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討論一個作者本人沒有以任何最終方式闡明的理論總是費力不討好的任務。弗洛伊德從未提出一個簡潔明瞭的癔症理論，他只是不時地嘗試系統化那些與自己當時的經驗一致的理論性結論，他的理論性闡述能夠訴諸完全符合經驗的有效假設的地位。因此不存在對完全確定的弗氏癔症理論的談論，只有對具備某些一般特徵的許多經驗的談論。由於我們所對待的不是任何完成的和結論性的東西，而是一個發展過程，因此一個歷史性的考察可能是對弗氏教義作描述的最好形式。
28 爲弗洛伊德的考察奠基的理論性預設要到彼爾·珍妮特（Pierr Janet）的實驗中去尋找。布魯爾（Breuer）和弗洛伊德在他們對癔症問題的首次系統闡述中，是從精神分裂和無意識的精神自動症入手的。進一步的預設是被賓斯萬格爾[8]着重強調的情感的病因學含義。這兩個預設連同根據暗示理論獲得的發現最終形成癔症是心因性神經症這一被普遍接受的觀點。
29 弗洛伊德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產生癔症病候的機制是如何運作的。然而，在提供初始原因和最終症狀這一長鏈中的缺失環節上所作的嘗試是最少的，這種環節還沒有人找到。情感在癔症病候的形成中扮演一個病因學的決定性角色，這一對任何留心的觀察者都顯而易見的事實，使第一個布魯爾-弗洛伊德報告的發現在1893年立即成爲可理解的。兩位作者提出的以下觀點尤爲正確：癔症患者受回憶即觀念的情緒性情結的傷害最劇，在特定條件下，它們阻止最初的情感自身消耗並最終消逝。
30 這個最初只以粗略綱要形式被提出的觀點被布魯爾完成。他在1880～1882年間有機會觀察並治療了一個有卓越智力的女癔症患者，臨牀圖片以意識的極度分裂連同一些具有繼發重要性和持久性的身體症狀爲主要特徵。布魯爾讓自己被患者所引導，觀察到源自早年的回憶情結在她模糊的陳述中被再現。在這些陳述中，她幻覺到大量對她具有創傷性含義的事件。布魯爾進而注意到這些創傷性事件的復現和複述具有顯著的治療效果，緩解和改善了她的狀況。如果布魯爾中斷治療，病情很快就會出現相當的反覆。爲了提高和加快治療效果，布魯爾在自發的模糊陳述之外又誘導出一個人爲暗示的陳述，更多的材料通過它被“宣泄”出來。通過這種方式，他成功地實現了重大改進。弗洛伊德立即認識到這些發現的極端重要性並潤色了與其一致的自己的一些發現。這一材料可在布魯爾和弗洛伊德1895年出版的《癔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中找到。
31 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由兩位作者共同建構的全新理論大廈。他們以正常個體的情感症候學爲出發點，情感產生的興奮被轉化爲一系列軀體動覺（innervation），從而耗盡自身並恢復“神經中樞的痙攣”，情感通過這種方式被“宣泄”。癔症的情況有所不同，在此創傷性體驗伴隨着——用奧本海默（Oppenheim）的術語講——“情緒衝動的反常表達”。[9]大腦內的興奮並未以一種自然的方式被直接釋放，而是產生了一些病理症狀，它們要麼是新的症狀，要麼是舊病復發。興奮被轉化爲反常動覺是作者們稱之爲“興奮量的逆轉”的現象。情感被剝奪了它的正常表達，被剝奪了它在適當動覺中的正常排出。它沒有被宣泄出去，而是被“阻滯”，癔症症狀因而被當作這種滯留的表現。
32 這闡明瞭我們在患者那裏看到的情況；但情感爲何被阻滯和轉化這一重要問題仍未得到解答，並且弗洛伊德正是對這一問題投入了特別的關注。在1894年發表的“防禦性神經精神病”（The Defence Neuro-psychoses）一文中，他試圖詳盡分析情感的心理反射。他發現兩組心因性神經，它們存在根本差別，因爲在其中一組中，病理性情感被轉化爲軀體動覺，而在另一組中，它被置換爲一個不同的觀念情結。第一組與典型的癔症一致，第二組與強迫性神經症一致。他發現情感的阻滯或其轉化或置換的原因是創傷性情結與意識的正常內容不兼容。在許多病例中他能夠提供這種不兼容已觸及患者意識，並從而導致對不兼容內容的劇烈抑制的直接證據。患者並不想了解任何相關情況並把臨界的情結當作“不會抵達的”，結果就是薄弱點的系統陷落或“抑制”以至於情感不能被宣泄。
33 因而，情感的阻滯不應歸結於基於含糊設想的“特殊性情”，而應歸結於一個可認識的動機。
34 綜上所述，至1895年，布魯爾-弗洛伊德的考察產生了以下結論：心因性症狀起因於具有創傷後果的情緒性觀念情結，有兩種情況：
（1）轉化爲反常的軀體動覺。
（2）將情感置換爲不太重要的情結。
35 創傷性情感不通過正常途徑被宣泄而是被保留的原因，在於其內容與人格的其他部分不兼容並因此必須被抑制。
36 創傷性情感的內容爲弗洛伊德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主題。在《癔症研究》中，尤其在“防禦性神經精神病”中，弗洛伊德已經指出原初情感的性本性。儘管被布魯爾報告的第一個病史以一種顯著的方式避開了性的因素，儘管整個病史並不僅僅包含大量性的暗示，但即使對專家而言，只有考慮了患者的性的因素，病史才變得可以理解和連貫一致。基於13個細緻的分析，弗洛伊德認爲有理由斷定特定的癔症病因學應該到童年早期的性創傷中去尋找，並且這種創傷必定已經存在於“生殖器的實在的刺激”中。創傷最初只預備性地起作用，當舊的記憶痕跡被新生的性感覺激活後，它在青春期發揮其實在影響。因而弗洛伊德試圖把一個特定性情的模糊概念解析爲前青春期階段非常明確具體的事件，那時他沒有給予一個還爲時尚早的天生的性情以太多重要性。
37 雖然布魯爾-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獲得了相當的認可（儘管有拉曼[10]的保證，但它們仍未成爲科學的一般財富），弗洛伊德的這一理論仍遭到普遍反對。被質疑的與其說是童年的性創傷的頻率，不如說是它們對正常兒童獨特的病因學意義。弗洛伊德當然不是無中生有地發展他的觀點，他只是通過分析闡明壓在他身上的某些體驗。他首先找到嬰兒期的性場景的記憶痕跡，它們在許多情況中與現實事件非常明確地聯繫在一起。他進而發現：雖然創傷的保留在童年時沒有特別的後果，但青春期後它們被證明是癔症症狀的決定因素。弗洛伊德由此覺得必須承認創傷是實在的。
在我個人看來，他這樣做是因爲那時他仍持起初的觀點，即癔症“由回憶致病”，因此症狀的原因和動機必須到過去時光中尋找。顯然這樣一個病因學因素的觀點必然會招致反對，尤其在那些具有癔症經驗的人中間，因爲醫生們更習慣於在當前而不是在過去尋找癔症性神經症的驅動力。
38 1896年間理論立場的這一闡釋只是弗洛伊德的一個轉折階段，他隨後就拋棄了這一闡釋。癔症中性定子的發現成爲一般的性心理學領域中的廣泛研究的起點。與此相似，聯想過程的決定因素問題引導了他在夢心理學領域的考察。1900年他出版了對其觀點和方法的發展如此重要的關於夢的基本著作。如果不完全熟悉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的方法，沒有人能夠理解他近些年提出的概念。《夢的解析》規定了弗氏理論的基本原則及其方法，爲了理解他當前的觀點和確證他的結論，弗氏方法的知識是不可或缺的。這一事實使我更進一步深入精神分析的本性成爲必要。
39 最初的宣泄法對應於症狀並努力去揭示潛藏在它們中的創傷性影響，影響因而被提升到意識中並以正常方式宣泄，即它被剝奪了其創傷性潛能。這一方法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暗示——分析師是主導，而患者基本上是被動的。除了這一不便，還發現越來越多的病例中不存在實在的創傷，並且其中所有的情感衝突好像完全來自病態的幻想活動。宣泄法對這些病例並不適合。
40 根據弗洛伊德1904年的說法，[11]早期的方法有了許多改變。所有暗示現在都被拋棄了，患者現在不再被分析師引導；他們的聯想被給予最自由的支配權，因此實際上是患者引導着分析。弗洛伊德自己滿足於提示並且反覆指出作爲結果的關聯。如果一個解析是錯誤的，它不能被強加於患者；如果它是正確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在患者的整個行爲中非常清楚地表達自身。
41 當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比最初的宣泄法遠爲複雜並且洞察得遠爲深刻。其目標是將情結產生的所有虛假的聯想性關係帶到意識中，並通過這種方式解決它們。因此患者漸漸獲得對其疾病的徹底洞見，並且也擁有了一個看待其情結的客觀立場。這一方法可以被稱爲一種教育性方法，因爲它如此深刻地改變了患者的整個思維和感受，以至於他的人格逐漸擺脫情結的強迫並可以對它們採取一種獨立的態度。在這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新方法與杜布瓦[12]的教育法有某些相似之處，杜布瓦方法的不可否認的成功主要歸結於它所給予的教導改變了患者對其情結的態度。
42 由於完全產生於經驗實踐，精神分析方法的理論基礎仍然非常模糊。通過我的聯想實驗，我認爲自己至少獲得了接近實驗性考察的一些觀點，儘管仍舊未克服所有的理論性困難。似乎對我而言主要的困難即在於此。如果像精神分析預設的那樣，自由聯想導向情結，弗洛伊德合乎邏輯地認爲這一情結與起點或初始觀念相關。反對這一點就好比承認在一根黃瓜和一頭大象之間確立聯想性關係並不困難一樣。但那樣就會忘記：首先，在分析中只有起點而非目標被給予；其次，意識狀態不是一個直接的思維而是一個放鬆的注意力。有人可能會在這裏反駁說：情結是被指向的要點，並且因其獨立的情感色彩，它擁有一種強烈的再生傾向，以至於自發地“反叛”並且——似乎是純偶然地——表現爲和起點相關聯。
43 這在理論上當然是可以設想的，但實際中事情通常有所不同。事實上，情結並未自由地“起來反抗”，而是被最密集的阻抗所阻塞。“起來反抗”的往往是非常不好理解的居間聯想，不管是分析師還是患者無論如何都無法把這些聯想歸於情結。但一旦通往情結的鏈條完全確立，每一單個環節的含義常常以最驚人的方式變得清楚，從而不再需要任何特別的闡釋工作。具有足夠的實際分析經驗的人能夠不斷地讓自己確信：在這些條件下，不單是再生的任何東西，而且往往與情結有先天聯繫的某些東西也不總是清楚的。一個人必須使自己習慣於這種想法：即使在這些聯想的鎖鏈裏，或然性也被徹底地排除了。因此如果在一個並非有意做出的聯想的鏈條中發現了一個聯想關係——或曰，我們找到的情結與初始的觀念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那麼這一聯繫起初就已經存在了；換言之，我們看作起點的觀念已經被情結形成情意叢。我們因而有理由把初始觀念當作情結的標誌或象徵。
44 這一觀點與已爲人知的心理學理論相一致。該理論認爲一個給定時刻的心理情境不是別的，而是在其之前的所有心理事件的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情感體驗即情結，它由於上述原因具有最強的集結能力。如果你獲得心理當下的任何片段，它在邏輯上包含所有先前的個體事件，情感體驗根據其實際性程度佔據了主導地位。每一個心理微粒都是如此，因而從每一個微粒中重構情意叢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並且這就是弗氏方法試圖做的。在這一工作中，很可能你將遇到情意叢觸手可及的情況，並且不止一個而是很多，實際上非常多，每一種情況都對應於其集結力的程度。弗洛伊德將這一事實稱爲多因素決定。
45 精神分析相應地處於已知心理事實的界限之內。這一方法極其難以應用，但可以學習，只要如勒溫菲爾德正確強調的那樣：在一個人確實掌握它之前需要幾年緊張的練習。單隻這一原因就阻止了所有對弗洛伊德的發現的草率批評，它還阻止了把這一方法用於精神研究機構中的大衆治療。它作爲科學工具的成就只能被親自使用它的人所判斷。
46 弗洛伊德首先把他的方法用於對夢的考察，並在這一過程中對它進行提煉和完善。他發現這裏似乎顯示出所有那些在神經症裏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令人驚訝的聯想性關係。我將把情緒性情結在夢裏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表述的象徵模式作爲最重要的發現來談論。弗洛伊德賦予口頭表述——我們思想的最重要元素之一——極大的重要性，因爲詞語的雙重含義是情感的置換和不恰當表述的重要渠道。我提及這一點是因爲它在神經症心理學中非常重要。對任何熟悉這些情況——它們也是正常人身上每天發生的事情——的人而言，“一個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中給出的解釋無論聽起來多麼奇特，都不包含出乎意料的東西，而是會平穩地適合自己的一般體驗。遺憾的是，我必須避免對弗洛伊德發現的繁瑣討論，並且必須將自己限於某些論點。這些最近的考察需要對弗洛伊德對癔症疾病當前觀點的閱讀。以我自己的經驗判斷，沒有對《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的通徹知識，要理解《性慾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和“一個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是不可能的。
47 我自然不是用“通徹知識”意指許多作者已經針對這本書所做的廉價的文字學批評，而是指對弗氏原則在精神過程中的耐心應用。這是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只要討論只在理論領域進行，攻擊和維護就都脫靶了。弗洛伊德的發現目前並不適合於一般理論的架構。目前惟一的問題是：弗洛伊德斷定的聯想性關係存在還是不存在？不假思索的斷言或否定得不到任何東西；一個人應當無偏見地看待事實，仔細觀察弗洛伊德制定的規則。一個人也不應被性慾的闖入所阻礙，因爲一般說來，你遇到許多其他極爲有趣的事物，它們至少起初並未顯示出任何性的跡象。例如一個完全無害卻最有意義的練習是對標示聯想實驗中的情結的情意叢的分析，通過這個完全無害的材料的幫助，大量的弗氏現象能夠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而得到研究。對夢和癔症的分析當然更困難，並且更不適合於初學者。如果沒有關於基礎性工作的知識，弗洛伊德晚近的教義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並且會繼續被誤解。
48 懷着最大的疑慮，我試圖談談弗洛伊德觀點後來的發展。以下事實使我的任務尤爲艱難：我們實際上只能靠兩本出版物來繼續我們的工作即前面提到的《性慾三論》和“一個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至今還沒有任何對弗洛伊德晚近的觀點做系統揭示和整理的嘗試。讓我們先接近《性慾三論》中的論點吧。
49 這些文章極難理解，不僅由於人們不習慣弗洛伊德的思考方式，而且由於那些已在此特殊領域工作的人們。首先要注意的是：弗氏的性慾概念不同尋常的廣泛，它不僅包括正常性慾，而且包括所有的性變異，並遠及性的心理衍生物領域。當弗洛伊德談到性慾時，它決不能僅僅被理解爲性本能。[13]弗洛伊德在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的另一個概念是“力比多”。這一概念最初借自於libido sexualis，首先表示精神生活的性要素（只要它們是意願性的），還有放縱的激情和慾望。
50 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解，嬰兒期的性慾是一大堆力比多應用或“投資”的可能性。正常的性目標在那一階段還不存在，因爲性器官還未充分發育，但心理機制可能已經存在了。力比多被分配於性活動的所有可能形式中，還有所有的性變異——性慾的所有變體中，如果它們被固定了，以後就會變成實在的性變異。兒童的成長髮育逐漸消除了性變異傾向上的力比多投資並集中於正常性慾的成長。這一過程中釋放出的投資被用作昇華的驅動力，即更高的精神功能。青春期之後，正常個體抓住一個客觀的性目標，他的性發育隨之結束。
51 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癔症的特點是嬰兒期的性發育在艱難的條件下產生，因爲與正常個體相比，他們在變異傾向上的力比多投資更不容易被丟棄，並且因而持續更長時間。如果以後生活中現實的性需要以任何形式衝擊病態的人格，它的被壓抑的發育在它無法以合適的方式滿足需要這一事實中昭示出來，因爲性需要遭遇的是一個無準備的性慾。如弗洛伊德所說，有癔症傾向的個體從童年起就帶有“一點性壓抑”。性興奮（在這一詞語最廣泛的含義上）不是在正常性慾的範圍內運行，而是被壓抑並激活了最初的嬰兒期性活動。這首先在具有癔症特徵的幻想活動中表達出來，幻想沿着留有特定的嬰兒期性活動痕跡的路線發展。如我們所知，癔症幻想是無限制的；因此，如果要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心理平衡，就需要相等的壓抑機制或如弗洛伊德所稱的“阻抗”。如果幻想具有性的本性，那麼相應的阻抗就會是害羞的和厭惡的。由於這些情感狀態一般都伴隨着身體表現，因此身體症狀的出現就是確定無疑的了。
52 我認爲自己經歷的一個具體病例可以比任何理論性闡述更好地揭示弗氏教義的含義，因爲所有的理論性闡述都會由於主題的複雜性而聽上去極爲乏味。
53 病例是一個20歲的聰明女性所患的心理性癔症。最早的症狀出現於3～4歲，那時患者開始忍住大便，直到疼痛迫使她排便。逐漸地，她開始採用以下輔助性做法：她使自己蹲坐在一隻腳的後跟上，使腳後跟壓在肛門上，試圖用這種姿勢排便。患者一直到7歲都在持續這一變異行爲。弗洛伊德把這稱爲嬰兒期肛戀變異。
54 7歲時這一性變異結束了並被手淫所取代。有一次，當她父親打她的光屁股時，她感到極度的性興奮。後來，當她看到自己的弟弟被以同樣的方式懲罰時也變得性興奮。漸漸地她形成了對父親的明顯的不良態度。
55 她13歲時進入青春期，從那時起，強迫性地追隨她的完全變異的幻想發展起來。這些幻想具有強迫性特徵：當她坐在桌邊吃飯時，從來不能不想到排便；當她看到別人吃飯時，也不能不想到同樣的事，尤其當她看到她父親時。特別是，她不能在看到父親的手時不感到性興奮；出於同樣的原因，她再也不敢碰父親的右手。這種情況漸漸變爲她根本不能在有他人在場吃飯時不發出陣陣強迫性的笑聲和厭惡的哭聲，因爲排便的幻想最終瀰漫到她所處環境中的所有人身上。如果她受到任何糾正乃至責備，她都會以吐舌頭、狂笑、厭惡的哭聲和驚恐的手勢作答，因爲每次都有父親懲戒她時的手的生動意象在她前面，伴隨着立即轉爲惡意隱藏的手淫的性興奮。
56 15歲時她感到和另一個人建立戀愛關係的渴望，但是所有這方面的努力都失敗了，因爲病態的幻想始終把自己插在她和她最想愛的那個人中間。同時，由於她感到的憎惡，任何對她父親關愛的表示都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她的父親已成爲她嬰兒期力比多轉換的對象，因而阻抗特別針對他，而她的母親卻沒有受他們的影響。大約這個時候她感到對她的老師的一種愛的衝動，但它又迅速屈從於同一個超強的憎惡。這種情感的隔絕對一個如此需要關愛的孩子必定會產生最嚴重的後果，這後果不久就來了。
57 18歲時，她的處境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她實際上除了徘徊於深度抑鬱、陣陣笑聲、哭聲和叫聲中之外，什麼也不能做了。她再也不能看別人的臉，一直垂着頭，當有人觸到她時，她就充滿厭惡地吐出舌頭。
58 這個簡短病史證明了弗氏觀點的實質內容。首先我們發現變異的嬰兒期性活動——肛戀——在7歲時被手淫取代的片段。這一階段影響肛門區的肉體懲戒的實施產生了性興奮。我們在此獲得了後來意淫發展的決定因素。青春期伴隨着身心的膨脹引起幻想活動的顯著增長，這控制了兒童的性活動並通過無窮的變化來調整它。這種變異的幻想必定會充當道德的異質體，可以說，在一個有些敏感的人身上，並且不得不通過防禦機制，尤其是害羞和厭惡來壓抑。這充分解釋了所有那些厭惡、憎恨、驚叫、吐舌等的爆發。
59 當一般青春期的對他人的愛的渴望開始激發時，病理症狀加劇，因爲幻想現在恰恰最集中地針對看上去最值得愛的人。這自然引發激烈的心理衝突，這種心理充分解釋了後來出現的惡化和癔症精神病的結局。
60 我們現在理解了爲何弗洛伊德能夠說癔症患者“從小就帶有一點性壓抑”。由於體質的原因，他們可能比其他人更早地爲性活動或準性活動做好了準備。與他們的體質性激情相應，嬰兒期的印記更深、持續更久，因此後來在青春期，它們對初次實在的性幻想有集結作用。還是與他們的體質性激情相應，所有情感性衝動都比正常人的強得多。因此，爲了抵消變異幻想的強度，相應強烈的羞恥感和厭惡感必定會出現。要求力比多轉向愛的對象的現實的性需要形成後，如我們所看到的，所有變異的幻想都被轉向他。由於阻抗反對愛的對象，患者不能無壓抑地把她的力比多轉向他，這導致了巨大的情感衝突。她的力比多在反對防禦的情感的鬥爭中耗盡，防禦的情感變得更強大並造成症狀。因此弗洛伊德能夠說症狀不代表別的，而是患者的性活動。
61 總之，我們可以把弗洛伊德現在的癔症觀點闡明如下：
（1）某些或多或少具有變異本性的早熟的性活動形成於體質性基礎之上。
（2）這些活動並不首先導致癔症症狀。
（3）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出現早於身體的成熟），幻想傾向於被嬰兒期性幻想集結的方向。
（4）被體質性（情感性）原因強化的幻想導致與意識的其他內容不兼容的觀念情結的形成，並因此主要被羞恥和厭惡所壓抑。
（5）這種壓抑帶有力比多向愛的對象的移情，因此促成更大的情感衝突併爲實際疾病的爆發提供了機會。
（6）癔症症狀的產生歸結於力比多反抗壓抑的鬥爭，因此它們不代表別的，而是變異的性活動。
62 弗洛伊德的觀點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這一問題極其難以回答。首先，必須強調指出：符合弗氏設想的病例確實存在，任何學過這一方法的人都知道。但是沒有人知道弗氏的設想是否可以用於癔症的所有形式（無論如何，兒童的癔症和心理創傷性神經症構成單獨一類）。對諸如神經症學專家常常遇到的一般癔症病例，弗洛伊德斷言其觀點的有效性。我自己的經驗比他的少得多，但也還沒有發現能夠質疑他的觀點的東西。在我已經分析的癔症病例中，症狀特別多變，但它們在其心理學結構上都顯示出驚人的相似。一個病例的外觀經過分析後會喪失其許多趣味，因爲人們可以看到同一情結如何能夠明顯地產生非常牽強的和顯著的症狀。基於此，不能說弗洛伊德的設想只應用於某一類症狀。現在我們只能斷定他的發現適用於至今還不能被確定爲臨牀組羣的無限多的癔症病例。
63 至於弗氏分析的詳細後果，它們所遇到的激烈反對僅僅出於這一事實：自1896年以來，實際上沒有人追隨弗氏理論的發展。如果他對夢的分析被驗證了，他的法則被遵守了，弗洛伊德最近的作品，尤其是“一個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將不會如此難以理解。他的這些報告惟一的不足之處是症狀的明顯性。公衆至少能夠因弗洛伊德的性象徵主義而原諒他。以我的觀點，他實際上是最容易追隨的，因爲恰恰是在這裏，表達了所有種族幻想思考的神話已經以最有意義的方式準備好了基礎。我將只提及施泰因塔爾[14]1860年的作品，它證明了在神話記載和語言史中存在着廣泛的性象徵。我也記起我們的詩人的色情及其隱喻或象徵的表述。沒有人在考察過這些材料後還願掩蓋這一事實：在弗氏的象徵主義和個體與整個民族的詩化幻想的象徵之間存在着罕有的深遠和重要的相似之處。弗氏象徵及其闡釋並非聞所未聞之物，它只是對我們精神病學家而言的不尋常之物。但這些困難不應阻礙我們更深地進入弗洛伊德提出的問題，因爲正如對神經學一樣，它們對精神病學也是極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