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興奮劑
“薩曼莎攜有艾滋病毒，”你讀道，“她在國外一個醫生不乾淨的針頭上感染了這種病毒。她每個月都會參加一次和平集會。她在高中時期表現良好。”縮略圖旁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20歲出頭的女孩，長髮披肩，她就是薩曼莎。
你會為薩曼莎捐款，幫助她擺脫困境嗎？
為了解內心因素在此處的作用，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人員將同情冥想法傳授給了一組志願者。巧妙的是，他們讓另一組志願者每天服用“催化劑脫產素”，這是一種讓大腦產生虛假愉悅感覺的藥物，但告知志願者它能增強聯繫感和同情心。結果，服用假藥的一組與同情冥想者產生了同樣的美好願望。[23]
在志願者完成冥想練習或服用藥物後，研究人員用手機軟件向每個人展示了一張照片和一幅縮略圖，上面有薩曼莎這類急需幫助的人的簡介。屏幕上有一個選項，志願者可以通過點擊該選項，從自己的報酬中捐出一部分給這些人。然而，僅僅讓某人進行同情冥想並不能完全預測出他會做出捐獻。
事實上，在這項實驗中，進行了同情冥想的一組並沒有比另一組表現出更強的捐獻慾望，事實上兩組志願者在捐款上都表現得不情不願。我不想吹毛求疵，但是實驗結果指向了一個關鍵點——冥想研究中所採用的方法。誠然，這項實驗在很多方面都有著一流的設計，比如巧妙安排的假藥組，但是至少在一個方面，它的設計有失偏頗：該實驗未能確切體現同情冥想的本質，研究人員似乎隨著實驗的深入歪曲了其本質，將使人鎮靜的冥想也歸為同情冥想。
這類思考練習的設計初衷是讓那些為瀕臨死亡者服務的工作者（如臨終牧師和臨終關懷工作者）能對將死之人的痛苦保持敏感，同時在他們面前要表現得鎮定自若。畢竟，人們很難在病人生命的最後一刻給予他們任何實質性的幫助，他們能做的唯有報以同情。儘管進行了同情冥想的志願者沒有表現出更強的捐獻慾望，但他們更能感受到急需幫助之人的痛苦。我們想知道的是，與同情冥想相比，鎮靜冥想是否增強了人們的捐款意願？也許沒有，甚至它還減弱了捐獻慾望，即使這些志願者能對受難者的痛苦感同身受。
這就涉及一個相關問題了：只有專注於慈愛法才能做出善舉嗎？舉個例子，美國東北大學的兩組志願者在兩週的時間內分別接受了正念冥想和慈愛冥想的訓練。[24]課程結束後，每名志願者都被要求進入一間候診室，裡面有一個婦人拄著柺杖，正忍受著病痛的折磨。房間裡的另外兩個人坐在座位上，全然無視婦人的痛苦，而房間裡只有三把椅子。正如在“好撒瑪利亞人”的研究中那樣，志願者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將自己的座位讓給拄拐的婦人。
相比未接受任何訓練的一組，學習了正念冥想的人和實踐了慈愛冥想的人表現得更為善良——他們讓出了自己的座位（在未進行訓練的人中，有15%讓出了自己的座位；而在接受了冥想訓練的人中，這一比例達到50%）。僅憑這個實驗，我們無法得知正念冥想能否像慈愛法一樣增強人們的同理心能力，或者是其他內在原因促使人們做出善舉。
在埃默裡大學，一個小組利用艾倫·華萊士的方法（第五章曾提到過）進行了基於認知的同情訓練法練習。主要發現：在看到人們受折磨的照片時，該小組成員的右腦杏仁核活動增加，練習時間越長，杏仁核活動越劇烈，這說明他們在分擔受難者的痛苦。
不過，在對該小組進行抑鬱思想測試後，研究人員發現他們在分擔痛苦的同時也變得更加快樂。分擔他人的痛苦不一定會沮喪，正如設計這項抑鬱測試的阿龍·貝克博士（Dr. Aaron Beck）所說，當你一心想為他人排憂解難時，你會把自己的煩惱拋在腦後。
接下來是性別差異。舉個例子，埃默裡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女性在看到表達情感的圖片時，無論圖片描繪的是快樂、悲傷還是痛苦，其右腦杏仁核活動都會比男性更劇烈。這稱不上心理學界的新聞，有大腦研究表明，女性生來就比男性更善於體察他人情感。[25]這可能是科學理論又一明顯的例證：平均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敏感。[26]
然而，與此相矛盾的是，在實際生活中，女性卻並沒有表現出比男性更積極地幫助他人的態度，或許是因為她們時常自感脆弱。[27]要做出善舉，僅有大腦活動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許多其他因素的幫忙，而專家們正致力於將這些因素全部找出。這些因素包括：時間的緊迫與否？是否認識受難者？是獨自一人還是身處人群之中？這些因素會對個人選擇產生影響。一個開放式的問題：僅僅培養同情觀念是否足以讓一個人克服其他不利因素從而對受難者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