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爱是一种成熟的、具有创造性特点的能力，那么，无论生活在哪种特定文化中的个人的爱的能力，都取决于此种文化对一般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谈及当代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爱，我们就是要探询西方文明的社会结构以及从中产生的精神是否有益于爱的发展。提出这个问题已暗含否定的回答。任何客观地观察我们西方生活的人都不怀疑：爱——兄弟的爱、母爱、性爱——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现象，而且，它的地位被各种伪装的爱取代。这些伪装的爱，实际上是爱的瓦解的诸多形式。
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建立在制约一切经济关系，因而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调节者的市场原则基础上。商品市场决定商品交换条件，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的买卖。在市场条件下，有用的物和有用的人的能力和技术都被转化为商品，无需诉诸暴力和诈骗。比如鞋，尽管有用，也为人所需，但如果市场上没有对它的需求，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交换价值）；如果在市场条件下，没有对人的能力和技术的需求，那么，它们就没有交换价值。资本所有者能够购买劳动力并指挥它为其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工作。劳动力所有者必须在现存市场条件下把它卖给资本家，除非他想挨饿。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一种价值的等级制度上。资本控制劳动，积累的财富尽管是死的东西，却具有比劳动力、比人的能力、比那些活的东西更高的价值。
自资本主义开始以来，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尽管这种结构仍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些特殊性质，并对现代人的个性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目睹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的集中与积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大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小企业被排挤出局。投在这些企业的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与经营这些企业的职能相分离。成千上万的股票持有者“拥有”这个企业，却由一个官僚管理机构经营它，他们工资高，却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这个官僚机构更感兴趣的不是最大的利润，而是企业的扩大和他们自己的权力。与资本日益加速集中和一个强大的官僚管理机构的出现并行的是劳工运动的发展。通过劳动者的工会，单个工人不必由自己并且为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交易。他被组织进一个庞大的劳动力联合组织里，也由强大的官僚机构领导，代表他面对企业。不论怎样，在资本领域和劳动力领域，主动权已由单个人转到了官僚机构。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独立性，转而依赖于大经济集团的管理者。
产生于这种资本集中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在于特殊的劳动组合方式。庞大的集中化企业有着极端细微的分工，个人失去了个性，蜕变为机器的齿轮。现代资本主义的人的问题可以以这种方式概括：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大规模协调合作的人，需要消费胃口越来越大的人，需要趣味标准化、容易受影响、需求容易预测的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人感到自由和独立，而不依附于任何权威、原则或良心——然而又是愿意被支配，愿意做期望他们做的事，愿意毫无摩擦地适应这个社会；需要不用强力而能支配，没有领袖也能领导，毫无目的也能鼓动——只想获得成就、忙碌、起作用或继续生活的人。
结果是什么呢？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疏远自己，疏远他的同胞，疏远自然。 [44] 他已转化成商品，感受到生命成了投资，在现行市场条件下必须获得最大利润的投资。人的关系基本上是异化了的机器人的关系，每个人都把他的安全建立在附和群体的基础上，而在思想、感情或行为上没有什么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尽可能靠近其他人，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独，充满深重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和内疚感，这些感觉源于不可克服的分离。我们的文明提供了许多帮助人们意识不到这种孤独的姑息剂：首推严格的官僚主义化的机械的工作程序，它可以使人们意识不到人的最基本的欲望，意识不到对超越和统一和谐的渴望。因为单凭这种程序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于是人们通过娱乐程序、通过由娱乐业提供的声音和表演等被动的消费、通过不断购买新东西后不久又用它们交换其他东西的满足，来克服无意识的绝望。现代人实际上接近于赫胥黎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景象：丰衣足食，得到了性的满足，但没有自我，除了与其同胞的最表面的联系外，没有任何东西。他们遵循的口号被赫胥黎简洁地概括为“个人有了感知，社会就会骚乱”，“今天能得到的快乐，决不留给明天”，或者更加登峰造极的陈述：“现今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今天人的幸福在于“有快乐”。有快乐在于消费的满足，在于“接受”——商品、风景、食物、饮料、烟卷、人、演讲、书籍、电影——一切能够被消费和被吞噬的东西。世界是一个供我们消费的庞大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大瓶子、大乳房；我们是乳儿，是永远期待着的人，是抱着希望的人——却又是永远失望的人。我们的特点是适于交换和接受，适于物质交易和消费；每样东西——精神的以及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了变换的对象、消费的对象。
至于爱的状况则是与现代人的这种社会特性相符的，是必然结果。机器人不能够爱，它们只能够交换它们的“人格包裹”，并希望公平交易。最能描述爱和已被异化的婚姻的是“组合”的观念。在大量关于美满婚姻的文章中，描述的理想情形几乎都是合作顺利的组合。这种描述与雇佣工人应协同合作的观点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他应该“适度独立”、平易近人、恢宏大度，同时胸怀大志、积极进取。因此，婚姻顾问告诉我们，丈夫应该“理解”妻子，并应该帮助她。他应该赞赏她的新衣裳和她做的可口的饭菜。反之，当丈夫疲惫不堪、闷闷不乐地回家时，妻子也应该理解他。当他谈及事业上的烦恼时，她应认真倾听；当他忘了她的生日时，她不应生气，而要谅解他。所有这类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没有摩擦的关系，一起生活却始终是陌生人的二人，他们之间从没有达到“中心关系”，但他们以礼相待，谁都试图使对方感觉更加良好。
这种爱情婚姻观主要强调的是找到一个庇护人，以摆脱无法忍受的孤独感。在“爱情”中的人终于找到了躲避孤独的港湾。他们结成二人联盟以反抗这个孤独的世界，而这种双倍的个人主义被误以为是爱情和亲密。
强调“组合”精神、相互忍耐等等，相对来说是新的发展。这之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有一种爱情观认为，双方的性的满足就是满意的爱情关系，尤其是美满婚姻的基础。这种爱情观认为，经常发生的婚姻不幸的原因在于结婚的双方没有做好“性调节”；失误的原因被认为是忽视了“正确的”性行为，是一方或双方性交技能的不成熟。为“医治”这一毛病和帮助不能相爱的不幸夫妇，许多书籍予以指导，劝告人们性行为要正确，而且或含蓄或明确地许诺，只要遵嘱，幸福和爱情将会到来。言外之意就是，爱乃是性快感的产物，倘若双方明晓如何相互满足性欲，他们就会相爱。这种观点与那个时代普遍的幻觉——设想利用正确的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工业生产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相适应。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基本设想的反面才是真实的。
爱并不是充分的性满足的结果，而性快感——甚至对所谓性技能的了解——则是爱情的产物。撇开日常观察不论，如果这种观点还需要证据，则可以在丰富的精神分析数据中找到。对最常见的性问题——女方缺乏性欲以及男方或重或轻的心理性阳痿的各种形式——的研究表明：原因不在于缺乏对性交技巧的了解，而在于使爱成为不可能的种种抑制障碍。对异性的畏惧或憎恨，阻碍一个人完全给予自己，阻碍他自然的行动，阻碍他相信那急切而直接的要求身体接触的异性伴侣。假如一个在性问题上受压抑的人能够摆脱畏惧或憎恨，成为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他或她的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否则，了解再多的性技巧也无济于事。
但是，当精神分析疗法的数据反驳了那种认为了解和掌握了正确的性技能便可产生幸福和爱情的错误观点时，爱是双方的性满足的伴随物这一基本的假设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很大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爱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性欲现象：“性爱为他提供了最大的满足，所以对他来说性爱实际上成为一切幸福的原型，一定会驱使他循着性关系之径追寻更进一步的幸福，从而使性生活成为他生活的中心点。” [45] 对弗洛伊德来说，兄弟的爱也是性欲的产物，只因性本能被转化为一种带有“抑止了的目的”的冲动。“一种隐含着目的的爱，实际上起初是充满性欲的爱，且至今在人们的下意识中仍然如此。” [46] 至于结合的感受、融洽的感受（无限的感受）——那是神秘的体验的实质，是一个人与他的伴侣结合的最强烈感受的根源——曾被弗洛伊德解释为一种病理学的现象，一种早期“无限自恋”的复旧。
弗洛伊德所谓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只是更进一步的结论。在他看来，非理性的爱与成熟人格表现的爱之间没有区别。他在关于移情的爱的文章 [47] 中指出：移情的爱与“正常的”爱的现象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堕入情网常常近乎于反常，而又常常无视客观现实；具有强迫性的冲动，是一种幼年爱的移情。弗洛伊德认为，理性的爱，作为一种成熟的辉煌动人的爱并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因为它并不真实存在。
然而，过高地估计弗洛伊德关于爱是性吸引的理论，或更确切地说，爱仅反映在有意识的感知中、与性满足是一回事的观点的影响，将是错误的。因果关系基本上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弗洛伊德的思想部分地受十九世纪精神的影响；其思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几年的主流精神相合，从而流行。影响弗洛伊德观念的，首先是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严苛的道德观的反思。决定弗洛伊德理论的第二因素在于关于人的主导观念，这种观念建立在资本主义结构上。为了证明资本主义与人类的自然需要相统一，人们就必须证明人的本性是有竞争性的、相互充满故意的。经济学家根据人们对经济利益有贪得无厌的追求、达尔文主义者依据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规律“证明”了这一点；而弗洛伊德则假定，男子被征服所有的女性的性欲望所驱使，只有社会压力才能阻止男子按其欲望行事，他由此得出了和经济学家与达尔文主义者同样的结论。结果，男子必然是相互嫉妒的，即使引起这种相互妒忌和竞争的一切社会经济原因消逝了，它仍可能继续存在。 [48]
最后，弗洛伊德思想受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唯物论的很大影响。人们相信在生理学现象中可以找到一切精神现象的基质，所以弗洛伊德把爱、恨、雄心、妒忌解释为性本能的各种表现形式。他没有发现基本的现实在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首先在于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其次在于由特殊社会结构决定的生活实践（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中迈出了超越这种唯物论的决定性的一步。在他那里，理解人类的钥匙不是躯体，也非某种像对食物或财产的需求那样的本能，而是人类整个生活过程，是人类的“生活实践”）。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所有本能欲望假如毫无压抑地得到充分的满足将会带来精神的健康、幸福。但临床的明显事实表明：把生命献给无节制的性满足的男人和女人并不会得到幸福，而常常忍受严重的精神的冲击或症状的痛苦。一切本能的需求的完全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甚至保证不了理智的健全。然而，弗洛伊德的观念或许只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如此盛行，因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储蓄转而强调消费，从鼓励节俭作为经济上的成功转而视消费为不断开拓市场的基础，视消费为忧虑重重的机械化了的个人的主要满足手段，毫无顾忌的欲望的满足成了性领域以及所有物质消费领域的主要倾向。
把弗洛伊德那种和当时的资本主义精神相符的、在二十世纪初仍未被打破的观念与当代最有成就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H.S.沙利文 [49] 的理论观点相比较，是有趣的。我们在沙利文精神分析系统中发现性和爱的严格区分，恰与弗洛伊德的观念相反。
在沙利文观念中，爱与亲昵是什么意思呢？“亲昵是涉及两个人所具有的个人价值完全被认可的那种状态。个人价值的认可要求有一种我称之为合作的关系，我的意思很清楚，是指悉心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对方表明的需求，二人的追求日趋一致，即愈来愈接近互相满足，给予日益相似的安全感。” [50] 如果我们剔去沙利文表述中的几分晦涩的语言，那么他所表达的就是：爱的本质是在一种合作情况下出现的，在此种情况下，两个人都感到：“我们必须按比赛的规则行事，以维护我们的威望和优越感。” [51]
正像弗洛伊德的爱情观是按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方式对高高在上的男性经验的描述一样，沙利文的描述涉及二十世纪异化了的、交易性的人格演变。它是对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主义”的描述，是对两个分享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反对充满敌意的异化了的世界的人的描述。实际上，他的亲昵的定义对任何合作感在原则上都是正当的。在这种合作感下面，每个人“调整其行为使之适合于另一个追求共同目的的人所表现出的需要”（关于爱情，人们可能会说，至少暗含对两个人未表现出来 的需要的反应，而沙利文这里却认为是已表现出来 的需要。这是值得注意的）。
作为相互性的满足的爱，或作为“协作”和逃避孤寂的港湾的爱，是当代西方社会爱情瓦解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社会上模式化了的爱情的病态。还有许多个性化的爱情的病态，它们导致了意识上的痛苦，被精神分析学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认为是神经紊乱症。下面我简单地描述一下常见例子。
产生神经紊乱型的爱情的基本条件根植于如下事实：“情人”一方或双方仍依附于父母的形象，在成年生活中把曾有过的对父亲或母亲的感情、希望和畏惧转移到被爱的人身上；当事人从未摆脱儿时与父母关系的模式，并在成年生活的感情需求中寻找这种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感情上仍处于两岁、五岁或十二岁的孩子阶段，尽管他在理智上和社会经验上已达到其实际年龄的水平。在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感情上的不成熟导致其社会活动的不平衡；在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只是导致亲人间的矛盾。
请参阅我们前面对以母亲为主或以父亲为主的人格的探讨。比如有不少男人在其感情发展中仍滞留在婴儿对母亲的依附阶段。这些人似乎未断奶，仍像孩子；他们想要母亲的保护、爱、温暖、关怀和赞美，他们想要母亲无条件的爱——一种因为他们需要时母亲便奉献出来的爱，因为他们是母亲的孩子，他们无助。这样的人如果试图招来女性的爱，甚至在他们获得芳心以后，他们也常常是温情、迷人的。但他们与这个女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与所有其他人的关系）是表面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的目的是让人爱而不是爱他人。这种人常有强烈的虚荣心，或多或少隐藏了自以为是的念头。只要找到了合适的女性，他们便心安理得，无比幸福，而且能够展现自己的多情与魅力，这便是这些人常常靠不住的原因。但不久之后，当这个女人不能继续给他们带来虚幻的希冀时，矛盾和怨恨便开始产生。如果这个女人不常常赞美他，如果她要求自主她的生活，如果她自己想得到爱和保护，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她不愿意宽恕他与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甚至仅仅是表示不欣赏），这个男人便感到烦恼，大失所望，并常以她“不爱他、自私或专横”来把这种失落感合理化。仿佛是溺爱孩子一般，稍有不足就可当作缺乏爱的证明。这样的男人常把真正的爱与他们的多情行为以及被宠爱的愿望相混淆，因而，他们总是认为别人很不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把自己想像成伟大的情人，埋怨恋爱的对方忘恩负义。
这样一种以母亲为中心的人也可能正常行事，不出现任何严重失衡，但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假如母亲实际上曾以保护过头的方式“爱”他（或许专断，但没有破坏性），假如他找到了一个与他的母亲同属一种类型的妻子，假如他的特殊天赋和才能允许他施展其魅力并得到美誉（正像有些成功的政治家那样），那么，从社会意义上说他就是“调节得好的”，虽然不会达到更高的成熟水平。但在不利的情况下——而这自然是更常见的——即使不是他的社会生活，他的爱情生活也将会大失所望；这种人格继续发展的话，矛盾、重重焦虑和强烈的压抑感便会产生。
在更严重的变态情况下，男子对母亲的依恋会更深、更加非理性。在这种状态中，形象地说，他的意愿并不是希望回到母亲的保护伞之下，也不是回到她营养丰富的乳房边以吮吸乳汁，而是回到她接受一切也毁灭了一切的母体子宫。如果说神智健全的本质是挣脱母体走向世界，那么，严重的精神失常就是被母体所吸引，被吸引回母体——而这本质上是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通常发生在本就是以吞噬—毁灭式母爱来对待孩子的母子身上。她们有时以爱的名义，有时以义务的名义想把这个孩子、这个青年、这个男子据为己有；他自身无法独立呼吸，而要通过她们呼吸；他自身无法去爱，除了表面上的性爱——蔑视其他所有的女人；他无法独立自主，而是永远像个罪犯或像个残废人。
母亲的这一方面，即破坏性的、包罗一切的方面，是母亲作用的消极方面。母亲能够给予生命，但也能夺走生命。她是再造者，也是毁灭者；她可以创造爱的奇迹，然而却没有谁比她更能伤害爱情。在宗教偶像中（如印度教女神迦利）和在梦的象征中，可以看到母亲的两个对立的属性。
我们从主要依附于父亲的人身上，还会发现另一种神经紊乱症的变态。
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其母冷酷无情而其父把所有的感情和兴趣都集中于他身上（部分是由于妻子的冷酷无情）的男人，他有一个“好父亲”，但同时是个独裁者。任何时候只要他对儿子的举止感到满意，便会表扬他，送他礼物，充满深情；但是如果儿子让他扫兴，就会怒斥痛骂。就这种父亲的感情是儿子拥有的唯一感情来说，儿子以奴性的方式依附于父亲。他的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讨好父亲——成功了便感到幸福、安全和满足；但他犯了错误或失败或不能讨好父亲时，便感到丧气、不为人爱、失宠。这样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便会试图找到一个父亲的形象，他自己以依附父亲的类似的方式依附于这个人。他的生活一连串的沉浮摇曳，依赖于他是否成功地赢得了“父亲”的赞扬。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常会非常成功。他们诚心诚意、忠实可靠、热心——如果他们选择的作为父亲形象的人懂得如何对付他们的话。但在其与女性的关系中，他们冷漠、淡然。女性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他们常对女性有点不尊重，却常俨然像一个父亲对小女孩那样关心。起初他们可能由于其男子汉的气质而给一个女子以很深的印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变得越来越让人失望。与他们结婚的女子发现，永存于丈夫生活中的父亲形象，任何时候都占据着丈夫的主要感情，她注定要充当配角，除非她自己也曾依附于父亲，因此与一个像对待任性的小孩一样对待她的丈夫在一起才会感到幸福。
由一种双亲关系造成的爱情的紊乱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他们的父母并不相爱，但双方又约束自己，不会吵架或表露任何不满。可是，疏离也会使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不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女孩体验的是“适当”的环境，她从没有生活在与父亲或母亲紧密联系的环境中，她感到的一直是迷惑和恐惧。她从不了解父母的感情或思想；在这种环境下，总有一种未知的、神秘的因素。结果这个女孩躲进自己的天地，做白日梦，也那样冷漠，并在以后的爱情关系中持同一态度。
此外，这种退缩会导致强烈的焦虑感和并非脚踏实地的感觉，退缩作为体验兴奋的唯一途径常导致受虐的倾向。这样的女性常常宁愿丈夫当众大吵大闹，也不愿丈夫行为保持更正常、更理智，因为这样至少有可能使她们卸下紧张和畏惧的重负；为了结束这种折磨人的摇摆不定的忧虑，她们无意识地挑起丈夫的发怒行为的时候并不少见。
以下各段描述了其他常见的非理性的爱，但是不会深入分析为其奠定了基础的幼儿发展时期。
虚伪之爱的一种形式是偶像崇拜的爱 ，这种形式屡见不鲜，也常被人当作“伟大的爱”体验（更常见于动人的电影和小说中）。如果一个人尚未达到根植于自身能力的有效发挥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的水平，他就有把所爱的人当作“偶像”崇拜的倾向。他抛开自身的能力，把它投射到被爱的人身上，把被爱的人当成至善至美者，当作一切爱、一切光明、一切极大幸福的化身。在这个过程中，他剥夺了对自己力量的全部意识。在爱人的身上丢失了自己，而不是找到了自己。因为从长远来说，没有人能经常实现她（他）对其偶像的期望，失望注定会产生，又要寻找新的偶像作为补救，有时会处于没有尽头的循环中。这种盲目崇拜之爱的特征是开始时强烈而突然的恋爱感受。这种盲目崇拜之爱常被描述为真正的、伟大的爱，但是所谓强烈、深刻的描述也只不过是表明崇拜者的欲望和失望。毋须说，也有两个人互相崇拜的情况，这种崇拜在极端情况下会显得像一对傻瓜。
虚伪之爱的另一种形式可以称为伤感的爱 。其本质在于：只在想入非非中体验爱情，而不是在与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存在中体验爱情。这种爱的最普遍的形式是从荧屏图像、杂志上的爱情故事以及爱情歌曲中体验替代性的爱情满足。一切对爱、结合和亲近未能实现的期望，都能在这些产品中得到满足。无法越过分离的藩墙的已婚男人或女人，分享屏幕上的夫妇的幸福或不幸的爱情时，都会感动得潸然泪下。对于许多夫妇来说，观赏屏幕上的这种故事是体验到爱情的唯一场合——不是他们自己互爱，而是一起作为他人“爱”的旁观者。只要爱情对他们是白日做梦，他们便能够分享他人的爱；一旦回到他们两个具体的人之间的现实生活中，他们便冷漠了。
伤感的爱的另一方面是在时间上把爱抽象化。一对夫妇可能常因他们过去的爱而深受感动——尽管当时并未体验到爱情——或被他们未来的爱情的幻想所感动。有多少忙于结婚或刚刚结婚的夫妇梦想他们未来会发生爱情并给他们带来幸福？而正是在他们生活的此时此刻，却已经开始相互厌倦。这种倾向与现代人的一般态度是一致的。他生活在过去或将来，而不是现在。他伤感地记起他的童年、他的母亲，或者他在为未来编织着幸福的图案。不管是通过他人虚构的经历而替代性地分享爱，还是把爱从现在转移到过去或将来，这种抽象的、疏离的爱都是精神上的鸦片，不过是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痛苦，缓解个人的孤寂和分离感罢了。
神经紊乱型的爱情的又一形式是为了逃避自身的问题，而利用投射机制 [52] 关心“被爱”的一方的缺点和不足。不只是个人，群体、国家和宗教也是如此。他们甚至对另一个人的细小缺点也有很大的兴趣，却忽视自身的毛病——总是忙于试图指责和改造另一个人。假如两个人都这样做——常见的情况便是如此——爱情关系就会转化为一种相互投射的关系。倘若我独断专行，或优柔寡断，或贪得无厌，我便指责我的配偶也是如此；我想矫正她或惩罚她，这要取决于我的个性。对方则也这样做，于是双方都做到了无视自己，因此不能采取可能有助他们自身发展的任何措施。
投射的另一形式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这种投射首先表现在对孩子非同寻常的希冀上。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的希冀主要指把自己的生存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一个人感到他已不能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时，他便试图通过孩子的生活来了解。但是不光是自己失败，对孩子的了解也注定要失败。前者是因为生存问题只能通过每个人自己解决，而不是他人可以替代的；后者是因为他缺少那些引导孩子自己探索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品质。当婚姻出现问题时，孩子们也服务于投射的目的。此种场合下，父母仍持陈旧观点：为了孩子的幸福，为了孩子有完整的家，他们不能离婚。不过任何详细的研究都表明：“完整家庭”内部的紧张和不幸气氛较之公开破裂的家庭对孩子们更有害。后者至少告诉孩子们，人们能够通过果断的决定结束不堪忍受的境况。
这里必须提到另一种常见的错误，即以为爱必定意味着没有冲突。正如人们通常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避免痛苦和悲伤一样，他们也相信爱情意味着没有矛盾。他们用下面的事实为此观点找到恰当的理由：周围人的争斗未给有关各方带来任何好处，仅是一种破坏性的交换。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数人的“冲突”实际上是试图避免真正的 冲突。这些冲突是在本来就不易澄清和解决的小事和表面事情上的争执。两个人之间的真正冲突——不是为了掩盖或投射，是内心真实的坦率表露——是没有破坏性的。它可导致澄清事实，可产生精神净化，二人会从中汲取更多知识和力量。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上面说过的一些要点。
只有发自两个人存在的核心的相互交流，两个人都从核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爱才是可能的。人的真实性只存在于这种“核心的感受”中，这里是活生生的，这里才是爱的基础。因而感知到爱是一种永恒的挑战；它不是一块供歇息的地方，而是一起行动、一起发展、一起工作；甚至不管是和谐还是冲突，是快乐还是悲哀，都从属这样一个根本事实：双方从生存的本质感到了自身的存在，他们成为自己，而非逃离自己，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对方合一。爱的存在只有一条证据：双方关系的深度以及二人各具的活力和力量；这是爱的果实，能识辨爱。
正如机械式的人不能互爱一样，他们也不可能爱上帝。对上帝之爱的破裂 与人类之爱的瓦解达到了同一程度。这一事实明显与我们看到的这个时代的宗教复兴的现象相矛盾。事实上并非复兴。我们所目睹的（甚至尽管有例外）是复归到对上帝的偶像崇拜的观念，是对上帝的爱转化为一种适应疏离化性格结构的关系。对上帝的偶像崇拜观念的复归是显而易见的。人们焦虑重重，没有原则或信念，他们发现自己除了过日子之外没有任何目的，因此他们仍停留在孩童阶段，希望父母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帮助他们。
的确，在宗教文化里，例如中世纪，一般人把上帝当成帮助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来看待，但同时，他们认真地崇拜上帝，按上帝的原则生活是他们生命的首要目的，以致他们最关心的是得到“拯救”，其他一切活动都降到了次要位置。今天已没有这种努力。日常生活已严格地与任何宗教价值观分开。人们为物质生活的舒适，为人格市场上的成功而奋斗。一切世俗努力建筑在冷漠无情和利己主义（后者常被称为“个人主义”或“个人主动性”）的原则上。宗教文化中的人类似一个需要父亲的帮助而又开始在生活中采纳父亲的教导和原则的八岁小孩。当代人却像三岁的孩子，需要父亲时哭喊着向父亲求援，反之，能玩耍就很满意。
从这方面说，即对拟人化的上帝婴儿般依附，却没按照上帝的原则改变生活，我们更接近于偶像崇拜的原始部落而不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另一方面，现代宗教也有新特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我们这里可以再次提及前文的观点。现代人把自己转化为商品；就其地位和在人格交换的市场上的条件而论，他把自己的生命力当成投资，他应该用它来创造最大的利润。他与自己、与同胞、与自然相异化。他的主要目的是用他的技能、知识、他自身、他的“全部人格”为一场平等的、有利可图的交易而进行逐利的交换。除了过日子外，生活没有目的；除了公平交易外，没有任何原则；除了消费外，没有任何满足。
在这种条件下，上帝的观念意味着什么呢？它从原来的宗教意义转化为适应追求成功的文化。近来宗教的复兴，对上帝的信仰转化成了让人们更好地适应竞争的心理学手段。
宗教把自身与自我暗示和心理疗法联结起来，以帮助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还没为“完善自己的人格”而求助于上帝。一九三八年的畅销书，戴尔·卡内基的《如何获得朋友和影响他人》，还停留在严格意义上的世俗层面。该书在当时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现在最畅销的书《积极思考的能力》，由可敬的N.V.皮尔牧师撰著。在这本宗教书里，甚至没有设问我们对成功最关心这一点是否与一神教相符。相反，这一最终目的从没有被怀疑过，而对上帝的信仰和祈祷被推崇为增强人们取得成就的力量的一种手段，正如现代的精神病医生为能更多地招引顾客而建议雇员保持愉悦状态，有些牧师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劝告爱上帝一样。“让上帝成为你的伴侣”意味着使上帝成为经营中的伙伴，而不是在爱情、正义和真理中与之一致。正如兄弟之爱已被非人格的公平原则取代一样，上帝的爱已转化成遥远的宇宙公司总经理，尽管你知道他就在那里，他操纵舞台（虽然没有他或许也照常运转），你从未看见他，但当你“尽自己的职责”时，你就承认了他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