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过爱的艺术理论方面，现在我们面临困难得多的问题——爱的艺术实践 。对于爱的艺术实践，除了我们去身体力行外还有需要学习的东西吗？
问题的困难由这样的事实引起：今天的大多数人，也包括本书的许多读者，都希望得知“如何实践爱的艺术”的建议，而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教授如何去爱。以此种态度来阅读本书最后一章的人，恐怕将会大失所望。爱是一种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身并为自身获得的个人体验；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在儿童时期、少年时期或成年时期）没通过起码的途径获得过这种体验。对爱的实践的探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讨论爱的艺术的前提、通往爱的艺术的途径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前提和找到这些途径。为达到这一目的，只有自己去实践，理论的讨论在实践前已经结束。然而，我相信，对途径的讨论可以有助于掌握这门艺术，至少对那些不曾期待“良方”的人来说是这样。
任何艺术的实践都有某些一般要求，不管是木工、医学，还是爱的艺术。首先，艺术的实践要求有规范。任何事情，倘若我们不通过规范化的方法去实践，就决不可能很好地掌握它；任何事情我们只是凭着“心血来潮”而为之，那么这仅仅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或是有趣的业余消遣，但决不可能成为这门艺术的主人。这不仅是某一特殊艺术实践的原则问题（有的艺术实践规定每天练习的小时数），而且也是需要一生坚持的原则问题。也许你认为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规范更容易学。一个人难道不是每天花八个小时以规范无比的方式做无比程式化的工作？然而，事实却是现代人极少有超出工作范围之外的自我规范。不工作时便游手好闲，有气无力，或用更好听的字眼说，总想“轻松”。这种对闲散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规范化的反感。正因为人们被迫每天八小时工作，既非为了自己的目的，也非用自己的方式，而是由工作节奏为他规定的，于是他反抗了，采用了一种孩子气的任性方式起来反抗。此外，在这种反对独裁的斗争中，他们变得不相信一切规范，不信任非理性权威的规范，也不相信他们自行制定的规范。然而，没有了这种规范，生活就会变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纷纭无绪。
专心 是掌握一门艺术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无须证明的。任何曾经试图学会一门艺术的人都清楚这一点。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专心致志比自我规范更罕见。相反，我们的文化导致了一种非集中的、涣散的生活模式，比其他地方都严重。人们可以一下子做许多事情：读书、听收音机、谈话、吸烟、吃、喝。人们是渴望地张着大口准备吞下一切——图画、液汁、知识——的消费者。我们不能专心，这从我们难以单独待着就能看出。静坐着，一言不发，也不吸烟，也不读书，也不喝酒，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会神经紧张，烦躁不安，因此，必须动动手、动动口（吸烟是这种缺乏专心的象征之一，它占用了手、嘴、眼和鼻）。
第三个因素是耐心 。任何曾试图精通一门艺术的人都知道，成就任何事都需要有耐心。追求立竿见影，是永远不可能学到一门艺术的。但是，对现代人来说，锻炼耐心与实现规范和专心一样困难。我们的整个工业系统恰好促成了其反面——急躁。所有机器都是为了快速（推进生产）而设计的：轿车、飞机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而且越快越好。能在一半的时间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的机器就比走得慢的机器好一倍。当然，这里有重要的经济原因，但正如诸多其他方面一样，人类的价值也变成由经济价值来决定的了。对机器有用的东西，对人也必定有用——逻辑推理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人认为若不快速办事就会失去某些东西——时间，但人们并不知道用得到的时间干点什么，除了白白地消磨时间外。
最后，对那门艺术予以最大关注 是精通该艺术的一个条件。如果这门艺术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艺徒不去学习它，那么他至多只是个好心而浅薄的涉猎者，而决不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在这一点上，学习爱的艺术和学习任何其他艺术都是一样的。艺术大师和浅薄的涉猎者之间后者居多数，对爱的艺术而言似乎更是这种情况。
关于掌握一门艺术的一般条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人们并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学习一门艺术。在开始学习一种艺术之前，必须学习大量其他东西——而且看起来经常是学一些无关的东西。木工学徒须从学习如何刨平木料开始，钢琴学徒从练习音阶开始，学射箭术的学徒从做运气练习 [53] 开始。你要成为一位艺术大师，就要将整个生命奉献给它，或者至少与它息息相关。你自己的身体变成了这门艺术实践中的器械，因而它必须保持健康，必须依据独特的功能完成任务。对爱的艺术而言，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渴望成为这门艺术主人的人，都必须从其生活的每一方面由实现规范、专心、耐心开始做起。
如何实现规范呢？我们的祖辈或许早已为回答这一问题作了许多准备。他们的告诫是：早起，不沉溺于不必要的奢侈生活中，努力工作。这种规范有明显的不足。它刻板而具有独裁性。以节俭和储存金钱的品质为本，则在许多方面有害生活。但是由此引发一种怀疑任何规范的明显倾向，人们以业余时间的懒惰散漫来对抗强加给我们的八小时工作制。有规律地起床，按规律的时间思考、阅读、听音乐、散步之类的活动；不沉溺于逃避现实的活动，如看神奇的故事和电影，至少不超过一定限度；不过量饮食，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基本准则。但是，不应该像外界强加于自身的准则那样勉强实行，而应使它成为自身意愿的一种表达。它应使人感到快乐，以至慢慢地使人们与之相适应，成为人们一停止就会惦记的行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西方规范观念的不当之处（对每一种品质的观念都是如此）之一在于认为规范的实施必然有几分痛苦，而且只有给人以痛苦，才能算是“有效实施”。东方人早就认识到，一切对人的身心有益的，必定也是符合人性的，即使在开始时要克服一定的阻力。
在我们的文化中，实现专心致志困难得多，一切事情似乎都与专心相对抗。学会专心最重要的是学习独自一人待在那里，不读书、不听收音机、不抽烟、不喝酒。的确，专心意味着孤独——而这种能力恰是具有爱的能力的一个条件。假如我因为不能自立而依附于另一个人，他或她可算是一个救命恩人，但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爱的关系。相反，独立的能力是爱的能力的条件。任何试图独立的人都会发现，独处是多么困难。开始他会感到坐卧不安，心烦意乱，甚至感到忧心忡忡。他会认为这种实践毫无价值，不过是愚蠢的行为、浪费时间等等，因而容易把他不想继续进行这种实践的意愿合理化。他会发现各式各样的想法都钻进了他的头脑，他会发现自己正在考虑当日的计划或考虑日后不得不做的工作中的困难，或是晚上去哪里，或者诸多其他充塞头脑的事情——而不会允许头脑一片空白。做些很简单的练习对排除这些杂念是有帮助的，如坐姿舒适（既不懒散也不僵硬），闭目，努力看眼前的那块白幕，尽力排除一切有干扰的画面和想法，然后顺从自己的呼吸节奏，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憋气，只是自然地跟着它的节奏，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它的存在；进而发现“我”的存在：我=我自己，作为我能力的中心，作为我的天地的创造者。人们至少应该在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做二十分钟（如有可能可以更长时间）这样的集中注意力的练习。 [54]
除了这样的练习以外，人们还必须学会在自己所做的每件事上专心致志，例如听音乐、读书、与人交谈、观光。在此时此刻，就一定要把这项活动视为唯一重要的事，而且此刻你的全部身心都应献给它。如果你能集中精力，至于做的是什么事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与非重要的事物都能呈现新的真实，因为你对它们全神贯注。学会专心要尽可能避免无意义的闲谈，即那种不坦率诚恳的交谈。如果两个人谈论他们共知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谈他们刚刚一起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是谈他们工作中的共同的经验——只要他们谈论的是其经历过的事，而且没有用抽象化的方式来对待它，那么，这种谈话就是有意义的。但有另一种情况，一场谈话可能涉及政治或宗教问题，却无聊透顶。当两个人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的时候，当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此，我应补充一句，正如避免琐碎的交谈一样，避免交友不当也是重要的。我这里所谓的交友不当不仅指那些凶恶的有破坏性的人——人们应该避免与这些人交朋友，因为他们有害于人，并使人感到压抑——而且我所指的还有那些怪人，那种行尸走肉，那种思维混乱、语言琐碎的人。他们不是与人交谈，而总是喋喋不休，他们贩卖陈词滥调而没有思想。然而不是经常都可以避免与这种人来往的，甚至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你没有用他们预期的方式——零乱琐碎的方式——而是直截了当地作出反应，那么常会发现你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这种意想不到的震动，产生了令人惊奇的效果，从而帮助了他们。
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专心致志首先意味着会听。多数人听别人说话或提建议时，都没有真正听对方说话。他们没有认真对待别人的谈话，也未认真考虑自己所作的回答。结果，这种交谈让人感到乏味。他们误以为如果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便会腻味疲惫，其实正好与之相反。任何事只要专心做了，就会令人更加振作（虽然过后疲倦也会袭来，但那是自然的，有益于身体的），而一切没有专心做的事却使人困倦，但同时又使人夜里难以入眠。
专心致志意味着此时此刻充实地生活，现在做某事时，不考虑下一步要做的事。无须说，相爱的人尤其应做到专心。他们必须学会彼此亲近，而不是采取通常采用的许多方式疏远。开始做时很困难，好像人们永远达不到目的似的。不必说，这就暗示你要有耐心。如果你不懂做一切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想一蹴而就，那实际上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地做到专心致志，也不可能在爱的艺术上取得成功。欲知道耐心是什么，只需看看小孩子学走路就行了。他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但他坚持不懈，不断提高，直到有一天他不再摔跤，行走自如。成年人如果以孩子的耐心和专注来做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追求的事情，那么，他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对自身不敏感的人是学不会专心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人们应该每时每刻都要考虑自己，“剖析”自我，或是其他类似举动？如果我们谈的是对一台机器很敏感，要解释其含义，就不存在什么困难。例如，任何开汽车的人都对他开的车很敏感，甚至很小的怪声、发动机内的微小的变化都能注意到。同时，司机对路面的改变和车前车后各种车辆的运行也很敏感。但他并未总想着 这些所有的方面，他的大脑处于一种松弛的机警状态，却在专注的状态下——安全行车所需的专注状态——注意到了各种可能的变化。
如果我们考查一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敏感的状况，那么，我们便会在母亲对婴儿的敏感和反应中发现最明显的例证。无须婴儿表达，母亲就能体察到婴儿身体上的某些变化、要求或焦虑。婴儿的一点哭声会把她吵醒，而其他更大的响声也许仍使她酣睡如常，这一切表明她对孩子生活的种种表现很敏感；倒不是因为她焦急不安，而是因为她处于机警的平静状态，易于接收来自孩子的各种有意义的信息。同样，一个人能够对自己很敏感。例如，你感到疲乏或压抑，你不会不去管它，也不会任由沮丧的意识继续，而会自问：“怎么啦？”“我为什么感到压抑？”同样，当你发怒时，当你趋向白日做梦时，当你逃避现实活动时，你也会注意到它。若遇到上述情况之一，重要的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不是千方百计地为之开脱。此外，要注意倾听自己的心声，这种心声告诉我们——常常相当迅速——我们为何焦虑、压抑或恼怒。
一般人对自己身体的状况都有一种敏感性，他能体察各种变化，甚至微小的病痛，这种对肉体的敏感性相对来说容易感受到，因为多数人都有什么样是健康舒服的良好判断力。对心理功能达到同一敏感程度就要困难得多，因为许多人从不知何谓人的最佳精神状态。他们从父母、亲属和周围的社会群体里继承了心理机能，并当成典范，只要自己和周围人没有不同，便会感到一切正常，他们没有观察任何事物的兴趣。例如，许多人从没有见过深情的人，或完善的人，或勇士，或专心致志的人。很明显，为了自我意识敏感，人们必须知道完整、健康的人是什么样——倘若孩提时代或以后的生活中没有获得过这种体验，那么，该怎么能够获得这种体验呢？对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却给我们教育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却失去了那种对人类发展最为重要的知识教授，即成熟、博爱的人的精神。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和印度，最受尊敬的都曾是那种具有高尚精神品质的人。教师不仅仅传播知识，而且要传授一定的人生态度。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苏联也是一样——人们提倡尊重和效仿的人可以是任何人，而唯独不是品质高尚的人。在公众的眼里，基本上认为只有那些给一般人以替代性满足感的人——电影明星、广播节目主持人、报刊专栏作家、重要企业和政界人物——就是仿效的楷模。他们起到这一作用主要通过成功地制造了舆论。然而，并非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事实：一个像阿尔伯特·施韦泽这样的人能在美国成名；如果人们把许多可能性具体化，让青年熟悉现存的和历史的人物——这些人表明，人类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演员（在广义上）而存在；如果人们考虑到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存在着创造美好的人类形象的可能，便可建立起察觉机能失常的敏感性。倘若我们不能成功地让成熟的生命的形象永葆活力，那实际上我们将面临我们整个文化传统崩溃的可能性。这种传统并非主要建立在一定类型的知识传播上，而是建立在一定类型的人的品质的传播上。如果后人再也看不到这些品质，那么，存在了长达五千年的文化就将消失，即使它的知识仍在传播并进一步发展。
至此，我们已讨论了任何 艺术实践所需的东西。现在我们来讨论那些对爱的能力有特别重要性的品质。根据我前文关于爱的性质作的论述，爱的成功的主要条件乃是克服自恋 。这种自恋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性：人们感到真实的东西仅仅存在于自身的体验之中，外部世界的现象毫无真实性，而且总是从对人们有利或有害的观点上被感知。自恋的对立面是客观，那是一种按其本来面目 认识人和事物并能够把客观 现象与由于人的主观愿望和畏惧心理而形成的形象区分开来的本领。一切精神变态形式都表明不能客观地认识事物且已达到极端的程度。对精神错乱的人来说，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他自身，就是他们畏惧和臆想的东西，他把外部世界看成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看成他的创造物。我们做梦时也是如此。在梦中，我们制造事件，我们登台演戏——那是我们的愿望和畏惧的表达（但有时也是我们洞察力和判断力的表现），而且梦醒以后，我们确信梦里的事物与我们在清醒状态下看到的实在物一样真实。
精神错乱的人和做梦的人完全 没有对外部世界的客观态度，但我们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精神错乱，或多或少在睡梦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被自恋倾向所歪曲了的非客观的态度。需要我举个例子吗？只要观察一下自己、邻居，看看报，任何人都会很容易地发现这种情况。他们由于自恋而产生的对真实性的歪曲只是程度不同。例如一个妇女给大夫打电话，说她当天下午想去他办公室，大夫回答她说他当天下午没空，但他可于第二天见她。她的回答却是：不过，大夫，我就住在离您办公室五分钟路远的地方。她不能理解：这不能为他 节省时间，尽管对她来说路程很短。她自恋地感到的情况是：因为她省了时间，他也省了时间；对她来说唯一的真实是她自己。
在人际关系中，常有的曲解是不过分的——不太极端或是不太明显的。有多少父母这样看待孩子的反应：孩子顺从，给他们以快慰，是他们的光荣，如此等等，却不去发现或甚至根本不感兴趣孩子自我感觉如何？有多少丈夫因为他们自己对母亲的依恋而觉得妻子蛮横，把妻子的任何要求都当成是束缚自由？又有多少妻子因为她们的丈夫没有满足她们也许童年就已建立的一个显耀的骑士的幻想形象，而认为自己的丈夫无能或愚蠢？
就一个国家对外国的关系来说，没有客观的态度也极常见。日复一日，另一国家被描述成十分堕落、残忍，而自己的国家却代表着一切善良和高尚的东西。对敌人的每一次行动用一种标准来判断，而对自己又用另一标准来判断，甚至对方的善行也被认为是特别邪恶的表现，意味着欺骗我们及整个世界；而我们的恶行都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目的崇高。实际上，如果考虑两国关系和个人关系，人们便会得出结论：客观态度是少见的，较高或较低程度的自恋则是准则。
客观的思考本领是理智 ，理智后面的情感态度是谦卑 。要客观，要使自己理智，就只有采取谦恭的态度才可能做到，只有在人们从孩子般的对大千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幻梦中清醒过来以后才能做到。
就爱的艺术的实践的讨论而言，这意味着：爱依赖于相对排除自恋，它要求谦恭、客观和理智的发展。人们的一生必须奉献给此目的。谦恭和客观不可分割，正像爱一样，如果我对陌生人不能采取客观的态度，那我对我的家庭也不可能采取客观的态度，反之亦然。我们若想学会爱的艺术，就必须在一切条件下力求客观，并对我们没有客观对待的情况十分敏感。我们必须努力找到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和这个人行为间的差别，因为这种印象被我们的自恋所扭曲，因为那个人的本来面目并不因我们的兴趣、需求和担心而转移。获得客观和理智的能力是通向爱的艺术道路的成功的一半，但这要求对与你有联系的所有人持客观态度。若是某人欲求把他的客观态度留给被爱的那个人，并认为能够在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关系中可以不必那么做，那么，他将很快就会发现他在这两种场合下都失败了。
爱的能力取决于人们从自恋中解脱出来的能力，取决于从母系和氏族的稳固的眷恋中解脱出来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在与世界和自身的关系中生长和发展一种创造性倾向的能力。这种解脱过程、产生过程和觉醒过程，要求有一种品质为必要条件：信仰 。爱的艺术的实践需要信仰的实现。
什么是信仰？信仰必定是对上帝和宗教教义的信奉吗？信仰必定会与理智和理性的思考相悖或是相分离吗？要认识信仰的问题，也需区分理性的 和非理性 的信仰。所谓非理性的信仰对一个人或一种观念，我认为是建立在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的基础上。相反，正确的信仰是根植于一个人思想和感情体验之中的信仰。理性的信仰并非主要是对某事的信奉，而是我们的信念具有的必胜和坚定的特质。信仰是人的全部人格中的性格特性，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信念。
理性的信仰根植于有创造性的理智和情感的活动。在理智思考中（一般认为这不是信仰的地盘），理性的信仰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如何实现新的发现？难道他不断实验、不断收集材料、对有所发现不抱幻想？任何领域真正重要的发现极少是用这种方式获得的。同时，纯粹的幻想也不能得出重要的结论。人类所致力的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常常是从或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幻想”开始的。这种幻想本身是以前相当多的研究、深思和观察的结果。当科学家成功地收集了足够的数据，或计算出一个数学公式，使他原来的幻想变得有可信度的时候，便可以说，他已经得出了一个试验性的假说。为了洞察隐含的规律，科学家对该假说进行详细的分析，以及积累支持这一假说的数据，以致推导出更为确切的假说，最终也许会得出广泛适用的结论。
科学史上不乏理性信仰和真理幻想的例子。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都对理性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为此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架上，斯宾诺莎被驱逐出教会。从形成理性的幻想到得出理论公式，都必须有信念：相信那是理性的追求，相信假说是合理的，相信最后的结论——在其真正成立前，都需要持有信念。这种信念来源于亲身经历，来源对自己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信任。理性的信仰来源于建立在自身富有成果的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的独立信念，而不管大多数人意见如何；非理性的信仰只因某个权威这样说过或大多数人这样说过就把某些东西当成真理来接受。
理性信念并不仅存在于思维和判断，也存在于人际关系中。信念是任何一种深厚友谊和爱情所必不可少的品质。对另一个人“有信心”意味着肯定他的基本态度、他的人格核心、他的爱的可靠性和不变性。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能改变他的观点，而是说基本动机应始终如一。比如说，他对生活和人类尊严的尊重是自身的一部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从同一意义来说，我们有自信。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人格的核心的存在。这一核心是不易改变的，尽管外界条件不断变化，尽管我们的观点和情感会有某些变化，它都会贯穿于我们生活的始终。这个核心便是“我”一词后面的真实内容，是我们对自己个性的自信得以建立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对自我的坚持充满信心，我们的自我认同感便会受到冲击，我们便会变得依赖于他人，以他人的赞许为我们建立自我认同的基础。只有相信自己的人才能待人以诚，因为这种人坚信，将来某个时候的他也会与今天一样，因此，他将会像他现在所期望的那样去感知、去行事。自信是我们能够承诺的一个条件，正如尼采所说，一个人的本质可以被定义为给人以承诺的能力，信念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之一。与爱有重大关系的是对自爱的信心，对他人产生爱的能力及其可靠性的信心。
相信他人的另一层意思，是（关于）我们对他人潜力的信任。这种信任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是母亲对其新生婴儿的信任：他将会生存、成长、走路和说话。但是，孩子这方面的发展很规律，不需要持多大的信任。人需要对也许发展不出的潜能抱有信任，如爱的潜能、幸福的潜能、运用其理智的潜能和更为特殊的潜力，如艺术才能。它们像是一粒粒种子，只要给予它们以生长的适宜条件，便会破土而出，蓬勃发展，否则便会窒息。
最重要的条件，是在孩子的生活中给予其重要影响的人物，要相信孩子有这些潜力。这一信心把教育 [55] 和管制孩子区分开。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实现其潜力。教育的对立面是管制，它建立在缺乏对孩子自身潜力发展的信念基础上，建立在认为只有成年人对孩子灌输合理的东西，抵制那些似乎不合理的东西，他才会是个好孩子的信念基础上。机器人没有生命，才没有相信它的必要。
对他人的信任在对人类的信任中达到高峰。在西方世界，是用犹太—基督教的宗教语言来表达这种信念的，也鲜明体现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人本政治思想和社会主张当中。与对孩子的信任一样，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只要给予适当的条件，人类便能建立一个由平等、正义和博爱原则统治的社会秩序，人类是有这种潜力的。人们还没有成功地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因此需要有信仰，相信人能做到这一点。但像所有理性的信仰一样，这也并非冥冥幻想，它建立在人类过去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在每个人精神生活的经历上，建立在人对理性和爱的亲身体验上。
而非理性信仰根植于对被认为是强大无比、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权威的屈从，根植于无视自己的权力和能力。理性的信仰建立在与此相反的经验上。我们对一种思想有这样的信仰，是因为我们自己观察和深思的结果。我们相信自己、他人以及整个人类的潜力，也是我们自己观察和深思的结果，我们经历过自身潜力的发展过程，体察过自身成长的现实，感受到自身理性和爱的能力。理性信仰的基础是创造性 ，靠我们的信仰活着意味着创造性的生活。相对应之，对权力的信任（从支配的意义上讲）以及权力的使用都是信仰的反面。相信现存的权力与不相信尚未实现的潜力的发展是一样的。它只是凭现状预测未来，结果却是严重的失算，它对人类潜力和人类成长的忽视是十分荒谬的。根本不存在对强权的理性信仰，有的只是对权力的屈从或者——对有权的人来说——保住权力的愿望。尽管在许多人看来，权力似乎是一切事物中最实际的东西，但人类历史已证明它是一切人类成就中最靠不住的东西，犹如过眼云烟随风飘摇。由于信仰和权力都有排他性这一事实，一切最初建立在理性信仰之上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只要它们依赖于权力并与之同流合污，都将变得腐败并最终失去其原有的强力。
要有信仰就需要勇气 和冒险的能力，甚至准备迎接厄运和挫折。谁若坚持把安全和保险视为生活的基本条件，那他就不可能有信仰；谁若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系统中——在这里疏远和占有是他的保险工具——便会把自己变为囚犯。被爱和爱都需要勇气，需要判明作为最终关系的一定价值的勇气，并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为这些价值牺牲一切的勇气。
这种勇气与臭名昭著的吹牛家墨索里尼喊出的“冒险地生存”口号时所指的勇气截然不同。他的勇气是虚无主义者的勇气，来源于对生活的破坏性的态度，来源于放弃生活的愿望，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热爱生活。失望的勇气是与爱的勇气背道而驰的，正如对权势的信仰与对生活的信仰对立一样。
有办法培养信心和勇气吗？实际上，信心是随时都可以培养的。抚养小孩需要信心，入睡需要信心，开始做任何工作都需要信心。但是，我们对这种信心习以为常。谁若没有这种信心，谁便会为他的孩子过分焦虑，或患失眠症，或无力胜任任何创造性工作而积郁成疾，或疑心太重，或孤傲寡合，或鼠目寸光。坚持对一个人的判断，即使它似乎与公众意见或一些不可预知的事实相悖；坚持自己的信仰，即使它不为公众所接受，这些都需要信心和勇气。把生活中的困难、挫折和不幸视为只要克服它便会成为强者的一场挑战，而不是视为不应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惩罚，这也都是要有信心和勇气的。
信心和勇气的培养要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开始。第一步是注意你何时何地失去信心，透过用以掩盖失去信心的借口，来认识你何处胆小怕事，又找到什么借口把它合理化。认识到缺乏信心会使人变得懦弱，而已有的懦弱又导致了新的灰心丧气，如此往复，恶性循环。那么你将认识到：当你意识上担心没有被爱的时候，实际上你害怕的是爱（尽管这常是不自觉的） 。爱意味着在没有保证的条件下承诺自己，奉献自己，希望我们的爱能激起爱人心中的爱。爱是信心的行为，谁没有信心谁便没有爱。对信心的培养，人们能不能说出更多的东西呢？也许有人能。假如我是诗人或牧师，我便会作一番尝试。然而我不是诗人也不是牧师，我甚至不能试图再说些什么。但我相信，任何对此真正关心的人，都能学会建立信心，正像小孩都能学会走路一样。
对爱的艺术的实践来说，不可缺少的是至此还只是隐含提到的一种态度，那就是活动性 。应该明确讨论它，因为它是爱的实践的基础。我前面已说过，活动并不是意味着“做某事”，而是一种内心活动，是人的能力富有成效的发挥。爱是一种活动，如果我在爱，我便常处于一种密切关心被爱的人的状态之中，而不仅仅是关心他或她。因为倘若我懒惰，倘若我不是常处在关注、机警、积极的状态，我便不能把自己与被爱的人积极地联系在一起。睡觉是唯一的不活动的状态；清醒则是懒惰没有容身之地的状态。当今很多人的情况却是：他们醒时半睡，睡时半醒。完全清醒是不感到腻烦或令人生厌的条件，而不感到腻烦或不让人厌烦又是爱的主要条件之一。思维敏捷，感觉灵敏，活用眼和耳，避免思想上的懒惰，无论是以吸收、储存或纯粹浪费时间的方式，也是爱的艺术的实践不可缺少的条件。认为人们可以分割生活——在爱的领域中，人们富有创造性，而在其他领域却一筹莫展，这不过是幻想。创造性本身不允许这样一种分割。爱的能力需要有一种感情强烈、头脑清醒、充满活力的状态，而这只能是其他领域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结果。如果人们在其他方面没有活力，那么在爱的领域也就没有活力。
对爱的艺术的讨论不能局限个人获得并发展本章所述的那些特征和态度。它与社会领域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如果爱意味着以慈爱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如果爱是一种特殊品格，那么，它必定不仅存在于一个人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中，而且存在于通过工作、事务和职业取得联系的人们的关系中。在自爱与对陌生人的爱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分工”。相反，后者的存在正是前者存在的条件。认真采取这种态度意味着在人们习惯的社会关系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当人们的口头交际带上爱邻若爱己的宗教观念时，他们的关系却至多不过是由“公平”的原则决定。公平，意味着不以商品和交易中的欺诈和诡计来换取感情。“我给予你的像你给我的一样多”，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商品上，也是在爱情上普遍的伦理原则。甚至可以说，公平伦理观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伦理学的特殊贡献。
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物品的交换或直接由权势决定，或由传统决定，或由爱和友谊的人际关系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一切的因素是市场上的交易。在市场上，不顾权势，也无视诈骗，不管人们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打交道，还是与服务市场打交道，每个人都要交换，为了他欲得的东西而不得不如此。
公平的伦理观把自身同金箴 [56] 相混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中国的格言可以用英文翻译成“在你与他人的交换中公平对等”。但实际上，公平的伦理观最初更为流行的解释，即《圣经》中的“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已被公式化。当然，犹太—基督教中鼓吹的手足之情的准则全然不同于公平的伦理观。它所谓爱你的邻人，意味着对邻人有责任感，同他结为一体，而公平的伦理观意味着没有意识到责任和一体，它体现的是疏远和分离；这意味着尊重你邻人的权利，而不是去爱他。金箴变成了当今最为流行的宗教格言，绝非偶然的事，因为它被译成公平的伦理学的语言，而成为尽人皆知并愿意遵循的统一的宗教准则。但是爱的实践必须始于认清公平与爱的区别。
然而，这里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如果这一结构由仅仅掺和了公平的伦理原则的利己主义所统治，那么，人们该如何做？如何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行事并同时实现爱？难道后者不意味着放弃一切个人的现实利益而共度最清贫的生活吗？这个问题已由基督教僧侣和托尔斯泰、阿尔伯特·施韦泽、西蒙娜·薇依以激进的方式提出并作了回答。还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爱与正常世俗的生活基本上是不相容的。 [57] 他们得出结论说，今天谈到爱不过是意味着普遍的欺诈；他们宣称，在当今的世界里只有殉道者或精神病患者才能有爱，因而一切对爱的讨论都不过是说教。这种十分体面的观点很容易使玩世不恭的态度合理化。实际上，一般人都不甚明显地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我愿做一个出色的基督教徒——但若我严格遵守基督教规就不得不挨饿。”这一“激进主义”导致了精神上的虚无主义。“激进思想家”和普通人都是毫无爱心的机械式的人，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后者没有意识到而前者已认识并弄清了这一事实的“历史必然性”。
我赞成这一信念：爱与“正常”生活绝对不相容这一答案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的准则与爱的准则是不相容的。但具体地看，现代社会是复杂的。例如，无用商品的出卖者，不说谎话就不能取得经济效益；而一个熟练工人、化学家或医生却能够做到此点。因此，农民、工人、教师等专长人士都能不停地有效发挥作用，并实践爱。甚至人们承认爱的原则与资本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同时，也一定会承认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个复杂的并不断变化的结构，仍允许形式多样的不一致和个人自由。
然而，在我说这一点时，我并没有暗含这个意思：我们能够期望现存的社会制度永远延续，而同时又希望兄弟之爱这一理想的实现。在现存的制度下，能够爱的人必定是极个别的；在当代的西方社会，爱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许多职业不容博爱的态度，而是因为以生产为中心、贪婪的商品社会的精神就是如此，以至于只有个别人能够抵抗。于是，那些密切关心爱并把它作为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的人们肯定会得出结论：如果要使爱变成一种社会现象，而非极个别的罕见现象，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就需有重大而合理的变革。限于本书讨论范围，这种变革的方向只能提一提。 [58] 我们的社会由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和职业政治家所操纵；人们为集体暗示所支配，他们的目的就是多生产，多消费；人的一切活动都服从经济目标，手段成了目的。人便是机器——丰衣足食，而毫不关心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和机能。如果人们能够去爱，他一定被置于崇高的位置上。经济机构便要服务于它，而不是相反；他便能够分享体验，分担工作，而不是至多只分享利润。社会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组织，在人的社会中，爱的本质不是与这个社会存在相分离，而是与之相统一。正如我曾试图表明的那样，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合情合理的满意的答案。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任何相对排斥爱的发展的社会，从长远观点看，都将由于与人类本性的基本要求相抵触而走向灭亡。其实，我们谈爱并不是“说教”，原因很简单，谈爱意味着谈到每个人身上最终的、实际的需要。这种需要已被掩盖了，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存在。分析爱的属性将会发现当今普遍缺乏爱，必须批判造成这种缺乏的社会条件。相信有一种作为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个别现象的爱的可能性，这正是基于对人的本性的洞察之上的理性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