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学习存在的艺术的最大障碍是被我称为“华而不实”的现象。这不仅仅指宣称能够启迪人生的“大师”，相反，那只是弥漫于我们社会各个领域的“虚假”表现之一。又如迟早要被淘汰的产品、价格过高或对消费者无用（甚至有害）的产品、混杂着一点儿真实和大部分虚假的广告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现象等也是构成虚假的一部分。对此，法律只能起诉造假最厉害的那些人。仅仅就商品而言，其真实价值已被铺天盖地的广告、品牌以及生产商的声望所掩盖。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益处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虚假再正当不过。
在政治领域，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愈发暴露了虚假，具体表现在“接近胜利”的模糊陈述或直接伪造（如虚报空袭）。然而，这仅仅是假政治的冰山一角。
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虚假也很猖獗。公众，即使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公众，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鉴别真伪的能力。这种缺陷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人有着定向思维。他们阅读或聆听的仅仅是一些字词和抽象概念，而不是用“第三只耳朵”去倾听，求证说话人的真实性。例如，禅宗作家铃木大拙，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因为他用自己的经历说话。正因为真实，他的书往往晦涩难懂，因为禅宗本就不会给出合理的答案。而其他的书看似真确描绘了禅宗的思想，但其作者是经验浮浅的知识分子。这类书浅显易懂，但他们没有传达禅宗本质所在。然而我发现，大多数声称对禅宗非常感兴趣的人并没有注意到铃木大拙和其他禅宗作家之间的重要区别。
我们辨别真假之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权力和名声所具有的催眠般的魅力。如果一个人的名字或一本书的标题经过了巧妙的宣传，普通人便愿意相信书中内容。该过程还大大得益于另外一个因素：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中，畅销和最大利润成了主导，其中的每个人都经历着把自己变成“资本”的过程，要把自己投资到市场上，以寻求最佳利润（成功），他的内在价值如牙膏或中成药般“利润微薄”。他是否善良、智慧、活跃、勇敢都无关紧要，如果这些品质没有使他成功。另一方面，如果他仅仅是个平庸之辈，不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等等，又或者是自恋狂、好斗之人、酒鬼、哗众取宠之人，只要经营得当，却很容易成为当代“卓越艺术家/作家”。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艺术品经销商、文学经纪人、公关人士和出版商都期盼着他会取得金钱上的成功。他由他们“制造”，一旦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画家或歌手），一旦他成为一个“名人”，那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就像如果您是电视观众，会情不自禁想起广告里说它最好的洗衣粉的名称。当然，假货和欺诈行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但是历史上也从不曾像今天这样，公众形象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谈到这些例子，我们于是触及涉及本书议题的重大虚假现象，即人类在救赎方面的虚假，在追求康乐、自我成长及幸福方面的虚假。
这里我必须承认，在写本章节的时候很犹豫，甚至想写好后删除。犹豫的原因在于，这一领域几乎所有的字词都被商业化了，被腐蚀或滥用。如“人类发展”“发展潜质”“自我实现”“体验与思考”“当下”等许多词都在各类作家和组织的滥用下贬值，甚至被用在广告里。我怎能不担心因为使用了同样的字词，读者会把我所写的东西作完全相反的联想呢？莫不如停止写作，或是单独列表，使用数学符号表述。我恳求读者意识到一个事实：文字本身并没有任何真实性，除非有上下文以及使用者意图的限定。如果以单向思维方式阅读，不去深入理解，文字就是在隐藏观念，而不是在传达观念。
在开始简述之前，我要声明一下，我所说的虚假并不是指这些发起人和参与者不诚实或有意欺骗公众。虽然有少数人会这么做，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试图以诚相待，相信自己的精神商品是有用的。然而不只是有意识的和有预谋的虚假；更有危害的是当事人深信不疑的骗局，无论是谋划一场战争还是提供人们通往幸福的道路。有些话必须说出来，即使我会被看成是对那些好人进行人身攻击。
事实上，不需要进行人身攻击，这些兜售自由救赎的商人只是在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有什么不同吗？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寻求可引导自己通向喜悦、宁静、觉悟乃至拯救的答案，但他们同时也要求简单易学，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迅速获得。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兴起了响应少数人的兴趣的新运动，从中涌现的新观念在普通人看来尚且难以接受。新观念围绕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解放身体，二是把心灵从传统生活的约束和扭曲中解放。
身体解放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精神分析。乔治·格罗德克（Georg Groddek）首先使用按摩法放松身体，从而帮助病人摆脱紧张和压抑。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使用同样的方法，但更加系统，更有理论意识：通过纠正痉挛、扭曲的身体姿势，打破受压抑的状态。赖希的这种方法基于训练身体意识的各种方法，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艾尔莎·金德勒（Elsa Gindler）。
心灵的解放主要是围绕东方的思维，特别是某些形式的瑜伽、禅宗以及佛教坐禅。它们真的具有启迪作用，却只有极少数人有兴趣——他们没想找捷径——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更多的人在寻找通向幸福的新方法，大众市场开始形成。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这一片肥沃的土壤，既有刚刚提到的那些合理方法，也有允诺人们可获得感知、愉悦、洞察力、自我觉悟、更强烈的情感和放松的廉价短期课程，像是一种精神大杂烩。这个计划无所不包，你可以和其他有着相同烦恼（即缺乏真实接触和真实感觉）的人一起在舒适的环境下进行感知训练、小组治疗、禅坐、太极拳，等等。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企业高管，只花少许努力，就可各获所需。
大杂烩中的一些项目，如“感官意识”，我想批评的并非内容，而是教学气氛。另一些项目则是内容肤浅，尤其是假托大师的洞察力。但是或许最大的虚假是有所承诺——承诺可以使人在个性方面有或隐或显的重大变化，实际上是暂时改善了症状，充其量是加快能量流动和机体放松。归根到底，这些方法能使你感觉更好，帮助你更好地适应社会，无需从根本上改变性格。
然而，与印度大师组织的批量生产的精神产品相比，加州的运动微不足道。其中最成功的是被称为“超觉静坐”的运动，发起人是印度的玛赫西（Maharishi Mahesh Yogi）。这位大师利用了印度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即借咒语冥想。咒语往往来源于印度教经文，如果集中精力冥想，它就会有特殊的意义（如《奥义书》中的“唵”）。冥想可以放松，减少紧张，并伴随着放松达到幸福感。只需使用“静谧”“爱”“一”“平和”等任何合适的英语字词，你就可以练习超觉静坐。如果闭上眼，以放松的姿势每天进行大约二十分钟的练习，就会变得恬静、放松，增强身体能量（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没有练习过，只能援引练习者的可信报告）。 [5]
玛赫西没有发明这种练习法，但他发明了如何将它打包销往市场的方法。首先，他销售咒语，声称为每一位顾客选择了符合个性的咒语（即使特定的咒语和具体的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任何一位老师把这种秘密介绍给新手时，出于对他们了解不够，也很难为新客户选择正确的咒语）。新客户总数不可小视，因为出售的基础是量身定做的咒语。“每个人的愿望已经考虑在内，而且老师已经证实了实现的可能性。” [6] 多好的承诺啊！只要你练习超觉静坐，任何愿望都可以达成。
学生先听两场入门讲座，和老师见一面，然后举行一个小仪式，学生拿到了他的咒语，并被告知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咒语大声地说给自己或任何人听。他必须签署一份声明，保证永远不会把这种方法教授给别人（显然是为了保持垄断）。介绍他的老师有权每年检查这些新的追随者是否有进步，不过，据我的理解，这通常是一个简短的例行程序。
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在练习这项运动，主要是在美国，但欧洲国家也越来越多。超觉静坐承诺能达成任何个人愿望，还承诺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通向成功以及有意义的行为。成功和自我成长齐头并进，恺撒和上帝协调一致，越冥想，你的事业就越成功。事实上，这项运动本身——包括广告宣传、意思含糊乃至无意义的语言、引用一些可敬的观点、崇拜面带微笑的导师——都是经营一项大生意的路数。
这项运动的出现与流行和某些中成药的流行一样，并不令人意外。但我没想到在其追随者和练习者中——据我个人了解——不乏自我完善、高智商、有极好心理洞察力的人。我必须承认我为此感到困惑不解。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这种正面反应是因为冥想练习的放松效果和能量作用。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对于含糊不清的语言、粗糙的公关意识、言过其实的承诺及商品化的救赎业务并不排斥。为什么他们会继续参与超觉静坐，而不是选择我们上面提到的并非故弄玄虚的练习法呢？难道大企业精神及其营销法已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连在个人精神发展领域也非接受不可？
尽管咒语冥想声称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但在我看来，它其实对参与者有害。想意识到这种害处，不能只注意冥想练习本身，而要看到它所从属的整体：参与者支持偶像崇拜，也就是在削弱自己的独立性；支持文化被机械化，即所有价值被商品化及虚假的公关意识、无需努力之信条，以及通过巧妙的包装使自我意识、快乐、幸福等传统价值观歪曲。因此，人的思维越发混乱，在已经存在、应该摆脱的错觉上又有了新的。
另一种害处是，很多真正渴望实现内在的改变，并找到崭新生活意义的人在练习，而超觉静坐也是这样标榜的。但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放松，类似哈达瑜伽或由已故的I.H.舒尔茨教授倡导的自主训练，可以使参与者消除疲劳、焕发活力。这种放松运动与从自我中心到实现内心自由的转变毫无关联。诚然，这对一个虚荣而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非常有用，对一个已放弃很多固有特点的人也一样，但超觉静坐这种一时的放松对那些寻求真正的自由的人来说是一种障碍。
近来，这项运动也一直在寻求吸引、收纳那些不但对自己也对人类也有兴趣的人。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经过缄口七日，玛赫西在西班牙马略卡岛对两千名参加“创造力学”课程培训的新教师宣布了一项“世界计划”。要通过建设三千五百个“世界计划中心”来实现，每个中心可容纳一百万人。每一名教师要培训一千名“创造力学”教师，可为世界上每一千人提供一名老师。“世界计划”有七个目标，其中包括“提升各个政府的表现”和“消除犯罪和所有导致不幸的行为”。实现这七个目标需要修七门课程。玛赫西总结他的目标时指出：“只有等到当今世界的问题从根本上减少并且最终消除，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门可以培养合格公民，我们才能认为自己成功了。” [7]
拯救世界的计划列举在此，已无需赘言，这些无稽之谈只是粗鄙的营销法。
超觉静坐的成功引来了效仿者。《新闻周刊》（1975年2月17日）介绍过这样一家公司。它的创办人原名叫杰克·罗森伯格，现在改名为沃纳·艾哈德（“沃纳”来源于“火箭之父”沃纳·冯·布劳恩，“艾哈德”来源于联邦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他创办了艾哈德训练班，将“他的经验”与瑜伽、禅坐、感受性训练及交友疗法混合成一种新的课程，两个周末收费二百五十美元。根据一九七五年的那篇报道，已经有六千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带来很高的利润。当然，这远远比不上超觉静坐，但它表明现在不仅是印度人，连费城郊区出生的前自我激励专家也可以进入这个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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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项运动已经花了很大的笔墨来描述，因为我觉得能从中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任何自我改造法的基础都是在现实和摆脱错觉之间锻炼意识。即使是最美妙动听的教导，错觉都会使之成为有毒的东西。我这里不是指在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佛陀的教导不会被污染，因为人们不相信灵魂转世，《圣经》文本也不会被污染，因为它与地球的历史和人类进化的历史形成对比。然而，内在的谎言和欺骗确实会玷污教导，如声称伟大成果可以轻而易举获得，追求名利可以和修身并举，集体暗示与独立可以兼容，等等。
在今天这个时代，更不可轻易上当受骗，因为谎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能导致一场灾难，蒙蔽了人的双眼使之看不见真正的危险和可能性。
“现实主义者”相信，那些寻求善良的人意愿很好，但他们天真，充满幻想，简单地说，他们就是傻瓜。这种看法不完全错。许多憎恶暴力、仇恨和自私的人都很天真。他们需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信条以维持这种信念。他们的信仰还不是强大到足以相信人的各种可能性、无需闭眼就可以直视个人团体的丑陋和邪恶的程度。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试图实现最大幸福的目标就一定会失败，巨大的失望这个事实会说服他们，并让他们认识到他们错了，或者使他们会陷入抑郁，因为他们对信仰无所适从。
对生活、对自己及对别人的信念，必须建立在现实主义这个坚实基础上，这就是说建立在不仅能看到显而易见的，而且还要能看到许多经过伪装和合理化的诈骗破坏力和自私的能力上。事实上，信仰，爱心和希望必须与在现实中众人将其称为“玩世不恭的态度”相调和，我们所说的愤世嫉俗的意思是拒绝甜蜜、似是而非的谎言，这些谎言几乎遮盖了所说的一切，并让人相信。但此“愤世嫉俗”并非愤世嫉俗，它是一种不妥协的批评态度，拒绝在一个欺骗的系统里玩游戏。梅斯特·艾克哈特言简意赅地表述：“简单”（由耶稣传授）就是“他没有欺骗别人，但他也没有被别人欺骗。” [8]
事实上，无论佛陀、先知、耶稣，还是艾克哈特、斯宾诺莎、马克思和施韦泽，都不是什么“软心肠”，相反，他们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遭迫害和诽谤，不是因为他们宣扬美德，而是因为他们说真话。他们对于权力、头衔或名望熟视无睹，他们知道皇帝确实赤身露体，他们也知道这种权力可以杀死说真话的人。
另一个障碍是沉迷于琐碎聊天之中。
什么是“trivial”？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单调平淡”（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三条道路交汇的地方）；它通常指肤浅、单调、缺乏能力或道德素质。也可定义为很容易只关注表面的东西，不能辨别哪些是本质和非本质的，甚至混淆两者，看不到原因或深层的东西。此外，我们也可以说，它源于缺乏生机、反应迟钝、死寂沉默，或者说源于对人的核心任务——充分实现自我——毫不关心。
下面是佛所指的琐碎的定义。他说：
对于非佛教徒来说，刚刚所举的一些闲聊的例子可能不是微不足道，如世界的起源问题；一个佛教徒甚至也会说，如果饥荒情况严重，且有意图去帮助，那么聊到饥荒的话题对佛教徒来说就不是微不足道的闲聊了。然而，这可能是所有聊天中最大胆的，而且其许多主题对于一些人是神圣的，而对另一些人是宝贵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传递了平凡的含义。最近几年成千上万的话题都是在谈通货膨胀、越战、近东、水门事件和选举，等等，去除显而易见的，比如严格党派的观点，这些话题很少渗透到所讨论现象的根源和起因。人们很容易相信，大多数人觉得只有涉及战争、犯罪、丑闻甚至疾病等话题，才能有东西可谈，才有理由与对方沟通，即使是只谈琐事。事实上，当人类被转化成商品，除了琐碎的事哪儿还有别的可谈呢？市场上的商品如果能说话，难道它们不也想聊聊顾客和销售人员的行为，渴望获取身价百倍价格出售以及当它们成为滞销品感到失望时的心情吗？
也许最频繁的闲聊是谈论自己，因此，健康、疾病、子女、旅游、成功以及所做之事、数不胜数之日常琐事，似乎是聊不完的重要主题。既然人们总想不厌其烦地谈论自己，就必须准备好听别人的故事。私人社交聚会（以及各种协会和团体）是一个个小市场，在这里，人们需要谈自己，也渴望被聆听，同时也给别人同样的机会。大多数人尊重这种安排，那些不这样做，并希望更多地谈论自己而不愿意聆听别人的人是“骗子”，人们会反感，只有比他们更差的人能容忍他们。
谈论自己和被倾听的需要并非夸张。如果这方面的需求仅存在于高度自恋自负的人中间，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它却存在于普通人中间，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所固有的。现代人易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已经高度“社会化”了，同时却很孤独。大卫·里斯曼在他一九六一年的书《孤独的人群》（纽约：自由出版社）中分析了这种现象。现代人疏离他人，并面临着困境：害怕与他人亲密接触，同样也害怕孤独和没有亲密接触。闲聊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该如何独自生活而不感到孤独呢？”
聊天上瘾了。“只要我聊着天，我就知道我的存在，我才知道我不是平庸之辈，我有过去，有工作，有家庭。当聊起这一切的时候，我对自己加以肯定。不过，我需要有人倾听；如果我只跟我自己说话，我会发疯。”听者营造了对话的氛围，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独白。
另一方面，不宜交往的人，不仅仅只是闲聊之人，更可能是邪恶残暴、对生命具有破坏性、充满敌意的人。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他们不试图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伤害你，那么与不良人士为伍还有危险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认识到一条人际交往的规律：人与人之间只要有接触，就会影响彼此。即使两个人之间不接触不交流，除了最偶然的情况，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变化，即使有变化也是微乎其微，但如果频繁见面，就会导致累积效应。
即使偶然见面也会有相当可观的影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从未与此人说过话，只是在瞬间见过他，但你有没有被他脸上出现的善良所感动？看见一张十分邪恶的脸，你会感到很恐怖，哪怕只是一瞬间。很多人都会记得这样的面容，而且很多年，甚至对他们一生都有影响。当你与某个人交流过，你难道不会感到精神振奋、情绪更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拥有崭新的勇气和见解，即使聊天内容跟这种变化没有直接关系；而和另一种人聊天后，你会感到压抑、疲惫、绝望，即使和聊天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我这里说的不是所爱慕、钦佩或恐惧之人施加的影响，关系亲近的人自然影响力更大。我说的是没有特殊关系的人。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的结论是，最好完全避免闲聊和不良之人，除非一方自己完全自信，从而使另一方质疑自己的处境。
如果无法避免不良之人，一个人也应该避免被欺骗：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友好面具背后的伪善、无休止抱怨痛苦背后的破坏性以及魅力背后的自恋。同时，也不应该表现得好像被欺骗性外表吸引，那也会让自己陷入不诚实。你不必对他们说真话，也不能让他们以为你一无所知。十二世纪伟大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对怎样识别不良之人做了大刀阔斧的建议：“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国家，其居民是邪恶的，那你就得避开。如果他们试图迫使你与他们交往，你即使去沙漠居住，也得离开这个国家”。
如果其他人不理解我们的行为，那又怎么样呢？要求我们做他们能理解的事的人有驾驭我们意志的企图。如果在他们眼里我们的行为“反社会”或“非理性”，那也只能这样。他们最多憎恨我们是自由的及做我们自己这种勇气。只要我们的行为没有伤害或侵犯他们，我们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或说明。多少生命已经毁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解释”，解释通常意味着被“理解”，即赞成。让众人来评价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体现你的真实意图，但是必须清楚，一个自由的人只欠自己的理性和良心一个解释，或者欠那些少数拥有合理主张的人一个解释。
另外一重障碍是“不劳可获”的信条。人们相信，一切事情，甚至是最困难的，都可以无需努力（或极少努力）完成。这一信条已很流行，无需作过多解释。
以我们的教育方法为例，我们说服年轻人——其实是乞求他们——要接受教育。借“表现自我”“反成就感”“自由”之名，我们尽一切可能使每门课程简单而轻松。唯一的例外是自然科学，那是一门真学问，无法通过“简易课程”轻松掌握。但是在社会科学、艺术及文学领域，在小学和中学，都能看到相同的趋势——就是使之简单易学！那些坚持勤奋学习的教授被称为“独裁者”或老学究。
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随着对技术人员以及服务人员（从办事员到低级管理人）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要求学校提供受浅显教育的人。其次，我们的社会制度有赖于一种虚幻的信念，即没有人被强迫着做什么，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这种被匿名权威公开替换的表达方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显而易见：强迫披着赞同的伪装，而赞同是由大量建议所产生。因此，学习也应感到愉快，不应强制，更何况习得真正的知识这种需求是最低的限度。
学习无需付出努力这一观念还有另一根源：技术的进步确实使用于生产的劳力减少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畜力和人力被机器取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思考和记忆被大型计算机取代。从辛勤劳动中解放出来被看作是现代“进步”赠予人类的最好礼物。如果说这是礼物，被解放的劳动力理应运用到更高级、更有创造性的活动中去。事实却并非如此。被机器解放导致了绝对的懒惰，以及对努力的恐惧。美好的生活等同于“不劳可获”；辛勤劳动被认为是中世纪的残余，辛勤劳动的人肯定是被迫的，不是出于自愿。去两个街区远的杂货店买东西，都不愿步行，宁愿开车；商店里的店员喜欢使用计算器算加法，哪怕只是三个数字，省去动一点儿脑子。
和“不劳可获”相关联的是“避免痛苦”。也似一种恐惧，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感到痛苦，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进步的现代声称要带领人类进入远离痛苦的乐土。事实上，人们在滋生对痛苦的慢性恐惧。这里的“痛苦”是指广义上的，而且不只是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练习音阶是一种痛苦，学习一门引不起兴趣却是必要的科目是一种痛苦，不得不坐下来学习，不能与女友约会、出去散步或和朋友游玩是一种痛苦。这些确实是小痛苦。遗憾的是，如果一个人想学习真知识，纠正任何谬误，就必须不急不躁，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痛苦。至于更深切的痛苦，必须记住，只有少数人称得上心满意足，受苦的是大多数。团结协作是人类最强大的基础之一，即能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痛苦。
下一重障碍是对“专制”的恐惧，“强迫”个人、要求遵守纪律的都包括在内。这种恐惧被等同于对自由的渴望，个人完全自主来决定一切（让—保罗·萨特的自由观念就是对这一信条的哲学阐释）。有诸多根源，首先，是社会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要求买卖自由（不受干涉或限制）；行动自由，不受道德或政治原则限制（为防止故意伤害他人而作出的法律明文规定除外）。即使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经济，但是，除非考虑到对自由的渴望也是源于强烈的生存热情，我们才能明白渴望自由的本质：是渴望做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受他人操纵的工具。
可是这种天生的自由渴望逐渐遭到压抑，有了保护自己财产的欲望，对自由的渴望就成了空想。然而，过去几十年间有了看似矛盾的发展。专制在西方民主国家势力大减，但是个人的实际自由也在减少。依附这一事实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形式。在十九世纪，可直接施行权威的是国王、政府、祭司、老板、家长以及教师。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机器的作用日益重要，辛勤劳动、节俭度日的观念被消费观念（被等同于“幸福”）取代，个体成为组织的一员：没有尽头的传送带、大企业、使个人相信他是一个自由人的政府——可以做一切他感兴趣的事，普通人说的算。然而，正是因为国家、军队以及工业体量巨大，力量空前，看得见的主人被官僚体制替代，个体其实是变得更加力不从心——他们却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为了打消这种关于个人和社会令人不安的意识，人们形成了毫不受限的绝对“个人”自由观。体现之一是性自由观的崛起。年轻人和许多中年父母都想实现这一自由，拒绝对性作任何限制。从一方面看，这有益健康。经过两千多年的宗教诽谤，性欲终于不再被认为是有罪的，连绵的罪恶感、准备继续服从以做些弥补的感觉已经减少。但在理解“性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所带来的不太有益的“负面效应”。它试图达到的只是“一时兴致”的自由而不是“意志”的自由。
这有什么区别呢？一时兴致是自发的，与整体人格及其目标没有结构性关联（幼儿的部分行为即出于“一时兴起”）。即使是稍纵即逝或不合理的欲望，在今天也要求满足；无视这种欲望甚至暂缓满足它都被看作是侵害了个人自由。如果一个男人碰巧遇到一个女人，在一起待了几个小时，觉得无聊之际，他很容易产生与她上床的想法。一旦该想法出现，他便决定付诸行动，不一定是因为女人特别吸引他，或性欲强烈，仅仅是因为既然想到了就要实现它。又比如少年孤身一人，走在街上，突然冒出个令他兴奋的念头：刺中擦肩而过的年轻护士——他当真把她刺死了。率性而为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为上床，一为杀人，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一时兴起。不这么极端的例子更比比皆是，人人都可以列举。
可判断是否是一时兴起的一般标准是看是否在回答“为什么不呢”这个问题，而不是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仔细观察过这种行为的人会发现，人们被问及是否愿意做这个或那个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这个回答意味着一个人做一件事只因为没有理由反对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有理由一定要去做；意味着它是心血来潮，不是意愿的表现。这其实是内心被动的体现，又混合了逃避无聊的愿望。意愿基于主动性，而一时兴起则基于被动性。
应用个人自由这一假想最显著的领域就是消费。客户就是超市和汽车市场的上帝。每一类商品都有很多品牌，争夺顾客的青睐。它们出现在电视荧幕上，一连数月，引诱顾客购买商品。购买时，顾客仿佛无比强大，有充分的自由在洗衣粉A、B和C之间选择——这三种洗衣粉就像在投票日前拉票的政治候选人一样乞求顾客选择自己。顾客—上帝并没有意识到，他对提供给他的商品并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那些所谓的选择实际上是没有“选择”，因为不同的品牌本质上是相同的，有时甚至是由同一公司生产。
由此可得出一则心理规律：无力感越强，越缺乏真实的意愿，越趋于服从或强迫性满足心血来潮的欲望，越发恣意。
总结：对无限满足“一时兴起”的欲望给出的首要理由就是“抗拒专制”。可以肯定的是，抗拒本身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但它可能或者已经为自恋式自我纵容提供了合理解释，也为继续享受孩童时的无限乐趣提供了合理解释——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看来，甚至生殖器性行为也是专制的，因为它阻碍了继续享受前生殖器期快感（如肛门）的自由。最后，对专制的恐惧也被用来解释一种疯狂——逃避现实的愿望。现实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人，人只能在梦中、在恍惚或精神错乱状态中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