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療之現狀[1]

327 早些時候,人們的想法還沒有那麼見多識廣,那時心理治療被視爲一種技巧,基本上可以運用到每個用心學了這門技巧的人身上。在醫學專著和課本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妙語:“……此外,以下方式亦或有效:按摩、冷水浴、山林空氣、心理治療。”嚴謹地說,這種“心理治療”從來沒有什麼明確的細節內容。顯然,只要它是由催眠術、暗示、勸告、意願再教育、自我暗示等組成,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死記硬背掌握這門技藝,不論何時都可以發表自己的高見。所有的醫學專業——這包括精神科醫生和神經科醫生——都是出了名地學得慢,需要很長的培養時間。往往出現這種情況:在心理治療早已發展爲心理學之後,在治療學早已不僅僅是一門技巧之後,認爲心理治療是某種技術性程序的錯覺依然繼續盛行。如果說這一錯覺即便在心理治療師當中都已不復存在,那麼這絕對是過於樂觀了,而且與事實不符。實際情況是一些聲音會不時出現,拒絕把心理治療機械化,讓它脫離僅僅作爲技術性程序的呆板乏味。它們的目的是把它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心理學和哲學辯證法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上,心理治療成爲兩個心理系統的討論,也就是說兩個人無所隱瞞地面對對方。

328 跟人們所想的不同,這些疑慮和目的並不是那些滿腹哲學、吹毛求疵的人從永恆理念的沉悶領域裏硬拽下來的。相反,它們是源自這個深刻印象,即心理學和治療學觀點令人討厭的一片混亂讓遠遠的觀察者認爲今天並沒有什麼變化。掃一眼衆多亂哄哄的心理治療著作就足以證實這一點。不同的學派不久之前還在焦慮地避免跟其他學派開展認真嚴肅的溝通,不僅如此,還有一些羣體——那些自稱的“學會”——像修道士似的躲避着不信仰他們的人,至於多如牛毛的隱士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對作爲自己所在教派的唯一成員、對於運用柯勒律治的名言警句就已深感自豪。當然,這種狀況是心理治療領域充滿着勃勃生機的確定信號,也說明許多迫切問題亟待解決。但這根本讓人高興不起來;當僵硬的教條主義和個人的過度敏感妨礙了心理治療的發展所必須的自由討論時,它就會冒犯科學的尊嚴。

329 事實上,有什麼能比各種技巧、各種觀點、“各種心理學”和哲學前提的多樣性(或多樣性的缺失)更能耀眼地照亮心理治療絕非一種技巧這一事實呢?難道這些雜亂無章的悖論不是以最強烈的方式說明了我們所關切的遠不止是一門技巧?技巧可以通過各種訣竅和計謀加以調整和改進,人人都歡迎有好處的改變。但是,跟這一情況完全不同,我們發現許許多多的人都固守在被他們自己籠罩了一道神聖的教條光環的規範裏。他們固執地捍衛着終極科學真理;然而我們又在什麼時候——除了最黑暗的歷史時期——觀察到科學真理需要擡升到教條的檔次?真理可以自己站住腳,只有顫顫巍巍的觀點才需要教條化來支持。狂熱從來都是疑惑的兄弟。

330 對於各門科學的歷史來說,這些極有特色、非常值得關注的信號說明了什麼?毫無疑問,它們指向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精神分析的發展已經脫離了技巧的階段,衝進了觀點的領域。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就一個技巧達成共識,但關於觀點卻鮮有如此。正因爲這樣才產生了激烈的討論,或者是足以說明問題的沉默——如果可能的話。

331 很久以來,有人就想象心理治療可以“技巧性”地運用,就好像它是一個藥方、一種手術方法或者色彩測試一樣。不管這個人對病人有什麼樣的個人觀點,也不論他有怎樣的心理學理論甚至怎樣的哲學和宗教假設,全科醫生都可以毫不遲疑地運用一大堆醫療技巧。心理治療不能這麼用。不管他喜歡與否,醫生以及他的假設都會跟病人一樣牽涉其中。事實上,一個醫生用哪種技巧無關緊要,因爲關鍵不在於技巧而在於使用技巧的人。技巧運用的對象不是解剖標本,不是膿腫,也不是化學物質,而是病痛中的個體的全體。治療的對象不是神經症,而是患有神經症的人。例如,我們早就知道心臟神經症並非像從前醫學神話所講的那樣來源於心臟,而是患者的心靈。它也不像很多心理治療師依然想要相信的那樣源自潛意識某個隱蔽的角落;它源自一個人生命的全體,源自他數十年積累的經歷。最後,它不僅源自他作爲個人的生活,而且也源自他在家庭裏甚至社會羣體中獲得的心理體驗。

332 醫生在治療神經症時面對的不是一個界定的疾病領域,而是一個病人。這個病人不是哪個機制有病,也不是什麼病竈發作,而是整個人格有病。這是“技巧”所解決不了的。病人的人格要求醫生付出自己人格的一切,而不是技術性招法而已。

333 所以,我在很早的時候就要求必須對醫生本人進行分析。弗洛伊德對此也予以支持,顯然是因爲他也不能不相信病人必須由醫生而不是技巧來處理。醫生儘量保持客觀公正,不像狂熱的救世主一樣去亂攪病人的心理,這自然值得稱讚。不過,如果這種態度達到虛僞的程度,那後果是不幸的。醫生會發現自己跨越自然狀態的界線將會受到懲罰,否則他就給病人樹立了一個壞榜樣,因爲病人當然不是由於自然狀態過多而生病的。如果低估病人,以爲他們愚不可及,不會留意醫生的詭計、安全措施和關於名望的小把戲,那將十分危險。如果醫生的意圖是強化病人的自然功能,但在關鍵點上——涉及醫生本人時——儘量讓他們不知情,好讓他們處於一種無助的依賴或“移情”狀態之中,這將不可想象。只有根本沒受過分析的醫生,那些把個人名望置於病人福祉之上的醫生,纔會犯這樣的大錯。

334 不管醫生承認與否,他們的人格和態度對於治療至關重要,其個人觀點在心理治療史上鶴立在一束不相稱的強光裏,也是造成看上去不可調和的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弗洛伊德以狂熱的片面表明了對性慾、情慾——換言之就是“享樂原則”的立場。所有事務的議題都是一個人是否可以爲所欲爲的問題。壓抑、昇華、退化、自戀、意願達成和所有一切都成了與享樂原則這幕大戲相關的概念,就好像一個人的慾望和貪念成了心理最首要的原則。

335 阿德勒也借用人的肉慾這片廣闊領域發現了自我肯定的必要。同樣,帶着弗洛伊德身上那種令人遺憾的片面,他把人性的這一傾向也作爲了心理的首要原則。

336 好了,情慾原則毫無疑問可以解釋大量的神經症案例。實際上,同樣的案例既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方式也可以用阿德勒的方式來解釋,兩者都不無可信之處。事實上,這兩種解釋互爲補充,如果不是證明兩者都無法稱爲絕對有效的話,這種狀況本身倒也令人十分滿意。但這兩種解釋都是相對的啓發性觀點,因此並不適合作爲放諸四海皆準的概念。不過它們至少都觸及到了一些本質上的局部方面。壓抑理論是基於某些司空見慣的心理現象,自我肯定的需要和權力意志也同樣如此。很明顯,人人都想在盡情享受的同時“高高在上”。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只要一個人持有這種原始、天真、幼稚病態度,他在嘗試調整自己去適應環境的時候就無法避免患上神經症。後面的條件是關鍵,因爲沒有這個條件的話就不會出現神經症,而只會有道德上的精神錯亂或者不一般的愚蠢行爲。

337 那麼,如果至少需要兩個條件才能產生神經症,那麼這兩個條件都必須具有病原學上的重要性。只有幼稚病態度是導因、而適應意志不是這是不成立的。後者不僅可以而且一直就是一個病原學因素。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都僅僅從幼稚病角度來解釋神經症。更全面的解釋會被迫同時把適應意志也考慮在內。人不只是會有過度的幼稚病,而且也會適應過度。適應過度並非只能理解爲簡單的對幼稚病的壓抑或者“替代形式”,我們也可以同樣把幼稚病解釋爲對適應的壓抑並稱之爲“替代形式”。只要把適應意志的病原學重要性考慮在內,從邏輯上來說這一反轉就不可避免。儘管如此,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都不會對此表示歡迎。但我們必須做出這個反轉——甚至弗洛伊德也需要一個來壓抑、讓意願不滿足、引起焦慮等的因素。阿德勒需要有東西讓人情緒低落。如果沒有勢均力敵的病原學對立雙方,那麼所有的幼兒期情慾是沒有對象的。

338 發現每個神經症患者都有某種幼稚病的情慾之後,我們必須問問他的適應意志如何,因爲有可能患者幼稚病情慾的發展僅僅是“替代形式”而已。在這種情況裏,這種情慾根本就名不副實,而只是症狀而已。如果從幼稚病角度來解釋,那麼這種解釋就是文不對題。不僅如此,這還會犯下一個不能原諒的愚蠢錯誤。不幸的是,由於醫生的注意力往往過於集中在幼稚病特徵上,這種錯誤頻頻發生。這時病人立即就會被認爲有自卑感。

339 然而,幼稚病是極其模糊的。首先,它可以是名副其實的幼稚病,也可以純粹是一個症狀。其次,它可以是殘餘的幼稚病,也可以是胚胎期的幼稚病。一直保持幼稚狀況的東西和處於成長過程的東西有着天翻地覆的差異。兩者都可以具有幼小或胚胎期的外形,而且人們往往無法一眼就看出來自己面對的是令人遺憾的、固執的幼稚病生活的片段,還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創造性開端。對這些可能性嗤之以鼻就無異於一個不知道未來比過去重要的笨蛋。因爲這個原因,我們最好是細細檢查這些“幼稚病——變態”幻想是否包含了創造性內容,而不是把它們追溯到搖籃。我們最好把神經症理解爲適應的嘗試,而不是失敗或者扭曲的意願達成。

340 很自然,幼稚病理論有一個不可估量的好處,就是總讓醫生“高高在上”,代表着理智、健康、高明的見解,而可憐的病人則無助地躺在那裏,是潛意識幼稚病變態的意願達成的犧牲品。這也給了醫生一個機會顯得高人一籌,可以避免直面病人的人格,躲在某個技巧後面。

341 不難看出,各種意識和潛意識傾向都極大地輔助和鼓舞了上述態度。也不難看出爲什麼幼稚病理論從一開始就受到醫生的歡迎,儘管作爲一個人來說醫生可以從容承認病人具有人格。弗洛伊德的想法之所以產生了巨大影響,不是在於它們符合真正或假定的事實,而是在於提供了一個唾手可得的機會,讓人可以觸及別人的軟肋,而自己立於高人一等的地位。當一個人可以站在一個牢固的角落裏說“那不過是阻抗而已”,或者不再需要認真聆聽對手的辯詞——因爲可以輕易把它們解釋爲“象徵性”的東西,注意了,而且根本不用問對方在心理上能否接受這種解釋,這是多麼幸福的解脫!

342 此外,還有不計其數的病人大裝害羞無知,從心底裏巴不得趕緊接受幼稚病理論,因爲這給了他們明顯的暗示,可以把惱人的“幼稚病”打發成只不過是如此這般的東西而已。在很多病例中,這個理論提供了一種從天而降的方法,讓人脫離現實生活中令人不快的嚴重問題,跳到童年時代充滿歡樂的綠地上。在這片綠地上,由於已經召喚到病原學上的妖魔鬼怪,病人就可以假裝發現了自己爲什麼現在這麼不堪、爲什麼這都要歸咎於自己的父母和成長過程。

343 我們承認,任何東西都可用來獲得不合常規的優勢。但我們必須注意在哪裏出現了誤用、怎樣受到過度利用。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醫生。爲了察覺這樣的濫用,醫生必須對病人高度上心。技巧什麼都注意不到,只有人纔可以——只有人才能產生必要的敏感,決定應當從幼稚病角度還是從適應角度來治療神經症。

344 技巧只有在某個程度上纔有必要,這一點我就不用說了,大家對此都已深信不疑。每種方法的後面都站着人,人遠比方法來得重要,因爲不論人的技巧如何,他們都必須做出決定。而不管技巧運用地多麼嫺熟,這些決定對於病人的重要性至少都不亞於技巧。因此,精神分析師的責任是要運用自我知識,批判自己的個人假設,包括宗教假設和哲學假設,就好像做外科手術必須保證無菌一樣。醫生必須瞭解自己的“人爲誤差”,才能避免傷害到病人。爲了這個目的,我提出了批判的心理學,這樣就可以讓精神病醫生認識各種不同的典型態度,儘管弗洛伊德學派堅稱這與精神分析毫不相關。精神分析顯然是一種讓人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技巧,不論是誰運用它都一直如此。因此,精神分析師就不需要自我知識,也不必批判自己的假設。他們訓練分析的目的顯然不是讓他們做一個人,而是技巧的正確應用者。

345 儘管被視爲一種技巧,精神分析絲毫都不簡單。事實上,精神分析可以跟最精細的化學程序相媲美,是一件極度複雜、無比難辦的事,有着無窮無盡的變數,其結果也幾不可測。不相信的人可以通讀一下《夢的解析》當中弗洛伊德分析夢的“技巧”,比如“埃瑪打針”。把這樣的程序稱爲“技巧”需要有極大的樂觀。不過,夢就應當是“通往潛意識的大道”,在精神分析上必須起到不容置疑的作用!如果一個人看不到這種“技巧”最重要的地方在於它表達了那些運用技巧的人及其主觀假設,那麼這個人真的是瞎子。

346 這些反思讓我們回到了醫生態度和需要對主觀假設進行批判的問題上。雖然過去如此,但一個人不能不加批判地把主觀世界觀吸納到自己對神經症的概念中,比如人們就不能這樣對待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觀點以及他對於心理的宗教功能所持有的唯物主義偏見。心理治療師不能再在這個幻想中辛勤耕作了:以爲治療神經症只要瞭解技巧就行了。他們必須在腦海中絕對地清楚疾病的心理治療是一種關係,醫生跟病人一樣深陷其中。真正的心理治療只可能是個體的,這就是爲什麼即便是最好的技巧也只有相對的價值。因此,醫生的總體態度就更加重要了,他們必須充分了解自己,纔不會摧毀病人託付他們照看的獨特價值,不管是些什麼樣的價值。如果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要求分析治療其師弗洛伊德,那麼弗洛伊德就必須調整自己去細看阿德勒獨特的心理學,甚至要承認這門心理學的存在總體來說是有道理的,因爲無數人的心理學都只不過是追名逐利而已。另一方面,倘若要我分析弗洛伊德,如果我沒有精心考慮到嬰兒房極爲真實的歷史意義、錯綜複雜的家庭遭遇的重要性、早期產生的憎恨的苦澀和嚴重性、不幸而無法達成的願望幻想的補償性伴隨物,如果我沒有將這一切接受爲既成事實,那麼我就對弗洛伊德犯下了一個無法彌補的大錯。如果我跟他說憎恨只不過是失敗、對鄰居的愛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的“替代品”而已,弗洛伊德肯定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即便這樣的說法對於其他案例可能正確,它在這裏就是不對,哪怕我能成功說服弗洛伊德相信我的觀點。毫無疑問,弗洛伊德說的話就表明了他的意思,因此我們必須把他視爲說出了這樣的話的那種人。只有這時他的案例纔得到了接受,對於所有其他以類似方法構建了心理學的人也是如此。不過,由於我們不能假定弗洛伊德或者阿德勒就有效地普遍代表了歐洲男性,那麼我也有一些希望或許可以擁有自己獨樹一幟的心理學。跟我一樣,所有其他不能接受幼稚病變態願望幻想或者權欲具有至高地位的人也都可以如此。

347 不言而喻,這不是一件可以天真地自欺欺人的事。相反,每個精神分析師都不能放棄這個機會,對照否定性心理學來批判地研究自己。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清楚地看見了伴隨我們所有人的陰影。猶太人具有這個跟女性相同的特點。他們在體質上比較弱小,因此只能瞄準敵人盔甲上的裂口。受益於這個千百年來他們被迫使用的技巧,猶太人自己總是受到最好的保護,而別人則不堪一擊。另外,由於他們的文明比我們古老一倍,他們比我們對人類的弱點和事務的陰暗面清楚得多,因此在這個方面他們遠不如我們脆弱。因爲猶太人經歷了一個古老的文化,對自己的弱點瞭如指掌,所以他們能夠友好地生活下去,甚至忍受加在他們身上的條款。而我們還過於年輕,不可能對自己沒有“錯覺”。另外,命運還賦予了我們創造一個文明的任務,實際上也是我們需要一個文明。爲了實現這個任務,以片面理想、信念、計劃等爲形式的“錯覺”都是必不可少的。作爲一個擁有三千年文明的民族,猶太人就像儒雅的中國人一樣,擁有比我們更廣的心理意識範圍。因此,一般來說,猶太人賦予自己的潛意識否定性價值是不太危險的。與之相反,“亞利安”潛意識則包含了爆發力量以及尚未降臨的未來的種子,這些東西一旦被貶低爲嬰兒房的七情六慾,就會產生心理危險。依然年輕的日耳曼民族完全可以創造新的文化形式,這些文化形式還蟄伏在每個人黑暗的潛意識當中,它們是能夠爆發能量、可以大舉擴張的種子。作爲一個遊牧民族,猶太人從未創造過自己的文化形式,而且就我們所能看到的來說也永遠不會,因爲他們的本能和天賦需要一個大致文明的國家來作爲東道國讓這些本能和天賦得以發展。

348 總的來說,猶太民族所擁有的潛意識只能有保留地與“亞利安人”相比,至少我的經驗是如此。拋開有創造力的個體不談,一般的猶太人太有意識,太過於差異化,以至於不可能去製造尚未降臨的未來的緊張局勢。“亞利安人”的潛意識有着比猶太人更大的潛力。那既是尚未脫離野蠻的年輕狀況的優勢,也是劣勢。依我之見,醫療心理學迄今爲止把猶太人的範疇不加區分地用到日耳曼基督徒和斯拉夫基督徒身上,而且這些範疇甚至並不適應於所有猶太人,這是個嚴重的錯誤。因爲這個原因,日耳曼民族最爲寶貴的祕密,也就是他們富有創造力和直覺力的深刻靈魂,被解釋爲一個平庸的幼稚病的沼澤,而我自己的警告數十年來都被人懷疑是反猶太主義。這種懷疑源自弗洛伊德。他不理解日耳曼心理,也不理解自己的日耳曼同胞。難道讓整個世界瞠目、令人生畏的國家社會主義沒有讓他們更加清醒嗎?當國家社會主義還沒有存在之前那些前所未有的緊張和能量又在哪裏?在日耳曼心理的深處,在一個深坑裏,這個深坑絕不是拋棄無法實現的幼稚願望和沒有解除的家庭憎恨的垃圾堆。一場席捲全國的運動必定早已在每個人的心中成熟。這就是我說日耳曼的潛意識當中含有緊張和潛力的原因,醫療心理學在評估潛意識時必須對此加以考慮。問題不在於神經症,而在於人。實際上,醫療心理學的重大特權就是治療一整個人,而不是人爲隔離的功能[2]。這就是爲什麼必須要擴展醫療心理學的視野,要讓醫生不僅只盯着受到干擾的心理髮展過程中那些病態的反常現象,而且也要看到心理中努力於未來的創造性力量。要讓他們不僅看到枯燥乏味的片段,而是有意義的全部。

349 神經症決不僅僅是一個反面的東西,有時候它也是正面的。只有呆板的理性主義在狹隘的物質主義觀的推波助瀾之下才會對這個事實視而不見。實際上,神經症包含了病人的心理,或者說至少包含了病人心理中最關鍵的部分。如果像理性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神經症可以像拔壞牙一樣從病人身上拔掉,那麼病人也不會有所獲益,而只會失去對他而言最關鍵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就會像被剝奪了懷疑的思想者、剝奪了誘惑的道學家、或剝奪了恐懼的勇士一樣。失去神經症會讓人失去客體,生命會失去目的從而也失去意義。這不是治療,而是徹底截肢。事實上,如果精神分析師安慰病人說他失去的只不過是他那充滿了不着邊際的幻想的幼稚天堂,而且這些幻想大多都是變態的,這只是於事無補的寬慰而已。病人失去的其實更多,因爲神經症裏隱藏着一部分尚未發育完成的人格。這是心理中的珍貴片段,缺乏這個片段的人將會陷入退避、痛苦以及一切有害於生活的情緒當中。因爲忽略了這些“幼稚病”的,也就是創造性的幻想,只看到反面因素的神經症心理學會在倒洗澡水的同時把嬰兒也倒出來。這種心理學的主要工夫好像往往都用來從倒退、向下的角度來解釋一切,當然任何東西都可以用來進行猥瑣的漫畫式描述。但這絕不能證明被這樣解釋的象徵或症狀就真有那樣的意義。這隻能顯示解釋者的思想有着青春期的淫穢下流。

350 在此,我不得不說屢屢會有一些平時極爲嚴肅認真的醫生,他們完全不顧保持科學的謹慎態度所必需的基本原則,用主觀臆測來闡釋心理素材。這些臆測根本讓人一無所獲,只能說它們都只旨在讓人發現可以用哪些淫穢玩笑把這些素材跟口交、肛交、尿道交或其他變態性交掛上鉤。這種“向下”的解析已經深深地鑽入了這些人的骨髓裏,除了用這些幼稚病、反常的術語來形容那些展現出了弗洛伊德心理學裏所有怪異特徵的神經症,他們已根本無法思考。醫生看到病人的這種思考方式會正確地斥之爲幼稚病,希望予以治療。而他自己竟然也會陷入到這種思考方式當中,這簡直是荒謬絕倫!自然,對病人的頭腦做出臆測要比查看那些基於經驗的素材有何意義容易得多。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推斷:病人之所以來找精神分析師,目的是想消除自己不正常的思考和看待事務的方式。因此,像每一個從事現代醫學的人一樣,我們可以斷定那些症狀其實就是染病的系統想要自我治療。但是,不管是公開了還是沒有說出來,如果精神分析師的想法也跟病人一樣具有反面性和輕蔑性,把一切都淪爲“黃色笑話”心理學的層次,那麼我們看到病人在精神上受到損害,又以不可治癒的理智主義來補償這種損害也就不足爲怪了。

351 不幸的是,確實有太多的人讓我們難以相信。許多人用理想和虛華的價值來矇騙自己。精神分析師往往不得不用令人不太愉悅的方法簡化地對待他們,這樣才能讓他們明白自己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並非人人都如此。至少還有許多病人都不想受到懷疑和輕視。他們從根本上來說都是規規矩矩的正派人,不會出賣理想來換取自卑感的裝飾品。用那種簡化的方式治療這類病人,聲稱他們懷有不可告人的動機,懷疑他們自然的身心健康是不自然的下流淫穢,這些不僅愚蠢到了罪惡的地步,而且簡直就是犯罪。技巧總歸是呆板的機制,任何把精神治療當成技巧並以此爲耀的人起碼都承擔着一個犯下不可饒恕的大罪的風險。一個有良知的醫生必須能懷疑自己所有的技術和所有的理論,否則他就會受到某個系統的愚弄。不過任何系統都意味着偏執和不人道。讓我們對這一點不要有疑惑:神經症可能是任何的一些東西,但決不是“不過如此的東西”而已。它是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的人類靈魂的痛苦。人類靈魂是如此複雜,以至於任何一種神經症理論都不過像毫無價值的素描,而不是即使是一百個浮士德都無法構想的心理巨畫。

352 精神分析師的基本原則是要把每個案例都作爲獨特的新案例來考慮。這也許就是我們所最能接近到的真相。

353 正確處理心理素材需要高度的老練和接近藝術家式的敏感。沒有這些就幾乎不可能把有價值的東西和無價值的東西區分開來。如我所說,神經症包括了兩個東西:幼稚病的不情願和適應的意願。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摸索着前進,直到確定重點在哪邊,因爲路總是從這裏延伸下去。如果重點是在適應意願,那麼譴責適應的努力是幼稚病的願望幻想就沒有意義。精神分析師很有可能這樣誤判病人,而病人也會給自己造成極大的傷害,他們對此總是莫不歡欣雀躍,因爲這樣的話他們就受到了醫學權威的保護,可以抵禦神經症令人害怕和厭惡的需求,也就是說能抵禦他們那部分藏匿在神經症之內的人格的需求。但這“另外”的人格正是他們絕不能失去的東西,因爲這是他們內心的對立面,是那個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反抗才能讓生活繼續的衝突。沒有這一開始的對立,就不會產生能量,不會產生活力。對立的缺失會讓生命停滯在缺失抵達的地方。但在那個地方之外,生命在潛意識中仍以不斷更新、不斷改變的神經症形式繼續流淌。只有當我們理解並接受神經症是我們最真實、最寶貴的財產,我們才能確定可以避免停滯,避免陷入冥頑不化和神經症患者的伎倆。神經症裏面隱藏的是人們最大的敵人和最好的朋友。當然,除非命運讓我們敵視生活,否則我們不能高估這個敵人和朋友。逃兵總是有的,但他們對我們無話可說,我們對他們也是如此。

354 神經症患者的象徵手法非常含糊,指的方位有時向前有時向後,有時向下有時向上。一般而言,向前的舉動更爲重要,因爲未來即將來臨,過去在隱退。只有那些準備退卻的人才能更好地往後看。神經症患者不必覺得自己被打敗了。他們只是錯誤地判斷了自己不可避免的對手,以爲自己可以把他甩掉。他們人格的全部任務就在於他們想要躲避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欺騙他們的醫生就是在傷害他們。病人不需要知道怎樣可以除掉神經症,而是怎樣可以忍受它。他們的疾病並非是無謂的因而毫無意義的負擔,而是他們自己的本我,是“另外的”那部分。由於孩子氣的懶惰或恐懼,或者由於別的什麼原因,他們一直都想把這部分從自己的生活中剔除出去。這樣,正如弗洛伊德所正確指出的那樣,我們把自我變成了“焦慮的部位”。如果我們不這麼神經質地自我抵禦,那麼這決不會發生。自我一旦變成“焦慮的部位”,我們就從自己身邊跑開了,拒絕承認自己的恐懼。這個令人害怕的“另外的本我”就是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標。運用其貶低人的破壞性技巧,精神分析總是試圖一點點損耗敵人,最後讓他永遠淪爲廢物。

355 我們不要想去“除掉”神經症,而要去體驗它有什麼意思、它想告訴我們什麼、它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甚至要學會去感激它,否則就會錯過它,錯過了解真正的自己的機會。只有當它除掉了自我的錯誤態度時,神經症才能真正地除掉。不是我們治癒神經症,而是神經症治癒我們。一個人病了,但這個病是自然想去治療他。從疾病本身我們可以獲得許多如何康復的信息。在被神經症患者當成一無是處而遭到拋棄的東西里,包含了我們在其他地方絕對找不到的真金。精神分析師第二個詞總是“不過如此而已”,這正像一個商人對於自己想廉價收購的某個物品所說的話一樣。而在現在的情況中,這個物品是一個人的靈魂、希望、最大膽的疾病逃離和最精心的冒險。

356 不行,絕對不行,想要連同病人的靈魂把他們的神經症收買下來是不行的。而且,從本質上說,這也是不可能的,是一場騙局:從長遠來看,沒有人能避開自己的陰影,除非他永遠活在黑暗之中。病人在神經症性分離中碰到的是他們人格中那個陌生的、沒有得到承認的部分。這個部分想迫使病人承認它。這就像身體的其他部位一樣,如果它們受到否認,也會堅持自己的存在。如果有人想否認自己左手的存在,那麼他不可避免就會捲入到一個由“不過如此而已”的解釋所構成的荒誕網絡中。發生在神經症患者身上的事就是這樣,只不過精神分析師用“理論”的名義讓這些解釋顯得堂而皇之。那些幼稚病、反常的、“不過如此而已”的幻想就是病人想否認自己的左手而進行的努力。這些努力本身就是他們的病態背離。只有當所有的幻想都包含着對左手的偷偷暗示時,這些努力纔有意思。它們其他的東西都不真實,因爲那些東西的目的只是想要隱藏而已。當然,弗洛伊德認爲所隱藏的東西就是這些幻想幾乎公開暗示的東西,即性和其他所有東西。不過這正是這類病人一直想要得到的。他們跟精神分析師談到了同一個熱衷的問題,精神分析師甚至還會給他們一兩個有幫助的觀點,比如有名的嬰兒期性創傷。我們花大量時間跟這些觀點走,但最後發現真相跟以前一樣依然是那麼遙遠。

357 神經症的真正原因永遠在於當前,因爲神經症存在於當前。它絕對不是過去遺留下來的東西,不是殘渣。它每天都有灌入的東西,可以說每天都是全新的。只有在今天,而不是昨天,才能“治癒”神經症。由於神經症衝突只能在今天予以抗擊,所以任何歷史性偏離即便不是真的走錯了路也都是繞圈子而已。又因爲神經症含有一個人一部分自己的人格,所以用成千上萬種可能的淫穢幻想和不可實現的幼稚病願望的補說都只不過是用來回避本質問題的藉口而已。

358 本質問題是:怎樣可以穿透圍繞病人有意識的人格的晦澀迷霧?假設這個分裂的片段曾經是病人的一部分,又假如他要與這個片段合爲一體,那麼他態度的本質應該是怎樣的?但是,如果這個片段就像他的左手、像他的另外一半一樣,那爲什麼它又讓病人這麼困擾?因此,在最深層的意義上,有些屬於病人的東西讓他們完整起來、產生了有機的平衡,但由於某個原因它又讓人懼怕,也許是因爲它讓生活錯綜複雜、設定了顯然無法完成的任務?

359 顯然,逃避這些任務的最好方法就是用那些有理由稱之爲不可能的東西來取代它們,比如淫穢之物的世界。弗洛伊德本人就推薦要儘快昇華這些淫穢之物。弗洛伊德似乎把這些對神經症患者的推測看得極爲認真,因而也陷入到了跟神經症患者同樣的圈套裏:一方面他不惜任何代價地找到了一個錯誤的岔路口,另一方面他又找不到走出迷宮的正確道路。很明顯,弗洛伊德上了神經官能症委婉貶低的當。他低估了神經症,因此而贏得了病人和醫生兩者的喝彩,因爲他們只不過是想聽到有人說神經症“只不過……而已”。

360 然而,“心因性”這個詞告訴我們:某些障礙是來自心理。可惜的是,心理不是一種激素,而是一個像宇宙一樣的世界。科學理性主義完全忽略了這個事實。心理治療師有沒有認真反思過自己除了麥斯麥爾、法利亞、李波特、沙可、博恩海姆、讓內、福勒爾等人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前輩?

361 幾千年來,人類大腦一直爲生病的靈魂而憂慮,甚至比對生病的軀體的憂慮也許還要早。對神的挽回祭、靈魂的險境及其救贖,這些都不是昨天才出現的問題。從最真實的詞義上來說,宗教就是心理治療體系,而且是最廣博的體系。宗教用非凡的影像表達了心理問題的全部範疇。它們是對靈魂的公開宣稱和承認,同時也是對靈魂本質的揭示。任何人的靈魂都沒有割離這個普遍的基礎。只有失去了與心理整體性的聯繫的個體意識才會幻想靈魂是一塊小小的劃了界線的區域,是一個適於進行“科學”理論化的題材。這種偉大聯繫的喪失就是神經症的最大惡魔,也是神經症患者迷失在越來越多的曲曲折折、名聲不佳的偏僻小道中的原因,因爲否認偉大的人肯定會怪罪於小事。在《幻象之未來》一書中,弗洛伊德不明智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想一勞永逸地結束心理問題更大的那個方面,爲此他繼續着發生在每個神經症患者身上的險惡工作:摧毀人與神之間的紐帶、與心理普遍感知的基礎一刀兩斷,從而“否認左手”,否認人的心理存在所必須的對應面。

362 我們不要問誰不曾對牛彈琴!但難道歌德寫《浮士德》完全只是徒勞?難道浮士德不是一個像你拳頭一樣大的神經症?當然魔鬼證明是不存在的,所以他的對應面也不存在。這是一個由浮士德可疑的內分泌產生的未解之迷!起碼梅非斯托是這麼認爲的。梅非斯托本人在性方面無可指責。如果有什麼的話,他具有雙向戀傾向。根據《幻象之未來》,並不存在的魔鬼卻成了精神分析的科學對象,精神分析則高高興興地埋首於研究魔鬼並不存在的思想。浮士德在天堂和地上的命運也許“在於詩人之手”,但與此同時那些關於人類靈魂的亂七八糟的觀點卻變成了一個關於精神損害的理論。

363 依我之見,即便只是大致公平地評價其主題,也就是人類心理的全部範疇,今天的心理治療也仍然有大量的東西需要拋棄和重新學習。但首先它必須停止神經質的思考方式,必須從真正的角度來看待心理過程。需要大幅修正的不僅有神經症的整個概念,而且還有我們對於心理功能本身的看法,比如對夢的功能的看法。在這裏我們出現過顯而易見的大錯,比如從同疾病一樣的角度去看待夢完全正常的功能。過去的醫學流派把發燒視爲毒劑來對付。顯然,心理治療也犯了大致相同的錯誤。

364 心理治療誕生在一個啓蒙時代,這是它的宿命跟不幸。在這個時代裏,自我的不信任已經讓人無法獲得過去的文化價值,任何地方的心理學都沒有超越赫爾巴特或孔狄亞克的水平,沒有任何心理學在一定程度上公正地處理了無辜的醫生們措手不及之下突然面臨的紛繁複雜、令人迷惘的境況。在這個方面,我們必須感謝弗洛伊德,因爲他在這片混亂當中至少產生了一定的方向感,他給予了醫生足夠的勇氣像對待科學命題一樣認真對待癔病的病例。事後的批判總是很輕鬆,但整整一代的醫生想要躺在弗洛伊德的榮譽之上仍然是沒有道理的。對於心理要了解的東西依然很多,我們今天的特殊需要就是要從嚴重限制了我們對於整個心理的看法的陳腐觀點中解放出來。


[1][譯自《心理學及其邊界總刊》(Zentralblatt für Psychotherapie und ihre Grenzgebiete)(萊比錫)中的“論當代心理治療的地位”(Zur gegenwärtigen Lage der Psychotherapie),VII(1934年):1,第1-16頁。——英編者]

[2][維克多·馮·魏扎克對於內科學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維克多·馮·魏扎克(1886-1957),海德堡大學醫學教授。魏扎克教授是心身醫學方面的先驅。——英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