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 ……您已經通過昨天信中的問題把我放到一個某種程度上比較尷尬的處境中了。您已經正確地猜中了我在信的最後所提到的那種精神；我也很高興您能接受這種精神。並不是有很多人可以誇耀這種自由主義的。如果我認爲自己是一名行業醫師的話，那我就是在欺騙自己。我至多就是一名探路者，這種身份自然地給了我一種對待許多問題的不同態度。在我最後的那封信中，我故意把醫生的行業實踐需要置於考慮之外，這主要是爲了向您表明，人們應當放棄催眠療法至何種程度。預見到一種可能的反對，我要馬上說明，我放棄催眠療法，並不是因爲我想要避免去處理人類精神的基本力量，而是因爲我想直接並開放地跟它們戰鬥。但一旦我理解了那種在我所放棄的催眠中起着作用的力量，我就完全放棄了這種治療法所帶來的所有間接好處。當我們精神分析師找到了我們每天的花銷——這對我們患者也一樣——我們不是在利用“對分析師的移情”來工作，[12]而是去反對它、不顧它。因此，我們並不是指望患者的信任，而是指望他們的批評。對這個微妙的問題，至此我已說了這麼多了。
602 正如您信中表明的那樣，在涉及暗示治療的理論方面，我們是一致的。由此，我們可以在治療實踐問題上進一步達成一致。您對醫生兩難困境的評論——是做一個魔術師呢還是做一個科學家——將我們的討論帶到了問題的核心。我爭取做到不是一個狂熱者——儘管譴責我狂熱的人並不在少數。我僅僅是努力去認識研究方法及其結論，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去推廣應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作爲一名行業醫師已有很久，已足以認識到治療實踐得服從並且必須得服從追求真理之外的其他規則。人們很可能會說，行業醫師首先必須遵從權宜的原則。而如果探路者批評行業醫師並沒有使用“惟一正確的”科學方法的話，那他就是對行業醫師犯了一個大錯。就像我在最後一封信中對您所說的那樣：“真理在有效的時候纔是真理。”在另一方面，如果探路者在尋找真理或者新的東西或者可能更好的方法過程中，會試驗不常見的方法，那麼，行業醫師也必定不能責備探路者。畢竟，去承擔風險的並不是行業醫師會，而是探路者，還有可能有他的患者。而行業醫師則必須確信無疑地使用那些方法：他知道怎樣去通過應用它們獲得最大利益並且可以給他相對最好結果的那些方法。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樣，我的自由主義甚至擴展到了基督教科學派。但是弗蘭克，一個行業醫師，他對自己所不能參與的研究工作——恰恰是他自己的治療方法應歸之於的那條研究路線——投下誹謗，我認爲這太無理了。確實早該停止這種對每個新觀念的惡意攻擊了。沒有人要求弗蘭克及其同夥成爲精神分析師。我們承認他們存在的權利，但爲什麼他們卻總是想方設法剝奪我們的權利？
603 就像我自己的“治癒”向您所顯示出來的那樣，我並不懷疑暗示療法的效果。我只是有着這種感覺，即我或許能夠發現更好的東西。這種期望被證明是正當的。下述詩句不應總是被提起：
如果我們達成這個世上的好事，
於是更好的便叫作幻想和詐欺。[13]
604 我坦白承認，如果我在做您的工作的話，若我只依靠於精神分析，那將會常常陷於困境。我幾乎不能夠想像一種通用的治療實踐，尤其是在療養院，除了精神分析之外沒有其他的輔助治療方法。在蘇黎世的柏爾徹爾（Bircher）療養院，至少幾名助手採用了精神分析的原則，這是事實；但同時也要施加給患者以整個系列的其他重要教育影響，如果沒有這個，事情很可能會變得非常糟糕。在我自己純粹的精神分析治療實踐過程中，我經常爲此感到遺憾：我沒有從其他可以重新訓練的治療方法中獲益，而這些方法在研究所中自然地是隨手即可拈來的——而是當然地僅僅在特殊的那些案例中，即在醫生處理那些特別未得到控制的、未受過訓練的患者的案例中。我們醫生中的哪個人會宣稱自己發現了萬能藥？是有一些案例，在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要比任何其他治療方法都做得更差。但誰曾宣稱過精神分析在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使用？只有狂熱分子纔會堅持這樣一種觀點。由此必須得對患者適用於哪種精神分析進行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把我認爲適合其他醫生的案例交給他們。實際上這種事情並不經常發生，這是因爲患者們有自己的挑選辦法。那些經常去接受精神分析諮詢的患者很清楚自己爲什麼去這名醫生這裏而不是其他醫生那裏。除此之外，有許多神經症非常適用於精神分析。就這些情況而言，所有的系統性組合都會受到憎惡。用您自己的頭來撞牆，從來都是很不明智的。不管用到的是簡單的催眠，還是宣泄式療法，還是精神分析，都應當由該案例的情況與醫生的偏好來決定。每位醫生都會用他所知道的最好方法來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
605 但是，沒有例外，我必須明確地說，對我本人和我的患者們而言，精神分析的效果要比任何其他治療方法都好。這不僅僅是一種感覺而已：從大量的臨牀經驗中，我知道許多案例仍可以從精神分析得到益處，但卻難以從所有其他治療方法中得到益處。我知道有許多同事，他們的臨牀經驗跟我是同樣的，甚至在那些只忙於實踐治療工作的同事那兒也是一樣的。很難令人相信一種完全劣等的治療方法能夠獲得如此多的支持。
606 一旦精神分析被應用於合適的案例中之時，尋找一種理性地解決衝突的方案就勢在必行了。但立即就會有一種反對意見說，許多衝突在本質上是無法解決的。人們有時候會接受這種觀點，因爲他們只考慮到外部解決方案——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解決辦法。如果一個男人不能與他妻子很好地相處，他自然地就會認爲，如果他跟其他人結婚，衝突就會得到解決。當這樣的一些婚姻被加以考察時，它們看起來就沒有什麼解決辦法。老亞當結了新婚後又把它弄糟糕了，就像他把之前的那樁婚姻弄糟糕了一樣。真正的解決辦法只能來自內部，並且只能是因爲患者採取一種不同的態度，才能出現真正的解決辦法。
607 如果一種外部的解決方案是可能的話，那麼精神分析就不是必要的了；但如果要尋找一種內部的解決方案，那麼我們就得面對精神分析的特殊任務。“愛情與責任”之間的衝突必須在這樣的性格層面上才能得到解決：在這個層面上，“愛情與責任”不再是相互對立的，在事實上它們也並非是相互對立的。同樣地，在“本能與通常的道德”之間的熟悉的衝突也必須以這樣的方式得到解決：兩種因素被充分地得到考察；並且這種解決辦法仍只有通過性格的改變纔是可能的。精神分析可以導致這種變化。在這樣一些案例中，沒有什麼比外部解決方案更糟糕了。自然地，權宜方便決定着醫生最終必須沿着哪條路走，因此也決定着醫生的責任是什麼。至於醫生是否應當對他的科學確信保持真誠的良心追尋問題，與醫生怎樣能夠最好地去幫助其患者的更爲重要的問題相比較，我認爲前者是較爲次要的問題。有時候，醫生必須能夠進行占卜。這世界希望被欺騙（Mundus vult decipi）——但醫療效果卻不能騙人。在理想的確信與具體的可能性之間確實存在着衝突，但如果我們若忘記現在的任務而只去尋找治療理想的話，那麼我們就應當着意地爲將來的種子去準備土壤。而那隻會是癡人說夢。別忘了開普勒（Kepler）有一次曾爲了錢而去占星，並且還有無數的藝術家爲了生活費工作而備受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