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有两个方面。人类行动、生产、创造；概括而言，就是处于活跃状态。但人类不是生活在虚空中，他有身体，生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有很多“物”要处理。他的行为作用于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或改变其形态，或创造。
他要面对的第一个“物”是他自己的身体，然后是其他的：为了生火或居住，需要木材；需要水果、肉类以及谷粒等食物；需要棉花和羊毛来制成服装。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的作用范围扩大了许多倍。武器、房屋、书籍、机器、船舶、汽车和飞机被发明出来，人类不得不应对这一切。
人类如何应对这些呢？首先把它们生产出来，然后加以改变，再利用它们来做其他事情，并消耗它们。物品本身什么也做不了，是人类建造了机器，机器生产物品。
在每一种文化中，“物品”和“行为”之间的比例是不同的。和被纷繁的物品围绕的现代人相比，原始猎人和食物采集人只需应对极少东西：一些工具、几张网和狩猎利器，几乎没有织物，些许首饰以及器皿，但是没有固定的住所。食物易腐坏，不得不迅速吃掉。
至于一个人所涉及（或者简单地说被围绕）的一些事情，他得考虑孰轻孰重。当然，他有观察力，以及视觉和听觉的能力，因为他的机体构造与生俱来，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他看见一只动物，那提醒着他它是他的猎物，他听到的声音是在警告他有危险存在；听觉和视觉是为生物目的服务，即求生存。但是人类有听觉不仅是为了生存，还可增强生命愉悦感、幸福感和活力感，即不服务于实际目的，是“享受”。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他在“聆听”。他听到了鸟的鸣叫、雨滴的噼啪声、有温暖音色的人声、激动人心的鼓点、歌曲的旋律以及巴赫的协奏曲。此时听觉超越了求生需求，变得人性化、积极、富有创造力、“畅通无阻”。
视觉也同样如此。看到古老黏土容器上漂亮的纹饰、三万年前描绘动物和人类的岩洞壁画、一张神采奕奕的脸以及人的破坏力，都会使我们的内心从求生反应转至自由境界；从“动物”转至“人”的存在状态。其他感官，如味觉、触觉、嗅觉也是如此。如果因为我的身体需要食物而吃东西，这个需求的表现就是饥饿；如果因为喜欢品尝食物的美味而吃东西，则完全不同。精美的食物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正如音乐和绘画。嗅觉也是一样的。（对动物的演化而言，嗅觉是最重要的，就像视觉之于人类）。享受令人愉悦的气味，例如香水，是人类一个古老的发现，这已不属于求生需求。虽然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但在触觉方面无疑也存在类似差异。也许我得提醒读者，有些人触摸别人就像在触摸一块布，是为了看看它的质量，而忽略了触摸本身是温暖而柔和的。
一方面，求生需求和本能冲动（两者相互补充）之间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感官协作能够达到至乐，比如性行为，所有感官都参与其中。性可谓繁衍需求的直白表达，由本能驱使、受限制、最原始的兴奋。其实它可以是畅快的、积极的，令人获得享受，并不以繁衍为目的。我在这里简略提及两种行为的差异：受驱使的被动行为和富有成效、创造性的主动行为。后文会更深入地讨论这种差异。
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的是，尽管原始人要应对的“实物”比现代人少得多，就“活动”而论则不然。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论证原始人比工业人做了更多活儿，比工业人更配得上“人”的称号。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原始人的生活。
首先，他得自己做所有的体力活儿。因为没有奴隶替他工作，也不能剥削妇女的劳动，他也没有机器，甚至也没有牲畜替他工作。就体力活儿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只能依靠自己。标准的反对意见认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思维、观察、想象、绘画以及哲学和宗教方面，史前人类远远落后于机器时代的人类。这种观点似乎合理，因为我们认为受教育越多，智力和艺术创造力就越强。事实绝非如此。如今通行的教育并不利于提高思维能力或发展活跃的想象力。 [25]
今天的普通人很少进行思考。他只是记得从学校学来和媒体传播的知识，对什么是凭借自己的观察或思考领悟到的几乎一无所知。使用物品也不需要太多的思考或技能。更有无需任何技能即可使用的发明，比如电话。汽车一类的发明只需要学习若干操作步骤，熟练后，只需极少的个人努力或技能。现代人，包括受过教育的群体，对宗教、哲学甚至政治问题也不会思考太多。他通常采用政治或宗教书籍（演讲者）提供的诸多陈词滥调中的一种，而非通过自己主动而透彻的思考得出结论。他选中的流行观点最合个人喜好，亦与其社会阶层相符。
原始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受到的教育很少——这里指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即在教育机构研习足够一定时间。原始人不得不从他的观察实践中来学习。他观察天气，观察动物的行为以及其他人的行为；要想活下去，必须掌握一定的技能，而这技能只能靠自己实践去摸索，而不是“二十次突击培训课”。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W.S.劳克林（W.S.Laughlin）对原始狩猎人广泛的精神活动进行了简洁描述：
另一个用来证明现代人的精神活动更高级的例子是阅读和写作的技能。如今人们相信这是毋庸置疑的进步标志。尽最大努力消除文盲，仿佛它意味着智力缺陷；衡量一个民族进步的标准，除了汽车数量以外，就是识字率。这种价值判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神职人员或学者垄断读写文字（有时甚至没有这样的人）时，普通人反而拥有超群的记忆力。现代人无法想象像吠陀、佛教典籍、旧约全书以及后来的犹太口头讲述传统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几百年来均是口口相传，忠实地传承。我还观察到很多人，例如墨西哥的农民，即使他们有读写能力，也没有经常这么做；他们的记忆力特别好，因为他们不用文字记载。
每个人都可以做类似的观察。只要他把东西记录下来，他就不再需要努力记忆。他不再需要把信息铭刻进他的大脑，因为他已经将它们用辅助工具存储起来：写在羊皮纸上、纸张或磁带上。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记住，因为内容已经安全地存储。记忆能力因缺乏锻炼而受损。如今可以观察到人们是如何避免动脑筋的，即使是很小的计算：例如商店的营业员遇到三个数字相加都要用计算器，不想动脑筋算。
原始人付出的劳动更多，从艺术上也可看出。比如约三万年前的狩猎人和食物采集人所画的壁画，有一些完好地保存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洞穴里。这些美丽的画作对于熟悉过去几个世纪绘画大师杰作的现代人来说也是一大惊喜。但是即使说洞穴壁画的绘制者确实是天才（称之为第四纪冰川期的达芬奇或伦勃朗），那些最最古老的陶器和工具上的纹饰只是出自普通人之手。人们常说洞穴壁画以及这些纹饰有着实际而神奇的用途，如对狩猎的成功有所贡献，或者对抗邪恶的神灵，等等。但是不管服务于多么实际的用途，都并不要求如此美丽的外观。此外，陶器上的纹饰也不总是天才的创造。各村都有自己的装饰风格，往往只是略有不同，这说明这些人有非常活跃的审美情趣。
以上所谈的是最“原始”的文化，原始的狩猎人和食物采集者，我们所能知晓并推测他们的文化，至少可追溯至四万到五万年前智人的全面出现。他们很少用自己的双手做事，但他们在思维、观察、想象、绘画和雕刻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活跃。如果量化表达“物体部分”和“行为部分”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原始人是1：100，而现代人会是100：1。 [26]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例子。与狩猎人相比，一个希腊公民在希腊民主初期肯定被更多的东西包围，但他却积极关心国事，以非凡的程度开发并运用他的智慧，并且致力于艺术和哲学。更多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比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戏剧里人物还多的艺术造就了一个雅典公民的艺术天性，它涉及的关于当代纽约人审美和情感上的被动性，我们可以认为是戏剧和电影激发了他的灵感！
我们从一个中世纪工匠的生活图景可以看出很多不同，但在许多方面类似。他对工作有兴趣，细心，过程不枯燥。比如做一张桌子是创造性的行为，桌子是他的努力、经验、技术和他的品位的结晶。大部分的事他得自己做。他还积极参与许多公共活动，如唱歌、跳舞和教会服务。农民在物质上更糟糕：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他也不完全是奴隶。田间的收成不能满足他们，（我这里尤其指十六世纪农民的地位大大恶化之前），但他在文化上是富足的，有自己的文化。无论是他还是工匠都不会被填鸭式地灌输去看别人的努力，或享受，或遭罪。无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行为和自己经历的结果。即使是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远远优于农民的工匠，除了他的房子和工具，也没有很多财产，他只是赚取符合其社会阶层生活标准的所需而已。他不想获取财富，也不想消费更多，他的目标是发挥能力和享受生活。
在操纵机器的社会，人们被很多物品包围，多得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制造了大部分东西。但是，真的是“他”制造的吗？巨大工厂里的工人其实什么也没生产。当然，他参与汽车、电冰箱或牙膏的生产，但是，不同的工人只是在重复不同的动作，比如拧螺钉、安装马达或一扇门，只有生产线末端的工人才能看到成品，其他人只能在街上看见——购买并拥有一辆便宜的车，他们看到只有那些富人才能拥有昂贵的汽车。说单个工人造了一辆汽车，仅仅具有抽象意义。其实是机器造出了汽车（又是其他机器造出了能造汽车的机器）；而工人——不是作为完整的人，而是作为活工具——去完成机器还不能完成的那部分工序（或仅仅因为人力便宜，使用机器太昂贵）。
工程师和设计师会声称是他们制造了汽车，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他们可能确实贡献了自己那份力量，但制造汽车的并不是他们。最后还有总裁或经理会声称汽车是他制造的；他认为因为他督导了整个过程，所以汽车是他制造的。但这比工程师的说法更站不住脚。经理也只是肉身一具，对制造汽车真的必不可少吗？这和一位将军说是他攻克了堡垒或赢得一场战斗一样，事实上是他的士兵攻克了堡垒、赢得了战斗。士兵冲锋陷阵，受伤甚至死亡，而将军只是制定计划，并看着这些计划正确执行。有时赢得战斗是因为对方将领不能胜任，即因对手的失误才赢的。对于指导和管理功能的生产角色，我不会进一步探讨，只是想说，对于经理来说，汽车离开生产线时，就从物理外观的车转变成商品，这意味着车对他来说，其真正的使用价值不是关键，而是其虚构的利用价值，这种价值是由那些各种不相关的数据，从性感女孩到“阳刚之气”的汽车，去迷惑那些潜在买家的广告所暗示。而汽车作为一种商品在一定意义上是经理的制造，他赋予汽车营利的特征，产生特殊的销售号召力。
现代人对物质世界施加的影响远远大于早期人类。但这些效应与他们体力和智力的投入完全不相衬。驾驶一辆马力强大的汽车既不需要太多体力，也不需要特殊技能或才智。驾驶一架飞机需掌握多种技能；而投放一枚氢弹则显得轻而易举。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行业还需相当的技巧和努力：比如工匠、医生、科学家、艺术家、技术工人、飞行员、渔夫、园艺家以及其他类似职业。但是，有技术要求的行当越来越少，绝大多数人用来谋生的工作只需要极少智力、想象力或任何形式的专注。体力劳动的结果与人类的努力不再相称，这种努力（技能）和结果之间的分离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致病特征之一，因为它往往会贬低努力的结果，并使其意义最小化。
那么我们就得出第一个结论：和一般观点正相反，现代人其实对周围的世界无可奈何。他能够显得强大，只是因为能够主宰自然，但这种主宰几乎完全异化了，这不是人类自身力量的作用，而是“巨大机器”使他无需多加努力就可达到目标。 [27]
因此可以说，现代人处在一种和机器世界共生的关系之中，因为他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才强大，或貌似强大。如果没有机器，只有他自己可凭借，他就会像孩童般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崇拜机器：机器将自己的力量赋予人类，让他以为自己是巨人，没有这些机器，他就是跛子。以前人们相信是自己的偶像给了自己力量时，是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在偶像身上，并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汲取部分力量。对机器的崇拜也基本上相同。可以肯定的是，阿施塔特女神只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偶像，就像先知所批判的那样，偶像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堆木头或石头碎片，人类将自己的力量转给它们，并从中拿回一部分力量。然而，机器并非无用的金属片，它们确实创造了一个有用的世界。人类非常依赖它们。就像偶像一样，是人类发明、计划并创造了机器；机器都是他技术想象力的结果，再加上科学，能够创造出有效的产品，然而机器却成为了人的统治者。
据传普罗米修斯把火带给了人类，是为了把人类从自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如今的人用曾经把他解放出来的火奴役着自己。戴着巨人面具的人类已经变得软弱、无助，依赖自己制造出的机器，从而也依赖着生产机器、保证社会正常运作的领导者，唯恐失去这些支撑物，成为“没有等级也没有头衔”的人，成为纯粹的人，对“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也怕得要命。
总之，现代人拥有很多东西，也使用很多东西，但他什么都不是。他的感情和思维能力如不常用的肌肉般萎缩；害怕任何重要的社会变革，因为对他而言，那只意味着骚乱或死亡——即使不是肉体的死亡，也是其身份的消亡。
人所拥有的就是一个人的财产，人人都“有”身体，因此可以说财产概念植根于人的存在。这看似可以论证财产的普遍性，其实不然，因为它不正确——比如奴隶就不拥有身体，根据主人的意愿（或一时兴起），受差遣、被贩卖甚至摧残。在这方面，奴隶和最受剥削的工人也不同；后者并不拥有劳动力，因为他被迫将其出售给资本所有者（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别无选择，他是否拥有自己的身体也值得商榷）。那么，我所拥有的东西，别人却拥有使用权，这如何解释？
财产权仍是备受争议的问题，我们仍有诸多困惑。无法获得准确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与废除私有财产的革命要求相关的狂热情感所阻碍。很多人以为他们的个人财产，如衣服、书籍、家具甚至配偶都会被拿走充公。 [28] （当然，如今就有人在“换妻”，虽然持保守的政治观点。）
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提议过个人财产或个人使用的东西应该充公；他们指的是资本的所有权，即所有者可以运用资金，生产并不需要的商品，并且迫使工人就范，因为他是所有者，“赐给”工人这份工作。
与社会主义者的吁求相反，政治经济学的教授断言财产权是“自然”的权利，是人性所固有，与人类社会一起诞生。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我选过几门经济史的课程，认真听了两位教授（那时颇具声望）的讲座，他们认为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具的特征，原始部落就使用贝壳货币，足以证明他们拥有资本，那么资本主义可谓和人类一样古老了。他们选择原始人的例子来作论证其实并不妥当。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最原始的人类并没有私有财产，除了切身需求的，如衣物、首饰、工具、网、大小武器，等等。事实上，对私有财产的起源和功能的大多数经典论述都认为在自然界中，万物是共有的（这种人类学家观点可参见《人的破坏性剖析》一书）。连神父也婉转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财产是对人的堕落所带来的贪婪的后果，也是社会补救；换句话说，私有财产是堕落的结果，就像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
区分时而会混淆的各种有关财产的概念很有益处。第一种观点认为财产是对一种物品（生物或非生物）的绝对拥有权，不管此人是否生产，或作为馈赠或遗产，或盗窃得来的。除了后者跟国家和民法社会法律之间有关系，需要某种认证以外，大罗马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解说财产的。拥有权始终要由国家或国际法律保证，即“强制执行”的法律。第二种观点，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尤其流行，即强调人拥有财产的权利取决于创造财产的努力。约翰·洛克的观点堪称代表：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劳动施加于某物（不属于任何人），那么它就成为他的财产。但洛克又说所有权可自由转让给并未努力去获得的其他人，这就削弱了人要努力才能获得所有权这一观点。洛克显然需要这个附加观点，否则工人可以把他们的劳动产品看作是自己的财产。 [29]
第三种观点来自黑格尔和马克思，它超出了前述基本法律概念，重在讨论财产之于人类的形而上意义。黑格尔认为财产是必要的，因为“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因为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参见《法哲学原理》第41和45节）。黑格尔的话可能听起来只不过是把私有财产的神圣合理化，其实远不止于此，限于篇幅，无法展开论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完全从个人层面阐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将其哲学神秘化。正如黑格尔所认为，财产对于他来说是人类意志的外部化。但只要创造的财产不是他的，而是雇主的生产资料，只要人与自己的工作分离，财产就不可能是他的财产。只有当社会由共同财产创建，个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充分发展，“我的”或“你的”将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本身，即未异化的劳动，将成为愉悦的过程，此时，除了人使用的物品外，财产便成为一种荒谬。每个人都不是按劳所得，而是按需所得。（这里所说的需要当然是人类真正的所需，而不是合成的、行业暗示人应该具有的破坏性的需要）。
财产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使用（功能性）和占有（无功能），虽然这两者之间有很多融合。德语通过两个词的使用，对这种差异做了明确界定：“Besitz”和“Eigentum”。“Besitz”来自“sitzen”，字面意思是人坐在上面；指的是可以合法地占有和实际控制，但它不涉及生产活动。而“Eigentum”的意思则不同。“aig”是德语词“haben”（意为“有”）的词根，几百年来，它的含义已经改变，因此梅斯特·埃克哈特早在十三世纪就用它来翻译拉丁语词“proprietas”。“Proper”对应“eigen”，指为某人所专属，正如“专有名词”（proper name）的用法。那么“Eigentum=proprietas=财产”就是指某个具体的人所拥有的一切：他的身体、他每天使用的东西以及赋予自己的个性，甚至包括他的工具和住所，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恒定的环境。
在当今这个自动化社会，一切都容易淘汰（甚至还没过时，就被新品取代），人们恐怕难再体会常用物品的“个性”。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性格不同，这都体现在物品的使用上。随着日复一日的使用，物品不再是死气沉沉，不可随意替换。以前诸多文化里都有在棺木里放死者贴身物品的习俗，相应地，现代社会也设立个人最后遗嘱，效力可持续多年。但遗嘱处理的是钱财、土地和权利，并非被赋予了“个性”的私有物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个人所有物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如同“功能性”财产和“非功能性”（死）财产的区别。
到目前为止，这种差异比私人和公共财产之间的差异更具根本性，因为许多例子显示，公共、国家或社会财产的法定形式和私有财产一样具有强制性和疏远性，假如它是由官僚徒有其名地管理，实际上不代表工人和雇员的利益。
功能性和非功能性财产经常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但也常常融合，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最基本的例子是人体。
每个人都有唯一一副身体，它是“天然”财产。对于婴儿来说——正如弗洛伊德绝妙地分析——排泄物彰显了他对身体的拥有。排泄物是他的，自身体排出，他把废物排泄出去，却不必担心损耗，因为每天都会补充前一天的损失。但身体不仅仅是“财产”，它也是工具，我们用它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并会因如何使用而相应改变。如果我们不使用身体肌肉，它们会越来越弱，越来越无力，甚至会报废；反之，身体会变得健壮（当然是在一定限度内）。
拥有一座房子或一块土地，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范畴，而不是“身体”这样的自然范畴。让我们来想想一个游牧部落的情况：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暂时住在一块土地上，建造自己的帐篷或小屋，一段时间后便迁徙。土地不是私有财产，也不是公共财产——根本就不是财产，只是极有限的意义上的使用对象。渔网、长矛、斧头等工具也是同样如此。只有在使用时，这些工具才成为他们的财产。今天的某些农业合作社也类似，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他无权出卖土地，能耕种多久，就“拥有”多久。
在没有私有财产概念的许多原始社会文化中，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以及婚姻制度。只要男女双方彼此相爱，彼此需要，并渴望厮守，社会便承认这是婚姻关系。当此种关系无法维持，人可以自由离开，因为对方并不是所有物。 [30]
相反，法律规定我的房子、土地、工具、妻子、孩子都是我的财产；他们属于我所有，无论我关心他们与否。事实上，我有权摧毁我的每一件财产：我可以烧毁我的房子，或者一幅画，即使它是一件独特的艺术作品。我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这是有效的合法权利，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利。
纵观历史，有关妻子和孩童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律法屡经变迁。如今，杀死自己的妻子是一种犯罪行为，会被视为谋杀，并遭受惩罚。杀死儿童也被视为犯罪，但家长殴打孩子、不停虐待孩子却被视为是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即产权），除非是过于极端的行为。然而，妻子和孩童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财产。他们是活人，和男人一起生活，有密切接触；他需要妻子和孩子，因为他们给他带来快乐。这均是“功能性”财产的特征。
资本是合法所有财产的极端形式。可以说，资本无异于一件工具，比如一把供主人使用的斧头。但就斧头来说，只有通过使用，它才变得有价值，即“功能性”财产。但是即使资本所有者什么都不做，他也拥有资本。即使不用来投资，资本也仍然具有价值；如果投资，他不必使用技能或做出任何相应的努力就能给他带来利润。这也同样适用于最古老的资本形式：土地。我有合法权利，我可以不做任何努力，即不需做任何事就能从土地获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非功能性”财产也被称为死财产。
“死”财产或非功能性财产可以通过夺取获得，或有法律规定。但是，因为法律的执行是靠武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利品和合法财产之间的差异只是相对的。此外，就合法财产来说，武力构成权利，因为国家通过武力（垄断式）保证个人财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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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没有物质就不能生存，但是只要有满足功能需要的物质，就能活得很好，自晚期智人出现后，人类四万年上下的岁月就是这样度过的。稍后我也将论证这一点：人类只要有功能性财产和极少非功能性财产就可以健全地生活。功能性财产用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制度性财产则满足非理性的需求。人必须有身体、住所、工具、武器以及船只。这些东西满足生存需要，还有满足精神需求的东西，如首饰和装饰物品——简单地说，就是艺术品和“神圣”物品以及生产这些物品的方法。如果是被个人独自占有，它们称得上是财产，但仍属于功能性财产。
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功能性物品的数量也在增加。一个人可拥有几套西装或套裙、房子、节省劳力的机器、收音机和电视机、电唱机和录音机、书籍、网球拍、滑雪板……这些东西和原始社会的生存必需品并无不同。尽管如此，仍然会有差异。当购买物品不再是为了更好的生存、提高产出，而是成为被动接受式消费时，物品的功能就会发生变化。当拥有财产主要是因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非生存所必需，那就和“积累财产”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因为“积累”和“消费”是对立的。如果我们只从表面看，这确实是如此。但从动态来看，两者共享一个基本特点：吝啬鬼以及挥霍者都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他们与任何东西或任何人都没有积极联系，岁月对他们没有影响，既无变化，也不成长；分别代表了一种死寂的生命。要区别拥有型财产和使用型财产，需要考虑“使用”的双重含义：被动使用（“消费者”）和主动使用（工匠、艺术家以及高级技工）。拥有功能性财产即指主动使用。
此外，“拥有”比不劳而获多出一种功能。首先，在以财产为中心的社会，非功能性财产（死财产）会赋予所有者权力。拥有大量财产也通常意味着拥有政治强权；他看起来像伟人，因为他颇具权力；人们崇敬他的伟大，因为人们宁愿崇敬，不愿对他望而生畏。富有而有权力的人可以通过恐吓或收买来影响他人；因此，他获得了名誉（钦佩）。
马克思对于最后一点有精当分析：
上述分析可引出的结论是，传统的关于私有和公共财产（国有化或公有化）的分类是不够的，甚至会产生误导。最重要的是辨别该财产是功能性的，因此是非剥削性的，还是非功能性的，即剥削来的财产。即使财产属于国家，或者属于在工厂工作的全体工人，它可能还是属于那些控制生产的官僚，其他人都得听从。事实上，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从不认为应该把纯功能性的财产，如使用的物品公有化。同样，功能性财产是否该人人均等也无关紧要。这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实际上，关心的是财产的本质，会引发嫉妒，因此应避免不平等。
中心问题是财产是否对一个人的活动和活跃性有进一步的加强，还是使其减弱，并进一步导致懒惰和碌碌无为。
临近尾声，我们就进入了“占有”作为精神和情感现象的讨论。
在首先谈到的“功能财产”时，很明确地表明，我只能拥有可以合理使用的财产。拥有和使用耦合有几种结果：（1）我非常活跃，因为我只拥有我使用的，这刺激我不断地使用；（2）贪婪地占有（贪财）几乎不能持续，因为我只能希望占有适合我能力的东西，从而有效地使用。（3）我很难嫉妒他人，因为既然我忙于使用我所占有的，羡慕他人毫无用处。（4）我不担心害怕失去我所拥有的，因为功能财产很容易更换。
制度财产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除了功能性的占有财产以外，它是另一种经历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方式。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两种方式：完全没有占有经历的人绝无仅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可谓是他们所知晓的唯一经历。大多数人的性格结构混合了两者。然而，占有似乎是简单的概念，形容占有的经历却并非易事。只有当读者理解概念的同时调动情感经历，描述才能站得住脚。
也许理解非功能性财产最有帮助的方法是回顾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见解之一。他发现，婴儿在经历了仅仅被动接受的阶段后，迎来积极探索的时期，弗洛伊德称之为肛欲期，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关键影响，甚至导致“肛门性格”。弗洛伊德更强调划分力比多发展的具体阶段，性格形成是次要的（我与其他更接近弗洛伊德的学者，如爱利克·埃里克森的观点相反），这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弗洛伊德认为占有倾向占据主导地位是达成完全成熟之前的阶段，如果一直持续则是病态的。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认为只关注占有的人是病态的人。
对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其成员的个体经历、与世界发生联系完全是通过占有）来说，这种观点堪比重磅炸弹。然而，据我所知，没有人对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最高价值观的攻击提出抗议，而弗洛伊德为性去妖魔化的温和尝试却遭到“正派”捍卫者的声讨。解释这个悖论绝非易事。是因为很少有人将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联系在一起吗？还是因为所有权天经地义，无人敢发起挑战？或是因为弗洛伊德对于中产阶级性道德的攻击恰恰证明性道德的虚伪，而公众对于金钱和财产的态度完全真实，不需要这样的攻击来证明？
然而毫无疑问，弗洛伊德认为，如果占有倾向主宰成年人，是不健康的倾向。
他引用几种论据来支持他的理论。首先，在这些丰富的论据中，排泄物被象征性地等同于金钱、财产和污垢。有充足的语言、民俗、神话证实了这一点。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弗里斯 [32] ，把金钱和吝啬与粪便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性格与肛欲》（1908），他对这种象征举了更多的例子：
在这里我想评论几句。在巴比伦人看来，黄金是“地狱的粪便”，这句话把黄金、粪便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地狱意味着死者的世界，那里最宝贵的东西是粪便，由此引出金钱、污垢和死亡的概念。 [34]
上面引用的最后两段正揭示了弗洛伊德那个时代对思维的依赖心理。为寻求黄金—粪便的象征类比从何而来，他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这种类比是基于它们之间截然不同这一事实，即在人类看来，黄金最珍贵，而粪便只是废渣。弗洛伊德忽略了其他可能性，比如说黄金最珍贵，是因为这种文明的经济依赖于黄金，换做是原始社会，黄金可能不会有什么价值。而且，如果一个人身处认为黄金最珍贵的社会，那么他的潜意识里会觉得黄金是死的、枯燥无趣（像盐）、无生命力（除非镶嵌于珠宝）；它是劳动的累积，以囤积为目的，是非功能性财产的最佳代表。黄金可以吃吗？黄金能长出什么东西吗（除非转化为资本）？黄金这死气沉沉的一面在有关迈达斯国王的神话中也出现过。他是如此的贪婪，他的愿望是他所触摸的东西都变成黄金。最终，他还是死了，因为没人能靠吃黄金维生。这个神话清晰地表明了黄金的无生命性，它绝非弗洛伊德所言的稀罕物。弗洛伊德没有跳出所处时代，没能意识到金钱和财产的负面价值，因此，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肛欲性格概念所具有的重要含义，这便是我以上着重讨论的。
先且不论弗洛伊德关于力比多发展阶段划分的可取之处，接受和占有阶段是人类发展最早阶段之一，他的这一发现更具重大意义。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婴儿无法照顾自己，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并按照自己的期望塑造周围的世界。他们被迫接受、抢夺，或拥有，因为他们自己还不能谋生。因此，占有在孩子的发展过程中是必要的过渡阶段。但是，如果占有倾向在成年时仍然占主导地位，这表明他没有实现充分发展的目标，去进行创造，仍停留在占有阶段。与其他倾向一样，本该出现在早期发展阶段，在成年后依然如此就成了病态。占有倾向是建立在生产能力减少的基础上。这种减少可能涉及很多因素。所谓生产力，我所理解的是自由、积极地实现能力，而不是出于本能或强迫性。在这里将不作详细讨论。简言之，我们必须在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寻找原因，比如早期恐吓、缺乏激励、过度呵护。会引发一连串的后果，占有倾向及其满足会削弱努力，最终将削弱发展能力。一个人拥有的越多，积极的努力对他就越缺乏吸引力。占有和内心的懒惰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并彼此加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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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穷尽一生追求拥有更多的人：吝啬鬼。最明显的追逐对象就是金钱，及其物质等价物，如土地、房屋、流动资产等。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怎么节省上，以维持这些财产，而不是去投机买卖。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堡垒，什么东西都不能离开这个堡垒，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分文不花。什么是“绝对必要”的，取决于他吝啬的程度。
这种例子很特殊，虽然并不少见——他们会剥夺生活的一切享受，如美味的食物、华丽的衣饰、体面的住房，就是为了把开支减到零。一般人会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要这么做。但不要忘了，事实并非如此；吝啬鬼的最大乐趣正是体验拥有感，他觉得“拥有”比美、爱、任何感官或智力快感更愉悦。富有的吝啬鬼看似不同。他甚至可能花费数百万在慈善事业或艺术上，因为其社会地位和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都要求这种支出（亦有取得有利税率的考虑）。但他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控制系统，以确保不花费任何不必要的开支，又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以防他的工人哪怕是偷懒一分钟。（班纳特甚至说汽车帝国的创始人亨利·福特把袜子穿到破得不能再补，怕妻子在商店偷偷买新袜子，他便在汽车上换袜子，并把旧袜子扔在路上。）
吝啬鬼不仅受节省物品的热情所驱使，同样也节省能量、情感、思维或其他人所能拥有的东西。对他来说，能量是一个固定的数额，不可补充。因此，每一种能量的消耗，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必须避免，因为这意味着能量库存减少。他避免不必要的体力劳动，做什么都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他通常使用刻板、有序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能量消耗。这种态度鲜明体现在他的性行为上（大多数男性也类似）。对他来说，精液是最宝贵的产品，但数量有限，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其实他很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但他仍然那样想）。因此，他必须把性行为减到最少，以求最低限度的损耗。我已经认识相当多的人，既想“节能”，又觉得适当进行性行为有益“健康”，于是摸索出一套作息来兼顾两者（这种态度时或导致阳痿）。
同样，吝啬鬼往往在说话、感觉和思想上也很吝啬。他并不想把精力花在感觉或思维上，他只想完成生活必须完成的任务。他对别人的喜悦和悲伤漠不关心，甚至连自己的也无所谓。他用追忆过去的经验来替代当下的生活。这些记忆是一种珍贵的财产，他经常在脑海中重温，就像数钱、数牛或是他的工业股票。事实上，过去的感情或经历的记忆是他和经验有联系的唯一形式。他没有什么感觉，却很感伤；“感伤”用在这里是指“无感觉的感觉”，一种白日梦般的感觉，而不是感知到的感觉。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许多具占有欲、冷漠甚至残酷的人，这三种特征往往属于一人，他们对周围真实的痛苦不为所动，却会为电影里所呈现的心绪洒泪，因为这使他们想起自己的童年，或是在白日梦里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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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忽略了拥有物以及拥有物品的经验差异。也许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无生命和有生命的物体。无生命物体，像金钱、土地、饰品，它们不会和主人对抗。唯一的对抗可能来自那些威胁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这种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是法律（国家保障其实施）。对内心的安全感建立在占有上的人来说，他们必然会持保守态度，反对减少国家强制力。
对于那些把安全感寄托于有生命的，尤其是人类，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他们也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但他们也面临着来自人的阻力，将成为一个可以拥有、可以控制的东西。这种说法可能会受到质疑：有人会指出事实，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对被统治感到满意，其实，他们更喜欢限制自由。在《逃避自由》（1941）这本书里，我试图解释“自由的恐惧”和不自由的诱惑。但明显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自由但不安全对那些没有勇气去冒险的人是可怕的。如果控制表现得不像控制，如果控制者具有好父亲的特质，如果他觉得他是受引导的孩子，他会愿意放弃他的自由。但如果不使用这种伪装，占有的对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的第一反应是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手段进行反抗。孩子以无可奈何的方式抵抗：破坏和阻挠，更确切地说，他的武器是尿床、不排便、发脾气，等等。无依无靠的阶层有时会用破坏或效率低下来抵抗，或如历史表明，往往直接反叛和革命，这是发展诞生的阵痛。
无论对统治以何种形式反抗，它对控制者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必将愈发努力地控制别人，愈发受性欲驱使。企图占有他人会导致虐待狂倾向，一种最丑陋的，最变态的激情。
最大程度的拥有是拥有自己。“我拥有我自己”是指我被自己充满，我就是我拥有的，我拥有的就是我。这种类型的人的真实代表是自恋者。他心中只有自己，他把整个世界变成他占有的东西。他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毫无兴趣，除了那些被他纳入财产范围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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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占有的经验模式跟消费很类似。同样，我们很容易区分实用（理性）和非实用性（非理性）的消费。
我因为饥饿而吃饭表明我的身体对食物的需求，或是因为我享受美食，那么我吃饭的行为实用且合理， [36] 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保证我整个机体的健康运行，也符合我的好品位。但是，如果我由于贪婪、抑郁或焦虑吃得过饱，那么我的饮食是不合理的，并具有伤害性，但并没有进一步造成我生理或精神上的损害。所有的消费也是如此，因为它植根于贪婪并具强迫性：比如贪婪、吸毒成瘾、当代的消费主义以及性消费。如今出现的追求愉悦的性激情实际上就是贪婪的表现，并企图吞噬对方。两个人，或两个人之中的一个人，想充分拥有对方。有时人们用“我们扑向彼此”来形容他们最激烈的性经验。确实如此，他们像饿狼般扑食对方，这种心情基本是敌对的占有欲，而不是喜悦，更谈不上爱。
以人、食物或其他东西填补自己是占有的一种更古老的形式。我拥有的物品仍然可能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拿走或被骗走。因此我的占有需要能保障我权利的社会环境。
如果我把想保留的物品吞食，它就会避免一切干扰而处于安全之中。没有人可以抢走我已经吞食的物品。这可以清楚地从婴儿尝试把东西放进嘴里看出。这是他首次尝试安全占有的方法。当然，就物品而言，吞食的方法极其有限，严格来说，只可以发生在对身体无害的可食物品上。吃人肉的根源之一可能就在这里：如果我相信一个人的躯体，尤其是一个健壮勇敢的男人，可以给人力量，吃了他就相当于获得一个奴隶。
但有一种消费不一定是用嘴巴。最好的例子就是私人汽车。有人认为这是功能性财产，不是死财产。如果汽车真正发挥作用，它才具有功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能刺激或激活人的能力。它只是一种消遣，使人远离自身，产生一种虚假的力量感，有助于形成一种根据人们驾驶的汽车品牌划分的认同感。车阻止了人的步行和思考，使集中精神对话变得不可能，还会刺激竞争。人们需要写一本书来描述私人汽车所代表的不合理的消费习惯。
总结：非功能性，因此也是病态的消费习惯和占有相似。这两种经验都削弱甚至摧毁了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剥夺了他的活力，并把他变成一种物品。我希望通过与其对立面，重存在的生存模式的对比，更充分的理解重占有和非功能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