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3年11月10日，卓越人物提奧弗拉斯特·帕拉塞爾蘇斯[2]，原名爲菲利普斯·奧雷奧盧斯·保巴斯特·馮·霍恩海姆出生在一棟房子裏。如果我們崇敬地緬懷有關他所處時代的習俗，並首先觀察一下他出生時太陽的位置，這位具有中世紀思想和探索精神的人絕不會生氣。那時，太陽處於天蠍宮，按照古代的傳統，這一宮對醫生和執掌毒藥與健康的牧師十分眷顧。天蠍座的守護神是高傲好戰的戰神，他賦予強者以戰鬥的勇氣，給予弱者以喜好爭吵和暴躁易怒的性情。帕拉塞爾蘇斯的一生顯然沒有背離他出生時星象所表達的神聖旨意。
現在讓我們的目光從天上回到他所出生的塵世。我們看到他父母的房子位於一個幽深的峽谷之中，樹木參天，周圍峻峭高聳的山峯緊緊地封住了沼澤般的山坡和環繞着憂鬱的艾因斯德恩斜地。阿爾卑斯山的山峯在眼前拔地而起，大地的威力明顯地壓抑了人的意志發展；她氣勢逼人地將它緊緊地裹入懷中，並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它。在這裏自然比人強大，誰也不能擺脫她的影響；水的寒冷、石的荒涼、樹的盤根錯節、巖壁的陡峭——所有這一切都會給出生在那裏的任何一個人的靈魂中注入一些永遠不能磨滅的東西，使他具有典型的瑞士人的執著、頑強、憨直和與生俱來的驕傲。對此，存在着各種各樣的解釋——贊成的人認爲這是自力更生，反之則認爲這是愚蠢頑固。一位法國人曾經寫道：“瑞士人的性格特徵中不僅有高尚的自由精神，而且有一種令人敬而遠之的冷漠。”
看起來，太陽父親和地球母親比帕拉塞爾蘇斯的親生父母更像他性格的締造者。因爲從他父親的家族來說，帕拉塞爾蘇斯無論如何都不是瑞士人，而是斯瓦比亞人，是聖約翰騎士會會長喬治·保巴斯特·馮·霍恩海姆的私生子衛禮賢·保巴斯特的兒子。但是，他生在阿爾卑斯山的符咒之下，在更加有力的大地的懷抱之中，無論他的血統如何，這塊生他的土地已經把他變成了她的一部分。帕拉塞爾蘇斯生來就有瑞士人的性格，這符合地形決定人的性格這一還不爲人知的法則。
他的母親來自於艾因斯德恩，她給他的影響無人知曉。從另一方面講，他的父親給他帶來了問題。他漂泊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是一位醫生，在朝聖之路沿途的窮鄉僻壤定居下來。作爲私生子，他有什麼權利擁有他父親的高貴姓氏呢？有人猜測，在這個私生子的靈魂中存在着悲劇成分：一個被剝奪了繼承權的冷酷、孤獨的人，在樹木繁茂、與世隔絕的山谷中積蓄了對自己國家的怨恨之情，卻又用一種從未言表的渴望去向那些來自他自己決不返回的外部世界的朝聖者瞭解新聞。貴族的生活和世俗的歡樂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並且依然深埋在那裏。沒有什麼比父母未曾經歷的生活對於人類的生存環境，尤其是對於孩子們的精神上的影響更大。因此，我們可以推測，父親對年輕的帕拉塞爾蘇斯產生了最強有力的影響，而他將以全然相反的方式作出迴應。
一份偉大的愛——他真正唯一的愛——把他和他的父親緊緊地連在了一起。這是他用愛來記憶的唯一的人。一個像他這樣忠實的兒子將會爲父親的內疚做出補償。父親的全部順從變成了兒子的勃勃雄心。父親的怨恨和無法抗拒的自卑感將使兒子成爲父親不公遭遇的復仇者。他將會揮劍反抗一切權威，將會向一切宣揚“父權”的事物宣戰，好像那就是他父親的敵手一樣。父親失去的或被迫放棄的——成功、名望，在偉大世界中自由流浪的生活——他將再次全部奪回。而且，遵循着悲劇的法則，他也必須背離他的朋友們，因爲他命中註定只有一個朋友，那就是他的父親——精神上的同族結婚是要處以重刑的。
大自然沒有很好地武裝作爲復仇者的他，這並不奇怪。她沒有把他變成一個反叛的英雄人物，而是給了他僅五英尺高的身材，不健康的外貌，超短以至於沒有完全包住牙齒的上脣（這通常是神經質的人的明顯特徵），還有當他的遺骨於19世紀在薩爾茨堡[3]被髮掘的時候，使每個人都感到震驚的是他女性特徵的骨盆。甚至有人傳說他是一個閹人，儘管據我所知還沒有這樣的證據。無論如何，愛神看起來從未用玫瑰來編織他的凡間生活，而他也不需要玫瑰的刺，因爲他的性格本身就如玫瑰一樣多刺。
還沒到佩劍的年齡，這個身材矮小的人就佩帶了一柄對他而言簡直是超大的劍。從此以後，他很少讓這柄劍離開他的身邊，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他將自己的勞丹酊藥丸放在了劍柄的圓頭之中。帶着這身裝備，這位不乏喜劇色彩的人開始了他向廣闊世界進發的驚人而冒險的旅行。他遊歷了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丹麥、瑞典和俄羅斯。他被認爲是一個古怪的奇術士，幾乎是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第二，傳說他還遊歷了非洲和亞洲，並在那裏發現了最了不起的祕密。他從來也沒有進行過任何系統的學習，因爲屈服於權威是他的禁忌。他是一個自力更生的人，他爲自己設計了一句貼切的座右銘：Alterius non sit，qui suus esse potest[4]，這是一種恰如其分的瑞士人的情感。降臨在帕拉塞爾蘇斯漫無止境的旅途中的一切只能永遠存在於臆想之中，然而，這也可能是他在巴塞爾所發生的事情的不斷重複。1525年，他已經是一位負有盛名的醫生了，巴塞爾鎮議會召見了他。鎮議會的這一行爲顯然是明智的。類似的行爲在歷史上時有發生，比如對年輕的尼采的任命也是同樣的例子。對帕拉塞爾蘇斯的任命存在着某種危難的背景，這是因爲當時歐洲正在經歷着從那不勒斯戰爭之後就開始流行的一場史無前例的流行性梅毒的困擾。帕拉塞爾蘇斯擔任了該鎮的醫生，但是他給人以低俗的印象，不符合大學和虔誠的公衆的品位，他用只有馬伕和廚房用人才使用的語言——德語——所作的演講使大學產生了反感；因爲他上街不穿官服，而是穿着勞工的緊身上衣而激怒了公衆。在同事之中，他是在巴塞爾最令人討厭的人，他的醫學論述也被批評得一無是處。他被人冠以“瘋牛”和“艾因斯德恩的野驢”的稱呼。他故意變本加厲地用猥褻的謾罵予以回擊，這與教導者的形象相去甚遠。
在巴塞爾，命運給了他重重一擊，他的一生都受到了深遠的影響：他失去了朋友、最得意的弟子、人文主義者約翰內斯·奧普呂納斯。約翰內斯·奧普呂納斯卑鄙地背叛了他，還給他的敵人提供了最有力的彈藥。後來，約翰內斯·奧普呂納斯對自己的不忠懊悔不已，但是爲時已晚；傷害永遠也無法彌補。然而，沒有什麼能夠阻礙帕拉塞爾蘇斯高傲任性的行爲；相反，背叛只能使之愈演愈烈。很快他又踏上了常常貧困潦倒，時而行乞度日的旅途。
在他38歲的時候，他的著作中出現了一種典型的變化：哲學的文章開始伴隨着醫學的文章出現了。用“哲學的”這個詞來形容這種精神現象並不恰當——稱爲“諾斯替教”（Gnostic）則更好一些。這種顯著的精神變化通常出現在人的中年以後，可以把它描述爲一種精神流的逆反。這種方向的細微變化很少明顯地出現在表面；當它在大部分人身上出現時，就像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事情一樣，僅僅發生在意識域限之下。在那些大思想家那裏，它常常表現爲由理性向某種思辨或直覺精神的轉化，例如牛頓、史威登堡和尼采等人的情況就是這樣。對帕拉塞爾蘇斯來說，對立雙方的緊張關係儘管已經足夠引起注意，但還並不是那麼顯著。
在簡要介紹了帕拉塞爾蘇斯的生活環境和一生的興衰變遷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精神世界，現在我們進入他的思想世界，除非對中世紀後期的思想有一些專門的瞭解，否則將是一個對於現代人來說無比黑暗、充滿迷惑的世界。首先，帕拉塞爾蘇斯——儘管他對路德高度尊敬——死時仍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這與他的異教哲學大相徑庭。人們很難想象天主教教義僅僅是他生活的方式。對他來說，也許天主教顯然是一件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事，因此他甚至從未對此進行過思考，不然他一定會在教會與自我感情上陷入困境。顯然，帕拉塞爾蘇斯屬於可以將理智和情感截然分開的這類人，他們可以愉快地用理智去思考，而不用冒着與感情上的信仰發生衝突的風險。當一隻手不知道另一隻手在做什麼的時候的確是一種莫大的安慰，想要知道兩手真正相撞會怎樣，只是毫無價值的好奇心而已——這是那個特殊時代的典型特徵，這就像教皇亞歷山大六世與16世紀的高級教士的思想一樣使人迷惑。就像在藝術上，當一種歡快的異教信仰在教會的裙子下面出現的時候，在學院派爭論的幕後，一種異教的精神在新柏拉圖主義和自然哲學的復興中興盛起來。這次運動的領袖人物中，特別是人文主義者馬爾西里奧·費西諾的新柏拉圖主義影響了帕拉塞爾蘇斯，也同樣影響了當時熱心“時髦”的思想者。沒有什麼比阿格里帕·馮·內特斯海姆的書《懷疑與科學的無用》（1527）中的格言更能具備這一時代的爆炸性、革命性和未來性的精神特徵——將新教主義遠遠地甩在了後面，並預見了19世紀：
阿格里帕不寬恕任何人；
他藐視一切，他無所不知，他一無所知，他流淚，他大笑；
他激怒起來，謾罵，對一切吹毛求疵；
他是哲學家、魔鬼、英雄、上帝，他無所不是。[5]
一個嶄新的時代到來了，教會的權威開始土崩瓦解，哥特時代人們的形而上學的信念也隨之一同消失了。然而，在拉丁語系國家中古代遺風千方百計突圍的時候，野蠻的日爾曼語系的國家不但沒有回覆古典時代，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直接屈服於原始的精神體驗，這是以偉大而傑出的思想家和詩人像愛克哈特大師、阿格里帕、帕拉塞爾蘇斯、安格魯斯·希勒西烏斯和雅各布·波墨等人爲代表的。他們全都以脫離傳統與權威的激烈語言表現了他們原始而有力的獨創性。除了波墨以外，帕拉塞爾蘇斯可能是最有破壞力的叛逆者。他的哲學術語是如此獨特、如此武斷，以至於到目前爲止，在古怪和浮誇的風格上已經超越了諾斯替教派的“權力詞彙”。
與諾斯替教派中的造物主相一致的最高天體演化法則是伊里亞斯特或者希拉斯特，這個詞是由物質（hyle）和星（astrum）兩個詞複合而成的。這個概念可以被翻譯成“宇宙的物質”。它就像畢達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或者斯多葛學派的海瑪門尼所說的“一”——一種對原始物質或能量的原始觀念。希臘拉丁語的構詞方法只是一種流行的風格化的華麗辭藻，也是一種使前蘇格拉底學派着迷的遠古思想的文化虛飾，儘管我們沒有理由推測帕拉塞爾蘇斯是從這些人那裏繼承了它。這些典型的意象本來就普遍屬於人類，只要具備使它們重現的理想條件，它們會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自發地出現在任何人的心中。適當的時機常常是當一種特殊的世界觀土崩瓦解，意圖爲生活中重大問題提供最終解答的一切準則都被一掃而光的時候。事實上，與心理法則一致的是，當所有被根除了的神在人身上找到歸宿時，人就應該大聲呼喊“我是哲學家、魔鬼、英雄、上帝，我無所不是”；而且，當一種讚美精神的宗教消失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創造性事物的原始意象取而代之。
嚴格地對照基督教的觀念，帕拉塞爾蘇斯的最高法則是完全唯物主義的。精神上的法則是次要的，這是世界靈魂，來自於物質，即“宇宙的靈魂”或“理念”、“偉大的神祕”或“大循環，一種精神的存在，一種不可眼見和不可感知的事物”。一切都以柏拉圖所說的“原型”（eidola）的形式包含於其中，這種原始的觀念或許是通過馬爾西里奧·費西諾灌輸給帕拉塞爾蘇斯的。靈薄獄[6]是一個循環。有生命的世界是一個更大的循環，人是小靈薄獄，就是一個更小的循環。他是微觀世界。結果是，世間萬物外即是內，上即是下。“對應”（correspondentia）主宰着在大循環和小循環之間的萬事萬物。對應這一概念在史威登堡的“最大的人”（homo maximus）即巨大的人格化宇宙的說法中達到了頂峯。帕拉塞爾蘇斯的概念比較原始，缺少人格化的傾向。對他來說，人和世界的相似之處在於二者都是有生命的物質的聚合，除了帕拉塞爾蘇斯沒有機械地從惰性的、化學的方面來思考問題，而是以原始生命力的方式來思考之外，這種觀點與19世紀末出現的科學的概念密切相關。對他來說，自然界充滿了巫師、夢魘、女妖、魔鬼、精靈、水女神等等。他所經歷的精神上的生機同時也是大自然的生機。科學唯物主義中一切具有靈魂的事物都會死亡的觀點還遠沒有出現，但是他爲此作了鋪墊。他雖然仍就是信守自己原始的觀念萬物有靈論者，但是他已經成爲了唯物主義者。物質作爲無限分佈於宇宙中的事物與有機體集中——精神完全對立。精靈和水女神的世界很快就會走到盡頭，只有在心理學的時代，當人們懷疑爲什麼這種古代真理竟會被遺忘時纔會重新出現。但是一種更易於被接受的觀點是：我們不懂的事情就不存在。
帕拉塞爾蘇斯的世界，無論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都是由有生命的分子或事物的存在組成的。疾病也是事物的存在，同屬於事物的存在的還有星星、藥物、天性、精神或理念。那時，瘟疫橫行，他在一封寫給國王的信中解釋說，這是由妓院中的女妖引起的。存在是另一種“精神的存在”，因此，他在他的《評論書》（Paragranum）中寫道：“疾病不是身體，因此必須用精神來對抗精神。”他這樣寫的意思是根據“對應”的原理，對每一種病症都有一種自然的“萬靈藥”，可以被用來作爲治療對應病症的特效藥。出於此種原因，他並沒有從臨牀或解剖的角度來描述疾病，而是用特效藥的名稱來描述；例如，有一種病叫酒石病，這種病可以用與它對應的特效藥來治癒，這種藥就是酒石。因此，他對植物外形特徵的理論十分推崇，在當時這種理論似乎成了民間醫藥的主要理論之一，被助產婆、軍醫、巫婆、庸醫和劊子手廣泛使用。根據這種理論，舉例來說，樹葉形狀像手的植物可以用來治療手部的疾病等等。
帕拉塞爾蘇斯認爲，疾病是“一種自然生長的精神上有生命的事物，是一粒種子”。我們可以確切地說，對他而言，疾病是生命中正常的必要的組成部分，是與人一同生活的東西，而不是我們所憎恨的“異體”。疾病是自然中存在的萬靈藥的親朋好友，作爲大自然組成部分的萬靈藥與自然的關係就像疾病與人的關係一樣必不可少。在這件事情上，現代醫生將會握住帕拉塞爾蘇斯的手並對他說：“我雖然不認爲這就是真理，但是它離真理並不遙遠。”帕拉塞爾蘇斯說，整個世界是一家藥店，上帝就是藥店的老闆。
帕拉塞爾蘇斯具有一種處於關鍵的時代變革期的人的典型思想。他的探索和思考的智慧掙脫了他的感情所依附的精神世界觀。教會以外無幸福——這對那些由於精神轉型而使其超越了傳統的神聖意象的魔幻圓圈的人是最高的評價。作爲最高真理的傳統的神聖意象封閉了人的眼界：他失去了一切使其感到安慰的成見，他的整個世界土崩瓦解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事物的不同順序。他變得思想枯竭，就像小孩子一樣無知，對於新的世界也全然不知，他只能艱難地回憶起血脈中召喚他的古老的經驗。一切權威都已離他而去，他必須按照自己的經驗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
在漫長的旅途中，帕拉塞爾蘇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甚至對於那些最污穢骯髒的原始資料也從不放棄，因爲他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實用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對於這些原始資料他毫無偏見地全盤接受，同時，他從自己精神的原始黑暗中汲取有用的東西，作爲他工作的基本哲學思想。他把那些存在於民衆的最黑暗的迷信思想之中的異教信仰挖掘出來。帕拉塞爾蘇斯把基督教的精神歸納到了原始的萬物有靈論，並且由此出發，用他所接受的經院哲學的訓練創造了一種與基督教的原型毫無關係，卻與教會最痛恨的敵人——諾斯替教派的思想更爲相像的哲學。就像每一個反權威和反傳統的冷酷的改革者一樣，他也後退到了那些曾經被他所拋棄的事物那裏，並且進入了一種毫無生氣的、完全破壞性停止的危險狀態。但是，或許由於當他的智慧向更遠更廣闊的領域前進，並向深遠的過去探索的同時，他的感情仍然依附於傳統的價值觀念，因而避免了這種完全倒退的後果。由於這種無法容忍的對立，倒退才變成了進步。他不否認他的感情所信仰的精神，但是他在其旁邊建立了物質的對立原則：地與天相對、自然與精神相對。因此，他不是盲目的破壞者，不是像阿格里帕那樣的天才加騙子，而是自然科學之父，是新精神的先鋒，所以直到今天他仍被恰如其分地加以尊敬。他肯定會搖頭否認他的那些被現代的信徒們所推崇的思想。他的來之不易的發現絕對不是“泛心論”——泛心論仍像他的原始的與自然分享神祕的殘存情感一樣依附於他——而是物質和它的質量。他那個時代的意識形勢與知識的存在狀態不允許他把自然框架以外的人作爲一個整體來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人與世界永恆的無意識的同一性仍然是一種絕對的事實，但是他的理智已經開始用科學經驗主義的工具對之加以思考了。現代醫學還不能理解精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附屬品，但是已開始越來越多地把“精神因素”考慮在內了。現代醫學在這方面已經接近了帕拉塞爾蘇斯提出的自然的有生氣的物質概念，其結果是帕拉塞爾蘇斯的全部精神現象將得到新的認識。
因此，正如帕拉塞爾蘇斯是他所處時代的偉大的醫學先鋒一樣，今天他是我們對疾病的本質和生命本身觀念的一個重要轉變的象徵。
[1]［本文是作者於1929年6月在艾因斯德恩，帕拉塞爾蘇斯出生的那所房子裏所作的講演。主辦方是蘇黎世文學協會，並於1929年9月在《閱讀》（蘇黎世）刊登，XVI：10。1934年在《心靈的現實性》（蘇黎世）中重新刊登。1952年聖·蓋倫又專門出版了一個小冊子。——英編者］
[2]見貝爾哈德·阿瑟整理的帕拉塞爾蘇斯著作精選版。
[3][1541年9月24日帕拉塞爾蘇斯死於薩爾茨堡，死後被埋在當地的聖·塞巴斯蒂安公墓，“與救濟院的窮人葬在一起”（根據雅可比編著的《帕拉塞爾蘇斯選集》，第1頁）。——英編者]
[4]“不要被一個能夠自我控制的人所控制。”
[5]原文爲：Nullis his parcet Agrippa; Contemnit, Scit, nescit, flet, ridet, irascitur, insectatur, Carpit omnia; ipse philosophus, daemon, heros, deus et omnia.
[6]在天主教中指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區域。那些不曾判罰但又無福與上帝共處天堂的靈魂在此居住。——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