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差距
馬修曾接受過分子生物學方面的訓練,因此也更容易接受科學方法的嚴謹性和規則。他積極參加規劃會議,幫助設計用來測試“第一隻實驗鼠”(即他自己)的方法。作為設計合作者和第一志願者,馬修嘗試了由他參與完成的科學方案。
儘管這在科學史上極其罕見,但的確有研究人員在自己的實驗中充當“第一隻實驗鼠”的先例,特別是出於確保某種新療法安全性的考慮。[4]然而,我們決定這麼做的原因並非害怕讓實驗對象暴露在未知的風險中,而是就研究我們如何訓練心智和塑造大腦這一問題考慮到“第一隻實驗鼠”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因素。
實驗對象極為私密,是一個人的內心經歷,而用來衡量它的工具是客觀度量的機器,它產生的是生物學事實而非內在精神。從技術層面來說,內心評估需要的是一份“第一人稱”報告,而測量結果是一份“第三人稱”報告。
彌合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差距的想法由弗朗西斯科·瓦雷拉提出。瓦雷拉是一位出色的生物學家,同時也是心智和生命研究院的創始人之一。瓦雷拉在其學術著作中提出了一種方法,將第一、第三人稱視角與第二人稱(研究主題相關方面的專家)相結合。[5]他認為,實驗對象應具有訓練有素的心智,因為相比沒有受過良好訓練的人而言,選擇這類實驗對象可以獲取更好的數據。
馬修既是該學科的專家,又具有訓練有素的心智。當理查德開始研究各類冥想時,他並沒有意識到“形象化”不僅僅需要產生一個表象。馬修向理查德和他的團隊解釋道,冥想者在產生表象的同時,還培養了一種特殊的情感狀態。例如,多羅菩薩的表象伴隨著憐憫和慈愛的情感狀態。諸如此類的建議促使理查德團隊對其實驗方法進行調整,不再遵循組織管理嚴密的腦科學準則,轉而與馬修合作重新設計實驗方案的細節。[6]
早在馬修加入之前,我們就已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了,通過沉浸在我們的研究對象(冥想)中,提出實證檢驗的假設。如今,這種普通的方法成為科學界“紮根理論”產生的一個實例,其基礎是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直接個人感知。
瓦雷拉的方法比我們的先進了一步,當研究對象隱藏在一個人心靈和頭腦深處時,這種方法必不可少,但研究人員對此還十分陌生。幸好我們有像馬修這樣的專家,他幫助我們選擇了正確的方法論。
接下來講一段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所走的彎路。20世紀80年代,那時理查德是紐約州立大學一名年輕的教授,而丹尼爾還在紐約做新聞記者。我們聚到一起,對一位頗具天賦的冥想者做了些調查研究。這位冥想者是烏巴慶(葛印卡的導師)的學生,後來也成了一名導師,他稱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地進入涅槃境界,即緬甸冥想中的圓滿境界。我們想探究涅槃境界究竟與什麼相關聯。
問題在於我們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測定血液中的皮質醇水平,皮質醇是當時精神病學界的熱門話題。我們之所以採用這種方法,是因為我們的實驗室是從一個皮質醇主要研究者手中借來的,並非因為涅槃與皮質醇有關聯。測量皮質醇水平需要冥想者安坐在醫院的一個房間內,面對一面單向鏡,接受靜脈注射並允許實驗人員每隔一小時採血一次。我們與另兩位科學家輪班,保證一天24小時內均有人負責採血,這成了我們數天內的例行工作。
在這幾天裡,這位冥想者進入涅槃狀態後,他身邊的蜂鳴器響了幾次,但其皮質醇水平未發生絲毫改變,這證明涅槃與皮質醇無關。我們還安裝了一個大腦測量儀,但使用大腦測量儀也不是個好法子,而且按照當今的標準來看,這很落後。總之,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