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50年的文化歷史與剛剛去世的精神分析學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弗洛伊德的觀點幾乎影響了除了嚴格的科學以外的我們時代思想的所有領域。無論在哪裏，只要是人的精神起決定性的作用的地方，這種觀點都留下了它的印記，最重要的是在精神病理學的主要領域，其次是心理學、哲學、美學、人種學以及——最後的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宗教心理學。人們所說的關於精神本質的全部內容，無論是真實的還是僅僅是貌似真實的，都必定要涉及所有人文科學的基礎，即使據我們所知，在醫學領域中取得的真正的決定性發現並不能歸於“人文科學”之列。
嚴格地說，弗洛伊德首先是一位“神經專家”，而且無論從哪一點來看，他都是一位神經專家。從他受教育的情況來看，他既不是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也不是哲學家。在哲學方面，他甚至缺乏最根本的教育因素。他曾經親自告訴我，他從沒想到過要去讀尼采的著作。這個事實對於理解弗洛伊德獨特的觀點非常重要。他的觀點因明顯完全不具備任何的哲學前提而聲名卓著。他的理論具有醫生診療室的明確標誌。從神經機能上講，他那永恆不變的偏激觀點是變態的心理，明察秋毫的醫生一眼就可以看出這種心理的摻雜着不情願和隱藏得不好的快樂的祕密。但是，除了自己的疾病以外，神經症病人也是當地和當代精神的典型，是一座從開始就存在於醫生對他的特殊病例的看法和某種概括的假設之間的橋樑。這座橋樑的存在使弗洛伊德能夠把他的直覺從診療室的狹小空間轉向了道德、哲學和宗教思想的廣闊世界。非常不幸的是，這些思想觀念也證明了他們自己對於這種極端的研究負有責任。
弗洛伊德最初的動力來源於他在薩佩特里埃時的偉大導師沙可。他在那裏最先學的基礎課程是催眠和暗示，而且，他在1888年還翻譯了博恩海姆關於暗示的著作。催眠使沙可發現了歇斯底里的症狀是某種想法佔據了病人“大腦”的結果。沙可的學生皮埃爾·珍妮在他的綜合性的著作《精神與成見》（Névroses et idées fixes）中詳細描述了這一理論，還爲其提供了必需的基礎。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的老同事約瑟夫·布諾伊爾爲了支持這個極爲重要的發現而提供了一個直觀的病例（許多家庭醫生早已在偶然的情況下有過同樣的發現），並在這個發現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理論。弗洛伊德認爲，這個理論“與我們曾經用一種心理公式來替代教士幻想的‘魔鬼’的中世紀觀點恰巧相合”。中世紀的佔有理論（被珍妮貶低爲“着魔”）被布諾伊爾和弗洛伊德以一種更加積極的形式接受過來，那種邪惡的精神——與浮士德的奇蹟恰好相反——被轉變成了一種溫和的“心理公式”。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這兩位調查者。與理性主義的珍妮一樣，他們沒有用佔有的概念來掩蓋這個重要而相似的理論，而是遵循中世紀的理論，可以說是爲了驅除邪惡的精神而去追尋引起佔有的因素。布諾伊爾是第一個發現致病的“思想”是對於某種他稱爲“創傷的”事件的記憶。這一發現推動了先前在薩佩特里埃所做的工作，並且爲弗洛伊德的全部理論奠定了基礎。早在1893年，兩人就認識到了他們的發現的深遠的實踐重要性。他們意識到那種症狀產生的“思想”植根於一種“感情”之中的。這種感情有一種從不真正顯露出來的特殊性，所以它從來都不是真正有意識的。因此，醫生的任務就是使病人把這種“阻塞的”感情“發泄”出來。
這種預設式的說明的確很簡單——因爲過於簡單，甚至無法對神經症的本質作出概括性的正確評價。弗洛伊德從這一點出發，開始了自己的獨立研究。正是創傷的問題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快就發現了（或者說他認爲自己已經發現了）創傷性因素因爲有痛感，所以是無意識的。但是，這些因素是痛苦的——根據他當時的觀點——因爲他們全都是與性有關的一個整體。性創傷理論是弗洛伊德關於歇斯底里的第一個獨立的理論。每一個必須處理神經症的專家都知道，一方面病人是多麼容易受到暗示的影響，另一方面病人的報告又是多麼的不可靠。因而，這個理論就如履薄冰。結果，弗洛伊德很快就感到不得不通過把創傷的因素歸因於嬰兒幻覺的異常發展來或多或少地依據慣例改正這個理論。他認爲這種豐富的幻想行爲的原動力是一種嬰兒期性慾，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當然，異常發育早熟的病例很久以前就在醫學文獻中有過記載，但是，這些病例並沒有被假定發生在相對正常的兒童身上。弗洛伊德也沒有犯這個錯誤，而且他也沒有正視任何早熟發育的具體形態。這只是關於他對基本正常的嬰兒在性方面發生的事情進行解釋和說明的問題。這種觀點首先在業內，繼而在受過教育的公衆之中掀起了一場憤慨與厭惡的風暴。且不說每一種激進的新觀點都要激起專業人士最強烈的抵制，弗洛伊德的嬰兒的本能生命的概念對普通的和標準的心理學領域也是一種侵犯，因爲他從神經症心理學出發所做的觀察已經被當成了一塊從未被暴露在此種光明下的領土。
對神經症病人，尤其是對歇斯底里心理狀態的細緻而艱苦的調查，使弗洛伊德注意到這類病人常常展示一種異常生動的夢境，而且出於此種原因，他們願意講述他們的夢。從表現的結構與方式上看，他們的夢跟他們神經症的全部症狀是完全一致的。焦慮的狀態和焦慮的夢是形影不離的，而且明顯地產生於同一根源。於是，弗洛伊德不可避免地把夢納入了他調查的範圍之內。他很早就認識到，創傷感情的“阻塞”是由“不調和的”物質的“壓抑”引起的。這些症狀替代了衝動、願望和幻想，由於它們的道德或審美的痛苦，它們都服從於倫理習俗所帶來的“潛意識壓抑力”。換句話說，它們被某種特定的道德觀念推出了意識之外，並且有一種特殊的壓抑阻止了它們被重新記起。弗洛伊德恰當地稱之爲“壓抑的理論”成了他的心理學的核心。因爲很多事情可以用這個理論來解釋，所以它也可以用來解釋夢的含義，這一點兒也不足爲奇。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1900）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或許它是從明顯的經驗主義的堅定立場出發，去掌握無意識心理之謎的最大膽的嘗試。弗洛伊德藉助於病例材料努力去證明夢是虛僞的願望的滿足。“壓抑機制”是一個從神經症心理學中借用的概念，它在夢的現象上的外延是對普通心理學領域的第二次入侵。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爲它引起了一些需要用比有限的診療室經驗更簡明的方法來解決的問題。
《夢的解析》可能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著作，同時也是他最容易受到攻擊的著作。對我們這些年輕的精神病學家來說，它是光明的源泉，但是對我們的老一輩同行來說，它卻是被嘲笑的對象。由於弗洛伊德認爲神經症有一種中世紀“佔有”的特徵，因此通過把夢當作有關無意識過程的極其重要的信息來源——“夢是通向無意識的必由之路”——他從過去拯救了一些具有極高價值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在過去好像已經無法挽回地陷入了遺忘之中。毫無疑問，夢在古代醫學和古代宗教中具有一種神諭的崇高與尊嚴。然而，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一種具有最偉大的科學勇氣的行爲將非主流的夢當成了嚴肅討論的課題。給我們這些年輕的精神病學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既不是它的技巧，也不是它的理論——在我們看來，二者都極具爭議性——而是根本從來就沒有人敢於研究夢境的這個事實。這條研究的線索從內部開啓了通向理解精神分裂症的幻覺和錯覺的道路。相反，迄今爲止精神病學家卻只能從外部來描述它們。更爲重要的是，《夢的解析》提供了一把鑰匙，用它可以打開許多神經症病人心理以及普通人心理緊鎖的門。
這個壓抑的理論可以進一步地被用來解釋笑話。在1905年，弗洛伊德發表了他的饒有趣味的著作《笑話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這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的姐妹篇。這兩本書在外行看來也是趣味無窮且富於教益的。在《圖騰與禁忌》一書中，那種超越了壓抑理論的、對原始心理學領域的嘗試卻不太成功，因爲用從神經症心理學衍生出來的概念來解釋原始心理學的觀點，不但不能解釋後者，而且只能極爲明顯地暴露前者的不足。
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一書中，這個理論最後應用於宗教領域。儘管在《圖騰與禁忌》一書中有許多觀點仍然是站得住腳的，不幸的是，卻不能用同樣的話來評價後一本書。弗洛伊德在哲學和宗教的歷史方面的訓練比較欠缺，顯出了自身明顯的缺陷，更不用說他根本不理解宗教是什麼這個事實了。他在晚年寫了一本關於摩西的書，摩西把以色列的後代帶到了希望之鄉，但是自己卻被拒之門外。就弗洛伊德的個性來說，他賦予摩西的選擇也就絕非偶然了。
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弗洛伊德始終是一位醫生。儘管他對其他領域存在興趣，但是他的心目中總是不斷地看到神經症臨牀的表現——那種使人生病並且顯著地妨礙健康的態度。任何在他面前呈現如此表現的人都會看到一切事物的瑕疵，但是無論他如何努力地反對，他必須指出這種着魔的強迫性表現迫使他看到了什麼：弱點、未被承認的願望、隱藏的憤怒、祕密、被“潛意識壓抑力”扭曲的願望的非正常滿足。神經症病人是不健康的，正是因爲這樣的事情困擾着他的精神；因爲儘管他的無意識中包含着許多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看來被那些他的意識以極好的理由駁回的內容所獨佔。因此，弗洛伊德思想的基調是一種極度悲觀的“只不過是……而已”。他從來沒有突破性地看到那些有幫助、有治療作用的力量，這些力量能使無意識對病人有某種益處。每一種態度都會被一種心理批評所破壞，這種批評把一切事情歸結爲相反的和分歧的因素，或者至少使人懷疑有這種因素的存在。將這種否定的態度用於一位信口胡謅的神經症病人，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在這裏，對在幕後的令人厭惡的事情的推測經常能擊中要害，但也不總是這樣。同樣，沒有任何一種疾病在治療的同時不是一種失敗的嘗試。與其把病人說成是在道德上不被允許的願望的祕密脅從者，不如把他解釋爲本能問題的無辜受害者，不僅他不理解這些問題，而且在他的環境中也沒有人幫他解決這些問題。尤其是他的夢可以被當作是自然本身的預言，其實這些夢境與弗洛伊德巧妙地置於夢的過程中的過於人性、自欺的治療沒有任何關係。
我這樣說並不是爲了批評弗洛伊德的理論，而是爲了強調他對19世紀的全部或大多數思想所持的懷疑主義態度。弗洛伊德只能在這一文化背景的襯托下來理解。他指出的缺陷不止一處。19世紀所有那些閃光的東西並不都是金子，宗教也不例外。弗洛伊德是一個偉大的破壞者，世紀的交接提供了這個揭露舊觀念的機會，甚至連尼采都做得不夠。弗洛伊德確實非常徹底地完成了這一使命。他在人們中間激起了一種有益的懷疑，從而使人們對真正價值的感覺更加敏銳了。所有那些關於人之初性本善的言論，在原罪的教條不再被人們理解之後，攪亂了很多人的頭腦。弗洛伊德把這些言論擊得粉碎，讓我們期待，那些僅存的一點兒殘餘將被20世紀的野蠻永久地趕出去。弗洛伊德並不是一位先知，但他是一個先知的形象。他像尼采一樣，推翻了我們時代的巨人般的偶像，留給我們去體會的是，我們的最高價值是否如此的真實，以至於連地獄之血都不能熄滅它們的光輝。對於我們的文明及其價值的懷疑是當代的神經症。如果我們的信念真的是不容置疑的，那麼沒有人會懷疑它們。如果我們的理想只是我們努力去掩飾的動機的僞裝表現，那麼沒有人能夠使它顯得更加可信。但是19世紀給我們遺留下來一些模糊不清的命題以至於懷疑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合理、完全值得讚揚的。金子只有投入火中才能證明其價值。弗洛伊德常常被比作一位牙科醫生，他用最疼痛的方式鑽出被蛀蝕的組織。在鑽牙的時候這種比喻是正確的，但是在向牙洞裏面填充黃金的時候就不正確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不是填補空白。如果我們關鍵的判斷力告訴我們，在某些方面我們是非理性的和幼稚的，或者說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幻覺，那麼我們對於自己的非理性應該怎麼辦，我們用什麼來替代自己被打破的幻覺呢？我們天真的童心裏有創造力的種子，幻覺是生命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二者永遠不會被抑制，也不會被常規的理性和實用性所代替。
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屬於19世紀科學唯物主義的範疇。他的哲學的前提從來沒有被仔細地考查，這顯然是由於這位大師的哲學素養的欠缺。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當時和當地的偏見的影響——這一事實已經被許多批評家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方法始終都是一種對病變和退化的物質——例如，主要在神經症病人身上發現的物質——的燒灼劑。它是醫生所使用的工具，當它被用於生命自然的表現和需要的時候，它是危險的和破壞性的，或者至多是無效的。存在於他的理論中的某種僵化的、爲常見的狂熱偏執所支持的片面性，在本世紀初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後來，當新思想獲得了廣泛認可的時候，這種片面性就變成了一種審美的缺陷，最後，就像每一種狂熱一樣，它喚起了對其內部不確定性的懷疑。總之，我們每個人都高舉知識的火炬僅僅跑過一段路程，沒有任何人能盡善盡美。懷疑本身就是科學真理之母。無論是誰，只要在上層人士中間反對教義，都會悲劇性地變成片面真理專制的受害者。所有與這位偉大人物的命運有着共同之處的人都看見了這種悲劇在他的生命中逐漸展開，漸漸地縮小了他的眼界。
我和弗洛伊德有多年的私交，在我們交往的這些年裏，我有機會深深地窺視了這位卓越人物的思想。他是一個被魔鬼附體的人——一個被賜予了一種勢不可擋的啓示的人，他被這種力量所佔據，永遠不能擺脫。與沙可的思想的不期而遇，喚醒了他體內被魔鬼控制的靈魂的原始意象，並且激起了對知識的熱望——知識在他凝視的目光中展現出一片黑暗的大陸。他感到他已經掌握了能打開被控制的靈魂所處的黑暗深淵的鑰匙。他想揭露過去那種“荒唐的迷信”認爲是可怕的夢魘的幻覺、用鞭子打落邪惡靈魂所穿的僞裝，並把它變成一隻不會傷人的獅子狗——總之，就是把它變爲一種“心理公式”。他相信理智的力量；浮士德的戰慄對他的妄自尊大沒有絲毫的影響。他曾經對我說：“我只是想知道，將來當所有神經症的象徵都被揭露出來的時候，這些病還會起什麼作用。那時就不可能有神經症病人了。”他希望啓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喜歡的格言是伏爾泰的“壓倒無恥”。正是這種觀點促成了他那驚人的關於任何一種病態的精神物質的知識和理解——這是他在上百個僞裝中探查出來的，並且他還能以極大的耐心將其揭示出來。
路德維希·克拉格斯的名言“精神是靈魂的敵人”。[2]這句話可以作爲弗洛伊德研究被控制的精神之方法的箴言。無論何時，只要他能夠做到，他都會通過將“精神”變爲一種“心理公式”的方式，把“精神”作爲控制和壓抑的因素而徹底廢黜。對他來說，精神只是一種“只不過是……而已”。在與他進行的一次關鍵的談話中，我曾經試圖讓他理解這個忠告：“無論那些精神是不是上帝的，都嘗試去研究它們吧。”結果是徒勞的。這樣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如果一個人沒有及時地瞭解到爲什麼他受到了控制，那麼他將會成爲控制的受害者。人應該問自己一下：爲什麼這個想法佔據了我的心靈？對我自己來講那意味着什麼？像這樣適度的懷疑能夠使我們不至於一頭跌入這種想法之中而永遠消失。
弗洛伊德的“心理公式”只是對引起一種神經症的惡魔一樣活躍着的事物的一種明顯替代。實際上，只有精神才能驅走“靈魂”——而不是理性，理性至多隻能是一個助手，就像浮士德的瓦格納一樣，一點兒也不適合扮演驅魔人的角色。
[1]［本文最初於1939年10月1日用《弗洛伊德：一份悼詞》爲標題發表於《星期日巴塞爾新聞》，弗洛伊德於同年9月23日在倫敦逝世。——英編者］
[2]［參見克拉格斯的《作爲靈魂之敵的精神》和榮格的《過渡中的文明》，第375、657節。——英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