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8 凱澤林在他的新書《世界革命與靈性的責任》當中，使用法語和他的讀者們交流，或許這是一種順應時代潮流之舉吧。這做法令人產生一種時空逆轉的感覺，彷彿重新回到了18世紀的德國，那時候，不僅政界人士，就連哲學家和學者們都不願意使用本國語言，他們嫌德語太過複雜而笨拙，而法語卻更加文雅、更有文化、更優美，於是他們都操着法語，給自己討論的話題披上了一件斯斯文文的漂亮禮服。世界革命當然不是一個需要這種舊式魅力的話題，因此，促使作者用法語寫作此書的，必定是另外一種原因。我倒希望此書能用德語寫成，因爲，依我的淺見，書中的精神根本不具有法國特質。甚至“la responsabilité de l'esprit”這種措辭本身都有問題，因爲它所指的那種“精神”（德語詞爲Geist）很難視同於法語中的“esprit”。身穿法式衣裳的凱澤林看上去顯得陌生而怪異。若論他那種獨特的靈性本質，換用德語或者俄語來表達或許要合適得多。如果他的讀者都是中國人，或是能看懂中文的人，那麼他可以用中文寫作，這樣對他本人和他的讀者都將大有益處。
929 每個中文字符都是一個複雜的表意結構，有時候一個字裏包含着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像這樣的文字才最適於再現凱澤林那無限豐富又變化多端、複雜多樣的思想，同時又有足夠的含混性，能把凱澤林頭腦中所特有的那種直覺閃現全部傳達給他的讀者。這種文字還將給予讀者極大的滿足感，認爲一切都是他自己悟出來的。但是用法語寫出來，這一切就顯得全是凱澤林一個人的功勞了。
930 此書表現了凱澤林對當今世界動態的反應，正如他早前的那本《南美沉思錄》表現了不受靈性約束的南美洲給予他的強烈震撼一樣。毫無疑問，這本書裏關於“大地的力量”的提法便來源於《南美沉思錄》，作者認爲現今歐洲的危機，其原因和內容恰恰是這種力量的蠢動。在他看來，這種力量——這無疑又使他回想起了南美那個慾望主導的世界——就其實質來說是被動的，不僅需要靈性的引導，也有能力接受這種引導。靈性與大地是書中的對立兩極，也是世界危機的對立兩極。尼采（Nietzsche）所講的“道德上的奴隸暴動”在這裏變成了對抗靈性的大規模暴動。凱澤林眼光敏銳，看得出此種暴動不只是一種負面現象，也有着其積極的一面；“屬地”的人發起與靈性的對抗，結果帶來了一個“信心與勇氣”的全盛時期。而“信心與勇氣正是靈性的原始表達方式，其永恆的原型就是宗教精神”。應該說，或多或少的野蠻成分是不可避免的，但“盲目的信心之重生……絕對是青春蘇生的跡象，也是生命力增長的信號”。
931 爲尋找對當代事件的評判標準，凱澤林逆時間之河而上，一直追溯到伊斯蘭教興起的時代，甚至更遠，直到基督教興起的時代。在他看來，我們正處於“世界變革”的進程中，這進程不再只關乎社會或政治事件，不再只關乎“悔改”，當然也絕不僅限於領導權、計劃經濟和諸如此類的問題。他把我們當代世界置於一個無限廣闊的參照系中，令其充斥着衆多的層面和交互關係；而這一切，從根本上說都是他自己天生的那份糅雜特性的產物。從傳承上看，他的血脈中糅雜着許多差異極大的不同人種和民族的成分，以及來自多種多樣的文化層面的成分，凡此種種，塑造了凱澤林紛繁多樣的反應和觀點，從而令這本書和他所有的作品一樣，放射出多彩的光芒。當他說出下面這段話時，無疑是從他自己最個人化的經驗出發的：“因而，只有一種態度纔是正確的：接受人性的本來面目，接受其複雜多樣的層次內涵及其所有古怪的不均衡。”
932 這句話可以說適用於作者本人，但對大衆卻不適用，因爲假如它適用於大衆，那麼大衆的“一律性”和“不可救藥的均衡性”則不復存在了，它們已變成了“多樣性”和“不均衡性”。據我們所知，大衆總是遵循着自身的慣性法則，只要受到擾亂，便會儘可能快地恢復原本的平衡狀態，無論那種狀態是多麼不舒服。從這點上看來，大衆的“大地屬性”可以說非同一般地堅固。難怪這種“大地的力量”被凱澤林看成了能夠想見的最沒有靈性的東西呢。在他看來，“靈性”是“大地力量”的對立面。這是一種真正的西方觀念，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凱澤林感到自己與傳統哲學有所牴牾，於是他指出，傳統哲學虛化了上述的西方對立觀念。人們只有捫心自問，天與地之間的這種對立是否從來如此，《易經》中的見解會不會終歸是正確的——天與地的分離與衝突只是一種偶爾發生的情形。中國傳統智慧認爲，這種狀態僅僅是一過性的，是與天道相違的情形。天與地是一個整體，陰陽相生相剋，與天道相符。歐洲人認爲鱷魚理所當然就是邪惡的吃人怪物，而未開化的土著卻完全不這樣想，按照他們的看法，鱷魚只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會吃人，而且，只有當敵方的巫醫令它們吃人時纔會吃。如果你是鱷魚的兄弟，那它對你就全無危險。因此說，我們西方人把天與地之間偶爾的對立狀態持續化了，結果，我們發現自己也處於一種持續的倫理衝突狀態之中。中國人相信尼采所說的“莊重的精神”，他們相信龍，我們總認爲龍生活在陰暗的山洞裏，但它們卻在中國的天空中翱翔，爲他們放射出燦若煙霞的火花，驅散邪靈的魔法。對於中國人來說，“靈”並不代表秩序、意義和一切美善；相反，它是一種熾烈的，有時很危險的力量。
933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反駁說，“大地的力量”並不是完全非靈性的，恰恰相反，它似乎蘊含着一種危險的靈性，這種靈性是如此之強大，以至於西方的靈性必須全力反思自身的“責任”，從而爲自己列一個“應當”和“必須”做什麼的清單，正像凱澤林的書中那樣，儘管連作者也無可奈何地慨嘆，“獲得成功者何其少也”。
934 我擔心凱澤林過多地運用了那種過去一直與大地完全對立的靈性。所謂“接受人性的本來面目”無非意味着皺起眉頭強吞下“大地本性”（這種成分在人性中佔到了80%的比例）這副苦藥——無論它是多麼的非靈性。這一次，大地似乎要向天空表達意見了，對此，置身於高天之上的靈性最好是多加些注意。當凱澤林希望藉助“創造性理解”來拯救“靈性”時，我感到他似乎被一個觀念困住了，即，萬事萬物最終都能被理解——此乃啓蒙與進步時代的典型思維模式。但大地將清楚地向我們表明，有些東西是人類永遠無法理解的，有些時候，靈性完全闇昧下來，因爲它需要重生。我們不應試圖藉着“理解”來逃避這靈性的黑夜，我們也永遠做不到憑着對一切的積極態度高翔於一片混亂喧囂之上（“今日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對於一切在經驗層面上不同於自身之物的絕對積極的態度”）。“大地的力量”會竭盡全力地讓我們確信，我們既不理性，也不具靈性，既沒有理解能力，也不是積極正面的，天知道還不具備什麼……因爲，舊時靈性的精髓恰恰在於那種相信我們擁有上述一切的自負。凱澤林給美國式實用主義貼上了一張“極度非靈性”的標籤（順便說一句，我希望他指的不是威廉·詹姆斯），但是從他主張的“積極態度”來看，他又有誤蹈席勒（Schiller）式實用主義的危險——不惜一切，決不屈服。
935 我們那自詡甚高的靈性——它意欲理解一切，以積極的態度對待一切，尤其是，它還認爲自己對我們的道德行爲負有責任——假如這種靈性不能體面地死掉，那麼按照凱澤林的預言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宗教復興又怎麼能夠發生？這靈性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種人類精神，易犯錯誤，而且多受侷限；它“需要死亡”，藉此得以更新，而它又無法藉着自己做到這一點。什麼叫“大地力量”佔優勢？不就是指“靈性”已經再次因過分人性化而變得年邁衰弱了嗎？凱澤林吸納了尼采關於“文化隱修院”的觀點，而激發他作如是想的，乃是法國人組織的“歐洲精神之未來論壇”（Entretiens sur 1'avenir de l' esprit européen），該論壇於1933年10月2日在巴黎成立，由保爾·瓦萊裏（Paul Valéry）擔任主席。[2]這正是促成凱澤林寫作《世界革命》一書的直接原因。凱澤林說道：“簡而言之，我們所倡導的解決方案與中世紀早期衆多修道院存在的好處頗有類似之處。”那麼，活躍在新秩序中的靈魂又將是怎樣的呢？
什麼樣的人有能力爲決定歷史進程的大衆指路呢？他們定然是我們一直以來所描述的那種人：絕對自由，傲然獨立，唯重質量，對自身的獨特性擁有自覺，決意不承認自身以外的任何權威，因自己屬於有別於大衆的極少數而備感自豪，頭腦的活躍程度和羣衆的怠惰程度不相上下。這種人意識的關注點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一個超越俗世同時也超越國家、民族、社會和政治之必需的層面上；他們的志趣完全超脫了外物，不在意個人的榮耀、影響力和地位；一句話，就是這樣一種模式的克己者，他們將構成人們前所未見的一種貴族。
936 如果把古典大師們的作品統統堆積在博物館中，當然是一種災難；同樣，一百個偉大的頭腦疊加在一起，也只能湊成一個大笨頭而已。一種“秩序”的形成，首先要有神的恩惠促成，其次必是默默無聞的大多數共同努力的結果。飄浮在作者眼前的那些高貴心靈，只有在符合下列條件（我們且按作者上面所列的順序一一道來吧）的前提下，才能構建一種秩序，或者有資格被納入這種秩序之中：（1）他們必須意識到自己的不自由；（2）必須謙卑地承認自己的依賴性；（3）必須忘掉他們所謂的獨特性；（4）對超出自身的外在力量要有適應力；（5）有忍耐力，能承受身爲少數派的境遇；（6）他們意識的關注點要自然而然地放在他們的土地、民族以及社會和政治的必需之上，並且（最後一點），通過神的臨在——一個奇異現象是，神的臨在總是恰逢大災難的時代——令他們通過對人類存在之虛無的深刻體驗，從而生髮出對於真正的人類手足之情的需要。
937 我們這位值得尊敬的作者凱澤林伯爵，他若能以“平信徒”的身份在這文化隱修院的廚房裏打雜，那我就能相信這種理念的可行性，他若做不到，我便不信。我甚至確信，如果他拿這理念太過當真，讀者會對這本書產生不公正的看法。理念是事物的映像，而非其實質；它們是象徵，甚或是症狀。如果純粹從字面意義上對其加以理解，就等於堵住了通往凱澤林的理念世界的路徑。他是Zeitgeist（時代精神）名副其實的代言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他代表着靈性的人的“時代精神”。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打量他時，甚至連他關於文化隱修院的主張都變得不難理解了：此爲因千年至福（chiliastic）心態而產生的症候；這種心態，現今凡意識清醒的人都無法將其斥爲無足輕重。這個時代，人覺得它有多偉大它就有多偉大，而人本身的形象變得日趨高大，化作了這個時代的塑像。凱澤林以其通靈的天賦，把整個時代所有那些鬆散的、悸動的、零碎的思想聚攏到了一起。他就像奧爾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一樣，將作爲集體心靈症候的話語加以濃縮，再用一千種語言說出來，向同時代人發表了一篇演說。正因爲如此，人人都能從他的演說中聽到自己的聲音。又因爲了解一個人的所思所想是極其有用且令人嚮往的（誠然，事情並非總是如此），所以人們應當勤奮研讀此書。說到我們這個時代在精神上的不可估量性，或許再也沒有哪一本著作能比《世界革命》中所描述的更加清楚明白了。
[1]［本文最初以德文發表於《巴塞爾新聞》，星期日增刊（Basler Nachrichten, Sonntagsblatt），XXVIII:19（1934年5月13日），第78-79版，題爲“評凱澤林的新書”（Ein neues Buch von Keyserling），是對凱澤林的《世界革命與靈性的責任》（La Révolution mondiale et la responsabilité de l'Esprit，巴黎，1934）的評論，此處引文均由法文版譯出。——英編者］
[2]［此爲同系列“論壇”活動的第三站，組織者實際上是“國際聯盟文學藝術常設委員會”，由國際智力合作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承辦，於1932-1938年期間在世界不同城市舉辦過多次。凱澤林作爲德國的代表出席了此會。參見瓦萊裏，《歷史與政治》（History and Politics），pp. 531ff., 541ff.。——英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