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醫生致羅伊醫生
(1913年2月18日)

638 我只能同意您認爲精神分析文獻中混亂盛行的這一觀點。就在這個時候,在對精神分析效果的理論評價中發展起了不同的觀點,更不用說存在着許多分析師個體間的乖離了。與弗洛伊德的幾乎是徹底的因果觀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發展起了似乎跟弗洛伊德截然相反的阿德勒的純粹目的論的觀點,儘管在實際上它是弗洛伊德理論的一個基本補充。考慮到這兩種立場,我寧願持一種折中路線。當您考慮到精神分析的最終問題是多麼困難的時候,其上流行着如此大的分歧就一點也不令人奇怪了。詳細說來,精神分析的治療效果問題是與所有最困難的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我們已然獲得了最終的確定性之後,那麼這個問題就會着實令人奇怪了。

639 斯特克爾的評論是非常典型的。他所說的關於對分析師愛慕的說法顯然是正確的,但這僅僅是一個事實陳述,而不是分析治療的目標或指導性原則。假如它是分析的目標的話,那麼不僅許多案例的真實治癒將是可能的,而且許多可能會導致的錯誤也可以被避免掉。治療的目標應該是,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教育患者,即患者將爲了自身的利益並通過他自己的決定而康復起來,而不是爲了分析師獲得某種好處——儘管從治療的立場上來看,這顯然是荒謬的,即患者由於僅僅想要順應其分析師的傾向而變得康復起來。患者應當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這就足夠了。這不是我們開給患者以通過什麼方式來康復的藥方。在我看來(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如果患者被迫從對分析師的愛中獲得益處,那麼這自然是對暗示影響力的一種非法使用。這種威壓有時會帶來懷恨的報復。“你必須而且將會被拯救”的態度在神經症治療中受到的歡迎不比在生活中其他方面受到的歡迎更多。除此之外,它還與分析治療的原則相矛盾,因爲該原則避免了所有的威壓,並試圖讓每種東西從內部成長起來。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樣,我並不反對一般意義上的暗示影響活動,而只是反對其可疑的動機。如果分析師要求其患者去愛分析師纔會獲得康復,那麼,患者會很容易依賴於醫患間的相互服務,並毫無疑問地會試圖去從中索取更多。我只能夠對任何這樣的醫療實踐做出一個警告。一種更爲強烈的康復的動機——也是一種更爲健康的、在倫理上更有價值的動機——是患者對真實情況的全盤洞察、他對事物如何以及它們應當如何的認識。如果患者勝任此任務的話,那他就會認識到,他幾乎不能夠繼續陷在神經症的泥沼中。

640 我對分析師個性的治癒效果做了評論,您對此評論所做的解釋我不能同意。我寫道[15],分析師的個性有一種治癒效果,這是因爲患者領會到了分析師的個性,而不是因爲他從對分析師的愛中得到益處。分析師不能阻止患者開始向着他自己所表現出來的衝突那樣去表現,這是因爲,對神經症患者而言,沒有什麼比移情更妙的事情了。而且,每一種強烈的移情也都會起着同樣的作用。如果分析師讓自己以親切的態度對待患者,那麼他就只是收買了大量的阻抗,而這些阻抗是患者應當去克服的,也的確是分析師必須在後面要加以克服的。因此,通過這種技巧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至多是分析的開始階段對患者而言會容易一些。儘管在某些案例中,不使用這種技巧的話情況就並非如此。在視野中並沒有什麼誘人的目標的情況下,要不得不爬着穿越帶刺鐵絲網的柵欄,這將會被證明是一種意志的苦行力量,您既不能指望普通人具有這種力量,也不能指望神經症患者具有這種力量。甚至道德要求設置得非常高的基督教,也沒有輕蔑地把追求作爲俗世努力的目標與獎品的天國懸在我們面前。在我看來,分析師有權利談論從分析的熱情中得到的益處。只有一點,他不能通過暗示或承諾來把他自己或他的友誼描繪成獎品,除非他是嚴肅地下定決心這麼做的。

641 至於您對我關於精神分析的嘗試性定義的批評,必須得留意:當一頭兇惡的公牛在舒適的谷底路上等着您的時候,那麼處於陡峭山峯上的路就是一條最低限度的阻抗線。換句話說,最低限度的阻抗線是所有可能會發生事情的折中的結果,而不只是與懶惰折中的結果。認爲最低限度的阻抗線與慣性線路相一致(那是當我們在學校拉丁語訓練課上混日子時所認爲的),這是一種偏見。懶惰僅僅是一種暫時的好處,它所導致的後果是會陷於最壞的阻抗。因此,懶惰在大體上並不與最低限度的阻抗線相一致。生命也不會沿着最低限度的阻抗線,即也不是與對自私慾望的堅定追逐相同義的。任何像這樣活着的人很快就會悲哀地認識到,他並不是在沿着最低限度的阻抗線,這是因爲人也是一種社會的存在,而並非像某些人所僞稱的那樣僅僅具有利己本能。這一點,您可以在原始人與家畜身上很好地看到,這兩者都擁有發展得很好的社會感。倘若沒有這樣一種功能,那麼獸羣就根本不會存在。人作爲一種羣體動物,也決不會以任何方式服從於外部強加的法律;他會把存在於自身之內的先天性社會衝動作爲一種與生俱來的必然性。在這裏,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樣,我堅定地把自己置於某些觀點的反面——這些觀點在我看來是完全未被證明爲正確的,而它們在精神分析學派內部則處處被加以宣揚。

642 因此,最低限度的阻抗線當然並不意味着避免痛苦,甚至也不意味着痛苦與快樂的恰好平衡。痛苦的活動自身只能導致疲憊衰竭。一個人必須能夠享受生活,否則生命的努力就不值得了。

643 患者的生活在將來應被引向何方,這不是我們所能判斷的。我們決不能去設想我們會比患者自己的本性知道得更多,否則我們自己就會被證明爲是最壞的那種教育者(蒙臺梭利學派也持具相似性質的根本性觀點[16])。精神分析只是一種移去擋在發展之路上的石頭的方法,而不是一種(就像催眠術經常宣稱的那樣)把患者原本不具有的東西塞給患者的方法。最好杜絕任何指引方向的嘗試,而僅僅簡單地把分析所揭示出來的任何東西加以舒緩,這樣,纔可使得患者清楚地看到它並能夠做出合適的決定。任何東西,如果不是由他自己所得到的,那他就不會對之長久相信;而從權威那裏得來的東西,則只能使他停留在幼兒期狀態。他應該被置於一種可以處理他自己生活的情形中。分析的藝術就在於:跟着患者走過他所有的錯誤之路,並把他的迷途之羊聚集到一起。以一種預先規劃好的系統來運行這套程序,我們就可以搞出分析的最佳效果。因此,我必須得牢牢堅持您所反對的這個句子:“分析師這方面所進行的任何干擾,在技術上完全是錯誤的。所謂的偶然性就是精神分析的法則與秩序。”

644 正如您一定會知道的那樣,我們仍然不能夠放棄這種迂腐的偏見:想去修正自然,並把我們有限的“真理”強加於自然。然而,在對神經症的治療中,我們遇到了如此多的奇奇怪怪的、未曾預料到也不可預料到的經驗,在這些地方,我們要知悉更多並要能描述這條路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迂迴之路,甚至錯誤之路都是必須要去經歷的。如果您否認這一點,您必須也得否認歷史錯誤的必然性。那是學究式人物看待世界的眼光,這種態度在精神分析中並沒有好處。

645 至於分析師在多大程度上對患者造成無意暗示,這個問題是很難對付的。顯然無意暗示在實際上比精神分析迄今所承認的要起着遠爲重要的作用。經驗讓我確信,患者很快就能開始使用從精神分析中獲得的觀念,就像也出現在他們的夢中一樣。您從斯特克爾的書《夢的語言》(Die Sprache des Traumes)中獲得許多此類的印象。有一次,我獲得了一個很有教益的經驗:一位非常聰明的女士從一開始就有一段很長時期的移情幻想,這一幻想是以常見的色情僞裝顯現的。不過這名女士完全拒絕承認這些幻想的存在。自然地,她被她的夢境出賣了,然而在她的夢境中,我這個人總是隱藏在其他人物的背後,總是很難辨認出來。在做了很長一段時間這樣的夢之後,我最後做了這樣的評論:“因此啊,您看吧,事情總是這樣的,您實際上夢見的那個人是被顯夢中的其他人所替代並僞裝的。”直到那時,她還固執地否認這一僞裝機制。但這一次,她不能再去逃避它了,只好接受我的工作法則——但只是對我耍了個小花招。第二天,她給我帶來了一個夢,在這個夢中,她跟我出現在一個顯而易見的淫蕩場景中。我自然感到非常困惑,並去思考我的工作法則。她對該夢的第一個聯想是有敵意的問題:“您實際上夢見的那個人是被顯夢中的其他人所替代並僞裝的,這一點總是真的,難道不是嗎?”

646 很明顯,她使用了她的經驗來找到了一個保護性套式,她可以通過這一套式來公開地以一種非常清白的方式表述她的幻想。

647 這個例子立刻表明,患者是怎樣使用那些他們從分析中所獲得的洞見的。他們是爲了象徵化而使用它們的。倘若您相信固定不變的象徵符號,那麼您就掉在自己織就的網裏了。這一點已在不止一個精神分析師那兒發生過了。因此,試圖以任何分析中出現的夢去例示任何特殊的理論,那是一件謬誤而又危險的事情。證據只能來自完全未受影響的人的夢中。在這樣的一些情形中,我們將不得不至多排除掉心靈感應術的讀心術(telepathic thought-reading)。但如果您承認這種可能性的話,您將會不得不把許多其他事情加以嚴格審查,包括法院的判決。

648 儘管我們必須得把全部精力集中於暗示療法的基本要素上,但我們不應當走得太遠。患者不是一隻空的口袋,在其中可以裝入我們想裝的任何東西;患者自身攜帶着他自己的特定內容,這些內容頑固地阻抗着暗示,並且一次次地將它們自身推向前臺。分析式的“暗示”只會扭曲表達方式而不會扭曲內容,正如我無數次地所看到的那樣。表達會沒有限制地變化自身,但內容是固定的,並只能在最後纔會被瞭解,這樣就會帶來困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暗示式治療無論如何都將是最有效的、最有益的、最容易的治療方法,是一種真正的萬能藥。不幸的是,它並非如此,正如每一位誠實的催眠師所樂意承認的那樣。

649 回到您的這個問題上來,即是否患者可能會欺騙性地使用——可能是無意識地——他的表達模式來欺騙分析師,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分析師必須運用起所有可能的注意力與自我批評,以免自己受到患者的夢的誤導。有人會說,患者在夢中或多或少地會幾乎不變地使用從分析師那兒學來的表達模式。早先夢境中對象徵的解釋本身將會再一次地作爲新的象徵運用於後面的夢境中。比如,經常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早先夢境中以象徵形式出現的性的事情,將會“不加僞裝地”出現在後面的夢境中——再一次提請注意,是以象徵形式——是作爲對潛伏在它們後面的不同性質觀念的可被分析的表達方式而出現的。因此,並不罕見的那種亂倫同居的夢決不是一種“不加僞裝的”內容,而是跟所有其他的夢一樣,既富於鮮活的象徵意味,又能夠對之進行分析。如果您要效忠於神經症的性慾理論的話,那麼您只能夠得到這樣一個矛盾的觀念,即這樣的一種夢是“不加僞裝的”。

650 患者可能會通過有意的巧妙欺騙與虛假的表達來誤導分析師或長或短一段時間,這是可能的,就像在其他分支的醫學部門一樣。但既然患者必須得爲每一次欺騙或藉口付出一次症狀惡化的代價,那麼他傷害得最深的就是他自己。欺騙是如此明顯地對患者本人不利,以致患者幾乎不可避免地得永久放棄這樣一種進程。

651 至於分析的技巧,最好我們可以把它推遲到口頭討論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