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許幾段話可能就足以解釋這些信件的產生原因以及出版這些信件的目的了。
在福雷爾（Forel）教授把我引進暗示治療的理論與實踐之後，我操持了這種治療方法許多年，並仍然將它應用於合適的案例上。當我逐漸認識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著作的巨大意義後，我對之加以學習研究並逐漸開始用它來分析我自己了。我跟最近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心取得了聯繫，這個中心坐落在蘇黎世。不過在技術問題上我主要依靠自己。因此，當我遭到挫折時，我就只好問我自己應該責怪誰，或應該責怪些什麼。或許應該去責怪我自己，因爲我不知道怎麼去實施“正確的精神分析方法”；或許應該去責怪這種方法本身，因爲它不可以適用於所有的案例。對我而言，一塊特別的絆腳石就是對夢的解釋：我不能拿這個來說服自己，說存在着一套普遍有效的象徵，這套象徵除了性沒有其他東西，就像許多精神分析學家所聲稱的那樣。在我看來，他們的解釋帶上了武斷的印記。
就這樣，當我讀到弗洛伊德在1912年6月發表在《精神分析中心讀物》（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上的如下論述時，這些話就像是從我自己的內心深處發出來的一樣：“幾年前，對一個人怎樣才能成爲分析師的問題，我給出了一個答案：‘分析自己的夢。’對於許多人而言，這種預備毫無疑問是足夠了；但對於那些想要學習精神分析的每個人來說，卻並不足夠。不是每個不藉助於外力幫助的人都能成功地解釋他自己的夢的。我認爲，這是精神分析的蘇黎世學派的許多優點之一，即他們對這種需求作了不斷加重的強調，並且把這種強調體現在這樣的要求上：每個想要去分析別人的人首先應當自己經受某個具有專門知識的人的分析。任何嚴肅地從事這項工作的人都應該選擇這門課程，因爲它會給您不止一項的好處；並非由於疾病的驅使而把自己完全展示給他人，這種犧牲值得稱讚。這不僅僅是該人的目的，即多快好省地學着去認識隱藏在他自己心靈背後的東西；而且他也能獲得關於自己的印象與信念，而這些印象與信念是不能通過學習書本與聆聽講座而找到的。”[8]
榮格醫生表示，他自己樂意擔負起對我的分析。然而出現了一個很大的障礙：我們之間的距離。這樣，在分析性面談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以及那些不能徹底地加以充分討論的問題就得以通過通信來解決了。
當信件達到眼下的比例時，我問自己，是否其他同事可能不會像我曾經感受到的那樣覺得有激勵意義：對這樣一些精神分析師，他們剛剛起步、需要被引領着穿過不斷增長着的精神分析文獻的迷途；也對於這樣一些開業醫師，他們可能僅僅通過精神分析所遭到的猛烈攻擊才知道它，而這些攻擊常常是來自於那些沒有精神分析經驗的很不夠資格的人。
對這個問題，我僅僅能夠加以肯定的回答。我請求榮格醫生同意我發表這些信件，他愉快地答應了。
我並不懷疑，讀者將會像我一樣給予榮格醫生以他所應得的謝意。這是因爲，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對於精神分析方法以及它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一個更加簡練、更加易於理解的解釋還未出現。
R.羅伊醫生
拉布裏療養院，蒙特勒地區
1913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