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 凱澤林伯爵作爲一種現象，需要我們極其慎重地加以評判。我們絕不能把這裏的論說看做終極評判，因爲這個現象實在太複雜了。只強調該現象的陰暗面並沒有什麼價值可言，因爲這是大家一目瞭然的。再者，凱澤林的形象是如此光華四射，以至於令人不禁揣想，上述陰暗面會不會是人作爲一個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這裏指的不僅是物理學上與光相伴的陰影，而是他那獨特的直覺能力所需的必要條件。有光就必有與之相對的黑暗。黑暗培養洞察力，朦朧要求廓清，差異要求統一，紛爭要求和諧。
897 人們很容易打趣說，凱澤林是一位透過單片眼鏡看世界的貴族老爺。凱澤林不應當被看成一個笑話，儘管他本人也抱着一種錯覺，認爲他的書是藉着幽默感而寫成的。我並不認爲他的書很幽默。他的文風尖刻而辛辣，字裏行間常有皮鞭的脆響。這種文字不是引人開懷大笑的，而是促人思索。凱澤林所說的幽默，是指他本人在行文風格上輕快詼諧，時有機智的光芒閃爍；但他的文字給人的感覺，卻是冰冷而缺乏親切感的，外表風趣但態度輕慢——簡而言之，其實是一種對幽默的戲謔模仿。他的幽默是做出來的；幽默爲他的直覺插上翅膀，令其始終高翔於翻滾的黑暗上方——爲達到這一目的，有許多種可能的方法，這只是其中之一。憑着幽默，作者試圖把一件實質上極爲艱難的任務變得輕鬆一點，這也是可以諒解的。細心的讀者不會誤解這個所謂的諧謔者，因爲他猜得到凱澤林的書就是他本人，他在高天之上俯瞰着地球，特別是歐洲這片土地。
898 什麼！嚴肅地看待凱澤林？雖說他本人的意見恰與此相反，我還是認爲我們最好不要將他視同等閒，不可只聳聳肩膀說他的書“很幽默”就完事大吉。他要鳥瞰整個歐洲的嘗試並不是一件等閒之舉。在我看來，這本書的主要價值和意義就在於，它清晰地體現出今日的知識分子需要戒除思維上的純粹理性觀點。自從那個被拉丁語、統一的基督教會和哥特式風格所主宰的時代以來便已淡出人類視野，以至於今天已經完全被人遺忘的那種心理現實，都爲它所見證。凱澤林主張重新以心理學的眼光看世界，把各個國家視爲彼此密切相關的功能體，而它們則同屬於一個看不見的巨人，都是這巨人的各種行爲和表情。這是一種極爲理想化的觀念，更不必說它的“玄奧”了，它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凱澤林正處於一種遠離塵囂的狀態。他所處的地位帶有無可否認的靈性特徵，包含了其所有的優勢與劣勢。
899 爲了宣示這種受歡迎的傾向，凱澤林需要擺出他那譏誚整個世界的貴族架勢，這爲他提供了必要的高度、距離和孤獨。假如他還需要一副單片眼鏡，那麼我也不會拒絕給他，因爲我知道他接下來要拿它做些什麼。就連人們通常所指責的他的“自大狂”（但在這本書裏，凱澤林的自大狂表現要比其他書裏溫和許多）也變得無可厚非了，那不過是他在單槍匹馬對抗整個世界的過程當中發力過猛的結果罷了。這是他向着虛無感劈面擲出的一個聲明，只有那些腳跟從來不曾脫離地面的人才會覺得費解。自大狂絕對能鼓舞人的勇氣；否則它便毫無意義。
900 凱澤林從遙遠的精神領域向這個世界大聲疾呼，而這個位置也給他帶來相應的問題，使他看不懂地面上發生的事情。他如此多地談論“意義”，正是因爲他在追尋意義。人當然必須追尋意義，因爲人最初看見的只是荒謬無意義，尤其是在我們當今的世界上。若想在任何地方看到一點意義，的確是一件極難的事情。而對意義的追尋又是無可救藥地艱難，因爲這世上存在着太多的“意義”——千百萬短命、短視、支離破碎、被人隨手拈來的意義，在當事者眼中似乎特別有道理；但越是這樣，它們在旁人眼裏就越是無意義。當我們將目光從比較狹小但還不那麼黯淡的個人層面移向這幅糟糕的場面時，看到它們打着所謂“民族魂”的旗號招搖過市，此情此景就顯得更加令人沮喪了。凱澤林試圖解讀民族心理，便註定要從最無意義、最無望的地方入手。所有的尖刻措辭、每一聲皮鞭的脆響、每一條扭曲的評斷，都是他面對這樣費力不討好、棘手而難以駕馭的材料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來的惱怒和不耐煩，因此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凱澤林不得不誇口說，自己既是俄國人，又是德國人、法國人和波羅的海東南岸的人；他必得同時把自己與拿破崙、蘇格拉底和成吉思汗相提並論，才能躲過民族心理的千百條觸手的糾纏，從而進行他的思考和判斷。他無法任由自己屬於任何一個民族，甚至屬於人類。他既不是人類，也不是“非人類”，他是一個獨特的現象。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素質在心理學上並沒有一個得到普遍認可的名字，但不管怎麼說，正是這種素質使得凱澤林能夠跳出人類的圈子，從外部來觀察人類。
901 從宇宙視角觀察人類——我們不妨選用這種表述方式，以匹配他那如彗星樣的心理——儘管視野寬廣，卻受到地球上能見度的侷限。它只限於白天，而且看不見地下的東西。任何攤在表面上的內容，凱澤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書中關於意大利和荷蘭的兩章可謂精彩至極。關於法國，他也說得一針見血，把它的首都巴黎形容得淋漓盡致；然而那些埋沒在鄉下的法國人卻始終沒有被看到，儘管他們對於法國的整體肖像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在西班牙人身上，凱澤林看到了存留至今的哥特人氣質（儘管他沒有具體使用“哥特人”這個詞），他的眼光無疑是準確的。至於英國人，他們身上被土地和海洋掩藏起來的部分被凱澤林稱作“半獸人”——此話雖說不太客氣，但是客觀上卻是對的。我對他書中描寫德國的部分多少有些不滿意，然而至今我還沒見過有誰做得比他更好。奧地利特有的愜意文化顯然植根於維也納這座城市；然而，作爲一個阿爾卑斯山區國家，她的根卻紮在泥土裏，這是凱澤林所看不見的。至於俄國、羅馬尼亞、匈牙利、希臘和土耳其這些國家，從個人經驗的角度而言，我對它們全無瞭解。
902 現在該說說瑞士了，這個話題令我們如此關切，如此感到觸痛！無可否認，關於瑞士這一部分是寫得最糟糕的。凱澤林在書中把我和住在聖莫里茨的Herr Badrutt先生稱爲瑞士人的範本。對此巴德魯特先生（Herr Badrutt）肯定比我更感到震驚而快慰。不過，我倒未必和他一樣有資格受到如此擡舉，因爲從我母親那邊算起來，我的家族在瑞士大概生活了500年，而從我父親那邊算的話，我們在瑞士紮根則只有106年［正如有人問起我的家譜時，C. A. Bernoulli在《巴塞爾新聞》（Basler Nachrichten）上所指出的那樣］。在此，我必須請求讀者看在我的血脈與瑞士淵源尚淺（只有100年多一點）的分上，寬宥我那種“相對瑞士化”的態度。
903 我毫不臉紅地承認，凱澤林批評指出的瑞士人的那些顯見的性格特點完全是真實的，儘管他的語氣刻薄，頗有吹毛求疵之嫌。人在這方面所抱的幻覺越少，對自己就越有好處。我們應當瞭解自己在外人眼裏的樣子，也應當感激他的毫不留情。遺憾的是，我們無法否認，他描述我們的那些令人不快的話，每一句都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到半打以上活生生的例子。[2]他筆下描繪的瑞士，實在是一幅醜陋的畫面。雖然他也提到一些好的方面，但與醜陋的方面比較起來，就顯得完全微不足道了。我必須承認，其中一些惡評令我感到受到了冒犯，因而十分惱怒。這是因爲我們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這個國家等同起來了，在假想中將它的一些優秀品質歸到了自己身上，並把我們自身的不良品質歸因於其他人。這種潛意識的共生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問題在於，我們越是躲在國家身後，對自己的意識就越少。因此，我一覺察到內心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了擾亂，我便開始再次捧讀書中關於瑞士的那一章，這次我只當他的每一句話都是針對我個人說的，結果——看哪！我的怒氣消失了。
904 我從中體會到，當我把他的批評看成是針對我個人的時候，我便發現這些只不過是外界對我的評判而已。當然，我們必須忍受這種批評；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經得起自我批評。以外界的眼光看，這似乎是一種自以爲是的態度，但只有當我們做不到自我批評的時候，那才叫自以爲是。如果我們能夠進行自我批評，外界的批評就只能觸及我們的皮肉，而不至於刺穿內心。因爲我們覺得自己對內心的譴責，要比外來的任何評判都更嚴厲。再者說，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意見和見解。我們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判斷也和別人的判斷一樣有價值。一個人不可能取悅於所有人，因此，最好還是別和自己過不去。“一個人看看它，第二個人重視它，第三個人輕視它——那又有什麼關係？”[3]凱澤林偏偏選中這句代表着瑞士人真正智慧的俗語來展開攻擊，他義憤填膺地指出：“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或者身處較高社會地位的人來說，這種與一切價值對立的思維方式，純粹是不負責任且不講原則的。”
905 這就是凱澤林那種人與瑞士人之間最爲醒目的差別。對他人的評判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是一種價值標準，它可能不過是一則有用的信息。一個人有權利，實際上也有責任，樹立起他自己的價值標準並加以應用。歸根到底，倫理是個人所關心的問題，正如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曾經強調指出的那樣。就這一點而言，貴族的態度又怎樣呢？他是否在意別人的評判？他高踞於巔峯之上，傲然俯瞰着下面的芸芸衆生，毫不爲他們嘈雜的意見所動（“羣狗只管叫，商隊自顧行”）。那麼，瑞士這個在衆國之中最不具有貴族氣的國家憑什麼不能照此而行呢？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不過，這就等於忘記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瑞士語言中都不存在“隸屬”（Untertan）一詞，忘記了歷史上塑造了瑞士人（包括當日“隸屬地”的居民）心態的並不是隸屬地而是舊日瑞士聯盟中的13個成員。事實上，瑞士人典型的不理會旁人意見的態度，與貴族心態出奇的相似。我佩服瑞士人的一點是，他可以安坐於自家陋室，直言不諱地向全世界宣告他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別人有什麼意見儘管讓他們去說吧。他也是個“貴族”，以他自己的方式，不像舊時的封建莊園主那樣“audessus de la mêlée（置身於塵囂之上）”，而是——這聽起來像是在唬弄人的——“audessous de la mêlée（置身於塵囂之下）”。我並不是在這裏玩弄辭藻：大凡喧囂吵嚷多見於對立兩方面的衝突之處，而且總是發生在上與下相交的中間地帶。上層的是貴族，下層的是普通人。作爲貴族，只要他安安穩穩地待在上層，就不會捲入喧囂；而普通人呢，只要老老實實待在底層，也同樣如此。上與下從來就是一對兄弟，正如《翠玉錄》（Tabula smaragdina）中的箴言所云：“下者如上，上者亦如下。”
906 “貴族氣”和“非貴族氣”都是帶有主觀隨意性的價值判斷，因此我們在此最好不予討論。“貴族”這個詞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我們還是換一種提法，改說“靈性之子”和“大地之子”吧。我們知道，靈性永遠高高在上，它是光芒閃爍、如火又如氣的存在，是強勁的疾風；而那在下的大地，卻是堅實、黝暗而冰冷。這種由來已久的意象，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被表述爲“陰”和“陽”這一對概念。“靈性之子”代表着“陽”，其首要特點是觀念主導態度，常被稱作“理想主義的”或“精神至上的”。“大地之子”代着着“陰”，其特點是人生態度受着大地的束縛。陽和陰彼此截然相反又互爲依存。一個人的人生態度若被腳下的大地濡染浸透，他所倡導的原則將充滿貴族氣的浮華虛飾，因爲它是靈性的永恆敵手和夥伴。凱澤林那種類型的人是陽性的貴族，而瑞士人則是陰性的貴族。因此，當凱澤林把瑞士人稱作最純正的“非貴族”的時候，他至少想到了他們的這種特點。我完全贊成他的說法，但有一個附帶條件，那就是他的這條斷語要把一切被自然打上強大烙印的國家和地區全部包括在內。
907 我們瑞士最可愛的山峯叫做“聖女峯（Jungfrau）”，她是這個國家各個地區的主宰。童貞瑪麗亞是瑞士的守護聖女。特土良（Tertullian）曾將她形容爲“……未承受過雨水的童貞大地”；奧古斯丁（Augustine）則說：“真理源出於大地，因爲基督是由童女而生的。”這一切都在活生生地提醒我們，童貞聖母正是大地。自古以來，瑞士的星象學標誌就是室女座或金牛座，二者都有代表大地的意義，這確定無疑地表明，瑞士的泥土氣息並沒有逃脫古代星象學家的法眼。瑞士人所有的劣根性和好品質，都來自這種受到大地束縛的狀態，包括講求實際的稟性、狹隘的眼界、缺乏靈性的特質，還有吝嗇、遲鈍、固執、排外，對別人的不信任，以及他們那糟糕的瑞士德語和拒絕外來干擾的態度——換句政治術語，就是他們的中立性。瑞士這個國家由無數峽谷構成，人類的定居點就嵌布在這些地殼的凹陷處。這兒沒有無邊無際的原野，在那裏人在何處安家都無關緊要；這兒也不瀕臨海洋，在那裏波濤攜着遠方的傳說拍打着海岸。阿爾卑斯山區的居民被深埋在這塊大陸的脊樑之間，生活在大地的凹陷處，如同史前時代的穴居人一樣，周遭都是與廣闊世界緊密相聯的強國，他們在世界各處擴張，建立殖民地，並且靠着那些土地上的寶物變得富強。瑞士人卻只有抱定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不放，因爲別人——那些更強大的國家，已經攫取了其他的一切。在任何情況下瑞士人都絕不允許別人奪走屬於自己的東西。他們的國家是個小國，他們的財產亦有限。如果連現有的一點點也失去的話，還能拿什麼來彌補？
908 他們對其他民族的敵意便來源於此，在這一點上他們和猶太人頗爲相似，正如凱澤林指出的那樣。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爲猶太民族也同樣處於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下，被動地養成了同樣的心理防禦機制。敵意是一種抗拒干涉威脅的防禦性反應。
909 能令瑞士人怒髮衝冠的干涉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干涉，另一種是精神干涉。人人都能理解，他們爲什麼要極力抵禦外來的政治干涉，而這種努力的極致，便是應需而生的中立的藝術。然而，關於他們爲何要抵禦外來精神干涉，其原因卻難以理解得多。無論如何，事實確乎如此，我可以憑切身的經驗來證實這一點。在我的病人當中，英國人、美國人和德國人對於新觀念的態度，都比瑞士人更開放。對於瑞士人來說，一個新的觀念總是某種有風險的東西，它就像一頭未知的危險動物，但凡有可能的話，就要規避它；如若做不到，則要懷着萬分的小心去接近它（這裏我要補充的是，瑞士人的直覺能力奇差，正是出於這個原因）。
910 至此，我發現一切都是它們應有的樣子。我認爲靈性是一種危險之物，我並不相信靈性至上的說法。我只相信道成肉身，這一奇蹟成就在被靈性充滿的肉體當中，陽與陰結合，形成了活的形態。
911 靈性固有的危險在於，它會使人脫離自己的根，帶着他飛離大地，激勵他去做伊卡洛斯式的冒險飛行，結果他只能葬身於大海。大地之子當然有理由對此感到懼怕，本能地對其加以抵制，不過他所使用的是一種最令人不快的方式——他的“敵意”。相反，靈性之子所恐懼和厭惡的，則是成爲大地的囚徒。從根本上說，這和直覺型的人對感覺型的人所抱的偏見完全一樣：他把後者與他自身偏差的感覺功能混爲一談了。自然，感覺型的人對直覺型的人也抱着同樣的偏見。當二者發生衝突的時候，彼此都感到憤憤不平，因爲他們覺得自己最根本的價值觀遭到了誤解。人羣中的“異類”總是顯得格格不入，得不到大家的接受；不過，如果我們敞開心懷接納這憤怒，慢慢地理解它，這點自知之明就會使我們的心靈豐富一些。
912 凱澤林在瑞士所激起的不愉快反應，並不意味着我們拒絕承認這些劣根性——這恰恰證明他戳到了我們的痛處。在瑞士，無人不讀凱澤林，人們在每個社交聚會上都在談論他的書。類似這樣的一種影響，通常不是單向的。瑞士散發出的某種氣息對凱澤林產生了影響，每一位用心的讀者大概都已經看出了這一點；而這種氣息乃是瑞士本身所固有的。
913 就算我們真是歐洲列邦中最落後、最保守、最倔犟、最自以爲是、最自鳴得意、最粗魯的民族，那也只能說明瑞士的確是歐洲地理上和心理上的中心，是歐洲的老家。在這裏，人依附於大地，無憂無慮，自給自足，保守而落後——換言之，他還與過去保持着親密的聯繫，在自身變幻不定、彼此牴觸的多重渴望以及來自其他民族或功能的意見之間，維持着中性的立場。這麼說來，瑞士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壞：它是歐洲的重心。
914 切勿以爲我在試圖把這個民族的劣根性說成一種美德。我並不否認，受到大地束縛的性格自有其醜陋的一面，但是我將其視爲一種既成事實，只是試圖發掘它對歐洲可能具有的意義。我們無須爲自己作爲一個民族而感到羞愧，也無法改變這個民族的特性。不過個人卻可以進行自我改造或提高，只要他能在自身的心理髮展過程中超越自身的民族偏見。民族特性的烙印打在個人身上，他無法選擇——就像身體的美醜一樣。塑造民族命運的，不是個人意志，而是一些超乎個人的因素，是靈性和大地在深不可測的黑暗中神祕運作的結果。對各民族的攻訐或讚美都沒有用，因爲沒有人能改變它們。再者，“民族”（像“國家”一樣）是一個人格化的概念，實際上它與個人心理的對應是很微弱的。如果離開個人，民族就沒有其自己的生命力，因此它本身並不成其爲一種目的。民族性只不過是天生的性格特點，可能是一種缺陷，也可能是一種長處，充其量也不過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已。如此說來，從許多方面講，人如果在襁褓中就被打上了英國人的民族烙印，應當是一件好事吧。這樣當你去那些鳥不拉屎的荒僻國度旅行時，如果有誰問起“你是外國人吧？”你就可以回答說“不，我是英國人”［就像施米茨（Schmitz）在他的自傳中寫的那樣］。[4]這樣的自信當然是一種值得豔羨的福分，不過它本身並非什麼優點。
915 凱澤林將各個民族與各種功能合乎邏輯地對等起來，通過這種轉換，打破了它們虛構的實體性，儘管歐洲仍將以一種現實的統一體形式繼續存在下去。藉助此一觀念，他突破了我們的民族侷限性：只有當民族責任應和了歐洲作爲一個整體的需要時，它纔算得上合情合理。一個民族已經不可能達成自我圓滿；它只能作爲整個功能體系之中的一種功能而實現自己的價值。那麼中立的瑞士，能否以其落後的、帶着泥土味的特質，在歐洲的整體系統中起到任何有意義的作用呢？我以爲，這個問題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在政治或文化問題上，答案不必非得是“進步或改變”，它也可以是“站穩腳跟”。近來人們很有理由懷疑，自從戰爭爆發以來，歐洲的情況是否有什麼變好的跡象。我們都知道，人們對此意見紛紜，而且，斯賓格勒（Spengler）剛剛還在我們耳邊哀嘆西方沒落。進步之路偶爾也會出現一段下坡，在速度快得足以構成危險的情況下，站穩腳跟也是救命的一招。國家也有疲憊得渴望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時候。對於羅馬帝國來說，其“承平時代”（Pax Romana）有着莫大的意義。
916 一切生命都是個體生命，其本身就包含着值得追尋的終極意義。這裏我想摘引凱澤林書中最具思想內涵的一段話：“如果我們把自己提升到一個受大地束縛的人所能達到的最高立足點上去看問題，我們一定會說：我們的終極目標並不在於實現一個民族本身的抱負；除此之外還有可能有什麼其他的想法嗎？他們的生命只是達成更高目標的一種手段；假如不是這樣，那恐怕就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一種悲觀主義了。”當然，以這種觀點看來，民族性作爲人類社會的一種外在特點便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因素。這麼說，對於個人來講，他的“民族”是否安詳飽足、靜臥於豐茂的草地，於他本身又有什麼關係呢？然而，這不正是一些最有智慧的統治者畢生孜孜以求的最高抱負嗎？那麼，這種停滯狀態難道真的沒有一點價值嗎？任何一種文明，其最根本的特徵之一就是穩定性，大自然的變遷全無意義可言，人類經過和這些變遷的殊死鬥爭，才贏得了上述的穩定性。每一幢房子、每一座橋樑、每一條街道，都見證着這種變化中的持久所蘊含的價值。
917 瑞士的中和穩定，儘管給我們民族性格造成了那麼多缺陷，但在我看來，它對歐洲心理的意義卻遠遠高於凱澤林願意承認的程度。從他那高高在上的角度看來，瑞士可能就是他所描寫的樣子。確實，從外部觀察，它就是那種樣子的。它與凱澤林的天性完全對立，它的泥土本色和他的直覺型氣質截然相反，看到它的存在就會引起他的厭惡之情。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他才如此義憤填膺地斥責那種有錢不花的守財奴。可是，如果存錢給了他們更大的樂趣，他們又爲什麼一定要把錢花掉呢？對別人來說，花錢是一種樂趣，但對他們則不然。存錢就是凱澤林所畏懼的停滯不前，而花錢則是每一個直覺型的人心嚮往之的一種解放之舉。歸根結底，凱澤林對瑞士的歧視，針對的是後者存在的根本。瑞士人多少個世紀以來養成的民族特性，並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對周邊危險的破壞性影響的一種有意義的反應。我們瑞士人當然應該理解，像凱澤林這樣的頭腦爲何如此嚴厲地批判我們；但是他也應當明白，他所指責的那些東西，正是我們身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本文最初以德文發表於《新瑞士評論》（Neue Schweizer Rundschau，蘇黎世），XXIV（第21卷），1928, 6, 1-11, 469-79。標題爲“Die Bedeutung der schweizerischen Linie im Spektrum Europas”。本文其實是針對赫爾曼·凱澤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的《歐洲光譜》（Das Spektrum Europas，海德堡，1928）一書而撰寫的評論。凱澤林伯爵的書後來由莫里斯·塞繆爾（Maurice Samuel）譯爲英文，改名爲《歐洲》（Europe），於紐約、倫敦同時出版（1928）。本文中的英文引文均譯自德語原文。——英編者］
[2]一個人在一次家庭聚會上注意到，某位親戚遭到所有人的冷遇。他不明就裏，便去向聚會的女主人打聽。“他的行爲很可怕，那傢伙糟透了。”——他究竟做了什麼？——“他竟然靠資本生活！”
[3]“Der eine betracht's, der andere acht's, der dritte veracht's, was machts!”
[4]［參見其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