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与前面讨论过的自我意识仍然有所关联，倘若精神分析不仅仅有治疗功能，还能增强自我意识，因而也会是内心解放的最适当的方法之一。
这一设想并非为每个人所接受。或许最外行的和最内行的人都会把精神分析的本质定义为通过意识到被压抑的性记忆及其影响来治愈神经症。与上文论述相比，这个定义中的“意识”概念大大窄化，主要指对受压抑的力比多的意识，其目的也限于普通意义上的治疗，即帮助病人减少所遭受的“额外痛苦”，将痛苦减至可以普遍接受的程度。
我相信，上述概念没能让人对弗洛伊德的发现有真正的理解。弗洛伊德本人可以证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更改了他的理论，从强调力比多和自我之间冲突的关键作用改为强调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之间的冲突，尽管他试图调和新旧理论，事实上他已放弃力比多理论。 [16] 而且，当弗洛伊德被问及他认为什么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精髓时，他提到了压抑、反抗和移情，没提到力比多理论，更没有提“恋母情结”。
为了领会力比多理论看似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在现实中可能不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甚至是不正确的概念这一事实，我们得考虑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即每一位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都寓身于某种文化，有着相应的思维范式。最原创的想法往往“难以设想”，新见解可能是歪曲（或窄化）的，却有助于思考。最初的想法先得以错误的形式表达，直到社会发展，思想相应发展，打破先前的时代局限，所可能获得的意义甚至超出作者自己的估计。
深受资产阶级唯物哲学影响的弗洛伊德无法设想心灵的力量可以激励人，除非它同时可被识别为一种生理机能；“力比多”是可结合这两种特征的唯一力量。
于是“力比多和自我的冲突是中心冲突”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假设，使弗洛伊德能以“可表达的”术语来表述重要发现。从力比多理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精神分析的本质可以被定义为发现了人的内在互相冲突的倾向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发现了“抵抗”，抗拒意识到这些冲突；发现了“合理化”，显得表面上并无冲突；发现了意识到冲突可产生的释放效应以及尚未意识到的冲突会成为致病因。
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这些基本原则，而且是制定具体方法来研究受压抑者的第一人：分析梦境、症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性冲动和自我及超我之间的冲突只占一小部分，不能意识到冲突，无法有效应对，是很多人面临的关键问题。
弗洛伊德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发现了压抑性冲动引起的后果。在他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胆的论断，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弗洛伊德不会有如今这样的影响力。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要归因于他摧毁了传统观念，即认为人的思维和存在是一致的，他撕裂了虚伪；归因于他的理论是批判性的，质疑所有显明的想法、意图和道德，并展示了它们往往只不过是隐藏内心真实的表现。
如果有人试图以我刚刚归纳的来解释弗洛伊德理论的意义，那么不难设想，精神分析的功能超越了狭窄的治疗范围，通过意识到受压抑的冲突，可以达到内心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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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讨论精神分析的非治疗功能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对滥用精神分析的潜在危险提出一些警告。人一遇到困境，都急着进行精神分析，但是有很多理由表明不要急着去尝试，至少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急救站。
第一个理由是这会成为避免自己解决困难的好借口。正如前文提到的，如今盛行生活就该是一帆风顺、毫无痛苦、无需费力的观念，也有种流行看法认为生活不应该出现任何矛盾、冲突和痛苦的抉择。那或多或少被认为是异常的，不是普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当然，机器没有矛盾冲突，那么为何生物要有呢，除非因为有构造或功能缺陷？
还有比这更天真的想法吗？只有最肤浅、最隔绝的生活才可能不需要做出明确决定，虽然那会伴随大量神经和心理症状，如溃疡或高血压，即潜意识冲突的表征。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失去感觉的能力，如果他还没有变成一个机器人，就几乎无法避免面临痛苦的抉择。
比如男孩终于独立于父母这个例子，如果意识到分离给父母带来的伤痛，孩子也会非常痛苦，不过，如果他以为做这个决定是如此痛苦而艰难意味着他神经质，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就说不通了。
另一个例子是离婚。决定离开妻子（或丈夫）非常痛苦；若是为了结束冲突，破除一方自身发展的严重阻碍，则是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他们必须进行精神分析，一定有一个“情结”导致他们难以抉择。至少，这是他们的浅表想法。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有其他动机，最常见的是想推迟做决定——觉得先要进行精神分析，找出所有潜意识动机。许多夫妇同意一起去分析师那儿，然后再做出决定。分析可能持续两年、三年或四年，他们不觉得有何不便。与此相反，它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越不必做决定，但除了拖延做决定，很多人抱有许多其他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希望。一些人希望分析师可为他们做出最终决定，或建议他们直接做什么或通过“解释”来建议。如果这个办不到，他们有第二个期望，即精神分析会让他们内心明晰，使他们做起决定来既容易又不痛苦。当这两个期望都未能实现，他们仍然可能得到某种好处：已对离婚这个话题太过厌倦，不想再思虑，决定离婚或者和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至少有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可以谈论：自己的感受、恐惧、梦想，等等。换句话说，这种分析为他们的沟通提供了内容，虽然主要谈论的是自己的感觉，而不是对彼此的感觉已发生改变。
还有更多其他的例子，比如：一个人放弃高薪转而做更有趣的工作；一个政府官员需在违背良心或选择辞职中做出抉择；一个人参与政治抗议运动，冒着失去工作或被列入黑名单的风险；一位牧师决定凭良心讲真话，冒着被逐出教会，相应失去原有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保障的风险。
正像前面提到的这些例子，人们往往因为与家庭和个人间的冲突而去寻求分析师的帮助，因良知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冲突去做精神分析的则少见得多。这不禁让人怀疑，放在显著位置的家庭和个人间的冲突是为了掩盖良心、完整性、真实性和自身利益之间更根本、更严重、更痛苦的冲突。通常情况下，后者的冲突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而且很快就被当作不合理的、浪漫而“幼稚”的冲动被铲除，不需要也不应该花时间多做考虑。然而，那是对每一个生命都至关重要的冲突，比离婚与否重要得多，可在大部分时间，人们只是把冲突的形式换了一换。
不要轻易尝试精神分析的另一个理由在于，被分析者会在分析师身上寻求——并发现——又一个父亲形象，并产生依赖心理，从而阻碍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经典的精神分析学家会说，事实正好相反，病人在移情于分析师的过程中，发现了对父亲的潜意识依赖，并通过分析移情来消解移情以及对父亲的原初依赖。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时有发生，但是很多时候却正相反。受分析者可能确实断绝了与父亲的关系，但在这种独立的伪装下，又和分析师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分析师成了他生命中的核心人物：权威、顾问、良师、益友。这经常发生，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经典的弗洛伊德理论中存在的缺陷：弗洛伊德的基本假设是所有“无理”现象，比如渴望强权统治自己、膨胀的野心、贪婪、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源于幼儿经历，是理解个人未来发展的关键（尽管理论上他承认和体质因素也有关）。因此，渴望强权被解释为根源于幼儿弱小无助；当相同的依附出现在和分析师的关系中时，有人解释为“移情”，即从一个对象（父亲）转移到另一个（分析师）。这种转移的发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
但这一解释过于狭隘。实际上不仅是儿童，成年人也一样无助。这种无力感是扎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即“人类处境”。意识到威胁他的诸多危险，如死亡、未来的不确定感、知识有限，人类都不可避免地感到力不从心。个人生存的无力感又被人类历史的无力感所增强，精英正是通过这种办法来剥削多数人，比处在自然民主状态的原始社会，或未来会出现的以协作而非敌对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无力得多。 [17]
因此，不管是出于自身或历史的原因，人类总是在寻求攀附各种“神奇的贵人”：巫师、祭司、君王、政治领袖、父亲、导师、精神分析学家以及许多机构，如教会和国家。那些剥削他人的人通常愿意提供——亦被欣然接受——如父亲这样的形象。据说一个人宁愿服从为他好的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由于恐惧和无能而服从。
在所处时代的思维框架内思考的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移情现象，却无法看到其更广泛的暗示意义。移情现象的发现意味着他发现了人类一直孜孜努力于偶像崇拜（异化）。这源于生命意义之含混，希望为生命的偶然性寻找答案，使一个人、一个机构、一种观念变得绝对，变成偶像，创造必然性的幻觉，并且表示降服。历史上，偶像崇拜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十分深远，这种沉重的幻觉阻碍了积极性和独立性。
精神分析学家的主顾大多是中产阶层和中上阶层的自由派，对他们来说，宗教已不再发挥有效的作用，他们也不再持有热忱的政治信念。上帝、皇帝、教皇、拉比或有魅力的政治领袖都不能填补这一空白。于是精神分析学家成了混合大师，集古鲁、科学家、父亲、牧师（或拉比）于一身；此外，精神分析学家不强作要求，且态度友好，把所有真实生活中的问题——社会、经济、政治、宗教、道德、哲学等实际问题全都化作心理问题。因此，病人在他手里，只需解释乱伦、弑父冲动或肛门期固恋。当世界缩减为这样的袖珍资产阶级宇宙，世界就变得简单、可靠、易于管理，而且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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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精神分析的另一危险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病人往往只是声称想做出改变。如果他患有恼人的症状，如失眠、阳痿、恐惧当权者、与异性关系不愉快或只是感觉萎靡不振，他当然希望能摆脱这些。谁不想呢？但他不愿意经历在成长和独立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痛苦。他是如何面对该困境呢？他期待着只需遵循“基本规则”——不费考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可以被治愈，无疼痛，也无需努力；总之，他认为通过谈话就可以被“救赎”。但世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曾经历痛苦或不愿意经历，没有人能够成长，也没有人能追求到任何值得追求的东西。
还有一重危险是最让人觉察不到的：将情感体验“理性化”。弗洛伊德的意图显然相反：他要突破传统的思维过程，抵达日常思维光滑表面背后的体验，以及不讲逻辑的活生生的感受和想象。他的确在催眠状态、在梦里、在描述症状的语言中以及许多不受注意的行为细节中发现了这些。但是到了实践中，精神分析的原初目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精神分析越发成为一种历史性研究，研究个人史，其中充斥理论诠释和抽象概念。
分析师有一系列理论假设，并用病人的事例证明这些假设。分析师很真诚，因为他坚信精神分析理论是正确的；也相信分析对象提供的材料必定是复杂而真实，因为与理论相符。该方法越发应用于“解释”。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病人因强迫性饮食导致肥胖。分析师的解释是，她的强迫症和随之而来的肥胖是源于想吞下父亲的精子并怀孕这一潜意识的欲望。她不记得有这样的愿望和幻想，又被解释为是受到了压抑。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源头是“重构的”，分析师接着要做的就是以病人更多的联想和梦境来证实重构之准确。当病人完全“理解”症状的含义时，就意味着被治愈。
基本上，这种阐释法就是通过解释来治疗；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精神官能症状会形成”。病人被要求着持续做联想，即思考症状的起因。以经验为核心的方法已经转化成抽象研究。即使理论前提是正确的，这种方法也不会导致任何改变，除了被暗示引导出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精神分析，并被告知这样或那样的因素是导致神经症的原因，他当然会马上相信事实就是这样，症状随之消失，因为他相信既然发现了根源，就意味着治愈。这种机制应用得如此频繁，以至没有科学家接受若想治愈使用药物导致的某症状，除非患者不知道他吃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不仅是病人不知道，连医生也不知道，才能确保自己不受自己期望的影响（“双盲测试”）。
在今天，抽象学术化的危险更大，与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疏离，会导致认识自己乃至世界都采用完全抽象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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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固有的传统精神分析法有一些风险存在，我必须承认，经过四十多年精神分析的实践，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正确理解和实践精神分析，对人类大有裨益，包括精神分析的传统适用领域，即治疗神经症。
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作为治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一种新功能，我称之为转移治疗分析法。它可以从治疗性分析开始，症状治愈但并不停止，超越治疗的目的；或者可以设定一个非治疗性目标，并没有显著的心理、病理问题需要解决。关键在于超越让病人恢复“正常”这一目标；就弗洛伊德的治疗师身份而言，这不在他考虑范围，但也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完全无关的。他的治疗目标是将病人调整到“正常”运作状态（“能够工作和爱”），但他伟大的抱负并不在治疗领域，而是要创造一场启蒙运动，启蒙最终应使人意识到并约束澎湃的激情。这种抱负如此强烈，以至弗洛伊德看起来常常像一个政治领袖，用“运动”来征服世界，而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来征服世界。 [18]
超越治疗法的目标是通过充分的自我意识来达到自我解放；获取幸福，获取独立自主；具有爱的能力；具有批判思维，破除幻想；去生存，而不是占有。
“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部分修订，特别是力比多理论，因为这一基底对于理解人类而言太狭窄。与视性欲和家庭为中心不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生存的具体境遇和社会结构更关键，激励人类的激情本质上不是天生的本能，而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形成的。
过去我有时会用到“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这个词，后来又摒弃不用，部分原因是它被一些心理学家采用，而我对这些心理学家的观点并不赞同，部分原因是我想避免给人以我又建立了一个精神分析新“学派”的印象。经验表明，建立学派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以及对提升分析师的能力都有害无益。弗洛伊德就是一例。我相信，弗洛伊德无法按自己的意愿修改他的理论，因为他得用一种大众学说将追随者维系在一起。如果他改变了基本理论立场，就等于剥夺了其追随者共享的信条。此外，“流派”及其所意味的认可对流派成员有破坏性影响。成员这一身份可提供必要的道义支持，让许多人感到自己是胜任的，而无需进一步努力研习。据我的观察，正统派是如此，其他学派也是如此。这些观测结果使我相信，分门别派是不可取的，只会导致教条和无能。 [19]
此外，研究过程也是不同的，可以更加活跃、直接、具有挑战性。尽管如此，基本目标仍与传统精神分析法的一致：揭示潜意识的力量，意识到抵抗力，移情，合理化以及把解梦作为理解潜意识的“坦途”。
在此，还需要加上一个限定条件，即寻求尽可能充分地实现自我的人也可能有神经症状，因此也需要分析疗法。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被完全异化、仍保持敏感知觉、没有失去尊严感、尚未被“出售”、对别人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还没有完全按占有物品多少来衡量生命价值的人——简言之，如果他仍是一个人，而非一件物品时，这个人就会有孤独感、无力感，与现今社会有隔离感。正因为清醒，他才不禁怀疑自己和自己的信念。他不禁感到痛苦，尽管他可以体验喜悦和明晰的瞬间，而这些是他“正常”的同代人体会不到的。得神经症也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个健全的人生活在一个疯狂的社会，而不是以前那种一个病态的人试图让自己适应一个病态的社会所引发的神经症。在对他做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更加独立更加自主的过程中，他的神经质症状会自愈。说到底，各种神经症的发生都意味着一个人没能解开存在之谜。
如果说一个人对潜意识的探索应该是冥想的一部分，那么人们就会问，一个人能否在冥想实践时分析自己。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困难的，最好是由专业分析师来引导他自我分析。
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分析师能够胜任这种超越治疗的精神分析。如果分析师本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目标，他就很难理解病人的希冀和需要，但这并不是说他自己必须实现这个目标，而是说他需一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由于追求这个目标的分析师相对比较少，因此找到这样的分析师不太容易。我们应该遵循一个规则，像选择纯粹为治疗而分析的分析师一样，一个人应该对分析师进行深入的调查，多走访认识他的人（患者和他的同事），不要相信著名人士或机构的推荐。有些病人崇拜自己的分析师，也这样描述分析师，应对此持怀疑态度；要形成准确印象，一次两次甚至十次的访谈才可以，仔细观察分析师，就像他观察你一样。被不合适的分析师分析多年有害无益，就像和不合适的人维持数年婚姻一样。
至于分析师属于哪个流派，这本身不足以说明什么。“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应该更关心人类的大目标的问题——有些人是这样的。另一些人知识有限，只是简单地引用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的哲学术语，作为噱头，并没有真正进入患者的人格深处。荣格学派最关注患者精神和宗教需求，其中有些人是这么做的，但也有许多人，虽然一心追寻神话原型和类比，却无法进入患者个人生活的深处及其潜意识状态。
“新弗洛伊德派”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可靠。非弗洛伊德派也是不够的！有些分析师采用的分析法接近我前面描述的，还有许多人的分析法都相当肤浅，缺乏深度批判性思考。离我上文所列举的距离最远的也许是正统的弗洛伊德派，因为力比多理论和片面强调儿时经历已成了他们发展的阻碍。然而，尽管有教条倾向，其中仍有一些人拥有必要品质和理念，能够担当引导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内心现实的重任。总之，我相信分析师的能力高低和他所属的流派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品质、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及个人哲学。
与分析师个人密切相关的是他使用的分析方法。首先，我不相信引导自我分析的分析需要持续很长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每周两小时，持续六个月就足够了。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分析师不应该是被动的，在聆听了五至十小时后，他应该对分析对象的潜意识结构和抵抗强度有了一定认识。分析师应该能够讲述他的发现，分析他的反应，特别是他的抵抗之处。此外，分析师应该从梦境开始分析，引导分析对象分析自己，然后把它们的解释（还有其他的信息）和分析对象交流。
在分析结束时，受分析者应该对自己的潜意识有足够的认识，减少抵抗，以便可以继续作自我分析，此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实践。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自己的认识不存在界限，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每天都作自我分析，至今仍会有新的认知，或深化理解已知的部分。但是，应该与分析师协作，尤其是在开始自我分析、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时。但这只能作为应急手段，否则又有依赖分析师的危险。
为自我分析所准备的预备分析是最可取的程序。这个过程非常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许多分析师的能力不足，也是因为他们通常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合适。这种工作不仅需要一种特殊的兴趣，也需要有相当灵活的时间表。我相信，如果自我分析法变得更普及，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将会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或至少投入一半的工作时间。
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分析师，或有诸多原因不能去接受分析或费用无法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自我分析吗？
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多项因素。首先，它取决于实现自由的意愿有多强烈。哪怕这种意愿不过是指人的大脑生来就有追求健康和幸福的趋向，也就是说，为了个人以及人类的健全发展实现各种条件。 [20] 这种趋向在身体上的表现为人熟知——药物只是为其发挥作用扫清障碍。近来在获得健全的精神方面也可看到类似趋向，虽然在更早的、更少技术干预的时代更常见。
自我分析的不利因素是严重的病理状态，这在延长的“常规”分析中也属难处理的。此外，具体生活境遇也极为重要，例如一个人不需赚钱谋生，因为他继承了父母的钱（或配偶的），这样他就比不得不工作的人更容易遇到问题。当某一群体里的个人有彼此类似的缺陷时，反而更会接受该群体的价值观，并视它为常规。另外一种不利环境是，一个人赖以为生的恰恰是他的神经质，倘若他改变了内心，维生手段也岌岌可危。我们可以想想演员，自恋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又或者官僚如果不顺从，就可能会失去工作。最后，一个人的文化和精神背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是否接触了某些哲学、宗教或重要的政治思想，还是从来没有越出过周围环境和所处阶层的固有观念，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也往往是决定性的。而且，不能仅考虑理性的一面，有时这只是抵抗的体现。
如何学会分析自己需要写一本书来阐述。这里我只提几个简单的建议。
开始之前，我们需静下来，放松地坐着，并集中注意力。做好这些之后——至少要做到一定程度，才能以不同的方法往下进行，这些方法绝不是相互排斥的。
（1）静坐冥想时，可以尝试记住涌入脑中的杂念，然后“以感觉的方式进入杂念”，目的是看它们到底是什么，之间是否有关联。或继续通过观察某些症状，如感觉疲劳（尽管有足够的睡眠）、沮丧、愤怒，然后“摸索”这是对什么的反应，在这种表面的感觉背后，有什么潜意识经验。
我有意不说“思考”这个字眼，因为单凭抽象思考得不到答案，至多能得出一个推测。我所说的“摸索”是指富有想象力地“品味”各种可能的感觉，直至——如果成功的话——某种意识清晰浮现，比方说，疲劳的根源。举个例子：你可以试着想象以前疲倦时的感觉，以及后来是否意识到疲倦的原因。人们可以想象出几种可能的原因，如试图拖延完成难以完成的任务；对朋友或心爱的人有一种矛盾的感觉；可能挫伤了对方的自恋感甚至使其轻微抑郁的批评；与人会面，对方的友好其实是假装的。
还有更复杂的例子：一名男子爱上了一个女孩。几个月后，他突然感到疲倦，情绪低落，无精打采。他可能试着找到各种合理的解释，比如工作上不太称心如意（可能也是导致疲劳的因素所引起）或对政治感到失望和难过。或许他得了重感冒，需要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对自己的感情很敏感，他就可以观察到，最近他总在寻找女友的小差错，他梦到她有张丑脸并欺骗他。或者他可能会注意到，以前他总是很渴望见她，而现在他却会找借口推迟约会。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微小的迹象可以表明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专注于这种感觉，他就会突然发现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改变，最初的吸引使他没有注意到某些负面的特征，她甜美的笑容如今似乎显得颇有心计又十分冷酷。
对于这种变化，他追溯至某个黄昏。那天，在她没注意时，他进入了房间，看着她跟其他人一起聊天。在那一刻，他觉得几乎有些恶心，但把这种感觉归结为“神经质”或非理性。然而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他却仍然对昨天的事情感觉郁闷，其实已持续数周。他曾试图压制这种新的感觉和质疑，因为在有意识的舞台上，人们仍然依照爱恋和赞美的剧本在表演人生。冲突仅仅以间接的形式表现，比如陷入困境或郁闷沮丧，因为他既不能以欢愉和诚实的心来追求他的“恋情”，也不能断绝关系，因为他得压抑情感上的变化。但是一旦睁开双眼，他可能会重拾他的现实感，认清他的感觉和痛苦，结束这种关系，虽然感到痛苦，却不会继续沮丧。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可以分析：一个年过四十的单身汉患有强迫恐惧症，每当他离开家时，他总觉得电炉没有关，可能会引发火灾，烧毁整个房子，尤其是他宝贵的图书馆。因此，不管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他总是得返家看看。这种冲动显然扰乱了他的正常活动。
这种症状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差不多五年前，他因为癌症动了手术；他的医生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未来五年内恶性细胞有扩散的可能，“它可能像火一样蔓延”。男人非常害怕，因此他必须在意识中彻底压抑这种想法，代之以火灾可能在房子里蔓延的恐惧。虽然这也让人不舒服，但比癌症再来的折磨要小得多。当意识到被压抑的恐惧时，对火的强迫症消失了，对癌症的恐惧并没有恢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已经过去了五年，病情复杂化的危险已经大大降低。
这个有意识的过程通常带有解脱感，甚至有些快乐，即使内容本身可能没什么可高兴的。此外，任何新契机，只要遵循进一步“摸索”的原则就可能在当天或稍后导致一些新的发现或衍生物。关键在于不要落入复杂的理论猜测的陷阱。
（2）另一种是类似自由联想的方法。不去有意控制，让思绪自由流动，允许杂念涌入，并尝试为发现它们之间的隐匿关系，以及是哪些阻力阻止了思绪的涌动——直到某些还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浮现。
（3）还有一个方法是自传式回忆。我的意思是对一个人过去的沉思，从幼时开始，到预测未来发展结束。尝试获得对人生中重大事件的概述，如幼时的恐惧、希望和失望，以及那些使你降低对他人和自己的信任的事件。
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依赖谁？我主要的担忧是什么？我出生的意义何在？我开始的目标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改变的？在人生的哪个十字路口选错了方向并走错了路？我都做了哪些努力来纠正错误并返回到正确的道路？我现在是谁？如果我一直做出正确的决定，避免关键错误，我又会怎样呢？以前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和将来呢？我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我希望别人怎么看我？这两个形象与我感觉到的真实自我有何差异？如果我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促使改变发生的条件是什么？继续发展的机会有哪些？我怎样做才能实现我选择的目标？
对自己的研究不应该用精神分析理论去做抽象建构，而应保持从经验入手，去“观察”、感知、想象，把抽象思考减到最低。
（4）跟自传式回忆法密切相关的是尝试揭示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目标与尚未意识到的却可决定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之间的差异。许多人有两套故事：一种是“正式的”、有意识的，下面掩盖着主宰我们行为的秘密故事。在古希腊许多戏剧中都表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秘密意识”归因于“莫伊拉”（“命运”）。莫伊拉是人潜意识情节的异化形式，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并主宰他的生活。例如，俄狄浦斯的悲剧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差异：俄狄浦斯的潜意识图谋弑父娶母，他有意识地避免犯下这样的罪。然而，潜意识更强大，违背了他的意愿，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却一步步地实现了潜意识。
意识目标和潜意识目标之间的差异程度因人而异。一端是那些没有潜意识目标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的成长过程中，他完全做他自己，不需要压抑什么。另一端的人也没有潜意识目标，却是因为完全认同“恶的自己”，甚至不想去假装还有“好的自己”。前者有时也被称为“公正一族”或“觉醒一族”，后者病入膏肓，有不少名称可以用来描述他们——却无助于加深对他们的了解。绝大多数人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但这中间人群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有些人的意识目标是他们实际上所争取的东西的理想化，因此两种目标本质上趋同；另一些人，表面故事则与潜意识的恰好相反，它的存在只为了更好地隐藏潜意识目标，从而更好地实现潜意识目标。
而在意识与潜意识目标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时，严重冲突、无安全感、疑虑以及空掷精力就会出现，也会导致一系列明显症状。这不难想象，一个人竭力避免意识到内心冲突，竭力避免再被身份问题困扰，竭力压制模糊意识到自己欠缺真实和完整。他要么继续这种萎靡状态，要么深入被压抑的底层经历之中，后者必然会引发不少焦虑。
这里有几个关于潜意识的例子，记得有一个人，与我熟识，但我没有对他作过分析，他曾经告诉我下面的梦：
“我坐在一个棺材做的餐桌旁。一道菜上来，我吃了。接下来，一本书摆在我面前，许多伟人都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我看见摩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斯宾诺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名字。有人让我最后一个签名，然后那本书可能就永远合上了。”
做梦者是个具有非凡野心的人；尽管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但是他却难以完成一本书，也缺乏属于自己的见地。他性格残暴，但却被激进的利他观点以及偶尔帮助他人的行为举止所掩盖。在梦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了不加掩饰的嗜尸欲，即在棺材上吃午餐所表达的，如果换成未加删改的明确表述，则是想吃棺材里死尸的愿望（这就是被弗洛伊德称为所谓“梦的工作”的表现之一，把不可接受的潜在梦想转换成一种无害的“显明的”梦）。梦的第二部分也几乎没有删改。做梦者的野心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思想家，他的自私表现在他希望哲学的历史以他结束；在他之后再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可让子孙后代从中受益。食用伟人的尸体，即用逝去的伟人喂养自己，从而自己成为伟人——这个秘密他自己不知道，他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而这些人都佩服他才华横溢，又总为他人着想。
另一个例子：想把母亲从残忍的父亲手中救出，母亲因此而倾慕他，他感到自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或者：消灭每一个生灵，只为想一个人待着，从而摆脱他的无力感和对别人的恐惧感。或者：攀附有钱有权之人，找到他的偏好并等他去世，以继承他拥有的一切：物质财产、思想和声望。又或者：身处的世界是用食物做的监狱，活着的目的就是把监狱的墙壁全部吃光，因此，吃变成生活的目标，吃意味着解放。
人们可以继续列举，但也是有限的。既然潜意识目标都是在回应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目标的数量就是有限的，因为人类的基本需要也是有限的。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实际上都是叛徒、骗子、虐待狂，只是在掩饰自己，避免暴露？这当然是可能的，如果在我们的内心，背叛、谎言、虐待占据优势，并且人数众多：这些非常人士将不会有发现这些的冲动。
然而，在更多人中间，这些被压抑的趋势不占优势；当它们被意识到时，就会与相反的冲动发生冲突，往往可能落败。觉醒是使这种矛盾更加尖锐的一个条件，但是不会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就自动抵消被压抑的挣扎。
（5）第五个方法是让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被生活目标所围绕，如克服贪婪、仇恨、幻想、恐惧、占有欲、自恋、破坏性、虐待狂、受虐狂、不诚实、缺乏真实性、疏离、冷漠、恋尸癖、男权式统治和相应的女性顺从，来达到独立，具备批判性思维，获取给予和爱的能力。这种方法包括试图揭露潜意识存在的“坏”的特质、如何被合理化、如何形成一个人的性格结构以及发展的条件。这往往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可能会引起很大的焦虑。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爱和忠诚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依赖性；当我们相信自己善良和乐于助人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虚荣心（自恋）；当我们相信做什么是为别人好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虐待狂心理；当我们相信这是正义感所致并要求惩罚时，我们要发现我们所具有的破坏性；当我们相信自己很审慎和“现实”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同时有懦夫的一面；当认为我们的行为非常谦卑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傲慢的一面；当我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希望伤害任何人时，我们要知道我们害怕自由；当我们认为我们不愿意言行粗鲁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言不由衷；当我们相信我们非常客观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可能是奸诈。总之，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罪人，而且真的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合情合理地摘除面具，逐步地了解自己是谁。
当一个人在友情中发现自恋成分，或在乐于助人中发现虐待狂成分时，那种震惊感可能会十分强烈，一时间甚至一整天都回不过神，你只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堕落至极。但是如果没被震惊吓退，进行分析，他会发现，震惊感是如此强烈——因为自恋式期许——这将阻碍进一步分析，负面努力毕竟不是自己的唯一驱动力。在这些真实的实例中，一个人可能会屈从他的抵抗，并停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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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讨论觉悟时一样，我一直认为，观察的能力不可分割：自我分析既包括知悉他人，也包括观察社会和政治生活。事实上，对别人的了解往往先于对自己的了解。幼年的孩童观察成人，已在依稀感知外观背后的现实，察觉到面具背后的人。作为成年人，在学会观察自己之前，我们往往会注意到别人潜意识的挣扎。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人的内在，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在并非一目了然，而且也关涉他人，换句话说，是一张自己和他人构成的关系网。透过互相作用的关系网，我们才能充分观察自己。
破除幻想，看清自己不会这么困难，如果一个人不是被经常洗脑，并被剥夺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不间断的建议和复杂的训练下，他才能深入思考和感觉。除非他能看到含糊其辞背后的真正意义，以及幻象背后的现实，否则他无法认识真实的自己，只能意识到表面上的自己。
如果我一直意识不到我所知道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成的产物，我如何能够真正观察自己呢？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在不知不觉间说谎：“防御”意味着“战争”，“责任”意味着“顺从”；“道德”意味着“驯服”，“罪恶”意味着“抵抗”；父母本能地爱自己的孩子也是杜撰；声望往往与拥有令人钦佩的品格无关，甚至无关取得真正成就；历史是歪曲的纪录，因为它是由胜利者书写；过度谦虚不一定意味不虚荣；爱的反面是渴求和贪婪；每个人都试图将邪恶的意图和行动合理化，使其显得高贵而有益；对权力的追求意味着对真理、正义和爱的迫害；利己原则和占有—消费原则主导现今的工业社会，而不是像所宣扬的那样，是出于爱和对生命的尊重。除非我能够深入社会的潜意识方面，否则我无法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哪一部分不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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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对自我分析的方法再做些评论。
至关重要的是有规律地进行冥想和集中注意力，而不是“凭一时心情”。如果有人说，他没有时间做，言下之意就是他认为它不重要。如果没有时间，他可以腾出时间，这显然是态度问题，而不是没有时间的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我并不是在暗示自我分析是一种不允许任何例外的固定仪式。当然，有时候也很难坚持进行，无需急躁。自我分析的过程不应带有强迫性，或像在完成艰巨任务，当然，也要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抛开结果不谈，过程本身应该是放松、快乐的，尽管也有痛苦、焦虑和失望。
对一个与登山者无法产生共鸣的人来说，爬那么高的山仅仅是劳累的苦差；有些人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只有受虐狂才会这样。而登山者不会否认爬山辛苦，还要承受压力，但这都是愉悦的一部分，他决不想错过。此“辛苦”不等于彼“辛苦”，此“痛苦”不等于彼“痛苦”。劳动之苦不同于疾病之苦。关键是在哪里做出努力和遭受痛苦，这将赋予其鲜明的特征。这一点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在西方传统里，责任和美德被认为是严厉的监工；如果想看一个人做的是不是正确行为，就看是不是不愉快的事，如果他愿意做一件事，那么肯定不是正事。东方的传统则完全不同，在这方面优越得多；不做死板、僵硬的纪律和懒惰的“舒适”这样的两极划分，讲究的是和谐的状态，是系统性，有“约束”（自治意义上），同时又充满活力，灵活愉悦。
在自我分析以及让别人分析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一个困难：语言表达的副作用。
假设我在早晨醒来，看见蔚蓝的天空阳光普照，我完全感受到了这样的美景，它使我快乐，充满活力，但整个经历只是我对美景的感觉，脑海中并没有浮现“这是一个美丽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类字眼。一旦这些语句在脑中形成，我又用这些语句去思考风景，感觉本身就不那么强烈了。相反，如果用一段旋律来表达喜悦，或一幅画来表达同样的心情，那么任何感觉都不会丢失。
意识到情感，进而用文字表达，这个过程很流畅。有完全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经历，还有一种经历，一个词就像容器，“承装”感觉，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感觉不断流动，会溢出容器。词—容器更像是乐谱上的乐符，代表一个音，而不是音本身。感觉可能与文字有更加紧密的关系，但只要这个词仍然是一个“活词”，它对感觉本身就没有负面影响。但是，关键在于词与感觉总有分离的时候，即和说话的人分离，这时词就失去了真实性，只是一个声音的组合。
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变化。他们感知到强烈、美丽或可怕的经历。过了一天，当他们想把这种经历写出来时，找到了一句可准确描述的话，可他们发现这句话听起来很陌生；他们觉得经历仿佛还完全在脑子里，可这句话跟当时发生的和他们感觉到的并没有关联。 [21]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该意识到出错了，已经开始玩文字游戏，而不是去注意内在的现实。首先应当分析是什么想法说服人把情感理性化。对待这样的想法，应该像对待任何其他干扰人的想法一样。
每天早晨应该进行至少三十分钟的自我分析，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并应尽量避免外界的干扰。尽管大城市的街道上熙熙攘攘，但在行走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自我分析。只要有闲暇，都可以练习呼吸和自觉意识。在你不得不等待，或“无事可做”，或在地铁里、飞机上时，都可以进行，而不是马上去阅读一本杂志、和别人聊天或者做白日梦。一旦形成习惯，你反而会期待“无事可做”的零碎时刻，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做，那使你充实而愉悦。
令人意外的是，精神分析领域很少讨论自我分析；弗洛伊德进行自我分析，解释自己的梦，人们本以为这会促使其他人做相同尝试。原因有可能是弗洛伊德已经如此偶像化，其他人不能对他做分析，只能感恩于他的“启蒙”。普通人又是另一种情形。他们不能没有一个“创造者”，弗洛伊德本人或以其名义行事的人必须开导他们。不管是什么原因，据我所知，只有凯伦·霍尼 [22] 郑重建议自我分析。她所描述的事例主要涉及严重的神经质问题及其对策。在此背景下，她竭力倡议进行自我分析，虽然她也清楚实施起来很困难。
自我分析具有疗效一直被忽视，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分析师对于自己和病人的角色持有传统的官僚观念。在普通医学里，人若患病，就成了“病人”，那么他就需要医学专家的治疗。 [23] 病人不该能治好自己的病，因为这样就打破了专业治疗师和非专业的患者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界。这种官僚态度对“常规分析”也非常不利，因为分析师如果想真正了解“病人”，就先要自己成为病人，忘记自己是“健康人”或“正常人”或“理性人”。
也许自我分析不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很难操作。在常规分析中，分析师可以提醒病人注意合理化、抵抗以及自恋行为。在自我分析中，一个人容易兜圈子，屈服于抵抗和合理化，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这样做。的确，不能否认，自我分析很难，但其他通往幸福的路径同样难。没有人比斯宾诺莎表述得更简洁，《伦理学》结尾写道（第五部分，命题四十二）：“如果我所指出的足以达到这目的的道路，好像是很艰难的，但是这的确是可以寻求得到的道路。由这条道路那样很少被人发现看来，足以表明这条道路诚然是艰难的。因为如果解救之事易如反掌，可以不劳而获，那又怎么会几乎为人人所忽视呢？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它们稀少一样。” [24]
如果没有达到最终目标，那么困难的出现可能令人沮丧。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如果一个人并不渴求完美，并不关心到达的目标，而只注意正朝着对的方向行进，困难也就显得不那么难熬。最重要的是，自我分析可以大大增强内心的明晰和幸福感，尽管困难重重，人们也不想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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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荐过自我分析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来寻求自我解放之后，我想补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采取的步骤。该方法很吸引我，我已经推荐给其他人并使他们受益。有很多人也使用其他方法，如静思、禅坐和醒悟等也是很用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帕博罗·卡萨尔斯以演奏巴赫的一支无伴奏大提琴协奏曲开始一天的生活。谁能够怀疑这不是他自我解放的最佳方法呢？
然而，即使就自我分析方法而言，有一种误解恐怕已经悄悄在我自己和读者之间出现。我所描述的过程可能会被误解成为日常良心说教，其实这应该是稳定的道德发展和品德生活的基础。如果读者批评我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反对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做自己的事”，而不管它是否值得做，我必须承认我是持这样的观点。但如果读者认为我只是关心人们追求美德，挞伐罪恶，我拒绝这样的指控，我也不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即罪恶本身往往是进步的基础。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从自我分析来说，生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固定阶段组成的序列。在罪恶中，包含着生长的种子，而道德却包含着腐烂的种子。正如那神秘信条所说，“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罪恶无害，只是在原有的水平上停滞不前。
我还想纠正另一个可能的误解。自我分析听起来仿佛是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说，它与摆脱一个人的自我约束的目的正好相反。事实上，这只可能是自我分析一个不成功的结果。自我分析成为一种净化方式，不是因为如此关心一个人的自我，而是因为要通过分析寻找其根源以便从自我解脱。自我分析成为日常的练习，允许一个人在一天当中最低程度地关心自己。最终，这种练习不再需要，因为已没有更多障碍要克服。我还不可以描述这种状态，因为我自己还没有达到。
在结束本次心理分析讨论之前，我相信对此还需要有进一步的限定，这种限定对所有心理学知识都适用。如果你开始从心理学角度了解一个人，那你就是开始关注他的本质和他的全部个性。除非你详细地知晓他的性格，否则你不可能了解这个人。如果你对这个人的兴趣从比较肤浅的程度转到更深层次，那就有必要从特殊转到普通。这种“普通”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仅指人的天性。它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生存条件”由此衍生的需求，和对这些需求的种种解答。它是潜意识内容，因为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相同，并没有因为某些种族的遗传而改变，所以，如荣格所认为的，对所有人来说是普遍的。在“人”的主题下体验自己和同胞，在生活的主题下体验人。重要的是所有人的共性，而不是他们的不同。在深入潜意识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在很多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求生存的努力是相同的。对潜意识深入探索是人类发现自己和所有其他人的一种方式，这一发现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种情感体验。
然而，强调人类中的一员不能非辩证地拒绝人类也是一个个体这样一个事实，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不同于其他任何人（或许同卵双胞胎除外）。只有矛盾的思维，大部分东方的逻辑，允许充分表达现实：人是独特的个体，人的个体性假而不真。人是“这个和那个”以及人“非此非彼”。越是深层次体验自己或其他人，就会越清晰看到自己以及其他人普通性的一面，不再局限于个体特性，“佛教禅宗”之人是无等级无头衔的。
这些考虑引出价值问题、个人主义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心理研究问题。非常明显的是，目前，个性和个人主义受到尊重，并且作为个人以及文化目标得到广泛赞誉。但个人价值的涵义非常模棱两可。它包含解放因素，使人从妨碍其自主发展的独断结构中解放。如果自我认识有助于了解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去发展它而不是被权威强迫形成一个“陌生”的自我，这样才有真正价值。事实上，自我认识和心理研究的积极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强调，几乎没有必要再多加称赞。
倒是十分有必要谈一谈关于个性崇拜消极的一面以及它和心理学的关系。崇拜的原因很明显：个性越是消失，越是要赞赏个性。工业、电视以及消费习惯对受自己操纵的消费者致意：服务的窗口摆着铭牌的银行柜员，手袋上写着他名字字母的缩写。此外，强调产品的个性：如那些声称品质不同的汽车、香烟、牙膏，其实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相同的价位），服务的目的是让男人或女人有自由选择的错觉。很少有人意识到，个性的差异并不显著，因为商品和人的关键特征都失去了一切个性。
鲜明的个性是人类珍惜的宝贵财产。即使人们没有拥有自己的家产，他们也拥有自己的个性。他们虽然还称不上是个体，但他们有很多个性，他们渴望并自豪地培养自己的个性。由于个性差异微小，在更关键的特征上差异也很小。
当代心理学进一步激发对“个性”的关注。人们开始考虑自己的“问题”，并谈论孩提时代所有的小细节，但他们所谈的往往是彰显自己或别人的无聊话，用的也是心理学术语或概念，而不是简单、老式的闲聊。
通过琐细的差异来支持拥有个性的错觉，当代心理学有了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通过教导人们对不同刺激应该如何作出反应，心理学家成为操纵他人及自己的一个重要工具。行为主义者针对如何教授操控创造了一整套科学。许多企业提出的就业条件就包括未来雇员提交性格测试。许多书籍教授如何行事，用价值包装给人深刻印象或同样的手段来推销他们的商品。由于在这些方面都很实用，当代心理学的这个分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这种心理学非常有用，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维持错觉，但是对人类有害，因为往往会增加他们的异化。它声称建立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已揭穿这是欺诈。
与适应心理学相对的心理学是激进的，因为它追溯根源；它具有批判性，因为它明白浅表的思想大多是由错觉和谎言构成。这是“解救”，因为它希望对自己和他人真正的认识能真正解放人类，有助于达到人类的幸福。任何有兴趣探索心理分析的人都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两种心理分析其实毫无共同之处，所达到的目标也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