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和精神病學領域對創傷記憶的研究有很長且珍貴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70年代的巴黎，神經學家讓-馬丁·沙可開始著手研究導致薩爾貝蒂耶（Salpêtrière）醫院病房的歇斯底里症患者許多症狀的原因，例如癱瘓、運動不協調、昏厥、突然的崩潰、狂笑或瘋狂地哭泣。沙可和他的學生逐漸理解到，這些離奇的舉動和身體姿勢是心理創傷帶來的身體痕跡。

1889年，沙可的學生皮埃爾·讓內撰寫的第一本書《自動化的心理》^[1]（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中描述了我們現在稱為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在這本書中他聲稱心理創傷發生在程序性記憶中，即在自動化的行為、反應、感覺和態度中，而且創傷會在內在感覺（焦慮與驚恐）、軀體運動或視覺影像（噩夢和閃回）中重複播放。讓內開始將記憶問題推向處理創傷的前臺和中心：當極度的情緒幹擾正常的記憶過程時，一個事件才會變成創傷。後來，心理創傷患者面對提示創傷的線索會表現出應激反應，這對於當初的威脅是恰當的反應，但這種反應後來出現是不合時宜的，就像杯子掉落到地上時內心感覺到的恐慌，或是孩子開始哭泣時內心突然爆發的憤怒。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已經理解了心理創傷的痕跡不是被儲存為過去發生的壞事情的敘述，而是被體驗為直接威脅到生命安全的身體感覺，而且這種威脅會被感知為發生在此時此刻。這期間，我們逐步發現，普通記憶（會隨時間改變和衰退的生命故事）和創傷記憶（再現的身體感覺與動作，伴隨強烈的恐懼、羞恥、憤怒和崩潰等消極情緒）之間的差異是負責建立“自傳式記憶”的大腦系統損壞的結果。^[2]

讓內還指出，有心理創傷的人會困在過去：他們無法擺脫那種恐懼，儘管他們在意識中想要把它們拋在腦後，但是他們的行為和感受就像那一切仍在發生一樣。由於不能將創傷置之腦後，他們的能量會消耗在控制自己的情緒上，消耗在將注意力轉移到當下的需要上。讓內和他的同事們從那些痛苦的經驗中認識到，受創傷的女人不能被理智和洞察力治癒，也無法通過行為塑造和懲罰治癒。但是她們會對催眠暗示做出反應：在一種恍惚的催眠狀態中再現創傷事件能夠解決心理創傷。通過在頭腦中安全地再現過去的事件，並建構一個想象中完滿的結局（當他們被無助感和恐懼所淹沒時，這種結局在當初事件發生時是無法做到的），從而他們可以完全地意識到，事實上他們已經倖存下來了，並且能夠重新開始自己的新生活。

大約25年前我首次遇到彼得·萊文時，我感覺自己就像遇到了過去那些魔術師們的化身，他們過去的成就我只從一些舊醫學圖書館的大量陳舊文獻中熟知。彼得不像在照片中那樣戴著蝴蝶領結、穿著晚禮服，而是穿著鮑勃·馬利的T恤和短褲，站在加州大蘇爾的伊沙蘭學院的草坪上。彼得說，他完全明白創傷是印刻在身體中的，要治療它需要創造一個受保護的催眠狀態，在這樣的狀態裡，個體可以安全地觀察那些令人恐懼的往事。他還談到了探索創傷帶來身體上微妙的印記與聚焦於重新連接身體與心靈關係的關鍵要素。

我很快被迷住了。從早期對於創傷壓力的研究到最新的神經科學，科學家們指出了軀體動作和記憶之間的重大關係。當人的機體被強烈的衝擊所壓垮，並處於無助和麻木的狀態中時，這種體驗就是創傷性的。此時，你無法採取任何行動去改變事件的結果，整個機體反應系統徹底崩潰了。甚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曾非常關注創傷與身體行為之間的關係。他提出人們會不斷地重演創傷事件，是因為他們無法完全記得過去發生了什麼。因為記憶被壓抑了，所以患者“被迫重演壓抑的記憶事件，就像再次體驗一樣，而不是……想起這就像過去發生的某件事。”^[3]如果個體不記得，那麼他很可能把它再演繹出來：“他以行動而非記憶重現這件事。他在重複這件事，當然他並不知道自己在重複它……最終我們會明白這是他記住這件事的方式。”^[4]但是弗洛伊德沒有意識到的是，人們只有在他人幫助下，感覺到安全和內心安寧時，才能重獲自我的掌控感。

彼得理解到為了緩解心理創傷，個體必須處理身體的麻木、激動和無助感，而且通過某種方式運用軀體動作重獲對自己生命的掌控感。即使講述過去發生的故事也是一種有效的行動，這可以建構一個故事，讓自己和縈繞自己的那些症狀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遺憾的是，很多受創傷的患者困在了自己的心理創傷中，沒有獲得這樣的機會去建構原本的故事。

更加了解彼得的思想後，我逐步意識到他對身體感覺和軀體動作的重要作用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他向我們展示了創傷後的反應不僅僅由大量行為組成，例如當被冒犯時特別容易爆發，或是被嚇到時整個人麻木僵住，還包括一些無意識中的屏住呼吸、肌肉緊繃、括約肌縮緊等，還向我展示了整個機體（身體、心理、靈魂）被困住，就像持續面對當下的危險一樣。彼得是神經生理學家出身，後來在伊沙蘭學院與艾達·羅爾夫共同研究身體療法（如按摩、瑜伽、鍛鍊等可以放鬆心情的方法，以達到促進身體和精神狀況的目的）。看到他所從事的工作，讓我想起莫舍·費登奎斯，他曾聲稱，沒有純粹的心靈體驗：“兩種生命體驗，身體的和心靈的，在……發揮它們的作用。”^[5]我們的主觀體驗中總是包含軀體感受的部分，就像所謂的軀體體驗包含著心靈感受的部分。

大腦程序由內心體驗所編制，而內心體驗由軀體表現出來。情緒通過面部表情和身體姿勢表達：憤怒時我們會捏緊拳頭、咬牙切齒；恐懼時我們肌肉緊繃、呼吸變淺。思維和情感總會隨肌肉緊張度的變化而變化，而且為了改變習慣的模式，個體必須改變身體的循環，這種循環聯結著感覺、思想、記憶和行為。所以治療師的基本任務是觀察並處理這種軀體變化。

當我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時，尤金·簡德林教我關於“覺察到的感覺”（介於思想和行動之間的自我意識），但我並沒有完全理解那是什麼，直到我見到了彼得教授，他運用身體覺知去學習和感受。他運用觸覺的辦法大大啟發了我。觸覺在我的教養和學習過程中是嚴格禁止並完全忽略的，但是彼得使用觸覺幫助我更好地覺察到了自己內部的體驗，讓我理解到觸覺在幫助人們獲得舒適並從他人那裡獲得心理社會的安全感的巨大作用。

覺察到自己的內在感覺、原始的感受，會讓我們在從愉快到痛苦的感受範圍內接觸到自己當下身體的直接體驗，源於大腦最深處的感受並非來自大腦皮層。這很重要，因為受創傷的人被他們自己內在的狀況嚇壞了。讓他們聚焦於自己的呼吸可以使痛苦的反應凝結；簡單地要求保持鎮靜反而常常加劇他們的激動。

通過大腦掃描，我們可以從軀體自我部分觀察到單獨的神經束：複雜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在負責自我覺知（內側前額葉）和身體覺知（腦島）的大腦區域會出現面積縮減——身體/心靈/大腦已經學會了自我關閉。這種關閉承擔了巨大的代價：傳遞痛苦和焦慮的大腦區域同時也負責傳遞愉快、高興、意志力的感受和相關的情緒聯結。

在本書中，彼得向我們展示了自我和他人的消極評價如何導致身心的緊張，這使得新的學習無法發生。為了恢復，個體需要自由地探索和學習新的行為方式。只有這樣，神經系統才能自我重組，新的模式才能形成。而只有通過探索新的運動、呼吸和投注的方式，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不能限定某些“固定”的行為模式。

在本書的後面，彼得·萊文闡釋了創傷記憶是一種內隱的，由身體和大腦共同運載的，感覺、情緒和行為的混合物。創傷的印記在悄悄地推動我們，它不像許多故事和意識中的記憶，而是像情緒、感覺和“程序”，即像軀體自動地運行一樣，是一種心理自動化的機制。如果創傷以一種程序式的自動行為再次詭異地發生，通過建議、藥物、理解或穩定化都無法治癒，那麼只有通過接觸與生俱來的生命力量^[6]才能治癒，這被彼得稱為“我們內在堅韌和勝利的驅力”。

這種力量由什麼組成？隨著你的內在覺察力的提升，你可以去了解自己，感受自己的身體衝動，關注自己的軀體怎樣變得僵硬，以及情緒、記憶和衝動是如何被喚起的。創傷的感覺痕跡會對我們隨後的反應、行為和情緒狀態產生巨大影響。在習慣於長期的防禦之後，讓過去的創傷能夠進入我們的意識中，我們必須以不評價的方式去關注它們，觀察它們本來的樣子：創傷的線索啟動了內在的動力程序。遵循創傷記憶的本質會幫助我們重新安排與自己的關係。然而，這種正念的自我監控很容易被情緒壓垮，產生突然的恐慌、失控行為，僵住或崩潰。

應對這種容易崩潰的狀況，彼得提出一個基本的概念——“擺動”：接觸自己內在的感覺，通過意識到自己會因感受而倖存，從而學會忍受這種感覺；接下來又刻意讓自己回到安全的模式裡。這一過程不僅是情緒的發洩，我更願意稱之為“吐掉自己的心理創傷”。學習小心地接觸“這種感覺”，會打開新的可能性，讓我們對自己內在潛伏的危險有所覺察，並獲得對它的掌控感。在能夠安全地體驗與恐怖和消亡相關的感受之前，你第一次不得不和自己內在的力量與健康驅力的感覺接觸。

本書中最為精彩和獨創性的一個探討是彼得闡釋的，為了應對極端的逆境，個體既需要大腦的動機投入其中，也需要行為系統的參與。動機系統由大腦中的多巴胺系統所掌控，而行為系統由去甲腎上腺素系統所激活。為了運用意志力去應對巨大的挑戰，二者都需要參與到治療性的過程中來。這是緩解過往創傷，將過去從無助與屈服中轉化到勝任和自我掌控的必要條件。

學會喚醒感覺而不被內部潛在的情緒所淹沒組成了成功的治療。在任何治療中，最為重要的語言是“覺察它”和“觀察接下來發生了什麼”。讓你觀察自己的內在過程，會激活聯結情緒和理智兩部分大腦的迴路，這是已知的個體有意識地重構大腦知覺系統唯一方式。為了和自我聯結，你必須激活前島（anterior insula），這是大腦中負責對身體和自我感覺的關鍵部位。萊文指出，許多宗教儀式衍生的呼吸、運動和冥想技術有助於接納與整合內在深處的情感和軀體感覺狀態。

身體體驗（Somatic Experiencing）療法中對內在體驗和細微動作保持緩慢、細微和正念的注意，完全不同於大多數表達性治療，在表達性治療中通常關注外在直接的行為，而不是自我的感受。關注內部體驗會揭示像無條件反射一樣的程序性行為，這會涉及與意志行為不同的大腦區域參與，例如小腦和錐體外系統。

本書與一些鼓勵創傷倖存者再次重現創傷的療法在許多細節上完全不同。那些治療方法有很大的風險讓受創者再度處於極度恐懼和心理喚起的狀態中，這會讓過去那些極端的痛苦被強化。如果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創傷記憶可能會被再度鞏固並與新的恐懼狀態聯繫起來，這隻會讓淹沒在人們內心世界的感覺增強。

本書有許多案例，詳盡闡述瞭如何將身體體驗療法的原則付諸實踐。不僅可以運用於創傷受害者，例如車禍倖存者，還可以運用在新生兒、幼兒、學齡兒童和戰爭軍人身上。身體體驗療法並不是通過重現來“消退”對創傷的條件反應，而是創造一個新的體驗與極端的無助體驗重新協商，並以一種對身體體驗和反應的控制感替代它。

這種療法能夠通過完成和解決創傷帶給身體的巨大沖擊，讓極度的羞愧、悲傷、憤怒和喪失感平靜下來。彼得的工作幫助我們超越了他所謂的“毀滅性的和解力量”，創造了內在的控制感和對過往失控感覺與反應的重新掌控。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創造一種象徵的行為體驗，對抗無助的妥協和失控的憤怒。只有當我們有能力退後一步，觀察自己，降低感覺與情緒的強度，並激發自己身體的防禦反應時，我們才能夠學會修正那些牢固的、不適應的、自動化的生存反應。如此，讓那些揮之不去的記憶得以安放。

巴塞爾A.範德考克，醫學博士

於佛蒙特州，卡伯特，2015年7月26日

[1] Pierre Janet, 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 Essai de psychologie expérimentale sur les formes Inférieures de l’activité humaine (Paris: Société Pierre Janet/Payot, 1973)

[2] Bessel van der Kolk,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Brain, Mind, 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 (New York: Viking, 2014).巴塞爾·範德考克《身體從未忘記：心理創傷療愈中的大腦、心智和身體》，本書已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

[3]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he Standard Edi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1990),19..

[4] Sigmund Freud,“Remembering, Repeating,and Working Through.”In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Vol.XII.(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90),150.

[5] Moshe Feldenkrais, Body and Mature Behavior. (Berkeley: North Atlantic Books,2005),191.

[6] “inborn life force”作者自創的詞語。——譯者注

當前形勢

沒有現在和未來

只有過去，一遍又一遍上演

——尤金·奧尼爾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被充滿恐懼、害怕、無助感、憤怒、仇恨、復仇、無法挽回的喪失感的記憶折磨。在過去的文獻書籍中，例如希臘、蘇美爾、埃及的悲劇史詩，以及成百上千的當代描寫創傷的書籍、夜間廣播和名人懺悔錄中，創傷曾是，也一直是人類體驗的核心。

儘管人類似乎偏愛將痛苦和創傷施加於他人，但是我們依然能夠倖存、適應並最終轉化創傷體驗。成熟的心理治療師運用人類天生的復原能力治癒和支持那些遭受生命威脅的災難和重大事件的人們。這些災難包括（但不僅限於此）戰爭、襲擊、性騷擾、虐待、意外事故、侵入性的醫療手段（如手術）、自然災難、目擊摯愛遭受嚴重受傷或死亡。所有這些對有機體產生“震撼”的事件能夠改變個體的生理、心理和社會的平衡性，使得對於這個特別事件的記憶佔據統治地位，破壞對所有其他經歷的記憶，也破壞了對當下時刻的感知與欣賞。過去的暴行產生的結果是幹擾了人們對新的或熟悉情景的注意力。當人們有選擇地注意過去創傷的提示線索時，睡眠成為敵人，生活變得毫無生機。

在創傷領域中，無論是在病理學上還是治療上，或許沒有什麼比創傷記憶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了。不同實驗團隊進行的研究常常互相矛盾。而且臨床工作者和學術研究團隊很少互相交流，這是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最為重要的是，創傷記憶完全不同於其他普通的記憶，這讓許多治療技術出現了潛在的混亂和誤用。

儘管本書面向針對創傷記憶進行工作的心理治療師，但它同樣是寫給所有努力從自己過往的揮之不去的記憶中擺脫出來的人們，以及那些渴望獲得長久內心平和的人們。它也是寫給僅僅對記憶如何掌控我們的生活、記憶的巨大模糊性、記憶令人費解的不確定性以及記憶的一切是如何運轉進行的科學與臨床研究感興趣的讀者們。

我們開始這次探索前，需要明白記憶以多種形式存在，也就是說，不同形式的記憶之間功能和結構均不相同。同時，這些不同的記憶系統（涉及大腦不同的部分）必須共同合作才能產生有效的功能運轉。本書講述的是我們如何學會應對那些揮之不去的記憶，將它們從痛苦和暴行中釋放。

大多數當代的心理治療都籠罩在弗洛伊德和他的跟隨者的陰影下，或是由各種各樣認知行為治療方法所指導。然而，這些緩解人類心靈痛苦的方法在與創傷及其潛在的記憶痕跡進行工作時都遇到限制。儘管上述治療模式確實能夠指出與創傷相關的功能不良表現，但是它們不能到達創傷本質上的核心。它們無法充分意識到受創傷衝擊的基本的軀體與大腦機制。唉！這使得治療中最基本的人類需求和動機未能滿足。

創傷會衝擊大腦，震懾心靈，使身體僵住。它會壓垮創傷受害者，把他們拋棄在無助、絕望、折磨的飄搖大海中。對於一名治療師而言，看到來訪者身上的這種絕望，會讓他感覺到強烈的召喚，這推動著治療師去有效地緩解這種痛苦。越來越多的治療師被這份工作所吸引，他們嘗試運用各種治療流派（及其分支）對創傷記憶進行治療，這推動了這些流派和技術的廣泛傳播和運用。各種各樣方法的形成有這樣一個年代順序：梅茲梅爾氏催眠術、催眠、分析、暴露、身體體驗療法、眼動脫敏與再加工（EMDR）和各種“能量心理學”（“energy psychologies”，例如point tapping）。

許多心理動力學治療師必須探究患者的過去是如何在當下上演的。通過這樣的方式，他們可以幫助患者獲得一個更好、更健康、更專注、更實際和充滿生氣的未來。但是如果沒有理解創傷是如何變成一種記憶的痕跡印刻在軀體、大腦、心靈、精神和靈魂上的，治療師肯定會在錯綜複雜的原因和效果中迷失方向。對於有效的治療來說，很重要的是要重視創傷如何變成人們感知到威脅時軀體的直覺反應；某種情緒狀態是如何固著在那裡的，特別是像害怕、恐懼、憤怒和一些習慣性的情感狀態，如抑鬱、雙相情感障礙、失去活力；最後要重視創傷如何以各種各樣的自我毀滅和重複性的行為表現出來。

如果沒有很好地掌握創傷記憶的多維結構，就像它儲存在大腦中也發生在軀體內，治療師就會經常陷入模糊和不確定的沼澤中無謂掙扎。的確，關於所謂的找回記憶的誤解引發了來訪者及其家庭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同時也帶給治療師困惑和自我懷疑。

或許我們很不樂意承認這一點，許多治療師正受到關於記憶本質的普遍誤解的影響。過去，學術界和臨床中的心理學家們傾向於研究“語言通達的記憶”。這是記憶的“陳述”模式，它在小學、中學和高中，以及大學都受到鼓勵。毫無疑問，作為學術界的產物，心理學家和心理治療師們條件反射地認同這種有意識的特殊記憶。然而，有意識的、外顯的記憶僅僅是已知的浩瀚冰山的一角。原始的內隱體驗推動和激發了我們的行為，但它處於冰山的水下層幾乎沒有痕跡，而這種行為方式在我們意識層面只能去想象。但是如果我們要進行有效的創傷治療，就必須去想象、去理解，因為創傷的記憶痕跡會同時留在心靈和軀體上。

記憶是影像的選集，有些捉摸不定，有些深深刻在腦海、難以磨滅。每一個影像就像一絲紗線……紗線編織在一起，組成了我們錯綜複雜的生命織錦。這些織錦的圖案講述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我們生命的歷程……對於過往的故事，我有洞察一切的天賦。但是真相會隨著生活的燈光改變顏色，所以明天會比昨天更清晰。

——卡斯·萊蒙斯的電影劇本《仲夏夜玫瑰》

在2015年年初，備受尊重的記者、媒體傳播界的明星布萊恩·威廉姆斯羞愧離職。他曾在媒體公開聲稱：在戰爭前線，他一度暴露於極端的威脅之中。這個“謊言”和不斷增加的輿論壓力擊潰了他。現在我們知道了事實的真相：當時有一架直升機被火箭擊中，隨後威廉姆斯乘坐的直升機才起飛。之後，這個故事逐漸演變成另一個版本，在這個版本中，講述著他確實是坐在那架被火箭擊中的直升機上。社會公眾和評論家們都感到很驚訝，威廉姆斯會因為華而不實的英雄主義和自我膨脹而讓自己的名聲處於巨大的風險之中。人們都在問自己：我們是如何被這樣真誠與熱心的新聞主播所欺騙的？

想想類似的公眾人物“失足”事件：希拉里曾經宣稱自己在波斯尼亞處於狙擊手的槍口下，可是後來她承認自己“搞錯了情況”。拋開黨派之爭不談，讓我們不要忘記這樣一件事情：米特·羅姆尼曾說自己記得底特律大赦年，可是這發生在他出生前九個月。這些名人都是徹頭徹尾的騙子嗎？真正的答案是，這些歪曲的記憶，尤其是在高度壓力和危險時刻所發生的事情，記錄的是我們敏感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會支持羅姆尼的“生前記憶”，因為許多人會把家庭照片或多次聽到的故事融入“真實的”個人回憶中。實際上，我們對某個事件賦予的意義能夠對該事件的記憶內容產生重要影響。用精神分析學家阿德勒的話說：“遇見一個人的時候，人們會從無數個對他的印象中，選擇性地記住那些和自己所處情境相關的部分。”

亞裡士多德認為人類出生的時候就像一塊白板，而我們都是一系列記憶烙下的產物，就像是在白板上刻下蠟制印記一樣。但是，記憶並不是這樣一種物質，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糟糕的事實：記憶不是一個有形、明確、可複製的實體，它不像錄像那樣，能夠按照我們的意願隨意重放。它是一種在形式和意義上瞬息萬變的東西。記憶不是一個離散的現象，也沒有固定的結構，它不會像雕刻在石頭上的痕跡那樣永恆不變。它更像是一個易碎的紙屋，不穩定地駐紮在不停流動的時間之沙上，會因人們的解釋和虛構而變化。的確，記憶處於不斷重構中，就像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中任意、不受控制且難以預測的電子那樣。正如觀測電子的運動會改變它的位置和動量，同樣，記憶之紗縱橫交織會編織出一縷縷輕紗，而這縷輕紗的色調與輪廓會隨著光與影的變化，在一天的不同時刻與一年中不同的季節發生變化。

文學與電影一直執著於描述記憶的錯覺。20世紀50年代黑澤明所導演的電影《羅生門》將記憶固有的主觀性和脆弱性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電影中四個角色對同一事件有著極其不同的記憶。正如電影中所展示的，記憶就像是稍縱即逝的夢境：正當你試圖捕捉它時，它就溜走了，僅給我們留下些許安慰——旁觀者變幻莫測的視角可能是對記憶本質僅有的真實可靠的界定了。所以我們真的可以在回想某些事情的過程中不改變記憶嗎？答案是：不可能。

哲學家、電影製作人，以及許多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家，都對回憶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馬克·吐溫曾經承認：“我年紀很大了，我記得許許多多的不幸之事，但這些事情大多數並沒有發生過。”換句話說，他當下的不幸使得他能夠“記得”（例如構想出）那些從未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最近有項研究引起了轟動，發現記憶確實是一種重新建構的過程，它會不斷地選擇、添加、刪除、重排和更新信息，這一切都跟隨著不斷前進的生命過程。

在接下來的篇章中，我們將探索記憶易變性的含義，並嘗試理解創傷記憶的類型。探討這個話題的一箇中心前提是，當前的情緒狀態可能是決定我們記得哪些事情和如何記住一些事情的主要因素。首先，改變當下的情緒狀態是對創傷記憶進行有效工作的必要條件。在當前的臨床工作中對創傷性記憶知之甚少的是，（不論任何原因引起的）我們當前的心境、情緒和軀體感覺都會深遠地影響我們正在“回憶的事情”。記憶中的影像和想法在我們的知覺場中被喚起，並（無意識地）選擇與我們當下的情緒狀態相匹配。我們當下的心境和感覺在如何記住某個事件，以及應對和重構這些事件時，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種心境和感覺建構了我們與這些“記憶”不斷演變的關係。

研究記憶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關鍵在於研究它的生物基礎和它的心理、發展以及社會的功能。如果毫無疑問地，記憶被證明是難以捉摸和虛假的，那它的價值是什麼，它固有的侷限是什麼？什麼時候記憶是值得信任的，而什麼時候會背叛我們，讓我們在模糊與不確定的泥潭中掙扎？什麼時候記憶會被“魔術師”們所捏造？或者被治療師、家庭成員、律師、政治家們所捏造？而什麼時候它有可能因社會群體、部落、家族的集體無意識而引起歷史的扭曲？以及什麼時候，巫師或軍隊的行動是主動自發的，什麼時候這些行動是無意的？

關於創傷的形成，許多治療模式似乎有一個誤解，甚至忽視了這樣一個本質的問題：在怎樣的條件下，記憶可能是一種治癒的力量，而在怎樣的條件下，它是毀滅性的？什麼時候記憶會導致自我造成的痛苦和不必要的苦難？最為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區分這些差異？

記憶形成了自我認同的基礎，並幫助人們定義什麼對於人類是有意義的。儘管記憶不必完全準確或永恆不變，但它是一個有魔力的指南針，指引我們走過許多新的旅程。在這些新的體驗中，它提供一個背景環境，讓我們可以自信地計劃下一步旅途，從而形成與我們生命軌跡一致的故事。簡而言之，正是通過記憶，我們在這個世上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當我們開始一種新的習慣，學習一種新的舞蹈，和陌生人建立聯繫，理解一個新的概念時，問題和困難就出現了。我們缺少已建立的模式，所以需要組織新的信息和經驗。

如果只考慮最基本的功能，記憶必須能夠使人們把握未來。人們可以從過去的經驗中挑選，並通過這樣的經驗建立有效的方法，從而不去重複那些讓我們受到傷害的反應。簡而言之，記憶把握的未來受到我們過去歷史的影響，但也不會完全被限制。通過記憶，我們聯結了現在與過去。在對比現在與過去的相似和區別中，我們對過往諸多威脅、安全、滿足以及重大的成就和失敗進行整理分類，然後重新組織這些信息，形成我們現在與即將到來的選擇。我們渴望以這樣的方式創造一個比過去更適應、更有收穫、更美好的未來。鄉村歌手文斯·基爾的歌中唱出了這樣的真理：“ain‘t no future in the past.”（沒有不存在於過去的未來。）

讓我們回想，在一個清新多彩的一天，漫步在小樹林中，腳下踩著一片片樹葉，將自己內心私密的想法和感受與好友分享。這樣的記憶能很愉快地到達我們的意識中。儘管有些回憶已經很遙遠了，但這些往事常常以淡淡的感覺印象鐫刻在我們的記憶中，比如樹葉腐爛的氣味和它們被踢到空中發出的唦唦聲，空氣中的絲絲寒意或秋葉精緻的顏色。面對同樣熟悉但不愉快的那些記憶，我們會想要退縮，並且更希望能遺忘它們。可是這些負面的記憶常常能夠有力地捕捉到我們的注意力。比如，當我們被愛人拒絕，或失去一次升職機會，我們總是難以將這些事情置之腦後。這樣的往事令人痛苦，可能在我們的腦海逗留多年，有時當我們想起它，那種痛苦和辛酸的體驗似乎和它當初發生時一樣深刻與鮮活。任何氣味、視覺、聲音，以及和這些記憶相聯繫的身體感覺都能夠讓人感到煩擾、不悅和令人排斥。這種反應迫使人們自發地迴避，結果卻無意間將記憶線索聯繫了起來。然而，我們可能會將這些痛苦的往事與朋友或治療師訴說，將它們描述成一個合乎情理的、連貫一致的故事——不論是令人愉快還是讓人煩擾的往事。我們通常能夠回想起這些記憶，從中有所收穫，然後繼續我們的生活。我們都會從錯誤和失敗的經歷中、從或大或小的勝利或成就中豐富自我，獲得新的力量。

記憶最顯著的特點是，它會被身體感覺和情緒所渲染，不論這種感覺是好是壞，快樂還是悲傷，憤怒還是滿足。實際上，記憶中的情緒衝擊很大程度上是學習開始和增強的動機。我們稱之為學習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模式、情感、行為和知覺的輸入，以及從過往經驗中建構的、滿足當前需要的記憶痕跡。¹簡而言之，過去的記憶痕跡影響著現在與未來的計劃，這一計劃通常在我們意識的監控之下。不同於重複性的新聞簡報，我們的記憶更加易變，在一生中它可能會被塑造和重新塑造許多次。記憶處於持續的變化中，處於不斷地形成和重組的過程中。

沒有最糟，什麼都沒有。（no worst，there is none.）

——傑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不同於“普通”記憶（包括好與壞）具有易變性，會隨著時間發生動態的變化，創傷記憶是固定和靜止的。它們是從過往的勢不可擋的深刻體驗中獲得的記憶痕跡，這些深刻的記憶痕跡鐫刻在受害者的大腦、身體和心靈上。那些殘酷的、冰封的記憶痕跡不會變化，也不會隨著當下的信息而有所更新。這種“固化”的印象阻礙了我們形成新的應對策略，獲得新的意義。生活中沒有了鮮活和千變萬化的此時此刻，沒有了真實的流動。所以，過去發生的一切總在當下上演；正如威廉·福克納在《修女安魂曲》中所寫：“過去永遠不會死，它甚至還沒有過去。”它以多種形式的害怕、恐懼症、軀體症狀和疾病表現出來。

創傷記憶完全不同於令人愉悅或煩憂的普通記憶，這些普通記憶通常能夠被加工成一個連貫一致的故事。而“創傷記憶”常常以片段式的記憶碎片形式出現，比如難以整合的感覺、情緒、影像、氣味、味覺、想法等。例如，一次重大交通事故中的倖存者，當他在加油站加油，聞到汽油的味道時，他突然被極度的心跳加速和不可阻擋的恐慌感所包圍，拼命地想要逃離。這種混亂的碎片化記憶不會在平常的生命故事中出現，但是創傷記憶作為一種不受控制的侵入性片段或軀體症狀會被不斷地“重播”和再次體驗。我們越是試圖擺脫這樣的“閃回”，它們越是陰魂不散，折磨和抑制我們的生命力，嚴重地限制我們生活在此時此地的能力。

創傷記憶可能也會表現為無意識的“行為”。例如，反覆地經歷“意外事故”或無意地讓自己暴露於危險的境地。許多例子證實了這一點，例如童年期遭受過性侵犯的兒童，成年後更有可能成為妓女，尋求與犯罪男性建立關係，或進行不安全的性行為；戰爭老兵從軍隊退役後，會立刻申請加入反恐特警組，他們“沉溺於”興奮與危險之中。

“再現”創傷記憶作為一種少見的情緒崩潰的體驗，會無法控制地爆發，突然間使人們成為脆弱的受難者。這些記憶的碎片似乎沒有來由，生生地將受害者的生活打斷，不論他們正在行走或是睡眠。遭受心靈創傷就像遭受了詛咒，使人們陷入無窮無盡的夢魘中，那些難以忍受的折磨會反覆播放，人們會被不可阻擋的強迫想法和衝動所摧殘。經歷創傷的人們被生活困住了，直到他們能夠以某種方式處理這些不斷侵入的記憶，將它們同化，最終能夠形成連貫一致的生命故事，從而將這些創傷記憶安放；或是能夠平靜地對待這些記憶。這種生命故事的完整性（completion）修復了過去與未來的連續性，促進並激發了人們的堅韌以及真實的樂觀精神，從而使生活繼續前行。

在“神經症”的治療中，創傷記憶的角色如同20世紀早期精神分析學派的“羅塞塔石碑”^[1]。弗洛伊德首次在臨床工作中處理致病的隱藏（“壓抑的”）記憶，他因此而舉世聞名。事實上，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其中包括讓-馬丁·沙可，皮埃爾·讓內在巴黎薩爾貝蒂耶埃醫院所做的工作。他們是真正第一個看到記憶是如何通過所謂的壓抑和解離（dissociation）被隔離在意識之外的。隨後他們發現治療可以通過將意識之外的這部分內容帶到意識中，從而達到治療效果。先驅們的成果啟發了弗洛伊德，影響著他早期的創傷理論。

但是弗洛伊德隨後放棄了這一說法，即創傷發源於外部重大事件，轉而強調內部機制，如“俄狄浦斯情節”和其他“本能衝突”，讓內的巨大貢獻因而被掩蓋。隨著弗洛伊德神一般的統治地位建立，以及家庭虐待與性騷擾的混亂事實難以說清，創傷來自外部重大事件的說法幾乎消失在心理學圈子裡。換句話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士兵出現“炮彈休克”後，這一說法才重見天日。社會和心理學界偏愛弗洛伊德的內在衝突這個新的焦點（例如“俄狄浦斯情結”），從混亂與令人不安的兒童性虐待的家庭動力中轉移視角，這一偏見是維多利亞時代，受人尊重的醫生、律師和銀行家們共同推動的結果。幸運的是近百年後，在紀念讓內於1889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書籍《自動化的心理》跨世紀的紀念研討會上，巴塞爾·範德考克和翁諾·範德考克在會議論文中重新闡釋了讓內對創傷深刻的理解，包括創傷的病因學以及該理解對治療的啟示。”²，³這段對創傷的理解和治療歷史，在範德考克最近的綜合類書籍《身體從未忘記：心理創傷療愈中的大腦、心智和身體》中有非常高的讚譽。

[1] 羅塞塔石碑是一塊製作於公元前196 年的大理石石碑，原本是一塊刻有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詔書的石碑。因為其用希臘文字、古埃及文字和當時的通俗體文字刻了同樣的內容，使得它成為近代的考古學爭相研究的焦點。此處比喻創傷記憶成為精神分析學派研究的焦點。——譯者注

記憶是歷史的謊言集，優秀的作品就像記憶一樣，必須有特定的日期和時間；這樣的話，故事看起來就是真的。

——丹尼爾·施密德，瑞士電影導演

在21世紀之交，記憶這個話題成為當代認知神經科學難以捉摸的聖盃^[1]，並在2000年拿下諾貝爾生理學獎。^[2]而在50年前，在創傷治療中記憶的關鍵作用有巨大的分歧，一場真實的記憶戰爭爆發了。戰鬥的一方是一批心理治療師，他們強烈地推動患者去“恢復”那些長期遺忘、“解離”或壓抑的童年遭受性騷擾或虐待的記憶。這個痛苦的情緒疏導過程往往伴隨著反覆強烈的疏洩（abreaction）^[3]和頻繁的攻擊性投注（violent catharsis）。這些高度緊張的反應在“表達性的”治療中常常被使用，在小組設置中參與者被鼓勵（或常常被推動）喊出他們的痛苦和憤怒，在令人恐懼的回憶中“恢復”令人恐懼的記憶。

這些患者中許多都是女大學生，她們遭受抑鬱、焦慮和驚恐發作，拼命尋求解決辦法。通過這樣的宣洩，她們找到了一種治療痛苦的辦法。那些痛不欲生的苦惱讓她們瘋狂地尋求結果和寬恕，以及這種強烈的疏洩帶來的短暫緩解。真實地感覺到這些“恢復的”記憶讓她們對自己有了一個“解釋”，找到了這樣一個她們承受深刻痛苦的理由。這些宣洩也刺激了高度上癮一般的腎上腺素飆升和內源性阿片類物質（內啡肽）⁴的大量上漲。不斷訴說同樣的故事使這些生化混合物和強烈的混合組（阿片類藥物介導的物質）出現，這個過程是難以抗拒的。⁵的確，許多這樣的受害者有令人恐怖的家庭虐待歷史，這些治療師揭露了這些歷史。但不幸的是，治療師們常常感到困惑或不確定。甚至即使確定時，他們也常常無法提供深度和持久的有效治癒。在許多情況下，這樣的宣洩導致許多不必要的痛苦。許多指導性治療師完全相信這種“恢復”記憶的治療性價值，即使有時候他們相信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並且他們否認給所謂的恢復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帶來的有害效果。

這場戰鬥的另一方是一群關於記憶的學術研究者們，他們堅定地聲稱那些“恢復”記憶的方法通常是錯誤的，因為那些記憶往往是虛構的。他們的這些結論基於大量的實驗結果，在實驗中研究者們成功地植入了並沒有發生的虛假“創傷”記憶。這些研究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讓參與研究的大學生相信自己“小時候曾在大型商場中走失過”這樣一個植入的虛假記憶。這些“記憶”常常包含一個清晰的畫面：自己被陌生人找到了，帶到父母身邊。然而，實驗前研究者和學生的父母進行訪談已經證實類似於這樣的事情從未發生過。在一個對該實驗的反駁中，巴塞爾·範德考克指出，學生們沒有表現出發自內心的焦慮感，而如果記得童年發生過這樣的片段，⁶幾乎肯定會伴隨一定程度的焦慮。但是，像這樣的實驗讓很多記憶研究者得出同樣的結論（即使並非所有人），治療性的恢復記憶其實是潛意識中被治療師無意間（或有些情況下是有意）植入的。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貝絲的故事。

[1] 聖盃的傳說來自於基督教，傳說那是耶酥基督在最後的晚餐中使用的綠柱玉琢制的酒杯，而聖約瑟則用它來接耶酥基督傷口流出的寶血。在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黑暗時代的亞瑟王傳說中，尋找聖盃則成為騎士們的最高目標。在延續千年的傳說之後，現聖盃常被用來代表眾人追求的最高目標。——譯者注

[2] 埃裡克·坎德爾以研究海兔的巨型軸突突觸中發生的學習現象獲得諾貝爾獎。

[3] 心理動力學概念，指個體將被壓抑的創傷事件的記憶“再現”和意識化的方法。

貝絲在13歲時，在非常可疑的情況下，她的母親被發現死於家中的游泳池內。更讓人極度痛苦的是，很有可能是母親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個巨大的衝擊事件2年之後，貝絲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一場大火毀掉了她的房子卻留下了街區其他人的房子。

想象一下這樣的衝擊吧，一個失去母親的女孩站在她燒燬的房子外面，胸前抱著衣衫襤褸的泰迪熊。她有一次說，尤其感到煩惱的是在大火中失去了自己的日記。她最大的恐懼並不是日記在大火中丟失了，而是它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⁷我們難以想象這位脆弱的少女在日記中記錄了怎樣的記憶和秘密。

貝絲從所有這些失去中理解了什麼？她如何處理過去揮之不去的回憶對現在潛在的影響？在突然失去房子之後，她如何努力去處理自己對母親死亡的疑惑？就像她日記本中的內容一樣，這些答案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但是貝絲成年生活的方向遲早會展現出勇敢、堅韌、堅持不懈，以及一個集中的焦點：伊麗莎白·洛夫特斯^[1]成為一名著名的記憶研究專家。

多年來，洛夫特斯教授聲討運用恢復記憶的治療師們，她沉迷於驗證很多治療性喚起的受虐待記憶是一種虛假記憶。隨後她開始堅定地調查記憶被刪除的可能性。她研究學生對於令人煩擾記憶的消除持有什麼態度。研究中詢問大學本科生有一種記憶抑制的藥物可以在發生被搶劫或被攻擊的事情時使用，他們是否願意去用這種藥物。幾乎有一半的參與者回答願意嘗試。但是僅有14%的人說“他們真的會去用”。⁸在類似的一個調查中，在“9·11”事件發生時“爆心投影點組織”（Ground Zero）的救援人員，一群消防員戰士中稱自己想使用藥物來消除恐怖記憶的僅佔20%。洛夫特斯教授為此感到驚訝，認為這肯定有所低估。用她自己的話說：“如果我曾遭受襲擊，我會使用這樣的藥物。”⁹儘管貝絲似乎沒有產生這樣的聯想，但是她確實承受了來自失去母親和童年成長房子的“襲擊”。

無論一個受傷的孩子，像貝絲一樣多麼想要脫離那段記憶，那段記憶都會一直跟隨著她，就像內心的鬼魂一樣潛伏在陰影中。誰不想從記憶庫中根除這段揮之不去的記憶呢？但是我們無法得知，這會給獨特的人性帶來什麼風險和代價呢？我們應該發現，存在更加建設性和積極的方式去接近和應對糟糕的記憶。

我們從未懷疑，痛苦的記憶塑造了我們的生活。這些記憶就像九頭蛇一般（我們徒勞地斬斷一個個頭）不斷回頭撕咬我們，折磨我們，塑造我們，不論我們有多麼想要消除、否認或洗刷它們都是徒勞。如果我們接納，而不是否認這些記憶，接觸和利用它們“壓抑的能量”將自己從這些記憶的束縛中釋放，會如何呢？

我們意識到，兩種記憶的觀點都有其道理（記憶的虛假性和可恢復性），尤其在關於治療創傷和其他精神與靈魂的傷痛中，記憶起到的關鍵作用上。兩大陣營和它們的治療方法正在許多問題上激烈碰撞，如自己未解決的創傷，心理動力學的觀點，科學的偏差、偏見，支持自己固定觀點的“有選擇性的”數據。好像雙方都認為對方是絕對不可靠和錯誤的，並自動地認為對方所有的信念和數據都是錯誤的，甚至當研究和臨床觀察獲得了一致的結果時依然如此。兩大陣營似乎表現出不必要的防禦，以及對於從對方身上學習的深深抗拒。遺憾的是，他們的差異不僅僅在科學、客觀性和開放探究的舞臺上演，還常常通過媒體名人的故事，出現在法律、新聞和公眾觀點的大堂之上。

這些“記憶之戰”更為根本的是對於記憶本質的廣泛誤解。

[1] Elizabeth Loftus，Beth（貝絲）是其暱稱。——譯者注

記憶由……組成

要理解創傷記憶的本質，需要回到“記憶之戰”的懸崖之巔，在我們稱之為“記憶”的東西，它的多重結構形成時，去澄清它複雜的成分。一般來說，記憶有兩種類型：外顯記憶和內隱記憶，前者處於意識中，而後者處於無意識中。這兩種記憶系統（每一種至少還可以劃分成兩個子類別）獨立發揮功能，並在神經解剖學上由獨立的大腦結構所傳導控制。同時，它們都是在我們面對生活中各種情景和挑戰時的指南（見圖2-1）。

圖2-1　基本記憶系統

嗯，我鄭重宣佈。（Well，I do declare！）

——斯佳麗·奧哈拉，《飄》

陳述性記憶是外顯記憶中最為人熟知的一種類別。它是我們腦海中詳細信息的分類目錄，是記憶世界中的“細目清單和購物清單”。陳述性記憶使我們有意識地去記住事物，讓我們有條理地講述記憶中一個有開端、過程和結局的真實故事。大多數外行人，包括一些心理治療師，傾向於認為記憶主要就是這種具體的形式。只有這種有形的記憶形式，我們能夠主動去喚起和講述出來。陳述性記憶的總體作用是和他人交流互不關聯的信息流。這些“語義的”記憶是客觀的，沒有感受與情緒在其中。如果沒有陳述性記憶，就不會有汽車、飛機、計算機、郵件、智能手機、自行車、滑板和鋼筆這些概念。沒有陳述性記憶，人們不會掌握火的使用方法，這種技能也無法傳遍整個世界，人類可能依然無助地生活在陰暗潮溼的山洞裡。簡而言之，我們所知的人類文明就不會存在。

陳述性記憶是相對有序而整齊的，就如高度結構化的大腦皮層一樣，作為陳述性記憶的硬件與操作系統。儘管陳述性記憶是記憶系統中最有意識和主動的部分，但它是最默默無聞的。對於以深層探索為目的的心理動力學方法來說，陳述性記憶幾乎沒有治療性意義。但是，陳述性記憶是許多認知行為療法的基本成分。

如果陳述性記憶以“冰冷的”事實為特點，那麼外顯記憶的第二種形式——情境記憶的特點將會是“溫暖的”、觸摸起來有溫度的。情境記憶通常會融入情緒基調和活力，不論它具有積極還是消極的效價。情境記憶生動地記錄了我們的人生經驗。它將“理性”（外顯的/陳述的）和“非理性”（內隱的/情緒的）動態地聯結起來。這種聯結功能促成了條理清晰的個人故事的形成，也增強了故事的鮮活性，我們能夠給自己和他人生動地講述這個故事，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有意義。原始的情緒、微妙的感受、事實和與他人交流的過程，以及這些要素之間的聯繫對於從創傷（未來和過去幾乎沒有變化）轉化為一種建立在新的體驗、信息和可能性上的開放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

情境記憶（有時又稱為自傳體記憶）不是主動喚起的，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發出現的，就像生活中的小插曲。這種記憶一般會傳遞一些模糊的情感基調，朦朧如夢幻般。在意識層級上，自傳體記憶比“購物清單”式的陳述性記憶要低（更自發和自動化），但是比內隱記憶的層級要高（更主動和刻意）。一般來說，情境記憶比陳述性（事實）記憶更易覺察出細微差別，記住模糊的情景。當把注意力聚焦在大致的方向上時，我們能在情境記憶的迷霧中漂流，在回憶中進出自由。儘管這些記憶有時是間接和模糊的，但是在一些情況下，它們留在頭腦中的形象異常清晰、栩栩如生。情境記憶比“細目清單”式的陳述性記憶更加自動化，更引人關注和使人愉快。它們常常暗地裡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舉我個人的一個情境記憶的例子，在紐約布朗克斯區讀五年級的第一天，我走在回家路上，我記得自己正和朋友談論新老師有多麼恐怖。有人溫柔地拍了拍我的右肩，打斷了我滔滔不絕的誇張言論和草率的抱怨。當我回頭看到白髮蒼蒼的庫爾茲夫人時，我嚇得心臟都要跳出來了。“你覺得我真有那麼壞嗎？”她低下頭疑惑地盯著我問道。隨著後來事實證明，庫爾茲夫人是我小學最好的老師，這個故事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我樂意接納這段情境記憶帶著遺憾的歡喜回到我腦海中。儘管我很難再想起五年級的任何其他事情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小段回憶代表和囊括了我整個五年級。這段回憶肯定沒有扭曲我的直覺，就像當初她的手拍我肩膀時帶來的感覺一樣。

就像剛才提到的，除了關於庫爾茲夫人的這段記憶，回憶那一整年，我無法主動想起任何其他的事情了。當然，從小學1年級到6年級，我確實還能想起一些其他零零散散的事情，並且大多數事情都是令人不愉快的。我所有其他的老師都格外的無趣，甚至有些非常殘忍和暴虐。除了幼兒園和學前班階段，我在基礎教育學年中的學習體驗是別人把學科知識硬塞到我手裡的。我討厭學校，學校也討厭我！

庫爾茲夫人的這段情境記憶演化成我個人的自傳故事中真實的一部分。它成為理解和向他人講述我生命那個階段的方式。儘管真實情況隱藏在背後，但是對庫爾茲夫人的這一小段記憶發揮著支點的作用，成為我逃離和擺脫沉悶、壓抑的學習生涯的轉折點。它促成了一個新印象的出現，人可以積極甚至有趣地學習。這讓一個新的感知信念系統出現了，並且它貫穿我的整個學業生涯，延續到我現在的職業和愛好中。

五年級之後，直到高中（在一個危險和動盪的地區，持刀的布朗克斯幫派十分猖獗），我遇到四名好老師，他們分別教授科學與數學。然後在大學裡，我發現有一些更加鼓舞人心的老師，他們十分支持我的研究興趣。這種感覺在研究生時期繼續存在，我受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內外一些重要導師們的喜愛，在這裡我完成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涯。我在思想上的指導來自唐納德·威爾遜、尼古拉斯·丁伯根、厄斯特·蓋爾霍恩、漢斯·塞利和雷蒙·達特，我在他們的羽翼下成長。隨後，我發展出身心治療的整個過程，受到更多老師和心理治療師的給予、照顧和挑戰，包括艾達·羅爾夫和夏洛特·賽爾文思。現在，我發現角色反轉了，我成為許多學生的老師。他們轉而也會指導自己的學生，而學生通過治療實踐影響著千千萬萬的其他人。

謝謝你，庫爾茲夫人。感謝你的溫暖、幽默、快樂，以及對瞭解這個世界的激動之情。這留給我非常重要的一段情境記憶，它把我帶到了我的導師們面前，也把他們帶到我身邊。我一直堅信，60多年前你溫柔而友好地拍拍我的右肩，那一舉動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方向；事實上，我相信這種改變，它以奇妙的方式發生，令人感激。在這個特別的例子中，情境記憶在創造美好未來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每一次事後回憶，記憶都會變得更加豐富、更有意義。這種自我更新的性質是記憶能夠發揮它激活功能的原因，這通常發生在我們的潛意識中。

情境記憶幫助我們定位時間和空間，從過去經歷中挑選突出而有利的結果進入到未來。大多數我們所知的情境記憶都來自對人物的語言報告，就像我的庫爾茲夫人。即使鳥兒也有類似情境記憶的系統。克萊頓和迪金森在對西部灌叢鴉的研究中發現，¹⁰這些鳥類也有類似情境記憶的系統，這使得它們有強大的生存優勢。鳥類不僅能夠記得不同食物的藏匿地點，而且能夠區分它們的特點。這種區分取決於食物的易腐爛性質，以及從藏匿食物起經過了多長時間。鳥類能夠根據過去發生的事情記得“是什麼食物，藏在哪裡，藏了多久”，並提取和運用這樣的信息。根據研究者們的觀察，這些行為符合情境記憶的行為標準。一個類似的研究針對的對象是蜂鳥，發現它們能夠記得某種花在哪裡，以及最近的路線如何達到。這樣它們可以最有效地獲得新鮮的花蜜。其他許多研究都證實了這種情境記憶存在於許多物種中，包括老鼠、蜜蜂、海豚、大象以及各種靈長類動物。¹¹許多行為我們認為僅僅是人類所特有的，但是情境記憶卻被證實來源於進化的源頭。這種記憶不僅僅是在沉思的詩人或是像我一樣對五年級老師的感激之情上體現。

人們普遍相信我們最早的情境記憶可以追溯到三歲半左右，此時大腦中的海馬系統開始發揮作用。然而，有證據顯示在一些例子中情境記憶可以追溯到更早時期。通過我媽媽的佐證，我能夠確保說自己最早的情境記憶來自兩歲半時期，那時我坐在窗口靠近嬰兒床的位置，呆呆地望著窗外的光線穿透整個安靜的房間。揚起的灰塵顆粒散佈在半透明的光束中。我記得我媽媽突然打開了房門，打斷了我在閃爍光束中的痴迷。^[1]當然，那時我不知道灰塵的粒子、光束和空氣中閃爍的是什麼。直到很久之後我才學會這些詞語，區分它們的定義。但是，陽光帶來魔法般的感覺讓我沉醉在白日夢中，這仍然是一個“奇蹟”，動畫般的質感讓我一整天都興奮不已。正是這豐富的神秘記憶促使我現在在一個寬敞、明亮而安靜的地方逗留。這段經歷不斷喚醒我的靈魂之旅，並且每次類似的體驗都會再次刷新那種感覺，遇見我內心深處的“自我”。

[1] 我媽媽證實了這件事。她能夠回憶起這件事，是因為那時候正是我們搬到新公寓，我開始擁有自己的房間的時候。她記得確實看到我被閃爍的光束驚呆了。

不同於“冰冷的”陳述性記憶和“溫暖的”情境記憶，內隱記憶是“熱烈的”並且非常難以抗拒的。相對於意識中的外顯記憶（包括陳述性記憶和情境記憶），另一個類別就是內隱記憶。這種記憶無法有意識地喚起，無法像夢境一般地回放。它是由一系列的感覺、情緒和行為拼接起來的。內隱記憶總會偷偷地出現又消失，通常很難被我們意識到。它主要由情緒和/或技能組織起來，或是一種“程序”——身體自動產生的行動（有時稱為“行為模式”）。

事實上，情緒和程序性記憶是交織在一起的，我把它們區分為內隱記憶的兩種類型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儘管非常肯定情緒記憶對我們的行為有巨大影響，但是通常程序性記憶對我們的生活軌跡有更深層的影響。

根據達爾文大量的觀察發現，情緒是哺乳動物普遍存在的本能，我們屬於哺乳動物的一員（儘管我們常常不承認這點），也有同樣的本能。“哺乳動物共有的”情緒包括驚訝、恐懼、憤怒、厭惡、悲傷和快樂。在我看來，在這種內部（感覺）情緒的集合中可能還包括好奇、興奮、高興、勝利感。

情緒記憶的功能是為一些重要的經歷貼上標籤、進行編碼，從而為日後能夠立刻和有效地提取提供線索。就像書籤一樣，情緒就是一個信號，幫助我們選擇和提取某種“書本之外的”記憶。它以主題的形式指示我們的行動。情緒記憶會在意識層面下與程序性（“身體的”）記憶進行交流（見圖2-2）。情緒會提供與生存和社會交往相關的信息，幫助我們在特定情境中能夠做出恰當的反應，特別是當你試圖用思考來解決問題非常緩慢和不靠譜時。所以這些的記憶對於我們個體的健康和物種的生存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情緒記憶是在軀體和身體感覺中體驗到的。確實，我們能夠從圖2-2中清晰地看到所有基本情緒的軀體模式。

圖2-2　記憶系統間的相互聯繫

情緒記憶通常由當下的情境特徵引發，在這個情境中有相似的情緒類型和感受強度。這些情緒在過去曾經由程序性記憶引發，例如生存行為（固定的行為模式）。儘管這一行為反應通常是成功的策略，但是一旦遭遇創傷事件，這種反應毫無疑問會遭遇失敗。這種非適應性的習慣反應讓個體陷入無法解決的情緒焦慮、分離和困擾中。讓我們首先看看在人類社會中共享的積極情緒的核心作用。

如果你每天練習對所有遇見的人、遇到的事情毫無保留地打開你的情緒體驗，相信你能夠做到——那麼它會帶你到達你所能達到的最遠處。然後你會理解每個人過去告訴你的所有教誨。

——Pema Chödrön，佛教導師

從達爾文之前的時代直到今天，關於情緒有無數的理論被人們總結出來，然後不斷改進，最終放棄和遺忘。這些理論包含哲學的、生物的、發展的、心理學的、社會學的假設。但是單純基於社會基礎的情緒發揮著兩個首要功能：第一是向他人傳遞出信號，讓別人知道我們的感受和需要；第二是向自我傳遞信號，讓自己瞭解自己的感受和需要。這兩種功能讓兩個人可以互相參與到對方的感受中。親密的分享內在世界有時被稱為“主體間性”。這種情緒的“共鳴”讓我知道你的感受，也知道了我自己的感受。我們產生這樣的聯結，因為我們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姿態將情緒的信號傳遞給他人。也因為這種模式，我們激活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姿勢傳遞到大腦（也反饋到自主神經系統），告訴我們這些表情反映的內在感受是什麼。

作為更高級別的功能，情緒讓我們能夠互相分享自己的感受，感知對方的需要，指導我們如何與他人互動。從嬰兒第一聲啼哭到幼兒高興地微笑與突然的脾氣，從青少年的情調到成人的親密交流，情緒是一種精確的關係交換，人們本能地知道。因而，社會情緒的核心作用是促進了我們和他人的關係。它也成為我們相互合作與傳遞社會規範的方式。

情緒還可以將我們自我深處的部分連接起來，它作為一種內在線索的一部分，可以告訴我們自己的需要。情緒是我們和他人連接與瞭解自我的基礎。它連接了我們內在所知，以及內在的聲音和直覺的一部分，即連接著真實的自我。情緒連接著最為核心的部分：我們如何體驗和感受自我，在生活中有活力、有方向地活著。確實，令人最為煩惱的一種“心理”問題是述情障礙，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無法對自己的情緒命名，也無法用情緒進行交流。這種狀況常常和心理創傷有關，¹²它使得人們對痛苦處於喪失信心的麻木中，就好像他們“正走向死亡”。

讓我們接下來關注記憶的最深層：程序性記憶。

值得慶幸的是，心中已經遺忘的事情，身體並沒有忘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如果說情緒記憶是“旗幟”，那麼程序性記憶就是衝動和身體內部的感覺，它能告訴我們如何做出各種各樣的動作和完成各項技能，以及表現吸引和排斥。程序性記憶可以劃分為三個大類。第一是習得的動作，包括但不限於一些技能，比如舞蹈、滑冰、騎自行車、性交。通過練習，這些“動作模式”會由大腦的高級區域不斷修正，比如學習和同步新的探戈舞步，通過更性感和包容的方式將性愛過程精製化。

第二種程序性記憶與一些強大的應激反應相關，它能夠在我們面對威脅時喚醒基本的生存本能。這些固定的行動模式包括支撐、收縮、退縮、戰鬥、逃跑、僵直，以及設立與維護自己的領土邊界。這些強烈的本能應激反應在創傷記憶的形成與解決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

第三種程序性記憶是趨近與迴避、吸引與排斥這種有機體^[2]基本的反應傾向。我們在身體上會趨近可能是食物和促進我們成長的東西，迴避可能帶來傷害和有毒害的東西。這種迴避機制包括僵硬、收縮和退縮。另外，趨近的機制包括伸展、延伸和靠近。吸引（趨近）模式包括靠近與我們親密的人或去獲得生命中想要得到的東西。迴避（排斥）模式包括避免食用聞起來和嚐起來不對勁的食物，或是迴避那些看起來對我們“情緒上有敵意”的人。

趨近與迴避的行為模式形成了我們生命中基本的原始動力。它是所有生命有機體的行動藍圖，從低等的變形蟲到人類與世界，以及人類互相之間複雜的互動。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指導我們生活的指南針。我們可以將它的基本功能看作（有時候稱為“享樂效價”）是交通信號中的黃燈（警示與評估）、綠燈（趨近）和紅燈（迴避）。接下來我會用例子說明那些內在線索提示的、常常隱藏在深處的動機，以及我們如何運用這些線索去突破阻礙、獲得成長。

[1] 儘管創傷記憶過去沒有被歸類為程序性記憶，但是大量的臨床經驗加強了這個觀點：在應激基礎上的生存行為模式能夠被看作是程序性記憶。的確，這些固定的行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s，FAP）會由大腦皮層更高（更核心）的區域有選擇性地抑制，所以和其他程序性記憶一樣能夠呈現出學習的特點。

[2] 有機體定義為一個複雜的生命系統，它的特性和功能不僅由其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和特性決定，還由各部分組成的整體，以及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決定。

請容我提起另一個個人的例子。下面這個小故事是為了更生動地描述程序性、情緒、情境和陳述記憶的功能在我們生命中的組成結構。

大約25年前，我去紐約見我的父母。在博物館忙碌了一整天后，我來到住宅D區。正是一個堵車的時間，地鐵上塞滿了回家的人，人們帶著各式各樣的情緒和表情，很多人在腋下夾著報紙。有一位特別高的男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當我一眼瞥到他時，我體驗到身體內部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溫暖的感覺，以及不可思議地對這個陌生人感覺到舒適。我體驗到自己的胸腔和肚子在擴張和延展，微微地想要靠近他。我們都在布朗克斯最後一站，205號街道下車。一股特別的衝動讓我走上前去觸碰了一下他的肩膀。我們充滿好奇地互相注視著。“阿諾德”這個名字出乎意料地從我嘴裡蹦了出來。我不知道當我們站在那裡互相凝視的那一會兒誰感覺到更驚訝、更困惑。過了一會兒，我意識到，我和阿諾德是小學一年級的同學——大約40年之後，我們再次在地鐵上重逢了。

6歲的時候，我是當時班級裡最小的孩子。我有一雙不成比例的大耳朵，也是一直受到欺負的人。阿諾德是一直對我非常友好的孩子。所以過去我們就建立了友誼的基礎，有一段持續的情感聯結。他對我善意的保護，那些印象這幾十年來在我的情緒和程序性記憶中潛伏著。直到那一瞬間身體姿態和麵部識別的線索讓我去靠近他，從而發現我們共同的過去。

當我爬上那座小山坡到達我父母的公寓時，我感覺到脊柱伸長了，好像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抬起，將頭伸向了天空。我輕快地一步一跳。來自小學一年級的畫面和感覺在我腦海中盤旋。伴隨著那些情境記憶，以及我胸腔中感受到的軀體感覺，我能夠反思一些時候的焦慮。我想起同學是如何用“小飛象”（迪士尼動畫中的一種大象）這個暱稱來嘲笑我的大耳朵的。

隨後，當我剛走進公寓的時候，我清晰地感覺到我手腳的力量，以及胸腔溢出的自豪感。伴隨著程序性的覺知，另一個情境記憶被激活了，帶我回到了最後一次被攻擊的時刻，大約60多年前。我被兩個殘忍的小孩逼到角落欺負，事實上他們是雙胞胎。我還能夠記得當他們逼我到岡希爾路面對迎面而來的車流時，他們刻薄、嘲諷的臉。出乎意料地，我揮動我的雙臂，大膽地向他們宣戰。他們停止了自己的動作，表現出了明顯的反轉，從嘲笑和輕蔑變成驚訝和恐懼，隨後他們就跑掉了。這是我最後一次遭人欺負。從那之後，我受到了尊重，孩子們會邀請我一起玩耍。

這段故事說明瞭程序性記憶和情緒記憶是我們一生都能夠提取的資源，具有長久的重要意義。最初在地鐵上看到阿諾德，我出現的“記憶”是一種模糊而內隱的，是一種對他奇怪地著迷，這種感覺完全沒有來由和背景。隨著我們互相對視，程序性記憶開始出現，我的胸腔開始擴張、脊柱延展，隨後一股溫暖而充實的感覺注入我的腹部。但是當我靠近他，脫口而出他的名字的時候，我的記憶開始由一種內隱的程序性記憶（軀體感覺、姿勢、內在衝動）轉化為情緒記憶（驚訝、好奇），隨後到達我能夠回想起的情境記憶（見圖2-2）。

隨著通往過去的大門被打開，我能夠回想起更多的片段，或情境記憶。年代久遠的傳奇故事出現在腦海中了：由於年齡問題，我在半途加入這個班級，最初感到非常不適應，後來阿諾德支持我，讓我獲得力量和自信的感受，以及最後連接到我最終戰勝了欺負我的人，獲得勝利並獲得班級其他孩子的接納。在回憶情境記憶的中間，我能夠感覺自己的手臂和肩膀充滿了力量，好像能夠想到自己正在打擊欺負我的人。在這一刻是情境記憶又一次激活了我的程序性記憶中的防禦、力量和自我保護的反應。充滿活力而大膽地走上公寓的樓梯，我感受到溫暖、感激與自豪。現在我很期待這段情境記憶能夠以一段完整的故事去敘述，形成一個陳述的形式。

相比一開始我在地鐵上遇到阿諾德時那種自動化的吸引，當我走向父母的公寓時，我一年級時候的遭遇作為情境記憶被喚起了。儘管最初那段回憶是在無意識中自發出現的，但是我接下來在意識層面把它回顧了一遍。就像普魯斯特小說《追憶似水年華》中的瑪德萊娜點心一樣，阿諾德對我不可思議（程序性）的吸引以一種內隱的方式激發。在普魯斯特的小說中，這種激發是由一種點心所引起。他不會想：“噢，這種味道讓我想起了過去，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媽媽給了我一杯茶和一塊瑪德萊娜點心，這讓我回想起曾經去往學校的路途。”而是茶和瑪德萊娜點心的感官體驗引起了程序性的、情境的和情緒的過程，這一切都發生在潛意識中。對我而言，這種激發是遙遠而內隱的認識——對阿諾德臉的輪廓、身形、姿態和動作的多種形象的認識。如果沒有有意識的覺察，我不知道怎樣將曾經在生命中遇到過的成百上千的臉、身形、姿態和步態進行歸類整理，然後推斷出這個整體模式是來自童年時某個人46歲時的樣子。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在將近40年前，阿諾德在軀體、情緒與關係上對我有強烈的影響。

作為成年人，如果我們在街上偶遇了童年時的熟人，我們很可能無法有意識地認出對方。但是，可能會體驗到特別的感覺基調與關係背景：如果他曾對你友好，你會感覺快樂；如果他曾欺凌你，你會感覺恐懼。換句話說，我們能夠分辨對方“是敵是友”，但是可能無法叫出他們的名字，甚至無法想起自己曾經認識他。直到情緒和程序性記憶轉化為情境故事，隨後我們才能以敘述的形式回憶它。超級計算機，像IBM的華生（Watson），在面對這種模式識別的任務時都會被打敗。即使是最複雜的超級計算機和它所運行的最精緻的程序都無法像人和動物一樣識別和利用“情緒基調”。這說明瞭在微妙的情緒記錄中，關係的體驗中，內隱記憶的強大功能，而這種記錄和體驗過程在我們的生命中不斷髮生。

從內隱記憶轉化到外顯記憶的能力，從較少的覺知到更多的覺察（或是相反）能力，也是整合創傷經歷的一個重大議題，是一般情況下我們瞭解“我從哪裡來，我是誰，我到哪裡去”的重要方法。我對阿諾德的記憶說明瞭內隱記憶和外顯記憶系統之間形成一致交流的重要價值。在軀體感覺、情緒感受、畫面感和行動之間流動的關係讓我們編織出新的故事，這個故事會提高我們的掌控感、勝任感和活力，促進自我完善。對我來說，重建的自信和力量適時地出現了。我相信這有助於牢固根基，強化我解決“日常工作”中的能量耗竭，可能放棄的問題，從而保持對於自由的需要，釋放我的創造力。這段記憶還可能給予我信心，把所有努力和金錢投入到學術大堂之外的自我部分中去。這份獨立力量鼓舞著我創造心理治療的新視野，身體體驗療法，這是我一生所做的事業。的確，這段生命旅程說明瞭程序性記憶作為內在深處所蘊藏的資源，在面對生活之旅時具有的重要性。

有多少人像阿諾德一樣在我們心靈中“鮮活上映”，促進或困擾著我們的情緒，左右著我們的軀體反應？儘管我們很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是我們一直活在它們或好或壞的“陰影”下。的確，內隱記憶通常在我們意識“雷達”區域之外激活，常常出乎意料地出現。去打破這些消極的“情結”（通常和我們的父母有關），提高積極的部分，我們需要發展自我探索和反思式的自我覺察能力。關於阿諾德的故事是一個例子，可以告訴大家如何打開這份好奇心，探索自我的生命故事，以及這會給自我帶來怎樣的力量和活力。

在接下來的這個案例中我會說明，情緒、程序和陳述性記憶在我們對世界的意義與價值的建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案例中，內隱和外顯記憶整合這一關鍵步驟完全被打碎了。大衛是一名神經系統出現障礙的患者，他的行為表現展現出各種記憶系統之間無法相互提取——當它們互相斷開、分離時，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創傷。

大衛大腦的邊緣系統遭受嚴重損傷，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和心理障礙的人們在一起過著群體生活。機構的照看者開始注意到大衛非常奇怪的行為：他對食物的需要和其他感覺都得到了完全滿足，但是他常常請其他患者給他香菸或一點食物。照看者注意到，他似乎總是被某些患者所吸引，而且對某些人的請求頻率越來越高。一次偶然的觀察，照看者注意到大衛在走廊上行走時遭遇了一個特別不友好的人，此時大衛的身體開始發抖、抽搐，隨後“僵直”住了。然後，他突然轉身離開，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似的走掉了。

如果我們僅僅觀察大衛的日常行為，他似乎挺正常的。我們可以看到他更樂意靠近那些過去給予他幫助的人，而回避其他人。他似乎缺乏一種識別他人動機並以此來做出合適反應的能力。然而，他無法通過多次接觸和迴避一些人來記住不同的患者，也就是一會兒之後，他就會忘記剛才交流過的人是誰，對方的臉長什麼樣子。但是他的身體明顯地記得，因為對於不同的人，他選擇靠近和迴避的傾向是不同的，這多多少少和以往他們相接觸的經歷有關。

所有的智力測驗都表明大衛的智力水平處於平均值以上。沒有認知推理測驗能夠完全顯示他有任何認知缺陷，或是認知特長。事實上，當一件事情完全不涉及情緒和關係體驗時，大衛的認知推理能力完全正常。在這點上，大衛似乎沒有一點問題，甚至還比較聰明，能夠獲得較高的IQ分數。但是，更復雜的測驗，要求大衛進行道德判斷（要求具有敏感的情緒和關係基調）的測驗，則表現出他的道德推理能力嚴重受損。

著名的家庭神經病學顧問安東尼奧·達馬西奧設計了一個非常精巧的實驗——“好警察、壞警察”，用於評估大衛的行為和大腦功能。¹³達馬西奧要求幾組護工在大衛靠近他們的時候用一致的態度去對待他。一組護工總是報以善意的微笑並幫助他，第二組表現出不那麼友好，並且說一些大衛難以理解的話。第三組對大衛的進步保持中立的態度。

隨後，大衛被邀請參加一個非常逼真的“指認”活動，觀看四個照片：一個來自友好組的人，一個來自不友好組，一個來自中立組，另一個是過去從未出現的人。他完全無法叫出其中人的名字，也無法選出他剛才和誰互動過，就好像這些人從未在他的生命中出現過。但是，儘管在實際的社會情境中，這種外顯的面部識別無法完成（通過剛才的“指認”任務），他的身體趨向和選擇動作都明顯靠近友好的人，而回避不友好的人。這種選擇在80%的情況下能夠重複。更加神奇的是，在實驗中，大衛指認為不友好的人中有一位年輕、漂亮，並且自然散發出溫暖的女性助理。曾經大衛是有名的調情高手，對漂亮女性有強烈的吸引力，幾乎沒有女性會拒絕他的請求。但是80%的情況下，大衛都選擇了長相一般的男士，他們對大衛都是一致地友好。

到底是什麼在大衛無法（有意識地）通過他們的臉或名字來識別時，能夠準確地選出某些的人？很顯然，對過去遇到的人們，他有完好無損的程序性記憶。這一記憶由他明確的趨近和迴避行為所表現出來，即他的軀體明顯地記得，即使“那個人”沒有出現在有意識的記憶中。在選擇溫暖和善意、迴避冰冷與拒絕上，他的軀體由某種（內隱）感覺程序所指導，做出趨近或迴避的態勢。

大腦顳葉嚴重損傷的一個結果是，大衛失去了大腦中間部分的功能，這是我們記錄情感和關係的部分。他的受傷去除了顳葉重要的部分，包括杏仁核與海馬體，這兩個部分涉及情緒、短時記憶（時空記憶）和學習能力。這樣的痛苦遭遇讓大衛困在孤島之上，和過往與未來完全分割，無法做出道德判斷，形成和他人超出當下的關係。他也“幸運地”與過去噩夢般的圖景分割開了，他顯然無法感知到那些事情。

儘管有這樣的障礙，大衛依然能夠執行復雜的趨近或迴避選擇，這並不是在完全的覺知水平下做出的。由於他選擇趨近或迴避的能力未受損傷，我們可以因此假設這些“選擇”必然發生在更上層的腦幹中，包括丘腦、小腦，以及非自主錐體外動力系統。這些程序和“原始情緒”在情緒大腦（他大腦的這部分受傷後不存在了）水平之下運轉，完全超出他的大腦新皮層（推理能力）所能達到的程度。在無意識中，上層腦幹系統所決定的趨近或迴避反應非常強烈，甚至超越了他對漂亮卻不那麼友好的女性助手的“好色”衝動。

大衛對於友好的工作人員表現出的趨近傾向絕不可能是他（完整功能的）大腦皮層做出的反應。一般情況下，當我們看到一張臉，許多人可能天真地認為我們首先會在心裡分析它，然後基於我們有意識的觀察，思考和評估這個人是友好還是敵意的，然後做出恰當的反應。如果大衛對友好敵意的區分和他趨近與迴避的“選擇”發生在主觀意識的大腦新皮層，他對所遇到的人會有確定可靠的陳述性記憶，那麼他絕對可以在“指認”任務中選出正確答案。很顯然事實並非如此。

大衛對助手趨近或迴避的選擇不會發生在情緒大腦（顳葉邊緣）區域，由於嚴重損傷，這個區域已經完全失去功能了。所以能夠讓他做出如此複雜的“選擇”，只能是腦幹、小腦和丘腦了。但是，沒有大腦邊緣系統（對情感和關係做出反應）的中介，他無法將最初腦幹（基於軀體感覺的趨近和迴避）獲得的信息“上傳”到邊緣系統，在這裡記錄他與工作人員的關係帶來的感覺和背景環境。所以，信號就只能存儲在情緒記憶中。隨後，這種邊緣（情緒）記憶按慣例上傳到大腦額葉，在這裡信息被記錄、評估，並彙總為包含名字和麵部識別的情境和陳述記憶。但是在大衛這裡，這一連串過程完全缺失了，所以信號無法達到大腦皮層，這不是因為大腦皮層的缺乏（大衛的大腦皮層沒有損傷，通過他超過平均值的IQ測驗可以得以證實），而是因為他無法基於腦幹在趨近和迴避的程序性功能，將情緒記憶（準確地）記錄下來。

唯一合理的結論是，在一個複雜的評價-決策系統，即更上層的腦幹和丘腦中，個體總是可以做出準確（80%）而高區分度的決定，在趨近（成長）和迴避（威脅）中做出內隱的選擇。腦幹層面做出的明確決定，在面對人類記憶和意識接收信號時卻消失了。

本書的一個核心主旨是，程序性記憶的存在（在普通的意識覺察之外）是臨床中處理創傷記憶的關鍵。

本章首先討論程序性記憶如何成為我們的軀體感覺以及許多情感、思想和信念的基石。此外，我們還要討論能夠怎樣通過程序性記憶對創傷進行“重新協商”，不論它是一段令人虛弱的“大寫的創傷”（“large-T”Trauma），或是似乎無足輕重的“小寫的創傷”（“small-t”trauma）。

回顧第3章，可以看到內隱記憶的子類別中程序性記憶的重要性，它涉及我們的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模式包括三部分：①習得的運動技能，②趨近/迴避的傾向¹⁴，③生存的本能反應。後兩種涉及的內在動作程序（行為模式）是按照進化發展演化出來的，對我們的生存和健康必不可少。

正是由於程序性記憶的影響力、持續性和長期性，使得它在任何心理治療中都至關重要。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記憶子系統中，本能的生存反應是最深層、最無法阻擋的。一般情況下，在面對威脅和壓力時，它會先於其他內隱和外顯記憶子系統做出反應（見圖4-1）。

圖4-1　計劃與規劃未來時內隱和外顯記憶系統的關係

首先讓我們看看程序性記憶中習得的運動技能的例子。學習騎自行車似乎並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任務，但是在父母或哥哥姐姐溫柔的支持下，我們能夠掌控地心引力、速度和動量。我們是在程序性記憶中操控這一切，並不需要任何對於數學和物理的外顯知識。我們學習騎自行車都經過了大量的嘗試和犯錯的過程。必要的學習過程是快速上升的。有句話說，一個人永遠不會忘記如何騎自行車，不論結果如何，這句話闡釋了大多數程序性記憶的特點。所以，如果在初學自行車時不幸壓到石頭而失去平衡跌倒在地，我們在運動和身體姿態上的平衡感和適應性都會受到幹擾。隨後，當我們再去騎車時，會因為猶豫而出現不穩定的動作並輕易放棄，甚至產生對自行車的“恐懼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顛覆過去的動作，形成恰當的模式，而不是以一種習慣性的、基於生存本能的模式做出應激和退縮的反應，或是因恐懼風險而做出過度反應。不論是退縮還是過度反應，都不是最好的結果，而是程序性記憶帶來糟糕狀況的例子。的確，持續存在的非適應性程序和情緒記憶是所有創傷形成的核心機制，也是許多社會和關係問題的形成原因。

隨著時間流逝，所有的嘗試和錯誤、成功和失敗的體驗，我們的身體都收集了起來，記住了什麼行為策略是有效的，什麼是無效的。例如，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應該靠近，而什麼情況下我們應該退卻。在什麼情況下，我們要做出“戰鬥或逃跑”的策略，而在什麼情況下要“僵直”並保持麻木。安娜的例子說明瞭不良程序性記憶的持久性。安娜在童年時遭遇過祖父的強姦，成年後面對丈夫的愛撫時，她感覺到身體僵硬、退縮，並最終在恐懼和厭惡中情緒崩潰了。她對自己喪失了信心，由於生存本能帶來的偏差會把表面的相似性（在這個例子中是男人和撫摸）看作是危險的象徵，從而無法分辨一個人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所以不論是不是意識中能夠想起的，安娜的創傷迫使她將最親密、最關心她的朋友感知為一種暴力的威脅。

在安娜的治療中，她開始允許自己有把丈夫推開的身體衝動，因為這暗示著她有未完成的生存反應。這種反應以程序性記憶存在，卻沒有內容，出現的時候就好像她又被祖父抓住了一樣。當進入更深的感覺時，她的身體變得僵硬，開始退縮，腦海中自發地出現了祖父的影像並感覺能夠聞到他帶著煙味的呼吸。然後，安娜體驗到強烈的衝動要推開他。她將注意力聚焦在這種衝動上，然後感覺到自己的雙臂有一些試探性的力量出現，當她還是孩子的時候她無力推開他，而現在她的自我關懷將得到實現。隨即，她感到胸中強烈的憤怒之情噴薄而出，力量持續灌注到她的身體中，然後她（在意象中）推開了他。隨著額頭流下大量的汗水，安娜感到一陣噁心。這種自動化的反應完成和滿足了她對祖父反抗的驅力。對於程序性記憶中最初想要遠離祖父，卻遭受挫敗的反應進行再次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這種自動化的反應伴隨著急劇的深呼吸，隨後手心傳出溫暖的感覺，最終獲得出乎意料的平靜。安娜表達了感激，期盼著能回到家裡。她下一次來治療時說，她能夠享受丈夫的撫摸，並且在他的臂彎裡感覺到安全。她要求我們的工作逐步朝著和她所珍視的丈夫開始進一步的性探索前進。

在第3章的介紹中，溫和的情緒和細微的感覺在建立和維持相對安全的關係中發揮著動態作用。這種感覺通過向他人和自己傳遞重要的社會信息來發揮作用。在社會情境和建立團隊凝聚力時，這些情緒體驗發揮著指導功能。這個過程伴隨著一系列感覺，特別是我們認為積極的或“幸福的”感覺，例如快樂、關懷、歸屬感、果斷、合作與平和。當我們遇到朋友，還沒有看兩眼，內心裡就開始充滿快樂。或是當與我們親近的人離開或去世時，我們首先可能會感到哀傷，然後活在滿滿的悲傷和回憶中。^[1]

有時候，當一些事情妨礙我們的工作、破壞我們和他人的關係時，中低程度的憤怒情緒開始警示我們。隨後，這個憤怒將指示、激發和推動我們去移除障礙，修復關係，繼續前行。適當水平的情緒可能發揮著信號作用，提示我們危險的來臨。我們通過身體語言、表情和身體姿態向他人傳遞一些潛在的信號。作為社會性動物，在環境中感覺到危險時，我們會警覺起來，準備好行動並同時警示其他人，共同合作採取保護、迴避、防禦或進攻的行為。

異常強烈的恐懼、生氣、驚恐或憤怒會迫使我們瞬間爆發，無意識中充滿無限能量，採取行動，這種反應可能是由某些“戰鬥或逃跑”的程序性記憶激發。如果不能完全執行這些行動，或被感覺所淹沒，我們會僵住或在絕望中崩潰，以此保存能量，直到安全感獲得修復。總而言之，當極高的激活水平和強烈的情緒接管了大腦，它們會“扭開開關”，將我們調式到程序性的生存模式中：“殺死對方或被對方殺死”（“戰鬥或逃跑”模式），或是讓我們陷入崩潰、羞恥、失敗和絕望的深淵裡。

一般來說，大腦皮層下中高水平的“消極”情緒，尤其是那些與恐懼和憤怒相關的感覺，向我們傳遞了危險的信號，刺激我們對危險的來源進行定位，評估其實際威脅程度，然後採取必要的行動，防禦或保護自己和他人。然而，如果評估的結果是不存在危險，這種行為反應將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最理想的情況是恢復到“放鬆而警覺”的流動狀態中。

我們誰沒有經歷過那麼一刻，突然的一個聲響或影子讓我們莫名地嚇一跳？但是幾秒鐘之後，我們很容易就識別這個潛在的“危險”它是什麼，評估它實際的程度和風險。多半情況下，這種緊張、吸引注意力、帶有情緒標籤的事件是一件無害的事情，例如門突然打開了，或是窗簾被風吹起來了。如果我們有平衡且有彈性的神經系統，我們“此時此地”的觀察性自我/大腦前額葉皮層會向負責情緒功能的杏仁核說：“別緊張，放鬆。只是你的朋友約翰把門打開了，他提前到了。”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後退一步，觀察，然後減輕這些情緒的緊張度，我們就存在選擇和修正生存反應本身的可能性。

在一次詭異的巧合中，當時我正在完成本章的寫作，勞拉（我的編輯）和我需要額外的休息時間，所以我們悠閒地走在蘇黎世很美的一個公園Mythenquai的湖邊。我們散漫地聊天，漫步在一群兒童之中，他們在淺水池邊嬉鬧，玩耍著鞦韆、攀爬著欄杆。在溫和的陽光裡，在這一天溫柔的氛圍中，我們感覺到很放鬆，對身邊豐富刺激的環境保持開放與愉快的心態。然後，我們幾乎同時發現，自己停下了腳步，非常驚恐，頃刻之間感覺到無法呼吸。我們同時開始環顧四周，把焦點定位在竹狀的灌木上。我們很快地注意到，許多6米左右竹莖莫名其妙地彎曲並顫動著。我們被驚嚇得站在原地，緊張並非常注意，尋找著威脅的來源並準備飛速逃離這個地方。竹子的顫動完全佔據了腦海，我們感覺的通道突然收窄了，在公園漫步這份奢侈的快樂幾乎消失殆盡。

我們遠古的祖先在叢林中，面對這種運動和沙沙作響的模式可以很容易獲得信號，得知一隻潛伏老虎正在走來。但是，這種歷經時間磨鍊的本能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卻十分可笑，因為我們正在一個全世界最不可能遭遇威脅的地方。的確，一秒鐘的環顧之後，我們意識到只是一群調皮的小朋友不遵守瑞士的清潔規範，躲在了茂密的竹林中，玩著人猿泰山的遊戲。他們高興地壓彎了許多很高的竹莖；很明顯我們沒有理由如此警覺，這裡僅僅是咯咯的笑聲。這種在最安全的環境中出現誇大的、恐懼的反應，就是所謂的虛報反應（false-positive）。最初，我們反應得很“積極”，就好像竹子的顫動意味著真實的威脅，即使（在這個例子中）事實證明這僅僅是“虛驚一場”，也就是一個虛報反應。

[1] 巴西人將這樣的感覺命名為saudade。這個詞的定義是，失去某個親密的人但仍然把他留在心裡，就好像他沒有真的離開一樣的感覺。但他確實永遠地離開你了。

在蘇黎世公園發生的虛報相對是件小事。事實上，當我們把一些淘氣的孩子錯認為是Mythenquai公園的老虎時，除了消耗了一些卡路里，也並無所失。從另一個角度看，漏報反應（false-negative，也就是當事實上發生危險時，好像沒有什麼危險發生一樣）將會是致命的，這會在進化過程中遭到淘汰。如果我們忽視灌木叢中的沙沙作響，那麼很容易成為山中的獅子或飢餓的熊的獵物。所以，把一切不確定的和模糊的情況感知為威脅性的反而更好（例如，我們有強烈的虛報反應偏差）。在最初的驚嚇之後，我們再修正自己的反應，識別當下的安全；這樣雖無所獲，但也並無所失。所以，當我們發現令人驚嚇的聲音不是正在靠近我們的捕食者，而是玩耍的孩子或是一群打架的小鳥時，從進化優勢的角度看，第一時間自動化地假定那是致命的威脅依然是更好的。換句話說，對即將遭遇的情境抱有最壞的猜測反而是最有利的應對方式。^[1]我們急劇上漲的驚嚇與恐懼指示我們要馬上注意。

但是，當強烈的情緒與伴隨的反應（程序性記憶）成為長期反應時，那種為了指導、保護和防禦的情緒就變成有害和擊垮我們的情緒了。澄清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和解決這種非適應性的情緒與程序性記憶至關重要。“重新協商”是解決這些創傷記憶的一種方法，通過溫和地釋放長期的情緒和有創造性地重建功能不良的反應來實現問題解決。這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大道，讓我們有能力回到創傷前的平衡與健康狀態。

[1] 任何新手冥想者都會發現，當他們在富有同情心和經驗豐富的老師指導下，充滿希望地過濾掉浮躁的“猴腦”，試圖從難以釋懷的擔憂和消極想法的洪水中逃離出來時，這種消極的內在偏差都會出現。這是我們進化過程中朝向虛報的偏向，這種偏向會嚴重削弱冥想能力，因為它會促進內心習慣性地產生擔憂和恐懼。

重新協商不是簡單的緩解創傷體驗，而是逐步地（通過滴定劑量的方法）重新訪問那些組成創傷記憶的感覺成分。重新協商的發生主要是通過獲得一種程序性記憶，然後修復和完成相關的反應，這種程序性記憶與自主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的兩種功能不良狀態相關，即過度喚醒/被情緒壓垮或是麻木/崩潰和絕望。隨著這個過程的進展，創傷受害者會從麻木或過度喚醒的狀態逐漸變得平衡，處於警覺的放鬆狀態，最後能夠基於此時此地的狀況做出反應（見圖4-2、圖5-2）。本質上，重新協商作為一種治療性過程，改變了個體對威脅情境的生理反應過程。最終，為了完成這個治療過程，重新協商後的程序性記憶會與調整後的情境記憶和陳述記憶聯繫起來。

總之，對威脅情境的情緒喚起是一個連續體，但是在這個連續體的波動範圍中，到達一個特定點，情緒喚起會突然擴大。這些情緒是激發內在動力程序的信號。這個連續體的一端是對環境中的新異刺激輕微的反應（好奇心），逐漸平穩地通過快樂/不快樂的邊界，直到另一端極度恐懼、憤怒和驚恐。這一系列應激的模式和相關的情緒如下。

圖4-2　威脅水平的上升（左邊）引發創傷狀態，我們通過從將創傷轉化為警惕、定向和平衡狀態（右邊）來與威脅“重新協商”。

1.引起注意並有所戒備——與好奇心相關。

2.變得緊張並定位方向——與聚焦注意力、產生興趣和準備狀態相關。

3.評估——與強烈的興趣、友善或衝動相關。我們基因裡的記憶庫和個人經歷會為這種評估提供信息。

4.趨近或迴避反應——與愉快和不愉快的感覺相關。

在更強烈的刺激狀態下，出現突發和強大而不可阻擋的情緒狀態，如害怕、憤怒、恐懼，爆發出全部力量的反應，僵直或崩潰。

5.戰鬥或逃跑——害怕的體驗。當這種反應給我們以挫敗感時：

6.僵直，就像“驚呆了”一樣——與恐懼的感受相關。

7.“蜷縮”和情緒崩潰——與令人驚恐的無助感/絕望感相關。

在Mythenquai公園的“叢林遭遇”，勞拉和我直接跳過了上述前三個階段。一旦可能的威脅來源被確認，並評估為沒有威脅的後，我們的反應是相互一笑。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遭遇到威脅的可能性很小時，上述早期的反應會自然地消退，恢復到有機體（在我和勞拉的例子中）“放鬆的警惕”狀態中。但是，當對潛在威脅的最初反應階段無法充分確定警報時，對行動喚醒會突然高漲。的確，如果沙沙作響的竹林中出現了慢慢靠近的捕食者，我們的情緒會急劇緊張，動員渾身能量做出生死搏鬥，這處於生物性的生存反應階段（5～7階段）。

一般情況下，處於緊急情況下的5～7階段，情緒反應會喚起強烈的一系列程序性模式，這種模式逐步升級，從感知到危險而做出戰鬥逃跑反應，到極度害怕而出現僵直反應，最終在絕望的恐懼中拼死抵抗，“費盡最後的力氣”而崩潰和倒下。這些內在的程序反應帶有本能的自主神經系統的特性。階段5，戰鬥或逃跑由腎上腺素系統支持，激發能量去應對緊急情況。所以，如果威脅沒有解除，我們的防禦/保護措施失敗了，階段6就開始了。這個階段伴隨著強烈的、已經激活的腎上腺素喚醒，推動我們超速驅動能量，同時變得無法活動，就像在“驚恐中呆住了”一樣。一旦感覺到威脅程度是無法逃脫或致命的，我們會處於階段7的“蜷縮”中，這是一種深深的無助和絕望狀態。我們的軀體和心靈徹底崩潰，新陳代謝過程（包括消化、呼吸、循環和能量生產）會停止。這種停止狀態通過所謂原始的（無髓鞘的）副交感神經經過迷走神經傳達。¹⁵

在這種狀態中，“油門”和“剎車”同時踩到底，自主動力達到這種程度，所以我們可能幾乎同時來回在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迷走神經）的掌控下（過度喚起和無法喚起的狀態），見圖5-2。¹⁶當個體在這種不穩定狀態下“不知所措”，處於爆發階段時，就陷入了創傷的深淵裡，因恐懼而癱瘓，同時內心的憤怒體驗噴薄而出，但又沒有持續的能量可以促發行動。

為了和創傷重新協商，防禦定向的過程就必須顛倒過來，首先參與和完成5～7階段的相關程序性記憶。我們通過進入高度激活的狀態並在崩潰的地方恢復主動的反應。如此一來，我們可以依次回到之前的狀態中：7-6-5-4-3-2-1。^[1]在這個序列的重新協商過程中，個體將回到此時此地的定向中，獲得可靠的調節和內在平衡。通過自主神經系統的恢復，這個完成過程會處於動態的平衡與放鬆的警覺中（見圖4-2）。

[1] 這裡需要指出，這個過程絕不是線性的，它通常會有好幾種與創傷重新協商的路徑。

在治療中，重新協商與轉化是在個人內在體驗的指引下澄清和確認的。SIBAM模型整合了一個人神經生理上的、軀體的、感覺的、行為和情感方面的體驗，不論是創傷或成功的體驗都包含這些成分。在非創傷的狀態下，SIBAM的成分（sensation、image、behavior、affect and meaning，感覺、意向、行為、情感和意義）形成一種對當下情境流動、連續而統一的恰當反應。以這種方式，從最原始的動覺系統中形成統一的生命故事。然而，當面對未解決的創傷時，SIBAM的成分之間聯繫要麼特別緊密，要麼過於鬆散和分裂。SIBAM的概念，及其在創傷重新協商中的運用在《心理創傷療愈之道：傾聽你身體的信號》（In an Unspoken Voice）^[1]的第7章中將詳細闡述。¹⁷

感覺

感覺（sensation）是指內部的、軀體的感受，它由身體內部所喚起，包括（從意識層面到無意識層面）：

·肌肉運動知覺——肌肉的緊張模式。

·本體感覺——對我們所處方位的感知。

·前庭覺——加速或減速的感覺。

·內臟感覺——來自內臟（腸道、心、肺）和血管的感覺。

意向

意向（image）是指內在的感覺印象，包括視、聽、嗅、味、觸覺。

行為

行為（behavior）是治療師唯一可以觀察的渠道。治療師可以通過閱讀患者的身體語言來獲得他們的內在狀態。包括：

·自發的姿勢與手勢。

·情緒的/面部的表情。

·姿態——內部運動發起的傾向；典型的是脊柱傾向的方向。

·自動化的信號——包括心血管和呼吸系統。心率可以測量患者的頸動脈。

·內臟運動——消化系統的運動可以通過腸道聲音的變化而“觀察”到。

·原型行為——包括傳遞普遍含義的非自主手勢或姿勢。

情感

情感（affect）指害怕、憤怒、悲傷、愉快和厭惡等類別的情緒，以及這些情緒的外在感覺。外在感覺是細小微妙的，基於軀體感受的靠近或迴避代表著“好”和“壞”的體驗，這引導著我們全部的生活。它就像風向標和船舵一樣掌控著生活的方向。

意義

意義（meaning）是我們貼在所有體驗（包括所有S、I、B、A成分）上的標籤。它包括對創傷固化的信念。治療師需要幫助患者，使其能夠隨意地感受所有出現的感覺與體驗，從而獲得新意義，讓舊有“壞”的信念轉化為重新協商過程中的一部分。

運用SIBAM：一個案例

下面是一個運用SIBAM的案例，患者通過這種方法確認了一個較小的創傷“扳機點”。露易絲熱愛自然、公園、牧場和草地。但是每次她聞到新割的草的味道時都會感到噁心、焦慮，並出現眩暈。她的固有信念（M——meaning，下同）是她可能對草過敏，所以需要回避它。嗅覺和視覺的意向（I——image，下同），即割完的草的氣味和樣子總是和噁心與眩暈的感覺（S——sensation，下同）非常緊密地聯繫起來，這種聯繫來自她的內臟和前庭系統。她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她只知道自己非常不喜歡剛割完的草。當露易絲探索她的感覺和意向時，在她“心靈之眼”中看到了草並聞到了草的氣味，她用一些時間去細緻地探索自己的軀體感受。這麼做的時候，她出現了一種新的感覺，左手腕和左踝被抬了起來，感覺自己開始旋轉。這種體驗來自前庭覺（S）和手腕與腳踝的壓迫感（I）。然後她接收到來自她霸道哥哥的觸覺和對他的視覺印象，哥哥強行拉住她的手腕，很不好友地把她甩了起來，她落在了童年時期家門前的草地（新割的草）上，四五歲的她感到十分害怕。她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盡力縮成球狀，以此來對抗旋轉（S）的動力。當她喚起了這種主動的防禦反應時，她出現了另一個衝動（S），想要把自己右手的指甲戳到哥哥的肉裡。現在當她想象自己這麼做的時候，她感覺到自己手掌、手臂和胸口充滿了力量（S）。

露易絲感覺到一陣恐懼（A——affect，下同），她開始顫抖和急促地呼吸。當她意識到自己現在不再危險，很快就平息了下來。她睜開眼睛，環顧周圍富有色彩的辦公室（B-behavior，下同）。然後她把頭轉得稍遠了一些，對治療師開放的表情報以微笑（B）。看到新發現的安全感完好無損，她感到內心得以安放。隨即，她進行了一次自發的深呼吸（B），說自己感受到來自腹部（S）的安全感，這是一種新的內臟感覺。她停頓了一下，然後注意到自己的手腕有些許的緊張（S）。她激發了一些衝動想要把手腕放鬆下來（S，肌肉運動知覺），一股憤怒（A）由內而發，她喊道：“住手！”這股聲音從她的聲帶肌肉爆發出來（B）。她再次進入那個場景，感覺到躺在柔軟草地上的舒適，在剛割完的草地上，享受著夏季溫暖的陽光（I）。新鮮的草不再總是和不舒服的感覺聯繫起來（舊有的M）；新鮮的綠色、新鮮的草地是美好的，公園是一個不錯的地方，“一切都很好”（新的M，一個統一連貫的敘事）。

一旦我們理解了重新協商的過程和轉換創傷的力量，生理性的改變就伴隨著這種體驗發生了。當來訪者可以釐清自己的軀體反應，並有意識地覺知到當下的安全感時，挫敗的程序性記憶獲得了矯正性的體驗，心理創傷就得到解決了。

在重新協商的工作程序中，我們觀察著露易絲的一系列反應，不斷增強核心觀察者的功能。在立足於當下的基礎上，追溯到過去讓人煩惱的感覺、情緒和意向——面對它們，但不被它們擊垮。這種功能促進了個體帶著各種記憶走向平和的狀態。

帶著對重新協商基本的理解，我們將在下一章研究佩德羅的創傷轉化與儀式的通道。當他開始掌控被剝奪的記憶，允許它們從程序性/情緒記憶出發，逐步進入到情境和陳述記憶中去時，他的創傷得以轉化，他的個人英雄之旅將會開啟。

[1] 本書已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

原始的感覺提供了一種直接的體驗，個體擁有生命的軀體，無言、樸素的存在，不與任何事物相聯繫，僅僅是全然的存在。這些原始的感覺反映了身體各個維度當下的狀態……從愉快到痛苦，它們發源於腦幹而不是大腦皮層。所有的情緒感覺都是複雜的肌肉變化。

——安東尼奧·達馬西奧《感受發生的一切》

程序性記憶的轉化，從靜止、無助到高度喚醒和動員能量，並最終獲得勝利和掌控感，是在我過去45年的工作中，從成百上千遭受創傷的人身上觀察到的共同發展軌跡。佩德羅是其中一個例子。

佩德羅是一名患有抽動穢語綜合徵、幽閉恐懼症、驚恐發作和間歇性哮喘發作的15歲少年。他是被母親卡拉帶到我在巴西指導的一個諮詢研討會上來的。佩德羅對於和諮詢師對話明顯感覺到不舒服，尤其是在小組環境中。但是，他想要從令人尷尬和羞恥的“痙攣”與驚恐發作中得到緩解的願望是很強的，這幫助他克服了不願參加到小組中的情緒。他的痙攣涉及肌陣痙攣和脖子與面部肌肉的抽搐，這使得他會突然橫向移動下巴並反覆把頭轉向右邊。從母親那裡瞭解到他的歷史，我得知他童年時期經歷過嚴重的跌倒，反覆地震動到頭部。這些事故中有這樣一個簡單的小例子。

在7個月大的時候，佩德羅突然從他1米多高的嬰兒床上翻滾下來，跌落在地板上。嬰兒害怕而發出的尖聲哭泣在外面聽起來模糊不清，保姆沒有注意到，並向孩子的媽媽保證不會出現什麼差錯。儘管還沒有學會爬行，佩德羅還是試圖讓自己靠近臥室門口。15或20分鐘之後，他的媽媽終於在其母性的擔憂中打開臥室房門，發現自己的孩子窩在地上情緒崩潰，悽慘地嗚咽著。根據卡拉的介紹，在這次摔落中，孩子身上留下了大片血塊。她把孩子從地上抱起來，在極度痛苦中充滿攻擊性地向保姆怒吼指責。她這種可以理解的反應似乎更進一步驚嚇到了孩子，卡拉忽視了孩子這個時候需要立刻的溫暖和撫慰。

在三歲的時候，佩德羅在爬上一個摺疊梯後又一次摔落，他的哥哥粗心大意地離開了，沒有注意到無人照看的他。當佩德羅爬到第三階的時候，梯子倒塌了，佩德羅背朝下摔到地板上。這個事件對孩子的影響是雙重的，他的頭部後側撞到了地板上，倒下的梯子又從正面擊打到孩子身上。

最後一次，在八歲的時候，佩德羅又一次摔倒了。這一次他被一輛40千米時速的車撞倒了。他又一次頭部受傷，並且雙肩有嚴重的擦傷。這次嚴重的事故讓他在醫院住院治療長達一週，頭三天甚至在重症監護室。佩德羅的痙攣出現在第三次摔倒的兩個月後。

當我們開始這次治療時，很明顯佩德羅在小組環境中感覺很不舒服。他坐立不安，並且一直偷偷地環顧房間。我注意到他間歇性地握緊拳頭，並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動作上。我問他可不可以體驗握住拳頭的感受，“把內心體驗適當地放在拳頭上”。這句話幫助佩德羅學會辨別想著（Think about）自己的手和把它當作一種身體感覺去觀察（observing it as physical sensation）之間的區別。這種觀唸的轉變在剛開始很難找到，但是常常像“微妙的啟示”一樣突然出現。這種新的進步令人興奮，就好像學習到了一種新的語言，第一次能夠和當地人交流一樣。在這裡，這種外語就是內部的（內在的）軀體體驗，當地人就是內在、原始的（真正的）自我。

我在佩德羅身上觀察到一種新生的好奇心，我讓他慢慢地握住拳頭，然後慢慢地打開手掌，把自己直接的意識（知覺）放在這個連續的動作中。^[1]

我問他：“佩德羅，那麼現在，當你握緊拳頭的時候是什麼感覺？然後慢慢、慢慢地打開拳頭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呃……”他說，“我的拳頭感覺很有力量，好像我可以保護自己一樣。”

“好的，”我說道，“非常棒，佩德羅。那麼現在你慢慢打開拳頭是什麼感覺？”

剛開始，佩德羅對我這個問題感覺到困惑，但是隨後他微笑著回答：“就好像我想要為自己爭取什麼東西……我想要的東西。好像是我想要徹底擺脫驚恐發作，那麼我就可以去迪士尼樂園了。”

“那麼這種渴望現在對你來說是一種什麼感覺？”我問他。

他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回答道：“這很有趣——我的拳頭感覺它自己有力量，我需要這種力量去擺脫我的問題。然後當我打開手掌時，就好像可以使用這個力量去達到我的目標了，達到我想為自己達到的目標。”

我繼續問：“你身體還有其他地方感覺到有這種類似的力量嗎？”

“呃……”他停頓了一會兒，說道，“我能感覺到類似的東西在我的胸口……感覺到很溫暖，好像我的胸腔有很大的空間讓我自由地呼吸。”

“你可以向我展示你手裡感覺到的力量嗎？”我問他。佩德羅慢慢地做了一個繞圈的動作。當他繼續做著，我注意到這個圈逐漸向外擴大，盤旋上升。“那麼佩德羅，”我問他，“你現在有感覺到溫暖在散播嗎？”

“嗯，”他說，“我感覺就像是溫暖的陽光。”

“那麼陽光是什麼顏色的？”

“黃色的，就像太陽……哇，我現在感覺我的手掌在打開，溫暖的感覺傳遞到我的指尖，這讓人感覺興奮。”

“好的，佩德羅，這很棒！我想你現在準備好開始面對問題了。”

“嗯，”他回答，“是的，我知道。”

“你是怎麼知道的？”我疑惑地抬起頭，問他。

他咯咯地笑著，說：“噢，這很容易，我從身體裡感覺到的。”

我帶著鼓勵的語氣說：“好的！那麼我們開始吧。”

在圖5-1中可以看到，我們當下（此時此地）的身體狀態決定了和創傷的程序性記憶重新協商的平臺與聯繫。我剛才在佩德羅身上完成的這個初始的覺察工作為更多的探索奠定了基礎。整個治療的效果在這個初始的、此時此地的內心探索中開始萌芽。將注意力帶到佩德羅的拳頭上可能看似普通；但是正是這種微妙的內在活動，以及對這種活動如何迅速發展的覺知，為接下來的治療階段建立了很好的平臺。這種以軀體感覺為基礎的、豐富的資源平臺使得佩德羅在當下感覺到足夠安全，進入到充滿挑戰性的程序性記憶中，最終能夠支持他獲得創傷的轉化。毫不誇張地說，正是身體感覺能夠讓我們通達程序性記憶，這是認知療法無法觸碰到，也是一些宣洩的（暴露的）治療方法也常常忽視的，但又非常重要的內隱記憶。

圖5-1　身體標記。上圖說明瞭我們當下內部感受狀態如何與呈現相似狀態的情緒和程序性記憶聯繫起來。我們當前的身體/生理和情緒反應無意識中引導了我們回憶之間的聯繫和記憶類型；當前恐懼的狀態激發了恐懼的記憶，反過來這種記憶又加強了當前的激活狀態。這就會形成一種正向的反饋循環，從而不斷增加困擾，產生再次創傷的潛在可能

在身體體驗療法中一個基本概念叫擺動（pendulation），用於解決內隱的創傷記憶。擺動，是我創造的一個術語，用於指連續的、基本的、有機體收縮和擴展的節律。遭受創傷的個體長期困在收縮狀態裡；在這種固化的狀態中，他們似乎從來不會改變。這種無出路的固化狀態使創傷受害者跌入極度無助和絕望的陷阱中。的確，收縮的感覺是如此可怕，永無止境，在眼前看不到任何可以緩解的辦法。身體成為自己的敵人。這些收縮的身體感覺成為整個創傷再度出現的恐怖預兆。然而，正是這種迴避讓遭受創傷的人僵住了，“困在”了創傷體驗中。用溫和的指導，可以使他們發現當這些感覺被“深入觸碰”，僅僅是一會兒，他們就能從這種感受中重生——他們會看到自己不會被摧毀。儘管最初麻木的感覺和崩潰的狀態帶來了劇烈的困擾，但是隨著他人溫柔和堅定的支持，創傷受害者能夠放棄抵抗，打開嘗試的好奇心。然後開始慢慢接觸到這種感覺，收縮的狀態開始打開到擴張的狀態，然後自然地回到收縮狀態，這發生在頃刻之間，但又會非常緩慢地發酵。但是這次收縮的狀態不再那樣僵化，也沒有充滿預示性，然後另一次自發地擴張狀態自然地出現。在每一次循環中（收縮、擴張、收縮、擴張），個體開始體驗到內在的感覺在流動，逐漸開始允許自己擁有放鬆的感覺。在內部感受的運動和自由流動中，他們逐漸放下了對創傷的恐懼，擺脫了無法逃脫的“天羅地網”。自我調節和修復見圖5-2。

早期探索的另一個基石是和內部力量聯結，這和我稱作健康驅力（healthy aggression）^[2]的能力聯繫起來。對於佩德羅來說，最初的聯結髮生在他開始覺察到拳頭中的力量，然後打開自己的手掌。這樣的感受組成了健康驅力的新體驗：開始有能力捍衛自己，動員自己的能量去爭取需要的東西，所以他能夠打開新的可能性。帶著這份可靠和堅實的基礎，佩德羅整裝待發去面對未來的生活。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

圖5-2　自我調節窗口。圖中展示了對高度喚醒狀態和低喚醒狀態的重新協商，重建自我調節和修復動態平衡的過程

我在佩德羅的治療中使用非常緩慢和滴定劑量的步驟，逐步訓練他在阻抗的地方開口，然後溫和地迴避。¹⁸這些訓練複製了他早期收縮與擴張的探索，打斷了佩德羅強迫性的“過度聯繫”，在他的頭、頸和下巴之間神經肌肉的“過度聯繫”的序列。在打開和關閉的設置之間安排了一個休息的小插曲，讓他的情緒喚醒獲得週期性的平靜。在佩德羅進行這些努力的過程中，他有時體驗到脖子或肩膀一些突然的戰慄，然後在休息階段感受到腿部輕微的顫抖（一種“釋放”）。¹⁹他也會說自己很不舒服，感到有燃燒的火焰在肩膀頂端散發出來。根據他母親後來觀察，產生“身體記憶”的部位，正好落在他小時候三次摔倒受傷的地方。我作為他的“指導”、小組作為支持他的同盟，在經過了幾次微小的前進/釋放/休息的循環後，佩德羅的痙攣顯著減少，並且能夠以更加在場的狀態和我交流互動了。

隨著痙攣的消退，佩德羅說他感覺到放鬆多了。我問他這次治療過程他最想要獲得什麼。他說非常想擺脫自己的幽閉恐懼症，這樣他就可以在春假的時候和家人一起從巴西去迪士尼旅行了。他告訴我過去他體驗到的驚恐發作，那是他坐在一架悶熱而不透氣的飛機上，下機時門打不開而延誤了很久，一直等了大約30分鐘。我問道，當他坐在飛機上時注意到自己在想什麼。

“害怕。”他喃喃地說。

“那麼你的身體是如何感覺到的呢？”

“我好像不能呼吸了……就像有膠帶綁住了我的胸口……我真的不能呼吸了。”我把自己的腳靠近佩德羅的腳，問他這樣子會好一些嗎。“是的，”他回答我，“這讓我覺得不會消失在空氣裡。”

用這種“著陸”的技術之後，我問佩德羅胸口的緊張是變強還是變弱了，是沒有變化還是變成另外的感覺了。這種開放性的提問激起了佩德羅的好奇心。他停頓了一會兒，說道：“肯定是更好一些了，我好像能夠呼吸了。”

“你還發現了什麼嗎？”我問他。

“是的，”他回答說，“我感覺到胸口有一些溫暖……開始傳到我的臉上。”^[3]

“嗯，”他繼續說道，“它確實在散佈，現在它開始傳遍我身體的其他地方……感覺真的很棒，就像溫暖的撫摸和溫柔的搖晃……內心裡的搖晃……很有趣……就像是驚恐發作時的痛苦都不見了，痛苦不見了……它真的不見了。”

我問佩德羅能否回想起最近另一次幽閉恐懼發作的體驗。他描述了一次一年前發生的場景：他在游泳池的一個大球體裡玩耍，人可以通過打開的拉鍊進入到球的裡面。一旦人進去之後，就可以從裡面拉上拉鍊把球關起來。遊客通過在球體裡面運動來讓球在水面上翻轉。這個球本來是用於娛樂和刺激的。但是佩德羅並不感到有趣，封閉的內部空間令他感到窒息，讓他退卻。他過往跌倒經歷的內在恐懼體驗和在飛機上感到快窒息的痛苦經歷，在這裡再次上演。當他無法打開球的時候，他感到驚恐萬分。儘管由於極度的呼吸困難，他無法發出尖叫聲，但是他仍然發出了窒息般的呻吟，這一次他又嚇壞了媽媽。由於無法從外面打開球體，把兒子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她再次感覺到類似的痛苦，就像是7個月大的孩子受傷時發出的瀕死一般的呻吟所激起的感受。當佩德羅終於“破繭而出”的時候，他再次看到媽媽驚恐的面容。她令人恐懼的表情又一次嚇壞了佩德羅，加劇了他的害怕和挫敗感。

當佩德羅講完最近一次驚恐發作的情節片段後，我注意到他一頭倒在椅子裡，肩膀向前彎曲，就好像中間的脊柱已無法支撐他，坍塌到橫膈膜以下。這個凹陷的姿勢反映了他悽慘、羞愧、絕望和被吞沒的感覺，以及他無法主動獲救的狀態。我意識到這是一個適時的機會，可以幫助佩德羅體驗一些身體中的力量，我帶他把注意力放到拳頭上，他又一次在無意識中自動地握緊和打開拳頭。“呃……”他回答，“我能夠感覺到這裡有一些力量；它回來了。它提醒我這次治療開始時的感覺。”隨後我引導他感覺自己的姿態，溫柔而深入地感覺自己向下崩塌的姿態。這種向下沉的趨勢停了下來，隨後開始自發地逐漸向上反彈。當他的脊柱向上延伸，頭向上抬起的時候，我鼓勵他注意自己的感覺體驗。這種有意識的相遇傳遞出一種出乎意料的自豪感，或者甚至是勝利感。他用語言承認了這種感覺：“哇，這樣的感覺好多了，就像我能夠抬起頭向前看了；這讓我感覺很自信。”

隨著這種迅速發展的愉悅感建立起來，我問佩德羅是否願意重新回到最近一次挫敗的體驗中。他同意了。我建議他描述自己在球體內的畫面。他看上去準備好投入到這個充滿挑戰的具體形象中了。他描繪了進入球的過程，拉上拉鍊，然後他在球裡失去了平衡，開始向後摔倒。當他回想這一系列的事件時，象徵性的想象畫面讓他再次體驗到眩暈。在過去，這種眩暈是出現驚恐發作的最初階段，包括他的胸口收緊，過度的喘氣。這次，這個過程相應地引起了他痛苦的窒息反應。但是，他現在能夠在體驗這種感受時不被感覺所擊垮了。我引導他再次注意胸口收縮的感覺，他的呼吸逐漸穩定下來，自發而緩慢地進行了幾次放鬆的吸氣，然後把氣完全呼出。

我們隨後探索了他向後摔倒的感覺。我用手溫柔地支撐著佩德羅的上背部和頭部，鼓勵他向這種感覺“投降”，隨這種摔倒的感覺去。他馬上反應說，他“需要逃出去！”

我冷靜地問他：“那麼，現在你要怎麼做呢？”

他回答我：“我正在離開我的身體。”

“好的，”我回應他，“讓我們看看你會去到哪裡。”

他承認自己害怕進入“這種奇怪而漂浮的感覺”。停頓了一會兒，讓這種感覺沉澱，我溫柔地鼓勵他注意這種漂浮的感覺，並問到他可能漂浮在哪裡。當這種解離狀態發生後，很重要的是不要以身體語言的問題來詢問，而是接納和跟隨這種解離狀態。佩德羅猶豫了一下，回答道：“向上，向上逃出這個球。”

“嗯，這可能是一個好的去處。”我暗示他。

隨後他描述自己在球的上方向下看著這個球，同時他也知道其實他還在球的裡面。

我詢問他：“在球的上面，你想要做什麼呢？”

他回答說：“我想要下去把拉鍊打開。”

即使佩德羅處於部分的解離狀態，他依然能夠想象並執行（在他想象的畫面中）主動的（肌肉運動的）逃脫策略。過去，他不得不依靠媽媽來營救他——對於一個青少年來說，這幾乎是無法承受的體驗。這次的“重新協商”讓他的痙攣再次減輕了。

佩德羅隨後想起了一次更早的相似經歷。他告訴我當時他五歲，臥室的門卡住了，無法打開。他記得自己用盡渾身力氣去拉門把手都沒有用。他想起的這件事引發了可怕的驚恐反應，就像在飛機中發生的事情一樣。作為治療的觀察者，我們能夠看到這是他7個月時最早的受傷、無助和獨自一人體驗的一種“重播”、一個“回聲”。從嬰兒床上滾落，無法得到媽媽的關注，然後獨自一人待了20分鐘（對嬰兒來說這是永恆的災難），這在他身上留下了強烈而持久的情緒和程序性記憶。

佩德羅五歲時對無法打開的門有“過度的驚恐反應”，更有可能是由於早期（7個月）摔倒、嚴重受傷、極度無助和挫敗的感覺被再次喚起。但是，帶著對成功從球中逃脫出來的感覺意向，帶著從下巴的覺察練習中獲得的對下巴確定的放鬆感，我感覺他能夠以過去無法完成的方式來完成五歲時從臥室逃離出來的任務。我感覺這一次他能夠堅持不懈，不會被擊敗。

我要求他繼續想象自己在拉門把手，鼓勵他去感受自己整個身體都好像是在堅定地努力打開這扇門。當我發現他的臉上掠過一絲微笑時，詢問他發生了什麼，他勇敢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不斷拉門、踢門，最終把門撞開的。然後他完全地笑了，我問在他能在哪裡感覺到咧嘴笑，他說：“我能真實地從我的眼睛裡、手臂、胸口、肩膀、腿部甚至這裡感覺到。”他指著自己的肚子說道：“真的，這種感覺遍佈整個身體。我感覺非常有力量，像超人一樣……我的身體能夠保護自己。”他露出了勝利的表情。

和許多父母一樣，佩德羅的媽媽說她非常擔心自己年少的孩子過度地使用電腦和網絡；這樣的現象的確存在。在我們治療結束後兩天，她說佩德羅想要買一些美術用品；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很喜歡畫畫，但是在他的症狀變得越來越糟糕，甚至出現在臉上、頭部和頸部的時候，他完全失去了對美術的興趣，一頭扎進了電腦的世界。而這似乎又讓他的症狀更加糟糕了。佩德羅重新拾起對藝術的興趣，媽媽感到格外高興。接下來更讓她感到驚喜的是，佩德羅開始鼓起勇氣去學校上聲樂課了。他能夠感覺到下巴與橫膈膜之間有力的聯結。佩德羅還告訴媽媽自己對未來學業的一個新計劃，說他想要去研究心理學這個領域，而不是過去選擇的工程。他對於發生在自己大腦中的狀況非常著迷，熱切地想要去做大腦掃描，這件事由於幽閉恐懼的症狀已經推遲了好幾年了。佩德羅對於將要去迪士尼的家庭旅行計劃感到很興奮。對於長途旅行的擔憂似乎都消失不見了。從未來的視角去看，他發生了多個維度的新變化，他的未來將與過去截然不同。現在簡要總結一下重新協商的步驟怎樣給佩德羅帶來新的記憶，怎樣讓他放下過去，朝向未來，獲得力量和自我選擇的能力。

總之，對於創傷記憶的重新協商一般包含以下步驟。

1.建立一個此時此地的體驗，相對平靜、有力量的、“著陸的”當下。在這樣的狀態下，治療師告訴來訪者如何去探訪自己身體中積極的感覺，以及身體中糟糕的、創傷性的感覺。

2.在這種平靜和包容的基調下，治療師指導來訪者慢慢地在積極的、“著陸的”感覺與糟糕的感覺之間來回切換。

3.通過跟隨感覺的線索，創傷的程序性記憶在一個截面的（挫敗的）形式中出現。治療師要持續檢查來訪者是否處於過度激活（或過度麻木）的狀態。如果是，則要回到前兩步。

4.通過這個截面的程序性記憶，治療師要找出失敗（未完成的）反應的一個“截圖”，鼓勵來訪者更多地感受這個畫面，探索和發展自己的保護行為，直到願望和意義感的完成。

5.這些步驟會重建一個核心的調節系統，修復平衡與放鬆的警覺。²⁰（見圖7-1）

6.最後，程序性記憶會與情緒、情境和陳述記憶聯繫起來。這讓記憶可以安放在它們原本屬於的地方——過去。創傷的程序性記憶不再以一種非適應性（未完成的）的形式再次被激活了，而是轉化成一種充滿力量的健康能量與勝利感。程序性記憶的整個結構被改變了，促進了新的（矯正的）情緒與情境記憶的出現。

在和創傷記憶工作時的一個關鍵點是，要從當下的優勢地位出發慢慢地去造訪過去的記憶。當下的狀態不是過度激活與警覺的，也不是情緒崩潰、身體坍塌並感到羞恥的。這可能會讓治療師有一些困惑，因為在處於崩潰狀態的人似乎也能夠感到平靜。

一般對程序性記憶進行工作的時候，最好從最近的一次事件著手。但是，現實中所有的程序性記憶都有相似的成分，伴隨的意識狀態傾向於融合為混合的程序記憶。佩德羅在外顯記憶中想起自己被困在球裡，這喚醒了他的程序性記憶：感到被困住十分無助，然後啟動主動的逃跑機制。對這種混合的記憶痕跡進行完全的重新協商就可謂大功告成了。首先佩德羅作為一名青少年成功地把自己從球裡釋放了出來，然後作為一名五歲的孩子成功地打開了門，這讓他完成了重新協商。這兩個單獨的場景幫助佩德羅獲得了一個混合的記憶印象，包括當他還是一個嬰兒時那種瀰漫的無助感。所以，隨著他青少年和五歲時創傷的成功解決，最初嬰兒時的極度痛苦也自然淡化了。

佩德羅這種勝利感的形成在我的另外一個來訪者身上也有所體現，她是一名馬拉松冠軍，來這裡處理親密關係問題，這個問題與她小時候曾被一位叔叔性侵犯有關係。在治療中，她體驗到強烈的衝動想要抵抗叔叔，並狠狠地踢向他的生殖器。她還意識到（帶著自我同情）實際上他對當時才四歲的自己有完全的掌控權。之後，她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回來了，她想象自己展開胳膊保護自己的領域範圍，抵禦他的接近。在治療的最後，她說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奔跑的馬拉松選手。我問她這種感覺具體是什麼樣子，她回答說：“就好像是我正跑向終點，但是我的雙腿完全不起作用了，它們幾乎難以站立，更別說繼續往前跑了……然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我聽到一個聲音在我耳旁說著，‘加油繼續跑……繼續跑。’”

我問她，這對於長跑者來說是不是很普遍的一種體驗。她回答我說：“是的，但是在我們的治療中，我從內心裡，從我整個人的內部，不僅僅是雙腿，感受到這種力量。我能夠保護我自己；我知道我有能力去應對巨大的挑戰，克服困難。”

一週之後，她告訴我她對親密的性體驗有了一些開放的經歷，然後她補充說道：“這是她對他（她的叔叔）的勝利。”

[1] 這裡強調慢、刻意和留心內在運動，這與很多表達性治療師所要求的有所差異，例如“心理劇”和一些格式塔治療。這些治療方法傾向於強調大量外部的運動，而不是內在的、感受的運動。這些內在的運動更加自動化，運用到不同的大腦系統，包括腦幹、小腦錐體束外系統。

[2] “ aggression”一詞來自拉丁文中動詞“ aggredi”，意思是“靠近”“朝向目標”“獲得機會”，或是“想要獲得”。

[3] 這明顯地對應著他的喉嚨和臉上有輕微的血管舒張，通過他皮膚的微微“紅潤”可以觀察到。

這世界會打擊每一個人。但經歷過後，許多人會在受傷的地方變得堅強。

——歐內斯特·海明威

在每一次的經歷中，你真正停下來看到臉上的害怕與恐懼，你會獲得力量、勇氣和自信。你可以對自己說：“我經歷過令人恐怖的事情。我能夠接受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你必須去做那些你認為無法做到的事情。

——埃莉諾·羅斯福《你從生活中學到：完滿生活的十一把鑰匙》

我45年的臨床工作證實了這樣一個基本而普遍的內在關係，克服阻礙和修復個體內部的平衡是在巨大的災難和喪失之後，一種內在的堅持和治癒力。此外，我猜測這種內部平衡有植根於生物性的身體痕跡，它能在我們面對挑戰和逆境時堅持不懈，獲得勝利。任何治療師不僅要意識到這種應對逆境的原始能力，還要理解自己的主要作用不是去“諮詢”“治癒”或“修理”來訪者，而是支持來訪者與生俱來的堅持與勝利驅力。但是，我們如何去促進這種內在驅力的實現呢？

坦率地說，追求創傷轉化的內在驅力是我在佩德羅的治療旅程中開始進行闡述的。我把它描述為一種驅力，這種驅力的本質屬性是我這些年一直反覆思考的結果。最近，德國一位瞭解我學術研究的同事喬基姆·鮑爾，給我看了一篇闡述一些癲癇患者治療的並不著名的期刊論文。在討論這篇有趣的期刊論文之前，我先簡要介紹一點背景，是關於治療癲癇的神經外科方法。

20世紀中期，著名的神經病學先驅懷爾德·彭菲爾德發現了一種程序性療法，用於治療嚴重的、難以攻克的癲癇，這種方法是將大腦損壞的部分細胞切除，從而可以避免癲癇導致的“神經風暴”。但是在外科手術摘除部分大腦之前，外科醫生必須首先確定產生痛苦的大腦區域是控制和加工什麼內容的。這麼做是為了保證不會隨意切除一些部位，而幹擾到人體很重要的基本功能。由於大腦中沒有痛苦接收器，所以這個確認程序是在患者保持清醒狀態下，用電極針去刺激患者的病理部位。

直到最近，大部分電刺激僅限於用在頭部表面，並且能夠和實際特定功能聯繫起來。例如，如果刺激到了身體感覺的區域，患者一般會報告自己身體各個部分有怎樣的感覺。或者如果刺激到了運動皮層，那麼身體的某個部分，例如手指會在電刺激下出現運動反應。彭菲爾德指出，大腦中還存在一些“連接”區域（包括海馬體），當他刺激這些區域時，患者會報告出現了一些夢境般的回憶。直到65年之後，為了治療嚴重的癲癇，醫生也同樣需要進行這種初始檢查，對大腦深處各個部位進行電刺激。

這位德國朋友給我的令人興奮的研究，是一群斯坦福的研究者發表的，題為“對人類扣帶回進行電刺激所引起的堅定意志力”。²¹這篇文章報告稱，對大腦深處進行刺激激發了個體出乎意料的體驗，而刺激的這部分大腦完全不同於過去彭菲爾德和其他神經外科學者研究中刺激的部位。大腦這個區域被稱為前扣帶皮層[anterior midcingulate cortex（aMCC）]。

研究中這名患者的體驗異常強烈。當刺激患者的前扣帶皮層後，2號患者是這樣說的：“我必須得說這是一個問題……不是一種對消極的擔憂……它更像是一個積極的事情，就像……更努力地、更努力地去嘗試並且通過這個過程……如果我不努力，我放棄了的話。我不能放棄……我要繼續。”1號患者用隱喻描述著他的體驗：“就像你正在開車穿越風暴……有一個輪胎快要漏氣了……你才開到一半的旅程，也沒有其他退路……你只能保持前行。”在這個研究中，兩名患者都講述了一種“挑戰”或“擔憂”的感覺（就像不祥的預感），但是依然保持著動力和行動的準備，感覺自己能夠克服挑戰。

在對這些患者的刺激中，作者指出患者出現了心率的加速，同時會報告自己出現了一些自動化的信號，包括在胸口上方和脖子處出現“發抖”和“發熱”。這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巨大的信號，因為在我的絕大多數來訪者處理自己創傷的程序性記憶，在害怕中喚醒和動員能量，最終獲得勝利的過程中，他們都報告有相似的身體感覺。同時，我的來訪者會呈現出微妙的姿態變化，包括脊柱和胸口的擴張。

從生理學的觀點來看，前扣帶皮層水平是個體（多巴胺中介的）動機和（去甲腎上腺素的）行動系統的聚合。從這個角度看，不要忘了這幾千年來，在神經科學出現之前，這種動機和行動的成功聚合在世界各地很多神話故事中均有描述，也發生在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以神話的方式說，這些研究者們和勇敢的患者們揭開了“英雄旅程”的神經科學的面紗。

在著名的神話學大師約瑟夫·坎貝爾的里程碑式著作《千面英雄》中，追溯了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神話脈絡。他用扣人心絃的故事精確地描繪了一個人命運的降臨，從遭遇巨大的挑戰（不論是內在的還是外部的），到通過明確的方向、驚人的勇氣和堅持不懈的毅力，最終掌控局面，這是所有神話裡核心而普遍的原型。在極度的困境中堅持不懈也是許多薩滿教最初儀式中的根基。堅持不懈的意志力，浴火重生的精神，或許正是前扣帶皮層這塊大腦組織發出的和諧樂章。這部分神經結構促使人們在逆境中獲得勝利，而這是人類境況中最典型的遭遇。在臨床工作中，我們需要知道的核心問題是這部分大腦在沒有癲癇症的人身上不通過深度的電刺激，有什麼普通的方法可以刺激到。

當前對前扣帶皮層的研究表明，當有強烈的情感刺激時，這部分區域會被激活，不論這種情感是積極還是消極的。它和其他區域，如島葉、杏仁核、海馬體、腦幹與丘腦有明顯的聯繫。前扣帶皮層加上島葉皮質負責從身體內部的感覺接收器接收最初的感覺輸入。此外，它是唯一一個可以抑制來自杏仁核的恐懼反應的皮層區域。²²的確，正是丘腦、島葉、前扣帶回和內側前額葉皮層的環路在接收來自內部感受的信息，例如非自發的內部身體感覺，並通過錐體束外運動系統影響著行動的準備性。這正是組成程序性記憶的大腦結構（見圖7-1）。²³

因為沒有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大腦掃描儀器的幫助，我們只能推測，在佩德羅內部的身體感覺從恐懼和無助演變為勝利和掌控的過程，他的大腦和身體間存在雙向互動。為此，我認為存在一種重要的“本能”：內部的身體驅力促使我們克服逆境，不斷前行。如果沒有這個原始的本能，創傷治療的確會受到限制，並停留在頓悟和認知行為療法中，但是由於有這種本能的參與，當來訪者逐漸面對和接受創傷時，轉化就可能出現。我進一步推測，這種本能的運作是通過激活以程序性記憶為基礎的協調動機、獎勵和行為的系統。這種動機和行為系統（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的聚合正是我所說的“健康驅力”。

刺激癲癇病患者大腦深處的這些案例很難成為這種堅韌和勝利感的本能存在的證據。但是，臨床中的證據（我在《心理創傷療愈之道》中有所描述）和世界各地的神話故事、宗教儀式，以及諸多電影和文學作品中都講述了這個普遍存在的現象，人類鬥士的核心精神是面對困難和挑戰時堅持不懈，最終戰勝困難，獲得勝利。或許這種與生俱來的轉化力量不僅存在於人類，也連接著我們的祖先，包括人和動物。

的確，在佩德羅的諮詢案例中，我們看到了他如何接觸並完成程序性記憶，這是面對和改變他內心惡魔的治療性過程，然後創傷的轉化儀式會“神奇地”上演，他的那些程序性記憶會從無助的兒童成長為強大的成人。所以，他開始相信自己的命運將開啟新的篇章——成為一名強大而自主的年輕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歷過癲癇大發作，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語言描述了這段奇特的經歷：“那是一種正常狀態下無法想象的快樂，任何沒有經歷過的人難以置信的體驗……我感受到自己和整個宇宙的大和諧。”這種體驗似乎激發了他創作出史詩般的小說《白痴》，小說中的主角米希金公爵談起他的疾病侵襲時說：“我寧願用整個生命換取這一刻。”

可能因為人們害怕自己會變成“瘋子”，所以在其他的“受難者”身上這種“高峰體驗”到底有多少，這個問題很難確定。但是，一些神經學家已經發現所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效應”是一個引人矚目的研究領域。在一種類似於斯坦福研究團隊刺激前扣帶皮層的癲癇治療中，瑞士日內瓦大學附屬醫院的神經學家們似乎已經定位了一個亞群體——帶有癲狂發作的癲癇患者們的大腦最初焦點。²⁴這些研究者們用強大的大腦成像技術探測活躍的區域，發現腦島似乎是致病的焦點區域。刺激一些病人的前島區域能夠激活“精神上的狂喜”狀態。值得一提的是，當醫生告知其中一位病人她的癲癇病可以治癒，並問她是否願意失去這種狂喜狀態，她果斷地拒絕了。即使帶著這樣嚴重的癲癇發作，用她的話說，“這也是不值得的交易。”

腦島可以劃分為前側和後側兩部分。後側腦島登記未加工（客觀的）的感覺，包含內部與外部感覺的集合。相反，前側腦島（與前扣帶皮層有關）似乎進行著更多精煉和細微的加工，涉及主觀感受和情緒的部分。

克雷格²⁵、克里奇利²⁶和其他研究者們認為前側腦島主要負責我們如何感知自我和身體。此外他們指出，腦島的左側與積極的感受相關，而右側與消極的感受相關。這正是我們大腦如何接受內部（內在軀體）感受器輸入的模式。在這點上，許多傳統宗教開發出一些呼吸、運動和冥想的技術，用於激發這些靈性的狀態，並提供如何處理這些極端情緒和感覺狀態的指導：一個人體驗狂喜，隨後將會伴隨“低落”，一種朝消極狀態擺動的趨勢。

通過身體體驗療法進行創傷的重新協商，我運用“擺動”的概念來描述身體感覺或情緒在擴展和收縮之間轉換。這種潮起潮落的過程讓兩極化的體驗趨於整合。正是對這些極端感受的容納促進了深層的整合與“頓悟”一般的轉化。

接下來的第6章會是一章圖文示意，說明程序性記憶在創傷解決中的作用，這些內容是從兩位患者的治療錄像中截取的。第一個案例展現的是一名叫傑克的14個月大嬰兒的治療過程，考慮到他的年齡和語言的發展階段，對他的工作僅僅涉及程序性和情緒記憶。但是在之後的隨訪中，他長到2歲半了，我們能看到程序性記憶是如何演變成情境記憶的。

第二個案例是一名叫雷的海軍軍人，他在阿富汗被兩個簡易爆炸裝置所擊中，並親眼看到最親密的戰友死在自己的懷裡。在解決了爆炸帶來的（休克創傷）程序性記憶之後，他開始能夠接觸和加工自己的情緒、情境和陳述性記憶，並更深刻地去處理自己的倖存者內疚、哀傷和群體喪失感。

一個母親與孩子的再結合。

傑克是一名聰明而有活力的小嬰兒，同時他也是害羞和退縮的。我的同事將他推薦給我，因為他遭受了難產的折磨，並且現在依然和這段痛苦的經歷搏鬥。傑克在肚臍的位置有裂口，因為他出生時臍帶三次纏住了脖子，頭部被拉扯到子宮的頂端。每一次他用自己弱小的腿腳去撥弄開纏繞得越來越緊的臍帶，只會讓臍帶將他的喉嚨勒得更緊。這“無出路”的嚴峻考驗激發了小嬰兒原始的窒息恐懼，這種感受大多數成年人無法理解。²⁷在採用應急剖腹產的過程中，醫生記錄下了傑克強烈的痛苦反應，心率的陡然下降對他來說意味著這是一次威脅生命的情境。除了採用剖腹產之外，救出傑克還需要使用強有力的吸引器將他的頭部從子宮頂端吸出來。傑克來到這個世界時遭受了許多臨床醫學手段，遭受了各種撥弄和刺激，包括一些必要的針刺、注射、侵入性的檢查和倉促的幹預。

傑克現在14個月了，由於他有胃部反流的情況，所以又進行了一次侵入性的醫療檢查，這深深地刺激了他。在我們第一次心理治療開始前兩週，傑克的母親蘇珊聽從兒科醫生的建議，給傑克預約了一次胃鏡檢查。儘管蘇珊很敬畏兒科醫生的權威，但是她依然希望能夠有其他的辦法，一種非侵入性的、不會帶來創傷的治療辦法。懷著這樣的希望，2009年的深秋，她帶著小杰克來到了我的治療室門口。

當我在第二次敲門聲響起之前打開房門，我看到傑克兩腿分開騎在母親的腰上。她連續的敲門聲被我打斷，並且由於慣性而衝了進來，這讓她看起來有些窘迫。當她慢慢鎮靜下來，並調整好兒子的位置後，她開始介紹自己和小杰克。當他們走進門時，我注意到母子二人共有的一絲尷尬。我原本可以消除他們這樣的感受，因為一般來說這種不適來自面對新環境的需要，面對一個不熟悉的陌生人和一個未知的治療情境的需要。但是他們的狀況似乎更加原始，在他們二人的互動節律中存在著一種根本的不和諧。

通常我們會假設，當母親和嬰兒之間存在分裂時，照料者就無法為必要的母嬰聯結提供“足夠好的”環境。但明顯這一假設並不總是對的，蘇珊的情況就好像不一樣。她充滿熱情和愛意地為孩子提供安撫、支持和關注。創傷性的分娩經歷形成了一個意外的挫折，這在傑克出生時就將母子割裂開了。隨後的“餘震”破壞了他們共同參與到彼此最親密的時刻中，形成完全的依戀關係的能力。

在我的辦公室，傑克掃視了周圍的新環境，母親在給我總結他的症狀和接下來的治療。儘管她提供信息的同時也擔憂我會如何工作，我還是將她兒子帶到了“此時此地”的治療過程中。跟隨他的目光，我看到他被堆在我桌子上的一排五顏六色的玩具、樂器和雕塑吸引了。

我拿起一個霍皮人的葫蘆，讓它發出嘎嘎的響聲，並且慢慢開始搖動它的種子。運用有節奏的聲音讓母親和孩子都關注到這裡，我和小杰克有了眼神接觸，隨即我叫他的名字：“嗨，傑克。”我跟著葫蘆發出有節奏的聲音呼喚他。

傑克試探性地伸手要這個玩具，我慢慢地伸出手臂把玩具的手柄遞給他。面對我的主動示好，他隨即收回了手。

然後，他又伸手去夠這個玩具，並張開了手掌，但是依然沒有接觸。他把它推開，然後帶著痛苦而微弱的哭泣轉向母親。

母親很快做出了反應，摟著他調整了一個方向，讓他從這個互動中很快轉開。小杰克的注意力轉移了，望向別的地方，恢復了平靜。我開始和傑克談起他艱難的出生，就好像他能夠理解我的話一樣。我說話的韻律和語調模式似乎給了他一些安慰和安全感，傳遞出我是他的同盟，能夠以某種方式理解他的困境。

重新恢復到剛才的狀態，小杰克又帶著好奇心伸出手，然後用手指著桌子。“蘋果，蘋果！”他說道，並伸出自己的左手指向盤子裡盛的三個石榴。

我端起盤子，把它遞給他。小杰克伸出手，觸摸到其中一個石榴，隨即又推開了它。這一次他推開得更加堅定。“你在推它，對嗎？”我問他，同樣，交流不僅僅通過語言，還通過韻律和語調。“我確實可以理解你為什麼想要推開，因為那麼多陌生人都一直在撥弄和戳傷你。”我想要強化他推開的衝動與力量，並把我的手指伸給他；他隨即伸出手把我的手指推開。“對了，非常棒！”我回應道，並傳遞出我對他的鼓勵、溫暖和支持。“你是真的很想把它們都推開，對吧？”小杰克又發出一聲嗚咽，就好像他同意一樣。

蘇珊坐在沙發上，開始脫傑克的鞋子。當我和蘇珊在談論他的胃部反流，以及這種反流可能穿透到他的肺部時，他似乎感覺有些害怕就轉過身去了。當蘇珊提起兒科醫生提議做內鏡檢查時，傑克似乎閃現出一絲焦慮：他的臉向下蜷縮，皺起眉頭表現出擔憂和焦慮，他叫了一聲：“媽媽。”傑克似乎意識到我們談話語言的含義（或者從母親的緊張表情中獲得了意義）。毫秒之間，他的背部中間緊繃起來。

他轉向媽媽，我將自己的手輕柔地放在他的背部中間，將我的手掌放在他僵硬、緊縮的肌肉上，並向上張開我的手指伸展到他的肩胛骨間。

小杰克又嗚嚥了一聲，然後轉過頭直接看著我。在他保持和我眼神接觸的時候，我評估此時這樣的身體接觸是安全的。當她母親向我敘述傑克的症狀史、治療史和醫學鑑定時，他持續地和我保持眼神的接觸。

突然，傑克用腳和腿強烈地蹬踏母親的大腿，爬上她的左肩。這個動作給我一個快速的印象，他出生時的運動衝動是未完成的。這是本能的動作（程序性記憶），是驅使小杰克能夠從母親的子宮頂端掙脫出來，並從喉嚨被纏住的困境中掙扎出來的動作。這一衝動加劇了他的焦慮，又進一步刺激他產生推開的驅力，這反而創造了更大的焦慮。就好像根據戲劇中精心設計的劇本一樣，傑克不斷地用力蹬踏母親的腿，讓自己一次次爬上她的肩頭。

他出生推力的完成，沒有導致窒息感，高顱壓和“無效的行動”帶來的頭部楔入子宮頂端，是傑克需要體驗的一個重要動作序列。這讓傑克能夠成功地與他的出生過程“重新協商”——在此時此地完成。他的程序性記憶從非適應性的創傷記憶轉化成充滿力量的成功記憶。在“重新協商”的過程中維持中低水平的激活是十分重要的。我靜靜地將手從他背上移開，讓他能夠安定下來。

母親對他推力的迴應是將他抱起來，讓他站在自己的膝蓋上。儘管我帶著關懷保持溫和的狀態充分地注視他，但是傑克直勾勾地盯著我，似乎在表達他憤怒的決心。他的脊柱向上伸展，似乎變得更加直立也更加警覺了。^[1]

我再次伸向傑克的背部中間，撫慰地說道：“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一起玩耍，但是因為他們計劃的那些程序（醫療程序）在幾周後進行，所以我想看看我們能否一起做點什麼幫助你。”傑克再次緊縮起來，並強烈地把我的手推開。他向我扮鬼臉，並閃現出咆哮般的憤怒，同時又收起自己的手，啟動另一次防禦性的推開動作。

我給傑克一些抵抗，把自己的大拇指伸到他的小手掌中間。通過匹配他的能力讓他能夠用自己的力量將我推開。我觀察到，當他的手臂伸展時，他能夠運用後背中間傳遞出來的全部力量，然後發出強大的推力。我們保持著眼神接觸，並且我通過在眼神中透露出更多驚訝、鼓勵、興奮和邀請，對於彼此共同的進攻表達做出迴應。

把我的手推開時，他的反應轉化成一種類似於慶祝的表現。我向他映射了他對於一個不受歡迎的入侵者的勝利感受。這個入侵者在他的早期經驗中被體驗為一個充滿威脅和敵意的世界。

傑克將手收了回去，並放開我的大拇指嗚嚥了一聲。但是他依然保持和我的眼神接觸，這給我一個暗示，他希望繼續。

當他在一次強有力地推開我的大拇指時，他的哭泣聲增強了。他帶著明顯的痛苦、困惑和憤怒開始嚎叫。

他的哭泣加深，當我把手掌放在他的後背時，哭泣變得更加自主。聲音是來自他橫膈膜深處的抽泣聲。當他將我的手推開時，我再次向他講述關於周圍所有人都觸摸和戳傷他的事情，以及他多麼想要把他們推開的感受。^[2]

在一系列推開的動作之後，傑克第一次停止了和我的眼神接觸，將注意力轉向媽媽。

幾秒鐘後他的眼神又回到我身上，甚至是在哭泣加深的時候。我支持性地迴應他的哭泣，“好的……好的”，用一種舒緩的節奏韻律對應他的痛苦。

傑克第一次自發地深吸一口氣，將胸口朝向媽媽，然後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肩膀，又回到和我的眼神接觸中。

我向蘇珊解釋鼓勵傑克深呼吸，將氣吸滿背部、胸腔的重要性。我把手搭在蘇珊的手上，指導她去撫慰傑克的背，向她展示如何給予傑克背部的支持，同時也要讓傑克自己意識到這種感覺。我向她解釋背部區域這種緊張和退縮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他胃部反流症狀的原因——確實是這樣！傑克繼續在哭泣，但是相對放鬆一些了。我們停頓了一會兒，因為我看到蘇珊在消化她自己的許多想法和感受。

蘇珊深吸一口氣，驚奇地看著兒子，“他從來不哭的，”她說道，“或者他哭的時候會輕聲嗚咽，但從來不像現在這樣完全放開了哭。”我再次向她保證這是一次深深的哭泣，是情緒的釋放。

“我是說，我已經不記得上次看到眼淚從他臉上流下來是什麼時候了。”她帶著感激的驚訝補充道。

傑克從他的位置伸出手，果斷地將我的手指推出他的領地附近。我向蘇珊強調，當陌生人用帶管狀或針狀的東西刺他時將會給他帶來多麼深刻的困擾，以及他會感受到自己是多麼弱小和無助。蘇珊調整了一下她的位置，讓兒子能夠更深地陷入自己的膝蓋和胸口中。

傑克帶著剛剛形成的新推力依偎在媽媽的膝上，但是媽媽那時候沒有意識到。形成的過程是嬰兒的身體親密地依偎在母親的肩膀、胸口和臉上。這是一種基本的聯結：這種親密的“舞蹈”讓嬰兒感覺到他是安全的、被愛的、受到保護的。我相信胎兒在子宮中的身體位置也是複製這種親密的包含關係，並傳遞了安全和良好的基本身體感覺。

“我不確定怎麼去做。”蘇珊一邊說，一邊用下巴緊挨著傑克。我們都停頓了一會兒，領會母子二人這微妙的接觸。

“哇！”她打破了沉寂，“他好熱啊。”我解釋這種發熱是伴隨著哭泣和情緒發洩後，他自主釋放的一部分。

隨著母親輕輕地搖晃，傑克安頓下來，保持著和母親完全、柔軟、胸口貼著胸口的接觸。他放鬆而充分地吸氣，再自發地呼氣，將氣體完全釋放出來，這聽起來既像是沉醉的喜悅，又像是壓力的極度釋放。蘇珊也放下自己的警覺和懷疑，開始相信這個新的聯結是“真實的”。

蘇珊低頭看著自己的兒子，他繼續深深地依偎在她的胸口和肩膀上。她向前彎曲，用臉去緊貼著他。他倆可以說是“重新協商他們的聯結”。蘇珊繼續溫柔地搖晃她的兒子，同時保持著兩人的聯結。傑克伴隨著輕輕的搖晃，繼續調節自己，然後自發地進行了幾次完全的、可以聽到的深呼吸。蘇珊在這種接觸和聯結中，在沉醉的欣喜中抬起頭。

傑克從他的窩裡朝我瞥了一眼，我們發生了眼神接觸。我感覺今天對於他來說已經足夠了，所以打算結束這次治療。蘇珊接受了此時結束，但是需要再次分享她充滿希望和驚訝的過程。

她帶著困惑與驚訝的語氣說：“我從來沒有看到他這麼安靜。”她隨即問傑克：“你困不困呀？親愛的，噢，我親愛的。”就像第一次得到她的寶貝那樣充滿愛意。

我讓蘇珊記錄下週過來之前傑克任何新的行為表現、活力水平、睡眠模式和胃部反流症狀，等等。傑克從他安全的窩裡偷偷地看了我一眼，露出短暫卻很明顯的微笑。我回應以微笑併發出引起他注意的聲音。幾秒鐘之後，他放鬆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在這次治療結束之前，傑克和我玩起了躲貓貓，度過了一會兒溫暖、有趣的時刻，同時他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媽媽膝蓋築起的搖籃。蘇珊依偎著他的頭，思忖著：“這種感覺確實不一樣。他通常只會很快抱一下就推開了。”就像對待新生兒一樣，蘇珊把兒子擁在胸口裡。她也出聲地呼出一口氣，臉上綻放出明顯的笑容。“這真是很奇怪。”她喃喃地說，“他是有感情的，但是從來沒有這麼安靜……他從來不會和我待在一起……他總是想遠離我，找些新鮮事物。”

他們繼續依偎在一起，互相微笑著。他們的喜悅是如此顯而易見。她帶著小寶貝回家了，他們共同慶祝這彼此的聯結。

我們的下次治療在一週之後，蘇珊有好多新鮮事想要和我分享。她的快樂與興奮，傑克令人舒適的好奇心都在蔓延。他們一起坐在沙發上，傑克把頭靠在媽媽的胸口裡。我身體前傾，表現出急切想聽到她的分享。她首先談起第一次治療後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

“他在半夜醒來，呼喚‘媽媽’。”她說，自己像往常一樣把傑克抱起來。傑克安靜地坐在她的膝蓋上，頭深深地埋在她的胸口裡。“當我把他抱起來，他是這樣做的。”她用自己的下巴舒服地緊靠著他。

我帶著欣賞的微笑看著她，“在我看來，他是在彌補失去的時間。”

她繼續講：“嗯……然後他說‘蘋果，蘋果’，我以為他想要吃點什麼，但是通常情況下他會搖我的手臂，然後跑到廚房去。所以我意識到他說的‘蘋果’是你桌子上的石榴。”她談到在我們上次治療之後，那一週的後幾天他們預約了兒科醫生，這惹惱了傑克。在他們開車回家的路上，傑克一直在他的座位上呼喊蘇珊，“皮塔（pita），皮塔，蘋果，皮塔。”

“我又以為他是餓了。”蘇珊繼續說道，“然後問他想不想吃比薩（pizza）。他說，‘不，皮塔，皮塔，蘋果’，這時我意識到他在說你，他想說的是‘彼得’（Peter）。真是神奇，對吧。當我們談起他的改變的時候，他能夠意識到多少以及他需要多少？”她問道，並望向我等待答案。^[3]

我微笑著分享她的喜悅和感激，並問她傑克的活力如何。“他變得更加健談了，更加願意互動了，他想和我們展示很多東西，也期待得到我們的反饋。他似乎更加投入，也樂意讓我們陪他玩耍。”傑克蜷曲在她的膝蓋上，她低下頭，親吻了一下他的頭。

“但是，實際上他最大的變化在於，”她說道，“我不知道怎麼說——對於他來說，好好地坐下來，抱著我，這就是最大的變化了，這完全不一樣了。這不像是他了……這是……這是一個全新的他。”

“或者，這可能是全新的我們。”我回應她。

蘇珊靦腆地點點頭，輕輕地說：“我感覺太好了。”

這次治療的剩下時間，傑克和我玩耍了很久。我意識到分娩創傷帶來的很多傷害和對母子聯結的影響慢慢解決了，他的社會投入能力逐漸被喚醒，並在樂趣中慢慢形成。正如之前所指出的，依戀的缺乏總是由於與母嬰關係的疏離和不協調。但是現在可以看到，正是因為共同經歷了創傷，幹擾了他們的自然節律和共同形成聯結的驅力。

在第一次治療中形成了至關重要的母子聯結，是生理上母子間的“呼喚與迴應”。傑克與蘇珊聯結的重新協商在他發現自己有自衛的能力，能夠建立起自己的邊界後就重新形成了，這個聯結曾經被分娩時的危機和新生時的照料嚴重破壞。同時，他完成了重要的推開動作，這在分娩時是一種無法完成的經歷和被壓垮的感受。

理論上假設，我們對於早期發生的事件，記憶非常有限。但是，“隱藏的”記憶痕跡確實存在（以程序性記憶形式），早至子宮裡兩三個月的胎兒，到出生前後完全形成。²⁸這些記憶印象對我們日後的反應、行為、情緒和感覺狀態有強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圍產期的記憶痕跡只有當我們知道在哪裡以及如何尋找到時，才會感受得到。關於如何去找尋這些深處的圍產期或分娩記憶痕跡（它們會被之後的記憶掩蓋而變得模糊），有一個類比如下：想象你坐在海灘邊，觀察大海。你可以看到海浪和浪花濺起的白色泡沫，但是如果潛入水裡游泳，你會被流水和海浪深深地侵襲。這種記憶痕跡可能比海浪的影響還要深刻。比海浪量級大許多倍的力量在我們“行為”的潮水中是不可見的。僅僅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我們就需要花好幾個小時，坐下來靜靜地觀察海平面的升降。但是我們可以從這些力量中捕捉到的能量足以抬起整個城市。

在近期的記憶之下，尋找強大的圍產期和分娩記憶痕跡需要我們臨床工作者用同樣的耐心，以放鬆的警惕性去觀察，就像一個人去觀察海浪、流水和浪潮一樣。約吉·貝拉說：“你可以僅僅通過觀察發現很多。”在傑克身上，這些早期的、原始的“潮水般的”力量被發現了。比如，當他蹬踏母親的大腿，讓自己整個身體向上攀爬的時候，他的後背同時被我的手掌支持著。這個行動說明傑克內心裡有完成分娩的驅力，而當他被困在母親子宮的頂端時，這種力量遭到了挫敗，他越是用力推開，越讓自己陷入困境。他與分娩創傷成功地重新協商是一個長期的結果，我們會在幾年後的隨訪中觀察和鞏固這一結論。

對傑克的隨訪

為了給傑克補過一次四歲生日，我邀請蘇珊帶他過來進行一次短暫的隨訪。對於再次見到他倆我感到很興奮，不僅因為我們共同度過了一段精緻的時光，坦白講也是因為我對於傑克如何運用程序性記憶表達自己充滿好奇心。

關於神經系統發展的傳統觀點認為，當我第一次見到傑克時他才14個月，還沒有形成任何情境記憶或有意識的記憶。而且，任何類似的自傳式記憶和陳述性記憶在他那個年紀都不可能出現。所以當傑克再次走進我的辦公室時，我再次向他和蘇珊介紹我自己。蘇珊問他是否記得我。他非常肯定地強調：“不記得！”但是，蘇珊笑著說道：“我們剛剛到門口的時候他還問我，‘媽媽，他會把手放在我的背上嗎？’”顯然，傑克對於14個月時我們的相遇有通達程序性（身體感覺的）的情境記憶。

回想起第一次治療，傑克能夠投入和發起一股力量來建立自我邊界，並不再感到無助了。這時我們發現他能夠成功地推開並讓自己從分娩的通道中出來了，不會再困住，對於出生的過程，他有了新的掌控感。在哭泣和自發的釋放（身體發出的熱量和自發的深呼吸）後，他和母親內在的生物驅力在提升並聯結在一起，這讓傑克內心深處的依戀和聯結得以建立。在這個過程中，他能夠感受到這種體驗的全部，包括對石榴的印象（“蘋果”）。這似乎加深了我們仨的聯繫。後來，當他被醫生嚇壞了之後，他可以叫出石榴和我的名字（“蘋果”和“pita”）來調節自己。

現在，4歲半的傑克在我辦公室的門口，他的程序性記憶演變成了情緒記憶（即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的感覺），以及獲得更多這種感覺的渴望。從程序性記憶到情緒性記憶，再到情境記憶，他的記憶痕跡的轉化，能夠從他期待的問題所看到：“他會把手放在我的背上嗎？”

蘇珊繼續談道，傑克已經成為一名受人關注的運動健兒，是幼兒園班級裡最閃耀的明星之一。不出意外，他會繼續對我辦公室裡的許多物品產生興趣。蘇珊還說，他只有在感到難過、疲憊或是受到了驚嚇時才會蜷縮在她的膝蓋上——這對於這個年齡的孩子來說是多麼正常。

“傑克，”我問他，“你最喜歡什麼運動？”

“棒球。”傑克笑容滿面地回答我。

“那你打什麼位置啊？”

“我喜歡打投手和二壘，也會打接球手。”他帶著明顯的自豪感笑著迴應我，對自己能夠記住所有這些位置感到很自信。

蘇珊說他總是和小夥伴們一起玩，變得很主動，而且她說：“他還是很喜歡時時刻刻的擁抱和依偎。”這句話像是有暗示作用，傑克爬上了媽媽的膝蓋，將頭和肩膀深深依偎在媽媽的懷裡，就像過去三年一直做的那樣。蘇珊也像過去一樣，嘴角和眼角都流露出燦爛的笑容。就好像他們一起經歷了時間旅行，在分享和歡慶我們的重聚。蘇珊解開了謎題，大聲地說：“這非常的不同尋常——傑克如此善於社交，總是表現得很活躍，或是喜歡和朋友們在一起。”

所以，我們如何理解所發生的一切呢？我很確定傑克在“意識中”並不記得我（例如，作為一種陳述性記憶），但是傑克那個問題來自哪裡呢？是哪部分記憶促使他問她媽媽“他會把手放在我的背上嗎？”傑克是運用大腦/心靈意識化的部分，來通達這些進入我的辦公室才喚起的原始感覺（程序性記憶）嗎？

傑克4歲半的身體開始重演3年前的內隱體驗，但是這一次他能夠用語言表達出身體體驗，去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是否會把手放在他的背上。然後他發出信號整裝待發，重演過去安全地休憩在母親懷裡的程序性記憶。他蜷曲在母親的膝上背對著我，讓我把手放在他的背部脊柱上。隨著漸漸融化在母親的臂彎裡，他再次傳遞出此刻的強壯和運動員一樣的背部。

最為重要的是，他依偎在一個巨大的懷抱裡。

傑克在繼續成長，我感謝他和他的母親讓我能夠分享他們的旅程。

[1] 在我的臨床工作中，我曾觀察通過剖腹產出生的兒童，在學步年齡第一次嘗試站立時，他們通常缺少力量。當他們成年之後，需要在這個世上主動發起某種行為時，常常存在困難。

[2] 儘管傑克不可能準確理解我語言中的含義，但是我相信這種交流是有意義的，就像他也向我傳遞超越語言之外的信息一樣。這反映了他的焦慮和對於“我抓住他了”的認識。

[3] 我認為蘇珊的陳述表明前邏輯聯想（程序性記憶）形成了。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當兩年後傑克4歲半，他們回來“複查”時，程序性記憶依然保持在那裡。

在戰爭中表現出色的人只是得到了在和平時代依然出色的權利。

——羅伯特·勃朗寧

序

冰冷的事實：軍人自殺每天都在上演，有超過22%的軍人會做出這樣的選擇。總數甚至會高於整個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陣亡的人數，比普通人群中意外死亡的人數高出一倍以上。我們接待過的一名來訪者雷，他來自海軍陸戰隊自殺率最高的排之一。有兩三百萬的軍人帶著戰爭留下的隱藏傷疤，從戰爭前線退役歸來。他們帶給家庭隱形的折磨，創傷的傷口“感染”家庭，最終破壞他們的社區。試想，如果有100萬人帶著極其致命的結核病從戰爭前線退役，對於整個國家來說都會是極其緊急的狀況。我們要喚醒整個國家的科學家們、臨床工作者們共同關注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對此熟視無睹，眼睜睜地看著創傷的海嘯侵襲而來，抑鬱、自殺、暴力、強姦、離婚、吸毒、無家可歸的慘案一遍遍衝擊著心靈的海岸。我們的軍人缺少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務，這是國家集體的責任，尤其是心理諮詢師和治療師的責任。這種責任的忽視一定會產生連鎖反應，最終影響我們所有人。

關於某次戰爭，不論我們每個人的信念如何，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我們都欠那些戰士們一個人情。他們代表我們的名義讓自己深陷危險之中，治癒和恢復他們的生命力是多麼理所應當的事情。雷就是那些卓越的年輕軍人之一，下面是他的故事。

雷和他的排駐紮在阿富汗的赫爾曼德省。2008年6月18日，他們遭遇了一次武力伏擊，排隊中好幾名戰友犧牲了，他最好的朋友死在了他的懷裡。那天夜裡巡邏時，兩個簡易爆炸裝置接連爆炸。這次爆炸距離雷非常近，把他炸飛到空中。兩週後他在德國蘭施圖爾的軍區醫院醒來，無法行動也無法說話。靠著堅韌的意志力，他才慢慢地恢復了一些基本的生活能力。六個月之後當我第一次見到雷的時候，他正在遭受令人痛苦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創傷性腦損傷、慢性疼痛、嚴重的失眠、抑鬱症和抽動症。他正在服用一系列強效的精神類藥物，包括苯二氮類藥物、思瑞康（一種精神抑制類藥物）、多種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以及阿片類止痛藥。

在2008年12月，雷來到了我在洛杉磯帶領的一個諮詢團體（第1次治療）。在第一次之後，我在家裡給他做了三次無償的治療（第2～4次治療）。然後，在2009年我邀請他參加我在伊莎蘭學院進行的5天工作坊，這是一所佇立在加州大蘇爾崎嶇海邊上的宏偉學院（第5～10次治療）。這次工作坊讓我們有機會繼續一起工作，也讓雷有機會在一個安全和充滿支持性的社會環境中與他人互動。

第一次治療

雷一開始就談起他服用的精神藥物和鎮靜劑的強大麻木效果，以及他在醫院治療中的多種診斷。他在功能上的損傷包括頭部和頸部痙攣性的收縮，開始在眼部和下巴然後向下傳播到頸部和肩膀。在初始訪談中，他眼神飄忽或向下看著地板，無法和我進行眼神接觸，傳遞出深深的羞恥和挫敗感。

當雷試圖看向我的時候，我發現他出現了一下痙攣性的收縮。這個過程大概發生了一兩秒，這可能是他被診斷為抽動症的原因。但是從身體經驗創傷療法的視角看，這個快速的抽動是一種不完整的定向和防禦反應（incomplete orienting and defensive responses）。第一次爆發的那一刻，雷的耳朵、眼睛和脖子會（僅僅勉強地）發起朝向應激源的反應。這種運動前的準備反應（premotor preparatory responses）是由大腦原始的腦幹核反應網絡（core response networks，CRN）發起。²⁹但是，在動作（看向我）執行之前，抽動的症狀幾乎與此同時爆發，兩種爆發的衝動將他狠狠地撕裂。所以，他的頭和脖子會突然地撕扯他的身體（所謂的烏龜反射），但是他身體的其他部分卻在盡力蜷縮成一個球（或是用術語說，他的收縮是全面的屈曲反射）。綜合在一起，它們形成了一個不完整的定向和保護性防禦的形象，這個過程會變得“僵住”並且感到崩潰。這個不完整的程序性記憶（僵化的動作模式）引起了（病態的）言語反覆和所謂的抽動症樣的痙攣發作。

我注意到雷的下巴首先開始收縮，一轉眼就完成了整個抽搐，包括脖子和肩膀。為了打斷這個過程，我讓他儘可能慢地打開和收回自己的下巴：打開的程度到他開始感到阻力或害怕的時候，就讓他收回下巴，收回的過程同樣也是緩慢微小地進行。我們又做了一次，打開到他感覺到阻力，每一次都逐步緩慢地擴張和打開。我讓他有意識地覺察這個過程，又練習了幾次。每一次，我們都看到他的嘴巴可以更多地打開一點點。這個練習讓痙攣過程緩慢發生，通過減少“過度耦合”^[1]，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緊張水平。雷突然睜大他的眼睛，好奇地環顧四周，告訴我有一種清晰的灼熱感從下巴傳遞到手臂。

接下來，我讓雷的眼睛跟隨我的手指（大概持續五六秒）。

眼睛的運動是定向反應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如果有一個巨大的聲響（或者即使是微弱的腳步聲或是森林中樹枝的斷裂聲）發生，我們的眼睛會立刻試圖定位這個騷亂的來源。我希望在這個練習中獲得的是他眼神的位置，包括水平、垂直或圓軸方向出現的呆滯、眼跳或“飄忽”。雷的眼睛可以發起定位反應，朝向第一個刺激點，但是隨後便失敗了，無法鎖定和確認威脅（刺激）的來源，就好像他被吹到了風中一樣飄忽起來。顯然他的神經系統不能完全地加工那次交火和他親密的戰友死亡之後的絕大多數事件。眼動的“解耦合”過程讓下巴肌肉的緊張也放鬆下來，之前我已經確認下巴是他痙攣的神經肌肉（程序性記憶）的發起點，這有助於促進下一步的治療。

在檢驗他的視覺反應過程中，我看到他的眼睛有5～10度的向左偏斜，這強化了我的猜想：當時的爆炸發生在他左邊。在雷的眼神呆滯或“飄忽”的時候，我停下了手指運動。這兩種反應分別代表著收縮和解離。當出現這樣的情況時，我停下來讓能量沉澱下來。啟動、激發反應、沉澱和穩定化的結合促進了對創傷記憶的程序性記憶朝著實現趨向上升。^[2]我有間隔地實施這個程序，慢慢地推動激活/去激活的循環，雷的眼神跟隨開始逐漸變得“緩和”，抽搐反應變得柔和也更加有條理性。雷聲稱自己感覺平靜多了。

持續時間10秒

休息了幾分鐘後，待他的能量慢慢沉澱，我繼續帶他做眼神追蹤的練習。這次只進行了一分鐘，抽搐反應就激活了。此時，雷開始平順地進行（自發地）呼吸，他的心率從100降到了75。我通過觀察他的頸動脈來得到這一結果。他說自己的手掌感到深深的放鬆，並且“發麻似的灼熱和溫暖的感覺遍佈全身”。我的臉上也浮現出滿足的表情，這反映了當他獲得愉快的安寧時，我們共同分享了他安定的體驗。

持續時間5秒

接下來，雷自發地伸出雙手。我讓他把內心的能量傳遞到雙手上，真正地感受從內心傳出來的感覺（內在感受性）是什麼樣子。當雷每次這樣去做的時候，他逐漸把雙手展開得越來越寬。這個過程幫助他更深地接觸到治療性的動態節律和“擺動”與流動性的過程。

第三次治療

我們在我家裡進行第三次治療。我讓雷評價一下自己的進展，從1到10計分評估自己達到了什麼程度：1代表在洛杉磯開始治療之前的狀態，10代表他對於自己想要的生活完全有能力、有自信去獲得的狀態。他說給自己打4分。我隨即問，如果預測一下未來，下一週或下一個月他覺得自己可以達到幾分。他張開自己的雙臂說，他覺得自己可以達到6分……然後可以達到8分。作為他的“教練/指導”，我毫不掩飾自己對於他獲得治癒信念的熱忱。雷如此積極地參與的這項“量化”的評估，是一個很有用的練習，因為它幫助來訪者清晰地看到創傷帶來的破壞正在移除，簡直無法想象未來會與（創傷的）過去完全不同。雷恰當地表述了出來：“現在我能夠看到我有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第五次治療

雷的下一次治療發生加州大蘇爾的伊莎蘭學院的一週工作坊。

在這次諮詢中，我讓雷持續地發“嗚”（voo）的聲音，同時做張開和收回下巴的運動。^[3]這有助於他將腹部重要的能量中心與下巴明顯的侵略感產生聯繫。雷開始聲稱自己體驗到遍佈全身的發麻和灼熱感，這讓他感到更加有活力。但是他無法維持這種令人活躍的感覺，並且身體開始垮塌，呼吸變得緊張，慢慢關閉了自己。我猜測他這次垮塌是由於內心瀰漫的倖存者內疚，它會由充滿活力的體驗立刻引發。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他耷拉著頭，眼睛看向下面。為了探索這種內疚感，我讓他說出下述句子並同時關注自己身體中發生了什麼，當他開始說“我還活著……我在這裡……我活了下來……並不是所有人都活下來了”這種“探針似的劇本”時，他開始承認自己的內疚，面對自己的憤怒。最終，這種憤怒會揭露他內心深處對於失去兄弟連的親密戰友的悲傷。^[4]

為了幫助雷加工他的憤怒並接觸他潛在的喪失感、脆弱和無助感，我邀請了兩位小組成員來幫助他有剋制地演出他的憤怒。我想讓他能夠保持這股動力併發洩到一個大“枕頭”上，而不是爆發這種衝動。由於有深深的恐懼感，他的生氣和憤怒讓他有潛在的傷人衝動。他習慣性地壓抑著這種衝動，這樣破壞了他的前群肌。在感受這種無法抗拒的衝動（但是無法接納）時，他同時收縮起背部和前臂的肌肉，並用肩膀阻止這種禁止出現的、消滅他人的衝動。但是，神經肌肉的抑制鎖住了他的身體，以一種“肌肉裝甲”的形式將他身體裡柔軟的感覺淹沒了。

現在，兩個小組成員“接管”了（憋住的）抑制功能，然後幫助他去有節制地引導攻擊行為，以便他能夠帶著不受壓抑的衝動去體驗、去前進，在安全的條件下滴定劑量地進行。這讓他完全地體驗“健康驅力”並聯結他的“生命力”、他的活力（elan vital）。他重複了三次，讓感覺和活力隨著不斷延長的向前推力慢慢沉澱。

過程持續30秒

三次之後，我問他注意到手掌和手臂有什麼感覺。他回答說：“它們感覺到很有力量……一種向上的力量……就好像推動我的生命向前。我感覺現在有能力去獲得我想要的東西，同時很尊敬倒下的戰友們。”這種生命中的前進動力是“健康驅力”的本質。

這時我們並排坐下。雷講述了當他見到最親密的好友死在自己懷裡的時候，是怎樣的感受，以及那種絕望和失落。在我和整個小組的支持下，他帶著非常優雅、平靜和尊重的方式來講述這一切。眼淚從他的眼角滑落，此時他平靜地向大家承認和分享他的痛苦和哀傷。

這份“柔軟的感受”達到了機體感覺發展六階段的頂點：①解決爆炸創傷帶來的休克反應；②想象未來不同於過去之處；③在團體的支持和包容下處理內疚與憤怒；④接觸內在的力量和健康驅力；⑤最終讓自己與內心深處的哀傷、無助和喪失達成妥協；⑥回到此時此地。曾經在人群中會感到害羞和退縮的雷，現在開始看著我並環顧整個房間，好像他能夠與自己內心深處的喪失體驗相處，也能夠與其他人相處了。對於他來說，這可能是一個“過渡家庭”，一種與人們生活的聯結、與感覺世界的聯結。

在伊莎蘭學院治療結束後的幾個月，雷和梅麗莎結婚了並生下兒子納撒尼爾。^[5]

在2012年，他們打算探望我，當時我在加州的恩西尼塔斯小住。

雷向我描述在這次會面之前他有多麼的“激動”！通過運用我教給他的一些練習，他能夠快速實現放鬆的狀態。我們隨後做了一次伴隨下巴運動的“嗚”聲練習。他描述了自己放鬆和“暖流”遍佈的感覺，同時伴隨著“快樂的心流”。

我問雷這些日子他的生活如何。他向我講述了他遇到的馬術治療，在非評判和充分信任的基礎上去體驗這些動物的感受。

我讓雷回到自己的內心，觀察自己能否體驗到對待馬那樣非評判的感受，然後去覺察那種內在感覺發生在自己身體的哪部分。當他開始連接這種自我共情的感受時，我問他是否可以看著梅麗莎，注意自己從她的身上感受到什麼。他們溫柔地對視並相互微笑。

梅麗莎說她學會瞭如何給丈夫自己的空間，當他想要退縮的時候不去介意。

當梅麗莎談到他們已經克服了困難，在雷想要退縮的時候也能夠保持聯結，以及她有多麼的欣慰時，她開始流淚了。對於退伍老兵和他們的家庭（也是對於我們所有人，在那樣的情況下）來說，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技能，既能夠不打擾老兵的“空間”需要（並幫助他們保持安全感），又能夠讓他們和自己的需要和感受保持聯結，包括他們退縮的需要。

他們的兒子納撒尼爾衝進了房間，梅麗莎愉快地看著他，雷從梅麗莎對他們兒子的愛意中感受到了幸福。

梅麗莎告訴雷，當他對自己越來越開放的時候，她有多麼感動。她還說，即使事情可能是艱難的，但正是那些時刻讓他們保持越來越緊密的聯結。

這次會面在甜蜜歡樂的互動中結束了。

後記與討論

在2015年1月，前海軍大衛J.莫里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創傷後應激障礙後，更多的創傷》（After PTSD，More Trauma）。³⁰在文中他談到，1998年他從海軍陸戰隊退役，隨後在2004～2007年，他一直在伊拉克做戰地記者，直到在2007年他差點被一個簡易爆炸裝置炸死。在這次痛苦的考驗之後，他在聖地亞哥老兵事務臨床研究所接受治療，以延長暴露（prolonged exposure，PE）的方法進行治療，這是針對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治療選擇”之一。在這種治療形式下，患者一次次體驗最為糟糕的、令人恐懼的戰爭體驗。通過向治療師重述他們的創傷經歷，患者將逐漸“忘卻”自己的創傷反應。

莫里斯選擇在治療中關注的是2007年他被簡易爆炸裝置襲擊時的事件，當時他在巴格達南部做報道，並在襲擊中倖存了下來。“隨著治療的進展，我的治療師讓我重述了很多次襲擊事件，”莫里斯在文中寫道，“我會閉上眼，然後想象自己回到了陸軍第一步兵師巡邏的悍馬車裡，想象自己身穿裝甲，想象簡易爆炸裝置即將爆炸，想象戰火硝煙永遠籠罩著我們。這是一種非常艱難、令人情緒耗竭的場景再現。”他希望隨著時間流逝，充分地複述這些故事後，他可以擺脫這些痛苦和恐懼。但是在一個月的治療之後，他開始產生更加急性的症狀：“我感覺身體內部出現問題，血管裡的血液在燃燒。再也無法入睡，失眠成為我最為首要的問題。我無法閱讀，更別談寫作了……這就像我的身體仍處於戰爭時一樣。”當莫里斯的治療師否定了他的焦慮和對PE療效的擔憂後，莫里斯離開了，他聲稱這種治療方法是“瘋狂而且危險的”。

莫里斯還批判PE僅僅聚焦在單一事件上，他預見性地指出這相當於“快速地瀏覽電影中的一個場景，然後基於此評判整個電影。”治療中簡略粗淺的觀察顯示了PE和其他疏洩治療法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些戲劇式的治療方法隱含了這樣一個信念，每一個創傷經歷都是一座孤島，是一個需要切除的單個腫瘤。具體來說，就像認為一個東西反覆再現就會被消除一樣，這否定了身體、心理和大腦機能的整體性，它們會整合一個人創傷遭遇、成功、幸福和快樂體驗，這些是一個人全部生命的發展軌跡。我感覺PE療法正是忽視了這一點。儘管不可否認它們在某些時候的確起作用，但在其他時候會產生傷害。創傷治療有很高的脫落率，像莫里斯一樣由於持續加深的痛苦而選擇不再繼續治療，這令人深省。讓我們看看疏洩（abreaction）和創傷的歷史。

疏洩（abreaction）（來自德語中的abreagieren）指通過再現某種體驗來清除掉其中過度的情緒。³¹這種治療效果被比作“割瘡”。割開創口釋放“毒血”，從而獲得創口的療愈。割瘡的過程是痛苦的，所以對患者來說創傷的治療過程同樣是非常痛苦的。根據這種類比，新打開的創口有希望獲得療愈。但是，這也可能導致新的感染。不幸的是，感染也確實發生了，就像莫里斯記錄下來的一樣。而我在傑克和雷身上使用的身體體驗療法更加溫和地在程序性記憶中起作用，沒有什麼療法像它這樣是萬無一失的。我會把治療程序放慢，並根據患者情況滴定劑量，保持一個寬幅的安全邊際，相比起PE和其他疏洩療法，這大大減少了再次創傷的可能性。我真誠地希望治療師使用暴露療法時，運用這裡提到的一些方法去指導和提高自己的治療工作。

最終弗洛伊德解釋，創傷相關的壓抑情緒僅僅通過談論它們就可以緩解和釋放；這種創傷情緒的“釋放”通過“將某個特定時刻或問題成為關注焦點”產生。³²這種方法成為弗洛伊德療法治療（所謂的）歇斯底里轉換症狀的基礎。³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催眠和苯巴比妥（藥品疏洩，narco-abreactions）被用於誘導強烈的情緒投注（catharsis）。但是，這些方法最終被拋棄了，因為結果通常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效用很短暫。有趣的是，1943年聖地亞哥巴爾博亞海軍醫院的一位患者是科幻小說作家L.羅恩·哈伯德，他後來創立了科學教。^[6]哈伯德聲稱“清掃”（通過科學教的技術，清除和疏洩創傷經歷）是他在自己身上的一個發現——當他在戰爭中受創後。³⁴毫不意外的是，在1943年聖地亞哥巴爾博亞海軍醫院被他認為是標準的“清掃”疏洩，後續不再有人提起這種療法（這種療法是一種絕對的疏洩）。

疏洩治療的下一次演變是沃爾普，他在20世紀50年代介紹了一種分級形式的暴露療法。³⁵這種療法最初用於治療簡單的恐怖症，例如恐高症、恐蛇或昆蟲等。在治療程序中，治療師會向患者展示一隻蜘蛛或讓患者多次去想象它，每一次都逐步靠近“害怕的事物”，直到“恐懼的電荷慢慢釋放”。20世紀80年代艾德娜·福阿與她的同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在沃爾普的分級暴露療法治療簡單恐怖症的原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PE。但是，為了治療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各種創傷，PE需要接受非常複雜並完全不同於簡單恐怖症的現象。在類似爆炸、飛機失事、性侵害等創傷經歷之後，倖存者“過度記憶”了這些事件，讓創傷事件中喚起的恐懼支配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我認為最初用於治療簡單恐怖症的方法再次被利用去治療更加複雜的創傷，可能會是這些早期療法令人不安的誤用。

雷的後記

有些人認為堅持讓我們變得強大，

但有時候讓我們強大的是放手。

——赫爾曼·黑塞

一個不會哀傷的人很難存於這個世界。

——安東尼奧·保時捷

我們之中那些能夠坐下流淚的人都可以稱作勇士。

——艾德里安娜·裡奇

我們看到雷的案例中，有比PE更溫和的創傷治療方法，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我在這裡使用的身體體驗療法，出發點並不是“忘卻”創傷帶來的過度記憶，而是重新排列和創造新的體驗，不同於過去那些崩潰的情緒和絕望的無助感。^36，37雷的創傷轉化不只是簡單的忘卻或是對創傷反應的理解和思考過程。它是對於自己身體中爆炸衝擊的完成（從而“重新協商”），隨後“融合”，然後加工內心與靈魂深處僵化的憤怒、哀傷與喪失情緒。

正如案例中展現出來的，他“僵化”休克問題的解決是通過逐步再訪（完成）他的定向反應和對爆炸高度的防禦反應。這些內在的防禦反應包括躲避、彎曲和支撐。如果我們立刻針對他的內疚、憤怒和哀傷進行工作將會是無效的，甚至因為潛在地加劇了他的休克反應，重新接觸到令人沮喪的抽搐及癲癇發作似的反覆抽動而適得其反。針對程序性記憶和情緒記憶的工作，要求我們小心地監控和跟蹤患者的軀體反應。這些反應包括姿勢、面部微表情（包括短暫的情緒狀態）、姿態的調整，以及自動化的信號，例如血液流動（通過皮膚的顏色觀察到血管的收縮和舒張）、心率（通過觀察頸動脈來確認）和呼吸的自發改變。

首次訪談通過觀察和接觸重要的程序來推動治療進展。第一步是識別他的眼神總是從我身上移開望向地面。那個時候不去邀請甚至強迫來訪者和我進行眼神接觸十分重要。否則會給來訪者帶來更多焦慮，可能導致強烈的情感崩潰、羞恥感，並失去與他的聯結。第二步是我指導他，在不被這種體驗所淹沒的條件下，慢慢地講述自己的身體感覺。第三步涉及解除耦合，解開過於緊密的神經肌肉收縮的連續序列。這個序列是他的眼睛、脖子和肩膀對於爆炸反應的連續收縮帶來的後果。這種收縮是他的身體嘗試對威脅定向，然後保護自己對抗兩輪爆炸衝擊的動作序列。這涉及全身屈肌的收縮反應，這個反應可能來自我們的樹棲祖先：當他們不可避免地從樹上摔下來時，像靈長類動物的小嬰兒一樣蜷曲成球保護自己。成年人也會同樣保護自己的腹部不受衝擊。

第二步和第三步不間斷地進行，讓雷對下巴肌肉進行知覺，然後指導他進行視覺跟隨任務。通過這些簡單的覺察任務，他幾乎立刻就感覺到灼熱、溫暖和輕鬆的呼吸，以及極度的放鬆。在接下來的四次治療中精心設計了第三步的練習。在第四次治療，驚跳反射（抽動症的，Tourette’s）幾乎消失了，這意味著或許可以開始接觸他關於內疚、憤怒、哀傷和喪失的情緒性記憶了。最後的工作是在伊莎蘭學院的小組背景下完成的。在小組成員的幫助下，雷學會瞭如何演出並剋制自己的憤怒。這種有剋制的體驗讓他將自己的憤怒轉化成力量和健康驅力，換句話說，朝向自己生命需要的力量和能力。最終，這種轉化打開了他通往哀傷與喪失的柔軟感覺，以及嚮往和他人產生聯結的需要。

要是我一開始推動雷去宣洩在爆炸時感受到的聲音、氣味和混亂（像莫里斯描述的PE療法那樣），那麼只會加強他的驚跳反射，把這種反應更深地鎖在他的身體中。在2014年，有一個60分鐘活動展示了一個由軍人組成的治療團體接受PE治療。當治療結束之後詢問這些軍人是否感覺好一點，他們大多數人都似乎帶著不願意冒犯權威人物的口吻說：“我想是的。”但是，任何會閱讀身體語言的人都會看出來，他們明顯更加痛苦，並且被逼到更深的創傷中。

如果我在接觸和解決雷全身的驚跳反射之前就迫使他去處理自己的憤怒、內疚和悲傷，這些強烈的情緒很可能會被強化，導致再次創傷。所以，精心策劃的治療順序是首先緩解休克-驚跳反射，然後逐步地在親密聯結和小組支持的環境下幫助雷接觸他的感受，慢慢從強烈的感受中恢復平靜。正是這樣的治療順序讓雷轉化出對於家庭和其他接觸過的老兵們的依戀和易受傷的情感。這樣的超越是他的新任務。感謝雷，你是一名光榮的海軍軍人，你和你的付出都值得我們尊敬。

[1] 耦合性：模塊之間的關聯程度。這裡指張開下巴這個自發的動作與腦幹控制的不自主痙攣之間的過度關聯。——譯者注

[2] 為了避免混淆，這種視覺對時空象限上衝擊反應的激活，與眼動脫敏與再加工治療（EMDR）中運用的手指運動引導沒有任何關係。

[3] 見《心理創傷療愈之道》中對於這個練習的描述。

[4] 這種情緒反應如果沒有首先解決（爆炸帶來的）創傷休克反應是不會出現的。雷的治療中，休克反應的解決在最初的三次治療中。但是，我們依然持續地回到那裡去處理剩餘的休克反應，因為它微弱的回聲時不時會出現。

[5] 來源於希伯來語，含義是“上帝的禮物”——譯者注

[6] 科學教正式名稱為山達基教（Scientology），又稱科學神教和科學教派等，新興宗教之一，是由美國科幻小說作家L.羅恩·哈伯德（L.Ron Hubbard，1911—1986）在1952年創立的信仰系統。——譯者注

帶上過去，只有當你想要從過去中建構新的可能。

——米尼克·埃斯特拉達

回顧第4章我和勞拉在Mythenquai公園的遭遇，我們把竹林裡調皮的孩子們的玩耍聲誤讀成某種未知的、正在靠近的捕食者。也就是說，我們是向虛報偏差進化的受害者，這種偏差讓人們在絕對安全的情況下也會感知到危險。實際上，虛報產生的後果是相對較小的。正因如此，不論危險有多少可能性出現，我們天生就容易感覺到危險。

把這種不可避免的危險感知偏差考慮在內，可以很容易得知我們是如何運用消極情緒的強度來測量威脅的嚴重程度的。簡單來說，恐懼和憤怒的情緒越強烈，我們自然會假定自己對於威脅的評估是真實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對真實存在的危險做出反應——完全用我們“戰鬥或逃跑”的基本生存反應。換句話說，我們將危險的真實性等同於情緒強度。我們的感受帶來信念；信念反過來加強感受。這種正向的反應循環，是一個“真實的陷阱”，在理解治療中產生虛假“恢復的記憶”的潛力中尤為重要。此外，這個陷阱被我們內心“產生”畫面感的強烈傾向所強化，在某種程度上，這能夠向我們“解釋”自己當下的感受是什麼。比如，如果一個孩子經歷過一段令人恐懼的醫療程序，現在要宣洩這種恐懼和憤怒的情緒體驗，那麼他可能（錯誤地）在腦海中形成當初身體遭受侵犯的視覺形象，比如被虐待或強姦。如果他強烈的情緒和諮詢師的解釋，或一個群體中共同的受虐主題對應起來，那麼這種困惑就產生了。來訪者很可能捕捉到這些重要的暗示，產生虛構的“閃回”（喚起更強的情緒氾濫），然後將它們記錄為確定或真實的體驗。由於在體驗強烈的情緒時，迴避、觀察和評估的能力會減弱，所以我們很容易被捲走，陷入潛在的錯誤認識中。然後我們越來越確定那些事情確實發生了，有時甚至忽視它們真實發生的可能性。

這些“陷阱”警告我們，這樣的錯誤認識怎樣讓治療造成傷害，甚至具有毀滅性。富有情感體驗的故事或畫面不僅使我們容易產生錯誤的記憶，還會讓生活停滯不前。當然，毫無疑問，我們也必須承認虐待兒童確實廣泛存在；這並不矛盾。但是在治療中，記憶是否真實不應該是首要關注點。重點是要認識到，來訪者被銘刻在大腦和身體上的痕跡所困住，這是一種程序性和情緒記憶，它們掌控著人們的情緒、心境和行為。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不論認識是否真實或有所誤解，我們必須理解那些經歷對他們的影響和意義是真實且有價值的。作為諮詢師和治療師，我們有義務幫助來訪者釋放束縛在他們神經系統中大量的生存能量（不論創傷的細節），從而他們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和平靜。

下面是對“真實陷阱”的闡述，以及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危害。回想一下上一次你和伴侶或熟人發生嚴重爭執，或是看到別人在激烈地爭吵的時候。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在客觀的立場上觀察，你能很快發現爭吵是如何逐步演化、逐步升級的，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立場上越來越固執，也越來越表現出具有威脅性。這種情緒的逐步高漲也讓雙方確信彼此是敵對的立場，自己是完全正確的，而對方是絕對錯誤的，所以人們感覺到自己的感受才是真實的，而對方感受到的（或相信的、認為的）是完全錯誤的。正是這種極端的信念（尤其是在強烈的情緒中，相信我們自己的判斷是絕對的真實），產生了自以為是的正義與憤慨。為了說明這個真實的陷阱，你只需要打開調頻電臺的脫口秀或是電視的政治頻道，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你都可以看到那些評論員們在運用強烈的憤怒販賣自己的政治觀點，就像唱詩班在吟誦歌劇一樣。

讓我們去看一個完全不同的例子，要感知一個情境中真實發生的事情，或一個信念與現實的符合程度，通常情況下相關情緒的強度都是和情境成比例的。儘管我們爭論的動力來自一些害怕、恐懼、生氣和憤怒的情緒，但是體驗到興奮和沉醉的積極情緒也是真實發生的。這可能的確是宗教中極度熱情的負面效應，即當一個人在宗教中體驗到極度的沉醉時（通常由強烈的呼吸或動作的宗教儀式帶來），人們會把他們一致的信念看作絕對正確的，當作“真理”。結果信念的“信徒們”很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體驗到所有其他宗教群體（教派、群體等）本質上都是壞的，是存在威脅的。難道我們還沒有看夠由宗教般熱忱的強烈情緒推動的戰爭與“邪惡的十字軍東徵”嗎？

所以，理解具有進化優勢的“虛報”和帶著強烈情緒感知現實的方式的臨床意義十分重要。在心理治療的情境中，就像在宗教極端主義和進化生物學中一樣，情緒被點燃得越激烈，我們對它的信念就越真實和確定。所以，如果帶著強烈的情緒，我們正在體驗的任何畫面、暗示或信念將會看起來越真實、越確定。“恢復記憶”的治療方法涉及強烈的情緒投注，所以它通常會帶來類似的情緒高漲。所以，不論事實如何，激發出來的記憶痕跡（例如感覺、情緒和記憶影像）常常感覺很真實和確信。如果恢復的是一段令人恐懼的回憶，那麼當下的情緒狀態會極度強烈。當治療小組中其他成員強烈地表露自己的害怕、驚恐和憤怒時，人們更有可能會感受到明確的真實感。我們也很容易因治療師一個即時的、具有暗示性的或引導的問題而受傷。^[1]此外，當更多的畫面和暗示出現，應激的情緒反應會加劇。這種迭代的情緒上漲反過來會激發那些貌似“真實的”記憶。情緒和感受越強烈，我們對於記憶（或記憶表象）感知得越真實，並且如果這個真實的信念遭受挑戰，我們的防禦反應會更加強烈。這樣的特徵將以近乎宗教般的確信度發生，直接幹擾治療決心和生活中的前行動力。正是這個原因，創傷記憶必須在一個相對平靜、安定和當下（此時此地的）的體驗平臺上去接觸。儘管再次重複這個特點，但是這些概念如此重要卻常常被忽視，它作為創傷治療的重要要點，不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

介紹完這一切，我們必須認識到性虐待事件是非常讓人擔憂的，它所產生的危害非常深遠。在當下的美國，超過3900萬成年人（遍佈各個種族和所有經濟階層的人）曾遭受童年性虐待。顯然這不是偶發事件，它是令人困擾的極度背叛，在治療中必須敏感而完全地處理它。從這樣的傷痕中得到療愈，最終會獲得從親密的性體驗中重新體驗快樂的能力。³⁸

[1] 對於催眠療法的從業者（或催眠分析療法）來說，通常都存在潛在的暗示性。的確，催眠有時就被定義為一種暗示性增強的狀態。所以，這種療法需要大量的訓練，擁有足夠的技能並保持小心謹慎。

在1989年，有人讓我去見一個叫布拉德的年輕男孩，他曾遭受重度抑鬱症的折磨，而這一切源於治療師幫他“恢復了記憶”。在初始評估之後，治療師立刻診斷他有長期受虐的經歷。她告訴他的話是這樣的：“我不得不遺憾地告訴你，你的症狀和我遭受長期虐待的患者一模一樣。”在她的“診斷”之後的一年，布拉德隨著這位治療師參與了一個治療小組。隨著劇烈的情緒宣洩，他恢復了許多“記憶”，這些記憶與其他有相似診斷的小組成員的記憶非常接近。

在我的治療室，我向布拉德介紹身體覺察，並教授他一些基本的“著陸”和“定心”練習。³⁹然後我向他展示如何跟蹤身體中出現的感覺。隨著這些技能的提升，並獲得一些我們無法從記憶中捕捉的平靜撫慰之後，我們繼續探索他此時此地的身體感覺。我們一起學習他內部世界的諸多細微差異。在15或20分鐘的感覺追蹤之後，我讓他把注意力轉向我觀察到有些彎曲的下背部。當他意識到這樣的姿勢變化時，他說隨著這個彎曲他感到非常的不安與恐懼。隨著盆骨自發的收縮反應，他說自己的生殖器“要麻木了”。的確，如果布拉德在此時得到一個引導性的問題反饋，那麼一個“虛假記憶”就很容易被激發。

我沒有這麼做，反而是鼓勵布拉德首先感知自己的肢體末端（手和腳），然後將注意力在周邊的四肢感覺（中性感覺，對於他甚至有穩定“著陸”的感覺）和生殖器帶來的不安感覺之間來回轉換。這個過程給了他足夠的“空間”，所以他不會被這種不安的感覺所淹沒。在手腳穩定的“著陸”體驗和生殖器令人不安的收縮與麻木感之間來回轉換注意力，能夠提升他對於不適感的忍受性。這促進了他聚焦身體感覺的能力。

這種來回內觀的方式也讓彎曲和收縮的體驗能夠慢慢展開。突然，布拉德腦海裡喚起了一個清晰的令人尷尬的畫面：他媽媽笨拙而粗暴地在他的生殖器上纏繃帶。然後，他漸漸想起那是他12歲時，在一些必要的醫療程序之後，媽媽清洗了他的傷口，草率地為他穿上衣服。就算沒有辦法去確定是否是這樣一件真實的事情引起了他的抑鬱症，但是我對於這個場景毫不質疑。隨後，我們將這樣一個新的畫面聯繫到彎曲的動作上。

我鼓勵布拉德繼續關注自己保護性的收縮反應，然後將注意力在自己的收縮動力和媽媽生氣而尷尬的面容的畫面之間轉換。這種收縮持續著，直到完全的彎曲完成。布拉德感覺到強大的能量釋放和緩解。這個過程伴隨著顫抖和一次深深的、戰慄的吸氣，然後是一次完全的、自發的呼氣。他最終感到有能力保護自己——不僅從媽媽粗魯的對待中，還包括從過去治療師嚴重的誤導性操縱中保護自己。這次，不同於他在小組中反覆體驗的劇烈宣洩，孤獨的眼淚表達了他的悲傷、憤怒和釋放。現在他有能力以一致的生命故事去聯結自己的“身體記憶”，這是他能夠說給他人聽的一種記憶形式。最終，他可以在正式的公眾場合講述這一切，在治療不當的審判中提供證詞，用行動去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他的自我保護功能的進一步發展），最後那名治療師的執照被吊銷了。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虛假記憶的力量是可以得到證實的，即使當它們被證實是虛假記憶的時候個體依然會堅信不疑。讓我們看看如果故意植入虛假記憶帶來的危害有多大：在訪談犯罪嫌疑人的時候，用（虐待）暴力等高強度的壓力逐步灌輸極度的恐懼，警察可以故意向嫌疑人植入他們知道是虛假（或至少是不一致的）的故事成分。然後，當嫌疑人隨後被審問時，他可能會回答審問者的故事版本，並相信那是真的，確實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在許多案件中，明顯的虛假記憶深深地植入嫌疑人的記憶中，隨後他們敘述的不一致會被公訴人利用，這導致在許多案件中發生錯誤的審判。許多無罪的人被判有罪，令人震驚。他們被植入的虛假記憶可能持續一生，儘管一些無辜的人意識到他們被欺騙了，但不幸的是一切都太晚了。在此之後，只有DNA證據或目擊者撤回證詞才能絕對地證明他們清白。^[1]

這種駭人聽聞的警察審問方式是故意植入虛假記憶的典型例子。但是如前所述，虛假記憶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和持續力，像布拉德那樣因治療師疏忽而使用了非常微弱的暗示也能夠被植入虛假記憶。有時那些看似無害的暗示以善意的詢問傳遞出去，例如“你能給我講講你和父親的關係嗎？”當個體體驗到一些可能和暴力相關的情緒時，虛假記憶可能就產生了。這些治療性的失誤很可能發生在來訪者處於強烈的情緒喚起時，尤其是在體驗到強烈的（無法包容/毫無節制的）恐懼/驚恐或生氣/憤怒時。

虛假記憶在很大程度上還可能因為人們的極度渴望而產生。當人們痛苦的時候，為了解釋為什麼自己正感受如此強烈的情緒困擾，虛假記憶就可能被創造出來。這種獲得“解釋的衝動”源於我們生存本能，這讓人們勢必去從自己的記憶庫裡搜尋過去的信息，以提供相關的行動策略（例如，過去成功的程序性記憶痕跡），滿足當前的生存需要。

然而在治療中，來訪者的痛苦狀態要求你尋找解決辦法，去緩解他們威脅的體驗。有一種廣受歡迎的方法是，讓來訪者梳理自己的記憶庫，搜尋過去面對類似威脅時任何成功的應對策略。強大的“搜索引擎”會捕捉在某種程度上與當下體驗相匹配的所有感覺、畫面或行為（軀體標記或記憶痕跡）。如前所述，這種生物驅力是為了捕捉成功的策略來應對當下的痛苦（感知到的威脅）。但是，在缺乏有意識的防禦和保護動作時，這些軀體的記憶痕跡會重新喚醒。這並不能產生有效的行動，降低情緒喚起狀態，反而感覺和畫面激活了越來越強的痛苦感受，這種體驗會自我增強，產生正向反饋循環，就像麥克風一樣把說話的聲音增強了（見圖5-1）。如果沒有治療師的指導，這種反覆的循環會持續，直到來訪者捲入無限的痛苦循環，產生憤怒、驚恐、崩潰和絕望。他們被創傷再現的無盡漩渦所吞沒，（在缺乏有效行動的條件下）毫無出路。

[1] 見電視連續劇《昭雪》（Rectify，聖丹斯電視頻道）對於這樣案件細節的處理。

在第5章和第6章中我們寫道，指導來訪者走出創傷漩渦，避免毀滅性的“解釋衝動”的第一步是穩定當前的活躍度，從而顯著降低應激水平。第二步是與來訪者的身體感覺工作，讓他可以接觸到自己未完成的感覺運動反應，然後基於感覺和運動，開始以內觀的方式體驗完整的過程。相對平靜的狀態和具體化的動作，這兩個因素打破了負面的再次創傷，開啟了積極反饋的循環。再次重申，當我們能夠退後一步，觀察並減輕情緒和感覺的強度時，就有可能去選擇和改變原來的生存反應。

身體體驗療法是通過支持和賦能的方式，在滴定劑量的條件下喚起來訪者的內部體驗，對令人不安的情緒、創傷型的內隱和程序性記憶“降壓”（“去毒”）。治療師和來訪者一起降低和調節極度的喚醒狀態，促進生物性防禦反應的完成。在治療師創造的安全和支持性的環境下，來訪者能夠通過形象化和微妙的（內在的）運動，完成過去遭受挫敗的防禦反應。這個過程通常伴隨著身體的灼熱、輕微的顫抖、流淚和其他無意識的自發動作，從而達到自動釋放的效果。一旦達到生物性本體感覺的完成，那些記憶就失去了能夠引起激烈反應的能力（“降壓”，de-potentiate），它們就會整合到海馬體（自傳式記憶）記憶的時間線上，像普通記憶一樣（見圖7-1）。

圖7-1　創傷的程序性和情緒記憶的“降壓”⁴⁰

接下來介紹的是打破負向反饋循環的必要指導，這個負向的循環曾在布拉德“恢復記憶”的治療中困住了他。下面的介紹總結了對布拉德痛苦循環中“重新協商”的關鍵點。在我們的治療中，我與布拉德能夠以一種更加平靜和集中注意的方式，逐步讓他靠近那些帶來強烈痛苦而揮之不去的“記憶”。值得注意的是，布拉德甚至在體驗“記憶恢復”小組之前，就已經開始遭受抑鬱的痛苦了。但是在他參與“記憶恢復”治療的這一年間，抑鬱帶來的痛苦變得更加強烈和持久。

布拉德獲得了新的體驗，他帶著此時此地的軀體感覺，先充分地認識自己，並抑制了立刻識別創傷來源的衝動。最初的身體聚焦和恐懼/情緒喚起的鈍化，讓他在可以不被創傷的黑洞吞沒和困住的條件下，漸漸開始探索更深處的混亂感覺。那種被黑洞吞沒的體驗就像他在“記憶恢復”治療中多次經歷的一樣。以這種方式，他的內部覺察（帶有軀體痕跡的）讓他發現新的具體行動，產生更有效的結果（見圖7-1）。帶著對於盆骨和生殖器收縮反應的覺察，他已經開始感受到一些動力，可以反抗母親笨拙而令人痛苦的處理傷口的行為。不論這段記憶是來自母親草率和粗心的照料，還是某種形式的性虐待，來訪者都會體驗到這種軀體形式的賦能。再次強調，正是對來訪者此時此地體驗的穩定化處理，使得他可以回去接觸隱藏在不安的感受和畫面中的程序性記憶，並發現完成必要的保護性動作可以移除痛苦獲得能量。這個過程可以在第4章關於“重新協商”的討論中清楚看到。

我必須坦誠自己曾經為肆無忌憚地植入虛假記憶而感到內疚。我個人遇到的操縱記憶的事情發生在我10歲的時候。那時我剛剛目睹了一次魔術表演併為此感到著迷，不僅僅是魔術的戲法，魔術師催眠的技巧更讓人震驚。我完全被他的能力迷住了，他可以讓一個女士陷入“催眠”狀態，讓她做各種事情，比如親吻魔術師的臉、像母雞一樣咯咯叫。在我的下一次生日時，我要了一套魔術師的工具作為禮物。當我的保姆米歇爾在週末來照顧我和弟弟們時，我決定實踐一下我的魔術技巧。我用曾經看到魔術師的同樣方法去“催眠”她。我給米歇爾一個“催眠暗示”，她要像母雞一樣咯咯叫，並脫掉衣服。當我從10數到0，讓她睜開眼睛，她帶著疑惑的眼神環顧四周，而我和弟弟們都堅信她已經做了這些令人驚訝的行為。她似乎表現得非常尷尬，儘管她有可能僅僅是為了迎合我們，但不幸的是，我並不那麼認為。非常清楚的是，我和弟弟們實際上已經給她植入了令人尷尬的虛假記憶，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她的懊惱。

不論如何，伊麗莎白·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在第1章提到的）已經證明瞭虛假記憶的植入，包括“創傷的虛假記憶”，用許多不同的暗示技巧是比較容易實現的。儘管治療師需要警惕虛假記憶產生的可能性，但洛夫特斯的工作似乎並沒有理解到創傷體驗中程序性記憶的本質和重要性（不變性）。她似乎也不完全贊同治療性暗示的作用，但是記憶原本就是不斷變化的，它在個體的生活進程中一遍又一遍地被改寫，隨著它固有的變化進程，記憶可以朝向更加平和與有力量的方向改變。所以真正的疑問在於：記憶應該由誰去改寫，改寫的最終模樣應是什麼樣子？

大腦的功能是從過去選擇信息，衰減與簡化信息，而不是保存信息。

——亨利·柏格森，《回憶與識別的錯誤》（LE SOUVENIR DU PRESENT ET LA FAUSSE RECONNAISSANCE）（1908）

在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實驗心理學家唐納德·赫布試圖描述記憶的神經機制，他用一條俗語描述典型的記憶：“細胞串聯在一起，纏繞在一起。”^[1]每一個記憶都起源於腦細胞之間聯結的變化。對於一段記憶的存在，原本獨立的細胞必須對其他活躍的細胞變得敏感。赫布提出，當細胞之間的聯繫發生時，神經系統之間的溝通將變得容易，它們通過突觸之間（跨突觸間隙）的化學介質將電信號傳遞給下一個鄰近神經元的樹突（接收器）（見圖8-1）。⁴¹

圖8-1　基本的突觸

在20世紀70年代初，研究進一步澄清了突觸傳遞的分子機制，最為傑出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艾瑞克·坎德爾所做的工作。他在研究中考察了低等生物海蝸牛的“巨”神經細胞，發現海蝸牛的反應可以被幾種不同的條件反射改變。這種學習過程涉及神經細胞之間溝通方式的變化。

坎德爾研究蝸牛神經元中的短時和長時記憶。通過研究，他開始逐漸解開短時記憶的印象（“激活”）變為長時記憶痕跡（“強化”）過程中的奧秘。他發現，短時記憶的增強涉及細胞之間突觸傳導的臨時改變，但是沒有明確的解剖結構改變。而長時記憶的形成涉及持續的功能與結構的改變，這是新的突觸聯結的結果。這些變化包括下一個神經元樹突（突觸後的）上新的接收器增加，也包括神經細胞之間溝通所釋放的神經遞質的增加。神經元甚至可能在長軸突上生長出新的離子傳導通路。這些新的通路允許它們產生更高的電壓，從而產生更快的電傳導，釋放更多的神經遞質進入跨突觸間隙。綜上所述，所有這些解剖結構和功能上的變化導致了長時記憶的“強化”，例如長時記憶的存儲。它們組成了所謂的記憶鞏固階段。⁴²

在坎德爾的基礎研究的大約40年之後，一位在約瑟夫·勒杜〔著名的研究者，創造了“情緒大腦”（the emotional brain）這個術語〕神經生物學實驗室工作的年輕博士後卡里姆·納德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研究記憶。他不僅聚焦於記憶組成的形式，還探究在記憶形成後，當我們想要提取記憶時（例如，“回憶”）發生的神經生理變化。納德從前人的研究中知道，建構記憶需要特定的蛋白質，所以他好奇的是，建構長時記憶需要的蛋白質與後來提取記憶時需要的蛋白質是不是相似的。為了驗證這個假設，他暫時抑制了實驗室小白鼠的活體大腦中記憶鞏固需要的蛋白質合成，看看這一操作是否會改變小白鼠的記憶提取。

勒杜開始非常懷疑自己學生的研究，認為即使納德在記憶提取的過程中阻止了小白鼠的蛋白質合成，但最初的蛋白質循環是完好無損的；所以記憶也會是完好無損的。他進一步推導，如果納德能夠在記憶提取的過程中抑制蛋白質合成而造成了“遺忘”發生，那充其量是暫時的遺忘。一旦抑制蛋白質合成的操作去除了，記憶系統就恢復到最初的解剖結構，整個生物化學上的改變（長時記憶增強過程中形成的）是完好無損的。

在這個革命性的研究中，納德讓許多小白鼠將某種聲音（中性刺激）與接下來痛苦的電刺激聯繫了起來。在接下來幾週中強化了這種恐懼的條件反射，然後納德將小白鼠放在這種聲音中，但並不給予電刺激。小白鼠依然在恐懼中僵住了，呈現出與有電刺激時一樣的生理喚起反應。這個過程本身是“普通的”巴普洛夫條件反射，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但是接下來，納德重複了這個條件刺激（單獨的呈現聲音），並在呈現聲音之前給小白鼠注射了某種抑制蛋白質合成的化學物質，將它直接注入小白鼠的杏仁核中（“情緒大腦”的恐懼中心）。⁴³納德和他一向穩重的導師勒杜都不敢相信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用納德的話說：“恐懼的記憶消失了，小白鼠忘記了一切。”這說明瞭勒杜（和坎德爾）認為的記憶痕跡有固定的解剖結構和靜止的生物化學過程的觀點徹底被納德推翻了，他的研究說明瞭記憶在提取（回憶）的過程中是一個可變的再創造過程。實驗結果與勒杜預測的完全相反，很長一段時間過去，注射的化學物質漸漸失效後，小白鼠對於聲音不再有恐懼反應的狀態保持了下來。就這樣，納德完全永久地移除了恐懼記憶！

在納德卓越的研究結果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準確協調注射蛋白質抑制劑和記憶喚起的時間。此外，小白鼠僅僅忘記了某個特定的記憶（某種聲音），這個記憶是它們受蛋白質抑制劑的影響之前由強化過程而記住的。對其他聲音產生條件反射的恐懼反應並不會受到影響，也不和其他記憶產生關聯。簡單地說：如果在回憶這個動作發生時，新的蛋白質沒有產生，那麼最初的記憶也就不存在了！

納德突破性的研究令人震驚的是，它說明瞭記憶並不是像過去假設的那樣形成之後就按照原始狀態保存了下來。而是在記憶形成之後，每次再提取它時都會再次創造和更新。在2012年關於納德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喬納·雷爾說道：“每當我們反思過去時，都微妙地轉變了它在頭腦中表達的分子模式，改變了它潛在的神經迴路。”⁴⁴納德的導師勒杜被學生改變了看法，對此謙虛地發表評論說：“大腦對形成一套完美的記憶並不感興趣……記憶總是在神經機制的更新中產生，而信息會在我們大腦中佔據一個寶貴的空間，這一點我們仍然確信。這可能讓我們的記憶不是那麼確定，但肯定的是，對於過去的記憶會與我們的當下和未來更加相關。（例如，讓記憶變得更具適應性。）”⁴⁵

從這一系列令人興奮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獲得的一個信息是，回憶這個動作的目的是基於新的信息在分子層面為更新記憶提供可能。換句話說，回憶本質上不僅是過去的記憶怎樣存在於當下，而且是當下有潛力可以改變過去。通過改變此時的感覺和意象，可以更加有力量地觸碰過往的記憶。這一點在第5章佩德羅的案例和第6章傑克與雷的案例中已經充分展示了。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曾說：“即使上帝也無法改變過去。”當亨利·柏格森在1908年表明另一個觀點時，可能就已經宣判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大腦的功能是從過去選擇信息，衰減與簡化信息，而不是保存信息。”也就是說，大腦是會更新信息的。所以核心問題變成了如何運用自然的方法幫助人們改變他們的記憶，讓他們可以平靜地面對過去。

在記憶消除的藥理學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是隨著某種記憶喚起時，在精準的時間釋放蛋白質抑制劑藥物。所以通過自然的、身體的和行為的幹預指導，讓某種記憶也變得易於改變、轉換和更新，並找到實現這一過程的準確時間間隔似乎也是可行的。在這種非藥物治療的方法中，並不是恢復或刪除某種記憶，而是逐步喚起記憶，隨後再次探索、反覆工作、更新它，並從中領悟到新的意義。這種自然的記憶“鍊金術”與我們用記憶消除藥物一樣，運用了暫時生理變化的機會。但結果和記憶消除完全不同，因為記憶消除可能會在個體的回憶結構中留下一段空白。這種方法可能最終會削弱個體連貫一致的生命故事和自我統一性。

相反，在自然模式下，在上述回憶和鞏固記憶的關鍵時段，個體以對程序性記憶（在創傷初始，它是完全不存在或被掩蓋的）反覆工作的方式，逐漸接觸與展現程序性記憶，讓它們完全自由地展露出來。這不就是我們在第5章和第6章中，在佩德羅、傑克和雷身上所看到的嗎？對於佩德羅來說，這個時機就在他第一次覺察到手掌中的力量時，即握緊拳頭以積聚力量，打開手掌去延伸和接受能量。在恰當的投入、支持與合理的順序安排下，這種內在的動力資源就會出現。這是許多致力於記憶消除的創傷治療方法會忽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當我們可以用充滿力量的姿態“回顧”創傷記憶時，這段回憶將會得到更新，好像這份力量在最初創傷發生時就可以獲得並能夠完全發揮功能。然後這種重組的新體驗變成了最新的記憶，此時的（充滿力量的）身體體驗深刻地改變了（過去的）記憶。新興的能量變成了聯結現在與過去的資源——成為“當下的回憶”。記憶更新的過程不能改變某個創傷事件的確發生的事實，以及它曾引起的破壞性，但哀傷和憤怒可以成為修復自尊的重要資源。在此時自我同情的基礎上，記憶能夠逐漸緩和、重塑，最終重新融入自我認同的結構中。這讓我想起古代日本修復破碎的瓷器古玩是通過用黃金接縫把碎片整合起來（見圖8-2）。修復破碎的瓷器需要精緻的改變物體形態的手藝，就像治療創傷引起自然界的變幻莫測，在這裡人們獲得了力量、和諧、尊嚴與自我同情。還有什麼比這更美、更有價值的呢？

圖8-2　黃金碗

[1] 這句話在1992年由卡拉·沙茨編纂。

1.當你喚起來訪者的一個記憶時，這是改變它的結果和影響力的重要時機。

2.對於讓來訪者反覆再現創傷的治療方法而言（例如延長暴露療法、危機事件應激晤談），當來訪者回憶創傷事件的過程中，如果他身體上展現出恐懼或焦慮情緒的喚起，這很可能會加深和鞏固那些令人痛苦的記憶，並造成二次創傷。

3.在治療的框架下創傷記憶被喚起時，有一個暫時的決策選擇集。矯正性體驗的發生（目標結果）要求在直接對創傷記憶進行工作之前，讓來訪者感到更加穩定並充滿能量。在穩定的安全感得以保障之後，矯正性的反應才會成功喚起，這種反應的出現取決於是否按照一定時機和步驟接觸程序性記憶。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是治療師需要在治療中持續調節來訪者的活躍度，管理他對相關情緒的消化。

4.切記：回憶的功能是通過喚起新的相關信息，以及促進更加良好的應對和麵對未來挑戰時的生存能力，從而更新記憶內容。從創傷記憶的角度看，它由大量的程序性記憶和情緒記憶組成，對創傷記憶進行積極更新的關鍵取決於在體驗層面整合有效的、基於生存的動作反應，在最初的創傷情境中，這種反應因嚴重挫敗而無法發揮功能，從而導致了自我保護的失敗。換句話說，回憶存在關鍵時機，不是為了消除這段記憶，而是防止它以最初失敗和消極方式被強化和鞏固。通過引導新的自我賦能的身體體驗就能夠做到，這在佩德羅、傑克和雷的案例中都得到了說明。記憶的強化和鞏固是一個絕佳的機遇，可以將創傷的失敗體驗轉換為具體的成功體驗。這是有效的自然療法轉換創傷記憶的本質。

接下來的例子說明瞭如何適時地更新記憶，以促進有效的策略提升我們的能力，戰勝環境中的“捕食者”或揮之不去的威脅生命的情境。BBC國家地理頻道有一部廣受歡迎的自然電影展示了一個場景，有一頭獅子在捕食三隻獵豹幼崽。為了逃脫死亡的威脅，它們迅速爬上了一棵樹，充滿耐心並警惕地等待獅子撤離。隨後，它們一個個從樹上爬下來，模仿著剛才獅子追捕它們的模樣，輪流一隻去追趕另外兩隻。但是在這種玩耍期間，獵豹嘗試了非常多不同的策略和成功逃脫的手法，這讓觀察者感到驚訝。通過這樣的方式，獵豹不僅從這次危險中逃脫了，還提高了今後它們面臨捕食者時，成功逃脫的能力和可能性。

在相似的情景下，遭受強姦侵犯的女士卻很少能夠從反覆的驚恐與無助的體驗中收穫什麼。但是，當她心中播種力量之後，她可以認識到在當初的創傷遭遇中，自己錯過了逃脫的機會和信號。她可以在指導下重新連接自己的力量，在此時此地發揮自己的本能反應，從而緩和那些揮之不去的恐懼、無助和情緒的崩潰。從此她不再是一個受害者，而是一位充滿力量的倖存者。

有研究發現，如果女士用雙手抵抗並堅定地喊出“不要”（即表現出強有力的清晰界限），強姦施暴者承認他們會離她遠一點。在一個經典研究中，研究者讓暴力犯罪的服刑人員觀看一段視頻，這段視頻展示了在繁華的紐約街頭行走的人們。這些參與研究的犯罪分子能夠在幾秒鐘之內就指出他們可能下手的目標人群。更讓人感到非常不安的是，所有犯罪分子對潛在受害人的選擇十分一致，體型、性別、種族或年齡似乎都不是選擇目標的重要因素。儘管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是什麼導致他們會選擇某類人去下手，但是研究者發現，行人的一些非語言信號傳遞出他們是多麼容易被制服，這些信號包括姿態、步伐的長度、步伐的頻率以及對環境的注意力。在2009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查克·哈斯特米爾與傑伊·迪克西特談道：“一個主要的影響因素是行走風格里缺乏‘協調同步’和‘整體感’。”壞人會留意那些步調中缺乏有組織和連貫動作的人。或許因為他們的步伐暗示了他們不夠“健康”（或是更容易遭受創傷），犯罪分子會認為這樣的人缺乏自信，所以更容易剝削他們。⁴⁶

回到我們之前的討論，在重新獲得力量感的強姦受害者（前述的）身上，我們看到：對她們最重要的是避免被這件事情所擊垮、喪失定向力和與現實解離。所以，創傷治療要通過具體的內觀（向內覺察）完成未解決（比如受挫的）的防禦性程序記憶，來修護重要的自我保護衝動，在此時此地，以統一協調的方式將這種衝動充滿自信地表達出來。我們可以看到獵豹幼崽擴展自己逃脫捕食者的應對策略和強姦受害者提升自信和防禦能力之間的相似性。

再現

一些心理療法，例如危機事件應激晤談或延長暴露療法，都鼓勵創傷事件的再現。它們假設對創傷事件的再現會使患者對事件相關的情緒“去敏感化”。但是，相當多關於危機事件晤談的研究表明，在創傷事件發生後將這種方法直接應用於應激狀態的人，實際上會強化他們的應激情緒，導致更多的痛苦和再次創傷。^47、48這種再次暴露的方式會引起個體反覆再現和體驗創傷的模式，⁴⁹例如形成一個習慣性的循環，它建立在高警覺的（腎上腺素）或/和與現實解離的（類罌粟鹼）成癮性神經化學物質的反覆刺激中。

記憶消除

這個過程是通過蛋白質合成的抑制劑來阻止記憶鞏固，從而達到消除記憶的結果。這種方法可能導致情緒記憶的結構中出現一段空白。如此一來，個體相關的情緒和程序性記憶提供的背景環境就丟失了。記憶消除法可能無法讓個體建立新的應對反應和連貫一致的生命故事。而這種連貫一致的故事是個體自我認同和力量感所需要的成分。消除法可能會使人們產生對未知刺激無意識的程序性記憶。因為程序性記憶會頑固地存放在個體的身體記憶中，正是它導致了持續不斷的困擾和反覆無常的創傷症狀。

重新協商（自然療法）⁵⁰

當來訪者因受創傷記憶困擾而來到治療室時，他們要麼處於過度活躍（警覺）狀態，要麼處於過度麻木狀態（無助和崩潰）。（見圖5-2）

治療師承認來訪者有這段記憶，並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把這段記憶先“拋開”，邀請他們參與到此時此地對身體的感知上。過度活躍或麻木的狀態會得到緩解，一些調節功能開始恢復。然後，在此基礎上把記憶帶回來，重新探訪，不在陷入情緒困境中接觸創傷記憶。

從當下越來越包容、平靜和有力量的新體驗中，來訪者在指導下小心翼翼地逐步探訪記憶中的體驗（一次一小步，滴定劑量）。每一次接觸（“重新探訪”）記憶之後，都帶著更強和更具能量的應對策略，讓喚起的情緒平靜下來，正常化。

新的複雜身體體驗整合了最初的創傷體驗，形成一個“嶄新的”程序性記憶。新的記憶被強化鞏固，而過去情緒崩潰和無助的舊記憶“在分子層面上”被充滿能量的新感受取代了。^[1]

來訪者帶著嶄新的程序性和情緒記憶，在自己掌控之下的動力和勝任感，在指導下接觸此時此地，並被邀請投入到眼神的接觸中。來訪者通過探索和分享記憶的各種成分，從而形成整合一致的情緒、情境和陳述性記憶（見圖8-3）。這個過程提升了來訪者自我反思和自我同情的能力。

圖8-3　記憶系統的整合

創傷轉化的自然過程有其潛在的推動力，它體現在有效的內在驅力中，驅使我們朝向完整和勝任感前進，完成成功和堅持不懈的願望，就像在aMCC刺激研究中看到的一樣（見第5章）。

[1] 令人激動的動物研究發現，形成新的積極記憶是有效的。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說明瞭人為給老鼠（在這個研究中為雌性老鼠）一個積極的記憶刺激會使它們從類似抑鬱症的行為模式中振作起來。在這個研究中，給予儲存積極記憶的腦細胞一個標記，在隨後老鼠感到焦慮時再次激活它。老鼠不再像沒有給予積極的記憶刺激之前那樣，而是在再次激活積極記憶之後的幾分鐘，抑鬱的跡象就消失了。（Steve Ramirez, Xu Liu, Christopher J.MacDonald, Anthony Moffa, Joanne Zhou, Roger L. Redondo, and Susumu Tonegawa “Activating Positive Memory Engrams Suppresses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Nature 522 (June 2015) 335-339. doi:10.1038/nature14514.）

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們看到危機事件應激晤談和延長暴露療法等技術在有很多禁忌症和併發症的情況下廣泛應用。儘管改變記憶的自然方法正在成為一種切實可行的替代策略，但是它需要臨床工作者接受仔細認真的訓練才能達到有效的結果，並且它的效力需要進一步通過研究來證實，從而成為一個基於證據的標準治療方法。通過化學物質“快速而直接”地處理問題是大型藥廠和“硬科學”倡導記憶消除的誘餌。讓我們一起看看未來這種療法具體會如何。

純潔無瑕的人是多麼幸福呀！

遺忘世界的人，世界也把他遺忘。

純潔的心裡有永恆的陽光！

——亞歷山大·蒲柏

祝福那些健忘的人吧：

因為他們戰勝了自己過去的錯誤。

——尼采

那些不記得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

——喬治·桑塔亞納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消除創傷和其他痛苦的記憶是一件非常具有現實可能性的事情。⁵¹但是正如我們所見，作為隱藏在記憶分子醫學新世界中的暗流，“記憶消除”的藥物具有天然的缺陷。這還是一個未知的世界，有數不清的風險和意想不到的後果。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即使用分子層面的手段幹預，消除了一段記憶（在實驗中），在大腦的不同部分依然會發現記憶痕跡——就像是迷宮一樣，在這裡記憶的某個部分被消除了。⁵²就像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消除記憶痕跡的方式會帶來更大的問題。

讓我們回顧2004年的電影《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中描繪的情節，記憶消除固有的問題和道德兩難清晰地展現出來。電影的開始是兩位主角，金·凱瑞飾演的喬爾和凱特·溫斯萊特飾演的克萊門蒂娜在等待去往長島蒙托克的同一列火車。除了他倆，站臺上空無一人。他們立刻注意到了對方，並充滿好奇地被對方吸引了。或許就像我在紐約地鐵上下意識地被我小學一年級同學阿諾德吸引了一樣（儘管沒有一點猶豫）。這兩位“陌生人”從列車的兩頭進入同一節車廂。他們坐落在一個安全距離的位置上，彼此都偷偷地注意對方，就好像在互相溝通靠近或迴避的距離。克萊門蒂娜突然從她所坐的車廂末尾發出一個談話的邀請（靠近）。喬爾有些猶豫地回答：“你是在和我說話嗎？”（迴避）這遭到了一句嘲弄，“還有其他人嗎？”克萊門蒂娜繼續發起主動的請求，越來越靠近喬爾車廂那頭（靠近），喬爾卻帶著令人煩惱的害羞嘗試避開她的示好（迴避）。不知不覺中，喬爾開始讓對話繼續下去了（靠近）。他們互相的吸引以一種矛盾的競爭形式在上演，在這場競爭中，他們輪流扮演靠近和迴避的一方。在我們看來，好像是他們倆莫名其妙就約定好了在競爭中扮演熟悉的角色，好像是照著劇本讀出來那樣熟悉和流暢。這種自然流露並不是意識中覺察到的，因為我們很快會發現，“劇本”是基於他們對於彼此的程序性記憶的。

電影觀眾不是一開始就知道或明確地理解，他們其實早就彼此認識了，並且非常親密。我們知道他們曾經陷入一段令人絕望的痛苦愛情中，那段感情的結束非常糟糕。雙方都因這段關係的結局遭受了痛苦折磨。所以他們各自都在名為“空白診所”（Lacuna Clinic）^[1]的地方尋求記憶消除，在這裡出於好意的霍華德博士（湯姆·維爾金森飾）幫助了他們。在這個精神科診所，克萊門蒂娜和喬爾（彼此都不知道對方也是病人）都被要求將所有他們的紀念品都帶過來：照片、禮物、紀念物，任何能夠提醒自己想起過去戀人的物品。當他們看著這些情緒記憶的提示物逐個擺在面前時，一臺電腦增強了他們的腦電波，並刻畫出相關的、特別是與情感記憶聯繫在一起的電活動軌跡圖。隨後，當他們在床上安詳地沉睡時，記憶消除器根據這個軌跡圖在大腦的特定位置產生電磁脈衝。這個過程看起來“消除”了記憶——永久地消除了。診所的秘書瑪麗總結了期望的結果：“它可以讓人們重新開始，不再有這混亂的悲傷和害怕。”霍華德博士補充道：“儘管它確實破壞了一些腦細胞，但不會比一夜的宿醉糟糕。”

電影的末尾有一段簡短的閃回，我們發現克萊門蒂娜和喬爾在火車上相遇的第一幕真實發生了，在真實的時間次序中，在電影情節的末尾。作為觀眾的我們，逐漸接近令人振奮的現實：不論這兩位角色如何消除他們的痛苦記憶，他們彼此之間依然存在某種“命運的引力”，也就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將兩個“熟悉的陌生人”拉到一起，即使他們都沒有意識到這種熟悉性。

在消除記憶的睡眠過程中，夢境中的喬爾意識到自己可能正在做一件錯誤的事情。他決定將注意力聚集在“蒙托克”這個詞上，這是他和克萊門蒂娜最初相遇的地方。主角沒有刻意地回憶起這個潛在的焦點詞，但是他們都有一種難以捉摸的潛意識把彼此再次拉到一起。喬爾顯然不知道他們過去曾在一起生活過，他在列車上和克萊門蒂娜說：“我今天翹班了……乘車離開蒙托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並不是一個衝動的人。”蒙托克這個詞仍留在他內心深處的潛意識中，這是一個潛意識的入口，連接被消除的他們曾在一起的記憶。但是由於他們有意識的記憶被消除了，所以沒有對彼此的外顯記憶。他們的確是陌生人，在列車上好像是第一次遇見。^[2]

但是一旦上了火車，他們在內隱的程序性記憶下神奇地互相吸引和排斥。一種更深處的吸引驅力來自彼此個人的、未解決的童年期內隱和程序性記憶，即來自早期與父母的依戀關係和其他童年或青少年期的發展性創傷的意向（烙印或痕跡）。大多數心理治療師從來訪者身上觀察到這種移情混亂（如果不在他們自己身上），他們會選擇與父母相像的人作為伴侶，或把自己的伴侶改造得像父母那樣。保羅·艾克曼研究指出：“就像我們許多人都攜帶了劇本，隨時準備演出戲劇一樣，我們不斷創造出讓我們可以演出戲劇的情景。我們就像一名導演一樣選派演員，從我們遇到的人群中挑選，按照我們的需求把他們分配到不同的角色中去，這樣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上演這部劇了。這樣的心境和情緒劇本會讓我們對這個世界有錯誤的感知。”⁵³電影也漸漸向觀眾展示，喬爾的笨拙與尷尬來自小時候曾被欺凌與嘲弄，以及他歇斯底里的母親帶給他的挫敗。同時，通過刻畫克萊門蒂娜和一個玩偶的關係說明瞭她對自己外表的極度不安。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他們糟糕和被拋棄的童年挫敗感（趨近和迴避傾向的程序性記憶）正是吸引彼此又推開彼此的魔力，這種魔力把他們困在矛盾的兩難裡。它不斷地咆哮，把他們的關係拉得緊點兒、更緊點兒，直到這張捲曲的關係之網拉緊到令人無法承受，最後他們似乎都毫無辦法，只能去從記憶庫中清除這段記憶。因為需要擺脫這種難以忍受的狀態，他們不得不和“魔鬼”達成交易。

讓大多數人感到掙扎的是（喬爾和克萊門蒂娜開始學習到的），當我們在關係中深深地受到傷害，並依然停留在那個傷痛中時，我們無法和其他人建立有效的關係。由於缺乏自我認識，我們從他人的反映中尋找自我認同，就像過去我們從父母眼裡尋找認同一樣。帶著沉重的負擔和鋸齒狀的傷口，我們沉溺於安全的港灣和他人的溫暖臂彎，而對方也從我們這裡尋求同樣的安慰。這種向“神奇的他人”⁵⁴投射是一種（不）適應的策略，最終會在失望和互相指責中走向分崩離析。這就是發生在喬爾和克萊門蒂娜身上的事情。直到他們最終開始有意識地收起自己的投射，學會看到對方真實的樣子，而不是記憶裡的父母和糟糕的過去的替代品。的確，如果不是他們倆重新發現了彼此，他們一定會找到替補的其他人來填補這些角色。他們一定還會被未解決的情緒和程序性記憶驅使，跌入其未滿足的需要與童年創傷的深淵中。如果不能覺察到自己情緒的誤會，我們註定會無盡地重複回憶過去被迫遭遇的人。有多少浪漫和婚姻在“幸福中”啟航，在暗自希望把對方從彼此的記憶中刪除結束？

最終讓喬爾和克萊門蒂娜可以重新開始他們的生活，是因為他們開始從記錄的錄音帶中接觸自己的“記憶文件”。這些錄音帶（由一位受輕視的秘書瑪麗提供）記錄了他們所有的共同經歷：他們的互相吸引和排斥，他們的憤恨、投射（將自己的心理行為特徵推測成在他人身上也同樣存在）和內向投射（將他人的態度或外界事物的特徵推測成自己的內心形象）。例如，在一盤錄音帶中，克萊門蒂娜對喬爾說：“我不是一個概念……太多人把我當作一個概念，或我在完成某些概念，讓那些概念變得鮮活。可是我只是一個尋找內心寧靜的混亂女孩。不要用你的概念定義我，真的。”

喬爾和克萊門蒂娜最初不願再重新捲入對方的世界，但是他們慢慢醒悟，自己有機會運用這種令人緊張的內部信息。他們開始意識到可以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並且走出童年痛苦的陰影，擺脫現有的偏見和矛盾。這個適時的機會讓他們變得更加開放，對自己有潛力完全地接納自己和所愛的另一半更有信心和熱情。在這點上，尼采和教皇完全錯了，而桑塔亞納的理解才是對的。沒有形成清晰一致的記憶，我們就無法改變曾犯下的錯誤，讓一切變得更好，因為我們註定只會不斷重複它們。

當我們相信喬爾和克萊門蒂娜的記憶已經完全消除了，那到底是什麼讓他們不斷地互相靠近呢？同樣，為什麼一位曾遭受叔叔虐待的女性，即使無法有意識地回憶起曾經的虐待經歷，但依然會繼續被有虐待傾向的男性所吸引？如果她重新獲得了關於叔叔的記憶，並同時使用記憶消除的藥物（回顧這段充滿情緒的記憶時），就像喬爾和克萊門蒂娜所做的一樣，她仍然可能會因潛在的程序性記憶而無法控制地被加害者吸引。正如在電影中所演的那樣，記憶消除會創造怪異的結果，在缺少有意識的反思和學習的條件下，人們註定會重複他們的痛苦和錯誤。喬爾和克萊門蒂娜直到恢復了令人不願回首的記憶，才變得充滿能量，可以形成新的生命故事，一個完整一致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在這樣有先見之明的電影裡，我們看到記憶消除如何應用於惡意的目的。昔日，霍華德醫生和助手瑪麗曾發生了外遇。後來他（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在自己的“空白診所”刪除了瑪麗的這段記憶。當這位“好醫生”一次次經受不住誘惑，他的妻子逮到瑪麗時，瑪麗才重新認識了這段記憶。醫生的妻子讓自己愛拈花惹草的丈夫“多陪孩子”，並讓瑪麗知道了自己記憶被刪除和反覆出現莫名衝動背後的秘密。

記憶消除可能有其他的潛在危害，這不僅存在於電影，還可能真實發生，尤其是當記憶消除的藥物最終可以廣泛傳播時，就像草藥偉哥一樣，人們找到了它的渠道，產生了網絡驅動的黑市。比如，我的學生尼爾·溫布拉特在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討論記憶消除藥物。他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想象一下你被好朋友的妻子所吸引，當你們一起在當地酒吧喝酒時，你沉浸在他描繪的他們曾經擁有的美好時光中。但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你將記憶消除的藥物偷偷撒進他的酒杯中。下一週你們在同一個酒吧裡，你將話題全部引向了他對妻子缺點的討論中。然而，這一次你向他的酒杯中撒入了記憶增強劑。在他的美好記憶被刪除的情況下，想象一下他會多麼容易被這種消極的體驗所淹沒。所以記憶消除藥物和記憶增強劑的聯合使用，讓你（這個惡人）有絕對的機會操控局面，在愛情面前獲得優勢——儘管現在她還是別人的妻子。

但是，讓我們回到記憶消除的非人性一面。因記憶研究而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埃裡克·坎德爾曾被問到是否想要消除自己痛苦的記憶，畢竟許多記憶是童年時期自己經歷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時難以想象的痛苦遭遇，但是他的回答可能會令你驚訝：

“我對強烈的記憶沒有什麼問題。消除記憶反而更麻煩……要深入你的大腦並挑選出一段不幸的愛的體驗，這不是一個好主意。你看吶，最終我們都要做自己。我們的經歷將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我應該讓維也納（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經歷從我身上消失嗎？不！它曾經令人恐懼。但它塑造了你。”⁵⁵

消除痛苦的記憶削弱了力量，因為痛苦常常是我們最好的老師。成熟意味著從我們的錯誤和掙扎中學習。的確，真正的智慧從來不是從天而降的。丹麥語中有一個很好的詞語描述了這個過程：重溫（gennemleve），大致翻譯為“去經歷事情完整的模樣，保持對事物的覺察並接觸這個過程，然後最終與它和平共處。”

隨著大型醫藥公司已經開始研發記憶消除藥物（面向患者的害怕與恐怖症），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們會花費上億（如果不到數十億）美元去製造和推廣這種產品。不出預料，他們會遊說國會確保最低限度的監管，電視和網絡廣告將大量投放——儘管這一切可能存在藥物濫用和潛在的副作用。因為充滿了政治和經濟利益，大規模操縱的可能性難以阻止，但我們也不能置之不理。

阿道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政府使用苯二氮/百憂解的組合藥物（簡稱“SOMA”）操縱人民，這種藥物非常有效地撫慰了大量民眾。想象一下如果記憶消除藥物被大量使用，狡猾的政客可以按他們的意願來提高或消除人們的記憶，這是多麼令人不寒而慄的情境。科幻小說？在20世紀它或許是，但在21世紀它絕不是科幻。記憶消除或許暗示著我們文化中一種懶惰的傾向，人們想要僅僅通過某種藥物，如抗抑鬱藥、興奮劑、抗焦慮藥、安眠藥等就獲得問題解決，而不是去激發自己的創造力，獲得自我調節和心理韌性。

記憶消除程序中最令人擔憂的是，對於多重記憶系統的本質、功能或它們之間的關係沒有形成普遍的理解：外顯記憶（陳述性和情境性的）和內隱記憶（情緒和程序性的）。實際上，最大的問題在於記憶消除的“成功”大多數存在於陳述性記憶、情境性記憶和情緒記憶中，但程序性記憶常常完好無損，它盤旋在頭腦中，在（無意識的）最微小的刺激和線索引發下隨時準備重新出現。我們可以消除被虐待的記憶，但無法獲得修復創傷的能量和完整性，將來我們依然會在相似的情境下沒有能力有效應對。沒有這樣的能力，我們會奇怪地陷入相似的危險境地，重複失敗的關係，但這一切本來可以解決，只要我們帶著對人際關係的覺察，以及隨後逐漸整合新的技能、思考和能量。即使我們可以消除程序性記憶，但也可能無意中消除了防禦系統，丟失掉人類的生存本能，從而錯誤地趨近危險的境地並迴避有利的處境。這種因缺少定向能力而在趨近和迴避傾向中產生混亂傾向的狀態，是遭受性騷擾和虐待的倖存者中常見到的。

不論是否願意，在進入一個可以消除記憶^[3]的勇敢新世界之前，我們必須承認對創傷記憶的複雜機制視而不見將會產生巨大的災難。另外，讓臨床工作者和科學家們在合作互信的氛圍下聚集在一起，可以碰撞出對於創傷記憶更為綜合的理解，從而能夠消除不必要的痛苦。

[1] 令人諷刺的是，Lacuna的含義是丟失的部分、間隙或間斷。

[2] 這讓我想起達馬西奧的患者大衛（見第3章）。大衛在不記得的情況下，會靠近曾經很友好地“助手”，而避開那些不友好的人。

[3] 需要指出的是，也存在一些並非試圖消除記憶的藥物治療方法，通過各種用於低血壓的藥物試圖抑制急性應激反應〔見皮特曼等人，“在急性創傷後的腳本驅動意象期間，普萘洛爾對創傷後應激反應與生理反應的效果。”“ Effect of Acute Post-Trauma Propranolol on PTSD Outcome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During Script-Driven Imagery, ” CNS Neuroscience and Therapeutics 18, no. 1 (January 2012): 21-27.〕當人們遭遇意外事故或強姦後被送往急診室時常用這些藥物。的確急診室本身可能是致創的，但即使這樣，急診的護士、護理和醫生也應該有“情緒急救”的訓練，培養這種意識和穩定情緒的技術，帶著安心和支持性的接觸，幫助人們“度過”這段危急關頭。這確實是一個有價值的研究！

我傾向於認為我們都是鬼魂

不僅因為父母的影子繼續在我們身上上演

還有很多已故的靈魂……

它們並不是真的還活在我們身上

但是它們仍然紮根在那裡。

——易卜生

當我出版第一部書《喚醒老虎》^[1]的時候，⁵⁶當時一個章節的標題為“附言：往事究竟要追溯到何時何地”，在20世紀90年代初這一章節剛完成時，創傷的代際傳遞的觀點似乎完全不科學，僅存在於幻想中。但是，過去一些年的研究不僅把代際創傷的存在載入史冊，而且闡明瞭這種代際傳遞的分子和生物化學機制。

在一項關鍵的研究中，⁵⁷研究者將老鼠暴露於櫻花氣味的中性刺激（沒有令人愉快的）中，隨後給予令其厭惡的電擊刺激。在幾次配對之後，僅僅給予中性刺激而沒有電擊時，老鼠也會在恐慌中僵住。毫不令人驚訝，這是經典的巴普洛夫條件反射。但是這個實驗讓人震驚之處在於，同樣的條件反射穩固地在其子孫中傳遞了五代。換句話說，當暴露於櫻花氣味的中性刺激裡，最初實驗裡產生條件反射的老鼠的玄孫，也在同樣的條件下因恐懼而僵住，就好像它們自己產生了條件反射一樣。而且，把實驗老鼠的後代們暴露於其他中性氣味的時候，並沒有出現同樣的反應，這與其玄孫的情況一模一樣。這種條件反射在雄性後裔中不經意地傳遞了下去。

這種條件反射具有顯著的特異性，只對某種氣味產生而對其他所有氣味都沒有反應，這個結果令人震驚，它啟發我們或許在人類創傷中也存在代際傳遞。例如，我曾經為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的第二代進行過治療，在治療過程中他們會因為感覺到有令人噁心的燒焦肉體的味道而受到驚嚇。同時他們會出現噁心、害怕和恐懼帶來的強烈生理反應，這些明顯的恐懼反應似乎是害怕有什麼恐怖的事情發生。這些來訪者中確實有許多人因為對這種氣味有強烈的不適感而成為素食主義者。儘管我不能把這些現象當作代際創傷的證據，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氣味敏感性的傳遞是顯著的，特別是老鼠實驗中同樣印證了這個觀點。

在一個訪談性研究“代際間擴散的創傷”⁵⁸中，以色列創傷研究者扎哈瓦·所羅門用她對自己祖輩的反思作為這次訪談的尾聲。作為大屠殺倖存者的女兒，她和父母的關係非常融洽。母親曾與她分享那段時期自己和兄弟姐妹們如何勇敢應對的故事，以及扎哈瓦的出生對他們來說是多麼重要的一線希望，他們最終成功戰勝了納粹的暴行。所羅門最後總結道：“在我看來，這（我父母的經歷）確實對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對於侵略與暴行有許多的不安，我也非常焦慮。”她補充了另一面。

瑞秋·耶胡達是代際創傷的神經生物學效應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尤其是針對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研究。她清晰地描述了在大屠殺倖存者群體中皮質醇和其他焦慮的生化指標的變化。⁵⁹當然，這些相對非特異性的效應（皮質醇和焦慮生化指標）可能是在他們缺乏免疫能力的嬰兒時期，由父母的撫育方式傳遞下來的。但是，從我自己對於大屠殺倖存者的子女或孫輩的臨床工作中，我常常注意到他們有廣泛性焦慮和抑鬱的症狀。我還留意到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這些人常常會描述某些具體的、通常是恐怖的畫面，感覺和對一些事件的情緒，可這些事件似乎並不可能真正發生在他們身上。我可以證實許多具體的事件實際上是他們父母曾經經歷的，並不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但是他們非常清晰地體驗著父母的創傷經歷，就好像那是他們自己的經歷一樣。可是絕大多數父母和祖父母過去並沒有主動將這些經歷分享給他們。

一些美國本土的部落認為，父輩遭受的苦難會傳承四代人，^[2]傳遞給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們。的確，聖經也同意這一點，在《聖經》第二卷（又名《出埃及記》）34：7中，“父親的罪惡會降臨在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身上，傳遞三到四代。”“罪惡”或許是作為創傷束縛的一個隱喻，這是耶穌在埃及所遭受的苦難。這種苦難不會消逝，哪怕他們離開埃及到達聖地巴勒斯坦。我非常懷疑許多非洲裔美國人可能還處在奴役制消滅後殘留的烏雲籠罩之下。實際上，今天美國貧民區的孩子仍然缺少受教育的機會，數百萬的非洲裔男人和孩子遭受鎮壓和監禁，這強化了代際創傷悲劇的繼承。

有一次我在亞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遇見一位納瓦霍醫生，他告訴我創傷的代際效應在戰爭和社會動盪的時代是非常顯著的。他分享了一個例子，許多孩子從家庭、鄉村和部落中被帶走，遷移到印第安人事務局寄宿學校。他們不僅被迫分離和放逐，還遭受持續的羞辱，尊嚴、語言和文化傳承的精神寄託全都被剝奪。這位醫生還向我描述了一些戰士從戰場歸來後的特別儀式。這些儀式在創傷傳遞到家庭和他們的後代中之前，用來減輕他們的創傷。隨後，他邀請我參加一個盛大的儀式，它曾在勇敢的“密碼通訊員”（“Code Talkers”）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回來時舉行過，後來（在1979年）又在越戰的納瓦霍老兵歸來時舉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儀式，我們能夠從中學習到如何歡迎和尊重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歸來的老兵，以及如何“清洗”他們的傷口。

[1] 本書已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

[2] 有一些部落說四代人，其他一些部落說七代人。在上述的動物實驗中，傳遞了至少五代。

我們祖先的歌曲依然是我們後代們的歌曲。

——菲利普·凱爾-戈姆，薩塞克斯的德魯伊教義

沒有一種代際創傷的解釋是完美的，至少要承認創傷傳遞中有一個令人迷惑的方面無法解釋：生存基礎的信息傳承。我指的是關鍵的內隱信息，甚至是生存本能信息的傳遞，這種信息能夠追溯到家庭或部落歷史的許多代之前。

在1990年，有人邀請我去見一個來訪者“凱利”，她曾是艾奧瓦州蘇城空難的受害者（導演彼得·威爾基於該事件在1993年拍出電影《空難遺夢》）。1989年7月19日，美聯航232號航班從丹佛飛往芝加哥，在途中發生爆炸，後置發動機損毀。這切斷了所有液壓管路，讓飛機幾乎失去控制。殘損的飛機不斷傾斜，以極陡的角度向下跌落，似乎尾旋的發生不可避免。駕駛員艾爾·海恩斯和恰好在飛機上的緊急飛行教官丹尼·菲奇盡力保持飛機不發生尾旋，並能夠停留在該區域一個小型機場的停機坪上。在衝擊中，飛機發生爆炸並分裂，爆炸的碎片、破碎的機身散落在周圍的玉米田上。^[1]凱利是其中的倖存者之一。她從飛機垮塌的部分逃脫了出來，從扭曲的金屬和電線迷宮中爬向一個壓碎的出口，爬向從出口中投進的陽光中。

當我們一起開始治療，凱利回想起發動機第一次爆炸時，乘客們的極度恐懼和驚慌。隨後飛機劇烈地墜落在停機坪上時乘客們又一次極度驚慌。在逐步地接近身體感覺時，她的驚恐顯著減輕了。這喚醒了她朝向“一絲光線”爬行過程中，手和膝蓋的程序性記憶。這一刻她腦海中浮現出父親和祖父的聲音：“不要停！走！朝著光！燃燒之前跑出去！”她聽從了這個聲音。

凱利隨後描述了坐在停機坪旁邊的玉米地裡的畫面，感受著陽光照耀在臉上的溫暖。隨著溫暖的感覺洗刷身體，她描述了一種強烈的感激之情，感激自己依然活著，感激父親和祖父傳遞的“救命之聲”。凱利的父親和祖父都曾在不同的墜機事件中倖存過（一個在商務機，另一個在軍用機），他們都曾在飛機撞擊地面之後儘快逃脫殘骸保存了自己的生命。當然，凱利完全有可能聽過父親和祖父談起這些恐怖的故事，這些故事可能幫助她在飛機出事時知道該怎麼去做。但另一方面，可能不僅僅是記得這些故事，而且是記憶的痕跡深深烙印在她的靈魂中，進入了她的身體記憶。

程序性記憶的直接傳遞可能來自一些情境中生存的進化功能，在這些情境中主動的思考可能受到了限制，甚至完全徒勞。在2004年東南亞地震和海嘯後，我們的非營利組織，身體體驗創傷研究所沿著這條思路，一直在對災難給泰國帶來的創傷進行工作。許多村民告訴我們，地震發生時、海嘯來臨前大象和其他野生動物都跑到更高的地方去了，許多部落區域也是這樣。從歷史上的大海嘯發生時起，儘管故事傳遞了300多年，但現在它似乎還可以解釋部落成員的撤離。我們不能從神話、傳說和傳統故事中解釋野生動物即刻的“本能”反應，至少迄今為止我們還無法理解這些物種的語言。

作為一名生物科學家，我相信進化就是從失敗的機制中“走出來”。關於創傷的程序性（身體）記憶在時空中傳遞，我的觀點是：我看到創傷作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消極面，在代際間傳遞，同時作為一種“副作用”，這個過程還傳遞和接收了重要的生存本能信息。這些信息平時處於休眠狀態，當遭遇到相似的情境時，即使傳承了好幾代人，它們依然會以強烈的程序性記憶形式突然出現，就像東南亞大海嘯，以及凱利聽到了已故的父親和祖父的聲音一樣。她在這種聲音的呼喚下，能夠激活自己的行動，通過粉碎和撕裂的機身和混亂，爬到安全的地方，從而避免了機身的起火引發最終被燒死的結局。顯然，跨代的呼喚拯救了凱利。

順勢療法醫生（Homeopaths）通過他們對於“瘴氣”的理解，早就認識到這種代際間的信息交換。“瘴氣”是指一團有傳染性的力量，它們有自己獨立的生命。如果受到“瘴氣”影響，則必須通過影響患者的“能量/信息場”來進行治療。這種瘴氣會在代際間傳播。進化生物學家魯珀特·謝爾德雷克進行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實驗，說明相似的代際場效應是通過他所謂的“形態共振”達到的。^60，61

在謝爾德雷克早期的一項研究中，他在澳大利亞悉尼讓某個特別血統的老鼠學會走迷宮。然後讓同樣血統的老鼠在紐約的洛克菲勒實驗室走同一個迷宮——這些老鼠都是在紐約出生和培養的，並沒有離開過這個大陸。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學會走這個迷宮的速度顯著地加快了。當然，人們可以說，在紐約一切都快了。但是當實驗條件逆轉過來，紐約的老鼠先學習走迷宮，隨後悉尼的同胞們再學習，結果是邊緣顯著的。如果在生物學上相關的老鼠學習走一個簡單的迷宮時存在這種顯著的效果，那麼在人類之間，穿越時空地傳遞情感上重要的生存信息的可能性，在臨床上可能也是顯著的——尤其是當一些非常劇烈的衝擊發生時，例如空難、海嘯或戰爭。

代際傳遞的可能性顯而易見，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忽視它。儘管目前主流的科學傾向於忽視謝爾德雷克的研究，因為它不符合已知的實驗範式，但必須指出，他成功地複製了許多類似的實驗結果。而且有一批捐助者提供了可觀的資金，給任何可以反駁他實驗結果的人。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做到。

現在，讀者和同行的探索者們，我將進一步解釋工作留給羅德·瑟林和他的電視劇《陰陽魔界》。但是我們不能不去思考創傷的模式能夠傳達多遠、傳遞多久，以及戰爭、迫害、政治鬥爭和其他重大災難事件如何反覆上演，展現出驚人的規律性。發現這種創傷特性的“信息包”以記憶的形式（程序性和情緒記憶的形式）在一代代人之間傳遞，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緣”，神秘而迷人之處留待下一代人去思索。

[1] 這次重大事故的片段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菲奇後來在電視節目First Person中將這個故事講述給電影製作人埃洛·莫里斯。

記憶科學的發展讓事實越發清晰，我們對於記憶理解的“常識”完全錯了，比如它是一個固定的實體。此外，回憶一段經歷時，我們發現這些記憶處於持續的變化中，記憶的內容和結構都隨著我們的生活進程而發生變化——變得更好或更糟。

所以，記憶在理解和治療創傷中的作用是什麼？或許我們可以從那些神話的永恆智慧中得到指示。特別是伊西斯和奧西里斯的古埃及傳說提出了一個充滿智慧的建議。在這個具有啟發性的故事中，我們發現偉大的奧西里斯王的敵人殺害並肢解了他，把他的身體切成了許多片並埋在王國的遙遠角落裡。但是，伊西斯懷著對奧西里斯深深的愛的力量一直搜尋，最終找出了他身體的所有部分，並把各個部分拼湊到了一起。在這個復活的故事裡，她“恢復了”他。

當似乎各自獨立的症狀、支離破碎的片段和一些信號與徵兆在創傷人群身上展現出來之後，它們揭示了可以用於激活治癒過程的線索。要理解這些症狀，我們需要了解當一個人在恐懼中僵化時，身體和大腦會發生什麼。許多這些症狀可以理解為經驗的無形部分，即在過去將人們完全壓垮的未完成的身體感覺，它們就像被屠殺的奧西里斯身體的各個部分，被打碎成分離的碎片。治療致力於將分離的身體感覺“放回到一起”，就類似於埃及神話中女神伊西斯重組她的丈夫奧西里斯身體的各個部分一樣。她從敵人埋藏的不同地方挖出它們。她將它們象徵性地整合成一個統一的有機體，所以她“恢復了”他。這需要慢慢地鍛鍊個體體驗和忍受過去曾壓垮自己的感受。這使得創傷記憶開始凝聚、連接和轉化。

最後，正如亨利·沃德·比徹所說：“痛苦降臨，不是為了使我們悲傷，而是讓我們變得清醒；不是為了使我們難過，而是讓我們擁有智慧。”總之，我希望本書能夠對我們的集體智慧有所貢獻，對理解我們能如何平靜地面對痛苦的記憶與情緒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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