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tional Intelligence：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 1990年，美國耶魯大學的薩洛維和新罕布什爾大學的梅耶提出了“情商”的概念。

★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 戈爾曼在系統研究情商理論的基礎上寫成了驚世鉅作《情商：為什麼情商比智商更重要》。這本書出版後即在美國企業界與教育界掀起一陣情商旋風。

★ 接下來數年時間裡，“情商”概念橫掃全球，《情商》一書也被翻譯成數十種文字，影響了數代人！該書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話題書籍之一，也被公認為幫助我們認識自我潛能、獲得成功的重量級好書！

★ 《情商》一書雄踞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10名達半年之久，連續暢銷10年，全球銷售超過800萬冊！

★ 丹尼爾· 戈爾曼經過10年的思考與實踐，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再度推出了《情商》10週年紀念版，和前一版本相比，10週年紀念版內容更為全面，針對性及震撼力更強。

★ 在中國臺灣，繁體版《情商》暢銷40萬冊，成為風靡臺灣的超級暢銷書——至少有300萬人讀過《情商》一書，衍生著作超過1 000種，熱力橫掃書市。

★ 著名實業家李嘉誠提出了“用智商解決問題，用情商面對問題”的商界新理念。越來越多的企業界人士意識到，培養員工的情商和賺錢同樣重要。

★ 在中國大陸，“情商”概念一直長盛不衰。在學校教育中，越來越多的老師和家長髮現培養孩子的情商與培養孩子的智商同樣重要。同樣，在職場中，越來越多的白領階層發現“情商”是調節心理脆弱、抑鬱、壓力過大等狀態的最佳方式。

★ 中信版《情商》是中國大陸發行的唯一以“情商”命名的中文簡體版，這一版本以“《情商》10週年紀念版”為原本，整合了眾多業內專家的推薦，將再次開啟全民“悅讀”盛宴。

一定要閱讀《情商》的十大理由

★ 不懂得情商的人，其身心是不健全的。

★《情商》是幫助你認識自我潛能、獲得成功的重量級好書！

★《情商》是改變你我以及後代未來的人生必修課。

★ 情商是一種基本生存能力，它決定你其他心智能力的表現。

★ 在事業取得成功的過程中，20％靠的是智商，而80％要靠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商，良好的情商是你獲得職場成功的基本素質。

★ 情商就是管理情緒的能力，人的情緒失控就會導致諸多麻煩，你迫切需要提升自己的情商水平。

★ 我們每天都在與人交流，處理各種人際關係問題，而擁有良好的情商是改善一個人人際關係的重要條件。

★ 當一個人面臨工作壓力、家庭變故、突發事件時，良好的情商是妥善處理這一切的必備素質。

★ 當你面對悲傷、失戀、離婚等諸多生活中的不如意時，你更需要情商來調適自己的身心健康。

★ 提升情商，使我們能夠用有限的知識去運作無限的世界，更適合當前壓力過大的生存環境。

大人如何同小孩溝通？第一抱起來，第二蹲下去，第三用他的語言，第四教他說大人的話。我的一個學生是位年輕的父親，女兒三歲，哭著要帶米老鼠玩具去幼兒園，說米老鼠是她的弟弟，自己在家會害怕。但是幼兒園不允許孩子們帶自己的洋娃娃。這個父親知道要用孩子的邏輯去思考孩子的問題，用孩子的語言與她溝通。他跟女兒說：“這個弟弟幾歲啦？”女兒說：“一歲。”爸爸說：“一歲的娃娃能上幼兒園嗎？應該讓誰看著呀？”女兒回答：“不能去幼兒園，要媽媽看。”爸爸說：“把弟弟放在家裡讓媽媽看著，晚上回來再陪弟弟好不好？”女兒回答：“好。”

這個案例說明如何通過移情換位消除溝通差距。大家都懂情商，就可以消除溝通差距了。

1990年梅耶和薩洛維的論文第一次提出“情緒智力”的概念，1995年戈爾曼寫出了暢銷書《情商》，到2005年暢銷10年。戈爾曼教授實現了從象牙塔裡的知識到現實實踐的轉換，使得學者的研究成果能夠推動社會文明的進步，有利於營造和諧的氛圍，造福人類，而不僅僅是學者自己的智力遊戲。

1997年該書被引進中國，並且暢銷中國，從而使中國的大眾認識了情商，也推動中國學者開始在中國環境下進行深入和拓展性的研究。1999年我開始研究情商與領導力的關係，並且在國家自然基金的支持下提出了和諧領導力體系：自己與自己和諧、自己與他人和諧、個人與組織和諧。這三個層次的和諧分別用三本專著實現：《陽光心態》、《情商與影響力》、《以價值觀為本》。我十分感謝戈爾曼教授開拓性的工作，為我的研究和應用開創了廣闊的天地，也讓我有機會用思想造福廣大的中國大眾。

情商就是管理情緒的能力。人體就如同一駕馬車，馬車由馬來拉動，人體由情緒推動。控制馬的工具叫做韁繩，管理情緒的工具叫做情商。如果拉車的馬受驚失控，馬車就會翻車，車毀人亡。如果人的情緒失控，人就會生病、發瘋、自殺、殺人。由此可知提升管理情緒的能力多麼重要。

戈爾曼把情商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的能力：（1）認識自身情緒的能力；（2）妥善管理情緒的能力；（3）自我激勵的能力；（4）認識他人情緒的能力；（5）管理人際關係的能力。我把這五個能力簡單歸納成：認識自己、管理自己、激勵自己、認識別人、管理別人。同時，我提出了情商樹的概念：樹根是情商得以提出的基礎理論，樹幹就是情商，樹冠就是五個能力。

廣為接受的觀念是一個人的成功遵循20/80法則，即20%取決於智商，80%由其他因素決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商。護士與醫生相比，情商更重要；中學老師與大學教授相比，情商更重要；幼兒園老師與中學老師相比，情商更重要。也就是說，同人打交道的人情商要高，同事情打交道的人智商要高。

2010年，首個《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在滬出爐，由中宏保險啟動。本次調查歷時2個月，覆蓋全國10個省及地區，35個城市，共有10萬人參與活動，總結出了影響家庭幸福的前五個因素，分別是健康、情商、財商、家庭責任以及社會環境。家庭成員缺乏情商，會不斷產生摩擦，導致家庭如同地獄。有情商的家庭充滿和諧的空氣，其樂融融。

醫學數據表明，人的疾病75%由情緒引起，經常保持愉悅的心情可以增壽5~7年。

情商對於個人的人生成功、職場順利和家庭幸福都是至關重要的。根據戈爾曼的研究，童年、青少年時期的家庭環境和教育對於一個人情商的培養十分重要，奠定了一生幸福的基礎。所以，情商教育越早越好，要融入幼兒園、小學、中學的教學過程中，這就首先要求提升教師的情商，使他們在從事教育的同時也完成對人的教化。

在這個世界上，不缺教育，缺教化；不缺教師，缺聖人。天職司覆、地職承載、聖人教化。教師提升情商，擁有陽光心態，才能夠同時完成教書和育人的工作，既傳授知識又完成美德教育，這是關係千秋萬代的事情。知識的作用有兩個：一是教人做事，二是教人做人，學校教育既要教人做事，又要教人做人。否則，一個沒有情商的人一旦走向社會，又沒有自我教育能力，就如同孤魂野鬼一樣，粗糙地吞噬和諧文化，自己是“祥林嫂”，也給別人帶來無盡的折磨，只會成為社會不和諧的根源。

根據我的研究，成人仍然可以通過培訓極大地提升情商和改善生活質量。我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進行MBA的情商與領導力教學時，每個班級開課之前都用情商量表測試學生情商的現狀，在課程結束後再用同一個量表測試，發現培訓後學生的情商確實提高了。

受到情商教育的經理人和企業有以下情況發生：人際摩擦較少，家庭和諧增加，婆媳關係改善，母女父子關係融洽，年輕人變得孝順，老人變得快樂，年輕的父母會變成優秀的父母。離婚的會後悔，想離婚的不離婚了，有抑鬱傾向的人擺脫了抑鬱，有抑鬱症的人配以藥物迅速康復。

當社會越來越複雜，年輕人大學畢業就可能成為新的社會底層的時候，以升學為主導的應試教育有失偏頗，在基礎教育階段引入適應社會的情感教育，對人的一生會有很大的幫助。戈爾曼的著作以豐富的案例和翔實的數據說明瞭，許多疾病、酗酒、吸毒、犯罪、摩擦、衝突、家庭不和諧、職場不順利等不如意的事情，都與情緒管理有關。可以說，一個人遇到的幾乎所有問題都與情緒管理不當有關。

職場上的人70%不快樂，90%的人鬱悶，90%的人是“祥林嫂”，90%的人討厭辦公室文化，90%的人處於亞健康狀態，抑鬱證患者每年增加1.3%。今天的人可能什麼都不缺，唯獨缺少快樂。物質在豐富化，心靈卻在沙漠化。建築越來越堅固，人卻越來越脆弱。這就是數字化時代，人造數字，數字壓垮人。

中國人急需情感教育，有能力的有識之士可以開發情感教育這塊處女地，而且早一步海闊天空，晚一步追悔莫及。

智商高，情商也高的人，春風得意。智商不高，情商高的人，貴人相助。智商高，情商不高的人，懷才不遇。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的人，一事無成。

當中信出版社委託我作序的時候，我十分高興。我熱情地向中國的讀者推薦戈爾曼的《情商》。因為年輕時知道了終生受益，年老時知道了悔恨終生。

提升情商，使得我們能夠用有限的知識去運作無限的世界，更適合當前壓力過大的生存環境。有助於我們獲得陽光心態，締造和諧快樂，享受幸福人生。

吳維庫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2010年6月1日

《情商》是一本影響力很大的書。它真的能讓人相信，要想成功，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對我們華人來說，這真是晴天霹靂。多少年來我們一直認為最重要的是讀書，好成績、進名校才是成功之路。但由於情商的衝擊，我們開始注意到熱忱的態度、自信、溝通、人際關係才是成功的推動力。怪不得這本書在有華人的地方銷量都那麼高。

那麼情商是什麼呢?

有些人以為情商高就是不發脾氣。不發脾氣當然好。你看，證嚴法師不就說過，憤怒是短暫的瘋狂嗎? 但情商不只是不發脾氣而已。

情商高的人會激勵自己。在遭遇挫折、陷入低潮的時候，他會提醒自己要面對，要站起來，未來還大有可為，可能會變得更好。因為自己有這個優點、那個長處，因為自己做成過某件事、克服過某項困難，所以一定做得到。情商高的人通常積極向上。

情商高的人也會激勵他人。他會讚美周圍的人，他會肯定他的家人、同事、朋友。別人跟他在一起常常會有一種重要感。

其實，你很容易知道某人的情商高不高，因為情商高的人常常面帶笑容，充滿熱忱。

照這樣看，無論在家裡、公司、社會，情商都很重要。情商高的人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好；他們在公司能得到同事和客戶的配合與支持；他們的朋友較多。怪不得情商高的人比較容易成功。

黑幼龍

卡內基訓練大中華地區負責人

眾人眼中智商很高的優秀學生，申請美國大學時一敗塗地，被很多大學拒絕；思維敏捷、工作努力的研究生，與導師關係緊張，以致無法獲得學位；抱怨處處遭遇“不公”的留學生，終日鬱鬱寡歡，生活中充滿陰影。反之，看似智商平平的學生被名校錄取，到美國後如魚得水，天天快樂舒心，學成後不僅找到好工作，而且事業蒸蒸日上。

讓人大跌眼鏡的類似例子在現實中絕不罕見。從1986年開始，我在美國大學工作了21年，接觸了許多學生和學者，既有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留學人員，也有“80後”的大中學生，還有“90後”中學生。幾年前，我來到北京開展美國留學諮詢服務，更是遇到了幾代學生和準留學生及其家長們。我發現，他們是否快樂幸福，學業與事業是否成功，與他們的情商多少有點關係。

不久前，我和幾位同事到大連作留學演講，在一家五星級賓館辦好住宿登記手續，將行李交給門童後到房間等候。誰知半天不見行李送到房間，到前臺一查，方知我們的行李與一個旅行團的行李一起，被裝上了一輛正在開往機場的大巴。我的助理和門童急忙打了一輛出租車，一小時後在機場找回了行李。當天我們的計劃多少受了些影響。門童滿臉尷尬，嚇得和經理一起連連賠不是。我輕鬆地安慰門童，誠懇地對經理說，是我沒有交代清楚，千萬不要難為門童。後來，我不僅收到了酒店的道歉信，還附帶一瓶紅酒和一籃水果。那兩天，我們進進出出，與門童、經理以及前臺的其他人員多次碰面，總是受到既尊敬又親密的迎送，使我們那兩天的心情輕鬆愉快。如果我當時沒有同理心，沒有控制好情緒，大發脾氣，不但雙方尷尬，於事無補，而且多少還會影響當天下午演講的心情。

生活中不時會碰到類似的影響情緒的小事，很多人都有“心情影響工作”的體驗。但是，人們通常不會把“心情”與“情商”聯繫起來，也不知道如何運用調節情緒的小技巧。丹尼爾·戈爾曼博士15年前在出版本書首版時用了《情商：為什麼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書名。它暗示我們，事業成功與否在某種條件下與情商高低有很大的關係，瞭解情緒的機理與掌握調節情緒的技巧非常重要。

在跨時代的各類學生中，不乏頭腦聰明、學業成績優異、各具特長的優秀人才，但是他們人生不快樂，事業無成。相反的，有不少“智商平平”的人生活幸福，事業有成。我確信，一個人的幸福、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與他掌握自己和他人情緒進而運用社交技巧的能力有關。

長久以來，學習成績、在校考試排名以及競賽得獎等一直是我們評判學生優秀與否的首要標準。這些成績好、排名高、競賽得獎多的學生被認為具有高智商，他們的未來被普遍寄予很高的期望。正統的教育體系給他們規範了每天10小時的課內課外學習時間，期望長達12年的基礎教育能夠使他們成長為高智商的接班人。可惜，情商，這個被丹尼爾·戈爾曼博士認為比智商更重要的教育內容基本上被完全忽視了。

雖然情商一詞近年來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但很多人對“情商”並沒有正確深刻的科學認識。丹尼爾·戈爾曼博士通過無數個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能與讀者產生共鳴的小故事，討論人類情緒的產生，以及不同的情緒控制所產生的結果。把深奧的情商理論變成了人人可以理解，並且可以輕鬆掌握的人生技巧。

目前，國內關於情商教育的普及遠遠不及歐美國家。近年來，隨著情商研究的不斷髮展，美國教育者開始注重情商教育。在美國的很多學校裡，“社交與情緒學習”已經成為重要的課程，通過這些課程和相關的活動，能夠提高人們與人交往的能力。

心理對人的健康有影響，情商對人的發展至關重要。情商每天都在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以及諸多社會關係，如上下級之間、同事之間、家庭成員之間、朋友之間、師生之間的關係等等。情商不僅應在教育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對學生的性格培養及學習成績有促進作用，而且在商業和日常生活中，情商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視。

究竟什麼是情商、情商的本質及應用具體指的又是什麼？相信大家在本書中都可以找到清楚的答案。本書具有很強的可讀性，適合各個年齡層的讀者，無論是青少年學生，還是專業白領人士，都會發現這本書的諸多益處。丹尼爾·戈爾曼不僅在書中科學系統地闡述了情商的機理、本質和應用，更可貴的是，他運用了大量的典型實驗及案例，藉助淺顯易懂的語言，清晰地解釋了情商這一心理學中的深奧概念，讓我們輕鬆學會提高情商的知識與技巧。

讀完這本書，我的第一反應是，我應該向每位員工送上這本書，並且讓大家好好補上這一課。我期待，讀了這本書，大家可以天天保持樂觀情緒，與人有效溝通，保持和諧的辦公室人際關係。這樣，我們的事業一定會有更大的發展！

高燕定

燕定美中教育創始人、“哈佛”爸爸

《情商》10週年   紀念版序

1990年我在《紐約時報》擔任科學記者的時候，偶然在一本不太知名的學術刊物上看到新罕布什爾大學約翰·梅耶和耶魯大學彼得·薩洛維兩位心理學家撰寫的文章，他們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情緒智力”的概念。

當時人們一致認為，智商超群是卓越人生的衡量標準。不過對於智商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習得的仍然存在爭議。情緒智力的出現，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什麼是人生成功的要素。受此啟發，我在1995年寫作了《情商》。與梅耶和薩洛維一樣，在“情緒智力”的概念之下，我綜合了大量科學成果，把各個原本獨立的科學分支統一起來，不僅探討了相關科學理論，還介紹了其他一些激動人心的科學進展，比如研究人腦情緒調節問題的新學科情感神經科學（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初步成果。

記得10年前《情商》出版之前，我曾有過這樣的想象，如果有一天我無意中聽到兩個陌生人閒聊時說起“情商”，而且都明白它的含義，那麼我就算是把“情商”成功普及到我們的文化中去了。當時我的想象力真是有限啊。

“情緒智力”又通稱為情商（EQ），現在幾乎無處不在，甚至出現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卡通漫畫《呆伯特》(Dilbert)和《比比這個針頭》（Zippy the Pinhead），以及《紐約客》雜誌羅茲·查斯特（Roz Chast）的專欄漫畫。我還見過號稱能夠提高兒童情商的玩具，徵婚廣告有時也以情商為賣點吸引求偶者。我甚至在一家酒店的房間裡看到過一瓶洗髮水，瓶身印著關於情商的妙語金句。

情商的概念已經傳播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有人告訴我，“情商”已經成為德語、葡萄牙語、漢語、韓語和馬來語等不同語言中的一個詞語[即便如此，我認為用“情智”（EI）作為“情緒智力”的簡稱比用情商（EQ）更為準確]。我常常收到世界各地不同職業人士的諮詢郵件，比如保加利亞的博士研究生、波蘭的老師、印度尼西亞的大學生、南非的諮詢顧問、阿曼的管理學專家、中國上海的企業高管等。印度商學院的學生閱讀情商與領導力方面的資料，阿根廷一位首席執行官向別人推薦我後來寫的情商與領導力方面的著作。來自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以及佛教的宗教學者也寫信告訴我，情商的概念與他們的信仰觀有很多共鳴之處。

最讓我高興的是，情商受到教育者的歡迎，他們發起了“社交與情緒學習”（SEL）項目。1995年我寫作《情商》的時候，面向兒童的情商項目屈指可數。10年後的今天，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已經覆蓋了全世界幾萬所學校。目前美國很多地區把社交與情緒學習列為學校的必修課程，規定學生必須掌握這種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學生的情商競爭力必須像數學和語文那樣達到一定的水平。

比如，伊利諾伊州制定了詳細而全面的社交與情緒學習能力標準，覆蓋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各個年級。小學低年級學生要學會識別和準確表述自身情緒，並瞭解情緒如何引發行為。小學高年級開設同理心課程，要求兒童根據非言語線索識別他人的感受。初中階段，學生應當學會分析哪些東西會造成壓力，哪些東西能激發出最佳表現。高中的社交與情緒學習技能包括通過有效的傾聽和交談解決衝突，防止衝突升級，並協商出雙贏的解決辦法。

從世界範圍來看，新加坡很早就開展了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馬來西亞、中國香港、日本和韓國的一些學校也是如此。在歐洲，英國走在前列，另外十幾個國家的學校也引進了情商教育。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拉美、非洲的一些國家緊隨其後。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球140個國家的教育部發布了實施社交與情緒學習的十大基本原則，開始在全球範圍推廣社交與情緒學習。

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社交與情緒學習已經成為一把無所不包的“保護傘”，囊括了性格教育、預防暴力、預防毒品、反校園暴力及加強學校紀律等項目內容。社交與情緒學習的目的不僅是在學生中消除這些問題，還要淨化校園環境，最終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

1995年，我提出初步證據，證明社交與情緒學習對於提高兒童學習能力、預防暴力等問題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現在我的觀點得到了更加科學的證明，通過幫助兒童增強自我意識和自信心，調節困擾情緒和衝動，培養同理心，不僅能改善兒童的行為，還可以明顯提高學習成績。

這一結論是近期研究人員對一項大型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進行全面評估、綜合分析之後得出的，該項目涉及668人，從學前兒童到高中生都有。羅傑·魏斯伯格（Roger Weissberg）是這項大型研究的發起人，同時也是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學術、社交與情緒學習協同作用”機構的負責人。這家機構是向世界各地的學校推廣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的先驅。

該研究發現，學生成就測驗分數和平均學分績點表明，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對他們的學習成績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參與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的學校，50%的學生成績得到提高，38%的學生平均學分績點有所提高。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還使校園環境變得更安全，學生不良行為平均減少28%，終止學業的學生平均減少44%，其他違紀行為平均減少27%。與此同時，學生出勤率有所提高，63%的學生明顯表現出更積極的行為。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對於旨在改變行為的項目來說，取得這些效果非常了不起。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兌現了先前的承諾。

1995年，我指出社交與情緒學習的成效還在於它可以塑造兒童發育中的神經迴路，尤其是大腦前額葉皮層的執行功能。前額葉皮層負責管理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我們在學習時用到的記憶，以及抑制破壞性的情緒衝動。目前我的觀點已經得到初步的科學證實。華盛頓大學是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PATHS課程的發起機構之一，該校學者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研究指出，針對小學生的社交與情緒學習項目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這主要歸功於注意力和工作記憶（前額葉皮層的主要功能）的改善。研究結果充分說明瞭神經可塑性，即通過反覆經驗塑造大腦，是社交與情緒學習的一大優勢。

最令我驚訝的是情商對商界的衝擊，尤其是在領導力和員工發展領域（成人教育的一種形式）。《哈佛商業評論》把“情商”形容為“打破範式的創新觀點”，是近10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商業思想之一。

來自商界的溢美之詞往往是一窩蜂的跟風行為，並沒有真實可靠的根基。不過，眾多科學研究的發現，為情商應用提供了堅實的數據基礎。依託於羅格斯大學的“組織中的情商研究學會”（CREIO）有力地促進了情商的科學研究，其合作機構包括美國聯邦人事管理處和美國運通公司等。

全球性商業機構現在已經習慣把情商作為招聘、擢升和培訓員工的標準。比如，“組織中的情商研究學會”的成員單位強生公司發現，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中，被認為有高度領導潛力、處於職業生涯中期的員工，與不被看好的同級員工相比，前者的情商競爭力要遠高於後者。“組織中的情商研究學會”一直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為希望提升能力以實現商業目標或完成使命的企業提供了切實的指導。

1990年梅耶和薩洛維的論文第一次提出“情緒智力”的概念，當時沒人能預見到這個學術領域在15年之後居然得到了蓬勃發展。1995年，我基本上找不到情商方面的文獻資料，而現在從事情商研究的人員越來越多，研究發現碩果累累。據統計，目前美國論文數據庫收錄了700多篇研究情緒智力的博士論文，還有更多的文章處於寫作過程，更別提專家教授們未被收錄的研究成果了。

情商的學術發展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梅耶和薩洛維，以及他們的研究夥伴、企業諮詢顧問戴維·卡魯索（David Caruso）。他們為情商的科學化孜孜不倦，創立了科學的情商理論，提出了精確的測量標準，為情商研究確立了無懈可擊的學術標準。

推動情商研究走向繁榮的另一股力量來自魯文·巴昂（Reuven Bar-On），目前任職於得克薩斯州立大學休斯敦醫學院。他工作熱情且充滿活力，提出了獨創的情商理論，很多研究人員在其啟發之下采用了他開發出的測量標準。巴昂還推動了情商學術著作的發展，他參與編輯了包括《情商手冊》在內的一些圖書，這些學術著作對情商研究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情商研究在不斷地發展，但同時也遭到了某些故步自封的人類智力研究學者的反對，“智商是衡量人類潛能的唯一標準”這一觀點的支持者反對尤為激烈。儘管如此，情商研究始終充滿了活力。哲學家託馬斯·庫恩（Thomas Kuhn）認為，任何重要的理論模式都應當通過更嚴格的實驗加以驗證，使其不斷修正和完善。情商研究正是處於這種階段。

情商研究目前主要有三種模式，另外還有幾十種理論。每種模式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取向。薩洛維和梅耶模式受到一個世紀以前智商研究範式的影響，屬於傳統的智力研究。魯文·巴昂提出的模式以其幸福研究為基礎。我的模式側重於工作和組織領導力的表現，融合了情商理論和近幾十年個體競爭力的模型研究。

遺憾的是，對《情商》的誤讀造成了一些迷思，我希望在這裡及時澄清。首先是流傳甚廣的謬誤，比如“情商對成功的貢獻率為80%”，這純屬無稽之談。

這種誤解起源於“智商對事業成功的貢獻率約為20%”的說法——它本身就是一種推測。這種推測說明成功的主導因素還沒有得到明確，需要尋找智商之外的其他因素填補空白。但這並不代表情商就是餘下的這80%的因素，成功的影響因素非常廣泛，除了情商之外，還包括財富、家庭教育、性格以及莫名其妙的運氣等。

約翰·梅耶及其研究同事指出：“對於不成熟的讀者，所謂成功還有80%的未知因素，意味著也許存在一個迄今為止被人忽略的變量，而它才是人生成功的真正主導因素。這種願望是良好的，但一個世紀以來的心理學研究表明，沒有哪一種變量具有如此之大的作用。”

第二個普遍誤解是對《情商》副標題“為什麼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過度渲染，比如在學習領域。如果沒有嚴格的條件限制，這種說法不能隨便亂用。尤其極端的是，有人認為在所有領域“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情商比智商重要的領域主要是智力與成功關聯度相對較低的“軟領域”，比如在情緒自我調節和同理心能力比純粹認知能力更為突出的領域。

一些智力受到侷限的“軟領域”恰好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重要。首先是健康（詳見第十一章），紊亂的情緒和不良的人際關係是疾病的誘因。現在有很多研究證實，能夠更加平和、自覺地控制情緒的人，往往擁有獨特、顯著的健康優勢。

另一個領域是愛情和人際關係（詳見第九章）。眾所周知，聰明絕頂的人可能會幹出非常愚蠢的事。第三個領域是頂尖水平的競技（本書沒有提到），比如世界級的體育賽事。一位執教美國奧林匹克運動隊的體育心理學家告訴我，在頂尖水平的競爭環境中，每個運動員的練習時間都長達上萬個小時，成功與否取決於運動員的心理素質。

關於企業領導力和職業的研究要相對複雜一些（詳見第十章）。智商的高低能夠非常準確地預測企業員工是否符合某一特定崗位對認知能力的要求。成百上千項的研究表明，智商能夠預測個體可以勝任哪個級別的崗位。這一點沒有疑問。

但對於一群智力符合職業要求的儲備人才，智商無法預測誰會成為最優秀的領導者。部分原因在於“地板效應”，處於特定職業或大型組織頂級梯隊的人才，均已通過了智力和專業技能的篩選，在這種高水平的團隊，高智商成為“入門”能力，員工需要達到一定的智力水平才能參與競爭。

我在1998年出版的《情商實務》（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裡提到，相對於智商或技術能力，情商往往是一種“鑑別性”的競爭力，它能很好地預測在一群非常聰明的人當中，誰最有領導能力。看看全球各家機構列出的明星領導人競爭力的單項決定因素，你會發現職位越高，智商和技術能力指標的重要性就越低。（對於低端工作，智商和專業技術的指標性會更加明顯。）

在2002年我與理查德·博亞茲和安妮·麥基合著的《高情商領導》（Primal Leadership:Learning to Lead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書中，更全面地發展了這一觀點。在最高層次，領導力的競爭力模式通常包含以情商為基礎的各項能力，貢獻率為80%~100%不等。一家全球執行力研究公司的研究主管指出，“首席執行官受聘是因為智力和商業才能，解聘是因為缺乏情商”。

我在寫作《情商》時把自己定位為科學記者，旨在向讀者介紹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尤其是新興的以情緒為研究對象的神經科學。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心理學，對情商模式進行研究。寫作《情商》以來，我對情商的研究一直在不斷地發展。

我在《情商實務》中提出了一個擴展框架，描述了自我意識、自我管理、社會意識及人際關係管理能力等情商的基礎要素如何轉化為職業的成功。為此，我借鑑了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我的研究生導師戴維·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關於“競爭力”（competency）的概念。

情緒智力決定了我們學習自控等基礎能力的潛能，而情緒競爭力（emotional competence）代表我們掌握的這種潛能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職業能力。比如要熟練掌握客戶服務或團隊合作的情緒競爭力，必須具備情商的基礎能力，尤其是社會意識和關係管理能力。情緒競爭力是一種習得的能力，具有社會意識或關係管理的技能並不代表個體掌握了熟練處理客戶關係或解決危機所需要的額外知識，只說明個體具備了掌握情緒競爭力的潛能。

基礎的情緒智力對於特定競爭力或工作技能是必要但不充分的要素。認知模擬使學生具有出色的空間想象能力，但他可能從來沒有學過幾何，更別提做建築師了。同樣的道理，一個人可能具有很強的同理心，但處理客戶關係卻很糟糕——原因在於他沒有掌握客戶服務的競爭力。

1995年，我介紹過佛蒙特大學心理學家託馬斯·阿肯巴克（Thomas Achenbach）發起的一項研究。他從全美挑選了3 000多名具有人口統計學代表性、年齡從7歲到16歲的兒童，由他們的家長或老師對其情緒狀況進行評估。研究數據顯示，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10多年間，美國兒童的情緒幸福指數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這些兒童的困擾和問題更多、更嚴重，比如孤單、焦慮、不服管教和愛發牢騷等。（不管總體趨勢如何，總會存在個體之間的差異，有些兒童會成長為出色的人才。）

1999年，研究人員對另外一組兒童進行評估，數據顯示他們的情緒指數比20世紀80年代後期有了明顯的改善，儘管如此，還是沒有回升到70年代中期的最高水平。沒錯，總體上父母仍然喜歡抱怨孩子，擔心他們受到外界的“不良影響”，家長們的牢騷似乎比以前更多了。但兒童情緒指數的總體趨勢是明顯向上的。

坦白地說，我對此感到不解。我曾經推測，當代兒童無形中成為經濟和技術進步的受害者，他們情商低下，原因在於他們的父母比起前幾代人工作的時間更長，人口流動性的增加切斷了他們與大家庭的聯繫，而且他們的“空閒”時間過於刻板和有組織性。要知道，情緒智力傳統上是通過日常生活得到傳承的，比如和父母、親戚相處，自由隨意地玩耍，但現在的年青一代已經失去了這些機會。

此外還存在一些技術因素。現在兒童獨處時間之長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他們要麼上網，要麼看電視。這等於為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自然實驗創造了機會。這些精通技術的兒童，長大後與他人相處時會不會像與電腦相處那樣自在？我對此很懷疑，兒童沉迷於虛擬世界，會削弱他們與人相處的能力。

這就是我的論據。最近10年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趨勢並沒有發生變化，但是謝天謝地，孩子們反而有所進步。

一直從事該項研究的託馬斯·阿肯巴克推測，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繁榮同時提升了兒童與成人的情商，在這期間美國就業率上升，犯罪率下降，意味著兒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認為，如果社會遭遇嚴重的經濟衰退，兒童的情商將會退化。至於這樣的情況是否會出現，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情商在廣泛的領域中迅速成為重要的議題，對其進行任何預測都是很困難的事情，不過我願意對情商領域的未來提出幾點希望。

當前主要是特權階層，比如企業高管及私立學校的學生，能夠享受到提高情緒智力的收益。如果貧困社區的學校引進社交與情緒學習，當地的很多兒童也能從中受益。但我希望情商教育更加民主化，惠及邊緣群體，比如貧困家庭（這種家庭的兒童更易受到情緒的傷害）以及監獄犯人（尤其是少年犯，如果他們控制憤怒、自我意識和同理心的能力得到增強，將會大有裨益）。在情商方面向他們提供恰當的幫助，他們的生活會得到改善，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會更加安全。

我還希望情商研究的廣度能夠得到進一步拓展，從關注個體的能力轉移到關注人際互動的效果，不管是一對一的交流還是較大規模的互動。以新罕布什爾大學心理學家凡尼沙·杜魯斯凱特（Vanessa Druskat）為代表的團隊情商建設研究，正是情商研究廣度拓展的表現之一。我們在這方面還可以大有作為。

最後，我希望有一天情商得到普遍的理解，我們不需要特別提起它，因為它已經和我們的生活融為一體了。在這種情況下，社交與情緒學習成為所有學校的課程。同樣，自我意識、控制破壞性情緒和同理心等情商特質成為職業約定俗成的要求，成為員工聘任和提升的標準之一，尤其是領導力的必備素質。如果情商成為衡量人類素質的基本要素，影響力和智商一樣廣泛，那麼我相信，我們的家庭、學校、行業和社區會變得更有人情味、更生機勃勃。

初版序   亞裡士多德的挑戰

任何人都會生氣，這很簡單。但選擇正確的對象，把握正確的程度，在正確的時間，出於正確的目的，通過正確的方式生氣，這卻不簡單。——亞裡士多德，《倫理學》

紐約8月一個悶熱得難以忍受的下午，蒸籠般的天氣讓人悶悶不樂、渾身難受。我從麥迪遜大道坐公共汽車回酒店。上車時，中年黑人司機對我露出熱情的笑容，友好地打招呼：“嗨！你好嗎？”我吃了一驚。公共汽車在鬧市區擁堵的車流中慢慢蠕動，黑人司機像對我一樣向每一位上車的乘客熱情地打招呼。他們都和我一樣吃驚，但由於天氣讓人情緒低落，幾乎沒人搭理他。

汽車爬出擁堵的鬧市區進入郊外住宅區之後，車上發生了緩慢但奇妙的變化。黑人司機自說自話般地給乘客介紹起沿途的景緻，比如那家商店在大甩賣，這家藝術館有一個很棒的展覽，街頭那家電影院剛上演的電影。他一路講個不停，有趣極了，他快活地和我們分享大都會的多姿多彩，感染了所有乘客。乘客下車時卸下了上車時沉默的外殼，黑人司機大聲說：“再見，祝你愉快！”每位乘客都報以微笑。

這一幕留在我腦海中快20年了。我在麥迪遜大道坐車那天，剛剛拿到心理學博士學位，但是對於公共汽車上奇妙的變化，當時的心理學研究還是一個空白點。心理學對情緒機制幾乎沒有任何研究。不過我想象得到，那種歡樂情緒的傳播如同病毒一樣，從車上的乘客蔓延擴散到整個城市，那位黑人司機就像城市的和平締造者，擁有巫師一般的魔力，讓原本悶悶不樂的乘客愉快開朗起來。

不過，本週報紙上的內容卻與此形成鮮明對照。

在當地一所學校，一位9歲的男童把油漆倒在學校的課桌、電腦和打印機上，並蓄意破壞學校停車場裡的一輛汽車。他這樣做的原因是一些三年級的同班同學稱他為“小寶貝”，他希望以此改變同學對他的印象。

一群年輕人在曼哈頓一家說唱俱樂部外消磨時間時無意中發生衝撞，最後演變為打群架，其中一名肇事者手持點38自動手槍向人群開槍射擊，導致8人受傷。報道稱，本來是小小的疏忽，卻被誤認為侮辱行為，最後演變成槍擊事件，這種現象近年在美國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據報道，在12歲以下的被殺害兒童當中，有57%是被他們的父母或者繼父母殺死的。在將近一半案件中，父母聲稱他們“只是想教訓一下孩子”。家長毆打兒童致死的原因是他們擋住了電視機、哭鬧或者弄髒紙尿褲。

一名德國少年因謀殺5名土耳其女子受審。他趁受害人熟睡時放火燒死了她們。該少年是新納粹組織成員，他把自己失業、酗酒和倒黴等問題歸咎於外國人。他用低不可聞的聲音懇求道：“我一直後悔不已，我非常羞愧。”

我們每天都會看到關於這種惡性事件的新聞報道，惡性的情緒衝動在我們周圍肆意蔓延。新聞報道反映了在更大的範圍內，我們及周圍人群的生活中潛藏著情緒失控的危險。面對這股飄忽不定的潛流，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著所有人的生活。

近10年來，這樣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我們的家庭、社區以及公共生活當中情緒失調、絕望和肆無忌憚的現象越來越多。近些年社會逐漸被越來越嚴重的憤怒與絕望籠罩，父母雙雙在外工作、放學後獨自回家的“鑰匙兒童”，被迫留在家中與電視為伴，境況淒涼。還有兒童被遺棄、被忽視和受虐待，遭受“恨鐵不成鋼”的家庭暴力。情緒危機四處蔓延，全球範圍內情緒抑鬱的人數不斷攀升，攻擊行為大大增加：青少年帶槍上學、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演變為槍殺案、心懷不滿的被辭退員工對前同事大開殺戒等。情緒虐待、駕車槍擊事件以及創傷後應激障礙，在過去10年全都變成了司空見慣的詞語，時下的問候語也從歡快的“祝你愉快”變成了暴躁的“讓我開心”。

《情商》的目的在於把情緒這種說不清的東西說清楚。作為一位心理學家，同時也是《紐約時報》從業十多年的記者，我一直在關注非理性領域的科學發展。從這個角度出發，我重點關注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一是描述危機重重的公共情緒生活，二是提供有用的補救方法。

探索的時機

在過去10年，壞消息層出不窮，但與此同時，關於情緒的科學研究也經歷了空前的繁榮。其中最令人振奮的是人腦運行機制的研究，新的腦成像技術等突破性方法為科學家對人腦一探究竟提供了可能。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解開了長久以來的人腦之謎：個體在思考與感覺、想象與做夢的時候，人腦這團精密的細胞集合體是如何工作的。隨著神經生物學的迅猛發展，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瞭解大腦較為原始的部位情緒中樞的運作機制，它使我們發怒或流淚，既能挑起戰爭也能激發愛情，可以產生積極影響也可以起到破壞作用。情緒運行與失控機制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為化解人類公共情緒危機提供了新的良方。

我不得不等到有關科學研究成熟之後，才動手寫作《情商》。科學見解姍姍來遲的原因主要是過去這些年的研究一直忽略了情感在人類心理生活中所佔的一席之地，心理科學的情緒研究是一塊未被開發的廣袤大陸，實在令人吃驚。心理自助書籍趁機填補了這種空白，這些書籍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它們頂多是以臨床的觀點為基礎，基本上沒有什麼科學依據。現在科學的發展終於能對這些複雜的、離理性最遠的精神問題提供權威的解釋，為人類心靈拼出比較清晰的圖像。

科學家描繪的情緒地圖對智力認識比較狹窄的人提出了挑戰，他們認為智商由基因決定，後天經驗難以改變，我們的命運基本上由智商潛能所決定。這種觀點忽略了更有挑戰性的問題：我們能改變什麼，讓我們的孩子生活更美好？比如在某些情況下，高智商的人表現不佳、智商一般的人卻表現出色，到底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我認為很大原因是被稱為“情緒智力”的系列能力，包括自控力、熱情和堅韌的品格，以及自我激勵的能力等在起作用。我們把情緒技能傳授給兒童，使他們更好地發揮由先天基因決定的智力潛能。

除了這種可能性，我們還面臨道德上的迫切性。當代社會結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自私、暴力和卑鄙無恥似乎正在腐蝕我們公共生活的美德。情緒智力的重要性體現在感情、性格和道德本能的聯繫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生活中最本質的道德立場來源於基礎的情緒能力。對個體來說，衝動是情緒的媒介，所有衝動都起源於最終表現為外在行動的情感爆發。容易衝動的人缺乏自制力，在道德上是不完整的。控制衝動的能力是意志和性格的基礎。同樣的道理，利他主義的根源是同理心——具有理解他人情緒的能力；如果對他人的需要或絕望缺乏感應，就談不上關懷。如果問我們時代最需要的兩種道德立場是什麼，那就是自我剋制和同情心。

我們的旅行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自身生活以及周圍世界中複雜的情緒現象，在本書中，我的作用就像一位導遊，帶領讀者縱覽有關情緒的科學發現。旅行的終點是理解情緒的含義，明智地處理情緒問題。這種理解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用的，就像物理學量子水平的觀測器會改變被觀測物體一樣，觀察情感的世界同樣會產生這種效果。

旅行的第一站是參觀人腦情緒構造的新發現，以此解釋我們生活中最難以理解的感性壓倒理性的時刻。人腦結構的相互作用控制了人的憤怒與恐懼、激情與喜悅。理解了這些，我們就會知道情緒的習慣可以破壞我們最良好的意願，同樣也可以剋制更有破壞性或者自我打擊的情緒衝動。更重要的是，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使我們認識到塑造下一代情緒習慣的關鍵時機。

旅行的第二站，即本書的第二部分關注的是天生的神經系統是如何對所謂的“情緒智力”產生作用的。比如，能夠控制情緒衝動，理解他人內心最深處的感受，熟練地處理人際關係。這些罕見的本領用亞裡士多德的話來說，就是“選擇正確的對象，把握正確的程度，在正確的時間，出於正確的目的，通過正確的方式生氣”。（對神經科學細節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跳到本部分。）

廣義的智力模式把情緒置於眾多生存潛能的中心。本書第三部分分析了情緒智力的關鍵作用：情緒智力如何維持我們最重視的人際關係，如果沒有情緒智力，人際關係就會受到破壞；對事業成功起到關鍵作用的情緒智力，正在受到市場力量前所未有的重視；有害的情緒對身體健康的危害與二手菸無異，情緒平衡是我們健康和幸福的保證。

人類基因遺傳賦予每個個體一系列的情緒設定值，從而決定了個體的性格氣質。不過人腦的神經迴路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性格不是先天決定的。本書第四部分介紹我們童年時期在家庭和學校中獲得的情緒經驗塑造了情緒的神經迴路，從正面或負面影響了我們情緒智力的基本技能。這說明影響我們生活的最基本的情緒習慣是在童年和青少年的關鍵時期確立的。

本書第五部分探討了成年以後無法控制情緒的人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危險，情緒智力的缺失會增加一系列的風險，比如沮喪、焦慮、暴力、飲食紊亂和濫用毒品等。同時，具有先見之明的學校會向兒童傳授情緒與社交技能，確保他們的生活走向正軌。

本書中最令人困擾的研究數據也許是一項由父母和教師參與的大型調查，該調查表明在全球範圍內，當代兒童比上一代更容易遇到情緒困擾問題，他們更孤單和沮喪，更憤怒和任性，更緊張和容易焦慮，更衝動和具有攻擊性。

至於解決之道，我認為這取決於我們如何讓年青一代防患於未然。現在我們對兒童的情緒教育放任自流，這會導致更加災難性的後果。其中一個解決辦法是重新審視學校教育學生的方法，在教學中把頭腦和心靈結合起來。我們旅程的終點是參觀旨在教授兒童情緒智力基本技能的創新課程。人類的情緒競爭力包括自我意識、自我控制、同理心，以及聆聽、解決危機和合作的藝術等，可以預見，總有一天，這些重要的內容將會成為學校教育的必修課。

亞裡士多德在《倫理學》中對品德、性格和幸福人生進行了哲學思考，他提出的挑戰是明智地處理我們的情感生活。我們的激情如果運用得當將會充滿智慧，激情可以指引我們的思想、價值觀以及生存，但激情又很容易受到扭曲。亞裡士多德認為，問題不在於情緒，而在於情緒的恰如其分以及情緒的表達。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將智慧賦予我們的情緒，使我們的生活環境更文明，公共生活更和諧。

第一部分  情緒大腦

第一章  情緒的功能

用心去看才看得清楚，本質的東西用肉眼是看不見的。

——聖埃克蘇佩裡，《小王子》

美國全國鐵路客運公司的一輛列車在路易斯安那州貝奧縣失控撞擊鐵路橋後衝進河裡，昌西一家三口正好在列車上。昌西夫婦的女兒安德烈亞由於腦癱常年坐在輪椅上，夫婦倆把全部精力都用來照顧11歲的女兒。我們想象一下昌西夫婦生命的最後一刻。當河水不斷湧進正在下沉的車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他們的女兒。為了讓安德烈亞獲救，他們竭盡全力把她推出了車窗。安德烈亞被救援人員救了上來，昌西夫婦卻隨著車廂沉入了水底。

昌西夫婦在最後一刻竭力挽救女兒的生命，這種偉大的舉動體現了人類不可思議的勇氣。毫無疑問，親代為子代犧牲的現象在史前時期以及人類有歷史記載以來一再出現，如果放眼更加漫長的人類進化過程，這種現象更是數不勝數。從進化生物學的角度來看，親代的自我犧牲是為了“成功繁殖”，即把自身的基因傳遞給未來的世代。不過對於危急關頭奮不顧身的父母來說，這一切都是出於愛。

從情緒的功能和潛能角度分析，捨己為女的故事表明了無私奉獻的愛以及各種情緒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這說明我們最深層的感受、我們的激情和渴望是最根本的嚮導，人類得以生存和延續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情緒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力。情緒的力量非常強大，只有強烈的愛——挽救愛女的迫切感，才能讓父母克服自身的求生慾望。從理性角度看，他們的自我犧牲是非理性的，但從感性角度看，犧牲是他們的唯一選擇。

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情緒為什麼在人類心理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呢？社會生物學家對此提出了感性壓倒理性的觀點。他們認為，情緒指導我們迎接困境或重任的挑戰——這些挑戰和任務往往過於重大，無法交由理智單獨處理，比如危險、痛苦的損失、百折不撓堅持目標、建立人際關係、組建家庭等。每一種情緒相當於一種獨特的行動準備，指導我們按照過去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處理人類生活中反覆出現的挑戰。情緒對行動的指導作用在人類進化歷史上不斷重複出現，情緒就像一個根植於人類神經系統的指令體系，成為人類心靈固有、自動的反應傾向，對人類生存具有重大的意義。

分析人類本性時無視情緒的力量是一種可悲的短視。當代科學研究發現並肯定了情緒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意義，人類自稱“智人”（Homo sapiens）和會思考的物種，卻沒有正確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根據經驗知道，在進行決策和行動時，感覺的作用等於甚至常常超過思維的作用。我們過於強調以智商為衡量標準的純粹理性在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和意義。不管怎樣，當情緒佔據支配地位時，智力可能毫無意義。

當激情壓倒理智

這是一個由誤會釀成的悲劇。14歲的瑪蒂爾達·克雷布特裡本來想和她父親玩一個惡作劇。她的父母外出拜訪朋友，凌晨一點才回家。瑪蒂爾達計劃在那時突然從壁櫥中跳出來，大叫一聲。

可是鮑比·克雷布特裡和他太太以為瑪蒂爾達當晚不在家裡，而是和朋友們待在一起。鮑比進屋時聽到一些聲響，於是他抄起一把小口徑手槍，走進瑪蒂爾達的臥室一探究竟。這時瑪蒂爾達突然從壁櫥中跳出來，鮑比朝女兒的脖子開了槍，她在12個小時之後死亡。

恐懼是人類進化的情緒遺產，恐懼促使我們保護家人免遭危險，也正是這種衝動促使鮑比·克雷布特裡拿起手槍，在屋裡搜索潛伏的入侵者。恐懼使鮑比在沒有看清對象之前，甚至在聽出他女兒的聲音之前就開了槍。進化生物學家認為，恐懼的本能反應已經在人類神經系統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是因為在漫長而關鍵的史前時期，這種本能反應對人類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本能反應還關係到人類進化的主要任務，即繁衍後代，讓後代繼承這些基因傾向——可悲的是，正是恐懼的本能反應釀成了克雷布特裡一家的悲劇。

儘管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人類的情緒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但隨著文明社會的迅速發展，緩慢的進化過程已經跟不上現實的步伐。實際上，最早的法律和道德宣言，比如《漢謨拉比法典》、希伯來人的《十誡》和阿育王的詔書等，可以被視為對人類情緒進行約束、控制和教化的嘗試。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指出的那樣，社會必須從外部強加一定的規矩，以剋制人類隨意氾濫的內在情緒。

儘管受到社會的約束，激情壓倒理智的現象還是時有發生。人類這種固有的本性來源於心理的基礎構造。從情緒基礎神經迴路的生物設計機制來看，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物構造是在過去5萬個世代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機制，而不是過去500個世代、更不是過去5個世代才確定的。緩慢而精妙的生物進化力量塑造了人類情緒，這一過程已經經歷了100萬年；而在最近的1萬年中，儘管人類文明迅速發展，人口從500萬膨脹到50億，但這期間在人類情緒生物機制上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不管怎樣，我們對他人的評價以及自身的反應不僅受到理性判斷或個體經驗的影響，還取決於遠古祖先的遺傳。正如克雷布特裡一家的遭遇那樣，有時候生物遺傳會導致悲劇。總而言之，我們常常會遇到後現代的困境，而我們用於應對困境的情緒機制卻是更新世^[2]的產物。這種困境正是本書的中心議題。

驅動力

早春的一天，我開車經過科羅拉多一個山口的高速公路，一場突降的暴風雪擋住了我的視線，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汽車，飛舞的雪花白得耀眼。我把腳踩在剎車上，焦躁不安，甚至能聽到心跳的聲音。

後來焦慮發展成完全的恐懼：我把車停在路邊，等待暴風雪過去。半個小時之後，暴風雪停了，能見度有所恢復，我重新開車上路，但只行駛了幾百米就被迫停車了。有輛汽車追尾撞上了前面緩慢行駛的汽車，救護人員正在搶救後面這輛車上的乘客。高速公路由於交通事故而造成堵車。假如我不顧暴風雪繼續開車，很可能會撞上它們。

那天我出於警覺的恐懼很可能救了我一命。就像野兔一看到狐狸的腳印就嚇得半死，或者原始哺乳動物躲避食肉恐龍一樣，內心的感覺驅使我把車停下，集中注意力應對即將來臨的危險。

所有的情緒在本質上都是某種行動的驅動力，即進化過程賦予人類處理各種狀況的即時計劃。情緒（emotion）的詞源來自拉丁語“motere”，意為“行動、移動”，加上前綴“e”含有“移動起來”的意思，這說明每一種情緒都隱含著某種行動的傾向。情緒導致行動，這在動物或兒童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情緒是深層的驅動力，在廣義的動物世界中，只有在“受教化”的成年人身上，才會經常出現情緒與反應存在很大偏差的現象。

情緒引發的獨特生物學特徵顯示，情緒體系中的每一種情緒均扮演獨特的角色（參閱附錄1，詳細瞭解“基本”情緒）。得益於新的人體和大腦檢測方法，研究者在每種情緒導致不同類型反應的驅動機制方面發現了更多的生理學證據。

人在生氣的時候，血液會流到手部，以方便抓起武器或攻擊敵人，同時心率加快，腎上腺素激增，為強有力的行動提供充沛的能量驅動。

人在恐懼的時候，血液會流到大塊的骨骼肌，比如雙腿，以方便逃跑，而且面部會由於血液的流失而發白（因此會有血“變涼”的感覺）。與此同時，也許是因為需要考慮是否應該躲藏，身體有那麼一瞬間會呆住不動。大腦情緒中樞的迴路釋放出大量使身體保持警覺的激素，人的感覺變得敏銳，為行動作好充分的準備，同時集中精力分析當前的威脅，更有效地評估即將採取的行動。

人在快樂的時候，主要的生理變化是負責抑制負面感覺及提升可用能量的大腦中樞活躍度增強，而產生憂慮情緒的大腦中樞趨於平靜。不過此時生理狀態保持靜止，不會產生特殊的變化，身體復原的速度要快於悲傷情緒引起的生理變化。這種特徵使身體能夠得到正常的休息，同時為即將面臨的任務以及朝著目標努力儲備充足的熱情和力量。

人在墜入愛河的時候，會喚起溫柔的感覺和性滿足，同時還會喚起副交感神經——這和人在恐懼或生氣時“戰鬥或者逃跑”的行動生理模式截然相反。副交感神經模式俗稱“放鬆反應”，此時身體處於平靜和滿足的狀態，易於合作。

人在吃驚的時候，眉毛會往上挑，使視野更加開闊，同時允許更多的光線射向視網膜。從而捕捉更多關於意外事件的信息，以便準確分析當下的情況，確定最佳行動方案。

人在厭惡的時候，面部表情在全世界幾乎都是一樣的，而且傳遞的是同樣的信息：吃到或者聞到讓人很難受的東西，或者類似這樣的經歷。厭惡的面部表情——上唇撇向一邊，鼻頭微微皺起，達爾文認為這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反應，為了不吸入有害氣體而屏住呼吸或者吐出有毒的食物。

悲傷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個體適應重大的損失，比如親人的死亡或者極大的失望。悲傷會降低生命活動的能量和熱情，尤其是娛樂活動或者享樂。隨著悲傷情緒的加深，並慢慢滑向沮喪，人體的新陳代謝就會減緩。這種內在的收縮為個體創造機會哀悼損失或者幻滅的希望，領悟損失對人生的影響，並且在能量回升之後開始新的生活。能量的降低還可以把哀傷而脆弱的原始人類留在家的附近，也就是留在更安全的地方。

我們的生活經歷和文化進一步塑造了這些行為的生理傾向。比如，失去愛人令人悲傷和痛苦，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但我們如何表達痛苦——在私底下如何展現或者剋制情緒，卻受到文化的影響，在我們的生命中哪些人是值得哀悼的“愛人”也由文化來定義。

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人類情緒反應被塑造成形，相對於人類有歷史記載之後的大多數時期，當時的狀況要嚴峻得多。在這一時期，很少有嬰兒能活到童年期，能活到30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兇猛的肉食動物隨時出沒，反覆無常的乾旱和洪澇災害導致餓殍遍野。但隨著農業的出現以及原始人類社會的形成，人類的存活率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在過去1萬年間，這種現象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人類生存危機的壓力慢慢減輕了。

生存的壓力曾經使人類的情緒反應對於生存至關重要，當這種壓力消退時，人類部分情緒的吻合度也出現了問題。在遠古時期，“一觸即發”的憤怒對人類有著生死攸關的意義，但對於當代13歲的兒童來說，獲得“一觸即發”的自動化武器經常會引發災難性後果。

人的兩種心理

一位朋友曾向我講述離婚的痛苦經歷。她的丈夫愛上了一位比她年輕的女同事，突然說要離開她，與女同事同居。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這對怨偶就房子、錢和孩子的監護權展開了痛苦的角力。幾個月後的現在，這位朋友說單身生活對她更有吸引力，她很高興能自由自在地活著。她說：“我不再想著他了。我真的不在乎。”但她說話的時候，眼睛裡卻泛著淚花。

閃過淚光的瞬間很容易被人忽略。淚水汪汪的眼睛表示她很悲傷，這和她口頭上說的剛好相反，我們這種同理心的領會是一種解讀行為，這和從字裡行間解讀文字的意義一樣明確。一種是情緒心理的行為，另一種是理性心理的行為。實際上我們有兩種心理，一種用來思考，一種用來感覺。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認知方式相互作用，共同構建了我們的心理生活。理性心理是我們通常能夠意識到的理解模式，具有清醒的意識，會思索，能夠進行思考和反思。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認知系統：衝動、有力，有時沒有邏輯可言，即情緒心理（請參閱附錄2，瞭解情緒心理的特徵）。

這種感性與理性兩分系統類似於我們常說的“心”和“腦”的區別。內心認為某件事情是對的，與通過理性思考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對於二者的信服程度是不同的，前者要更加篤定一些。理性和感性對心理的主導比例是一個平穩的梯度，感覺越強烈，情緒對心理的主導作用就越強，理性的作用就越弱。這種影響機制很可能源於千萬年的進化優勢，情緒和直覺能夠指導我們在危急關頭作出即時的反應——在這種形勢下，停下來思考應該如何行動很可能會讓我們喪命。

情緒和理性這兩種心理在大部分情況下能夠和諧共處，它們不同的認知方式相輔相成，為人類在世界上生存提供指引。情緒和理性心理通常處於某種平衡狀況，情緒襲來，要求理性心理採取行動，理性心理則斟酌、有時甚至否定情緒的指令。當然情緒和理性心理是半獨立的體系，我們接下來會談到，它們各自如何反映獨特而又相互關聯的大腦神經迴路運行機制。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種心理的相互協調簡直是巧奪天工，感覺對思維必不可少，思維對感覺也是如此。不過一旦激情超過平衡的臨界點，情緒心理就會佔上風，壓倒理性心理。16世紀的鹿特丹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曾經描述過理智與情感永無休止的紛爭：

眾神之王朱庇特賦予人們的激情多於理智——兩者的比例大概是24:1。為了制衡理智的單極力量，他扶植了兩個暴君：憤怒和貪婪。理智與這兩股聯合力量對抗的勝算如何，看看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就一清二楚了。理智只好使出了最後一個招數，不斷強調道德規範，直至聲音沙啞。而憤怒和貪婪則讓理智見鬼，而且越來越吵鬧和囂張，直到最後理智筋疲力盡，放棄，投降。

大腦的發育

考察人腦的進化過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情緒對理性心理潛在的控制作用，以及情感和理智容易打架的原因。人腦由細胞和神經液組成，重約3磅，是進化過程中人類的近親——其他靈長類動物大腦的3倍。經過幾百萬年的進化，人腦自下而上生長髮育，由較低級和較原始的部分發育進化出較高級的神經中樞。（人類胚胎的大腦發育大致重演了這一進化過程。）

大腦最原始的部分是包圍在脊髓頂端的腦幹，所有具備不止一個最微型神經系統的生物都有腦幹。位於大腦最下端的腦幹主導呼吸、人體其他器官的新陳代謝等生命基本功能，同時控制刻板反應和動作。腦幹沒有思考或學習的功能，它只是一個預先設定程序的自動調節器，旨在維持身體的正常運轉，並作出確保生存的反應。這種大腦統治了爬行動物時代，不妨想象這個畫面：一條吐著信子的蛇面對攻擊的威脅發出“噝噝”的聲音。

腦幹是大腦最原始的部分，也是情緒中樞的起源。經過幾百萬年的進化，情緒中樞進化成會思考的大腦，即“新皮層”，這層充滿皺褶的燈泡狀器官位於大腦的最外層。思考腦從情緒腦進化而來，這一現象很能說明思維和情感的關係；情緒腦的出現要早於思考腦。

人類情緒最早起源於嗅覺，更準確地說是起源於嗅葉，即接收並分析氣味的細胞。每一種活的個體，無論是好吃的還是有毒的，無論是性感的伴侶，還是天敵或者獵物，都攜帶著一種獨特的分子標籤，可以在風中傳播。在原始時期，嗅覺對生存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原始的情緒中樞從嗅葉開始進化，最終發育成足以環繞腦幹頂部的構造。在最初的階段，嗅覺中樞由分析氣味的神經元薄層組成，其中一層細胞接收聞到的氣味，並進行分類：好吃的或者有毒的，交配對象、天敵或者獵物。第二層細胞通過神經系統向身體發出反射信號採取行動：吞嚥或者嘔吐，接近、逃跑或者捕捉。

最早的哺乳動物出現之後，情緒腦新的關鍵神經元層也形成了。情緒腦的新神經元層包圍著腦幹，看起來就像是被人咬了一口的麵包圈，腦幹正好安放在中空的底部。由於這部分大腦環繞幷包裹著腦幹，因此又被稱為“邊緣”（limbic）系統，“邊緣”一詞來源於拉丁語“limbus”，意為“衣領”。這一新的神經區域為大腦的指令系統添加了恰當的情緒。當我們渴望或憤怒的時候，墜入愛河或因恐懼而退縮的時候，正是受到了邊緣系統的控制。

邊緣系統進化出了兩個強有力的工具：學習和記憶。這種革命性的進化使得動物的生存抉擇更加明智，而且能更好地適應變化的要求，而不是一味地作出相同的自動反應。如果某種食物吃了會生病，下次就不會再吃。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依然主要由嗅覺決定；嗅球和邊緣系統之間的聯結組織現在負責辨別各種氣味，比較當前的氣味與以前的氣味，區別好的氣味與不好的氣味。這個功能是由“嗅腦”（rhinencephalon）完成的，“嗅腦”的字面意思是“鼻子腦”，屬於邊緣系統神經網絡的一部分，也是思考腦新皮層最基礎的系統。

大約在1億年前，哺乳動物的大腦發生了生長突增。在原先薄薄兩層皮層——這部分的功能是計劃、理解感受、協調行動——的頂部，出現了幾層新的大腦細胞，從而形成了大腦的新皮層。和最初的兩層大腦皮層相比，新皮層具有異乎尋常的智能優勢。

“智人”的新皮層比其他任何物種的都要大得多，這正是人類所獨有的。新皮層是思想的所在，它包含綜合和理解感覺的神經中樞。新皮層還使我們的思考伴隨著某種感覺，而且使我們對觀點、藝術、符號和圖像等產生感覺。

在進化過程中，新皮層具備的精妙調節功能使生命機體在趨利避害方面具有巨大的優勢，而且更有可能向後代遺傳包含同樣神經迴路的基因。新皮層具有制定策略、作出長遠計劃和其他謀略的功能，這是生死攸關的優勢。除此之外，藝術、文明和文化的繁盛也都是新皮層結出的碩果。

大腦新皮層還為情緒生活增添了色彩。比如愛情，邊緣結構能夠產生愉悅和性慾的感覺，即激發性慾的情緒。而新皮層的出現及其與邊緣系統的聯繫，使得母親與孩子的聯繫更加緊密，這種聯繫是家庭單元的基礎，母親負有長期撫養孩子的義務，從而使人類的發展成為可能。（沒有新皮層的生物缺乏親子感情，比如爬行類動物，幼崽孵化出來之後必須躲藏起來，防止被親代吞噬。）人類父母對孩子的保護會一直持續到孩子成年，橫跨漫長的童年期——兒童的大腦在這期間繼續發育。

從爬行類動物到恆河猴，再到人類，其大腦新皮層的質量依次增加，大腦神經迴路的相互聯繫也呈幾何式增長。聯繫的次數越多，可能反應的範圍就越大。新皮層使情緒生活更加微妙和複雜，比如對自身感覺產生感覺的能力。靈長類動物的新皮層與邊緣系統比其他物種要發達得多，其中要數人類的最為發達。這表明人類能夠對情緒產生更為廣泛的反應，而且更加微妙。野兔和恆河猴對恐懼有一套有限的典型反應，但人類擁有更發達的新皮層，它的指令系統要細緻得多——包括打電話報警。社會系統越複雜，這種彈性處理就越重要。因此，沒有哪一種生物比人類社會更加複雜。

新皮層雖然是大腦的高級中樞，但並不能控制全部的情緒生活。對於心靈至關重要的問題——尤其是情緒的緊急狀況，新皮層需要服從邊緣系統。由於大腦的高級中樞發源於邊緣系統，或者說擴展了邊緣系統的功能範圍，情緒腦在神經結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情緒腦是新大腦發育的基礎，情緒區域通過神經迴路與新皮層的所有部分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因此，情緒中樞對包括思考中樞在內的大腦其他部分的運作具有強有力的影響。

第二章  情緒失控

生活對理性的人來說是喜劇，對感性的人來說是悲劇。——霍勒斯·沃波爾

1963年8月的一個炎熱午後，小馬丁·路德·金牧師在華盛頓民權大遊行中發表《我有一個夢想》演說的同一天。理查德·羅伯斯，一個剛剛刑滿釋放的偷竊老手，打算重出江湖。他以前是個癮君子，為了滿足毒癮入室偷竊100多次，曾被判13年徒刑。羅伯斯後來坦白，他本來想金盆洗手，但他要供養女友和他們三歲的女兒，實在缺錢。

他在那天闖入了紐約上東區的一間寓所，房主是兩位年輕的女子，21歲的《新聞週刊》研究員珍妮絲·威利和23歲的小學老師艾米莉·霍弗特。羅伯斯本來以為白天無人在家，卻沒想到威利在家。羅伯斯用刀威脅她，並把她綁了起來。羅伯斯正要離開的時候，霍弗特回來了。為了安全脫身，羅伯斯一不做二不休，把她也綁了起來。

羅伯斯在多年之後回憶往事，他說在綁霍弗特的時候，威利警告他，他逃不了，她記得他的樣子，會協助警察把他抓捕歸案。羅伯斯本來想幹完這票就洗手不幹了，聽到威利的警告，他突然陷入恐慌，完全失去了控制。被憤怒和恐懼淹沒的羅伯斯，抓起汽水瓶把兩個女人砸暈，然後用菜刀對她們一通猛砍。羅伯斯在25年之後悲慟地說：“我當時瘋了，頭都炸開了。”

羅伯斯至今還在為那失控的幾分鐘懊悔不已。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已經在獄中待了30多年，被外界稱為“職業女性殺手”。

羅伯斯在頃刻之間的情緒爆發叫做神經失控。有證據表明，在神經失控時，邊緣腦的神經中樞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召集大腦的其他部分服從其緊急調度。神經失控發生在頃刻之間，激發立即的行動反應，這時掌管思考的新皮層根本來不及全面觀察當前的形勢，更無從判斷行動的正確性。神經失控的特徵是在失控過去之後，失控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麼了。

情緒失控導致“職業女性殺手”慘案的發生，但情緒失控絕對不是孤立、可怕的偶然事件。普通人情緒失控其實經常發生，雖然形式一般不會如此可怕，但強度也許毫不遜色。回想你上一次“失控”時的情形，比如對家人或者陌生的出租車司機大發脾氣，而在發作完之後，你經過思考和反省，發現似乎沒有生氣的道理。這種情況多半就是情緒失控，這種“神經接管”的現象發生在邊緣腦的神經中樞杏仁核。

當然，不是所有的邊緣系統神經失控都是破壞性的。如果某人聽到一個笑話突然發笑，這種情緒爆發也屬於邊緣系統的反應。在極度歡樂的時刻，也會出現情緒失控。丹·詹森歷經數次衝擊奧運金牌的痛苦失敗之後（他曾發誓為他死去的姐姐奪取金牌），最終獲得了1994年挪威冬奧會1 000米速度滑冰的金牌，他的妻子由於興奮過度失去知覺，不得不送到滑冰場的急救醫生那裡治療。

激情中樞

人類的杏仁核位於腦幹頂部、環狀邊緣系統底部附近，呈杏仁形狀，是相互聯結的組織複合體。杏仁核分為兩大核群，左右腦各一個，分別位於頭顱內側。與進化過程中人類近親——其他靈長類動物相比，人類的杏仁核相對較大。

海馬體和杏仁核是原始“嗅腦”的兩個重要部分，嗅腦在進化過程中的作用是喚起皮層和新皮層。現在這些邊緣結構負責大腦學習和記憶的大部分功能，杏仁核則是情緒事務的專家。假如杏仁核與大腦其他部分的聯繫被隔斷，就會導致個體無法判斷事件的情感意義，這種情況有時被稱為“情感失明”。

失去情感的判斷，社會交往就會失控。有位年輕人為了控制嚴重癲癇發作，通過手術去除了杏仁核。在這之後，他對人群完全失去了興趣，寧願獨自坐著，與世隔絕。儘管他的談話能力完全沒有受到影響，但他已經認不出原本親密的朋友、親戚，甚至他的母親，他們因為他的冷漠痛苦不堪，但他卻無動於衷。切除杏仁核之後，這個年輕人似乎失去了識別所有感覺的能力，也失去了對感覺的任何感覺。杏仁核如同情緒記憶的倉庫，也是意義本身的倉庫，沒有杏仁核的人生相當於被剝奪了個人意義的人生。

杏仁核不僅與情感有關，所有的激情也都取決於杏仁核。杏仁核被切除或受到傷害的動物，不會感到恐懼和憤怒，失去了競爭或合作的緊迫感，對於自身在社會秩序中所處的位置也不再有任何認知，也就是說，感覺變得遲鈍或消失了。流淚是人類特有的情緒信號，由杏仁核及其附近的扣帶回所控制。被擁抱、撫摸或者安慰可以舒緩大腦的這個區域，使人停止哭泣。假如沒有杏仁核，我們就不會流出傷感的淚水來舒緩情緒。

第一個發現杏仁核在情緒腦神經中的關鍵作用的是約瑟夫·勒杜克斯（Joseph LeDoux），他是紐約大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心的神經科學專家。他與其他新生代神經學家運用創新方法和技術進行研究，把大腦運行機制的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精確程度，從而解開了前幾代科學家認為難以捉摸的心靈之謎。勒杜克斯對情緒腦神經迴路的研究，確立了杏仁核行動中樞的地位以及其他邊緣結構的獨特作用，顛覆了長久以來神經學科對大腦邊緣系統的認識。

勒杜克斯的研究解釋了在思考腦（即新皮層）決策之前，杏仁核如何控制我們的行為。杏仁核的工作機制及其與新皮層的互動是情緒智力的核心。

神經警報

情緒對心理生活的影響最難以理解的地方在於，我們會突然爆發出狂熱的行為，但塵埃落定之後，我們又為此而後悔。問題是我們為什麼這麼容易失去理性。舉個例子，有位年輕女子駕車兩個小時來到波士頓，和男友共進早午餐，並打算一起消磨一整天。用餐時，男友送給她一幅從西班牙帶回來的罕見的美術作品，這是她期待了好幾個月的禮物，但她並沒有高興多久。她提議兩人用餐後去看一場她期待已久的電影，但男友說他要練習壘球，不能陪她一整天，這讓她大感意外。她又傷心又懷疑，淚水奪眶而出，她站起來離開了餐廳，而且在一時衝動之下，把那幅作品扔進了垃圾桶。幾個月之後，她回想起這一幕仍懊悔不已，她後悔的不是離開餐廳，而是失去那幅作品。

杏仁核作為行動中樞的角色，在衝動的情感壓倒理智之時起到關鍵作用。接收到輸入的感覺信號之後，杏仁核就會掃描每一種應對煩惱的經驗。杏仁核在心理生活中處於強有力的地位，類似於心理哨兵，它質疑每一種處境、每一種認知，此時大腦中會出現一類最原始的問題：“我討厭它嗎？它會傷害我嗎？我害怕它嗎？”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或者在當前時刻趨於肯定，杏仁核就會作出即時反應，就像神經警報一樣，向大腦的各個部分發出危機信號。

在人腦的構造中，杏仁核相當於一家警報公司，操作員隨時待命，一旦家庭安全系統發出遇險信號，立即向消防隊、警察局及鄰近社區發出緊急警報。

一旦收到警報，比如恐懼，杏仁核就會向大腦各主要部分發出緊急信息，促使身體分泌“戰鬥或逃跑”的荷爾蒙，驅動運動中樞，同時激活心血管系統、肌肉以及內臟器官。與杏仁核聯結的其他神經迴路還會指揮身體緊急分泌出大量的去甲腎上腺素，提高大腦關鍵區域的反應能力，使感覺更加敏銳，確保大腦時刻保持警覺。杏仁核還會向腦幹發出附加指令，使個體面部流露出恐懼的表情，凍結肌肉當前進行的無關活動，使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呼吸減緩。此外，杏仁核還會發出指令密切留意恐懼的來源，讓肌肉準備採取相應的行動。與此同時，大腦皮層的記憶系統開始啟動，檢索與當前緊急狀況相關的知識，優先於其他無關的思想。

這個過程只是生命機體在杏仁核指揮之下協調變化的一部分（想了解更多細節，請參閱附錄3）。杏仁核起到了集結大腦各個區域的作用。杏仁核擁有神經聯結的延伸網絡，這使它在發生情緒危機時能夠指揮和驅使大腦其他的很多區域——包括理性腦。

情緒哨兵

我的一位朋友向我談起在英格蘭一家河邊餐廳吃早午餐的經歷。他用完餐後，沿著通往運河的石階散步，突然發現一個女孩死死盯著河面，嚇得面無人色。他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跳進了河裡，連外套和領帶都來不及脫掉。在跳進河裡之後，他才意識到那女孩驚慌失措的原因是有個小孩失足掉進了河裡——他正好去搭救小孩。

是什麼促使他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跳進河裡？答案就在於他的杏仁核。

勒杜克斯的研究揭示了人腦的構造賦予杏仁核情緒哨兵的地位，使其可以控制整個大腦，這是近10年情緒研究領域最有力的發現之一。他的研究顯示，從眼睛或耳朵輸入的感覺信號首先到達大腦的丘腦，然後通過一個單獨的突觸傳到杏仁核；丘腦發出的第二個信號則傳到新皮層，即思考腦。信號的分叉使杏仁核能先於新皮層作出反應，而新皮層在通過多個層次的大腦迴路對信息進行充分分析之後，才能全面掌握情況，並最終作出更加精準的反應。

勒杜克斯的研究對理解情緒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他第一個發現了感覺的神經通道可以繞過新皮層。與杏仁核直接聯結的感覺包括我們最原始和最強烈的感受，這種神經迴路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感性壓倒理性的力量。

神經科學的傳統觀點認為，眼睛、耳朵和其他感覺器官將信號傳送到丘腦，然後再傳到新皮層處理感覺的區域，感覺信號在這裡集合成我們所感知的具體對象。這些信號按照意義進行分類，因此大腦能夠辨認每個對象以及它所代表的意義。傳統理論認為，信號是從新皮層傳送到邊緣腦，然後由邊緣腦發出準確的反應指令，並傳送到整個大腦以及身體的其他部位，這一過程佔用了很多甚至大部分的時間。但勒杜克斯發現，除了有一束較大的神經元聯結丘腦和新皮層之外，另外有一束較小的神經元直接聯結丘腦和杏仁核。這條更小、更短的通道類似於神經的後院小巷，使杏仁核能夠直接接收某些感覺信號，並在新皮層接收全部信號之前作出反應。

這一發現顛覆了杏仁核必須完全依賴於新皮層傳送的信號，然後再形成情緒反應的理論。在一條平行的反射通道開始聯結杏仁核和新皮層的同時，杏仁核可以通過另一條緊急通道激起情緒反應。杏仁核可以促使個體立即行動，新皮層的反應則稍有滯後，但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可以為行動制訂出更加精確的計劃。

勒杜克斯對動物的恐懼進行了研究，據此推翻了盛行一時的情緒通道理論。他在一個關鍵的實驗中，破壞了老鼠的聽覺皮層，然後把老鼠放在伴隨著電擊的聲音環境中。雖然老鼠的新皮層接收不了聲音信號，但它們很快就懂得害怕這些聲音。有所不同的是，聲音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從耳朵傳送到丘腦，再傳到杏仁核，這一過程跳過了其他所有更高層次的神經通道。簡而言之，老鼠無須任何高級皮層的活動就學會了情緒的反應：杏仁核獨立地感知、記憶和指揮老鼠的恐懼情緒。

勒杜克斯告訴我：“情緒系統可以不依賴於新皮層自動作出反應。有些情緒反應和情緒記憶可以在完全沒有任何意識和認知參與的情況下形成。”杏仁核具有儲存記憶和反應指令的功能，我們可以在清楚認識到原因之前採取行動，原因就在於從丘腦到杏仁核的神經捷徑完全繞過了新皮層。這條捷徑使得杏仁核類似於情緒印象和記憶的知識庫，但我們對此卻沒有充分的認識。勒杜克斯認為，杏仁核對記憶的潛在作用可以解釋一個驚人的實驗。在這個實驗中，人們眼前快速閃過各種奇形怪狀的幾何圖形，速度快得沒人意識到有東西在他們眼前閃過，但在後來的選擇中，人們表現出了對那些閃過的幾何圖形的偏好。

還有研究顯示，在我們進行感知的最初幾毫秒時間內，我們不僅在無意識地理解這個對象，還在決定我們是否喜歡它。這種“認知的無意識”表明我們的意識不僅在辨認看到的東西，還會對其產生看法。我們的情緒獨立於理性腦產生見解，有著自身的“心理”。

視覺信號首先從視網膜傳到丘腦，信號在這裡被翻譯成大腦的語言。然後大部分信息傳到視覺皮層，視覺皮層負責分析和評估意義與精確的反應。假如這種反應與情緒有關，就會傳到杏仁核，從而激活情緒中樞。但有少部分原始信號以更快的速度從丘腦直接傳到杏仁核，從而激發了更加迅速（當然不那麼精確）的反應。因此，杏仁核能在皮層中樞對情況進行全面理解之前引發情緒反應。

情緒記憶的專家

這種無意識的看法源於儲藏在杏仁核中的情緒記憶。現在，勒杜克斯和其他神經學專家的研究似乎表明，長久以來被認為是邊緣系統關鍵結構的海馬體，主要參與記錄和理解感知模式，而不是情緒反應。海馬體的主要作用是提供與背景有關的鮮明記憶，這對情緒的意義非常重要。海馬體可以辨別不同的意義，比如待在動物園裡的熊和闖進你家後院的熊，兩者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海馬體記憶的是純粹的事實，而杏仁核則保留了伴隨事實的情緒“味道”。比如我們嘗試在雙車道高速公路上超車，卻差點與對面開來的車迎頭相撞，海馬體會記住這件事情的細節，比如我們當時是在哪條公路，和誰在一起，對面那輛車的樣子等。杏仁核卻會在事件發生之後，我們再次在相似情況下準備超車時，在我們體內激發焦慮情緒。正如勒杜克斯所說的那樣：“海馬體對你認出表姐的臉起到關鍵作用，而杏仁核則會提醒你不是真的喜歡她。”

人腦通過一種簡單而精妙的方式使情緒記憶產生一種特殊的潛能：機體的神經化學警報系統能在生命面臨威脅的緊急關頭，主導身體作出“戰鬥或逃跑”的反應，同時還會把這一時刻深深刻入記憶。在應激狀態下（或者在焦慮甚至極度喜悅興奮的情況下），神經從大腦迅速傳遞到位於腎臟上方的腎上腺，促使其分泌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這些激素遍佈全身，主導機體為緊急狀況作好準備。這些激素激活了迷走神經的接收器。在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的激發下，迷走神經攜帶大腦指令，對心臟進行調節，同時把信號傳回大腦。杏仁核是大腦接收這些信號的主要場所。杏仁核的神經元被輸入信號激活後，繼而向大腦其他部分發出信號，使個體加深對當前情況的記憶。

這種杏仁核喚起似乎把情緒喚起特別強烈的大多數時刻嵌入了記憶。因此我們更有可能記得第一次約會是在哪裡，或者聽到“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爆炸消息時正在做什麼。杏仁核喚起的程度越強，記憶就越深刻，那些最令我們害怕或恐慌的生活經歷是我們最難以磨滅的記憶。這說明大腦實際上有兩個記憶系統，一個用來記憶普通的事實，另一個用來記憶刻有情緒印記的事實。當然，這種情緒記憶的特殊系統非常符合生物進化的原理，確保動物對使它們感到威脅或愉悅的事物留有特別鮮明的記憶。不過情緒記憶也有可能對當前情況產生誤導。

過時的神經警報

機體神經警報的一個缺點是，杏仁核發出的緊急信息往往（至少有時候）是過時的，尤其是在流動性極大的當今社會。作為情緒記憶的倉庫，杏仁核掃描以往的經驗，對當前情景與過往情景進行比較。杏仁核的比較方法是聯想式的：如果當前狀況的某個關鍵要素和以前的相似，它就會產生“匹配”的判斷——這就是神經迴路反應比較草率的原因，它在全面確認情況之前就採取了行動。它粗暴地命令我們按照很久以前形成的思維、情緒和反應來處理當前的狀況，過去的情況和當前的情況也許僅有幾分模糊的相似，但這種相似性已經足以促使杏仁核拉響警報。

有一位前任軍隊護士，她在戰時曾經護理過很多慘不忍睹的傷員，為此精神受到了嚴重的創傷。很多年後，她在家中打開儲物櫃，發現她的孩子把一個惡臭的紙尿褲藏在裡面，這陣惡臭再次激起了她的回憶，她突然被害怕、厭惡和恐慌的混合情緒吞沒了——這正是她以前在戰場上的反應。只要當前有一些偶發因素與過去的危險相似，杏仁核就會拉響警報。問題在於，儘管這些帶有情緒印記的記憶擁有激發危機反應的力量，但是過時的記憶同樣會引發過時的反應方式。

很多潛在的情緒記憶可以追溯到人生的最初幾年，體現於嬰兒與照料者之間的關係，情緒腦在這種時刻作出的反應就會更加不準確，尤其是對於被毆打或徹底忽略等創傷事件更是如此。在人生早期，個體的其他大腦結構，尤其是主宰敘述記憶的海馬體以及負責理性思維的新皮層，還沒有得到完全的發育。杏仁核和海馬體共同作用於記憶機制，它們單獨儲存及檢索各自特有的信息。在海馬體檢索信息時，杏仁核負責判斷該信息是否帶有情緒印記。不過相比之下，杏仁核在嬰兒大腦中成熟得很快，它在嬰兒出生時就已接近完全成形了。

一直以來，精神分析思想的基礎原則認為，人生早期的人際互動塑造了一整套以嬰兒與照料者相處時的協調和不適為基礎的情緒經驗。勒杜克斯後來對杏仁核在童年期扮演的角色進行了研究，為上述原則提供了支持。勒杜克斯認為，以嬰兒與照料者的互動模式為基礎的情緒經驗影響深遠，但又很難從成年生活的角度來理解，原因在於它們儲存在杏仁核裡，模糊粗糙，無法用語言描述，就像主導情感生活的草圖。由於這些早期的情緒記憶在嬰兒能夠用語言描述自身經驗之前就已經形成，因此當這些情緒記憶後來被激發出來時，我們找不到匹配的思想來清晰地描述這種控制我們的反應。我們對情緒爆發困惑不已的一個原因在於，它們往往可以追溯到我們人生的早期階段，在那個階段，我們常常感到困惑，而且無法用語言進行理解。我們也許會出現混亂的感覺，卻無法用語言來回憶這種感覺。

迅猛而草率的情緒

大約凌晨三點，我聽到有個大型物體重重地撞破了我臥室遠處角落上方的天花板，閣樓裡的東西全都掉進了房間。我立刻從床上躍起，跑出房間，擔心整塊天花板會陷落下來。然後，意識到安全之後，我警覺地窺視臥室，看看是什麼引起了這場事故，結果發現我以為是天花板陷落的聲音其實是一堆摞起來的箱子跌落的聲音，我妻子在白天的時候把這些箱子從衣帽間整理出來，堆在牆角。沒有東西從閣樓掉下來——根本就不存在閣樓。天花板完好如初，我也一樣。

我在半夢半醒之間從床上躍起——假如天花板真的掉下來，我可能會免於受傷——這正是杏仁核的力量，在緊急關頭，它促使我們在新皮層全面記錄當前狀況之前採取行動。從眼睛或耳朵到丘腦再到杏仁核的緊急通道起到了生死攸關的作用，它為在緊急關頭採取即時行動節省了時間。不過這條從丘腦到杏仁核的通道只能攜帶少量的感覺信息，大部分信息還是要取道新皮層。因此，杏仁核從快速通道接收到的信號充其量只是一種粗糙的信號，剛好能夠引起警覺。勒杜克斯指出：“你無須確切知道它是什麼，就可以判斷它可能有危險。”

這條直接的神經通道節省的時間對於大腦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它以毫秒為單位計算。老鼠的杏仁核能在感知的12毫秒之後開始反應，而丘腦–新皮層–杏仁核通道的傳輸時間大約是前者的兩倍。儘管目前還沒有對人腦進行類似的實驗，但兩者的時間比例大體應該一樣。

從進化的角度看，直接的神經通道對於物種的生存具有非常重大的價值，使得生命體能在關鍵的幾毫秒之內快速應對危險。也許正是這幾毫秒無數次挽救了哺乳動物原始祖先的生命，因此現在每一種哺乳動物的大腦中都存在這種進化安排，當然也包括人類。實際上，對於人類來說，由於這條神經通道基本上只在情緒危機的時刻開通，它對人類心理生活的作用可能相對有限。但它對鳥類、魚類和爬行類動物的很多意識反應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些生物的生存依賴於時時刻刻辨別天敵或獵物。勒杜克斯說：“哺乳動物這種原始、次要的大腦系統相當於非哺乳動物主要的大腦系統。它為激發情緒提供了快速通道。不過它又是一種快捷而粗糙的過程，神經細胞反應很快，但不甚精確。”

對於松鼠這種動物來說，反應不精確並沒有太大的問題，頂多是過於注重安全，比如一旦察覺兇猛敵人可能出沒的跡象就立即逃走，或者發現食物的線索就立即撲上去。但在人類的情感生活中，這種不精確可能會對我們的人際關係產生很糟糕的後果，我們也許會像松鼠一樣撲近或逃離錯誤的事物或人。（比如，女服務員無意中瞥見一個有著一頭又密又卷的紅頭髮的女人，嚇得把一套六頭餐具打翻在地——女服務員的前夫就是為了這樣一個女人而離開了她。）

這種初始的情緒錯誤的基礎是出現在思想之前的感覺。勒杜克斯將其稱為“前認知情緒”（precognitive emotion），即個體沒有對感覺信息進行全面的分類整理，將其整合成可以辨認的對象，而是基於感覺信息的片段和神經的細枝末節作出反應。這種感覺信息的形式很粗糙，神經的反應很草率，有點類似《猜歌名》的遊戲節目，遊戲者不是根據幾個音符對旋律進行快速判斷，而是根據試探性的前奏獲得整體的感知印象。一旦杏仁核檢測到感覺模式的輸入，就會立刻得出結論，在得到全面的證據確認（或者任何形式的確認）之前就引發行動。

難怪我們對於爆發性情緒的陰暗面瞭解如此之少，尤其是在情緒失控的時候。杏仁核在新皮層瞭解情況之前，像精神錯亂一樣爆發出憤怒或恐懼的反應，原因在於原始情緒的爆發不僅獨立於而且先於思想的產生。

情緒管理員

我有位朋友，她6歲的女兒傑西卡第一次在小夥伴家過夜，說不清是媽媽還是女兒更加緊張。媽媽儘量不讓傑西卡知道她很緊張，當天接近午夜的時候，媽媽正要準備上床睡覺，電話鈴聲突然響起，她的焦慮在此時達到了最高峰。她立刻扔掉牙刷，衝向電話，心一直怦怦跳個不停，腦海裡浮現出傑西卡痛苦的樣子。

媽媽抓起話筒，對著話筒脫口而出：“傑西卡！”電話那頭卻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哦，我好像撥錯號碼了……”

聽到這裡，媽媽恢復了冷靜，禮貌地問：“你要的是什麼號碼？”

杏仁核能主導個體首先作出焦急、衝動的反應，而情緒腦的其他部分可以糾正這種反應，使其更為恰當。大腦調節杏仁核激盪的開關位於通往新皮層主要神經通道的另一端，在額頭內側的前額葉裡。在個體害怕或憤怒時，為了更加有效地處理當前的情況，必須抑制或控制感覺，或者在需要對情況進行重新評估、作出完全不同的反應時，如同擔心的媽媽接電話時的反應一樣，此時前額葉皮層就開始活動了。大腦新皮層的這一區域通過調節杏仁核以及其他邊緣區域，使個體情緒衝動時的反應更加深思熟慮或恰當準確。

前額葉區域通常從一開始就控制我們的情緒反應。請記住，從丘腦輸出的大部分感覺信息不是傳到杏仁核，而是傳到新皮層及其接收和分析感知對象的神經中樞，由前額葉對輸入信息以及個體的迴應進行協調。前額葉是計劃和組織對目標作出反應（包括情緒反應）的地方。在新皮層，一系列交錯層疊的神經迴路對輸入信息進行記錄、分析和理解，然後由前額葉指揮作出反應。如果這個過程涉及情緒反應，那麼仍然是由前額葉指揮，它與杏仁核以及情緒腦的其他神經迴路協同工作。

這一過程可以辨別情緒反應，是一種標準的安排，但在遇到重大情緒危機時例外。一種情緒激發後，前額葉立即根據風險收益比對大量可能的反應進行演算，以評估最佳反應。對動物來說，即判斷什麼時候攻擊，什麼時候逃跑。至於對人類……同樣是什麼時候攻擊，什麼時候逃跑——除此之外還包括，什麼時候安撫、勸服、博取同情、激發內疚感、發牢騷、虛張聲勢和蔑視等，總之情緒詭計花樣百出、應有盡有。

以大腦意義上的時間單位來衡量，由於新皮層涉及更多的神經迴路，其反應速度要慢於情緒失控機制。同時，新皮層的判斷也更加準確和周全。我們為損失感到悲傷，獲勝後感到高興，或仔細琢磨別人的言行之後感到受傷或者生氣，這都是新皮層在起作用。

和杏仁核一樣，如果沒有前額葉的參與，我們的很多情緒生活就會黯然失色。如果我們不知道應該對某事作出情緒反應，那我們就不會有任何情緒。前額葉對情緒的作用在20世紀40年代受到神經病學家的質疑，當時出現了一種不顧後果、完全被誤導的精神疾病外科治療方法：前額葉切除手術，即（通常是隨意地）切除部分前額葉或者切斷前額葉與大腦下半部分的聯繫。在心理疾病的有效治療方法出現之前，額葉切除手術很受歡迎，被認為是減輕情緒困擾的良方——只要切斷前額葉與大腦其他部位的聯繫，就可以解除病人的困擾。不幸的是，這種手術的後遺症是關鍵的神經迴路被破壞，病人的大部分情緒活動似乎隨之消失了。

情緒失控大體涉及兩種機制：一是杏仁核的觸動，二是保持情緒反應平穩的新皮層無法激活，或者新皮層動員起來應對情緒的緊急狀況。在情緒失控的情況下，理性腦聽命於情緒腦。前額葉皮層在行動之前評估反應並有效調控情緒的一個途徑是減緩從杏仁核和其他邊緣中樞發出的激發信號，這有點像父母勸阻衝動的孩子——對想要的東西不能硬搶，而是要禮貌地提出請求（或者等待）。

這種壓抑情緒的“關閉”鍵很可能位於左前額葉。神經心理學家研究部分前額葉受傷病人的情緒後發現，左前額葉的一個功能是控制不愉快的情緒，相當於神經恆溫器。右前額葉是恐懼、攻擊等負面感覺產生的地方，而左前額葉則通過壓抑右前額葉來抑制這些原始情緒。比如在一群中風病人當中，左前額葉受到損害的病人很容易出現過度緊張和恐懼的情緒，而右前額葉受到損害的病人則表現出“過度歡樂”。在神經測試時，他們不時地和周圍的人開玩笑，非常放鬆，很明顯並不在乎自己的表現如何。有一個快樂丈夫的例子：一名男子由於大腦畸形，通過手術切除了部分右前額葉，他的妻子告訴外科醫生，手術後他性情大變，不容易傷感了。妻子還很高興地表示，她的丈夫變得更加深情了。

總之，左前額葉可能是能夠關閉或至少抑制所有強烈負面情緒起伏的神經迴路的一部分。杏仁核通常扮演緊急激發器的角色，而左前額葉則是大腦中“關閉”困擾情緒的神經部分：杏仁核提出動議，前額葉應對處理。這種“前額葉–邊緣組織”的聯結對心理生活的關鍵作用絕不限於修正和調節情緒，它們在指導我們進行人生重大決策方面也起著必不可少的作用。

情緒和思維的協調

杏仁核（以及有關的邊緣結構）和新皮層的聯結是頭腦與心靈、思維與感受之間戰爭或締約的博弈中心。這一神經通道揭示了情緒對有效思維的關鍵作用，有效思維包括明智決策和保持思維清晰兩個方面。

舉一個情緒破壞思考的例子。神經學家用“工作記憶”這個術語來描述對完成給定任務或問題所必需的、儲存於大腦的事實的關注能力，這些事實可能是從多個角度考量得出的理想房屋的特徵，也可能是考試時推理題的基本要素。前額葉皮層是負責工作記憶的大腦區域。不過由於前額葉與邊緣腦之間存在著神經迴路，焦慮、憤怒等強烈情緒的信號會製造神經靜電，從而破壞前額葉保持工作記憶的能力。這就是我們悲傷時不能好好思考的原因，也是持續的情緒困擾造成兒童智力缺陷、損害學習能力的原因。

這些缺陷有時比較微妙，智商測試未必能夠發現，不過它們可以通過更有針對性的神經心理學測量方法發現，同時在兒童持續的焦慮和衝動性上有所體現。比如，智商超出平均水平但學習成績差的男學童，經過神經心理學測試後發現，他們的額葉皮層功能受到損害。同時，他們還表現出衝動和憂慮，經常惹是生非——這說明他們的前額葉無法控制邊緣組織。儘管他們具備不錯的智力潛能，但這些兒童很有可能遇到學習成績差、酗酒和犯罪等問題。原因不在於他們的智力有所欠缺，而是他們控制情緒生活的能力出現了問題。智商測試只涉及新皮層區域，而控制憤怒和憐憫等情緒的情緒腦與新皮層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離的。這些情緒的神經迴路是由童年期的經歷塑造的，但我們卻甘冒風險，在智商測試時完全忽視了童年期經歷的影響。

我們再看看情緒在最“理性”的決策過程中的作用。艾奧瓦大學醫學院神經學專家安東尼奧·達馬西歐（Antonio Damasio）博士在一項對理解心理生活影響深遠的研究中，仔細分析了“前額葉–杏仁核”通道受損病人的受影響情況。這些人的決策能力出現了嚴重缺陷，但他們在智商測試或其他認知能力測試中並沒有表現出任何退化。儘管他們的智力沒有問題，但他們在工作和私人生活當中所作的決策卻非常糟糕，就連面對“什麼時候預約”這種簡單的決定也猶豫不決。

達馬西歐博士認為，他們難以決策的原因在於無法進行情緒學習。我們從生活中獲得的喜歡或厭惡的經驗儲藏在杏仁核裡，作為思維和情緒的交會點，前額葉–杏仁核的聯結通道是通往這個知識庫的關鍵門戶。如果新皮層與杏仁核的情緒記憶切斷了聯繫，那麼無論新皮層如何冥思苦想也難以觸發與以往經驗緊密相連的情緒反應，此時每件事情都處於灰色的中立地帶。一種刺激，無論是最喜歡的寵物還是討厭的熟人，都不會再引發喜愛之情或者厭惡之情。由於無法獲得儲藏在杏仁核中的情緒知識，這些病人已經“忘記”了以往所有的情緒體驗。

這種研究結果使達馬西歐博士持有反直覺的立場，他認為感受對理性決策來說不可或缺，感受為我們指明瞭正確的方向，乾巴巴的邏輯在此時可以發揮最佳效果。世界常常給我們出各式各樣的選擇題（你應該如何投資退休儲蓄？你應該和誰結婚？），生活賦予我們的情緒知識（比如一次蹩腳的投資或者痛苦的分手記憶）示意我們首先排除一些選擇，突出另一些選擇，從而幫助我們形成合理的決策。達馬西歐博士認為，情緒腦正是以這種方式與思考腦共同參與推理的過程。

因此，情緒對理性有著重要意義。在感覺與思維共舞時，情緒無時無刻不在引導我們進行決策，與理性腦通力合作，令思維本身有效或者失效。反過來，思考腦在情緒中扮演執行官的角色，當然情緒失控或者情緒腦蔓延的時刻除外。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有兩個大腦、兩種心理，以及兩種不同的智力——理性智力和情緒智力。我們的行為由兩者共同決定，智商和情商同時在發揮作用。實際上，沒有情緒智力，思維就無法達到最好的效果。邊緣系統與新皮層、杏仁核與前額葉通常互為補充，相輔相成，都是我們心理生活的真正夥伴。如果它們彼此合作愉快，情緒智力和理性智力就能雙雙得到提高。

這種觀點徹底改變了推理與感覺相互衝突的傳統看法。我們並不是要像伊拉斯謨說的那樣，拋開感性，擁抱理性，而是要找到兩者的平衡點。傳統範式認為理性應當超脫於感性的約束，而新範式卻要求我們使頭腦和心靈保持和諧。我們在生活中要有效地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更加準確地理解明智地處理情緒的意義。

第二部分  情商的本質

第三章  愚蠢的聰明人

中學物理教師戴維·波洛格魯圖到底為什麼被他的得意門生用菜刀砍了一刀，至今仍眾說紛紜，以下是被廣泛報道的事實。

傑森·H是佛羅裡達州科勒爾斯普林斯中學高中二年級全優生，考入醫學院是他的夢想。他想考的不是普通的醫學院，而是哈佛大學醫學院。他的物理老師波洛格魯圖在一次測驗中給他打了80分，僅僅是“良”。傑森認為這個分數會使他的哈佛夢泡湯，於是他帶著一把菜刀來到學校。傑森在物理實驗室與波洛格魯圖發生了爭執，他用刀砍中了老師的鎖骨，後被人制服。

法官認為傑森無罪，因為他在事件當中暫時失去了理智。由四位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組成的小組宣誓作證，認為傑森在爭執時精神處於失常狀態。傑森聲稱他因為分數問題本來準備自殺，他去找波洛格魯圖是想告訴他，他因為分數過低想自殺。波洛格魯圖則講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我認為他想用那把刀要我的命”，因為傑森對分數感到非常憤怒。

傑森後來轉學到一傢俬立學校，兩年後他以班級最好成績畢業。普通課程的最高分一般每門功課都是“A”，平均學分績點為4.0，但傑森由於修滿了足夠的高級課程，把平均學分績點提高到了4.614，這個成績比“A+”還要高。傑森以最高榮譽畢業，但他的物理老師戴維·波洛格魯圖卻在抱怨傑森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攻擊行為向他道歉甚至負責。

問題是：智力如此超群的人怎麼會做出如此沒有理智、如此愚蠢的事情呢？答案在於，學業智力與情緒生活關係不大。我們當中最聰明的人可能會由於肆無忌憚的激情和不加剋制的衝動而在陰溝裡翻船，高智商人士的私生活很可能一團糟。

心理學的一個公開秘密是，成績、智商或者SAT^[3]分數等智力指標儘管流行甚廣，迷信者眾，但這些因素其實難以準確地預測成功人生。當然，如果將群體作為一個整體考察的話，智商和生活環境有一定的關係：智商非常低的人往往從事低下的工作，而高智商的人通常會獲得高薪，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

“智商等於成功”定律有很多例外，例外的情況甚至多於符合定律的情況。在成功人生的決定因素當中，智商最多有20%的貢獻率，其餘80%由其他因素決定。正如有人提出的，“一個人在社會中的最終地位，絕大部分是由社會階層、運氣等非智商因素決定的”。

儘管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爾斯·默裡（Charles Murray）的著作《鐘形曲線》（The Bell Curve）認為智商處於首要地位，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正如他們指出的那樣，“一位SAT數學得500分的大學新生最好不要把心思放在當數學家上面，相反，如果他想自己開公司、競選參議員或者成為百萬富翁，他就不應該輕易放棄夢想……他的其他人生特質從整體上削弱了測驗分數和這些成就之間的關聯”。

我關注的是關鍵的“其他特質”，即情緒智力。這些能力包括自我激勵、百折不撓；控制衝動和延遲滿足；自我調節情緒和防止困擾情緒影響思維能力；以及富有同理心和充滿希望。智商研究經歷了近百年的歷史，研究者人數眾多，情緒智力卻不一樣，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目前為止，沒有人能準確地說明情緒智力對個體之間的差異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不過有研究數據表明，情緒智力的影響很大，有時甚至大於智商的影響。有人認為後天經驗或教育對智商不會有很大的影響，而我會在第五部分介紹關鍵的情緒競爭力其實可以在童年期進行學習和改進——如果我們願意為此付出努力。

情緒智力與命運

我在安默斯特學院有個同班同學，他在入學前的SAT考試和其他成就測驗中獲得了5個800分的滿分。儘管他智力超群，但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玩樂，夜夜通宵，經常逃課睡到中午。他花了將近10年的時間才拿到學位。

很難用智商解釋前途、教育及機會大體均等的人為什麼會走向不同的人生。20世紀40年代就讀於常春藤聯盟學校的學生，他們智商的分化程度要高於現在的學生。有研究者對當時的95名哈佛大學學生進行了跟蹤研究，發現他們進入中年後，在學校分數最高的學生較之分數較低的學生，在薪水、工作效能或地位方面並沒有顯示出特別的成功。高分學生對生活的滿意度不是最高的，對友誼、家庭和愛情的幸福感也不是最強烈的。

此外，研究者還對450名男孩進入中年後的情況進行了類似的跟蹤研究。這些男孩大多數是移民的兒子，有2/3來自依靠福利救濟生活的家庭。他們在馬薩諸塞州的薩默維爾長大，當時這個地方被稱為“枯萎的貧民窟”，離哈佛大學只有幾個街區的距離。其中有1/3的男孩智商低於90。但研究再次證實，智商與這些人的工作表現或日後的生活沒有太大的關係。比如，7%智商低於80的人在10年或更長時間裡處於失業狀態，不過7%智商高於100的人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當然，在他們47歲時，智商與其社會經濟水平總體上有關聯（總是如此）。不過他們在童年期表現出來的各種能力，比如應對挫折、控制情緒以及合群等，會導致更顯著的差異。

不妨再來看看目前正在進行的一項研究，對象是1981年畢業於伊利諾伊州多所高中的81名告別演說者或畢業典禮致辭者，這些學生當然是所在學校平均學分績點最高的人。他們在大學的表現依然很好，學習成績優秀，但到了將近30歲的時候，他們取得的成就僅為中等水平。在高中畢業10年之後，他們當中只有1/4的人在所在職業領域處於同齡人的最高水平，很多人表現得並不是很好。

波士頓大學教育學教授凱倫·阿諾德（Karen Arnold）是追蹤告別演說者的研究者之一。她解釋道：“我認為我們發現了‘盡職的人’，即知道怎樣在體制內取得成功的人。但告別演說者所面臨的困難肯定是和其他人一樣的。能夠擔任告別演說者，意味著他的學習成績非常出色，但你不能據此判斷他們如何應對風雲變幻的生活。”

這就是問題所在。學業智力並不意味著個體對生活的變化所製造的混亂或機會作好了充分的準備。高智商也不是財富、名望或幸福的保證，我們的學校和文化過於關注學習能力，忽略了情緒智力系列特質（有些人可能稱之為性格）對個體同樣有著極大的影響。情緒和數學或閱讀一樣，在這個領域，個體的處理能力有高下之分，而且同樣要求具備一系列獨特的競爭力。個體在這些方面的純熟程度是理解一些人獲得成功而同等智力的另一些人卻走進死衚衕的關鍵。情緒潛能（aptitude）是一種元能力（meta-ability），它決定著個體包括純粹智力在內的其他技能的發揮程度。

當然，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潛能發揮作用、得到回報的領域也有很多。在越來越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技術技能（technical skill）肯定是其中之一。有個兒童笑話：“傻瓜在15年之後會變成什麼？”答案是：“老闆。”即使是“傻瓜”，情緒智力在職場環境中也會產生額外的優勢，這一點我會在第三部分詳細討論。很多證據顯示，擅長處理情緒的人，也就是能很好地瞭解並控制自身感受的人，以及那些懂得並能有效處理他人感受的人，在人生的任何領域都具有優勢，不管是在愛情和親密關係中，還是在辦公室政治中，他們都能領會決定成功的潛規則。情緒技能出色的人在生活中也更有可能獲得滿足，由於掌握了提高自身效率的心理習慣從而效率更高。不善於控制情緒的人，常常會經歷內心的鬥爭，從而損害其專注工作和清晰思考的能力。

不一樣的智力

在偶然的觀察者眼中，4歲的朱迪在一群相處融洽的小朋友當中像個局外人。玩耍的時候，她畏縮不前，遊離於遊戲的邊緣，而不是衝在前面扮演主角。但實際上朱迪非常善於觀察幼兒園社會關係，她也許是小朋友當中最善於理解他人情緒波動的人。

朱迪的老師把這群4歲大的孩子召集在一起玩所謂的“課堂遊戲”，此時朱迪的老練才充分顯示出來。課堂遊戲實際上是一個社會感知度的測試，遊戲道具是一間複製朱迪所在幼兒園的玩具小屋模型，以及貼有小朋友和老師大頭照的圖片。朱迪的老師讓她安排每位小朋友到玩具屋裡他們最喜歡的地方玩耍，比如藝術角、街角等，結果朱迪的安排完全正確。老師又讓朱迪給每位小朋友安排他們最喜歡的小夥伴，朱迪居然能把整個班級的好朋友準確配對。

朱迪的表現顯示她對自己班級的社交地圖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這種感知程度對4歲的孩子來說非常了不起。這種能力將會使朱迪今後在任何注重“人際技能”的領域成為耀眼的明星，比如銷售和外交領域。

朱迪出色的社會感知能力在小小年紀就被開發出來，這得益於她在艾略特·皮爾森幼兒園受到的訓練。這家幼兒園坐落在塔夫斯大學校園，旨在開發多種智力的課程“多彩光譜項目”其時正在該校開展。多彩光譜項目認為，傳統的學校只注重“讀寫算”教育，但人類的能力範圍遠遠超過狹窄的“讀寫算”。包括朱迪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社會感知能力在內的諸多能力，可以通過教育得到培養，而不能被忽略甚至壓制。學校如果鼓勵兒童全面發展各種能力，從而幫助他們在將來取得成功或實現目標，就可以轉變為人生技能的教育場所。

推動多彩光譜項目的夢想家是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加德納告訴我：“是時候擴大對才能的認識了。教育對兒童發展最重要的一項貢獻是引導他們找到最能發揮所長的領域，使其在該領域獲得滿足感和競爭力。我們完全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相反，我們讓每個人接受教育，如果你成功了，你就最適合做大學教授。我們一直以來都用這種狹隘的成功標準來評價個體。我們應該少花點時間對兒童進行排名，多花點時間幫助他們識別並培養自身的天賦和能力。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條，引導人們走向成功的能力也有很多種。”

如果說有誰看到了傳統上對智力理解的侷限性，這個人就是加德納。他指出，智商測試的歷史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有200萬美國人參加了第一次大型的智商筆試，並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別。這種測試最早由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劉易斯·特曼（Lewis Terman）發起，從而開啟了長達數十年、被加德納稱為“智商的思維方式”的時代，即“人聰明與否是天生的，後天無法改變，智商測試的作用在於告訴你是聰明還是不聰明。美國大學錄取考試SAT正是基於同樣的理念，即單一的潛能可以決定你的未來。這種思維方式影響了全社會”。

加德納於1983年出版的《心境》（Frame of Mind）是一部影響深遠的反智商宣言。該書認為，人生成功的關鍵不僅取決於某一種獨佔性的智能，而是取決於範圍更加廣泛、包含7種關鍵變量的多元智能。加德納列舉的多元智能除了語言和數學邏輯這兩種標準的學業智力之外，還包括優秀藝術家或建築師所擁有的空間智能、體現為優秀舞蹈家的肢體柔韌性和優美性的身體運動智能，以及莫扎特或馬友友那樣的音樂智能。此外還包括加德納稱之為“人事智能”的兩種智能：一是人際智能，比如偉大的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和世界級領袖小馬丁·路德·金那樣的智能；二是內省智能，一方面體現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樣卓越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則沒有那麼顯赫，體現為個體生活與真實感受協調一致所帶來的內心滿足。

加德納智能理論的關鍵詞是“多元”，它打破了智商作為單一的、不可改變的智力因素的標準概念。加德納智能理論認為，從我們進入學校就開始操控我們命運的各種測驗，無論是決定我們讀技校還是上大學的成績測驗，還是決定我們可以上哪一類大學的SAT考試，全都建立在對智力侷限認識的基礎上，這種認識完全忽略了對人生的影響力超過智商的各種技能和能力。

加德納認為，“7”只是體現智能多樣性的任意數字，事實上沒有哪個神奇的數字能夠概括人類智能的多元性。加德納及其研究夥伴一度把智能從原來的7種擴展為20種。比如把人際智能細分為4種獨特的能力：領導力、培養人際關係和維持友誼的能力、解決衝突的能力以及前文中朱迪所表現出來的出色的社會分析能力。

相對於標準化的智商而言，智能多元化理論深化了我們對兒童的能力和成功潛能的認識。參與多彩光譜項目的學生，同時按照一度被譽為智商測試黃金標準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以及加德納智能光譜的衡量標準進行測試，所得的兩種結果沒有顯著的聯繫。智商最高的5名兒童（從125到133）在光譜測試的10種能力方面擁有不同的表現。比如，智商測試為“最聰明”的5名兒童，其中1名在三個領域表現出色，3名在兩個領域表現出色，而另外那個“聰明”的孩子在光譜測試中只表現出一種出色能力。這些能力是分散的：其中4個孩子的能力是音樂，2個是視覺藝術，1個是社會認識，1個是邏輯能力，2個是語言能力。這5個智商最高的孩子沒有一個在運動、數字或者機械方面表現出色，實際上運動和數字是其中2個孩子的弱項。

加德納的結論是：“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並不能預測兒童在光譜測試中的出色表現。”另一方面，光譜測試的分數為家長和教師提供了清晰的指導，這些孩子對哪些領域有自發的興趣，以及在哪些領域擁有出色的表現。出色的表現可以激發孩子對該領域的熱情，將來有一天會引導他們從優秀走向卓越。

加德納智能多元化的思想還在不斷地發展。在他的理論出版十多年後，他對人事智能進行了簡要的概括。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是指理解他人的能力：什麼因素可以激發他們，他們如何工作，如何與他們進行合作。成功的銷售人員、政治家、教師、臨床醫生以及宗教領袖都很有可能成為擁有高度人際智能的人群。內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是一種內向的、相互關聯的能力，即塑造準確、真實的自我模式，以及應用這種模式有效應對生活的能力。

加德納後來還提出，人際智能的核心包括“準確識別及迴應他人情緒、氣質、動機和慾望的能力”，而自我認識的關鍵內省智能還包括“正視及辨識自身感受，並以此引導行為的能力”。

斯波克與“Data”：光有認知還不夠

在加德納智能多元化的理論中，有一種人事智能雖然被廣泛提及，但對它的研究卻少之又少，那就是情緒的作用。正如加德納告訴我的那樣，其中的原因也許在於他的研究背景主要是心理的認知科學模式，因此他對智力的理解偏重於認知，即理解自身及他人的動機和工作習慣，並以此指導生活以及與他人相處。不過就像在身體運動領域，身體運動能力的表現形式是非語言的，情緒的世界同樣也超出了語言和認知能夠到達的範圍。

儘管在加德納的人事智能描述當中對情緒的作用及情緒管理技能還有待深入探討，但加德納及其研究夥伴在智能研究中並沒有過多關注情緒的作用，而是更加註重情緒的認知研究。這種也許是無意的研究傾向，使得情緒這片富饒的海洋還有待開發。正是情緒的興風作浪，使我們的內心世界和人際關係變幻莫測、波濤洶湧，而且常常難以解釋。同時，情緒內在的智力以及向情緒注入智力這兩個問題也未被觸及。

加德納對人事智能認知因素的強調，反映了影響其觀點的心理學的時代精神。心理學在情緒領域對認知因素的過分強調，部分原因在於心理科學的怪癖。在20世紀中葉，心理學被以心理學家斯金納為代表的行為主義學派主宰，斯金納認為只有行為才可以從外部被客觀觀察，因此行為研究可以保證科學的準確性。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統治了所有心理生活的研究，包括科學的禁區——情緒研究。

後來，隨著20世紀60年代末“認知革命”的到來，心理學的研究焦點轉向心理如何接收和儲存信息，以及智力的本質，但情緒研究仍然屬於禁區。認知科學家的傳統觀點認為智力是確鑿不移的、冷冰冰的事實。我們可以從《星際迷航》中找到這種超級理性的原型——斯波克先生，他只認乾巴巴的信息，從不摻雜情感。超級理性認為情緒在智力當中沒有一席之地，而且情緒只會攪亂我們心理生活的圖像。

贊同這種觀點的認知科學家很容易把心理的運行模式看成像電腦一樣，而忘記了在現實中，人腦的“溼件”^[4]（wetware）就像一片泥潭，充滿了錯綜複雜、不停搏動的神經化學物質，完全不像整潔有序的硅晶片可以對心理髮出指令。在認知科學家中盛行的心理處理信息模式沒有意識到，理性受到感性的指引或者控制。從這一點來說，認知模式對心理的認識存在很大的侷限，不能解釋狂飆突進式的情感衝突和激發會為理性注入新的活力。為了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知科學家不得不忽略這種心理模式與他們個人的希望和恐懼、婚姻中出現的爭吵以及對同行的妒忌之間的聯繫，即抹殺了情感給生活帶來的趣味以及緊迫感，而且忽視了情緒無時無刻不在（巧妙或蹩腳地）影響信息的處理過程。

認知科學家認為“個體的心理生活和情緒關係不大”這種偏頗的觀點，影響了過去80年的智力研究，不過這種狀況隨著心理學開始承認情感對思考的關鍵作用而逐漸得到改善。與《星際迷航：下一代》中斯波克式的角色“Data”有點類似，心理學開始意識到情緒對心理生活的影響，情緒既有益又有害。正如“Data”最終（驚恐地，如果他能感受到驚恐的話）領悟到的那樣，他用冷靜的邏輯無法找到恰當的人性化解決方法。人類的情感是人性的最佳體現，“Data”知道自己缺少了關鍵的東西，他試圖去感受。“Data”想擁有友誼和忠誠，但他和《綠野仙蹤》中的鐵皮人一樣沒有心。“Data”缺乏情感所帶來的抒情感受，他可以用高超的技藝彈奏樂器和寫詩，卻感受不到藝術的激情。從“Data”對渴望的渴望可以看出，人類心靈的更高價值——忠誠、希望、奉獻和愛——被冷冰冰的認知科學完全抹殺了。情緒豐富了人類心靈，不考慮情緒的心理模式是不完整的。

加德納的智能理論強調的是與情緒有關的思想或元認知（metacognition），而不是情緒本身。當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承認自己習慣於從認知的角度看待人類智能，但他又告訴我：“我最初寫人事智能方面的文章時，實際上談到了情緒，特別是在分析內省智能的時候——內省智能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情緒的內向性。個體接收到的內在感受信號對人際智能必不可少。但隨著實踐的發展，智能多元化理論開始更加關注元認知（即對自身心理過程的意識），而不是對情緒能力進行全面的探討。”

即便如此，加德納也承認情緒和人際關係能力在雜亂無章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他指出：“很多智商高達160的人為智商只有100的人幹活，因為前者內省智能低下，而後者內省智能高超。在日常世界中，沒有哪一種智能比人際智能最加重要。如果你缺少人際智能，你就不知道該和誰結婚，該做什麼工作。我們要在學校裡培養孩子們的人事智能。”

聰明的情緒？

為了全面理解我們的孩子需要什麼樣的訓練，我們必須認識一下與加德納持相同意見的其他學者——最知名的心理學家彼得·薩洛維和約翰·梅耶。他們詳細描述了向情緒注入智力的多種途徑。他們的努力並不新鮮，近年來，即使是最狂熱的智商理論家偶爾也會試圖把情緒納入智力研究的範圍，而不再把“情緒”和“智力”看成是一對固有的矛盾。因此，在20世紀20~30年代大力推廣智商理論的著名心理學家E·L·桑代克（E·L·Thorndike）在《哈潑斯》雜誌撰文指出，情緒智力的一個方面——社會智力，即理解他人以及巧妙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本身就是智商的一個方面。當時其他心理學家對社會智力的看法更為偏激，將其視為一種操控他人的技能，即讓他人按照你的想法行事，不管他們願不願意。但這些社會智力的相關理論並沒有對智商理論家產生很大的影響，1960年美國還出版過一本關於智力測試的教科書，聲稱社會智力是一個“無用的”概念。

但人事智力不會被忽略，主要原因在於它符合直覺和常識。比如，耶魯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斯騰伯格（Robert Sternberg）要求人們形容“聰明人”，結果，實用的人事技能被認為是主要的特質。斯騰伯格在進行更多的系統研究後，回到了桑代克的結論：社會智力不僅有別於學業能力，而且還是決定個體在實際生活中具有傑出表現的重要因素。比如在實用性智力當中，在工作場所很有價值的是敏感性，高效的經理人員可以憑藉這種能力接收到心照不宣的信息。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開始得出相似的結論，他們同意加德納的觀點，以語言和數學技能為主要內容的傳統智商觀點過於狹隘，在智商測試中獲得高分最多能反映出個體學業出色或能夠勝任教授，但越來越難反映個體學業之外的人生道路。包括斯騰伯格和薩洛維在內的心理學家對智力有著更充分的認識，他們試圖重新定義成功的決定因素。這種研究重新回到了“人事”或情緒智力重要性的方向。

薩洛維及其研究夥伴約翰·梅耶對情緒智力給出了詳細的定義，他們把情緒智力擴展為5個主要領域：

1.瞭解自身情緒。自我意識，即感受發生時能夠識別到感受的發生，是情緒智力的基石。我們在第四章將會看到，時刻監控情緒的能力是心理領悟（insight）及自我理解的關鍵。如果無法注意到自身的真實感受，我們就只能聽命於感受的操控。對自身情緒更加確定的人對生活有更強的掌控能力，他們更加清楚自己對和誰結婚或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等個人決定的真實感受。

2.管理情緒。恰當地處理情緒是一種建立在自我意識基礎上的能力。第五章將會介紹自我減壓，擺脫過度焦慮、陰鬱或易怒情緒的能力，並說明缺乏基本情緒技能的後果。情緒調節能力差的人常常受到痛苦情緒的困擾，而那些情緒調節能力強的人則可以更快地從生活的挫折和煩惱中恢復。

3.自我激勵。第六章將會介紹，為實現目標進行情緒控制，是集中精神、自我激勵和控制以及創造力的關鍵。自我控制情緒即延遲滿足和抑制衝動，這是所有成功的基礎。個體如果能進入全神貫注的“湧流”（flow）境界，就會有出色的表現。擁有這種技能的人不管從事什麼工作，都會更加高產和高效。

4.識別他人的情緒。同理心是基本的“人事技能”，同樣建立在自我意識的基礎之上。第七章將探討同理心的根源、情緒“失聰”的社會成本，以及同理心激發利他主義的原因。微妙的社會信號顯示了他人的需要或慾望，有同理心的人對這些社會信號的協調性更強。他們擅長從事護理、教書、銷售和管理等職業。

5.處理人際關係。人際關係的藝術屬於管理他人情緒的一部分。第八章將考察社交競爭力的因素以及具體的技能。社交競爭力可以提高個體的受歡迎程度、領導力和人際交往的有效性。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人在任何需要良好人際互動的領域都會有出色的表現，他們是社交明星。

當然，每個人在上述領域的能力表現大相徑庭。比如，有些人也許很善於化解自身的焦慮，但不擅長安慰他人。決定我們能力水平高低的基礎毫無疑問是神經系統，但人腦有很強的可塑性，並且具有持續的學習能力。情緒技能低下可以得到彌補，情緒智力的每個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個體的習慣和反應，通過有效的努力，個體的習慣和反應就可以得到改善。

智商與情商的純粹類型

智商和情商這兩種競爭力因素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獨立、相輔相成的。每個人的智商和情商高低程度各不相同，但是所謂高智商但低情商的人（或低智商但高情商的人）其實是比較罕見的——儘管我們有這樣的刻板印象。智商與情商的某些方面其實存在著微弱的關聯，儘管微弱得可以認為它們大體上是獨立的。

與常見的智商測試不同的是，目前我們還沒有單獨的、用紙筆答題的情商測試來給人們的情商打分，這種情商測試也許永遠都不會出現。我們對情商的各個要素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一些要素，比如同理心，可以通過對個體完成任務的實際能力進行抽樣加以測驗，比如讓受測者看錄像，根據他人的面部表情來識別情緒。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傑克·布萊克運用他稱之為“自我復原”（ego resilience）的測試方法（包含主要的社交和情緒競爭力，與情商的測試方法近似），對兩種理論上的純粹類型——高智商的人和高情商的人——進行了對比研究。兩者的差異非常顯著。

高智商純粹類型（即不考慮其情商）接近於漫畫中對知識分子的描述，在理性王國如魚得水，在人際社會則四處碰壁。這種類型的男女只有微小的差別。高智商男性的典型是智力活動的興趣和能力很廣泛。他野心勃勃，工作有效率，刻板乏味，頑強不屈，而且對外界的議論毫不在意。他還喜歡批評，自視甚高，過分講究和拘束，對性和感官體驗感到不自在，不善表達，感情超然，沉穩冷靜。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情商男性熱愛社交，外向樂觀，不容易受到恐懼和焦慮的困擾。他們樂於為他人或事業奉獻，具有很強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富有同情心，對他人關懷備至。他們的情緒生活很豐富，但又恰如其分，他們對自身、他人以及所處的社會感到很自在。

純粹的高智商女性理所當然地對智力很有自信，能夠流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注重與智力有關的問題，對智力和審美擁有廣泛的興趣。她們往往比較內向，容易焦慮，凡事想得過多，容易產生內疚感，而且不願意公開表達她們的憤怒（不過她們會間接地表達）。

高情商女性則正好相反，她們總是過於自信，喜歡直接表達情感，自我感覺良好。人生對她們來說充滿了意義。和高情商男性一樣，她們外向，熱愛交際，並會恰當地表達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突然爆發情緒，事後感到後悔），善於處理壓力。她們熱愛社交生活，很容易結交新朋友；她們對自身感到很自在，對感官體驗很輕鬆，態度自然，而且毫不諱言。與純粹高智商女性不同的是，她們很少感到焦慮或內疚，或者陷入沉思難以自拔。

上述描述顯然都是極端的例子，每個人的智商和情商高低程度都有所不同。不過我們可以據此清楚地觀察到每個方面都會對個體的素質產生獨立的作用。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同時具有認知和情緒智力，兩者融為一體。但是相對而言，情緒智力對個人的全面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更為顯著。

第四章  認識自己

日本有個古老的傳說。有一次，一位好鬥的武士質問一位禪師，讓他解釋何為極樂世界、何為地獄。禪師叱責道：“粗鄙之輩，何足論道！”

武士感到受了侮辱，暴跳如雷。他從刀鞘中拔出長刀，吼道：“如此無禮，我殺了你！”

禪師平靜地回答：“彼為地獄。”

武士突然領悟到，禪師所說的地獄指的是他受到憤怒的控制，於是立刻平靜下來，把刀插回刀鞘，向禪師鞠躬，感謝他的點撥。

禪師又說：“彼為極樂世界。”

武士頓悟到自身情緒的波動表明了情緒失控與意識到被情緒控制之間的天差地別。蘇格拉底的警句“認識自己”，揭示了情緒智力的基石——意識到自身情緒的發生。

乍看之下，我們的情緒似乎很明顯，但細細琢磨就會發現，我們常常沒有意識到我們對某個事物的真實感受，或者到了後來才恍然大悟。心理學家創造了“元認知”和“元情緒”（metamood）兩個術語，分別用來指代思考過程的覺知以及對自身情緒的覺知。我更喜歡使用“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它包含了對內在心理狀態持續關注的意思。這種自省的意識心理，是對包括情緒在內的體驗本身的觀察和研究。

這種意識的本質類似於弗洛伊德所說的“均勻懸浮注意”（evenly hovering attention），這是他向心理研究人員提出的分析或治療主張。“均勻懸浮注意”指的是心理研究人員不偏不倚地關注進入意識層面的東西，充當一個目擊者，保持興趣，但不作出反應。有些心理分析師把它稱為“觀察自我”，即心理分析師在病人講述病情以及對病人培養自由聯想的過程中監控自省的自我意識能力。

這種自我意識似乎需要激活新皮層，尤其是語言區域要進行相應的協調，識別並準確陳述喚起的情緒。自我意識不是注意力被情緒挾持，對感知對象作出過度反應和誇大，相反，它是一種中立模式，即使在情緒爆發的時候也保持自省。美國作家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在描述自己的重度抑鬱症時，曾經形容過類似的心理官能，那感覺“如同被第二個自我陪伴左右——它像一個幽靈般的旁觀者，完全沒有同伴的那種精神錯亂，而是帶著好奇不動聲色地觀察自己同伴的掙扎”。

自我觀察發揮到極致，可以讓個體冷靜地意識到自身激烈狂暴的情感。自我觀察的最低限度是，稍微遠離體驗，發展出一條平行的“後臺”意識支流：懸浮於意識主流的上方或者旁邊，意識到正在發生的狀況，而沒有被吞沒或者迷失。這就好比你對某人勃然大怒，或者你在發怒時還出現了自省的想法“我感到了憤怒”，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從意識的神經機制角度來看，這種心理活動的微妙轉換很可能表明新皮層的神經迴路正在積極地調節情緒，這是獲得控制的第一步。情緒的意識是情緒競爭力的基礎，諸如情緒自控等其他競爭力因素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

曾經與耶魯大學的彼得·薩洛維共同提出情緒智力理論的新罕布什爾大學心理學家約翰·梅耶，把自我意識概括為“同時意識到自身的情緒以及自身對該情緒的想法”。自我意識可以是一種對內心狀態不作反應、不作判斷的關注。不過梅耶發現，意識的敏感性也有可能不那麼冷靜中立。從我們的典型想法可以得知，情緒的自我意識包括“我不該這麼想”，或者“我要想些開心的事情”，而比較壓抑的自我意識則表現為，當遇到極為困擾的事情時，個體會掠過“不要再想了”的想法。

個體意識到某些感受與採取行動改變這些感受，兩者有著邏輯上的區別，但是梅耶發現出於實用性的目的，兩者通常會一起發生。比如，覺察到不快情緒就意味著要擺脫這種情緒。但是覺察情緒與努力避免衝動行事並不是一回事。當我們看到一個孩子生氣要打他的小夥伴時，我們說“住手！”也許會制止他打人，但他的情緒難以平復。這個孩子耿耿於懷，想著他發怒的原因：“他偷了我的玩具！”他的怒火並沒有消退。自我意識對強烈、有害的情緒會產生更為強大的影響。個體如果意識到“我感到憤怒”，就會獲得更大程度的自由，不僅可以選擇停止行動，而且增加了不同的選擇，即努力放下情緒的包袱。

梅耶發現人們處理情緒的方式五花八門。

自我意識。在情緒發生的時候有所意識，這種人通常比較善於處理自身的情緒生活。他們對情緒有著清晰的認識，有助於其他人格特質的發展。他們熟悉並確定自身的心理限度，心理健康狀況良好，往往對人生比較樂觀。這種人在陷入負面情緒時，不會作繭自縛，能夠迅速地擺脫這種情緒。總而言之，他們對情緒的關注有助於自身的情緒管理。

吞沒。這種人的情緒主宰了一切，他們常常感到被情緒吞沒，無力逃離。他們反覆無常，意識不到自身的情緒，迷失於其中而不自知。因此，他們很少會努力擺脫負面情緒，無法控制自身的情緒生活，經常感到壓抑和情緒失控。

接受。這種人通常很清楚自己的感受，也往往接受這些感受，因此不會試圖作出改變。這種類型還可以細分為兩種：一種是經常有好心情的人，他們沒有動機改變這種狀況；另一種是容易心情不好的人，他們雖然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受，卻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不採取任何措施改變困擾情緒。後面這種模式常見於陷於絕望的抑鬱症患者。

熱情和冷漠

想象有那麼一刻，你正坐在飛機上從紐約飛往聖弗朗西斯科。一路的旅程很舒適，但在經過洛基山的時候，飛機廣播裡突然傳出飛行員的聲音：“女士們先生們，飛機前方將會遇到氣流，請回到座位並繫好安全帶。”不久飛機遇上氣流不斷顛簸，其劇烈程度是你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飛機一會高一會低，一會向左一會向右，如同在大海中漂浮的氣球。

現在，你會怎麼反應？你是把頭埋在書本或雜誌裡，或者繼續看電影，完全不理會氣流的影響，還是找出緊急情況提示卡，複習注意事項，或者觀察乘務員是否出現驚慌的神情，或者緊張地聽著飛機引擎的聲音，看是否出現異常？

我們在此時的自然反應，表明了我們在困境之中偏好的注意力立場（attentional stance）。這個發生在飛機上的小插曲其實是美國天普大學心理學家蘇珊娜·米勒（Suzanne Miller）進行的一項心理實驗，目的是評估人們在危急關頭是傾向於保持警惕，密切關注困境之中的每一個細節，還是儘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轉移視線。對待困境的這兩種不同的方式導致了個體體驗自身情緒反應的不同結果。對困境“置身事中”的人，非常注意觀察周圍環境，無意中增大了他們的反應強度——在失去冷靜的自我意識時情況尤其如此，結果是他們的情緒更加緊張。而那些“置身事外”的人則通過各種方式分散注意力，較少關注自身的反應，因此，他們即便沒有降低反應本身的強度，也會把情緒反應的體驗最小化。

從極端來說，這表明情緒的意識對於某些人是無法抗拒的，而對於另一些人卻幾乎沒有任何影響。舉例來說，有一天晚上，有位大學生髮現宿舍起火，他用滅火器把火撲滅了。一切似乎很平常——只不過這個學生在出去拿滅火器到回來滅火的整個過程中是走而不是跑。原因何在？他沒有意識到這是緊急狀況。

這個故事是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心理學家愛德華·迪納（Edward Diener）告訴我的，他目前正在對個體體驗自身情緒的強度進行研究。在迪納收集的研究案例當中，大學生滅火的案例非常突出，這是迪納見到的情緒強度最低的案例之一。這個學生本質上是一個沒有激情的人，他對生命感覺很少甚至毫無感覺，即使面對火災也是如此。

與此相反的是，我們來想象一下另外一個極端的例子。有一次一個女人弄丟了最喜歡的鋼筆，居然心煩意亂了好幾天。還有一次，她看到一家昂貴女鞋店大降價的廣告，於是興奮不已，立刻放下手頭的工作，跳進汽車，驅車三個小時趕到這家位於芝加哥的女鞋店。

迪納研究發現，不管是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女性的情緒體驗一般要比男性強烈得多。除去性別差異，情緒關注度越高的人，其情緒生活也會越豐富。一方面，情緒敏感性較高的人，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會引發情感風暴，當然結果有好有壞；另一方面，那些處於另一個極端的人，即使在最直接的環境下也很難體會到任何感覺。

沒有感覺的人

加里激怒了他的未婚妻艾倫，因為儘管他聰明、體貼，還是一位出色的外科醫生，但他的情緒卻一片空白，他對任何情緒表達都無動於衷。加里談論科學和藝術時可以眉飛色舞，但一談到感覺——即使是對艾倫的感覺，他也啞口無言。儘管艾倫努力從加里身上發掘熱情，但加里總是無動於衷。在艾倫的堅持下，加里去看心理治療師，他告訴治療師：“我天生不會表達感情。”在被問到情緒狀況時，他補充說：“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沒有強烈的感覺，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加里的冷漠不僅打擊了艾倫，加里向心理治療師承認他不能與周圍的人公開地談論自己的感覺，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感覺。他接著坦白，他沒有憤怒，沒有悲傷，也沒有歡樂。

加里的治療師認為，情感空白讓加里這種人黯然失色，平淡乏味，“他們讓人覺得乏味，這就是他們的妻子讓他們接受治療的原因”。加里的情感貧乏正好說明瞭精神病學家稱之為“述情障礙”（alexithymia）的現象。在希臘語中，“a”代表“缺乏”，“lexi”代表“言語”，“thymos”代表“情緒”。述情障礙就是指個體缺乏用語言描述感覺的能力。他們似乎也缺乏感覺，但實際的原因可能在於他們無法表達情緒，而不是完全沒有情緒。這種現象最初被注意到是因為有心理分析家發現有些病人無法用心理方法進行治療，因為病人聲稱沒有感覺、沒有幻覺，他們做的夢也是沒有色彩的。總而言之，他們沒有可以談論的內心情緒。述情障礙的臨床特徵包括描述感覺有困難——不管是自己的感覺還是他人的感覺，而且關於情緒的詞彙極其有限。此外，他們還很難將各種情緒以及情緒與身體感覺區分開來，所以他們描述忐忑不安的感覺時可能會說，心跳加速、出汗、頭暈，他們不知道他們其實是感到了緊張。

哈佛大學精神病學家彼得·西弗尼奧斯（Peter Sifneos）博士在1972年提出“述情障礙”這一概念，他這樣描述述情障礙的人：“他們給人的印象是與眾不同、格格不入，好像來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卻生活在被情感主宰的社會。”比如，有述情障礙的人很少哭，不過一旦他們哭出來，他們的淚水很豐富。如果別人問流淚的原因，他們還是會感到困惑。有一個述情障礙的病人看了一場電影，電影講述的是有個生了8個孩子的女人得了癌症即將死去。這個病人看完後很傷心，在哭泣中入睡。病人的治療師問她傷心是不是因為電影讓她想起了她死於癌症的媽媽，病人坐著一動也不動，表情很困惑，陷入了沉默。然後，治療師又問她當時有什麼感受，她說她感到“糟糕”，但除此之外再也講不清楚了。她又補充，她有時會哭起來，但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而哭。

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述情障礙的人並不是沒有感覺，而是他們不會表達——尤其是無法用語言準確地表達自身的感覺。他們完全不具備情緒智力的基礎技能——自我意識，即意識到情緒的發生。人的感覺是不言而喻的，這個常識在述情障礙的病人身上失效了，他們找不到情緒的線索。當某事或某人觸發了他們的感覺，他們對這種體驗感到困惑和壓迫，想方設法加以避免。他們的感覺令他們如墜雲霧，正如看電影哭的那位病人說的那樣，他們感覺很“糟糕”，但難以準確地表達到底是哪一種糟糕的感覺。

病人對情緒產生最根本的困惑，常常會導致這樣的問題：他們抱怨自己的身體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毛病，但其實他們是受到了情緒的困擾。精神病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軀體化”（somaticizing），即把情緒的不適誤認為是身體的不適。“軀體化”和精神軀體性疾病還不一樣，後者指的是情緒問題引發了真正的身體問題。實際上，精神病學家對述情障礙感興趣是為了把這種人從求醫病人中清除出去，因為他們往往會耗費醫生大量時間，而最後毫無結果——他們其實是在為自己的情緒問題尋求醫學的診斷和治療。

目前沒有人能確切地解釋引發述情障礙的原因。西弗尼奧斯博士指出其原因可能在於人腦邊緣系統與新皮層（特別是語言中樞）的分離，這個見解與我們對情緒腦的認識非常吻合。西弗尼奧斯博士指出，患有嚴重癲癇的病人為減輕症狀通過手術切斷邊緣系統與新皮層的聯繫之後，就會變得情緒貧乏，如同述情障礙的人一樣，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他們的感覺，突然失去了多姿多彩的生活。總之，儘管情緒腦的神經迴路可以按照感覺進行反應，但新皮層卻無法辨別這些感覺，並用語言進行描述。亨利·羅斯在他的小說《就說是睡著了》（Call It Sleep）裡描寫過語言的力量，“如果你能用語言來形容你的感覺，你就擁有了它”。也就是說，述情障礙的困境在於，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感覺就等於沒有產生過這種感覺。

讚美直覺

艾略特的額頭正後方長了一個腫瘤，有一個小橙子那麼大，後來做手術把腫瘤完全切除了。儘管手術很成功，但在這以後，熟悉艾略特的人都說他不再是以前的他了——他性情大變。艾略特曾經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律師，但他現在不能繼續做這份工作了。他的妻子也離開了他。他把積蓄都浪費在了毫無回報的投資上面，只好寄宿在他哥哥的家裡。

艾略特的問題有一個令人困惑的模式。從智力上說他和以前一樣聰明，但他不會支配時間，迷失於瑣碎的細節，他對事情似乎失去了輕重緩急的感覺。別人的批評沒有絲毫作用，他把後來從事的一份法律工作也丟掉了。擴展的智力測試顯示艾略特的心理官能沒有問題，他不得不向神經病學家求助，試圖找到可能導致他出現問題的神經學原因。否則人們會根據他的表現認為他是裝病逃避責任的人。

艾略特諮詢的神經病學家是安東尼奧·達馬西歐。達馬西歐震驚地發現，艾略特的心理知識體系缺少了一個要素。雖然他的邏輯能力、記憶力、注意力和其他認知能力都沒有問題，但他實際上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沒有感覺了。更令人震驚的是，艾略特可以完全不動感情地講述自己悲慘的生活，好像他對過去的損失和失敗只是一個旁觀者——對生活的不公平沒有絲毫的遺憾或悲傷，沮喪或憤怒。艾略特對自己的悲劇沒有感到痛苦，達馬西歐聽了他的遭遇後比他本人還要難過。

達馬西歐認為，艾略特對情緒沒有意識的根源是腫瘤切除手術，醫生在給他切除腦部腫瘤的同時把部分前額葉也一起切掉了。手術切斷了情緒腦的低級中樞——尤其是杏仁核及相連的神經迴路——與新皮層思考中樞的聯繫。艾略特的思維如同一臺電腦，他在決策時可以精準地計算每一個步驟，但他無法對不同的可能性賦予不同的價值。每一個選擇對他來說都是中立的。據達馬西歐推測，艾略特問題的癥結是推理過於客觀，他幾乎無法意識到自己對事物的感受，因此他的推理出現了問題。

艾略特的情緒障礙還體現在人際交往領域。達馬西歐想和艾略特預約下一次治療的時間，結果一團糟。對於達馬西歐提出的每一個時間建議，艾略特總是能夠找到肯定和否定的理由，他無法從中進行選擇。在理性的層面上，反對或接受每一個可能的預約時間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但艾略特搞不清楚自己對每個時間的感覺，他根本就沒有偏好。

艾略特無法決策的案例說明，情緒感受對生活中數不勝數的個人選擇起著導向性的關鍵作用。強烈的感覺可以破壞理性，對感覺沒有意識也會帶來破壞作用，尤其是在衡量影響我們人生基本方向的重要決定的時候，比如從事什麼樣的職業，繼續維持一份安穩的工作還是跳槽到風險更高但更有趣的地方，和誰約會或結婚，在哪裡居住，租哪間公寓或買哪處房子等人生中的諸多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光憑理性難以作出決定，還需要直覺，以及由過去的經驗累積而成的情緒智慧。要決定和誰結婚或應該信任誰，乃至從事什麼工作，僅僅以程式化的邏輯為決策基礎是行不通的。在這些重要的領域，沒有感覺輔佐的理性相當於睜眼瞎。

在這種重大時刻，指導我們進行決策的直覺信號表現為邊緣系統驅動、由內臟分泌的激素，達馬西歐將其稱為“體細胞製造器”（somatic makers），按字面意思理解為“直覺”。體細胞製造器類似於自動警報，通常會對特定行為過程的潛在危險發出警報，引起注意。體細胞製造器不僅促使我們避免根據往日經驗引以為戒的選擇，還提醒我們留意黃金機會。在這種時候，我們通常不需要記起形成這種負面感覺的特定經驗，只需要接收到潛在行為可能有危險的信號。一旦我們出現這種直覺，就可以更有信心，立即停止或者繼續這種想法，也就是減少部分選擇，保留更易把握的決策。總而言之，個人選擇合理化的關鍵是與我們的感覺協調一致。

瞭解無意識

艾略特情緒變成空白的故事說明瞭人們對自身情緒的感受能力是不一樣的。根據神經科學的邏輯，假如神經迴路的缺失會導致某種能力的失常，那麼對於大腦未受損的普通人，同一神經迴路的相對強弱就會導致這種能力處於不同的水平，並可以進行比較。前額葉神經迴路對情緒協調產生作用，這意味著由於神經病學的原因，有些人可能會比其他人更容易捕捉到恐懼或歡樂的情緒，因此這些人對情緒的自我意識也就更加強烈。

個體心理內省的能力可能也取決於同一神經迴路。有些人天生對情緒心理的特殊符號模式比較適應。詩詞歌賦、寓言故事以及暗喻和明喻，全都體現著心靈的語言——情緒。夢境和神話也符合情緒心理的邏輯，鬆散的聯想決定了流線型敘事。天生與自己的心靈之聲——情緒的語言——協調一致的人，不管是小說家、作曲家還是心理治療師，他們都更善於表達情緒。內心的協調令他們更加擅長表達“無意識的智慧”，即我們從夢境和幻覺中所感受到的意義，揭示我們最深層願望的符號。

自我意識是心理領悟的基礎，這是很多心理治療師致力於加強的官能。霍華德·加德納的內省智能模型實際上源於心理機制的偉大揭秘者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明確指出，很多情緒是無意識的，我們體內激發的感受不一定被意識覺察。這一心理學原理得到了實驗的證明，比如，關於無意識情緒的實驗發現，人們對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曾經見過的東西會形成明確的喜好。所有的情緒都可以是——而且經常是——無意識的。

情緒的心理開端通常在個體自覺意識到感受之前出現。例如，向怕蛇的人出示蛇的圖片，儘管受測者表示沒有感到任何恐懼，但他們皮膚上的感受器探測到有汗液滲出，這是焦慮的表現。甚至在這種情形下——蛇的圖片飛快地從受測者眼前掠過，他們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看到的是什麼東西，更別提感到害怕，但他們還是出汗了。前意識情緒持續累積，最後變得足夠強烈，就會進入意識層面。因此，情緒有兩種層面，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情緒一旦進入意識層面，就會被前額葉皮層接收。

情緒在無意識的層面引而不發，這會對我們的感知和反應產生重大的影響，儘管我們根本不知道情緒在起作用。打個比方，有個人一大早就被一個粗魯的傢伙惹惱了，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都很容易生氣，他對別人的無心之失大做文章，動不動就發火。他也許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處於易怒的狀態，如果別人向他指出這一點，他會感到吃驚。儘管他覺察不到，但正是這種憤怒情緒導致了他的生硬反應。不過這種反應一旦進入意識層面，也就是說，一旦被新皮層接收，他就可以重新評估這些情況，決定擺脫早上遺留的不快情緒，改變自己的表現和心態。通過這種方式，情緒的自我意識為另一種基本的情緒智力——擺脫不良情緒的能力——奠定了基礎。

第五章  激情的奴隸

你這樣一個人……

受到了命運的打擊和獎賞，

卻回敬以同等的感激……賜給我一個

不為激情所奴役的人，我會把他藏於心的最深處，對，心裡的心裡,

就像我對你一樣……

——哈姆雷特對他的朋友霍拉旭如是說

自柏拉圖時代以來，自制克己，面對命運之神的打擊，安然經受住情緒的風暴，避免淪為“激情的奴隸”，一直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古希臘語將其稱為“sophrosyne”，用希臘學者佩奇·杜波依斯（Page DuBois）的話來解釋即“生活的關懷與智力，調和的平衡與智慧”。羅馬人和早期基督教堂將其稱為“temperantia”，即“節制”，對過度情緒的剋制。節制的目的是平衡，而不是壓抑情緒，因為每一種情緒都有其價值和意義。沒有激情的人生如同蒼白的荒原，與生活的多姿多彩切斷了聯繫。不過，正如亞裡士多德所說的，我們需要的是恰當的情緒，對環境恰如其分的感知。情緒過於模糊，就會產生乏味和隔離；情緒失去控制，過於極端、持續時間過長，就會變成一種病態，比如常態性抑鬱、過度焦慮和憤怒，以及躁狂症等。

事實上，控制我們的困擾情緒是保持情緒健康的關鍵。情緒過於極端——過於強烈或持續時間過長——會破壞情緒的穩定性。當然，並不是說我們只應該感受一種情緒。隨時隨刻保持快樂，就像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盛行一時的笑臉徽章一樣平淡乏味。苦難對創造性和精神生活有很多積極的意義，苦難可以安撫靈魂。

情緒無論低潮還是高潮都給人生增添了趣味，不過高低起伏需要保持平衡。在心靈的方程式中，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比例決定了人的幸福感——至少有一項關於情緒的研究得出了這個結論。在這項研究中，幾百位男性和女性攜帶著傳呼機，傳呼機會隨機提醒他們記錄當前的情緒狀況。並不是說人們需要避免不快的情緒以保持愉快，而是如果狂風驟雨般的情緒不受控制，就會擾亂所有愉快的情緒。患有嚴重躁狂或抑鬱的人，如果有相同程度的喜悅或快樂時光與之抵消，他們依然會感到幸福。有關研究還證實了情緒智力獨立於學業智力，個體的學習成績或智商與其情緒健康沒有關係或者關係很小。

就像我們的腦海中總會有某些背景似的想法在竊竊私語，情緒也有類似唸唸有詞的現象，比如在早上6點或晚上7點提醒某人記錄其情緒狀況，他通常總是處於某種情緒狀態。當然，在任意兩個早晨，他的情緒可能會非常不一樣，不過假如以幾周或幾個月為週期來考察人的情緒，往往可以反映受測者總體的幸福感。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極端強烈的情緒相對比較罕見，大部分人的情緒狀態都處於灰色的中間地帶，情緒過山車只是產生了輕微的搖晃。

不過，管理情緒類似於全天候的工作。我們的很多活動——尤其是閒暇時的活動——都是在嘗試管理情緒。我們選擇的各種活動或消遣，比如看小說或看電視，都是讓自身情緒放鬆的方法。舒緩情緒的藝術是基本的生活技能，約翰·波爾比（John Bowlby）和D·W·溫尼科特（D.W.Winnicote）等精神分析派學者認為它是最重要的心理分析工具之一。有關理論認為，情緒健康的嬰兒將學會按照照料者安慰他們的方式來舒緩自己的情緒，這樣他們的情緒腦就不容易出現大的波動。

我們知道，人腦的構造決定了我們通常無法或很難預知我們在什麼時候會情緒失控，也無法預知這種情緒是什麼。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判斷這種情緒會持續多長時間。普通的悲傷、焦急或憤怒不是問題，假以時間和耐心，這些情緒通常都會慢慢過去。假如情緒極度強烈，揮之不去，超出了正常範圍，它們就會滑向可怕的極端——慢性焦慮、失控的暴怒、抑鬱等。如果發展到最嚴重的程度，則需要通過藥物或心理療法加以控制，甚至雙管齊下。

在這種時候，情緒自我調節能力的一個標誌是，在情緒腦持續波動的強度達到需要藉助藥物克服的程度時，個體對此能夠有所意識。比如，2/3飽受躁鬱症困擾的人從來沒有因為情緒障礙的問題接受過治療。鋰合物或新的藥物可以阻止麻痺性抑鬱症的特徵週期，麻痺性抑鬱症常常與混合了躁狂欣快和極度憤怒的躁狂症交替發作。躁鬱症的一個問題是當患者處於躁狂狀態時，他們常常會過於自信，認為自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幫助，完全不顧後果的嚴重性。精神病類藥物可以有效治療重度情緒障礙，幫助患者更好地管理生活。

如果談到克服正常範圍之內的負面情緒，我們只能留給自身的機制處理了。可惜的是，我們自身的情緒調節機制並不總是有效——至少這是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心理學家黛安·泰斯（Diane Tice）的研究結論。她調查了400多位男女，研究他們規避負面情緒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不是人人都同意“應當改變不良情緒”這個哲學上的假設。泰斯發現，被調查者當中有5%的“情緒純化論者”（mood purists），他們表示從來不會試圖改變情緒，他們認為所有情緒都是“自然的”，不管有多麼不愉快，都要把情緒表達出來。研究還發現有人出於實用目的，經常性地主動陷入不快情緒。比如醫生需要故作嚴肅，把壞消息告訴病人；社會活動家出於鬥爭的需要，對不公正現象義憤填膺；甚至還有一個年輕人怒火中燒，幫助弟弟反抗校園暴力。有些人對情緒調節表現出積極的實用主義態度，比如收賬員為了恐嚇欠債人故意裝腔作勢。不過這種故意培養不良情緒的情況屬於少數，大多數人抱怨的是受到情緒的擺佈。人們擺脫不良情緒的方法五花八門。

解析憤怒

假設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有輛車超車時差點與你“親密接觸”，情況非常驚險，你即時的想法是：“瘋子！”接下來如果你還有更多氣憤和報復的想法，就會極大影響憤怒的走向。“他差點撞到我！混賬東西，我不能輕易饒了他！”你雙手緊緊握住方向盤，手指關節發白，就像緊緊捏住對方的喉嚨一樣。你的身體蠢蠢欲動，準備戰鬥而不是逃跑，你在顫抖，前額冒汗，心臟狂跳，面部肌肉擰成一團。你想殺了那個傢伙。然後，剛剛死裡逃生的你把車速放慢，如果後面另外一輛汽車向你鳴笛，你還會把怒火發洩到那個司機身上。這種情況很容易引發過度緊張，魯莽駕駛，甚至高速公路槍擊案。

假如你對超車的司機抱以寬容的態度，那麼憤怒就會走向相反的方向：“也許他沒注意到我，他這麼不小心總是有原因的，比如要趕去醫院。”你用寬容或至少開放的心態來平息怒氣，防止憤怒情緒越演越烈。正如亞裡士多德的挑戰“恰當”生氣所提醒我們的那樣，問題在於我們生氣時總是會失去控制。本傑明·富蘭克林說得好：“生氣總是有理由的，但很少是出於正當理由。”

憤怒的類型多種多樣。我們對司機粗心駕駛危及我們的生命感到憤怒，杏仁核很可能是在瞬間點燃怒火的主要火種源。而新皮層，即情緒神經迴路的另一端，則可能負責激發精心策劃的憤怒，比如頭腦冷靜的報復行為或者對不公平、不公正現象的義憤。按照富蘭克林的說法，這種深思熟慮的憤怒“很少是出於正當理由”，或者至少表面看來如此。

在人們希望逃避的所有情緒當中，憤怒似乎是最難妥協的。泰斯發現，憤怒是最難以控制的情緒。事實上，憤怒是最有誘惑性的消極情緒。自以為是的內心獨白在一旁煽風點火，使發洩怒火獲得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悲傷不同的是，憤怒可以激發活力，甚至令人振奮。憤怒帶有誘惑和勸服的力量，這可以解釋一些觀點盛行的原因，比如憤怒無法控制或無論如何不該進行控制，而且發洩怒火對情緒“淨化”大有裨益等觀點。還有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憤怒完全可以防止，這也許是對上述兩種觀點的反擊。只要認真閱讀有關研究發現就會知道，所有對於憤怒的常見態度不是純粹臆測就是誤入歧途。

持續的生氣既會對憤怒起到火上澆油的效果，也可能是平息怒火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即瓦解最初燃起怒火的信念。我們對惹我們生氣的事情琢磨的時間越長，為生氣捏造的“正當理由”和“自我辯護”就越多。耽於沉思會讓怒火燃燒得越來越旺，但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則可以熄滅怒火。泰斯發現，以更積極的態度對處境進行重構是平息怒火最有效的途徑之一。

怒火“攻心”

泰斯的發現與亞拉巴馬大學心理學家道爾夫·茲爾曼（Dolf Zillmann）的研究結論一致。茲爾曼進行了一系列漫長而細緻的實驗，對憤怒和暴怒的模式進行精確的測量和剖析。在“戰鬥或逃跑”反應模式中，憤怒起源於“戰鬥”的一端，因此茲爾曼發現憤怒的起因通常是感到有危險也就不足為奇了。感到危險不僅表現為直接的人身威脅，更常見的情況是自尊或尊嚴受到了象徵性的威脅，比如被不公正或粗魯地對待，被侮辱或被命令，或者追求重要目標時受挫。個體對危險的知覺起到邊緣系統觸發器的作用，邊緣系統的激發會對人腦產生雙重效應。一是釋放出兒茶酚胺，使能量得到爆發性的迅速提升，用茲爾曼的話來說，足夠應付“一次充滿活力的行動過程”，“比如戰鬥或逃跑”。兒茶酚胺的能量提升可以持續數分鐘，使身體在此過程中作好充分的準備，根據情緒腦對對方實力的估計，開始一場惡戰或逃之夭夭。

與此同時，另一波由杏仁核激發的湧動傳遞至神經系統促腎上腺皮質的分支，為行動準備創造振奮精神的整體背景，這一過程持續的時間比兒茶酚胺的能量提升要長得多。總體的腎上腺和皮質興奮可以持續數小時甚至數天，使情緒腦為喚起作好特殊準備，併為隨後的迅速反應奠定基礎。一般來說，促腎上腺皮質喚起所導致的“一觸即發”的狀況，可以解釋人們在已經被其他事物刺激或惹惱的情況下很容易憤怒的原因。所有類型的應激都能引發腎上腺皮質喚起，降低發怒的門檻。因此，辛苦工作一整天的人，特別容易被家裡的事情激怒，比如孩子太吵鬧或把家裡弄得亂七八糟。如果在正常情形之下，這些家庭瑣事不足以引發這個人的情緒失控。

茲爾曼通過精心設計的實驗得出了這些結論。比如在一個典型的研究中，他讓實驗助手對受測者冷嘲熱諷，以此激怒他們。接著讓受測者看一部喜劇或悲劇電影。然後為受測者提供了報復實驗助手的機會，讓受測者對實驗助手進行評估，受測者以為該評估結果將被用於決定是否聘用實驗助手。受測者報復的強烈程度與他們看電影時導致的情緒喚起程度成正比，看了悲劇電影的人會變得更加憤怒，他們給實驗助手打出了最低的分數。

怒上加怒

有一天我在商場目睹了一出常見的家庭劇，而茲爾曼的研究似乎可以解釋其間發揮作用的心理機制。超市過道的盡頭傳來一位年輕媽媽努力剋制的聲音，她衝著她的兒子說了三個字：“放、回、去！”

“我想要！”兒子在哀叫，緊緊抓著忍者神龜玩具盒不放。

“放回去！”媽媽怒氣衝衝，提高了聲音。

這時候，坐在媽媽購物車裡的小寶寶嘴裡吮的果凍條掉了出來，摔在地上，媽媽大叫道：“夠了！”暴怒之下，她打了小寶寶一巴掌，把大兒子手裡的玩具搶過來，一把塞到最近的貨架上，然後把他攔腰抱起，衝到過道盡頭，購物車驚險地搖搖晃晃，小寶寶哭個不停，大兒子的腳懸空了，他抗議道：“放我下來，放我下來。”

茲爾曼發現，當個體已經處於煩躁的狀態時，就像那位媽媽一樣，一旦被某種東西觸發了情緒失控，不管是憤怒還是焦慮，情緒強度都會特別大。人在發怒時這種機制就會產生作用。茲爾曼把升級的憤怒視為“連續的激怒，每次激怒都會引發興奮性反應，慢慢才會消散”。在此過程中，每次連續的激怒或覺知都會成為由杏仁核驅動的兒茶酚胺的迷你觸發器，每一次都建立在前一次荷爾蒙動量的基礎之上。第二波在第一波平息之前到來，隨後第三波又席捲而來，一波接著一波，每一波追逐著前一波的尾巴，迅速提升了個體生理喚起的水平。在逐步累加的過程中，後來想法引發憤怒的強度要比最初想法引發的強度猛烈得多。怒火一重高過一重，情緒腦不斷升溫。最後由於不受理性約束，個體很容易怒火沖天。

在這種時候，人們不肯寬容，也沒有辦法曉之以理。他們滿腦子都在想著報復和復仇，對可能導致的後果視而不見。茲爾曼認為，憤怒的人“無法用認知進行引導”，最後只能依靠最原始的反應，高水平的情緒興奮“助長了力量和無堅不摧的幻象，容易引發攻擊行為”。邊緣系統的衝動佔據了上風，人類殘忍行為最原始的經驗成為行動的指南。

憤怒鎮靜劑

茲爾曼通過對憤怒機制的分析認為，有兩種主要的途徑可以消除憤怒。一種是控制和質疑觸發憤怒的想法，原因在於該想法是對確認和助長第一把怒火的交互作用的原始評估，也是對後來繼續煽風點火的再次評估。時機很重要，在憤怒週期中，越早進行控制就越有效。事實上，緩和性信息如果在憤怒表達之前出現，就可以完全終止憤怒。

茲爾曼的另一個實驗證實了懂得平息憤怒的重要性。在實驗中，一位粗魯的男實驗助手（茲爾曼的研究助理）侮辱並激怒了正在進行騎自行車練習的受測者。後來受測者獲得機會對粗魯的實驗助手實施報復（和前述實驗一樣，他們對實驗助手給出差評，他們以為該評估結果將被用於判斷實驗助手是否勝任工作），他們的行為是出於報復的快感。不過在另一個版本的實驗中，在受測者被激怒之後、實施報復之前，另外有個女實驗助手跑了進來，她對那位挑釁的實驗助手說大廳有電話找他。男助手離開時對女助手諷刺了一番，但女助手欣然面對，並在他走後向大家解釋，男助手壓力很大，他對即將到來的畢業答辯感到緊張。在這之後，生氣的受測者本來有機會對男助手實施報復，但他們卻選擇了不報復。相反，他們對他的困擾表示了同情。

緩和性的信息讓個體對激發憤怒的事件進行再次評估。不過這種緩和具有特定的有效時機。茲爾曼發現，它對一般水平的憤怒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但對高水平的暴怒就沒有什麼影響，原因在於他所說的“認知失能”（cognitive incapacitation）現象，也就是說，個體無法繼續正常思考。如果人們處於極度憤怒的狀態，只想著“實在太糟糕了！”或者用茲爾曼的話來說，“最粗俗的語言”，他們就會忽視緩和性信息。

冷靜

在我13歲的時候，有一次我非常生氣，離開了家，發誓再也不回來了。那是一個美妙的夏日，我沿著一條迷人的小路走了很遠。漸漸地，周圍的寂靜和美麗使我冷靜下來，幾個小時以後，我懊悔地回家了，心裡的不快煙消雲散。從那以後，我一生氣就儘可能這麼做，我發現這是最好的療法。

上述這段受測者的敘述見於1899年的研究，這是關於憤怒最早期的科學研究之一。這種方法至今仍是消除憤怒第二種途徑的一種模式：身處不可能進一步引發憤怒的環境，等待腎上腺湧動逐漸消失，生理水平恢復平常。也就是說，在生氣時擺脫對方。在冷靜期，生氣的人可以尋找其他分散注意力的事物，使逐步升級的敵對想法及時剎車。茲爾曼發現分散注意力是扭轉情緒非常有效的方法，原因很簡單，我們在高興時很難保持憤怒。當然關鍵在於首先讓生氣的人冷靜下來，然後才有可能高興起來。

茲爾曼對憤怒升級及平息途徑的分析，可以解釋黛安·泰斯關於人們日常消除憤怒方法的研究。消除憤怒的一個相當有效的方法是在冷靜期獨處。很大一部分男性的做法是駕車外出，研究者由此發現了開車可以讓人停止憤怒（泰斯還告訴我，因此她開車更加小心）。另外一種更加安全的方法是散步，積極的運動同樣有助於平息憤怒。深呼吸和肌肉放鬆等方法也有作用，這也許是因為這些活動改變了身體的生理水平，使身體從憤怒的高喚起水平轉變為低喚起水平，也許還因為放鬆活動分散了個體對憤怒的注意力。積極的運動平息憤怒也是同樣的道理，運動過程中身體處於高度活躍水平，運動停止後身體就恢復到低水平。

不過，假如生氣的人在冷靜期對觸發憤怒的一連串想法一直耿耿於懷，冷靜期就不會產生作用，這是因為每一個憤怒的想法本身就是火上澆油、使憤怒不斷升級的微型觸發器。分散注意力的作用在於阻止一連串的憤怒想法出現。泰斯在調查人們應對憤怒的方法後發現，分散注意力一般來說有助於平息憤怒，看電視、看電影、閱讀書籍等活動可以阻止憤怒的想法最終演變為暴怒。泰斯還發現，放縱自己購物或吃東西等方法沒有太大的效果，在購物中心閒逛或者吞下一塊巧克力蛋糕的時候，實在是太容易繼續保持憤怒的想法了。

除此之外，杜克大學精神病學家雷德福·威廉姆斯（Redford Williams）還發展了其他消除憤怒的方法，他致力於幫助充滿敵意的人群控制自身的易怒傾向，這種人患心臟病的風險很大。他推薦的方法之一是運用自我意識在憤怒或敵意想法剛剛萌芽時就把它們遏制住，並且把它們寫下來。一旦憤怒的想法通過這種方法得到控制，個體就可以對它們進行質疑和再次評估，不過茲爾曼發現，這種方法在憤怒升級為暴怒之前比較有效。

宣洩謬論

有一次我在紐約市坐出租車，一位橫穿馬路的年輕人擋在出租車前面，等待前方車流過去。出租車司機急於發動汽車，鳴笛示意年輕人不要擋道。年輕人回敬的是怒目而視以及一個下流的手勢。

出租車司機嚷道：“不要擋路！”同時踩下了出租車的油門和剎車，汽車發出嚇人的聲響。面對人身威脅，年輕人臉色陰沉地移到一邊，剛好能讓出租車過去，然後在出租車慢慢融入車流時用拳頭猛擊出租車。出租車司機對那個年輕人發出一連串的咒罵聲。

出租車繼續向前開，司機臉上的表情仍然非常憤怒，他告訴我：“你不能受這氣，你要罵回去——至少你會好受些！”

心理宣洩，即把憤怒發洩出來，有時被認為是處理憤怒的方法。流行的理論認為，“這會讓你好受些”。不過茲爾曼的研究發現心理宣洩沒有效果。有關的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的心理學家開始通過實驗測試心理宣洩的效果，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實驗，他們發現讓憤怒得到宣洩對平息憤怒幾乎沒有任何作用（當然，由於憤怒的誘惑本質，宣洩可以使人感到安全）。宣洩怒火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下也許能起作用，比如直接對引起憤怒的目標當事人進行宣洩，宣洩的時候保持克制，或者宣洩對他人造成“恰當的傷害”，改變其惡劣行徑，而且不引發報復。不過由於憤怒的煽動性，做起來要比說起來難得多。

泰斯發現，宣洩憤怒是平息怒火最糟糕的方法之一。憤怒的爆發通常會喚起情緒腦，使人感到更加憤怒，而不是減輕憤怒。泰斯發現，人們對觸發他們怒火的人大肆發洩的時候，憤怒的連鎖反應延長而不是終止了憤怒的情緒。更加有效的方式是首先冷靜下來，然後用更有建設性或自信的口吻，與對方面對面地解決爭端。有一次我聽到佛教大師邱陽·創巴仁波切在回答怎樣才能最好地處理憤怒時這樣說：“不要壓制，但也不要放縱。”

舒緩焦慮：我在擔憂什麼？

噢，不！消聲器聽起來不對勁……我要拿到修理店去？……這費用我可負擔不了……我必須從傑米的大學基金裡面拿錢……我承擔不了他的學費怎麼辦？……上週學校通報的成績很差……他成績下降，上不了大學怎麼辦？……消聲器聽起來不對勁……

這種就是圍繞著無聊的情節劇不停打轉的憂慮心理，一會兒擔心這個，一會兒擔心那個，最後又回到最初的擔憂。憂慮是所有焦慮的核心。上述案例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心理學家莉莎白·勒默爾（Lizabeth Roemer）和託馬斯·博爾科韋茨（Thomas Borkovec）關於憂慮的研究，他們把憂慮從神經質的藝術提升到科學領域。當然，如果憂慮有作用就不會成為問題，對一個問題反覆琢磨，進行建設性的反思，看起來可能像憂慮，但會產生解決方法。事實上，憂慮的基礎是對潛在危險的警惕，這在進化過程中無疑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恐懼激發了情緒腦，由此導致的焦慮有一部分把注意力集中到當前的威脅上，迫使大腦思索如何進行處理，並暫時忽略其他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憂慮是對可能發生的壞事及其應對策略的一種預演，憂慮的目的是在危險出現之前進行預期，針對生存危機想出積極的應對措施。

問題在於慢性、反覆的憂慮，這種憂慮循環往復，而且永遠無法得出積極的解決方案。關於慢性憂慮的研究表明，慢性憂慮具有輕度情緒失控的所有特徵：憂慮似乎沒有任何由來，而且無法控制，並引發持續的焦慮感，理智無法推倒憂慮的城牆，憂慮者對其所憂慮的事物抱著一成不變的看法。如果同一個憂慮循環不斷強化和持續，就會導致全面的神經失控，產生焦慮障礙，比如病態性恐懼、妄想症、強迫症、驚恐發作等。在不同的焦慮障礙中，焦慮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比如在病態性恐懼中，焦慮集中於可怕的處境；在妄想症中，焦慮表現為防止某些可怕的災難事件；在驚恐發作中，焦慮集中於害怕死亡或者受到潛在的襲擊。

所有症狀的共同特徵是憂慮失控。舉個例子，一位接受妄想–強迫障礙治療的婦女，她在醒著的大部分時間裡必須實施一系列的“儀式”：每天洗幾次澡，每次45分鐘；每天洗手20多次，每次5分鐘。她在就座之前必須用酒精對椅子消毒，她也不會觸碰孩子或者其他動物——她認為“太髒了”。這些強迫症狀的根源是她對細菌的病態恐懼，她一直擔心如果她不進行清潔或消毒，就會得病和死亡。

一位被診斷為“一般性焦慮障礙”（持續憂慮的精神病學術用語）的婦女，在治療師要求大聲講述憂慮一分鐘時這樣回答：

我也許做得不對。這太假了，不是真實東西的象徵，我們必須得到真實的東西……如果我們得不到真實的東西，我就不會痊癒。假如我不會痊癒，我就永遠不會快樂。

這段描述生動地反映了何為關於憂慮的憂慮，患者根據要求進行一分鐘的憂慮陳述，在短短數秒鐘之內，憂慮就升級為一生的大災難：“我永遠不會快樂。”憂慮通常會遵循這種路徑，自我陳述從一個憂慮跳到另一個憂慮，而且常常會演變成大災大難，想象可怕的悲劇即將發生。憂慮基本上是由大腦的聽覺神經而不是視覺神經表達出來的，也就是說，用言語而不是用影像表達出來，這一事實對控制憂慮很有意義。

博爾科韋茨及其研究夥伴在試圖研究失眠症療法時開始了對憂慮本質的研究。其他研究者認為，焦慮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認知層面的，或者說憂慮的想法；另一種是肉體層面的，即焦慮的生理症狀，比如流汗、心跳加速或肌肉緊張等。博爾科韋茨發現，失眠症患者的主要困擾不是身體喚起，事實上，使他們失眠的是令人煩擾的想法。失眠症患者是慢性憂慮者，不管多麼犯困，他們也無法停止憂慮。幫助他們入睡的一個可行方法是讓他們擺脫憂慮的情緒，把注意力集中於通過放鬆方法產生的身體感覺。簡而言之，轉移注意力就可以停止焦慮。

然而，大部分憂慮者似乎做不到這一點。博爾科韋茨認為原因在於來自憂慮的部分補償作用把憂慮習慣高度強化了。憂慮似乎也有積極的一面：憂慮是應對潛在威脅和危險的途徑。如果奏效，憂慮的作用在於對危險進行預演，並思考應對方法。可惜憂慮並不能很好地發揮這種作用。憂慮，特別是慢性憂慮通常不會帶來新的解決方法和看待問題的新角度。相反，憂慮者通常只是反覆地琢磨危險本身，沉浸於與危險有關的恐懼之中，這種想法一成不變。慢性憂慮者憂慮的事情很多，但大部分基本上不可能發生，他們把常人根本注意不到的危險強加到自己的生活中。

不過有慢性憂慮者告訴博爾科韋茨，憂慮對他們有用，他們的憂慮會自我保持下去，憂心忡忡的想法無限循環。憂慮怎麼會導致精神上癮呢？博爾科韋茨指出，奇怪的是，憂慮習慣能夠起到和迷信一樣的心理強化作用。由於人們所擔心的大部分事情實際上發生的概率非常小——比如愛人死於飛機失事、破產等，因此至少對於原始的邊緣腦，憂慮帶有些許神秘的色彩。憂慮就像一道可以驅趕預期邪惡的護身符，如果一直唸唸有詞就可以防止危險發生，因此在心理層面受到歡迎。

憂慮的作用

她因為出版社的工作從美國中西部搬到了洛杉磯。但不久之後那家出版社被收購，她失去了工作。她轉而做自由撰稿人，這是一份不穩定的工作。她發現自己不是為工作忙得焦頭爛額，就是沒有足夠的錢支付房租。她常常要把時間花在接聽各種電話上，而且第一次失去了醫療保險。沒有保險尤其讓人煩惱，她開始為自己的健康擔憂，每次頭痛都懷疑是腦子長了腫瘤的信號。無論她開車到哪裡，總會想象自己出車禍。她常常長時間迷失於憂慮的幻想，不能自拔。不過她又說，她覺得自己好像對憂慮上了癮。

博爾科韋茨由此發現了憂慮另一個出人意料的好處。當人們沉湎於各種擔憂的想法時，他們似乎沒有留意到由憂慮引起的焦慮的主觀感受，比如心跳加快、冒汗、顫抖等。隨著憂慮的持續，部分焦慮似乎被壓制了，起碼從心率來看是這樣。這個過程大概是這樣的：憂慮者注意到某樣東西，引發了對潛在威脅或危險的想象，這種想象中的災難反過來激發了輕微的焦慮情緒。憂慮者陷入綿綿不絕的困擾想法，每一種想法總會引發另一種擔憂；憂慮者的注意力持續被“憂慮號”思想列車裹挾而去，對於憂慮想法的關注使他們忽略了對災難的原始想象——本來正是這種想象引發了焦慮。博爾科韋茨發現，想象對生理焦慮的觸發作用比思想要強烈得多，因此憂慮者沉浸於憂慮的想法可以排斥對災難的想象，從而部分緩解焦慮的感受。也就是說，憂慮喚起了焦慮，但在中途也緩解了焦慮，與此同時，憂慮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

不過，如果慢性憂慮表現為刻板僵化的想法，而不是實際解決問題的創造性突破，同樣也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思想僵化不僅體現為憂慮的內容，實際上這種憂慮純粹是或多或少、簡單重複的同一種想法。在神經學層面，似乎也可以觀察到皮層僵化，即情緒腦失去了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作出彈性迴應的能力。簡而言之，慢性憂慮只在某些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對於更加重要的其他方面卻不起作用，它可以減緩焦慮，但永遠也解決不了問題。

慢性憂慮者無法做到的一件事情是遵循別人最常說的忠告：“不要擔心”（或者更糟糕的是“別擔心，高興點”）。由於慢性憂慮只是杏仁核低層次的發作，它們往往不受約束。慢性憂慮的本質是一旦它在大腦中生根發芽，就很難斬草除根。不過博爾科韋茨通過大量實驗發現，一些簡單的步驟可以幫助慢性憂慮者控制憂慮的習慣。

第一步是自我意識，儘可能在憂慮情緒剛出現時就把它控制住，最理想的時機是在災難的想象觸發“憂慮–焦慮循環”的同時或者緊隨其後。博爾科韋茨用這個方法來指導憂慮者，首先教他們監控焦慮的線索，尤其要學會識別引發憂慮的情景，或者最初引發憂慮的念頭或想象，以及伴隨焦慮出現的身體感覺。通過練習，人們可以儘早在焦慮循環的開始階段識別憂慮。人們還可以學習放鬆方法，在意識到憂慮產生後加以運用，並且每天都進行練習，以便在需要的時候派上用場。

不過放鬆方法本身是不夠的。憂慮者還需要積極主動地質疑憂慮的想法，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憂慮循環還是會捲土重來。因此，第二步就要對這些想法採取批判的立場：可怕的事情真的有可能發生嗎？肯定只有一種辦法甚至沒有辦法阻止事情的發生嗎？可以採取哪些建設性的措施？一直憂心忡忡真的有用嗎？

警覺與合理懷疑主義的共同作用，也許可以對引發低級焦慮的神經激活起到急剎車的作用。主動產生這種想法可以使神經迴路作好充分的準備，抑制邊緣系統憂慮情緒的驅動；與此同時，積極放鬆身心，防止情緒腦向全身傳遞焦慮的信號。

博爾科韋茨指出，這些方法相當於築起了一道與憂慮不兼容的心理活動的屏障。假如任由憂慮一再重複、不受質疑，憂慮就會產生勸服的力量。想出一系列同樣有道理的論點，質疑憂慮的想法，可以防止憂慮的想法被個體信以為真。即使是憂慮嚴重到需要接受精神病學診療的人，也可以通過這種方法改變憂慮的習慣。

另一方面，對於過度憂慮並發展成病態性恐懼、妄想–強迫障礙或者恐慌障礙的人，求助醫學打破焦慮循環是明智之舉——這其實也是一種自我意識的信號。當然，為了降低藥物治療停止後焦慮障礙復發的可能性，還需要通過治療對情緒神經迴路進行二度訓練。

管理憂鬱

悲傷通常是人們想盡力擺脫的一種情緒。黛安·泰斯發現，人們逃避憂傷的方法五花八門。當然，不是所有的悲傷都應該逃避，憂鬱和其他類型的情緒一樣，有其內在的好處。由損失所導致的悲傷具有某種好處：悲傷會降低我們對娛樂和休閒的興趣，使我們把注意力集中於損失，並削弱開始新嘗試的能量——至少暫時如此。簡而言之，悲傷相當於碌碌人生中的一種反省性撤退，讓我們暫時停止追求，哀悼損失，認真思考其中的意義，最後進行生理調節並展開新的計劃，讓生活繼續下去。

損失有一定的好處，完全的抑鬱則沒有。威廉·斯泰隆傳神地描述了“這種疾病的很多可怕表現”，包括自我憎惡、無用感、“陰鬱無趣”——“陰沉沉蜂擁而來包圍全身，感到害怕、疏離，最重要的是令人窒息的焦慮”。理性層面的表現是“疑惑、無法集中精神以及記憶力下降”，而在後期，他的心理“被反常的扭曲佔據”，“感覺我的思想過程捲入了難以名狀的毒潮，而這股毒潮淹沒了人生的一切歡樂”。生理層面的表現是失眠，冷漠得像行屍走肉，“感覺麻木、衰弱，尤其是莫名其妙的虛弱”，伴隨著“躁動不安”。然後是失去快感，“就像其他所有感覺一樣，食物變得味同嚼蠟”。最後是希望的消失，“綿綿不絕的恐懼”令人絕望，真實得如同身體的疼痛，這疼痛如此難以忍受，自殺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在嚴重抑鬱狀態下，生活陷於癱瘓，不會出現新的開始。抑鬱的種種症狀顯示了被束縛的人生。對斯泰隆來說，藥物或者治療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唯有時間的流逝和醫院的庇護能夠最終消除絕望。不過對於大部分人，尤其是症狀沒有那麼嚴重的人，精神療法可以起到作用，藥物也可以奏效——百憂解是當下流行的抗抑鬱藥物，除此之外還有十多種化學藥物可以起到緩解作用，尤其是對於嚴重抑鬱。

我在這裡關注的重點是更加常見的悲傷，其上限嚴格來說是“臨床症狀不明顯的抑鬱”，也就是說一般的憂鬱。人們可以自行應對這種絕望，前提是內心的恢復能力夠強大。可惜的是，人們經常運用的一些策略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使人感覺比以前更加糟糕。其中一種策略是獨處，人們在情緒低落時往往如此。然而，這種方法在很多時候反而增添了悲傷的孤獨感和疏離感。這可以部分解釋泰斯的發現——戰勝抑鬱最流行的方法是社會交往，比如外出就餐、打球或看電影等，總之是和朋友或家人一起從事某項活動。如果社交的淨效應可使個體擺脫悲傷心理，那麼這種方法就行得通。不過，如果個體在社交場合仍然對不快的事情念念不忘，社交反而會延長他的悲傷情緒。

事實上，決定抑鬱情緒持續或者消除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沉思的程度。對抑鬱的憂慮似乎會使我們的抑鬱更加嚴重，持續時間更長。對於抑鬱，憂慮表現為多種形式，它們全都關注抑鬱本身的某些方面，比如我們感覺多麼厭倦，我們多麼無力或缺少激勵，或者我們的成果多麼可憐。這種反思通常不會帶來任何可以解決問題的具體行動。研究抑鬱者沉思行為的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蘇珊·諾倫–霍克西瑪（Susan Nolen-Hoeksma）指出，其他常見的憂慮包括“孤立自己，並想到自己的感覺有多麼糟糕，擔心配偶可能因為你的抑鬱而拋棄你，以及困惑自己今晚是不是會再次失眠”。

抑鬱者有時會為沉思行為尋找藉口，表示他們在試圖“更好地理解自身”，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沉湎於悲傷的感覺，而沒有采取任何可以實際化解悲傷的措施。因此，在治療中深刻反思抑鬱的成因，如果能夠由此獲得認識或行動，從而改變抑鬱的誘發條件，將會產生極佳的效果，但是被動沉湎於悲傷只會讓事情更加糟糕。

沉思還會造成更令人抑鬱的狀況，從而使個體抑鬱的程度增強。諾倫–霍克西瑪以一個女推銷員為例進行說明。該推銷員陷入了抑鬱，整日為此擔心，以致沒有時間進行重要的業務拜訪。她的銷售業績因此下降了，她感到自己一無是處，這更加重了她的抑鬱。不過，假如她以儘量分散注意力的方式來對待抑鬱，她也許會盡情投入業務拜訪，使自己擺脫抑鬱的情緒。這樣她的銷售業績就不太可能下滑，完成銷售任務的經歷也許會讓她樹立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抑鬱。

諾倫–霍克西瑪發現，相對於男性，女性在抑鬱時更加容易陷入沉思。她認為，這至少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被診斷為抑鬱的女性數量是男性的兩倍。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比如女性更加容易向他人訴說自己的抑鬱，或者生活中有更多讓人鬱悶的事情發生。而男性很可能用酒精來掩飾自己的抑鬱，酗酒的男性數量大約是女性的兩倍。

一些研究發現，旨在改變這種思維模式的認知療法在治療輕度臨床抑鬱方面能夠起到與藥物同等的效用，而在預防輕度抑鬱再次發作方面的效果要優於藥物。對抗輕度抑鬱有兩種特別有效的方法：一是學會質疑沉思的核心想法，探究這些想法的合理性，並得出更加積極的替代想法；二是有意識地安排愉快的、轉移注意力的活動。

轉移注意力能夠發揮作用的一個原因是抑鬱的想法往往不請自來，悄悄潛入個體的心理。儘管抑鬱者試圖壓抑自己的抑鬱想法，但他們沒有更好的替代想法。一旦抑鬱的思緒開始出現，它就會對一連串的聯想產生強大的磁力。舉個例子，抑鬱者在還原被打亂的句子時通常會組合出消極的信息（“未來一片黯淡”），而不是樂觀的信息（“未來一片光明”）。

抑鬱自我保持的傾向甚至會讓人們所選擇的消遣方式黯然失色。研究者向抑鬱者提供了一系列愉快或沉悶的方式，使其不再想著悲傷的事情，結果抑鬱者大多選擇了憂傷的活動。這個研究是得克薩斯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溫斯拉夫（Richard Wenzlaff）發起的，他發現抑鬱者需要通過特別的努力才能把注意力轉移到令人愉快的事物上，而且還要注意，不要選擇諸如催淚電影、悲情小說等會讓情緒再次低落的東西。

情緒提振法

想象在一個大霧天氣裡，你在一條不熟悉的又陡又彎的路上開車。突然一輛車在你前面幾英尺的地方從另一條車道衝出來，距離太近，你無法及時停車。你猛踩剎車，但車還是擦到了那輛車的側面。就在玻璃破碎、金屬擰成一團、火花四濺之前，你看到那輛車上坐滿了孩子，那是一輛幼兒園的班車。碰撞之後的突然沉默被一片哭喊聲打破了。你奮力跑向那輛車，看到一個個孩子一動不動地躺著。你對悲劇的發生感到萬分的懊悔和悲傷。

在溫斯拉夫的實驗中，他用這個揪心的故事擾亂受測者的情緒。然後，要求受測者儘量不去想這一幕悲劇，並在9分鐘之內把自己的思緒記錄下來。每當痛苦的場景呈現在腦海中，他們就會記錄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部分人越來越少回想起悲傷的場景，但容易抑鬱的受測者的回想次數卻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顯著的上升趨勢，他們甚至會在想其他事情的時候間接想起該場景。

此外，抑鬱傾向的受測者還會用其他令人困擾的想法來分散注意力。溫斯拉夫告訴我：“思想不僅通過內容，還通過情緒與心理髮生聯繫。人們在情緒低落時，更容易產生一系列消極情緒。容易抑鬱的人往往會在這些思想之間建立很強的聯繫，因此某種負面情緒一旦觸發，就很難壓制負面想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抑鬱者似乎喜歡用一個抑鬱想法擺脫另一個抑鬱想法，而這隻會激發更加消極的情緒。”

有理論認為，哭泣也許是降低產生憂傷的大腦化學物質水平的自然方式。哭泣有時候可以終止悲傷，但也會讓人一直對絕望的理由念念不忘。所謂“哭也有好處”的想法是錯的，哭泣使人們越來越陷入沉思，只會延長悲傷的感覺。轉移注意力可以打破持續悲傷的想法。有一種主流理論認為，電休克療法對最嚴重的抑鬱症有效的原因在於該療法導致個體失去了短期記憶——病人忘記了傷心的理由是什麼，因此感覺好多了。悲傷的種類五花八門，黛安·泰斯發現，為了擺脫悲傷，很多人會從事閱讀、看電視和電影、玩電腦遊戲和智力遊戲、睡覺和做白日夢（比如計劃一次奇妙的旅程）等轉移注意力的活動。在溫斯拉夫看來，轉移注意力最有效的活動莫過於能夠轉變情緒的活動，比如激烈的體育賽事、滑稽的電影以及鼓舞人心的圖書。（注意：有些轉移注意力的活動反而會延長悲傷。關於過度看電視人群的研究表明，這些人在看完電視之後通常會比看電視之前更加鬱悶！）

泰斯發現，有氧運動是擺脫輕度抑鬱以及其他消極情緒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不過要注意的是，運動提振情緒的方法對很少外出活動的人最為有效。對於平常喜歡運動的人，運動改變情緒的作用在他們開始形成運動習慣時最明顯，事實上，他們在停止外出運動時會感到不快。運動有效的原因在於它可以改變情緒激發的生理狀態，抑鬱是一種低度喚起的狀態，而有氧運動能使身體高度喚起。同樣的道理，放鬆活動可以使身體處於低喚起狀態，因此對於高度喚起的焦慮效果很好，但它擺脫抑鬱的效果就不那麼明顯了。每種方法都是為了打破抑鬱或焦慮的循環，它們產生效果的原因在於改變大腦的活躍水平，阻止大腦活動與此前控制大腦的情緒狀態產生呼應。

通過享受或感官愉悅使自己高興起來是消除抑鬱的另一種流行方法。人們在低落時舒緩情緒的常見方法有洗熱水澡、吃喜愛的食物、聽音樂或做愛等。給自己買禮物或者大吃一頓，這種擺脫壞心情的做法在女性當中尤其流行，購物甚至在商場只逛不買也可以。泰斯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把吃東西作為緩解悲傷的方法的女性數量是男性的3倍；另一方面，情緒低落時藉助酒精或毒品的男性數量則是女性的5倍。用過量進食或酗酒的方式緩解悲傷情緒效果很容易適得其反——吃得太多會使人後悔，而酒精是中樞神經的抑制劑，只會令抑鬱更加嚴重。

泰斯認為，改變情緒更為有效的方法是取得小小的勝利或獲得簡單的成功，比如把堆積已久的家務活兒做完或完成其他有待解決的任務。同樣的道理，提升自我形象也能讓人快樂起來，即便是外表的改變也可以發揮作用，比如穿衣打扮或者化妝。

除了治療之外，對抗抑鬱最有效的一種方法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又稱“認知重建”（cognitive reframing）。一段感情關係結束了，自然令人感傷，如果產生類似“我會永遠孤單下去”這種顧影自憐的想法，肯定會加深絕望的感覺。不過，回過頭來想一想，這段感情並沒有那麼美好，你和戀人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說，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感情的結束，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坦然面對，這就是緩解悲傷的方法。同樣的道理，癌症患者如果能夠想到其他患者的情形更加糟糕（“我也不是太糟糕，起碼我還可以走路”），那麼不管他們自身的情況有多麼嚴重，情緒都會比較高昂；而那些把自己和健康人相比的患者則最為抑鬱。這種“比下有餘”的想法，對情緒的提振作用非常令人吃驚，突然之間，那些令人沮喪的東西看起來也沒有那麼糟糕。

另外一種提振情緒的有效方法是幫助有需要的人。抑鬱起源於對自身的沉思和關注，因此，如果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對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將會使我們擺脫對自身的痴迷。泰斯的研究發現，投身於志願者工作，比如輔導童子軍、充當大哥哥、給無家可歸者送食物等，是改變情緒最有效的方法，同時也是最罕見的方法之一。

最後，有些人還可以求助於超然的力量，從悲傷情緒中解脫出來。泰斯告訴我：“如果你對宗教很虔誠，不妨進行祈禱。祈禱適用於緩解所有情緒，對抑鬱尤其有效。”

壓抑者：積極的否定

“他踢了室友的腹部……”這是句子的開頭部分，結束部分是“其實他只不過想開燈”。

儘管有點難以置信，把攻擊行為轉化為無心之失，這種轉換起源於體內的壓抑。造句者是一位大學生，他自願參與壓抑者研究，壓抑者即習慣並自動阻止自身意識受到情緒幹擾的人。在造句實驗中，這名學生被要求以“他踢了室友的腹部……”為開頭，完成句子的後半部分。其他測試顯示，這種心理迴避的行為反映了受測者整體的生活模式，即壓抑大多數的不安。研究者最初認為壓抑者是無法感知情緒的體現——也許是“述情障礙”的近親，但最新的理論認為這種人擅長調節情緒。他們似乎擅長緩衝消極情緒，他們看起來甚至沒有意識到消極的一面。研究者通常把這種人稱為“壓抑者”，也許把他們稱為“鎮定者”更確切一些。

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溫伯格（Daniel Weinberger）是這項研究的主要參與者。該研究表明，壓抑者儘管看起來冷靜沉著，但他們有時候會不知不覺地出現生理波動。在造句實驗中，研究者對受測者的生理喚起水平進行監控。壓抑者表面的平靜掩飾了體內的興奮，在遇到暴力室友之類的句子時，他們表現出了焦慮的全部跡象，比如心跳加快、流汗、血壓升高等。但是在被問到時，他們卻表示感到很平靜。

憤怒、焦慮等情緒的持續壓抑並不罕見。根據溫伯格的研究，6個人當中就有一個呈現出這種特徵。從理論上講，兒童學會處變不驚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種是困境之中的自保策略，比如兒童的父母是酗酒者。另外，有些兒童的父母本身就是壓抑者，他們樹立了面對困擾情緒保持樂觀或沉著的榜樣，或者說這種父母把壓抑的個性遺傳給了孩子。壓抑者進入成年期後，在壓力之下他們變得冷靜沉著，不過研究者迄今還不清楚這種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問題是，這些人實際上有多麼鎮定和冷靜。他們真的意識不到情緒不安的身體信號，還是在故作冷靜？溫伯格的早期合作伙伴、威斯康星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通過一項巧妙的研究找到了答案。戴維森向“鎮定者”提供一些詞語，讓他們進行隨意聯想。大部分詞語是中性的，有少數幾個詞語包含敵對或者性的意味，結果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會對此感到焦慮不安。受測者的身體反應顯示，他們對這些別有意味的詞語出現了困擾的生理信號，儘管他們試圖對引起不安的詞語進行淨化處理，把它們與比較純潔的詞語聯繫起來。比如當看到“仇恨”這個詞語時，他們可能會聯想到“愛”。

對於右利手的人，處理消極情緒的關鍵中樞位於右半腦，而主管語言的中樞位於左半腦。戴維森的研究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一旦個體的右半腦識別出令人不安的詞語，它就會通過位於大腦兩個半球縱裂底部的胼胝體，把信息傳遞到語言中樞，語言中樞作為迴應辨認出該詞語。戴維森藉助精心設計的透鏡，使詞語只落在受測者的半邊視覺區域。由於視覺系統神經絆網的作用，如果向視覺區域的左半邊展示詞語，對不安極其敏感的右半腦就會首先識別出來。如果向視覺區域的右半邊展示詞語，它就不會被理解成不安的信號，而是直接傳到左半腦。

如果詞語被傳遞到右半腦，鎮定者就需要一個時間差來作出反應——不過只有在詞語包含不安意味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這種現象。他們對中性詞語的聯想不會存在時間差，只有在詞語傳遞到右半腦而不是左半腦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時間差。簡而言之，他們的鎮定似乎是由於某種神經機制在起作用，神經機制延緩或幹擾了不安信息的傳輸。也就是說，他們對不安情緒的無意識並不是假裝的，而是他們的大腦把這種信息屏蔽了。說得更準確些，由於左前額葉的作用，愉快的感覺覆蓋了不安的感覺。戴維森在測量受測者前額葉活動水平時意外發現，前額葉對“愉快中樞”左半腦的活躍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對消極情緒中樞右半腦的影響則沒有那麼明顯。

戴維森告訴我，這種人“凡事總是朝好的方向想，樂觀向上”，“他們否認受到壓力的困擾，而且在坐著休息並聯想到積極感覺的時候，出現了左額葉激活的模式。這種大腦的激活也許是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關鍵，儘管他們基礎的生理喚起看起來很緊張”。戴維森認為，大腦激活，即用積極的態度應對令人困擾的現實需要能量。生理水平的不斷喚起也許是由於神經迴路需要持續努力以保持積極的感受，或者壓抑甚至阻止消極的感受。

總之，鎮定是一種樂觀的否定和積極的分離，而且很可能是在創傷後應激障礙引發的嚴重分離狀態下，神經機制發生作用的一種信號。戴維森指出，在單純涉及鎮定的情況下，“這似乎是情緒自我調節的一種成功策略”，不過要以犧牲自我意識為代價，而且代價幾何尚屬未知。

第六章  主導性向

曾經有一次我被嚇傻了。那是在大學一年級的微積分考試中，我沒有好好學習過這門功課。在那個春日的早晨，我來到教室，好像末日即將降臨，心情格外沉重不安。我在那個教室上過很多次課。但是在那個早晨，我透過窗戶看不到教室裡面的任何東西，甚至看不到教室。我的眼睛只盯著跟前的一塊地板，找了一個靠門的位子坐下。我打開藍色封面的試卷簿，耳邊響起心臟“怦怦”狂跳的聲音，胸口一陣陣緊張。

我快速地瀏覽了一遍試題。毫無希望。我盯著試卷足足看了一個小時，想象即將承受的可怕後果。這種想法縈繞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恐懼和顫抖緊緊纏繞著我。我一動不動地坐著，就像中了毒箭的動物在奔跑途中突然僵住了。最讓人震驚的是，在那個可怕的時刻，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在那一個小時裡，我沒有嘗試著答題，也沒有做白日夢，只是被嚇傻了，一心等待痛苦的折磨結束。

這段由恐懼引發的痛苦折磨是我的親身經歷。時至今日，它對我來說仍然是困擾情緒破壞心智最有說服力的證據。現在我認為，這段痛苦經歷很有可能是情緒腦壓倒思考腦，甚至導致思考腦癱瘓的證明。

教師們對情緒不安幹擾心理狀況的嚴重程度並不陌生。焦慮、憤怒或者抑鬱的學生無法學習，處於這些情緒狀態的人無法有效地接收或處理信息。我們從第五章瞭解到，強烈的消極情緒使個體過於關注自身，妨礙個體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事實上，情緒病態化的表現之一是情緒的侵擾性很強，可以壓制其他一切思想，並持續妨礙對當前其他任務的關注。正在經歷離婚痛苦的人，或者父母在鬧離婚的兒童，他們的思想無法長期集中於相對不那麼重要的日常工作或者學習。對於臨床診斷為抑鬱的患者，自怨自艾、絕望感及無助感壓倒了其他一切想法。

如果情緒破壞了注意力的集中，被認知科學家稱為“工作記憶”的心理能力——對與當前任務相關的所有信息的記憶能力——就會隨之瓦解。消耗工作記憶的因素可能平淡無奇，如電話號碼的數字組合，也可能複雜精巧，如小說家構思的故事情節。工作記憶在心理世界發揮著重要的執行功能，使其他智力活動成為可能，比如表述一個句子或辨析高深的邏輯命題。前額葉皮層執行工作記憶的功能，別忘了，前額葉皮層還是感受和情緒交會之處。如果在前額葉皮層會合的邊緣系統神經迴路受到困擾情緒的束縛，後果之一是影響工作記憶的有效性——我們無法保持思路清晰，就像我在可怕的微積分考試中所經歷的那樣。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看積極動機的作用，比如熱情和自信等情緒對於提高成績的引導作用。對奧林匹克運動員、世界級音樂家以及國際象棋大師的研究發現，他們共同的特質是鼓勵自己不斷堅持常規訓練的能力。成為世界級選手所需要達到的水平在不斷地提高，如今嚴格的常規訓練越來越多地要從童年開始。在1992年奧運會上，年僅12歲的中國跳水運動員所投入的全部訓練時間，相當於美國20歲出頭的跳水運動員的訓練時間——中國的跳水運動員從4歲就開始接受嚴格的訓練。同樣，20世紀最出色的小提琴家在5歲左右就開始學習樂器；國際象棋世界冠軍開始學習下棋的平均年齡是7歲，而那些只在國內賽事中獲得名次的人，開始下棋的平均年齡是10歲。提前起跑意味著終生領先，柏林頂級音樂學院最拔尖的小提琴學生雖然才20歲出頭，但他們累計的練習時間已經超過一萬個小時，而處於第二梯隊的學生平均的練習時間只有7 500個小時。

一群能力大體相當的人，其中有些人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處於最拔尖的水平，關鍵在於他們很早就開始年復一年地進行艱苦的常規訓練。堅韌不拔的毅力來源於情緒特質——面對挫折滿腔熱情，持之以恆，這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

拋開其他內在能力不談，激勵對人生成功的促進作用突出體現為美國亞裔學生在學校和職業領域的出色表現。通過全面的考察，有證據表明美國亞裔兒童的平均智商要比美國白人兒童高2~3分。根據職業劃分，比如在法律和醫學領域，亞裔美國人的智商還要高得多，其中日裔美國人的平均智商為110，而華裔美國人的平均智商為120。原因很可能在於，亞裔兒童在進入學校之初就比白人兒童用功。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桑福德·多恩布什（Sanford Dorenbusch）研究了一萬多名美國中學生，發現亞裔學生做功課的時間比其他學生多40%。“大多數美國家長願意接受孩子的弱點，強調孩子的長處，亞裔家長的觀點則不同，他們認為如果你成績不好，就應該懸樑刺股，一直學到深夜，如果還是不行，就要聞雞起舞，早早起來學習。他們相信任何人只要足夠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績。”簡而言之，強烈的工作文化倫理轉化成高度激勵、熱忱和堅持不懈的精神——這正是情緒的優勢所在。

情緒可以阻礙也可以促進我們的思考、計劃、為長遠目標堅持訓練以及解決問題等諸多能力，情緒確定了我們發揮各種內在心理能力的潛能界限，從而決定了我們的人生表現。我們對所從事的工作充滿熱情和快樂，甚至感到適當的壓力並從中受到激勵，這些積極的情緒促使我們獲得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情緒智力是一種處於主導地位的性向或潛能，它從正面或者反面深刻地影響了其他所有能力。

衝動控制：軟糖實驗

假設你現在只有4歲，有人向你提出一個建議：如果你等他辦完事回來，你可以得到兩顆軟糖作為獎勵；如果你不等他回來，就只能得到一顆軟糖，不過可以立即得到。這對任何一個4歲的孩子來說無疑都是重大的考驗，是衝動與抑制、本我與自我、慾望與自控、滿足與延遲進行內部鬥爭的一個縮影。軟糖實驗的結果非常明顯，不僅可以直觀地反映孩子的性格特徵，還可以預示孩子日後的人生軌跡。

也許沒有比抗拒衝動更基本的心理技能了。抗拒衝動是所有情緒自控力的根源，這是因為情緒的本質決定了所有情緒都會導致某種行動的衝動。別忘了，“情緒”的本意是“移動”。遏制行動的衝動、壓抑早期行動的能力，在大腦功能層面可能表現為抑制邊緣系統向運動皮層傳輸信號，不過目前這種轉換機制還有待深入研究。

對4歲孩子進行考驗的軟糖實驗，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抑制情緒並延遲衝動的能力的重要性。這項研究始於20世紀60年代，由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在斯坦福大學的一所幼兒園發起，參與者主要是斯坦福大學教職工及研究生的孩子。研究從受測者4歲開始追蹤到他們高中畢業。

選擇等待的孩子，必須等上漫長的15~20分鐘，實驗人員才會回來。為了壓制內心的掙扎，他們用手捂住眼睛，避免面對軟糖的誘惑，或者把腦袋貼到手臂上，自言自語，唱歌，動手動腳，玩遊戲，甚至睡覺。這些勇敢的小朋友得到了兩顆軟糖的獎賞。其他那些容易衝動的小朋友，在實驗人員假裝有事離開房間之後，在幾秒鐘之內就拿了一顆軟糖。

軟糖實驗的預言作用在12~14年之後變得非常清晰，即在同一批孩子進入青春期的時候。立即兌現的小朋友與延遲滿足的小朋友在情緒和社交方面顯示出了極大的差異。4歲時就能抗拒誘惑的小朋友進入青春期後更有社交競爭力，做事有效率，堅定自信，更善於應對生活的挫折。他們出現精神崩潰、被排擠，遇到壓力退縮不前或驚慌失措的可能性較小；他們勇於接受挑戰，面對困難也不會放棄，而是繼續堅持；他們自強自信，值得信賴和依靠；他們凡事主動、全心投入。十多年以後，他們在追求目標時仍然能夠延遲滿足。

大約1/3選擇立即拿軟糖的孩子則較少具備這些品質，反而存在比較多的心理問題。在青春期，他們更有可能被認為害怕社會交往；頑固倔強、優柔寡斷；容易氣餒；覺得自己“差勁”或者無用；遇到壓力就退縮或者停滯不前；愛懷疑，抱怨“得到太少”；容易猜疑和嫉妒；脾氣暴躁，過分敏感，容易和他人爭吵或打架。在經過這麼多年以後，他們還是不會延遲滿足。

俗話說“三歲看大”，小時候體現在小事上的特質在個體進入成年期後會演化成各式各樣的社交與情緒競爭力。延遲衝動的能力是很多活動的基礎，從節制飲食到考取醫學學位無不如此。有些孩子年僅4歲就掌握了這種基礎的能力，他們可以識別延遲會獲得回報的社會情景，經受得住眼前的誘惑，轉移注意力，同時為了目標——兩顆軟糖——進行必要的忍耐。

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受測兒童即將高中畢業的時候，研究者再次對他們進行評估，發現4歲時能耐心等待的人與隨心所欲的人相比，前者在學校的表現要出色得多。根據受測兒童父母的評估結果，他們學習成績更優秀，更善於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做事更理性，注意力更容易集中，更會制訂並貫徹計劃，並且更有學習的慾望。最令人吃驚的是，他們SAT考試的分數要高得多。1/3在小時候忍不住立即拿軟糖的孩子，他們語文的平均分數是524分，數學的平均分數是528分；而1/3等待時間最長的孩子，他們這兩門功課的平均分數分別是610分和652分——總共有210分的差異。

對年僅4歲的兒童，分別讓其接受延遲滿足的軟糖實驗和智商測試，軟糖實驗對受測兒童日後SAT成績的預測作用是智商測試的兩倍。只有在兒童學習識字之後，智商測試對SAT成績的預測作用才會超過軟糖實驗。這表明除了智商之外，延遲滿足的能力對個體智力潛能的影響非常大。（童年期控制衝動能力差也是個體日後行為不端的一個有效預測手段，其預測作用同樣比智商測試顯著。）第五部分將會論述，有人認為智商無法改變，因此智商代表了兒童人生潛能的界限，但我們有大量的證據表明，諸如衝動控制和準確領會社會情景等情緒技能可以通過學習獲得。

進行軟糖實驗研究的沃爾特·米歇爾提出了“目標導向、自我施加的延遲滿足”這個蹩腳術語，他想表達的也許是情緒自我調節的本質，即為了達到目標控制衝動，不管目標是發展事業、解方程式還是爭奪體育賽事冠軍。米歇爾的發現證實了情緒智力作為元能力的作用，情緒智力是我們運用其他心理能力成敗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負面情緒，負面思維

我很擔心我兒子。他剛開始在大學橄欖球隊打球，他一定會受傷的。看他打球真讓我揪心，我不敢再去看他比賽了。我不去看他打球，他肯定會很失望，不過我實在是受不了。

說這番話的人正在接受針對焦慮的心理治療。她意識到自己的憂慮影響了正常的生活。可是在她要作個簡單決定的時候，比如是否去看她兒子打球，她就會被可怕的想法包圍。她無法決定，過分憂慮壓倒了她的理智。

我們知道，憂慮是焦慮對所有心理活動產生破壞效應的核心所在。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憂慮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反應——對預期威脅進行過度熱心的心理準備。如果這種心理預演成為一成不變的常態，牢牢抓住個體的注意力，阻止個體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那麼憂慮就會演變成嚴重的認知障礙。

焦慮會損害智力。比如，空中交通管制員這種工作，任務複雜，智力要求高，壓力大，幾乎可以肯定患有慢性重度焦慮的人無法勝任工作。對參加空中交通管制崗位培訓的1 790名學生的研究發現，焦慮的學生更易失敗，即使是智力測試成績非常優異的人也不例外。焦慮還會影響所有類型的學習表現：對超過36 000人進行的126項不同的研究發現，越容易焦慮的人，學習成績越差，不管用什麼方法測量結果都一樣——比如測試分數、平均學分績點或者成就測驗。

研究者要求有焦慮傾向的人執行一項認知任務，比如把模稜兩可的物體劃分為兩類，然後講述分類時的心理活動，結果發現負面的想法——比如“我辦不到”、“我對這種測試不在行”等——最直接地妨礙了他們的決策。事實上，研究者還要求用於對照研究的一組非焦慮者刻意擔憂15分鐘，結果他們完成同一任務的能力陡然下降。如果在任務開始之前，焦慮者用15分鐘時間進行放鬆，降低焦慮水平，他們就不會出現問題。

理查德·阿爾珀特（Richard Alpert）在20世紀60年代首次對考試焦慮進行了科學的研究。他向我坦言，他上學時神經很緊張，考試成績常常很糟糕，由此引發了他的研究興趣。不過阿爾珀特的同事拉爾夫·哈伯（Ralph Haber）卻發現，考試前的壓力可以讓他考得更好。他們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顯示，有兩種焦慮的學生：一種被焦慮影響了考試成績，另一種在壓力之下仍然表現出色，也可以說由於焦慮而表現出色。考試焦慮的複雜之處在於，擔心考試成績的焦慮在理想狀態下可以激勵哈伯這樣的學生努力複習功課，考出好成績，但卻會妨礙另外一些人取得成功。對於阿爾珀特這種過度焦慮的學生，考前焦慮破壞了他們清晰思考和記憶的能力，降低了學習效率，而考試時的焦慮還會擾亂心智、影響發揮。

人們考試時憂慮越多，成績就會越糟糕。憂慮是一項認知任務，個體如果把心理資源用於憂慮，就分散了用於處理其他信息的心理資源。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一直在擔心考試失敗，那麼我們用於思考和答題的注意力就大大減少了。結果憂慮變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迫使我們朝著它預測的方向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善於控制情緒的人可以利用預期的焦慮，比如即將到來的演講或考試，以此激勵自己作好充分準備，從而取得滿意的結果。心理學經典文獻用倒U型來描述焦慮與表現（包括心理表現）的關係。倒U型的頂點對應著焦慮與表現的最優關係，適度的神經緊張激發了優異的表現。如果焦慮過少，在圖形上表現為倒U型的左邊，個體就會對考試漠不關心或者沒有動力付出足夠的努力，如果焦慮過多，在圖形上表現為倒U型的右邊，就會破壞任何努力的嘗試。

輕微的情緒高漲——心理學上稱之為“輕度躁狂”——似乎對作家及其他要求思路清晰、想象力豐富的創造性職業最為理想，這種狀態接近於倒U型的頂點。不過假如這種欣快症不加控制，發展成完全躁狂，個體的情緒在躁狂與抑鬱之間來回變換，那麼這種心理波動就會使思維渙散，影響正常的創作能力——儘管在這種狀態下思維能夠自由流淌，但由於過於渙散，無法組織出任何作品。

如果能一直保持好心情，個體靈活思考、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就會增強，無論是智力方面還是人際交往方面的問題，都會更容易找到解決方法。這說明啟發個體思維的一個途徑是給他們講笑話。大笑和情緒高漲一樣，能使人們的思路更加開闊，聯想更加自由，甚至能注意到平時可能忽略的人際關係——這種心理技能不僅對創意很重要，對識別複雜的人際關係和預見特定決策的結果也很重要。

在要求用創造性思維解決問題的時候，大笑一場對智力的促進作用最為驚人。有研究表明，剛剛看完喜劇錄像帶的受測者能夠更好地完成心理學家用於測試創意思維的智力遊戲。受測者得到蠟燭、火柴以及一盒大頭針，他們的任務是把蠟燭固定在軟木牆上，而且燃燒時燭淚不能滴到地板上。大多數接受任務的人犯了“功能性固定”的錯誤，他們用常規的方法使用那些工具。但是剛剛看完滑稽影片的人——與其他看完關於數學或運動的影片的人相比——更容易發現裝大頭針的盒子的特殊用法，想出很有創意的解決方法，即把盒子釘到牆上，當燭臺使用。

即使是輕微的情緒波動也會影響思維。心情好的人在制訂計劃或決策時會產生一種認知傾向，使他們的思維更加開闊和積極。部分原因在於記憶總是和特定的情景聯繫在一起，我們在心情好的時候會想起更多積極的事情。在衡量某種行動的利弊時，如果我們感到很高興，記憶就會推動我們從積極的角度進行衡量，比如促使我們傾向於從事輕度冒險或者有風險的事情。

同樣的道理，心情不好的時候，記憶就會偏向消極的方向，促使我們作出害怕、過度警惕的決定。情緒失控會破壞心智。不過正如第五章所論述的那樣，我們可以使失控的情緒重新回到正軌，這種情緒競爭力是一種主導性向，它對其他所有智力的發揮起到促進作用。考慮以下幾種情況：希望和樂觀的作用，以及人們戰勝自我的偉大時刻。

潘多拉的盒子和盲目樂觀的人：積極思考的力量

一群大學生遇到了以下假想情景：

你對第一次考試成績設定的目標是B，這次考試成績佔最後總成績的30%，結果你只得了D。在知道自己得D的一個星期之後，現在你會怎麼做？

希望會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仍然滿懷希望的學生的反應是更加努力學習，想盡各種方法提高最後的總成績。希望處於一般水平的學生想了幾種提高成績的辦法，但缺少執行的決心。可想而知，覺得希望渺茫的學生這兩方面都放棄了，士氣受挫。

這並不是理論上的問題。堪薩斯大學心理學家C·R·斯奈德（C·R·Snyder）開展了這項研究，他比較了滿懷希望和信心不足的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實際學習成績，發現相對於他們的SAT成績而言，希望水平的高低能夠更加準確地預測他們在第一學期的成績。SAT是衡量學生是否具備大學入學資格的標準考試，而且與智商高度相關。在智力水平大體相當的情況下，情緒潛能再次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斯奈德的解釋是：“滿懷希望的學生為自己設立了更高的目標，並且清楚該如何努力實現目標。對於智力水平相當的學生，他們學習成績出現差異的原因在於希望不同。”

大家熟知的傳說人物潘多拉，是古希臘的一位公主。妒忌她美貌的天神送給她一份禮物——一個神秘的盒子。天神告訴她不能打開這個盒子。但有一天，潘多拉按捺不住好奇和誘惑，她打開了盒蓋一探究竟，結果把種種苦難釋放到了人間——疾病、不安、瘋狂。好在有位好心的天神讓她及時關上盒子，留住了使悲慘人生變得可以承受的良藥，那就是希望。

當代學者發現，希望不僅能給痛苦提供一絲慰藉，而且對人生有著難以置信的作用，無論是在學業還是職業領域，希望都會帶來好處。嚴格地說，希望不僅僅是認為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樂觀看法。斯奈德把希望準確地定義為：“無論目標是什麼，都相信自己有決心而且有能力實現既定的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對希望的感覺各不相同。有些人總是相信自己可以突破困境或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而有些人就是不相信自己有精力、有能力或者有辦法實現目標。斯奈德發現，希望處於高水平的人存在某些共同的特質，比如能夠自我激勵，感到有能力找到實現目標的方法，在緊要關頭堅持認為事情會好起來，頭腦靈活，能夠尋找不同的方法實現目標或者在目標難以達到時及時調整目標，善於把艱鉅的任務分解成較小的容易管理的部分。

從情緒智力的角度來看，擁有希望意味著個體不會屈服於難以遏制的焦慮——焦慮是失敗主義者的態度，或者在重大挑戰或挫折面前也不會沮喪悲觀。事實上，有證據表明，心存希望的人追求人生目標時比其他人更少抑鬱，總體上較少焦慮，而且情緒困擾也較少。

樂觀主義：偉大的驅動器

關注游泳運動的美國人曾對1988年美國奧林匹克游泳隊成員馬特·比昂迪抱有很高的期望，一些體育評論員甚至吹捧比昂迪有可能與在1972年奧運會上獲得7枚金牌的美國運動員馬克·斯皮茨比肩。結果比昂迪在奧運會的第一項賽事200米自由泳中居然只獲得了第三名，令人大跌眼鏡。第二項賽事100米蝶泳，比昂迪在最後一米被另一位運動員趕超，再次與金牌擦肩而過。

體育評論員認為前面兩項賽事的失利肯定會影響比昂迪後面的比賽，但是比昂迪從失敗中奮起，在接下來的5項賽事中全都奪得了金牌。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對比昂迪的東山再起一點都不感到奇怪，他在當年奧運會之前曾經對比昂迪進行過樂觀測試。在塞利格曼的實驗中，比昂迪的教練在一項展現比昂迪最佳表現的特別活動期間，故意告訴他一個比真實成績差的虛假成績。儘管得到不利的消息，但比昂迪在休息之後再次進行嘗試，他的表現本來已經非常出色了，第二次的成績甚至比原來更好。與此不同的是，如果其他運動員得到虛假的糟糕成績，樂觀測試顯示他們很悲觀，那麼他們第二次嘗試的成績甚至會更加糟糕。

樂觀和希望一樣，意味著抱有一種強烈的期望，即通常來說，儘管會遇到挫折和阻撓，但事情總會好起來。從情緒智力的角度看，樂觀的態度是防止人們遇到困難時失去興趣、陷入失望或沮喪的緩衝器。樂觀和希望一樣，能夠向生活支付紅利（當然前提是現實的樂觀主義，盲目的樂觀主義則會帶來災難）。

塞利格曼用人們如何解釋成功和失敗來定義樂觀。樂觀的人把失敗視為可以改變的東西，因此下一次他們就會成功；而悲觀的人對失敗感到愧疚，將其歸結為一成不變、無法抗拒的東西。兩種不同的解釋深刻反映了人們如何對待生活。舉個例子，對於求職失敗這樣令人失望的事情，樂觀主義者的反應往往很積極，充滿希望，比如制訂行動計劃或者尋求幫助和建議，他們把挫折看成是可以彌補的東西。與此相反，悲觀主義者面對這種挫折，會認為自己下一次也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得更好，因此面對困難一籌莫展，他們把挫折看成是個人的缺陷，這些缺陷將會永遠困擾著他們。

和希望一樣，樂觀是學習成績的風向標。在一項對賓夕法尼亞大學500名1984年入學的新生的研究中，比起他們的SAT成績或中學成績，學生的樂觀測試分數更能準確地預測他們在大學一年級的學習成績。從事這項研究的塞利格曼指出：“大學入學考試可以衡量才能，而學生的解釋模式可以表明誰放棄了。”只有把適當的才能與面對失敗勇往直前的能力結合起來，才會取得成功。能力測試所不能反映的是激勵。要了解一個人，你需要知道他遇到挫折後是否會繼續努力。我認為在智力水平一定的前提下，個體實際的成就不僅取決於才能，也取決於經受挫折的能力。

塞利格曼對聯泰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保險推銷員的研究結果是樂觀的激勵作用最明顯的體現之一。在所有推銷行業，平靜地接受拒絕是必不可少的能力，尤其是在推銷保險產品的時候，推銷員碰釘子的比例高得令人氣餒。也正是因為這樣，大約3/4的保險推銷員在3年之內就放棄了這份工作。塞利格曼發現，天性樂觀的推銷員在工作的前兩年賣出的保險產品比悲觀的推銷員要多37%。而在工作的頭一年，悲觀者辭職的比例是樂觀者的兩倍。

此外，塞利格曼還說服聯泰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聘請了一批特殊的應聘者，這些人樂觀測試的分數很高，但沒有通過常規的遴選考試（該考試將應聘者的反應與成功保險代理提供的標準答案進行比較）。這批特殊的保險推銷員在頭一年賣出的保險比悲觀者多21%，在第二年多了57%。

樂觀者在推銷行業的成功說明瞭樂觀態度是一種情緒智力。推銷員受到的每一次拒絕，都是一個小小的挫敗。對挫敗的情緒反應是調動足夠的激勵繼續努力的關鍵。隨著被拒絕次數的增多，推銷員士氣低落，再次撥打電話變得越來越困難。對悲觀者來說拒絕尤其難以承受，他們會把拒絕解讀為“我是一個失敗者，我永遠也賣不出一份保險”——這種想法不是引發抑鬱就是導致冷漠和失敗主義。但是樂觀者就不同了，他們會告訴自己“我的方法錯了”，或者“那個人剛好心情很差”。他們把失敗的原因歸結於具體的情景而不是本人，因此他們再打電話的時候就會改變策略。悲觀者的心理暗示引發了絕望情緒，而樂觀者的想法卻孕育了希望的機會。

積極或消極人生觀的一個來源很可能是個體與生俱來的氣質，有些人天生就樂觀或悲觀。不過第十四章將會談到，氣質可以被經驗改變。樂觀與希望，正如無助與絕望，可以後天學習。它們的基礎都是心理學家稱之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價值觀，即相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直面挑戰。任何類型競爭力的提高都會增強自我效能感，使人更樂於接受風險，尋找更多高難度的挑戰。克服挑戰反過來也會增強自我效能感。這種態度使人更有可能充分發揮已有的技能，或者從事發展這些技能的活動。

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rdura）對自我效能進行了大量研究，他將其總結為“人們相信自己有能力，這一點會對這些能力的水平產生深刻的影響。能力不是一種固定資產，能力的發揮有極大的變化空間。有自我效能感的人能從失敗中復原，他們對待事情的態度是直接應對，而不是擔心會犯錯。”

湧流：卓越的神經生物學

一位作曲家這樣形容工作達到最佳狀態的時刻：

你達到了一種如此入迷的境界，以致你感到自己幾乎是不存在的。我經常會有這樣的體驗。我的手好像不屬於我，而我和發生的事情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只是坐在那裡充滿敬畏和驚歎地看著，音符自己流淌出來了。

作曲家的描述，和很多不同的男男女女（比如登山者、國際象棋冠軍、外科醫生、棒球運動員、工程師、經理人員，甚至檔案管理員等）講述自己在喜愛的活動中戰勝自我的體驗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米哈里·齊克森米哈里（Mikaly Sikszentmihalyi）把這種狀態稱為“湧流”，他在長達20年的研究中收集了很多關於巔峰表現的描述。運動員把這種狀態稱為“地帶”，一旦進入了“地帶”，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取得優異的成績。此刻運動員全神貫注、滿心歡喜，觀眾和其他競爭者似乎在他們眼前消失了。在1994年冬季奧運會上獲得速度滑雪金牌的黛安·羅芙–斯坦洛特表示，她在滑完之後什麼都不記得了，只覺得一陣輕鬆，“感覺就像瀑布奔湧而下”。

進入“湧流”狀態是情緒智力的至高境界。湧流也許意味著情緒控制在表演和學習的目的之下達到了極致。在湧流狀態，情緒不受抑制和牽絆，而是積極的、充滿活力的，與當前任務協調一致。個體如果處於抑鬱倦怠或者焦躁不安的狀態，就無法進入湧流。不過幾乎每個人都曾經體驗過湧流（或較小的支流）的狀態，尤其是在進入巔峰狀態或突破以前侷限的時候。令人沉醉的做愛，水乳交融、合而為一，也許最能捕捉到湧流的狀態。

湧流的體驗讓人非常愉快，湧流的特徵是自然流淌的歡樂甚至狂喜。湧流的感覺很美妙，因此它內在的回報也非常豐厚。在湧流狀態，人們全神貫注於所從事的活動，心無旁騖，他們的意識與行動融為一體。個體如果過於關注當前發生的事情就會阻斷湧流，比如“我乾得很棒”的想法可能會破壞湧流的感覺。此時，人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只關注與當前任務有關的狹窄範圍，忘掉了時間和空間。舉個例子，有位外科醫生回憶他在實施一個難度很大的手術時的湧流狀態。他做完手術後注意到手術室的地板上有一些碎瓦礫，於是就問別人發生了什麼事情。他非常吃驚地聽到，原來在他全神貫注做手術的時候，有一塊天花板掉了下來，但他完全沒有注意到。

湧流是一種忘我的狀態，與沉思和憂慮正好相反。處於湧流狀態的人們並不是在精神緊張地冥思苦想，而是專注於當前的任務，失去所有的自我意識，把心裡常常惦記的健康、金錢甚至成功通通拋諸腦後。從這個意義上說，湧流是無我的時刻。看似矛盾的是，處於湧流之中的人們對所從事的活動表現出很強的控制力，他們對不斷變化的任務要求反應自如。在湧流之中，人們的表現達到了巔峰狀態，但他們其實並不關心自己的表現，想著成功或失敗——行為本身的絕對愉悅才是他們的動機。

進入湧流狀態有幾種途徑。一是有意識地把注意力集中於當前的任務。湧流的本質是注意力高度集中。進入湧流的通道似乎存在一個反饋迴路：個體需要一定的努力才能平靜下來，集中注意力開始執行任務——第一步需要自律。而一旦注意力鎖定於目標任務，就會激發出一種內在的力量，不僅能夠減緩情緒波動，還使完成任務變得輕而易舉。

如果人們發現某項任務屬於他們所擅長的領域，但又稍微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在這種時候也可以進入湧流狀態。用齊克森米哈里的話來說：“人們似乎在任務要求稍稍高於平常時最能集中精神，而且他們在這個時候的表現也會優於平常。如果對他們的要求過低，人們就會覺得乏味。如果要求過高難以應付，人們就會產生焦慮。湧流存在於乏味和焦慮之間的微妙地帶。”

自發的愉悅、優美以及有效性是湧流的特徵，湧流與情緒失控導致邊緣神經系統洶湧澎湃衝昏大腦是兩碼事。湧流狀態中的注意力是放鬆而又高度集中的。這種注意力集中，與我們疲勞或乏味時強打精神，或焦慮、憤怒等侵擾性情緒控制注意力的情況完全不同。

除了強烈、高度刺激的輕微入迷的感覺，湧流是一種沒有情緒靜力的狀態。湧流的前提是注意力集中，而入迷似乎是注意力集中的副產品。事實上，冥想傳統的經典理論把專注的狀態描述為純粹的極樂：只有注意力高度集中才能引發湧流。

你會覺得處於湧流狀態的人做事輕而易舉，巔峰表現自然而然，而且是家常便飯。這種印象與人腦的運行機制極為相似，人腦也有類似的重複出現的矛盾現象，即最有挑戰性的任務是用最少的心理能量完成的。在湧流狀態，人腦處於“冷靜”狀態，其神經迴路的喚起和抑制與當前要求協調一致。如果人們從事不需要努力集中和保持注意力的活動，大腦就會“安靜下來”，表現為大腦皮層喚起減少。由於湧流可以幫助人們在特定領域處理最艱鉅的任務，無論是與國際象棋大師對弈還是解決複雜的數學問題，因此這個發現很不尋常。一般認為艱鉅的任務會令大腦皮層更加活躍，而不是相反。不過湧流的一個關鍵是隻在能力頂點的範圍之內才會出現，此時技能得到很好的預演，神經迴路的運行最為有效。

緊張的專注，即由憂慮引發的注意力集中，會引發頻繁的大腦皮層活動。不過湧流和最佳表現似乎是大腦皮層效能的一片罕見的綠洲，只消耗極少的心理能量。這也許可以解釋熟練的實踐可以幫助人們進入湧流狀態，只要掌握了任務的步驟，不管是身體活動比如攀巖，還是心理活動比如計算機編程，大腦的運作都會更加高效。相對於剛開始學習或者難度過大的活動，經過良好訓練之後的活動，對大腦的消耗要少得多。同樣的道理，人腦由於疲勞或緊張導致效率降低，就像緊張工作了一整天之後發生的情況一樣，就會出現大腦皮層活動的精確度下降，大量額外的區域被激活——注意力被高度分散的神經狀態。人在覺得乏味的時候也會處於同樣的狀態。不過，如果在湧流狀態，大腦的運行效率達到最高峰，大腦的活躍區域與任務要求的聯繫就會非常精確。在這種狀態下，即使面對艱鉅的工作，個體也會感到輕鬆自如、精神奕奕，而不是筋疲力盡。

學習與湧流：一個教育的新模式

湧流是某項活動促使人們把自身潛能發揮到極致的狀態，因此，隨著人們技能的提高，需要更大的挑戰才能激發人們的湧流狀態。如果任務過於簡單，就會使人乏味；如果任務過於複雜，就會使人焦慮而無法激發湧流。有人認為，湧流的體驗可以激發技藝或技能進入爐火純青的境界，也就是說，無論是拉小提琴、跳舞還是基因拼接，精益求精的精神至少是進入湧流狀態的部分催化劑。齊克森米哈里對200名從藝術學校畢業18年的藝術家進行了研究，發現那些在學生時代享受過繪畫本身純粹樂趣的人成了嚴肅的畫家，而那些在藝術學校為名利所驅使的人，在畢業之後大多數離開了藝術領域。

齊克森米哈里的結論是：“畫家一定要想著畫畫，畫畫高於一切。如果畫家對著畫布開始考慮他這幅畫能賣多少錢，或者評論界會如何評論，他就無法獨闢蹊徑。創造性的成就取決於一心一意的投入。”

湧流是精通一門技藝、職業或藝術的前提，同時也是學習的前提。除了成就測驗所衡量的智力潛能之外，進入湧流狀態的學生學習效果會更好。在芝加哥一所特殊的科技高中,挑選數學測驗成績排名在前5%的學生，並由數學老師評估為高成就者或低成就者。研究者對學生如何利用時間進行監測，每位學生攜帶一個傳呼機，在白天傳呼機會隨機提醒他們記錄當前從事的活動以及情緒狀態。不出所料，低成就者每週在家學習的時間只有15個小時，比高成就者的27個小時要少得多。低成就者不學習的時候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社交上，與朋友或家人出去玩耍。

研究者通過分析學生的情緒狀況，得出了一個顯著的發現。高成就者和低成就者每週都會把大量時間花在乏味的活動上，比如看電視，這些活動對他們的能力沒有造成任何影響。當然大部分青少年都是如此。他們之間主要的差異在於學習的體驗。對於高成就者，在40%的學習時間裡，他們感受到了愉快、專注的湧流狀態。但對於低成就者，他們只在16%的學習時間裡出現湧流狀態，而且他們在行為要求超出能力水平的時候往往產生焦慮情緒。低成就者從社交活動而不是學習當中獲得樂趣和湧流的感受。總之，能夠達到並超過自身學業潛力水平的學生，往往更容易被學習吸引，原因在於學習會令他們進入湧流狀態。悲哀的是，低成就者無法磨鍊可以讓自己進入湧流狀態的技能，這不僅令他們喪失學習興趣，還有可能限制他們完成智力任務的水平——也許他們將來會發現這些智力任務很有趣。

提出多元智能理論的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認為，湧流及其積極的心理狀態是教導兒童最健康的途徑之一。也就是說，不用威脅或獎賞，而是從內在激發兒童的積極性。加德納提出：“我們應該利用孩子們積極的狀態，把他們吸引到可以發展自身競爭力的領域進行學習。湧流是一種內在的狀態，它意味著孩子從事的是恰當的活動。你必須找到感興趣的東西，並持之以恆。孩子如果對學校感到厭煩，就會打架鬧事；如果對功課感到焦慮，就會害怕挑戰。如果你有感興趣的活動，並從這項活動中獲得樂趣，你的學習效果就會很好。”

很多學校把加德納多元智能模型付諸實踐，其制定的教育策略著眼於辨別兒童的專長，使其發揮長處、改正缺點。比如，相對於其他不擅長的領域，有音樂或運動天賦的兒童在這些領域更容易進入湧流狀態。瞭解兒童的特點可以幫助教師調整教育方式，因材施教，提供從補習班到強化班等各種層次的課程，使兒童獲得最優化的挑戰。通過這種方式，學習會變得更有趣，不再令人厭煩或恐懼。加德納說，“希望在於，如果孩子們從學習中獲得湧流的感覺，他們就會勇於嘗試新領域的挑戰”，他還補充說經驗可以證明這一點。

更有普遍意義的是，湧流模型揭示了掌握任何技能或知識最理想的狀態是順其自然，把孩子吸引到他感興趣的領域，從本質上說，也就是孩子熱愛的領域。最初的激情可能孕育出高水平的造詣，孩子意識到有所追求——無論是在跳舞、數學還是音樂領域——是湧流快感的源泉。由於保持湧流狀態要求個體不斷突破自身能力界限，因此湧流成為精益求精的主要推動力，也是孩子的快樂源泉。當然，與大多數人在學校接受的教育模式相比，這是一種更加積極的學習和教育模式。誰不會在回憶校園生活的時候，多多少少想起那些枯燥與焦慮相互交織的時光呢？對於以教育為出發點的情緒控制，通過學習獲得湧流狀態是一種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然，而且很有可能更高效的方式。

這從更普遍的意義說明瞭把情緒導向有利的結果是一種主導性向。不管是控制衝動還是延遲滿足，對自身情緒進行調節，使其有助於思考而不是妨礙思考，自我激勵，勇於嘗試，百折不撓，或者尋找辦法進入湧流狀態，使表現更為出色，這一切都揭示了情緒對於有效活動的導向性作用。

第七章  同理心的根源

回到我們此前介紹過的加里的案例，那位患有“述情障礙”的出色的外科醫生，他不僅對自己的感受毫無察覺，對未婚妻艾倫的感受也無動於衷，這讓艾倫飽受困擾。和大多數述情障礙者一樣，加里沒有同理心，也難以體察他人的心理。艾倫說起自己的情緒很低落，加里卻不會產生同情；如果艾倫說起愛，他就改變話題。加里會對艾倫所做的事情進行“有幫助的”評價，但他卻沒有意識到他的評價會讓艾倫感覺受到打擊，而不是幫助。

同理心的基礎是自我意識，我們對自身的情緒越開放，就越善於理解情緒。像加里這種述情障礙者，他們不清楚自身的感受，對於他人的感受更是一無所知。他們是情緒的失聰者。情緒的音調與和絃交織在人們的言語和行動中，比如言之鑿鑿的聲調、姿態的變換、別有深意的沉默或洩露秘密的顫抖，這一切他們渾然不覺。

述情障礙者不僅不清楚自己的感受，如果別人向其表達感受，他同樣也會感到困惑。無法接收他人的感受是情緒智力的一個重大缺陷，也是人生的悲慘失敗。從根本上說，關懷起源於情緒的協調性，起源於同理心。

同理心，即瞭解他人感受的能力，在人生的很多競技場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銷售和管理到談情說愛和養兒育女，再到同情關愛和政治行動。沒有同理心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比如在精神病罪犯、強姦犯和孌童犯身上就看不到同理心。

人們用言語表達出來的情緒很少，情緒更多的是體現為其他信號。憑直覺感知他人的感受，關鍵在於理解非言語信息的能力，比如聲調、姿勢、面部表情等。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羅森塔爾及其學生對人類非言語信息的理解能力進行了一項大型研究。羅森塔爾設計了旨在測試同理心的非言語敏感性測驗（Profile of Nonverbal Sensitivity,PONS），他讓人拍下一位年輕女性表達各種感受的系列錄像，比如厭惡或母愛等，後來又增加了妒忌的憤怒、請求原諒、表達感激以及引誘等畫面。經過精心剪輯，錄像的每一組畫面被系統地屏蔽了一種或多種非言語傳播渠道，比如把某些畫面的聲音抹掉，把面部表情之外的其他線索全部去除，或者畫面只展現肢體動作等，因此受測者只能根據某一特定的非言語線索來辨別錄像中人物的情緒。

研究者測試了美國及其他18個國家的7 000位人士，能夠根據非言語線索理解情緒的好處包括：更善於調節情緒，更受人歡迎，更加外向，同時還更加敏感。一般而言，女性的同理心要強於男性。在為時45分鐘的測試中表現有所改善的人——說明他們擁有學習同理心的天賦——與異性的關係更加親密。同理心還能促進愛情生活，這一點也不奇怪。

與情緒智力的其他要素一樣，同理心敏感度測試的分數與SAT、智商測試或成績測試的分數只存在偶然的聯繫。專為兒童設計的特殊非言語敏感性測驗同樣證實了同理心獨立於學業智力。總共有1 011名兒童參加了這項測驗，那些具有解讀非言語情緒能力的兒童，是學校裡最受歡迎的人，同時也是情緒最穩定的人。儘管他們的平均智商並不比那些不擅長解讀非言語信息的兒童高，但他們的學習成績更出色。這說明掌握同理心技能有助於課堂學習效率的提高（或單純使老師更加喜歡他們）。

言語是理性腦的模式，而非言語是情緒腦的模式。如果一個人說的話與他表現出來的聲調、姿勢或其他非言語方式不一致，那麼他真實的情緒在於他說話的方式，而不在於他說話的內容。傳播學研究的一個經驗法則是90%或以上的情緒信息是非言語的。非言語信息——聲調裡的焦慮、快速動作中所包含的怒氣，通常會被對方下意識地接受，沒有特別留意信息的本質，只是心照不宣地接受並回應。我們在這方面的能力，即同理心的技能，基本上也是心照不宣地學會的。

同理心的發展

9個月大的侯普看到另一個寶寶摔倒了，侯普的眼淚奪眶而出，爬到媽媽懷裡尋求安慰，好像摔疼的是她自己。15個月大的邁克爾用自己的泰迪熊玩具安慰哭泣的小夥伴保羅。保羅還是哭個不停，邁克爾又找來了保羅的安全毯給他依偎。寶寶們充滿同情和關懷的小舉動是他們的媽媽觀察到的。在一項研究中，媽媽們接受訓練，負責記錄自己寶寶的同理心行為。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同理心的根源可追溯到嬰兒期。幾乎從出生起，嬰兒如果聽到別的嬰兒在哭，他們也會感到不安。有人把嬰兒的這種反應看做同理心的萌芽。

發展心理學家發現，嬰兒甚至在充分意識到自己相對於他人是獨立的個體之前，就會為同情而苦惱。在出生幾個月後，嬰兒對周圍人的不安會作出反應，好像自己遇到不安一樣，看到別的嬰兒流淚自己也會哭。長到一歲左右，嬰兒開始意識到不幸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而是發生在他人身上，不過他們對如何反應仍然感到困惑。比如紐約大學的馬丁·L·霍夫曼（Martin L.Hoffman）研究發現，一歲大的嬰兒會把自己的媽媽叫過來安慰哭泣的小夥伴，而沒有意識到小夥伴的媽媽此刻也在房間裡。嬰兒的困惑還表現在，年僅一歲的他們還會模仿他人的困擾，這也許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如果看到別的寶寶手指受傷，他們可能會把自己的手指放進嘴裡，看自己是不是也受傷了。有個寶寶看到自己的媽媽在哭就去抹自己的眼睛，儘管他的眼睛裡並沒有淚水。

嬰兒的這種行為被稱為“動作模仿”（motor mimicry），“同理心”的原始含義就是“動作模仿”。“同理心”一詞由美國心理學家E·B·蒂奇納（E.B.Titchener）在20世紀20年代最早使用。同理心現在的意義與其最初從希臘文“empatheia”轉化為英文時的原意稍有不同。“empatheia”意為“感受到”，美學理論家最初用它來形容感知他人主觀體驗的能力。蒂奇納提出，同理心起源於一種對他人困擾的身體模仿，個體通過模仿引發相同的感受。他用“同理心”與“同情心”進行區分，同情心是指對別人的遭遇感到同情，但並沒有體會到和別人一樣的感受。

大約兩歲半的時候，動作模仿現象從嬰兒身上消失了，此時他們意識到他人的痛苦與自己的痛苦是不同的，而且能夠更好地安慰他人。一位媽媽的日記中記錄了一個典型的事件：

鄰居家的寶寶哭了……珍妮走過去，想給他一些曲奇餅。她圍著他團團轉，自己開始哭起來。然後她試圖撫摸他的頭髮，但被他撥開了……他自己慢慢平靜下來了，但珍妮仍然很擔心。她一直遞給他玩具，輕輕拍他的頭和肩膀。

在這個階段，幼兒對他人情緒不安的敏感性開始出現分野，有些孩子像珍妮那樣感覺敏銳，有些孩子則遲鈍一些。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瑪麗安·拉德卡–雅羅（Marian Radke-Yarrow）和卡洛琳·贊–韋克斯勒（Carolyn Zahn-Waxler）進行的系列研究發現，同理心出現差異主要與父母如何約束孩子有關。比如父母要求孩子特別注意他們的錯誤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困擾，“看看你讓她多難受”，而不是“你真淘氣”。研究者還發現，觀察其他人在面對別人的困擾時如何反應也會影響同理心的塑造。通過模仿自己看到的東西，兒童同理心反應的知識體系得到了發展，尤其是懂得了怎麼幫助受到困擾的人。

善於協調的孩子

莎拉在25歲那年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兒子馬克和弗雷德。她覺得馬克更像她，而弗雷德更像爸爸。莎拉的印象也許無形中導致她用不同的方式對待雙胞胎，影響既顯著又微妙。在雙胞胎3個月的時候，莎拉常常讓弗雷德盯著她看，如果他轉過臉去，莎拉會試圖再次抓住他的目光。這時候弗雷德會更加斷然地轉過臉去。而一旦莎拉看別的地方，弗雷德就會回過頭來看她，追逐和躲避的循環再次開始了，這種把戲常常把弗雷德弄哭。但對馬克，莎拉幾乎從來不像對待弗雷德那樣故意進行眼神接觸。相反，馬克可以隨心所欲地中斷眼神接觸，莎拉從來不追逐他的目光。

這種舉動看似無足輕重，但卻意味深長。一年之後，弗雷德明顯比馬克更膽怯，依賴性也更強。他表達恐懼的方式是中斷與他人的眼神接觸，就像他3個月時對待他媽媽那樣，低頭把臉轉過去。但馬克會直接看別人的眼睛，如果他想中斷眼神接觸，他就會微微向上抬起頭，然後轉到一邊，帶著勝利的微笑。

這對雙胞胎和他們的母親參與了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心理學家丹尼爾·斯特恩（Daniel Stem）的研究，他對他們的行為進行了細緻的觀察。斯特恩對父母與孩子之間瑣碎、重複的互動非常入迷，他相信情緒生活最基礎的經驗就是在這種親密的時刻建立起來的。親子互動最關鍵的時刻是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情緒會被待之以同理心，會為人所接受並得到迴應，斯特恩將這個過程稱為“協調”。雙胞胎的媽媽與馬克協調一致，但與弗雷德的情緒卻不同步。斯特恩認為，親子之間無數次重複的協調一致或者不相協調的時刻，塑造了孩子成人以後對親密的人際關係的情感期望，這種影響也許比童年期重大事件的影響更加深刻。

協調發生在無聲無息之際，它是人際關係變奏的組成部分。斯特恩把母嬰相處場景拍攝成幾個小時的錄像，進行了細緻入微的研究。他發現，媽媽通過協調讓寶寶知道她明白寶寶當前的感受。比如寶寶發出高興的尖叫，媽媽通過輕輕搖晃、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或者配合寶寶的叫聲發出相應的聲調，以此來肯定寶寶的快樂。又如寶寶晃動撥浪鼓，作為迴應，媽媽迅速搖晃起來。在母嬰互動過程中，來自媽媽的肯定信息與寶寶的興奮水平不同程度地互相呼應。微妙的協調讓嬰兒確認他的感受得了情緒迴應，斯特恩發現，媽媽與寶寶互動時，大約每分鐘就會向寶寶發出迴應的信息。

協調與簡單的模仿有很大的差異。斯特恩告訴我：“如果你只模仿寶寶，僅僅說明你知道他的行為，而不是他的感覺。要讓寶寶知道你能夠體會他的感受，你必須用另一種方式迴應寶寶的內在感受，這時寶寶就會知道他得到了理解。”

在成年人的生活中，與母嬰之間親密的協調最為接近的也許是做愛。斯特恩寫道，做愛“包含了感受對方主觀狀態的體驗：共同的慾望，一致的意圖，同步轉變喚起的相互狀態”。愛侶之間反應同步一致，心領神會，和諧融洽。做愛的至高境界是同理心的一種相互行為，而最糟糕的做愛則缺少情緒的相互性。

不協調的代價

斯特恩認為，嬰兒從反覆的協調開始發展出一種感覺，即他人可以並願意分享自己的感受。嬰兒大約在8個月的時候產生這種意識，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與他人是分離的，生活中親密的人際關係繼續塑造他們的認知。父母與孩子不協調的影響非常嚴重。在一個實驗中，斯特恩要求媽媽們故意對寶寶要麼過度反應要麼毫無反應，而不是與他們協調一致，結果寶寶們立刻變得絕望和困擾。

父母與孩子之間缺少協調的時間如果過長，孩子的情緒就會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如果父母對孩子的特定情緒，比如歡樂、淚水、擁抱的需要等，一直沒有表現出同理心，孩子就會開始迴避表達，甚至可能不願意再感受相同的情緒。由此可以推測，孩子將會慢慢停止把這些情緒用於親密的人際關係，如果孩子在童年期感受一直被忽略的話尤其如此。

同樣的道理，兒童可能會養成負面的情緒，這取決於他們獲得哪些情緒的迴應。即使是嬰兒也能“捕捉”情緒，比如3個月大的嬰兒，如果媽媽患上抑鬱，相對於其他嬰兒，他們在與媽媽玩耍時會反映媽媽的情緒，表現出更多的憤怒和悲傷，以及更少自發的好奇心和興趣。

在斯特恩的研究中，有位媽媽經常對寶寶的活躍水平不作迴應，寶寶最終就會變得消極被動。斯特恩指出：“被媽媽這樣對待的嬰兒明白了，我興奮的時候不能讓媽媽感到同樣興奮，所以我還是不要嘗試了。”不過“修復”關係還是有希望的：“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比如與親戚朋友的關係，或在心理治療過程中產生的關係，會繼續塑造個體人際關係的運行模式。一時的不平衡可以在後來得到矯正，這是一個持續一生的過程。”

有多種心理分析理論認為，人際關係治療的實質是提供情緒矯正，即對協調的修復。一些心理分析理論家用“鏡像”一詞描述治療師理解病人的內心狀態並對病人進行迴應的過程，如同善於協調的母親與寶寶之間的互動交流。情緒的同步性心照不宣，而且難以為意識所察覺，但病人可能會產生被人深深地認同和理解的感覺。

童年期缺少協調的情緒代價非常大，會對兒童的一生產生影響。對罪行最嚴重的暴力罪犯的研究表明，與其他罪犯相比，他們早期生活的一個特徵是被迫輾轉於不同的收養家庭，或者在孤兒院長大——他們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們的情緒受到忽略，幾乎沒有獲得協調的機會。

情緒忽略會削弱同理心，而強烈、持續的情緒虐待，比如殘忍可怕的威脅、人格侮辱及尖酸刻薄，會導致一種可悲的結果。遭受情緒虐待的兒童對他人的情緒會變得極度戒備，這是受到精神創傷後對預示著威脅的信號的一種警覺。這種對他人感受強迫性的關注常見於心理受虐待的兒童，他們成年之後會情緒緊張，喜怒無常，有時還會被診斷為“邊緣型人格障礙”。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非常善於感知他人的感受，他們在童年期曾遭受情緒虐待的情況很普遍。

同理心的神經病學

和神經病學的情況一樣，研究同理心大腦基礎的最早線索來自古怪離奇的病例報告。比如197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分析了幾個額葉右側區域受到損傷的病人的案例，病人出現了離奇的退化，儘管他們完全明白別人的話，但他們不能根據別人的聲調理解情緒的信息。挖苦的“謝謝”、感激的“謝謝”以及憤怒的“謝謝”對他們而言意思完全一樣。與此相對的是，1979年的一份報告提到了右半腦其他區域受損的病人，他們在情緒知覺方面存在完全不同的缺陷。這些病人不能用聲調或姿態表達自身的情緒。他們知道自己的感覺，但表達不出來。不同的研究者指出，所有這些大腦皮層區域都與邊緣系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加利福尼亞理工大學精神病學家萊斯利·布拉澤斯（Leslie Brothers）在一篇關於同理心生物學的研討論文中，對上述研究進行了文獻回顧。布拉澤斯介紹了同理心神經病學的發現以及對動物進行的比較研究，他指出杏仁核及其與視覺皮層的聯結區域是形成同理心的關鍵大腦迴路的一部分。

很多相關的神經病學研究以動物尤其是非人靈長類動物為受測者。靈長類動物的同理心（布拉澤斯喜歡把同理心稱為“情緒溝通”）不僅是一種趣聞逸事，而且通過實驗得到了證實。首先，研究者在恆河猴一聽到某種聲音的時候就對它們進行電擊，訓練它們害怕這種聲音。然後，教它們學會避免電擊，一聽到這種聲音就推動槓桿。接下來，這些猴子被成對放到獨立的籠子裡，兩隻猴子唯一的溝通渠道是閉路電視，它們能通過電視看到對方的臉。研究者只讓第一隻猴子聽到可怕的聲音，第一隻猴子的臉上出現了害怕的表情。這時第二隻猴子通過電視看到了第一隻猴子害怕的表情，於是推動槓桿避免電擊。猴子的行為如果不是出於利他主義，就是出於同理心。

在證實非人靈長類動物能夠根據同伴的面部表情理解其情緒之後，研究者把長而尖的電極棒小心地刺進猴子的大腦。電極棒可以記錄大腦視覺皮層和杏仁核單個神經元的活動。結果顯示，猴子看到同伴的表情時，有關信息首先激起視覺皮層神經元的反應，然後才是杏仁核的神經元。這條通道正是信息喚起情緒的標準通道。不過令人意外的是，研究者還監測到某些視覺皮層神經元只對特定的面部表情或姿勢作出迴應，比如帶有威脅的血盆大嘴、因為害怕而扭曲的面部或者馴服的蜷縮。這些神經元與同一區域辨別熟悉面孔的其他神經元有所不同。這也許表明造物主從一開始就為大腦設計了對特定的情緒表達作出迴應的機制，也就是說，同理心是天生的。

布拉澤斯指出，關於杏仁核和皮層的聯繫被切斷的野生猴子的研究，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杏仁核–皮層通道對理解和迴應情緒的關鍵作用。當這些猴子被放生回到猴群之後，它們能夠應付一般的任務，比如填飽肚子和爬樹。不過這些可憐的猴子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對同伴作出情緒迴應。儘管別的猴子善意地靠近它們，它們還是會逃走，最終獨自生活，避免與猴群的聯繫。

布拉澤斯認為，特定情緒的神經元集中的皮層區域也是與杏仁核聯繫最為頻繁的區域。理解情緒離不開杏仁核–皮層神經迴路，它對協調個體作出準確的迴應起到關鍵的作用。布拉澤斯指出，對於非人靈長類動物，“這種機制的保命價值非常重大”。“對其他個體的靠近的覺知，會引發特定的‘心理迴應’模式，而且根據對方攻擊、安靜地休息或求偶的來意迅速作出迴應。”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家羅伯特·利文森（Robert Levenson）的研究顯示，人類同理心的生理基礎與此相似。他對已婚夫婦吵架時試圖猜測對方心理感受的現象進行了研究。他的方法很簡單：把夫婦倆討論婚姻家庭的某些問題（比如孩子教育、消費習慣等）的場景拍攝成錄像，並測量他們的生理反應。然後讓他們看錄像並講述自己當時的感受。最後讓他們再看一次錄像，並試圖理解對方的感受。

與配偶的生理水平同步的丈夫或妻子，同理心的準確度最高。也就是說，當對方不斷地冒汗時，他們也會冒汗；當對方心率下降時，他們的心跳也變慢了。簡而言之，他們的身體時時刻刻都在模仿配偶微妙的身體反應。在最初的互動期間，如果觀看者的生理模式只是不斷地自我重複，他們就很難揣測配偶的感受。只有在身體反應同步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同理心。

這說明在情緒腦以強烈的反應驅動身體時，比如發火的時候，很少或者不會產生同理心。同理心要求個體保持足夠的冷靜和感受力，以便情緒腦接收和模仿他人微妙的情緒信號。

同理心和道德：利他主義的根源

16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的“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是英語文學史上最著名的詩句之一。多恩的詩句說出了同理心與關懷之間關係的核心：他人的痛苦即自身的痛苦。與他人感同身受也就是關懷他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同理心的反面是厭惡。同理心的態度是不斷地進行道德判斷，因為道德困境會牽涉潛在的受害者：你該為了不讓朋友感情受到傷害而撒謊嗎？你該履行諾言去探望生病的朋友，還是接受最後一刻的晚宴邀請？對於沒有生命維持系統就會死去的病人，生命維持系統應該運行到什麼時候？

上述道德問題是同理心研究專家馬丁·霍夫曼提出的，他認為道德的根源在於同理心，因為正是與潛在受害者——比如遭受痛苦、威脅或者貧困的人——感同身受，願意與之分擔困苦，才促使人們行動起來幫助他們。霍夫曼認為，同理心除了與人際交往中的利他主義有直接的聯繫之外，設身處地為他人考慮的力量還促使人們遵循一定的道德準則。

霍夫曼認為，個體從嬰兒期開始就自然發展出同理心。我們知道，一歲大的嬰兒看見別人摔倒會感到困擾並哭起來。嬰兒的感受非常強烈和直接，他會把自己的手指含在嘴裡，並把頭埋在媽媽的膝蓋上，好像自己受傷一樣。一歲之後，嬰兒對自己與他人的區分有了更多的意識，他們會很積極、很努力地安慰其他哭泣的嬰兒，比如把自己的泰迪熊玩具送給小夥伴。在兩歲的時候，嬰兒開始意識到他人的感受不同於自身的感受，因此他們對他人感受的蛛絲馬跡變得更為敏感，比如此時他們會認識到，對於驕縱的嬰兒，對付他們眼淚的最好辦法是不去過多地關注他們。

同理心的最高水平出現在童年期後期，在這個階段，兒童能夠超越當下的情景來理解困擾，並認識到他人的生活狀況或狀態也許是其長期困擾的根源。此時他們可以感受到整個群體的困苦，比如窮人、受壓迫的人以及被遺棄的人。這種理解到了成年期會演變成以希望減少貧困和不公正為核心的道德信念。

同理心在很多方面構成道德判斷和行動的基礎。其中一種是“同理心憤怒”，19世紀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將其形容為“報復的自然感受……出於智力以及對傷害的同情心，傷害他人也就是傷害我們”。穆勒還將其稱為“正義的捍衛”。同理心導致道德行為的另一個事例是旁觀者代表受害者進行干涉行動。有研究表明，旁觀者對受害者的同理心越強烈，他進行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大。還有證據表明，人們的同理心水平會影響他們的道德判斷。比如德國和美國的研究表明，人們的同理心越強，就越贊成資源按需分配的道德準則。

沒有同理心的生活：孌童者的心理，反社會分子的道德觀

埃裡克·埃克卡得捲入了一樁臭名昭著的罪行。身為花樣滑冰運動員託尼婭·哈丁的保鏢，他參與謀劃了對哈丁1994年冬奧會花樣滑冰金牌的主要競爭對手南希·克里根的襲擊。克里根在襲擊中膝蓋受傷，在關鍵的訓練期間只能待在場外休息。埃克卡得在電視上看到流淚的克里根，突然感到悔恨，向一位朋友透露了自己的秘密，最後襲擊者被繩之以法。這就是同理心的力量。

那些犯下慘無人道罪行的人通常缺乏同理心，因而釀成慘劇。強姦犯、孌童者以及很多家庭暴力罪犯常常存在生理的斷層線，缺乏同理心。他們無法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因此會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辯解開脫。強姦犯的辯解包括“女人其實希望被強姦”，或者“如果她反抗，她只是在欲迎還拒”。對於孌童者，“我沒有傷害兒童，只是為了表達愛”，或者“這只是愛的另一種形式”。這些自我辯解全部出自因為心理問題而接受治療的施暴者之口，他們在施暴或者準備施暴的時候就是這樣告訴自己的。

這些人在對受害者實施傷害時，同理心完全被矇蔽了，這通常是加速他們暴行的情緒循環的一部分。我們不妨來見證一下導致兒童性侵犯等性犯罪行為的情緒發展過程。這個循環從孌童者情緒低落開始，比如他們在電視上看到快樂的伴侶會感到憤怒、沮喪或寂寞，然後對寂寞感到絕望。於是，孌童者通過幻想來尋求慰藉，他們常常幻想與孩子建立溫馨的友誼，進而演變成性幻想，最後以手淫告終。孌童者的悲傷暫時得到緩解，不過這種緩解的效果很短暫，更強烈的絕望和寂寞會捲土重來。孌童者開始考慮把幻想付諸行動，用“只要孩子身體沒有受到傷害，我就不會造成真實的傷害”和“如果孩子真的不想和我發生關係，她可以阻止我”等藉口來為自己開脫。

此時，孌童者透過畸形的幻想看待孩子，而不是帶著同理心體會一個真實的孩子在這種情景之下的感受。這種情緒斷裂的特徵一直體現在後來的整個過程，從為誘使孩子獨自一人制訂周密計劃，到對即將發生的事情進行精心預演，再到實施計劃。在此過程中，孌童者好像認為孩子沒有自己的感受，相反，他幻想孩子的態度很合作。孩子的情緒——厭惡、恐懼、討厭被忽略了。一旦孌童者注意到孩子的情緒，對他來說就會“破壞”一切。

孌童者或類似侵犯者對受害者完全缺乏同理心，這是為其設計的新治療方法的主要關注點之一。在一個最有希望的治療項目中，侵犯者要閱讀與自身罪行類似的犯罪描述，材料從受害者的角度展開敘述，令人心痛動容。他們還要看錄像，觀看受害者淚流滿面地訴說被侵犯的感覺。然後侵犯者要從受害者的角度寫下他們的罪行，想象受害者的感受。他們在治療小組裡把自己寫的東西朗讀出來，然後試圖從受害者的角度回答關於侵犯的問題。最後，侵犯者要重新模擬一次犯罪行為，不過這次他們扮演的是受害者的角色。

這種治療方法叫做“觀點採擇”，設計者是佛蒙特州犯罪心理學家威廉·皮瑟斯。他告訴我，“對受害者的同理心改變了侵犯者的認知，侵犯者即使在幻想中也很難否定受害者的痛苦”，從而激發侵犯者與其邪惡的性慾進行抗爭。在獄中接受治療項目的性侵犯者與沒有接受該項目的性侵犯者相比，他們刑滿釋放後繼續實施侵犯行為的概率只有後者的一半。如果沒有同理心的激發，其他的治療不會起到任何作用。

對像孌童者這種性侵犯者培養同理心的希望不大，對於另一類犯罪者，即精神錯亂的侵犯者（這種人近年在精神病診斷裡又被稱為“反社會分子”），更是難上加難。聲名狼藉的反社會分子對最殘忍最無情的行為沒有絲毫悔恨之意。精神錯亂，即無法感受到任何同理心或同情心，或者不會受到任何良心的責備，是最複雜的情緒缺陷之一。精神錯亂者冷漠的根源可能在於他們無法進行哪怕是最淺層次的情緒聯繫。最殘忍的罪犯——比如施虐成狂的連環殺手——會從受害者臨死前的痛苦中得到極大的快樂，這些人是精神錯亂者的典型代表。

精神錯亂者還善於撒謊，他們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可以信口開河，還會操控受害者的情緒，極盡譏諷挖苦之能事。洛杉磯黑幫分子、年僅17歲的法羅曾經在駕車時隨意開槍，將一位母親和她的孩子致殘。他在描述自己的行為時驕傲多於悔恨。當時法羅和里昂·炳坐在車上，後者正在寫作一本關於洛杉磯黑幫“瘸子幫”和“血幫”的書，法羅想向他炫耀一番。法羅告訴炳，他準備給另外一輛車裡的“兩個夥計一點顏色看看”。炳是這樣描述當時情景的：

開車的人感到有人在看他，向我的車瞥了一眼。他和法羅對望了一眼，眼睛突然睜大了。然後他避開了法羅的目光，向下看，看向別處。我在他眼裡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恐懼。

法羅又向炳展示了他對下一輛車裡的人流露的神情：

他直直地看著我，臉色陡然一變，好像在玩延遲攝影的把戲。他的臉會讓人做噩夢，慘不忍睹。他的臉告訴你，如果你迎著他的目光對視，如果你敢挑戰他，你最好能堅持到底。他的表情分明寫著，他根本什麼都不在乎，不管是你的性命還是他的性命。

當然，對於犯罪這種複雜的行為，有很多看似合理的解釋並沒有涉及生物基礎。其中一種解釋是情緒技能的反常類型——恐嚇他人——在暴力社區可以用來自保，當然也可能引發犯罪。在這些情況下，同理心氾濫反而不利。事實上，有選擇地捨棄同理心在很多時候是一種“美德”，從刑訊逼供的“壞警察”到惡意收購公司股票的“黑武士”無不如此。比如，為恐怖國家服務的施暴者講述了為完成“任務”，他們怎樣學會與受害者的感受相剝離。操控的方法有很多種。

缺乏同理心更有害的一面是在對嚴重虐妻犯的研究中被偶然發現的。該研究顯示很多有暴力傾向的丈夫出現了生理異常，他們經常毆打自己的妻子，或者用刀或槍威脅她們。丈夫施暴時並沒有被怒火衝昏頭腦，而是處於一種冷酷無情、老謀深算的狀態。他們心跳放慢而不是加速——心跳加速通常是憤怒不斷累積的表現。這說明他們生理上變得更加平靜，與此同時更加好鬥和殘忍。他們的施暴更多的是一種精心策劃的恐怖行為，用恐怖的方法迫使妻子就範。

冷漠殘忍的丈夫有別於其他虐妻犯。首先，他們在婚姻生活之外更有可能表現出暴力，容易捲入酒吧紛爭，與同事和其他家庭成員吵架等。大部分虐妻者是在衝動之下對妻子實施暴力的，他們感到被拒絕或嫉妒，或者是出於被遺棄的恐懼才會怒火中燒，而老謀深算的虐妻者會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對妻子實施暴力，一旦他們開始，不管妻子做什麼——包括逃跑——都會被視為對他們的反抗。

有研究精神錯亂罪犯的專家推測，這種人冷酷無情、控制慾強，缺少同理心或關懷，其根源有時是神經缺陷^[6]。對於冷酷無情的精神錯亂者，他們的生理基礎可能表現為兩種形式，都與通往邊緣腦的神經通道有關。在一個實驗中，研究者讓受測者辨認快速閃過的詞語，同時測量其腦波。詞語閃現的速度非常快，大約是1/10秒。大多數人對諸如“殺”這種情緒性詞語的反應明顯不同於諸如“椅子”這種中性詞。如果情緒性詞語閃過，受測者的判斷會更迅速，其大腦對情緒性詞語表現出一種獨特的腦波模式，而對於中性詞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但對精神錯亂者的研究發現，他們不會出現這些反應，他們的大腦不僅對情緒性詞語沒有顯示出獨特的腦波模式，而且反應速度也沒有加快，這說明他們辨認詞語的言語皮層與對詞語賦予感受的邊緣腦之間的神經迴路遭到了破壞。

從事此項研究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哈爾（Robert Hare）認為，研究結果表明精神錯亂者對情緒性詞語的理解很膚淺，這是他們情感世界較為淺薄的一種反映。哈爾指出，精神錯亂者的麻木不仁部分原因在於他在早期研究中發現的另一種生理模式，這種生理模式同時顯示了這種人的杏仁核與相關神經迴路運行不規則的現象。他發現，準備接受電擊的精神錯亂者沒有顯示出任何準備經受痛苦的人身上常見的恐懼反應。哈爾認為，由於痛苦的預期沒有激發精神錯亂者的焦慮情緒，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在未來將會受到的懲罰毫不關心。同時，由於他們本身不會感到恐懼，他們對受害者的恐懼和痛苦不會產生同理心或同情心。

第八章  社交藝術

這是5歲的孩子與年紀更小的孩子相處時經常發生的一幕。萊恩對兩歲半的小弟弟傑伊完全失去了耐心，傑伊把他們玩的積木弄得一團糟。萊恩怒火中燒，咬了傑伊一口，傑伊哇哇大哭起來。他們的媽媽聽到傑伊痛苦的哭聲，過來責罵萊恩，命令他把引起紛爭的積木收起來。萊恩覺得媽媽的裁斷不公平，也大哭起來。媽媽仍然很生氣，拒絕安慰他。

令人意外的是，萊恩卻得到了傑伊的安慰。雖然他是最初的肇事者，但哥哥的哭聲引起了他的關注，他試圖讓萊恩冷靜下來。

“萊恩，不要這樣，”傑伊懇求道，“不要哭，哥哥，不要哭了。”

可是萊恩還在哭。傑伊直接的懇求沒有奏效，他轉而為萊恩向媽媽求情：“萊恩哭了，媽媽！萊恩哭了。看。我指給你看，萊恩哭了。”

接著傑伊對著萊恩扮演起媽媽的角色，他一邊輕輕拍打哭泣的哥哥，一邊溫柔地說：“看，萊恩。不要再哭啦。”

萊恩不理會傑伊的安慰，還在繼續抽泣。於是傑伊又換了一種方法，他幫萊恩把積木放到袋子裡，友好地說：“啊，萊恩。我給萊恩放好了，嘿？”

萊恩依然在哭。機靈的傑伊採取了另一個策略，即轉移注意力。傑伊把一輛玩具車拿給他哥哥，試圖讓他忘記之前發生的小摩擦。“這裡有個人。萊恩，這是什麼？萊恩，這是什麼？”

萊恩對此毫無興趣。什麼也安慰不了他，他哭個沒完。媽媽對他失去了耐心，轉而用父母慣用的手段來威脅他：“你想讓我揍你嗎？”萊恩戰戰兢兢地回答：“不想。”

“那就不要再哭了，求你了。”媽媽嚴厲地說，帶著一絲慍怒。

萊恩一邊抽泣一邊可憐兮兮地喘著氣說：“我儘量。”

傑伊受到啟發想出了最後一招。他模仿媽媽嚴厲而權威的口吻，威脅萊恩：“不許哭，萊恩。再哭打你屁屁！”

這段小插曲充分展示了30個月的幼兒為調節他人情緒所表現出的非常老到的情緒技巧。傑伊為了安慰哥哥，運用了好幾種策略，從簡單的懇求，到向媽媽尋求結盟（可惜她拒絕幫忙），再到用行動安慰哥哥，幫哥哥收拾積木，轉移哥哥的注意力，最後還用到了威脅和命令。毫無疑問，傑伊所用的這一套辦法，正是自己情緒困擾時別人對待他的方式。不管怎樣，最重要的是傑伊小小年紀就能夠自如地運用這些技巧。

當然，父母們都知道，傑伊表現出來的同理心和安慰本領並不是所有孩子都具有的。別的像他這個年齡的孩子很可能會把哥哥的不快視為報復的機會，想方設法讓他更難受。同樣的技巧還可以用來戲弄或折磨自己的兄弟姐妹。不過即使是出於惡意，行為本身也顯示了一種關鍵情緒潛能的萌芽，即瞭解他人的感受，並採取相應行動進一步塑造這些感受的能力。調節他人情緒的能力是人際關係藝術的核心。

為了展現這種人際關係的力量，首先幼兒的自控力必須達到一定的水平，自控是減輕自身的憤怒與困擾、控制衝動與興奮的能力的開端——儘管幼兒的自控力通常還不太穩定。與他人協調一致意味著自身保持平靜。在同一時期，還可以觀察到幼兒控制自身情緒的暫時性跡象。幼兒開始學會靜靜地等待，用辯論或哄騙的手段達到目的，而不是簡單地使用暴力——儘管他們不會總是選擇運用這種能力。他們開始不亂發脾氣，變得有耐心，至少有時候如此。幼兒大約在兩歲時出現同理心的跡象。正是傑伊的同理心，即同情心的根源，促使他想出很多花招來討好萊恩哥哥。因此，調節他人的情緒屬於人際關係的藝術，必須以自我管理和同理心這兩種情緒技巧的成熟為前提。

在此基礎上，“人事技巧”才會臻於成熟。人事技巧是有效處理人際關係的社交競爭力，如果沒有這些技巧，個體就難以適應社會，人際關係就會一團糟。正是由於缺少這些技巧，導致智商最高的人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四處碰壁，他們常常傲慢無禮、面目可憎或者麻木冷漠。這些社交能力可以改善人際關係，動員和鼓舞他人，並且容易勸服、影響和安慰別人。

展示情緒

社交競爭力的一個關鍵是人們表達自身感受的能力大小。保羅·艾克曼用“展示規則”一詞概括關於在什麼時候恰當表現何種情緒的社會共識。在這一點上，文化之間的差異有時非常大。比如，艾克曼及其在日本的研究夥伴讓當地學生觀看土著居民的青少年進行割禮的錄像，研究其面部反應。看錄像時如果有權威人物在場，日本學生的面部只能觀測到最輕微的反應。但當他們以為自己在獨自看錄像的時候（他們被暗中監控），他們的面部出現了明顯的痛苦、悲傷、恐懼和厭惡的混合表情。

展示規則有幾種基本的類型。第一種是情緒表達最小化，即日本學生在權威人物在場時表達困擾情緒的模式，他們用毫無表情的臉來掩飾內心的不安。第二種是放大情緒表達，誇大自身感受，比如一位6歲的小女孩跑到媽媽那裡抱怨哥哥捉弄她，她眉頭緊蹙，嘴唇顫抖，面部誇張地扭曲，裝出悲慘的樣子。第三種是情緒替換，用一種情緒代替另一種情緒，比如在某些亞洲文化中，直接拒絕被視為不禮貌的行為，因此人們反而會給出積極的（但錯誤的）肯定。個體如何運用這些技巧，以及是否清楚何時作出反應，是情緒智力的體現之一。

我們很早就開始學習情緒的展示規則，其中有一部分來自明確的教導。比如爺爺出於好心，卻送了一份糟糕的生日禮物，我們會教導孩子不能流露出失望的情緒，而是要微笑著向爺爺道謝。不過展示規則的教導更多地表現為潛移默化的示範：兒童通過觀察學會行為。在情緒教育中，情緒既是媒介又是信息。比如父母要求孩子“微笑著說謝謝”，如果他們當時非常嚴厲冷酷，以命令式的口吻而不是親切地悄悄提醒，孩子就有可能獲得截然相反的經驗，他們會皺著眉頭，隨口對爺爺說“謝謝”。兩種情緒表達對爺爺的效果完全不同，在第一種情況下，他會很高興（雖然被誤導了）；在第二種情況下，他會由於自相矛盾的信息而感到傷心。

情緒表達肯定會對情緒的接收方產生直接的影響。兒童學到的規則類似於：“如果會傷害你愛的人，那麼最好把真實的感情隱藏起來，代之以傷害沒有那麼大的虛情假意。”這些情緒表達的規則不僅是社交禮儀的一個方面，它還決定了我們自身的感受怎樣影響他人。得體地運用和遵循情緒表達的規則，會產生最佳的效果，反之就會陷入情緒混亂。

演員是情緒表達的專家，他們的表現力在觀眾當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我們當中的一些人無疑也是天生的演員。不過我們情緒表達的熟練程度差異很大，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學到的展示規則由於不同的榜樣示範而大相徑庭。

表現力與情緒感染

在越南戰爭初期，美軍某排士兵趴在稻田裡，與越南軍隊展開激戰。突然有6個和尚沿著稻田的田埂列隊走來，他們面無懼色，坦然自若，徑直朝著雙方交火的地方走去。

“他們既沒有向左看，也沒有向右看，而是一直往前走。”當時在場的一位美軍士兵戴維·布什回憶道，“真是奇怪，居然沒人朝他們開槍。他們走過田埂之後，突然之間我完全失去鬥志。我不想再打下去了，起碼那天的想法是這樣。大家的想法肯定都是這樣的，因為大家都停了下來。我們停止了戰鬥。”

那6個和尚“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他們的鎮定自若感染了正在激戰的雙方戰士，這種力量表明瞭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準則：情緒可以感染別人。當然越南和尚的故事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情緒感染在大多數時候是非常微妙的，是一種無聲無息、無處不在的人際交流。我們彼此傳達和接收情緒，在這條心理的暗湧之中，有些是有害的，有些是有益的。情緒交流通常很微妙，難以覺察，比如推銷員向我們道謝的方式可能會令我們感到被忽略、怨恨或者真誠的歡迎和讚賞。我們相互捕捉彼此的感受，它們如同某種社會病毒在我們當中傳播。

我們在每次社會交往中所發出的情緒信號會對周圍的人產生影響。我們的社交技巧越熟練，控制情緒信號的能力就越出色。在禮儀社會中，含蓄是確保不安情緒的流露不會影響對方的一種手段（不過這個社會規則如果用於親密的人際關係就會令人不自在）。情緒智力包括管理情緒表達的能力。我們用“受歡迎”和“有魅力”來形容我們喜歡與之相處的人，他們的情緒技巧使我們感到舒服。能夠幫助他人舒緩情緒的人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他們是有強烈情緒需求的人求助的對象。我們互相充當情緒轉變的工具，正面或反面的作用都有。

不妨來看看情緒微妙地從一方傳染給另一方的例子。在一個簡單的實驗中，兩位受測者填寫了一份關於當前情緒的問卷，他們面對面安靜地坐著，等待實驗助手返回房間。兩分鐘之後，實驗助手回來了，讓他們再次填寫情緒問卷。在這對受測者當中，研究者有意安排其中一位具有很強的情緒表現力，另一位則面無表情。無一例外，情緒表現力較強一方的情緒傳遞到了較為被動的另一方。

這種神奇的傳遞是怎麼發生的？答案很有可能在於，我們會無意識地模仿他人所表現出的情緒，也就是說，我們對他人的面部表情、姿勢、聲調以及其他非言語的情緒形式進行無意識的機械模仿。通過模仿，人們將他人的情緒在自己身上進行再創作，這可以說是前蘇聯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演技方法——演員通過重溫過去某種強烈情緒引發的各種姿勢、動作以及其他情緒表達形式再次激發這些情緒——的低級版。

日常的情緒模仿通常很微妙。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研究人員烏爾夫·丁伯格（Ulf Dimberg）發現，當人們看到微笑或生氣的臉時，他們的面部肌肉會發生細微的變化，表明他們也出現了相同的情緒。他們面部肌肉的變化可以通過電子感應器觀測到，但肉眼通常難以覺察。

兩個人進行互動交流的時候，情緒傳遞的方向是從情緒表達更有力的一方傳到較為被動的一方。不過有些人特別容易受到情緒的感染，他們內心非常敏感，體內的自主神經系統（情緒活躍度的標記）更易受到激發。這種生理傾向使他們的情緒容易受到影響，他們會為煽情的電視廣告落淚，而和一個心情很好的人隨便聊幾句，又會很快高興起來（由於他們較易被他人的感受打動，他們會更有同理心）。

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精神生理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對微妙的情緒交流進行研究後發現：“不管你是否意識到你在模仿對方的面部表情，僅僅看到別人表達情緒就會引發你同樣的感受。人們之間的情緒總是在不停地傳遞，步調一致，好像在翩翩起舞。情緒的同步性決定了你對人際互動感到舒服或者不適。”

人們在人際互動中感到情緒一致的程度體現為交談時雙方身體動作的協調性，這是無意識的親密的衡量指標。一方發表觀點，另一方點頭，或者雙方同時變換坐姿，或者一方向後退，另一方向前傾。這種協調性的微妙之處還體現為雙方以相同的節奏搖晃旋轉椅。正如丹尼爾·斯特恩觀察母嬰之間同步性時所發現的那樣，相同的交互性使情緒一致的人表現出行為的一致。

情緒的同步性有助於情緒的傳遞和接收，儘管有些情緒可能是負面的。比如在一項身體同步性的研究中，抑鬱的女性及其伴侶來到實驗室，討論他們感情關係出現的問題。這些情侶在非言語層面的同步性越強，抑鬱女性的伴侶討論後的感覺越糟糕——他們受到女方消極情緒的感染。簡而言之，不管人們感到高興還是難過，他們與他人的身體協調性越強，雙方的情緒就越相似。

師生之間的同步性顯示了他們的融洽程度，關於課堂的研究表明，師生之間的動作協調程度越高，他們在互動時就越感到友好、快樂，充滿熱情和興趣，容易相處。一般而言，人際互動的同步性處於高水平，意味著人們互相喜歡。俄勒岡州立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伯尼利（Frank Bernieri）告訴我：“你與他人相處得好不好可以體現在身體層面。你需要掌握彼此合適的時機，使身體動作協調一致，感覺舒適。同步性反映了雙方投入的程度，如果你高度投入，你的情緒就會開始與對方相互配合，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情緒。”

簡而言之，情緒調和是融洽的精髓，是母嬰之間協調性的成年版。卡喬波認為，有效的人際交流的一個決定因素是人們運用情緒同步性的熟練程度。如果他們善於與別人的情緒協調一致，或者很容易讓別人的情緒跟著自己的情緒走，那麼這些人的人際互動在情緒層面就會順利得多。有影響力的領導者或表演者，其特徵是能夠以這種方式影響數千名觀眾。卡喬波指出，同樣的道理，不善於接收和發送情緒信息的人容易遇到人際關係的問題，原因在於別人與他們相處時常常感覺不舒服，但是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

從某種意義上說，確立人際互動的情緒基調是個體在深入和親密的層面處於主導地位的象徵，即個體可以驅動他人的情緒狀態。這種決定情緒的力量類似於生物學的術語“授時因子”（zeitgeber，字面意思是“時間抓取者”），即確立生物節奏的過程（如日夜循環、每個月的月相等）。比如一對男女在跳舞，音樂就是身體動作的授時因子。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情緒表現力更強或更有影響力的一方通常會“夾帶”另一方的情緒。處於主導地位的一方說的較多，而處於從屬地位的一方更多的是在觀察另一方的臉龐——為情緒傳遞進行設置。同樣的道理，一位雄辯的演講者，比如政治家或者傳教士，總是致力於影響觀眾的情緒。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他把觀眾牢牢抓在手心裡”。情緒夾帶是影響力的核心。

社會智力的基本原理

現在是幼兒園的休息時間，一群小男孩在草地上奔跑。雷吉跌倒了，膝蓋受了傷，於是開始大哭起來，但其他男孩還是繼續向前跑，只有羅傑停了下來。雷吉慢慢不哭了，羅傑彎腰擦擦自己的膝蓋，大叫道：“我的膝蓋也受傷了！”

心理學家託馬斯·哈奇（Thomas Hatch）把羅傑的行為稱為人際智能的典範。哈奇與霍華德·加德納共事於光譜學校，一家致力於研究多元化智能的學校。羅傑似乎特別善於捕捉小夥伴的感受，並與之產生迅速通暢的聯繫。只有羅傑注意到雷吉的困境和痛苦，也只有羅傑嘗試安慰他，儘管他所做的只是擦擦自己的膝蓋。這個小小的舉動顯示了羅傑親善融洽的天賦，這是維持密切的人際關係——比如婚姻、友誼或商業合作等——所必不可少的情緒技能。幼兒園小朋友身上的這些技能還處於萌芽階段，將會日臻成熟完善。

哈奇和加德納把人際智能的組成要素細分為四種單獨的能力，羅傑身上體現的正是其中一種能力。

組織團隊——領導者的基本技能，發動並協調群體努力開展工作。這種才能常見於戲劇導演或製片人、軍官以及所有組織團體中的優秀領導者。在遊戲場上，具有這種能力的小朋友能夠決定玩什麼遊戲，或者成為團隊首領。

協商解決辦法——調停的才能，防止衝突或解決突發危機。具有這種能力的人擅長談判、仲裁或調停爭端；可以從事外交、仲裁、法律、中介及收購管理等工作。具有這種能力的小朋友可以平息遊戲過程中的爭端。

人際聯繫——即羅傑所體現出來的才能，同理心和聯繫的能力。具有這種能力的人很容易與別人打成一片，容易識別和恰當迴應別人的感受和關切——也就是人際關係的藝術。這種人會成為稱職的團隊合作伙伴、值得信賴的配偶、好朋友或者生意夥伴；在職場上，他們可以成為推銷員、經理人或者出色的教師。像羅傑這樣的小朋友幾乎可以和所有人相處得很好，容易和大家玩成一片，而且很樂於如此。這種小朋友往往能從別人的面部表情中破譯情緒，很受同學們的歡迎。

社會分析——能夠體察和領悟他人的感受、動機和關切。瞭解他人感受的本領可以使人很容易地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或融洽感。這種人的能力如果得到充分發揮，他們可以成為很有競爭力的治療師或輔導員；如果除此之外還擁有文學天賦，他們可以成為天才型小說家或戲劇大師。

總的來說，這些技能是人際關係的潤滑油，非凡魅力的添加劑，也是成為成功人士的基本要素。社會智力出色的人很容易和別人打交道，善於領會他人的反應和感受，善於領導和組織團隊以及解決人際活動中突然爆發的爭端。他們是天生的領袖，能把未被言明的群體性情緒準確地表達出來，引導群體向特定目標前進。他們受到大家的歡迎，因為他們總是能使人保持高昂的情緒——他們會讓大家感到心情愉快，並且得到這樣的評價：“和這種人相處真是太愉快了。”

這些人際能力建立在其他情緒智力的基礎之上。比如，社會形象特別好的人往往善於調節自身的情緒表達，與他人的反應方式非常協調，而且能夠持續地改善自己的社會表現，確保得到他們想要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就像老練的演員。

不過，如果個體無法平衡人際能力與瞭解自身需要和感受及其實現途徑之間的關係，這些人際能力只會導致空洞的社會成功——以犧牲個體真實的滿足感為代價，成為人人歡迎的“交際花”。這是明尼蘇達大學心理學家馬克·斯奈德（Mark Snyder）提出的觀點，他對八面玲瓏的社交變色龍進行了研究。這種人的心理信條可以用英國詩人W·H·奧登的話來概括，他說他本人私下的形象“與他試圖在公眾面前樹立的形象完全不同，他這樣做是為了贏得大家的愛戴”。假如社交技能超過瞭解並尊重自身感受的能力，那麼就必須進行權衡和取捨。為了贏得別人的愛慕或者好感，社交變色龍會按照別人的意願行事。斯奈德發現，判斷某人陷入這種模式的標準是他們給別人的印象非常棒，但私底下卻幾乎沒有穩定或滿意的親密關係。當然更健康的模式應該是，在忠於自己與社交技能之間取得平衡，誠實正直地行事。

不過社交變色龍為了獲得社會認同，毫不介意說一套做一套。他們處於公共面具與私人現實的分裂狀態。心理分析師海倫娜·多伊施（Helena Deutsch）把這種人稱為“假想人格”，他們接收到外界的信號後可以任意切換偽裝。斯奈德告訴我：“對某些人來說，公共形象和私人形象比較匹配，但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改變外表簡單得如同轉動一個萬花筒。他們就像伍迪·艾倫電影裡的澤裡格，瘋狂地想和周圍每個人打成一片。”

這種人努力從他人身上尋找蛛絲馬跡，在行動之前瞭解他人對自己的期望，而不是直接地把自己的真實感受表達出來。為了與他人融洽相處，贏得好感，變色龍願意讓自己不喜歡的人也覺得他們很友好。他們運用社交能力，根據不同社會情景的要求塑造自身的行為，因此他們可以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現出不同的樣子，比如從八面玲瓏的社交能手轉變成保守人士。當然，這些特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進行有效的印象管理，在某些職業領域，比如演戲、法律、銷售、外交和政治等領域，這些特質會受到高度讚揚。

隨波逐流的社交變色龍試圖給每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另一種人運用社交潤滑劑更多的是為了忠於自己的真實感受，這兩者的區別在於另一種更關鍵的自我監測能力。這種保持真我的能力，用莎士比亞的話說就是“對自己忠實”，即不管產生什麼樣的社會後果，行動與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感受和價值觀都要保持一致。對情緒保持忠實很可能會導致為了防止欺騙或否認而故意進行對質，而社交變色龍永遠不敢這樣澄清事實。

缺乏社交競爭力的表現

塞西無疑是一個聰明人，他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外語專家，精通翻譯。不過對於某些關鍵的東西他卻完全無能為力。塞西似乎連最簡單的社交技能都不具備。喝咖啡時他不知道怎麼和別人閒談，與別人一起消磨時間時總是笨嘴拙舌，總之，他連日常的社會交往都不會。缺乏社交魅力在他與女性打交道時影響最深刻，於是他求助於心理治療，他懷疑自己“本質中隱含著同性戀的傾向”——這是他的原話，其實他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根據塞西對心理治療師的描述，他真正的問題是害怕沒有人對他說的話感興趣。隱含的恐懼使他越發缺乏社交魅力。他在和別人交往時感到緊張，總是在最尷尬的時刻不合時宜地竊喜或大笑起來，但別人講真正有趣的事情時，他卻不會笑。塞西告訴治療師，他小時候就很笨拙，只有和哥哥在一起時才會感到輕鬆自在，他哥哥總會對他伸出援助之手。但塞西離家以後就束手無策了，他無法進行正常的社會交往。

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家拉金·菲利普講述了塞西的故事，他認為塞西困擾的根源在於童年期沒有學會社會交往最基本的知識。

應該在塞西小時候教會他什麼？別人和他說話，要直接應答；要主動與別人交往，不要總是等待別人；要使談話繼續下去，不要簡單地用“是”或“不”或者其他單個詞語來回答問題；要對別人表示感謝，進門時要禮讓；等菜上齊了再開始吃……學會說“謝謝”和“請”，學會分享等，以及其他我們在孩子兩歲之後就開始教導他們的基本社交禮儀。

塞西的問題源自他人教導無方還是本人缺乏學習能力，目前還不清楚。不過無論根源是什麼，塞西的故事很有代表意義，表明兒童通過社會互動的同步以及社會和諧的潛規則獲得了數不清的經驗，這些經驗非常關鍵。不遵守社交禮儀就會引起不快，讓周圍的人感到不舒服。社交禮儀的作用是讓每個參與社會交往的人感到輕鬆自在，笨拙會引起焦慮。缺乏社交技能的人不僅沒有社交的分寸感，而且不善於調節他人的情緒，他們所到之處都會引起混亂。

我們都認識塞西這樣的人，他們毫無社交魅力，讓人討厭，他們似乎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談話或電話，他們會一直滔滔不絕，完全沒有意識到對方想說“再見”的暗示。他們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對其他人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而且無視別人轉移話題的試探，他們還喜歡包打聽。這種人破壞了正常有效的社會交往，他們連社會互動最基本的要領都沒有掌握。

心理學家用“非言語信息障礙”（dyssemia，在希臘語中，“dys”意為“障礙”，“semes”意為“信號”）來描述缺乏學習非言語信息能力的現象。大約有1/10的兒童在這方面存在一個或多個問題。比如缺乏人際交往的空間感，跟人說話或向人遞東西時靠得過近；理解或運用身體語言的能力差；無法理解或正確運用面部表情，比如無法進行眼神交流；缺乏節奏感，即對演講的情緒特質沒有認識，說話不是過於尖銳就是過於平淡。

很多研究的關注焦點是把具有社交缺陷特徵的兒童甄別出來，這些兒童由於笨拙被玩伴忽視或嫌棄。除了那些由於恃強凌弱而遭人唾棄的兒童之外，其他不受歡迎的兒童全部是因為缺乏面對面互動的基本技巧，尤其是協調對方的技能。如果兒童不擅長表達，人們會認為他們不聰明或者缺乏教育；如果兒童不擅長人際互動的非言語規則，人們尤其是玩伴們就會認為他們很“奇怪”，並嫌棄他們。這些兒童不知道如何得體地參與遊戲，他們觸摸別人的方式會讓人不舒服，簡而言之，他們很“遜”。他們無法掌握情緒無聲的語言，還會在不經意間發送引發不安的信息。

從事兒童非言語能力研究的埃默裡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諾維奇（Stephen Nowicki）指出：“不能很好地理解或表達情緒的兒童常常會感到沮喪。他們其實無法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非言語傳播通常是你所做一切的潛臺詞。你無法停止流露表情或擺出姿勢，或者隱藏聲調。如果你發送了錯誤的情緒信息，你會感覺到人們用很滑稽的方式來回應你——你被人斷然拒絕，而且不知道原因。如果你以為自己在表現快樂，但實際上看起來興奮過度或生氣，你就會發現其他孩子反過來對你感到生氣，而你意識不到原因何在。這樣的孩子最後會感到無法控制其他人對待他們的方式，他們的行為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毫無影響。這會讓他們產生無力感，又沮喪又冷漠。”

除了被社會孤立之外，這些兒童的學習也會受到影響。課堂的學習環境實際上也是一個“小社會”，不擅長社交的兒童對待老師的方式與他們對待其他小朋友的方式一樣，他們會誤解老師的意思，並作出錯誤的迴應。由此引發的焦慮和困惑本身就會影響他們學習的有效性。兒童非言語敏感性測驗顯示，相對於他們由智商測試所反映出來的學業潛能而言，誤讀情緒信號的兒童往往在學校表現不佳。

“我們討厭你”：團體邊緣人

對於年幼的孩子來說，人生中最危險的時刻莫過於，你希望加入一個遊戲團體，卻被人排除在外。社交不適的慘狀在此時表露無遺。在這種危險的時刻，被人喜歡或討厭，合群或孤僻，一切都是公之於眾的。因此，這種關鍵時刻已經成為研究兒童發展的學者密切關注的主題，他們的研究表明，受歡迎的學生和被遺棄者的接近策略形成鮮明的對照。研究發現凸顯了關注、理解以及迴應情緒和人際暗示的社交競爭力的關鍵作用。看到一個孩子徘徊在其他孩子游戲圈子的邊緣，希望加入卻被拒之門外，這既令人嘆息，同時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困局。即使是最受歡迎的孩子有時也會遭到拒絕。針對小學二年級和三年級學生的一項研究發現，最受人喜愛的孩子在試圖加入已經開始遊戲的團體時被斷然拒絕的比例是26%。

這種拒絕暗示著年幼孩子的情緒性判斷直率得殘忍。讓我們看看幼兒園裡4歲孩子之間的對話。芭芭拉、南希和比爾正在玩動物玩具和堆積木，琳達想加入他們的遊戲。琳達觀望了一分鐘，然後接近他們，她坐在芭芭拉旁邊，開始玩起玩具動物來。芭芭拉轉過頭對琳達說：“你不能玩！”

“我可以，”琳達答道，“我也可以擁有動物。”

“不，你不行，”芭芭拉直率地說，“今天我們不喜歡你。”

比爾代表琳達提出抗議，南希加入了攻擊的行列：“今天我們討厭她。”

由於要冒著被公然或暗中聲明“我們恨你”的危險，可想而知，所有孩子在接近小團體的時候都會顯得小心翼翼。孩子們的焦慮也許與成年人在全是陌生人的雞尾酒舞會上的感覺沒有什麼兩樣，你面對正在談笑風生的小團體畏縮不前，他們似乎都是親密的朋友。由於這種處於小團體邊緣的時刻對孩子來說意義非常重大，用一位研究人員的話來說，它還“具有高度的診斷性，能夠很快反映出孩子們在社交技能方面的差異”。

通常來說，新來者先觀察一段時間，然後再試探性地加入，小心翼翼地試探幾步之後才會更加自信。新來者能否被接受最關鍵的是他能否很好地適應小團體的規則，明白他們正在玩什麼遊戲，什麼是不合時宜的行為。

急於成為主導者，以及不符合小團體的規則，這兩種錯誤行為幾乎一定會遭到拒絕。這正是不受歡迎的孩子容易犯的錯誤：他們強硬地加入小團體，過於突然或過快地試圖改變遊戲主題，或者提出自己的觀點，或者立刻反對其他人的看法——很明顯是想把關注焦點吸引到自己身上。可惜弄巧成拙，他們不是被忽視就是被拒絕。相反，受歡迎的孩子會花時間觀察小團體，在加入之前搞清楚當前的狀況，然後用行動表明他們接受小團體的規則，等到自己在小團體的地位確立之後，才主動建議小團體該做什麼。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4歲的羅傑，心理學家託馬斯·哈奇認為他的行為顯示了高水平的人際智能。羅傑加入小團體的策略首先是觀察，然後模仿另一個孩子的做法，最後和他說話並完全參與了這個活動——這是一種成功的策略。羅傑的社交才能還體現在他和沃倫玩扔“炸彈”（實際上是鵝卵石）遊戲的過程中。沃倫問羅傑他想坐直升機還是飛機，羅傑在回答之前問道：“你在直升機上嗎？”

這表明了羅傑關注他人的敏感性，以及根據這種認識作出相應反應、保持聯繫的能力。哈奇這樣評價羅傑：“他向玩伴‘報到’，確保他們和遊戲保持聯繫。我觀察到其他很多孩子徑直坐上了自己的直升機或飛機，獨自‘飛走’了。”

情緒感染：案例研究

如果說社交技能的衡量標準是使他人從困擾情緒中恢復平靜的能力，那麼處理別人憤怒到極點的情緒也許是大師級的終極標準。自我調節憤怒和情緒感染的研究數據顯示，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分散憤怒者的注意力，以同理心對待其感受和立場，將其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激發出積極情緒。這種方法叫做情緒柔道。

我的一位已故的老朋友泰瑞·道森講的故事也許最能體現情緒影響藝術的精妙技巧。泰瑞是20世紀50年代最早在日本學習合氣道的美國人之一。一天下午他乘坐東京郊區列車回家，一位高大好鬥、醉醺醺、髒兮兮的工人上了車。那醉漢步履蹣跚，開始恐嚇其他乘客，他大聲咒罵著，揮拳打向一個抱著嬰兒的婦女，那位婦女仰身摔倒在一對老夫婦的腳下，老夫婦連忙站起來，躲到車廂的另一頭。醉漢又揮出了好幾拳（由於他過於憤怒，打空了），他怒吼著抓住車廂中間的金屬柱子，試圖把它拔出底座。

泰瑞每天練習合氣道8個小時，身體非常棒。此刻他覺得自己應該出面阻止醉漢鬧事，以免其他人受到傷害。但他想起了師傅的教導：“合氣道是和解的藝術，心裡想著搏鬥的人，自身已經失去了與宇宙的聯繫。如果你試圖征服別人，那麼你已經落敗了。我們學習如何解決紛爭，而不是挑起紛爭。”

泰瑞同意師傅關於不要挑起爭鬥的教導，他只在自衛的時候使用武術。現在很明顯，他處於正當的立場，他終於有機會在現實世界中檢驗他的合氣道水平了。因此，在其他乘客嚇得呆坐在座位上的時候，泰瑞從容不迫，慢慢站了起來。

醉漢看到他，號叫著：“啊哈！外國人！你該嚐嚐日本人的厲害！”然後開始靠近他，準備與他一較高低。

正當醉漢開始移動的時候，有人發出了震耳欲聾、欣喜若狂的聲音：“嘿！”

那語調歡快得如同突然遇見老朋友一般。醉漢感到很奇怪，環顧四周，發現這聲音發自一位70多歲穿著和服的瘦小的日本老頭。那老頭很高興地對醉漢笑著，輕輕揮手向醉漢示意，輕快地說：“過來。”

醉漢怒氣衝衝地大步跨過去：“我為什麼要跟你說話？”與此同時，泰瑞已經準備就緒，只要醉漢一有攻擊行為就立刻把他拿下。

“你喝了什麼？”老頭笑吟吟地問醉漢。

“我喝了米酒，關你屁事啊。”醉漢怒吼道。

“啊，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老頭溫和地說，“瞧，我也喜歡米酒。每天晚上我和太太——她67歲了，我們把一小瓶米酒溫熱，然後拿到花園，我們坐在一條古老的木凳上……”老頭一直說到他家院子裡的柿子樹，花園裡的景緻，以及在晚上享用米酒。

醉漢聽到老頭的話，臉開始變得柔和起來，緊握著的拳頭也鬆開了。“對，我也喜歡柿子……”他的聲音漸漸變小了。

“沒錯，”老頭輕鬆地回答，“我肯定你有一位好太太。”

“不，”醉漢說，“她死了……”他邊流淚邊訴說起自己失去妻子、家庭和工作的經歷，他為自己感到羞愧。

這時候泰瑞到站了，他下車時聽到那老頭讓醉漢坐在他旁邊，把他的故事講完，泰瑞看到醉漢躺在座位上，頭伏在老頭的膝蓋上。

這就是情緒感染。

第三部分  情商的運用

第九章  親密敵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經對他的學生愛利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說，愛與工作是標誌著人全面成熟的雙重能力。如果此話不假，那麼成熟也許是人生中即將消失的驛站——當今結婚和離婚的趨勢使情緒智力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突出。

讓我們看看離婚率。美國每年的離婚率大體處於穩定的水平。但統計離婚率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即考察一對新婚夫婦以離婚收場的概率，這種統計方法顯示離婚率在危險地攀升。儘管總體離婚率沒有上升，但離婚的風險已經轉移到新婚夫婦。

在將各個不同年份結婚的夫婦的離婚率進行比較之後，這種趨勢表現得更為明顯。在美國，1890年結婚的夫婦，大約10%以離婚收場；1920年結婚的夫婦，離婚率是18%；1950年結婚的夫婦，離婚率是30%；1970年結婚的夫婦，離婚的概率是50%；而1990年結婚的夫婦，離婚的概率徘徊在67%左右！如果這個數字可靠的話，這意味著近年只有30%的新婚夫婦可以維持婚姻關係。

可以說，離婚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情緒智力的下降，而是因為社會壓力的逐步消解。離婚的壞名聲、妻子對丈夫的經濟依賴等，這些以往在維繫婚姻關係甚至是最不幸的婚姻關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因素逐步消失了。假如社會壓力不再是維持婚姻關係的黏合劑，那麼夫婦之間的情緒力量對於婚姻的存亡就變得更為關鍵了。

近年來，學者們對維繫夫婦關係的情緒紐帶以及破壞夫婦關係的情緒斷層進行了研究，其精確程度前所未有。在對婚姻關係維繫或者破裂的決定因素的研究中，最大的突破是應用成熟的生理學測量方法，時刻監測夫婦之間的情緒差異。科學家現在能夠檢測丈夫腎上腺素升高和血壓下降的水平，觀察妻子臉上轉瞬即逝而又很有說服力的細微表情。生理測量揭示了夫婦關係緊張隱含著生物層面的潛臺詞，這種關鍵的情緒狀況通常是夫婦本身察覺不到或者不以為然的。生理水平的測量還揭示了維繫或破壞感情關係的影響因素。婚姻斷裂層最早萌芽於夫婦童年期情緒世界之間的差異。

他與她的婚姻：童年根源

前不久的一個晚上，我正要走進一家飯店，只見一個年輕男子大步走出門口，板著一張陰沉的臉。一個年輕女子緊跟在他後面跑著，她一邊絕望地用拳頭捶打男子的背部，一邊尖叫道：“挨千刀的！回來，對我好點！”女子苦苦哀求男子回頭，她言行的自相矛盾令人難以置信，這是很多關係不好的夫婦的常見相處模式的縮影：女方渴望參與，男方退卻。婚姻諮詢師常常注意到，夫婦雙方來諮詢室之前就處於“參與–退卻”的模式，丈夫抱怨妻子“不可理喻”的要求和情緒爆發，而妻子則哭訴丈夫對她說的話麻木不仁。

婚姻破裂的最後階段反映了夫婦雙方實際上分別存在兩種情緒現實：他的和她的。夫婦之間出現情緒差異的根源，有一部分來自生物層面，另一部分則可以追溯到他們的童年，夫婦雙方在成長期處於不同的情緒世界。科學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發現由於男孩和女孩偏好的遊戲不同，加上年幼的孩子害怕被起鬨說有“女朋友”或“男朋友”，情緒世界的界限由此被加強了。一項關於兒童友誼的研究發現，3歲的孩子表示他們有一半的朋友是異性；5歲的孩子有20%的朋友是異性；而到了7歲，幾乎沒有男孩或女孩表示擁有一位異性好朋友。這種男女分離的社會圈子，直到他們進入青春期開始與異性約會，才會出現交集。

與此同時，男孩和女孩被教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處理情緒問題。父母一般較多地與女兒而不是兒子討論情緒問題——憤怒情緒例外。女孩獲得情緒信息的機會多於男孩。父母在給上幼兒園的孩子講故事時，他們對女兒使用的情緒詞語要多於對兒子的；媽媽與嬰兒玩耍的時候，她們對女兒展示的情緒範圍比對兒子展示的要廣泛；媽媽會和女兒談論情緒，母女之間會討論關於情緒狀態本身的細節，而對於兒子，她們更多的是討論憤怒等情緒的前因後果（目的也許是為了起到警戒作用）。

萊斯理·布拉迪（Leslie Brody）和朱迪思·霍爾（Judith Hall）總結了不同性別的情緒差異研究，他們指出，由於女孩的語言能力發展快於男孩，因此女孩能更加熟練地講述自身的感受，女孩比男孩更擅長使用語言探索情緒，用情緒反應替代打架。與此相反，“對於男孩來說，情緒語言化的效果沒有得到強調，因此他們對情緒狀態多半沒有意識，不管是自身的還是他人的”。

對於10歲的孩子，生氣時具有明顯攻擊性、傾向於公開對抗的女孩和男孩的比例大體相同。但到了13歲，開始出現非常顯著的性別差異：女孩比男孩更善於運用巧妙的攻擊策略，比如排擠、惡意中傷以及間接報復等。總體來說，男孩被惹惱後會繼續針鋒相對，不懂得采用更加隱蔽的策略。這只是男孩——長大之後就是男性——相對於異性在情緒生活方面不成熟的表現之一。

女孩在一起玩耍時往往會結成親密的小團體，強調減少敵對、擴大合作；而男孩玩耍時會結成較大的團體，強調競爭。如果男孩或女孩一起玩耍時有人受傷，他們的不同反應可以反映這種主要的差異。如果受傷的是男孩，他感到難受，別的男孩就會希望他走開或停止哭泣，好讓遊戲繼續進行。如果一群女孩在玩耍時有人受傷，她們就會停止遊戲，大家一起安慰受傷哭泣的女孩。男女遊戲中的差異體現了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卡羅爾·吉利根提出的兩性之間的主要差異：男孩為獨立自主感到驕傲，而女孩認為自己是關係網的一部分。因此，男孩對任何妨礙他們獨立的事情都會感到威脅，而女孩更容易對關係網的破裂感到威脅。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在其著作《你就是不明白》中指出，這種視角的差異意味著男人和女人對於談話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男人喜歡談論“事情”，女人則尋求情緒的關聯。

簡而言之，情緒教育的差別造就了男女不同的技能，女孩變得“善於理解語言和非言語情緒信號，善於表達和交流感受”，男孩變得善於“使與脆弱、內疚、恐懼和傷害有關的情緒最小化”。科學研究充分印證了兩性之間的不同立場。比如，成百上千項研究發現，一般來說女人比男人更有同理心，至少在根據面部表情、聲調和其他非言語線索理解他人未說出來的感受方面，經測試女人的能力要強於男人。同樣，根據女性的面部表情瞭解其感受一般比較容易。但在幼年時期，男女的面部情緒表達不存在差異，到孩子上小學後，男孩的表情變得收斂了，而女孩的表情則更有表現力。這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之間的另一種主要差異：女性情緒體驗的強度和活躍度通常高於男性。從這種意義上說，女性比男性更加“情緒化”。

所有這些性別差異表明，女性一般在婚姻關係中擔任情緒管理者的角色，而男性對於維繫感情關係這項任務看得沒有女性那麼重要。在一項針對264對夫婦的調查中發現，對於女性而言（而不是男性），婚姻滿意的最重要因素是夫婦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從事夫婦關係深度研究的得克薩斯大學心理學家特德·休斯頓（Ted Huston）認為：“對妻子來說，親密關係意味著談論事情，尤其是談論感情關係本身。而男人一般難以理解妻子對他們的期望。他們說：‘我想和她一起做事，而她想做的就是說話。’”特德發現，在戀愛階段，為了與未來妻子建立親密關係，男人更願意花時間按照女人喜歡的方式談話。一旦結婚之後，隨著時間的流逝，男人——尤其是傳統婚姻中的丈夫——以這種方式和妻子談話的時間越來越少，他們認為像夫婦兩人一起種花這種事情也比談論個沒完沒了更能增強親密感。

如果要說原因，丈夫漸漸沉默的部分原因也許在於男人對婚姻狀態有點盲目樂觀，而妻子卻習慣於關注出現問題的地方。在一項關於婚姻關係的研究中，男人對婚姻關係中的一切問題，比如做愛、財務、婆媳關係、彼此聽取意見的程度，以及彼此缺點的影響程度等，都抱有比妻子更加樂觀的態度。妻子一般會比丈夫更多地抱怨，相處不愉快的夫婦尤其會出現這種情況。把男人對婚姻關係的樂觀以及對情緒衝突的厭惡聯繫起來，妻子經常抱怨丈夫對婚姻關係中出現的問題避而不談的原因就非常明顯了。（當然，這種性別差異是概括性的，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如此。我的一位精神病學家朋友抱怨他的太太不願意談論他們之間的情緒問題，他是發起討論的那一方。）

男人對婚姻問題表現遲鈍的原因，毫無疑問要部分歸結於男人相對女人而言缺乏根據面部表情理解情緒的技能。比如，女人對男人的悲傷表情——相對於男人對女人的悲傷表情——要敏感得多。因此，女人總是因為男人注意不到她的感受而悲傷，更不要指望男人會問她為什麼悲傷了。

我們不妨考慮一下，兩性的情緒差異在他們處理親密關係中不可避免的抱怨和分歧時意味著什麼。實際上，做愛次數、孩子教育或者家庭借債和儲蓄的比例等具體問題並不是婚姻關係維繫或破裂的原因。相反，夫婦雙方如何討論這些問題對於婚姻走向的意義更為重大。能否求同存異、達成一致意見，是婚姻關係存續的關鍵。男人和女人要處理困難的情緒問題，必須克服天生的性別差異。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就容易出現裂痕，最終導致關係破裂。我們下文中將會介紹，如果夫婦當中有一方或雙方的情緒智力存在某種缺陷，婚姻的裂痕很有可能會越來越大。

婚姻斷裂層

弗雷德：你幫我取了乾洗衣服沒有？

英格麗德：（嘲弄的口吻）“你幫我取了乾洗衣服沒有？”你不會自己去取啊，我是誰，你的女傭嗎？

弗雷德：當然不是。如果你是女傭，你至少應該會做飯。

如果上述對話出自情景喜劇，聽起來還挺好笑的。不過這是一對夫婦既苦楚又刻薄的真實對話（也許一點也不奇怪），他們在幾年後離了婚。他們的針鋒相對發生在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家約翰·戈特曼（John Gottman）主持的實驗室內，戈特曼對維繫夫婦關係的情緒黏合劑以及破壞婚姻關係的情緒腐蝕劑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在他的實驗室裡，夫婦間的對話被拍攝成錄像，研究者根據錄像進行幾個小時的細緻分析，以揭示影響婚姻關係的情緒潛流。研究人員對導致夫婦離婚的情緒斷裂層進行分析，充分證實了情緒智力對維繫婚姻關係的關鍵作用。

戈特曼在過去20年間追蹤了200多對夫婦的情感起伏，他們有些剛剛結婚，有些已經結婚幾十年。戈特曼能夠精確地描繪婚姻關係的情緒生態，在一項研究中，他預測出現在他實驗室裡的夫婦（比如弗雷德和英格麗德）在3年內會離婚，其預測準確率高達94%，精確度之高在婚姻研究中前所未聞！

戈特曼分析的準確性源於其苦心孤詣的方法以及全面細緻的探究。受測夫婦對話時，感應器會記錄他們最細微的生理水平變化；同時（運用保羅·艾克曼設計的理解情緒系統）對他們的面部表情進行逐秒分析，檢測最短暫微妙的情緒差異。對話環節結束後，夫婦雙方分別單獨來到實驗室，觀看對話錄像，並講述自己爭吵時的內心想法。所得結果類似於婚姻的情緒X光檢查。

戈特曼發現，婚姻出現危機的一個初期預警信號是尖銳的批評。在健康的婚姻關係中，丈夫和妻子可以自由地表達抱怨。不過在怒氣衝衝的時候，抱怨經常會以破壞性的方式表達出來，比如攻擊配偶的人格。例如，帕米拉和女兒去買鞋，她丈夫湯姆去逛書店。他們相約一個小時以後在電影院售票處會合，然後去看電影。“他在哪裡？電影10分鐘後就開始了。”帕米拉對她女兒抱怨道，“你爸爸只要有機會搞破壞，他就絕對不會放過。”

湯姆10分鐘之後出現了，他很高興地說自己遇到了一個朋友，併為遲到感到抱歉。這時帕米拉的諷刺脫口而出：“好吧，正好讓我們有機會討論你那破壞我們每個計劃的特異功能。你怎麼這麼自私又自我！”

帕米拉不僅在抱怨丈夫遲到，而且發起了人身攻擊，這是對人而不是對事的批評。湯姆實際上已經道歉了，可是帕米拉卻給他的過失貼上了“自私和自我”的標籤。大多數夫婦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對伴侶行為的抱怨最終演變成對人不對事的人身攻擊。比起理性的抱怨，尖銳的人身攻擊會產生破壞性更強的情緒衝擊。人身攻擊，儘管可以理解，卻有可能讓丈夫或妻子越發感到配偶對他們的抱怨充耳不聞或者置之不理。

抱怨與人身攻擊的區別很簡單。正常的抱怨是，妻子就事論事，具體地說出自己的不快，批評丈夫的行為而不是他本人，表明她對丈夫行為的感受。比如，“你忘記到乾洗店幫我取衣服，這讓我感到你不關心我”。這是基本情緒智力的表達方式，直言不諱，但並不挑釁或消極。如果是人身攻擊，妻子就會借題發揮，對丈夫進行全面攻擊：“你總是這麼自私，不關心別人。這正好證明瞭我不能指望你好好地做成一件事。”這種批判會讓對方感到恥辱、厭惡、羞愧和有過失，很有可能激發自我辯解，而不是改善做法。

充滿輕蔑的批評還會使事情雪上加霜。輕蔑是一種破壞性特別強的情緒。輕蔑很容易伴隨憤怒而來，通常輕蔑不僅體現在用語上，還體現在聲調以及憤怒的表情上。輕蔑最明顯的形式是嘲弄或侮辱，比如“白痴”、“賤人”、“懦夫”。此外，傳遞輕蔑情緒的身體語言造成的傷害同樣嚴重，尤其是冷笑和撇嘴，這是表示厭惡最普遍的面部信號，翻白眼也是一種信號，這好像是在說：“噢，有什麼了不起的！”

輕蔑的面部特徵與酒窩正好相反，輕蔑是面部肌肉將嘴角向兩邊拉伸（通常向左邊），同時眼睛向上翻。在無聲無息的情緒交流中，如果配偶一方閃現輕蔑的表情，另一方會被檢測到每分鐘心跳比平時增加兩三次。戈特曼發現，這種隱性對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如果丈夫經常對妻子表示輕蔑，妻子比較容易出現一系列健康問題，比如頻繁感冒、膀胱發炎和酵母菌感染，或者出現腸胃系統症狀等。如果在15分鐘的對話中妻子出現4次或以上厭惡（與輕蔑類似）的表情，這種跡象表明這對夫婦可能會在4年之內分手。

當然，偶爾輕蔑或厭惡的表示不會對婚姻造成破壞。負面情緒的攻擊作用類似於心臟病的風險因素——吸菸和高膽固醇，強度越大，時間越長，危險就越大。在通向離婚的道路上，可以從一個風險因素預測另一個因素，而且不幸的程度逐漸升級。習慣性批判和輕蔑或厭惡是危險的信號，表明丈夫或妻子在對配偶進行變本加厲的無聲評判。他們把配偶當成經常譴責的對象。消極和敵對的想法自然會引發人身攻擊，導致對方抗辯，或者準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戰鬥或逃跑”反應模式適用於配偶對人身攻擊的反應。最明顯的方式是還擊，把怒火發洩出來。這種方式通常以毫無結果的罵戰告終。不過，另一種方式——逃跑——可能更加致命，尤其是當“逃跑”演化成頑固的沉默時。

消極作對是最後的防守。消極作對的一方毫不理睬，拒絕對話，取而代之的是冷漠或沉默。消極作對所傳達的信息既強烈又可怕，有點像冷冰冰的疏遠態度、優越感和厭惡感的混合體。消極作對主要出現在走向危機的婚姻關係中。在85%的個案中，丈夫屬於消極作對的一方，他們面對妻子的批判和輕蔑採取了這種策略。如果消極作對演變為習慣性的迴應方式，婚姻關係的健康將會受到極大的破壞——消極作對切斷瞭解決分歧的所有可能性。

有害的想法

孩子們正鬧成一團，他們的父親馬丁感到很厭煩。他用刺耳的聲調對妻子梅蘭妮說：“親愛的，你不認為孩子們應該安靜下來嗎？”

他實際的想法是：“她太寵愛孩子了。”

梅蘭妮對丈夫的憤懣感到生氣。她緊繃著臉，皺著眉頭回答：“孩子們正玩得開心，反正他們很快就要上床睡覺了。”

她的想法是：“他又來了，總是抱怨個不停。”

馬丁顯然被激怒了。他身體向前傾，拳頭緊握，樣子很嚇人，他不耐煩地說：“我現在應該讓他們睡覺嗎?”

他的想法是：“她事事都反對我，我不發威不行。”

梅蘭妮突然被憤怒的馬丁嚇住了，她溫順地說：“不用，我馬上讓他們上床。”

她的想法是：“他要失控了，他會傷害孩子的，我最好屈服。”

這些夫妻之間的對話，不管是有聲的還是無聲的，被認知療法的創始人艾倫·貝克寫入報告，以此為例說明危害婚姻關係的各種想法。梅蘭妮和馬丁之間真實的情緒交流由他們的想法決定，這些想法反過來由另外一些更深層次的想法——貝克稱之為“自動想法”——所決定。“自動想法”是對自身以及他人轉瞬即逝的基本假設，反映了我們最深層的情緒態度。梅蘭妮的主要想法類似於“他總是發怒來嚇唬我”。馬丁的主要想法是“她沒有權利這樣對待我”。梅蘭妮在這段婚姻中感到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而馬丁則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感到義憤。

成為無辜受害者或感到義憤的想法常見於婚姻出現問題的伴侶，這種想法會繼續助長怒火併加深傷害。一旦義憤填膺的想法變成無意識的自發行為，它們就會自我確證。感到受害的一方會不停地檢查對方所做的一切，以此證實對方傷害自己的想法，忽視或懷疑對方任何善意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原本可以質疑或者推翻自己受迫害的觀點。

這種想法會激活神經警報系統，威力很大。一旦丈夫受害的想法觸發了神經失控，他就會不斷回想起女方傷害他的種種行為，懷恨在心，完全忘記了女方在婚姻關係中所做的能夠打消其受害者想法的其他行為。這樣，對方永遠翻不了身，即使是女方出於善意的行為，男方也會用負面的態度來看待，並認為這是女方企圖否認自己是施害者的行為而加以唾棄。

伴侶之間如果沒有這種觸發困擾的想法，在相同的處境之下他們對當前狀況的理解就會善意得多，因此相對來說不太可能引發情緒失控，即使出現情緒失控，往往也能比較輕易地恢復正常。至於維持或緩解困擾情緒的想法，其一般模式遵循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所概括的悲觀和樂觀的人生觀（參見第六章）。悲觀的看法是對方天生卑劣，無法改變，因此註定了婚姻關係的不幸：“他又自私又自我。他從小就這樣，以後還會一直這樣。他希望我全心全意地服侍他，卻完全不顧我的感受。”與此相反，樂觀的看法類似於：“他現在在發號施令，但他過去一直很體貼。也許他只是心情不好，不知是不是工作上出了問題。”這種看法不會把丈夫（或婚姻）一筆勾銷，認為他已經無可救藥、毫無希望。相反，它把當前的糟糕狀況歸結於環境的因素，而環境是可以改變的。第一種態度會引發持續的困擾，第二種態度則可以減輕困擾。

悲觀的伴侶非常容易情緒失控，他們對配偶的所作所為感到憤怒、受傷或者困擾，而且負面情緒一旦發作，就會使他們困擾不已。因此，他們內心的困擾和悲觀態度使他們在與伴侶發生衝突時更有可能訴諸批判和輕蔑，反過來又增加了對方自我辯護和消極作對的可能性。

有害想法最惡劣的結果是導致丈夫對妻子使用身體暴力。印第安納大學心理學家關於暴力丈夫的研究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校園流氓一樣，他們無中生有，把妻子的中立行為視為惡意行為，並把這種誤解當成他們使用暴力的藉口（實施約會強暴的男性，其行為有相似之處，他們用猜疑的眼光看待女人，因此完全不理會女人的反抗）。我們在第七章已經知道，這種男人對妻子的輕蔑、拒絕或公開的為難尤其感到威脅。虐妻者暴力合理化的想法起源於這種典型的情節：“你參加社交聚會，你注意到妻子一直在和一個迷人的男士談笑風生，足足有半個小時。那傢伙似乎在和她調情。”這種男人如果認為妻子對他們表現出拒絕或嫌棄，他們就會怒火中燒。不難想象的是，類似“她準備離開我”的想法促使丈夫情緒失控，他們在衝動之下實施家庭暴力，用研究人員的話說就是“無能的行為反應”。

氾濫：窒息的婚姻

令人困擾的態度常常會觸發情緒失控，而且使個體很難從傷害和憤怒當中復原，因此它的直接後果是製造了永無休止的危機。戈特曼用“氾濫”一詞貼切地形容經常性情緒困擾的易感性。情緒“氾濫”的丈夫或妻子被配偶的否定和自身對此的反應壓倒了，他們被失控的恐懼淹沒。這種人無法正常地聽取意見或頭腦清晰地進行迴應，難以組織思路，只能以原始反應行事。他們只希望事情停止，或者想逃跑，有時候還想反擊。“氾濫”是一種自我保持的情緒失控。

有些人不容易進入氾濫狀態，他們對憤怒和輕蔑的承受力比較強，而有些人只要配偶提出輕微的批評就可能觸發情緒氾濫。氾濫的生理特徵是心率高於平靜時的水平。在靜止狀態，女性的心跳大約是每分鐘82次，男性大約是72次（具體的心率因個人體型的不同而有較大差異）。如果每分鐘心跳比靜止狀態增加10次左右，就表明氾濫開始了。如果心跳達到每分鐘100次（憤怒和哭泣的時候很容易達到這種水平），身體就會分泌腎上腺素和其他激素，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高度困擾。心率水平可以明顯地反映出情緒失控：心跳比正常狀態每分鐘增加了10次、20次，乃至30次。肌肉緊張，呼吸變得困難。有害情緒氾濫成災，恐懼和憤怒席捲而來，讓人無處可逃，個體感到“永遠”都無法復原。在情緒完全失控的時候，個體的情緒太強烈，觀點太狹隘，思維太混亂，根本無法聽進他人的意見或理性地解決問題。

當然，大多數夫婦在爭吵中經常會出現這種劍拔弩張的時刻。婚姻關係的問題始於某一方的情緒持續氾濫。如果有一方對情緒攻擊或不公正待遇總是處於防衛狀態，對任何攻擊、侮辱或怨恨的跡象過於警覺，肯定會小題大做、反應過度。如果丈夫處於這種狀態，妻子只要說“親愛的，我們需要談談”，丈夫就會想“她又準備挑起戰爭了”，從而觸發情緒氾濫。從生理喚起中復原會變得越來越困難，這反過來又使個體更容易把原本沒有惡意的交流視為用心險惡，並再次引發情緒氾濫。

這也許是婚姻關係中最危險的轉折點，感情關係開始惡化。情緒氾濫的一方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對方最惡劣的一面，消極地看待對方所做的一切。瑣事可以引發激烈的爭吵，感情持續受到傷害。由於情緒氾濫本身破壞瞭解決問題的所有嘗試，漸漸地，情緒氾濫的一方開始把婚姻中所有的問題都看得過於嚴重、無法修復。這種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對話將變得無濟於事，夫婦雙方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舒緩困擾的情緒。他們開始過著沒有交集的生活，彼此隔絕，孤單寂寞。戈特曼發現，下一步通常就是離婚。

在滑向離婚深淵的過程中，缺乏情緒競爭力導致的悲劇是不言而喻的。一旦夫婦雙方陷入批判與輕蔑、辯護與消極作對、情緒困擾與情緒氾濫的惡性循環，循環本身就會瓦解個體情緒自我意識和自控的能力，同理心以及舒緩自身或對方情緒的能力也蕩然無存。

其實男人更需要關懷

情緒生活中的性別差異是導致婚姻瓦解的潛在因素。有研究發現，即使夫婦已經結婚35年甚至更長時間，丈夫和妻子如何看待彼此的情緒衝突仍然存在根本的區別。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一般不介意為夫妻吵架感到不快。這一結論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羅伯特·利文森提出的。他對151對婚姻維持多年的夫婦進行了調查，發現丈夫們一致認為為夫妻吵架感到不安是不愉快甚至令人厭惡的，但他們的妻子卻不太介意。

對於較輕微的否定，丈夫比他們的妻子更容易出現情緒氾濫，被配偶批評後情緒氾濫的男性要多於女性。一旦出現情緒氾濫，丈夫會分泌更多的腎上腺素，妻子輕微的否定觸發了丈夫的腎上腺素流動，他們生理上從情緒氾濫中復原所需的時間也比較長。這說明男人堅忍克己很可能是為了防止情緒崩潰。

戈特曼認為，男性消極作對通常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情緒氾濫的危害。他的研究顯示，一旦男性開始消極作對，他們的心跳每分鐘大約減少10次，主觀上感到有所解脫。不過，一旦男性開始消極作對，妻子的心跳就會突然加速，這是情緒極度困擾的信號。兩性之間尋求慰藉的方式正好相反，這種“情緒探戈”導致了他們對情緒對抗的不同立場：丈夫希望擺脫情緒對抗的熱切程度與妻子主動尋求情緒對抗的程度是一樣的。

正如男人更容易消極作對一樣，女人更容易批判他們的丈夫。妻子傾向於謀求情緒管理者的角色，從而導致了這種不對稱性。妻子試圖直接面對並解決分歧和不滿，他們的丈夫卻不願意參與註定會越演越烈的討論。妻子看到丈夫不願意參與討論，就會變本加厲地抱怨，開始批判丈夫。如果丈夫對此進行辯護或消極作對，妻子就會感到沮喪和憤怒，為了減輕沮喪，她就會表現出輕蔑。一旦丈夫發現自己受到妻子的批判和蔑視，就會開始產生無辜受害者或者憤慨的想法，很容易觸發情緒氾濫。為了保護自身免於氾濫，丈夫的防衛心理越來越強，或者對一切都採取消極作對的態度。不過請記住，丈夫消極作對的時候，妻子就會產生情緒氾濫，陷入困境。夫妻爭執的循環不斷升級，最後局面很容易失控。

對兩性的婚姻忠告

由於男人和女人處理婚姻關係中的困擾情緒的方式存在重大差異，而這種差異很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那麼他們應該怎樣維繫彼此之間的愛和感情呢？也就是說，應該如何維繫婚姻關係？婚姻研究專家對婚姻維持多年的夫婦的互動模式進行了研究，以此為基礎分別對男性和女性提出了特別的忠告，還有一些建議適用於男女雙方。

男人和女人通常需要不同的情緒調節。對於男人，建議不要回避衝突，當妻子發洩不滿或者提出分歧時，應該意識到她這樣做也許是愛的表現，是為了維護婚姻的健康，使其不偏離正軌（當然妻子的敵意還會有其他動機）。如果牢騷一直引而不發，強度就會漸漸增大，直至劇烈爆發。如果牢騷得到發洩或解決，就不會釀成嚴重的後果。不過丈夫必須意識到，憤怒或不滿並不等於人身攻擊——妻子鬧情緒只是為了突出她對問題的強烈感受。

男人還要注意避免太早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法，導致雙方討論出現“短路”。對妻子來說，感到丈夫願意聽她發牢騷，並對她的感受產生同理心（儘管他不需要贊同她），這種感覺更加重要。妻子也許會把丈夫提出的建議看成是他對她的感受不夠重視。丈夫如果能夠與怒氣衝衝的妻子保持交流，而不是把她的牢騷看得無足輕重，那麼妻子就會感到丈夫願意聽她的話，願意尊重她。尤其重要的是，妻子希望自己的感受得到認同和尊重，即便丈夫不贊同，它也是有價值的。如果妻子感到丈夫願意聽她的話，願意瞭解她的感受，她往往就會平靜下來。

對女人的建議與對男人的建議剛好相反。男人的主要煩惱是妻子牢騷太盛，因此妻子要特別注意不要攻擊丈夫——可以抱怨他們的行為，但不要進行人身攻擊或者表達輕蔑。抱怨不是為了人身攻擊，而是為了清楚地表達丈夫的某個特定行為讓妻子感到困擾。憤怒的人身攻擊通常會導致丈夫的自我辯護或者消極作對，讓事情更加糟糕，使爭吵不斷升級。如果妻子的抱怨能放置在更廣泛的背景之下，使丈夫確信妻子對他的愛，也會很有幫助。

吵吵更健康

新聞晨報提供了一則關於如何解決婚姻分歧的反面教材。瑪琳·蘭尼克與丈夫邁克爾發生爭執，邁克爾想看達拉斯牛仔隊與費城鷹隊的比賽，瑪琳想看新聞節目。邁克爾坐下來看比賽，這時瑪琳告訴他，她“受夠了橄欖球”，然後到臥室拿出一支點38手槍，對窩在沙發上看比賽的丈夫開了兩槍。瑪琳被控故意傷害罪。蘭尼克先生腹部中了兩槍，子彈從他的左肩胛骨和脖子穿出，據報道他正在康復之中，情況良好。

當然，夫婦爭執很少會演變成如此慘烈的暴力事件，不過，這正好為情緒智力引入婚姻提供了大好機會。比如，婚姻持久的夫婦往往就事論事，雙方都有機會表達各自的觀點。而且這些夫婦還會更進一步，他們會互相聽取意見。受委屈的一方真正想要的通常是聆聽和認同，因此，對配偶的情緒產生同理心是緩和衝突的法寶。

離婚收場的夫婦最顯著的過失是：在爭吵時雙方都沒有嘗試減少衝突。是否採取措施修補裂痕，是婚姻關係健康的夫婦與離婚收場的夫婦在爭執時的主要區別。防止爭吵升級為可怕衝突的修復機制，其實只是很簡單的舉動，比如就事論事、同理心以及減少衝突。這些基本的舉動如同情緒恆溫器，防止情緒表達不斷升溫，從而導致夫婦雙方喪失就事論事的理性。

保持婚姻健康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夫婦爭吵的具體問題上，比如孩子教育、性愛、金錢，家務等，而要培養雙方共同的情緒智力，提高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一系列情緒競爭力——使雙方保持冷靜、同理心以及善於傾聽等，能使夫婦有效地解決爭端，還可以促成健康的分歧，即“有益的爭吵”，確保婚姻健康發展，克服種種負面因素。如果任由負面因素發展下去，就會摧毀婚姻。

當然，沒有哪一種情緒習慣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這需要堅持不懈、提高警惕。夫婦雙方能否發生關鍵的變化與其努力程度緊密相關。我們在婚姻中容易引發的很多或大部分情緒反應是從童年期開始形成的，首先通過我們最親密的關係或者以父母為榜樣習得，然後被帶入婚姻，全面成形。儘管我們發誓不會重複父母的老路，但我們總是會受到某種情緒習慣先入為主的影響，比如對輕蔑過度敏感和過度反應，或者一遇到爭執就立刻迴避等。

保持冷靜

每一種強烈的情緒從根源上來說就是一種行為的衝動，對衝動加以調節是基本的情緒智力。對於愛情關係，由於涉及切身利益，控制衝動尤為困難。由此引發的反應觸及我們最深層次的需要——被愛和被尊重，害怕被拋棄或者情緒被剝奪。難怪夫婦爭執時表現得如同生存受到威脅一樣。

即便如此，如果丈夫或妻子一方出現情緒失控，就很難用積極的方式解決問題。婚姻競爭力的一個關鍵是夫婦雙方必須學會舒緩自身的困擾情緒。這就意味著掌握從情緒失控引發的情緒氾濫當中迅速復原的能力。在情緒失控時，個體失去了清醒地聆聽、思考以及說話的能力，因此保持冷靜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個體無法保持冷靜，就無法進一步解決當前的問題。

有決心的夫婦在發生激烈衝突時，可以學會大約每隔5分鐘測量自己的脈搏，即感受頸動脈的脈搏（經常進行有氧運動的人很容易學會這個方法）。測量15秒內脈搏跳動的次數，然後乘以4，得到每分鐘脈搏跳動的次數。以心平氣和時測得的脈搏作為基準，如果每分鐘脈搏跳動次數比基準多了10次，這就是情緒氾濫開始的信號。如果脈搏升高到這個水平，夫婦雙方需要暫停20分鐘，在繼續討論之前恢復冷靜。儘管暫停5分鐘已經感覺夠漫長的了，但實際的生理復原更緩慢。我們從第五章瞭解到，殘留的憤怒會觸發更多的憤怒，等待時間越長，身體就越有足夠的時間從先前的喚起當中恢復正常。

當然，有些夫婦可能會覺得吵架的時候測量自己的脈搏有點尷尬，較為簡單的做法是進行事先聲明，在任何一方首次出現情緒氾濫跡象時暫停討論。在暫停期間，進行放鬆活動或做有氧運動（或者參照我們在第五章介紹的方法）有助於從情緒失控中復原，恢復冷靜。

自我釋放

由於對配偶的負面想法會觸發情緒氾濫，因此，如果為此感到不快的丈夫或妻子直接面對並加以解決，也能阻止情緒氾濫。類似“我不能再忍受了”或“我不該受到這種對待”的情緒是無辜受害者或易怒者的口頭禪。認知治療師艾倫·貝克指出，如果捕捉並質疑這些想法，而不是簡單地被這些想法激怒或者感到受傷，那麼丈夫或妻子就開始擺脫它們的控制了。

我們需要對負面的想法進行監控，意識到我們不一定要相信這些想法，並有意識地努力尋找質疑這些想法的證據或者角度。比如妻子在氣頭上也許會想到“他不關心我的需要，他總是這麼自私”，此時她可以回憶丈夫以前的體貼行為，以此質疑這種負面的想法。這樣妻子也許會換一種想法：“他有時候還是挺關心我的，儘管他剛才的表現不夠體貼，讓我生氣。”後面這種想法為改變和積極的解決方法提供了可能性，而最初的那種想法只會激起妻子的憤怒和傷害行為。

非辯護性的傾聽和交談

他：“你吼什麼！”

她：“我吼又怎麼樣，我說的話你一個字也沒聽進去，你就是不聽我講！”

傾聽是一種維繫夫婦感情的技巧。夫婦倆即使吵得不可開交，情緒都失控了，其中一方或雙方也可以努力做到在怒火過去之後進行傾聽，理解並回應對方補救性的姿態。即將離婚的夫婦內心往往充滿了怒火，陷入當前具體問題的紛爭而不能自拔，根本無法做到傾聽，更別提迴應對方締結和平的暗示了。一方處於防衛狀態的表現是忽略或立即反駁配偶的抱怨，將其視為一種攻擊而不是改變行為的努力。當然，夫婦倆吵架時，一方說的話經常會表現為攻擊的形式，或者語氣中充滿強烈的否定，除了攻擊之外再沒有別的意思。

即使到了最糟糕的地步，夫婦雙方也可以有選擇地接收所聽到的話，忽略爭執當中惡意及負面的部分，比如厭惡的語調、人格侮辱、輕蔑的批判等，只聽取主要的信息。如果能把配偶的否定看做重視的表現，即要求對有關問題進行關注，這將會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假如妻子大喊：“你不要打斷我的話好嗎，看在老天的分上！”在這種情況下，丈夫對妻子的憤怒可以不作過度反應，而是說：“好吧，你繼續說。”

非辯護性傾聽最有效的形式當然是同理心，即真正傾聽和領會對方的言外之意。第七章談到，在夫婦關係中，一方要對另一方真正產生同理心，其自身的情緒反應必須保持冷靜，提高接收能力，自身生理才能達到反映配偶感受的水平。如果沒有這種生理協調，一方對另一方感受的知覺可能會完全錯誤。如果自身情緒過於強烈，凌駕於一切之上，破壞生理和諧，個體的同理心就會受到破壞。

有效傾聽情緒的一個方法叫做“鏡像”，常見於婚姻治療。比如妻子對丈夫抱怨時，丈夫對妻子重複同樣的話，其目的不僅在於瞭解妻子的想法，還在於努力領會妻子的感受。夫婦雙方在實施鏡像療法的時候，要注意複述的準確性，如果不準確，就要再次複述，直至準確。鏡像療法看起來很簡單，但操作之困難卻令人意外。準確反映配偶的感受，其效果不僅在於理解配偶的感受，還能夠增強彼此情緒協調的意識。鏡像本身有時能夠瓦解潛在的人身攻擊，而且能有效防止發牢騷升級為爭執。

夫婦之間非辯護性交談的藝術，其核心是交談必須圍繞特定的問題，不能升級為人身攻擊。有效傳播項目的創始人、心理學家海穆·吉諾特向我們推薦了抱怨的最佳法則“XYZ”：“當你做了X，我感到Y，我希望你轉而做Z。”比如應該這樣抱怨：“你沒有打電話告訴我晚餐約會你會晚點來，我感到不受尊重和生氣。我希望你打電話告訴我你會晚點到。”而不是這樣抱怨：“你是個自私的傢伙！”——這是夫婦吵架常見的情形。總之，開誠佈公地交流，不能恐嚇、威脅和侮辱對方，也不能想方設法為自己辯護，比如找藉口、推卸責任、批評對方等。此時同理心再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最後，和人生的其他領域一樣，尊重和愛可以瓦解婚姻中的敵意。防止爭執升級的一個有效手段是：讓對方知道你還可以從其他角度看問題，儘管你本身並不贊同，但這種觀點也許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如果你認為自己有錯，就要承擔責任並且道歉。認可至少可以傳遞出你在傾聽並認同對方感受的信息，儘管你並不贊同對方的看法，比如“我知道你不高興”。有時候，如果夫婦沒有吵架，認可還可以表現為讚美的形式，比如發現對方的優點，並作出讚揚。認可是舒緩配偶情緒或培育積極情緒的一種有效途徑。

練習

以上介紹的一些方法派上用場之時正是夫婦雙方劍拔弩張、情緒高度喚起之際，因此，要在平時充分練習這些技巧，以便在需要的時候運用自如。這是因為情緒腦會按照過去憤怒和傷害時所獲得的經驗進行迴應，過去的情緒經驗具有主導作用。如果不熟悉積極有效的情緒迴應，或者沒有很好地練習，個體在情緒不安時要作出這種迴應就會極為困難。如果經常練習，這種情緒迴應就會逐漸變成自動反應，在出現情緒危機時就有可能發揮出來。因此，我們要對這些策略進行練習和預演，不僅用在壓力沒有那麼大的時候，還要用在激烈爭吵的時候，使其有機會成為情緒神經迴路指令系統後天習得的第一反應（或者至少是第二反應）。從根本上來說，這些婚姻的黏合劑是情緒智力提供的一項小小的補救性教育。

第十章  用心管理

墨爾本·麥克布魯姆是一位喜歡發號施令的上司，他的脾氣讓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感到害怕。如果麥克布魯姆在辦公室或工廠上班，那麼這一點還不算什麼，但是他是一名飛行員。

1978年的一天，麥克布魯姆駕駛的飛機即將降落在俄勒岡的波特蘭，但他突然發現飛機起落架出現了問題。因此，麥克布魯姆把飛行設置為等待航線模式，飛機在機場附近的高空盤旋，而他則在撥弄飛機的機械裝置。

在麥克布魯姆專心研究起落架的時候，飛機燃料讀數漸漸接近於零。副駕駛員們害怕麥克布魯姆發怒，在災難即將降臨之際居然什麼都沒說。最後飛機墜毀了，造成10人死亡。

這次飛機失事在飛行員安全培訓中已經成為反面教材。80%的飛機失事是因為飛行員犯了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如果機組人員工作更加協調，這些錯誤根本不會發生。團隊合作、開明溝通、協調配合、注意傾聽以及表達真實想法，這些社會智力的基本要素和駕駛技術一樣需要在飛行員訓練中得到加強。

飛機駕駛艙是工作組織的一個縮影。如果不是發生了飛機失事這種讓人警醒的重大事件，低落的士氣、戰戰兢兢的員工、頤指氣使的老闆，以及工作環境中其他形形色色的情緒缺陷，其破壞性後果通常會被不在場的人忽略。但它們往往會導致工作效率降低，無法如期完成任務的情況增多，錯漏百出，大批員工跳槽到工作環境更好的企業。這是工作環境情緒智力水平過低導致的必然惡果。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企業有可能倒閉。

情緒智力的成本效率對企業來說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有些經理人也許難以接受。一項面向250名企業執行官的調查顯示，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他們的工作需要他們“用腦而不是用心”。很多被調查者表示，他們擔心對同事抱有同理心或同情心會使他們與組織的目標產生衝突。其中有一位認為“感知員工情緒”這種想法是荒謬的，他表示，如果這樣，“就沒法管理他們了”。其他被調查者則認為如果他們不鐵石心腸，他們就無法作出企業所要求的“困難”決定，不過他們向員工宣佈決定時可能會選擇較為人道的方式。

這項調查是在20世紀70年代進行的，當時的企業環境和現在差別很大。我認為，他們這種態度已經過時了。在新的競爭環境下，情緒智力對職場和市場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哈佛商學院心理學家肖沙娜·朱伯夫（Shoshona Zuboff）指出：“20世紀以來，企業經歷了急劇的變化，情緒景觀也隨之出現了改變。在企業的等級制度下，經理人階層曾經長期處於統治地位，手腕強硬的鐵血老闆得到回報。但在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雙重壓力之下，企業僵化的等級制度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瓦解。鐵血戰士代表企業的過去，而人際關係的大師代表企業的未來。”

原因很明顯——想象一下，在一個工作團隊中，有人無法控制自己的怒火，或者對同事的感受麻木不仁的後果是什麼。我們在第六章介紹過的思維波動的負面影響同樣適用於工作環境。如果情緒低落，人們就無法聚精會神，思路清晰地記憶、學習或決策。按照一位管理諮詢師的說法，“壓力之下必有愚夫”。

我們還可以正面考察一下提高基本情緒競爭力（與他人的情緒協調一致，防止分歧升級，工作進入“湧流”狀態）對工作的益處。領導力不是支配和控制，而是說服人們向共同目標努力的藝術。此外，在對自己職業的管理中，最關鍵的是識別自身對工作最深刻的感受，瞭解什麼樣的改變能使我們對工作更為滿意。

情緒潛能逐漸成為重要的業務技能，這也反映了工作環境的急劇變化。下面我將介紹情緒智力的三種不同應用：一是把發牢騷轉化為有用的批評；二是營造推崇多樣性的氛圍，而不是將其視為摩擦的根源；三是建立有效的關係網。

批評是第一要務

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工程師，負責一個軟件開發項目。他正在向公司的產品開發副總裁彙報幾個月以來的工作成果。他的團隊在他的帶領下夜以繼日地工作，他們對自己艱苦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然而，工程師彙報完畢之後，副總裁挖苦地問道：“你從研究所畢業多長時間了？這些技術標準太荒唐了，過不了我這關。”

工程師感到非常尷尬和沮喪，他在會議剩餘時間裡悶悶不樂地坐著，一言不發。他的團隊成員為捍衛他們的成果不斷辯解，但都說不到點子上，而且態度有點牴觸。副總裁此時被叫走，會議突然中斷，於是大家不歡而散。

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裡，工程師一直對副總裁的評價耿耿於懷。他無精打採，絕望透頂，他覺得自己在公司再也不會被委以重任了，儘管他很喜歡這份工作，但他還是打算辭職不幹了。

最後工程師去見副總裁，跟他說起那次會議，說到副總裁的批評令他的團隊士氣低落。然後他字斟句酌地問：“我不太明白你的用意。你應該不只是想讓我難堪，你當時還有別的想法嗎？”

副總裁很吃驚，他根本沒有想到他當時的話會有這麼嚴重的影響，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實際上，他認為這個軟件開發項目很有前途，但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並不是要把它貶得一無是處。副總裁說，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反應方式這麼糟糕，他也不是想傷害別人的感情。於是副總裁向工程師送上遲來的道歉。

這個故事講的其實是反饋問題，即人們獲取關鍵的信息，以確保工作不會偏離正軌。系統論中的“反饋”，原意是關於系統的一部分運作情況的數據交換，系統的一部分會影響其他部分，因此任何阻礙進程的部分都應得到改善。在企業中，每個人都是系統的一部分，因此反饋——也就是信息交流——相當於組織的血液，人們據此瞭解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否符合要求，或是否需要調整、升級甚至徹底轉向。沒有反饋，人們就會一頭霧水，不知道怎麼與上司、同事相處，也不知道別人對他們的期望，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從某種意義上說，批評是經理人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同時也是他們最害怕、最想逃避的事情之一。和前文那位挖苦下屬的副總裁一樣，很多經理人的反饋方法很糟糕。這種欠缺會造成巨大的損失，正如夫婦的情緒健康取決於他們表達不滿的技巧，公司員工的工作效率、滿意度以及產出也取決於上司向他們指出問題的方式。事實上，如何提出批評和接受批評，對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同事滿意度以及上司滿意度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最糟糕的激勵方式

婚姻中常見的情緒問題同樣適用於工作環境，兩者的表現形式很相似。比如批評表現為人身攻擊而不是恰當的抱怨，或者單純從個人喜好出發進行指責，充滿厭惡、挖苦和輕蔑。這些行為會導致員工採取守勢，並推諉責任，最後由於感覺受到不公正對待，進一步演變成消極作對或心懷怨恨的被動抵抗。有些企業諮詢顧問認為，在工作場所，惡意批評常常表現為以偏概全或者一棍子打死，比如“你糟透了”；批評的語調尖酸刻薄、怒氣衝衝，讓人根本無法迴應，也不知道如何改正。惡意批評讓被批評者感到無助和憤怒。從情緒智力的角度看，惡意批評顯示了批判者的無知，他們不知道這種批評會觸發被批評者的負面情緒，也不知道負面情緒會影響被批評者工作的動機、能量以及信心。

一項關於經理人的調查揭示了惡意批評的情緒機制。研究者要求經理人回顧對員工發脾氣以及憤怒到極點時進行人身攻擊的情形。結果發現攻擊所產生的效果與夫婦之間的攻擊類似，受攻擊員工的常見迴應是為自己辯護、尋找藉口、逃避責任，或者消極作對，儘量避免與發脾氣的經理人的一切接觸。如果將約翰·戈特曼分析夫婦之間情緒問題的方法用於受批評員工，他們肯定會和自認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丈夫或妻子一樣，產生無辜受害者或義憤的想法。如果對員工的生理狀態進行檢測，他們很可能也會出現情緒氾濫的跡象，而情緒氾濫會使他們的想法進一步加強。經理人則會對員工的這種迴應感到更加不滿和氣憤，於是惡意批評的循環最後就會以員工辭職或被解僱告終——相當於與企業離婚。

一項面對108名經理人和白領員工的調查顯示，不當批評的影響超過了猜疑、性格不合以及權力鬥爭，成為工作衝突的一個主要成因。倫斯勒理工學院開展的一項實驗顯示了刻薄的批評對職業人際關係的危害。受測者被要求給一種新型洗髮水製作廣告，一名實驗助手對廣告提案進行評論，他的評語有兩種，均是預先安排好的。受測者會收到其中一種評語。第一種評語友善而且具體，第二種評語則包含了威脅以及對受測者的人身攻擊，比如“想也不要想，好像沒有一件事是做對的”，以及“也許缺乏天賦，我得找其他人來做”。

可以想象得到，受到攻擊的受測者變得緊張、憤怒和牴觸，並拒絕與批評者在接下來的項目中進行協作或合作。很多人表示他們希望不再與批評者來往，也就是消極作對。刻薄的批評使被批評者士氣低落，不再努力工作，最嚴重的後果是，他們自認為不能勝任這項工作。人身攻擊打擊了他們的士氣。

很多經理人動不動就批評下屬，對讚揚卻非常吝嗇，員工感到他們只有在犯錯時才會聽到上司對他們工作表現的評價。除了批評的偏向性之外，還有很多經理人習慣於長時間推遲對員工進行反饋。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分校心理學家J·R·拉森認為：“員工表現出來的大多數問題都不是突然出現的，它們慢慢地與日俱增。如果上司無法讓員工及時瞭解他的感受，上司就會越來越沮喪。然後有一天，他就會發作出來。如果他及早提出批評，員工就會改正錯誤。但人們常常在事情不可收拾的時候提出批評，此時他們往往過於憤怒，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這時候他們就會以最糟糕的方式提出批評，回想起長久以來積壓在內心的種種不滿，語氣充滿了挖苦和嘲諷，甚至發出威脅。這種攻擊效果往往適得其反，被批評者將其視為侮辱，因此也會感到憤怒。這是激勵員工最糟糕的方式。”

批評的藝術

我們還有另一種批評的方式。

有技巧的批評也許是經理人傳遞的最有用的信息之一。比如，那位輕蔑的副總裁可以這樣對軟件工程師說：“目前階段的主要問題是你們的計劃時間太長了，增加了成本。我希望你再仔細考慮一下這個提議，尤其是軟件開發的設計標準，看看能不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項工作。”與惡意的批評相比，這種信息傳遞方式的效果截然不同。前者製造無助、憤怒和反抗，後者傳遞了改進的希望，並提出了相關建議。

有技巧的批評，關注的是個人的行為以及日後改善的可能性，而不是把工作質量差歸結為人格方面的原因。正如拉森指出的：“批評某人愚蠢或無能，這種人格攻擊並沒有批評到點子上。你一下子把他置於防守的地位，他再也聽不進你讓他改進的意見。”拉森的建議顯然和我們對已婚夫婦表達不滿的建議是一致的。

對於激勵，如果人們認為失敗是由自身無法改變的缺陷引起的，他們就會失去希望，不再努力。請記住，激發樂觀主義的基本信念是：挫折或失敗是由客觀條件引起的，而我們可以改變這些條件，把工作做得更好。

批評的藝術與讚揚的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由精神分析師轉為企業諮詢顧問的哈里·萊文森對批評的方法提出瞭如下建議：

具體。選擇有意義的事件，即能夠顯示需要改變的關鍵問題或缺陷模式的事件，比如無法順利完成一項工作的某些部分。如果員工只聽到他們“做錯了”，但不知道具體錯在哪裡，也就無法改進，這樣會打擊員工的士氣。關注具體的細節，明確員工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及應該怎樣加以改進。不要旁敲側擊或拐彎抹角、迴避問題，混淆真正有用的信息。類似於夫婦之間發牢騷的“XYZ”法則，批評員工時要指明問題是什麼，具體錯在哪裡，你對問題的態度，以及應該如何改進。

萊文森指出：“對於讚揚，具體同樣重要。當然，含糊的讚揚不是一點兒效果都沒有，但是效果不大，而且你無法從中學習。”

提供解決方法。和所有有用的反饋一樣，批評應當指明改正問題的方法。否則被批評者會感到沮喪，士氣低落，或失去動力。通過批評，被批評者瞭解到此前沒有意識到的可能性或者替代方法，或者意識到需要注意某些不足。批評還應該包含關於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建議。

當面表達。批評和讚揚一樣，在面對面和私下場合效果最明顯。不習慣提出批評或表揚的人也許會為了減輕心理負擔，選擇遠距離表達批評或讚揚，比如寫備忘錄。不過這種方式太缺乏人情味了，而且對方也沒有機會進行迴應或澄清。

保持敏感。這需要同理心，與自己所說的話以及說話方式對接收方產生的影響協調一致。萊文森指出，沒有同理心的經理人在反饋時最容易傷害別人，比如使人無地自容的奚落。這種批評的後果非常嚴重，被批評者沒有機會改進，反而為此心生怨恨和痛苦，處於防守和疏離的立場。

萊文森還對被批評者提供了一些情緒方面的建議。首先，把批評看成是改進工作的有用信息，而不是人身攻擊。其次，警惕自我辯護而不是承擔責任的衝動。如果批評實在難以接受，可以要求暫停談話，給自己留出一些時間進行消化，使情緒冷靜下來。最後，他建議人們把批評看成是與批評者進行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的機會，而不是採取敵對立場。所有明智的建議都可以作為已婚夫婦正確處理抱怨、避免對婚姻關係造成永久性傷害的建議，既適用於婚姻，也適用於工作。

處理多樣性

三十多歲的前美軍上尉西爾維婭·斯基特在南加利福尼亞哥倫比亞市丹尼飯店擔任值班經理。在一個百無聊賴的下午，一群黑人顧客到飯店就餐，其中一位是牧師，一位是牧師助理，還有兩位是來訪的福音歌手。但飯店服務員沒有理會他們，他們只好乾坐著。斯基特回憶說，飯店服務員“面面相覷，把手叉在腰間，然後又繼續聊起天來，就好像離他們5英尺之外的黑人顧客不存在似的”。

斯基特憤憤不平地質問服務員，並且向經理投訴，但經理卻為服務員的行為進行開脫，他說：“他們從小就是這樣，我一點辦法都沒有。”斯基特當場就辭職了，她也是位黑人。

如果這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這種公然的種族歧視也許就這樣過去了。但是西爾維婭·斯基特和其他數以百計的人一樣，參加了反對丹尼飯店歧視黑人的大規模集體訴訟，在丹尼飯店受到歧視的黑人顧客一方最後獲得了高達5 400萬美元的賠償。

訴訟的原告包括7名美國非裔特工人員的代表，他們在丹尼飯店為了吃早餐足足等了一個小時，而鄰座的白人同事卻很快就受到招待——這批特工正在準備為克林頓總統訪問位於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提供安保服務。原告還包括一位來自佛羅裡達州坦帕市、雙腿癱瘓的黑人女孩，她在舞會之後的深夜，在輪椅上等待了兩個小時才等到她的晚餐。集體訴訟認為，這種歧視源於丹尼飯店（尤其是地區和分店經理層）的普遍觀念，他們認為黑人顧客會影響飯店的生意。現在，由於集體訴訟以及媒體的曝光，丹尼飯店正在努力對黑人社區進行彌補。每一位員工，尤其是經理人員，都必須參加關於多種族顧客的優勢的培訓班。

這種培訓已經成為美國所有公司入職培訓的常規內容，經理層逐漸意識到，即使他們對有色種族存在偏見，他們也必須學會不帶偏見地行事。除了社交禮儀方面的原因，還有實用主義的考慮。其中一個原因是工作場所人口結構的變化，過去白人男性是公司的主要群體，但現在他們已經淪為少數群體了。一項針對幾百家美國公司的調查顯示，超過3/4的新僱員是有色人口。人口結構的變化還反映在顧客群體的大規模變遷上。另一個原因是跨國公司越來越迫切地需要員工消除偏見，學會欣賞來自不同文化(和市場)的人群，而且要把這種欣賞轉化為競爭優勢。第三個原因是多樣性的潛在效果，它可以提高集體的創造力和創新的動力。

這一切都意味著組織文化必須作出相應的改變，提倡寬容，儘管個人偏見仍然存在。公司應該怎麼做呢？為期一天或一個週末，或者看一場錄像了事的“多樣性培訓”課程似乎很難改變員工根深蒂固的偏見，比如白人歧視黑人，黑人歧視亞裔人口，或者亞裔人口歧視西班牙裔人口。很多多樣性課程效果並不理想，不是承諾太多，引發錯誤的期望，就是製造對抗而不是理解的氛圍，這種課程很可能加劇工作場所不同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使他們更加關注種族之間的差異。要知道應該怎麼做，首先就要了解偏見的本質是什麼。

偏見的根源

弗吉尼亞大學精神病學家瓦米克·沃爾坎（Vamik Volkan）博士回憶了他在塞浦路斯一個土耳其家庭長大的經歷，當時土耳其人和希臘人的衝突非常激烈。沃爾坎小時候曾聽到謠言，說當地希臘神父的腰帶打著結，每一個結代表他勒死了一個土耳其兒童。他還記得別人告訴他希臘鄰居吃豬肉時那種不可思議的語調，對他本人所屬的土耳其文化來說，豬肉是不能吃的。現在，作為研究種族衝突的專業人士，沃爾坎指出，宣揚不同種族仇恨的童年記憶會持續很多年，每一個新生代都會處於這種敵對的偏見之中。對本族群保持忠誠的心理成本是對其他族群感到反感，尤其是在有著長期敵對歷史的族群之間。

偏見是個體在早期學到的一種情緒經驗，因此偏見反應很難完全消除，對於認為偏見不對的成年人也是如此。從事偏見研究幾十年的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社會心理學家託馬斯·佩蒂格魯（Thomas Pettigrew）指出：“偏見的情緒在童年期形成，但支持偏見的信念到後來才出現。也許你後來想改變偏見，但改變內心感受比改變理性信念要難得多。比如很多美國南方人向我承認，雖然他們心裡對黑人不再存有偏見，但他們和黑人握手時總是感到不舒服。這種感覺來源於童年期家庭對他們的影響。”

偏見受到刻板印象的支持，而刻板印象部分源於較為中立的心理神經機制，這種心理機制使刻板印象帶有自我驗證的傾向。人們傾向於記住符合刻板印象的事件，而不重視質疑刻板印象的事件。比如在聚會上，一位英國人情緒外露、熱情親切，這與通常冷漠保守的英國人形象截然不同，於是人們就會告訴自己，這個英國人不同尋常，或者“他喝醉了”。

微妙的偏見很難根除，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過去40年美國白人對黑人的態度雖然已經越來越寬容，但表現形式更微妙的偏見依然存在。人們口頭上否認種族歧視，但行動上依然帶有隱秘的偏見。很多人表示他們沒有種族偏見的惡習，但在模稜兩可的情境中，他們會作出帶有偏見的行為，儘管他們認為自己很理智，沒有偏見。偏見的形式也許會表現為，自認為沒有偏見的白人高級經理拒絕了一位黑人求職者，表面上不是出於種族原因，而是他的教育背景和經驗“難以勝任”這項工作，但他卻聘請了教育背景完全相同的白人求職者。或者表現為，他教給白人推銷員一些簡單有用的打電話技巧，但對黑人或西班牙裔推銷員卻沒有這樣做。

對不寬容的不寬容

如果說長期形成的偏見無法輕易消除，那麼可以改變的是人們對待偏見的態度。比如丹尼飯店的例子，服務員或分店經理公然歧視黑人的行為如果受到質疑，那麼這種現象就會減少。但是，一些經理人似乎在鼓勵歧視行為，至少是心照不宣，甚至要求黑人必須先付錢後用餐，拒絕為黑人提供餐館廣為宣傳的免費生日餐，或者在一群黑人來就餐時把大門鎖上，宣稱營業時間結束。正如代表黑人特工人員起訴丹尼飯店的律師約翰·P·雷爾曼指出的那樣，“丹尼飯店的管理層對下屬員工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這傳遞了某種信息……助長了當地經理種族歧視的衝動”。

從偏見的根源以及如何有效消除偏見來看，正是對偏見行為視而不見的姑息態度助長了歧視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不作為本質上就是容忍偏見的病毒肆意擴散。比多樣性培訓課程更有意義，或者使這種課程發揮實際效果的做法是，從管理層到基層員工都積極地反對所有歧視行為，由此徹底改變一個群體的規範。如果整體的氛圍出現變化，儘管也許很難消除偏見，但至少可以消除帶有偏見的行為。按照IBM公司一位執行官的說法，“我們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歧視或侮辱，尊重個人是IBM文化的核心”。

偏見研究對於提高企業文化寬容度提出了一些建設性意見，那就是鼓勵員工公開反對隱蔽的歧視或攻擊行為，比如無禮的笑話或者張貼侮辱女員工的裸體人像掛曆。有研究發現，在一群人中如果有人發表種族歧視的侮辱言論，其他人也會跟著這樣做。如果當場指出這種歧視行為或者提出反對，這種簡單的行為可以創造減少歧視的社會氛圍，什麼都不說就相當於寬恕這種行為。因此，處於權威地位的人能起到關鍵的作用，如果他們不譴責偏見行為，無形中等於傳遞了這種行為沒有問題的信號。對此進行譴責可以傳遞出強烈的信號，表明偏見不是小事，而是會產生真正的負面影響。

情緒智力的技能，尤其是不僅知道在什麼時候、還知道如何有效地反對偏見的社交技巧，在這種情況下再次發揮作用。這種反饋技巧應當與其他有效批評的技巧一起使用，確保被批評者不會產生逆反心理。如果經理人和員工能夠自然而然地做到這一點，或對此加以學習，那麼偏見現象就會逐漸消失。

有效的多樣性培訓課程應當在組織內部建立新的基本準則，防止任何形式的偏見行為，鼓勵員工不再充當沉默的證人和旁觀者，而要明確表達他們的反感和反對意見。多樣性課程的另一個積極因素是觀點採擇，即提倡同理心和寬容的立場。只要員工逐漸意識到被歧視者的痛苦，他們就有可能公開反對歧視行為。

簡而言之，禁止偏見行為的發生比從根本上消除偏見態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刻板印象即使可以改變，也會非常緩慢。只是簡單地讓不同種族的人待在一起，不會或者很難減少不寬容的現象，正如廢除種族隔離學校所發生的情況，不同種族之間的敵意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增強了。既然多樣性培訓項目遍及所有公司，那麼現實的目標應當是藉此改變帶有偏見或攻擊色彩的群體規範。提高集體意識，不接受和容忍偏執或攻擊行為，培訓項目在這些方面可以大有作為。不過期望這些項目從根本上消除偏見是不現實的。

既然偏見是情緒學習的結果，那麼再度學習肯定是有可能的——當然需要時間，而且不能指望達到一次性的多樣性培訓課程那樣的效果。要實現改變，就需要持續的友愛之情，需要不同背景的人向著共同的目標不斷努力。廢除種族隔離學校的教訓是，如果種族之間無法融合，反而形成彼此對立的小集團，那麼負面的刻板印象就會被強化。如果學生們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平等地開展合作，比如在運動隊或者樂隊中，他們的刻板印象就會被打破。在工作環境，員工一起共事多年，自然也會出現這種現象。

不過，如果停止與工作環境中的偏見現象進行鬥爭，就會錯失更好的機會，無法利用工作群體多樣化可能帶來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接下來我們會瞭解到，一個工作團隊內的成員，其優勢和視角各有千秋，如果他們能夠協調一致，相對於同一批人各自獨立工作，可能會實現更出色、更有創造性、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組織智慧與群體智商

20世紀末，美國職業大軍當中的第三大力量是“知識工人”，比如市場分析師、作家或電腦程序員等，他們的生產力體現在為信息提供附加值。發明“知識工人”一詞的著名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指出，知識工人的技能高度專業化，其生產力取決於他們作為組織一分子與組織團隊的協調能力：作家不是出版商，電腦程序員不是軟件發佈者。德魯克說，人們總是要協同工作，而對於知識化的工作，“團隊而不是個人成為工作的單元”。這也說明情緒智力，即有助於人們協調一致的技能，在未來的工作環境中將會變得越來越有價值。

組織化團隊工作最基本的形式也許是開會，比如董事會會議、電話會議以及其他普通會議等，這是執行官難以避免的一部分任務。面對面的會議是最明顯但又略顯過時的樣板，可以據此判斷一個團隊是如何分工合作的。電子網絡、電子郵件、電視電話會議、工作團隊、非正式網絡等都是組織內新出現的功能實體。從某種程度上說，組織結構圖所揭示的明確的等級制度代表了組織的骨骼，而這些人際接觸點就代表著組織的神經系統。

人們在進行協作的時候，不管是召開執行計劃的會議，還是成立團隊共同開發產品，都會體現出所謂的群體智商，即群體成員才能和技能的總和。團隊完成任務質量的高低取決於群體智商的高低。據研究，群體智力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並不是群體成員學業意義上的平均智商，而是群體的情緒智力。高群體智商的關鍵是社會和諧。在其他要素相同的情況下，團隊協調一致的能力是激發團隊才能、提高效率和取得成功的保證。在團隊成員才能和技能相同的情況下，團隊如果無法協調一致就無法出色地完成任務。

提出“群體智力”概念的是耶魯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斯騰伯格，以及從事群體效率研究的研究生溫迪·威廉姆斯。人們為了完成一項任務組建團隊，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具備一定的才能，比如語言流利、創造性強、富有同理心或者擁有其他技術專長。群體智力不一定大於所有群體成員特定才能的總和，如果群體成員無法共享各自的聰明才智，群體智力還有可能小於成員才能的總和。斯騰伯格和威廉姆斯通過研究證實了兩者之間的差異。他們召集一群受測者分成小組進行合作，受測者的任務是為一款有望成為糖果替代品的虛擬的甜味劑策劃有效的廣告宣傳活動。

這項研究的一個驚人發現是，過於急切而不願合作的人拖了整個團隊的後腿，影響了團隊的整體表現。這些野心勃勃的人過於喜歡控制或命令別人。他們缺乏一種基本的社會智力，無法識別在合作交流過程中什麼行為合適、什麼行為不合適。成員不願意參與，是團隊表現的一個負面因素。

團隊成果最優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團隊成員保持內部和諧的程度，團隊和諧有助於成員充分發揮才能。對於一個和諧團隊來說，擁有一位天分極高的成員可以提高團隊的整體表現，而摩擦較多的團隊則難以充分利用能力出眾的成員。在有高度情緒或社交障礙的團隊，無論這些障礙是恐懼或憤怒引起的，還是敵對或怨恨引起的，成員的才能都無法得到最好的發揮。和諧可以使團隊最大限度地利用成員的創造性和天賦。

該研究對工作團隊的啟發非常明顯，同時對每一個在組織中工作的人都具有普遍的意義。很多工作的完成需要依賴於人們號召合作者組成鬆散網絡的能力，不同的任務需要合作網絡中不同的合作者。各種特設的工作團隊由此應運而生，並對成員的才能、專長和崗位進行最優化安排。人們對合作網絡的組織能力，即建立臨時性特設團隊的能力，是事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貝爾實驗室位於普林斯頓附近，是世界知名的科學智囊機構。讓我們來看看關於貝爾實驗室明星員工的研究。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的都是高智商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但在實驗室裡，有些人表現異常傑出，而有些人僅僅處於平均水平。明星員工與普通員工的差異不在於他們的學業智商，而在於他們的情商。明星員工更善於自我激勵，更善於召集自己所在的非正式網絡，組建特設工作團隊。

研究者選擇了貝爾實驗室的一個部門對明星員工進行研究，該部門的任務是研發和設計控制電話系統的電子開關。電子開關是電子工程中非常複雜、要求很高的一部分。這項工作單槍匹馬無法勝任，必須由諸多團隊共同完成，這些團隊的規模從5名至150名工程師不等。沒有哪一位工程師具備單獨完成任務所需要的全部技能，必須藉助其他人的專業技能才能完成任務。為了找到高效率的明星工程師與普通工程師之間差異的決定因素，羅伯特·凱利和珍妮特·卡普蘭讓經理人和員工提名10%~15%的工程師作為明星工程師。

研究者在明星工程師與其他工程師之間進行比較，最驚人的發現是兩個群體只存在很細微的差別。凱利和卡普蘭發表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的文章寫道：“根據一系列認知和社會方面的測量方法，比如智商的標準測試和性格測試，這些人的能力沒有顯著的差異。隨著個體的發展，根據學業才能無法準確地預測工作成果，智商也是如此。”

研究者通過訪談發現，關鍵的差異在於明星工程師為了完成任務所運用的內在策略和人際策略。最重要的策略之一是與一群關鍵人物保持融洽的關係。明星工程師工作順利的原因在於，他們花時間與關鍵人物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而關鍵人物在臨時性特設團隊中能為解決問題或處理危機提供關鍵的服務。根據凱利和卡普蘭的觀察，“貝爾實驗室的一箇中層員工談起他被一個技術問題難住了，他不辭勞苦召集了不同的技術高手，可是他的號召沒有得到迴應，電子郵件沒人回覆，他白白浪費了寶貴的等待時間。而明星工程師很少遇到這種情況，他們在需要別人幫忙之前就已經建立了可靠的關係網。一旦他們需要別人的建議，明星工程師總是能夠獲得較快的迴應”。

非正式網絡對於處理意想不到的問題尤為關鍵。一項關於非正式網絡的研究顯示，“正式組織是為處理可預期的問題而設置的。假如出現了無法預期的問題，非正式網絡就開始發揮作用了。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網在同事之間每一次交流的時候形成，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加強，最後發展成為異常穩定的關係網。非正式網絡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可以隨意變化，能夠跳過整體，直接完成任務”。

對非正式網絡的分析顯示，由於人們天天在一起工作，他們不需要向所有人透露敏感的信息（比如想換工作，對某個經理或同事的行為感到不滿），遇到困難時也不需要向所有人求助。事實上，更加成熟的觀點是非正式網絡至少有三種形式：一是溝通網，即互相交談的圈子；二是專業網，由可以提供建議的人組成；三是信任網。如果在專業網擔任骨幹，說明此人擁有專業技能傑出的聲望，專業技能通常是晉升的決定因素。不過，被視為專家，與被視為值得交換秘密、疑問和弱點的人，兩者毫無關係。一位狹隘的辦公室暴君或者吹毛求疵的領導者也許具有過硬的專業才能，但如果得不到別人的信任，就會削弱他們的管理能力，並被排除在非正式網絡之外。組織裡的明星通常與所有關係網都有著緊密的聯繫，無論是溝通網、專業網還是信任網。

除了掌握必不可少的關係網之外，貝爾實驗室明星工程師具備的組織智慧還包括：有效地協調團隊工作；在達成一致意見時起到領導作用；從他人的角度看待問題，比如顧客或對立面的角度；善於說服他人；促進合作、避免衝突。所有這些技巧都取決於社交技能，除此之外，明星工程師還有其他的本領：一是積極主動，能夠自我激勵，勇於承擔本職工作之外的責任；二是善於自我管理，在時間和工作承諾之間取得平衡。所有這些技能都是情緒智力的組成部分。

我們有充分的證據相信，從貝爾實驗室觀察到的結果預示了所有企業發展的未來，情緒智力的基本技能在團隊合作以及幫助人們共同學習如何有效工作方面會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以知識為基礎的服務和知識資本成為企業的重心，改進員工合作方式將是提升知識資本、發揮關鍵競爭優勢的一個主要途徑。企業為了進一步發展壯大，而不是僅僅為了生存，將會努力提升整體的情緒智力。

第十一章  心與藥

“醫生，這一切都是誰教會你的？”

回答很快：“痛苦。”

——阿爾伯特·卡繆，《瘟疫》

我的下體隱隱作痛，於是去看醫生。本來一切都很平常，直到醫生看到我的尿檢報告。我有尿血的跡象。

醫生用公事公辦的口吻說：“你要到醫院作些檢查……腎功能檢查、細胞檢查……”

我不知道他後來說了些什麼，一聽到“細胞檢查”就蒙了。癌症。

我記不清醫生讓我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進行診斷檢查。本來這是最簡單不過的要求，我居然讓他重複了三四次。“細胞檢查”，我的腦海裡一直縈繞著這個詞。感覺就像剛剛在自家門口被人打劫了。

我的反應為什麼這麼強烈？我的醫生學識淵博、醫術精湛，他正在根據診斷決策樹檢查我的四肢。我患上癌症的可能性很小。不過理性分析在當時無關緊要。面對疾病，情緒高於一切，恐懼難以避免。我們在生病時情緒會變得非常脆弱，原因在於我們的心理健康有一部分源於“刀槍不入”的幻覺。疾病，尤其是嚴重的疾病，打破了這種幻覺，“我們的個人世界很安全”的信念受到了動搖。突然之間，我們感到虛弱、無助和脆弱。

問題是醫務人員在治療時忽略了病人的情緒反應。這說明醫務人員沒有注意到，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們的情緒狀態對患病和康復的過程會產生顯著的影響。現代醫學護理常常缺乏情緒智力。

病人也許可以從護士或醫生的一言一行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和心理安慰，但如果醫務人員處理不當，就會導致病人絕望。醫務人員總是對病人的困擾表現出不耐煩或者漠不關心。當然也有些富有同情心的護士或醫生在治療病人時願意耐心地安慰病人，提供病情信息。不過專業領域的趨勢是，組織的強制性要求使醫務人員忽視病人的脆弱心理，或者由於醫療壓力過大而無法採取措施。由於醫療系統日益重視經濟效益，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了。

我們要求醫務人員在治療的同時關懷病人，充分考慮病人的生理和社會現實因素，而不是將其排除在治療之外，這不僅是出於人道主義方面的原因，還有其他更加迫切的理由。目前科學已經證實，無論是預防疾病還是治療疾病，在治療病人的同時調節病人的情緒狀態，可以獲得額外的醫療效果。當然不是所有情況下都會這樣。不過根據成百上千的病例數據，平均來看，這些額外的醫療效果足以表明情緒幹預應當成為嚴重疾病治療標準的一部分。

現代社會歷來把醫學的使命定位為治療疾患，即醫治身體的不適，而忽視了病態，即病人患病的體驗。病人受其影響，也在無形中忽略了自己對身體疾病的情緒反應，或認為情緒反應與疾病毫不相干。目前的治療模式完全忽視了心理會顯著影響身體的觀點，從而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態度。

另一個極端則是同樣無益的觀點，即認為人們通過保持愉快心情或樂觀態度就可以治療最嚴重的疾病，或者病人對疾病負有首要的責任。“態度治療一切”這種花言巧語只能製造混亂和誤解，誇大心理對疾病的影響程度，也許更糟糕的是有時還會讓人們對患病感到內疚，好像疾病是道德敗壞或精神無價值的標誌。

真相處於兩個極端之間。通過歸納科學數據，筆者旨在澄清這些矛盾的觀點，更加清晰地理解情緒以及情緒智力對健康和疾病的影響程度，消除無稽之談。

身體的心理：情緒對健康的影響

1974年，羅徹斯特大學醫學與牙科學院實驗室的一項發現改寫了人體的生物學地圖。心理學家羅伯特·阿德（Robert Ader）發現，人體的免疫系統像人腦一樣具有學習能力。這一發現震驚了醫學界，當時醫學界普遍認為只有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才會根據經驗改變反應方式。阿德的發現引發了科學界對中樞神經系統與免疫系統之間大量溝通渠道的探究，也就是對把心理、情緒和身體緊密聯結起來的生物通道的研究。

在阿德的實驗中，研究者給小白鼠餵食一種藥物，用人工方法抑制其血液中對抗疾病的T細胞數量。每次給小白鼠餵食時用含有糖精的水伴服。阿德發現，不給小白鼠餵食抑制性藥物，只餵食糖水，依然得到小白鼠T細胞數量減少的結果，甚至有些小白鼠出現了生病和死亡的現象。作為對糖水的迴應，小白鼠的免疫系統學會了抑制T細胞。根據當時最先進的科學認識，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

巴黎理工學校神經學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指出，免疫系統是身體的大腦，決定身體對自身的感覺，即判斷什麼是屬於身體的，什麼是不屬於身體的。免疫細胞隨著血液流遍全身，幾乎與其他所有細胞進行接觸。免疫細胞能識別出來的細胞就會安然無事，識別不出來的細胞就會遭到攻擊。免疫細胞的攻擊可以幫助人體對抗病毒、細菌和癌細胞，但假如免疫細胞無法識別人體的一些正常細胞，就會引起過敏症或狼瘡等免疫性疾病。在阿德的發現問世之前，每一位解剖學家、內科醫生和生物學家都認為人腦（及其通過神經中樞系統遍佈全身的外圍系統）和免疫系統是兩套獨立的系統，不會對彼此的運行產生影響。控制小白鼠味覺的大腦中樞與產生T細胞的骨髓區域之間沒有聯結通道，這種想法持續了大約一個世紀。

阿德的發現促使科學家重新研究免疫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之間的關聯。專門研究這一領域的心理神經免疫學（Psychoneuroimmunology），現在已經成為一門前沿醫學。“Psycho”意為“心理”，“neuro”意為“神經內分泌系統”（包含神經系統和荷爾蒙系統），“immunology”意為“免疫系統”，該學科的名稱正好揭示了心理、神經以及免疫系統之間的聯繫。

有科學家發現，在大腦和免疫系統活動最廣泛的化學信使（chemical messengers），在調節情緒的神經領域分佈也最為密集。情緒通過一條直接的物理通道影響免疫系統，關於這一點，阿德的研究夥伴戴維·費爾騰（David Felten）發現了極為有力的證據。費爾騰注意到情緒對自主神經系統有著非常顯著的作用，從胰島素的分泌水平到血壓無一不是由情緒調節的。費爾騰與他的妻子蘇珊娜以及其他同事共同發現了自主神經系統與免疫系統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直接對話的交會點。

藉助電子顯微鏡，他們發現自主系統神經末端有突觸狀的觸點與免疫細胞直接接觸。這種物理的接觸點促使神經細胞釋放神經遞質，以此調節免疫細胞。事實上，神經細胞與免疫細胞互相釋放信號。這一發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沒有人知道免疫細胞居然能夠接收神經系統所傳遞的信息。

為了檢驗神經末梢對免疫系統的作用，費爾騰進一步用動物進行了實驗，他切除了動物淋巴腺和脾臟（免疫細胞儲存或產生的場所）的部分神經，然後用病毒來檢驗其免疫系統。結果發現動物對病毒的免疫反應大為下降。費爾騰由此認為，沒有這種神經末梢，免疫系統就無法像以前那樣抵禦入侵的病毒或細菌。簡而言之，神經系統不僅與免疫系統存在聯結關係，而且對正常的免疫功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聯結情緒與免疫系統的另一個關鍵通道是通過應激釋放的荷爾蒙的影響實現的。兒茶酚胺（即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皮質醇和催乳素，以及有天然鎮靜作用的內啡肽和腦啡肽在個體應激喚起時會全部釋放出來。每一種激素都會對免疫細胞產生影響。雖然其中的影響機制很複雜，不過主要的影響是，如果全身荷爾蒙水平升高，免疫細胞的功能就會受阻，應激抑制了免疫抵抗，至少暫時如此，這樣做的目的可能是為了保存能量，在更加迫切的生死關頭優先使用。假如應激持續不斷，而且非常強烈，荷爾蒙的抑制效果會持續更長時間。

微生物學家和其他科學家越來越多地發現大腦與心血管系統以及免疫系統之間存在諸如此類的聯繫，他們不得不接受曾經是不可思議的科學觀點。

有害的情緒：臨床數據

儘管存在科學的證據，但是大多數醫生仍然對情緒影響病人的臨床表現感到懷疑。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儘管很多研究發現應激和負面情緒會降低各種免疫細胞的有效性，但這種變化是否足以影響醫療效果還沒有完全搞清楚。

儘管如此，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醫生開始認識到情緒對醫療的作用。比如，斯坦福大學著名的婦科腹腔鏡外科醫生卡姆倫·尼扎特（Camran Nezhat）博士說：“如果預約做手術的病人當天告訴我她非常害怕，不想做手術了，我就會取消手術。”尼扎特這樣解釋：“每一位外科醫生都知道，極度恐慌的病人手術結果通常很糟糕，這些病人會流血過多，更容易發生感染和併發症。他們的康復也會比較困難。如果他們的情緒能保持平靜，治療效果就會好得多。”

原因很簡單，恐慌和焦慮會導致人體血壓升高，外科醫生動刀的時候，血壓擴張的靜脈就會流血更多。失血過多是最可怕的外科手術併發症之一，有時還會致命。

除了這種病例，關於情緒對臨床重要性的證據越來越多，其中最有力的數據來自一項綜合分析研究，這項研究綜合了101項小型研究以及一項涉及幾千人的大型單項研究的成果。研究證實，在一定程度上，情緒不穩定會危害健康。慢性焦慮、長期抑鬱和悲觀、持續緊張或不滿、憤世嫉俗或多疑的人，經研究患病風險是常人的兩倍，包括哮喘、關節炎、頭痛、胃潰瘍以及心臟病（每種疾病代表主要、廣泛的疾病分類）。因此，困擾情緒是疾病的風險因素，其有害性相當於吸菸、高膽固醇對心臟病的危害，也就是說，成為健康主要的威脅。

當然，這是一種廣泛的統計學意義上的聯繫，並不是說有慢性負面情緒的人就一定更容易患病。不過，情緒對疾病潛在影響的證據比這項綜合分析研究的結果要廣泛得多。對特定情緒——尤其是三大負面情緒：憤怒、焦慮和抑鬱——進行更加細緻的研究，可以探明情緒醫療意義的特殊途徑，儘管我們尚未完全瞭解這些情緒發揮作用的生物學機制。

自毀性憤怒

一名男子說，前不久他的汽車被撞，整個旅程泡了湯。保險公司給汽車貼上數不清的紅色膠帶，汽車維修廠對汽車的破壞則更加嚴重，而他還要為此支付800美元。這甚至不是他的錯。他受夠了，每當坐上這輛車，他就感到無盡的厭惡。最後他無可奈何地把車賣掉了。幾年過去了，這段回憶仍然讓他感到憤怒，就像剛剛發生一樣歷歷在目。

這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對心臟病病人憤怒情緒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有意激起病人的痛苦回憶。和上面這位痛苦的男子一樣，所有受測病人均發作過一次心臟病。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憤怒對病人心臟某些功能的顯著影響。結果非常驚人，當病人敘述讓他們發怒的事情時，他們心臟的泵效下降了5%，有些病人的心臟泵效下降了7%甚至更多——達到了心臟病學家認為是出現心肌缺血跡象的範圍，心肌缺血是指流向心臟的血液減少，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

諸如焦慮等其他困擾情緒不會導致泵效下降，身體用力的時候也不會。憤怒似乎是對心臟危害最大的一種情緒。病人在回憶不愉快的往事時表示當前憤怒的程度只有事情發生時的一半，這說明如果真正遇到非常氣憤的事情，他們心臟受損的程度會更嚴重。

這一發現和其他相關研究一起揭示了憤怒情緒對心臟的重大危害。傳統觀點認為衝動、高壓的A型人格具有患心臟病的高風險，但這個觀點現在已經站不住腳，最近科學界又有新的發現，敵意才是最重要的心臟病風險因素。

杜克大學雷德福·威廉姆斯博士對敵意進行了大量研究。威廉姆斯發現，在醫學院讀書時敵意測試分數最高的醫生，相對於敵意測試得分低的醫生，他們在50歲左右死亡的概率是後者的7倍。也就是說，易怒較之吸菸、高血壓、高膽固醇等其他風險因素，對過早死亡的預測作用更強。威廉姆斯的同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約翰·巴富特博士研究發現，接受血管造影檢查（即用試管插入其冠狀動脈以檢測病變程度）的心臟病病人，其敵意測試的分數與其冠狀動脈疾病的影響範圍和嚴重程度存在關聯。

當然，並不是說憤怒本身就會引起冠狀動脈疾病，憤怒只是眾多的影響因素之一。美國國家心肺血液研究所行為醫學分所的代理所長彼得·考夫曼解釋：“我們尚未完全弄清楚，憤怒和敵意僅僅在冠狀動脈疾病的早期發展中起到隨機的作用，還是在心臟病出現後加劇問題的嚴重性，還是以上兩種情況都存在。我們以一位經常生氣的20歲年輕人為例。每次生氣，他就會心跳加速、血壓升高，給心臟增加額外的壓力。如果這種情況反覆出現，就會產生危害，”特別是由於每次心跳時流經冠狀動脈的血液會出現不穩定的湍流，“這會導致血管出現微小損傷，形成斑塊。如果習慣性生氣導致心跳加速和血壓升高，那麼30年之後也許會加快斑塊的形成，最終引發冠狀動脈疾病。”

心臟病一旦出現，憤怒激發的生理機制就會影響心臟的泵血功能，這一點在關於心臟病病人憤怒回憶的研究當中得到證實。已經患有心臟病的人發怒尤其危險。比如，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對1 012名心臟病首次發作的病人進行了長達8年的追蹤研究，發現當初最好鬥和最有敵意的男性患者心臟病第二次發作的概率最高。耶魯大學醫學院對929名心臟病發後的病人進行了10年的追蹤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容易被激怒的人較之脾氣平和的人，前者心搏停止的概率是後者的三倍。如果他們還有高膽固醇的問題，憤怒引發的額外風險將是常人的5倍。

耶魯大學研究人員指出，除了憤怒之外，其他任何頻繁引發全身應激荷爾蒙升高的強烈負面情緒也會增加心臟病發死亡的風險。不過總的來說，憤怒在所有情緒當中與心臟病的關聯最密切，哈佛大學醫學院進行的一項研究調查了超過1 500名發作過心臟病的病人，請患者描述心臟病發之前一個小時的情緒狀態。對於患有心臟病的人，憤怒引發心搏停止的風險將增加一倍；憤怒激發後，心搏停止的風險將會持續大約兩個小時。

這些發現並不意味著在該生氣的時候要壓抑憤怒。有證據表明，在非常生氣的時候試圖完全壓制憤怒會使身體更加激動不安，血壓升高。另一方面，我們從第五章瞭解到，一生氣就發洩出來只會火上澆油，使個體對不安的處境反應更加強烈。為瞭解決這個矛盾，威廉姆斯指出，是否發洩憤怒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憤怒是否是慢性的。敵對情緒的偶然釋放對健康沒有危害，但如果敵對情緒持續下去，乃至演變成對立人格模式，問題就產生了。對立人格的特徵是持續感到不信任和惡意，以及口頭或行動上奚落貶低對方的傾向，同時還表現為脾氣反覆無常，說翻臉就翻臉。

值得慶幸的是，慢性憤怒並不意味著死亡宣判。敵對是一種可以改變的習慣。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招募了一批心臟病病人，參與一個緩和暴躁脾氣的項目。在接受控制憤怒的培訓後，他們心臟病第二次發作的概率比其他沒有嘗試改變敵對情緒的病人降低了44%。威廉姆斯設計的另一個項目也有著類似的良好效果。和斯坦福大學的項目一樣，威廉姆斯的項目向參與者傳授情緒智力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培養對憤怒的警覺性，以及憤怒出現後的調節能力和同理心。研究人員要求病人一覺察到自身有惡意或敵對的想法，就把它們寫下來。如果持續有這些想法，就要對自己說（或者心裡想）“停止”，打消這些想法。研究人員還鼓勵他們有意識地嘗試用理性想法代替惡意、懷疑的想法。比如電梯遲遲不來，儘量往善意的方面想，而不要想象這是某個自私的傢伙在搗亂，從而生出怨氣。碰到不愉快的事情，學會從他人角度看待問題的能力——同理心是治癒憤怒的良藥。

用威廉姆斯的話來說，“化解敵意的方法是培養信任感，所需要的只是正確的動機。如果人們認識到敵意會導致早死，他們就會願意改變”。

應激：過度和不當的焦慮

我總是感到焦慮和緊張。從高中時代就開始這樣。我是全優生，我常常擔心成績好不好，同學或老師是不是喜歡我，課堂反應是不是迅速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父母給我的壓力很大，要求我學習成績好，做個好榜樣……我想我承受不了壓力，因為我高二那年胃部出了毛病。從那時開始，我就對咖啡因或辛辣的東西很小心。我注意到每當我感到擔心或緊張時，就會突然胃痛，因為我老是擔心，我常常有作嘔的感覺。

焦慮是生活壓力引起的困擾情緒，在眾多情緒之中，焦慮與發病和康復過程之間的聯繫，在科學上得到了最確切的論證。焦慮促使我們對危險作好準備（大概是進化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功能），這是焦慮良性的一面。但是在現代生活中，焦慮常常表現為過度而且不當——我們的困擾來自生存環境的壓力或者我們的幻想，而不是來自我們必須面對的真正危險。焦慮反覆發作表明應激水平過高。前文提到的由於經常憂慮引發腸胃問題的病人，正是焦慮和壓力使身體狀況惡化的典型例子。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布魯斯·麥克尤恩（Bruce McEwen）1993年在《內科醫學檔案》（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eine）上綜述了關於應激與疾病關係的大量研究。他廣泛描述了應激對疾病的影響：削弱免疫功能，使癌細胞加速轉移；增加病毒感染風險；加速斑塊形成，導致動脈硬化和血凝固，最後引發心肌梗塞；容易引發I型糖尿病，並加速Ⅱ型糖尿病的發展過程；導致哮喘發作惡化或激化。應激還會導致胃腸道潰瘍，激化潰瘍性結腸炎和炎性腸病的症狀。大腦本身也容易受到持續性應激長期效果的影響，包括海馬體受損、記憶力下降。麥克尤恩總結道：“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神經系統由於應激體驗受到損害。”

風寒、感冒和皰疹等傳染性疾病的研究為困擾情緒的醫療影響提供了特別有力的證據。我們一直處於病毒的環境，人體的免疫系統通常可以消滅病毒。如果情緒受到壓力，人體的防禦功能就會失效。直接測試免疫力的實驗顯示，應激和焦慮會削弱免疫力，不過大多數研究結果還未能證實免疫力的削弱程度是否具有臨床意義，也就是說，免疫力是否被削弱到使疾病有機可乘的程度。因此，應激和焦慮與身體免疫力之間更明顯的科學聯繫來自前瞻性研究，即對健康的人進行研究，提高他們的壓力水平，結果發現受測者的免疫系統被削弱，並出現了疾病症狀。

卡內基–梅隆大學心理學家謝爾登·科恩（Shelden Cohen）與英格蘭謝爾菲德研究特殊類型感冒的專家團隊共同進行的研究，為以上結論提供了最有力的科學證據。他們仔細評估了受測者在生活中感到的壓力水平，然後系統地讓他們暴露在感冒病毒的環境中。最後不是所有人都患上了感冒，健全的免疫系統可以（而且總是如此）抵抗感冒病毒。科恩發現，受測者感到的壓力越大，他們患上感冒的概率就越大。壓力較小的人群暴露在病毒環境中，只有27%的人患上感冒；壓力較大的人群中則有47%的人患上感冒。這直接表明了壓力本身可以削弱人體免疫系統。（這一科學研究使人們長期以來的觀察或懷疑得到了證實，由於其嚴謹的科學性，此項研究被認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同樣的道理，如果夫婦之間連續三個月每天都要經歷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吵架，他們就會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模式：在特別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之後的3~4天，他們會患上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這個時間差正好是很多普通感冒病毒潛伏的時間，這說明他們在最憂慮和悲傷的時候，更加容易被病毒感染。

應激–感染模式同樣也適用於皰疹病毒，唇皰疹和生殖器皰疹都是如此。一旦人體暴露在皰疹病毒環境裡，病毒就會潛伏在體內，時不時發作出來。皰疹病毒的活躍度可以通過血液中病毒抗體的水平檢測出來。研究人員通過檢測發現，參加期末考試的醫學院學生、獨身的婦女，以及被迫照顧患有老年痴呆症家人的人，他們體內的皰疹病毒重新激活了。

焦慮的危害不僅在於降低免疫反應，其他研究發現，焦慮還會對心血管系統產生不良影響。慢性敵意和經常生氣導致男性患心臟病的風險升至最大，焦慮和恐懼對女性的危害則更為致命。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對1 000名發作過一次心臟病的男性和女性進行研究，發現再次發作心臟病的女性，其特徵是高水平的恐懼和焦慮。在很多情況下，恐懼會演變為後果嚴重的恐懼症：在第一次心臟病發之後，這些病人停止開車、辭掉工作或者避免外出。

高壓力工作或生活容易導致焦慮，比如在照顧孩子和工作之間疲於奔命的單親媽媽。心理壓力和焦慮對身體的潛在危害可以在解剖學微粒水平上進行精確測量。比如，匹茲堡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曼紐克在實驗室讓30名受測者經歷嚴峻、緊張的考驗，同時檢測他們的血液，發現血小板分泌出一種叫做三磷酸腺苷（ATP）的物質，三磷酸腺苷會引起血管變化，容易導致心臟病和中風。受測者在承受巨大壓力時，他們的三磷酸腺苷水平急劇升高，心率和血壓也同時上升。

因此，工作壓力大的人——業績要求高，卻很難控制工作進程（比如公交車司機）——最容易出現健康問題。比如在一項針對569名結腸癌病人和對照組的研究中，那些自稱在過去10年工作壓力很大的人，與沒有生活壓力的人相比，其患上癌症的可能性是後者的5.5倍。

鑑於困擾情緒對醫療的廣泛影響，用於直接遏制生理應激喚起的放鬆技巧在臨床上得到應用，以此緩解眾多慢性病症狀，比如心血管病、某種類型的糖尿病、關節炎、哮喘、胃腸紊亂，以及慢性疼痛等。應激和情緒困擾會使疾病的症狀惡化，反之，幫助病人放鬆，有效應對不安情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些症狀。

抑鬱的醫療代價

她被診斷為轉移性乳腺癌，她原本以為幾年前的手術很成功，沒想到幾年之後癌細胞捲土重來，甚至擴散了。她的醫生不再談論怎麼治癒了，化療充其量只能為她延續幾個月的生命。理所當然，她非常抑鬱，每次到腫瘤專家那裡看病，總是忍不住流淚。而腫瘤專家每一次的反應都是讓她立即離開。

除了腫瘤專家的冷漠所造成的傷害之外，醫生無法處理病人持續的悲傷情緒是否會影響治療效果？疾病發展為惡性腫瘤後，任何情緒都不太可能對疾病的發展產生明顯的影響。女病人的抑鬱情緒肯定給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蒙上了更大的陰影，但憂鬱是否會影響癌症的發展，目前還沒有明確的醫學證據。暫且不談癌症，有少數研究發現抑鬱對很多其他疾病會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在疾病出現後會導致病情惡化。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患有重病的人如果有抑鬱症，治療抑鬱也會對身體疾病產生一定的治療作用。

治療抑鬱的一個棘手之處在於抑鬱的症狀（包括沒有胃口和倦怠）容易被誤認為是其他疾病的信號，如果醫生沒有受過精神病學方面的訓練，尤其容易誤診。無法診斷抑鬱意味著病人的抑鬱不受關注，同時也得不到治療，就像那位哭哭啼啼的乳腺癌患者一樣，這會導致問題更加嚴重。抑鬱得不到診斷和治療，可能會增加患者死於重病的風險。

比如，在100位接受骨髓移植手術的病人當中，患有抑鬱症的13位患者中有12位在手術後的第一年死亡，而在其餘87位病人當中，有34位兩年之後仍然在世。接受透析治療的慢性腎衰竭病人中，被診斷為嚴重抑鬱的人在兩年之內死亡的概率最大。比起其他治療信號，抑鬱對死亡的預測作用更加準確。情緒與身體狀況之間的聯繫不是發生在生物層面，而是和態度相關：抑鬱病人相對來說難以遵守治療的要求，比如按醫生限定的食譜進食，因此他們的風險更大。

抑鬱很可能還會加重心臟病。一項針對2 832名中年男女、長達12年的跟蹤研究發現，常常感到絕望和無助的人死於心臟病的概率較大。大約3%最嚴重的抑鬱人士，較之沒有抑鬱的人士，其心臟病死亡率是後者的4倍。

對於心臟病發作的倖存者，抑鬱的風險尤其顯著。一項關於蒙特利爾醫院心臟病首次發作病人的研究發現，出院之後，抑鬱病人在6個月內死亡的風險要大得多。抑鬱最嚴重的1/8病人，其死亡率是患有類似疾病的其他人的5倍。抑鬱的危害相當於左心室功能障礙或者有心臟病史造成的心臟病死亡風險。抑鬱大大提高了心臟病再次發作的概率，原因可能在於抑鬱影響了心率變化，增加了致命的心律不齊的風險。

還有研究發現，抑鬱使髖骨骨折康復的難度加大。在一項對髖骨骨折老年婦女的研究中，幾千名患者在入院時接受了精神病評估分析。在骨折程度相當的病人中，被評估為抑鬱的病人平均住院時間比其他病人多8天，而且恢復行走的機會只有其他人的1/3。不過，如果抑鬱病人在接受治療的同時輔以心理方面的幫助，他們只需要較少的物理治療就可以恢復行走，而且出院後3個月內再次入院的情況也較少。

同樣的道理，在一項關於使用醫療服務最多的前10%病人的研究中，他們因為同時患有心臟病和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病情非常嚴重，其中有1/6的人患有嚴重抑鬱。這些病人接受抗抑鬱的心理治療後，有嚴重抑鬱的人每年喪失正常能力的天數從79天減為51天，有輕微抑鬱的病人每年喪失正常能力的天數從62天減到只有18天。

積極情緒的治療作用

有越來越充分的證據表明，憤怒、焦慮和抑鬱對醫療效果的負面作用非常明顯。慢性憤怒和焦慮使人們更容易感染某些疾病。抑鬱也許不會削弱人們對疾病的抵抗能力，但它會影響病人康復，加大死亡風險，情況嚴重的體弱病人尤其如此。

如果說慢性困擾情緒有很大的危害，那麼與之相反的情緒在一定程度上會產生積極的效果。這並不是說積極情緒有治病的效力，或者說大笑或快樂本身就可以治癒嚴重的疾病。積極情緒的好處看起來很微妙，不過根據對大量人群的研究數據，我們可以對影響病情的眾多複雜變量進行梳理。

悲觀的代價以及樂觀的好處

悲觀和抑鬱一樣，會對治療產生不良後果，而樂觀則會帶來相應的好處。比如，對122名首次心臟病發的男性進行樂觀或悲觀程度的測試，8年之後，在25名最悲觀的男性當中，有21人已經死亡；而在最樂觀的25名男性當中，只有6人死亡。相對於醫療中的其他風險因素，比如首次心臟病發對心臟的危害程度、動脈阻塞、膽固醇水平或血壓等，心理狀態對病人存活的預測性更加準確。在另一項關於接受動脈搭橋手術病人的研究中，樂觀者相對於悲觀者康復更快，而且術中和術後醫療感染也更少。

希望類似於樂觀，也具有某種治療效果。不難理解，滿懷希望的人更能夠經受困難的處境，包括醫療困難。在對脊柱損傷病人的研究中發現，充滿希望的人較之那些損傷程度相似但希望較小的人，其身體移動能力的恢復水平更高。希望對於脊柱損傷造成的癱瘓具有尤其顯著的效果，因為這些病人通常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因意外導致癱瘓，從而影響病人的下半生。病人的情緒反應會直接影響病人身體康復和恢復社會交往的努力程度。

對於樂觀或悲觀影響健康的原因有很多種解釋。有理論認為悲觀導致抑鬱，抑鬱進而會削弱人體免疫系統對腫瘤和感染的抵抗力，但這種猜測目前還沒有得到證實。也許原因還在於悲觀者對自身的忽視，有研究發現，悲觀者較之樂觀者吸菸和喝酒更多，運動更少，而且總體來說對健康習慣不太在乎。還有一個有待證實的解釋，即希望的心理機制本身對身體抵抗疾病產生了生物層面的作用。

朋友的幫助：人際關係的治療作用

寂寞被列為危害健康的一種情緒，而親密的情感聯繫是保護健康的因素之一。橫跨20年、涉及人數超過37 000人的多項研究表明，社會孤立，即感到沒有人可以分享自己的私密感受或進行親密的接觸，使個體患病或死亡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科學》雜誌1987年發表的一篇報告指出，社會孤立導致死亡的風險“與吸菸、高血壓、高膽固醇、肥胖以及缺少運動等因素一樣顯著”。事實上，吸菸加大死亡風險的因素僅為1.6，而社會孤立的因素為2.0，高於吸菸導致的健康風險。

孤立對男性造成的危害大於對女性的危害。被孤立的男性，其死亡風險是有密切社會聯繫的男性的2~3倍；被孤立的女性，其死亡風險是社會聯繫更多的女性的1.5倍。孤立對兩性影響存在差異的原因也許在於，女性的人際關係在情感方面往往比男性更加親密，因此對女性而言，少量社會聯繫的慰藉作用要大於同樣朋友很少的男性。

當然，孤獨和孤立不是一回事。很多人過著獨居的生活，或者朋友很少，但照樣快樂和健康。影響健康的其實是與人們切斷聯繫以及無人可以求助的主觀感覺。這一發現表明，獨自待在家裡看電視，放棄泡酒吧和參加現代都市團體的社交習慣，將會導致孤立現象越來越嚴重，同時還意味著匿名戒酒會等自助團體的替代作用將會越來越大。

一項關於100名接受骨髓移植病人的研究，揭示了孤立的死亡風險以及親密聯繫的療效。在認為受到配偶、家庭或朋友強烈情感支持的病人中，有54%的人在移植手術兩年後依然存活；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表示沒有情感支持的病人中，只有20%的人術後兩年依然存活。與此相似的是，患有心臟病的老年人，如果有2~3人向他們提供情感支持，他們在病發一年之後的生存概率是沒有支持的人的２倍。

瑞典199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也許最能證明情感聯繫的潛在治療作用。住在瑞典哥德堡市的所有出生於1933年的男性免費接受了身體檢查，７年之後，研究者在當年接受體檢的男性當中選出752名進行回訪，發現其中有41人已經死亡。

在受測者中，最初表示遭受嚴重情緒壓力的男性的死亡率是表示生活平靜安逸的人的３倍。他們的情緒困擾源於嚴重的收入問題、對工作缺乏安全感或被迫失去工作、捲入官司或離婚。如果有人在體檢之前一年內遇到過上述３種或以上的問題，這對受測者在其後７年間死亡的預測作用，要比高血壓、血液甘油三酸酯濃度過高或血清膽固醇水平過高等醫學指標更加顯著。

然而，對於表示擁有可靠的親密關係網的男性，比如有妻子和密友等，高應激水平與死亡率並無任何關聯。他們可以向別人求助或和別人談心，或者從別人那裡得到安慰、幫助和建議，這些人際關係網保護他們在災難重重的生活中免遭死亡威脅。

人際關係的質量和數量一樣，也是緩解壓力的關鍵。惡劣的人際關係損害健康。比如，夫婦吵架會對人體免疫系統產生負面影響。一項關於大學室友的研究發現，室友彼此越不喜歡對方，他們就越容易患風寒或感冒，看病的次數也越多。從事該項研究的俄亥俄大學心理學家約翰·卡喬波告訴我：“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與你朝夕相處的人，對你的健康至關重要。這段人際關係在你生活中越重要，它對你健康的影響程度就越大。”

情感支持的治療作用

在《羅賓漢歷險記》中，羅賓漢建議一位年輕的追隨者：“把煩惱告訴我們，不要有任何顧慮。把話說暢快了，心情也就平靜了。就像打開水閘那樣一瀉千里。”話糙理不糙，把壓在心頭的煩惱釋放出來是一劑良藥。南衛理公會大學心理學家詹姆斯·彭尼貝克為羅賓漢的建議提供了科學的佐證。他在一系列實驗中讓受測者把最令他們煩惱的想法說出來，結果發現這樣做有益健康。他的方法再簡單不過了，他讓受測者連續5天或更長時間，每天用15~20分鐘寫下諸如“你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經歷”之類的煩惱，或者當前揮之不去的憂慮。如果受測者希望保密，他們寫的東西可以不讓別人看。

這種內心剖白的效果非常驚人，受測者免疫功能加強了，隨後6個月中去醫院的次數明顯減少，請假的天數減少，甚至肝臟酶功能也得到了增強。而且，從寫作中反映出情緒最不安的人，其免疫功能得到了最大的改善。釋放困擾情緒最“健康”的途徑表現為一種特殊的模式，首先表達極度的悲傷、焦慮、憤怒——總之是寫作主題引發的情緒，接下來用幾天時間進行敘述，從創傷或痛苦當中尋找意義。

這個過程類似於人們在心理治療中探索困擾的狀態。事實上，彭尼貝克的發現可以解釋其他研究的結論，即對進行手術或治療的病人同時輔以心理治療，最終的治療效果要好於僅僅接受物理治療的病人。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對晚期轉移性乳腺癌婦女的群體研究，也許最能證明情感支持的臨床治療效果。經過最初的治療之後，比如動手術，女患者的癌細胞捲土重來，並擴散到身體其他部分。從臨床上說，患者死於癌細胞擴散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但是戴維·斯皮格爾博士的研究發現不僅讓他本人感到意外，還震驚了醫學界：每週與別人見面的晚期乳腺癌患者，其存活時間是那些獨自面對疾病的患者的2倍。

所有女患者都接受了標準的醫療護理，唯一的差異在於其中一些患者參與群體活動，她們可以向理解並願意傾聽她們恐懼、痛苦和憤怒的人釋放情緒。通常這是女患者唯一可以敞開心扉的場合，因為她們周圍的人害怕和患者談論疾病，以及即將到來的死亡。參與群體活動的女患者平均可額外增加37個月的存活時間，而沒有參與群體活動的患者，平均在19個月後死亡——這種延長生命的效果是任何藥物或其他治療手段所不能達到的。斯隆·凱特靈紀念醫院是紐約市的一家癌症治療中心，其首席精神科腫瘤專家傑米·霍蘭告訴我：“每位癌症患者都應該參與這樣的群體活動。”事實上，如果這是一種能夠延長患者生命的新藥，製藥公司一定會不遺餘力地生產出來。

將情緒智力引入醫學

在尿常規檢查發現尿血的那天，醫生讓我去作診斷檢查，我被注射了一種放射性染料。我躺在手術檯上，頭頂有一臺X光儀器對我腎臟和膀胱內染料的變化進行連續拍照。接受檢查的時候有人陪伴著我。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醫生，那幾天正好在醫院出診，他提出在醫院陪伴我。他坐在檢查室，與此同時，X光儀器沿著自動軌道，不斷地變換拍照角度，發出呼呼、滴答的響聲。然後又是旋轉，呼呼、滴答。

檢查持續了一個半小時。最後一位腎臟專家衝進房間，快速地自我介紹，然後離開去掃描X光。他沒有回來告訴我檢查結果。

我和朋友離開檢查室，正好遇到了那位腎臟專家。我被檢查搞得頭暈目眩，大腦一片空白，本來在腦海中縈繞了一個上午的問題卻怎麼也問不出來。幸好陪伴我的醫生朋友幫我問道：“醫生，我朋友的父親死於膀胱癌。他很想知道X光有沒有顯示癌症的跡象。”

那位腎臟專家一邊趕去另一個診室一邊簡短地回答：“未見異常。”

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卻無法問出口，這種情況每天在世界各地的醫院和診所發生幾千次。一項關於候診病人的研究發現，平均每位病人有3個或更多的問題準備詢問醫生，但在進入診室後，他們平均只問了一個半問題。這一發現是當今醫療服務無法滿足病人情緒需要的眾多表現之一。病人心中的疑問沒有得到解決，就會助長不確定性和恐懼感，甚至產生災難性後果，病人不得不戰戰兢兢地與他們無法完全理解的醫療體制打交道。

醫學應當擴展對健康的認識，把病人在患病期的情緒狀況也包括進去，可以從以下幾種途徑入手。其一，病人應當定期獲得全面的信息，這對病人自身的醫療決策至關重要。現在有些服務機構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最先進的醫學文獻查詢服務，病人可以從中瞭解自身的疾病，與醫生的地位更加平等，並可以在充分了解病情的基礎上與醫生進行共同決策。其二，推廣有關項目，輔導病人在幾分鐘之內有效詢問醫生，這樣，如果病人在候診室準備了三個問題要問醫生，他們在離開診室時就能得到三個答案。

病人面對手術或痛苦的創傷性檢查時，往往會很焦慮，這個時候也是情緒調節介入的最好時機。一些醫院為病人提供術前指導，幫助病人減輕恐懼，應對不適情緒。比如，向病人傳授放鬆情緒的技巧，在手術前悉心回答病人的問題，在手術前幾天明確告訴病人術後康復期可能遇到的情況。這樣做的結果是，病人術後康復的時間平均縮短了2~3天。

住院病人常常會產生非常孤獨和無助的感覺。有些醫院開始設計新型病房，允許家庭成員與病人住在一起，方便家人照顧病人，為病人做飯等，使病人有家的感覺。

放鬆訓練可以幫助病人應對疾病帶來的不適，同時緩解可能激發或加劇病症的情緒。馬薩諸塞大學醫療中心喬恩·卡巴金減壓診所就是這方面的佼佼者。減壓診所為病人提供為期10周的覺知和瑜伽課程，課程的重點是在情緒波動時提高覺知能力，同時訓練深度放鬆的日常技巧。醫院還為課程製作了指導錄像帶，供病人觀看，對臥床不起的病人來說，這是比肥皂剧好得多的精神食糧。

迪恩·奧尼什（Dean Ornish）博士發起的治療心臟病創新項目，其核心也是放鬆和瑜伽，同時還包括低脂飲食。參與項目一年之後，本來心臟病嚴重到需要實施冠狀動脈搭橋手術的病人有效遏制了動脈堵塞斑塊的形成。奧尼什告訴我，放鬆訓練是該項目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和卡巴金的項目一樣，奧尼什的項目利用了赫伯特·班森（Herbert Benson）博士稱之為“放鬆迴應”的理論，放鬆的生理機制與引發眾多疾病的應激喚起正好相反。

最後，如果富有同理心的醫生或護士與病人情緒協調一致，注意聆聽病人的話，並得到病人的信服，也會產生額外的治療作用。也就是說，鼓勵“以人際關係為中心的醫療服務”，認識到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係，這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因素。如果醫學教育把情緒智力的一些基本方法包括進來，特別是自我意識、同理心和傾聽的藝術，那麼醫患關係就會更加和諧。

關懷的醫學

以上所說的步驟只是一個開始。醫學要擴大視野範圍，重視情緒的作用，必須重視科學發現帶來的兩大啟示。

1.幫助人們更好地調節不安情緒，比如憤怒、焦慮、抑鬱、悲觀和孤獨等，這是預防疾病的一種形式。有研究數據表明，如果人們長期保持負面情緒，受到的危害相當於吸菸，因此，幫助人們有效應對負面情緒，潛在的醫療作用很可能和癮君子戒菸一樣顯著。能夠產生廣泛的公共健康效果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向兒童傳授最基本的情緒智力技能，使其成為一生的習慣。另一種有效的預防措施是向年屆退休的人傳授情緒管理的技巧，情緒健康與否是老年人迅速滑向衰老或保持旺盛生機的一個決定因素。第三個目標群體則是所謂的高危人群——窮人、單親職業媽媽、高犯罪率地區的居民等。這些人群時時刻刻生活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因此協助他們處理困擾情緒會產生更好的醫療效果。

2.如果病人的心理需求與其醫療需求協調一致，他們將會受益匪淺。醫生或護士安慰煩惱的病人是一種人道關懷的舉動，但僅僅這樣是不夠的。當今醫學界的實踐常常會錯失情感關懷的良機，情感關懷是醫學的盲點。儘管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關注病人的情緒需要有助於治療，同時有很多證據表明大腦的情緒中樞與人體免疫系統相互關聯，但很多醫生仍然對病人情緒會影響醫療效果感到懷疑，認為這些證據無足輕重，或者只是“花邊”逸事，甚至更加糟糕，認為這是少數自我吹噓之徒的誇大之詞。

儘管越來越多的病人在尋求更注重人道關懷的醫療服務，但情況卻越來越嚴峻了。當然，依然有很多樂於奉獻的護士和醫生為病人提供悉心體貼的照顧，但是醫學的風氣改變了，醫學變得越來越商業化，人道關懷越來越少。

另一方面，人道醫學還包含某種商業價值。前面提到的研究表明，緩解病人的情緒困擾可以節省醫療費用，尤其是在預防或延遲疾病發生、幫助病人迅速康復方面。在紐約西奈山醫學院以及西北大學關於髖骨骨折老年病人的研究中，在普通的矯形治療之外還接受抗抑鬱治療的病人，他們的出院時間平均提早了兩天，大約有100位病人總共節省了97 361美元的醫療費用。

人道關懷還有助於提高病人對醫生和治療的滿意度。在新興的醫療市場，病人通常有權選擇不同的健康計劃，病人的滿意度無疑是他們個人選擇的重要決定因素——不愉快的經歷會讓病人選擇到其他醫院就醫，而愉快的經歷則可以留住病人。

最後，關懷還是醫學倫理的要求。《美國醫學協會期刊》的一篇社論針對抑鬱導致心臟病人死亡率提高4倍的報道發表評論：“抑鬱和社會孤立等心理因素使冠狀動脈心臟病患者面臨最大的死亡風險，這很清晰地揭示了不對這些情緒因素進行治療是不符合醫學倫理的。”

從關於情緒和健康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如果忽略病人抵抗慢性或嚴重疾病時的心理感受，這種治療是不夠的。醫學應當更好地利用情緒和健康的關係。現在的例外情況也許會（而且應該會）成為主流，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更注重人道關懷的治療，至少醫學會更有人道精神。對某些人來說，這還可以加速康復過程。正如一位病人在給主治醫生的公開信裡說的那樣：“同情心不僅僅是握著病人的手。它是一劑良藥。”

第四部分  機會之窗

第十二章  家庭熔爐

這是一場不起眼的家庭悲劇。卡爾和安正在教他們5歲的女兒萊斯利玩一個全新的電子遊戲。萊斯利開始遊戲之後，父母過於想“幫助”女兒，結果反而幫了倒忙。他們不斷髮出互相矛盾的指令。

“向右，向右……停！停！停！”安不斷地催促，聲音越來越迫切、越來越緊張。萊斯利咬緊牙關，瞪大眼睛看著屏幕，艱難地跟隨著媽媽的指令。

“看，你沒有對齊……向左轉！向左！”小女孩的父親卡爾突然命令道。

與此同時，安沮喪地翻了一下白眼，喊得比卡爾還大聲：“停！停！”

萊斯利既無法取悅父親，也無法取悅母親。她的下巴緊張得抽動起來，眼眶裡閃爍著淚花。

她的父母不管萊斯利的淚水，開始吵架。“她沒辦法大幅度地移動搖桿！”安怒氣衝衝地對卡爾說。

萊斯利已經淚流滿面了，但她的父母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或者說根本就不關心。萊斯利用手抹掉眼淚，她父親吼道：“好，把手放到搖桿上……作好發射準備。好，放到上面！”她母親也厲聲說：“好，輕輕地移動！”

萊斯利輕輕地抽泣著，內心充滿了痛苦。

兒童往往會在這種時候得到深刻的教訓。對於萊斯利來說，這種痛苦經歷很可能會讓她產生這樣的想法：不管是她的父母，還是其他人，在這件事情上都不會顧及她的感受。如果類似經歷在童年期反覆出現，將會賦予兒童心理一些最基本的情緒信息，這種情緒經驗的影響將會終其一生。家庭是個體情緒學習的第一個學校。我們在親密的家庭環境下學會如何感知自己，感知他人如何對待自己的感受，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感受，應當選擇什麼樣的迴應方式，以及如何理解和表達希望或恐懼。這種情緒教育不僅體現在家長對待兒童的言行舉止上，還體現為家長通過處理自身情緒以及夫婦之間的互動，為兒童樹立了榜樣。有些父母非常善於充當情緒老師，有些父母卻非常糟糕。

關於父母如何對待子女的研究有很多，無論是嚴厲的教導還是出於同理心的理解，無論是冷漠還是熱情，父母的行為對孩子的情緒生活有著深刻而長遠的影響。不過直到最近才有可靠的研究數據表明，父母情商高，本身就會使孩子受益無窮。父母處理彼此感受的方式，以及他們對待孩子的方式，對孩子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孩子是異常敏銳的學習者，他們與家庭中最微妙的情緒交流協調一致。由卡羅爾·胡文和約翰·戈特曼帶領的華盛頓大學研究團隊對夫婦對待孩子時的互動行為進行了細緻分析，發現在婚姻關係中情緒競爭力較強的夫婦，同樣能夠更有效地幫助孩子應對情緒的起伏。

研究人員在孩子5歲時對所選家庭進行第一次觀察，在4年之後再次觀察這些家庭，當年的孩子已經9歲。研究人員除了觀察這些家庭中父母之間交談的方式之外，還觀察（包括萊斯利的家庭）父母教年幼孩子玩新電子遊戲的情形——看起來極其平常的家庭互動場景，實際上很能反映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情緒交流。

有些父母與安和卡爾一樣，過於專橫，對不熟悉操作的孩子沒有耐心，聲音尖利，充滿厭惡和憤怒，甚至把孩子貶為“笨蛋”。簡而言之，孩子遭受的輕蔑和厭惡，與侵蝕婚姻關係的輕蔑和厭惡是一樣的。而另一些父母則能夠耐心地對待孩子的錯誤，幫助他們探索自己玩遊戲的方式，而不是把父母的意志強加給孩子。令人吃驚的是，電子遊戲的環節成為準確反映父母情緒方式的風向標。

以下是父母不善於處理孩子情緒的三種最常見的方式：

完全忽視孩子的感受。這種父母認為孩子情緒不安是小事或麻煩事，等一等，孩子的情緒就會恢復平靜。他們沒有利用這種機會，拉近與孩子的距離或者幫助孩子掌握情緒競爭力。

過於自由放任。這種父母注意到了孩子的感受，但認為孩子怎樣處理情緒風暴都可以，甚至進行攻擊行為也無所謂。和忽視孩子感受的父母一樣，他們很少給孩子示範情緒迴應的替代方式。他們試圖舒緩所有不安情緒，也會用談判和賄賂的手段使孩子不再傷心或憤怒。

表示輕蔑，不尊重孩子的感受。這種父母通常會嚴厲地批評和懲罰孩子。比如，他們會禁止孩子流露出任何憤怒的情緒，而且孩子一生氣就懲罰他們。這種父母對孩子的申辯會感到非常生氣：“你居然敢回嘴！”

最後，有些父母會利用孩子情緒不安的機會，對孩子進行情緒輔導或指導。他們很重視孩子的感受，努力瞭解孩子情緒低落的原因（“你生氣是因為湯米傷害了你嗎？”），並幫助孩子通過積極的途徑舒緩情緒（“你不要打他，找一個玩具自己玩吧，等你想和他玩的時候再和他玩好不好？”）。

為了對孩子進行有效的情緒輔導，父母本身必須對情緒智力的要素有所瞭解。比如對於孩子來說，最基本的情緒經驗是如何辨別各種不同的感受。如果父親對自身的悲傷情緒沒有正確的意識，他就無法幫助兒子理解蒙受損失、看悲劇電影以及至親發生不幸所引起的悲傷之間的差異。除了區分不同的情緒之外，關於情緒還有很多複雜之處，比如憤怒通常是由最初感情受到傷害引起的。

隨著孩子的成長，他們已經準備就緒以及所需的特定情緒經驗也會隨之改變。我們從第七章瞭解到，同理心的經驗開始於嬰兒期，得益於嬰兒父母與嬰兒的情緒協調一致。儘管孩子可以通過與朋友交往獲得一些情緒技巧，但善於處理情緒的父母可以提供更大的幫助，教會孩子情緒智力的各種基本技能，比如學習如何識別、調節和控制自身情緒，具有同理心以及處理人際關係引起的情緒波動。

父母的情緒教育對孩子的影響非常重大。華盛頓大學研究團隊發現，擅長處理情緒的父母，與不擅長處理情緒的父母相比，前者的孩子更容易相處，對父母更有感情，在父母面前不會感到緊張。除此之外，這些孩子還更善於處理自身的情緒，能更有效地緩解不安情緒，而且情緒不安的情況也較少。這些孩子的身體更加放鬆，應激荷爾蒙和其他情緒喚起的生理指標處於較低的水平（從第十一章可以知道，個體如果能一直保持這種狀態，身體會更加健康）。另外，這些孩子在社交方面也顯示出優勢：他們更受夥伴們的歡迎或喜愛，而且被老師認為更善於社交。這些孩子的父母和老師表示他們較少出現粗魯、好鬥等行為方面的問題。最後，情緒教育還會對孩子的認知能力產生積極的影響。這些孩子注意力更容易集中，因此學習更有效率。對於5歲的孩子，假設智商水平一般，如果父母善於對孩子進行情緒輔導，等到孩子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們的數學和語文成績會更好（要向孩子傳授情緒技巧、幫助他們應對學習和生活的有力證據）。因此，父母善於處理情緒，對孩子的幫助相當驚人，這些好處不僅涉及情緒智力的方方面面，而且超出了情緒智力的範圍。

“啟心”教育

情緒教育的影響開始於搖籃時期。著名的哈佛大學兒科醫師T·貝裡·佈雷澤爾頓（T.Berry Brazelten）博士對嬰兒的基本人生觀進行了簡單的診斷測試。他把兩塊積木交給8個月大的嬰兒，然後向嬰兒示意，他希望嬰兒怎樣把兩塊積木組合在一起。佈雷澤爾頓認為，對人生充滿希望、對自身能力很自信的嬰兒會這樣：

拿起一塊積木，含在嘴裡，然後用它擦擦頭髮，把它扔到桌子的另一邊，留心觀察你會不會幫她撿回來。如果你撿了回來，嬰兒把兩塊積木放在一起，完成了佈置的任務。然後她會抬頭看著你，眼睛撲閃撲閃，帶著期望的神情，好像在說：“告訴我我是多麼棒！”

這樣的嬰兒從成年人那裡獲得了很多認可和鼓勵，他們期望戰勝生活中的小小困難。與此相反的是，如果嬰兒來自慘淡、混亂的家庭，得不到家庭的關愛，在面對同樣簡單的任務時，他們會表現出期望失敗的跡象。並不是說這些嬰兒無法把積木組合在一起，他們明白大人的要求，並有能力遵從這些要求。不過，佈雷澤爾頓的報告指出，即使這些嬰兒完成任務，他們的表現也是畏畏縮縮的，好像在說：“我不行。看，我失敗了。”這些孩子可能有著失敗主義的人生觀，他們不會期望從老師那裡得到鼓勵和關注，覺得學校無趣，很可能中途輟學。

自信而樂觀的孩子和期望失敗的孩子，他們人生觀的差異在人生的頭幾年開始形成。佈雷澤爾頓建議，父母“必須清楚他們自身的行為可以培養孩子的自信心、好奇心、學習興趣以及對侷限的認識”，這些素質可以幫助孩子獲得成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學習成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孩子入學前形成的情緒性格。我們在第六章瞭解到，4歲的孩子忍住衝動不抓軟糖，這種能力預告了14年後他們SAT考試的分數高出平均水平210分。

塑造情緒智力要素的先機在人生的最早幾年，儘管情緒智力的形成貫穿了個體的求學階段。孩子後來獲得的情緒能力建立在早年情緒智力的基礎之上。第六章曾經介紹，情緒能力是所有學習活動必不可少的基礎。美國國家臨床嬰兒項目中心的報告指出，孩子掌握的知識和超前的閱讀能力對其學習成績的預測作用沒有情緒和社交測試結果那麼顯著。情緒和社交測試內容包括自信、興趣，知道什麼是得體行為以及如何控制行為不軌的衝動，耐心等待，聽從指示，善於向老師求助，和其他孩子相處時懂得如何表達需求。

這份報告指出，幾乎所有在學校表現不佳的孩子都缺少一項或多項情緒智力（不管他們是否同時存在認知困難，比如沒有學習能力）。這並不是小問題，在美國的一些州，有近1/5的孩子不得不復讀一年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與同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他們也會變得越來越沮喪、憤怒，並且愛搗亂。

孩子是否作好了入學準備取決於他們是否具備了學習能力——一切知識的基礎。該報告列舉了這項關鍵能力的七大要素，這些要素都與情緒智力有關。

1.自信心。控制和掌握自己的身體、行為和世界的感覺；孩子認為自己所從事的活動獲得成功的可能性較大，而且成年人會提供幫助。

2.好奇心。認為探尋事物本質是積極、有趣的。

3.意向性。產生影響的意願及能力，並且持之以恆。意向性又與競爭力、有效性的感覺相關。

4.自控。與年齡匹配的調整和控制自身行為的能力，以及內在控制的感覺。

5.關聯性。與他人相互理解、交往的能力。

6.溝通能力。用語言與他人交流想法、感受與概念的意願和能力。溝通能力又與對他人的信任感以及與他人（包括成年人）相處時的愉悅有關。

7.合作性。在群體活動中協調自身與他人需要的能力。

剛剛上幼兒園的孩子是否具有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孩子的父母和幼兒園老師是否給予孩子足夠的關懷，對孩子進行“啟心”教育——也就是情緒方面的啟智項目。

建立情緒基礎

假設一個兩個月大的寶寶在凌晨三點醒來，開始啼哭。寶寶的媽媽走進來，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中，寶寶心滿意足地吸著媽媽的乳汁，媽媽深情地看著寶寶，告訴寶寶她很高興見到寶寶，即使是在半夜。寶寶得到了母愛的滿足，開始入睡。

現在假設另一個兩個月大的寶寶也在凌晨時分哭醒，但她遇到的是一位緊張易怒的媽媽，她剛剛和丈夫吵完架，一個小時前才入睡。媽媽一下子把寶寶抱起來，要求她“安靜點，我再也受不了了，來吧，一次折騰完吧”。寶寶開始緊張起來。在寶寶吃奶的時候，媽媽沒有看著寶寶，而是冷漠地向前看，心裡想著和丈夫吵架的事，越想越氣惱。寶寶感覺到媽媽的緊張，開始扭動抗拒，並停止吃奶。“你想這樣是嗎？”媽媽說，“那就不要吃了。”她一下子把寶寶放回嬰兒床，大步走出房間，留下寶寶一直啼哭，直至筋疲力盡後入睡。

美國國家臨床嬰兒項目中心的報告用這兩種情形作為例子，說明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親子互動如果重複出現，將會向幼兒灌輸完全不同的感受，影響他們對自己以及最親密的人的認識。第一個寶寶學習到，她可以相信別人會關注她的需要，並提供幫助，同時她可以有求必應；第二個寶寶發現沒有人真正關心她，別人指望不上，她無法尋求安慰。當然，大多數寶寶或多或少都會遇到這兩種情況。不過，如果父母長期以來用某種特定的模式對待寶寶，到了一定程度，基本的情緒經驗就會灌輸到寶寶身上，比如他們在世界上是否安全、他們的感受能否得到關注、別人是否可靠等。愛利克·埃裡克森將此概括為孩子感到基本信任或者基本不信任。

這種情緒學習出現在人生的最早階段，並貫穿於整個童年期。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都隱含著情緒的弦外之音，情緒信息一直重複多年，從而使孩子形成情緒見解和能力的核心。有個小女孩發現智力遊戲很難，請忙碌的母親提供幫助，如果母親非常樂意幫忙，或者隨隨便便地說“別煩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這兩者表達的信息是不一樣的。如果這種交流變成親子之間的常見模式，就會從正面或負麵塑造孩子的情緒期望，比如人際關係以及重要的人生觀。

對於那些無能的父母——不成熟、濫用藥物、抑鬱或慢性憤怒、生活毫無目標、混亂不堪，他們的孩子遭受的風險最大。這種父母無法給予孩子足夠的關愛，更別提與孩子的情緒需要協調一致了。研究發現，純粹的忽視可能比直接的虐待更加有害。一項關於受虐待兒童的調查發現，受到忽視的青少年的情況最糟糕：他們最為焦慮，難以集中精神，麻木不仁，好鬥和孤僻交替出現。他們一年級留級的概率是65%。

在出生後的3~4年內，幼兒大腦的大小僅為完全發育成形的2/3，這一時期幼兒大腦發育的複雜程度是後期所無法比擬的。在此階段，幼兒對各種關鍵性學習（包括最重要的情緒學習）的接受能力最強。在這個時期，嚴重應激會損害幼兒大腦的學習中樞（並損害智力）。儘管後來的人生經歷能起到一定的補救作用，但是幼兒早期學習的影響非常深刻。有份報告總結了人生頭4年關鍵的情緒經驗對人生巨大的持續影響：

如果孩子無法集中注意力；懷疑甚於信任；悲傷或憤怒甚於樂觀向上；破壞成性甚於恭敬有禮；過度焦慮，被恐懼的幻想包圍；或者經常對自己感到不滿意，他們基本沒有機會，更別提有平等的機會去探尋世界對於他的種種可能性。

“小霸王”是怎樣養成的

我們可以通過縱向研究發現不當的情緒教育對孩子一生的影響，尤其是在助長孩子好鬥方面。在一項關於紐約州北部870名孩子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從受測兒童8歲一直跟蹤到他們30歲。結果發現，最好鬥的孩子，也就是最急於挑起鬥爭和習慣使用武力的孩子，最有可能中途輟學，而且到30歲的時候，最有可能出現暴力犯罪的記錄。另外，他們似乎還會把暴力傾向傳給下一代，他們的孩子和他們當年一樣，在小學期間就已經是搗蛋鬼了。

好鬥怎麼會代代相傳呢？除去遺傳方面的因素不談，在學校的搗蛋鬼長大後，他們的所作所為會使他們的家庭變成武力學校。在搗蛋鬼小時候，他們的父母對他們專橫武斷、冷言冷語，等到他們自己做了父母以後，很可能繼續重複這種教育模式。不管是父親還是母親，只要他們在童年期被認為好鬥成性，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好鬥的小女孩長大後做了母親，還是會一樣的專橫苛刻，就像好鬥的小男孩變成專橫苛刻的父親一樣。他們會殘忍地懲罰自己的孩子，而且對孩子的生活漠不關心，事實上大部分時間都完全忽略孩子。與此同時，好鬥的父母給孩子樹立了暴力的榜樣，孩子把這個模式帶到學校和遊戲場，並且貫穿其一生。這些父母不一定心存惡意，也不是不想為孩子好，他們只是在重複當年他們的父母灌輸給他們的教育方式。

在這種暴力模式之下，孩子受到反覆無常的對待。如果父母心情不好，就會狠狠地懲罰孩子；如果父母心情很好，孩子就會僥倖逃過家庭暴力。因此，孩子受到懲罰往往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而是由於父母的感受。孩子由此產生無用感和無助感，同時還會感到威脅無處不在，並且會隨時襲來。從家庭生活的角度考察，孩子好勇鬥狠以及與世界為敵的姿態也就不難理解了。令人沮喪的是，孩子過早得到負面的情緒經驗，而且它們對孩子情緒生活的傷害非常嚴重。

虐待：同理心的滅絕

幼兒園裡，孩子們在打打鬧鬧。只有兩歲半的馬丁不小心碰到了一個小女孩，小女孩莫名其妙地大哭起來。馬丁去抓她的手，但她哭著躲開了，馬丁拍了一下她的手臂。

小女孩還在哭，馬丁把臉轉過去不看她，大聲說：“不許哭！不許哭！”聲音一次比一次急促，一次比一次響亮。

馬丁想再拍她，她又一次反抗了。這時馬丁好像咆哮的小狗那樣露出牙齒，嚇唬小女孩。

馬丁再一次開始拍打小女孩的背部，不過拍打很快變成了捶打，馬丁不管小女孩可憐的尖叫，一直重重地打她。

這令人不安的一幕證實了虐待——父母經常隨心所欲地毆打孩子——如何扭曲了孩子同理心的自然傾向。馬丁對小夥伴的困擾作出了近乎殘忍的迴應，他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是同類孩子的典型行為，他們從嬰兒期開始就是毆打或其他身體虐待的受害者。馬丁的反應與我們第七章介紹的幼兒同理心行為截然相反——幼兒通常會同情地懇求，並努力安慰哭泣的小夥伴。馬丁在幼兒園對待困擾的暴力迴應反映了他在家裡得到的眼淚與痛苦的教訓：哭泣首先會遇到專橫的象徵性安慰，如果繼續哭泣，就會遭遇臭臉和咆哮，然後是拍打，乃至赤裸裸的毆打。最棘手的是，馬丁似乎已經失去了原始的同理心，即停止攻擊受傷者的本能，才兩歲半的他表現出了殘忍和虐待衝動的萌芽。

馬丁的同理心被殘忍取代，這在與他有相似經歷的孩子身上很常見，他們在幼年時期就已經遭受家庭暴力，身心受到嚴重傷害。根據研究人員對幼兒園兩個小時的觀察，與馬丁有類似行為的幼兒總共有9個，年齡從一歲到三歲。研究人員比較了遭受家庭暴力的幼兒與另外9個同樣來自貧困、高壓家庭，但沒有受到身體暴力的孩子。在另一個孩子受傷或難過的時候，這兩組幼兒的行為表現截然不同。在23個類似個案中，9個未受虐待的孩子當中有5個面對其他小朋友的困擾時表現出關心、悲傷或同理心。而在27個個案中，受虐待孩子本來應該有同樣的關切表現，但他們沒有一個表現出一丁點兒的關心，相反，他們對哭泣的小朋友表現出恐懼、憤怒，或者像馬丁那樣進行身體攻擊。

比如有一個受虐小女孩對號啕大哭的小朋友表現出惡狠狠的威脅表情。另一個被虐待的孩子——一歲的託馬斯聽到房間裡有個小朋友在哭，嚇得一動不動，他呆呆地坐著，一臉恐懼，背部直挺挺的，小朋友一直在哭，他也越來越緊張——好像在為自己受到攻擊作好準備。而28個月大的凱特，也是被虐待的孩子，她的表現幾近殘忍：她挑中了比她小的寶寶喬伊，把他踢倒在地，喬伊躺在地上的時候，她溫柔地看著他，開始輕輕地拍他的背，然後越拍越快，變成了捶打，一下比一下重，完全不管他的痛苦。凱特一直在打喬伊，最後發展到重重地打了他六七下，直到他爬走。

顯然，這些孩子以自己被對待的方式來對待其他小朋友，他們的殘酷無情正是被父母殘忍虐待的孩子的一個極端表現。這些孩子往往還會對小夥伴受傷或哭泣漠不關心，他們似乎是被虐待孩子殘忍和冷漠的極端代表。總體來說，這些孩子長大以後，更有可能存在認知困難，更加好鬥，不受夥伴們的歡迎（不足為奇，他們學前的經歷預示了他們的未來），更容易陷入抑鬱，而且成年後更容易觸犯法律和犯下暴力罪行。

同理心的缺失有時會（如果不是經常的話）代代相傳，殘暴的父母在童年期必然被他們的父母殘暴對待過。這和那些常常表現出同理心的孩子截然相反，這些孩子的父母培育和鼓勵孩子對他人表達關懷，並理解惡意行為對其他孩子的影響。由於沒有經歷過缺少同理心的情況，這些孩子似乎完全不知道這回事。

受虐幼兒最棘手的地方在於，他們就像是他們的暴力父母的縮影，很早就學會了殘暴的迴應方式。遭受身體暴力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他們獲得的情緒經驗實在是太明顯了。在這種情感爆發或危機來臨的時刻，人腦邊緣中樞的原始傾向處於統治地位。這時候情緒腦反覆習得的習慣就會壓倒一切，不管後果是好還是壞。

大腦本身可以被殘暴塑造，也可以被愛塑造，這意味著童年為情緒經驗奠定了基礎。受虐兒童很早就遭受了持續的創傷。也許，理解受虐待兒童的情緒經驗最有意義的價值在於，瞭解精神創傷怎樣給大腦打下永久性的烙印，以及怎樣消除這些野蠻的印記。

第十三章  精神創傷和情緒再學習

宋琦是柬埔寨難民，她的三個兒子想買AK–7玩具槍，但被她阻止了。宋琦的兒子分別是6歲、9歲和11歲，他們想用玩具槍來玩他們學校一些學生稱之為“珀迪”的遊戲。在這個遊戲中，珀迪是個壞蛋，他用衝鋒槍屠殺一群兒童，然後把槍瞄準自己。當然有時候兒童會把珀迪殺死，扭轉結局。

珀迪遊戲是1989年2月17日加利福尼亞斯托克頓克利夫蘭小學槍擊慘案的倖存者根據慘案改編的。在該校1~3年級午間休息期間，帕特里克·珀迪（20多年前曾在該校就讀）在操場邊上對正在玩耍的幾百名兒童進行掃射，他用手槍對著操場整整掃射了7分鐘，然後對著自己的頭部開槍自殺了。警察趕來時，總共有5名兒童死亡，20名兒童受傷。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克利夫蘭小學的孩子們自發創造了珀迪遊戲，這是7分鐘槍擊慘案及其餘波銘刻在孩子們記憶之中的眾多表現之一。太平洋大學是我長大的地方，我從那附近騎車出發，不久就到了克利夫蘭小學，那是在珀迪槍擊慘案發生5個月之後。儘管槍擊留下的最恐怖的痕跡——蜂窩狀的彈孔、成灘的血跡等，已經在槍擊後的第二天早晨被清理洗刷乾淨了，但慘案的陰影依然非常明顯。

克利夫蘭小學被破壞最嚴重的不是建築物，而是兒童和教職工的心理，他們正在努力恢復正常的生活。最讓人震驚的是，只要遇到哪怕只有一丁點兒相似的細節，他們就會回想起那恐怖的7分鐘。比如，一位老師告訴我，有人宣佈聖帕特里克節即將到來，結果整個學校陷入一片恐慌，有不少孩子以為這個節日是紀念槍擊殺手帕特里克·珀迪的。

“一聽到救護車呼嘯而過的聲音，所有事情都會停止下來，”另一個老師說，“孩子們都在留意救護車是停在學校還是繼續往前走。”連續好幾個星期，很多孩子害怕洗手間的鏡子，因為學校有流言說神話中的鬼魂“血腥瑪麗”會在那裡遊蕩。槍擊幾個星期之後，一位狂亂的女學生衝到校長帕特·布舍爾那裡大喊大叫：“我聽到槍聲！我聽到槍聲！”其實她聽到的聲音是繩球球杆鎖鏈搖晃發出來的。

克利夫蘭小學的很多孩子變得過度警覺，彷彿一直在提防慘劇再度發生。有些學生在課間休息時徘徊在教室門口，不敢到慘劇發生的操場玩耍。還有些孩子只跟小範圍內的幾個人玩耍，並且指定一個孩子望風。很多孩子幾個月以來一直避開孩子死亡的“邪惡”之地。

可怕的記憶還進入了孩子們的潛意識，他們常常做噩夢。除了和槍擊有關的噩夢，孩子們還會做焦慮的夢，他們擔心自己很快也會死去。有些孩子為了避免做噩夢，睡覺時都不敢閉上眼睛。

孩子們的反應對精神病學家來說再熟悉不過了，這正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主要症狀。兒童創傷後應激障礙研究專家斯賓塞·埃斯（Spencer Eth）博士認為，創傷的核心是“主要暴力行為的入侵性記憶：最後一記拳頭的打擊、尖刀的猛刺，以及猛烈的槍聲。這些記憶——槍擊的場面、聲音和氣味，受害者的尖叫或突然沉默，鮮血四濺，警笛長鳴——會成為強烈而持久的經驗”。

神經科學家現在認為，這些逼真的恐怖時刻作為記憶被深深地刻入了情緒的神經迴路。其症狀表現為，過度喚起的杏仁核發出信號，迫使創傷時刻的生動記憶一直入侵意識。因此，創傷記憶成為異常敏感的心理觸發器，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拉響警報。這種觸發器現象是所有類型情緒創傷共同具有的特徵，包括童年期反覆遭受身體暴力的創傷在內。

任何創傷事件，比如火災或車禍、經歷地震或颶風等自然災害，以及遭受強姦或搶劫等，都會在杏仁核植入觸發性的記憶。每年有成千上萬人遇到種種災難，其中很多或大多數人情緒上也會受到傷害，他們的大腦留下了創傷的印記。

暴力行為比颶風等自然災害的危害性更強，原因在於暴力的受害者不同於自然災害的受害者，他們會感到自己是被故意挑選出來作為邪惡的攻擊對象。受害的經歷使他們不再認為人們值得信賴、人與人的世界是安全的，而自然災害並不會動搖這種信念。突然之間，人際社會變得非常危險，周圍的人隨時可能危及你的安全。

施暴者的殘忍給受害者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受害者害怕與攻擊行為稍有相似之處的一切事物。比如，一個男人的後腦勺受到重擊，但他沒有看到襲擊者是誰。從那以後，每次在街上走，他都要走在某位老太太前面，這樣他才感到安全，覺得後腦勺不會再次受襲。有位婦女在電梯裡被一名男子搶劫，劫匪用刀威逼她走到一個沒人住的樓層。事後的好幾個星期裡，她不僅害怕坐電梯，而且害怕坐地鐵或進入其他封閉空間。在銀行裡，她看到一個男人把手放進夾克口袋——和劫匪當時的動作一樣，她嚇得立刻逃了出去。

一項關於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的研究發現，恐怖的記憶以及由此引發的過度警覺，會持續影響人的一生。猶太倖存者在納粹死亡集中營常常捱餓，眼看至愛的人被屠殺，無時無刻不感到恐懼，在將近50年之後，他們的這段記憶依然清晰可見、揮之不去。有1/3的人表示他們總是感到害怕；將近3/4的人說他們看到與納粹迫害相關的東西依然會感到緊張，比如看到制服、煙囪冒出的煙，或聽到敲門聲、狗叫聲。儘管已經過去半個世紀，大約60%的人說他們幾乎每天都會想起大屠殺；有80%的人有明顯的症狀，一直在不斷地做噩夢。正如一位倖存者說的那樣：“如果你經歷過奧斯維辛集中營而不會做噩夢，那麼你就不是正常人。”

刻骨銘心的恐懼

下面是一位48歲的越南戰爭老兵的陳述，他回憶起大約24年前他在一個遙遠的地方經歷的恐怖時刻：

我忘記不了！那些影像向我湧過來，情節很逼真，全都是最不合理的東西引起的，比如聽到摔門聲、看到東方婦女、碰到一張竹蓆，或者聞到旺火炒的肉香。昨晚我上床睡覺，本來睡得正香。沒想到清晨颳起了暴風雨，還有閃電。我立刻醒了，害怕得一動不動。我好像回到了雨季中期的越南，我正在站崗。我相信下一發大炮會打中我，我一定會被炸死。我雙手一動也不能動，全身都在冒汗。我感到脖子後面的每根汗毛都豎了起來。我喘不過氣來，心怦怦地跳。我聞到一陣該死的硫黃味。突然我看到戰友特洛伊的遺物，裝在竹筐裡，由越共送回我們的營地……又一道閃電閃過，伴隨著雷聲，我嚇了一跳，摔到地上。

這段恐怖的記憶，儘管過了二十多年仍然清晰可見，併產生強大的力量，使前越南戰爭老兵重溫與當天相同的恐懼。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危害在於降低神經警報的設定值，使個體把日常普通的時刻當成緊急狀況處理。我們在第二章介紹的神經失控似乎是給記憶打下深刻烙印的關鍵：觸發杏仁核失控的事件越殘忍、越驚人、越恐怖，記憶就越難忘。這些記憶的神經基礎似乎徹底改變了由單獨壓倒性恐怖事件所驅動的大腦化學物質。儘管創傷後應激障礙通常是由單獨事件引發的，但長達數年的受虐經歷同樣會導致相似的結果，比如兒童身體被猥褻或遭受暴力、情緒受到傷害的情況。

設在美國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的研究機構美國創傷後應激障礙國家中心，對創傷後大腦變化進行了細緻的研究。該醫院的大量越南戰爭及其他戰爭的退伍軍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正是通過對退伍軍人的研究，我們獲得了關於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大部分知識。不過所得的研究成果同樣適用於遭受嚴重精神創傷的兒童，比如克利夫蘭小學的學生。

耶魯大學精神病學家丹尼斯·查尼（Dennis Charney）博士是創傷後應激障礙國家中心臨床神經科學的負責人，他告訴我：“遭受嚴重創傷的受害者，其身體狀況也許不盡相同。不管是對戰爭無盡的恐懼、被折磨或者童年期反覆遭受虐待，還是像被颶風圍困、險些在車禍中喪生這種一次性體驗，這些並不重要。所有無法控制的應激也許都會產生相同的生理影響。”

關鍵詞是“無法控制”。如果人們認為他們對災難處境可以有所作為，能夠施加某些影響，不管影響有多麼微弱，他們在情緒上都會比那些感到完全無助的人好得多。無助感是導致特定事件壓倒一切的主觀感受的因素。該中心臨床精神病藥理學實驗室負責人約翰·克里斯特爾博士告訴我：“比方說有人被人用刀子襲擊，他懂得怎麼保護自己並採取行動，而另一個人面對同樣的困境時卻認為‘我死定了’。感到無助的人更容易在事後引發創傷後應激障礙。你感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而你對此無能為力、無法逃避——此時大腦就開始變化了。”

有幾十項用老鼠做實驗的研究證實，無助感是引發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一種不可預測的因素。在實驗中，成對的老鼠被放到兩個不同的籠子裡，分別被施加輕微的（但對老鼠來說非常強烈）同等強度的電擊。只有其中一隻老鼠的籠子裡有一個槓桿，當這隻老鼠推動槓桿時，兩個籠子裡的電擊就會停止。經過了幾天、幾個星期，兩隻老鼠受到的電擊量是絕對相等的。那隻可以推動槓桿停止電擊的老鼠在事後沒有發生持續的應激跡象，而另一隻無能為力的老鼠大腦出現了應激導致的變化。對於孩子來說，在操場玩耍時看到槍擊場面，看到同伴流血和死亡，或者對於老師來說，無法阻止屠殺的發生，這種無助感是非常強烈的。

創傷後應激障礙：邊緣系統障礙

已經過去幾個月了。一場大地震把她從床上震下來，她驚恐地尖叫，在黑暗的房子裡尋找4歲的兒子。洛杉磯的晚上很冷，他們在門樑的保護下相擁了幾個小時，一動也不動，沒有食物和水，也沒有燈光，一陣陣餘震晃動著他們腳下的地板。幾個月之後的今天，她已經從地震後最初幾天的習慣性恐慌中基本恢復過來了，當時她連聽到關門的聲音都會害怕得顫抖起來。她還有一個後遺症是無法入睡，不過這個問題只有她丈夫不在家的晚上才會出現——地震那晚，她丈夫恰好也不在家。

獲得性恐懼，包括最嚴重的類型——創傷後應激障礙，其主要症狀是由於以杏仁核為中心的邊緣神經迴路的變化引起的。其中主要的變化發生在藍斑，藍斑是調節大腦分泌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這兩種兒茶酚胺物質的組織。這些神經化學物質驅動身體為緊急狀況作好準備，同時這兩種兒茶酚胺激增給記憶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記。在創傷後應激障礙狀態下，神經系統變得反應過度，在很少或沒有威脅但又會讓個體想起以往創傷的處境下，分泌出過量的大腦化學物質，就像克利夫蘭小學的孩子們一樣，他們一聽到救護車的鳴笛就會感到恐慌，因為鳴笛讓他們想起了槍擊之後學校裡出現的情景。

藍斑與杏仁核的聯繫很密切，與海馬體、下丘腦等其他邊緣組織也有緊密聯繫。兒茶酚胺的神經迴路延伸到大腦皮層。這些神經迴路的變化被認為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的起因，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包括焦慮、恐懼、過度警覺、情緒容易不安和喚起，以及隨時準備戰鬥或逃跑，並且還會不斷地回顧緊張的情緒記憶。有研究發現，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越南戰爭老兵，其抑制兒茶酚胺的受體比常人減少了40%，這說明他們的大腦發生了永久性變化，他們兒茶酚胺的分泌不受控制。

另一種變化出現在聯結邊緣腦與腦垂體的神經迴路。腦垂體的功能是調節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CRF）的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是身體分泌的主要應激激素，促使身體作出戰鬥或逃跑的緊急反應。神經迴路的變化導致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過量分泌——尤其在杏仁核、海馬體以及藍斑，這導致了身體對實際上不存在的緊急狀況的反應。

正如杜克大學精神病學家查爾斯·內梅羅夫博士所說：“過量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使人反應過度。比如，假如你是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越戰老兵，商場停車場的汽車發生逆火，你的體內就會觸發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和原始創傷相同的感覺就會蔓延至你的全身：你開始冒汗，感到害怕，不停地顫抖，甚至腦海中還會閃現以前的經歷。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分泌過量的人，會作出過度的驚恐反應。比如，你鬼鬼祟祟地跟在很多人的後面，如果你突然拍手，第一次你會看到他們驚恐地跳起來，但你如果第三次、第四次重複這樣做就沒有效果了。但是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過量的人不會形成這種習慣，他們對第四次突然拍手的反應和第一次是一樣的。”

第三種變化出現在大腦的阿片系統，阿片系統的功能是分泌內啡肽以緩解痛楚。阿片系統同樣變得反應過度了。阿片神經迴路同樣涉及杏仁核，並與大腦皮層的一個區域相互呼應。阿片是大腦的一種化學物質，具有很強的麻痺鎮痛作用，與鴉片和其他麻醉藥品的化學成分類似。阿片（“大腦自身的嗎啡”）分泌處於高水平時，人們承受疼痛的能力會增強——戰地醫生髮現了這種效果，他們發現受重傷的士兵，較之傷勢沒有那麼嚴重的普通百姓，只需要較低劑量的麻醉藥品。

創傷後應激障礙也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內啡肽的變化給再次暴露於創傷環境所引發的“神經混合”增添了新的情況，即對某些感覺的麻木。這可以解釋長期以來在創傷後應激障礙病人身上觀察到的一系列“消極”的心理症狀：快感缺乏（無法感到愉悅）和總體情緒的麻木，即與生活切斷聯繫或不關心他人感受的感覺。一般人在與具有這種症狀的人相處時，可能會把他們的漠不關心看成是缺少同理心的表現。另一個可能的影響是分裂，包括無法記起創傷事件關鍵的幾分鐘、幾小時，甚至那幾天。

創傷後應激障礙導致的神經變化還會使個體更容易遭受進一步的創傷。一些用動物做實驗的研究發現，動物如果在年幼時遭受哪怕是輕微的應激事件，與未遭受應激事件的動物相比，它們以後更容易出現由創傷導致的大腦變化（說明治療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兒童的迫切性）。這似乎可以解釋，面對相同的災難，為什麼有些人會發展成創傷後應激障礙，而有些人不會。杏仁核的首要任務是發現危險，如果個體再次遭遇真正的危險，觸發杏仁核，那麼杏仁核的警報就會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所有這些神經變化都是為了應對可怕而直接的緊急狀況而及時產生的，能夠發揮短期的優勢。在受到脅迫的情況下，個體保持高度警覺，情緒喚起，隨時準備應對任何情況，不受痛楚的影響，持續的身體需求被放在首位，同時對非緊急事件漠不關心，這些都是適應性的表現。然而，如果大腦神經變化發展成一種傾向，就像汽車一直處於高速擋一樣，短期的優勢會變成持續的問題。在遭受強烈創傷之際，杏仁核及其相聯結的大腦區域重新設定了神經反應的標準，即提高了戒備狀態，隨時準備觸發神經失控。神經興奮性的變化意味著一切生活都進入了緊急狀態，即使是尋常時刻也很容易觸發恐懼，乃至失控。

情緒再學習

創傷記憶似乎會發展成大腦的固定功能，原因在於創傷記憶會干擾後續的學習，尤其是再度學習以正常的方式應對創傷事件。對於創傷後應激障礙這種獲得性恐懼，杏仁核再次在大腦有關區域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使學習和記憶的機制受到扭曲。不過，要克服獲得性恐懼，新皮層是關鍵。

“恐懼調節”被心理學家用來形容本身沒有任何威脅的事物由於與個體記憶中恐怖的東西發生聯繫而變得可怕的過程。查尼博士指出，如果對實驗室的動物進行“恐懼調節”，這種恐懼會持續很多年。學習、保留並實施恐懼迴應的大腦主要區域是下丘腦、杏仁核和前額葉之間的神經迴路，也就是神經失控的通道。

通常來說，個體通過恐懼調節學會害怕某種東西，而恐懼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消除。這個過程可能是通過神經再學習實現的，即個體再次遇到他所害怕的東西，但這種東西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比如，有個女孩以前曾被德國牧羊犬咬過，因此對狗產生了恐懼，但假設她搬到新家後，鄰居家有一隻很溫順的牧羊犬，她經常和牧羊犬一起玩耍，那麼自然而然的，她就會慢慢地不怕狗了。

個體一旦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自發的再學習機制就會失靈。查尼認為，原因可能在於創傷後應激障礙導致的大腦變化過於強烈，因此只要遇到觸發創傷回憶的東西，杏仁核就會失控，進一步強化恐懼的神經通道。這意味著個體永遠也不會對所害怕的東西產生平靜的感覺，也就是說杏仁核永遠也不會再度學會更溫和的反應。他指出，“恐懼的‘根除’需要活躍的學習過程參與”，但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的這種功能已經受損，“導致情緒記憶不正常地持續下去”。

不過，假如藉助恰當的經驗，創傷後應激障礙也是可以消除的。強烈的情緒記憶及其引發的思考和反應模式，可以隨時間而改變。查尼認為，情緒的再學習與大腦皮層有關。在杏仁核中根深蒂固的原始恐懼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前額皮層主動抑制了杏仁核要求大腦其他部位對恐懼作出反應的命令。

威斯康星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戴維森發現左前額皮層具有減緩困擾情緒的功能，他提出：“問題在於你擺脫獲得性恐懼的速度有多快。”在實驗環境下，人們學會厭惡吵鬧的噪音——這是獲得性恐懼的一種範例，類似於輕微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戴維森發現，左前額皮層較活躍的人克服獲得性恐懼更為迅速，這再一次證明瞭大腦皮層具有擺脫獲得性困擾情緒的功能。

情緒腦的再教育

關於創傷後應激障礙最鼓舞人心的發現之一來自對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的研究。該研究發現，大約有3/4的倖存者即使在半個世紀以後，仍然會出現活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但令人欣慰的是，有1/4的倖存者雖然曾一度出現這種症狀，但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也許是他們人生中的自然事件抵消了這個問題。有證據表明，那些仍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的人，大腦的兒茶酚胺出現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常見的變化，而那些已經復原的人則沒有發生變化。這一發現及其同類研究說明瞭創傷後應激障礙造成的大腦變化並非不能消除，人們可以從最嚴重的情緒印記當中復原，簡而言之，可以再度對情緒神經迴路進行教育。值得慶幸的是，即使是嚴重到引發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創傷也是可以治癒的，治癒的途徑就是再學習。

情緒治療的一個途徑是自發產生的——至少兒童是如此，比如通過珀迪遊戲。如果反覆玩這些遊戲，兒童可以像玩遊戲一樣安然地處理創傷事件。這涉及兩種治療途徑：一方面，記憶在較低焦慮的情景下重複出現，降低了事件的敏感度，並使之與非創傷狀態的迴應產生聯繫；另一方面，在兒童的意識裡，他們能夠神奇地給悲劇改寫一個更好的結局。在珀迪遊戲中，孩子們有時候會殺死珀迪，這使他們恢復了掌控的感覺，不再像創傷時刻那樣感到無助。

經歷過嚴重暴力的孩子玩珀迪這種遊戲是很自然的事。聖弗朗西斯科的兒童精神病學家雷諾爾·特爾（Lenore Terr）博士最早在加利福尼亞喬奇拉當地兒童身上發現了創傷兒童喜歡玩這種死亡遊戲的現象。喬奇拉離發生槍擊慘案的斯托克頓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喬奇拉的兒童在1973年乘坐巴士從夏令營回家途中曾經被集體綁架。綁匪把整輛巴士埋在地下，所有的孩子都在裡面，過程長達27個小時。

5年之後，特爾發現受害兒童仍然在遊戲時重現綁架過程。比如，女孩子會和她們的芭比娃娃玩象徵性的綁架遊戲。有個女孩把她的芭比娃娃洗了又洗，因為被埋的時候孩子們害怕地擁擠在一起，別的孩子尿在了她的身上。另一個女孩扮演“旅行芭比”，即到處遊玩的芭比娃娃，不管它到哪裡，都會安全返回，這是遊戲的重點。第三個女孩最喜歡的遊戲情節是芭比娃娃陷進洞裡，並且出現窒息。

對於遭受精神重創的成年人，他們會變得麻木不仁，抑制對災難的任何記憶或感覺。但兒童的心理方式是不一樣的，特爾認為，兒童很少像成年人那樣對創傷變得麻木，原因在於兒童會通過幻想、遊戲和做白日夢，回憶並重新思考他們所遭受的痛苦。自發性重演創傷事件，似乎能夠防止創傷被壓制在潛在記憶中——創傷的潛在記憶可能會在以後突然閃現。如果創傷程度較輕，比如到牙醫那裡補牙，一兩次重演就足夠了。如果創傷非常嚴重，孩子就需要不斷的反覆，一次又一次以殘酷、單調的形式來重演創傷事件。

瞭解杏仁核創傷烙印的一個途徑是藝術。藝術本身是一種無意識的媒介。情緒腦與象徵意義以及弗洛伊德稱之為“初級過程”（primary process）的模式，即隱喻、故事、迷思、藝術的信息，高度協調一致。藝術經常被用來治療創傷兒童。有時候藝術可以為兒童提供一個出口，讓他們談論他們不敢輕易觸碰的恐怖時刻。

創傷兒童治療專家、洛杉磯兒童精神病學家斯賓塞·埃斯講述了一個5歲男孩和他媽媽一起被媽媽的舊情人綁架的故事。綁架者把他們帶到汽車旅館的房間，他命令男孩藏在毯子下面，並把孩子的媽媽毆打致死。這個男孩當然不願意和埃斯談論他在毯子下面時聽到和看到的可怕情景。於是埃斯讓男孩畫畫，隨便畫什麼都行。

這個男孩畫了一個賽車手，賽車手有一雙大得可怕的眼睛。埃斯認為大眼睛表明男孩敢於偷看殺人犯。創傷兒童的藝術作品幾乎總會隱晦地提及創傷情景，因此埃斯在治療時首先讓創傷兒童畫畫。創傷兒童一直揮之不去的潛在記憶像闖進思想一樣闖進他們的畫中。除此之外，畫畫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治療作用，創傷兒童通過畫畫開始了控制創傷的過程。

情緒再學習和克服創傷

艾琳的約會居然以強姦未遂告終。儘管她嚇退了襲擊者，但那人仍繼續騷擾她：給她打淫穢的騷擾電話，威脅對她使用暴力，半夜三更敲門，跟蹤她、觀察她的一舉一動。有一次，艾琳試圖報警求助，但警方認為她的問題無關緊要，因為“沒有真的發生什麼事情”。艾琳接受治療的時候已經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她放棄了一切社交活動，像坐牢一樣待在自己的家裡。

哈佛大學精神病學家朱迪斯·路易斯·赫爾曼（Judith Lewis Herman）博士引述了艾琳的案例。赫爾曼博士開創性地提出了創傷復原的步驟。她認為復原可分為三個階段：獲得安全感，記住創傷的細節並哀悼由此造成的損失，最後重新恢復正常的生活。這三個步驟的順序體現了生物學上的邏輯，反映了情緒腦如何再度學會不把一切事情看成即將發生的緊急狀況。

第一個步驟是重新獲得安全感，也就是轉變行為，想辦法使過於驚慌不安、杯弓蛇影的情緒神經迴路平靜下來，為重新學習創造條件。通常首先需要幫助病人理解，他們之所以提心吊膽和做噩夢，心理過度警覺和恐慌，這些都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表現。一旦病人理解了這一點，這些症狀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在早期的另一個步驟是幫助病人重新獲得對當前情景的控制感，直接削弱創傷事件導致的無助感。回到艾琳的案例，她的做法是動員朋友和家人陪伴她，在她與跟蹤者之間形成緩衝，同時要求警方介入。

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不安全”的感覺超過了對潛在危險的恐懼感。患者不安全感的私密性更強，他們感到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狀況和情緒。這不難理解，創傷後應激障礙導致杏仁核神經迴路過度敏感，因此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情緒失控。

藥物可以幫助病人重新獲得一定的安全感，病人不再聽任情緒警報的擺佈，無緣無故地緊張、失眠或整夜做噩夢。藥物學家希望有一天能研製出專門治療杏仁核及其關聯神經傳輸迴路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藥物。目前的藥物只能抑制部分大腦神經迴路的變化，其中比較顯著的有針對複合胺系統的抗抑鬱藥物，以及β–受體阻滯劑“心得安”，其功效是抑制交感神經系統的活躍性。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還可以學習一些放鬆技巧，有效地抑制急躁和緊張情緒。生理的平靜有助於受傷的情緒神經迴路重新認識到生活不是威脅，讓患者重獲創傷發生前的安全感。

第二個治療步驟是以安全的方式重述和重構創傷事件，使情緒神經迴路對創傷記憶以及觸發記憶的事物重新獲得更切合實際的認識和反應。在病人重述創傷事件的可怕細節時，記憶的情緒意義以及記憶對情緒腦的影響開始出現轉變。重述的步驟非常微妙，理想的做法是模仿從創傷中復原而沒有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身上自然發生的過程。這些人的體內好像有一個警鐘，在重現創傷情景的記憶入侵時“麻醉”他們，切斷他們的創傷記憶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直至他們幾乎忘記恐怖事件。

改變對創傷事件反覆回味、念念不忘的習慣，這可能會促進對創傷進行自發回顧以及情緒反應的再學習。赫爾曼認為，對於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較難控制的患者，重述創傷事件有時會引發嚴重的恐懼感，在這種情況下，治療師應當放緩節奏，使患者的反應保持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這樣才不會干擾再學習的過程。

治療師鼓勵病人儘可能生動地重述創傷事件，就像在家裡看恐怖片一樣，將每一個可怕的細節加以還原。這些細節不僅包括患者看到、聽到、聞到或感覺到的具體東西，還包括他們的反應，比如畏懼、厭惡、噁心等。這樣做的目的是把所有記憶轉化為語言，把原本分散的、在意識層面缺失的記憶重新組織起來。把感官細節和情緒轉化為語言的形式，新皮層對記憶的控制就會加強，在新皮層的控制下，記憶引發的反應會變得更易理解、更可控制。病人在感到安全並有可靠的治療師陪伴的情況下，重新喚醒了創傷事件以及當時的情緒，至此情緒再學習基本完成了。情緒神經迴路開始從中獲得很有說服力的經驗——與創傷記憶相伴的經驗是安全感，而不是無盡的恐懼。

5歲男孩目睹了自己媽媽被悲慘謀殺的場面，他畫了一幅大眼睛的畫，但他後來沒有再畫畫，而是和他的治療師斯賓塞·埃斯一起玩遊戲，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慢慢地，小男孩開始講述謀殺發生時的情景，最初講得很刻板，像背書一樣把每一個細節準確地複述出來，每次複述都是一模一樣的。後來，他的敘述逐漸變得更加開放和自由，敘述的時候他的身體也沒有那麼緊張了。而且他也不再頻頻夢到謀殺了，埃斯認為這意味著某種“創傷掌握”。他們倆的交談慢慢地從創傷引發的恐懼轉移到小男孩的日常生活——他和他父親搬到新家，他是怎麼適應的。最後，創傷事件對小男孩的控制逐漸消退，他開始談論自己的日常生活。

最後，赫爾曼發現病人需要哀悼創傷造成的損失——無論這種損失是受到傷害、至親死亡或感情破裂，還是後悔沒有採取措施挽救某人，或者對他人的信賴感消失等。在複述痛苦經歷的同時進行哀悼，能夠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哀悼是個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創傷的標誌。這表明病人開始向前看，甚至滿懷希望，擺脫創傷的控制，重建新的生活，而不是永遠被過去的痛苦經歷纏繞。這就像情緒神經迴路不斷循環和重溫創傷經歷的咒語最後可以完全消除。病人無須一聽到警笛聲就產生恐懼，也無須對夜間的每一個聲音都聯想到恐怖事件。

赫爾曼說，儘管創傷後應激障礙經常會出現後遺症或間歇發作，但是有某些特定的跡象可以表明患者基本上克服了創傷的影響，比如生理症狀降低到可控制的水平，以及可以承受與創傷記憶相關的感受。尤其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創傷記憶不再隨時爆發、不受控制，個體可以像對待其他記憶一樣隨意回顧創傷記憶——也許更重要的是，可以像對待其他記憶一樣把創傷記憶放在一邊、置之不理。最後，克服創傷還表現在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樹立牢固、可信賴的人際關係和信念，在曾經受到傷害的世界中找尋意義。這一切都是情緒腦重新學習的成功標誌。

精神療法：情緒的導師

幸運的是，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很少會遭受大災大難，從而留下刻骨銘心的創傷記憶。但是在生活比較平靜的時刻，也有可能出現創傷記憶肆意影響同一神經迴路的現象。童年期常見的煎熬，比如長期受到忽視、得不到父母的關注或關懷、被遺棄、受到排擠等，也許不會上升到創傷的高度，但這些痛苦的記憶肯定會給兒童的情緒腦打下烙印，導致他們將來親密的人際關係出現扭曲，充滿淚水和憤怒。如果說創傷後應激障礙可以得到治療，那麼很多人默默承受的情緒傷痕也可以修復——這就是精神療法的使命。一般來說，只有通過學習，才能對難以承受的生活壓力應付自如，情緒智力才能發揮作用。

前額葉皮層可以根據更全面的信息進行反應。杏仁核與前額葉皮層之間的動態關係為精神療法重新塑造不良的情緒模式提供了神經解剖學的模型。神經學專家約瑟夫·勒杜克斯發現杏仁核對情緒爆發具有觸發器的作用，他指出：“一旦你的情緒系統學會了某種東西，你就可能永遠也擺脫不了它。精神療法的作用是教你怎樣加以控制，教會你的新皮層如何抑制你的杏仁核。儘管行動的衝動受到了壓制，但你對這種東西的基本情緒還是以受抑的形式潛伏了下來。”

既然大腦結構是情緒再學習的基礎，那麼即使在精神療法成功之後，餘留的反應，即起源於困擾情緒模式的初始敏感或恐懼感的遺蹟，也可能保留下來。前額葉皮層可以改進或遏制杏仁核狂暴的衝動，但不能在第一時間阻止杏仁核的反應。雖然我們不能決定我們什麼時候會情緒爆發，但我們可以較好地控制情緒爆發的持續時間。迅速地從情緒爆發當中復原可以說是情緒成熟的標誌。

在精神療法期間，主要的變化在於一旦觸發情緒反應，人們所作出的迴應。不過，最初被觸發的反應趨勢並沒有完全消失。雷斯特·柏斯基及其同事進行的一系列關於精神療法的研究為此提供了證據。他們分析了幾十位接受精神療法病人的主要人際衝突，比如極度渴望被人接受或尋求親密關係，或者害怕失敗與過度依賴等問題。他們仔細分析了病人在人際關係方面的意願和恐懼被激活時所作出的典型（總是適得其反）迴應，比如要求過高導致他人憤怒或冷漠無情，或者欲迎還拒，反而弄巧成拙，讓別人因為誤解而生氣。在註定產生惡劣影響的人際交往中，病人充滿了不安的情緒——絕望和悲傷，怨恨和憤怒，焦慮和恐懼，內疚和自責等。不管病人的具體表現是什麼，這種情況會出現在他們所有重要的人際關係中，無論是和配偶或戀人，孩子或父母，還是同事或上司之間的關係。

在長期治療過程中，這些病人發生了兩種變化：他們對刺激事件的情緒反應不再那麼困擾，甚至變得平靜或茫然，與此同時，他們的公開回應更有效果，他們獲得了真正想從人際關係中得到的東西。不過病人根本的意願或恐懼以及最初的情感痛苦並沒有改變。到精神療法接近尾聲時，病人表示，與剛剛開始接受治療時相比，他們在人際交往中負面的情緒反應只有原來的一半，而他們從他人身上獲得的積極迴應是原來的兩倍。但是病人基於這些需求的特定感覺卻完全沒有改變。

就大腦而言，面對恐怖事件的種種跡象，邊緣神經迴路作為迴應會拉響警報，不過前額葉皮層和關聯區域可以學會更有益的新型迴應方式。簡而言之，情緒經驗——即使是童年期最刻骨銘心的心理習慣，也可以重新塑造。情緒學習是一生的課程。

第十四章  性格非命運

改變獲得性情緒模式需要很大的努力，那麼要改變我們由基因決定的迴應，比如說改變天生反覆無常或特別害羞的人的習慣性反應又需要如何做呢？情緒羅盤的範圍取決於氣質——也就是體現我們基本性格特徵的背景感受——的影響。氣質可以定義為我們情緒生活的典型心境。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每個人的情緒範圍都會有這種偏好性。氣質是與生俱有的，屬於基因博彩（genetic lottery）的一部分，會對人生產生很大的影響。每位父母都知道，孩子從一出生，要麼安靜溫和，要麼暴躁易怒。問題在於，生物基因決定的情緒傾向能否為後天的經驗所改變。情緒的命運由生物基礎決定，還是即使天生害羞的孩子也可以成長為充滿自信的成年人？

哈佛大學知名發展心理學家傑羅姆·卡根（Jerome Kagan）的研究，對這個問題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卡根認為人的氣質類型至少可以分為4種：膽怯、大膽、樂觀和憂鬱，每種氣質類型取決於大腦活動的不同模式。人的氣質可能千差萬別，每種氣質以情緒神經迴路的內在區別為基礎。對於任何特定的情緒，人們在情緒觸動的難易程度、持續時間的長短、強度的大小等方面表現大相徑庭。卡根的研究著眼於其中一種情緒模式，即從大膽到膽怯的氣質維度。

卡根的兒童發展實驗室位於哈佛大學威廉·詹姆斯大樓的14層。過去幾十年裡，不斷有很多母親帶著嬰幼兒來到卡根的實驗室，接受實驗觀察。卡根的研究團隊就是在這裡注意到一群21個月大的幼兒的早期害羞跡象。一群嬰兒在自由玩耍，有些嬰兒活潑好動，非常自然地和其他嬰兒玩耍。有些嬰兒卻猶豫不決，畏縮不前，依偎在媽媽懷裡，安靜地看著其他嬰兒玩耍。在將近4年之後，同一批嬰兒上了幼兒園，卡根的研究團隊再次對他們進行觀察。經過幾年的間隔期，以前外向的孩子沒有一個變得膽小，而以前膽小的孩子有2/3依然沉默拘謹。

卡根發現，過度敏感和害怕的孩子長大後會害羞膽小，大約有15%~20%的嬰兒先天屬於卡根所謂的“行為抑制”類型。這種嬰兒對新的食物挑三揀四，不願接近以前沒見過的動物或去新的地方，在陌生人中間感到害羞。這種嬰兒的敏感性還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容易懷有負罪感和自我責備。他們在社交場合會異常焦慮，比如在教室或遊戲場，或者在見到陌生人的時候。成年以後，他們在社交場合容易變成局外人，而且對當眾演講或表演有一種病態的恐懼。

在卡根的研究當中，有一位名叫湯姆的男孩，他屬於典型的害羞類型。湯姆在貫穿童年期的每次測試中——分別在2歲、5歲和7歲，均屬於最膽小的孩子。湯姆在13歲時再次接受調查，當時他非常緊張，一直在咬嘴唇和絞手指，面無表情，只有在談到女朋友時才勉強擠出一絲僵硬的微笑。他回答問題很簡短，態度謙卑。到童年期中段，即11歲左右，湯姆記得那時自己害羞得要命，他一接近玩伴就會渾身冒汗。他還感到強烈的恐懼，害怕自己的房子被燒燬、跳入游泳池或獨自待在黑暗之中。他常常做噩夢，夢到自己被怪物襲擊。儘管在最後兩年他沒有那麼害羞了，但和別的孩子待在一起時仍然感到有些焦慮，現在他主要擔心的是自己在學校的表現，儘管他是班級中5%最頂尖的學生。湯姆是一位科學家的兒子，科學領域的獨立性相對來說比較符合他內向的性格，因此他對科學很感興趣。

與之相反，拉夫在每個年齡段都是最大膽、最外向的孩子之一。他總是很放鬆、健談，13歲的他輕鬆自如地坐在椅子上，一點兒也不緊張，說話自信友善，儘管他與採訪者有25歲的年齡差距，但他好像把採訪者當成了同齡人。在童年期他只經歷過兩次短暫的恐懼：一次是狗，3歲時有一條大狗撲到他身上；另一次是飛行，7歲時他聽說了飛機失事。拉夫擅長和人打交道，很受歡迎，他從來不認為自己害羞。

膽怯孩子的神經迴路似乎使他們天生就會對很小的應激作出較大的反應，從一出生，他們如果處於陌生或新奇的環境，心跳就會比其他嬰兒快。21個月大的時候，這些內斂的幼兒不敢盡情玩耍，心率監測儀顯示他們的心臟由於緊張在快速跳動。他們很容易喚起焦慮，這是他們一生都感到膽怯的根源——他們把任何陌生人或新環境都看做潛在的威脅。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認為自己在童年期特別害羞的中年婦女，往往會比其他較外向的同齡人經歷更多的恐懼、擔憂和內疚，出現更多的應激問題，比如偏頭痛、過敏性腸炎和其他腸胃問題。

膽怯的神經化學

卡根認為，謹慎的湯姆和大膽的拉夫之間的區別在於以杏仁核為中心的神經迴路的興奮性。卡根指出，像湯姆這種容易害怕的人，天生就具有容易喚起杏仁核神經迴路的神經化學機制，因此他們傾向於迴避不熟悉、不確定的情況，而且容易感到焦慮。而像拉夫這種人，他們的神經系統對杏仁核喚起的設定標準較高，因此不容易害怕，更加自如外向，而且渴望探索新的地方和結識新的人群。

孩子遺傳了哪種模式的一個早期信號是他在嬰兒期是不是暴躁易怒，遇到陌生的人或事物會不會感到困擾。大約有1/5的嬰兒屬於膽怯類型，大約2/5的嬰兒屬於大膽類型——至少在出生的時候如此。

卡根的部分證據來源於觀察特別膽怯的小貓。大約有1/7的家貓，其恐懼模式與膽怯的孩子類似。這些家貓遠離新奇陌生的東西（與傳說中好奇心極強的貓不同），不願意探索新的領地，而且只敢攻擊個頭最小的老鼠，不敢對付體型更大的老鼠，而那些比它們更大膽的家貓卻熱衷於追逐。腦部掃描發現，膽小家貓的部分杏仁核特別興奮，尤其是在聽到其他貓咪恐嚇聲的時候。

貓咪的膽小在大約一個月大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它們的杏仁核在一個月的時候已經足夠成熟，可以控制大腦神經迴路作出靠近或退卻的迴應。一個月大的貓咪，其腦部成熟度相當於8個月大的人類嬰兒。卡根指出，在8~9月大的時候，嬰兒開始產生“陌生人”恐懼——假如嬰兒的媽媽離開房間，而有另一個陌生人在場，嬰兒就會哇哇大哭。卡根認為，膽小的孩子也許遺傳了高水平的去甲腎上腺素和其他大腦化學物質，這些神經化學物質可以激活杏仁核，並降低杏仁核興奮性的設定值，使杏仁核更容易觸發。

高度敏感性的一個表現是，童年期很害羞的年輕人在實驗室接受應激測試，比如聞難聞的氣味時，他們心率升高的持續時間要比外向的同齡人長得多。這說明去甲腎上腺素升高使得他們的杏仁核一直處於興奮狀態，同時通過關聯的神經迴路，他們的交感神經系統被喚起了。卡根通過交感神經系統的諸多參數發現，膽小孩子的反應水平較高，比如靜止血壓較高，瞳孔擴張較大，尿液中去甲腎上腺素水平也較高。

沉默是膽小的另一個風向標。卡根的研究團隊在自然環境中觀察膽怯的孩子和大膽的孩子，比如在幼兒園的課堂上，和不認識的孩子相處或者與採訪者交談，結果發現膽小孩子說話較少。一個膽小的幼兒園小朋友在別的孩子和她說話時，一聲不吭，幾乎一整天都只是在看別人玩耍。卡根指出，遇到新奇事物或潛在威脅的時候，由於膽小而保持沉默，是神經迴路遊走於前腦杏仁核與鄰近控制語言能力的邊緣組織之間的活動信號（正是同一神經迴路導致我們在應激之下“失語”）。

這些敏感的孩子很容易發展成焦慮性障礙，比如驚恐發作，最早可能出現在六年級或七年級。在對六年級和七年級的754名學生的調查中，發現有44個學生至少有過一次恐慌，或者出現過幾種早期症狀。焦慮發作通常是由青春期早期的一般恐慌引起的，比如第一次約會或重要考試——大多數孩子可以順利地處理這種恐慌，不會發展為更嚴重的問題。但屬於膽小氣質的青少年，以及對新情況感到特別恐懼的人，就會出現一系列恐慌症狀，比如心悸、氣喘或窒息感，並伴隨著可怕的事情即將來臨的念頭，比如發瘋或死去。研究人員相信，儘管這種恐慌發作還沒有嚴重到精神病診斷所謂的“驚恐性障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青少年很可能會發展成驚恐性障礙。很多患有驚恐發作的成年人表示他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發作了。

焦慮發作的起因與青春期痴呆有著密切的關係。那些基本沒有青春期痴呆症狀的女孩表示沒有過焦慮，但在出現青春期痴呆的女孩當中，大約有8%表示曾經歷過恐慌。一旦她們出現恐慌，就很容易反覆發作，最後患上驚恐性障礙。

什麼也困擾不了我：樂觀氣質

20世紀20年代，我的姨媽瓊當時還很年輕，她離開位於堪薩斯城的家，獨自一人到上海闖蕩——在那個時代這對孤身女子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旅行。瓊在上海遇到一位供職於租界巡捕房的英國巡捕並嫁給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人佔領上海，姨媽和姨夫被拘禁在戰俘集中營。在集中營度過可怕的5年之後，毫不誇張地說，我姨媽和姨夫失去了一切。他們身無分文，被遣返到英屬哥倫比亞。

我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見到瓊，雖然人生經歷曲折坎坷，但上了年紀的她依然充滿熱情。她在晚年中風，導致半身不遂。經過漫長而艱難的康復之後，她又能夠重新走路了，當然行動不太利索。我記得有一次和瓊一起郊遊，那時候她已經七十多歲了。她慢慢地走在後面，幾分鐘之後我聽到微弱的叫聲——瓊在喊救命。她跌倒了，自己爬不起來。我趕緊跑過去，把她扶起來，這時候，她既不抱怨也不傷心，而是因自己的笨手笨腳哈哈大笑。她快活地說：“嗯，至少我又能夠走路了。”

就像我的姨媽一樣，有些人的情緒天生就傾向於樂觀的一端，他們天生樂觀隨和，而有些人則沉悶憂鬱。一端是奔放，一端是憂鬱，這種氣質維度很可能與情緒腦的上端——左、右前額區的相對活躍度有關。這一發現主要來自威斯康星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戴維森的研究。他發現，左前額葉較活躍的人，與右前額葉較活躍的人相比，前者的氣質類型比較樂觀，他們通常喜歡與人相處，熱愛生活，像我的姨媽瓊那樣可以經受挫折。右前額葉活躍度較高的人則被賦予了消極和乖戾的情緒，很容易被生活的困難擊倒，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痛苦的原因似乎是他們無法抑制自身的擔憂和抑鬱情緒。

在一個實驗中，戴維森對左前額區活動最顯著的受測者與右前額區活動最顯著的受測者進行了比較。後者在人格測試當中顯示出獨特的消極模式：他們就是伍迪·艾倫在電影裡諷刺的那種滑稽角色，即對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感到危險的大驚小怪者，他們容易退縮和感傷，懷疑社會，把世界看成充滿可怕的困難和危險的地方。與憂鬱類型的人相反，左前額區活躍度較高的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完全不一樣。他們喜歡社交，樂觀向上，總是感到很愉快，心情很好，而且有著強烈的自信，能享受人生的樂趣。他們心理測試的分數顯示，他們一生中患抑鬱症和其他情緒障礙的可能性較低。

戴維森發現，有臨床抑鬱病史的人，較之從來沒有抑鬱的人，其大腦左前額葉活躍度較低，而右前額葉活躍度較高。他還在新診斷患有抑鬱症的病人身上發現了相同的模式。戴維森據此推斷，克服抑鬱的人學會了提高自己左前額葉的活躍度水平——目前這個推斷仍然有待實驗證實。

戴維森表示，儘管他研究的只是大約30%處於兩個極端的人，不過根據腦波的模式，基本上所有人不是傾向於這一端就是傾向於那一端。憂鬱氣質和樂觀氣質之間的區別可以表現為多種不同的方式。比如在一個實驗中，受測者觀看電影片段。有些片段很搞笑，比如大猩猩在洗澡，或者木偶在玩耍等；有些片斷可能是護士教學片，詳細表現了血淋淋的手術過程，讓人難受。鬱悶的“右腦人”認為喜劇片並不是很好笑，但他們對血淋淋的外科手術畫面感到非常害怕和噁心。樂觀的“左腦人”對手術片段只有最微弱的反應，但他們看喜劇片的時候非常開心，反應很強烈。

因此，氣質決定了我們以消極或積極的情緒態度對生活作出迴應。憂鬱或樂觀的氣質傾向，和膽怯或大膽的氣質傾向一樣，出現在人生的早期階段，這一事實有力證明瞭這種氣質傾向也是由基因決定的。和大腦的其他部分一樣，前額葉在個體出生後幾個月仍處於發育階段，因此10個月之後才能有效測量個體的前額葉活躍度。不過戴維森發現，對於嬰兒，可以根據媽媽離開房間之後他們會不會哭來預測他們的前額葉活躍度。兩者的相關度幾乎是100%——研究者用這種方法測試了幾十個嬰兒，發現會哭的嬰兒右半腦活躍度較高，不哭的嬰兒左半腦活躍度較高。

儘管憂鬱或樂觀這種基本的氣質類型在個體一出生或出生後不久就已經確定，但憂鬱類型的人將來並不一定會抑鬱和暴躁。童年期的情緒經驗會對氣質類型產生深刻的影響，加深或者壓抑個體內在的傾向。在童年期，人腦具有很強的可塑性，這說明童年期的經驗將會對個體以後神經通道的塑造產生持久的影響。卡根對膽小兒童的研究充分說明童年經驗可以從積極的方向改變個體的氣質類型。

馴服過度興奮的杏仁核

卡根的發現最鼓舞人心的一點在於，不是所有膽怯的嬰兒長大後都會畏畏縮縮——氣質不是命中註定的。過於興奮的杏仁核可以通過恰當的經驗加以控制。兒童在成長期間獲得的情緒經驗和反應是產生差異的關鍵。對於膽小的孩子，最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對待他們，他們由此學會處理自己天生的膽怯。父母逐漸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壯膽的經驗，這種對恐懼的矯正作用可能會長達一生。

杏仁核天生興奮過度的嬰兒，有大約1/3在上幼兒園之前擺脫了膽怯。研究者對這些曾經膽小的孩子在家的情況進行觀察，發現父母尤其是母親在其中發揮著主要作用，決定著天生膽小的孩子長大後是變得大膽，還是繼續迴避新奇事物、對挑戰感到不安。卡根的研究團隊發現，有些母親認為必須保護膽小的孩子，避免他們遇到困擾的事情；而有些母親則認為更重要的是幫助膽小的孩子學習處理困擾情緒，適應生活中的挑戰。前一種出於保護的想法往往剝奪了孩子學習克服恐懼的機會，反而助長了恐懼；而後一種“學習適應”的教育觀點則可以幫助膽小的孩子變得更勇敢。

研究者對6個月的嬰兒在家的情況進行觀察，發現習慣保護的母親為了舒緩嬰兒的情緒會在嬰兒煩躁或哭泣時把他們抱起來，這類母親這樣做的時間多於努力幫助嬰兒學會控制不安的母親。嬰兒在安靜和不安時被抱起來的次數顯示，習慣保護的母親在嬰兒不安時抱嬰兒的時間要比嬰兒安靜時抱嬰兒的時間長得多。

嬰兒一歲的時候還出現了另一種差異。在嬰兒可能做有害的事情時，比如允許嬰兒含著他們有可能吞下去的東西，習慣保護的母親在限制嬰兒行為方面顯得更寬容、間接。另一種母親與之相反，她們語氣強硬，對嬰兒進行嚴格的限制，發出直接命令，阻止他們的行為，要求他們服從。

為什麼嚴格會減少孩子的恐懼呢？卡根認為，嬰兒受到吸引逐漸靠近某個物體時（媽媽認為危險的東西），如果被媽媽“不許碰！”的警告阻攔，嬰兒就會由此學到經驗。嬰兒突然被迫面對輕微不確定的情況。在嬰兒出生後的第一年，如果類似的挑戰重複出現成百上千次，嬰兒就會持續獲得練習的機會，一點一滴地學會應付人生中不確定的東西。對於膽小的孩子，他們需要掌握的正是應對不確定，這種經驗也適合一點一滴的學習。儘管父母很疼愛嬰兒，但假如在嬰兒稍微出現不安時，父母並不急於抱起嬰兒，緩解嬰兒的情緒，那麼嬰兒就會逐漸學會自我調節。到了兩歲的時候，從前膽小的幼兒被父母帶回卡根的實驗室，他們在看到陌生人皺眉頭，或被實驗人員用血壓環套住手臂時，不再那麼容易被嚇哭了。

卡根由此得出結論：“母親出於善意，保護過度反應的嬰兒免受挫折和焦慮，反而加深了嬰兒的不確定感，起到了反作用。”也就是說，由於保護策略剝奪了膽小嬰兒面對不熟悉情景時學習保持鎮定、對恐懼情緒加以控制的機會，結果起到了適得其反的作用。從神經病學的角度來說，這就相當於孩子的前額神經迴路失去了學習對反射性恐懼作出不同反應的機會，他們的恐懼傾向反而通過重複得到了加強。

卡根告訴我，與之相反的是，“在上幼兒園之前變得不再那麼膽小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對他們施加了輕微的壓力，迫使他們變得更加外向。儘管由於生理基礎的原因，改變這種氣質特徵的難度比改變其他特質的難度稍大，但人類沒有哪一種特質是無法改變的”。

在童年期，如果關鍵的神經迴路持續得到經驗的塑造，有些膽小的孩子就會變得更大膽。膽小孩子克服天生抑制傾向的信號之一是擁有較高水平的社交競爭力：善於合作、善於與其他孩子相處、富有同理心、願意付出和分享、體貼周到、有能力發展親密的友情。有一群孩子在4歲時被認為屬於膽怯氣質，但他們到10歲時擺脫了膽怯，體現出社交競爭力的特質。

與之相反，在4歲時被認為膽小，而且後來6年中氣質基本沒有改變的孩子，他們的情緒能力相對較弱：遇到壓力時容易哭泣和崩潰；情緒失調；感到害怕、生氣或暴躁；遇到輕微挫折時過於憤怒；做不到延遲滿足；對批評過於敏感，不信任別人。這些情緒問題可能意味著他們與其他孩子之間的關係存在問題——如果他們能克服最初的膽怯，與其他孩子進行交往，就會有利於解決問題。

情緒能力較強的孩子，即使屬於害羞的氣質類型，也能夠自發地克服自己的膽怯，這很容易理解。他們在社交方面更熟練，因此在與其他孩子相處時，更有可能不斷獲得積極的經驗。儘管他們在和新朋友交談時有點猶豫，但一旦堅冰被打破，他們就會散發出社交魅力。如果社交成功的經驗多年來反覆出現，這些膽小的孩子自然就會對自己更有自信。

從膽怯轉變為大膽有著非凡的意義，說明內在的情緒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改變的。天生容易害怕的孩子遇到不熟悉的情況時，可以學會保持冷靜，甚至變得更加外向。恐懼或其他氣質是我們情緒生活生物基礎的一部分，但我們特定的情緒表現並不一定要受到遺傳特質的侷限。在基因限制的範圍內仍然存在很多可能性。正如行為基因學家指出的那樣，基因本身不會決定行為；我們的環境，尤其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和學到的東西，塑造了我們在今後人生中的氣質傾向。我們的情緒能力不是天生的，可以通過正確的學習得到改善，原因就在於人腦的發育過程。

童年：關鍵的機會

人腦在個體出生時並沒有完全發育成形。人腦在人出生後繼續生長髮育，童年期是大腦發育最迅猛的階段。個體出生時的大腦神經細胞，要比大腦成熟後保留的神經細胞多得多，通過所謂的“修剪”過程，大腦實際上拋棄了使用較少的神經元聯結，而形成了最常用、最強有力的突觸神經迴路聯結。通過修剪，去除無關的突觸，也就是消除了“噪聲”的成因，從而有效改善了大腦內信號與噪聲的比例。這一過程經常發生而且非常迅速，幾個小時或幾天就可以形成突觸聯結。個體的經驗，尤其是童年期的經驗塑造了大腦。

關於經驗對人腦發育的影響，諾貝爾獎得主、神經科學家託斯登·威塞爾（Thorsten Wiesel）和戴維·休伯爾（David Hubel）的研究提供了最經典的例證。他們發現，貓和猴子出生後的頭幾個月，是把信號從眼睛傳遞至視覺皮層（信號在視覺皮層進行理解）的神經突觸發育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如果把小動物的一隻眼睛遮住，那麼從這隻眼睛到視覺皮層的神經突觸就會萎縮，而從另一隻眼睛到視覺皮層的突觸就會成倍增加。過了這個關鍵時期之後，小動物被遮住的眼睛重見光明，但它的這隻眼睛已經變成功能性失明瞭。儘管小動物的眼睛本身沒有問題，但聯結這隻眼睛與視覺皮層的神經迴路已經基本消失了，無法傳遞視覺信號。

對於人類，相應的眼睛發育關鍵時期是出生後的頭半年。在此期間，日常的觀看刺激了聯結眼睛與視覺皮層的神經迴路的形成，視覺神經迴路日趨複雜。假如孩子的眼睛被緊緊矇住，即使只有幾周時間，也會對這隻眼睛的視覺能力產生明顯的損害。在此期間，如果孩子的一隻眼睛被矇住，幾個月後再移除遮擋物，這隻眼睛觀察細微物體的視力已經受損。

關於經驗對發育中大腦的影響，最生動的例證莫過於對“富老鼠”和“窮老鼠”的研究。富老鼠分成小群體住在籠子裡，籠子裡有大量鼠類娛樂設施，比如爬梯和踏板。窮老鼠也住在相似的籠子裡，但籠子裡什麼設施都沒有。過了幾個月，富老鼠的大腦新皮層形成了更為複雜的聯結神經細胞的突觸神經迴路網，窮老鼠的神經迴路相比之下則比較稀疏。兩種老鼠出現的差異非常顯著：富老鼠的大腦更重，因此不難想象，它們在走迷宮時要比窮老鼠聰明得多。用猴子進行類似的實驗，同樣顯示了經驗“貧富”之間的差異，人類身上肯定也會出現相同的效果。

心理治療，即系統的情緒再學習，證實了經驗既能改變情緒模式，又能塑造大腦。最戲劇化的例證來自對強迫症病人的治療。最常見的強迫症表現之一是反覆洗手，甚至一天達到幾百次，直到病人皮膚開裂。PET掃描結果顯示，強迫症病人前額葉的活躍度比常人要高得多。

研究中有一半病人接受常規的藥物治療，服用百憂解，另一半病人接受行為治療。在治療期間，病人有計劃地面對使他們沉迷或產生強迫行為的對象，但不許出現強迫行為，比如患有洗手強迫症的病人面前放著洗手盆，但不允許病人洗手。同時，他們學會對刺激他們行為的恐懼和擔心提出質疑，比如不洗手就會得病和死亡的念頭。這樣，經過幾個月的療程，強迫症逐漸消失了，和接受藥物治療的效果一樣。

不過最顯著的發現是，PET掃描結果顯示，接受行為療法的病人情緒腦的關鍵部位尾狀核活躍度降低的程度，與服用百憂解藥物成功治療強迫症的病人相當。接受行為療法的病人，他們的經驗改變了大腦功能，並消除了症狀，居然和藥物一樣有效！

關鍵時機

在所有生物當中，人類大腦完全發育所需的時間最長。儘管大腦每個區域的發育速度不盡相同，但青春期的開端是大腦“修剪”勢如破竹的時期之一。對情緒生活非常關鍵的幾個大腦區域是發育最慢的部位。感覺區域在童年期早期發育成熟，邊緣系統在青春期發育成熟，而負責情緒自控、理解和巧妙迴應的前額葉在青春期晚期繼續發育，直至16~18歲。

童年期和少年期不斷重複的情緒管理習慣，本身會有助於大腦神經迴路的塑造。因此，童年期是塑造一生情緒傾向的關鍵時期，童年期養成的習慣固化為基本的突觸神經網絡，而且以後較難改變。由於前額葉對情緒管理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大腦這一區域的突觸塑造過程既漫長又關鍵，這意味著在大腦精妙的設計中，孩子在此期間獲得的經驗會與情緒腦的神經迴路產生持久的關聯。我們已經知道，關鍵的經驗包括：如果孩子有需要，父母是否值得信賴和如何迴應，以及孩子在學習處理自身困擾、控制衝動、施展同理心方面的機會和受到的指導。同樣的道理，如果父母忽視或虐待孩子，表現自私冷漠，與孩子的情緒不相協調，或者對孩子進行殘酷的管教，都會對孩子的情緒神經迴路產生影響。

不安的時候如何舒緩自身情緒，這是個體在嬰兒期最早獲得，並且在童年期繼續完善的最重要的情緒經驗之一。對於嬰兒，安慰來自照料者——媽媽聽到嬰兒哭了，她把嬰兒抱起來輕輕搖晃，直到嬰兒平靜下來。有學者認為，這種生物協調可以幫助孩子學習用同樣的方法對待自己。在出生後10~18個月的關鍵時期，嬰兒前額葉皮層的眶額區迅速與邊緣腦形成聯結，因此眶額成為困擾情緒的重要“開關”。研究人員認為，嬰兒不斷從照料者那裡得到安慰，他們逐漸學會如何保持平靜，由此可以推測，這些嬰兒控制困擾情緒的神經迴路聯結的能力更強，因此他們終其一生能夠更有效地舒緩不安的情緒。

當然，由於大腦發育為孩子提供了越來越成熟的情緒工具，掌握舒緩情緒的藝術需要很多年，而且還可以藉助新的手段。別忘了，對調節邊緣系統衝動特別重要的前額葉直到青春期還在繼續發育。在童年期繼續發育成形的另一個關鍵的神經迴路集中於迷走神經，迷走神經的一端調節心臟和身體其他部位，另一端通過其他神經迴路向杏仁核傳輸信號，促使杏仁核分泌兒茶酚胺，促使身體優先作出戰鬥或逃跑的迴應。華盛頓大學評估育兒效果的研究團隊發現，善於處理情緒的父母能夠促使孩子的迷走神經功能變得更加完善。

負責這項研究的心理學家約翰·戈特曼這樣解釋：“父母教導孩子正確地處理情緒，比如和孩子談論他們的感受以及如何理解這些感受，不急於批評或妄下結論，教導孩子如何處理情緒困境，提出解決方法，比如悲傷的時候除了攻擊或退縮，還有其他的方法。父母的教導改變了孩子的迷走神經張力。”迷走神經張力是衡量迷走神經觸發難易程度的指標。如果父母在這方面處理得好，孩子就會更好地抑制迷走神經的活動，防止杏仁核分泌促使身體戰鬥或逃跑的激素，因此孩子的行為表現也會更加正常。

我們有理由相信，每種情緒智力的關鍵技能在童年期都有長達幾年的關鍵時期。每個時期代表了向孩子灌輸良好情緒習慣的契機，如果錯失這種機會，日後對孩子進行矯正就會困難得多。童年期大規模的神經塑造和修剪也許是早期情緒困擾與創傷對成年期產生持續而普遍影響的根本原因。這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心理療法常常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影響個體的某些心理模式，而且正如我們所熟悉的那樣，在治療之後，儘管病人已經獲得了新的認識，而且重新學習瞭如何進行迴應，但這些模式作為潛在傾向仍然留在病人身上。

當然，大腦終其一生都保持著可塑性，但改變程度遠遠不如童年期那樣顯著。所有的學習都會改變大腦，加強突觸的聯結。強迫症病人的大腦變化顯示，通過持續的努力，情緒習慣甚至神經基礎也是可以改變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或接受治療的患者）大腦出現的情況，類似於所有重複或強烈情緒經驗的效果，不論是好的情緒經驗還是壞的情緒經驗。

最有說服力的情緒經驗來自父母對孩子的言傳身教。父母向孩子灌輸的情緒習慣存在很大的差異，比如有些父母與孩子協調一致，承認並滿足孩子的情緒需要，而且他們的教導還包含了同理心；而另一些父母只顧自己，忽略孩子的困擾情緒，或者對孩子的教育反覆無常，任意打罵。心理治療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個體早期生活中被扭曲或完全缺失的東西進行補救性輔導。與其事後補救，何不未雨綢繆，在一開始就讓孩子接受情緒教育，培養必不可少的情緒技能？

第五部分  情緒素養

第十五章  情緒盲的代價

本來這只是一場小小的爭執，後來卻升級了。布魯克林託馬斯·傑斐遜高中四年級學生伊恩·摩爾和三年級學生蒂龍·辛克勒曾經與15歲的卡琉爾·森普特發生口角。後來他們一再刁難森普特，揚言要對付他。現在終於釀成事端了。

卡琉爾害怕摩爾和辛克勒打他，他在某天早上攜帶著一把點38口徑的手槍來到學校。就在離校警不到5米的過道上，卡琉爾近距離對摩爾和辛克勒開槍了。

這場可怕的慘劇是又一個信號，表明現在的孩子極度需要學習正確處理情緒，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彼此和諧共處。教育者一直以來為學生的數學和語文成績落後而煩惱，現在他們意識到學生還存在另一種更值得警惕的缺失：情緒盲。儘管學業標準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提高，但是標準的學校課程卻沒有涉及情緒盲這種新問題。用布魯克林一位老師的話來說，目前學校的重心在於“我們更加關心的是學生的閱讀和寫作水平，而不是下個星期他們是否還活著”。

槍擊等暴力事件在美國校園越來越常見，這表明我們的情緒教育存在不足。這些事件不是孤立發生的，從有關統計數據來看，在引領世界潮流的美國，青少年問題正越來越嚴重。

1990年的美國與20年前相比，青少年由於暴力犯罪被監禁的比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點，青少年由於暴力強姦被監禁的案件翻了一番，青少年謀殺案件翻了兩番，這主要是由於槍擊事件的增多。在這20年間，青少年自殺率上升了兩倍，14歲以下被謀殺的受害兒童數量也增加了兩倍。

懷孕的少女越來越多，年紀也越來越小。從1993年開始，10~14歲的少女懷孕生子的比例連續5年穩定增長，有些人將這稱為“孩子生孩子”現象，少女意外懷孕以及同齡人施壓要求發生性關係的比例也在持續增長。在過去30年間，青少年患性病的比例增加了兩倍。

這些數據已經夠觸目驚心了，但如果比起美國非裔青少年，尤其是內陸城市非裔青少年的情況，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非裔青少年的有關數據更驚人，比如，白人青少年吸食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比例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20年間增長了大約300%，而非裔青少年的這一數據是13倍。

青少年問題最常見的原因是精神疾病。大約有1/3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女孩在青春期患抑鬱症的比例翻了一番。青春期少女患有飲食紊亂的比例更是達到了頂峰。

最後，現在年輕人結婚並且維持長遠、穩定婚姻關係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我們在第九章知道，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的離婚率大約是50%，進入90年代之後，預計三對新婚夫婦當中有兩對會以離婚收場。

情緒不適

就像在煤礦隧道中金絲鳥的死亡預示著缺氧一樣，這些統計數據應當引起警惕。除了嚴峻的統計數據之外，當今青少年的困境還體現在更微妙的層面，即尚未演化為危機的日常問題。一項以全美7~16歲兒童為樣本的研究也許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直接反映了兒童情緒競爭力水平的降低。研究人員比較了美國兒童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及在80年代末期的情緒狀況。根據父母和老師的評價，他們的情緒狀況逐漸惡化。儘管不存在特別突出的問題，但所有指標都逐漸滑向不利的方向。總的來說，美國兒童在以下幾個方面出現了退步。

退縮或社交問題：更喜歡獨處、偷偷摸摸、經常生氣、缺乏朝氣、感到不快、過度依賴。

焦慮和抑鬱：感到孤獨、常常害怕和擔憂、追求完美、感受不到愛、感到緊張或悲傷以及抑鬱。

注意力或思維問題：無法集中注意力或安靜地坐著、愛做白日夢、不加思考就魯莽行事、過於緊張、無法集中精力、學習成績差、喜歡胡思亂想。

行為不端或好鬥：和問題孩子一起廝混、說謊和欺騙、經常打架、對人刻薄、喜歡引起他人的注意、破壞他人的財物、在家和學校不聽話、固執、喜怒無常、說話太多、愛捉弄人、脾氣暴躁。

這些問題單獨來看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從整體來看它們代表了一個大的趨勢，表明一種新的不良潮流正在滲透和毒害兒童，預示著他們的情緒競爭力存在很大的缺陷。情緒不適似乎是現代生活在兒童身上引發的通病。儘管美國人經常抱怨本國的問題與其他國家相比特別糟糕，但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其他地方的情況和美國差不多。比如，20世紀80年代荷蘭、中國和德國的老師及父母認為自己孩子存在的問題，其嚴重程度相當於美國兒童在1976年所體現出來的水平。在有些國家，兒童的處境比美國兒童還要糟糕，包括澳大利亞，法國和泰國，但這種情形不會長久持續下去。相對於很多發達國家，在美國，促使情緒競爭力不斷下降的主要力量發展得越來越迅猛。

沒有哪個兒童可以免於情緒不適的風險。這無關貧富，情緒問題是普遍性的，所有民族、種族以及收入群體都是如此。儘管貧困兒童情緒技能的各項指標最糟糕，但是在過去幾十年間，貧困兒童情緒技能惡化的程度與中產階層或富裕家庭出身的兒童相當，所有群體的兒童都呈現出相同的情緒技能逐步下降的趨勢。此外，接受心理輔導的兒童數量比以前增加了兩倍（這也許是一個好跡象，說明心理輔導比以前更容易獲得），情緒問題嚴重到需要接受心理治療但卻沒有接受治療的兒童比例翻了一番（這是不好的跡象），從1976年的9%上升到1989年的18%。

康奈爾大學著名發展心理學家尤里·布朗芬布倫納（Urie Brenfenbrenner）在全球範圍內比較過兒童的幸福狀況，他表示：“由於缺乏良好的支持體系，外部壓力越來越大，即使是強大的家庭也會土崩瓦解。緊張刺激、不穩定和不持續的日常家庭生活，已蔓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也不能倖免。危險的是，我們的下一代，特別是男性，他們的成長過程籠罩在離婚、貧困和失業的陰雲之下，他們對這些破壞力量難以招架。美國兒童和家庭的狀況前所未有的糟糕……我們正在剝奪幾百萬兒童的競爭力和品德。”

這並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一種全球現象，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大大降低了勞動成本，所產生的經濟力量給美國家庭帶來了無窮的壓力。現在的情況是，在受到經濟問題困擾的家庭，父母雙方不得不長時間工作，把兒童獨自留在家中，與電視為伴；越來越多的兒童在貧困的環境下成長；單親家庭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多的嬰幼兒被留在管理不善的幼兒園，被人忽視。所有這些都意味著，親子之間培養情緒競爭力的日常交流正在日益受到侵蝕。

如果家庭無法為孩子打下生活的堅實基礎，我們應該怎麼辦？對特定問題的機理進行細緻入微的分析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情緒或社交競爭力的缺失為嚴重問題埋下了隱患，另一方面，目標清晰的矯正或預防方法可以使更多的兒童回到正軌。

控制好鬥

我上小學時，學校裡有個特別難纏的主兒叫傑米，當時我上一年級，他上四年級。他會偷走你的午餐錢，搶走你的自行車，在和你說話的時候還會冷不防打你。傑米是典型的校園“小霸王”，他很容易被惹怒，或者毫無來由就挑起爭端。我們都很怕他，離他遠遠的。大家對他又恨又怕，沒人願意和他一起玩。不管他去哪裡，他就像帶了一個隱形保鏢，玩耍的孩子通通自動給他讓出一條道來。

傑米這種孩子肯定存在問題，孩子窮兇極惡的行為背後往往隱藏著情緒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傑米在16歲的時候因故意傷害罪而入獄。

童年期好鬥對於個體一生的影響是什麼？很多研究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我們已經知道，在好鬥孩子的家庭生活中，父母通常不是忽視孩子，就是嚴厲而任意地懲罰孩子，因此不難理解，在這種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往往會有點偏執或好鬥。

不是所有易怒的孩子都會變成“小霸王”，有一些孩子會變得畏縮不前，與社會格格不入，對別人的戲弄很敏感，或者對他們眼中的困境或不公平現象反應過度。不過，這些孩子具有共同的認知缺陷，他們把別人的無心之失當成輕蔑，小題大做，認為同齡人對他們有惡意。因此，他們容易把自然行為看成威脅，比如他們會把純粹無意的碰撞看成報復，進行還擊。這樣做的後果當然是其他孩子對他們避之則吉，使他們更加孤立。憤怒、孤立的孩子對不公正的現象和不公平的對待往往特別敏感。他們通常認為自己是受害者，而且一直記得別人“迫害”他們的證據，比如老師曾經批評過他們，其實是冤枉了他們。這種孩子還有一個特點，一旦怒火中燒，他們唯一想到的反應就是：發洩。

在實驗中，一個“小霸王”與另一個平和的孩子一起看錄像，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小霸王”的認知偏見在發生作用。有一個錄像片段是一個男孩被別的男孩撞了一下，書掉落在地上，周圍站著的孩子都在笑，被撞的男孩很生氣，試圖打其中一個嘲笑他的男孩。受測者看完這段錄像之後進行討論，“小霸王”通常認為錄像中那個男孩是出於正義才動手打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受測者在討論的時候被要求評估錄像當中的男孩的攻擊性，“小霸王”認為撞人的男孩更加好鬥，而被撞男孩發洩怒火是正義之舉。

急於批判的傾向證實了攻擊性特別強的人身上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認知偏見。他們總是假定他人懷有惡意或威脅，並據此作出反應，而沒有注意到真實的狀況。一旦他們認定存在威脅，就會急於採取行動。比如，好鬥的男孩和另一個男孩下棋，如果對方走錯了一步，他就會認定對方在使詐，而不會停下來想清楚對方是不是無心之失。好鬥男孩假定對方是惡意而不是無辜的，因此他會自動產生敵意。對於惡意行為，伴隨著反射性認知的是同樣自動的攻擊反應，他不是向對方指出錯誤，而是急於指責、叫嚷、打鬥。他們越是這樣，就越容易產生自動的攻擊行為，與此同時，其他的替代反應，比如以禮相待、以玩笑化解問題等就越來越萎縮。

這種兒童情緒的脆弱性在於，他們很容易感到不安和不滿，而且一旦出現不安，他們的思維就會發生混亂，因此他們會把善意行為當做敵對行為，轉而依賴過度習得的習慣進行反擊。

這種對敵意的認知偏見在低年級孩子身上已經有跡可循。大多數孩子，尤其是男孩，在上幼兒園和一年級的時候都喜歡打打鬧鬧，但到了二年級，攻擊性較強的孩子沒有學會稍微收斂自己的行為。其他孩子開始學會用協商和妥協的方式解決玩耍時出現的爭端，而校園“小霸王”卻越來越依賴暴力和恐嚇。他們為此付出了代價：很多孩子第一次和“小霸王”玩耍，在兩三個小時之後就表示他們不喜歡“小霸王”。

有研究對孩子從幼兒園到青少年期間的行為進行追蹤，發現在一年級調皮搗蛋、無法與同伴相處、不服家長管教、愛對抗老師的孩子，其中有一半進入青春期後出現違法行為。當然，不是所有好鬥的孩子日後都會走上暴力和犯罪的道路。但是整體而言，這些孩子日後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最大。

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很早就表現出犯罪的傾向。研究人員對蒙特利爾幼兒園孩子的敵意和搗蛋程度進行評估，孩子5歲時被認為非常搗蛋，與他們進入青春期之後出現違法行為有著很強的關聯性，他們無緣無故毆打別人、偷東西、打鬥時使用武器，以及酗酒的次數是其他孩子的3倍，而且這些都是發生在他們14歲之前。

成年後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孩子小時候通常攻擊性很強，很難對付。通常來說，在小學低年級，他們難以控制自身衝動的部分原因在於學習成績差，他們自己和別人都認為他們“笨”——這種判斷由於他們被轉到特殊教育班而得到了證實（儘管這些搗蛋鬼有“多動症”或學習障礙的概率較大，但肯定不是全部都這樣）。孩子不僅在入學之前就在家裡學會了“武力”方式，也就是恐嚇的方式，而且還受到老師的否定，老師不得不花大量時間讓他們循規蹈矩。這些孩子不能遵守課堂紀律，這意味著他們學習就是在浪費時間，他們的學習成績不可避免地下降，通常在三年級的時候尤其明顯。儘管有違法傾向的孩子智商往往低於同齡人，但容易衝動是一個更加直接的違法誘因。與智商的衡量指標相比，10歲男孩的衝動性對他們日後違法行為的預測作用的準確性是前者的近3倍。

到了四年級或五年級，這些孩子被認為是“小霸王”或“很難相處”，他們遭到同齡人的唾棄，很難甚至無法和別人交朋友，學習成績很差。沒有朋友，他們就會接近社會混混。在四年級和九年級之間，他們加入混混團夥，走上了違法道路：他們逃學、酗酒和吸毒的次數出現了4倍的增長，在七年級和八年級之間增長幅度最大。到了中學階段，另一種“後來者”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些後來加入的小混混往往在家完全不受管束，從上小學的時候就開始在街上獨自閒逛。到了高中，小混混們通常都退學了，逐步滑向違法犯罪的邊緣，參與商店偷竊和毒品交易等輕微的犯罪行為。

在此過程中，兩性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一項相關的研究發現，在四年級被認為是“壞學生”的女生，比如與老師發生衝突、違反紀律等，並未受到同齡人的排擠。在她們到了高中畢業的年齡時，40%的人有了孩子。這一數據是她們所在學校女學生平均懷孕率的3倍。也就是說，反社會的少女並不會變得暴力，而是更容易成為少女媽媽。

當然，導致兒童暴力和犯罪的起因不止一個，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出生於高犯罪率的社區，兒童對犯罪和暴力耳濡目染；來自壓力非常大的家庭，或者貧困家庭。但是沒有哪一種因素必然導致兒童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如果其他條件保持不變，攻擊性強的兒童的心理因素會使他們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心理學家傑拉爾德·帕特森（Gerald Patterson）對幾百位男孩進入成年期初期的職業進行了研究，他表示：“5歲孩子的反社會行為也許是青春期違法行為的原型。”

“小霸王”的學校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好鬥兒童的心理傾向會使他們最後走上不歸路。一項關於暴力犯罪的少年犯以及好鬥高中生的研究發現了一種常見的思維定式：如果他們與別人出現矛盾，他們會立即對對方產生牴觸心理，不會尋求進一步的信息或者努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雙方的分歧，而是斷言對方對他們存有敵意。與此同時，他們從來不會想到暴力解決的負面後果——通常是爭鬥。他們認為自己的攻擊心理是正當的，比如“如果你氣得發瘋，出手打人沒有問題”，“如果你不去爭鬥，每個人都會認為你是懦夫”，或者“被暴打的人實際上沒有那麼痛苦”。

不過，及時的幫助可以改變這種心態，防止兒童走上違法道路。目前有幾個實驗性項目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功，可以幫助好鬥兒童學習控制反社會心理傾向，防止產生更嚴重的問題。其中有一個設在杜克大學的項目，專門針對滿腹怨恨、惹是生非的小學生進行培訓，為期6~12周，每週兩次，每次40分鐘。這些男孩通過項目瞭解到，他們原以為是惡意的一些社會行為，實際上是中性或善意的。他們學會站在其他孩子的立場上了解別人怎麼看待他們，以及其他孩子生氣時在想什麼、有什麼感受。他們還通過模擬情景，例如別人故意戲弄他們、惹他們生氣，直接學會瞭如何控制憤怒。控制憤怒的一個關鍵技巧是監控自身的情緒——意識到身體的感受，比如生氣時會臉紅或肌肉緊張，一旦對此有所察覺就加以控制，考慮下一步行為反應，而不是衝動地發洩出來。

杜克大學心理學家約翰·洛克曼（John Lochman）是該項目的設計者之一，他告訴我：“他們討論近期遇到的情景，比如在路上被人碰撞，當時他們認為別人是有意的。孩子們討論他們會如何處理。比如有個孩子說，他會瞪著撞他的男孩，對他說下次注意點，然後走開。這樣他不需要和人發生爭鬥就施加了控制，並維護了自尊。”

這很有吸引力。很多好鬥兒童對自己容易發脾氣感到不快，因此很樂意學習控制脾氣。當然，在氣頭上的時候，保持頭腦冷靜的做法，比如走開或數10下，等衝動的勁頭過去，並不是自動產生的。孩子們通過角色扮演，比如乘公共汽車時遭到其他孩子的嘲弄，練習採取不同的迴應方式。他們可以嘗試作出友善的迴應，不僅維護自尊，而且在打架、哭泣或者羞愧逃跑之外，找到了替代方法。

在這些男孩接受訓練3年之後，洛克曼對他們與其他同樣好鬥但沒有接受憤怒控制訓練的男孩進行了比較。他發現，進入青春期後，接受過訓練的男孩在課堂上沒有那麼搗蛋了，對自己有更多積極的看法，酗酒或吸毒的可能性較小。而且參與項目的時間越長，他們進入青春期後的攻擊性就越低。

預防抑鬱

16歲的丹娜一向很合群。但突然之間，她沒辦法與其他女孩相處了，而且更加煩惱的是，她怎麼也無法抓住男朋友的心，儘管她和他們已經上過床。丹娜整天愁眉苦臉，萎靡不振，她對吃飯以及其他一切好玩的東西都失去了興趣；她說感到既絕望又無助，她做什麼也擺脫不了這種情緒，甚至想過自殺。

她最近一次與男朋友分手使她陷入了抑鬱。她說除了發生性關係，她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和男孩相處——儘管她對發生關係感到不舒服，而且她也不知道如果她對戀愛關係不滿意，應該怎麼分手。她說她和很多男孩上床，其實她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瞭解他們。

她剛剛轉到一個新學校，對和學校裡的女生交朋友感到害羞、不自在。她不願意主動聊天，只有在別人和她說話時才會和人交談。她無法讓別人瞭解她是什麼樣的人，甚至不知道在“你好”之後應該說些什麼。

丹娜參與了哥倫比亞大學關於抑鬱青少年的實驗性項目，接受心理治療。治療的重點是幫助她學會更好地處理人際關係：如何建立友誼，和同齡人相處時如何更加自信，如何表達感情。從根本上說，這個項目是一些最基本情緒技能的補救性輔導。項目成功了，丹娜的抑鬱症消失了。

人際關係問題是抑鬱的一個起因，尤其多發於青少年。兒童與父母關係緊張，和兒童與同齡人關係緊張一樣常見。抑鬱兒童和青少年經常無法或不願意談論自己的悲傷。他們似乎無法準確地描述自己的感受，相反常常表現出鬱鬱寡歡、容易被激怒和不耐煩、偏執和憤怒——尤其是對他們的父母。這反過來使他們的父母很難為他們提供情緒支持和輔導，親子之間的關係越來越惡化，最後通常以不斷的爭吵和疏遠告終。

從青少年抑鬱的起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在情緒競爭力的兩個領域存在缺陷：一是人際關係技巧，二是以催化抑鬱的方式理解挫折。某些抑鬱傾向幾乎可以肯定源於先天的基因，而另一些傾向可能是由於可逆的悲觀思維習慣，這種思維習慣使兒童傾向於以抑鬱的方式迴應生活中的小挫敗，比如成績不好、與父母吵架、受到排擠等。有證據表明，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抑鬱的傾向在青少年當中越來越普遍。

現代性的代價：抑鬱增多

正如20世紀是一個焦慮的時代，21世紀將是一個憂傷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數據表明抑鬱已經成為一種現代流行病，隨著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化而擴散蔓延。20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每一個後繼世代一生中遭受重度抑鬱的風險都高於他們的父輩。重度抑鬱不僅表現為憂鬱，還表現為像全身麻痺一樣的無精打採、垂頭喪氣和自我憐憫，以及無法逃避的絕望感。個體出現這些症狀的年齡也越來越小。一度不被瞭解（至少未被辨認出來）的童年期抑鬱，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特徵。

儘管抑鬱的可能性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但最顯著的變化出現在青少年群體。在很多國家，1955年以後出生的人，一生中患重度抑鬱的可能性是祖父輩的3倍甚至更高。在1905年之前出生的美國人，一生中患重度抑鬱的比例只有1%；1955年以後出生的美國人，24歲的時候大約有6%的人患有抑鬱症。1945~1954年出生的人，在34歲之前患上重度抑鬱的概率是出生於1905~1914年的人的10倍。對於每一代人，第一次出現抑鬱症狀的平均年齡有越來越小的趨勢。

一項調查對象超過3 900人的全球研究發現，相同的趨勢也出現在波多黎各、加拿大、意大利、德國、法國、中國臺灣、黎巴嫩以及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抑鬱症增多的趨勢在內戰期間達到了頂峰。在德國，1914年之前出生的人，在35歲之前出現抑鬱的比例是4%；而在1944年之前10年內出生的人，他們在35歲之前出現抑鬱的比例是14%。從全球範圍看，生活在政治動盪時期的世代有著較高的抑鬱症比例，當然抑鬱症整體上揚的趨勢不會為任何政治事件所改變。

兒童首次出現抑鬱症狀的低齡化似乎也是一種全球現象。我向專家探求其中的原因，他們提出了幾種不同的理論。

全美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長弗雷德裡克·古德溫（Frederick Goodwin）認為：“核心家庭^[7]受到了可怕的侵蝕——離婚率翻番，父母與孩子相處時間減少，流動性增加等。你不再熟悉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失去了自我認同的基礎，就更容易患上抑鬱。”

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家戴維·庫普弗（David Kupfer）指出了另一種傾向：“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工業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都失去了家園。有越來越多的家庭，父母在孩子成長期對他們的需求漠不關心。這雖然不是引發抑鬱的直接原因，但它使人們更加脆弱。早期的情緒刺激會影響個體神經細胞的發育，幾十年後很可能在你承受重大壓力的時候引發抑鬱。”

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表示：“在最近30年或40年間，個人主義抬頭，宗教信仰力量沒落，同時來自社區和大家庭的支持也日趨減少。幫助個體對抗挫折和失敗的精神支持消失了。如果你認為無法擺脫失敗，誇大失敗的破壞程度，就會很容易把暫時的挫敗當成持續絕望的源頭。不過假如你把視野放寬，比如信仰上帝和來生，在你丟掉一份工作時，你會認為這只是暫時的挫折。”

不管起因是什麼，青少年抑鬱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美國，對於兒童和青少年在特定年齡段患有抑鬱的人數，各項研究數據的出入很大，但對青少年抑鬱易感性的結論卻是一致的。一些流行病學的研究通過嚴格的標準（即權威機構對抑鬱症狀的診斷）發現10~13歲的兒童在一年內發生重度抑鬱的比例高達8%~9%。有數據表明，在青春期，女孩患有重度抑鬱的比例接近翻番，在14~16歲，有16%的女孩患過抑鬱，而男孩的數據則保持不變。

青少年的抑鬱過程

一項研究表明，兒童即使發生輕度抑鬱，也會為將來更嚴重的抑鬱埋下隱患。這向我們敲響了警鐘，兒童抑鬱不僅要進行治療，還要進行預防。該項研究挑戰了原有的假定，即隨著兒童的成長，童年期抑鬱不會產生長期影響。當然，每個孩子都會時不時感到傷心，童年期、青春期與成年期一樣，總是會遇到偶爾的失望、或大或小的損失，因此會感到悲傷。這些時候我們不需要預防，只有在孩子的悲傷情緒陷入惡性循環，變得絕望、易怒和退縮，即嚴重憂鬱的時候，我們才需要介入。

根據匹茲堡西方精神病研究所和臨床診所的心理學家瑪麗亞·科瓦克斯（Maria Kovacs）收集的數據，在抑鬱症嚴重到需要接受治療的兒童當中，有3/4後來再次復發重度抑鬱。科瓦克斯對被診斷為抑鬱症的兒童進行了研究，當時這些兒童只有8歲，其後每隔數年進行重新評估，直到他們24歲。

患有重度抑鬱的兒童，其症狀持續的平均時間大約為11個月，不過有1/6的兒童持續時間達18個月之久。一些兒童發生輕度抑鬱的年齡可早至5歲，雖然情況不是很嚴重，但持續的時間很長——平均大約為4年。科瓦克斯還發現，輕度抑鬱的兒童更容易發展成重度抑鬱，即所謂的雙重抑鬱。隨著時間的推移，患有雙重抑鬱的人非常容易復發。曾經有過抑鬱的兒童進入青春期和成年期初期之後，平均每三年就會發作一次抑鬱症或躁鬱障礙。

兒童付出的代價遠遠不止抑鬱症本身的痛苦。科瓦克斯告訴我：“孩子通過與同齡人相處學會社交技能。比如，如果你想得到某樣東西卻無法得到，你應該怎麼辦。通過觀察其他孩子如何處理這種情景，然後自己嘗試。但是抑鬱兒童在學校裡往往是被忽視的人群，其他孩子很少和他們玩兒。”

這些孩子因為憂鬱或悲傷而不願意主動進行社會交往，或者在別的孩子接近他們的時候把目光移開——這是一個斷然拒絕的社交信號，結果是抑鬱孩子最後在遊戲場被大家排擠或忽視。他們人際交往的經驗一片空白，無法從自由玩耍中獲得經驗，導致他們的社交和情緒技能發展緩慢，他們在抑鬱症消除之後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彌補。在抑鬱兒童和非抑鬱兒童之間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前者社交能力較差，朋友較少，作為玩伴不受歡迎，而且和其他孩子之間存在較多的人際關係問題。

抑鬱兒童付出的代價還包括學習成績差，抑鬱症損害了他們的記憶力和注意力，他們很難在課堂上集中注意力，記住老師教的東西。對什麼都沒有興趣的孩子，很難專心致志掌握難度很大的功課，更別提體驗學習的“湧流”狀態了。因此，在科瓦克斯的研究中，抑鬱持續時間越長的孩子，他們的分數下降得越嚴重，成就測驗成績越差，所以他們更有可能在學校畏縮不前。實際上，兒童抑鬱的時間與平均學分績點有著直接聯繫，抑鬱症發作時間越長，成績下降就越嚴重。當然，孩子們在學習上苦苦掙扎，還會使抑鬱症雪上加霜。用科瓦克斯的話來說：“假如你已經抑鬱，你的學習成績日漸下滑，最後你會選擇獨自待在家裡，不和其他孩子玩耍。”

思想的抑鬱基因

和成年人一樣，悲觀地看待生活中的挫折，是抑鬱兒童無助感和絕望感的來源。對於抑鬱者的思維方式，我們早已有所瞭解。不過直到最近我們才知道，有憂鬱傾向的兒童在出現抑鬱之前就有了悲觀的念頭。這一發現表明，我們要抓住最佳時機，在兒童抑鬱之前就提前為他們打預防抑鬱的“疫苗”。

在兒童對於他們控制自身生活能力——比如改善生活的能力——的看法的研究中，研究人員要求兒童給自己打分，比如“在家裡遇到問題，我幫助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大多數孩子要強”，“我努力學習就會取得好成績”等。認為這些正面描述沒有一條適用於自己的兒童往往覺得自己對改變局面無能為力，這種無助感在最抑鬱的兒童當中表現得最強烈。

一項很有說服力的研究考察了五年級和六年級學生接到成績單後幾天之內的情況。眾所周知，成績單是我們童年期興高采烈或者絕望失意的一個主導因素。研究人員對成績比預期差的學生如何自我評價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把低分看做個人無能（“我很笨”）的學生，較之用可變因素解釋低分（“如果我再努力一些，我的成績會更好”）的學生，前者的抑鬱程度更加嚴重。

研究人員在三年級、四年級和五年級學生當中把那些受到同學排擠的學生挑選出來，追蹤觀察他們在新學年加入新班級後是否繼續受到排擠。研究發現，這些學生如何解釋他們受到排擠的原因，似乎是他們是否變得抑鬱的關鍵。認為自己受到排擠是由於個人原因的學生，抑鬱程度會更加嚴重。而認為自己可以作出積極改變的樂觀者，即使繼續受到排擠也不會感到特別抑鬱。眾所周知，升入七年級是一個壓力很大的轉折時期，一項相關的研究表明，在學校激烈的競爭和家庭出現意外的壓力之下，心態悲觀的學生很容易陷入抑鬱。

一項對三年級學生為期5年的跟蹤研究，為悲觀心態容易導致兒童患上抑鬱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對於更小的孩子，他們是否會抑鬱最強烈的預測信號是悲觀的心態及重大打擊的雙重影響，比如父母離婚，或者家庭成員去世，孩子感到難過不安，而且父母無法為孩子提供足夠的照料和安慰。在讀小學時，面對生活中出現的好事或壞事，孩子在想法上出現了重大轉變，越來越傾向於將其歸結於自身特質，比如“我取得好成績是因為我聰明”，“我沒有朋友是因為我很沒意思”。這種想法的轉變發生在三年級到五年級之間。在這種情況下，心態悲觀的學生習慣把生活中的挫折歸咎於自身的缺陷，他們開始陷入抑鬱。更糟糕的是，抑鬱體驗本身很可能會強化他們的悲觀想法，因此即使在抑鬱消失之後，孩子也會留下情緒傷疤，抑鬱導致的悲觀想法揮之不去：比如學習成績差，不受歡迎，而且無法逃避消沉的情緒。這些想法如果固定下來，將來很容易導致孩子抑鬱症再次發作。

攔截抑鬱

值得慶幸的是，種種跡象表明教導兒童用積極的心態看待困難可以降低他們發生抑鬱的風險。一項關於俄勒岡某高中的研究發現，大約1/4的學生患有心理學家所謂的“低度抑鬱”，即還沒有嚴重到超出一般不愉快的水平。有些學生可能處於抑鬱症發生之前的幾個星期或幾個月。

在一個課外的特殊輔導班裡，75名輕度抑鬱的學生學會了質疑抑鬱的思維模式，更善於交朋友，與父母相處更加友好，並且參與更多他們感興趣的社交活動。在這個為期8周的項目結束時，55%的學生從輕度抑鬱當中復原，而在沒有參與項目的學生當中，只有1/4同等程度抑鬱的人開始擺脫抑鬱。一年之後，對照組有1/4的學生發展成重度抑鬱，而參與了抑鬱預防項目的學生，這一比例只有14%。儘管這個項目只有短短8堂課，但已經使患上重度抑鬱的風險降低了一半。^[8]

另外，類似的項目還有每週一次、為期12周的特殊課程，針對與父母不和並顯示出某些抑鬱跡象的10~13歲兒童。通過這種學校之外的特殊課程，孩子們學到一些基本的情緒技能，包括處理爭端、三思而後行，也許最重要的是對伴隨抑鬱的悲觀想法提出質疑——比如，在考試成績不理想時，決心更努力學習，而不是想著“我就是不夠聰明”。

該項目的設計者之一、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指出：“孩子們從這個課程中學到，對於焦慮、悲傷和憤怒這些情緒，你不能放任自流，不加控制，而且你可以通過改變想法來改變自己的感受。”由於對抑鬱想法提出質疑可以克服不斷累積的消沉情緒，塞利格曼又表示：“這是一種立竿見影的強化劑，最終可以形成習慣。”

這些特殊課程同樣降低了抑鬱症一半的風險，而且這還是兩年之後的效果。課程結束一年之後，只有8%的學生在抑鬱測試中處於“中度至重度”水平，而對照組的兒童這一比例為29%。課程結束兩年之後，大約有20%參與課程的兒童顯示出非常輕微的抑鬱症狀，而對照組的這一數字為44%。

在青春期之初學習這些情緒技能尤其有用。塞利格曼指出：“這些孩子能夠更好地處理青少年常見的被排擠的痛苦。他們在抑鬱症容易誘發的關鍵時期，即青春期之初學會這些技能。課程的效果很持久，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強，表明孩子們能把所學的東西應用於日常生活。”

其他研究童年期抑鬱現象的專家也對這些創新項目表示了讚許。科瓦克斯表示：“如果你希望對抑鬱症這樣的精神疾病施加真正的作用，你首先必須在孩子們得病之前就採取行動,真正的解決辦法是提前注射心理疫苗。”

飲食障礙

20世紀60年代末，我在臨床心理學系讀研究生的時候，認識兩個有飲食障礙的女性，不過我是在很多年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其中一個是哈佛大學數學系的高才生，她是我讀本科時認識的朋友；另一個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職工。那位數學家雖然瘦得皮包骨頭，但她就是不想吃飯，她說食物讓她反胃。另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圖書管理員，身材肥胖，對冰激凌、沙拉、胡蘿蔔蛋糕以及其他甜品毫無節制。她曾悄悄告訴我，她會偷偷跑到洗手間，設法把吃的東西吐出來。現在看來，數學家應該被診斷為神經性厭食症，而圖書管理員則是貪食症。

當時還沒有這些描述飲食障礙的名稱。臨床醫生剛剛開始提出這個問題，研究飲食障礙問題的先鋒人物希爾德·布魯克（Hilda Bruch）在1969年發表了關於飲食障礙的研討會論文。布魯克對女性捱餓致死的現象感到很困惑，她提出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在於無法正確描述和迴應身體的需要，也就是飢餓感。從此以後，關於飲食障礙的臨床文獻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大多數旨在研究飲食障礙的起因，比如越來越多年輕的女孩被迫向無法達到的瘦身美容標準看齊，或者控制慾強的母親有意讓她們的女兒陷入內疚和羞愧的境地。

大多數論文的假設都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它們都是根據治療期間對病人的觀察外推得出的。從科學的角度看，更合理的研究應該是對大規模人群進行跨度為幾年的研究，觀察其中那些後來患上飲食障礙的人。這種研究可以進行清楚的對照，比如發現控制慾強的父母是否容易導致女兒患上飲食障礙。除此之外，還可以分清導致飲食障礙的諸多條件，從中辨別出這到底是飲食障礙的起因，還是沒有飲食障礙的人和接受治療的人身上都會出現的普遍情況。

按照這種方法，有研究人員對明尼阿波利斯高中超過900名七年級到十年級的女生進行了調查，發現情緒缺陷，尤其是無法辨別各種不同的困擾情緒並加以控制，是導致飲食障礙的關鍵因素。在位於郊區的貴族學校明尼阿波利斯高中，即使到了十年級，也還有61名女生患有嚴重的厭食症或貪食症。症狀越嚴重，這些女生就越容易消極地面對挫折、困擾和輕度幹擾，同時她們也越難以確切地意識到自身的情緒。這兩種情緒傾向，再加上對自己的身體極度不滿意，就會誘發厭食症或貪食症。研究發現，控制慾過強的父母不是飲食障礙的主導因素。（布魯克提醒，基於後見之明的理論不可能準確，比如，父母對於女兒的飲食障礙很容易施加有力的控制，不顧一切地幫助女兒。）同樣，一度流行的解釋，比如性恐懼、青春期開始以及低自尊，都被認為是不相關的因素。

不過，這項研究揭示了年輕女孩成長於以不自然的瘦為美的社會，與她們發生飲食障礙有著鬆散的聯繫。早在進入青春期之前，女孩就自覺意識到了她們的體重問題。比如，只有6歲的小女孩，如果媽媽叫她去游泳，說她穿著泳衣顯胖，小女孩就會大哭起來。這個故事是小女孩的兒科醫生告訴我的，醫生表示實際上小女孩的體重是正常的。不過，明尼阿波利斯高中的研究顯示認為胖就代表不時尚的狂熱看法，本身就足以解釋一些女孩出現飲食障礙的原因。

有些肥胖的人無法區分害怕、憤怒和飢餓感，他們把這些感受一概看成飢餓的信號，因此他們一旦出現情緒不安就會飲食過量。飲食障礙的女孩似乎也是這樣。從事該項研究的明尼蘇達大學心理學家歌利亞·里昂（Gloria Leon）認為，這些女孩“無法意識到自身的感受和身體的信號，這是最有影響的單一預測變量，她們會在兩年之內發展成飲食障礙。大部分兒童學會區分不同的感覺，辨別自己是感到厭煩、憤怒、抑鬱還是飢餓——這是情緒學習的基礎部分。但這些女孩無法區分自己最基礎的情緒。她們和男朋友之間出現問題，卻不確定自己是憤怒、焦慮還是抑鬱——她們只是體驗到瀰漫的情感風暴，卻不知道該如何有效處理。她們通過進食使自己感到好受，這會成為根深蒂固的情緒習慣”。

這種舒緩情緒的習慣與女孩保持苗條的壓力相互作用，為發展成飲食障礙鋪平了道路。里昂認為：“她在一開始毫無節制地進食，但為了保持苗條她會把東西吐出來或者吃瀉藥，或者通過劇烈運動減肥。另一種對付情緒困擾的途徑是什麼都不吃，通過這種方式，你會覺得至少你可以控制這些強烈的感受。”

薄弱的內在意識以及低下的社交技能共同作用，使得這些女孩在因朋友或父母問題而難過時，無法妥善處理人際關係或緩解困擾情緒。她們的不安引發了飲食障礙，不管是貪食症還是厭食症，或者是單純的飲食沒有節制。里昂認為，對這些女孩的有效治療必須包括向其提供她們自身所缺失的情緒技能，進行補救性輔導。里昂告訴我：“臨床醫生髮現，如果能夠彌補這些缺陷，治療的效果會更好。這些女孩需要學習識別自身情緒和舒緩情緒，以及更好地處理人際關係，而不是依賴病態的飲食習慣。”

唯有孤獨：退學者

這是發生在小學的一幕：四年級學生本幾乎沒有什麼朋友，他剛剛聽他的一個死黨傑森說，中午這段時間他們不能一起玩兒，因為傑森想和另一個男生乍得玩兒。受到打擊的本埋頭大哭起來。停止哭泣之後，他走到傑森和乍得共進午餐的桌子旁。

“我恨你！”本對傑森嚷道。

“為什麼？”傑森問。

“因為你撒謊，”本控訴道，“你說過這個星期你會和我一起玩，你說話不算數。”

本大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無聲地哭著。傑森和乍得過去找他，想跟他說話，但本用手捂住耳朵，不理他們，最後本跑出餐廳，躲在學校的大垃圾桶背後。有一群女生看到這種情形，試圖做和事佬，她們找到本，告訴他傑森願意和他一起玩兒。但是本根本聽不進去，只想一個人待著。他獨自舔著自己的傷口，哭得很傷心，不希望別人打擾。

大多數人在童年期或青春期都或多或少經歷過被遺棄或者沒有朋友的感受。不過本的反應最關鍵的一點是他沒有迴應傑森試圖修復友情的努力，延長了本來可以結束的不快處境。無法抓住關鍵信號是這類不受歡迎孩子的典型特徵。我們在第八章瞭解到，遭到排擠的兒童通常理解情緒和社交信號的能力很差，即使他們能理解，但由於經驗有限，他們也不知如何迴應。

遭到社會排擠的兒童退學的風險特別大。受到同齡人排擠的兒童，較之擁有朋友的兒童，前者的退學率是後者的2~8倍。比如，有研究發現大約25%在小學不受歡迎的兒童在高中畢業之前就退學了，而一般兒童的退學率是8%。這並不奇怪，想象一下每個星期都要在沒人喜歡你的地方待上30個小時是什麼滋味。

兩種情緒傾向導致兒童受到社會排擠。第一種我們已經有所瞭解，即把別人的無心之失看成敵意，大光其火。另一種是膽小、焦慮、害怕社交。除了氣質方面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的“偏差”，他們的笨拙常常使人感到不舒服。

這些兒童“偏差”的一種方式體現為他們所發送的情緒信號。幾乎沒有朋友的小學生，與受歡迎的同學相比，在研究人員要求他們把厭惡或憤怒等情緒與展示一系列情緒的人臉進行配對的時候，前者的出錯率要高於後者。幼兒園的小朋友在被研究人員問到怎樣交朋友或者避免爭鬥時，那些不受歡迎的孩子給出的答案往往適得其反（比如兩個孩子都想要同一個玩具怎麼辦？“打他。”），或者語焉不詳地向成年人求助。研究人員要求青少年扮演悲傷、憤怒或調皮的角色，結果越是不受歡迎的人，表演就越糟糕。難怪這些孩子感到無助，無法順利交到朋友，缺乏社交競爭力。他們沒有學會用新方法交朋友，而是不斷重複過去失敗的老路，或者表現得更笨拙。

說到喜歡或不喜歡的這種偶然現象，這些兒童沒有達到關鍵的情緒標準：別人認為他們沒有意思，而且他們不知道怎麼讓別人感覺自在。研究人員觀察了不受歡迎的兒童在玩耍時的狀態，發現他們比其他人更有可能作弊、生氣，輸了就不玩，或者贏了就炫耀、自吹自擂。當然，大多數孩子都想贏——不過無論是贏還是輸，大多數孩子都能剋制自己的情緒反應，不至於破壞與玩伴的關係。

但對於“社交失聰”的兒童，他們在理解及迴應情緒上一直存在問題，因此最後會成為被社會孤立的人，當然這不適用於暫時感到被排擠的兒童。對於一直被排擠和遺棄的兒童，他們在整個求學期間永遠也擺脫不了被放逐的可怕命運。在進入成年期以後，他們很有可能成為社會邊緣人。兒童正是通過親密的友情，在打打鬧鬧中鍛鍊社交和情緒技能，日後他們會把這種技能用於發展人際關係。而受排擠的兒童被剝奪了這種學習機會，無法避免出現缺失。

因此，受排擠的人表示有很多焦慮和擔憂，同時感到抑鬱和孤獨。實際上，孩子在三年級時受歡迎的程度，較之其他指標，比如老師和照料者的評價、學校表現以及智商，甚至心理測試的分數，可以更準確地預測孩子18歲時的心理健康狀況。我們知道，沒有朋友、長期孤單的人，日後患病和早死的可能性比普通人大得多。

精神分析學家哈里·斯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指出，我們從同性的第一段親密友誼中學會如何處理親密關係，比如解決分歧和分享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受到排擠的兒童在小學這一關鍵時期，擁有好朋友的機會只有同齡人的一半，因此他們失去了情緒發展最重要的機會之一。即使很多人都不願意和你交朋友，擁有一個朋友也可以排解孤獨（即使這段友誼不那麼堅固也不要緊）。

友誼的輔導

儘管受排擠兒童有很多笨拙的地方，但他們還是有希望改變的。伊利諾伊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阿瑟（Steven Asher）為不受歡迎兒童設計了一系列“友誼輔導”的課程，取得了一些成效。阿瑟從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當中挑選出最不受歡迎的人，給他們輔導了6堂課，教他們如何通過“友善、有趣和有禮”的方式，“使遊戲更有趣”。為了好聽起見，研究者告訴孩子們他們所扮演的是教練的諮詢師，教練想學習怎麼使遊戲變得更有趣。

阿瑟把受歡迎孩子的行為方式教給他們。比如，研究者鼓勵他們在不同意遊戲規則的時候提出替代建議，進行折中處理（而不是爭鬥）；玩耍的時候記得跟其他孩子說話和問問題；留意觀察其他孩子怎麼做；別人表現好要讚美；保持微笑，提供幫助、建議和鼓勵。孩子們在和同學玩“挑棍子”遊戲時運用這些基本的社交禮儀，並且在事後得到點評和輔導。這種傳授相處之道的課程產生了非常顯著的效果：本來最不受同學歡迎的兒童，在參加輔導一年之後，受歡迎程度在班級中一直處於中等水平。他們沒有成為社交明星，但也沒有受到社會排擠。

埃默裡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諾維奇主持的項目也收到了相似的效果。他訓練受到排擠的人正確理解和迴應他人感受的能力。比如，研究者讓孩子練習表達高興和悲傷等感受，並把他們拍攝下來，以此提高他們的情緒表達能力。然後讓這些孩子把學到的新技巧用於結交別的朋友。

這些項目據稱在提高被排擠兒童的受歡迎程度方面有50%~60%的成功率。相對於高年級學生，這些項目（至少當前設計的）似乎對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的效果最好，對不擅長社交兒童的幫助要遠遠大於好鬥的兒童。這其實是一種微調的過程，可喜的是大多數受排擠兒童經過基本的情緒輔導後，可以重新與人進行交往。

酗酒和吸毒：上癮的自我療法

本地學校的學生把濫飲啤酒、喝到不省人事的狀態稱為“喝到發黑”。其中一個方法是：用澆花塑料管的漏斗接口，一瓶啤酒可以在大約10秒之內灌進你的胃。這並不是什麼特立獨行的做法。有調查發現，2/5的男大學生會一次性喝7瓶或以上的啤酒，而只有11%的人自稱為“酒鬼”。當然，另一種說法是“酗酒者”。

美國年輕人吸食大量毒品的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總體趨於下降趨勢，而過度飲酒的人卻在穩步增長，而且年紀越來越小。1993年的一項調查發現，35%的女大學生表示她們曾喝醉過，而1977年這一數據只有10%；總體來說，有1/3的學生喝醉過。酗酒還會帶來其他危險：大學校園中發生的強姦案90%與喝酒有關，不是施暴者就是受害者在當時喝了酒。對15~24歲的年輕人，喝酒導致的事故是他們的頭號死因。

嘗試吸毒或喝酒似乎是青少年的一種成人禮，但對於某些人來說，第一次嘗試也許會留下持久的影響。大多數濫用酒精和毒品者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上癮了，但在十幾歲時嘗試吸毒或喝酒的人最後成為癮君子或酒鬼的是少數。高中畢業之後，有90%的人嘗試過喝酒，但只有14%的人最後成為酒鬼；幾百萬美國人曾經吸食過可卡因，但只有不到5%的人成癮。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

當然，如果你住在高犯罪率的地區，毒品交易在街頭隨處可見，毒販子是當地最有名的致富楷模，那麼你濫用毒品的風險就非常大。有的是因為本身是小毒販，最後吸毒成癮，有的是因為容易獲得毒品，或者同齡人以吸毒為榮——這個因素在任何地方都會提高吸毒的可能性，即使是（尤其是）最富裕的社區。但疑問仍然存在，身處充滿誘惑和壓力的環境，與嘗試性吸毒的人相比，哪一種人將來最有可能發展成長期吸毒者呢？

當前有一種科學理論認為，越來越依賴酒精或毒品的成癮者實際上是把酒精和毒品當成某種藥物，用於緩解焦慮、憤怒或者抑鬱。他們在最初嘗試的時候，偶然發現這些東西會產生某種化學作用，使困擾他們的焦慮或憂傷情緒平靜下來。在一項對幾百名七年級和八年級學生進行的為期兩年的跟蹤研究中，表示情緒困擾水平較高的學生，後來濫用酒精或毒品的可能性最大。這也許可以解釋很多年輕人嘗試吸毒和喝酒，卻沒有成癮，而有些人卻在一開始就產生了依賴：這些容易成癮的人可能發現毒品或酒精能夠即時緩解困擾他們多年的情緒。

匹茲堡西方精神病研究所和臨床診所的心理學家拉夫·塔特（Lalph Tarter）指出：“有成癮生理傾向的人，第一次喝酒或吸毒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其他人也許不會有這種體驗。很多正在康復的戒毒者告訴我，‘第一次吸毒的時候，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正常’。吸毒使他們的身體平靜下來，至少短期內如此。”這正好是成癮的險惡之處：短期的良好感受換來生命的逐步隕落。

某些情緒模式似乎會使人更有可能從某種特定的東西中找到情緒安慰。比如，酒精成癮有兩種情緒誘因。一種是對於童年期神經高度緊張和焦慮的人，他們通常在十幾歲的時候發現酒精可以緩解焦慮。這些人往往是酗酒者的孩子，而且男孩居多，他們的父母用酒精來緩解緊張情緒。這種模式的一個生物特徵是氨基丁酸（GABA）分泌不足。氨基丁酸的作用是調節焦慮的神經遞質，氨基丁酸過少會導致高度緊張。有研究發現，父親是酒鬼的人，其氨基丁酸水平很低，高度焦慮，他們在喝酒之後，氨基丁酸水平升高，焦慮減少。這些酒鬼的兒子用喝酒來緩解緊張情緒，酒精給他們帶來的輕鬆感覺是其他東西比不上的。這種人還容易濫用鎮靜劑，以此達到緩解焦慮的效果。

有人對酒鬼的兒子進行了神經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發現這些人在12歲的時候出現了應激時心率上升等焦慮和衝動的特徵，並且發現他們前額葉功能失調，負責緩解焦慮或控制衝動的大腦區域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發揮作用。同時由於前額葉還負責工作記憶，即儲存各種不同行為的後果、用以決策的記憶，因此當他們發現酒精可以即時緩解焦慮時，前額葉的缺陷使他們容易忽視喝酒的長期弊端，最後成癮。

渴望平靜似乎是酗酒基因易感性的一個情緒特徵。一項關於1 300名酗酒者親屬的研究發現，在酗酒者的孩子中，長期高度焦慮的人本身成為酒鬼的可能性最大。研究者認為，酗酒對於這些人就如同“焦慮症的自我療法”。

酒精成癮的第二種情緒誘因是高度的痛苦、衝動和厭煩。這種模式在嬰兒期表現為情緒不寧、暴躁難纏，在小學表現為“多動症”，過度活躍，喜歡惹是生非，這種傾向使他們與社會邊緣人交朋友，有時還會因此走上犯罪道路或者被診斷為“反社會人格障礙”。這種人（主要為男性）情緒容易激動，主要弱點是難以遏制衝動。他們常常感到厭煩，而他們對厭煩的通常反應是急於尋找冒險和刺激的東西。到了成年期，這種人發現酒精可以穩定情緒（可能與血清素和單胺氧化酶這兩種神經遞質缺少有關）。他們無法忍受無聊，所以隨時想嘗試任何東西，再加上他們本來就容易衝動，除了酒精之外，他們往往還會濫用毒品。

抑鬱讓人買醉，但是在短暫的情緒緩解之後，酒精的新陳代謝效果常常會使人更加抑鬱。人們用酒精緩解焦慮情緒的情況遠遠多於緩解抑鬱情緒。毒品則可以緩解人們的抑鬱情緒——至少暫時如此。長期憂鬱的人更容易對可卡因上癮，可卡因可以直接消除抑鬱情緒。有研究發現，到醫院治療可卡因成癮的病人超過一半在形成吸毒習慣之前就被診斷為嚴重抑鬱，抑鬱越嚴重，上癮程度就越高。

長期憤怒導致了另一種易感性。一項關於400名海洛因和其他阿片類成癮的病人的研究發現，他們最顯著的情緒模式是一直難以處理憤怒情緒，很容易暴怒。一些病人表示，吸食麻醉劑之後他們終於感到正常和放鬆了。

儘管在很多情況下，濫用藥品的傾向也許起源於大腦層面，個體的感受促使他們用酒精或毒品進行“自我治療”，但匿名戒酒會和其他康復項目幾十年來的經驗證實，不依賴這些藥物，個體也可以有效處理不良感受。如果我們掌握了處理這些感受的能力，比如緩解焦慮、消除抑鬱、平息怒火等，我們就不需要藉助毒品或酒精。成癮者可以通過毒品和酒精濫用治療項目學習基本的情緒技能，當然，如果我們在成癮習慣形成之前就學會這些技能，那就更好了。

不再宣戰：最後的常見預防途徑

在過去10年間，我們開始對少女懷孕、退學、毒品以及最近的暴力現象“宣戰”。這些舉措的問題在於為時已晚，我們要與之鬥爭的問題在年輕人當中早已四處蔓延、根深蒂固。這種危機幹預，等於派遣救護車進行救援，而不是在一開始的時候注射疫苗，預防疾病。我們不應該發動更多的“戰爭”，而應該尊重預防的邏輯，為我們的孩子提供應對生活的技能，讓他們儘可能避免出現這些問題。

我對情緒和社交缺陷的關注並不是對其他風險因素的否定，其他因素還應該包括成長於破碎、暴力或者混亂的家庭，或犯罪滋生、毒品氾濫的貧困社區等。貧窮本身會對兒童的情緒造成打擊：與較為富裕的同齡人相比，貧困兒童在5歲時已經表現得更加害怕、焦慮和悲傷，並出現更多的經常發脾氣、破壞東西等行為問題，這種趨勢在他們十幾歲的時候還會延續下去。貧困的壓力還會影響家庭生活，父母的關懷往往表達得較少，母親會更加抑鬱（常常是單親，而且失業），更依賴於嚴厲的懲罰手段，比如打罵和人身威脅。

不過，情緒競爭力可以超越家庭和經濟力量的影響——對於兒童或青少年適應與克服家庭和經濟問題的困擾，情緒競爭力起著關鍵的作用。一項關於幾百名出生在貧窮或暴力家庭，或父母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兒童的長期研究發現，那些連最艱難的境況也能適應的兒童往往擁有關鍵的情緒技能，包括有魅力的社交技能、自信、面對失敗和挫折樂觀堅韌、從不安情緒中迅速恢復，而且生性隨和。

但是，大多數處於困境的兒童並不具備這些優勢。當然，有很多能力是天生的，完全取決於基因，不過我們在第十四章瞭解到，即使是氣質類型也能得到改善。當然，我們可以從政治經濟層面著手幹預，改變滋生這些問題的貧困環境和其他不良的社會土壤。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大有作為，幫助兒童更好地克服這些問題。

以情緒紊亂為例，每兩個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經歷過情緒紊亂的痛苦。一項研究抽查了有樣本代表性的8 098個美國人，發現有48%的人至少出現過一次精神問題。14%情況最嚴重的人同時出現過3種或以上的精神問題。這批人的困擾最嚴重，60%可能同時出現的精神失常問題，以及90%最嚴重、破壞性最大的問題都出現在他們身上。這些人需要立即進行治療，但如果有可能的話，最好的方法是及早預防這些問題。當然，不是所有的精神失常問題都可以預防，但有相當一部分是可以預防的。從事該項研究的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家羅納德·科斯勒（Ronald Kessler）表示：“我們要進行早期預防。舉個例子，一個六年級的女學生有社交恐懼症，為了消除社交焦慮情緒，她從初中開始喝酒。到她將近30歲的時候，我們對她進行了研究，她還是感到害怕，既是酒鬼又是癮君子，而且因為自己混亂不堪的生活鬱鬱寡歡。問題在於，我們在她小時候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以防止她滑向惡性循環？”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退學、暴力以及當今青少年面臨的大部分危險問題。預防吸毒、暴力等特定問題的教育項目在近10年層出不窮，甚至在教育領域創造了一個迷你產業。但很多項目，包括很多宣傳最多、普及最廣的項目，最終並沒有取得什麼效果。讓教育者懊惱的是，有少數項目反而起到了適得其反的作用，使原本要控制的問題越演越烈，尤其是吸毒和青少年性行為。

瞭解信息還不夠

兒童性侵犯的案例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發。美國1993年大約報告了20萬宗有關兒童性侵犯的重大案件，而且這一數字還在以每年10%的速度擴大。儘管有關估計數字差異很大，但大多數專家一致認為有20%~30%的女童以及10%~15%的男童在17歲之前曾經遭受過某種形式的性侵犯（除了其他因素之外，這一比例取決於性侵犯的概念界定）。沒有資料顯示哪一種特定類型的兒童更容易遭到性侵犯，不過被侵犯兒童大多數感到沒有安全感，無法自我抵抗，而且對自己所遭遇的事情麻木不仁。

很多正視兒童性侵犯風險的學校開始開設預防性侵犯的項目。大多數項目緊緊圍繞著關於性侵犯的基本信息，比如教育學生了解“善意”和“惡意”撫摸的區別，對危險提高警惕，並且鼓勵他們如果有不好的事情發生要告訴成年人。但是美國一項關於2 000名兒童的調查發現，這種基礎訓練在幫助防止兒童受到校園“小霸王”或潛在孌童者的傷害方面，只是聊勝於無，有些情況下甚至比沒有更糟糕。只接受過這種基礎項目訓練的兒童，與那些完全沒有參與過項目的兒童相比，如果遭到性侵犯，前者向他人訴說的可能性只有後者的一半。

相反的是，如果兒童接受更加綜合的輔導，包括相關的情緒和社交競爭力訓練，他們將能夠更好地保護自己免受傷害。比如他們會更懂得命令潛在施害者離開，大聲喊叫或者還擊，揚言要揭發他們，如果真的被施暴了，會告訴成年人。最後這一點——報告性侵犯，可以起到非常顯著的預防作用，很多孌童者會侵犯幾百名兒童。一項關於四十多歲的孌童者的研究發現，他們從十幾歲開始平均每個月性侵犯一名兒童。一份關於一位公共汽車司機和一位高中電腦教師的報告披露，他們每年侵犯了300名兒童，然而沒有一位受害者報告性侵犯，他們的獸行被曝光是因為被老師侵犯過的一名男孩開始性侵犯他的妹妹。

受過綜合項目訓練的兒童報告性侵犯的可能性是參與最低限度項目的兒童的3倍。到底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綜合項目不是一次性課程，而是作為健康或性教育的一部分，多層面、多次數地開展，貫穿學生的整個校園生涯。除了學校教育之外，他們還要求學生的家長向學生傳授有關知識（父母這樣做能夠最有效地防範孩子遭受性侵犯）。

除此之外，社交和情緒競爭力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兒童僅僅知道“善意”和“惡意”撫摸的區別還不夠，他們需要足夠的自我意識，早在撫摸開始之前，就感覺到情況不對勁或困擾。他們不僅需要自我意識，還必須有足夠的自信和果斷，相信自己的感覺，並對困擾情緒作出反應，即使面對成年人“沒有問題”的保證也是如此。同時兒童還需要了解相應的知識，以防止危險發生，比如逃跑或者揚言要揭發對方。因此，成效較好的項目教導兒童勇於行動，敢於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不是被動接受，清楚人際關係的界限，並有能力防衛。

將性侵犯的基礎信息與必要的情緒和社交技能訓練相結合的項目最為有效。這些項目教育兒童更加積極地尋找方法解決人際關係衝突，更有自信，發生問題時不會自我責怪，並相信可以向老師和父母尋求支持。如果發生了不好的事情，他們更願意告訴成年人。

積極的要素

根據對現實效果的評估，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效果最好的預防項目必須具備什麼樣的要素。一項由W·T·格蘭特基金會贊助、為期5年的項目對此進行了研究，從中提煉出預防項目取得成功的關鍵的積極要素。不管預防項目針對的是哪一種具體問題，都必須包括研究團隊所總結出的關鍵技能，可參見情緒智力的要素（附錄4有完整的內容）。

情緒技能包括：自我意識；識別、表達以及管理感受；衝動控制和延遲滿足；處理壓力和焦慮。控制衝動的一個關鍵能力是瞭解感受和行動的區別，並學會更好地進行情緒決策，首先要控制行動的衝動，然後在行動之前識別其他替代行動及其後果。很多情緒競爭力屬於人際關係方面：理解社會和情緒線索，聆聽，消除負面影響，從他人的角度看待問題，並理解在特定情景下什麼才是恰當的行為。

這些是情緒和社交技能的核心，同時能夠對本章所討論的大部分社會問題起到部分矯正作用。情緒技能所能預防的問題幾乎無所不包，情緒和社交競爭力可以對少女意外懷孕或青少年自殺等問題起到相似的作用。

當然，引發這些社會問題的原因很複雜，生物基因、家庭關係、貧困以及街頭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產生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沒有哪一種預防方法（包括以情緒為目標的方法）能夠徹底解決全部問題。不過我們已經知道情緒缺陷會給兒童帶來很大的危害，我們必須關注情緒治療，但不能把其他方法排除在外，而是要結合起來。下一個問題是：情緒教育到底是什麼樣的？

第十六章  情緒教育

國家主要的希望在於對青年的正確教育。

——伊拉斯謨

這群學生的點名方式很特別。15個五年級學生圍成一圈，盤腿坐在地板上。當老師唸到學生的名字時，他們不是按慣例空洞地回答“到”，而是說出表示他們情緒高低的數字。1表示情緒低落，10表示情緒高漲。

今天學生的情緒很高：

“傑西卡。”  “10：我很開心，今天是星期五。”

“帕特里克。”  “9：興奮，有點緊張。”

“妮可。”  “10：平靜，快樂……”

這是努埃瓦小學“自我科學”的課堂。這所學校是由舊金山銀行世家克羅克家族的豪宅改建而成的。現在，這幢酷似舊金山歌劇院迷你版的大廈，容納了一所堪稱情緒智力教育樣板的私立學校。

自我科學課程教的是感受——在人際關係中爆發的自身和他人的感受。從本質上說，這個主題要求師生共同關注兒童的情緒構造，這是美國大多數學校課程一直以來所忽略的方面。自我科學的教學方法包括以兒童在生活中遇到的緊張和創傷性事件作為當天的主題。老師講述生活中的真實問題——被忽視帶來的傷害、妒忌，以及可能會升級為校園爭鬥的分歧。凱倫·斯通·麥科恩（Karen Stone McCown）既是自我科學課程的設計者，也是努埃瓦小學的創始人，她認為：“不關心孩子感受的學習不能稱之為學習。情緒教育與數學和語文一樣重要。”

自我教育是情緒教育的先驅，預示著情緒教育的理念正在美國得到推廣。與情緒教育有關的課程名稱有“社會發展”、“生活技能”、“社交與情緒學習”等。還有一些根據霍華德·加德納的多元智力理論，使用“人際智力”這個術語。它們的共同點是致力於把提高兒童生活與情緒競爭力水平納入常規教育——不是僅僅作為補救措施教給所謂的“問題兒童”，而是作為必不可少的技能和知識系統地傳授給所有的兒童。

情緒素養課程的發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的情感教育運動。當時的理念認為，對於心理和激勵方面的課程，如果能夠知行合一，學生的體會就會更加深刻。當然，情緒素養運動徹底改變了情緒教育的面貌，情緒素養不是用情感來教育，它教育的是情感本身。

很多類似課程及其推廣直接源於以學校為依託、持續進行的預防項目，每個項目針對不同的問題，比如青少年吸菸、濫用毒品、早孕、退學以及最近出現的暴力趨勢。我們在前面提到了W·T·格蘭特基金會對預防項目的研究，該研究發現，如果預防項目傳授情緒與社交競爭力的核心技能，比如控制衝動、抑制憤怒，以及尋找創新方法解決社會問題，這些預防項目的效果將更加顯著。根據這個原則，新一代的預防措施開始出現。

我們在第十五章瞭解到，特定的情緒與社交技能缺陷使攻擊性和抑鬱等問題更加嚴重，旨在解決此類問題的預防措施將對兒童起到有效的緩衝作用。但是這些用心良苦的預防措施基本上還停留在心理學家實驗研究的層面。下一步要總結這些針對性極強的科學項目的經驗，作為預防措施推廣到所有學校和所有學生，由普通教師進行傳授。

這種更成熟和有效的預防方法包括對艾滋病、毒品等社會問題的相關信息的瞭解，並在青少年開始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介入預防。不過這些項目不變的主題是情緒智力，也就是能對特定社會問題產生影響的核心競爭力。

學校引入情緒教育的新起點是以情緒和社會生活本身作為教育的主題，而不是把它們看成兒童生活中無關緊要但又無法抗拒的幹擾因素，或者在兒童爆發情緒問題的時候，臨時把他們帶到輔導員或校長那裡，試圖用紀律手段解決情緒問題。

情緒課程本身乍看之下似乎平淡無奇，無法解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情緒課程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一樣，在一定的年限內持續不斷地傳授給兒童，從小處著眼，但效果很顯著。隨著時間推移，情緒學習慢慢變得根深蒂固：經驗不斷重複，大腦神經通道得到強化，形成神經習慣，在遭受強迫、沮喪、傷害時加以運用。日常的情緒素養課程看起來無足輕重，但結果——得體的行為——對我們未來的影響非常顯著。

一堂合作課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自我科學課與你記憶中的課堂有什麼不同。

一群五年級學生在玩“合作方形”遊戲，即共同合作把一系列方形拼圖組合在一起。遊戲的規則是：學生玩遊戲的時候不準出聲，也不許打手勢。

祖安·瓦格老師把班級分成三個隊，每隊分到不同的桌子。有三位熟悉遊戲的觀察員拿著評估表對學生的表現進行評估，比如，團隊中哪一位是領導者，哪一位是搗蛋鬼，哪一位是幹擾者。

學生把方形拼圖倒在桌子上，開始遊戲。大約在一分鐘之內，很明顯可以看到其中一隊合作特別高效，他們幾分鐘就完成了拼圖。第二隊的四個學生彼此獨立拼圖，儘管很努力，但一無所獲。於是他們慢慢開始互相合作，首先共同拼好第一個方形，然後再繼續合作拼第二個……直至完成拼圖。

第三隊仍然忙個不停，只有一個方形接近完成，但整體看起來並不像方形，而是像梯形。肖恩、費爾利和拉赫曼還沒有找到其他兩隊的那種默契。他們很沮喪，手忙腳亂，胡亂抓起近似的拼圖，放進部分成形的方形裡面，但最後發現根本不合適。

拉赫曼把兩塊拼圖放到雙眼前面，就像戴了眼罩，緊張的氣氛總算被打破了一點，他的同伴“咯咯”地笑了。這是當天課程的關鍵點。

瓦格老師給他們打氣：“已經完成的同學可以向沒有完成的同學提供特別提示。”

達根圍著第三隊溜達了一會，指著伸出方形的兩塊拼圖說：“你們要把這兩塊移一移。”拉赫曼的臉突然抽動一下，他抓起這兩塊關鍵的拼圖，把其中一塊放在第一個方形裡面，然後第二塊也如法炮製。第三隊終於把最後一塊拼圖放到最後一個方形裡面，周圍立刻響起了掌聲。

爭論點

遊戲結束後，學生們接著討論從團隊合作中得到的經驗教訓，他們之間的交流更加熱烈了。拉赫曼身材高大，一頭濃密的黑髮剪成了稍長的平頭，而塔克是這一隊的觀察員，他們倆針對不許打手勢的遊戲規則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塔克有著一頭金髮，除了前額蓬亂的捲髮，其餘部分都梳得很整齊，他穿著一件寬大的藍色T恤，上面印著“負責任”的警句，這多少強調了他的權威角色。

“你可以提供一塊拼圖——這不是打手勢。”塔克爭辯道。

“這就是打手勢。”拉赫曼堅持，語氣強硬。

瓦格老師注意到學生爭論的聲音越來越大，言辭也越來越激烈，於是來到他們的桌子前面。這是一個關鍵事件，是情緒激烈的自發交流。在這種時刻，已經獲得的經驗會發揮作用，新知識的學習也最有效。正如每一位優秀老師所瞭解的那樣，在激情四射的時刻所運用的經驗會長久地留在學生的記憶裡。

“你們合作得很好，我不是批評你，塔克，你在表達觀點的時候，語氣不要這麼強硬。”瓦格教育學生。

塔克的聲音平靜下來了，他對拉赫曼說：“你可以把拼圖放到你認為合適的位置，把別人需要的拼圖給他們，而不用打手勢，直接給就行了。”

拉赫曼憤怒地回答：“你本來可以這樣，”——他抓住自己的頭髮示範無辜的動作——“可你卻說‘不許打手勢’！”

顯然，令拉赫曼生氣的不僅是是否允許打手勢的問題。他的眼睛一直盯著塔克填寫的評估表，儘管沒有明說，但正是那張評估表引發了塔克和拉赫曼之間的衝突。塔克把拉赫曼填在了評估表中“誰是幹擾者”那一欄。

瓦格猜到拉赫曼是因為評估表而生氣，他對塔克說：“他覺得你用貶義詞形容他——幹擾。你是什麼意思？”

“我指的不是壞的幹擾。”塔克平靜地說。

拉赫曼不吃他這一套，但聲音也平靜下來了：“我覺得這話有點牽強。”

瓦格強調用積極的態度看待問題，“塔克的意思是，儘管看起來是幹擾行為，但也可以是緊張時刻的一種放鬆。”

“可是，”拉赫曼抗議道，不過態度更加實事求是了，“‘幹擾’的意思好像是所有人都在全神貫注，而我這樣，”——他扮了一個鬼臉，瞪著雙眼，鼓起臉頰——“這才是幹擾。”

瓦格趁機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情緒輔導，她告訴塔克：“如果是為了幫忙，你就不能說他是惡意幹擾，但是你描述的時候傳遞了不同的信息。拉赫曼需要你傾聽和接受他的感受。拉赫曼的意思是，他認為自己被冠以‘幹擾’的貶義詞不公平。他不希望被人說成這樣。”

然後她又對拉赫曼說：“我很欣賞你和塔克說話時的自信。你沒有攻擊對方，但是被貼上‘幹擾’的標籤讓你不高興。你用拼圖遮住眼睛，看起來你只是很沮喪，希望放鬆一下。不過塔克認為這是幹擾行為，是因為他沒有理解你的意圖。對嗎？”

兩個男孩都贊同地點頭，這時其他學生把拼圖都整理好了，這個課堂小插曲也到了尾聲。瓦格問：“你感覺好點了嗎？還是覺得難受？”

“嗯，我很好。”拉赫曼感到有人傾聽和理解他的感受，他的聲音柔和了很多。塔克也微笑著點頭。他們倆注意到其他人已經離開，到別的教室上課了，他們一起衝出了教室。

事後諸葛：沒有爆發的戰爭

一群新來的學生在找座位坐下，瓦格老師還在思索剛才發生的一幕。激烈爭吵，然後又平靜下來，正好讓兩個男孩學到了解決衝突的方法。用瓦格的話來說，就是“不進行溝通，隨意猜測，急於下結論，這樣你傳遞的信息很‘難懂’，人們不明白你要表達的意思”。

學生通過自我科學學到，關鍵不是完全避免衝突，而是在衝突升級為赤裸裸的爭鬥之前解決分歧和平息怨恨。塔克和拉赫曼在處理爭執之前已經顯示出早期獲得的一些情緒經驗。比如，他們倆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都試圖避免讓衝突升級。努埃瓦小學從三年級就開始教給學生自信的態度（有別於好鬥或順從），它強調直率地表達感受，但不能升級為攻擊行為。在爭執之初，他們倆都沒有注視對方，後來他們開始表現出“主動傾聽”的跡象，面對面進行眼神交流，傳遞無聲的信號，讓說話者知道對方在聽他講話。

把情緒經驗應用於實際生活，同時輔之以引導，對這些男孩而言，“自信”和“主動傾聽”不僅僅是試卷裡出現的空洞術語，而且在這些男孩最需要的時刻成為他們的反應方式。

無論是成年人還是學生，在情緒不穩定的時候，都需要一定的幫助才能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識。人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時，需要別人拉一下。

處理情緒問題最大的困難在於，人們需要藉助情緒技能時往往正是他們最沒有能力接受新信息、學習新的迴應方式的時候，即情緒不安時。在這種時候進行輔導非常有用。瓦格指出：“無論是成年人還是五年級學生，在情緒不穩定的時候，都需要一定的幫助才能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識。你的心在怦怦亂跳，雙手冒汗，神經過敏，你努力聽清對方的話，與此同時還要保持克制，不能尖叫、指責或故意拒不開口。”

對於瞭解愛打愛鬧的五年級學生的人來說，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塔克和拉赫曼在表達觀點時都沒有謾罵、中傷或者大吵大鬧。他們沒有讓自己的情緒肆意發展為講粗口或者動手打架，也沒有突然離開教室，打斷對方的辯論。本來有可能爆發的爭鬥反而成為他們領悟解決衝突的微妙之處的契機。如果在其他情況下他們也能如此行事，事情的發展將會完全不同，年輕人之間的鬥毆甚至其他更糟糕的情況會越來越少。

今日的關注

在開設了自我科學課程的傳統學校，學生的情緒指數並不總是像現在這麼高。情緒指數低的時候——1、2或3表示感覺很糟糕，別人就會趁機提問：“你想講講為什麼心情不好嗎？”如果學生願意（沒有人被迫談論他們不想談的事情），就可以公開討論令他們困擾的事情，並有機會思考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不同年級學生遇到的困擾大相徑庭。低年級學生的困擾通常是被嘲弄、被排擠、遭到恐嚇等。六年級前後的學生出現了新的問題，比如沒被邀請參加聚會或被排擠，感情為此受到傷害，朋友不成熟，年輕人的痛苦困境等（“高年級學生欺負我”，“我的朋友抽菸，他們總是引誘我抽菸”）。

這些對兒童生活影響很大的問題，通常只能在學校外面討論，比如外出吃午飯時、去學校的公共汽車上、在朋友家裡等。兒童通常把這些問題埋在心裡，在深夜無人時翻來覆去地想，沒有人可以傾訴。但在自我科學的課堂上，孩子們可以公開討論這些問題。

每次討論都會有助於自我科學課程目標的實現，也就是說啟發兒童對自我以及與他人人際關係的認識。儘管課程制訂了教學計劃，但同時也會保持靈活性，比如利用拉赫曼和塔克的分歧及時進行引導。學生遇到的問題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學生和老師都可以活學活用，比如前面兩個男孩平息紛爭所用到的解決衝突方法。

情緒智力ABC

已經應用將近20年的自我科學課程是情緒智力教育的典範。努埃瓦小學校長凱倫·斯通·麥科恩表示，他們的課程有時非常先進：“比如我們向學生介紹有關憤怒的知識，我們讓孩子們明白憤怒通常是第二反應，並找到憤怒的根源——你受到傷害了？妒忌了？孩子們認識到情緒迴應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你對於一種情緒的迴應方式瞭解得越多，你的人生就會越豐富。”

自我科學的內容基本上與情緒智力的基本要素一一對應，同時還包含防止兒童受到傷害的預防措施所推薦的核心技能（詳見附錄5）。自我科學的主題包括自我意識，識別和用語言描述感受；發現想法、感受和反應之間的聯繫；瞭解想法或感受是否主導決策；瞭解替代選擇的後果；把這些知識應用於對吸毒、吸菸和性行為等問題的決策。自我意識還表現為識別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用積極而現實的態度看待自己（以避免自尊心活動的常見陷阱）。

自我科學還強調情緒管理：認識到感受的起因（比如，傷害引發憤怒），並學習如何處理焦慮、憤怒和悲傷等情緒。此外，自我科學關注的是對決策和行動負責任，以及遵守諾言。

同理心是一種關鍵的社會技能，理解他人的感受，站在他人的角度，並尊重人們對事物的不同感受。人際關係是主要的焦點所在，包括學會傾聽和恰當地提出問題，在別人的言行和自身對此的反應與判斷之間進行區分；自信果斷，但不憤怒或者消極；同時學會合作、解決衝突和協商妥協的技巧。

自我科學課程不對學生打分，人生本身就是一場期末考試。不過在八年級結束，學生即將離開努埃瓦小學升入中學的時候，每個學生都要接受蘇格拉底式考試，即自我科學的口試。最近一次期末考試的一個問題是：“有人要求你的朋友嘗試毒品，或別人喜歡戲弄你的朋友，描述你如何幫助朋友擺脫上述困境。”類似的問題還有“處理壓力、憤怒和恐懼有哪些健康的方式”。

如果關注情緒技巧的亞裡士多德活到今天，他一定會非常贊同。

老城區的情緒素養

懷疑主義者也許會問，自我科學這樣的課程在條件沒有那麼優越的環境中是否行得通，換言之，是否只有在努埃瓦學校這樣小型的私立學校才行得通。在努埃瓦小學，每個學生都具有某方面的天賦。那麼，在需求最迫切、充滿混亂的老城區公立學校，情緒競爭力能否行得通？我們可以到紐黑文的奧古斯塔·李維斯·特魯普中學尋找答案。特魯普中學不僅在地理上離努埃瓦小學非常遙遠，而且在社會、經濟方面與努埃瓦小學的差距也很大。

當然，特魯普中學充滿了同樣的好學氛圍，被譽為“特魯普磁力學校”，並且是該地區僅有的兩家指定學校之一，有權從全紐黑文選拔五年級到八年級學生到本校學習強化科學課程。特魯普中學的學生通過圓盤式衛星電視和休斯敦的宇航員連線，向他們提出有關外太空的物理問題，或者編製程序，讓電腦演奏音樂。儘管該校的學術環境很優越，但和很多城市一樣，由於比不上紐黑文的郊區中學和私立學校，特魯普中學的生源大約有95%是黑人和西班牙裔人。

特魯普中學離耶魯大學只有幾個街區的距離，但儼然是冰火兩重天。特魯普中學位於衰落中的工人社區，在20世紀50年代有2萬人受僱於附近的工廠，包括奧林鍊銅廠和溫徹斯特兵工廠等。現在這些工廠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已萎縮到3 000人以下，當地家庭的經濟狀況隨之每況愈下。紐黑文和新英格蘭州的很多工業城市一樣，深陷貧困、毒品和暴力的泥潭。

為瞭解決紐黑文迫在眉睫的危機，20世紀80年代，一群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和教育人士發起了“社交競爭力”項目，該項目課程的覆蓋範圍基本上與努埃瓦小學的自我科學課程一致。不過在特魯普中學，項目話題與日常生活的聯繫通常更加直接和真實。在八年級的性教育課上，學生學習如何進行個人決策，避免感染艾滋病等疾病，這就不僅僅是一種學業練習了。紐黑文婦女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在全美是最高的，特魯普中學很多學生的母親患有艾滋病，有些學生本身也染上了艾滋病。儘管開設了強化課程，特魯普中學的學生還是要和所有老城區問題進行鬥爭，很多學生的家庭環境非常混亂，甚至恐怖，他們有時候無法上學。

和紐黑文所有的學校一樣，特魯普中學迎接來訪者最醒目的標誌是一個常見的黃色鑽石形交通標誌，但上面寫的是“無毒學校”。站在門口的是校監瑪麗·埃倫·柯林斯，她是一位全方位的巡視官，負責處理學校出現的特殊問題，她的職責還包括幫助老師適應社交競爭力課程的要求。如果老師不知道怎麼講課，柯林斯就會親自到課堂進行示範。

柯林斯對我說：“我在這所學校教了20年。看看這個社區，看看孩子們的生活，所以我不能只重視傳授學業技能。我們學校的孩子要麼本身患有艾滋病，要麼家人患有艾滋病，想到他們的困境，我不敢肯定他們討論艾滋病的時候願不願意說，不過只要孩子知道老師願意聽他們傾訴情感問題，而不限於學習問題，討論的渠道就打通了。”

在教學樓三樓，喬伊斯·安德魯斯正在給五年級學生上社交競爭力課，他們一週有三次這樣的課程。安德魯斯和所有五年級老師一樣參加了暑假特別培訓班，學習怎樣教好這門課程，她對這門課充滿了熱情，很自然地與學生探討社交競爭力的話題。

當天的內容是識別和準確陳述感受，更好地辨別各種不同的感受。這是一項關鍵的情緒技能。前一天晚上的作業是根據雜誌上的人像圖片，描述人臉所展現出的情緒，並解釋如何判斷這個人的感受。安德魯斯收完作業之後，在白板上列出悲傷、擔憂、興奮、幸福等感受，與在座的18個學生展開快速問答。學生分別圍坐在4張桌子旁，他們非常興奮，把手舉得高高的，急於引起老師的注意，好讓他們回答問題。

安德魯在白板上增加了“沮喪”，問道：“有多少人曾經感到沮喪？”每個人都舉了手。

“你沮喪時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回答此起彼伏：“疲勞。”“困惑。”“不能好好思考。”“焦慮。”

喬伊斯又寫上“激怒”，她說：“我知道有一種情形——老師在什麼時候會被激怒？”

一個女生微笑著回答：“大家都在上課時說閒話的時候。”

安德魯斯緊接著把打印材料分發給學生。上面有一欄是兒童的臉，每張臉表現6種基本情緒之中的一種，也就是高興、悲傷、憤怒、驚訝、恐懼或厭惡，每種情緒下面描述了相應的面部肌肉活動。例如，恐懼：

• 嘴巴張大，向後收縮。

• 眼睛睜大，內眼角朝上。

• 眉毛挑起，擰在一起。

• 額頭中間出現皺紋。

學生看完材料之後，模仿圖像，按照面部肌肉的指引做出每種表情，恐懼、憤怒、驚訝或厭惡的表情一一閃過他們的臉龐。這堂課直接來源於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對面部表情的研究，艾克曼的表情研究通常見於大多數高校的入門心理學課程，出現在小學課堂極為罕見。把名稱和感受，以及把感受和相應的面部表情聯繫在一起的基礎課程看似簡單，根本不需要教授。不過，它對常常缺失的情緒教育來說卻是一個補救手段。不要忘了，校園“小霸王”常常大動肝火，原因在於他們把中性信息和表情誤認為惡意，而患有飲食障礙的女孩無法區分憤怒、焦慮和飢餓感的差別。

形形色色的情緒教育

由於各種新的課題已經把課程表排得滿滿的，一些老師認為負擔過重，不願意花額外的時間從頭開始準備一門新的課程。因此，情緒教育的新策略不在於開設一門新的課程，而在於把感受和人際關係課程與現有的一些課程結合起來。情緒課程可以與閱讀和寫作、健康、科學、社會研究以及其他標準課程有機結合起來。在紐黑文的學校，人生技能在某些年級是獨立的課程，而在其他年級社會發展課程與閱讀或健康課程融為一體。有些課程，比如怎樣防止分心、激勵自我學習及管理衝動、認真學習等基本的學習技巧，甚至和數學課結合在一起。

有些情緒和社交技能項目根本就不是一門獨立的課程，而是把有關內容滲透進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等於開設了一門無形的情緒和社交競爭力課程，其中的佼佼者是由心理學家埃裡克·夏普斯（Eric Schaps）帶領的研究團隊所設計的兒童發展項目。該項目在加利福尼亞奧克蘭發起，目前已推廣到全美的很多學校，這些學校大多位於和紐黑文衰落工業區類似的問題社區。

該項目提供整套提前打包好的教學材料，可以融入現有課程。比如，一年級學生在閱讀課上學到了“青蛙和蛤蟆是朋友”的故事，故事當中，蛤蟆正在冬眠，但青蛙很想和蛤蟆一起玩，所以青蛙玩了一個把戲讓蛤蟆提早醒來。學生根據這個故事在課堂上討論友誼，以及如果被人戲弄，人們會有什麼感受等問題。接下來還討論了自我意識、瞭解朋友的需要、被戲弄的感受以及與朋友分享感受等話題。在兒童從小學升入初中後，固定的課程計劃會提供越來越複雜的故事，為老師講解同理心、觀點採擇和關懷等話題提供切入點。

情緒課程融入現有校園生活的另一種方式是幫助老師重新思考如何教導犯錯誤的學生。兒童發展項目認為，學生犯錯的時候恰好是把他們所缺乏的技能傳授給他們的良機，比如教會學生控制衝動、解釋自身情緒以及解決衝突，而且誘導比高壓的方式更加有效。比如，老師看到三個一年級學生衝進餐廳，搶著排在隊伍的第一位，這時老師可以建議學生猜一個數字，獲勝者排在第一位。這種引導的即時效果是讓學生認識到，他們可以用公平、公正的方式解決這種無關痛癢的爭執，而更深層次的經驗是爭執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從此以後，學生學會了在遇到類似爭執的時候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我第一！”常常是低年級學生的通病，也可能出現在人生的很多時候，形式也許有所不同）。比起老師慣用的命令“停止！”，這種誘導更為積極有效。

情緒時間表

“我的朋友愛麗絲和林恩不跟我玩了。”

西雅圖約翰·繆爾小學的一個三年級女生傷心地寫道。這位不知名的女生把字條投進班級“信箱”——其實是用厚紙板做成的小盒子。學生被鼓勵寫下他們的抱怨和問題，投進信箱，整個班級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並儘量提出解決辦法。討論不會提到當事人是誰，老師認為所有的孩子時不時都會遇到這些問題，他們都需要學習如何解決。學生討論受到排擠的感受，或者怎麼融入集體，與此同時他們還有機會嘗試用新方法解決這些難題，這對認為“衝突是解決分歧的唯一途徑”的觀點是一種矯正。

信箱中出現的任何一種危機或問題都有可能成為課堂討論的話題，因為話題如果過於刻板，就會與童年期豐富多彩的現實狀況不協調。隨著兒童的成長，課堂討論的話題也會相應作出調整。為了收到最佳效果，情緒課程必須與兒童的成長掛鉤，在不同的年齡段重複進行，同時還要適應兒童不斷變化的理解能力以及實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著手。有人認為應該在個體出生後的頭幾年。哈佛大學兒科醫師T·貝裡·佈雷澤爾頓認為，根據一些家庭訪問項目的經驗，如果把家長培訓成嬰兒和幼兒的情緒導師，家長將會受益匪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我們應當像“啟智”這類學前項目一樣，系統地關注兒童的社交和情緒技能。我們在第十二章談到，兒童是否作好了學習的準備取決於基本情緒技能的掌握程度。幼兒園是學習基礎技能的關鍵時期，有證據表明啟智項目如果運用得當（重要的提醒），將對幼兒的生活產生長期、有益的情緒和社交效果，甚至影響至成年期初期——他們較少吸毒、被捕，婚姻生活更美滿、收入更高。

這種幹預措施如果與情緒發展的時間表相吻合，可以發揮出最佳效果。新生兒的哭聲表明他們一出生就感受到緊張的情緒。不過新生兒的大腦還沒有完全成形，第十五章談到，只有在個體神經系統完成最後的發育——貫穿整個童年期以及青春期早期的逐步發育過程，兒童的情緒才會完全發育成熟。新生兒的感受系統非常原始，情緒範圍無法與5歲兒童相提並論，當然，5歲兒童與感受能力完全成熟的青少年相比又顯得不足。成年人很容易陷入誤區，期望兒童達到超出他們年齡的成熟程度，實際上每一種情緒的出現時間在兒童成長過程中都已經預先設定好了。比如，4歲的小孩喜歡自吹自擂，常常被父母訓斥，但是通常在5歲左右，小孩才會有謙虛的意識，懂得收斂。

情緒成長的時間表與個體的發展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特別是在認知能力與大腦和生物成熟兩個方面。我們知道，同理心和自我調節情緒等情緒能力大約從嬰兒期開始確立。幼兒園時期“社會情緒”的成熟程度達到頂峰，比如不安全和謙虛、嫉妒和羨慕、驕傲和自信等感受，這些感受全都建立在對自我與他人進行比較的能力之上。5歲的兒童開始進入學校這個更為廣闊的社會世界，同時也進入了社會比較的世界。比較心理不光是由於外在環境的轉變，還源於認知技能的出現，即在特定方面——比如受歡迎程度、吸引力或滑板天賦等——在自己與他人之間進行比較的能力。到了這種年齡，如果你有一個姐姐是全優生，作為妹妹，通過比較，你會開始覺得自己“很笨”。

卡內基基金會會長及精神病學家大衛· 漢堡博士曾經對一些領先的情緒教育項目進行評估，他認為，進入小學以及進入中學的轉折時期是兒童調節適應能力的兩個關鍵節點。漢堡表示，從6歲到11歲，“學校非常關鍵，兒童在學校的經歷會對兒童的青春期以及其後的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兒童自我價值的感覺本質上取決於他們在學校的表現。在學校表現不好的兒童會產生挫敗心理，使他們的前途一片黯淡。”漢堡指出，“延遲滿足，以恰當的方式承擔社會責任，對情緒保持克制，以及保持樂觀情緒”——換言之，情緒智力——是兒童從學校獲得的所有寶貴財富當中的一種。

青春期是兒童生理、思維能力以及大腦功能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因此也是學習情緒和社交經驗的關鍵時期。根據漢堡觀察，在青春期，“大多數青少年接觸性、酒精、毒品、香菸以及其他誘惑的年齡是10~15歲”。

升入中學的轉折階段標誌著童年期結束，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情緒挑戰。拋開其他問題不論，進入新學校之後，幾乎所有學生都會出現自信心下降、自我意識膨脹的現象，他們對自身的認識出現了動搖和混亂。其中一個最大的衝擊是“社會自尊”，即學生結交和維繫朋友的自信心。漢堡指出，這個轉折點對於青少年建立親密的人際關係、化解友情危機以及培養自信心，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漢堡認為，進入中學階段，即進入青春期之後，以前接受過情緒教育的學生出現了不同的情況，與同齡人相處時出現新的壓力，學習要求越來越高，不過他們對吸菸和吸毒的誘惑則沒有其他同齡人感受那麼強烈。他們已經掌握了情緒能力，至少在短期內可以幫助他們預防即將出現的混亂和壓力。

時機就是一切

發展心理學家和其他研究者掌握了情緒成長的規律，他們可以更加具體地指出，在情緒智力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兒童應該學習哪些課程，如果兒童在指定時間內沒有掌握正確的競爭力，會對他們造成什麼樣的持續影響，以及什麼樣的補救性措施可以彌補這些缺陷。

比如在紐黑文項目中，低年級學生學習了自我意識、人際關係和決策等基礎課程。一年級學生圍坐在一起，滾動“感受立方”——每一面分別寫著“悲傷”或“興奮”等不同情緒。學生根據抽中的情緒詞語，輪流描述他們曾經經歷過的此類感受。通過這個練習，學生能夠更準確地把感受和語言聯繫起來，同時聽到別人和自己有相同的感受，同理心得到了培養。

到了四五年級，與同齡人的人際關係在學生心目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們學到了幫助培養友情的課程：同理心、衝動控制以及憤怒管理。比如特魯普的五年級學生從面部表情識別情緒的人生技能課程，這對培養同理心非常關鍵。對於衝動控制，“停車燈”的畫報描述得非常清楚，總共分為6個步驟。

紅燈1.停止，保持平靜，三思而後行。

黃燈2.說出問題和你的感受。

3.設定一個積極的目標。

4.想出很多解決辦法。

5.預見後果。

綠燈6.繼續，嘗試最佳方案。

紅燈通常在兒童因為別人的輕蔑而即將發火或惱怒，或由於被戲弄而大哭時亮起，兒童可以依照具體的步驟謹慎剋制地應對這些沉重的時刻。除了感受管理之外，它還指明瞭更為有效的行動方式。防止感情用事，三思而後行，可以發展成為處理情緒衝動的習慣性方式，也是處理青春期和以後各種風險的基本策略。

在六年級，兒童開始面臨性行為、吸毒或喝酒等行為的誘惑和壓力，情緒課程就要與這些問題緊密相關。到了九年級，青少年面對更加複雜混亂的社會現實，就需要強調採取多重角度看問題的能力，包括自己和其他相關人群的角度。紐黑文的一位老師說：“假設一個男孩因為看到女朋友和別的男孩講話就發瘋，我們鼓勵他從他們的角度進行思考，而不是貿然進行對抗。”

情緒素養的預防作用

有些最有效的情緒素養項目專門針對特定問題，最顯著的是暴力問題。以預防為目的的情緒素養課程發展非常迅速，“化解衝突”項目是其中之一。該項目覆蓋了幾百家美國學校，課程的關注重點是如何平息校園爭端，防止其升級為校園槍擊慘劇。

化解衝突項目的創立者、曼哈頓全美化解衝突方法研究中心的負責人琳達·蘭提爾瑞（Linda Lantieri）認為，巧妙化解衝突不僅僅是防止爭鬥這麼簡單。她指出：“該項目顯示學生除了順從或攻擊之外，還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衝突。我們讓學生認識到暴力沒有價值，與此同時為他們提供具體的應對技巧以替代暴力。孩子們學會了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無須訴諸武力。這些是受用終生的技能，不僅僅對那些容易發生暴力衝突的人有幫助。”

在一個練習中，學生要針對以前遇到的衝突想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不管作用大小。在另一個練習中，學生設定了一個情景，比如姐姐想做功課，妹妹大聲播放饒舌音樂，姐姐對此感到非常厭煩。無可奈何之下，姐姐不顧妹妹的抗議關掉了錄音機。學生通過頭腦風暴的形式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使兩姐妹都能滿意。

化解衝突項目成功的一個關鍵是將其從課堂擴展到學校遊戲場和自助餐廳，這是學生特別容易產生矛盾的地方。為了達到目標，一些學生從小學高年級開始被訓練成調解人。衝突發生時，學生可以向調解人尋求幫助。校園調解人要學會處理爭鬥、辱罵、威脅、種族事件以及其他潛在的煽動性校園事件。

調解人要學會不偏不倚地陳述主張。他們的策略包括和當事人坐下來，讓他們彼此傾聽對方的意見，不允許打斷或侮辱對方。調解人讓雙方保持冷靜，陳述己方立場，然後讓雙方解釋自己的意見，確保雙方互相理解。最後他們努力想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通常以簽署協議的形式解決分歧。

除了調解爭執之外，該項目還教會學生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分歧。安傑爾·佩雷斯在小學時被訓練成調解人，他表示這個項目“改變了我的思考方式。我以前會這麼想，如果有人故意刁難我，如果有人對我做了不好的事情，唯一的方法就是還擊，以牙還牙。自從我參加了這個項目，我學會用更積極的方式來思考問題。如果有人對我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不會對他做同樣不好的事情——我會努力解決問題”。他還在當地社區努力推廣這種方法。

儘管化解衝突項目的重點是預防暴力，但蘭提爾瑞認為項目的使命遠不止這些。她認為，防止暴力的技能不能與情緒競爭力的其他方面割裂開來，比如瞭解自身感受或處理衝動或悲傷情緒，對於預防暴力的作用與管理憤怒一樣重要。很多培訓項目涉及情緒的基本要素，比如識別並準確描述不同的感受，以及同理心等。對於項目的評估效果，蘭提爾瑞指出，除了爭鬥、謾罵和誹謗的減少，“孩子們之間的關愛”也更多了，她對此非常驕傲。

一群心理學家想方設法幫助存在犯罪和暴力傾向的青少年，也出現了類似的情緒素養大融合的現象。第十五章談到，我們從有關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發現他們大多數人的發展軌跡，從入學之初容易衝動和發怒開始，然後在小學後期受到集體的忽視和排擠，到中學階段和臭味相投的人混在一起，開始胡作非為。到成年期早期，這些男孩很多留有案底，隨時可能出現暴力行為。

制定幹預措施，幫助這些男孩遠離暴力和犯罪的道路，在此過程中，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情緒素養項目的作用。由華盛頓大學卡羅爾·庫施（Carol Kusche）以及馬克·格林伯格發起的替代思維開發策略（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PATHS）課程就是其中之一。儘管處於暴力和犯罪邊緣的青少年是最需要這些課程的人群，但為了避免大眾用有色眼鏡看待這個亞群體，這項課程覆蓋學校的所有學生。

這些課程對所有兒童都有用。課程包括在學習生涯初期學習控制衝動，如果缺乏這種能力，兒童就難以集中精力學習，導致成績落後。同時還包括識別自身感受，替代思維開發策略課程對不同的情緒總共安排了50節課，向最年幼的兒童傳授快樂和憤怒等最基本的情緒，然後再涉及嫉妒、驕傲和內疚等更為複雜的感受。情緒意識課程包括如何監測自身及他人的感受，對於攻擊性強的兒童，最重要的是如何識別對方是真的有敵意，還是自己誤解了對方。

當然，憤怒管理是最重要的課程之一。關於憤怒（以及其他情緒），兒童學到的基本認識是“感受沒有對錯之分”，但有些行為反應是恰當的，有些是不恰當的。自控的方法與紐黑文項目的“停車燈”練習一樣。項目還有專門的單元幫助兒童發展友誼，受排擠兒童為了進行對抗，往往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反思教育：人性的教學，關懷的社區

越來越多的兒童無法從家庭生活中獲得足夠的資源，從而在社會站穩腳跟，因此學校成為矯正兒童情緒和社交競爭力缺陷的希望所在。儘管很多社會機構已經或將近崩潰，但學校並不能完全取代所有社會機構。不過，由於幾乎每個兒童都會上學（至少開始的時候如此），學校可以教會兒童其他地方所難以提供的人生基本課程。情緒素養對學校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要求學校彌補不幸家庭的疏漏，教育兒童完成社會化的過程。這項艱鉅的任務要求兩大改變：一是老師要超越傳統的教學使命，二是當地人士要更多地關心學校事務。

是否在名義上開設了情緒素養課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將這些課程傳授給兒童。也許沒有哪一個科目對老師資質的要求如此之高，因為老師如何進行教學本身就起到了示範的作用，也就是情緒競爭力的現實教材。老師對一個學生作出迴應，其餘二三十個學生都在學習。

不是所有人的氣質都適合情緒教學，所以老師必須自發地對課程產生興趣。首先，老師必須不介意談論感受，不是所有的老師都對此感到自在或者希望這樣做。老師所受到的標準教育很少或沒有涉及這種素質。因此，情緒素養項目通常需要對有潛質教授情緒課程的老師進行為期數週的特殊培訓。

儘管很多老師在一開始不願意觸及與常規大相徑庭的課題，但有證據表明，一旦他們願意嘗試，大多數人會感到滿意而不是反感。在紐黑文的學校，老師首先瞭解到他們要接受情緒素養課程的教學培訓，有31%的人表示他們不願意嘗試。但在教了一年情緒課程之後，超過90%的人表示對課程感到滿意，並希望在下一年繼續教。

擴大學校的使命

除了師資培訓之外，情緒素養還使我們對學校本身的使命有了新的認識，學校應當更加明確地承擔起社會代理人的角色，確保兒童掌握至關重要的人生課程——這其實是教育傳統角色的迴歸。除了具體的課程之外，我們還需要利用課堂內外的各種機會，幫助兒童把個人的危急時刻轉變為學習情緒競爭力的契機。如果學校課程與兒童的家庭生活協調一致，效果會更好。很多情緒素養項目包括特殊的父母培訓班，把孩子們學到的東西同時也教給父母，這不僅與課堂內容互為補充，還可以對父母進行指導，幫助他們更有效地處理孩子的情緒生活。

這樣兒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獲得了一致的情緒競爭力信息。社交競爭力項目的主管蒂姆·施賴弗（Tim Shriver）表示，在紐黑文的學校，“如果孩子們在自助餐廳發生爭執，他們會被送到年齡相仿的調解人面前。調解人和他們一起坐下來，運用在課堂上學到的觀點採擇方法解決衝突。教導員用這種技巧解決發生在遊戲場上的衝突。我們對父母進行培訓，要求他們在家裡用同樣的方法對待孩子”。

課堂或遊戲場，學校或家裡，情緒經驗並行不悖、相輔相成，這樣能夠達到最佳的效果。這就要求我們把學校、家長和社區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兒童在情緒素養課程中學到的東西不會被遺留在學校，而是在人生的現實挑戰中得到檢驗、實踐以及磨礪。

對情緒素養的關注使學校對自身的角色進行重新定位，這也體現在建立“溫暖大家庭”式的校園文化，學生在學校感受到被尊重、被關懷，與同學、老師及學校本身緊密相連。比如像紐黑文這樣的地區，破碎家庭的比例很高，有很多項目在當地招募好心人與來自不幸家庭的學生進行接觸，在紐黑文的學校，有責任感的成年志願者充當學生導師，定期陪伴缺少家庭照顧和關愛的學生。

簡而言之，最理想的情緒素養項目是儘早開始，按照不同的年齡層次因材施教，貫穿整個學習生涯，同時學校、家庭和社區要一起努力。

儘管情緒素養非常切合現有學校體系的需要，但這些項目對任何課程安排而言都是很大的轉變。如果認為在學校推廣這些項目不會遇到任何阻力，那真是太幼稚了。很多父母可能會認為情緒的話題過於私密，不適合在學校談論，這些事情最好留給父母完成（如果父母真的發起這種話題，這個觀點多多少少有點說服力，但如果父母無法做到這一點，則沒有說服力）。老師也許不願意把有限的課堂時間用於這些與學業基本毫無關係的話題，一些老師也許會對這些話題感到不自在，難以進行教學，而且所有的老師都必須接受特殊訓練才能完成這個任務。一些孩子也會抗拒，尤其是這些課程與他們實際的關注點不一致，或者認為自己的隱私受到侵犯。既要保持高質量，又要確保教育機構不能兜售不當的情緒競爭力項目，重蹈有關毒品或少女早孕等拙劣課程的覆轍，這是一個兩難的處境。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做呢？

情緒素養有用嗎

這是所有老師的噩夢。有一天，蒂姆·施賴弗打開當地的報紙，看到他以前最喜歡的一個學生拉蒙特在紐黑文街頭中了9槍，情況危殆。施賴弗回憶道：“拉蒙特是學校的學生領袖，個頭很高——189釐米，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橄欖球中後衛，總是笑眯眯的。那時候拉蒙特很喜歡參加我主持的領導力俱樂部，我們用所謂的SOCS模型隨意討論各種問題。”

SOCS模型是情景（Situation）、選擇（Option）、後果（Consequences）、對策（Solution）的縮寫，分為3個步驟。首先，描述所處情景，以及你對此的感受；其次，思考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案及其後果；最後，選擇並實施其中一個方案——這其實是停車燈方法的成人版。施賴弗又說，拉蒙特很喜歡頭腦風暴，通過發揮想象力尋找潛在有效的方法解決高中生活中的各種困境，比如與女朋友之間的問題，如何避免爭鬥等。

不過他學到的這些東西在高中畢業之後就失效了。拉蒙特在充滿貧窮、毒品和槍支的街頭四處遊蕩，26歲的他躺在醫院病床上，身上纏滿了繃帶。施賴弗匆匆趕到醫院，發現拉蒙特幾乎已經無法說話了，他的母親和女朋友圍著他。拉蒙特看到他以前的老師，示意他來到床邊。施賴弗彎下腰來，聽到拉蒙特虛弱的聲音：“施賴弗，我好了之後，我要用SOCS方法。”

拉蒙特在山屋高中就讀的時候，那裡還沒有開設社會發展課程。如果他能夠像現在紐黑文公立學校的兒童那樣，受益於學校的情緒教育，他的生活會不會完全不同呢？很有可能會這樣，但沒有人能夠百分之百地肯定。

用蒂姆·施賴弗的話來說，“有一樣東西是清楚的：在社會環境下解決問題，實驗室不應侷限於課堂，還應該包括餐廳、街頭和家裡”。不妨聽聽紐黑文項目老師的現身說法。有一位老師說起他以前的一個學生，這個學生現在還是單身，而且表示“如果不是在社會發展課上學會保護自己的權益”，她現在肯定會成為未婚媽媽。還有老師講到有個學生與媽媽的關係非常糟糕，她們每次談話到了最後總是在比誰的嗓門更大。在這個女生學會保持冷靜、思考先於行動之後，她媽媽告訴老師，她們母女談話再也不會歇斯底里了。在特魯普學校，一個六年級學生給社會發展課的老師遞了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她最好的朋友懷孕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跟誰說，她的好朋友準備自殺——但她知道老師會關心此事。

我在紐黑文的學校旁聽七年級的社會發展課，老師問學生：“有誰能告訴我，最近是怎麼採取措施妥善處理分歧的？”

一個體形豐滿的12歲女生馬上舉手：“有個女生本來是我的朋友，但有人說她想打我。他們告訴我，放學後她想堵住我。”

但是她沒有怒氣衝衝地與那個女生髮生衝突，而是運用在課堂學到的方法——下結論之前先搞清楚事情的狀況：“所以我去找那個女生，問她為什麼要說那樣的話。她說她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最後什麼事兒都沒有發生。”

這個故事聽起來無關痛癢。不過要知道，講這個故事的女生以前曾經因為打架被勒令退學，所以才轉到現在這個學校。如果是在過去，她首先會攻擊，然後再質問，甚至連問也不問。用積極的方法對待看似敵對的行為，而不是衝動地發生衝突，對她而言是一個真正的勝利。

也許最能說明情緒素養課程效果的是這所學校的校長告訴我的研究數據。他們學校有一條嚴格規定：學生打架一律停學。但自從該校近年逐步引入情緒素養課程之後，該校停學率逐年下降。該校長說：“去年我們有106個學生被停學，但今年到3月為止，只有26個學生被停學。”

這些是實實在在的成效。除了師生們講述的動人故事，情緒素養課程對學生的真正效果還需要經驗主義的檢驗。研究數據表明，儘管課程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學生的行為，但隨著學生年復一年地接受情緒教育，學校的風氣以及學生的情緒競爭力水平都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我們可以選擇最客觀的評估標準，比較接受情緒課程的學生和沒有接受情緒課程的學生，由獨立的觀察員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打分；另一個方法是依據客觀的測量標準，考察同一批學生在接受情緒課程前後的行為變化，比如校園打架事件或停學率。把這些評估結果綜合起來，我們可以發現，情緒課程對兒童情緒和社交競爭力有諸多益處，無論是對兒童在課堂內外的行為表現，還是對他們的學習能力（詳見附錄6）。

情緒的自我意識

• 識別和描述自身情緒的能力得到提高。

• 能更好地理解感受產生的原因。

• 瞭解感受和行為的區別。

管理情緒

• 對挫折的承受能力及控制憤怒的能力更強。

• 挖苦、打架及課堂搗亂現象減少。

• 停學和開除現象減少。

• 攻擊或自毀行為減少。

• 對自身、學校和家庭的態度更積極。

• 更善於處理壓力。

• 孤獨感和社交焦慮減少。

有效調節情緒

• 責任感更強。

• 能更好地關注當前任務和集中注意力。

• 更少衝動，更多自制。

• 成就測驗分數提高。

同理心：理解情緒

• 更會從他人的角度考慮問題。

• 更有同理心，對他人的感受更敏感。

• 更善於傾聽。

處理人際關係

• 分析和理解人際關係的能力增強。

• 更好地解決衝突和協商分歧。

• 更好地解決人際關係的問題。

• 人際溝通更有自信、更有技巧。

• 更受人歡迎和外向，友善，與同齡人打成一片。

• 樂於助人。

• 更加關懷和體貼。

• 更加“親社會”，團結和諧。

• 更善於分享、合作及提供幫助。

• 對他人更加民主。

這份列表中有一個項目需要特別注意：情緒素養項目改善了兒童的學習成績和學校表現。這不是孤立的發現，而是反覆得到相關研究的證實。有很多兒童無法處理不安情緒，無法傾聽或集中注意力，無法控制衝動，對工作沒有責任感或不在乎學習成績，一切可以提高這些技能的東西都能對兒童的教育起到作用。因此，情緒素養提高了學校的教學能力。即使是在“迴歸基本”和預算削減的時代，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情緒素養項目可以扭轉教育衰退的趨勢，提高學校完成主要使命的能力，因此非常值得投資。

除了教育方面的優勢，情緒課程還可以幫助兒童勝任人生中的各種角色，成為更好的朋友、學生、兒女等，在未來則會成為更好的丈夫和妻子，員工和老闆，父母和公民。儘管每個兒童掌握情緒技能的程度不盡相同，但整個社會都會因此而受益。用蒂姆·施賴弗的話來說，“水漲船高，不僅是問題兒童，而是所有兒童都可以分享情緒技能的益處。情緒技能是人生的疫苗”。

性格、道德和民主的藝術

情緒智力所代表的諸多技能可以用一個傳統的詞語來形容：性格。喬治·華盛頓大學社會理論家阿米泰·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提出，性格是“道德制約所需要的心理肌肉”。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認為,通過真實事件而不僅僅是抽象課程教導兒童，這樣的道德教育最有影響力,這也是情緒素養的模式。

如果說性格發展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我們不妨看看情緒智力夯實這一基礎的一些途徑。性格的根基是自律，亞裡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認為，道德生活的基礎是自控。性格的一個基礎是能夠激勵和自我指導，無論是做作業、完成工作還是早上起床。我們已經知道，延遲滿足、控制和引導衝動的能力是一項基本的情緒技能，我們以前將其稱為“意志”。託馬斯·李柯納（Thomas Lickona）在性格教育的論著中提到：“我們要進行自控——我們的慾望和我們的激情，這樣才能正確地行事。理性控制情緒需要意志。”

拋開以自我為中心，拋開衝動，這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它為同理心、聆聽、觀點採擇開闢了道路。我們知道，同理心引發關懷、利他行為以及同情心。從他人角度考慮問題可以打破偏見和成見，培養對差異的寬容和接受。在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我們更需要這些能力，使人們在相處中相互尊重，為有效的公共話語創造可能性。這些是民主的基本藝術。

埃齊奧尼指出，學校在性格培養方面扮演中心角色，通過自律和同理心教育，使公民意識和道德價值得到真正的實踐。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不僅要把這些價值教給兒童，還要讓兒童在建立關鍵情緒和社交技能的時候實踐這些價值。因此，情緒素養與教育共同對性格、道德發展和公民意識產生影響。

最後的話

在本書即將收尾之際，報紙上有些令人不安的報道映入我的眼簾。有篇報道宣稱，槍擊已經超過車禍成為美國人的頭號死因。第二篇報道說去年謀殺案件增加了3%。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犯罪學家在這篇報道里預測，我們正處於下個10年“犯罪風暴”即將來臨前的寧靜。他的理由是14~15歲青少年謀殺案件處於上升勢頭，這一年齡群體代表了迷你嬰兒潮的頂峰。在下一個10年，這個群體達到18~24歲，這一年齡階段是暴力犯罪的頂峰。先兆已經出現了：第三篇報道說美國司法部的數據顯示，1988~1992年4年間，罪名為謀殺、暴力傷害、搶劫以及暴力強姦的青少年犯罪增加了68%，單是暴力傷害案件就增加了80%。

目前這代青少年是可以輕易獲得槍支和自動武器的第一代，就像他們的父母是廣泛接觸到毒品的第一代一樣。青少年攜帶槍支意味著，以往爭吵很容易導致拳打腳踢，而現在卻會輕易演變為槍擊。正如另一位專家指出的那樣，這些青少年“不擅長避免爭執”。

當然，青少年不擅長避免爭執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社會沒有教會兒童處理憤怒或積極解決衝突的關鍵技能，也沒有教會他們同理心、衝動控制，以及其他情緒競爭力的基礎知識。如果任憑兒童隨機獲得情緒經驗，我們就會白白錯失大腦緩慢成熟提供的良機，無法幫助兒童培養健康的情緒經驗。

儘管一些教育家對情緒素養抱有很大的興趣，但有關課程還是很罕見，大多數老師、校長及家長甚至不知道這些課程的存在。最好的情緒教育模式存在於美國少數私立學校和幾百所公立學校，基本處在教育的主流之外。當然，沒有哪一種項目，包括情緒項目，可以徹底解決所有問題。鑑於我們自己和下一代所面對的危機，以及情緒素養課程的重大價值，我們捫心自問：難道我們不應該把最重要的人生技能傳授給每一個兒童——現在不是比以前更迫切嗎？

此時不教，更待何時？

附錄1  什麼是情緒

關於“情緒”的確切含義，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已經辯論了一百多年。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的解釋，“情緒”的字面意思是“心理、感受、激情的激動或騷動，任何激烈或興奮的精神狀態”。我認為，“情緒”意指情感及其獨特的思想、心理和生理狀態，以及一系列行動的傾向。人類有幾百種情緒，此外還有很多混合、變種、突變以及具有細微差異的“近親”。情緒的微妙之處已經大大超越了人類語言能夠形容的範圍。

研究人員一直在爭論到底哪些情緒屬於基本情緒，甚至到底是否存在基本情緒。基本情緒即情感的藍、紅、黃三原色，以此為基礎可混合成千變萬化的情緒。一些學者提出了基本情緒的幾大家族，不過還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主要的情緒家族及部分家庭成員如下。

• 憤怒：狂怒、暴怒、怨恨、激怒、惱怒、義憤、氣憤、刻薄、生氣、易怒、敵意等，最極端的表現為病態的仇恨和暴力。

• 悲傷：憂傷、歉疚、沉悶、陰鬱、憂愁、自憐、寂寞、沮喪、絕望等，病態表現為嚴重抑鬱。

• 恐懼：焦慮、憂慮、焦躁、擔憂、驚恐、疑慮、警惕、疑懼、急躁、畏懼、驚駭、恐怖等，病態表現為恐懼症和恐慌。

• 喜悅：幸福、歡樂、欣慰、滿意、極樂、快樂、可笑、自豪、感官愉悅、興奮、欣喜、享受、滿足、欣快、癲狂、狂喜等，極端表現為躁狂症。

• 喜愛：認同、友愛、信任、仁慈、親和、熱切、傾慕、迷戀、聖愛。

• 驚訝：震驚、驚奇、奇妙、驚歎。

• 厭惡：輕蔑、鄙視、蔑視、憎惡、嫌惡、討厭、反感。

• 羞恥：內疚、尷尬、懊惱、悔恨、羞辱、後悔、屈辱、悔改。

誠然，這份情緒清單不能解決情緒分類的全部問題。比如，嫉妒是一種複雜情緒，由憤怒演變而來，還摻雜了悲傷和恐懼。此外，希望和信仰、勇氣和寬恕、信奉和鎮靜等美好品質，還有懷疑、自滿、懶惰、麻木、厭倦等邪惡習性，又應該如何歸類呢？目前我們對此還沒有明確的答案，關於情緒分類的科學辯論仍在繼續。

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心理學家保羅·艾克曼的發現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人類的確存在少數幾種核心情緒。艾克曼指出，人類4種基本情緒（恐懼、憤怒、悲傷、喜悅）所對應的特定面部表情，為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所公認，包括沒有文字、尚未受到電影或電視汙染的人群，這說明情緒具有普遍性。艾克曼向世界各地的人群展示面部表情達到技術精確程度的人像，甚至包括新幾內亞高地的福瑞人，該部落與世隔絕，仍處於石器時代。他發現所有文化均能識別相同的基本情緒。也許最早意識到面部情緒表情普遍性的是達爾文，他認為情緒普遍性是生物進化的證據，正是進化的力量把表情符號刻入我們的神經中樞系統。

在基本原則上，我遵循艾克曼和其他學者以情緒家族或維度為出發點的研究方法，把主要情緒家族——憤怒、悲傷、恐懼、喜悅、喜愛、羞恥等，作為探究人類情緒生活無窮變幻的切入點。每個情緒家族都有一種核心的基本情緒，以此為中心像漣漪一樣向外衍生出無窮的情緒。核心情緒的外圍是心情。嚴格來說，和情緒相比，心情比較無聲無息，但持續時間更長（比如我們一般不會整天都怒氣衝衝，但很有可能一整天心情不好、暴躁易怒，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容易突然發火）。心情之外是氣質，即令人憂傷、膽怯或歡樂，激發某種特定情緒或心情的預備狀態，也可以看成是情緒的傾向。氣質之外是徹底的情緒障礙，比如臨床性抑鬱或持續焦慮，個體一直處於有害的情緒狀態而難以自拔。

附錄2  情緒心理的特徵

直到最近幾年，科學家才提出了情緒心理的科學模式，表明我們的很多行為是由情緒驅動的，我們在某個時刻會非常理性，而在下一刻又會變得很不理智，並且情緒也有其自身的理性和邏輯。現有的兩種最好的情緒心理評估方法，分別是由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人類互動實驗室主任保羅·艾克曼，以及馬薩諸塞大學臨床心理學家西摩·愛潑斯坦（Seymour Epstein）獨立開發的。儘管艾克曼和愛潑斯坦對不同的科學證據賦予不同的權重，但他們共同提出了情緒的基本特徵，把情緒與人類其他精神狀態區分開來。

迅猛而草率的反應

情緒心理可以促使人們即時作出行動，無須停下來思考應該做什麼，因此情緒心理比理性心理的反應迅速很多。情緒心理的快速排除了精確、縝密的反應——這恰好是理性心理的特徵。在進化過程中，快速通常只適用於最基本的決策，比如需要注意什麼目標；一旦遇到其他動物，立即引起警覺，在瞬間作出決定——我可以吃它還是它會吃我？如果個體的心理機制暫停時間太長，無法及時得出答案並作出反應，他們就不可能產生很多後代，從而遺傳他們反應較慢的基因。

情緒心理所引發的行動有著特別強烈的確定感，這是高效、簡化地看待事物的產物，但對理性心理來說，這些事物絕對令人困惑。塵埃落定之後，甚至在反應中途，我們會思考：“我這樣做是為什麼？”這說明理性心理在此刻甦醒，但速度沒有情緒心理那麼快。

由於情緒的觸動與爆發基本上同步進行，因此評估認知的心理機制必須在大腦意義上的瞬間快速運轉，即在毫秒之間作出反應。對行動必要性的評估需要自動產生，速度之快根本不會進入意識層面。情緒反應快速而粗糙，幾乎在我們瞭解事情狀況之前就控制了我們。

這種認知模式的快速是以犧牲精確反應為代價的，只依賴於第一印象，對整體或最震撼的方面作出反應。它在一瞬間把事物當成一個整體來接收，來不及深入分析就作出了反應。鮮明的要素決定了整體的印象，它們的作用超過了對細節的認真評估。這種模式最大的好處是情緒心理可以立即理解情緒狀況（他對我生氣了、她在說謊、他很傷心），產生直覺判斷，告訴我們應該警惕誰、信任誰，誰受到困擾等。情緒心理是為我們探測危險的雷達，如果我們（或處於進化過程的祖先）等到理性心理作出判斷才去反應，我們不僅可能出錯，還可能死亡。情緒心理的弊端是，由於這些印象和直覺判斷是在很短時間內作出的，也許會出現錯誤或誤導。

保羅·艾克曼認為，情緒在我們充分意識到之前就控制了我們，情緒心理的快速對情緒的高度適應性至關重要。情緒驅動我們對緊急事件作出反應，無須浪費時間思考是否採取行動或如何迴應。艾克曼研究出根據面部表情的微妙變化探測情緒的系統，通過這種系統，他可以探測從臉上快速掠過、時間不足半秒的“微情緒”（microemotion）。艾克曼及其研究夥伴發現，在觸發事件發生後的幾毫秒之內，情緒就開始通過面部肌肉組織的變化體現出來，而特定情緒帶來的典型的生理變化，比如血液分流和心跳加速，同樣只需要幾毫秒的時間。強烈的情緒，比如對突然出現的威脅的恐懼，尤其會引發迅猛的情緒反應。

艾克曼提出，嚴格來說，情緒處於完全升溫狀態的時間很短促，只會持續幾秒而不是幾分鐘、幾個小時或幾天。他的推理是，如果無視環境出現的變化，一種情緒長時間控制大腦和身體會產生適應不良的後果。如果由單一事件引發的情緒在事件過去之後仍然繼續控制我們，而不管我們周圍發生的其他事情，那麼我們的感受就會誤導行為。如果情緒持續較長時間，這意味著觸發情緒的因素一直存在，因此持續引發情緒，就像我們喪失了至愛的人會一直感到哀痛一樣。如果感受持續數個小時，通常會表現為心情——沉默的情緒形式。心情確立情感的基調，但它對我們的認知和行為的塑造作用不像情緒完全升溫時那麼強烈。

情感第一，思想第二

與情緒心理相比，理性心理需要較長的時間進行記錄和迴應，一種情緒狀況中的“第一衝動”源於心靈，而不是大腦。我們還有第二種情緒反應，比快速反應稍慢，在觸發感受之前首先在我們的思維中醞釀和孕育。觸發情緒的第二條通道更精密，我們通常可以意識到引發情緒的思想。這種情緒反應包含進一步的評估，我們的想法，即認知，在決定喚起什麼情緒方面扮演關鍵角色。一旦我們作出評估——“那個出租車司機在騙我”或“這寶寶真可愛”，恰當的情緒反應就會隨之而來。在這種較慢的情緒反應過程中，全面清晰的想法先於感受。更加複雜的情緒，比如尷尬或對即將來臨的考試感到焦慮，通常會經由這條較慢的反應通道，需要幾秒或幾分鐘才會表露出來——這些是由想法產生的情緒。

與此相反的是，在第一條較快速的情緒反應通道，感受似乎先於想法，或者與之同步。在原始生存的緊急狀況下，快速的情緒反應處於主導地位。快速決策的作用在於，它們驅動我們立即對緊急狀態作出反應。我們最強烈的感受是不由自主的反應，我們無法決定什麼時候情緒會突然爆發。司湯達曾經寫道：“愛情就像發燒一樣，來去全不由意志控制。”不僅是愛情，壓倒我們的憤怒和恐懼同樣如此，它們突然降臨到我們身上，由不得我們選擇。因此艾克曼指出“事實是我們無法選擇我們會產生什麼樣的情緒”，人們可以解釋說他們一時情緒失控，為他們的行為開脫。

觸發情緒的通道有快有慢，一個通過即時認知，另一個通過反省思考，而且情緒還可以醞釀出來。比如有意操控自己的感受——演員的慣用手段，為了達到效果故意努力回憶悲傷的往事，眼淚自然就流出來了。當然，演員有意識利用情緒的第二通道、用思考激發情感的本領比普通人高超得多。儘管我們無法輕易改變某種想法將觸發哪一種特定情緒，但我們通常可以（實際上也是如此）選擇想什麼。和性幻想激發性感受一樣，快樂的記憶可以使我們高興起來，悲觀的想法使我們不停地沉思。

但是，理性心理通常不能決定我們“應該”產生什麼樣的情緒。相反，我們的情緒常常是作為一種既成事實發生在我們身上。理性心理通常可以控制的是情緒反應的過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我們無法決定在什麼時候發狂、悲傷等。

象徵性和孩子氣

情緒心理的邏輯是聯想性的，情緒的發生需要某種象徵現實的因素，或者觸發某種與這種現實相同的情緒記憶。這就是暗喻、明喻和圖像直接作用於情緒心理的原因，小說、電影、詩詞、歌曲、戲劇、歌劇等藝術也是如此。偉大的精神導師，比如佛陀和基督，用情感的語言進行演講，用比喻、寓言、典故進行教導，觸動了廣大門徒的心靈。事實上，宗教符號和儀式很少從理性出發，而是用心靈的語言表達出來。

關於心靈的邏輯，即情緒心理的邏輯，弗洛伊德曾經在其“初級過程”概念當中進行精闢的描述。情緒心理的邏輯是宗教和詩歌、精神病人和兒童、夢幻和神話的邏輯（用約瑟夫·坎貝爾的話來說，即“夢想是私人的神話，神話是共同的夢想”）。初級過程是解開類似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種著作含義的鑰匙。在“初級過程”思維中，鬆散的聯繫決定敘述的流向，一個物體象徵另一個物體，一種感受替換並代表另一種感受，整體濃縮成部分。原因與結果沒有時間之分，也沒有規則可言。事實上，初級過程沒有“不”這回事，一切皆有可能。精神分析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屬於破解和闡明代替物含義的藝術。

如果情緒心理遵循這種邏輯和規則，用一種因素代表另一種因素，那麼就不需要用事物的客觀特徵對其進行定義，重要的是它們是如何被認知的，事物等同於它們所呈現的外表。某種事物引起我們的回憶，這可能比這個事物本身更加重要。在情緒世界，特徵就像一張全息圖像，一個單獨的部分可以觸動整體。正如西摩·愛潑斯坦指出的那樣，儘管理性心理在原因和結果之間建立邏輯的聯繫，但情緒心理是任意的，它把僅僅有著明顯相似特質的事物聯繫起來。

情緒心理的孩子氣表現在很多方面，孩子氣越嚴重，情緒就越強烈。其中一種表現是分類思考，所有東西非黑即白，沒有灰色的中間地帶。一個為自己失言感到羞愧的人會立即產生這樣的想法：“我總是說錯話。”孩子氣模式的另一個標誌是個人化思考，以個人為中心，帶著偏見認知事物，比如司機在發生事故之後會辯解：“電線杆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這種孩子氣的模式是自我確認，抑制或忽視可能破壞信念的記憶或事實，而抓住支撐信念的證據。理性心理的信念是暫時的，新的證據可以駁斥某種信念，並用新的信念取而代之——理性心理根據客觀證據進行推理。但情緒心理認為信念是絕對真理，因此低估任何反面的證據。這就是我們很難對情緒不安的人講道理的原因：不管你的論據從邏輯角度看多麼合情合理，如果與個人當前的情緒信念不相協調，那麼邏輯論據就沒有任何分量。情感是自我辯白的，帶有完全從自身出發的認知和“證據”。

過去影響現在

如果一個事件的某些特質與充滿情緒印記的過往記憶有幾分相似之處，作為迴應，情緒心理就會觸發伴隨著記憶事件的感受。情緒心理像過去那樣，在當前作出相同的反應。問題在於，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過去的情況現在已經不復存在，尤其是在評估迅速自動產生的時候。一個人在童年遭受毒打，由此他也許學會對怒目而視表現出強烈的恐懼和厭惡，到他成年之後，他仍然會在某種程度上作出類似的反應，儘管別人的怒目而視並不存在童年的那種威脅。

如果感受非常強烈，由感受觸發的反應也會非常明顯。但如果感受很模糊或微妙，我們也許不會意識到我們作出了情緒反應，儘管這種情緒很微妙地影響了我們當前的行為反應。此時的想法和反應會染上彼時的想法和反應的色彩，儘管此時的反應看起來完全是出於此時的環境。我們的情緒心理會出於自身目的對理性心理加以控制，因此我們會為自身的感受和反應作出解釋，即合理化，用當前的狀況進行辯解，而沒有意識到情緒記憶的影響。因此，我們也許不知道實際上在發生什麼事情，儘管我們很確定地認為我們完全瞭解正在發生的狀況。在這種時候，情緒心理“夾帶”了理性心理，為己所用。

與特定狀態相聯繫

情緒心理的機制很大程度上是與特定的狀態聯繫在一起的，在特定時刻被特殊的情感支配。我們感到浪漫時的所思所行完全不同於我們在暴怒或沮喪時的行為。在情緒的機制之下，每種感受都有獨特的思想、反應，甚至記憶體系。這種特定狀態的情緒體系在情緒非常強烈的時刻主導作用最大。

與特定狀態相聯繫的情緒體系活躍的一個標誌是選擇性記憶。心理對某種情緒狀況的部分反應是調整記憶和行動的選項，使最相關的記憶處於最優先的序列，因此更容易按照這種記憶行動。我們還知道，每種主要的情緒都有各自的生物符號特徵，也就是說，如果某種情緒處於上升階段，它會“夾帶”身體隨之徹底改變，身體受到情緒控制後，自動釋放出一系列獨特的信號。

附錄3  恐懼的神經迴路

杏仁核是恐懼中樞。有位被神經學家稱為“S.M.”的婦女，患上了罕見的大腦疾病，杏仁核受到破壞（其他大腦組織沒有受到影響），病人從此失去了恐懼感。她無法識別他人面部的恐懼表情，自己也做不出恐懼的表情。用治療她的神經學家的話來說，“如果有人拿槍指著S.M.的頭部，她智力上知道應該害怕，但她不會像你我那樣感到害怕”。

神經科學家精確地繪製了恐懼的神經迴路，不過以當前的技術水平還無法徹底探明任何一種情緒完整的神經迴路。恐懼是理解情緒神經動力學的適當案例。在進化過程中，恐懼有著特別顯著的地位：它對人類生存的關鍵作用也許超過其他所有情緒。當然在現代社會，不恰當的恐懼是日常生活的禍根，使我們飽受煩躁、苦惱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憂慮的折磨，如果發展到病態的極端，就是驚恐發作、恐懼症或強迫症。

假設有天晚上你獨自在家看書，突然聽到隔壁房間傳來轟隆聲。你大腦接下來的反應，恰好是觀察恐懼神經迴路運轉、杏仁核發揮警報系統作用的良機。大腦的第一條神經迴路首先把聲音作為粗糙的物理聲波接收進來，然後把聲音轉化成大腦語言，讓你吃了一驚，警惕起來。這條神經迴路從耳朵傳到腦幹，然後再到杏仁核。在那裡出現了兩條獨立的分支：一個是較小束的神經投射，傳到杏仁核以及附近的海馬體，另一個較大束的通道傳到顳葉的聽覺皮層，聲音在這裡進行分類和理解。

海馬體是記憶的關鍵儲存場所，它迅速地在你以前聽到的其他類似聲音和“轟隆聲”之間進行比對，識別是否是熟悉的聲音——你能一下子識別出這個“轟隆聲”嗎？與此同時，聽覺皮層對聲音進行更加精密的分析，試圖探尋聲音的來源——是貓咪弄出來的？還是百葉窗被風吹動？聽覺皮層提出假設——比如，也許是貓咪把桌子上的檯燈撞倒在地，還有可能是小偷，然後把信息傳到杏仁核和海馬體，海馬體能夠迅速地用相似的記憶與之進行比較。

如果結論是可以消除疑慮（只有在風很大的日子，百葉窗才會砰砰作響），總體的警覺不會升級到更高的水平。但如果你仍然不確定，另一束在杏仁核、海馬體以及前額皮層之間進行反射的神經迴路會增強你的不確定感，促使你集中注意力，更加迫切地識別聲音的來源。如果經過更敏銳的分析仍然不能得到滿意的答案，杏仁核就會拉響警報，杏仁核中樞區域激活下丘腦、腦幹以及自主神經系統。

作為大腦中樞警報系統，杏仁核超級精密的構造在個體擔憂和潛意識焦慮的時候發揮作用。杏仁核內有幾束神經元，每束都可以發出獨特的神經投射，使感受器分泌出不同的神經遞質，這個過程有點像家庭警報公司的操作員隨時候命，在家庭安全系統發出警報時，向當地消防隊、警察局和鄰近地區發出求救信號。

杏仁核的不同部位負責接收不同的信息。杏仁核的外側核接收來自丘腦以及聽覺和視覺皮層的投射信息，氣味通過嗅球傳送到杏仁核的皮質內側，味道和內臟的信息則傳到杏仁核的中樞區域。這些輸入的信號使杏仁核像一個持續保持警惕的哨兵，對每一種感覺體驗進行探究。

神經投射從杏仁核傳遞到大腦的各個主要部位。神經束從杏仁核的中樞和內側區域傳到海馬區，海馬體分泌出體內緊急反應物質——CRH（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RH在其他激素的串聯作用下驅動身體作出“戰鬥或逃跑”的反應。杏仁核的基底區向紋狀體發出神經束，把大腦的運動系統聯結起來。然後，經由附近的中央核，杏仁核通過髓質向自主神經系統發出信號，在心血管系統、肌肉組織以及內臟激活廣泛而遙遠的迴應。

從杏仁核的基底外側部，警報信息傳遞到扣帶回，以及被稱為“中央灰質”的纖維束，即調節大塊骨骼肌肉的神經細胞。這種細胞促使小狗咆哮、小貓弓起背部，以震懾入侵領地的外來者。同樣的神經迴路促使我們人類收緊聲帶肌肉，發出恐嚇的尖叫聲。

從杏仁核到腦幹的藍斑還有另一條神經通道，這條神經迴路反過來製造去甲腎上腺素，並將其擴散到整個大腦。去甲腎上腺素的作用是提高接受去甲腎上腺素的大腦區域的總體反應性，使感覺神經迴路變得更敏感。去甲腎上腺素遍佈大腦皮層、腦幹以及邊緣系統本身，使得大腦處於警惕的狀態。此時即使是房屋中常見的吱嘎聲也會引起你的恐懼。這些變化大多數沒有進入意識層面，因此你根本沒有意識到你感到害怕。

不過當你真正開始感到恐懼時，也就是說，本來處於潛意識的焦慮進入了意識層面，杏仁核不間斷地發出反應的命令。杏仁核對腦幹內的細胞發出信號，要求在臉上流露害怕的表情，使你緊張起來，容易受驚嚇，停止肌肉正在進行的其他不相關的運動，加快心跳和提高血壓，使呼吸放緩（你也許注意到在感到害怕之初，你突然屏住呼吸，是為了聽清楚是什麼使你感到害怕）。這些反應只是杏仁核和相連區域在危機時集結大腦，指揮大腦作出的廣泛協調的變化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杏仁核及其相連的海馬體一起指揮神經細胞發送關鍵的神經遞質，比如，激發多巴胺的分泌，使你全神貫注於恐懼的來源（比如奇怪的聲音），並讓你的肌肉作好隨時反應的準備。同時，杏仁核向視覺和注意力感覺區域發出信號，確保眼睛搜尋出與當前緊急狀況最相關的東西。大腦皮層的記憶系統同步進行調整，隨時優先喚起與特定情緒緊急狀況最相關的知識和記憶，其他無關的想法必須為其讓路。

一旦發出這些信號，你就完全進入恐懼狀態。你意識到內臟的收縮，心跳加快，脖子和肩膀周圍的肌肉收緊，或者四肢發抖；隨後你留神聽聲音的時候，身體一動不動，你在快速地盤算可能潛伏的危險以及應對方式。這整個過程，從吃驚到不確定，再到擔憂和恐懼，是在一秒鐘左右的時間內完成的。

有效項目的關鍵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情緒技巧

• 識別和標記感受。

• 表達感受。

• 評估感受的強度。

• 管理感受。

• 延遲滿足。

• 控制衝動。

• 減輕壓力。

• 瞭解感受與行為的差異。

認知技巧

• 自我交談——發起“內在對話”，以此處理話題或挑戰，或者強化自身行為。

• 解和解讀社會信號，比如識別行為的社會影響，從更廣泛的團體的角度看待自身。

• 採用解決問題及決策的步驟，比如控制衝動、確立目標、識別替代行動、預期後果。

• 理解他人的角度。

• 理解行為準則（哪些行為可以接受，哪些行為不可以接受）。

• 對待人生的積極態度。

• 自我意識，比如對自身有切合實際的預期。

行為技巧

• 非言語——通過眼神交流、面部表情、聲調、姿勢等進行溝通。

• 言語——清晰地陳述要求，有效地迴應批評，抗拒不良影響，傾聽他人，幫助他人，參加有益的同齡人團體。

附錄5  自我科學課程

主要要素

• 自我意識：觀察自身並識別自身感受；建立表達感受的詞彙體系；瞭解思想、感受和反應的關係。

• 個人決策：審視自身行為，並瞭解行為的後果；瞭解思想或感受是否主導決策；把這些認識運用於性行為和毒品等問題。

•管理感受：監測“自我交談”，捕捉自我貶低等負面信息；意識到感受的成因（例如，傷害引發憤怒）；尋找途徑應對恐懼、焦慮、憤怒和悲傷。

• 應對壓力：學會通過練習、指導性意念、放鬆技巧減輕壓力。

• 同理心：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擔憂，推己及人；欣賞人們感受事物的差異。

• 溝通：有效地談論感受，善於傾聽和提問；把他人的言行與自身的反應或判斷區分清楚；傳遞“我”的信息，而不是一味指責。

• 自我表露：認同開放的價值，建立人際交往中的信任；瞭解什麼時候可以透露私人感受。

• 領悟：識別自身情緒和反應的模式、識別他人相似的模式。

• 自我接受：感到自豪，並以積極的態度對待自身；識別自身的優點和缺點；學會自嘲。

• 個人責任：負責任，識別自身決定和行為的後果，接受自身的感受和心情，遵守承諾（例如學習的承諾）。

•自信：不卑不亢地表述自身的擔憂和感受。

• 群體動力：合作，瞭解何時及如何發揮領導作用，何時跟隨他人。

• 解決衝突：如何與其他孩子、父母及老師進行合理抗爭；協商妥協的雙贏模式。

兒童發展項目

埃裡克·夏普斯，加利福尼亞奧克蘭發展研究中心

由獨立的校園觀察員對北加利福尼亞從幼兒園到六年級學生進行評估，與控制組學校進行比較。

效果

• 更有責任感。

• 更自信。

• 更受歡迎和外向。

• 更善於理解他人。

• 更體貼和關懷。

• 採取更親社會的策略解決人際問題。

• 更和諧。

• 更“民主”。

• 解決衝突的技巧更強。

華盛頓大學“快軌道”項目

馬克·格林伯格

由老師對西雅圖學校一年級至五年級學生進行評估，分別與普通學生、聾啞學生以及特殊教育學生三組控制組進行相應的比較。

效果

• 社會認知技巧得到改善。

• 情緒、再認識和理解能力得到改善。

• 更有自控力。

• 解決認知任務的計劃性更強。

• 行動之前思考更多。

• 解決衝突更有效。

• 課堂氣氛更融洽。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課堂行為得到改善

• 對沮喪的容忍度。

• 自信的社交技巧。

• 任務導向。

• 與同齡人相處的技巧。

• 分享。

• 社交能力。

• 自控力。

情緒理解力得到改善

• 認知。

• 標記。

• 自稱悲傷和抑鬱的情況減少。

• 焦慮和退縮減少。

西雅圖社會發展項目

J·戴維·霍金斯，華盛頓大學社會發展研究組

運用獨立的測試和客觀標準對西雅圖接受社會發展項目的小學生和初中生進行評估，與沒有開展此項目的學校進行比較。

效果

• 與家庭和學校的聯繫更加緊密。

• 男生更少攻擊行為，女生更少自毀行為。

• 後進生停學或被開除現象減少。

• 更少嘗試毒品。

• 更少違法行為。

• 標準化成就測試分數更高。

耶魯——紐黑文社交競爭力提升項目

羅傑·魏斯伯格，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

根據獨立觀察員、學生及老師的報告，對紐黑文公立學校五年級至八年級學生進行評估，與控制組進行比較。

效果

• 解決問題的技巧得到改善。

• 與同齡人關係更親密。

• 更善於控制衝動。

• 行為得到改善。

• 人際交往有效性及受歡迎程度提高。

• 應對技巧加強。

• 處理人際問題的方法更多。

• 更善於處理焦慮情緒。

• 違法行為更少。

• 解決衝突更有技巧性。

化解衝突項目

琳達·蘭提爾瑞，紐約市國家化解衝突項目中心（社會責任的教育者機構）

由老師對紐約市幼兒園至十二年級的學生進行項目開展前後的評估。

效果

• 課堂暴力更少。

• 課堂惡意謾罵更少。

• 關懷的氛圍更濃厚。

• 更願意合作。

• 更有同理心。

• 溝通技巧得到改善。

增強社會意識及解決社會問題項目

莫里斯·埃利亞斯，羅格斯大學

通過老師、同齡人以及學校記錄對新澤西參與此項目的幼兒園到六年級學生進行評估，與非參與者進行對比。

效果

• 對他人的感受更敏感。

• 更善於理解行為的後果。

• 衡量人際關係以及制訂恰當行動計劃的能力得到提高。

• 自尊心更強。

• 親社會行為更多。

• 得到同齡人的求助。

• 更善於處理小學升中學的角色轉變。

• 更少反社會、自毀以及社交障礙行為，升入高中也是如此。

• 更善於掌握學習方法。

• 課堂內外的自控力、社會意識及社會決策能力得到提高。

我的妻子塔拉·貝內特·戈爾曼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她是一位很有創造性的研究夥伴，全面參與了本書最初階段的構思。我們的思考和交流之下湧動著情緒的激流，塔拉對此進行了悉心梳理，為我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我最早是從艾琳·洛克菲勒·格羅沃爾德那裡聽到“情緒素養”這個說法的。她是美國健康促進研究所的創辦人以及時任所長。在與她聊天時我的研究興趣被激發起來，並確立了研究框架，最後形成了這本書。

費澤爾研究所的支持使我有充裕的時間全面探索“情緒素養”的意義。我要感謝費澤爾研究所所長羅伯·雷曼對我的大力支持，正是他在我探索這一課題的早期，督促我寫一本情緒素養方面的書。同時我還要感謝研究所項目負責人戴維·斯萊特的合作。

我要深深地感激數以百計的研究者，過去這些年他們一直和我分享研究發現，我在本書中評述和綜合了他們的成果。我借用了耶魯大學的彼得·薩洛維關於“情緒智力”的概念。我還有機會瞭解到很多教育家和實踐家一直從事的初級預防工作，他們是剛剛興起的情緒素養運動的先驅，我從中受益良多。他們積極提高兒童的社交與情緒技能，努力使學校教育更加人性化，取得了可喜的成效。這些人包括華盛頓大學的馬克·格林伯格和戴維·霍金斯、加利福尼亞奧克蘭發展研究中心的埃裡克·夏普斯和凱瑟琳·李維斯、耶魯大學兒童研究中心的蒂姆·施賴弗、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的羅傑·魏斯伯格、羅格斯大學的莫里斯·埃利亞斯、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教與學戈達德研究所”的謝利·凱斯勒、加利福尼亞希爾斯伯勒鎮努埃瓦小學的舍維·馬丁和凱倫·斯通·麥科恩、紐約市國家危機化解中心主任琳達·蘭提爾瑞以及西雅圖“發展研究項目”的卡羅爾·庫舍。

我還要特別感謝對本書部分章節進行審閱和提出意見的專家學者，他們是：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的霍華德·加德納、耶魯大學心理學系的彼得·薩洛維、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人際互動實驗室主任保羅·艾克曼，加利福尼亞博利納斯“公共福利”機構負責人邁克爾·勒納、約翰·D和凱瑟琳·麥克阿瑟基金會健康項目時任負責人丹尼斯·普拉格、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共同企業”機構負責人馬克·葛容、耶魯大學醫學院兒童研究中心瑪麗·施瓦博通博士、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戴維·斯皮格爾博士、華盛頓大學“快軌道項目”負責人馬克·格林伯格、哈佛商學院的肖沙娜·朱伯夫、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的約瑟夫·勒杜克斯、威斯康星大學心理生理實驗室主任理查德·戴維森、加利福尼亞雷耶斯角“心靈與媒介”機構的保羅·考夫曼，還有傑西卡·布拉克曼、納奧米·沃爾夫，尤其是費伊·戈爾曼。

我還要感謝下列人士所提供的學術諮詢：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希臘籍學者佩奇·杜波依斯、哥倫比亞大學倫理與宗教哲學家馬修·卡普斯坦、明德學院約翰·杜威的傳記作者史蒂芬·洛克菲勒。喬伊·諾蘭收集了與情緒有關的插圖，瑪格麗特·豪和安妮特·斯佩哈爾斯基準備了本書附錄部分的情緒素養課程效果。山姆和蘇珊·哈里斯提供了重要的儀器設備。

在《紐約時報》與我共事的各位編輯在過去10年裡為我整理情緒研究的新發現提供了鼎力支持，這些研究發現最早刊登於《紐約時報》，並且為本書提供了很多參考資料。

矮腳雞圖書公司的責任編輯託尼·伯班克為人熱情，業務精湛，他是我信心和思維的源泉。

最後，塔拉給予我的溫暖、愛和智慧一直伴隨著我完成本書。

這是一組歐洲流行的測試題，可口可樂公司、麥當勞公司、諾基亞公司等眾多世界500強企業曾以此為員工EQ測試的模板，幫助員工瞭解自己的EQ狀況。共33題，測試時間為25分鐘，最高EQ為174分。

第1~9題：請從下面的問題中，選擇一個和自己最切合的答案。

1.我有能力克服各種困難：________

A.是的 B.不一定 C.不是的

2.如果我能到一個新的環境，我要把生活安排得：________

A.和從前相仿 B. 不一定 C.和從前不一樣

3.一生中，我覺得自己能達到我所預想的目標：________

A.是的 B.不一定 C.不是的

4.不知為什麼，有些人總是迴避或冷淡我：________

A.不是的 B.不一定 C.是的

5.在大街上，我常常避開我不願打招呼的人：________

A.從未如此 B.偶爾如此 C.有時如此

6.當我集中精力工作時，假如有人在旁邊高談闊論：________

A.我仍能專心工作 B.介於A.C之間

C.我不能專心且感到憤怒

7.我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能清楚地辨別方向：________

A.是的 B.不一定 C.不是的

8.我熱愛所學的專業和所從事的工作：________

A.是的 B.不一定 C.不是的

9.氣候的變化不會影響我的情緒：________

A.是的 B.介於A.C之間 C.不是的

第10~16題：請如實回答下列問題，將答案填入右邊橫線處。

10.我從不因流言蜚語而生氣：________

A.是的 B.介於A.C之間 C.不是的

11.我善於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________

A.是的 B.不太確定 C.不是的

12.在就寢時，我常常：________

A.極易入睡 B.介於A.C之間 C.不易入睡

13.有人侵擾我時，我：________

A.不露聲色 B.介於A.C之間

C.大聲抗議，以洩己憤

14.在和人爭辯或工作出現失誤後，我常常感到震顫、精疲力竭，而不能繼續安心工作：______

A.不是的 B.介於A.C之間 C.是的

15.我常常被一些無謂的小事困擾：________

A.不是的 B.介於A.C之間 C.是的

16.我寧願住在僻靜的郊區，也不願住在嘈雜的市區：________

A.不是的 B.不太確定 C.是的

第17~25題：在下列問題中，每一題請選擇一個和自己最切合的答案。

17.我被朋友、同事起過綽號挖苦過：________

A.從來沒有 B.偶爾有過 C.這是常有的事

18.有一種食物使我吃後嘔吐：________

A.沒有 B.記不清 C.有

19.除去看見的世界外，我的心中沒有另外的世界：________

A.沒有 B.記不清 C.有

20.我會想到若干年後有什麼使自己極為不安的事：________

A.從來沒有想過 B.偶爾想到過 C.經常想到

21.我常常覺得自己的家庭對自己不好，但是我又確切地知道他們的確對我好：________

A.否 B.說不清楚 C.是

22.每天我一回家就立刻把門關上：________

A.否 B.不清楚 C.是

23.我坐在小房間裡把門關上，但仍覺得心裡不安：________

A.否 B.偶爾是 C.是

24.當一件事需要我作決定時，我常覺得很難：________

A.否 B.偶爾是 C.是

25.我常常用拋硬幣、翻紙、抽籤之類的遊戲來預測吉凶：________

A.否 B.偶爾是 C.是

第26~29題：下面各題，請按實際情況如實回答，僅需回答“是”或“否”即可，在你選擇的答案下打“√”。

26.為了工作我早出晚歸，早晨起床我常常感到疲憊不堪：是________ 否________

27.在某種心境下，我會因為困惑陷入空想，將工作擱置下來： 是________ 否________

28.我的神經脆弱，稍有刺激就會使我戰慄： 是________ 否________

29.睡夢中，我常常被噩夢驚醒： 是________ 否________

第30~33題：本組測試共4題，每題有5種答案，請選擇與自己最切合的答案，在你選擇的答案下打“√”。答案標準如下： 1.從不 2.幾乎不 3.一半時間 4.大多數時間 5.總是

30.工作中，我願意挑戰艱鉅的任務。 1 2 3 4 5

31.我常發現別人好的意願。 1 2 3 4 5

32.我能聽取不同的意見，包括對自己的批評。 1 2 3 4 5

33.我時常勉勵自己，對未來充滿希望。 1 2 3 4 5

參考答案及計分評估：計分時請按照計分標準，先算出各部分得分，最後將幾部分得分相加，得到的分值即為你的最終得分。

第1~9題，每回答一個A得6分，回答一個B得3分，回答一個C得0分。計______分。

第10~16題，每回答一個A得5分，回答一個B得2分，回答一個C得0分。計______分。

第17~25題，每回答一個A得5分，回答一個B得2分，回答一個C得0分。計______分。

第26~29題，每回答一個“是”得0分，回答一個“否”得5分。計______分。

第30~33題，從左至右分數分別為1分、2分、3分、4分、5分。計______分。

總計為______分。

專家點評：近年來，EQ——情緒智商——逐漸受到了重視，世界500強企業還將EQ測試作為員工招聘、培訓、任命的重要參考標準。看看我們身邊，有些人絕頂聰明，IQ很高，卻一事無成，甚至有人可以說是某一方面的能手，卻仍被拒於企業大門之外；相反，許多IQ平庸者，卻反而常有令人羨慕的良機、傑出的表現。為什麼呢？最大的原因在於EQ的不同！一個人若沒有情緒智商，不懂得提高情緒自制力、自我驅使力，也沒有同情心和熱忱的毅力，就可能是個“EQ低能兒”。通過以上測試，你就能對自己的EQ有所瞭解。但切記這不是一個求職詢問表，用不著有意識地儘量展示你的優點和掩飾你的缺點。如果你真心想對自己有一個判斷，那你就不應施加任何粉飾。否則，你應重測一次。測試後如果你的得分在90分以下，說明你的EQ較低，你常常不能控制自己，極易被自己的情緒所影響。很多時候，你容易被激怒、動火、發脾氣，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你的事業可能會毀於你的急躁。對於此，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能夠給不好的東西一個好的解釋，保持頭腦冷靜，使自己心情開朗。正如富蘭克林所說：“任何人生氣都是有理由的，但很少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你的得分在90~129分，說明你的EQ一般，對於一件事，你不同時候的表現可能不一，這與你的意識有關，你比前者更具有EQ意識，但這種意識不是常常都有，因此需要你多加註意、時時提醒。如果你的得分在130~149分，說明你的EQ較高，你是一個快樂的人，不易恐懼和擔憂，對於工作你熱情投入、敢於負責，你為人更是正義正直、同情關懷，這是你的優點，應該努力保持。如果你的EQ在150分以上，那你就是個EQ高手，你的情緒智商不但是你事業的助手，更是你事業有成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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