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個人如果讀了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1]而不爲其新穎的、貌似毫無根據的大膽方法感到錯愕駭然，對他那赤裸裸的夢的解析亦無所謂道學義憤，反而能持着平靜無偏見的心態，讓這部奇書浸淫於自己的想象世界，那麼他必定會對書中的一句話留下深刻印象，弗洛伊德提醒我們，那部不朽的古代悲劇《俄狄浦斯王》（Oedipus），歸根結底是源於某種個人衝突，也就是弗氏所說的“亂倫幻想”。我把這句簡單的話在人們心目中造成的印象好有一比：當我們走在熙熙攘攘的現代鬧市街頭，驀然間有某件珍貴古物闖入眼簾——或許是一根長久不見天日的石柱頂端的科林斯式柱頭，或許是一塊古代碑銘殘片——這時會有一種莫名的異樣感覺掠過我們心頭。前一瞬間，我們還完全沉浸在繁忙而倏忽即逝的眼前生活之中；而接下來的一瞬間，某種遙遠而奇異的東西閃電般降臨，引着我們凝視的目光轉向事物的另外一種秩序。我們的目光從當前這一片喧囂無序中移開，轉而瞥視到更高層次上的歷史延續性。突然間，我們想起，就在我們此刻爲了生計匆匆來往的同一片土地上，兩千年前也上演過幾乎一模一樣的生活和人類活動場景；無論古今，推動着人類的都是極其相似的激情，而當時的人也和我們一樣，對自己生活的獨特性堅信不疑。當人初次見識到古代遺存的文物瑰寶時，很容易產生這樣一種感受；而在我看來，弗洛伊德書中對俄狄浦斯傳說的提及，給人的印象也完全堪與上述感受相比。當我們還在吃力地與個體心理的無限多樣性匯成的令人迷惑的紛亂印象搏鬥時，卻突然瞥見了俄狄浦斯悲劇散發出的簡樸而高貴的輝光——這出名劇，乃是古希臘戲劇中永恆的華彩。我們的視野如此這般地得以拓寬，這件事本身便具有某種啓示般的性質。在我們的心理感覺中，古代世界早已淹沒在往昔的陰影裏；當我們坐在教室裏，大不敬地屈指算出珀涅羅珀（Penelope）[2]竟已到了徐娘半老的年紀，或者在心裏暗自描摹着伊娥卡斯特（Jocasta）[3]那副慵散的中年婦人形象，便難掩嘴角那一抹懷疑的微笑，好笑地比較着這些形象與催動着傳說和戲劇進程的悲劇性情慾波瀾之間存在的反差。那時候我們還不瞭解——即便在今天又有誰瞭解呢？——一個男人有可能下意識地對自己的母親懷有一種熾烈的激情，從而損害了他的生活，悲劇性地令他的整個生活變得複雜化。因此，可以說俄狄浦斯在劇中遭逢的可怕命運並無一絲一毫的誇大成分。在實際生活中，像尼農·德·朗克洛（Ninon de Lenclos）與她兒子之間發生的事情[4]是一種罕見且具有病理學意義的例子，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顯得十分遙遠，難以構成活生生的印象。然而，假如我們沿着弗洛伊德勾勒出的小徑前行，便能切實地知道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儘管這傾向極其微弱，還不至於導致真正的亂倫行爲，卻也足以引起相當嚴重的心理紊亂。當我們試圖承認自己身上也存在這樣一種傾向時，一種道德上的厭惡感必定難以抑制地油然而生，亦會不由自主地伴隨着一種牴觸心理，這大有可能矇蔽我們的智識，影響我們進行正確的自我認知。不過，如果我們能成功地辨別區分客觀知識和出於情感的價值判斷，那就等於在隔絕當今時代與古代的鴻溝之上架起了一座橋樑，我們將震驚地發現，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俄狄浦斯依然活着。不要低估這個發現的重要性，因爲它告訴我們，一些最基本的人類衝突是古今相同的，它們超越時間和空間而存在。那些在古希臘人心中激起恐怖之情的東西，今日依然具有同樣效力，但前提是我們必須首先放棄那種自負的錯覺，以爲自己“不同於”——換言之，在道德上高於——古人。在我們與古人之間，連接着一條無法消解的紐帶，我們只不過是成功地忘記了這點而已。這一事實使我們有可能對古典精神達成前所未有的理解——這種理解，一方面是發自內心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出於理性的瞭解。通過探察自身心理潛在層面上的條條暗徑，我們得以把握古代文明中人的生存意義，同時在自身文明之外找到一個牢固的立足點，憑此我們便有可能對自身文明的基礎取得一種客觀的理解。我們重新發現俄狄浦斯問題的不倫之處，至少能夠從中收穫這樣的一個希望。
2 上述這條研究思路已經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憑此我們在人類心靈及其歷史這一領域獲得了一系列的成功進展。其中包括裏克林（Riklin）[5]、亞伯拉罕（Abraham）[6]、蘭克（Rank）[7]、梅德（Maeder）[8]和瓊斯[9]等人的著作，以及西爾帕爾（Silberer）在《幻想與神話》（Phantasie und Mythos）一書中做出的頗具價值的研究。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成果，是普菲斯特（Pfister）在基督教心理學研究方面的貢獻。[10]以上所有研究著述擁有一個共同的主題（leitmotiv），就是運用研究現代人潛意識心理活動所取得的洞見，進而尋求解決歷史問題的線索。讀者若想了解上述洞見所涉及的廣度和性質，必應考察我在此處提到的這一系列的著作。這些學者作出的解釋，在具體方面有時未有定論，但實質上並不影響其總體結果。這些研究，即便是僅僅揭示出歷史作品中的人與現代個體在心理結構上的廣泛可比性，其意義也可謂十足重大。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類比還特別注重研究象徵性（正如裏克林、蘭克、梅德及亞伯拉罕所揭示的那樣），以及主管着對各個母題進行潛意識發揮的個體機制。
3 一直以來，心理學者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個體問題的分析上。然而，在當前形勢下，我認爲對心理學研究來說，通過對歷史資料的比較研究來拓寬心理分析的基礎似已顯得勢在必行，就像弗洛伊德在對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研究中已經嘗試過的那樣。[11]這是因爲，正如心理學知識能夠增進我們對史料的理解，史料也能反過來爲我們對個體心理問題的認識提供新的啓發。出於以上考慮，我開始在歷史方面投入更多關注，以期獲得對心理學基礎的全新認識。在此後的著述中[12]，我首要關切的問題就是探討歷史和民族學上的類同之處，這是一個迄今爲止尚顯荒僻的領域，其間時時處處難題叢生，而埃裏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的研究則爲解決這些難題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部核心著作《意識的起源與歷史》（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13]，書中進一步闡揚了最初促動我寫作本書的那些觀點，並將它們置於人類意識進化的總體宏觀角度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