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卡爾·斯比特勒的《普羅米修斯和厄毗米修斯》詩歌中的類型問題

一、斯比特勒類型描述述評

對詩人而言,如果在感情生活的細節所呈現的主題中,類型問題並不扮演重要角色的話,那麼,它實際上就證明了:類型問題並不存在。但是我們在席勒那裏已然看到了,這個問題是如何像困擾着思想家一樣,深深困擾着詩人。在這一章裏,我們要把注意力轉向一部詩作,該詩作幾乎完全根植於類型問題這一主題。我指的是斯比特勒(Carl Spitteler)的《普羅米修斯和厄毗米修斯》一書,它首次出版於1881年。

我不希望一開始就解釋說,普羅米修斯這樣一個深思熟慮者代表了一個內傾型人,而厄毗米修斯,這樣一個不加深思的行動者代表外傾型人。在這兩個人物的衝突中,主要問題是在同一個個體中內傾與外傾發展的衝突,儘管詩歌將兩個具有不同典型命運的獨立人物的衝突具體化了。

很明顯,普羅米修斯表現了內傾的性格特徵。他展現了一個人真實地內傾自己的內在世界、真誠於自己的靈魂的圖景。他對天使的回答是其本性的生動表述[1]:“不是我自己來判斷我靈魂的表現,看,是我的愛人,我的快樂而悲痛的神,無論我怎樣,都是從她那得來。所以,我願意同她分享我的榮譽,如果需要,我會勇敢地拋棄它。”

在這一幕中,普羅米修斯把自己無條件地交給了自己的靈魂,即給了關聯於內在世界的機能。因此,確切地說,由於關聯到無意識,靈魂也有了一種神祕的形而上特徵。普羅米修斯承認了它的絕對重要性,以之作爲愛人和嚮導。同樣以一種無意識方式,厄毗米修斯卻讓自己屈從於外在世界。普羅米修斯把個體自我獻給了靈魂,獻給了作爲永恆意象和意義的源泉的無意識關聯;因而他交出了自我,因爲他失去了人格面具之平衡,[2]即與外部客體的關聯。隨着他把自己交給靈魂,普羅米修斯遠離與周圍世界的一切聯繫,因而失去了從外部現實獲得的不可缺少的矯正。但是這種失去與這個世界的本質無法調和。因此,天使在他面前顯現,很明顯是代表世界秩序:用心理學語言來描述,他是由以現實適應爲主導的傾向所投射的意象。於是天使對普羅米修斯說道:

如果你不能獲勝,把自己從你靈魂的邪惡中解救出來,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即多年後的回報、你心靈的內容和你那敏感的靈魂的收穫都將失去。

在另一處,他說道:

在榮譽日,由於你靈魂的緣故,你將會被拋棄;靈魂不知道上帝,不遵從律法,因其傲慢,無論天上還是人間,皆無神聖可言。

由於普羅米修斯只是片面導向其靈魂,每一次適應外部實踐的衝動都被壓制並陷入無意識。因此,如果要被理解的話,它們就表現爲同個性的分離,表現爲投射。在這種聯繫中,靈魂表現爲投射似乎有某種矛盾,普羅米修斯贊成把靈魂作爲起因,也似乎有意接受它。既然靈魂像人格面具一樣,是由關係所決定的,那它在某種意義上必須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屬於個體性,另一部分依附於關係客體,即侷限於無意識這種特定的條件。一般來說,人們確實傾向於把無意識僅僅作爲一種相對存在的心理因素,除非他忠實地堅持哈特曼(Hartmann)哲學。根據認知理論,對於我們稱之爲無意識的心理情結的客觀現實性,我們無法作出一個有效闡述,就像對於存在於我們心理能力之外的自然事物一樣,我們也無法確認它的有效性。但是,根據經驗,我必須指出的是,對我們的意識活動來說,無意識內容憑藉其執著與堅持,宣告了它的存在,就像外部世界的現實事物一樣,即便當這種要求對於一個更傾向外部事實的心理來說似乎顯得不可能。一定不要忘記,對許多人來說,無意識的內容比外部世界的事物更具真實性。人類思想史見證了這兩種事實。對人類精神更深入的研究清楚表明,總體上,這兩方面對意識活動都存在着同等重要的影響;以至於從心理學角度講,基於這一純粹經驗的根據,我們有權將無意識內容看作是同外部事物一樣真實,儘管這兩種現實存在可能相互矛盾,本質上顯得完全不同。將一種現實存在凌駕於另一種現實存在之上是完全不公正的假設。通靈論與唯靈論在野蠻侵入現實方面,並不比唯物主義表現得更好。事實上,我們已經將自己置身於心理的可能性領域。

因此,無意識內容所特有的實在性使我們同樣有理由將它們描述爲同外部事物一樣的客體。人格面具被看作是一種關係,它總是由外部對象來決定,因而如同在主體中一樣,它被牢牢地限定在外部對象之中;與之相似地,作爲同內在客體的關聯,心靈被內在客體所代表;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它不同於主體,事實上被感知爲不同的東西。因此,在普羅米修斯那裏,它表現爲非常不同於個性自我的東西。同樣,就像一個完全受外部世界主導的人,仍然將世界看作是一個不同於自身的客體一樣,意向的無意識世界仍爲不同於主體的客體,即便他完全受它控制。

正如神話意象的無意識世界通過外部事物的經驗同沉迷於外部世界的人間接對話一樣,現實世界聲稱找到了通往把自己交給靈魂的那些人的間接途徑;因爲沒有人能逃脫這兩種現實。如果一個人固守外部現實,那他必須經歷內在生活;如果他轉向內在現實,那麼他必定向往外部,即他所謂的真實生活。這樣,靈魂對普羅米修斯說:

我是罪惡之神,領你入迷途,到無人之徑。你沒有傾聽我言,現在傳來我的話語;因爲我的緣故,他們剝奪了你聲名的榮耀,偷走了你生命的內容。[3]

普羅米修斯拒絕了天使爲他提供的王國;這意味着他拒絕了那些要求用他的靈魂來作交換的東西。

而主體,即普羅米修斯基本上還是人,靈魂就有完全不同的性格。它是惡魔,因爲內在客體,即它作爲關係機能依附其上的超個體的集體無意識,通過它而閃現。被當作心理歷史背景的無意識,以沉澱的形式包含了整個記憶的痕跡(印記),這些痕跡從遠古以來就決定了靈魂結構,就像現在一樣。它們可以當作機能—痕跡,大體上代表人靈魂最頻繁、最廣泛使用的機能。這些機能——痕跡以神話主題和意象的形式表現出來,它們總是以同一形式,帶着驚人相似性出現;在現代人的無意識材料中也極易得到證實。因而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即從遠古時期起一些獸性或獸性成分同樣也出現在無意識內容中,這些壯麗的形象,伴隨着人的整個生命旅途。無意識支配着整個意象世界,其無限領域使得它不會屈從於“現實的”物質世界。對一個把自己完全交給外部世界的人來說,無意識以親密的或可愛的形式出現,其命運完全交給了這樣一種個人化的客體,他將體驗出世界和自身本性的二元性;以類似的方式,無意識的另一個魔鬼化身將總體性具體化了,表現了意象世界的極端對立性和二元性。還有一些超越正常情況之上的邊界現象;因而正常靈魂對殘忍的東西一無所知。它們並不爲他而存在。只有極少數人才能達到世界的界限,在那裏出現了幻覺。對於處於正常狀態的人來說,其心靈具有人性化的、而非疑慮性的、惡魔的特徵。其另一部分問題也最少。只有完全放棄任何一世界的人才會激起二元性。斯比特勒的直覺把握了靈魂的這幅圖景,這幅圖景並不算深奧的本質至多只能在夢中得到表達。

因而,我們讀到(同上書,第25頁):

並且,他這樣在憤怒中貶低了自己,她的嘴和臉上浮現一陣奇怪的顫動,她的眼瞼一次又一次地快速閃爍、關合,在她輕柔、美麗的睫毛後面,隱藏着某些令人恐懼的東西,像火一樣沿着房屋悄然蔓延,又像老虎偷偷隱藏於灌木叢之中,其黃色斑紋有如閃電,不時閃現在黑暗的葉簇裏。

因而很明顯,普羅米修斯所選擇的生活道路是內傾型的。他割捨了與現實世界的一切聯繫,只爲了在期待中創造一個遙遠的未來。

這與厄毗米修斯截然不同;他認識到自己的目標就是世界,以及世界所看重的東西。

因而,他對天使說:“現在我渴望真理,我的靈魂在你的掌控之下;所以,請賜予我良知,那良知能教給我知識和所有規則。”

厄毗米修斯無法抵制完成自己命運、將自己交給“沒有靈魂”的觀點的誘惑。這種與世界的結合很快就得到了回報。

隨着厄毗米修斯站立起來,這樣一個時刻到來了,他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增高了,勇氣更大了;他與他的存在一致,他整個情感是健康的,並極其自如。因而,像一個無畏者,沿着一條直路邁開勇敢的步伐,穿過峽谷;並且像一個爲周密思考所鼓舞的人一樣,大膽地巡視一切。

正如普羅米修斯所說,他用他自由的靈魂換來知識。爲了支持他的兄弟,他失去了靈魂。他順從其外傾性格,因爲這把他導向外在客體,陷入對世界的渴望和期待之中,從外表初一看,這對他有利。在他兄弟的影響之下,作爲外傾者而虛假模仿內傾者,在度過幾年孤獨歲月之後,他成爲一個外傾者。

這種不情願的“性格模仿”經常發生,因此,他向真正的外傾者的轉變只是朝向“真理”的一小步之遙,當然也給他帶來部分回報。

而與此同時,通過對其靈魂專橫的要求,普羅米修斯與外部客體的一切聯繫都受到了妨礙,而且還不得不爲自己的靈魂做出最殘酷的犧牲,厄毗米修斯則獲得一直接有效的抵禦危險的避難所,來躲避外傾者的最大危險,即完全向外在客體敞開。這種保護是建立在傳統的“正確思想”的良知之上的;而這些良知獲得了那些從世間智慧那裏繼承來的不可蔑視的財富,就像法官使用刑事法典一樣,公衆輿論也使用這種智慧。這給厄毗米修斯提供了限定規則,使得他不能從客體中擺脫出來,其程度就如普羅米修斯不能從靈魂擺脫出來一樣。他被良知所限制,良知佔據了靈魂的位置。當普羅米修斯拒絕世人和法典化了的良知時,他就落入擁有絕對權力的靈魂女神之手,只有通過無盡的痛苦,他才能彌補漠視世界的過錯。

“無責良知”的限制給厄毗米修斯的眼睛纏上一層紗帶,以至於他必須盲目地經歷他的神話,但是永遠帶有正確做事的感覺,由於又與一般人的期望相一致,滿足所有人的願望,成功就永遠伴隨他了。因而,人們渴望見到國王,厄毗米修斯出於不光彩的目的扮演其角色,但卻從未被大衆拋棄,反而受到強力支持。他的自信、他的自以爲是、他的對其普遍價值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他的毋庸置疑的正確行事和良知,都勾勒出喬丹所描繪的易於辨別的關於外傾型特徵的圖畫。比較一下上引書第102頁及其後頁,描繪了厄毗米修斯對患病的普羅米修斯的拜訪,在那裏國王厄毗米修斯急於醫治他那痛苦的兄弟:

當一切就緒,國王向前走去,他的左右手都有人攙扶,他提高嗓門來問候,並說了這些善意的話:“我的心因你的話而悲傷,普羅米修斯,我親愛的兄弟。振作起來,看,我這有一服包治百病的良藥,無論是嚴寒還是酷暑它都有療效,你可以用它來安撫或懲罰自己。”

說着他拿起他的柺杖,很快地綁好藥膏,莊重、小心地把它交給他。但是普羅米修斯一聞到藥膏的氣味,一看到它的樣子,就厭惡地把頭轉了過去。於是國王改變腔調,開始大叫起來,激動地預言道:“真的,你這樣很快就會招致更大的懲罰的,因爲現在的命運還沒有教給你足夠的教訓。”說着,他從斗篷裏拿出一面鏡子,向他講述了這一切的來龍去脈,他變得極富雄辯,知道他所有的過錯。

喬丹的話是在這種場景下說的:“如果可能的話,社會必須是令人愉悅的;如果不是令人愉悅的,就必須是令人驚異的;如果既不令人愉悅,又不令人驚異,那麼它就必須是令人煩惱的或震驚的。”

在上面的場景中,我們發現了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東方,富人不會在公衆面前顯示他的地位,除非由兩個奴隸來攙扶。厄毗米修斯爲了留下印象而喜歡上這種姿勢。得體的行爲必須同時配上告誡和道德說教。當這樣做並沒有奏效時,其他人必定會因爲他的卑微而受到恐嚇。這樣,一切都是爲了產生一種印象。

有一句美國諺語是這樣說的:“在美國,有兩種人能成功——能幹點事的人和善於行騙者。”這意味着騙術有時也能像實際行動一樣成功。此類的外傾者更適合通過外表來取得效果。內傾者則試圖使形勢適應自己,爲達到目的,即便徒勞也不惜。

如果我們將普羅米修斯與厄毗米修斯融入一種個性中,我們就會有一個外在像厄毗米修斯而內在像普羅米修斯的人——這樣一個人會經常受到兩種傾向的撕扯,它們都試圖將自我最終拉到自己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