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演講中，我試圖調和我的精神分析的實踐經驗與現存的理論——或者不如說與通向這一理論的進路——之間的衝突。它實際上是概括我對我尊敬的導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從多年的經驗當中總結出來的指導原則的態度的一個嘗試。既然我的名字與精神分析相聯繫，並且在一段時間裏我也成爲對這一運動的大規模的譴責的一個受害者，有人也許會非常驚訝地問道，我怎麼直到現在才第一次明確我的理論立場。當差不多10年前我清楚地意識到弗洛伊德已經超越精神病理學現象的當代知識——尤其是複雜精神活動心理學——的界線多麼大的距離時，我並不覺得自己有條件進行任何真正的批評。我不具備——出於他們的無知和無能——認爲自己有理由進行“批評的”反駁的那些學者的勇氣。我認爲，在敢於進行批評之前，一個人必須首先謙虛地在該領域工作多年。當然一直不乏不成熟和膚淺的批評的不幸結果。然而，絕大多數的批評者甚至對自己的憤慨和技術上的無知懵然不覺。精神分析繼續不受干擾地興旺發展，不爲周圍嘈雜的不科學的喋喋不休感到煩惱。衆所周知，這棵樹已經極其壯大，不僅僅是在一個半球，而是在歐洲和美洲同樣如此。冠冕堂皇的批評不會比《浮士德》中的“臀部見鬼者”（Proktophantasmist）獲得更大的成功，他在“瓦卜吉斯之夜”（Walpurgisnacht）中悲嘆道：
真荒謬！你還想待在這兒？
馬上消失吧！你已經被通過解釋消除了。
批評者們忘記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充分權利，而這對精神分析也適用。我們不會犯我們對手的錯誤，既不會忽略他們的存在，也不會否認他們的存在權利。但這使我們背上了在正確事實知識的基礎上對自己進行公正批評的義務。在我看來，精神分析需要這種內在的考量。
有人錯誤地提出，我的態度標誌着精神分析運動的一個“分裂”。這樣的分裂只能是與信仰方面有關。而精神分析則與知識和日新月異的闡述有關。我將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準則作爲我的指導原則：“你必須發揮每一個詞實際的現金價值，使它在你的經驗之流內部起作用。這樣，比起一個解決方案來，它顯得更像是更多工作的一個程序，尤其是所存在的現實的變化方式的一個暗示。這樣，理論就變成工具，而不是我們可以仰仗的未解之謎的答案。我們並不依賴它們，而是要繼續前行，並且間或地在它們的幫助下再一次地改造自然。”[1]
按照同樣的方式，我的批評並不從學術爭論出發，而是從我在這一領域10年來的認真工作中所得到的經歷出發。我知道自己的經歷無法與弗洛伊德非凡的經歷和洞察相比，然而在我看來，我的一些闡述確實比弗洛伊德的相關闡述更恰當地表達了被觀察到的事實。無論如何，我在我的教學工作中發現，我在這些演講中所提出的這些觀點，爲我在努力使學生們對精神分析有所理解的過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實際上，我決不認爲一個謹慎和有節制的批評是“變節”或者分裂；相反，我因此希望推動精神分析運動不斷地開花結果，併爲缺乏實踐經驗或者被某些理論成見所妨礙、一直不能掌握這一方法的那些人，開闢一條通往精神分析知識寶庫的道路。
我必須要感謝我來自紐約的朋友史密斯·伊利·傑利夫（Smith Ely Jelliffe）博士——他親切地邀請我參加在紐約福爾德海姆大學開辦的附設課程——使我有機會進行這些演講。這九篇演講是在1912年9月所作的。我還必須爲貝爾維尤醫院（Bellevue Hospital）的格雷戈裏（Gregory）博士在我的臨牀示範中所提供的幫助致以最大的謝意。
只是在1912年春天，在我爲這些演講所進行的準備之後，我纔在那一年的夏天看到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論神經的特性》（Uber den nervosen Charakter）這本書。我承認，他和我在很多方面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但這裏不是更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的適當地方。而應放到別的地方去討論。
C.G.榮格
蘇黎世，1912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