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3 今天的精神分析就如同一門技術一樣的是一門科學。這些年來，在這門技術的成果上發展出了一門嶄新的心理科學，這門心理科學可以稱之爲“分析心理學”；而如果這種心理學僅僅涉及無意識的話，我情願用布洛伊勒的術語“深層心理學”來代替它。
524 普通的心理學家們和醫生們一點兒也不熟悉心理學的這門特殊分支，這要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的技術基礎對他們仍然是相對未知的。其主要原因是，這種新的方法在根本上是心理性質的，因此它既不屬於醫學領域，也不屬於哲學領域。醫學工作者們通常幾乎沒有什麼心理學知識，而哲學家們也沒有什麼醫學知識。於是，就缺乏合適的土壤來種植這種新方法的精神。除此之外，對許多人而言，這種方法本身顯得太過任意，以致他們不能用他們的科學良心來和解這種新方法的使用。這種方法的奠基者弗洛伊德在形成這種方法的時候極大地強調了性的因素，這就引發了強烈的偏見，並把許多具有科學精神的人拒之門外。這樣一種反感並不是拒斥一種新理論的邏輯理由，對此我幾乎無須做出什麼評論。進而言之，在精神分析內部，討論多是針對病歷的，很少有針對原理的討論。這也自然地使得這種方法不爲人們所理解，也就使得這種方法被認爲是不科學的。因爲如果我們不認可這種方法的科學特徵，我們就不會去認可其結果的科學特徵。
525 在討論精神分析方法的原理之前，我必須得指出兩種針對它的反對意見。第一種意見說，精神分析僅僅是聯想回溯（anamnesis，又譯回想、回憶，在精神分析中指患者對早年創傷的記憶）的一種更爲深奧複雜的形式。而如今衆所周知的是，聯想回溯是基於患者家庭的斷言，以及患者爲迴應直接問題而產生的他自己的意識着的自我知識。精神分析師自然地把他自己的聯想回溯搞得和其他的專業技師一樣詳細。但這僅僅是患者的敘事，絕不能把它跟分析混淆起來。分析是表面上具有偶發性質的實際意識內容對其心理規定性因素的還原，這個過程跟病史的聯想回溯重構無關。
526 第二種偏見通常是基於對精神分析文獻的膚淺瞭解之上的，這種偏見認爲，精神分析是一種暗示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某些系統化的教導就被慢慢地灌輸給患者，由此以心理治療或基督教科學派（Christian Science）的方式來實現治癒。很多分析師，尤其是那些擁有長期精神分析臨牀實踐的分析師，由於先前使用的是暗示式治療方法，因此後來就很清楚什麼是暗示式治療而什麼不是暗示式治療了。他們知道精神分析的工作方法跟催眠所使用的方法是針鋒相對的。與暗示式治療法截然相反，精神分析師並不企圖把患者並未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或是根據患者自己理解看來是似是而非的任何東西強加給患者。與暗示式或建議式治療法滿足神經症患者的需求相對，精神分析師相反只是努力使患者擺脫這種消極的態度，並利用患者自己的常識與批判能力，來使患者建立起一種獨立的生活。我們常常被人指責，說我們經常把非常武斷的解釋強加給患者。我倒是希望某位批評者來試試去把武斷的解釋強加給我的患者們，他們通常具有很高的智商，並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實際上，有時還是我自己的同事。這樣一種想法的不可能性立即會得到證明。在精神分析中，我們是完全依賴於患者以及患者的判斷力的，其原因是，恰恰是分析的性質就在於指引患者去知悉其自身。精神分析的原理全然不同於暗示式治療的原理，因此在這一點上，這兩種方法是不能相互比較的。
527 還有一種嘗試是企圖把精神分析跟杜波依斯的推論方法來作比較[2]，這種推論方法在本質上是一種理性的程序。但這種比較是無效的，因爲精神分析師們嚴格地避免跟他的患者進行推理與論爭。自然，分析師們得去傾聽患者們所意識到的問題與衝突，並得注意到這些問題與衝突，但這並不是爲了滿足患者們渴望得到關於引導他們生活的建議或指導目的的。神經症患者的問題並不能通過建議或意識中的推理去解決。我並不懷疑在合適的時候好的建議能夠產生好的效果，但我不知道有人怎麼會去相信精神分析師總是能夠在恰當的時候給出恰當的建議。神經症衝突是頻繁發生的，事實上是無時無刻沒有的，就這樣的一種性質而言，是不可能給予什麼建議的。除此之外，衆所周知的是，患者爲了擺脫責任的重負，僅僅想得到權威的建議，會自己去或讓別人去參考更高權威的觀點。至於前面所提及的推理與勸導，它們作爲治療方法的效果就跟催眠方法一樣很少被懷疑。我在這裏所要強調的僅僅是，它們在原理上與精神分析是不同的。
528 與上文所說的所有方法對比，精神分析是力圖通過無意識來克服神經症心理的失調，而不是通過意識這一邊。在這樣一種工作中，我們自然地需要藉助患者的意識內容，因爲只有通過這種方法我們才能進入無意識。我們的工作所藉以開始的那些意識內容是由聯想回溯來提供材料的。在許多情形中，聯想回溯提供了有用的線索，這使得患者對病症的心理起因有清楚的瞭解。當然，這隻有當患者確信他的神經症起因是器質性的時候纔是必然的。然而即使在這些情形中，患者從一開始就確信他疾病的心理性質，對聯想回溯做一個批評性的調查仍然是有益的，因爲這樣一個調查會揭示出患者以前從未意識到的心理語境。通過這種方法，需要特別加以討論的問題常常會被帶到表面上來。這項工作會佔去許多場治療性交談。最終，當分析師與患者都不能進一步貢獻出什麼具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時，對意識材料的揭示纔會終止。在大多數順利的情形中，問題常常以被證明是不能解決的形式呈現出來而告結束。
529 讓我們舉個例子。有個男人，他一度很健康，但在他35歲到40歲的那段時間裏得了神經症。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很穩定，他還有一個妻子和幾個孩子。與他的神經症並行，他對自己的職業工作有一種強烈的牴觸。他觀察到，當他必須得克服工作中一個特殊困難的那段時期，他的神經症初始症狀開始變得顯而易見了。後來，隨着工作中困難相繼出現，這些症狀變得更糟糕了。只要他在工作中的運氣變得好起來，這些症狀就會得到緩解。這個問題得以暴露，是在一次對聯想回溯所做的如下批評性討論之後的事情：這位患者知道他可以改進他的工作，並且在他這種神經症情形中，由此導致的令人滿意的結果會招致進一步渴求得到的改進。但由於他對工作的牴觸，他不能夠更有效率地去從事他的工作。這個問題在理性上是無法得到解決的。因此精神分析的治療必須從這個批評點，即他對工作的牴觸來入手。
530 讓我們再舉另一個例子。一位有着4個孩子的40歲母親，4年前在她一個孩子去世之後就得了神經症。在生了另一個孩子之後，她又懷孕了，這使得她的神經症情形有一個很大的改善。她繼而就認爲，如果她能夠再有一個孩子的話，那麼這樣就會對她更爲有益。但她知道，她不能再有更多的孩子了，因此她就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慈善興趣中去。然而，她不能從這種工作中得到一點兒滿足感。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她成功地對什麼東西建立起真正的興趣，這時她就會注意到她的神經症會有顯著的緩解；然而很快地，她覺得她完全不能夠發現什麼可以給她帶來最終興趣與滿足的東西了。很顯然，這個問題是不能通過理性的方式來得到解決的。精神分析的工作必須從這個問題出發：究竟是什麼阻礙了這位患者不能發展出除了渴望有個孩子之外的其他興趣。
531 既然我們不能僞稱從一開始就知道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是什麼，那麼我們就必須得依靠患者的個性所提供的線索。有意識的追問與理性的建議都不能夠幫助我們去發現這樣一些線索，因爲阻礙我們找到這些線索的障礙就隱藏在患者的意識之中。因此，抵達無意識障礙的明確給定的路是不存在的。精神分析在這方面所頒佈的惟一規則就是：讓患者把所有出現在他腦海裏面的東西講述出來。分析師必須仔細觀察患者說了什麼，並且從一開始就僅僅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而不試圖去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患者。比如我們注意到，那個熟悉的患者開始講述他的婚姻了，而在以前我們被告知這是正常的；我們現在知道了患者跟他的妻子出現了問題，他一點兒也不理解她。這就提醒分析師去注意，患者的職業工作不是他惟一的問題，他和他妻子的關係也需要去加以考慮。這就開始了一連串全是關於患者婚姻的聯想，於是接下去是一些關於他結婚前一些戀愛事情的聯想。這些被加以詳細敘述的體驗，表明這名患者在他與女性的更親密的關係中總是表現得非常特別，並且他的這種特別是以幼稚的利己主義（childish egoism）的形式出現的。這樣一種對他的看法是嶄新的、令人驚訝的，可以用來解釋他在跟女人們交往時遇到的許多不幸。
532 我們不能在每種情況下都總是實行這條僅僅讓患者說話的原則；很少有患者的精神症狀況是這麼多地呈現於表面的。此外，許多患者會對一時衝動而自由講述他們身上所發生的事情有着真實的阻抗：有些是因爲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太痛苦了，因此他們不會把它講述給他們還沒有完全信任的分析師聽；另一些是因爲似乎他們身上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而分析師則迫使他們講述一些或多或少有點不關心的事情。這種不談及要點的伎倆並不能證明患者是有意識地隱瞞某些令人痛苦的內容，它也可以是完全無意識地發生的。在這樣的情形下，告訴患者，讓他不必強迫自己，只需要把第一時間出現的想法抓住，而不管它們看起來是多麼重要還是多麼可笑，這樣有時會對患者有些幫助。在某些例子中，如果這些指示都沒有用處的話，那麼，分析師就不得不求助於其他的辦法了。其中的一個辦法就是聯想實驗（association experiment），這種實驗通常會在涉及那個時刻患者的主要傾向上給患者以適當信息。
533 第二種辦法是夢的分析，這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工具。我們已經遇到過如此衆多的對夢的分析的反對，因此在這兒對其原則做一簡短表述並不會不適當。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夢的解析，及它所被賦予的含義已經是路人皆知了。從解夢被實踐而獲得信任以來，時間還並不長；甚至最理智的人都在迷信的魅惑下，這個時代也並非距今很久。因此，我們的時代應當仍然保留一點對迷信——它只是一度被部分征服而已——的敬畏，這是可以理解的。這種對迷信的神經過敏要在很大程度上爲夢的解析所遭到的反對負責，但精神分析卻決不能爲此受到責難。我們選擇夢作爲對象，不是因爲我們對夢抱以景慕迷信的敬意，而是因爲夢是一種獨立於意識的精神產物。我們要求患者進行自由聯想，但患者卻給我們很少的聯想內容，或是乾脆沒有，或是那些被迫的或不相干的內容。夢是一種自由的聯想、一種自由的幻想，它並不是被迫的，它跟聯想同樣是一種精神現象。[3]
534 我不能掩飾這樣一個事實：實際上，尤其在分析之初，我們並不是處於一切對夢進行完全而理想分析的情形中的。我們通常會把夢所聯想到的材料收集到一起，直到患者對我們隱藏起來的問題變得足夠清楚，以至他自己能夠把它辨認出來爲止。於是，這個問題就在意識中得到解決，直到它儘可能地被清理爲止，然後我們就再一次地面對一個未得到解決的問題。
535 你們現在會問道，當患者根本不做夢的時候應該怎麼辦。我可以保證，迄今爲止所有的患者，即使那些聲稱自己以前從來不做夢的，當他們進入分析之後，也會開始做起夢來。另一方面，有些原先做夢很生動的患者突然不再能夠記得他們的夢了。我所採用的經驗與實踐的法則是，如果患者並不做夢，那他仍然還有足夠的意識材料由於某些原因而被隱瞞着。一個通常的理由就是：“我就擺在分析師的手上，並且非常願意被他診治。但分析師必須得去做全部工作，我將在這個問題上保持被動。”有時會遇到性質更嚴重的阻抗。比如，不能接受自己身上存在着某些道德缺陷的患者，會把這些缺陷投射到分析師身上，他們會心安理得地設想，既然分析師或多或少的有道德缺陷，那他們就不能把某些不愉快的事情跟分析師做交流。
536 那麼，如果一名患者從一開始就不會做夢或從一開始就停止了做夢，那他就是在隱瞞着一些可在意識中被加以詳細闡明的材料。在這裏，分析師跟患者之間的關係或許可被看作一種主要的障礙，它可阻礙分析師與患者雙方去看清楚形勢。我們一定不要忘記，由於分析師顯露出——他必須得顯露出——對患者心理的探究興趣，因此患者如果有一顆活躍主動的心靈，他會感覺到他正在進入分析師的心理狀態，並且他會採取一種面對分析師的相應態度。分析師對患者的態度會盲目到這樣一種程度：就像他不能看到自己，也不能知道他自己的無意識問題一樣。由於這個原因，我主張醫生在開業分析之前先讓自己被分析一下。否則分析可能會很容易讓他感到深深失望，因爲在某些情形下，他會完全迷失，然後就會不知所措；於是他就樂意傾向於設想精神分析是胡說，這樣纔可避免不得不承認他的航船擱淺了。如果您確信您自己的心理狀態，那麼您可以有信心告訴您的患者說，他不能做夢是因爲仍然存在着要加以處理的意識材料。我之所以要說你們在這樣的時刻必須相信自己，是因爲你們有時不得不順從的那些批評和那些不留情面的斷言會過度地干擾到不期然遇到它們的人。分析師失去平衡的直接後果就是，他爲了保持對患者的影響而開始跟他的患者爭論。當然這樣就會使得所有進一步的分析變得不再可能。
537 我一開始就已經告訴過你們，夢只需被用作分析材料的來源。在一次分析剛剛開始的時候，要對一個夢給出所謂的完全的解釋，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有時還是不明智的。事實上，要對夢做出一種完全的、真正窮盡的解釋是非常困難的。你們在精神分析文獻中有時偶爾看到的那些解釋，經常是非常片面的，且也是常見的引發爭議的簡略表述。我把維也納學派的片面的對性的還原也包括在內。考慮到夢這種材料的種種片面性，人們必須得對所有片面的表述加以提防。夢具有多面意義，而不是具有單獨意義，這一點尤其在治療的一開始就具有最重要的價值。因此，一名患者在她開始進行治療後不久，就做了如下的夢：
她住在一個奇怪城市中的一個旅館裏，突然起火了，原先跟她在一起的丈夫和父親在營救中幫助了她。
538 這名患者非常聰明，而且格外多疑，她完全相信夢的分析是無意義的。向她介紹夢的分析，即便這是一次試驗，我也遇到了很大困難。我選取了着火這個在夢裏最顯著的事件作爲聯想的開端。患者跟我說，她最近在報紙上讀到蘇黎世的某家旅館被燒掉了；她之所以記得這家旅館，是因爲她有一次在那兒待過。在這家旅館中，她認識了一個男人；並且從那時起，發生了一段在某種程度上可疑的愛情。與這個故事相關，這樣一個事實暴露出來：她曾有過許多次類似的冒險經歷了，所有這些冒險都是輕佻地做出決定的。正是在第一次聯想中，這些重要的以往情史就暴露出來了。在她這個例子中，讓她清楚地知道這個夢的非常明顯的含義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對她的輕佻態度——她的懷疑一切只是其一個特例——她會冷淡地抵制這樣一種嘗試；但在她從自己所提供的材料逐漸被認識並覺察到自己的輕佻態度之後，纔有可能分析這些隨後變得更加徹底的夢了。
539 因此，在開始階段採用夢來通過他們的聯想來獲得批評性材料，這是可取的。這是一個最好的但也是最需要加以謹慎的過程，尤其對精神分析的新手而言。對夢的武斷翻譯是極不可取的。那將會是一個迷信的實踐，它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夢具有完全確定的象徵意義。但事實上夢並沒有固定的象徵意義。是存在着某些經常重複出現的象徵，但我們並不能夠超出這些非常概括的陳述之上。比如，認爲一條蛇當其出現在夢中的時候總是單單具有陰莖的意義，這種假設是非常不正確的；就跟去否定它在一些例子中可能會具有陰莖的意義同樣的不正確。每一種象徵都至少具有兩種意義，經常出現的夢中象徵物的性的意義最多是其中的一種。因此，我不能夠接受在某些精神分析出版物中出現的排他的性的解釋，我也同樣不能接受把夢解釋成願望的滿足，這是因爲我的經驗使得我把這些表述看成是片面且不充分的。作爲一個例子，我會給你們講述一個年輕男人的非常簡單的夢，他是我的一名患者。這個夢是這樣的：
我跟母親與妹妹一起爬樓梯。當我們到達頂端的時候，我被告知說，我妹妹將會有一個孩子。
540 首先我將說明，根據迄今爲止占主導地位的觀點，這個夢是如何可能被翻譯成性夢的。我們知道，亂倫幻想在神經症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跟我的母親與妹妹”的意象可以被理解成這個方向上的一個暗示。“樓梯”被認爲具有一種完全確定的性的含義：它們由於有節奏的攀登而代表着性行爲。妹妹所期望的孩子只是這些前提的邏輯推論。通過這樣的翻譯，這個夢就是一個明顯的所謂幼兒期願望得到滿足的情形，而這，正如你們所知的那樣，是弗洛伊德釋夢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541 我是在如下推理的基礎上來分析這個夢的：如果我說樓梯是性行爲的一個象徵，那麼，我基於何種理由而認爲母親、妹妹與孩子是真實的，也就是說，不是象徵的呢？如果根據夢的意象是象徵的這條斷言，我賦予這些意象中的某一些以象徵意義，那麼，我有什麼理由把其他一些意象排除在外呢？如果我賦予攀登樓梯以象徵意義，那麼我必須也得賦予母親、妹妹與孩子的意象以象徵意義。因此我並不“翻譯”夢，而是去真正地分析它。結果很令人吃驚。我將一個詞一個詞地把患者的個別夢境意象的聯想給你們，這樣你們就可以自己形成對這些材料的看法。我要預先告訴你們的是，這個年輕人幾個月之前完成了他在大學裏面的學業，他發現要做出職業選擇是非常困難的，於是他就得了神經症。接下來，他放棄了工作。他的神經症跟其他事情混雜在一起，是以同性戀的方式清楚地表現出來的。
542 他對母親的聯想如下：“我很久沒有見到她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了。我必須得真的要爲此責備自己。這樣把她忽略掉，是我的錯。”
543 因此，母親代表着以一種不負責任的方式忽略掉的某些東西。我問這名患者：“那是什麼呢？”他非常困窘地回答道：“我的工作。”
544 對妹妹的聯想：“我好幾年沒見着她了，我渴望再次見到她。無論什麼時候想起她，我都記得我們告別的那個時刻。當時我帶着真實的感情親吻她；在那個時刻，我第一次理解了愛一個女人可能會意味着什麼。”患者立即就明白，“妹妹”代表着“對一個女人的愛”。
545 對樓梯的聯想：“攀爬——到達頂端——做一項事業——成長起來，變得偉大。”
546 對孩子的聯想：“新生——恢復——重生——變成一個新人。”
547 某人如果僅僅聽到這些材料，他就會馬上理解這個夢與其說代表着幼兒期願望的滿足，還不如說代表着這名患者由於他的幼兒期神經症所忽視掉的生物學義務得到滿足。無情的生物學正義，常常會迫使我們在夢中補償一些我們在真實生活中所忽略掉的義務。
548 這個夢是一個普通的、夢在其中起着前瞻性功能與最終導向功能的典型例子，它尤其爲我同事馬德（Maeder）所重視。如果我們堅持一種片面的性的解釋，那麼這個夢的真實含義就會被我們放過。夢中的性首先是一種表達的方式，決不總是夢的意義與目標。當分析推進到患者更加容易地看到未來而不是他的內在世界與過去的時候，發現夢的前瞻性意義與目的性意義就特別重要了。
549 至於對象徵主義的處理，我們從這個例子瞭解到，不可能存在在每處細節上都有其固定意義的夢境象徵，而是最多會有相當一般意義上的頻繁出現的象徵。至於夢的明確的性的含義，經驗教導我放棄如下的實踐法則：
550 如果在治療初期對夢的分析顯示出這些夢毫無疑義地具有性的含義，那麼這種含義就可被認爲是實際存在的；也就是說，它證明患者的性的問題需要加以仔細的審查。比如，如果一種亂倫幻想清楚地表明它是夢的隱藏內容，那麼分析師就必須對患者與其父母、與其兄弟姐妹的幼兒期關係，以及患者與其他適合扮演他父母角色的人的幼兒期關係加以徹底探究。但如果一個在分析後期出現的夢，比方說具有一個亂倫幻想作爲其本質內容——我們有理由認爲具有這種傾向的幻想——而不應當在任何情形中具有具體意義：那麼它就應當被看成是象徵的。解釋的規則是這樣的：夢的未知意義通過亂倫幻想由類推的方法表達了出來。在這個例子中，象徵及非真實的意義必須依附於性的幻想。如果我們不能超越真實意義來理解，我們就會繼續把患者的情況歸約爲性方面的事情，而這就會滯礙患者人格的發展進程。要拯救這名患者，並不是一再地把他推回到原始的性這一方面，那樣會使得他停留在一個低級的文明層次，在這個層次上他永不可能獲得自由並完全恢復健康。退行到一個未開化狀態，對一個文明人來說是根本沒有什麼好處的。
551 根據以上所提出的規則，夢中的性是夢的意義的一個象徵表達或類似表達；這條規則也可自然地應用到分析初期所出現的夢上來。但使得我們不去考慮這些性幻想之象徵意義的實踐方面的理由是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夢的真正實在的意義必須依附於神經症患者非正常的性幻想，這樣他纔可以讓他的行爲得到這些性幻想的影響。這些幻想不僅阻礙患者去更好地適應他的環境，而且還使得患者去實施各種各樣實際的性行爲，偶爾甚至去亂倫，就如經驗所表明的那樣。在這些情形下，僅僅去考慮象徵內容就沒什麼用了；首先必須要加以處理的應是具體問題。
552 正如你們將要觀察到的那樣，這些陳述是基於一種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對夢的不同觀念。實際上，我的經驗已經給了我一個不同的觀念。對弗洛伊德而言，夢在本質上是被壓抑願望的象徵式僞裝，而這些被壓抑願望是跟人格目標相沖突的。而我則不得不從一種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夢的結構。對我來說，夢首先就是個體在清醒時的實際心理狀態的閾下圖像。它給予了我們一個由片段心理狀態所組集而成的閾下聯想材料的概略。弗洛伊德稱之爲被壓抑願望的夢的意願內容，對我來說在本質上是一種表達方式。
553 用生物學的語言來講，意識活動代表着個體掙扎着去進行心理適應。意識試圖調整自身以適應當下的需要，或者換句話說，在個體面前存在着許多需要去完成的任務。在許多情形中解決辦法理所當然地是未知的，由於這一原因，意識總是試圖通過相似經驗去尋找解決辦法。我們試圖以我們過去的經驗模式來把握住未知的將來。我們沒有理由假定閾下的心理材料遵從與“閾上”材料不同的法則。就跟意識一樣，無意識也圍繞着生理任務而變動自身，並且它也像意識一樣從以往的事情類推而去尋找解決辦法。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們想要去理解與吸收未知的事情，我們就是通過類推來這麼做的。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這樣一個衆所周知的事實：當西班牙人發現美洲的時候，印第安人把征服者的馬當成了大豬，這是因爲他們不認識馬，在他們的經驗中只有豬是他們所熟悉的。這是我們一直以來認識事物的方式，這也是象徵之存在的根本原因：這是一種藉助類推來理解的過程。夢就是藉助類推來理解的閾下過程。表面上的被壓抑願望就是這樣一種意願傾向：以一種言語表達方式來支持無意識的夢境思維。在這個特定的觀點上，我發現自己完全同意弗洛伊德另一個學生阿德勒的觀點。至於無意識藉助意願成分或意願傾向來表達自身這樣一個事實，是由於夢境思維的古老性質，我已在其他地方討論過這個問題。[4]
554 進一步的分析過程假定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面，這要歸功於我們對夢的結構的不同觀念。在分析後期階段中對性幻想的象徵式評定，必然不會導致把人格還原爲原始趨向，而必然會拓寬患者的態度，並使之有連續的發展；也就是說，這種象徵式評定會使得患者的思維更加豐富、更加深刻，由此給予患者以一種人類在適應競爭中最有力的武器。與這一新的過程相一致的是，我已經認識到了宗教驅力與哲學驅力——叔本華稱之爲人的“形而上學需要”的東西——必須在分析工作中加以積極的考慮。這些驅力絕對不能被還原至原始的性的根源，因爲這樣它們會被毀掉，而應當作爲具有心理意義的因素而服從於生理目標。在這個意義上，這些驅力再一次呈現出了從遠古時就已經屬於它們的這種功能。
555 正如在宗教與哲學象徵的幫助下，先民就能夠從他的原初狀態解脫出來一樣，神經症患者也能夠這樣來從他的疾病中解脫出來。這並不意味着要把某種宗教教義或哲學教條中的信條嫁接給患者，對此我根本不需要做什麼解釋。我僅僅是指，患者一定已經建立起了與在文明早期水平上的宗教教義或哲學教條相同的心理態度。宗教或哲學態度跟教條信仰並不是一個東西。教條是一種暫時性的智性表述，是以時間與環境爲條件的宗教或哲學態度的結果。而態度本身則是一種文明的成就，它是一種從生物學觀點看來非常有價值的功能，因爲它能夠激起這樣的動機：可推動人類爲了未來的時代進行創造性工作，並且如果有必要的話，爲了人類這個物種的利益而犧牲他們自己。
556 因此，在無意識地以及本能地歸屬於野性動物的有意識存在狀態中，人們的自我犧牲所獲得的是相同的統一與整體的意義、相同的信心、相同的能力。在這條爲了文明發展而鋪就的道路上的每一種還原與偏離，只會把人變成跛足的動物，而永遠不會使他成爲一個所謂的自然的人。在分析實踐過程中，我遇到了許許多多的成功與失敗，這使我確信這種心理學方向是嚴格而公正的。我們並不會幫助神經症患者去緩解由文明所帶來的要求；我們只能夠這樣來幫助他：把他引向去活躍地參加到繼續其心理髮展的努力中來。在完成這項任務中他所遭受到的痛苦取代了他的神經症。但鑑於在摻入其中的神經症與煩惱之後從來都不會有很好地完成了有益工作、大膽地履行了義務的那種愉快感覺，在那些平靜與滿足的時刻它所帶來的那種源自於有用工作與戰勝真實困難的艱辛，給了人們以他是在真正地過着他自己生活的那種無價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