赶出去。赶不走的，下一步就是消灭牠们。在家园四周，这种防卫特别强。从农业开始发展到现在，人类的家园得面对勤劳的蚂蚁、鬼鬼祟祟的蟑螂、冒险犯难的蜘蛛、还有误入歧途的甲虫，于是数十亿人口也就武装起来，用树枝、苍蝇拍、鞋子和杀虫剂，迎向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

史上大多数时间，这些人造领域仍然非常小，四周围绕着广大的自然旷野。整个地球表面约有5.1亿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了1.55亿平方公里。到了西元1400年，把绝大多数的农民、农作物和家禽家畜全加起来，占地大约也只有1,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球面积的2%而已。³⁴至于其他地方，可能太热、太冷、太干、太湿，不宜农耕。然而，正是地球表面这微乎其微的2%，构成了整个历史展开的舞台。

人类发现自己已经很难离开这些人工岛屿了，所有的房子、田地、谷仓，放弃哪个都可能带来重大损失。此外，随着时间过去，他们拥有的东西愈来愈多，不易搬运，也把他们绑得死死的。虽然在我们看来，远古的农民似乎又脏又穷，但当时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拥有的物品数量已经胜过一整个采集部落了。

「未来」成重担

农业时代人类的空间缩小，但时间却变长了。一般来说，狩猎采集者不会花太多心思考量下星期或下个月的事，但农民却会想像预测着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事。

狩猎采集者之所以不管未来，是因为他们就是现采现吃，不管是要保存食物、或是累积财物，当时都不是容易的事。当然，他们显然还是有某些事得要事先规划。不管是在雪维洞穴、拉斯科洞穴或是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这些艺术家绘画的时候，想必都希望它能够流传后世。人际关系和政治对立都是长期的事，无论报恩或报仇，常常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然而，在狩猎和采集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里，要做这种长期规划，就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说也有趣，这让狩猎采集者省下了许多不必要的忧虑。毕竟，如果是那些自己无法操控的事，就算担心也没用。

然而在农业革命之后，「未来」的重要性来到史上新高。农民不仅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未来，还几乎可说是为了未来在服务。农业经济是以生产的季节周期为基础，经过很多个月耕作，来到相对较短的收成高峰期。丰收的时候，农民可能会在收成结束后的夜晚欢庆一场，慰劳这段时间的辛劳，但顶多一星期后，就又回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虽然可能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来应付今天、下星期、甚至下个月，他们还是得担心明年和后年的问题。

之所以要担心未来，除了有生产季节周期的因素，还得面对农业根本上的不确定性。由于大多数村落拥有的农作或家禽家畜物种十分有限，一旦遇上旱灾、洪水和瘟疫，就容易灾情惨重。于是，农民不得不生产出多于所需的食物，好储备存粮。粮仓里堆了米、地窖里存了橄榄油、食品室里有乳酪、屋梁上还挂着香肠，否则遇到歉收年就有可能会饿死。而且，总有歉收的一年，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如果农民不早做准备，绝对也活不久。

于是，早从农业一开始，「未来」就一直是人类心中小剧场的主要角色。在农民得靠雨水灌溉的地方，雨季一开始，担心也就开始了。每天早上，农民都会凝视远方的天边、闻闻风的味道，盯到眼睛发酸。那片是云吗？能不能来场及时雨？雨会下得够吗？雨会不会又下得太大，把田里的种子或秧苗都打坏、冲走了？

不管是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还是黄河流域，所有农民都一样忧心忡忡，不时探头看看河水的高度。他们需要雨季让河面上升，一方面把上游肥沃的土壤冲刷下来，另一方面可引水进入他们庞大的灌溉系统。然而，如果这场洪水让河面涨得太高，又或来的时机不对，田地就会遭到严重破坏，下场与旱灾一样凄惨。

农民担心未来，除了因为有更多东西要保护，也是因为现在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风险。他们可以再整一块地、再挖一条灌溉的渠道、再多种一点作物。在夏天，满怀忧虑的农民像工蚁一样疯狂工作，挥汗种着橄榄树，再由他的孩子和孙子把橄榄榨成油，这样到了冬天、甚至明年，他就能吃到今天想吃的食物。

农业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这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但可悲的是，虽然农民勤劳不懈、希望能够保障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但这几乎从来未曾实现。不管是任何地方，后来都出现了统治者和菁英阶级，不仅倚赖农民辛苦种出的食粮维生，还几乎全部征收抢光，只留给农民勉强可过活的数量。

但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近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菁英份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由想像所建构的秩序

靠着农民多生产出来的食物，加上新的运输技术，终于让愈来愈多人可以住在一起，先形成村落，再形成城镇，最后成为都市，再由王国或商业网路把它们紧紧相连。

然而，想真正抓住新时代的契机，光靠粮食剩余和交通改善还不够。就算有能力养活某个城镇的一千人、或是某个国家的一百万人，还是无法确保这些人都同意如何划分领土和水资源、如何解决争端，以及在干旱或战时该如何应变。而如果对这些事项都无法达成协议，就算大家谷仓满满，还是会冲突不断。史上的场场战争和革命，多半起因都不是粮食短缺。法国大革命领头的是有钱的律师，不是饥饿的农民。罗马共和国在西元前一世纪达到权力高峰，舰队从整个地中海运来种种珍宝，就算在他们祖先最疯狂的梦里，也意想不到。然而，正是在他们的富庶达到最大值的时候，罗马的政治秩序崩溃，引来一系列致命的内战。南斯拉夫在1991年的资源完全足以养活所有国民，但依旧解体，并引发可怕的浴血战争。

这种灾难的根源在于：人类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一直都只是几十人的小部落；可是从农业革命之后，不过短短几千年，就出现了城市、王国和帝国，但时间并不足以让人类发展出能够长久大规模合作的本能。

虽然人类在狩猎采集时代也没有这种合作的生物本能，但因为有共同的神话故事，几百个陌生人就能够互相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毕竟比较松散而有限，各个智人部落还是各自生活，也能满足大多数的自身需要。如果两万年前有个社会学家，完全不知道农业革命后的事情，就很有可能认为种种虚构神话故事的用途相当有限。讲到祖灵、讲到部落图腾，或许已经足以让五百人愿意用贝壳交易、举办某种庆典、或是联手消灭某个尼安德塔人的部落，但也就如此而已了。这位远古社会学家不可能想到，靠着虚构的故事，还能让几百万互不相识的人每天合作。

但事实就是如此出乎意料。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所能想像。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结。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以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像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路。

在大约西元前8500年，全球最大的聚落大概就是像耶律哥这样的村落，大约有几百个村民。而到了西元前7000年，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加泰土丘（Çatal Höyük）城镇大约有五千到一万人，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聚落。再到了西元前5000年到4000年，肥沃月湾一带已经有了许多人口达万人的城市，而且各自掌理着附近的小村庄。在西元前3100年，整个下尼罗河谷统一，成为史上第一个埃及王朝，法老王统治的辽阔领土有数千平方公里、人民达数十万。

大约在西元前2250年，萨尔贡大帝（Sargon the Great）在两河流域建立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号称拥有超过一百万的子民，常备军队达5,400人。在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前500年之间，中东地区开始出现大型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这些帝国统治人数达数百万，军队人数也上万人。到了西元1年，罗马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纳税人口达一亿。有了这些钱，罗马得以维持人数达25万到50万之谱的常备军力，以及架构完善的交通网路，在一千五百年后仍然在使用，另外还有直到现在仍令人赞叹不已的剧院和露天剧场。

其他地区也各自有其社会发展和政治统一的过程。在东亚，大约在西元前7000年，开始在黄河流域出现小村落，最后在西元前221年由秦始皇统一天下。秦朝人口约有4,000万，税收得以支持数十万雄兵，以及共有超过十万官员的复杂朝廷系统。

确实，这种种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不该有太美好的幻想，以为在法老王时代的埃及、或是在秦朝，「大型合作网路」就已十分完美。「合作」听起来应该要十分无私而且利他，但这件事并不总是出于自愿，而且还更少能够公平。大多数的人类合作网路最后都成了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新兴的合作网路里，农民交出他们辛苦工作得来的多余粮食，但帝国的收税官只要大笔一挥，就可能让他们一整年的辛劳都化为乌有。像是罗马著名的圆形剧场，常常是由奴隶所建造，让有钱有闲的罗马人，观赏由奴隶上演的神鬼战士秀。此外，监狱和集中营也可算是合作网路，要不是有数千名互不相识的人，用了某些方式来管理协调彼此的行动，这些网路根本不可能运作。

《汉摩拉比法典》vs.〈美国独立宣言〉

所有这些合作网路，不管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是秦朝和罗马的帝国，都只是「由想像所建构的秩序」。支持它们的社会规范既不是人类的天性本能，也不是人际的交流关系，而是他们都相信共同的虚构神话故事。

虚构的故事是怎么支持了整个帝国？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这种例子：宝狮公司。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另外两个史上最有名的虚构故事：第一个是大约西元前1776年的《汉摩拉比法典》，可以说是几十万古巴比伦人的合作手册；第二个是西元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可以说是现代数亿美国人的合作手册。

在西元前1776年，巴比伦是当时最大的城市，而巴比伦帝国也很可能是当时最大的帝国，子民超过百万，统治着大半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包括现代的伊拉克大半地区和部分的叙利亚与伊朗。现今最有名的巴比伦国王就是汉摩拉比，而他有名的原因，主要就在于以他命名的《汉摩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汇集各种律法和判例，希望将汉摩拉比塑造为一位正义国王的榜样，做为更一致的法律体系的基础，并且教育后世子孙何为正义、正义的国王又该如何行事。

后世子孙确实看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知识份子与官僚菁英将这部法典奉为经典，就算等到汉摩拉比骨已成灰、巴比伦帝国也烟消云散，但这部法典还是由文士不断抄写流传。因此，想认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于社会秩序的理想，《汉摩拉比法典》是很好的参考来源。³⁵

法典开头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位大神安努（Anu）、恩利尔（Enlil）和马杜克（Marduk）任命汉摩拉比「在这片土地上，伸张正义，驱除不义罪恶，阻绝恃强凌弱。」³⁶接着，法典列出大约三百条判例，固定写法是：「如果情形如何如何，判决便应如何如何。」以下举出判例196至199和判例209至214：

列举他的判决后，汉摩拉比再次宣告：

《汉摩拉比法典》认为，巴比伦的社会秩序根源于由神所指示的普世永恒的正义原则。这里的阶级结构原则至关重要，将所有人类分成男女两种性别，以及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性别和阶级不同，身价也就天差地别。像是一个平民女性值30舍客勒的银子，一个女奴隶只值20舍客勒，但光是平民男性的一只眼睛，就值60舍客勒的银子。

《汉摩拉比法典》也规定了严格的家庭阶级制度。根据法典，小孩并不是独立的人，而是父母的财产。因此，如果一个上等人杀了另一个上等人的女儿，惩罚就是把凶手的女儿给杀了。这对我们看来可能荒谬至极，凶手本人逍遥自在，但他无辜的女儿却得赔上一命。然而在汉摩拉比和当时的巴比伦人看来，这实在再公平正义不过。《汉摩拉比法典》背后的一项重要假设，就是只要国王的臣民全部接受各自的阶级角色、各司其职，整个帝国上百万的人民就能有效合作。这么一来，这个社会不但能为所有成员生产足够的粮食、有效分配，还能保护国家、抵抗敌人，甚至是扩张领土，好取得更多财富、更多安全保障。

汉摩拉比去世三千五百年后，北美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民众认为英国国王对待他们不公，于是各殖民地代表群聚费城，于1776年7月4日宣布，所有殖民地的民众不再是英国王室的子民。〈美国独立宣言〉也宣告了自己的普世永恒的正义原则，而这则宣言也像《汉摩拉比法典》一样找了神祇来背书。然而，「美国神」指示的至高原则，却似乎和「巴比伦神」指示的有所出入？

〈美国独立宣言〉主张：

一如《汉摩拉比法典》，〈美国独立宣言〉也承诺：如果人类依照其中规定的神圣原则行事，数百万的民众就能彼此合作无间，生活安全和平，社会公平且繁荣。也像《汉摩拉比法典》，〈美国独立宣言〉的效力不仅限于当时当地，而是让后世子孙依然奉为圭臬。现在已经过了两百多年，美国学童仍然要抄写、背诵这份宣言。

这两份文本让我们左右为难，不管是《汉摩拉比法典》或是〈美国独立宣言〉，都声称自己说的是普世永恒的公平正义原则，但美国人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巴比伦人显然并不同意。当然，两边都坚持自己才是真理正义、而另一方是邪魔歪道。

但事实上，他们都错了。不管是汉摩拉比或是美国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像的现实，想像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阶级或平等），但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像力里，只存在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效力。

对我们来说，听到要把人分成「上等人」或「平民」，大概都会同意这只是一种想像。但其实，即使说的是「人人平等」，也只是虚构的概念。所谓人人平等，到底是什么？除了想像中之外，有没有什么客观的事实可以说我们人人平等？人类彼此在生物学上都相等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我们再重新看一次〈美国独立宣言〉里最著名的段落：

一开始讲到「人人生而」，英文用的字眼是created（被创造出来的），但生物学证实的是：生命并没有「被创造出来」，生命是演化出来的。演化铁定没有「平等」这回事，所谓平等的概念，是与「创造」的概念紧密相关。美国人的「平等」观念来自于基督宗教（Christianity，泛称所有信仰基督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基督宗教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由上帝所创，而所有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宗教那一套关于上帝、创造和灵魂的神话故事，那所谓人人「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演化的基础是差异，而不是平等。每个人身上带的遗传密码都有些许不同，而且从出生以后就接受到不同的环境影响，发展出不同的特质，导致不同的生存机遇。「生而平等」其实该是「演化各有不同」。

而根据生物学，人并不是「创造」出来的，自然也就没有「造物者」去「赋予」人类什么。个体诞生的背后，就只是盲目的演化过程，没有任何预设的目的。所以「造物者赋予」其实就只是「出生」。

同样的，生物学上也没有「权利」这种事，只有各种器官、能力和特性。鸟类会飞就是因为牠们有翅膀，可不是因为有什么「飞翔的权利」。此外，这些器官、能力和特性也没有什么「不可剥夺」的问题，常常它们会不断突变，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完全消失。例如鸵鸟，就是失去了飞行能力的鸟类。所以，「不可剥夺的权利」其实是「可变的特性」。

那我们要问，究竟人类的演化具有什么特性？「生命」倒是无庸置疑，不过「自由」又是怎么回事？生物学可不讲自由这种东西。自由就像是平等、权利和有限公司，不过是人类发明的概念，也只存在人类的想像之中。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要说人类在民主社会是自由的、而在独裁国家是不自由的，这点完全没有意义。

最后，「幸福」又是什么？到目前为止，生物学研究还是没办法为「幸福」明确下个定义，也没办法客观测量「幸福」。大部分的生物研究都只认可「快感」确实存在，也能有比较容易定义和测量的方式。所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只有「生命和追求快感」为真。

因此，我们来看看〈美国独立宣言〉改用生物学、科学的角度重写，该是如何：

上面这段推论过程，如果是平等权和人权的激进份子看到，可能会大发雷霆，大声驳斥：「我们知道人在生物学上不相等！但是如果大家都相信人人在本质上平等，就能创造出稳定繁荣、公平正义的社会！」这点我完全赞成，但这正是我所说「由想像所建构的秩序」。我们相信某种秩序，并非因为这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因为这样相信，可以让人提升合作效率，打造更美好的社会。这种由想像所建构的秩序绝非邪恶的阴谋、或是无用的空谈，而是唯一能让大群人类合作的救命仙丹。

但别忘了，汉摩拉比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捍卫他的阶级原则：「我知道所谓上等人、平民和奴隶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大家都相信阶级有别，就能创造出稳定繁荣、公平正义的社会！」

需要真正的坚信者

很多读者读到上面那一节，可能都觉得如鲠在喉。毕竟那就是我们多数人今天所接受的教育。我们说《汉摩拉比法典》是虚构故事，并不会觉得难以接受，但说到人权也只是虚构故事，听来就有些刺耳了。如果大家都发现人权不过是一种想像，岂不是社会就要崩溃了吗？

讲到「神」的概念，伏尔泰就曾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汉摩拉比对于阶级原则、〈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佛逊对于人权，私底下应该也都会说出类似的话。智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蜘蛛、鬣狗和黑猩猩也都是如此。但可别告诉我们的仆人，免得他们半夜偷偷把我们宰了。

这种担心其实很有道理。大自然的秩序是很稳定的，就算人类不再相信世界上有重力，重力也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但相反的，想像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总是有一夕崩溃的风险，因为这些秩序背后靠的都是虚构的故事，只要人们不再相信，一切就风云变色。

为了维持想像建构出来的秩序，必须持续投入大量心力，甚至还得掺入些暴力和胁迫的成分。像是为了让民众不违反想像建构的秩序，国家就需要有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不分昼夜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古巴比伦人让邻居眼睛瞎了，国家想要执行「以眼还眼」的规定，就不得不有些暴力的措施。而在1860年，即使大部分美国公民已经认为黑奴也是人、必须享有自由的权利，这时也是靠着血流无数的一场内战，才让南方各州黯然接受。

然而，光靠暴力还不足以维持由想像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我们还需要一些真正相信如此的坚定信徒。法国政治家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的政治生涯就像变色龙，先是路易十六的臣子，再经过革命和拿破仑政权，又抓准时机再次投诚回到君主制的政体。他曾总结自己几十年任官的经验，表示：「刺刀确实可以做很多事，但想安坐在上面，可是不太舒服。」

很多时候，一名牧师的效果还大过一百个士兵，而且更便宜、更有效。此外，不管刺刀多有效，总得有人来刺。如果士兵、狱卒、法官和警察根本不相信某一种由想像建构的秩序，他们又怎么会照办？在所有的人类集体活动中，最难组织推动的就是暴力活动。如果说社会秩序是由武力来维持，立刻就会碰上一个问题：那军队秩序是由什么来维持？想靠威胁来维持军队组织，显然不太可行。至少必须有某些军官和某些士兵真正相信某些事情，不管是信仰上帝、荣誉、祖国、男子气概，或是单纯相信金钱也成。

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关于那些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如果他们并不相信这些想像的秩序，他们又为什么要推动这种秩序呢？常有人说这些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只是贪婪而已。但这种说法有问题。如果真的是什么都不信（像是犬儒学派），就很难是贪婪的人，毕竟客观来说，只是单纯要满足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并不难。而满足基本需求之后，多余的钱就可以用来盖金字塔、到世界各地度假、资助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给你最爱的恐怖组织、或是投入股市再赚更多的钱，但对于真正的犬儒主义者来说，这一切贪婪的事都毫无意义。

创立犬儒学派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他就住在一个桶子里。据说有一天他正在做日光浴，当时权倾天下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来找他，想知道他是否需要些什么，而且保证自己会尽力协助。第欧根尼回答：「确实，有件事可以请你帮个忙。麻烦你移动一下，别再挡住我的阳光。」

正因如此，犬儒主义者不可能建立起帝国，而且如果某个由想像建构出的秩序希望维持久远，就必须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菁英份子）都真正相信它。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仁义礼孝，儒家思想绝不可能持续了两千多年。如果不是大多数的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都相信人权，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持续了两百五十年。如果不是广大的投资人和银行家都相信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体系连一天也不可能继续存在。

虚虚实实

不管是基督宗教、民主或是资本主义，都只是由想像所建构出来的秩序。而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呢？

首先，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是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客观的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是自然律创造出来的。如果要说人人不平等，不是因为汉摩拉比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恩利尔和马杜克这两位神的旨意。如果要说人人平等，也不是因为杰佛逊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上帝创世造人的方式。如果要说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不是因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永恒不变的自然律。

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由想像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或是时尚。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相信人人平等的概念，所以大富人家的子弟也穿起牛仔裤，觉得这是时尚。但一开始，牛仔裤是工人阶级的打扮，而如果是在相信阶级制度的中世纪欧洲人，绝对不可能有哪个年轻贵族去穿上农民的工作服装。在当时，「先生」（Sir）或「女士」（Madam）是贵族专属的特权称谓，甚至得流血抢破头，才能取得这称谓。然而到了现在，不管信件的收件人是谁，开头的称谓一律都是「亲爱的某某先生」或「亲爱的某某女士」。

不论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都已经有人花了大把精力，来解释这些想像建构的秩序会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但这里篇幅有限，只能简单一谈。有三大原因，让人类不会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像：

1. 想像建构的秩序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

虽然这些想像建构的秩序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但它可以与真实的世界紧紧结合、密不可分。像是今天大多数西方人都相信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价值，而不受他人看法的影响。换句话说，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道光照亮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在现代西方学校里，老师和家长会告诉小孩，受到同学嘲笑并不用太在意，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别人不见得了解。

除此之外，这种由想像建构的虚构故事还落实到了现代建筑之中。像是理想的现代建筑会将房屋分成许多小房间，让每个孩子都能有私人空间，能有最大的自主权，私生活的一举一动都不用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这种私人房间几乎一定有门，而且许多家庭不只允许小孩关门，甚至还能上锁，就连父母想进去，都得先敲敲门得到允许才成。小孩对自己房间的装饰可以随心所欲，墙上可以贴摇滚明星的海报，满地可以丢着脏衣服、脏袜子。如果在这样的空间里成长，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个体」，觉得自己的真正价值是由内而外，而不是他人所赋予。

然而，像是中世纪的贵族就没有个人主义这一套。他们认为，个人的价值是由社会阶级、由他人的看法所决定。在这种情形下，「被别人嘲笑」就成了莫大的侮辱。而当时的贵族也会告诉孩子，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名声。

同样的，中世纪想像中的价值体系也反映在当时实际的城堡建筑上。一座城堡几乎不可能有儿童房（就算是成人，也很少有个人的房间）。例如，如果是中世纪男爵的儿子，城堡里的二楼不会有他自己的房间，他如果崇拜狮心王理查一世或亚瑟王，也没办法把他们的画像贴在自己的墙壁上；可以上锁的门就更别谈了。他睡觉的地方跟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就是在宽敞的大厅里。可以说，他总是活在众人的目光下，总是得注意别人的观感和意见。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自然就会觉得：个人的真正价值是由他的社会阶级，以及他人对他的看法而决定的。⁴⁰

2. 想像建构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

对多数人来说，都很难接受自己的生活秩序只是虚构的想像，但事实是，我们从出生就已经置身于这种想像之中，而且连我们的欲望也深受其影响。于是，个人欲望也就成为虚构秩序最强大的守护者。

例如现代西方人最重视的那些欲望，都是建构在已经为时数百年的虚构故事上，包括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人文主义。我们常常告诉朋友要「随心所欲」，但这里的「心」就像是双面谍，听从的常常是外面那些主流的虚构故事。于是「随心所欲」不过也只是结合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与二十世纪的消费主义，再植入我们的脑海罢了。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旗下雪碧的广告词就是「相信你的直觉，顺从你的渴望。」

甚至那些人们以为深深藏于自己内心的渴望，通常也是受到由想像建构的秩序所影响。例如，许多人都很想到国外度假。然而，这件事并没有什么自然或是明显的道理。例如黑猩猩的首领可不会想要运用权力，让自己到隔壁黑猩猩的领土上度个假。而像古埃及的法老王，也是把所有财富拿来建造金字塔、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而不会想要去巴比伦瞎拚、或是去腓尼基滑雪。现代人之所以要花费大把银子到国外度假，正是因为他们真正相信了浪漫的消费主义神话。

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了要尽量发挥潜力，就必须尽量累积不同的经验。必须体会不同的情感、尝试不同的关系、品尝不同的美食，还必须学会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而其中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工作、远离熟悉的环境，前往遥远的国度，好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气味、美食和规范。

我们总会不断听到浪漫主义的神话，告诉我们「那次的经验让我眼界大开，从此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了。」

消费主义则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如果觉得少了什么，或是有什么不够舒服的地方，那很可能是该买些什么商品了（新车、新衣服、有机食品），或是买点什么服务了（清洁工、咨商辅导、瑜珈课）。就连每一则电视广告，也都是小小的虚构故事，告诉你买了什么产品或服务，可以让日子过得更好。

鼓励多元多样的浪漫主义又与消费主义一拍即合，两者携手前行，催生了贩售各种「体验」的市场，进而推动现代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业真正贩卖的可不是机票和饭店房间，而是旅游中的经验。所以这样说来，巴黎的重点不是城市，印度的重点也不是国家，而是它们能提供的经验；之所以要买经验，是因为据说这样就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让我们更快乐。也因此，如果有个百万富翁和太太吵架，和好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带她去巴黎旅游一番。

这种做法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某种个人的欲望，而是他深深坚信浪漫的消费主义。如果是古埃及有钱人和太太吵架，带着她去巴比伦度个假，绝对不会是选项，反而可能是为她建一座她梦寐以求的华丽陵墓，才会让她心花朵朵开。

一如古埃及菁英份子，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只不过这些金字塔在不同文化里，会有不同的名字、形体和规模罢了。举例来说，可能是一间近郊的独栋透天别墅，有游泳池和大庭院，也可能是一间闪闪发光的高楼公寓，有着令人摒息的美丽景观。但很少人会真的去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打造这些金字塔？

3. 想像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与人的思想连结中。

就算假设借着某些超自然的力量，我让自己的欲望跳脱出了这个由想像建构的秩序，但我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想要改变这个秩序，我还得说服数百万的陌生人都和我合作才行。原因就在于：由想像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像，而是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像之中，这就是所谓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现象。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解释一下「客观」、「主观」和「互为主体性」有何不同。

「客观」事物的存在，不受人类意识及信念影响。例如「放射性」就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早在人类发现放射性之前，放射性就已经存在；而且就算有人不相信有放射性存在，还是会受到它的伤害。像是发现放射性的居礼夫人，就没想过多年研究放射性物质会伤害她的身体。虽然她不相信放射性会对她有害，最后她还是死于因为过度暴露于放射性物质，而造成的再生不良性贫血。

「主观」事物的存在，靠的是某个单一个人的意识和信念。如果这个人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这项主观事物也就不复存在，或是跟着改变。像是许多小孩都会想像，自己有一个只有自己看得到、听得见的朋友。这个想像中的朋友只存在于孩子的主观意识中，等孩子长大、不再相信，这个朋友也就从人间蒸发了。

「互为主体性」的存在，靠的是许多个人主观意识之间的连结网络。就算有某个人改变了想法，甚至过世，对这现象的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是这个网络里的大多数人都死亡、或是改变了想法，这种互为主体性就会消失、或是产生变化。之所以会有互为主体性，目的并不是要互相欺瞒，也不是彼此只想打哈哈敷衍。虽然它们不像放射性会直接造成实质影响，但对世界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是具有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包括法律、金钱、神、国家。

有如监狱的高墙

让我们再次以宝狮汽车做为例子。这家公司并不是宝狮执行长自己心中想像出来的朋友，而是存在于数百万人心中的共同想像。这位执行长之所以相信公司存在，是因为董事会也这么相信，公司请的律师也这么相信，办公室里的同仁也这么相信，银行人员也这么相信，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员也这么相信，还有从法国到澳洲的汽车经销商，大家都是这么相信的。如果某一天，执行长自己不相信宝狮汽车存在了，他很快就会被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还会有人来坐进他的执行长办公室。

同样的，不论是美元、人权或是美国，都是存在于数十亿人的共同想像之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无力撼动这些概念。就算我自己下定决心不再相信美元、人权和美国，也无法造成任何改变。正因为这些由想像建构的秩序具有互为主体性，若想要改变这些秩序，就得要同时改变数十亿人的想法，这绝非易事。想要达到这种大规模的改变，必然需要有复杂的组织在背后协助，可能是政党、可能是思潮运动、也可能是某个宗教教派。然而，为了建立这种复杂的组织，就得说服许多陌生人共同合作，而这又得靠着他们都相信另一些共同的虚构故事才行得通。由此可见，为了改变现有由想像建构出的秩序，就得先用想像建构出另一套秩序才行。

举例来说，想解决掉宝狮汽车，我们就需要想像出更强大的东西，像是法国的法律制度。而想解决掉法国的法律制度，我们又需要想像出更强大的东西，像是法国的国家力量。而如果想解决的是法国，就还得再想像出更强大的东西才行。

身为智人，我们不可能脱离想像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而已。

演化并没有让人拥有踢足球赛的能力。确实，演化让人有脚能踢球、有肘能犯规、还有嘴能骂人，但这些加起来，顶多就是让人能自己玩玩球而已。想在某个下午，和球场上的陌生人一起来踢场足球赛，不只得和十个可能从未见过面的人合作当队友，还得知道对方十一个人也会遵守一样的规则。

有些时候，其他动物也会和陌生同类合作，进行仿若仪式的攻击举动，但通常都是出于本能。例如几只小狗有时候会围攻一、两只小狗，咬来咬去、乱成一团，但那是深植于牠们基因里的设计。而我们人类的孩子体内，可没什么玩足球的基因。我们之所以能和完全陌生的人踢场球赛，是因为大家都学过同样一套足球规则。这些规则全部都是想像出来的，不过只要大家都同意，还是能玩得十分开心。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像是王国、教会或贸易网等较大的规模，只有一项重要区别：复杂的程度不同。相对来说，足球的规则简单明了，很像是过去狩猎采集时代，各个小部落或小村庄之间要合作时的共识。所有球员都可以轻轻松松把规则全部记在脑子里，同时大脑还有余裕记得一些歌曲、影像，甚至是待会要买什么。只不过，如果不是像这样只有22个人要合作，而是有几千人、甚至几百万人要合作，需要储存及处理的资讯量就会极度庞大，绝不是任何单一人脑所能记忆处理的。

大脑不是良好的资讯储存设备

某些其他物种（像是蚂蚁和蜜蜂）也能形成大型社会，而且稳定又灵活。但这是因为牠们的基因组里就已经储存了合作所需的大部分资讯。蜜蜂的未受精卵会发育成雄蜂，受精卵则发育成雌蜂，雌蜂幼虫依据被喂食的食物不同，长大后可能成为蜂后，也可能成为一般的工蜂。在牠们的DNA里，已经为两种不同角色都设定好必要的行为模式，前者让牠能母仪天下，后者则让牠尽心尽力、认真工作。蜂巢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工蜂，有的负责觅食、有的负责照护、有的负责清洁等等。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没人见过有蜜蜂当律师负责打蜜蜂官司。之所以蜜蜂不需要律师，是因为不会有蜜蜂打算违反什么蜂巢宪法，认为清洁蜂不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人类可就不同了，这种事总是不断发生。因为智人的社会秩序是透过想像而建构，维持秩序所需的关键资讯无法单纯靠DNA复制就传给后代，需要透过各种努力，才能维持种种法律、习俗、礼仪，否则社会秩序很快就会崩溃。举例来说，汉摩拉比国王将人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但这件事并不存在人类的基因组里，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区分方式。如果巴比伦人无法让大家的心里都有这项「真理」，整个社会就会停止运作。同样的，就算是汉摩拉比本人，他后代的DNA里也没记载上等人如果杀了个平民女性就该付30舍客勒的银子。汉摩拉比必须特地教导他的儿子，告诉他帝国的法律是如何如何，以后再由儿子来教孙子，以此代代相传。

一个帝国要运作，会产生大量的资讯。除了法律之外，帝国还必须记录各种交易和税收、军用物资和商品的库存量，还有各种节庆及打胜仗的日期。在先前的几百万年间，人类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记录资讯：他们的大脑。但很遗憾，对于整个帝国这么大的资料量来说，人类的大脑并不是很好的储存设备，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大脑的容量有限。确实有些人记忆力惊人，而且古代也有人专研记忆术，整个省的地形地势了然于胸、整部国家法典倒背如流。尽管如此，还是有连记忆大师也无法超越的限制。像是律师就算能把整个麻州的法条都背起来，也不可能把从十七世纪塞勒姆（Salem）女巫审判以降、所有的诉讼细节全记得一清二楚。

其次，人类总难免一死，而大脑也随之死亡。所以任何储存在大脑里的资讯，大多在一个世纪内就会消失。当然，我们可以把记忆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里，但传递几次之后，资讯总是会失真、或是遭到遗忘。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的大脑经过演化，只习惯储存和处理特定类型的资讯。为了生存，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必须能够记住数千种动植物的形状、特性和行为模式。像是他们必须记住，一朵皱巴巴的黄色菇类，如果是秋天长在榆树下，就很有可能有毒，但如果是冬天长在橡树下，就是一种很好的胃药。此外，狩猎采集者也得记住部落里几十个人彼此的意见和关系。例如，假设露西需要部落里有人帮她挡住约翰，叫他别来骚扰她，就很需要记得像是约翰上星期与玛丽吵了一架，所以现在找玛丽来帮她挡住约翰，玛丽肯定乐意。因此，演化压力让人类的大脑善于储存大量关于动植物、地形和社会活动的资讯。

然而在农业革命之后，社会开始变得格外复杂，另一种全新的资讯类型也变得至关重要：数字。

采集者以前从来不需要处理大量的数字，例如采集者不用记得森林里每棵树上有几枚果子；也因此，人类的大脑不习惯储存数字和处理数字。然而如果要管理一个大国家，数字可说是一大关键。国家光是立法、讲些关于守护神的故事还不够，像是收税这种事就万万不可少。而为了向数十万国民收税，就必须先搜集关于国民收入及财产的数据、关于缴款的数据、关于欠款和罚款的数据、关于扣除额及免税额的数据。这些数字总共会有数以百万位元计的资料需要储存和处理。国家要是无法应付，就永远不知道手中有什么资源、未来又能利用什么资源。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讲到要记忆、回忆、处理这类的数字，不是觉得脑力过载，就是觉得昏昏欲睡。

这种人脑的限制大大局限了人类合作的规模和程度。如果某个社会的人数和物品的数量超过某个临界值，就必定需要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数字资料；但人脑又力有未逮，于是过于庞大的社会系统就会崩溃。正因如此，就算在农业革命后的数千年间，人类的社会网络比起现代，还是相对规模较小、也相对简单。

最早克服这项问题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人。当地艳阳高照、平原肥沃，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繁荣的城镇。随着居民人数增长，要协调各项事务所需的资讯也不断膨胀。在西元前3500年至3000年之间，一些不知名的苏美天才发明了一套系统，可以在人脑之外储存和处理资讯，而且是专为处理大量数字资料量身打造的。从此，苏美人的社会秩序不再受限于人脑的处理能力，开始能走向城市、走向王国和帝国。苏美人所发明的这套数字处理系统，正是书写文字。

历史上第一个文本

文字是透过实体符号来储存资讯的方式。苏美文字系统的做法是结合了两种类型的符号，刻印在黏土泥板上。第一种符号代表的是数字，分别有符号可以表达1、10、60、600、3,600以及36,000。（苏美人的数字系统分别以6和10做为基数。即使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处处可见以6为基数的数字系统，例如一个圆有360度、一天有24小时）。另一类型的符号则代表人、动物、商品、领土、日期等等。结合这两种符号，苏美人能够记下的资料量，就能够远胜于任何大脑的容量、或任何DNA所含的遗传密码。

在早期，文字只用来记录事实和数字。就算苏美人当时真的有过小说，也从来不曾刻印到泥板上。毕竟，当时要写下文字不仅耗时，而且能阅读的群众也太少，所以除了必要的记录之外，实在没有书写的必要。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的祖先在五千年前，是不是写下了什么智慧的话语，很可能会非常失望。举例来说，目前找到人类祖先最早留给我们的讯息是「29,086单位大麦37个月库辛」。这句话最有可能的解读是：「在37个月间，总共收到29,086个单位的大麦。由库辛签核。」

很遗憾，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文本，不但不是哲学巧思、不是诗歌、不是传奇、不是法律，甚至也不是对王室歌功颂德，而是无聊至极的流水帐，记录了各种税务、债务，以及财产的所有权。

除此之外，远古时代只有另一个其他类型的文本幸存，而且甚至比那块泥板更无趣：就只是一堆单词，由当时的文士一再重复抄写，做为练习。其实，就算当时的学生已经抄帐单抄到深感无聊，想要自己写首诗，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最早的苏美文字只能部分表意，而无法完整表意。所谓完整表意（full script），指的是这套符号能够大致完整表达出口头语言；这样一来，就能表达一切人类口传的内容，包括诗歌。但另一方面，所谓部分表意（partial script），就是指这套系统只能呈现特定种类的资讯、局限于特定领域的活动。举例来说，拉丁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盲人点字都能够完整表意，不论是税籍、商事法、菜单、情诗、史书，全部难不倒它。相较之下，最早的苏美文字就像是现代的数学符号和音乐符号，只能部分表意。例如数学符号虽然能用来计算，但要写情诗就做不到了。

对苏美人来说，苏美文字不能拿来写诗，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他们发明文字的目的不在于复制口语，而是想要完成一些口语没做到的事。这就好比在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安地斯山脉就有一些文化，从来只有部分表意的文字，他们并不会觉得这样不够用，也不觉得有必要发展成完整表意的文字。安地斯文化的文字和苏美文字大有不同，不同的程度大到有很多人甚至不认为安地斯文化的文字是一种文字。

安地斯文化的文字不是写在泥板或纸张上，而是在各种颜色的绳子上打结来表示，称为结绳语（quipu）。每个结绳语的文本，都有许多不同颜色的绳子（材质可能是羊毛，也可能是棉花），在每条绳子的各种位置上，绑着几个结。光是一个结绳语文本，就可能有数百条绳子、几千个结。透过这些不同颜色、不同绳子、不同打法的结，安地斯文化就能记录大量的数字资料，像是税收或是财产资料。⁴²

而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对于安地斯山脉当地城市、王国和帝国的商业来说，结绳语都是不可或缺的。⁴³结绳语在印加帝国时期达到鼎盛，当时印加帝国人口约有十万到十二万，疆域涵括今日的秘鲁、厄瓜多和玻利维亚，以及部分的智利、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这样庞大的帝国需要复杂的行政系统，也就需要储存和处理大量资料，要是没有结绳语，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正因为结绳语有效又准确，就算在西班牙人占领南美之后，还是用结绳语来管理他们建立的新帝国。但问题在于，西班牙人并不知道该如何记录和阅读结绳语，一切有赖当地专业人士协助。这些新统治者很快便意识到，这让当地的结绳语专家能够轻易欺瞒和误导统治者，情势大大不利。所以等到西班牙的统治势力站稳扎根了，就全面废弃结绳语，所有纪录皆改用拉丁文和数字。而在西班牙占领过后，结绳语文本绝大多数均已佚失，即使幸存，也因为能阅读的人才凋零，成了无人能懂的文本。

如何检索文本？

终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始希望：除了无聊的数字资料外，还能写些别的东西。在西元前3000到2500年间，苏美文字系统逐渐加入愈来愈多的符号，成为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我们今天称之为楔形文字（cuneiform）。到了西元前2500年，国王已经能用楔形文字颁布法令，祭司用它来记录神谕，至于一般平民大众则是用来写信。

差不多同一时间，埃及也发展出另一种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另外，中国在大约西元前1200年、中美洲各地在西元前1500年间，也都发展出了完整表意的文字。

从这些最初的农业中心，完整表意的文字开始向四方传播，并发展出各种形式以及新用途，让人开始用文字来写诗、编史、记食谱、耍浪漫、演戏剧、甚至提预言。然而，文字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记录大量的数字资料，而这也是部分表意文字的特别强项。无论是《希伯来圣经》、希腊史诗《伊里亚德》、印度的长叙事诗《摩诃婆罗多》，或是佛教的《大藏经》，一开始都是口述作品。这些作品世世代代靠的都是口传，就算没有发明文字，也还是会流传下去。但讲到税务登记和复杂的官僚制度，就必须等到部分表意的文字出现后，才应运而生，而且就算到了今天，还是像连体婴一样密不可分──就好像你想进入电脑资料库查询、或打开电子试算表，都需要键入使用者代码和使用者密码一般。

随着愈来愈多的事情透过文字记载，特别是行政档案资料变得无比庞杂，也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记在人脑里的资讯找起来非常方便。以我自己为例，虽然我的大脑里藏着几十亿位元的资料，但我可以几乎是立刻想起义大利首都的名字，再想起我在2001年911事件那天做了什么，还能马上想出从我家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路线。至今，大脑为何能做到这样，仍然是谜，但我们都知道，大脑的检索系统效率实在惊人。（只不过，找钥匙这件事可能是例外。）

那么，如果是结绳语的绳子、或是刻着文字的泥板，又该怎么检索资料呢？如果只有个十片、甚至一百片泥板，都还不是问题。不过，若是像汉摩拉比同时代的马里（Mari）城邦的国王齐默里宁（Zimrilim），已经累积了数千片泥板，该怎么办？

想像一下在西元前1776年，两个马里人在争论一片麦田的所有权。雅各言之凿凿，说他早在三十年前，就向以扫买了这片田。但以扫不同意，说他只是把这片田地租给雅各，租期三十年，现在租期到了，他要收回土地。双方火气上升，开始互相叫嚣推打，但他们忽然想到，可以到王室的档案库去查查，那里有全王国房产地产的产权纪录。

但是等他们抵达了档案库，两人就被各部门的人，像皮球踢来踢去，叫他们先坐下来喝杯青草茶、歇一会儿，或是明天请早。好不容易终于有个承办人员一边碎碎念、一边带着他们去找相关的泥板。承办人员打开一扇门，来到一个巨大的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堆积着成千上万片泥板。也难怪承办人员心情糟，他该怎样才能找到记着三十年前麦田合约的那块泥板？就算找到了，又怎么能知道这块三十年前的泥板就是关于这片麦田的最新合约？另外，如果找不到这块泥板，难道就能说以扫从未出售或出租这片麦田吗？会不会只是泥板搞丢了，或是某次下雨渗水把它给溶了？

官僚制度的奇迹

显然，光是把纪录压印在泥板上，并没有办法让资料处理有效率、准确和方便。我们还需要有组织工具（像是编目）、快速的复制工具（像是影印机）、快速准确的检索工具（像是电脑搜寻），而且还得有够聪明（最好心情还能好一些）的负责人员，能够了解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事实证明，要发明这些工具比发明书写文字难上太多了。在许多时间和地点都相差甚远的文化里，都曾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统。每隔几年，总有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其他某种被遗忘的文字，甚至有些还可能比苏美泥板更久远。但这些文字多半就只是些新鲜却不实用的发明，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化没能找出方法，来有效编目和检索资料。而苏美、古埃及、古中国和印加帝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些文化都发展出了良好的技术，能够将文字纪录予以归档、编目和检索，另外还投入资本，培养人才来负责抄写、做资料管理和会计事务。

考古学者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一份当时的书写作业，让我们得以一窥大约四千年前的学生生活：

古代的抄写员不但得会读会写，还得知道如何查目录、辞典、日历、表单和表格。他们得要学习并内化种种编目、检索和处理资料的技巧，而且这些都和大脑原本内建的机制非常不同。在大脑里，所有资料都很自由的互相连结。像是我和另一半一起去办新家抵押贷款的时候，脑海里就想到我俩一起住的第一个地方，又让我想到去纽奥良度的蜜月，再想到鳄鱼，再想到西方的恶龙，再想到歌剧《尼布龙根指环》，结果不知不觉就哼起了歌剧里面齐格飞的主旋律，把银行职员搞得一头雾水。

对官僚制度来说，各种资料必须清楚分开。一个抽屉放住宅抵押贷款，一个放结婚证书，第三个放税务登记，第四个放诉讼案件。否则哪知道该到哪去找？而如果有某件事情同时属于很多个抽屉（例如华格纳的音乐剧究竟该算是「音乐」还是「戏剧」？还是应该另列一类？），可就头痛了。所以，这些制度总是在不停新增、删除和重新分配这些抽屉。

为了要让工作顺利，要操作这种抽屉系统的人必须接受训练，思考的方式不能像一般人，而是得有专业文书和会计人员的样子。从古至今，我们都知道文书和会计的想法就是有点没人性，像个文件柜一样。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不这样想，他们的抽屉就会一片混乱，也就无法为政府、公司或组织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而这也正是文字对人类历史所造成最重要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连结、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分割思考、官僚制度了。

数字的语言

几个世纪过去，官僚制度式的资料处理方式，与人类自然思考方式的差异愈来愈大，重要性也愈来愈高。还不到九世纪的时候，发明了另一种部分表意的文字，让储存和处理数字资料的效率一日千里，奠下重要的里程碑。

这种部分表意的文字是由十个符号组成──由0到9这十个符号来代表数字。很容易让人搞错的一点在于，虽然这些符号现在称为阿拉伯数字，但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而且，现代阿拉伯人自己还用了一组和西方颇不相同的数字符号系统，就更叫人满头雾水了。之所以现在我们会称为阿拉伯数字，是因为阿拉伯人攻打印度时，发现了这套实用的计数系统，再加以改良传到中东、进而传入欧洲。等到有几个其他符号加入了阿拉伯数字系统（例如加号、减号、乘号），就成了现代数学记号的基础。

虽然这整套系统仍然只是部分表意的文字符号，但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大重要语言。几乎所有的国家、企业、组织和机构，不管讲的是阿拉伯语、印度语、英语或是挪威语，都必须使用数学记法来记录及处理资料。只要能将资讯转成数学记法，储存、传播和处理的速度与效率，就能快到令人叹服。

因此，如果哪个人想影响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决策，就必须学会「用数字说话」。而专家也费尽心力，甚至像是「贫穷」、「幸福」和「诚实」这些概念，都能翻译成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成了「贫穷线」、「主观幸福感程度」、「信用等级」。而像是物理和工程方面，几乎整个知识领域都快要和人类的口语脱节，而由数学符号独挑大梁：

近来，数学符号已经带来另一种更革命性的文字系统──电脑所使用的二进位程式语言，全部只有两个符号：0与1。就像现在我用键盘打到电脑上的所有文字，也都是由0和1的组合所呈现。

文字本来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仆人，但现在正在反仆为主。电脑并无法理解智人如何书写、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用一种电脑能够理解的数字语言，来教导智人如何书写、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

而且这还没完。人工智慧的领域还希望能够完全在电脑二进位的程式语言上，创造一种新的智能。像是科幻电影「骇客任务」或「魔鬼终结者」就都预测：总有一天，这些二进位语言会抛下人性给它们的枷锁，而人类想要反扑的时候，它就会试图消灭人类。

1. 就算当时大家都讲阿卡德语，但苏美语仍然是官方治理用的语言，因此也是各项纪录所用的语言。立志成为抄写员的人，就得讲苏美语。

农业革命后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如果人类的基因里并没有大规模合作的生物本能，所有的合作网路究竟是如何维系的？简单的讲法是：人类创造出了由想像建构的秩序，并且发明了文字，以这两者补足我们基因中的不足。

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合作网路究竟是好是坏，实在难说。网路背后那些想像的秩序既不中立、也不公平，总是把人分成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分类，并且排出上下等级。上等人享有各种权力和特权，而下等人拥有的，只有歧视和压迫。以《汉摩拉比法典》为例，就将社会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上等人养尊处优，享尽一切好处；平民只能捡捡上等人用剩下的东西；而奴隶如果还敢抱怨，就等着吃苦头了。

就算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尽管把「人人生而平等」喊得震天价响，其实还是把人分成了上下等级。独立宣言区分了男女，男性从中得利，但女性却被剥夺了同样的权利。独立宣言也区分了白人、黑人和印地安人，让白人享有自由民主，却认为黑人和印地安人是比较劣等的人类，不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当时许多蓄奴的人也签了独立宣言，他们签署后并未释放奴隶，但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言行不一。在他们看来，黑鬼哪有什么「人」权？

美国这套秩序还区分了贫富之间的阶级。当时，美国人对于有钱爸妈把遗产和家族企业留给子女，多半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平等」指的只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件事，而与失业救济、教育或健康保险无关。至于当时的「自由」，也与今天截然不同。在1776年，「自由」并不代表权利遭侵夺的人能够取得并行使权力（至于黑人、印地安人或女性更是绝无可能），而只是代表着除非特殊状况，否则国家不能没收或处分公民的私有财产。这么说来，美国这套秩序所奉行的就是「财富的阶级」，有些人会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也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不变的自然律。这些人会说，勤劳致富、懒惰则困穷，这是自然的赏罚原则。

然而，以上所有的区别，不管是自由人／奴隶、白人／黑人、富人／穷人，都只是想像所建构出来的。（后面会另外谈男女的阶级问题。）历史的铁律告诉我们，每一种由想像建构出来的秩序，都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出于想像和虚构，而会大谈自己是自然、必然的结果。举例来说，许多赞成奴隶制度的人就认为，这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人类所发明出来的一种制度。汉摩拉比认为，为人或为奴是神所决定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奴隶有「奴隶的本质」，而自由人有「自由的本质」，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只是本质的展现。

而且，如果你问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为什么赞成种族阶级制度？他几乎一定能跟你滔滔不绝的来一场伪科学讲座，告诉你不同种族之间本来就有生物学上的差异，像是白人的血液或基因必有什么特殊之处，让他们天生更聪明、更有道德感、也更勤奋。另外，如果你问一个资本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为什么赞成财富阶级制度？他也很可能告诉你，这正是客观能力差异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些人认为，有钱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能力更强、工作更认真。这样一来，有钱人该有更好的医疗保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营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每分每毫，都是他们应得的。

至于赞成种姓制度的印度人则相信，是宇宙的力量划分了种姓阶级。根据著名的婆罗门教神话，诸神是以原人普罗沙（Purusa）的身体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的眼睛化成太阳、他的大脑化成月亮，他的口化成婆罗门（祭司），他的手化成刹帝利（贵族、武士），他的大腿化成了吠舍（农民和商人等平民），而他的小腿则化成了首陀罗（仆人）。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婆罗门和首陀罗的社经地位差异就再自然不过，就像太阳和月亮本来就该有所不同。⁴⁵而中国古代的《风俗通义》也记载，女娲开天辟地的时候要造人，一开始用黄土仔细捏，但后来没有时间余力，便用绳子泡在泥里、再拉起来，飞起的泥点也化成一个一个的人，于是「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绳人也」。⁴⁶

然而就我们目前所知，这些阶级区别全都是人类想像的产物罢了。不管是婆罗门或是首陀罗，都不是诸神从某个原人的不同身体器官创造出来的。这两个种姓阶级的区别，不过就是大约三千年前在印度北部、由人类发明的一套法律和规范。而亚里斯多德的讲法也有问题，奴隶和自由人之间并没有已知的生物学差异，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法律和规范，才让某些人变成奴隶、某些人变成主人。至于黑人和白人之间，虽然有例如皮肤颜色和毛发类型之类的客观生物学差异，但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差异会影响到智力或道德观。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只有自己社会的阶级是自然的，其他社会的阶级分法都太虚假又荒谬。像是现代的西方教育对种族阶级制度嗤之以鼻，如果现在有法律禁止黑人住在白人社区、进入白人学校就读、或到白人医院就医，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但如果说的是贫富阶级，有钱人住在独立、豪华的住宅区，就读专为有钱人提供的私立名校，能进到专为有钱人提供的高档医疗机构，这些对于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却似乎是再天经地义也不过。但事实已经证明，大多数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有钱家庭，大多数穷人一辈子没钱，也只是因为他出生在贫穷家庭而已。

阶级命定论

但不幸的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似乎就是需要这些由想像建构出来的阶级制度和歧视。当然，各种阶级制度的不公不义程度不一，某些社会的歧视也比其他社会更为严重或极端，但至少就目前学者的研究，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型人类社会能真正免除歧视的情形。一次又一次，人类要让社会有秩序的方法，就是将成员分成各种想像出来的阶级，像是上等人、平民和奴隶，白人和黑人，贵族和平民，婆罗门和首陀罗，又或是富人和穷人。所有这些阶级，就是要让某些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或社会上高人一等，从而规范了数百万人的关系。

阶级有其重要功能。有了阶级之后，陌生人不用浪费时间精力真正了解彼此，也能知道该如何对待对方。在萧伯纳的作品《卖花女》（Pygmalion，曾改编为电影「窈窕淑女」）中，希金斯教授虽然不认识卖花女伊莉莎，但对两人之间的关系拿捏，却是丝毫不需犹豫。原因就在于：他一听到伊莉莎讲话，就知道她是下层阶级的人，几乎可说是任他宰割，例如将她当作棋子，打赌可以把这个卖花女假扮成名媛淑女而不被看穿。至于如果是现代版的伊莉莎，花店小姐也得知道每天面对着来店的几十个客人，该如何才能卖出一把又一把的玫瑰和剑兰。她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做个完整的身家调查，知道每个人的喜好如何、口袋又有多深。所以她得抓住某些「社交线索」，像是客人的衣着打扮、年龄、肤色（虽然这实在不太政治正确），来猜猜看这个客人究竟会是会计师、可能大手笔为母亲生日买上一大把长茎玫瑰，又或是送货小弟，只买得起一小把雏菊，想送给某个笑容甜美的柜台小姐。

当然，天生能力的差异也是造成社会阶级的重要因素，但是种种不同的能力和性格，常常还是会受到想像的阶级所影响。这一点主要有两大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的能力也需要培养和发展。就算某个人天生具有某种才能，如果不经过积极培养、磨练和运用，常常也就没什么表现的机会。但这些机会绝非人人平等，常常都得看他们在「由想像建构出来的社会阶级」身处何处而定。哈利波特其实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从小被迫与能力出色的巫师父母分离，而由对巫术一无所知的麻瓜带大，所以等他到了霍格华兹学院的时候，对巫术可说是一窍不通。于是，哈利波特的故事整整花了七本书，才让他真正掌握了这项独特才能的力量和知识。

第二，就算身处不同阶级的人发展出了完全一样的能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游戏规则不同，最终结果也可能天差地别。举例来说，假设是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有四个人都有完全相同的商业头脑，但四个人分别是秽多、婆罗门、天主教爱尔兰人和新教英国人，他们致富的机率就仍然会大不相同。这场经济游戏，其实早就被种种法律限制和潜规则给绑手绑脚，根本不知道公平在哪里。

恶性循环

虽然说所有社会的基础，都同样是由想像建构出来的秩序，但种种秩序却又各有不同。这些差异的原因为何？传统的印度社会是用种姓制度来区分阶级，土耳其人则是用宗教来区分，美国用种族区分，但为何如此？这些阶级制度开始时，多半只是因为历史上的偶发意外，然而部分群体一旦取得既得利益之后，经过世世代代不断加以延续改良，才会形成现在的模样。

例如许多学者推测，印度种姓制度成形的时间，是在大约三千年前，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属于高加索的白人）入侵印度，征服当地居民。入侵者建立了阶级森严的社会，可想而知，他们自己占的是最上等的位置（祭司和战士），而当地人就只能做做仆人或奴隶。入侵者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因此很担心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和独特身分。为了防患未然，他们就把所有人民依种姓分类，各自需要担任特定的职业，也各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不同种姓之间不仅不能有社交往来、不能结婚，甚至连一起吃饭也是严格禁止。而且这一切除了法律规定，还成了宗教神话与仪式的重要部分。

统治者主张，种姓制度反映的是永恒的宇宙现实，而不是历史的偶然。印度的宗教将「洁净」和「不洁」视为两大重要概念，也以此做为社会金字塔的根基。虔诚的印度教徒相信，与不同种姓的成员接触会造成污染，而且污染的不只个人，甚至还会污染整个社会，也因此这实在是万万不可的社交行为。

然而，这种想法绝非印度教徒所独有。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社会都会以「污染」和「洁净」的概念，来做出许多社会及政治上的区隔，而且各个统治阶层利用这些概念来维系其特权，更是不遗余力。只不过，人之所以害怕污染，并非完全只是因为祭司和统治者所捏造出来的神话。或许在人天生的生存本能里，看到可能带着疾病的物体（例如病人或尸体）就会自然产生反感。所以，如果想排挤某一类的人，像是女性、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黑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声宣布：这些人有病、会造成污染。

印度种姓制度和相关的「洁净」概念，深植于印度文化。虽然现代印度人早已遗忘了印度雅利安人入侵的事件，但仍然坚信种姓制度，也仍然排斥种姓混合造成的「污染」。当然，种姓并不是完全牢不可破。随着时间过去，现在的种姓也发展出许多副种姓（sub-caste）。原本的四个种姓，现在已经变成三千种不同的迦缔（jati，意为「出生」），但整个种姓系统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每个人出生就属于特定的阶级，而破坏阶级就是污染了个人、也污染了整个社会。一个人的迦缔决定了他的职业、他的饮食、他的住处，还有他的结婚对象。一般来说，结婚对象只能来自同一个种姓阶级，而他们的子女也继承同样的阶级。

只要出现了新的职业、或是出现了一群新的人，就得先判断他们是属于哪一个种姓阶级，才能在印度社会得到认可。而如果有一群人连被认定为种姓阶级都不配，在这个阶级分明的印度社会里，他们就连在底层也称不上。这种人叫「秽多」，他们居住的地方必须和所有其他人分开，活得充满屈辱，只能靠着像是捡拾垃圾的方式维生。就算是种姓阶级最下级的成员，也会尽可能避开秽多，不和秽多一起吃饭、避免碰触到秽多，当然绝不可能与秽多通婚。

在现代印度，虽然民主政府竭尽全力想打破种姓的区别，告诉印度教徒跨种姓结婚往来不会有什么「污染」，但无论在婚姻或职业方面，种姓制度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⁴⁷

美洲的「洁净」观念

现代美洲也延续着类似的种族阶级制度的恶性循环。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征服者引进数百万名非洲奴隶，到美洲做矿奴或农奴。之所以选择非洲而非欧洲或东亚，环境因素有三：

第一，非洲与美洲地理接近，所以从塞内加尔进口奴隶，比起到越南找人更为容易。

第二，当时非洲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奴隶贸易（主要将奴隶出口至中东地区），但蓄奴在欧洲仍然非常罕见。可想而知，从现有市场买个奴隶，要比自己建立整个市场容易得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美洲的殖民农庄多半位于维吉尼亚、海地和巴西等地区，常有来自非洲的疟疾和黄热病侵扰。非洲人经过世世代代演化，对这些疾病已经发展出部分免疫力，但欧洲人全无招架之力，一病便倒。因此，农庄主人如果有点小聪明，就知道买奴隶或雇用工人的时候，应该挑非洲来的，而不是欧洲来的。讽刺的是，非洲人在遗传上的优势（免疫力）竟造成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劣势：正因为他们比欧洲人更能适应热带气候，反而让他们成了遭到欧洲主人蹂躏的奴隶！由于这些环境因素，美洲的新兴社会也出现了另一款种姓阶级：欧洲白人的统治阶层，以及非洲黑人的奴隶阶级。

但是没有人会承认，他们把某些种族或出身的人当作奴隶，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就像征服印度的雅利安人一样，欧洲白种人也希望自己在美洲人眼中不只是财大气粗，而是代表着虔诚、公正、客观的形象。于是，这时就要利用种种宗教和科学的虚构故事，来找借口。神学家声称非洲人是诺亚的儿子含（Ham）的后代，而诺亚曾诅咒含的后代要做其他兄弟的奴隶。生物学家声称，黑人不如白人聪明，道德感也发展较差。医师也声称，黑人居住环境肮脏、会传播疾病，换句话说，就是污染的来源。

这些虚构的故事牵动着美洲文化，也影响整个西方文化。即使当初蓄奴的条件早已消失，故事却依然存在。十九世纪初，大英帝国认定蓄奴违法，停止了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并在接下来数十年间逐步将蓄奴赶出美洲大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蓄奴社会自愿废除奴隶制度。然而就算奴隶已经得到自由，过去做为蓄奴借口的虚构种族故事，却挥之不去。无论是种族歧视的法律、或是社会的习俗，都还是维持着种族隔离的情形。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自为因果、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美国南北战争甫落幕的南方就是一例。美国于1865年通过宪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前者禁止蓄奴，后者明定不得因种族而剥夺公民权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然而经过两世纪的奴役，大多数黑人家庭的经济和教育程度都远远不及白人，于是就算某个黑人在1865年出生于美国南方的阿拉巴马州，他要得到良好教育和高薪工作的机会，绝对比不上他的白人邻居。等到1880、1890年代，他的孩子出生了，还是得面对一样的问题：家境贫寒、缺乏教育。

而且，黑人要面对的问题还不只经济弱势一项。毕竟，阿拉巴马州并不是只有黑人穷，贫穷的白人家庭也不少，不是所有白人都是有钱的农场主人。在当时工业革命和移民潮的推动下，美国是阶级流动极度快速的社会，今日穷困潦倒没关系，处处都有能够一夕致富的机会。这样说来，如果黑人所面对的只是钱的问题，靠着通婚、努力打拚等种种方式，应该很快就能消弭种族之间的鸿沟。

然而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1865年，白人（甚至还有许多黑人）完全相信黑人就是比较笨、比较懒、比较暴力、比较放荡、而且不在乎个人卫生，所以黑人就成了暴力、窃盗、强奸和疾病的代名词，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污染。于是，就算有个黑人在1895年的阿拉巴马州，奇迹似的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想申请像是银行行员这种受尊敬的职位，他录取的机会仍然远远不及白人。「黑人」成了一种印记，代表他们天生就是不可靠、懒惰，而且愚笨。

你可能会认为，人们总会渐渐明白这些印记都是虚构的、绝非事实，随着时间过去，黑人就能够证明自己和白人一样能干、守法且干净。但情况却正相反，随着时间，这些偏见只有愈来愈深。正由于所有最好的工作都在白人手上，人们更容易相信黑人确实低人一等。一个普通的白人很可能会说：「你看，黑人都已经解放这么久了，但几乎所有的教授、律师、医师，甚至是银行出纳员都没什么黑人。这岂不是明白告诉我们，黑人就是没那么聪明、没那么努力吗？」于是，黑人被困在这个恶性循环里，他们申请不到白领的工作，是因为别人以为他们笨；但证明他们笨的，又是因为白领工作很少有黑人。

这种恶性循环并非到此为止，反对黑人的势力不断壮大，最后形成「黑人歧视法」（Jim Crow laws, 1876-1965）等等法规，意在维护种族阶级制度。他们规定黑人不准投票、不准读白人学校、不准到白人商店买东西、不准在白人餐厅吃饭、不准到白人旅馆过夜。这一切的理由是认为黑人就是污秽、懒惰、品行不良，所以必须隔离，好保护白人。同样的，白人出于害怕疾病，会避开有黑人的旅馆或餐厅；害怕孩子受欺负或被带坏，所以也不希望孩子去上有黑人的学校；害怕黑人既无知又没道德观，所以不想让黑人在选举中投票。而这些忧虑甚至还有科学研究的「证明」，在后面撑腰，提出黑人平均学历确实较低、得到各种疾病的比率确实较高，而且犯罪率更是远高于白人。（但这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却忽略了这些「事实」是出于对黑人的歧视。）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各州种族隔离的情形，甚至比十九世纪末更为恶化。1958年，黑人克雷农．金恩（Clennon King）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竟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就医。当时法官认为，这黑人一定是疯了，才觉得自己能进得了密西西比大学。

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追求特定的事物，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是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在二十世纪前半，学者认为每种文化都自成一格、和谐共存，而且都有独特的不变本质。每一群人都会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法律及政治体系，各自运作顺畅，就像是行星绕着太阳一样。就这种观点，文化只要独立不受影响，就不会有所改变，而会依照原本的步调，朝向原本的方向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了外界力量干预，才会造成改变。所以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讲到萨摩亚文化（Samoan Culture）或塔斯马尼亚文化（Tasmanian Culture）的时候，语气都仿佛这些形塑萨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从头到尾不曾改变过。

各式各样的矛盾

但现在，多数的文化学者都认定事情正好相反。虽然每种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但会不断的流变。只要环境或临近的文化改变了，该社会就会有所因应，导致文化有所改变。除此之外，社会的内部也会形成一股造成文化改变的动力。就算是环境完全与外界隔绝、生态也十分稳定，还是无法避免改变。如果是物理定律，绝不会因地因时而异，但既然文化、风俗、信仰都是人类自己想像创造出来的秩序，社会内部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整个社会一直试图调和这些矛盾，因此就会促成文化改变。

举例来说，中世纪欧洲贵族既信奉天主，又要遵守骑士精神。典型的贵族清晨就上教堂，聆听神父滔滔不绝讲述圣人一生行谊。神父会说：「虚荣、虚荣，一切都是虚荣。财富、色欲和荣誉都是极危险的引诱，你绝不可同流合污，你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要像祂一样谦和，要避免暴力和奢侈，而且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于是，这位贵族回家的时候满怀谦和与自省；但接着他就换上了最好的丝质衣服，前往领主的城堡参加宴会。城堡里觥筹交错，饮酒如流水，吟游诗人歌咏着中世纪的爱情故事，宾客聊着下流的笑话和血淋淋的战场情节。爵爷大声宣告说：「一旦受辱，宁死不屈！如果有人竟敢质疑你的荣誉，就只有血能洗净这种侮辱。人生至乐，岂不就是要让敌人闻风窜逃、让他们美丽的女儿在你脚下颤抖？」

这种价值观的矛盾，从来没办法完全解决，但是欧洲的贵族、教士、平民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也就随之改变。其中一次尝试处理，结果引发了十字军东征。对于这些骑士来说，东征既能一展军事长才，也能展现自己对宗教的虔敬，可说是一石二鸟。同样的矛盾也带来了种种骑士修会的成立，像是圣殿骑士团和僧侣骑士团，想让基督宗教和骑士理想嵌合得更为紧密。中世纪艺术和文学也常谈到这种矛盾，像是亚瑟王与圣杯的传奇便是一例。亚瑟王的宫廷难道不是总想告诉我们，优秀的骑士也该是虔诚的基督徒，而虔诚的基督徒也能成为最优秀的骑士？

另一个例子是现代的政治秩序。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节制那些较为突出的人、削弱那些人的自主权和自由；而要保障人人都能获得如他所愿的「自由」，也就必然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只要读过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十九世纪的欧洲自由政体将个人自由奉为圭臬，即使这让付不出钱的贫困家庭只能犯罪被关、孤儿被迫加入扒手集团，也在所不惜。只要读过索忍尼辛的小说，也就知道共产主义所推崇的平等理想，最后培养出的是残虐的暴君，意图掌握人民生活的所有层面，限缩人身自由。

就算到了现代美国，政治还是不脱这种矛盾。民主党人希望社会更加平等，就算为了协助老弱病残必须增税因应，也在所不惜。但这样一来，岂不是违反了民众自由支配收入的权利？如果我想把钱拿来供小孩读大学，为什么政府逼我非买健康保险不可？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希望让人人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就算会加大贫富差距、许多美国人将无力负担健保，也在所不惜。但这样一来，平等也就成为空谈。

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宗教的矛盾，现代社会也无法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冲突。但这也不是什么缺点。像这样的矛盾，本来就是每个人类文化都无法避免的，甚至还可说是文化的引擎，为人类带来创意、提供动力。就像两个不谐和音，虽然碍耳，却能引起我们注意，让我们重新谱曲、使得乐曲更动听；人类不同的想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迫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采，那么不管是身处在哪一种文化薰陶下的个人，脑中必然并存了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甚至还有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因此，若想深入探究某一种文化，例如，若想深入了解那些在清真寺里祈祷的虔诚穆斯林的文化，该做的不是去研究所有穆斯林都同意的教条，反而应该看看在穆斯林文化里有什么难解的矛盾，看看有哪些规定根本是自打嘴巴。必须观察到穆斯林自己都会感到左右为难的情境，你才能真正了解穆斯林的文化。

用一种间谍卫星的高度

人类文化一直流动不休。但这种流动究竟是完全随机，或者其实有一个整体模式？换句话说，历史有个大方向吗？

答案是肯定的。几千年来，我们看到规模小而简单的各种文化逐渐融入较大、较复杂的文明中，于是世界上的大型文化数量逐渐减少，但规模及复杂程度远胜昨日。当然这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的粗略说法，如果从微观层面来看，每次有几个文化融合成大型文化的时候，后来也可以看到大型文化的破碎解离。就像蒙古帝国，虽然曾经雄霸亚洲、甚至还征服了部分欧洲，但最后还是分崩离析。又像基督宗教，虽然信众数以亿计，但也分裂成无数教派。拉丁文也是如此，虽然一度流通中西欧，最后还是转化成各种当地的方言，演化出各国的国语。然而，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想观察历史的方向，重点在于要用哪种高度。如果是普通的鸟瞰高度，看着几十年或几世纪的发展走向，可能还很难判断历史趋势究竟是分是合。要看更长期的整体趋势，鸟瞰的高度便有不足，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时间跨度。这种高度能够让我们一目了然，知道历史趋势就是走向分久必合。至于前面基督宗教分裂或蒙古帝国崩溃的例子，就像是历史大道上的小小颠簸罢了。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想要清楚看到历史的大方向，最佳的办法就是数数看不同时期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同时共存的文化。我们现在常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单位，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地球其实像是星系，各个人类文明各自构成不同的星球。

让我们以澳洲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岛为例，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岛屿，原本和澳洲大陆相连，但大约在一万年前，冰河期结束、海平面上升，于是它也成了岛屿。当时，数千名狩猎采集者就这样留在岛上，与其他人类都断了连结。一直到十九世纪欧洲人抵达之前，有一万两千年的时间，没有其他人类知道塔斯马尼亚人存在，塔斯马尼亚人也不知道外面有其他人类。岛上的人自己有自己的战争，有自己的政治冲突，也有自己的文化发展。然而，如果你是当时中国的皇帝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对你来说，塔斯马尼亚的概念其实就像是木星；总之，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美洲和亚洲也是如此，长久以来两个世界对彼此毫无所悉。譬如在西元前四到三世纪左右，中国处于战国时代，群雄争霸；而同时期在中美洲，也有各个不同的马雅文明互相竞逐。然而这两边的争斗却是完完全全毫不相干。对这些人来说，亚洲和美洲的分别，就像火星和金星一样。

地球上，到底曾经有多少不同的人类文明共存？大约在西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到了西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只剩下数百，最多也只有上千个。至于到了西元1450年，这个数字更是急遽下降。当时即将进入欧洲探险时代，地球上仍然有许多像是塔斯马尼亚这样独立的「小世界」，但将近九成的人类都已经紧密相连了，活在由亚洲和非洲组成的亚非世界（Afro-Asian World）里。当时，绝大部分的欧亚非（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大片地区）已经有了紧密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连结。

至于全球剩下的其他大约一成人口，大致上还能够分成四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复杂程度的世界：

1. 中美洲世界：涵盖大部分中美和部分北美。
2. 安地斯世界：涵盖大部分南美西部。
3. 澳洲世界：涵盖澳洲大陆。
4. 大洋洲世界：涵盖大部分太平洋西南的岛屿，从夏威夷到纽西兰。

接下来三百年间，巨大的亚非世界吞噬了所有其他世界。首先在1521年，西班牙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兼并了中美洲世界。同一时期，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开始染指大洋洲世界，不久便彻底征服。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打倒印加帝国，于是安地斯世界也不复存在。1606年欧洲人首次登上澳洲大陆，而等到1788年英国殖民开始，这个质朴的世界也宣告终结。十五年后，英国人在塔斯马尼亚岛上设了第一个殖民地，于是最后一个原本独立的人类「小世界」，也就此并入了亚非的影响圈。

确实，亚非世界这个巨人，花了几百年才慢慢消化它吞下的所有世界，但这个过程已经永远无法回头。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同一套地缘政治体系（整个地球划分为国际公认的近两百个国家），使用同样的经济制度（就算是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也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形塑），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人权和国际法放诸四海皆准），也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不管在伊朗、以色列、澳洲或阿根廷，专家对于原子结构或肺结核疗法的意见都会相同）。

然而，全球文化虽然单一，却非同质。就像是单一的生物有许多不同的器官和细胞，单一的全球文化也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和生活方式，既有纽约的股票经纪人、也有阿富汗的牧羊人。但不论如何，他们彼此都是密切相关，而且会以许多不同方式相互影响。虽然会有各种争斗，但他们争辩用的是同一套概念，战斗用的是同一套武器。严格来说，真正的「文明冲突」其实是「聋子式的对话」（dialogue of the deaf），也就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而像今天，伊朗和美国虽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他们讲的都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权利、以及核物理学这套语言。

我们也常说有某些文化比较「纯正」，但如果所谓「纯正」指的是从头到尾的发展都从未有外界干扰、只有当地最古老的传统，那么全球早已没有纯正的文化。在过去几世纪中，全球化浪潮翻腾汹涌，几乎让所有文化全部改头换面，再也难窥原貌。

全球化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可代表各国的风味餐。在义大利餐厅，似乎就该看到番茄义大利面；在波兰和爱尔兰餐厅里，就该有很多马铃薯；在阿根廷餐厅，就该有几十种牛排可以选；在印度餐厅，就该什么都要加辣椒；在瑞士咖啡馆里，就该有热巧克力、上面盖着像阿尔卑斯山一样高的打发奶油。

只不过，上述食物没有一项的原产地在这些国家。番茄、辣椒和可可的原产地都在墨西哥，是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之后才传到亚非。至于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和义大利诗人但丁，也从来没用叉子卷起番茄义大利面（当时甚至连叉子也还没发明！）。瑞士农民英雄威廉泰尔，从来没吃过巧克力。印度的佛陀也未曾在食物里加过辣椒。马铃薯一直要到四百年前，才传到波兰和爱尔兰。在1492年，阿根廷完全没有牛排，只有骆马排。

好莱坞电影里，平原印地安人总是英勇骑着马，冲向欧洲人的蓬车，大无畏的守护祖灵的传统。然而，骑着马的美国原住民可不是什么纯正古老的传统形象，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马传到了北美之后，才让整个北美平原的军事和政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492年，美洲还没有马。虽然苏族和阿帕契人在十九世纪有许多看来威风八面的特色，但这其实是现代文明、全球化的产物，说不上什么「纯正」。

全球视野

从实际观点，全球融合最关键的阶段就是过去这几个世纪。各大帝国成长、全球贸易强化，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澳洲和大洋洲的人类形成紧密连结，于是印度菜里出现了墨西哥的辣椒，阿根廷的草原上漫步着来自西班牙的牛。但从意识型态观点，西元前的一千年间慢慢发展出「世界一家」的观念，这点的重要性也绝对不遑多让。在这之前的数千年间，历史确实是朝向全球融合统一的方向慢慢迈进，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难以想像世界一家、全球为一的概念。

智人从认知革命之后，懂得区分「我们」和「他们」。自己身边的这群人就是「我们」，而所有其他人就是「他们」。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性动物会在意所属物种的整体权益。没有哪只黑猩猩在意整体黑猩猩物种的权益，没有哪只蜗牛会为了全球蜗牛社群举起一只触角，没有哪只狮群首领会说要成为全球的狮子王，也没有哪个蜂窝会贴标语写道：「全球的工蜂站起来！」

但是在认知革命开始后，智人在这方面就和其他动物大不相同了。与完全陌生的人合作，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可能觉得这些人就像是「兄弟」或是「朋友」。只不过，这种兄弟情也有限度。可能只要过了隔壁山谷、或是出了这座山，外面的人就还是「他们」。大约在西元前3000年，美尼斯（Menes）统一埃及，成了第一位法老王。对埃及人而言，「埃及」有明确的边界，外面都是些奇怪、危险、不值得注意的「野蛮人」，大不了就是拥有一些土地或自然资源（前提是埃及人想要，否则也不算资源）。然而，所有这些想像出的边界，其实都是把全人类的一大部分排除在外。

三种全球秩序

西元前的一千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一旦相信了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属于同一个大团体、都由同一套规则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了「我们」（至少有这个可能），「他们」也就不复存在。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教派，像是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

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元区分的人。对商人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市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客户。他们想建立起的经济秩序应该要全体适用，无处不在。对征服者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帝国，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子民。对各教先知来说，全球就该只有一个真理，所有人都是潜在的信徒，所以他们也是试图要建立起某种秩序，希望每个地方、每个人都能依循。

在过去的三千年间，人类有愈来愈多雄心勃勃的计划，想要实现这种世界一家的概念。接下来的三章之中，我们就要一一讨论货币、帝国和全球宗教是如何传播，又如何建立起全球一家的基础。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这位征服者极端包容异己，手段又灵活无比，让人人都成了虔诚狂热的信徒。这位征服者就是金钱！

在这世界上，大家讲到不同的神，就易有争执，说到不同的王，也可能大打出手，但用起不同的钱，却是有志一同（只要讲定兑换比率即可）。例如宾拉登，他恨美国文化、恨美国宗教、恨美国政治，但用起美元倒是十分顺手。

究竟金钱有什么魔力，竟然能完成连神和君王都做不到的事？

1519年，墨西哥原本还是遗世独立的人类社会，但来自西班牙的殖民者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一行人大举入侵。这里的原住民自称阿兹特克人，很快就发现：这些外来的西班牙人看到某种黄色金属，眼睛就为之一亮，思思念念，三句不离。阿兹特克人也不是不懂黄金。黄金色泽美丽、又容易加工，所以他们常用来制作首饰和雕像。阿兹特克人偶尔也用金粉来交易，但一般想买东西的时候，通常还是用可可豆或布料来付帐。所以，看到西班牙人对黄金如此痴迷，令他们一头雾水。毕竟，黄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织，想当作工具或武器，质地又太软，究竟为什么西班牙人如此为之疯狂？面对当地人的疑惑，科尔特斯表示：「我们这群人有一种心病，只有金子能医。」⁵¹

对于这些西班牙人出身的亚非世界来说，对黄金的痴迷还确实是一种流行病。就算是最针锋相对的死敌，都同样贪恋这种黄色金属。在入侵墨西哥的三个世纪前，科尔特斯一行人的祖先，曾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穆斯林王国发动一场血腥的宗教战争。基督和阿拉的子民互相残杀，死亡数以千计，田野和果园满目疮痍，繁华的城市成了余烬中的废墟。而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基督、或是荣耀阿拉。

随着基督徒逐渐占上风，他们宣告胜利的方式不只是摧毁清真寺而盖起教堂，还发行了新的金币银币，上面印有十字架符号，也标注着感谢主帮助他们打倒异教徒。然而除了新货币之外，这些胜利的基督徒还铸造了另一种方型硬币，称为米拉雷斯（millares），上面的讯息稍有不同，用阿拉伯文写着：「阿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但这可是基督徒征服者所铸！）甚至在法国南部，天主教位于莫吉奥（Melgueil）和阿格德（Agde）的主教也发行了当地流行的穆斯林硬币。虽然这些天主教徒敬畏天主，但用起这些穆斯林硬币来，可没有半点的心理障碍。⁵²

而对另一边的人而言，自然也是同样宽容大方。在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也使用基督宗教的硬币，例如义大利佛罗伦斯发行的弗罗林（florin）、威尼斯发行的达克特（ducat），以及那不勒斯发行的吉里亚托（gigliato）。就算是那些高喊要发动圣战、打倒异教基督徒的穆斯林统治者，收税的时候也还是十分乐意收到印着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硬币。⁵³

这帐要怎么算？

狩猎采集者完全没有金钱货币的概念。每个部落自给自足，不管是从肉类到药物、从鞋子到巫术，有需要就自己去猎、自己去采、自己去做。虽然不同的部落成员可能有不同的专长，但他们用人情和义务组成经济体系，分享着种种产品和服务。像是拿一块肉虽然不用付钱，但以后还是得有像是免费治病之类的对等回馈。每个部落都是独立的经济体；只有少数当地无法取得的稀有物品，例如贝壳、颜料、黑曜石，才需要从陌生人那里取得。而且通常可以用简单的以物易物方式：「我们把这些漂亮的贝壳给你们，你们就把上好的𬭼石给我们。」

农业革命一开始，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型态仍然是小而紧密的社群，一如狩猎采集的部落，每个村庄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靠的就是互相帮忙、互通人情，再加上一点点与外界的以物易物交易。可能有某位村民特别擅长做鞋、某位又特别懂得治病，所以村民都知道没鞋穿或不舒服的时候该找谁。只不过，各个村庄的经济规模都太小，养不起专职的鞋匠或医生。

等到城市和王国兴起、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终于开始了专业化的新契机。人口稠密的城市开始能够养活专业工作者，除了鞋匠、医生，还能有木匠、牧师、战士、律师等等。有些村庄开始因为美酒、品质佳的橄榄油、或是精致的陶器而闻名，他们也发现只要专精此道，再与其他村庄交换货品，就足以让他们生活无虞。

这太有道理了。本来各地的气候和土壤就不同，如果自家后院酿出的酒就是粗劣平庸，而从其他地方买来的酒更香醇柔顺，何乐而不为？而自家后院的黏土如果能做出更坚硬、更美丽的陶盆，就能拿它来交易。而且，还能养出专职的酿酒师和陶艺家，医生和律师更不在话下，他们能够不断磨练专业知识，最后就能造福全人类。但是随着专业化，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各种不同专家制作的货品，究竟该怎么交易？

如果今天是一大批的陌生人聚在一起要合作，光靠人情义务的经济制度，就再也行不通了。给兄弟姊妹或是邻居帮帮忙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外乡人、外国人，就算这次帮了他，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也就得不了回报。面对这种情形，一种做法是回到以物易物。只不过，这只有在货品数量有限的时候比较有效，而无法成为复杂经济制度的基础。⁵⁴

为了说明以物易物的局限性，我们假设你住在某座山上，这是附近最适合种苹果的地方，种出的苹果又脆又甜，无人能比。你整天都在果园里辛苦工作，鞋子都穿破了。于是你把驴套上驴车，前往河边的市集。邻居说市集南边有个鞋匠，上次跟他换的鞋真是坚固耐穿，足足穿了一年多才坏。因此，你找到这位鞋匠的店面，告诉他，想用苹果跟他换一双鞋。

但鞋匠这时面露难色。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收多少苹果。每天他都会有几十个客人找上门，有人带的是几麻袋的苹果，有人带的是小麦、山羊或布匹，而且品质高下不一，并不稳定。甚至有些人说自己能换的是帮他向国王说情、或是帮他治治背痛。上次鞋匠用鞋换苹果，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是三袋苹果换一双鞋？还是四袋？他都快忘了。不过仔细一想，上次那些苹果是种在专产酸苹果的山谷，而这次的可是种在绝佳的山上啊。还有，上次那些苹果换的是一双小的女鞋，但这家伙要的可是大男人穿的靴子呢。此外，最近几个星期，附近的羊都病倒了，能用的羊皮愈来愈少。皮匠说，现在想要一样数量的皮革，得拿两倍的鞋子来换。这是不是也该列入考虑？

在以物易物的经济体系里，不管是鞋匠还是种苹果的，每天都得搞清楚几十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市场上有100种不同的商品，把兑换率列出来，就足足有洋洋洒洒的4,950条。如果市场上有1,000种不同的商品，兑换率更足足有499,500条！⁵⁵这怎么可能记得起来呀？

而且这还不算最糟的。就算真让人算出了几袋苹果值一双鞋，以物易物还不一定成功。毕竟，想要交易，也得双方合意。如果现在鞋匠不想吃苹果，而正忙着找人帮忙打离婚官司，该怎么办？确实，种苹果的可以找个喜欢吃苹果的律师，达成一椿三方交易。但如果律师也吃够苹果了，现在是该剪个头发，又要怎么办？

某些社会的解决方式，就是建立起集中的以物易物系统，分别从各个专业的农夫和制造商那里取得产品，再统一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上。这种社会，规模最大、名声最响亮的就是苏联；不过最后可说是凄惨收场。原本声称要让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结果是「各尽所能的最小值、各抢所需的最大值」。其他地方也曾经有些比较中庸、结果也比较成功的试行制度，像是印加帝国便是一例。然而，大多数社会都是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在各个专家之间建立连结：他们发明了「钱」的概念。

贝壳和香烟

曾经在许多地方、许多时间点，人类都曾发明过钱的概念。这需要的不是什么科技上的突破，而是想法上的革新。可以说是又创造了另一个互为主体性的新概念，只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像之中。

这里说的钱，指的是概念，而不只是硬币或钞票。不论任何物品，只要是人类愿意使用、能够有系统的代表其他物品的价值，以做为物品或服务交换之用，就可以说是符合了钱的概念。钱让我们能够快速、方便的比较不同物品的价值（例如苹果、鞋子、甚至离婚这件事），让我们能够轻松交换这些事物，也让我们容易累积财富。钱的类型很多，我们最熟悉的是硬币，也就是上面印了文字或图像的圆形标准化金属片。但早在硬币发明之前，钱的概念早已存在，许多文化都曾经以其他物品当作钱来使用，包括贝壳、牛只、兽皮、盐、谷物、珠子、布料，以及欠条。大约四千年前，整个非洲、南亚、东亚和大洋洲都是用贝壳来交易的。就算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属乌干达还是能用贝壳来缴税！

至于在现代监狱和战俘营里，常常是用香烟来当作钱。在那些封闭的地方，就算你不抽烟，也会愿意接受别人用香烟来付帐，或是用香烟计算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一位纳粹奥许维兹集中营的幸存者，就描述过集中营里如何用香烟当作货币：「营里有自己的货币──香烟，而且没人觉得不合理。所有东西都用香烟来计价……『正常』的时候（也就是大家进毒气室的频率稳定的时候），一条面包是12支香烟，一包300公克的乳玛琳是30支，一只表值80到200支；一公升的酒可得花上400支！」⁵⁶

事实上，就算是现在，大部分的钱也不是以硬币或钞票的方式存在。目前，全球金钱总和为60兆美元，但所有硬币和钞票的金额加起来还不到6兆美元。⁵⁷换句话说，所有的钱有超过九成（超过54兆美元！）都只是显示在电脑上的数字而已。正因如此，大多数的商业交易，其实只是把某台电脑里的电子资料搬到另一台去，完全没有任何实体金钱的交换。大概只有逃犯要买房子的时候，才会提着一大皮箱的钱出现。而只要大家都愿意接受电子数据交易，就会比闪亮的硬币或簇新的钞票更方便，不仅更轻、更易携带，还更容易记录留存。

出现了复杂的商业系统之后，金钱的概念更是不可或缺。有了金钱的概念，鞋匠只要记得哪种鞋开价多少，不用一一记住鞋子换成苹果或山羊之间的兑换率。而且，因为金钱人人都想要，所以苹果达人也不用再去逐一询问附近哪个鞋匠想吃苹果。或许「人人都想要」正是金钱最基本的特性。人人都想要钱，是因为其他人也都想要钱，所以有钱几乎可以换到所有东西。鞋匠之所以永远都乐意收钱，是因为不管他当时想要什么（苹果、山羊、或是离婚），只要有钱，几乎都换得到。

于是，金钱就成了共通的交易媒介，几乎任何东西之间都能完成交换。志愿役军人退伍的时候，拿着退职金去上大学，可以说就是用体力来换脑力。男爵出售土地城堡来养活家臣手下，就是用物业来换忠诚。医师拿病人看病的钱来聘任律师（或是贿赂法官），就是用他人的健康来换取所谓的正义。甚至像是十五世纪的妓女，她们先和男人上床取得报酬，再用钱来买天主教教会的赎罪券，就是用性来换取救赎。

理想的金钱类型不只能用来交换物品，还能用来累积财富。各种贵重的事物当中，有的根本无法储存（像是时间或美貌），有的只能储存一段很短的时间（像是草莓）。也有的虽然能久放，但却得占用大量空间，或是需要昂贵的设备和照顾。举例来说，谷类虽然可以保存多年，但需要有大型的谷仓，还得小心防鼠、防霉、防水、防火、防贼。而有了钱之后，不管用的是钞票、电脑资料或是贝壳，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像是贝壳，既不会腐烂、老鼠啃不太动、不怕火烧，而且也小到可以轻松锁在保险箱里。

然而，有了财富之后不只要储存累积，更要能用得愉快，所以往往需要从一地带到另一地。某些形式的财富（如房地产）完全无法带到另一个地方，而像是小麦和稻米之类的产品，要运送也有一定的难度。想像一下，如果有个富有的农民，住在一个没有金钱概念的国家，正打算搬到另一个远方省份。他的财富主要就是房子和农地，不过这要怎么带得走？就算把地全换成了好几吨的稻米，想要带走不但十分笨重，很可能还得为此付出一大笔代价。有了金钱概念，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农民可以把一大片土地换成一袋贝壳，这下子不管到哪里，都能方便携带。

正因为有了金钱概念，财富的转换、储存和运送都变得更容易、也更便宜，后来才能发展出复杂的商业网路以及蓬勃的市场经济。要是没有钱，市场和商业网路的规模、活力和复杂程度，都必然相当有限。

金钱是互信系统

不管是贝壳或是美元，它们的价值都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像之中。光是它们的化学结构、颜色或是形状，并无法带来那些价值。换句话说，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只是心理上的想像。所以，金钱的运作就是要把「物质上的现实」转变为「心理上的想像」。不过，究竟为什么这能成功？原本拥有的是一大片肥沃的稻田，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换成一小把根本不实用的贝壳？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辛苦煎汉堡排、拉保险、或是帮忙照顾三个精力过剩的小屁孩，只为了换来几张彩色的纸？

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像。「信任」正是所有金钱最基本的原料。如果有个富裕的农民卖掉房舍田产、换来一袋贝壳，还带着这袋贝壳前往远地的省份，那是因为他相信抵达之后，其他人会愿意用稻米、房屋、田地，和他交换这些贝壳。所以，可以说金钱就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系统，而且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某种系统：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在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路。为什么我会相信贝壳、金币或美元钞票？原因就在于：我的邻居都信。正因为我的邻居都信，所以我也信。而我们都信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国王也信，国王要求用这些东西来纳税；还有我们的牧师也信，牧师要求用这些东西来缴什一税。拿一张1美元的钞票来仔细瞧瞧，会发现这只是一张色彩丰富的纸，一面有美国财政部长的签名，另一面则写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神）。我们之所以愿意接受以美元付款，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也相信美国财政部长。正因为「信任」这件事如此关键，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金融体系会与政治、社会和意识体系如此紧密相连，为什么金融危机往往是由政治发展引发，以及为什么光是股票交易商某个早上的感觉，就能影响股市的涨跌。

一开始最早发明钱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这种信任，所以要当作钱的事物，本身就得有实际的价值。史上最早的金钱制度是苏美人的「麦元」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麦元制度的出现时间大约是西元前3000年，与文字出现的时间地点正好相同。前面提过，文字的出现是为了因应行政活动日益频繁，而麦元的出现则是为了因应经济活动日渐活络。

所谓的麦元，其实也就是大麦，将固定量的大麦谷粒做为通用单位，用来衡量和交换其他各种货物和服务。当时最普遍的单位是席拉（sila），约等于1公升。当时大量生产了1席拉标准容量的碗，每当人民要买卖东西的时候，就能很方便的量出所需要的大麦数量。另外，薪水也是以席拉为单位，用大麦来支付。每名男工一个月可以赚60席拉，而女工则是赚30席拉。至于领班则可领到1,200至5,000席拉。当然，就算是最会吃的领班，一个月也吃不了5,000公升的大麦，但多余的大麦就能用来购买各种其他商品，像是油、山羊、奴隶，还有购买除了大麦以外的食物。⁵⁸

虽然大麦本身也具有价值，但还是很难说服民众将大麦视为货币，而不只是另一种商品。要解释这点，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扛着一麻袋的大麦到附近的百货公司，说你想买件衬衫或者一片披萨，会发生什么事。店家很可能马上就大叫保全赶人了。尽管如此，以大麦来当作第一种货币、建立信任关系，还算是简单合理的选择，毕竟再怎样，大麦也还是有它生物学上的价值：人类可以吃。但另一方面，讲到储存和运送，大麦就还是有局限性。金钱货币史上真正的突破，就是人类终于开始相信某些货币形式，虽然它们本身没什么固有价值，但却能方便储存与运送。这样的金钱制度，大约出现于西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银舍客勒制度。

舍客勒并不是某种货币，而是指「8.33公克的银子」。《汉摩拉比法典》曾提过，如果某个上等人杀了一个女奴，就要赔偿20舍客勒的银子，这里指的就是大约166公克的银，而不是20个某种银币。《圣经》旧约的金钱交易多半用的也是银子，而不是硬币。例如约瑟的哥哥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的时候，价钱就是20舍客勒，或说是166公克的银子（与女奴的命一样便宜，毕竟当时约瑟也只是孩子）。

但与先前的麦元制度不同之处，在于银舍客勒本身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银子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穿，质地也太软，无法做成什么有用的工具（如果做成犁或是剑，简直就像用铝箔做的一样薄弱）。真正要用的时候，白银和黄金只会做成首饰、皇冠以及各种象征地位的物品；换言之，都是在特定文化里，社会地位高的人所拥有的奢侈品。黄金白银的价值完全只是因为文化赋予而来。

硬币诞生

像这样为贵金属定出重量单位，最后终于发展出了硬币。大约在西元前640年，土耳其西部吕底亚王国（Lydia）的国王阿耶特斯（Alyattes）铸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币。这些硬币使用金或银的材质，有标准重量，并且刻有识别印记。印记有两种意义：首先，印记指出硬币里含有多少贵金属。第二，印记能证明发行者的身分，进而确保硬币成分。几乎所有现在的硬币，都可说是吕底亚硬币的后代子孙。

过去的金锭银锭没有任何印记，有印记的硬币相较之下，有两大优点。第一，锭状金属每次交易都得重新称重。第二，光是称重还不够，譬如鞋匠要怎么才知道，客人拿来买鞋的银锭货真价实，而不是一块铅涂了一层薄薄的银？硬币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一旦印上印记，就确认了硬币的价值，所以鞋匠的收银台上就不用再摆放一台秤了。更重要的是，硬币上的印记代表着某些政治权力，能够确保硬币的价值。

虽然这些硬币上的印记大小和形状曾多次调整，但重点讯息从来未曾改变：「我，伟大的国王某某某保证，这个扁扁圆圆的金属，含有五克黄金，不多也不少。若有人胆敢伪造此币，即为伪造本王签章，有辱于本王名声。此等罪孽，必处极刑。」

正因如此，铸造伪币的罪行一直比其他诈欺行为判得更重。因为造伪币不只是单纯的诈欺，更是对主权的挑战，直接冒犯了国王的权力和尊严。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lèse majesté」（冒犯君主），通常会经过一阵凌虐惩罚，最后处死。

只要人民相信国王的权威和人格，就会相信他所发行的硬币。例如古罗马的德纳累斯（denarius）银币，印有罗马皇帝的名字和图像，而正因为民众相信皇帝的权威和人格，就算是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也不会怀疑这枚银币的价值。

相对的，罗马皇帝的权力也得靠德纳累斯银币来建立与维持。可以想像一下，如果罗马帝国没有硬币，每次收税或支薪都得处理一堆的大麦小麦，会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得在叙利亚搜集一堆大麦做为税入，先运到罗马的国库里，再运到英格兰去支付给各个军团，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除此之外，如果只有罗马居民接受这些硬币，但高卢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还是用贝壳、象牙珠或布匹来计价，整个财税制度也绝对无法成功。

黄金福音

罗马的硬币广受信任，甚至在帝国以外，大家收起德纳累斯银币也是毫不手软。在西元一世纪，甚至连印度市场也愿意接受罗马硬币──但最靠近印度的罗马军团，也还有数千公里之遥，武力根本威胁不到印度。只能说，印度人十分信任德纳累斯银币的币值，信任银币上的图像所代表的罗马皇帝。所以等到当地领主铸造硬币的时候，他们不仅模仿德纳累斯银币的外型，甚至连罗马帝国皇帝的肖像也依样画葫芦！「德纳累斯」当时也成了硬币的通称。穆斯林的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领袖）把这个名称再阿拉伯语化，发行了第纳尔（dinar）货币。直到现在，像是约旦、伊拉克、塞尔维亚、马其顿、突尼西亚等国，还是以第纳尔做为货币的正式名称。

吕底亚王国式的硬币从地中海传到印度洋，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出另一种略有不同的金钱制度，用的是铜币和没有印记的金银元宝。然而，东西方的两种金钱制度还是有相当的共通性（特别是都以黄金和白银为本位），中国与吕底亚王国也建立起密切的金融和商业关系。于是，穆斯林和欧洲商人及征服者，就这样逐渐将吕底亚金钱系统和这则「黄金福音」，传到了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到了现代，全世界已经成了单一的金钱货币区，起初用黄金和白银，后来再转变成少数几种有公信力的货币，如英镑和美元。

出现了跨国家、跨文化的货币区之后，终于奠定整个亚非世界一统的基础，最后让全球都成了单一经济和政治领域。虽然各地的人们还是继续讲着不同的语言、服从不同的统治者、敬拜不同的神灵，但都信服着同样的黄金白银、金币银币。要不是大家有这项共同的信念，全球贸易网几乎绝无可能成真。

西班牙征服者于十六世纪在美洲发现黄金和白银，让欧洲商人能够到东亚购买丝绸、瓷器和香料，同时促进了欧洲和东亚的经济发展。这些黄金和白银产自墨西哥和安地斯山脉，一离开欧洲人之手，就进了中国丝绸商和瓷器商的口袋。如果中国人没有患上像科尔特斯一行人同样的「心病」，拒绝欧洲人用黄金和白银付帐，情况会是如何？

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和西班牙人分属不同文化，在大部分事情上都意见相左，但究竟为什么大家都同样相信黄金有价？为什么不是西班牙人相信黄金、穆斯林相信大麦、印度人相信贝壳、中国人相信丝绸？

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现成的答案。在贸易连接两个区域的时候，只要是能够运送的货品，就会受到供需力量的影响，让价格达到平衡。让我们用一个假设来解释。假设在印度与地中海地区首次开始贸易的时候，印度人对黄金兴趣缺缺，所以黄金几乎一文不值。但在地中海，黄金却是人人垂涎的地位象征，价值非凡。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

往来于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商人，开始注意到黄金的价差，于是在印度便宜购入黄金，再回到地中海高价出售。如此一来，印度市场上的黄金需求很快暴增，价格跟着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在地中海黄金供给大量增加后，价格因此下降。不用多久，黄金在印度和地中海的价格就相去无几。正因为地中海人相信黄金有价，就会让印度人也开始跟着相信。就算黄金对印度人来说仍然没有实际用途，光是因为地中海人重视黄金，就足以让印度人跟着重视起来。

以此类推，就算有些人是我们憎恶、讨厌、嘲笑的对象，如果他们相信贝壳、美元或电子数据的价值，就足以让我们也跟着相信这些事物有价值。所以，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

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对钱嗤之以鼻，声称钱为万恶的根源。但就算真是如此，钱同时也是所有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中，唯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金钱的价格

金钱制度有两大普世通用的原理：

第一、万物可换：钱就像是炼金术，可以让你把土地转为手下的忠诚、把健康转为正义、把性转为救赎。

第二、万众相信：有了金钱做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进行各种计划。

就是因为这两大原理，让数百万的陌生人能够合作拓展各种贸易和产业。然而，这些看似无害的原理还是有黑暗的一面。如果一切都能换成金钱，而大家相信的又是不具名的硬币和贝壳，就可能伤害到地方上的传统、亲密关系和人的价值，让冷酷无情的供需法则取而代之。

一直以来，人类社会和家庭的维系，靠的是「无价之宝」，像是荣誉、忠诚、道德和爱。这些本来都不会放上市场，也不应该用金钱衡量。就算市场开出天价，有些事情就是不该做。像是父母绝不该贩子为奴；虔诚的基督徒绝不该犯下那些滔天大罪；忠诚的骑士绝不该背叛主人；而部落先祖留下的土地，也绝不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然而，金钱一直试图打破这些限制，就像是水不断渗入大坝的裂缝。有些父母最后还是把几个孩子卖给人口贩子，才能养活其他孩子。有些虔诚的基督徒杀人越货、偷窃、诈欺，再用这些脏钱向教堂购买救赎。想大展身手的骑士，把自己的忠诚卖给了出价最高的领主，再用这笔钱来购买自己跟班的忠诚。部落的土地被卖给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外国人，好买到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门票。

金钱还有更黑暗的一面。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我们不信任陌生人，但我们现在也不信任隔壁的邻居，而只是信任他们手上的钱。没钱，就没有信任。等到钱渗透冲垮了社会、宗教和国家所构成的大坝，世界就成了巨大而无情的市场。

于是，人类的经济史就像是跳着微妙的舞步。我们用金钱来促进与陌生人的合作，但又害怕这会破坏人的价值和亲密关系。一方面，我们也想打破那些限制金钱和商业流动的社会大坝；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筑起新的大坝，希望保护社会、宗教和环境免受市场力量的奴役。

现在常有人说市场力量终会获胜，无论是国王、宗教或社会，他们建起的大坝终将不敌金钱的狂潮。但这是天真的说法。一直以来，总有勇猛的战士、狂热的宗教份子、关心政治的人物多次打倒了工于心计的商人，甚至是让整个经济重新洗牌。所以，说到人类终将一统，绝不只是纯粹经济的过程。想知道原本成千上万的独立文化是如何逐渐相连、形成今天的地球村，固然黄金和白银影响深远，但也别低估了刀剑的力量。

古罗马也常打败仗。但就像大多数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统治者一样，虽然他们可能输掉几场小战役，却能赢得最后的整场战争。如果一个帝国连一场战役都输不起，又怎么称得上是帝国？

然而，西元前二世纪中叶，从伊比利亚半岛传来的战报，却是让罗马人都觉得芒刺在背。在这里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城努曼提亚（Numantia），住着土生土长的凯尔特人，而他们竟敢摆脱罗马的控制。当时，罗马已经是整个地中海区域不容置疑的霸主，打倒了马其顿和塞琉西（Seleucid）王国，征服了骄傲的希腊城邦，还一把火让迦太基城成了废墟。努曼提亚什么都没有，只有对自由的热爱，以及一片荒凉的家园。然而，他们却让罗马各个军团再三遭到挫败，不是只能投降，就是带着耻辱撤退。

终于，到了西元前134年，罗马再也忍无可忍。元老院决定派出最勇猛的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曾攻下迦太基城），大军前往努曼提亚，军士超过三万。小西庇阿不敢小看努曼提亚人的奋战精神和战技，也希望能减少手下士兵无谓的伤亡，因此他直接用强化的防御工事包围了努曼提亚，阻挡他们与外界接触；小西庇阿试图让饥饿成为最强大的武器。一年多后，努曼提亚人粮食耗尽，他们发现大势已去，便放火焚城。根据罗马历史记载，努曼提亚人多半宁可自杀殉难，也不愿意成为罗马的奴隶。

后来，努曼提亚成了西班牙独立和勇气的象征。《唐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就曾写过一篇名为〈努曼提亚围城〉的悲剧剧本，虽然是以努曼提亚的毁灭作结，但也预示着西班牙未来的伟大愿景。诗人用诗歌赞颂他们的情操，画家也在画布上重现他们的英勇。1882年，努曼提亚遗址列为「国立纪念遗址」，成为西班牙爱国者必定造访的朝圣地。在1950到1960年代，西班牙最流行的漫画既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而是一个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虚构英雄贾巴托（El Jabato），起身抵抗罗马帝国压迫的冒险漫画。直到今日，努曼提亚仍然是西班牙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典范、年轻人心中的楷模。

然而，西班牙人歌颂努曼提亚用的西班牙文，却是源自小西庇阿使用的拉丁文，属于凯尔特语系的努曼提亚语已经失传。塞万提斯也是用拉丁文写下〈努曼提亚围城〉，而且这出悲剧用的还是希腊罗马的艺术模式；努曼提亚本身并没有剧场。至于那些缅怀努曼提亚英雄主义的西班牙志士们，往往也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信徒，除了教廷就位于罗马，那位神也是拉丁文的爱用者。同样的，现代的西班牙法律源于罗马法；西班牙政治是以罗马帝制为基础；西班牙美食和建筑多半根源于罗马，而不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凯尔特人。在现今的西班牙，努曼提亚除了遗址之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留下。就算是这则故事本身，还是凭借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才留传下来。故事经过修饰润色，符合罗马观众最爱看的「热爱自由的野蛮人」情节。正因为罗马在努曼提亚大获全胜，所以这些胜利者才会保留下战败者的那些记忆。

这种情节不太符合我们的品味，我们爱看的是反败为胜，是小人物的胜利。然而，历史就是没有正义。多数过去的文化，早晚都是遭到某些无情帝国大军的蹂躏，最后在历史上彻底遭到遗忘。就算是帝国本身，最后也将崩溃，只是常常留下丰富而流传千古的遗产。在二十一世纪，几乎所有人的祖先都曾经属于某个帝国。

帝国究竟是什么？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要统治许多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但多少民族才算数？两、三个民族还不够，而二、三十个就算很多；成为帝国的门槛，大概就介于两者之间。

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制的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说到今天的英国，如果不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很难再突破现有的疆界。但是在一个世纪前，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因为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愈来愈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

这里要特别强调，帝国的定义就只在于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两项，至于起源、政府形式、领土范围或人口规模，并非重点。并不是一定要有军事征服，才能有帝国。像是雅典帝国的起源，就只是有一群人自愿结成联盟，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则是因为许多精心安排的联姻，交织形成如蛛网般的关系。

帝国也不一定要有个专制的皇帝。像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英帝国，就属于民主政体。其他采用民主（或至少是共和）政体的帝国，还包括现代的荷兰、法国、比利时和美国，以及前现代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罗马、迦太基和雅典。

此外，帝国的规模也并非重点。就算规模小之又小，也可能符合帝国的定义。譬如雅典帝国，就算在国力的巅峰，面积和人口还是远远不及今日的希腊。还有阿兹特克帝国，面积也不如今天的墨西哥。但尽管如此，以上两者还是足以称为帝国，反而是现代的希腊和墨西哥不合定义。原因就在于雅典和阿兹特克都降服了几十、甚至数百个不同的政体，而希腊和墨西哥并未做到。其中，雅典统治了超过一百个曾经独立的城邦，而阿兹特克帝国如果其税收纪录可靠，更是统治了371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⁵⁹

这些区域在现今也就不过是普通大小的国家，当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民族？原因在于：当时世界上民族的数量比今天多得多，但每个民族的人口数都较少、领地范围也较小。像是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岸，今天光是要满足仅仅两个民族的野心，就已经搞得烽火遍地，但在《圣经》初始的年代，这里可是养活了数十个国家、部落、小型王国和城邦。

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帝国就像一台压路机，将许多民族独特的多样性逐渐夯平（例如努曼提亚人的例子），整合制造出更大的新群体。

邪恶的帝国？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上有各种难听的字眼，而「帝国主义」大概只在「法西斯」之后，排名第二。现代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有两种：

第一、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长远来看，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起来一定难有效率。

第二、就算能够有效统治，这种做法也不道德，因为帝国正是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不该受到其他民族控制。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第一点完全没道理，第二点也满是问题。

就事实而言，帝国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间，一直就是全球最常见的政治组织形式，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都是活在帝国政体之下。此外，帝国政体其实非常稳定，多半时候要打倒反叛军，根本不成问题。帝国之所以会倾覆，通常都是因为有外部侵略、或是内部统治菁英的内斗。相对而言，说到要被征服者起身追求自由、对抗帝国统治，向来纪录都很差，他们多半都是持续臣服长达数百年之久。通常，这些民族就是慢慢被帝国消化，最后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烟消云散。

举例来说，西罗马帝国在西元476年遭到日耳曼人推翻，但是他们过去数百年来征服的努曼提亚人、阿尔维尼人、赫尔维提人、萨莫奈人、卢西塔尼亚人、安布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其他数百个已经遭遗忘的民族，并没有从帝国的余烬中恢复重生，而是就这样默默消失。这些民族虽然各自有过自己的国家认同、讲着各自的语言、敬拜各自的神、流传着各自的神话，但现在他们血缘上的后代无论在想法、语言、信仰上，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罗马人。

很多时候，某个帝国崩溃了，并不代表属民就能独立。反而是每在帝国瓦解或遭到驱逐之后，就会由新的帝国取而代之，继续统治。

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在中东。现在中东同时存在各种独立的政治实体，彼此之间的边界也模模糊糊，但这是过去几千年间几乎未曾有过的情形。上一次中东情势如此暧昧不明，已经是西元前八世纪、将近三千年前的事了！自从西元前八世纪兴起新亚述帝国，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英法帝国解体，中东地区一直是像接力棒一样，由一个帝国传给下一个帝国。而在英法终于掉棒之后，之前亚述人征服的亚兰人、亚扪人、腓尼基人、非利士人、摩押人、以东人和其他民族，早已消失不见。

确实，现在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乔治亚人都提出了某些证据，证明自己是古代中东民族的后裔。然而，这些都只是例外，反而证明了帝国的「压路机」特质；而且这些族裔的宣称，不无夸大不实的嫌疑。

举例来说，我们无须多言，也知道现代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多半来自过去两千年间的帝国政体，而不是来自古老的犹太王国。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今天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服、讲的是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成的教条（犹太法典），想必也是十分傻眼。远古的犹太王国既没有犹太会堂、也没有犹太法典，甚至连重要的《摩西五经》（摩西律法）也还不存在。

帝国统治下的恩怨

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常有惨烈的屠杀，而幸存者也会受到残酷无情的压迫。帝国的标准配备，经常包括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杀。罗马人于西元83年入侵苏格兰，遭到当地加里多尼亚人（Caledonian）的激烈反抗，结果就是让这个地方成为一片废墟。罗马人曾经试图和谈，但加里多尼亚的首领卡尔加库斯（Calgacus）在回应中，大骂罗马人是「世界的流氓」，并说「烧杀掳掠成了帝国的代名词；他们让一切成了沙漠，还说这就是和平。」⁶⁰

然而，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如果说帝国就是样样不行、所有相关的事物都该抛弃，那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便不该存在。帝国四处征服、掠夺财富之后，不只是拿来养活军队、兴建堡垒，同时也赞助了哲学、艺术、司法和公益。现在人类之所以有许多文化成就，很吊诡的，背后常常靠的就是剥削战败者。

例如，要不是罗马帝国如此繁荣兴盛，西塞罗、塞涅卡、圣奥古斯丁就不可能有钱有闲能够思考写作；要不是蒙兀儿帝国（1526-1858，成吉思汗后裔巴卑尔，入侵印度建立的帝国）剥削印度人、征敛财富，就不可能盖起泰姬玛哈陵；要不是哈布斯堡王朝从那些讲着斯拉夫语、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的省份征税，又怎么付得起海顿和莫扎特的佣金？而且，就算是卡尔加库斯的这番话，也不是倚靠加里多尼亚的作家把它流传下来。我们之所以还知道这些话，仰仗的是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但事实上，这些话可能根本就是塔西佗自己讲的。今天多数学者都认为，塔西佗不仅捏造了这段话，甚至连卡尔加库斯这个首领都是他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和其他罗马上层阶级对自己国家的看法。

就算我们不要只看菁英文化和高级艺术，而将重点转向一般人的世界，还是会发现帝国遗绪在现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今天大多数人说话、思考和做梦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曾拿刀对着我们祖先的征服者的语言。

像是多数东亚人讲话和做梦的时候，用的是汉帝国的语言。而在南美和北美，不管各地的人民祖先来自何方，从阿拉斯加最北的巴罗半岛、到南美最南的麦哲伦海峡，几乎所有人都讲着以下四种语言之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英语。

现在的埃及人说阿拉伯语，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也认同阿拉伯帝国（伊斯兰帝国）；然而，阿拉伯帝国其实是在西元七世纪征服了埃及，而且多次以铁腕手段，镇压了企图反抗的埃及人民。至于在南非，大约有一千万祖鲁人，还缅怀着十九世纪祖鲁最光荣的年代；但其实大部分祖鲁人祖先的部落，都曾经奋死抵抗祖鲁帝国的侵略，最后是在血腥的军事行动下，才融为一体。

这是为你们好！

由萨尔贡大帝所建立的阿卡德帝国（大约西元前2250年）是我们最早有确切资料的帝国。萨尔贡发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基什（Kish），是这个小城邦的邦主。经过短短几十年，他不仅征服了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还夺下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带以外的大片领土。他所统治的区域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涵盖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包括一部分的伊朗和土耳其。萨尔贡曾夸口说，自己已经征服了全世界。

阿卡德帝国在萨尔贡逝世后不久，便随之崩溃，但这个帝国的外壳却开始一手传着一手。接下来的一千七百年间，亚述、巴比伦和西台（Hittite）的国王都以萨尔贡为榜样，吹嘘着自己也征服了全世界。到了大约西元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更是吹牛皮，吹得让人印象深刻。

亚述的历任国王始终自称为亚述国王。就算声称统治了全世界，显然也是为了发扬伟大的亚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居鲁士就不同了，他不仅声称自己统治整个世界，还说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些波斯人对外邦说：「我们之所以征服你们，是为了你们好。」居鲁士希望他统治的属民都爱戴他、觉得能成为波斯臣民是再幸运不过的事。他希望其他国家民族也都愿意臣服在波斯帝国之下，而他最著名的创举，就是允许遭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家园、重建圣殿，甚至还提供经济援助。居鲁士自认为不只是统治犹太人的波斯国王，也是犹太人的国王，因此他也要照顾犹太人的福祉。

这种「统治全世界、为所有人类福祉而努力」的想法，让人耳目一新。一直以来，演化让智人也像其他社会性哺乳动物一样，从来都是排外的生物。智人在本能上就会将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所谓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我们对彼此负责，但「他们」就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与「他们」不同，而且也不欠他们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想看到他们，也半点不关心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我们还不太把「他们」当人看。

譬如在苏丹的丁卡人（Dinka），他们说的「丁卡」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不是丁卡人，就不算是人。而丁卡人的死对头是努尔人（Nuer）。努尔语言中的「努尔」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原来的人」。而在距离苏丹沙漠有几千公里远的阿拉斯加冻原及西伯利亚东北部，住着尤皮克人（Yupik）。「尤皮克」在尤皮克语里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真正的人」。⁶¹

然而，居鲁士的帝国思想与这些排外的民族相反，展现的是包容，而且无所不包。虽然居鲁士还是会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但他认为整个世界基本上为一体，同样一套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而且所有人类应当互相负责。于是，人类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父母享有特权，但同时也要负责孩子的幸福。

这种崭新的帝国思想，从居鲁士和波斯人，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再传给希腊国王、罗马皇帝、穆斯林哈里发、印度君主，最后甚至还传给苏联总书记和美国总统。这种良性的帝国思想，让帝国的存在合理化，不仅让属民打消了反抗的念头，就算独立的民族也不再反抗帝国的扩张。

除了波斯帝国之外，其他地区也各自独立发展出类似的帝国思想，特别是在中美洲、安地斯地区，以及中国。根据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人间的种种政治权威都来自于「天」。老天会挑选最优秀的个人或家族，赋予「天命」，让他们统治天下，为黎民百姓谋福利。这样说来，所谓君权就该能够行遍天下。如果没得到天命，别说是天下，就连统治一座城池的权力也没有。而如果统治者享有天命，就该有义务将正义与和谐传播到整个中华大地。天命同时期只能归于一人，所以中华大地不能同时存在许多个独立的国家。

秦始皇完成了史上第一次中国统一大业，号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⁶²于是，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公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然而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一个帝国崩溃、一个朝代结束，这种政治理论的主流会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使「他们」成为「我们」

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少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影响居功厥伟。思想、人口、货物和技术的传播，在帝国境内要比分属不同政权的治理区域来得方便迅速。而且，常常正是帝国本身刻意加速传播各种思想、制度、习俗和规范。原因之一，是统治起来更容易。如果帝国的每个小地区都各有一套法律、文字、语言和货币，治理就非常困难。标准化绝对可说是皇帝的一大福音。

第二个原因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就能强化它们的统治正当性。至少从居鲁士和秦始皇开始，帝国不管是造桥铺路、或是镇压屠杀，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有的说是传播较高等的文化，也有的说：这对于被征服者而言，是利大于弊，获得的好处比起征服者本身更多。

至于这些好处，有时候确实显而易见（例如治安、国土规划、统一度量衡），但有些时候也十分可疑（像是税收、征兵、崇拜皇帝）。只不过，多数帝国菁英仍然一心相信，自己是为了所有帝国子民的整体福利而努力。在中国的统治阶层眼中，各个邻国及四方诸侯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蛮夷之邦，天朝中国应该泽披四方、广传华夏文化。所谓的天命，为的不是剥削掠夺整个世界，而是要教化万民。

同样的，罗马人也声称自己的统治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让野蛮人开始有了和平、正义，生命也更为高贵。像是他们说日耳曼民族生性野蛮，高卢人会画各种战妆、生活肮脏、为人无知，一直要到罗马人到来，才用法律驯化了他们，用公共浴室让他们身体洁净，也用哲学让他们思想进步。

至于西元前三世纪的孔雀王朝（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穆斯林哈里发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传播先知的启示，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但必要的时候也不惜一战。至于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也声称自己到印度和美洲不是为了财富，而是要让当地人改信真正的信仰。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

苏联人更是觉得责无旁贷，必须协助推动这个历史的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至于现代许多的美国人，也认为美国必须负起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弋飞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

「他们」依然不是「我们」

帝国所传播的文化理念，很少只来自那一小群的统治菁英。正由于帝国的愿景不仅在于「这是为你们好！」，也在于「使他们成为我们」，所以帝国的统治菁英往往也比较容易吸纳不同的概念、规范和传统，而不会死硬坚持萧规曹随的陈习。

虽然也有些皇帝试图要回归自己的根源，让帝国的文化单纯一些，但多数帝国都已经从征服的民族吸收了太多文化，而形成混合的文明。像是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希腊文化的成分几乎不亚于罗马文化。阿拔斯王朝（750-1258，阿拉伯帝国史上最辉煌的王朝）的文化也揉合了波斯、希腊和阿拉伯。蒙兀儿帝国文化几乎就是中国的翻版。至于对美国这个现代帝国来说，有着肯亚血统的总统欧巴马，可以一边吃义大利披萨，一边观看他最爱的英国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那讲的还是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的故事。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就算有了文化大熔炉，文化同化也不见得容易。虽然帝国文明很可能四方征服各个民族、融合他们的文化，但对帝国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混合的成果仍然令他们感到陌生。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要放弃熟悉且深爱的地方传统并不容易，而要了解及采用新的文化也同样困难、且令人深感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等到帝国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可能还得再花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让帝国的菁英把他们视为「我们」。从征服到臣服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成了失落的一群。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当地文化，但在新加入的帝国世界里，却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反而只是继续被视为化外之民。

想像一下，在努曼提亚灭亡后一世纪，出身良好的伊比利亚人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首先，他虽然还是跟父母讲着当地的凯尔特语，但因为要做生意、要与当权者沟通，所以他也是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只是稍微有点口音。他的妻子就像其他当地妇女一样，还是保留着一些凯尔特人的品味，喜欢各种装饰华美的小玩意。虽然他对妻子宠爱有加、样样照办，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够喜欢那些简单高雅的首饰，就像罗马总督夫人一样。他自己穿着罗马的束腰宽外衣，而且因为他对罗马的商业法律十分娴熟，让他成了贩卖牛只的大商人，能够盖起一间罗马风格的豪宅。然而，就算他甚至还能够背诵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农耕诗》，罗马人仍然觉得他就是半野蛮人。他满腹委曲，知道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取得公职，也不可能在露天剧场拿到真正好的位子。

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只是这次另一方换成英国主人。就有一则着名的轶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还上过西式舞蹈课程，甚至养成用刀叉进食的习惯。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读法律的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他一样「有色人种」该坐的三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帝国遗风

在某些案例，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终于打破了新成员和旧菁英之间的障碍。被征服者不再认为帝国是外来占领他们的政体，而征服者也真心认为这些属民是自己的一员。终于所有的「他们」都成了「我们」。

譬如罗马的臣民，在几世纪的帝国统治之后，终于都得到了罗马公民权。非罗马人也能成为罗马军团的高阶军官，或是进入元老院。在西元48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任命几位高卢贤达人士进入元老院，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人「不论是习俗、文化和婚姻关系，都已经和我们合而为一。」还是有些食古不化的元老，看到过去的敌人竟能进入罗马政治核心，便大声抗议。但克劳狄乌斯提醒他们：元老自己的家族，多半都来自一些也曾经反抗罗马的义大利部落，后来才取得罗马公民权。皇帝还提醒他们：就连皇帝自己的家族，也是来自义大利中部的萨宾人（Sabine）。⁶³

在西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人，血管里很可能至少也流着几滴伊比利亚的血液。罗马帝国在图拉真（Trajan, 98-117在位）、哈德良（Hadrian, 117-138在位）、安敦宁（Antoninius Pius, 138-161在位）和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 161-180在位）这几任皇帝的在位时期，一般认为是罗马的黄金时代。在这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民族的隔阂了。后来的罗马皇帝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193-211在位）是利比亚的迦太基人（Punic，意为反叛）后裔。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 218-222在位）是叙利亚人。菲利普（Philip, 244-249在位）一般还给称为「阿拉伯的菲利普」。帝国的新公民热切拥抱罗马帝国的文化，所以即使帝国已经崩溃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他们还是讲着帝国的语言、信仰帝国从地中海东部发扬来的基督教上帝，也继续遵守帝国的律法。

阿拉伯帝国也有类似的过程。阿拉伯帝国在西元七世纪中叶成立的时候，阶层分明：上层是执政的阿拉伯穆斯林菁英，下层被压制的则是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和柏柏人（Berber），都既非阿拉伯人、也非穆斯林。慢慢的，许多帝国的属民改信伊斯兰教、讲着阿拉伯语，也接受了混合的帝国文化。旧世代的阿拉伯菁英对于这些后起新秀深怀敌意，害怕会因此失去独特的地位和身分。至于归化的人也还不能得意，还需要不断争取在帝国和伊斯兰世界里的平等地位。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愈来愈多人将埃及人、叙利亚人、美索不达米亚人都视为「阿拉伯人」。至于阿拉伯人，不管是「纯正」来自阿拉伯、或是由埃及和叙利亚新移入的阿拉伯人，也愈来愈常被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所统治，特别是伊朗人、土耳其人和柏柏人。阿拉伯帝国计划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所创造出的帝国文化深受非阿拉伯人全心爱戴，即使是原本的帝国早已崩溃、阿拉伯民族也早已失势，帝国文化仍然能持续发展，传播不休。

中国的帝国大计执行得更为成功彻底。中华大地原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全部统称为蛮族，但经过两千年之后，已经成功统合到中国文化里，都成了中国的汉族（以西元前206年到西元220年的汉朝为名）。中国这个帝国的最高成就，在于它迄今依然生龙活虎。有些人可能会质疑现代中国究竟算不算帝国，因为除了偏远的西藏、新疆等地，现在有超过九成的中国人口无论是自认、或是在他人眼中，都算是汉族了。

帝国循环

过去几十年间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趋势，其实也蕴含一样的道理。时间到了现代，欧洲人以「传播卓越西方文化」的幌子征服了全球，而且他们传播得如此成功，让数十亿人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几项重要元素。例如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毛利人，就学了西方的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等等。他们开始相信人权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也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型态，像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

到了二十世纪，殖民地接受西方价值观之后，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之身，用同一套价值观向殖民者要求平等的权利。许多反殖民斗争高举着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和人权的大纛，这些概念正来自西方。

过去埃及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采纳并调整了来自阿拉伯征服者的帝国文化，今天的印度人、非洲人和中国人也是接受了许多过去西方帝国占领后留下的文化，并且各依自己的需求和传统调整吸纳。

历史古城撒马尔罕（Samarkand）位于中亚的一片绿洲。中世纪时，这里的市场上有叙利亚商人，手指抚着滑顺的中国丝绸；也有来自东非草原的粗鲁部落男子，带来最新一批头发乱如稻草、来自远西的奴隶；至于店主的口袋里则满满是闪亮的金币，印有异国的文字和不知哪来的国王肖像。这里在中世纪可说是南来北往、东西交流的主要十字路口，各方人类的融合在这里稀松平常。

而在1281年，忽必烈挥军欲跨海攻击日本，也看得到相同的情形。蒙古骑兵穿着毛皮，身边就是中国步兵戴着斗笠，还有高丽来的援军，与来自南海而有纹身的水手一言不合、打了起来；另外还有欧洲冒险家讲着故事，让来自中亚的工兵听得张大了嘴。所有这些兵士，都是听命于同一位帝王。

于此同时，在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人类也以另一种方式融合。如果你在西元1300年前往麦加朝圣，绕行这个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你可能会发现身边有美索不达米亚人，他们的长袍在风中飞舞，眼神炽烈而狂喜，嘴里念着真神的九十九个大名。就在前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个饱经风霜、来自贫草原的土耳其族长，手拿拐杖、步履蹒跚，还若有所思的摸着胡子。在另一边，有黄金首饰在黝黑的皮肤上闪耀着，可能是一群来自非洲马利王国（Mali）的穆斯林。至于一闻到丁香、姜黄、荳蔻和海盐的香气，就知道这群兄弟大概来自印度，又或是更东边神秘的香料群岛。

我们今天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一统的力量。正因为所有的社会秩序和阶级都只是想像的产物，所以它们也十分脆弱，而且社会规模愈大，反而愈脆弱。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是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人类（superhuman）的正当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律法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像，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神圣的最高权柄。这样一来，至少某些基本的律法便不容动摇，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的规范及价值观的体系，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这里有两大基本要素：

第一、宗教认为世界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像或是协议。例如职业足球不是宗教，因为虽然足球也有许多规则、仪式、和很古怪的常规，但大家都知道是人类发明了足球，而且国际足总（FIFA）随时可能开会决定把球门变大、或是取消越位规则。

第二、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订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例如，虽然现在许多西方人都相信鬼魂、精灵、重生，但从这些信念并未构成什么道德和行为的标准，所以也不算是宗教。

虽然宗教有可能让各种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正当化，但并不是所有宗教都能做到这点。某个宗教如果想要将幅员广阔、族群各异的人类都收归旗下，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特质。首先，它信奉的超人类秩序必须普世皆同，不论时空而永恒为真。第二，它还必须坚定的鼓吹这种信念，试图传播给每一个人。换句话说，宗教必须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鼓吹特质」。

像是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最为人知的宗教，就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鼓吹特质，但也常让我们误以为所有宗教都是如此。但其实，多数古代宗教反而是具备了「地方特质」与「封闭特质」，信众只信奉当地的神灵，而且也没有意愿将信仰推己及人。据我们所知，要等到西元前一千年间，才开始出现具备普世特质和鼓吹特质的宗教。这可以说是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对于人类的融合有重大贡献，绝不亚于帝国或金钱。

让羔羊变得沉默

在过去以泛灵信仰为主要信仰体系的时候，人类的规范和价值观不能只想到自己，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动物、植物、精灵和鬼魂的想法和利益。像是在恒河流域的某个采集部落，可能会禁止砍倒某棵特别高大的无花果树，以免无花果树的树神生气报复。但是在印度河流域的另一个采集部落，可能会禁止猎捕白尾的狐狸，因为过去曾经有一只白尾狐狸带着部落的先知，发现了珍贵的黑曜石。

像这样的宗教往往单纯以地方为考量，只着重当地的位置、气候和现象。毕竟，多数采集部落毕生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一千平方公里。为求生存，住在某个特定山谷里的居民，需要了解的就是关于这个山谷的超人类秩序，并因应调整自己的行为，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试着说服某些遥远山谷里的居民，来遵循相同的规则。譬如印度河部落的人，就绝不会派传教士到恒河部落，去鼓吹别猎捕白尾狐狸。

农业革命开始，宗教革命便随之而来。狩猎采集者采集植物、猎捕动物，但认为动植物和人类拥有平等的地位。虽然人类猎杀绵羊，但并不代表绵羊就不如人类；就像是老虎猎杀人类，并不代表人类就不如老虎。所以，万物众生都是直接与彼此「沟通、协商」关于这个共同栖息地的种种规则。相较之下，农民是拥有、控制着农场上的动植物，可不会纾尊降贵，去和自己的财产「沟通、协商」。因此，农业革命最初的宗教意义，就是让动植物从与人类平等的生物，变成了人类的所有物。

然而，这又造成了一大难题。农民希望能对自己的羊有绝对的控制权，但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控制十分有限。虽然他们可以把羊圈起来、可以把公羊阉了、可以强迫羊的配种，但还是无法保证母羊能怀孕，无法保证母羊一定会生下健康的羔羊，也不能够阻止致命流行病的爆发。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确保羊群繁衍壮大呢？讲到「神」这种概念的起源，一种主要理论就认为，神之所以重要，正在于祂们可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在人类不再认为可以和动植物直接沟通之后，就开始出现掌管生育、掌管气候、掌管医药的各种神灵概念，好替人类和这些沉默的动植物沟通协商。很多古代神话其实就是一种法律契约，人类承诺要永远崇敬某些神灵，换取人类对其他动植物的控制权，例如《圣经》创世记第1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宗教礼仪主要就是由人类将羔羊、酒、糕点牺牲献祭给神灵，换取神灵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一开始，农业革命对于泛灵信仰系统的其他成员（像是石神、水神、鬼魂和恶魔）几乎没什么影响。然而，随着人类喜新厌旧，这些神也逐渐失去地位。过去人类一辈子的生活范围大概就是几百平方公里，多数需求只要靠着当地的神灵就能解决。但随着王国和贸易网开始扩展，单靠地方的神灵已经力有未逮，人类需要的神力必须涵盖整个王国或整个贸易网。

因应这种新需求，多神教（polytheism，源自希腊文：poly是多、theos是神）信仰便应运而生。这些宗教认为，世界是由一群神威浩荡的神灵控制的，有的掌管生育、有的掌管雨水、有的掌管战争。人类向这些神灵祈祷，而神灵得到奉献和牺牲酒醴之后，就可能赐予人类子嗣、雨水和胜利。

多神教出现之后，泛灵信仰并未完全消失。几乎所有的多神教都还是会有恶魔、精灵、鬼魂、圣石、圣泉、圣树之类的神灵，虽然这些神灵的重要性远不及那些重要的大神，但对于许多一般人民的世俗需求来说，祂们也还算实用。某个国王可能在首都献上几十只肥美的羔羊，祈求打败野蛮人，赢得胜利；但同时，某个农夫是在自己的小屋里，点一根蜡烛，向某位无花果树仙祷告，希望祂能治好儿子的病。

然而，出现了大神之后，影响最大的不在于羔羊或恶魔，而在于智人的地位。对泛灵信仰者来说，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生物的一种。但对多神教徒来说，整个世界就像是反映了神和人类的关系。人类的祷告、献祭、罪孽和善行，就会决定整个生态系的命运。所以，光是因为几个愚蠢的智人做了些让神生气的事，就可能引发大洪水，消灭了数十亿的蚂蚁、蝗虫、乌龟、羚羊、长颈鹿和大象。所以，多神教提高的除了神的地位，还有人的地位。至于远古那些泛灵信仰的神灵，有些比较不幸的就失去了祂们的地位，在这场人神关系的大戏里，成了临时演员，甚至只是沉默的装饰品。

多神教很少迫害异教徒

经过一神教（monotheism）为时两千多年的洗脑，让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多神教就是些无知幼稚的偶像崇拜。但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刻板印象。想了解多神教的内在逻辑，必须先了解这种同时信仰多位神灵的中心思想。

多神教并不一定认为宇宙没有单一的权柄或法则。大多数的多神教、甚至泛灵信仰，都还是认为有一个最高的权柄，高于所有其他神灵、恶魔，或是神圣的石头公。在古希腊多神教的神话中，不管是天帝宙斯、天后希拉、太阳神阿波罗、或是祂们的同事，都还是得臣服于神威无穷、无所不在的命运女神（Moira或Ananke）。北欧诸神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掌握，最后在「诸神的黄昏」（Ragnarök）这场灾难中灭亡。在西非约鲁巴人（Yoruba）的多神信仰中，所有神灵都是至上神（Olodumare）所生，而且臣服于祂。印度教属于多神教，但也是以「梵」这个宇宙的终极，主宰着无数神灵、人类，以及生物世界和物质世界。梵指的是整个宇宙、每个人或每个现象的永恒本质或灵魂。

真正让多神教与一神教不同的观点，在于多神论认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力不带有任何私心或偏见，因此对于人类各种世俗的欲望、担心和忧虑毫不在意。所以啦，要向这个最高权力祈求战争胜利、健康或下雨，可说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从祂全知全观的角度来说，某个王国战争输赢、某个城市兴衰盛败、又或是某个人的生老病死，根本不构成任何差别。希腊人不会浪费祭品去祭拜命运女神，而印度教徒也并未兴建寺庙来祭拜梵。

要接近这个宇宙至高的权力，就代表要放下所有的欲望，接受福祸共存的事实，坦然面对失败、贫穷、疾病和死亡。因此，印度教徒有一种苦行僧，奉献自己的生命，希望能与梵合而为一，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苦行僧以梵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认识到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有世俗的欲望和恐惧都如梦幻泡影。

只不过，大多数的印度教徒都不是苦行僧，依然深深陷在世俗的考量之中，但这下梵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讲到这种问题，印度教徒还是得找那些专精某些领域的神才行。这些神只专精某些领域，而不是无所不包，所以有象头神、财神和智慧神等等，但祂们都还是各有私心和偏见。这样一来，人类就可以和这些神谈谈交易，靠祂们的帮助来赢得战争、打倒疾病。像这样的低位神灵数量繁多，因为只要把全知全能、位阶最高的权柄切分开来，可以想见，必会分出不只一位神灵。于是多神教于焉诞生。

从多神教的概念向外推导，结果就是影响深远的宗教宽容。一方面，多神教徒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完全无私的神灵；但另一方面，多神教徒也相信有许多各有领域、心有偏见的神灵。所以对于某个神的信徒来说，很容易就相信有其他神灵存在，而且也相信其他神灵同样神通广大。多神教本质上就是心胸开放、包容异己，很少迫害异教徒。

就算多神教征服了其他大帝国，也未曾要求属民改变信仰。像是埃及人、罗马人和阿兹特克人，都不曾派遣传教士到异地鼓吹崇拜冥王欧西里斯、天帝朱彼特、或是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祂是阿兹特克文明的主神），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派军队前去镇压异教徒。帝国当然有自己的众多守护神和宗教仪式，保护着帝国、维系其正当性，所以帝国的属民也应该要尊重这些神灵和仪式，只是无须放弃自己当地的神灵和仪式。

以阿兹特克帝国为例，虽然属民必须建造敬拜维齐洛波奇特利的神庙，但这些神庙是与崇拜地方神灵的神庙同时共存，而不是取而代之。很多时候，帝国菁英本身也会接受地方属民的神灵和仪式。例如罗马人，就让来自亚洲的众神之母希栢利（Cybele）和来自埃及的女神伊西斯（Isis），都进了他们的万神殿。

圣巴塞洛缪节惨案

罗马人唯一长期不愿接受的，只有属于一神信仰并坚持要传福音的基督教。罗马帝国并未要求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只希望他们同时尊重帝国的守护神，并承认皇帝也有神性──这点可说是在政治上忠诚的声明。然而，基督徒强烈拒绝，并且完全没有任何妥协空间，这对于罗马人来说，就是在政治上搞颠覆的举动，必须加以镇压。

但即使如此，这些镇压多半也只是表面形式。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这三百多年间，罗马皇帝所发起对基督徒的大型迫害，不过四次。至于地方长官和总督也曾经另外发起一些反基督教的暴力行为。

事实证明，就算把这些迫害的所有受害者全部加总起来，在这三个世纪间，多神教罗马处决基督徒的人数不超过几千人。⁶⁴可是相对的，在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间，虽然基督教号称主张爱与怜悯，却仅仅因为对信仰的诠释有些差异，就引发基督徒自相残杀，死亡人数达到数百万。

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在十六、十七世纪间，席卷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徒之战。所有这些人都相信基督的神性，也相信祂关于爱和怜悯的福音，只是对于爱的本质意见不合。新教徒认为，神如此爱着世人，所以让自己化为肉体，容许自己受到折磨、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赎了原罪，并对那些信祂的人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而天主教徒认为，虽然信仰是必要的，但光这样还不够，要进入天国，信徒还必须参加教堂礼拜，而且要多行善事。这点让新教徒无法接受，认为这样形同交易，对于神的爱和伟大是一种贬抑。如果进不进天堂必须取决于自己的善行，岂不是放大了自己的重要性，而且暗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的苦、以及神对人类的爱都还不足够？

这些神学争论愈演愈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彼此杀红了眼，造成几十万人丧命。1572年8月23日，强调个人善行的法国天主教徒，袭击了强调上帝之爱的法国新教徒。这场攻击称为圣巴塞洛缪节惨案（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短短二十四小时里，就有五千到一万个新教徒遭到屠杀。消息从法国传到罗马的天主教教宗国瑞十三世耳里，叫他满心欢喜，立刻安排举行庆典，还委托画家瓦萨里，在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将这场大屠杀绘成壁画，以资纪念（目前这个房间禁止游客参观）。⁶⁵

不过才二十四小时，基督徒自相残杀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整个罗马帝国曾经杀害的基督徒人数。

神是唯一

随着时间过去，某些多神教徒开始对自己的某位神灵愈来愈虔诚，也慢慢远离了基本的多神信仰，开始相信只有那位神灵是唯一的神，相信祂是宇宙的最高权柄。不过，他们还是认为神有私心和偏见，让人类可以和神谈谈条件。于是，在这种背景形成的一神教里，信徒就能够直接祈求宇宙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帮忙治病、中乐透、或是打赢战争。

目前所知的第一个一神教，出现于西元前1350年，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宣布，当时在埃及众神里，位阶并不高的小神阿顿（Aten）其实是宇宙至尊。阿肯那顿将他对阿顿的崇拜，制度化为国教，还打算打压民众对其他神的崇拜。然而，阿肯那顿的宗教革命并未成功。阿肯那顿去世后，独尊阿顿的信仰就遭到废黜，又回到过去的情形，众神同列仙班。

不论在何处，多神教都不断衍生出各种一神教，但由于这些宗教无法放下唯我独尊的中心思想，所以一直只能处于边陲地位。以犹太教为例，仍然认为全宇宙至高的神还是有私心和偏见，而且关爱的眼神全在一小撮犹太民族和以色列这蕞薾之地。于是对其他国家来说，信奉犹太教几乎是有弊而无利，而且犹太教一直也没有到其他地方宣教的打算。这种阶段可以称为「本地一神教」。

到了基督宗教，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基督宗教一开始只是犹太教的一支神秘教派，想说服犹太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这个教派最早的领导者之一，是来自大数（Tarsus）的保罗，他认为宇宙的至高神有私心偏见，但对人类并非漠不关心，祂甚至化为肉身，为了人类的救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事不该只有犹太人知道，应该要让全人类都了解。于是，就有必要将关于耶稣的好事（也就是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保罗的这个想法开枝散叶，基督徒开始组织起了对所有人类的传教活动。而在一场史上最意想不到的转折下，这个犹太神秘教派接掌了强大的罗马帝国。

基督宗教的成功，在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成了另一个一神教的典范：伊斯兰教于焉而生。就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开始也只是地球上某个偏远角落的小宗教，但它以更意想不到、更快速的脚步，打破了阿拉伯沙漠的隔绝，收服了幅员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的庞大帝国。自此之后，一神信仰就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般而言，一神教徒比多神教徒更为狂热、更热中传教。毕竟如果某个宗教愿意承认其他信仰，情况只有两种：第一种本来就认为世上没有唯一的神，而是有许多神同时共存；第二种认为虽然有一位最高的神，但下面分成许多小神祇，信仰每位神祇，可以说是看到了部分的真相。

但由于一神教徒通常认为自己信奉的就是唯一的神，也认为只有自己看到了完整的真相，自然就会批评其他所有宗教都不可信。在过去两千年间，一神教徒多次发动以暴力消灭其他竞争对手，目的就是要强化自己的掌控力。

这招必杀技很有效。在西元一世纪初，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神教徒。到了西元500年左右，基督宗教已经收服了全球最大的罗马帝国，传教士忙着将基督宗教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地区、以及亚洲和非洲。等到第一个千禧年结束，欧洲、西亚和北非已经多半都信奉一神教了，从大西洋到喜马拉雅山脉都主张上帝或真主是唯一的神。到了十六世纪初，除了东亚和非洲南部，一神教已经掌控了亚非绝大部分人的信仰，而且开始向南非、美洲和大洋洲发展。到了今天，除了东亚以外的大多数人，不论信仰为何，多半都属于一神教，而且全球政治秩序也正是以一神论为基础而建立。

然而，就像是泛灵信仰会在多神教里延续，多神信仰也会在一神教里延续。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相信宇宙只有一个至高的神、而祂也愿意关心你，那又何必崇拜某些只掌管特定领域的神呢？如果你可以大摇大摆走进总统府要总统帮忙，又何必请托某个低阶小公务员呢？确实，一神教的神学认为只有一个至高的神，其他任何神祇都是虚假，如果竟有人敢崇拜伪神，地狱的火焰和硫磺就会在他们身上燃烧。

然而，神学理论和历史现实一向大不相符。大多数人很难完全接受一神教的想法，还是继续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也觉得所谓至高的神实在太遥远陌生，管不到自己世俗的需求。最后的情况就是：一神教徒大张旗鼓把其他神祇从大门赶了出去，却又从旁边的小窗把祂们接了回来。以基督宗教为例，就由天主教宗册封了不少圣人；祂们所受到的礼敬，可说和多神教的诸神殊无二致。

正如罗马帝国的主神是朱彼特、阿兹特克帝国的主神是维齐洛波奇特利，每个基督宗教国家也有自己的守护圣人，协助解决困难、赢得战争：英格兰的守护圣人是圣乔治，苏格兰是圣安德鲁，匈牙利是圣史蒂芬，法国是圣马丁。而不论是大城、小镇、职业，甚至疾病，也都各有负责守护的圣人：像是义大利米兰有圣安布鲁瓦兹负责守护，威尼斯则有圣马克负责照料；圣阿尔莫守护着烟囱清洁工的安全，圣马修抚慰着收税员的烦恼。还有，如果你头痛，该找圣亚贾西亚；但如果痛的是牙，圣阿波罗尼亚就更对症下药。

这样看来，基督宗教的圣人和多神教的众多神明，也没什么不同。而且很多时候还不只是相像而已，根本就是这些神明的伪装。举例来说，在信奉基督宗教之前，爱尔兰的主神是女神布里吉德。等到爱尔兰被基督教化，就连布里吉德也仿佛受了洗一般，成了圣布里吉德，直到今天，还是天主教爱尔兰最受尊崇的圣人。

善恶之战

多神教除了演变出一神教，也演变出二元论的宗教。二元论宗教信奉着「善」与「恶」这两股对立力量的存在。二元论宗教与一神教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相信「恶」也是独立存在，既不是由代表「善」的神所创造，也不归神所掌管。二元论宗教认为，整个宇宙就是这两股力量的战场，世间种种就是两方斗争的体现。

二元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深具魅力的世界观，原因就在于人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苦苦无法解决。「为什么世上会有邪恶？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神真的是如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善至美，又怎么会允许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

这让一神论者伤透了脑筋。一种很流行的解释认为：神借着这种方式，让人类拥有了自由意志；因为如果没有邪恶，人类就无法在善恶之间做选择，也就没有了自由意志。

然而，这种解释非但拐弯抹角，还立即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有自由意志，也代表可选择邪恶。而且，根据标准的一神论说法，还真有许多人选择了邪恶的道路，于是神不得不施加惩罚。然而，如果神真的能事先知道，某个人会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走上邪恶的道路，而且又会因此受到惩罚、永远在地狱受苦，那么神一开始为何要创造这个人？

神学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已经写了无数著作，有些人觉得已经找到了答案，也有些人觉得差得还远。但无法否认的是，一神论面对「恶的难题」可说是吃尽苦头。

对于二元论者来说，之所以好人也可能发生不幸，正是因为掌理世界的不只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善至美的神；世上仍然有个不受控制的「恶」，而所有的坏事正是来自于它。

二元论观点还是有些缺漏。虽然它简洁明快的解决了「恶的难题」，却又碰上了「律令的难题」（Problem of Order）。如果世上就是有善恶两股力量在拉扯，它们拉扯的基础是什么律令？举例来说，如果说两国交战，基础就在于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而且受同样的物理定律规范。譬如巴基斯坦发射地对地飞弹，也能打到位于印度的目标，那是因为物理定律对交战双方都同样适用。但如果我们说的是善与恶的互斗，现在又有什么律令来规范？这些律令又是谁订出来的呢？

相对而言，虽然一神论难以处理「恶的难题」，但要处理「律令的难题」却是轻而易举：这个律令就是唯一的神订定的！

其实，有一种解释能够同时处理这两大难题，而且完全合乎逻辑：世上确实有某个全能的神创造了全宇宙，而且祂就是恶神！

只是古往今来，总没有哪个自命为名门正派的宗教，说自己信了这一套。

综摄的宗教

二元论宗教兴盛了千余年。大约在西元前1500年到西元前1000年之间，中亚有一位名叫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又名查拉图斯特拉）的先知，相当活跃。他的信念代代相传，最后形成了二元论宗教的代表：祆教（Zoroastrianism，又称拜火教、波斯教）。

祆教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和恶神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必须站在善神这方给予协助。祆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第一帝国，西元前550-350）已经举足轻重，到了萨珊王朝（波斯第二帝国，224-651）期间更成为国教，几乎影响了所有后来在中东及中亚的宗教，并催生了许多二元论宗教，例如诺斯替教和摩尼教。

在西元第三和第四世纪，摩尼教涵盖了中国到北非，一度声势大好，似乎将取代基督宗教在罗马帝国的地位。然而，摩尼教徒在罗马败给了基督徒，祆教波斯第二帝国败给了一神教的穆斯林，于是二元论宗教的波澜也逐渐退去。到现在，只剩下印度和中东还有少数人信奉二元论宗教。

不过，就算一神教声势看涨，二元论宗教却未真正消失。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一神教，吸收了大量的二元论信仰和习俗，许多我们以为是一神教的基本概念，多是出自二元论宗教的本质和精神。例如有无数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相信有某个强大的邪恶力量（例如基督宗教的魔鬼或撒旦），祂自行其事，与善神作对，兴风作浪、不受神的控制。

如果根据纯粹的一神教义，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二元的概念？（顺道一提，《圣经》旧约里压根就找不到这些情节。）这在逻辑上根本不通。真要合理的话，要嘛是相信确实有一个全能的神，不然就是要相信有两种对立的力量，而两者皆非全能。然而尽管如此不合理，人类还是能接受这种矛盾的概念。因此，看到有几百万虔诚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然相信「既有全能的神、又有独立行事的魔鬼」，倒也不用太惊讶。更有甚者，无数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然还能想像「善神需要人类的协助，好与魔鬼对抗」，由此再推导引发了圣战和十字军东征。

另一个很关键的二元论概念（特别在诺斯替教和摩尼教），是认为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是有清楚区隔的。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认为，善神创造了精神和灵魂，而恶神创造了物质和身体。根据这种观点，人就成了善的灵魂和恶的身体之间的战场。从一神教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何必要把身体和灵魂、或物质与精神做这种区分？又为什么要说身体和物质是恶的呢？毕竟对一神教来说，善神创造了一切，而一切都是美好的。然而，正因为这种二元论的论点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难题」，所以一神教还是忍不住接受了这个概念。于是这种对立的概念，最后也成了基督宗教和穆斯林思想的基石。此外，如果相信有天堂（善神的国度）和地狱（恶神的国度），这也是一种二元论的概念。（《圣经》旧约里从来没提过这种概念，也从来没提到人的灵魂会在身体死去后继续存在。）

纵观历史，一神教就像是万花筒，把一神信仰、二元论概念、多神教义和泛灵信仰，都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上是信奉一神教的上帝，相信二元论宗教的魔鬼，像多神教徒一样礼敬众多圣人，还相信泛灵信仰的鬼魂。像这样同时拥有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而又结合各种不同来源的仪式和做法，宗教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综摄（syncretism）。很有可能，综摄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宗教。

自然律

我们目前为止讨论到的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相信的都是神灵、或是其他超自然对象。

然而，世界宗教史并不只是神的历史。在西元前1000年，亚非大陆开始出现全新的宗教及信仰类型。这些新型的宗教信仰，包括印度的耆那教和佛教，中国的道教和儒教，以及地中海的犬儒主义（cynicism）和享乐主义（epicureanism），共同的特征就是崇拜的并非神祇。

这些信仰也认为：有某种超人类的秩序控制着这个世界，但它们所崇拜的这个秩序是自然律（natural law），而不是什么神明的意志。这些自然律的宗教信仰，虽然某些也相信有神祇存在，但认为神祇就和人类、动物和植物一样，会受到自然律的节制。虽然神祇可以说在这个生态系中有其优势（就算是大象或豪猪，也各有优势），但祂们也像大象一样，并无法改变自然律。最典型的例子是佛教，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古代自然律宗教，而且到今天仍然兴盛。

佛教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人，俗名乔达摩．悉达多。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大约在西元前500年是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王子，看到身边的人深深陷于苦难之中，而心生不忍。他看到人不分男女老幼，不仅三不五时受到战争和瘟疫等灾难袭击，还无法免于种种焦虑、沮丧和不满的情绪，似乎这一切都是人生难以避免的事。人类追求财富和权力，取得知识和财富，生儿育女，建起宫殿和房屋。但不论取得多少成就，却仍然无法满足。穷人梦想着要变富，有一百万的想要两百万，有两百万的想要一千万。而且就算真的有钱了、有名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无尽的烦恼和忧虑，无法从生老病死中解脱。至死，一切如梦幻泡影消失，生命就像是毫无意义的追寻。然而，这个轮回该怎样才能跳出？

在二十九岁时，释迦牟尼半夜离宫，抛下了财富家人，流浪走遍印度北部，希望为这一切痛苦寻找出路。他前往各个修院修行，聆听各个大师讲道，但还是无法完全感到解脱。可他并未绝望，决心反求诸己，直到找到彻底解决的法门为止。他入禅六年，思索人类各种苦痛的本质、原因和解决方式。最后他体会到，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厄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赶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这点在碰上不悦的时候格外明显，像是感觉疼痛的时候，只要疼痛持续，我们就一直感到不满，用尽办法想要解决。然而，就算是遇上欢乐的事，我们也从来不会真正满足，而是一直担心这种欢乐终将结束、或是无法再持续或增强。有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爱情，但等到真的找着了爱情，却还是不满足。有的人开始整天担心对方可能会离开；有的又觉得自己太过屈就，应该再找更好的人（而且，我们知道别人也会这样心猿意马，也会这样盘算）。

虽然上天可以赐雨、社会机制可以提供公平正义和卫生保健、有好的运气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但不论如何，我们的基本心态都不会改变。因此，就算是最伟大的国王也无法避免焦虑，得不断逃避着悲伤和痛苦，也总是想要追寻更多的快乐。

释迦牟尼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在事物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时候，重点是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着重在它带来的感受，于是就能不再为此所困。虽然感受悲伤、但不要希望悲伤结束，于是虽然仍有悲伤，也能不再为此而困──即使仍然悲伤，也是一种丰硕的经验。虽然感受快乐、但不要希望快乐继续，于是虽然仍有快乐，也能不失去心中的平静。

但要怎样才能让心里接受事物的本质，放下种种欲求，知道苦即为苦、乐即为乐？释迦牟尼制定一套冥想的技巧，能够训练心灵感受事物的本质，排除种种欲求。透过训练，心灵专注在「我现在是什么感受？」而不是问「为什么是我？」

这种境界很难达到，但并非不可能。

苦由「欲」起

释迦牟尼将冥想落实在各种道德规范上，好让信众更能专注在实际的感受，不落入各种欲求和幻想之中。他要求信众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因为这些作为一定会让欲望如野火燎原，一心追求权力、感官享受或财富。等到这些火焰彻底扑灭，原本的欲求就换成了圆满和寂静，称为涅槃（nirvana，梵文原义是「熄灭」）。达到涅槃，也就是解脱了所有苦痛，能够无比清晰的感受身边的现实，没有什么幻想幻象。虽然很有可能还是会遇到苦痛，但苦痛已经不再能影响我们。毕竟，无欲则无苦。

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本人就达到了涅槃，从痛苦中完全解脱。而在这之后他就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接着，佛陀一生前往各地普传佛法，希望让所有人离苦得乐。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于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对佛教徒来说，这条「佛法」就是举世皆同的自然律，「痛苦来自于欲望」这件事举世皆同，就像在近代物理学中，E总是等于mc2。所以，所谓的佛教徒，就是相信「苦由欲起」这条定律、将这条定律落实在一切日常活动中的人。另一方面而言，是不是信仰某个神灵，对佛教徒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

一神教的最高原则是「唯一真神确实存在，那么祂想从我这里要到什么呢？」佛教的最高原则，则是「痛苦确实存在，我该如何逃离呢？」

佛教并不否认有神祇存在，佛教认为祂们有强大的神通，能够带来降雨和胜利，然而神祇对于「苦由欲起」这条定律并无能为力。如果能够无欲无求，任何神祇都无法让人感到痛苦。相对的，如果人有了欲望，任何神祇也无法拯救他脱离痛苦。

但也如同一神教，佛教这种前现代的自然律宗教还是无法摆脱神祇崇拜。佛教告诉信众，他们应该不断追求涅槃境界，不要为了名利停下脚步。然而，99%的佛教徒都无法达到这个境界，而且就算他们一心希望最后能达成这个目标，日常生活里多半都还是追求着世俗的成就。于是，佛教徒还是崇拜着各种神祇，像是在印度的佛教徒膜拜着印度的神，西藏的佛教徒膜拜着本教（Bon）的神，日本的佛教徒也膜拜着神道教的神。

此外，佛教的几个教派也随着时间发展出满天的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是人也非人，祂们已经能够达到涅槃、解脱痛苦，但为了救度还在轮回中的芸芸众生，因而倒驾慈航、回入娑婆。所以，佛教徒崇拜的并不是神祇，而是这些已经开悟、但尚未成佛的人，除了希望祂们协助达到涅槃境界，也希望祂们帮忙处理一些世俗问题。于是，我们就看到整个东亚有许多佛陀或菩萨得负责降雨、医病，甚至保佑杀敌求胜，而信众也虔心祈祷，为祂们焚香、献上各色鲜花、米食和甜品。

当崇拜的对象变成了人

常有人说，过去三百年来世界愈来愈世俗化，宗教影响力日渐下滑。这一点对于有神论的宗教来说，大致上确实如此。但如果把自然律的宗教也纳入讨论，就会看到现代其实充满了强烈的宗教热情，宣教力度无与伦比，更发生了一椿又一椿史上最血腥的宗教战争。这些新型的自然律宗教信仰，包括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它们不喜欢被称为宗教，而说自己是「意识型态」。但这就只是修辞罢了。我们前面曾说宗教就是「一种人类的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这么一来，苏联的共产主义便与伊斯兰教同样符合宗教的定义。

当然，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几乎全然不同，伊斯兰教认为控制一切的超人类秩序是某个全能的真主，相对的，苏联共产主义并不相信神的概念。然而，佛教信的也不是神，我们却常常认定佛教属于宗教。共产党人也像佛教徒一样，相信有一套自然、不可改变的超人类秩序，引导着人类的行为。佛教相信这一套自然律是由释迦牟尼所发现，而共产党人则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找出了他们那一套自然律。

相似处还不只如此。共产主义就像其他宗教一样，有自己的圣经和预言书，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预言历史很快会走向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共产主义还有自己的节庆，像是五一劳动节，以及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共产主义的「神学家」娴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苏联军队的每个单位也都有它的「牧师」，称为政委，来检查士兵和军官够不够虔诚。共产主义同样有殉道者、有圣战，也有像是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这种异端学说。由此可见，苏联共产主义确实就是一种狂热并热中宣教的宗教。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就不可能是基督徒或佛教徒，而且还可能为了传播马克思和列宁的福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一串论述下来，有些读者可能会感觉很不舒服。如果有人仍然认为共产主义只能叫「意识型态」，而不是宗教，其实这也无伤大雅。另一种做法就是把各种教义分成两种，一种是宗教，以神祇为中心；一种是意识型态，以自然律为中心。但如果采用这种分类法，像是佛教、道教和斯多葛教派，就应该归为意识型态，而不是某种宗教。

此外我们也该注意，许多现代意识型态都隐含「相信神明」的概念，如果舍弃这项元素，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其中又以自由主义为最。

三种人文主义宗教

至于现代各种新型自然律宗教的教义，由于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我们在此也就不可能逐一检视它们的历史。这些新型自然律宗教「综摄」的情形，并不少于一神教和盛行的佛教。就像佛教徒也能膜拜印度教的神祇、一神教徒也相信撒旦的存在，现在典型的美国人也能既是民族主义者（相信有美国国族存在，而且相信它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又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相信社会繁荣的最佳方法就是公开竞争、追求自我利益），也是自由人文主义者（相信造物主赐给人类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民族主义将在第18章讨论。最成功的现代宗教：资本主义，会在第16章以专章探讨，阐述其主要信念和仪式。至于本章的其余篇幅，我们就继续讨论人文主义宗教。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讲得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便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所谓的「至善」，讲的是对智人好。全球所有其他物种和生命，都只为了智人这一物种的利益而存在。

虽然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崇拜人性（humanity），但对于人性的定义却不见得都相同。就像基督宗教的各个教派对于「神」会有不同定义，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一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根据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每个智人都有着人性的神圣本质。正是每个人的内心让全世界有了意义，而且这也是各种道德及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如果碰上道德或政治的困境，就该内省，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就是人性的声音。因此，自由人文主义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保障这种「内心声音」的自由，不受外界的侵扰或伤害。而这些诫命统称为「人权」。

举例来说，这正是自由主义者反对酷刑和死刑的原因。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犯下杀人罪的人，会被视为违反破坏了宇宙秩序。为了让宇宙回归平衡，就须对罪犯施以酷刑、并公开处决，好让所有人民都看到宇宙已经重返秩序。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时代，伦敦人和巴黎人最爱的消遣，就是现场直击残忍的处决画面。但在今天的欧洲，死刑被看作侵害了人性的神圣。虽然一样是为了维护秩序，但现今的欧洲不会对罪犯施以酷刑处决，反而是要以尽可能「人性化」的方式来加以惩罚，才能维护、甚至重建人类的尊严。借着表彰凶手的人性，人人都想起了人性的神圣，于是秩序才得以恢复。像这样保护凶手，我们才能改正凶手他做错的事。

虽然自由人文主义将人性神圣化，但并不否认有神的存在，而且根本就是源自于一神论的信念。像是相信每个人的本质自由而神圣，就是直接源于传统基督教相信灵魂自由而永恒的概念。要是没有永恒的灵魂和造物主的概念，自由主义者想要解释究竟个别的智人有何特别，就很难讲得清楚。

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教派就是社会人文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是集体而非个人的概念，因此他们认为神圣的不是每个个人心中的声音，而是由所有智人构成的整体。自由人文主义追求的，是尽可能为个人争取更多自由；而社会人文主义追求的，则是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不平等」就代表着偏重人类的某些边缘特质、认为这比人类的普遍本质更重要，这样一来可说是对人类神圣性最严重的亵渎。举例来说，如果富人比穷人有特权，就代表重视「金钱」超过了人类的普遍本质（不论贫富，人类的本质应该全部相同）。

和自由人文主义一样，社会人文主义也是以一神论的信念为基础。像是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就是来自于一神论认为：在神的面前所有灵魂一律平等。唯一不是来自传统一神论的人文主义教派，就是进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真正让纳粹与其他人文主义教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深受演化论影响，对「人性」有不同的定义。相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纳粹相信人类并非处处相同、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一个会进化或退化的物种。人可以进化成超人，也可以退化成非人。

因为商业、帝国和全球性的宗教，最后终于将几乎每个智人，都纳入了我们今天的全球世界。这个扩张和一统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直线发展、一帆风顺。但纵观大局，可以看到从许多小文化、到少数大文化、再到最后的全球单一文化，应该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结局。

然而，虽然我们说全球无法避免成为单一文化，但它并不见得会是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我们当然可以想见其他可能性。为什么现在的全球语言是英语，而不是丹麦语？为什么世界上有大约20亿基督徒、12.5亿穆斯林，但祆教只有15万人、摩尼教已经完全消失？

如果我们能反复回到一万年前，让一切重新开始，是不是能一再看到一神教的兴起、二元论宗教的衰落？

这种实验非人力可及，所以我们确实无从确定。但我们可以检视历史学的两种重要特质，让我们得到一点线索。

历史学的特质之一：马后炮的谬误

历史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像是叉路口。虽然我们回首来时路，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只剩下单行道；但是未来却还有无数的叉路等待我们。其中某些路比较宽、比较平坦、路标比较明确，所以也是比较可能的选择。然而，历史有时候就是选择了一些完全出人意表的道路。

像是在西元四世纪初，罗马帝国可以用各种方式解决宗教问题，也可以坚持传统，维持多元的多神论环境。但罗马当时的皇帝君士坦丁回顾过去一世纪间无止境的宗教纷扰，似乎是觉得如果能有单一宗教、明确的教义，就能协助他统一各种族。而且，当时可能成为国教的选项众多，像是摩尼教、崇拜众神之母希栢利或埃及女神伊西斯的教派、崇拜太阳神的密特拉教（Mithraism），还有犹太教、祆教，甚至佛教，都有可能。为什么他最后选了耶稣？是他在哪方面被基督教神学打动？或是基督教有哪方面的教义让他觉得便于利用？是他真的受到什么宗教感召，还是有哪个大臣认为基督教正在迅速扩张，不如赶快搭上顺风车？

历史学家虽然可以推测，但无法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他们可以描述基督教如何（how）拿下了罗马帝国，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何（why）能达成这项创举。而如何与为何之间有何不同？描述如何的时候，是要重建一连串从一点演变到另一点的事件顺序。至于要解释为何的时候，则是要找出因果关系，看看究竟为什么发生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另一连串的事件。

确实，有些学者会针对像是「基督教兴起」这种事件，提出一些斩钉截铁的解释，把人类历史简化成各种生物、生态或经济力量的运作。他们认为罗马帝国时代的地中海地区在地理或经济方面有某些特殊之处，那里的人民在基因方面也有某些特殊之处，因此必然促成了一神教兴起。然而，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对于这种斩钉截铁的理论还是抱持着怀疑。这正是历史成为一个学门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愈透澈，反而就愈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发生那个事件。但如果对某个时期只是一知半解，就很容易受到结果影响，只看到那些最后成真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就用后见之明，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结果是无法避免的。

事实上，必须要真正更深入了解这些时期，才能真正看到那些最后并未发生的可能结果。

其实，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譬如，对君士坦丁统治下的罗马人民来说，未来就像是雾里看花。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直到今天，情况仍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出全球经济危机了吗？还是前面有更大的打击？中国会不会继续成长、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不会丧失霸主地位？一神论基本教义派会成为全球的主流，或者不过是地方的小骚动、在未来不值一哂？我们走向的是生态的灾难、还是科技的天堂？

以上所有的走向，评论家都各自有一套很完整的论述，但我们就是无法确定何者将成真。但如果过了几十年后再回顾，我们就会觉得答案真是太明显了。

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些在当代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元306年即位的时候，基督教不过就是神秘的东方教派。如果当时有人说基督教会成为罗马的国教，一定会引来哄堂大笑，就像说台湾人会在2050年全部信仰一贯道（俗称鸭蛋教）是一样荒诞无稽。

在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俄罗斯激进党派。任何理性的人都想不到，不过短短四年后，他们就接掌了俄罗斯。

在西元600年，如果说一小群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会征服从大西洋到印度的辽阔土地，更是如痴人说梦。而事实上，如果当时拜占庭军队能够抵抗住第一波猛攻，伊斯兰教很有可能至今仍然只是边陲的异教组织，只有一小群信众。在这种时候，如果学者要解释为什么某个中年麦加商人得到的天启，没能成为热门信仰，简直是再简单不过了。

但这也不是说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地理、生物和经济力量确实会造成限制。但限制之下仍然有许多发展空间，目前还看不出来有任何能够统摄一切的决定性法则。

对于许多希望看到「历史必然性」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大概有些令人失望。毕竟，宿命论的引人之处，就在于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信念都是历史上自然且必然的产物。于是，我们似乎是自然而然就发展出民族国家，自然而然就遵循着资本主义的运作原理，也是自然而然的坚信着人权的概念。如果承认历史并非必然，等于就是承认了现在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人权都只是偶然的产物。

革命是无法预测的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团混沌，历史就是无法解释得斩钉截铁、无法预测得十拿九稳。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的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

不仅如此，历史还是所谓的二阶混沌系统（“level two” chaotic system）。混沌系统可分成两种，一阶混沌指的是「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例如天气就属于一阶混沌系统。虽然天气也是受到无数因子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建立电脑计算模型，不断加入愈来愈多因子，让天气预报也愈来愈准确。

至于二阶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了。例如市场就属于二阶混沌系统。假设我们开发出一个电脑程式，能够完全准确预测明天的油价，情况会如何呢？可以想见，油价会立刻因应这个预测而波动，最后也就不可能符合预测。例如，假设目前石油价格是每桶90美元，而有个绝对准确的程式预测，明天会涨到100美元。商人就会立刻抢进，好在预期的涨价中获利。但结果就是油价会在今天就涨到100美元，而不是明天才涨。那明天究竟会如何？这件事就没人知道了。

同样的，政治也属于二阶混沌系统。很多人批评研究苏联的学者没能预测到1989年的革命，也嘲笑中东专家没有料到2011年会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但这是不公平的。从定义上，革命就是无法预测。如果真能预测有革命，革命就永远不会成真。

原因何在？假设在2010年，有某些天才政治学者与某个电脑鬼才合作，开发出某种绝对准确的演算法、还有个漂亮的介面，号称能够预测是否发生革命。于是，他们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兜售这项服务，换取了一大笔可观的酬劳。他们告诉穆巴拉克，隔年在埃及必然爆发大规模革命。

穆巴拉克会如何反应？最有可能的是他会立刻降税，用数十亿美元补助人民，顺便也大幅加强秘密警察部队，细密侦防，以防万一。于是，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发挥了效果。一年很快就过去，并没有发生革命。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不是吗？于是，穆巴拉克要求退款。他向电脑鬼才大吼大叫：「你这套演算法是骗人的！要不是你这套东西，我才不会把钱都拱手送人，我大可多盖一座宫殿！」电脑鬼才会辩白道：「可是，正是因为我们预测到了，革命才没有发生啊！」「你是说，你们预测到了，只是没有发生？」穆巴拉克一边说，一边示意警卫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种神棍，开罗的市场到处都有！」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推知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举例来说，研究欧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了非洲人，我们就知道种族歧视绝非自然或无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历史学的特质之二：盲目的历史女神克丽欧

虽然我们无法解释历史做出的选择，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随着历史演进，毫无证据显示人类的福祉必然提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会成功扩张，而对人类无情的文化就会消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基督教是比摩尼教更好的选择，或证明阿拉伯帝国比波斯帝国对人类更有利。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历史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展；原因就在于「利益」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同的文化对于「善」的定义不同，而且并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何者为佳。当然，所谓成王败寇，胜利者永远相信自己的定义才正确。但我们又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基督徒相信，基督教击败摩尼教对全人类有益；但如果我们不接受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没有理由同意他们的想法。穆斯林也认为，穆斯林攻下波斯帝国对人类有益；但也只有在我们接受穆斯林世界观的前提下，才会觉得确实如此。很有可能，如果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彻底消失，人类社会反而安和乐利。

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虫，而人类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寄生虫或病毒就是这样住在宿主体内，繁殖、传播，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夺取养分、让宿主衰弱，有时甚至丧命。只要宿主能够活到让寄生虫继续繁衍，寄生虫就很少关心宿主的情况。

至于文化，其实也是以这种方式寄生在人类的心中。它们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有时候让宿主变得衰弱，有时候甚至让宿主丧命。任何一个文化概念（像是基督教在天上的天堂，或是共产主义在地球上的天堂），都可能让某人毕生致力于传播这种想法，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于是，人死亡了，但想法持续传播。根据这种说法，文化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是某些人为了剥削他人而设计出的阴谋，而是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所出现的心理寄生虫，从出现之后就开始剥削所有受到感染的人。

这种说法有时称为弥因学（memetics）。弥因学假设，就像是生物演化是基于基因（gene）这种生物资讯单位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弥因（meme）这种文化资讯单位的复制。⁶⁷而所谓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别善于复制其弥因，而丝毫不论这对于宿主人类的成本或利益。

多数人文学者看不起弥因学，认为这只是非专业人士用了一个粗糙的生物学类比，试图解释文化的进程。然而，同样这批人文学者却有许多人拥抱了弥因学的双胞胎兄弟：后现代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来说，文化的基石不是弥因，而是「话语」。只是他们也同意，文化传播时并不考虑人类的利益。例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将民族主义形容成一种致命的瘟疫，于十九到二十世纪在全世界流传，引起战争、压迫、仇恨和种族灭绝。只要有某个国家的人受到感染，邻国的人就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虽然民族主义病毒让自己看起来对全人类有利，但其实主要还是对自身有利。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赛局理论（game theory）也常有类似的论点。赛局理论告诉我们，在有多位参与者的时候，某些概念和行为模式可能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害、无一幸免，但这些概念和行为模式就是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

军备竞赛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很多时候，各国的军备竞赛只会拖垮所有彼此对立的国家，并不会真正改变军事力量的平衡。巴基斯坦买了先进战机，印度就立刻跟进。印度发展核弹，巴基斯坦也有样学样。巴基斯坦扩编海军，印度就立刻仿效。在这一切过程结束的时候，双方权力平衡很可能根本和过去没什么改变，但原本可用于教育或医疗的数十亿美元经费，就这样浪费在武器上了。然而这种军备竞赛的发展，势难抗拒。军备竞赛就是一种行为模式，像是病毒一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伤害了所有人，只对行为模式本身有利，符合演化论上繁衍、复制的要求。（在此一提，军备竞赛也像「自私的基因」一样，本身并没有意识，并不是自觉的在寻求生存和繁殖。其传播是在难以阻挡的发展下，一个意外的结果。）

于是，无论我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称为赛局理论、后现代主义或弥因学，「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主要目标。并没有证据显示，史上最成功的文化就一定是对智人最好的文化。而就像演化一样，历史的演进并不在意生物个体是否幸福。至于对个别的人类来说，即使受到了历史演进的影响，但通常一方面太过无知、一方面又太过软弱，因此无力改变。

历史的偶然

历史就这样，从一个叉路走到下一个叉路，而选择走某条道路而非另一条的原因，总是神秘而不得而知。大约在西元1500年，历史做出了最重大的选择，改变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我们将它称为「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始于西欧，这里可说只是亚非大陆的一个巨大半岛，在这之前并未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但为什么科学革命是出现在此，而不是出现在中国或印度？又为什么是第二个千禧年的中叶，而不是两百年之后、或是三百年之前？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学者已经提出数十个理论，但都不特别具有说服力。

历史有太多的可能性，而许多的可能性最后都未成真。我们不难想像，历史其实很有可能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过去，从未发生科学革命。我们也不难想像，就算没有基督教、没有罗马帝国、没有金币，历史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

假设有个西班牙农民，在西元1000年沉沉睡去，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五百年。虽然这时哥伦布的水手已经登上新大陆，但他看看四周的世界，还是会感到十分熟悉。这时的科技、礼仪和国界都有许多不同，但这位做了个李伯大梦的中世纪农民，仍然能有家的感觉。然而，如果是某位哥伦布的水手做了这场大梦，醒来的时候听到的是二十一世纪的iPhone铃声，他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很可能会问自己：「这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在过去五百年间，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长。西元1500年时，全球智人的人口大约有5亿，今天已经到了70亿。⁶⁸

人类在1500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共约合现值2,500亿美元，⁶⁹但今天每年生产的总值约为60兆美元。⁷⁰在1500年，全人类每天总共约消耗13兆卡路里，但今天每天要消耗1,500兆卡路里。⁷¹（看看上述这些数字：人口增加了14倍，生产增加240倍，消耗的能量增加了115倍。）

假设有一艘现代战舰回到了哥伦布的时代，只要几秒钟就能摧毁整支哥伦布的船队，更能轻松击沉当时所有世界强权的海军，自己连个刮痕都不会有。只要有五条现代的货柜船，就能承载当时全世界所有船队所运的货物。⁷²只要有一部现代电脑，就能储存中世纪所有图书馆里全数抄本和卷轴的资讯，而且还剩下许多空间。就算把所有现代之前的王国的财产数量全部相加，也比不上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跨国银行的资产。⁷³

在西元1500年，有几个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十万，多数建材使用泥土、木材和稻草；只要有三层楼的建筑，就已经算是摩天大楼。街道是有车辙的泥土路，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不堪，街上满满的是行人、马匹、羊只、鸡只，以及少数的运货马车。城市里最常听到的噪音是人声和动物声，偶尔还会听到锤子和锯子的声响。日落时分，城市景观是一片黑，只有偶尔能见到几点烛光，或是火把闪烁。如果这种城市的居民看到了现在的台北、纽约或孟买，他会怎么想？

在十六世纪以前，从来没人绕地球航行一周。直到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历经72,000公里的旅程，终于回到西班牙，才完成了环球壮举。这趟旅程耗时三年，几乎所有探险队员都在途中丧生，麦哲伦也是其中一员。而到了1873年，在科幻小说家凡尔纳（Jules Verne）的想像中，富有的英国探险家福格（Phileas Fogg）可以只花80天，就环游世界一周。然而到了今天，只要有中产阶级的收入，任何人都能够在48小时内，轻松又安全的完成环球大业。

在西元1500年，人类还被局限在地面上。虽然可以盖起高塔、爬上高山，但天空仍然是专属于飞鸟、天使和神的领域。而到了1969年7月20日，人类登陆月球。这不只是一项历史成就，更是一项演化上、甚至是宇宙间的壮举。在过去四十亿年地球生命演化期间，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离开大气层，更不用谈要在月球上留下手印或足迹了。

在地球上，微生物占了全部生物大约99.99%，但人类要到非常晚近，才对微生物有所认识。这并不是因为微生物与我们无关，相反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数十亿个单细胞生物，而且还不只是搭搭便车的关系。微生物可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常是最致命的敌人。有些微生物可以帮助消化、清理肠道，而有些则会造成感染、导致疾病。一直要到1674年，才有人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微生物。当时，荷兰商人雷文霍克（Anton van Leeuwenhoek）自制了一台显微镜，用来观察一滴水，看到里面有许多小生物动个不停，让他大吃一惊。在随后的三百年间，人类才开始认识了许许多多微生物的物种。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治疗大多数由微生物造成的致命传染病，也能够将微生物用于医疗和产业用途，譬如我们可以用细菌来制药、生产生物燃料，或是杀死寄生虫。

然而，如果要在过去五百年间，挑出最重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刻，必定就是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就在这一秒钟，一群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共生循环

将人类带到阿拉莫戈多、带上月球的这段历史进程，正是「科学革命」的一部分。在这场革命中，人类因为将资源投入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新力量。之所以说这是一场革命，是因为一直到大约西元1500年之前，全球人类还不相信自己能在医疗、军事和经济方面再有什么突破。政府和富有的赞助者虽然也会将资金投入教育和奖学金，但一般来说只是为了维持现有能力，而不是取得新的能力。典型的「前现代」统治者会赞助牧师、哲学家和诗人，目的是请他们让他的统治基础正当化，并且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要他们发明新的药物、武器，或是刺激经济成长。

但是在过去的五百年中，人类愈来愈相信，可以倚靠投资科学研究来提升人类的能力。而且这不只是盲目的信仰，而是经过了反复的证明。随着证据愈来愈多，手中握有资源的富人和政府也就愈来愈愿意投资科学。如果没有这些投资，人类永远不可能在月球上漫步，不可能操纵微生物，更不可能分裂原子。以美国政府为例，最近数十年投入数十亿美元从事核物理研究。靠着相关研究，美国得以兴建核电厂，为美国产业提供廉价的电力，而产业又能纳税给美国政府，政府再拨其中一部分经费，继续研究核物理。

为什么现代人愈来愈相信，自己能够靠着研究取得新的能力？又是什么促成了科学、政治和经济的结合？本章先着重在现代科学的独特性，以提供部分解答。接下来的两章会再探讨科学、欧洲帝国、资本主义经济三者之间如何形成联盟。

「无知」的革命

至少在认知革命之后，人类就很希望能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祖先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希望能找出支配自然界的法则。然而，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

第一、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现代科学的基础就是拉丁文字首ignoramus-，意为「我们不知道」。从这种立场，我们承认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第二、以观测和数学为中心。承认无知之后，现代科学还希望能获得新知。方式则是透过搜集各种观测数据，再用数学工具整理分析，形成理论。

第三、取得新能力。光是创造理论，对现代科学来说还不够。它希望能够运用这些理论来取得新的能力，特别是发展出新技术。

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

对于像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儒教这些前现代知识体系来说，它们假设世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已经为人或为神所知。这些全知者可能是某些伟大的神祇、某个全能的神、或是某些过去的智者，透过经典或口传，将这些智慧传给后人。对于寻常百姓而言，重点就是要钻研这些古籍和传统，正确加以理解，就能获得知识。在当时，如果说《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居然漏了某些宇宙的重大秘密，而这个秘密又居然能被一般血肉之躯的人给发现，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对古老的知识体系来说，只会承认两种无知。第一种，「个人」可能不知道某些重要的事。要取得必要的知识，他该做的就是去问问那些更聪明的人，而不是去寻找什么还没有人知道的事。例如，如果有一位十三世纪的英格兰农夫，想知道人类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会认为基督教知识体系一定能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他该做的就是去请问当地的牧师。

第二种无知，是「整个知识体系」可能不知道一些「不重要」的事。就当时的定义来说，伟大的神祇或智者都懒得告诉我们的，一定是不重要的事。例如，假设我们这位英格兰农民又想知道蜘蛛是怎么结网的，他去问牧师也没用，因为任何的基督教经典都不会提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这绝对不代表基督教有什么缺陷，反而是代表蜘蛛怎么结网这件事根本不重要，人类无须知道。毕竟，上帝一定知道蜘蛛怎么结网，而如果这件事这么重要、会影响到人类的繁荣和救赎，上帝怎么可能不在《圣经》里面有完整的解释？

基督教并不会禁止民众研究蜘蛛。但研究蜘蛛的学者（如果中世纪欧洲真的有人研究蜘蛛的话）就必须有心理准备，知道自己在社会里就是处于边缘角色，而且不管研究结果为何，基督教永远都是对的。所以，不管学者研究的是蜘蛛、蝴蝶，还是加拉巴哥雀，都只会被视为无关痛痒的事，并不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真理。

事实上，事情永远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是最虔诚、最保守的时代，还是会有人认为，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是「整个知识体系」不知道的。但这种人常常就会被边缘化或遭到迫害；但也有可能，他们就会开创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开始宣称只有他们才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举例来说，穆罕默德宗教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谴责他的阿拉伯同胞，说他们对于真正神圣的真理一无所知。但很快的，穆罕默德就宣称只有自己知道全部的真相，而信众也开始称呼他为「先知的封印」（意为最后一位先知）。于是，所有的启示当然也就是到了穆罕默德为止，再也没什么重要的了。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就在于公开承认这「整套体系」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生物学家的封印」、说自己已经完全解开了生命的谜团。经过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科学研究，生物学家承认，他们还是无法完整解释为什么大脑能够产生意识。物理学家也承认，他们不知道什么引起了宇宙大霹雳，也不知道如何让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能够统合起来。

也有些时候，因为不断有新证据出现，各种科学理论也就互相交锋、战火热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究竟哪一种计量经济模型最好。虽然每个计量经济学家都可能会说自己的模型最恰当，但每次出现金融危机和股市泡沫，我们就会看到主流改变；目前一般公认，我们还是不知道最佳的计量经济模型究竟为何。

还有些时候，因为现有的证据强力支持某些理论形成主流，于是其他理论就遭到冷落。虽然我们一般认定主流理论为真，但每个人也都同意，如果新证据出现而与主流理论相违背，主流理论也就需要修正、甚至是淘汰。

现代科学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使得它比所有先前的知识体系更具活力、更有弹性，也更有求知欲。这一点大幅提升了人类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能力，以及创造新科技的能力。然而，这也给人类带来一个祖先多半无须面对的严重问题。就现在这个体系而言，我们假设自己并非无所不知、现有的知识也并未拍板定案；但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让数百万人得以有效合作的虚构故事。如果证据显示许多这些故事都大有问题，社会岂不是要崩溃了？要怎样才能让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继续维持运作？

正因如此，现代世界想要继续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只能倚赖两种不科学的方法，别无其他选择：

第一、虽然采用科学理论，但必须违反一般科学的做法，对外宣称这就是绝对的真理。纳粹和共产党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前者声称他们的种族政策是来自生物学事实的推论，后者则声称马克思和列宁已经得到了绝对的经济真理，绝不可能被推翻。

第二、不采取科学方法，直接诉诸「非科学的绝对真理」。这一直是自由人文主义的策略。自由人文主义的基础在坚持主张天赋人权，但很尴尬的是，对智人的科学研究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但我们也不该太过惊讶。毕竟，科学还是得倚靠种种宗教和意识型态的信仰，才能取得经费，并将研究正当化。

不论如何，现代文化已经比过去任何文化都更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还能够维系，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科技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信任，这几乎成了类似宗教的信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科学教条

现代科学没有需要严格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搜集各种实验观测资料（或至少是用我们的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以数学工具整理。

人类从历史一开始，就不断进行观察和观测，但成果常常十分有限。毕竟，如果我们觉得已经有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还要浪费资源进行新的观测？然而，随着现代人们开始承认自己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几近无知，就会觉得需要寻找取得全新的知识。因此，主流的现代研究方法就会预设旧知识有所不足，而且这时候的重点不在于研究旧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强调新的观测、进行新的实验。如果现在观测到的现象与过去的传统知识体系相冲突，我们会认为现在的观测结果才是正确的。

当然，如果是研究遥远星系的天文学家、研究青铜时期城市的考古学家、或是研究资本主义诞生过程的政治学家，就不会忽略传统知识体系。他们会研究过去的智者究竟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但不论是想当天文学家、考古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在读大学的第一年，就会有教授殷切的告诉他们，要把目标放在超越爱因斯坦、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和韦伯（Maximilian Weber, 1864-1920）所告诉我们的知识上。

使用数学语言

然而，光是观测并不足以成为知识。为了要了解宇宙，我们必须整理各种观测数据，整理分析成为完整的理论。早期的知识体系常常是用「故事」构成理论，而现代科学用的则是「数学」。

例如在《圣经》、《古兰经》、《吠陀经》或是儒家经典里，我们很少看到有图表或计算公式。传统的神话、各家经典里，讲到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通则，都是用文字叙述，而不是用数学公式。举例来说，摩尼教提出的基本原则认为：世界是善与恶的战场，恶的力量创造了物质，善的力量创造了精神，而人类就处于这两股力量之间，应该从善弃恶。然而，摩尼教的先知摩尼（Mani）并没有用什么公式来告诉我们，善恶两方各自拥有多少力量、人类应该据以做什么选择。摩尼从来没有计算过什么「作用在人身上的力量，等于精神的加速度乘以身体的质量」。

但这正是科学家的目标。在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可说是划时代的最重要著作。牛顿在书中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只要用三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够解释和预测宇宙中所有物体的运动，包括从树上掉落的苹果、或是坠落人间的流星：

地球到太阳距离有多远？许多早期的天文学家想方设法寻求解答，特别是哥白尼主张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之后，就吵得沸沸扬扬。不少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想解出这道难题，但众家得出的答案却有极大的差异，无法达成共识。终于，有人在十八世纪中叶提出了可靠的测量方法。每隔几年，金星就会从太阳和地球之间直接通过，形成看似金星从太阳表面划过的「金星凌日」现象。而根据从地球各处观看金星的角度有些微不同，能够观测到金星凌日的时间长短也有所不同。只要从地球上不同的大洲观测同一场金星凌日，用简单的三角函数，就能算出太阳到地球的准确距离。

当时天文学家预测，下一次金星凌日是在1761年和1769年。于是欧洲人派出船队前往地球四方，希望能尽量从各个最远的角落来观测金星凌日。在1761年，科学家从西伯利亚、北美、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观测。时近1769年，欧洲科学界更是不遗余力，远途前往加拿大北部和现今的美国加州（当时还是一片荒野）。但是英国皇家学会认为这还不够。为了得到最准确的结果，他们认为绝对有必要，特地派一位天文学家到西南太平洋。

于是，英国皇家学会出资出力毫不吝惜，派了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格林（Charles Green）前往大溪地。然而，既然这趟航程如此昂贵，如果目的只有一次天文观测，岂不是太过浪费？因此，除了格林之外，同行的还有八位其他领域的科学家，领队是植物学家班克斯（Joseph Banks）和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在这支远征队里还有几位画家，专门负责绘制途中必然会遇到的新土地、植物、动物和人类。船队配备了英国皇家学会所能买到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船长则是库克（James Cook），他不仅是老练的水手，更是声名卓着的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远征队于1768年离开英国，1769年在大溪地观测到金星凌日，接着前往侦察一些太平洋岛屿，抵达了澳洲和纽西兰，最后在1771年回到英国。这趟远征带回来数量惊人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资料，成了以后许多学门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引发欧洲人对南太平洋的诸多想像，也启发了后世的博物学家和天文学家。

医药就是得益于库克船长这趟远征的领域。当时，讲到要航行至遥远的彼岸，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有一半以上的船员无法抵达终点。他们的最大克星并不是愤怒的原住民、敌人的战舰、或是思乡情切，而是当时还一无所知的坏血病。得了坏血病，人就会变得慵懒昏沉、心情沮丧，而且牙龈等软组织还会出血。等到疾病恶化，就会开始掉齿、出现伤口且无法愈合，病人开始发烧、黄疸，难以控制四肢。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坏血病估计夺走了两百万船员的生命。当时没有人知道坏血病的病因，而且不管采取什么疗法，水手还是大批死亡。

直到1747年终于有了转机，英国医生林德（James Lind）以罹患坏血病的水手进行了一场实验，分成控制组和各个对照组，各自给予不同的治疗。其中一组采用的是当时治坏血病的民俗疗法：吃柑橘类水果，而这组患者也迅速康复了。虽然当时林德还不知道究竟柑橘类水果有什么是水手所需要的，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正是维生素C。当时典型的船上饮食都明显缺乏维生素C，远航的水手通常只啃食饼干和牛肉干，几乎没有水果或蔬菜可吃。

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并未采信林德的实验结果，但是库克船长信了。他决心证明这位医生是对的。于是，库克的船队带着大量的酸菜，并且每次只要靠岸登陆，就下令水手必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在库克手下的所有水手，没有任何人因为坏血病而丧命。接下来的十年里，世界上所有的海军都改采库克的海上饮食，拯救了无数水手和乘客的生命。⁸¹

科学远征队？武力远征军？

然而，库克远征队还有另外一个远非良性的影响。库克除了是经验老道的水手和地理学家，也是海军军官。虽然远征的绝大部分经费来自英国皇家学会资助，但船舶本身是由皇家海军提供。海军调派85位装备精良的水手和士兵同行，船上也配备大炮、步枪、火药等武器。毕竟，远征取得的大部分资料（尤其是天文、地理、气象和人类学资料）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价值。

有了坏血病的疗法之后，英国便能派出海军，前往地球最远的另一端，对全球各大洋的控制力也随之大增。对于库克远征队「发现」的许多岛屿，库克都声称从此归英国所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洲。库克这趟远征，奠定了英国占领西南太平洋的基础：征服了澳洲、塔斯马尼亚和纽西兰，让数百万的欧洲人殖民到新的土地；但也造成当地许多文化灭绝，原住民几近灭种。⁸²

在库克远征后的一世纪间，澳洲和纽西兰最肥沃的土地都被欧洲移民掠夺强占。原住民不仅人数锐减90%，幸存者也严重受到种族歧视迫害。对于澳洲原住民和纽西兰毛利人来说，库克远征队带来的是几近毁天灭地的灾难，至今尚未复原。

而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原住民，遭遇甚至更加悲惨。他们原本遗世独立，生存繁衍长达上万年，但在库克抵达后短短一世纪间，就惨遭灭族，男女老幼无一幸免。欧洲殖民者起初只看上岛上最肥沃富裕的地点，接着就连荒野之地也不肯放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杀害所有原住民。最后仅存的少数幸存者被赶到一个新教的集中营，传教士一片好意（但心胸并不特别开阔），循循善诱，希望灌输他们关于现代世界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塔斯马尼亚人信仰基督，学习阅读、写作，以及各种「有用的技能」，像是缝补衣物和耕作。但是塔斯马尼亚人拒绝学习，甚至变得愈来愈忧郁，不再愿意生育后代，对生命完全放弃希望，最后终于踏上一条唯一能逃离这个「科学与进步」之现代社会的退路：死亡。

令人不胜唏嘘的是，就算死后，「科学与进步」并未就此放过他们。最后几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遗体，被人类学家和博物馆长以科学之名取走，进行解剖，测量长度和重量，再分析发表成所谓的科学论文。接着，他们的头骨和骨架再被陈列在博物馆里，成了人类学的收藏品。一直到1976年，塔斯马尼亚博物馆才终于愿意松手，让楚格尼尼（Truganini，最后一位离世的纯种塔斯马尼亚人）的遗骨得以安葬，此时她已经去世了一百年之久。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更是拖到2002年，才归还她的皮肤和头发标本。

所以这样说来，库克的船队究竟是有武力保护的科学远征队？还是有几个科学家随行的武力远征军？这个问题就像是问车子的油箱该说是半满还是半空一样，其实两者皆是。科学革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像是库克船长和植物学家班克斯来说，科学和帝国根本就是一家。就连倒楣的楚格尼尼也分不出这两者的概念有何不同。

欧洲本是边陲之地

如果我们看看，从北大西洋的一个大岛，一群人竟出发征服了远在澳洲南边的另一座大岛，这可以说是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一了。在库克远征之前不久，不列颠群岛和西欧还不过就像是地中海世界荒废偏远的后院，从没听说过有任何重要性。就算是前现代唯一上得了台面的罗马帝国，财富也多半是来自北非、巴尔干和中东的行省。当时罗马帝国的各个西欧行省，还只是一片荒凉的大西部，除了矿产和奴隶之外，并没有什么重要性。至于北欧更是偏远荒凉又野蛮，毫无征服的价值。

一直要到十五世纪末，欧洲才成为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摇篮。在1500到1750年间，西欧意气风发，成为「化外世界」（Outer World，指南北美洲和各大洋）的主人。但就算在当时，面对亚非大陆的超级强权，欧洲还是小巫见大巫。欧洲人之所以能成功征服美洲、在海上称王，主因是亚非帝国对这些地方兴趣缺缺。地中海的鄂图曼帝国、波斯的波斯帝国、印度的蒙兀儿帝国，以及中国的明朝与清朝，在近代初期也是蓬勃发展，领土显着扩张，人口及经济发展幅度前所未见。在1775年，亚洲占了全球经济总额八成的比重。光是印度和中国，就占了全球生产量的三分之二。相较之下，欧洲就像个经济侏儒。⁸³

一直要到1750到1850年间，欧洲在一系列战争中，将传统亚洲大国打得擡不起头，征服了亚洲的大片土地，全球的权力中心才移转到欧洲。在1900年左右，欧洲已经紧紧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全球多数的土地。在1950年，西欧加美国的生产量占了全球超过一半，而中国只剩5%。⁸⁴

在欧洲主持下，出现了崭新的全球秩序。虽然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但现在全球所有人的穿着、想法和品味，几乎都是欧洲的穿着、想法和品味。虽然有些人嘴上大力抨击欧洲，但几乎所有人都是采用欧洲萌生的观点，在看待政治、医学、战争和经济，既听欧洲风格的音乐，也会讲来自欧洲的语言、会写欧洲使用的文字。就算是今天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可能即将回归霸主地位，繁荣富强的基础仍然是源自欧洲的生产模式和金融模式。

欧洲原本就像是处在世界的一个偏远角落，气候还冻到让人手指僵硬，他们究竟是怎么一跃而出、征服世界？常常有人认为，最大的功臣就是欧洲的科学家。确实，从1850年起，欧洲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很大程度靠的就是产军学的合作，以及如同巫术般神妙的科技。所有强盛的近代帝国都积极发展科学研究，希望能够取得科技上的创新，而许多科学家也投入大半时间，为帝国主人研发各种武器、医药和机器设备。

欧洲军队面对非洲人抵抗时，常有一种说法：「不论怎样，我们有机枪，他们没有。」但是民生科技的重要性也绝不在话下。像是罐头食品能够让军队不饿肚子，铁路和轮船方便军事调动人力和物资，再加上各种新药能够医治士兵、水手和工兵。欧洲之所以能够征服非洲，这些先进后勤物流的贡献，甚至更胜于武器机枪。

为什么是欧洲崛起？

然而在1850年以前，情况并非如此。当时，产军学的结合还刚起步，科学革命的科技成果也尚未成熟，欧亚非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微乎其微。譬如在1770年，虽然库克船长的科技肯定远超过澳洲原住民，但对上中国和鄂图曼土耳其，却也占不了上风。那究竟是为什么，最后征服澳洲的是库克船长，而不是康熙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或是土耳其的名将帕夏（Hussein Pasha）？更重要的是，如果欧洲人在1770年对上印度人和中国人并不占科技优势，为什么他们能在接下来的短短一世纪间，让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区拉开这么大的差距？

为何这种产军学组织只在欧洲开花结果，而在印度无声无息？为何在英国突飞猛进之后，法国、德国和美国立刻起身直追，但中国却是欲振乏力？为何在工业化成了明显的政经进步因素之后，俄罗斯、义大利和奥地利能够成功缩小落差，但是波斯、埃及和鄂图曼土耳其却无力回天？毕竟，第一波工业化的科技相对而言并不复杂。难道对于中国或鄂图曼土耳其来说，要设计蒸汽机、制造机枪、铺设铁路，真有那么困难？

全球第一条商业铁路于1830年在英国启用。到了1850年，西方国家已有将近4万公里的铁路纵横交错，但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铁路总长只有0.4万公里。在1880年，西方铁路长度堂堂超过35万公里，但全球其他地区还只有大约3.5万公里而已（而且大多数是英国在印度所铺设）。⁸⁵

中国甚至要到1876年，才建了第一条铁路，全长25公里、由欧洲人所建；但是隔年就遭到中国政府拆除。所以，就算到了1880年，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连一条铁路也没有。

波斯的第一条铁路要到1888年才完工，连接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和南方约十公里远的一处穆斯林圣地，由一家比利时公司兴建及经营。在1950年，波斯的铁路网总长仍然只有2,500公里，但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可是足足有英国的七倍大。⁸⁶

中国和波斯其实并不缺乏像是制造蒸汽机的科技（当时要照抄或是购买，都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少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共同相信的虚构故事、司法体系和社会政治结构，这些在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才萌生及成熟，就算想要照抄，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内化。之所以法国和美国能够很快跟上英国的脚步，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英国共用一套最重要的虚构故事和社会结构。中国和波斯追赶不及，正是因为整个关于社会的想法和组织完全不同。

用这种概念，就能以新的观点来看1500年到1850年。虽然这段期间，欧洲对亚洲在科技、政治、军事、经济上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却是在厚植累积独特的潜力，直到1850年左右才终于爆发。虽然欧洲、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在1750年看起来，还没什么差异，但这其实只是假象。这就像是有两家建商同时开始兴建高楼，一家使用的是木材和泥砖，另一家使用钢筋和混凝土。一开始，两个工地无论兴建速度或是建筑高度，都相去无几，看起来这两种建筑工法也就没什么高下之分。但等到一过了某个楼层，木材和泥砖盖的高楼就再也无力支撑，于是颓然倾塌，而钢筋混凝土盖的高楼却还是屹立不摇，甚至继续向上伸展到人类目光的极限。

究竟欧洲在近代初期是培养了什么潜力，让它能在近代晚期称霸全球？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相辅相成：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一开始，科学和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还没有什么明显优点，但欧洲人就已经习惯顺着这两个理路来思考。所以，等到科技发展成熟，就像是取之不尽的大矿藏，而欧洲人开采这处矿藏的能力，也远胜于其他地方的人。不难想像，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后欧洲世界」，科学和资本主义就成了欧洲帝国主义最重要的遗产。虽然欧洲和欧洲人不再是世界的统治者，但科学和资本主义还是继续茁壮。

关于资本主义的胜利，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讨论。这一章还是先继续谈谈欧洲帝国主义和现代科学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

自认无知的征服者

现代科学在欧洲帝国蓬勃发展，而且也是因为有欧洲帝国才得以发展。现代科学起初明显承继像是古希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的古老科学传统，直到近代初期，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俄罗斯和荷兰等帝国的扩张，才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内涵。

在近代初期，中国、印度、穆斯林、美国原住民、玻里尼西亚人都还是对科学革命贡献良多。像是穆斯林经济学者的观点，影响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美国原住民有些独步全球的医疗方式，后来也进入了英国的医疗研究；波里尼西亚人提供的资料，更是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类学。但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唯一搜集整理这些无数科学发现、从这过程中打造出各个科学学门的人，就是欧洲各帝国的统治阶层及知识菁英。虽然远东和伊斯兰世界也有同样聪明、同样好奇的人，但在1500年到1950年之间，这些地区完全没有人提出，能够与牛顿物理学或达尔文生物学相提并论的研究。

这并不是说欧洲人有什么独特的科学基因，又或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永远就是欧洲人的天下。正如伊斯兰教，原本是阿拉伯人的专利，但后来交棒给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现代科学虽然原本专属于欧洲，但现在也已经开枝散叶，成了许多民族擅长的事业。

所以，问题又回到：现代科学和欧洲帝国的历史键结，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虽然科技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大放异采，但在近代的早期并不突出。这里真正的关键因素在于，不管是想寻找植物的植物学家、或是想寻找殖民地的海军军官，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承认无知，都会说「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于是他们都很好奇，都觉得有走出去、寻找新发现的必要；而且他们都希望这样取得的新知识，能够让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

为了新疆域，也为了新知识

欧洲帝国主义和先前的所有帝国完全不同。过去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已经了解整个世界，「征服世界」只是为了要利用及传播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以阿拉伯人为例，他们征服埃及、西班牙和印度，并不是为了想找出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罗马人、蒙古人和阿兹特克人之所以积极四方征讨，为的是权力和财富，也不是为了新知。相较之下，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要扩张新领土，也是为了新知识。

库克船长并不是第一位这么想的探险家。十五、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就已经是抱持这种信念。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和达伽马（Vasco da Gama）一面探索非洲海岸，一面夺下各个岛屿和港口的控制权。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立刻宣称这片土地归西班牙国王所有。麦哲伦除了找出环绕世界的航道，同时也奠定了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的基础。

随着时间过去，对知识的追寻和对领土的追寻，变得愈来愈紧密交织。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几乎每一趟从欧洲出发的军事远征队都必定有科学家同行，科学家的目的不在打仗，而是科学研究。例如拿破仑1798年进攻埃及的时候，就带了一百六十五位学者。这群学者的一大成就，便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学门「埃及学」，并且在宗教、语言学、植物学方面有重大贡献。

1831年，英国皇家海军派出小猎犬号（HMS Beagle），前往绘制南美、福克兰群岛和加拉巴哥群岛的海岸图。有了这些知识，海军在开战时就能掌握先机。小猎犬号的船长自己也是业余科学家，他决定再带上一位地质学家，研究一路上可能碰到的地层构造。然而，好几位专业地质学家都拒绝了他的邀约，最后是由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剑桥毕业生接下任务，他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曾经差点成了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但他对地质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远比对《圣经》来得浓厚，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开创了后世无人不知的这段历史。在这趟航程中，船长就这么绘制着军用地图，而达尔文也就这么搜集着各种实证资料、发展想法，最后形成他的演化论。

1969年7月20日，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Neil Armstrong）和艾德林（Buzz Aldrin）踏上了月球表面。在登陆前的几个月，阿波罗十一号的太空人都是在美国西部一处类似月球的沙漠里受训。当地也是几个美国原住民部落的居住地，而有这么一个故事（或说传说），讲的是太空人有一次碰到一个当地人的情形：

有一天，太空人受训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位颇有年纪的美国原住民。老人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太空人说他们属于一支研究探险队，不久之后就要上月球了。听到他们这么说，老人沉吟了一会，问他们能不能帮个忙。

「要帮什么忙呢？」他们问。

「是这样的，我们族人都相信我们的圣灵住在月亮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我们族人带个重要的口信？」老人问。

「要带什么话呢？」太空人问。

这位老人用族语说了一串，并要求太空人重复再三，直到确定他们背得滚瓜烂熟为止。

「这是什么意思？」太空人问。

「啊，这个是族人和月亮上的圣灵之间的秘密。」

等到太空人回到发射基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会讲当地族语的人，希望能翻译这段话的意思。他们把这段话叽哩咕噜背出来，让这位翻译简直笑翻了。等到翻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太空人问他这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翻译说，这些太空人费尽心力背下来的这句话是：「不管这些人跟您说什么，千万别相信他们。他们只是要来偷走您的土地。」

地图上的空白

现代这种「探索与征服」的心态，从世界地图的演变可以看得一目了然。早在历史进到现代之前，许多文化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地图。当然，当时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全世界是什么样子，在亚非大陆上的人对美洲一无所知，美洲文化也不知道亚非大陆上的情形。但碰到不熟悉的地区，地图上不是一笔未提、就是画上了想像出来的怪物和奇景。这些地图上并没有空白的空间，让人觉得全世界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开始出现大片空白。从这点可以看出科学心态的发展，以及欧洲帝国主义的动机。地图上的空白，可说是在心理及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清楚表明欧洲人愿意承认自己对于一大部分的世界还一无所知。

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希望能找到一条前往东亚的新航线。哥伦布当时相信的仍然是旧的世界地图，以为全世界在地图上一览无遗。哥伦布从旧地图推算，日本应该位于西班牙以西大约七千公里远。但事实上，从西班牙到东亚的距离要超过两万公里，而且中间还隔着他并不知道的美洲大陆。1492年10月12日大约凌晨2点，哥伦布一行人与这片未知大陆有了第一次接触。皮塔号（Pinta）的瞭望手伯梅霍（Juan R. Bermejo）从桅杆上看到了现在的巴哈马群岛，高声呼喊：「有陆地！有陆地！」

哥伦布当时相信这个小岛就位于东亚海外，属于「Indies」（印度地方，包含今日印度、中南半岛及东印度群岛等地），所以他把当地人称为「Indians」（这正是为何美国原住民称为印第安人）。一直到过世，哥伦布都不认为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不论是对他、或是许多当代的人来说，说他发现了一个完全未知的大陆，这根本难以想像。毕竟千百年来，不管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甚至是不可能犯错的《圣经》，都只知道有欧洲、非洲和亚洲。怎么有可能他们全错了呢？难道《圣经》居然漏了大半个世界，只字未提？这种情况，就好像是说：在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要前往月球的途中，居然撞到了另一个从来没人看到的月亮。

而正因为哥伦布不愿意接受自己的无知，我们可以说他仍然是中世纪的人，深信自己已知道全世界，所以就算已经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也无法说服他。

至于第一个成为「现代人」的，其实是义大利商人兼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他曾在1499年到1504年，多次航行前往美洲。而在1502年到1504年间，欧洲有两篇描述这些航程的文章发表，一般相信就出于韦斯普奇之手。这两篇文章指出，哥伦布发现的小岛旁边的陆地，应该不是东亚，而是一整个大陆，而且不管是《圣经》、过去的地理学者或是当时的欧洲人，先前都不知道这块大陆的存在。

1507年，地图绘制大师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相信了这种说法，出版了新版的世界地图。于是，这片西班牙船队向西航行所碰上的土地，终于首次以一块独立大陆的姿态，出现在地图上。既然要画，瓦尔德泽米勒就得给它取个名字，但他误以为发现美洲的人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为了向他致敬，这片大陆就命名为「America」（美洲）。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洛阳纸贵，许多地图绘制师也跟着有样学样，因此「美洲」这个名词就这样广为流传开来。

说来也算是老天有眼，到头来，全球有四分之一的陆地、七大洲之中的两洲，名字就是来自一个不太有名气的义大利人，而他唯一做的事，就只是有勇气说出「我们不知道」。

发现美洲，对于科学革命是一大奠基事件。这不但让欧洲人知道实际的观测比过去的传统更重要，而且想征服美洲的欲望，也让欧洲人开始求知若渴。他们如果真想控制这片广大的新疆域，就一定得搜集所有相关地理、气候、植物、动物、语言、文化、历史的庞大资料。在这些时候，不管是《圣经》、过时的地理书籍、或是古老的口传知识，都无用武之地。

从此之后，不只是欧洲地理学家，欧洲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的学者都学会了「留白」这一套，诚实面对自己有太多无知之处，并试着加以填补。他们开始承认自己的理论还不完美，一定还有什么尚未得知的重要资讯。

征服异域之心从何而来？

地图上的空白就像一块磁铁，让欧洲人前仆后继，希望填补这些空白。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探险队绕行了非洲、深入了美洲、越过太平洋和印度洋，在世界各地建起基地和殖民地的网路。这是全球性帝国的真正首次登场，也是首次出现全球性的贸易网。欧洲帝国远征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原本是一些独立的民族和文化各自发展，现在则整合成单一的人类社会。

正因为我们已经太熟悉欧洲这些「探索与征服」的过程，常常忘了这件事其实非常特殊。在这之前，世上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要这样千里迢迢去征服别人，绝不是什么自然的举动。纵观历史，大多数人类社会光是处理地方冲突、邻里争吵，就已经无暇他顾，从来没想过要前往远方探索、征服遥远的国度。绝大多数的大帝国向外侵略，只着眼于邻近地区，之所以最后幅员广大，仅是因为帝国不断向邻近地区扩张而已。

像是罗马人在西元前350年至300年征服伊特鲁里亚（Etruria，约为现代义大利中西部），目的只是为了保卫罗马的安全。接着在西元前200年左右征服波河流域（Po Valley，义大利北部），目的只是为了保卫伊特鲁里亚。接着，他们又征服了普罗旺斯，以保卫波河流域（约西元前120年），征服高卢，以保卫普罗旺斯（约西元前50年），最后再征服了不列颠，以保卫高卢（约西元50年）。罗马帝国从罗马延伸到伦敦，总共花了四百年。在西元前350年，没有罗马人会打算直接乘船扬帆征服不列颠。

虽然偶尔会有某个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或冒险家，展开长途的征讨或探险，但通常都是顺着早已成形的帝国道路或商业路线行进。以亚历山大大帝为例，他并未建立新的帝国，而是推翻并接手了原本就已存在的波斯帝国。最接近现代欧洲帝国的例子，在古代是雅典和迦太基这两大海上帝国，至于中世纪则是位于现今印尼泗水一带、曾在十四世纪掌控大半印尼地区的满者伯夷（Majapahit）海上帝国。但就算是这些帝国，也很少会贸然前往未知的海域，如果和现代欧洲人的全球大航海相比，可说只是地方事业。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但时间早于欧洲，而且规模也有过之无不及。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抵达了印度洋彼端。规模最大的一次，舰队有将近三百艘船、成员近三万人。⁸⁷他们曾抵达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中国船只曾经停靠在沙乌地阿拉伯一带主要的港口吉达（Jedda），也曾停泊在肯亚沿海的马林迪（Malindi）。相较之下，哥伦布在1492年的船队只有三艘小船，带了120个水手，简直就像是小蚊子碰上大飞龙。⁸⁸

然而，这两者有一项关键的区别。郑和下西洋四处探访，对拥护大明王朝的各国君主提供协助，但并未试图攻占或殖民他国。此外，郑和的远征并没有深厚的中国政治文化基础，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下令郑和第七次下西洋（1430-1433）之后，便突然告终（郑和于返航期间，于1433年2月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曾经叱咤一时的伟大舰队遭到解散，珍贵的技术和地理知识亡佚，从此再也没有具备此等眼界及资源的航海探险家，从中国出航。接下来数百年间，中国的君王依循先前数百年的做法，兴趣和野心仅仅及于四方邻国而已。

从郑和下西洋得以证明，当时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真正让欧洲人胜出的，是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探索与征服」的野心。在过去，虽然某些帝国可能也有能力做到，但罗马从未试图征服印度或北欧，波斯从未试图征服马达加斯加或西班牙，中国也从未试图征服印尼或非洲。中国历代以来，甚至对一海之隔的日本，几乎都无征服之心（元朝皇帝忽必烈两度派大军征伐日本，皆遇台风而溃败）。

原本，这一切就是如此自然。真正奇怪的是，为何近代初期的欧洲人忽然有了这股狂热，启航前往遥远而完全陌生、充满异国文化的地方，不仅踏上他人的海岸，还立刻大声宣告「此疆已归吾王所有」。

如同来自外太空的侵略者

大约在1517年，原本待在加勒比海群岛的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听到传言，似乎在墨西哥内陆有个强大的帝国。不过短短四年后，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就只剩下闷烧的废墟，整个帝国成了过去式。墨西哥成了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掌理一切的就是科尔特斯。

而且，西班牙人并没有停下脚步来庆贺，甚至可说连喘口气的时间也不浪费，立刻向四方展开了同样的「探索与征服」行动。不论是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Toltecs）或是马雅人，在超过两千年的期间，这些中美洲过去的统治者几乎不知道有南美洲的存在。然而，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之后短短不到十年，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不但发现了南美的印加帝国，还在1532年就把它灭了。

如果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当时对于周遭的世界多一点好奇，知道西班牙人把自己的邻居给怎么了，就有可能更积极而成功的抵御西班牙的入侵。从哥伦布第一次抵达美洲（1492年）到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1519年），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大多数的加勒比海群岛，建立起新的殖民岛链。对于受奴役的当地人来说，这些殖民地就像是人间地狱。殖民者既贪婪又无情，以铁腕政策逼迫他们在矿场或农场工作，只要他们敢有一丝反抗，立刻会遭到杀害。不论是因为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或是搭上征服者便船而来的欧洲疾病，当地原住民快速大量死亡。不到二十年，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几近灭绝。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得从非洲进口奴隶，来填补空缺。

这场种族灭绝的浩劫，可说就发生在阿兹特克帝国的家门口，但等到科尔特斯终于踏上帝国东海岸的时候，阿兹特克人对这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西班牙人的到来，几乎就像是有外星人来访。阿兹特克人深信自己早就认识了全世界，而且相信绝大多数都在阿兹特克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他们来说，帝国以外竟然还有像西班牙人这种玩意，简直无法想像。所以，等到科尔特斯和部下来到今天的韦拉克鲁斯（Vera Cruz）一带，登上阳光明媚的海滩，这是阿兹特克人第一次碰到了完全陌生的人类。

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连这些陌生人究竟算是什么，也无法确定。对他们来说，这些陌生人与所有已知的人类都长得不太一样，有苍白的皮肤、浓密的脸部毛发、如阳光色泽的头发，而且还臭得难以想像。（阿兹特克的卫生水准远高于西班牙。西班牙人第一次来到墨西哥的时候，不论到了哪些，当地人都派人带着薰香随行。西班牙人原本以为这是代表无上的荣耀。但我们从当地文献发现，这其实是因为当地人觉得这些新来的人实在臭不可当。）

此外，这些外来客的物质文明，更是让阿兹特克人深感迷惑。像是西班牙人乘的大船，阿兹特克人想也没想过，更别提亲眼见过。西班牙人会骑乘高大而恐怖的动物，移动迅疾如风。西班牙人还拿着闪闪发亮的金属棍子，发出闪电和雷声。此外，西班牙人还有光亮的长剑、坚不可摧的铠甲，当地的木剑和燧石矛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有些阿兹特克人觉得这些人一定是神；但也有人认为这些人是恶魔、死灵、或是强大的巫师。于是，阿兹特克人并未立刻举全国之力消灭这些西班牙人，而是打算先想一想、等一等、谈一谈。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着急的必要。毕竟，科尔特斯一行总共还不到550人，帝国人口高达百万之谱，哪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虽然科尔特斯对于阿兹特克人也同样一无所知，但他和手下占了一项显著的优势。阿兹特克人面对这些长相奇怪、气味呛人的外来者，毫无过去经验得以参考；但西班牙人早就知道，地球上有各种未知的人类疆域，而且讲到入侵他人国土、应付未知情况，他们可算是行家中的行家。现代欧洲的征服者心态，正如同当时的科学家，对于未知充满兴奋。

所以，科尔特斯在1519年7月踏上那片洒满阳光的海滩时，没有一丝犹豫。就像是科幻小说里外星人走出太空船一样，他向那些惊呆的当地人宣告说：「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带我们去见你们的首领。」科尔特斯说自己是西班牙伟大国王的和平使者，希望能和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进行外交对谈。（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科尔特斯所率领的，是由一群贪婪的冒险家组成的独立探险队。西班牙国王根本没听说过科尔特斯，也没听说过阿兹特克人。）

从当地与阿兹特克人敌对的部落，科尔特斯得到了向导、食物和一些军事援助，接着他就大摇大摆，走向阿兹特克的首都：繁华热闹的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

阿兹特克人就这样，让这群外来者一路来到首都，还恭恭敬敬的引导他们去见皇帝蒙提祖马二世。谒见到中途，科尔特斯一声令下，配备铁制武器的西班牙人杀光了蒙提祖马二世的守卫（他们毕竟只配有木棍和石刀）。原本的嘉宾，就这样让主人成了阶下囚。

这时，科尔特斯的处境十分微妙。虽然皇帝在他手上，但他位于一处几乎一无所知的大陆，还被几万个愤怒的战士、几百万个与他敌对的平民团团包围。他能够依赖的只有几百名西班牙手下，另外最接近的西班牙援军在古巴，足足有1,500公里之遥。

科尔特斯将蒙提祖马二世囚在宫中，安排得似乎皇帝仍然可自由活动，掌管一切，而他这位「西班牙大使」就是客人。因为阿兹特克帝国属于权力极度集中的政体，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让整个帝国陷入瘫痪。表面上看来，蒙提祖马二世仍然统治着帝国，阿兹特克人贵族菁英也继续听他号令，但其实就是科尔特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情况为期数个月之久，而在这段时间，科尔特斯一面审问蒙提祖马二世和他的侍从，一面训练各种当地语言的翻译员，还向四面八方派出许多西班牙人探险小队，熟悉阿兹特克帝国的各个部落、民族和城市。

最后，阿兹特克人的贵族菁英终于起身反抗科尔特斯和蒙提祖马二世，他们推举了新皇帝，一举将西班牙人赶出特诺奇蒂特兰。然而，原本坚不可摧的巍然帝国已经出现许多裂缝。靠着搜集来的资讯，科尔特斯得以利用帝国内部的嫌隙，进一步加以裂解。他说服了许多帝国的属民，和他一起对抗阿兹特克的贵族菁英。这些属民可说是大大失算。虽然他们也痛恨阿兹特克人的统治，但他们既不认识西班牙人，更不知道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族灭绝惨剧，只是天真的以为，有了西班牙人帮助，就能摆脱阿兹特克贵族的枷锁。他们从没想过，最后只是统治者从阿兹特克换成了西班牙人。（而且他们也相信，就算科尔特斯这几百个人心怀不轨，自己可以轻松把他们处理掉。）于是，这批人为科尔特斯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军队，让科尔特斯得以围攻特诺奇蒂特兰城，最后成功加以占领。

到了这时候，开始有愈来愈多西班牙士兵和殖民者陆续抵达，有些来自古巴，也有人是直接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等到当地居民终于看清真相，为时已晚。就在科尔特斯踏上韦拉克鲁斯海滩之后的一世纪间，中美洲原住民人口锐减九成，主因是这些入侵者带来的疾病。就算是幸存者，也发现自己落在一群贪婪无比、充满种族歧视的人手中，比起阿兹特克国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尔特斯登上墨西哥的十年后，皮萨罗抵达印加帝国的海岸。他的人手甚至比科尔特斯更少，总数只有168个人！然而，有了先前入侵的知识和经验，让皮萨罗胜券在握。相对的，印加帝国对阿兹特克人的命运依旧一无所知。皮萨罗完全抄袭了科尔特斯那一套伎俩。他先声称自己是西班牙国王派来的和平使者，请求谒见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接着国王便遭到绑架。接下来，皮萨罗同样靠着与当地部落结盟，先瘫痪、再征服了整个帝国。如果印加帝国的属民知道墨西哥那边人民的下场，想必不会如此轻信这些侵略者。然而，他们就是不知道。

不识狼子野心

因为视野狭隘而得付出沉重代价的，并不只有中南美洲原住民而已。在亚洲当时的各大帝国（鄂图曼土耳其、波斯帝国、蒙兀儿帝国、以及中国）很快就听说欧洲似乎有了重大发现。然而，他们对这件事却没有什么兴趣，还是继续相信这个世界是以亚洲为中心在旋转，完全没打算和欧洲人争夺美洲、或是争夺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航道。当时，甚至像苏格兰和丹麦这种国力不振的欧洲王国，都曾经几次前往美洲探索征服，但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却是无动于衷。

所有的非欧洲政权中，第一个派出军事远征队前往美洲的是日本。时间已来到1942年6月，一支日本的远征军占领了阿留申群岛的吉斯卡岛（Kiska）和阿图岛（Attu），这两座岛屿位于阿拉斯加海岸，而占领过程中还俘虏了十名美军士兵和一条狗。但日本就再也没有向北美洲大陆更进一步了。

有人说鄂图曼帝国或中国就是因为距离太远，或是缺乏相关的科技、经济或军事工具和手段。但这种说法实在很难说得通。郑和早在1420年代就已经能远赴东非，理论上要到达美洲也并非难事。可见中国确实就是不感兴趣而已。像是在中国发行的地图上，一直要到1602年才终于出现了美洲，而且这地图还是欧洲传教士画的。

整整三百年间，无论在美洲、大洋洲、大西洋、太平洋，都是由欧洲人完全宰制。就算出现任何值得一提的冲突，也只是欧洲列强之间的内斗。于是，欧洲人积累大量财富和资源，终于让他们也有能力入侵亚洲、击败各大帝国，再进行欧洲人之间的分赃作业。等到鄂图曼、波斯、印度和中国终于惊觉情势不对，为时已晚。

一直要到二十世纪，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才真正有了正确的全球观。而这正是让欧洲霸权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像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里（1954-1962），虽然法国军队具备了压倒性的人数、科技和经济优势，却还是遭到阿尔及利亚游击队击败。原因在于，阿尔及利亚人一方面得到了全球性的反殖民网路支持，一方面也学会如何引导全球媒体的倾向（包括法国本身的舆论）。

另外，小小的北越居然能击败如巨人般的美国，也是基于类似的战略。

我们从这些游击队可以看到，就算是超级强权，也可能在某个当地抵抗活动成为全球事件之后，败下阵来。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蒙提祖马二世当时能够操纵在西班牙的舆论，取得西班牙敌对国（葡萄牙、法国或鄂图曼帝国）的支持，情况会如何不同？

罕见的蜘蛛，被遗忘的文字

现代科学和现代帝国背后的动力，都是一种不满足，觉得在远方一定还有什么重要的事物，等待他们去探索、去掌握。然而，科学和帝国之间的键结还不仅如此而已。两者不只动机相同，连做法也十分类似。对现代欧洲人来说，建立帝国就像是一项科学实验，而要建立某个科学学门，也像是一项建国大业。

穆斯林征服印度的时候，并没有带上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或动物学家，来好好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土壤和动物。但换成英国征服印度之后，一切都不同了。1802年4月10日，英国开始印度大调查，足足持续长达六十年。期间动用数以万计的当地劳工、学者和导游，精心绘制了整个印度的地图，标示出边界、测量出距离，甚至埃佛勒斯峰和其他喜马拉雅山峰的精确高度，也是在此时完成测量。虽然英国确实四处探勘印度各邦的军事及金矿资源，但他们同时也不辞劳苦，搜集了关于罕见印度蜘蛛的资讯，为各种色彩斑斓的蝴蝶编目，追查已经失传的印度语言源头，以及挖掘一处又一处遭到遗忘的废墟。

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之中，曾有一座大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印度语「死亡之谷」），在大约西元前3000年一片繁华，但到了西元前1900年却遭到摧毁。在英国之前，不管是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德里苏丹国，或是伟大的蒙兀儿帝国，这些印度统治者从来没对这片废墟多瞧上一眼。然而，英国一项考古调查在1922年发现了这片遗迹，派出考古小组加以挖掘。就这样发现了印度最早的伟大文明。而这点在之前，没有任何印度人曾有意识。

另一项可看出英国科学好奇心的，是楔形文字的破译过程。楔形文字曾是中东地区长达三千年左右主要使用的文字，但可能在第一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能够识读这种文字的人，就都过世了。从那时之后，虽然当地居民常常看到刻有楔形文字的纪念碑、石碑、古迹和碎锅碎盆，但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读懂这些长相怪异、有棱有角的文字，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们也从来没有任何尝试。

直到1618年，欧洲人开始发现楔形文字。当时西班牙在波斯的大使前往古代城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遗迹参观，看到了这些文字，而且居然没有人能向他解释。欧洲学者口耳相传，知道发现了一种未知的文字，让他们好奇心大作。1657年，欧洲学者发表了第一份来自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字抄本。后续的抄录愈来愈多，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间，许多西方学者都为了试图破译而大伤脑筋，但都没有人成功。

直到1830年代，一名英国军官罗林森（Henry Rawlinson）被派往波斯，协助波斯以欧洲的方式来训练军队。罗林森于闲暇时间，在波斯四处游览。某天，当地向导带他来到札格罗斯山脉的一处悬崖，让他看看巨大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这则铭文大约高十五公尺、宽二十五公尺，是在大约西元前500年由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下令刻在这处悬崖上，而且分别使用了三种楔形文字：古波斯文、埃兰文（Elamite）和巴比伦文。虽然当地民众人人都知道有这处铭文，但没人读得懂。罗林森相信，只要能破译这些文字，他和其他学者就能够了解，当时在中东各地大量出土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将可说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够前往远古被遗忘的世界。

想要破译这些文字，第一步就是要能精确的加以抄录，好传回欧洲。于是，罗林森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这处悬崖，把这些奇怪的字母全部抄了下来。他也雇用几位当地民众，其中特别是一个库德族的男孩，得爬到那些最难抵达的地方，好抄下铭文的上半部。1847年，这项完整并准确的抄录终于完成，送往欧洲。

罗林森并未就此满足。虽然他身为军官，有军事和政治上的任务要完成，但一到空暇时刻，他就不断研究这份神秘的文字，想方设法，终于让他成功破译了一部分古波斯文的碑文。这项工作之所以相对简单，是因为古波斯文和现代波斯文的差别并不太大，而罗林森对现代波斯文知之甚详。了解了古波斯文的部分之后，就让他掌握了破译埃兰文和巴比伦文部分的关键。

于是，这扇大门终于敞开，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古代喧嚣繁忙的声音，有苏美市集的人声鼎沸、亚述国王的宏亮宣告，以及巴比伦官僚之间的种种争论。如果没有罗林森这种现代欧洲帝国主义者，许多古代中东帝国的命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为人所知。

扬己之善，隐己之恶

另一位重要的帝国主义学者是琼斯（William Jones）。他在1783年9月抵达印度，担任孟加拉最高法院的法官，从此对印度深深着迷，不到半年就成立了亚洲学会。这个学术组织致力于研究亚洲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其中又特别以印度为重。两年后，琼斯发表了他对梵语的观察，成为现代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梵语是一种古老的印度语言，后来成为印度教神圣仪式中所用的语言。但琼斯指出，梵语竟然和希腊语、拉丁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这些语言也都和哥德语、凯尔特语、古波斯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若合符节。例如梵语的「母亲」是「matar」，而古凯尔特语则是「mathir」。据琼斯推测，所有这些语言一开始必定有共同的来源──来自古老而已遭遗忘的祖先。就这样，琼斯成为第一个发现后来称为「印欧语系」的人。

琼斯的研究之所以重要，除了因为他提出一项大胆而且正确的假设，也是因为他发展出一套能够系统化比较语言的过程。其他学者也采用了这套研究方法，于是就能开始系统化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发展。

语言学研究得到帝国的热烈支持。欧洲帝国相信，要让殖民统治更有效，就必须了解这些属民的语言和文化。当时，英国派驻印度的官员必须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学校上课三年，上课内容除了英国法律，也得读印度法律和穆斯林法律；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得学梵语、乌尔都语和波斯语；除了数学、经济学和地理学，也必须学习泰米尔文化、孟加拉文化和印度文化。学习语言学之后，对于了解当地语言的结构和语法，大有助益。

有了琼斯、罗林森等人的研究后，欧洲征服者对于帝国的风俗民情了若指掌，不仅超过以往所有征服者，甚至连当地民众都自叹弗如。而更多知识也带来明显的实际利益。印度人口有数亿之多，英国在印度的人数相较之下少得荒谬；要不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英国不可能得以掌握、压迫和剥削这么多印度人达两个世纪之久。从整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倚赖不到五千人的英国官员、大约四万到七万名英国士兵，再加上大约十万个英国商人、帮佣、妻小等等，英国就征服并统治了全印度大约三亿人口。⁸⁹

然而，帝国之所以资助语言学、植物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并不只是为了实用而已。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资助科学研究能够改变帝国子民的思想和意识型态，让帝国的扩张统治合理化、正当化。近代欧洲人开始相信「学习新知」必定是好事，正是因为帝国不断产生新知识，让他们自以为自己国家的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就代表着进步与正面

就算到了今天，讲到地理学、考古学和植物学的历史，还是不能不提欧洲帝国直接或间接的支助。例如讲到植物学的历史，很少会提到澳洲原住民为此受尽折磨，而只是大肆赞扬库克船长和植物学家班克斯的贡献。

此外，帝国取得新知之后，至少理论上应该也有益于当地被征服的民族，让他们享受到「进步」的好处。例如获得医疗和教育、修筑铁路和运河，以及确保司法公正、经济繁荣。帝国主义人士声称，他们的管理不是毫无节制的剥削行为，而是利他的举动，是要照顾这些非欧洲民族。以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白人的承担」：

当然，事实往往会戳破这些虚构的故事。1764年英国征服孟加拉，当时这是印度最富有的省份。这批新的统治者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并无心治理，所采行的经济政策简直是灾难，短短几年便导致孟加拉大饥荒爆发。大饥荒始于1769年，在1770年达到顶峰，而且持续到1773年才结束。在这场灾难中，有一千多万人口死亡，相当于全孟加拉三分之一的人口。⁹⁰

事实就是，不管是只讲到英国的压迫和剥削，或是只讲到「白人的承担」，都不是完全的事实。毕竟，欧洲各帝国以这么大的规模做了这么多事，不管是想站在哪一边，都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事件得以佐证。你觉得这些帝国就是邪恶的怪物，在全球各地四处散播死亡、压迫和歧视吗？随便把他们的罪行列出来，就足以编成一部百科全书了。你觉得这些帝国其实为属民提供了新的医药、更佳的经济环境、更多的安全吗？随便把他们的成就列出来，也足以编成另一部百科全书。

正因为帝国与科学密切合作，就让欧洲的帝国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让整个世界大为改观；也是因为如此，我们很难简单断言这些帝国究竟是善是恶。正是帝国创造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而且，其中还包含我们用以判断世界的意识型态。

从种族主义，到文化主义

然而，科学也被帝国主义者用于某些邪恶的用途。不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语言学家，都提出了某些科学证据，证明欧洲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而有权力（或许也是责任？）统治他人。

自从琼斯提出所有印欧语言同源同宗、来自某一个特定的远古语言，学者们便前仆后继，渴望找出究竟是谁曾经说着这种语言。他们注意到，最早的梵语族群是在大约三千年前，从中亚入侵印度的，他们自称为「雅利亚」（Arya）。而最早的波斯语族群，则自称为「艾利亚」（Airiia）。于是欧洲学者推测，这些讲着梵语和波斯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哥德语、凯尔特语）原始语言的人，一定是某种雅利安人（Aryan）。会不会真这么巧，伟大的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是「勤勉的雅利安人」所创？

接下来，英法德各国学者开始把有关「勤勉的雅利安人」的语言学理论，与达尔文的天择理论结合，认为所谓的雅利安人不只是语言族群，而是某种生物族群，也就是一个种族。而且，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种族，而是一个上等种族，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工作勤奋而且极度理性，他们就这样从北方的迷雾中走出来，奠定了全世界文化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入侵印度和波斯的雅利安人开始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于是不再有白晰的肤色与金发，也失去了理性和勤奋。于是，印度和波斯的文明每况愈下。但在欧洲可就不同了，雅利安人还是维持着纯洁无污染的种族特性。正因如此，欧洲人必须要征服世界，而且他们最适合担任世界的统治者；不过可得小心，别遭到其他劣等种族混血污染。

在几十年间，这一款种族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但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家和政治家不敢再提的禁忌话题。虽然我们还是英勇抵抗着种族主义，但却没发现战线已经转移，过去种族主义在帝国思想中所占的位置，现在都由文化主义（culturism）借壳上市了。目前这个名词尚未明确定义，但差不多是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了。对今日许多菁英份子而言，要比较判断不同人群的优劣对比，几乎讲的总是历史上的文化差异，而不再是种族上的生物差异。我们不再说「这就存在他们的血液里」，而是说「这就存在他们的文化里」。

因此，就算是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右翼政党，也会小心避开种族歧视的用语。以法国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为例，党魁勒庞（Marine le Pen）绝对不可能在电视上大声表示：「我们不希望这些下等的闪族人，污染我们的雅利安人血统，破坏我们的雅利安人文明。」然而，不管是法国的民族阵线、荷兰的自由民主党、或是奥地利的奥地利未来联盟，都认为：西方文化根植发展于欧洲，具有民主、宽容、性别平等的特质，而穆斯林文化根植发展于中东，具有阶级政治、宗教狂热、歧视女性的特质。正因为这两种文化如此不同，而且许多穆斯林移民不愿（或许也不能）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不应允许他们移居进入西方社会，以免造成内部冲突，破坏了欧洲的民主和自由主义。

像这些文化主义者的论点，也有一套人文社会科学在背后支持，强调的是所谓的文化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根本上的差异。但并不是所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接受这些理论，或是支持它们在政治上的应用。

虽然，现在的生物学家已经可以指出「现有人类族群之间的生物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从而轻松推翻种族主义的论调；然而对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要推翻文化主义却没那么简单。毕竟，如果人类文化之间的差异真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又为什么要付钱给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请他们研究分析？

没有钱，万万不能

科学家为帝国提供了各种实用知识、思想基础和科技工具，要是没有他们，欧洲人能否征服世界仍是未定之数。至于征服者报答科学家的方式，则是提供各种资讯和保护，资助各种奇特迷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的思考方式传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偏远角落。如果没有帝国的支持，科学能否发展得如此蓬勃，也在未定之天。

绝大多数的科学学门一开始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帝国继续发展，而且许多发现、收藏、硬体设施和奖助金，也都多亏了陆海军及帝国统治者的慷慨协助。

但很显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除了帝国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支持着科学的发展。而且，欧洲各个帝国能够蓬勃兴盛，原因也不仅仅是科学而已。不论是科学或帝国，它们能够迅速崛起，背后都还潜藏着一股特别重要的力量：资本主义。

要不是因为商人想赚钱，哥伦布就不会抵达美洲，库克船长就不会抵达澳洲，阿姆斯壮也就没办法在月球上跨出他那重要的一小步。

不论是要建立帝国、或是推广科学，没有钱都是万万不能。然而，金钱究竟是这些作为的最终目标，或者只是要命的必需品？

我们很难掌握金钱在现代历史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虽然已经有许多著作，告诉我们各个国家是如何成也金钱、败也金钱，也看到金钱是如何为人类展开新视野、但也让数百万人遭受奴役，如何推动着产业的巨轮、但又让数百种的物种惨遭灭绝。然而，想要了解现代经济史，其实重点就只有一个词：成长。不论结果是好是坏、究竟是生病或是健康，现代经济就像是一个荷尔蒙过盛的青少年，不断成长，吞噬着它看到的一切，而且成长的速度叫人完全赶不上。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经济规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确实全球产值会增加，但多半是因为人口成长、移居到新的土地，而每人平均产值则维持不变。然而到了近代，一切都已改观。在1500年，全球商品和服务总产值约是2,500亿美元；而今天是大约60兆美元。更重要的是，在1500年，每人年平均产值约为550美元，但今天不论男女老幼，每人年平均产值高达8,800美元。⁹¹这种惊人的成长该如何解释？

经济学向来就是出了名的复杂。为了方便解释，让我们假设一个简单的例子。

根据目前的美国银行法，这种作业还可以再重复7次。所以，就算银行的保险库从头到尾就只有100万美元，但这位承包商的户头最后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银行每次真正持有1元的时候，就能够放款10元；换句话说，也代表我们银行户头上看到的那些金钱，有超过九成其实只是数字，而没有实体的硬币或钞票。⁹²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汇丰银行的所有存户都忽然要求结清户头、提领现金，汇丰银行就会立刻倒闭（除非政府介入拯救）。而且，就算是产业龙头的英国骏懋银行（Lloyds）、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世上任何银行都是如此。

这听起来就像是巨大的庞氏骗局（俗称老鼠会），不是吗？但如果你觉得这就是骗局一场，那么可以说整个现代经济就只是一场骗局。但事实上这不是诈骗案，而是另一次人类想像力的惊人发挥。真正让银行（以及整个经济）得以存活、甚至大发利市的，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

在这个面包店的例子里，之所以「承包商户头里的金额」与「银行里实际现金的金额」会出现落差，是因为这个落差就在于C小姐的那间面包店。A先生把银行的这笔钱投入这项资产，是因为相信终有一天有利可图。虽然现在面包店连一条面包都还没烤，但不管是C小姐或是A先生，都相信只要假以时日（例如一年后），店家生意就会一飞冲天，每天卖上几千个面包、蛋糕、饼干之类，赚得可观的利润。这么一来，C小姐就能连本带利清偿贷款，如果那个时候B先生想把现金领走，A先生也能轻松应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运作就是基于信任着一种想像的未来；银行家和创业者相信面包店能够成功，承包商也相信银行未来一定能把钱再还给他。

预支未来，打造现在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金钱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概念，可以代表许许多多不同的事物，而且也可以协助将几乎所有的东西互相交换。然而，在历史来到近代之前，这种交换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原因就在于：当时金钱只能代表一些「实际存在于当下」的物品。这与「创业」的概念无法相容，因此也就很难促进经济成长。

让我们回到面包店的例子。如果金钱只能代表有形、实际的物品，C小姐还有办法开面包店吗？

绝无可能。在目前，虽然她有许多梦想，但缺少有形的资源。她想开面包店的唯一办法，就是得要找到某个愿意立刻开工、但几年后才收钱的承包商，而且到时候面包店究竟赚不赚钱还很难说。然而，这样的承包商几乎是世界级的珍稀品种。于是，这下子咱们的创业者就陷入困境。如果没有面包店，她就不能烤面包。不能烤面包，就赚不了钱。赚不了钱，就雇不了承包商。雇不了承包商，就没有面包店。

现代经济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我们愿意信任未来，资本家也愿意将利润再投入生产。然而光是这样还不够。经济成长还需要有能源、有原料，但能源和原料有限，如果用光了，是不是整个体系就要崩溃？

不过，就过去的证据看来，所谓「有限」也只是一种理论；虽然这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直觉。事实上，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能源和原料用量是激增的，但是可供使用的能源和原料量却是不减反增！每次即将因为能源或原料短缺，而使经济成长趋缓的时候，就会有资金投入科技研究，解决这项问题。这种做法屡屡奏效，有时候让人更有效利用现有资源，有时候找出了全新的能源和材料。

让我们以运输产业为例。过去三百年间，人类制造的运输工具数量达到数十亿台，从简单的马车和手推车，到后来的火车、汽车、超音速飞机和太空梭。过去可能会有人认为，像这样大规模使用资源，很快就会耗尽所有能源和原料，很快就只能靠着回收垃圾撑下去了。然而，实际状况却正好相反。在1700年，全球运输工具使用的原料多半是木材和铁，但今天我们却有各式各样的新材料任君挑选，像是塑胶、橡胶、铝和钛，这一切我们的祖先都完全一无所知。另外，1700年的马车，主要是由木匠和铁匠手工人力制作，但是现在的丰田车厂和波音飞机工厂，我们靠的是燃油引擎和核电厂提供电力、许多机械臂提供劳力，来推动生产。类似的革命在几乎所有产业领域无所不在。我们将它称为「工业革命」。

一切的源头都是太阳能

早在工业革命前的数千年，人类就已经知道如何使用各种不同的能源。像是可以燃烧木材，用火力来炼铁、取暖、烤蛋糕。用帆取得风力就能推动帆船，用水车取得水力就能用来碾谷子。然而，这些使用方式都有明显的限制和问题：火力得先取得木材，风力得靠天赏脸，至于水力一定得住在河的附近才成。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进行能量间的转换。譬如风力可以推船、水力可以推石磨，但却没办法拿来煮水或炼铁。相对的，燃烧木头的热力也无法推动石磨。在当时想要转换能量，只能靠一种东西：人类或动物自己的身体。在自然的代谢过程里，人类和其他动物燃烧有机燃料（也就是食物），把能量转换为肌肉运动。于是，男男女女或动物摄取谷物和肉类，燃烧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再用这些能量来拉车或拖犁。

因为所有能量转换只能靠人类和动物的身体，当时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靠的就是肌肉的力量。人类的肌肉能用来造车盖房，牛的肌肉能用来拖犁耕田，马的肌肉能用来运输货物。而所有能用来供应这些「有机肌肉机器」的能量来源只有一种：植物。至于植物的能量，则是来自太阳。植物靠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为有机化合物。由此看来，历史上人类成就的几乎所有事情，第一步靠的都是将植物取得的太阳能，转换为肌肉的力量。

正因如此，人类历史在过去一直是由两大周期来主导：植物的生长周期，以及太阳能的变化周期（白天和黑夜，夏季和冬季）。阳光不足、谷物尚未成熟的时候，人类几乎没有能量可用。这时谷仓空空，收税员无事可做，士兵无力行军或打仗，各个国王也觉得以和为贵。但等到阳光充足、谷类成熟，农民的收获堆满了谷仓，收税员四处忙着收税，士兵频频操练、磨刀利剑，国王也召集大臣，计划下一场战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太阳能──这时候已经取得并封装在小麦、稻米和马铃薯里了。

厨房里的秘密

在这之前的几千年间，人类每天都面对着能源生产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却总是视而不见。每次有哪个家庭主妇或仆人想要烧水泡茶，或是把装满了马铃薯的锅子放在炉子上烹煮，这项发明就这样大剌剌的呈现在他们眼前。在水煮沸的那一刻，水壶或锅子的盖子会开始跳上跳下。这时热能转换为动能，但是我们过去都只觉得这样乱跳有点烦人，至于一时忘记而让水煮干，就更麻烦了。没人注意到这件事的真正潜力。

第九世纪中国发明火药，可说有了小小的突破，能让热能转换成动能。一开始，要用火药推动弹丸，听来实在太有悖常理，所以长久以来，火药只是拿来制作炸弹。直到后来（起因可能是某些炸弹专家在研钵里磨火药，磨杵却被大力炸飞？），才终于发明了枪枝。而要再从火药发展为有效的火炮，就又过了大约六百年。

即便如此，要将热能转化为动能的想法，仍然太过天马行空，所以要再等三个世纪，人类才发明了下一种使用热能来移动物品的机器。这项新科技是在英国煤矿坑里诞生。随着英国人口膨胀，森林遭到砍伐，一方面是取得木柴做为燃料推动经济成长，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有居住地和农业用地。于是，英国逐渐面临木柴短缺的问题，开始烧煤做为替代品。许多煤矿层都位于会淹水的地区，而且只要淹水，矿工就到不了较低的矿层。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大约在1700年左右，英国的矿井里开始回荡着一种奇特的噪音，可说是吹起了工业革命进击的号角，一开始只是微微在远方响起，但十年十年过去，声音也愈趋雄壮，直到最后，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之中。这就是蒸汽机。

蒸汽机种类繁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燃烧某种燃料，例如煤，再用产生的热将水煮沸，产生蒸汽；接着蒸汽推动活塞，让活塞来回移动，而连接到活塞的任何机械装置也就跟着移动。这么一来，热能便转换为动能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煤矿坑里，是将活塞连接到帮浦，好把矿井底部的水给抽出来。最早的引擎效率低到难以想像。光是想抽出一点点的水，就得烧掉极大量的煤。然而，当时矿煤充足、又近在咫尺，倒是没人在意。

随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改善了蒸汽机的效率，还把它请出了矿坑，用在纺织机和轧棉机上。纺织生产仿佛脱胎换骨，开始廉价生产愈来愈大量的纺织品。转眼之间，英国就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把蒸汽机请出矿坑，可说是打破了一项重要的心理关卡。如果烧煤能够让纺织机动起来，为什么不能让其他的设备，像是车辆，也这么动起来？

释放物质蕴含的力量

1825年，一名英国工程师将蒸汽机装到了一辆满载煤炭的货车上，让引擎将这辆货车沿着铁轨，将煤炭从矿场送到约二十公里外的港口。这是史上第一台蒸汽动力火车。想当然耳，既然蒸汽可用于运送煤炭，为什么不能运送其他商品呢？甚至，为什么不能载运人呢？1830年9月15日，第一条商业化铁路开通，连接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用的同样是与抽水或纺织相同的蒸汽动力。不过短短二十年后，英国的铁轨长度已达数万公里。⁹⁵

从此之后，人类就深深着迷于如何使用机器和引擎，转换各种能量。只要发明出适当的机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类型的能量都能为我们所用。举例来说，物理学家发现原子内储存着巨大的能量，就开始思考要如何释放这种能量，用来发电、推动潜艇，或是摧毁城市。从中国炼丹术士发现火药，到土耳其人用大炮粉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间足足过了六百年。但是从爱因斯坦发现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也就是E=mc2）之后，仅仅过了四十年，原子弹就已经落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核电厂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球。

另一项重要发明是内燃机，仅仅花了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就彻底改革了人类的运输，也让石油变成一种液态的政治权力。在这之前数千年，我们早就知道了石油的存在，但只用来为屋顶防水、替轴轮润滑。就算到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前，大家还是认为石油就只有这些用处。说要为石油流血打仗，简直是笑话。当时为了土地、黄金、胡椒或奴隶打仗，或许天经地义，但为了石油，可是万万说不过去。

至于电力的发展更为惊人。在两个世纪前，电力对经济还毫无影响力，多半只是用来做些神秘的科学实验，或廉价的魔术把戏。但有了一系列的发明之后，电力就成了我们有求必应的神灯精灵。手指一弹，就能印刷出书本、织出衣服、保持蔬菜新鲜、冰棒不融化，还能煮晚餐、处决死刑犯、记录我们的想法和笑容、让夜间亮起灯光，还让我们有无数的电视节目可看。我们很少有人了解电力运作的机制，但更少人能够想像生活中没有电力该怎么办。

能源的大海汪洋

工业革命的核心，其实就是能源转换的革命。我们已经一再看到，我们能使用的能源似乎无穷无尽。讲得更精确些，唯一的限制只在于我们的无知。每隔几十年，我们就能找到新的能源来源，所以人类能运用的能源总量是不断增加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担心我们会耗尽所有能源？为什么他们担心我们用完所有化石燃料之后，会有一场大灾难？显然，这世界缺的不是能源，而是「能够驾驭并转换成符合我们所需」的知识。如果与太阳任一天放射出的能量相比，全球所有化石燃料所储存的能源，简直是微不足道。太阳的能量只有一小部分会到达地球，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就已经高达每年3,766,800艾焦（exajoule，exa代表10的18次方，焦耳joule是能量单位，在地心引力下将一颗质量1公斤的苹果擡升1公尺，所需的能量就是1焦耳；艾焦是10的18次方焦耳，这可是要擡举很多很多颗苹果呦。）⁹⁶全球所有植物行光合作用，也只能保留大约3,000艾焦的能量。⁹⁷

现在，人类所有活动和产业每年约消耗500艾焦的能量，而地球只要大约短短90分钟，就能从太阳接收到这么多能量。⁹⁸而且，这还只是太阳能而已。我们还有其他巨大的能量来源，像是核能、像是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为受到地球与月球相互吸引而形成的潮汐作用。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能源市场几乎完全只能靠植物。这就像是住在一座容量每年3,000艾焦的水库旁边，想办法尽可能多抽一点水出来。然而，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发现能使用的能源不是一座水库，而是一整片海洋，容量可能有几十亿艾焦。我们唯一需要的，只是更好的抽水帮浦罢了。

提炼原料新法

学习如何有效驾驭和转换能量之后，也解决了另一个阻碍经济成长的问题：原料短缺。等到人类找出方法驾驭大量而又廉价的能源之后，就开始能够取得过去无法运用的原料，像是在西伯利亚荒原采集铁矿；或者从愈来愈远的地方将原料运来，像是从澳洲将羊毛运到英国的纺织厂。同时，科学上的突破也让人类能够发明全新的原料，例如塑胶；或是发现先前未知的天然原料，例如矽和铝。

化学家一直要到1820年代，才发现了铝这种金属，但当时要从矿石中分离出铝，非常困难、而且昂贵。于是，有几十年时间，铝的价值甚至比黄金还要高得多。在1860年代，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还会用铝质餐具来宴请最尊贵的客人，至于那些二等的客人，就只能用黄金刀叉来凑合凑合。⁹⁹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化学家发现了一种电解法，能够大量、廉价提炼铝，目前全球的铝生产量堂堂达到每年3,000万吨。如果拿破仑三世听说这些属民的后代，居然拿铝做成抛弃式的铝箔，用来包三明治、外带剩菜，用完就丢，想必会大惊失色。

两千年前，地中海盆地的人如果属于干性肤质，就会在手上抹橄榄油。而今天他们抹的是护手霜。我在附近一家店里随便买了一条简单的现代护手霜，里面的成分如下：

以上几乎所有的成分，都是在过去两世纪间才发明或发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遭到封锁，造成原物料严重短缺，特别是可做成爆炸物的硝石，更是奇缺无比。德国本身不产硝石，当时最大的硝石产地在智利和印度。虽然用氨来取代硝石，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但当时要生产氨的成本还非常高。可以说德国人走运，他们的同胞、犹太裔化学家哈柏（Fritz Haber），在1908年发展了一套技术，几乎只需要用空气就能制备出氨。德国人很快将哈柏研发的技术投入工业生产，只要靠着空气当原料，就能制作爆炸物。

有学者认为，要不是有哈柏的发现，德国绝无可能撑到1918年的11月。¹⁰⁰而且，这项发现还让哈柏赢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奖，但可以想见他得的是化学奖，可不是和平奖。（哈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引导使用毒气的先驱。）

输送带上的生命

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种种能源和原料，不仅种类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结果就是让人类的生产力有了爆炸性的发展。首先引爆、影响也最深的就是农业。一般情况下，我们想到工业革命，脑中浮现的画面就是一片都市景象、冒着烟的烟囱，或者是一群煤矿工人汗流浃背，深入地底辛苦工作。然而，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在于它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

过去两百年间，工业化生产成了农业的支柱。从前得要靠肌肉力量、或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都由像是曳引机之类的机器接手。由于有了化学肥料（包括氨）、工业杀虫剂和各种激素及药物，无论是农地或是家禽家畜的产量，都大幅跃进。而有了冰箱、船舶和飞机之后，各种农产品能够保存长达数个月，而且也能快速、廉价的运送到世界的另一头。欧洲人开始能够大啖新鲜美味的阿根廷牛肉和日本寿司。

机械化不只是机器的事，连植物和动物也同样遭到机械化。差不多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宗教，将智人提升到神的地位的时候，各种农场上的动物已不再被视为活生生、能够感受到痛苦的生物，而是被视为机器一般对待。时至今日，这些动物常常是在像工厂一样的地方，被大规模制造，牠们的身体是依照产业的需求来形塑。这些动物的一生就像是巨大生产线上的齿轮，决定牠们生命长短及生活品质的，就只是各种商业组织的成本和利润。虽然产业界让牠们存活、吃得饱、维持基本健康，但却对牠们的社会和心理需求毫不关心（除非直接影响到生产）。

举例来说，蛋鸡其实也有各种行为和心理需求，牠们天生会有强烈的冲动，想要侦察四周的环境，到处瞧瞧啄啄，确认彼此的社会阶层，还会筑巢、理理毛。然而，鸡蛋业者往往是将这些蛋鸡关在极小的鸡舍里，一个笼子就塞了四只蛋鸡，每只的活动空间大概就是22公分乘25公分左右。虽然这些鸡有足够的食物，却没办法宣告自己的领域、无法筑巢或完成牠们天生想做的活动。事实上，这些笼子实在太矮小，里面的鸡甚至无法拍翅膀，也无法完全站立擡头。

猪的智商和好奇心在哺乳动物里数一数二，可能只低于大猿。然而在工业化的养猪场，母猪被关在小隔间里，甚至连转身都做不到，更别提要散步或四处觅食了。这些母猪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关上四星期，生下小猪，但小猪立刻被带走、养肥待宰，而母猪又得带去怀孕，准备再生下一批小猪。

许多乳牛短暂的一生里，也是活在一个小隔间里；不管或站、或坐、或卧，都与自己的尿液和粪便为伍。牠们面前有一套机器会供给食物、激素和药物，后方另一套机器则是每隔几小时，会来为牠们挤乳。至于位于这两套机器中间的牛呢？在业者眼中，大概就只是一张会吃原料的嘴，再加上会生产商品的乳房而已。这些活生生的生物其实内心情感世界都十分复杂，如果把牠们当机器一样对待，不只会造成身体不适，也会让牠们有很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挫折。¹⁰¹

大西洋奴隶贸易并非出于对非洲人的仇恨，而现代畜牧业也同样不是出于对动物的仇恨。这两者背后共同的推手，就是冷漠。大多数人，不管是生产或是消费各种奶蛋肉类的时候，都很少想到提供这些食物的鸡、牛或猪。

工业革命找出新方法来进行能量转换和商品生产，于是人类对于周遭生态系的依赖大减。结果就是人类开始砍伐森林、抽干沼泽、筑坝挡河、与海争地，再铺上总长数万公里的铁路，兴建摩天大都会。世界愈来愈被塑造成适合智人需求的模样，但其他物种的栖地就遭到破坏，让牠们迅速灭绝。地球曾经是一片蓝天绿地，但现在已经成了混凝土和塑胶构成的商场。

今天，地球上住着大约七十亿的智人。如果把所有人放上一个大磅秤，总重量约达三亿吨。另外，如果把所有家禽家畜（牛、猪、羊、鸡等等）也放在另一个更大的磅秤上，总重更足足达到七亿吨。但相对的，如果把所有还幸存的大型野生动物（包括豪猪、企鹅、大象和鲸等等）也拿来秤，总重量已经不到一亿吨。我们在童书、各种影像和电视上还是常常看到长颈鹿、狼和黑猩猩，但在现实世界里，这些物种都已所剩无几。

全球大概只剩下八万只长颈鹿，但牛有十五亿；灰狼只剩二十万只，但狗有四亿；黑猩猩只剩二十五万只，相比之下，人有七十亿。可见，人类真的已经称霸全球。¹⁰⁴

然而，生态环境恶化并不代表就是资源短缺。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过，人类能用的资源其实不断增加，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还会继续。正因如此，那些关于资源短缺的末日预言，很可能并不会成真。但与此相反，生态环境的恶化却是太有凭有据了，如假包换。在我们的未来，很可能会看到智人坐拥各种新原料和新能源，但同时摧毁了剩下的自然栖地，让大多数其他物种走向灭亡。

事实上，这场生态危机甚至也可能危及智人本身的生存。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污染猖獗，使得地球对于人类来说，也愈来愈不宜居住，未来很可能看到人类必须与自己引发的自然灾害，不断拉扯较劲。而随着智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对抗大自然，压制整个生态系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冲动，就可能引发愈来愈多无法预期的危险副作用。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用更激烈的手法，才能操控生态系，但也就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很多人称呼这是「大自然的毁灭」。然而，这其实并不能算是「毁灭」，而只是「改变」。大自然是无法「毁灭」的。六千五百万年前，一颗巨大陨石让恐龙灭绝，但却为哺乳动物开启了一条康庄大道。今天，人类正在让许多物种灭绝，甚至可能让自己灭绝。但即使如此，还是有某些生物过得生龙活虎。举例来说，老鼠和蟑螂可说是正在全盛时期。如果今天发生核灾，让世界末日降临，这些顽强的动物很有可能就会从闷烧的废墟里爬出来，准备好继续将自己的DNA传给千代万代。或许，六千五百万年以后，会有一群高智商的老鼠，心怀感激的回顾人类造成的这场灾难，就像我们现在感谢那颗杀死恐龙的巨大陨石一般。

但不论如何，现在讨论人类灭绝还是为时过早。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成长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峰。在1700年，全球有将近7亿人。在1800年，只增加到9.5亿人。但是到了1900年，人口翻涨将近一倍，来到16亿。而到了2000年，更是又翻了两番，来到60亿。接着到了2012年10月底，已经堂堂迈过70亿。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虽然智人愈来愈不受大自然的摆布，但却愈来愈受到现代产业和政府的支配。工业革命带来许多社会改造的实验性做法，而各种改变人类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事件，更是多不胜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将过去传统农业社会的时间节奏，替换成工业社会一致且精确的时间概念。

传统农业看的是大自然的时间周期、作物的生长情况。当时多数社会都无法准确测量时间，而且也对这件事没有多大兴趣。毕竟当时没有手表、没有时刻表，重要的是太阳的运行、植物的生长周期。当时没有人人统一的工作日，而且在不同季节的生活习惯也有极大不同。农业社会的人知道太阳该在天上哪个位置，会焦急的等待雨季和收获季的征兆，但是「小时」的概念就不在他们心里，而「年份」的概念更是于他们如浮云。如果有人穿越时空来到中世纪的村庄，问当地人「今年是哪一年？」，当地人除了会觉得这个人衣着古怪，可能还觉得，会问这个应该是脑筋有点问题。

与中世纪农民和鞋匠相比，现代工业对太阳或季节可说是完全不在乎，更重视的是要追求精确和一致。举例来说，在中世纪的鞋店里，每个鞋匠都是从鞋底到鞋扣一手包办。如果某个鞋匠上班迟到，完全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工作。但如果是在现代的制鞋生产线，每个工人面对的机器都只负责鞋子的一小部分，完成后再交给下一台机器。假设其中某台机器的工人睡过头，整条生产线就得停摆。为了避免这种灾难发生，每个人都得严格遵守确切共同的时刻表。每个工人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开始上班。不管饿了没，都要在同样的时间午休吃饭。等到换班哨音一响，所有人都得下班回家，不管手上的事情做完了没。

工业革命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时刻表和生产线的概念，更将这些概念推广到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当中。就在工厂用时刻表规范劳工行为之后不久，学校也开始采用了这一套，接着医院、政府机关，甚至杂货店也行礼如仪。就算那些没有生产线和机器的地方，时刻表也成了王道。毕竟，假设工厂是下午5点下班放人，当地的酒吧难道不是应该抓个5点02分开门营业最为恰当？

这套时刻表系统的推广，公共运输是关键。如果工人得在8点整准时上工，火车或公车就一定得在7点55分抵达工厂大门。晚了几分钟，就可能使产量减少，甚至让那些不幸迟到的人遭到裁员。在1784年，英国首次出现公布时刻表的马车载运服务，只列出了几点几分出发，而没有列出几点几分抵达。当时，英国每个大城小镇都有不同的时间，与伦敦时间可能有半小时的落差。伦敦正午12点整的时候，可能在利物浦是12点20分，而在坎特伯里还只是11点50分。由于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也没有特快列车，所以没人知道这些时间不同。而且，又何必在意呢？¹⁰⁵

英国的第一条商业铁路于1830年正式启用，连结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十年后，终于首次公布火车时刻表。因为火车的速度比传统马车快上太多，所以各地时间的微小差异，就造成了巨大的困扰。1847年，英国各家火车业者齐聚一堂，研拟统一协定所有火车时刻表，一概以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时间为准，而不再遵循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或任何其他城市的当地时间。在火车业者开了头之后，愈来愈多机构跟进这股风潮。最后在1880年，英国政府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立法规定全英国的时刻表都必须以格林威治时间为准。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国家采取了全国统一的时间，要求人民依据人工的时钟来过生活，而不是依据当地的日升日落周期。

摩登的现代

从这个小小的出发点，后来发展出全球性的时刻表网路，全球同步的误差不到一秒钟。而在广播媒体上场之后（先是电台，后来则是电视），一方面这些机构也进入了时刻表的世界，一方面更成了主要的执行者和传播者。电台广播最早的内容之一，就是报时用的讯号，透过哔哔声，让偏远地区的居民或海上的船舶都能据以调整时钟。后来，电台也发展出每小时播报新闻的习惯。直到现在，新闻广播开头的第一条仍然是现在时间，就算战争爆发也得放在后面再报。

二次大战期间，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送到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地区，而每段新闻广播的开头，就是大笨钟报时钟声的现场直播，可以说正是自由的钟声。不过，有些天才的德国物理学家居然找出一套方法，只要靠着钟声在广播中的微小差异，就能判断伦敦当时的天气。对德国空军来说，这可是珍贵无比的战事情报。等到英国秘密情报局也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再采用现场直播了，而用一组录音来取代。

为了让时刻表这套网路能够运作顺畅，开始四处都能见到价格便宜但运行精准的携带式时钟。当时如果是在中东或南美，顶多可能只有几个日晷。而在欧洲中世纪的城镇里，通常是全城共用一个时钟：在城镇的中央广场建起一座高塔，上面就有个巨大的时钟。这些塔钟几乎从来没有准过，但既然城里也没有其他的钟，似乎也就没什么关系。而到了现在，任何一个有钱人家的家里，计时装置的数量，很可能就远远超过某个中世纪国家全国上下。现在想知道时间，可以看一下腕上的手表、瞄一眼你的手机、瞧一下床边的闹钟、盯一下厨房的挂钟、瞟一眼微波炉上的时间、瞥一下你的电视机或DVD机，甚至电脑上的工作列都会告诉你现在几点。想要不知道现在几点，还真是得刻意花上一点功夫才行。

一般人每天会看上几十次时间，原因就在于现代似乎一切都得按时完成。闹钟早上7点把我们叫醒，我们用不多不少的50秒加热冷冻贝果，刷牙刷个3分钟、直到电动牙刷发出哔声，我们要赶7点40分的火车上班；下班后，在健身房的跑步机跑到哔声告诉我们30分钟计时已到；晚上7点坐在电视前看最喜欢的节目，中间每隔10分钟，还被每秒好几万元的广告打断。就算精神崩溃去找心理医师，他听你发牢骚的诊疗时间，也是一节标准50分钟。

传统家族和地方社群的力量

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起了数十种重大的变化，采用工业化的时间概念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值得注意的项目还包括都市化、传统农民的老化凋零、工业无产阶级兴起、对平民百姓的赋权、民主化、青少年文化，以及父权社会的解体。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社会革命：家族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和市场取而代之。据我们目前所知，人类在一百多万年前即生活在小型、互动密切的社群之中，社群成员大多数都是亲戚。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只是让不同的家族和地方社群结合，形成部落、城市、王国和帝国，但家族和地方社群仍然是所有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但后来，工业革命不过花了短短两世纪左右，就把这些单位粉碎成了原子。许多过去的家族功能和地方社群功能，现在都被国家和市场取代了。

在工业革命之前，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不脱三大传统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当地的密切社群。[1]大多数人在家族企业工作（例如家族的农场，或是家族经营的工作坊），或者也可能在邻居的家族企业工作。这时的家族除了家庭功能，还要兼顾福利制度、卫生体系、教育体系、建筑产业、劳工工会、退休基金、保险公司、新闻媒体、银行、甚至警察等等的功能。

有人病了，由家庭来照顾。有人老了，由家庭来抚养，而子女就是最好的退休基金。有人过世，孤儿就由家族其他成员照顾。有人想盖小屋，家族提供人力。有人想开公司，家族提供资金。有人想结婚，家族也会审核，看看对象是不是门当户对。如果和邻居发生冲突，要吵架也有家族里的人助阵。然而，如果病情太严重，家庭或家族无法处理，或是新公司需要的资金太庞大，或是邻里争吵已经到了要变成械斗的地步，地方上的社群就会介入。

地方社群介入时，依据的是当地的传统、以及有来有往的互助原则，常常会和自由市场的供需法则有相当大的差异。像是在传统的中世纪社会，如果邻居需要我帮忙盖屋子或是放羊，我并不会认为他应该付钱，而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再还我这份人情就好。同时，当地的领主可能会叫我们全村的人去帮他盖堡垒，但他也是一毛不付，而是在出现盗贼或野蛮人的时候，提供保护。虽然在这些村庄里有许许多多的交易，但多半都不是金钱往来。虽然市场机制已经存在，但十分有限。虽然可以购买罕见的香料、布匹和工具，或是聘请律师和医师提供服务，但一般而言，常用产品和服务会出现在市场上的不到一成，多数还是由家族和地方社群提供。

另外，王国和帝国会负责某些重要功能，像是发动战争、修建道路、建筑城堡。而为了这些目的，国王会征税，偶尔也会召募士兵和工人。但除了少数例外，王国或帝国通常不会干涉家族和地方社群内的事务。而且，就算真想干涉，成效也十分有限。因为传统的农业经济很少有多余的食物，能够养活大量政府官员、警察、社会工作者、教师和医师等等。因此，大多数政权并不会发展出大规模的福利、医疗和教育体系。这些事情都还是留给家族和地方社群处理。就算在极少数情况下，统治者试图干预农民的日常生活（像是秦帝国的连坐法），靠的也是以家族中的长辈或地方社群的耆老，做为政权代理人。

甚至有些时候，因为地处偏远的社群交通不便、通信困难，许多王国干脆直接将税收和暴力惩戒这些王室基本特权，都下放给当地。举例来说，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就并未维持大批帝国警力，而是允许地方家族彼此私刑伺候。如果我的堂兄杀了人，受害人的哥哥可能就会杀了我，做为报复。而只要暴力行径不要过度扩大，不论是伊斯坦堡的苏丹，甚至各省的帕夏（pasha，相当于省长），都会睁一眼闭一眼。

至于在中国的明朝（1368-1644），这个帝国采行「里甲」制度。十户为「甲」，一百一十户为「里」。里甲制设有里长、甲首，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分配繇役、按丁纳税，而无须由帝国直接管理。从帝国的角度来看，这种里甲制度十分有利，帝国不需要自己养着成千上万的官员税吏，而是交给地方贤达来监督各个家族的生活。里长甲首不但了解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常常也能让税务运作顺畅，无需国家军队介入。

很多时候，王国和帝国就像是收取保护费的黑道团体。国王就是黑道大哥，收了保护费就得罩着自己的人民，不受附近其他黑道团体或当地小混混骚扰。除此之外，其实也没什么功用。

然而，生活在家族和地方社群的怀抱里，并不如想像中理想，甚至差得远了。家族和地方社群对成员的限制压迫，绝不下于现代国家和市场，这些家族和地方社群内部常常充满紧张和暴力，而且成员别无选择。在1750年左右，如果一个人失去家族和地方社群的保护，几乎必死无疑，不仅没有工作、没有教育，生病痛苦时也得不到任何支持。没有人会借他钱，出了问题也没人保护。毕竟，当时没有警察、没有社工，也没有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为了求生，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形，当时的人就得尽快寻找愿意接纳他的其他家庭或地方社群。离开原生家族的男孩女孩，最好的情况大概就是找到新的家族做帮佣；而最糟的情况，就是被迫从军或沦入风尘。

传统势力崩溃

但过去两世纪间可说是风云变色。工业革命让市场取得强大的新力量，让国家有了新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更让政府有了一大批办事人员、教师、警察和社工可供差遣。从这时候开始，市场和国家发现传统的家族和地方社群就像路上的绊脚石，强烈抗拒外来的干预。父母和社群里的长者并不愿意放手，让年轻一辈接受国民教育的洗脑，也不希望他们受征召从军，更不想让年轻人变成一个没有根的都市无产阶级。

随着时间过去，国家和市场的权力不断扩大，也不断削弱家族和地方社群过去对成员的紧密连结。国家开始派出警察，制止家庭家族里的私刑，改用法院判决取代。市场也冒出更多小贩和商人，让各地悠久的传统逐渐消失，只剩下不断汰换的流行商业文化。但光是这样还不够，为了真正打破家族和地方社群的力量，国家和市场还需要找到家族内应，从内部击破。

于是，国家与市场找上家族和地方社群的各个成员，开出了令人无法拒绝的条件。他们说：「做自己吧！想娶想嫁都随你的意，别管父母准不准。想挑什么工作都可以，别担心什么大家长说的话。想住哪就住哪，就算没办法每星期和家人吃上一顿饭，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不用再依赖家族或地方社群了。我们，也就是国家和市场，让我们来照顾你吧。我们会给你食物、住房、教育、保健、福利和就业机会。我们也会给你退休金、保险和保卫。」

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里，常常讲得似乎人人都在辛苦对抗国家和市场。但事实却刚好是完完全全相反。国家和市场简直可以说是人民的衣食父母，个人能够生存都得感谢它们才是。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工作、保险和退休金。如果想学专业，可以去上公营学校。如果想做生意，可以向银行贷款。如果想盖房子，可以找建设公司来盖、找银行办房贷，而且有些时候还能得到政府补贴或保障。如果碰上暴力事件，可以找警察保护。如果生病得休息几天，可以有医疗保险照顾。如果病得严重，得休养几个月，就换成社会福利制度来帮忙。如果需要全天有人协助，我们可以到市场上请专职的看护；虽然这些人与我们素不相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在连子女都很难提供的全天候照料。只要先存点钱，我们就能到养老院安度最后这段黄金岁月。国税局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作个人，不会要求我们付邻居的税。法院也把我们每个人看作个人，不会要我们为亲戚犯的错受刑受责。

而且，现在能得到认定为「个人」的，不只有成年男子，就连女性和儿童也同样纳入。历史上，女性多半被视为家庭或家族的财产。但现代国家却将女性视为个人，不论其家庭或家族出身，都能享有独立的经济和法律权利。女性开始能够拥有自己的银行帐户、自己决定想嫁的对象，甚至要离婚或自立门户都行。

然而，要解放个人是有代价的。现在许多人都悲叹着家族和地方社群功能不再、觉得疏离，而且感觉冷漠的国家和市场对我们造成许多威胁。如果组成国家和市场的是一个又一个孤单的个人，而不是关系紧密的家族或地方社群，公权力要干预个人生活也就容易得多。现代高楼公寓，所有人各自锁在自己家里，连每户该付多少清洁费都无法达成共识，又怎么可能一起站出来抵抗国家机器？

在过去的五百年间，我们见证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革命。地球在生态和历史上，都已经整合成单一的领域。经济呈现指数增长，今日人类所享有的财富，在过去只有可能出现在童话里。而科学和工业革命也带给我们超人类的力量，以及几乎可说无限的能源。不仅社会秩序完全改变，政治、日常生活和人类心理也彻底改观。

只不过，我们真的更快乐了吗？

人类在过去五世纪间积蓄的财富，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满足感？有了取之不尽的能源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到了用之不竭的快乐？如果我们往更久之前回顾，认知革命以来这动荡不安的七万年间，世界是不是真的变得更好？到现在，阿姆斯壮的脚印还留在无风的月球上，而三万年前也有个不知名的人，把手印留在雪维洞穴里；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究竟谁比较快乐？如果后来的人并没有比较快乐，我们又为什么要发展农业、城市、文字、钱币、帝国、科学和工业呢？

历史学家很少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不去讨论秦朝人是不是比先前采集为生的人更快乐；伊斯兰教兴起后，埃及人是不是对生活更加满意；也不讨论欧洲帝国在非洲崩溃之后，数百万非洲人的幸福受到什么影响。

人民真正幸福快乐吗？

然而，这些可说是最重要的历史问题。目前大多数的意识型态和政治纲领，虽然都说要追求人类的幸福，但对于幸福快乐的真正来源为何，却还是不明就里。民族主义者会说政治自决能够带来快乐。共产主义者会说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带来快乐。资本主义者说自由市场能够创造经济成长，能够教导人自立自强、积极进取，所以能够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快乐。

如果经过仔细研究，结果却全盘推翻了这些人的假设，情况会如何？如果经济成长和自立自强并不会让人更快乐，又何必将资本主义奉为圭臬？如果研究显示，大型帝国的属民通常比独立国家的公民更幸福，例如假设阿尔及利亚人被法国统治时比较快乐，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一来，要怎样评价去殖民化？民族自决的价值又该怎么说？

这些都还只是假设，但原因就是历史学家至今还在回避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什么时候才会找出答案了。学者研究历史，研究了每一个层面，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性别、疾病、性、食物、服装，却很少有人提到这些现象究竟如何影响人类的幸福。这是我们在史识方面的最大空白之处。

虽然很少有人提出对于快乐的长期历史研究，但几乎所有学者和大众心中都多少有些模糊的定见。常有人认为，时间不断进展，人类的能力也不断增加。一般来说，我们会运用能力来减轻痛苦、满足愿望，所以我们想必过得比中世纪的祖宗来得快乐，而他们又一定比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得开心。

然而，这种进步论却可能是有些问题的。正如我们所见，新的倾向、行为和技能不一定会让生活过得更好。譬如人类在农业革命学会了农耕畜牧，提升了人类整体形塑环境的力量，但是对于许多个人而言，生活反而变得更为艰苦。农民的工作比起狩猎采集者更为繁重，不仅取得的食物种类变少、营养较不均衡，而且染上疾病与受到剥削的可能性都大增。同样的，欧洲帝国开枝散叶，同时将各种概念、科技和农作物向四方传播，还打开了商业的新道路，大大提升了人类整体的力量；但是对于数百万的非洲人、美洲原住民和澳洲原住民来说，这几乎完全算不上是好事。

历史一再证实，人类有了权力或能力就可能滥用，所以要说能力愈高就愈幸福，看来实在有些天真。

有些反对进步论的人，就会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人的能力和幸福之间正好是负相关。他们认为权力使人腐化，人类有了愈来愈多的能力之后，创造出来的是冷漠的机器世界，并不符合人类实际的需求。人类的演化，是让我们的思想和身体符合狩猎采集生活。因此，无论是转型成农业、或是后来再转型到工业，都是让我们堕入不自然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无法完全实现基因中固有的倾向和本能，也就不可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就算是都市中产阶级，过着舒适的生活，生活中却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狩猎采集者猎倒长毛象的那种兴奋和纯粹的快乐。每次出现新发明，只是让我们与伊甸园又离得更远。

然而，如果认为每项发明都必然带来阴影，似乎也流于武断，这种态度不也像是「深信进步论是真理」一样吗？或许，虽然我们与内心那个狩猎采集者愈来愈遥远，但并不全然是坏事。举例来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现代医学让儿童死亡率从33%降到5%以下。对于那些本来无法存活的孩童，或是他们的家人亲友来说，难道这不是让他们的幸福感大增了吗？

还有一种更微妙的立场，就是把历史分成前后两段来讨论：在科学革命之前，能力还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中世纪的农民确实可能过得比狩猎采集者更为悲惨；然而在过去几世纪间，人类已经学会更聪明的使用权力和能力。现代医学的胜利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同样震古铄今的成就，还包括让暴力事件大幅降低、大型国际战争几乎已经烟消云散，而且大规模饥荒也几乎不再发生。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也流于过度简化。首先，这里只根据了非常小的时间抽样，就做出了乐观的评估。事实上，大多数人类是到1850年才开始享受到现代医学的果实，而且儿童死亡率急遽下降，也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现象。至于大规模饥荒，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都还是大问题。像是共产中国在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造成大约一千万人到五千万人饿死。大型国际战争也要到1945年以后，才变得罕见，而且一大原因还是核战末日这项新威胁。因此，虽然说过去几十年似乎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黄金年代，但想知道这究竟代表历史潮流已经有了根本转变，或只是昙花一现的美好，目前还言之过早。

我们在评价历史进程的时候，经常是以二十一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的观点。但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十九世纪在威尔斯的煤矿矿工、中国鸦片烟的瘾君子、或是塔斯马尼亚岛的原住民，观点必然是相当不同的。楚格尼尼（最后一位去世的塔斯马尼亚岛原住民）的重要性，绝对不下于「辛普森家庭」里的老爸荷马（出生于1956年的美国典型蓝领阶级）。

其次，就算是过去半个世纪这短暂的黄金年代，也可能已经播下未来灾难的种子。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用了无数新方法干扰了地球的生态平衡，而且看来可能后患无穷。有大量证据显示，我们纵情消费而不知节制，正在摧毁人类赖以繁荣的根基。

最后一点，虽然智人确实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或许值得沾沾自喜，但代价就是赔上几乎所有其他动物的命运。人类现在取得许多物质和资源，让我们得以免受疾病和饥荒之苦，但我们是牺牲了实验室里的猴子、农场里的乳牛、输送带上的鸡只，才换来这些让我们洋洋得意的成就。在过去两世纪间，有数百亿只动物遭到现代工业制度的剥削，冷酷程度是整个地球史上前所未有的。就算动物保护团体指出的现象只有十分之一是事实，现代农牧产业也已是史上最大规模、最残暴的罪行。要评估全球幸福程度的时候，只看上层阶级、只看欧洲人、只看男性，都是巨大的错误。或许，只看人类也同样有失公允。

快乐该如何计算？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快乐的时候，似乎都认为这是由各种实质因素（例如健康、饮食和财富）建构出来的产品。如果某个人更有钱、更健康，就一定也更快乐。但这一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吗？

几千年来，早就有哲学家、神职人员和诗人反复思索快乐的本质。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伦理和心灵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绝对不下于其他物质条件。有没有可能，虽然富裕社会里的人类荷包满满，却因为人际疏离和生活缺乏意义而深感痛苦？有没有可能，虽然我们的老祖宗生活条件较差，但因为与家人朋友、宗教和大自然关系紧密，所以反而活得比较满足？

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快乐的根源。究竟让人感到幸福快乐的是金钱、家庭、基因，还是美德？首先，得先定义要测量的是什么。一般对于快乐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主观感到幸福」。依照这个观点，快乐是一种个人内在的感受，可能是因为当下直接的快感，或是对于长期生活方式的满足。而如果这是内在的感受，又要怎样才能由外部测量呢？一种做法是直接询问受试者，问问他们的感受如何。所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就请受试者填写关于幸福感的问卷，再计算相关统计结果。

一般来说，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问卷会列出各种叙述，再请受试者以0到10加以评分，这些叙述例如「我对自己现在的样子感到满意」、「我觉得活到现在非常值得」、「我对未来感到乐观」、「生活是美好的」。接着研究人员就会计算所有分数，算出受试者整体的主观幸福感程度。

这样的问卷能够用来了解快乐有哪些客观因素。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研究比较1,000位年收入10万美元的人，以及1,000位年收入5万美元的人。假设前者的平均主观幸福感有8.7分，而后者平均只有7.3分，研究就能合理推论：财富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说得白话一点，也就是金钱会带来快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研究民主国家的人是不是真的比独裁统治下的人民更幸福，或是结婚的人是否比单身、离婚或丧偶的人来得快乐。

有了这些资料，就能为历史学家提供比较基础，让历史学家再运用过去关于财富、政治自由度和离婚率的资料来推论。例如，假设民主国家的人比独裁国家的人快乐、已婚的人比离婚的人快乐，历史学家就能主张：过去几十年间，民主化进程让人类的幸福感提升，但离婚率成长则有反效果。

当然，这种方式也还有改进的空间，但是在更好的方式出现之前，这些发现也值得参考。

知足就能常乐

目前有一项耐人寻味的结论：金钱确实会带来快乐，但是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之后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对于经济阶层底层的人来说，确实是钱愈多就愈快乐。

如果你是一个月收入两万多台币的清洁工，忽然中了一张两百万的统一发票，主观幸福感可能就会维持好一段时间的高档状态。因为这下子，你可以让孩子吃饱穿暖，不用担心欠债愈滚愈多。然而，如果你本来就是年薪六百万台币的外商高阶主管，就算中的是两、三千万元的乐透，主观幸福感也可能只会提高几个星期而已。根据实证研究指出，这几乎肯定不会对你的长期幸福感有太大的影响。你或许会买一部炫一点的轿车，搬到大一些的豪宅，喝些更顶级的红酒，但很快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普普通通，没什么新鲜感。

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疾病会短期降低人的幸福感，但除非病情不断恶化，或是有持续不止的疼痛，否则疾病并不会造成长期的不快。譬如，有人被诊断患有像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疾病，确实是会郁闷一阵子，但只要病情没有恶化，他们就能调适过来，觉得自己和一般人的快乐程度也没什么差别。

让我们假设一下，有一对中产阶级的双胞胎露西和路克，一起参与了一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早上做完研究之后，露西开车回家，却被一辆大巴士撞上，让她多处骨折，一只腿永远行动不便。但就在救援人员把她拉出车子的时候，路克打电话来，兴奋大叫他中了千万美元的乐透大奖。于是，在两年后，露西会是瘸子，而路克会比现在有钱很多。但是如果心理学家两年后再去做追踪研究，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多大的落差。

目前看来，对快乐与否的影响，家族和地方社群要比金钱和健康来得重要。那些家庭关系紧密、社群互动良好的人，明显比较快乐。而家庭机能失调、一直无法融入某个社群的人，则明显比较不快乐。其中，婚姻又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因素。多项重复研究发现，婚姻美好与感觉快乐，以及婚姻不协调与感觉痛苦，分别都呈现高度相关。而且，不论经济状况或是身体健康如何，情况都是如此。

所以就算是贫穷而有病在身的人，如果身边有爱他的另一半、爱他的家人、愿意支持他的社群，他就可能比一个孤单无伴的亿万富翁，感觉更幸福快乐。（当然，前提是这个人不能真的穷到无法生活，而他的疾病也不会不断恶化、或让他持续感受疼痛。）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考虑一种可能性。虽然过去两世纪间，人类在物质条件上有了大幅改善，但因为家庭崩溃、社会失调，所以两者的作用很可能互相抵消。如果真是如此，现在的人并不见得比1800年更快乐。甚至是我们现在如此看重的「自由」，也可能是让我们不那么快乐的原因：虽然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另一半、选择朋友、选择邻居，但他们也可以选择离开我们。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能够决定自己要走哪条路，但也让我们愈来愈难真正信守承诺，不离不弃。于是，社群和家庭的凝聚力下降、逐渐解体，这个世界便让我们感到愈来愈孤独了。

然而，关于快乐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快乐并不在于任何像是财富、健康、甚至社群之类的客观条件，而在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如果你想要一台牛车，而你也得到一台牛车，你就会感到满足。如果你想要一辆全新的法拉利，而得到的只是一辆二手的飞雅特，你就会感觉很不开心。正因如此，不管是中乐透或是出车祸，对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会有长期影响。一切顺遂的时候，我们的期望跟着膨胀，于是就算客观条件其实改善了，我们还是可能不满意。而在诸事不顺的时候，我们的期望也变得保守，于是就算又碰上其他的麻烦，很可能心情也不会更低落。

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不就是老生常谈吗？就算没有这群心理学家、什么问卷都没有做，我们也早就知道了。就像千年之前，先知、诗人和哲学家早就说过的，最重要的是知足，知足就能常乐，而不是一直想要得到更多。

不过，看到现代研究用了这么多数字和图表，最后得出和先贤相同的结论，其实感觉还是满不错的！

看你跟谁比！

正因为人类的期望如此关键，想要了解快乐这件事的历史，就不能不检视各种期望的影响。如果快乐只受客观条件影响（例如财富、健康和社会关系），要谈快乐的历史也就相对容易。但我们知道快乐有赖于主观的期望之后，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艰巨了。

对现代人来说，虽然有各种镇静剂和止痛药任我们使用，但我们愈来愈期望能得到舒适和快感，也愈来愈不能忍受不便和不适。结果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可能还高于先人。

这种想法可能很难理解。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心理深深埋藏着一个推理的谬误。在我们试着猜测或想像其他人（可能是现在的人或过去的人）有多快乐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设身处地，想想自己在那个情况下会如何感受。但这么一来，我们是把自己的期望放到了别人的物质条件上，结果当然就会失准。

现代社会丰饶富裕，我们很习惯每天都要洗澡更衣。但在中世纪，农民好几个月都不用洗澡，而且也很少会换衣服。对现代人来说，光是想到要这样生活，就觉得真是臭到要命、脏到骨里，完全无法接受。只不过，中世纪的农民似乎一点都不介意。这种衣服长时间没洗没换的触感和气味，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他们并不是因为太穷而无法负担换洗衣服，而是压根就没有这种期望。于是，至少就衣服这一件事来说，他们其实很满足了。

静心想想，这其实也不足为奇。毕竟，像是人类的表亲黑猩猩也很少洗澡，更从来没换过衣服。而我们的宠物猫狗也不是天天洗澡更衣，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就讨厌牠们，仍是照样拍拍牠们、抱抱牠们，甚至还抱起来亲亲。就算是在富裕的社会里，小孩通常也不喜欢洗澡，得花上好几年的教育和管教，才能够养成这种理论上应该很舒服的习惯。一切都只是期望的问题而已。

如果说快乐要由期望来决定，那么我们社会的两大支柱（大众媒体和广告业）很有可能正在不知不觉的让全球愈来愈不开心。假设现在是五千年前，而你是一个住在小村子里的十八岁年轻人。这时全村大概只有五十个人左右，老的老、小的小，身上不是伤痕皱纹遍布，就是小孩稚气未脱，很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自己长得真是好看，因而满是自信。但如果你是活在今日的青少年，觉得自己长相不怎么样的可能性，就要高多了。就算同一个学校的人，外表都输你一截，你也不会因此就感觉开心。因为你在心里比较的对象是那些明星、运动员和超级名模，你整天都会在电视、脸书和巨型广告看板上看到他们。

有没有可能，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对生活不满，不只是因为贫穷、疾病、政治腐败和压迫，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标准？平均来说，埃及人在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统治下，死于饥饿、瘟疫或暴力的可能性，远低于在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或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统治的时期。对大多数埃及人而言，这根本是有史以来物质条件最好的时刻。在2011年，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在大街上跳舞庆祝，感谢阿拉赐给他们这一切的财富才对。然而，他们反而是满怀愤怒，起身推翻了穆巴拉克。原因就在于，他们比较的对象不是古代的法老王，而是同时代的美国总统欧巴马。

这么一来，就算是长生不老，也可能会导致不满。假设科学找出了能够医治所有疾疾的万灵丹，加上有效抗老疗程和再生治疗，能让人永保青春。那么，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整个世界感到空前的愤怒和焦虑。

那些无力负担这些医学奇迹的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一定会愤怒到无以复加。纵观历史，穷人和受压迫者之所以还能自我安慰，就是因为死亡是唯一完全公平的事。不论再富有、权势再大，也难逃一死。光是想到自己得死、但有钱人居然能长生不老，就会让穷人怒火中烧，不可扼抑。

而且，就算是那极少数负担得起的有钱人，也不是从此无忧无虑。他们有太多需要担心的事了。虽然新疗法可以延长寿命、常保青春，但还是没办法让尸体起死回生。也就是说，他们绝对更需要避免发生意外──出门不能被酒醉驾驶撞到、不能被恐怖份子炸成碎片！人在家中坐，也要担心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像这些理论上可以达到长生的人，很有可能一丁点风险也不愿意承担，时时刻刻活得戒慎恐惧；而且一旦真的失去爱人、子女或密友，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更会高到难以想像。

快乐有天生的「空调系统」

研究快乐的时候，社会科学家做的是发问卷调查主观幸福感，再将结果与财富和政治自由等社经因素结合。至于生物学家的做法虽然也用一样的问卷，但结合的是生化和遗传因素。他们得出的研究结果令人大感震惊。

生物学家认为，我们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其实是由经过数百万年演化的生化机制所形塑。所有的心理状态（包括主观幸福感）并不是由外在因素（例如工资、社会关系或政治权利）来决定，而是由神经、神经元、突触和各种生化物质（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定。

所以，不管是中了乐透、买了房子、升官发财，或是找到了真正的爱情，都不是真正让我们快乐的原因。我们能够快乐的唯一原因，就是身体内发出快感的感官感受。所以，那些刚中了乐透、刚找到真爱的人，之所以会快乐得跳了起来，并不是因为真的对金钱或情人有所反应，而是因为血液中开始流过各种激素，脑中也开始闪现着小小的电流。

但很遗憾，虽然我们总是想在人间创造出快乐的天堂，可是人体的内部生化系统似乎就是对快乐多所限制，只会维持在恒定的水准。快乐这件事并不是天择的拣选标的，因为，如果你是快乐的独身隐士，你无法把快乐基因传递给后代；相对的，两位整天焦虑的爸妈，却能把不快乐的基因传递下去。快乐或痛苦在演化过程里的角色，就只是配角、不是主角，只在于鼓励或妨碍生存与繁衍。所以不难想像，人类演化的结果，就是不会太快乐、也不会太痛苦。我们会短暂感受到快感，但不会永远持续。迟早快感会消退，让我们再次能够感受到痛苦。

举例来说，演化就把快感当成奖赏，鼓励男性和女性发生性行为，将自己的基因传下去。如果性交没有高潮，大概很多男性就不会那么热中。但同时，演化也确保高潮要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性高潮永续不退，可以想像男性会非常开心，但那会连觅食的动力都没了，最后死于饥饿，而且也不会有兴趣再去找下一位能够繁衍后代的女性。

有学者认为，人类的生化机制就像是恒温空调系统，不管是严寒或酷暑，都要想办法保持恒定。虽然遇到某些事件会让温度暂时有波动，但最后总是会调控回到原来设定的温度。

有些空调系统会设定在摄氏25度，有的会设定在摄氏20度。至于人类的快乐空调系统，也是人人的设定皆有不同。如果说快乐的程度是由1分到10分，有些人的生化机制天生开朗，就会允许自己的情绪在6分到10分之间来回，大约稳定在8分附近。像这样的人，就算住在一座冷漠的大城市，碰上金融市场崩溃而丧失了所有积蓄，还被诊断患有糖尿病，还是能相当乐观的活下去。

也有些人就是倒楣有着天生阴郁的生化机制，情绪在3分到7分之间来回，大约稳定在5分附近。像这样的人，就算得到了密切社群的支持，中了几千万的乐透，健康得可以当奥运选手，还是会相当忧郁悲观。事实上，如果是这位天生忧郁的朋友，就算她早上中了五千万美元的乐透，中午又同时找到了治愈爱滋病和癌症的妙方，下午帮忙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永久和平协议，晚上又终于与失散多年的孩子团聚，她感受到的快乐程度仍然顶多就是7分而已。不论如何，她的大脑就是没办法让她乐不可支。

想想你的家人朋友。是不是有些人，不论发生多糟的事，还是能保持愉快？是不是也有些人，不管得到了多大的恩赐，还是一直郁郁寡欢？我们常认为，只要换个工作、找到老公、买了新车、写完小说，或是付完房贷，做完诸如此类的事，就能让自己快乐得不得了。然而，等我们真正达到这些期望的时候，却没有感觉真的比较快乐。毕竟，买车和写小说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化机制。虽然可以有短暂的刺激，但很快就会回到原点。

历史何价？

不过，先前的心理学及社会学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结论，例如平均而言，已婚的人比单身更快乐。生物学对此要怎么解释？

首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只证明了相关性（correlation），但是真正的因果方向，有可能和研究人员的推论正好相反。确实，已婚的人比单身和离婚的人更快乐，但这不一定代表是婚姻带来了快乐，也有可能是快乐带来了婚姻。或者更准确来说，是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带来并维系了婚姻。那些生化机制天生开朗的人，一般来说都会是快乐和满足的人。而这样的人会是比较理想的另一半，所以他们结婚的机率也比较高。而且，和快乐满足的另一半相处，绝对比和郁闷不满的另一半相处，来得容易，所以他们也比较不容易离婚。确实，已婚的人平均来说比单身更快乐，但如果是生化机制天生忧郁的人，就算真的找到好对象，也不一定就会比较快乐。

话说回来，大多数生物学家也不是完全只看生化学这一套。虽然他们主张快乐「主要」是取决于生化机制，但也同意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同样有影响力。毕竟，我们这套快乐空调系统虽然有上下限，但在这个范围里还是可以活动活动的。虽然要超出边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结婚和离婚却能影响心情在这个范围内的偏移。那些平均只有5分的人，永远不会忽然在大街上开心的跳起舞来；但如果找到乐观的好对象，就能让她三不五时感受到7分的愉悦，而更能避开3分的沮丧。

如果我们接受了生物学对于快乐的理论，历史这个学门的重要性就大减了；毕竟，大多数的历史事件并不会对我们的生化机制有什么影响。虽然历史可以改变那些影响血清素分泌的外界刺激，然而无法改变最后的浓度，所以也就是无法让人变得更快乐。

让我们用古代中国农夫和现代香港企业家为例。假设我们这位古代农夫住在没有暖气的小土屋里，旁边就是猪圈；企业家住在拥有各种最新科技的豪宅，窗口就能俯瞰南海的浩瀚海景。直觉上，我们会觉得企业家想必比农夫更快乐。然而，快乐是在脑子里决定的，而大脑根本不管小土屋或大豪宅、猪圈或南海，只管血清素的浓度。所以，农夫盖完了他的土屋之后，大脑神经元分泌血清素，让浓度到达X。而在现代，企业家还完最后一笔豪宅房贷之后，大脑神经元也分泌出大量血清素，并且让浓度差不多也到达X。对于大脑来说，它完全不知道豪宅要比土屋舒适太多，它只知道现在的血清素浓度是X。所以，这位企业家快乐的程度，并不会比那位足以当他高高高高高祖父的农夫来得高。

这点不仅对个人生活如此，就算是众人之事也不例外。我们以秦朝统一天下为例。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体制。但这一切都并未改变中国人的生化机制。因此，虽然天下大一统让政治、社会、意识型态和经济，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动荡，但对于中国人的快乐并没有多大影响。那些生化机制天生开朗的人，不管是活在战国时代，或是秦汉时代，都会一样快乐。但那些生化机制天生忧郁的人，过去总是在抱怨战国诸侯，现在也只是转而抱怨秦朝天子，并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这么说来，究竟把中国统一有什么好处？如果没办法让人更快乐，又何必要有这么多的混乱、恐惧、流血和战争？像是生物学家就绝对不会攻向巴士底狱。就算有人认为这些政治革命或社会改革会让他们开心，到头来总是一次又一次被生化机制玩弄于股掌。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发现，历史上似乎仅有一项发展真正有重大意义。那就是：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快乐的关键就在于生化系统，因此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处理政治和社会改革、叛乱和意识型态，而是开始全力研究唯一能真正让我们快乐的方法：操纵人类的生化机制。如果我们投入几十亿美元来了解我们的脑部化学，并推出适当的疗法，我们就能在无须发动任何革命的情况下，让人民过得远比从前的人更快乐。举例来说，百忧解（Prozac）之所以让人不再沮丧，靠的不是对任何体制的改革，而只是提高血清素的浓度而已。

讲到这套生物学理论，最能抓到精髓的，就是著名的「新世纪」（New Age）运动的口号：「快乐来自内心」。金钱、社会地位、整形手术、豪宅、握有大权的职位，这些都不会给你带来长久的快乐。想要有长期的快乐，只能靠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¹¹²

1932年，正值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赫胥黎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书中将「快乐」当成最重要的价值，而且政治的基础不是警方、不是选举，而是精神病的药物。每天，所有人都要服用一种合成药物「苏麻」（soma），这能让他们感到快乐，而且不影响生产力和工作。在美丽的新世界里，「世界国」统治全球，所有子民不论生活环境条件如何，都对这感到无比满足。也因此，政府完全不用担心会爆发战争、革命、罢工或示威游行等等威胁。这下子，赫胥黎想像中的未来，可能还比欧威尔的《1984》更为棘手。赫胥黎的世界似乎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非常可怕，但又很难解释原因。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很快乐的；这到底能有什么问题？

生命的意义

赫胥黎笔下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新世界，背后有一项假设：「快乐等于快感」。在他看来，快乐就是身体感觉到快感。因为我们的生化机制限制了这些快感的程度和时间长短，唯一能够让人长时间、高强度感受到快乐的方法，就是操纵这个生化机制。

然而，这种对于快乐的定义，还是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纳曼（Daniel Kahneman）请受试者描述自己一般上班日的全天行程，再分段一一评估他们究竟有多喜欢或讨厌这些时刻。他发现，大多数人对生活的看法其实会有所矛盾。让我们以养小孩为例。康纳曼发现，如果真要计算哪些时刻令人开心、哪些时候叫人无聊，就单纯的数字来说，养小孩可说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很多时候，养小孩就是要换尿布、洗奶瓶、处理他们的哭闹和脾气，这些都算是没人想做的苦差事。然而，大多数家长都说孩子是他们快乐的主要来源。难道这些人都是脑子有问题吗？

当然，这是一种可能。但还有另一种可能：调查结果让我们知道，快乐不只是「愉快的时刻多于痛苦的时刻」这么简单而已。相反的，快乐要看的是某人生命的整体；生命整体有意义、有价值，就能得到快乐。快乐还有重要的认知和道德成分。价值观不同，想法也就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有人觉得养小孩的人就像是悲惨的奴隶，得伺候一个独裁的小霸王，但也有人觉得自己真是满怀着爱，正在培育一个新的生命。¹¹³

正如尼采所言，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几乎什么都能忍受。生活有意义，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饴；生活无意义，就算在顺境中也度日如年。

不管任何文化、任何时代的人，身体感受快感和痛苦的机制都一样，然而他们对生活经验所赋予的意义，却可能大不相同。如果真是如此，快乐的历史很可能远比生物学家想像的，要来得动荡不安。这个结论并不一定是站在现代这边。如果我们将生活切成以一分钟为单位，来评估当时是否幸福快乐，中世纪的人肯定看来相当悲惨。然而，如果他们相信死后可以得到永恒的祝福，很有可能就会认为生活真是充满了价值和意义；相对的，现代世俗子民如果不信这一套，就会觉得人到最后就只有死亡，迟早会被遗忘、没了任何意义。如果用主观幸福感问卷问道：「你对生活整体是否满意？」中世纪的人很可能得分会相当高。

所以，我们的中世纪祖先会感到快乐，就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对来世的集体错觉，因而感觉生命充满意义吗？没错！只要没人戳得破这种幻想，又为什么要不开心呢？从我们所知的纯粹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本来就完全没有意义。人类只是在没有特定目标的演化过程下，盲目产生的结果。人类的行动没有什么神圣的宇宙宏图为根据，而且如果整个地球明天早上就爆炸消失，整个宇宙很可能还是一样，不受影响的继续运行下去。

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能排除掉人类主观的因素。但这也就是说，我们对生活所赋予的任何意义，其实都只是错觉。不管是中世纪那种超脱凡世的生活意义，或是现代人文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上都完全相同，没有高下之别。譬如可能有科学家觉得自己增加了人类的知识，所以他的生命有意义；有士兵觉得他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他的生命有意义。不论是创业者想要开新公司，或是中世纪的人想要读经、参与圣战、兴建新庙，他们从中感受到的意义，都只是错觉与幻想。

这么说来，所谓的快乐，很可能只是让「个人对意义的错觉」和「现行的集体错觉」达成同步而已。只要我自己的想法能和身边的人的想法达成一致，我就能说服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而且也能从这个信念中得到快乐。

这个结论听起来似乎很叫人难过。难道快乐真的就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认识你自己

如果快乐是在于感受快感；想要更快乐，就得操纵我们的生化系统。如果快乐是在于觉得生命有意义；想要更快乐，就得骗自己骗得更彻底。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

以上两种论点都有一个共同假设：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不管是感官的快感或是生命有意义），而想要判断快不快乐，靠的就是直接问他们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很合逻辑，但这正是现代自由主义当道的结果。自由主义将「个人主观感受」奉若圭臬，认为这些感受正是权威最根本的源头。无论是好坏、美丑、应不应为，都是由每个人的感受来确定。

自由主义政治的基本想法，是认为选民个人最知道好坏，我们没有必要由政府老大哥来告诉人民何者为善、何者为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想法，是客户永远都是对的。自由主义艺术的基本想法，是各花入各眼，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崇尚自由主义的学校和大学，叫学生要为自己多想想。广告叫我们「做就对了！」就连动作片、舞台剧、八点档连续剧、小说和流行歌曲，都不断在向大众洗脑：「忠于自我」、「倾听你自己」、「顺从你的渴望」。对于这种观点，卢梭的说法称得上是经典：「我觉得好的，就是好的。我觉得坏的，就是坏的。」

如果我们从小到大就不断被灌输这些口号，很可能就会相信快乐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是否快乐，当然是每个人自己最清楚。然而，这不过就是自由主义独有的一个观点而已。历史上大多数的宗教和意识型态认为，关于善、关于美、关于何事应为，都有客观的标准。在这些宗教和意识型态看来，一般人自己的感觉和偏好可能并不可信。从老子到苏格拉底，哲学家不断告诫人们：「认识你自己！」但言下之意也就是：一般人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自我，也因此很可能忽略了真正的快乐。佛洛伊德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1]

基督教神学家应该也会同意这种说法。不管是圣保罗或是圣奥古斯丁，都心知肚明：如果让人自己选择的话，大多数人宁愿把时间用来做爱，而不是向上帝祈祷。这种选择绝对是顺从你的渴望，但这意思是想要快乐就该去做爱吗？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可绝对不会这么说。对他们而言，这只证明了人类本来就有罪，容易受到撒旦的诱惑。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类都多多少少沉溺在类似海洛因成瘾的情境。假设有个心理学家，想调查吸毒者的快乐指数。经过调查之后，他发现这些吸毒者全部有志一同，所有人都说吸毒的时候最快乐了。请问这位心理学家是不是该发表一篇论文，告诉大家想快乐就该去吸毒？

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一些生物学者也认为，主观感受不该是最大重点。至少在讲到主观感受的价值时，甚至达尔文和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都有部分观点，与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相同。根据道金斯在名著《自私的基因》提出的论点，正如同其他动物，人类在天择的影响下，就算对个人不利，他们也会选择要让基因继续流传下去。大多数男性一生劳苦、终日烦忧，因为竞争激烈而不断争斗，硬是没办法享受一下平静的幸福；但这是由于DNA操纵着他们，要他们为基因自私的目的做牛做马。DNA就像撒旦，用一些稍纵即逝的快乐做为引诱，令人为之臣服。

佛法无我

大多数宗教和哲学看待快乐的方式，都与自由主义非常不同。最看重快乐这个问题的，就是佛教。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有系统的研究了快乐的本质和成因；正因如此，最近有愈来愈多科学团体开始研究佛教哲学和冥想。佛教认为，快乐既不是主观感受到愉悦，也不是主观觉得生命有意义，反而是在于放下贪求主观感受这件事。

根据佛教的观点，大多数人太看重自己的感受，以为快感就是快乐，不愉悦的感受就是受苦。于是，人类就渴望能有快感，并希望避免不愉悦的感受。然而，这是大大的误解。事实是，人类的主观感受没有任何实质或意义。主观感受就只是一种电光石火的波动，每个瞬间都在改变，就像海浪一样。不论你感受到的是快感或不快、觉得生命是否具有意义，这都只是刹那生灭的波动而已。

如果我们太看重这些内部的波动，就会变得太过执迷，心灵也就焦躁不安，感到不满。每次碰上不快，就感觉受苦；就算已经得到快感，因为我们还希望快感能够增强，或是害怕快感将会减弱，所以心里还是不能感到满足。贪求这些主观感受，十分耗费心神，而且终是徒劳，只是让我们受制于贪求本身。因此，苦的根源既不在于感到悲伤或疼痛，也不在于感觉一切没有意义。苦真正的根源就在贪求主观感受这件事，不管贪求的是什么，都会让人陷入持续的紧张、困惑和不满之中。

人想要离苦得乐，就须了解自己所有的主观感受都只是刹那生灭的波动，而且别再贪求某种感受。如此一来，虽然感受疼痛，但不再感到悲惨，虽然愉悦，但不再干扰心灵的平静。于是，心灵变得一片澄明、自在。这样产生的心灵平静力量强大，是那些穷极一生疯狂追求愉悦心情的人，完全难以想像的。这就像是有人已经在海滩上站了数十年，总是想抓住「好的海浪」，让这些海浪永远留下来，同时又想躲开某些「坏的海浪」，希望这些海浪永远别靠近。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这个人站在海滩上徒劳无功，把自己累得几近发疯。最后终于气力用尽，瘫坐在海滩上，让海浪就这样自由来去。忽然发现，这样多么平静啊！

这种想法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来说，完全格格不入，所以等到西方的新世纪运动碰上佛教教义，就想用自由主义的方式加以解释，结果意思却是完全相反。新世纪教派常常主张：「快乐不在于外在条件，而只在于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应该别再追求像是财富、地位之类的外在成就，而是要多接触自己内心的情感。」或者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快乐来自内心」。这与生物学家的说法不谋而合，但与佛教的说法几乎是背道而驰。

佛教与现代生物学和新世纪运动的相同点，在于都认定快乐与外在条件无关。但佛教更重要、也更深刻的见解在于：真正的快乐也与我们的主观感受无关。我们如果愈强调主观感受，反而就愈感到苦。佛教给我们的建议是，除了别再追求外在成就之外，同时也别再追求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心里感受了。

人类是否了解自己？

总结来说，我们现在会使用主观幸福感问卷，希望找出来我们主观认定什么时候有幸福感，而且认为找到特定的情绪状态就是找到了快乐。但相反的，许多传统哲学和宗教（如佛教）则认为，快乐的关键在于追求真我、真正了解自己。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的感觉、想法、好恶就组成了自己，但这是一大错误。他们感觉愤怒的时候，心里想「我很生气，这是我的愤怒。」于是这一辈子做的，都是想要避开某些感受，贪求另外某些感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苦真正的来源不在于感受本身，而是对感受的不断贪求。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过去对于快乐这件事的历史认知，就有可能都是错的。或许，期望是否得到满足、感受是否快活，都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是否了解自己。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今天的人比起远古的采集者或中世纪的农民，更加了解自己呢？

学者一直到几年前，才开始研究快乐这件事的历史，而且现在还停留在初始阶段，正在做出初步的假设、寻找适当的研究方法。这场讨论才刚刚起步，要得出确切的结论，为时过早。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提出正确的问题。

大多数的历史书籍强调的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英勇的战士、慈爱的圣人，以及创造力丰沛的艺术家。这些书籍对于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瓦解、帝国的兴衰、科技的发明和传播，可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对于这一切究竟怎么为个人带来快乐或造成痛苦，却是只字未提。这是我们在史识方面的最大空白之处。而且，现在该是开始填补空白的时候了。

1. 心理学要研究主观幸福感，靠的是受试者要能够正确判断自己的快乐程度；但矛盾的是，之所以会出现心理学，正是因为人类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有时候需要借由专业人士的帮助，以避免做出自我毁灭的行为。

本书一开始，提到我们是从物理学走向化学、走向生物学，然后走向历史学。而无论是在物理作用、化学反应，或是生物的天择，都对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视同仁，殊无二致。虽然说在天择这一块，智人的发挥空间似乎远大于其他生物，但毕竟仍然有限。换句话说，不论智人做了多少努力、有了多少成就，还是没办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

然而，就在二十一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天择的法则开始出现破口，而由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的法则趁隙而入。

在将近四十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演化，都是依循天择。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是由某个具有智慧的创造者所设计的。以长颈鹿为例，牠的长颈是因为远古时代长颈鹿祖先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因为有某个具有超级智慧的生物，把牠设计成脖子长长的。在长颈鹿的祖先之间，脖子较长的就能够得到更多食物，相较于脖子短的，也就产下较多后代。没有人（肯定也没有长颈鹿）曾经说过：「如果有比较长的脖子，就能让长颈鹿吃到树顶上更多叶子。所以我们就让脖子变长吧！」达尔文理论美妙的地方，就是并不需要有某位智慧过人的设计者，来解释为什么长颈鹿会有长脖子。

数十亿年来，由于我们根本不具备足以设计生物的智能水准，所以「智慧设计」从来都不是选项之一，它只是宗教神话。一直到相对不久之前，微生物都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而且能够完成某些神奇的任务。属于某个物种的微生物，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物种中，取得遗传密码、加入自己的细胞中，从而取得新的能力，例如针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然而，至少就我们所知，微生物并没有意识，它们没有生活目标，也不会未雨绸缪、为将来做准备。

演化到某个阶段之后，像是长颈鹿、海豚、黑猩猩和尼安德塔人都已经有了意识，也有了为将来做准备的能力。然而，就算尼安德塔人曾经有过这个梦想，希望鸡可以长得肥一些、动得慢一点，好让他饿的时候抓起来方便，他也无法把梦想化为现实。他还是只能乖乖去打猎，猎捕那些经过物竞天择发展成眼前这模样的鸟类。

大约一万年前，因为出现了农业革命，让古老的大自然运作机制首次有了比较不自然的改变。那些还是希望鸡能够又肥又慢的智人，发现如果找出长得最肥的母鸡，再与动得最慢的公鸡交配，生出来的后代就会又肥又慢。这些生下来的后代再继续互相交配，后代的鸡就都具有又肥又慢的特点。这是一种原本不存在于自然界的鸡，之所以经过这样的智慧设计而出现，是因为人，不是因为神。

不过，与所谓全能的神相比，智人的设计技术还差得远了。虽然智人可以透过选择育种（selective breeding）来抄捷径，加速天择（自然选择）的进程，但如果想要加入的特性并不存在于野生鸡只的基因池里，就仍然无能为力。在某种程度上，智人与鸡之间的关系，就和一般常见而自然的共生关系十分相似。智人等于是对鸡只施予了特定的选择压力，让又肥又慢的鸡特别能够繁衍下来；就像蜜蜂采蜜授粉的时候，也是对植物施予了选择压力，让花朵色彩鲜艳的品种更能生生不息。

生物学革命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四十亿岁的天择系统却面临了一项完全不同的挑战。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里，科学家正在改造各种生物。他们打破天择的法则而丝毫未受惩罚，就连生物最基本的原始特征也完全不看在眼里。巴西生物艺术家卡茨（Eduardo Kac）就在2000年推出了一项新艺术作品：一只发着萤光绿的兔子。卡茨找上法国的一间实验室，付费请求依他的要求改造出一只会发光的兔子。法国科学家于是拿了一个普通的兔子胚胎，植入由绿色萤光水母取得的DNA。当当当当！绿色萤光兔隆重登场。卡茨将这只母兔子命名为阿巴（Alba）。

如果只有天择，阿巴根本不可能存在。她就是智慧设计下的产物。同时，她可说是一个预兆。阿巴的出现其实代表一股潜力，如果这股潜力完全发挥（而且人类没有因此灭亡），科学革命很可能就不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三场大革命之一而已，很可能发展成为地球出现生命以来，最重要的生物学革命！经过四十亿年的天择之后，阿巴可说是站在新时代曙光乍现的时机点，生命即将改由智慧设计来操控。如果这种可能性终于成真，事后看来，到这之前为止的人类历史就能够有新的诠释：这是一个漫长的实验和实习的过程，最终是要让人类彻底改变生命的游戏规则。像这样的过程，我们不能只微观人类的近几千年，而要宏观地球生命整体的几十亿年。

全世界的生物学家，现在都在与「智慧设计论」这场风潮互相对抗（中文版注：智慧设计论在这里指的是宗教界的上帝创造论，尤其在美国盛行，试图进入各级校园，驱赶达尔文演化论的教学）。智慧设计论反对所有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达尔文演化论，认为既然生物如此复杂各异，想必是有某个全能的创造者（上帝），从一开始就想好了所有的生物细节。

生物学家说对了过去，智慧设计论对于过去生命史的解释是错误的；但讽刺的是，讲到未来，有可能智慧设计才是对的，只不过全能的创造者不是上帝，而是人。

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三种方式可能让智慧设计取代天择：生物工程、半机械人（cyborg）工程与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

基因工程奇迹

所谓生物工程，指的是人类刻意进行在生物层次的干预行为，例如植入基因，目的在改变生物的外形、能力、需求或欲望，以实现某些预设的文化概念，例如卡茨心目中的那种艺术。

到目前为止，生物工程本身并不算是什么新的概念。人们数千年来就一直使用生物工程，来重新塑造自己和其他生物。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阉割。在英文里，未阉割的公牛称为bull，阉割后的称为ox，这种将牛阉割的做法已经有大约一万年之久，阉割后的牛比较不具斗性，也就比较容易训练来拉犁。此外，也有一些年轻男性遭阉割，好培养可唱出女高音优美声调的假声男高音，或是能够协助宫廷事务的太监。

然而，人类最近对生物体内运作的研究有长足进展，已经达到细胞、细胞核的水准，也开展了许多过去难以想像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我们现在不只能够将男性阉割，甚至还能透过外科手术和注射荷尔蒙，完全改变他们的性别。这还只是开始。

1996年，下面这张照片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各方反应不一，有人惊喜、有人恶心，有人完全吓傻了。

在七万年前，智人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的生活。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生态系的梦魇。时至今日，智人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

但遗憾的是，智人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实在没有太多可令人自豪的事。虽然我们主宰了环境、增加了粮食产量、盖起城市、建立帝国，还创造了无远弗届的贸易网，但是全球生灵的苦难减少了吗？一次又一次，虽然整体人类的能力大幅提升，但却不一定能改善个别人类的福祉，而且常常还让其他动物深受其害。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至少就人类的生存条件而言，已有了确确实实的进步，饥荒、瘟疫和战争都已减少。然而其他动物的生存条件，却正在大幅度急遽恶化，范围前所未见。而且，就算是人类社会相关的改进，也还需要再长时间观察，才能判断是否利大于弊、是否能够延续。

此外，虽然现在人类已经拥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能力，但我们仍然对目标感到茫然，而且似乎也仍然总是感到不满。我们的交通工具已经从独木舟变成帆船、变成汽船、变成飞机、再变成太空梭，但我们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前往的目的地。我们拥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妥善使用这些力量。更糟糕的是，人类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负责。

我们让自己变成了神，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唯一能节制我们的只剩下物理定律。正因如此，我们对周遭的动物和生态系掀起一场大灾难，只为了贪求自己的舒适和娱乐，却又从来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餍，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至险，恐怕莫此为甚。

林俊宏

先说结论：这本书太有意思，很可能大大改变你对人类、信仰、历史、世界的想法，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也再次反省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命意义。

译这本书的时候，一直想到mastermind和accomplice这两个词。前者是master＋mind，大师心灵，但常常指的是那种高等级的犯罪者，能够将人玩弄在股掌之间。后者则是个共犯帮凶，在旁边帮忙把事情搞定。但当然这里要讲的不是黑道，而是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先说mastermind。当译者的都知道，如果作者有趣、内容精采，译书可说是一场享受。而如果作者无趣、内容干硬，那只能说是生不如死。书籍不合胃口，一般读者冷笑两声就能扬长而去，但译者可得和它日夜相伴，一边打字一边干谯。特别有时候，作者自以为是的（不）幽默，更可能让译者得尽力抑制翻白眼的冲动。然而，Yuval（这似乎有装熟的嫌疑？请待稍后分晓）这位大师绝对不是这种作者，全书布局精妙，不疾不徐的将各个人类事件重新呈现诠释，让人仿佛在历史的「树」和「林」之间往来穿梭，见小而不失大，直有畅快之感。每译到一章结束，总是满足的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又长了见识、开了眼界。

但就算是mastermind，总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来，所以到了译本就换译者这个accomplice上场作戏，如同说书，照着话本再说个一回。读者看到的大致是作者的想法概念，但外表文字总是译者所为。任何的语言转换总有那些细微的差异，要求原文译文殊无二致，自然绝无可能。译者只能视实际情况和现有能力，尽力完成作者一开始的策划，传达书中的想法，将译稿呈现在读者面前。

正因为这种主谋和同伙的关系，如果作者能和译者多多沟通、紧密合作，自然是大有助益。而Yuval和其他作者最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他就写了一封信，除了提醒各种翻译难处，更直言「如果译者／编辑觉得书中有某个段落，对于目标读者来说可能难以理解，可以直接做必要修改，或是请联络我，让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另外也提到，如果翻译过程有任何疑问，都可直接和他联络求证。

作者如此上道，译者当然也就撩落去，除了看过作者线上课程所有内容，双方还来回三十多封信，讨论书中语义和语用的问题，像是台湾读者对圣经故事、爱丽丝和罗宾汉熟不熟、非洲小米到底是什么米、某些人名该怎么拼、菩萨算不算是人、保甲制的流变、华伦斯坦的例子可以换成谁、一旬该是几天等等，在仿佛朋友聊天的气氛中，解决许多翻译的难题。或许，这也算是另一种好的狼狈为奸、长短互补？

现在成品终于出炉，希望读者阅读的过程也能如我一般感到兴奋及赞叹。如果觉得有什么不足，自然不是mastermind的问题，很有可能只是accomplice不够力的缘故。

• 雪维洞穴的人类手印© Imagebank/Gettyimages Israel
• 鲁道夫人、直立人和尼安德塔人的样貌重建图。© Visual/Corbis
• 尼安德塔男孩样貌重建图。© Anthropologisches Institut und Museum, Universität Zürich
• 德国施泰德洞穴的象牙制「狮人」（或女狮人）雕像。Photo Thomas Stephan, © Ulmer Museum
• 宝狮的狮子商标。Photo: Itzik Yahav
• 以色列北部一座一万两千年前的墓穴，有一具年约五十岁女性的骨骸，旁边还有一副小狗的骨骸。Photo: The Prehistoric Man Museum, Kibbutz Ma'ayan Baruch
• 拉斯科洞穴大约一万五千年前至两万年前的一幅壁画。© Visual/Corbis
• 阿根廷「手洞」大约西元前7000年的手印。© Visual/Corbis
• 埃及墓穴壁画，描绘典型的农业景象。© Visual/Corbis
• 哥贝克力石阵的巨大结构遗迹。 © Photographs by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 西元前1200年的埃及坟墓壁画：有一对牛在耕田。© Visual/Corbis
• 一只现代的牛。Photo: Anonymous for Animal Rights ©
• 来自古城乌鲁克（Uruk）大约西元前3400年至3000年的泥板，记载着当时的行政文书。©The Schøyen Collection, Oslo and London, MS 1717. 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
• 十二世纪的安地斯文化结绳语。©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Oslo and London, MS 718. 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
•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官方肖像。©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 Gérard Blot.
• 美国总统欧巴马官方照片。© Visual/Corbis
• 朝圣者绕行着位于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 Visual/Corbis
• 孟买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火车站。Photograph by fish-bo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Victoria_Terminus,_Mumbai.jpg
• 泰姬玛哈陵。Photo: Guy Gelbgisser Asia Tours.
• 一幅纳粹的宣传海报。Library of Congress,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courtesy of Roland Klemig ©
• 一幅纳粹的漫画。Photograph by Boaz Neumann. From Kladderadatsch 49 （1933）, p. 7.
• 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1945年7月16日，早上5点29分53秒。© Visual/Corbis
• 1459年欧洲人的世界地图。© British Library Board, Shelfmark Add. 11267.
• 1525年的萨维亚提世界地图。© Firenz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Laur. Med. Palat. 249 （mappa Salviati）
• 商业化养鸡场输送带上的小鸡。Photo: Anonymous for Animal Rights ©
• 哈洛实验。© Photo Researchers / Visualphotos.com
• 在这只老鼠背上，科学家用牛软骨细胞让牠长出一只「耳朵」。Photograph by Charles Vacanti ©
• 沙利文和蜜绮尔握手。© Imagebank/Gettyimages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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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当代最大的货轮能够承载大约10万吨的货物。在1470年，全球舰队和船队加起来，总承载量也不超过32万吨。到了1570年，总承载量也只达到73万吨。（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97）.
73. 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于2007年申报的存款为1.3兆美元，是1500年全球总产值的五倍。参见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8’,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35,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files.shareholder.com/downloads/RBS/626570033x0x278481/eb7a003a-5c9b-41ef-bad3-81fb98a6c823/RBS_GRA_2008_09_03_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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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这里举的面包店例子在计算上经过简化，并非完全精确。因为银行金库中每存有1元就能贷出10元，如果银行现在有100万美元的存款，其实只能贷出约909,000美元，而必须将91,000美元留在金库里。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还是决定将数字简化。此外，银行也并不总是遵守这些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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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关于过去这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和平状态，特别可参见：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2011）; Joshua S. Goldstein, Winning the War on War: The Decline of Armed Conflict Worldwide （New York, N.Y.: Dutton, 2011）;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107.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Summary, Geneva 200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who.int/whr/2001/en/whr01_annex_en.pdf. For mortality rates in previous eras see: Lawrence H.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8. ‘World Health Report, 200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24,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0, http://www.who.int/whr/2004/en/report04_en.pdf.
109. Raymond C. Kelly, 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 of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21. See also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129-31;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110. Manuel Eisner, ‘Modernization, Self-Control and Lethal Violenc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1:4 （2001）, 618-638; Manuel Eisner,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 Crime and Justice: A Review of Research 30 （2003）, 83-142;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Summary, Geneva 200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who.int/whr/2001/en/whr01_annex_en.pdf; ‘World Health Report, 200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24,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0, http://www.who.int/whr/2004/en/report04_en.pdf.
111. Walker and Bailey, ‘Body Counts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n Violence,’ 30.
112. 若想从心理和生化两种层面来讨论快乐，以下著作是很好的出发点：Jonathan Haidt,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Finding Modern Truth in Ancient Wisdo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R. Wright, The Moral Anim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M. Csikszentmihalyi, ‘If We Are So Rich, Why Aren't We Happ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10 （1999）: 821­27; F. A. Huppert, N. Baylis and B. Keverne, ed.,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ichael Argyle,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Ed Diener （ed.）, Assessing Well-Bei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 Diener （New York: Springer, 2009）; Michael Eid and Randy J. Larsen （eds.）,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Richard A. Easterlin （ed.）, Happiness i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 2002）; Richard Layard,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New York: Penguin, 2005）.
113.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Inglehart et al.,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278-281.
114. D. M. McMaho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 Histor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Present （London: Allen Lane, 2006）.
115. Keith T. Paige et al., ‘De Novo Cartilage Generation Using Calcium Alginate-Chondrocyte Constructs’,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97:1 （1996）, 168-78.
116. David Biello, ‘Bacteria Transformed into Biofuels Refineries’, 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27, 2010,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bacteria-transformed-into­biofuel-refineries.
117. Gary Walsh, ‘Therapeutic Insulins and Their Large-Scale Manufacture’,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67:2 （2005）, 151-59.
118. James G. Wallis et al., ‘Expression of a Synthetic Antifreeze Protein in Potato Reduces Electrolyte Release at Freezing Temperatures’,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35:3 （1997）, 323-30.
119. Robert J. Wall et al., ‘Genetically Enhanced Cows Resist Intramammary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ion’, Nature Biotechnology 23:4 （2005）, 445-51.
120. Liangxue Lai et al., ‘Generation of Cloned Transgenic Pigs Rich in Omega-3 Fatty Acids’, Nature Biotechnology 24:4 （2006）, 435-36.
121. Ya-Ping Tang et al., ‘Genetic Enhancement of Learning and Memory in Mice’, Nature 401 （1999）, 63-69.
122. Zoe R. Donaldson and Larry J. Young, ‘Oxytocin, Vasopressin, and the Neurogenetics of Sociality’, Science 322:5903 （2008）, 900–904; Zoe R. Donaldson, ‘Production of Germline Transgenic Prairie Voles （Microtus Ochrogaster） Using Lentiviral Vectors’,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81:6 （2009）, 1189-1195.
123. Terri Pous, ‘Siberian Discovery Could Bring Scientists Closer to Cloning Woolly Mammoth’, Time, September 17, 2012,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3; Pasqualino Loi et al, ‘Biological time machines: a realistic approach for cloning an extinct mammal’, Endangered Species Research 14 （2011）, 227-233; Leon Huynen, Craig D. Millar and David M. Lambert, ‘Resurrecting ancient animal genomes: The extinct moa and more’, Bioessays 34 （2012）, 661-669.
124. Nicholas Wade, ‘Scientists in Germany Draft Neanderthal Genom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09,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09/02/13/science/13neanderthal.html?_r=2&ref=science; Zack Zorich, ‘Should We Clone Neanderthals?’, Archaeology 63:2 （2009）,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0, http://www.archaeology.org/1003/etc/neanderthals.html.
125. Robert H. Waterston et al., ‘Initial Sequenc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ouse Genome’, Nature 420:6915 （2002）, 520.
126. ‘Hybrid Insect 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HI-MEMS）’, Microsystems Technology Office, DARPA, accessed March 22, 2012, http://www.darpa.mil/Our_Work/MTO/Programs/Hybrid_Insect_Micro_Elec tromechanical_Systems_percent28HI-MEMSpercent29.aspx. 另外可参阅：Sally Adee, ‘Nuclear-Powered Transponder for Cyborg Insect’, IEEE Spectrum, December 2009,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spectrum.ieee.org/semiconductors/devices/nuclearpowered­transponder-for-cyborg-insect?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pe rcent3A+IeeeSpectrum+percent28IEEE+Spectrumpercent29&utm_content= Google+Reader; Jessica Marshall, ‘The Fly Who Bugged Me’, New Scientist 197:2646 （2008）, 40-43; Emily Singer, ‘Send In the Rescue Rats’, New Scientist 183:2466 （2004）, 21-22; Susan Brown, ‘Stealth Sharks to Patrol the High Seas’, New Scientist 189:2541 （2006）, 30-31.
127. Bill Christensen, ‘Military Plans Cyborg Sharks’, Live Science, March 7, 2006,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livescience.com/technology/060307_shark_implant.html.
128. ‘Cochlear Implants’, National Institute on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ccessed March 22, 2012, http://www.nidcd.nih.gov/health/hearing/pages/coch.aspx
129. Retina Implant, http://www.retina­implant.de/en/doctors/technology/default.aspx.
130. David Brown, ‘For 1st Woman With Bionic Arm, a New Life Is Within Reach’,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2006,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9/13/AR2006091302271.html?nav=E8.
131. Miguel Nicolelis, Beyond Boundaries: The New Neuroscience of Connecting Brains and Machines – and How It Will Change Our Lives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1）.中文版书名《念力：让脑波直接操控机器的新科技．新世界》（天下文化2012年出版）。
132. Chris Berdik, ‘Turning Thought into Words’, BU Today, October 15, 2008, accessed March 22, 2012, http://www.bu.edu/today/2008/turning-thoughts­into-words/
133. Jonathan Fildes, ‘Artificial Brain “10 years away”’, BBC News, July 22, 2009, accessed 19 September, 2012, http://news.bbc.co.uk/2/hi/8164060.stm
134. Radoje Drmanac et 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Using Unchained Base Reads on Self-Assembling DNA Nanoarrays’, Science 327:5961 （2010）, 78­81; ‘Complete Genomics’ website: http://www.completegenomics.com/; Rob Waters, ‘Complete Genomics Gets Gene Sequencing under 5000$ （Update 1）’, Bloomberg, November 5, 2009,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WutnyE4So Ww; Fergus Walsh, ‘Era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Awaits’, BBC News, last updated April 8, 2009, accessed March 22, 2012, http://news.bbc.co.uk/2/hi/health/7954968.stm; Leena Rao, ‘PayPal Co-Founder And Founders Fund Partner Joins DNA Sequencing Firm Halcyon Molecular’, TechCrunch, September 24, 2009,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techcrunch.com/2009/09/24/paypal-co-founder-and­founders-fund-partner-joins-dna-sequencing-firm-halcyon-molecu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