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貝仁·吳爾夫（醫學博士）
瞭解人性的藝術是瞭解動態的行爲方式的藝術。阿德勒在他對近代心理學的巨大貢獻裏，已經把要訣給了我們，不過在這次的病例編輯之前，研究個體心理學方法的學生只好在阿德勒和他的學生的德文出版物裏找尋病例材料。德文出版的案例，其中有許多情況只適用於歐洲大陸的居民，會讓美國的讀者感到不解。不過，個體心理學的原則與方法是可以普遍應用的，本書純粹由美國的病例組合而成，就可以證實這一點。這些病例是1929年阿德勒在社會研究學院教學期間，在他的診所裏所收到的病例。這位維也納心理學家與教育家在分析與治療患者時所獲得的成功，爲人類行爲的基本統一性提供了充分的例證。這些案例來自典型的美國大城市學校與兒童指導中心，很有代表性。一些是紐約的醫生送來的，一些是心理學家送來的，但大部分是由被問題兒童弄得困惑不已的老師送來的。
阿德勒在維也納設立了一個兒童指導診所，併爲這一機構寫了一篇有關問題兒童研究的綱要。他對本書所有案例的處理都是根據這一綱要進行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爲了簡明起見，我們沒有把綱要放在本文裏，不過，對一個希望準備一份病歷作爲研究的學生來說，應該可以清楚地看出文章的安排。案例陳述的方法如下：曾經對一個問題兒童做過研究的醫生或老師依據調查書準備一份病歷。阿德勒大夫以前並沒有見過這個孩子，也沒有和老師討論過他。他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字一句地讀這份病歷，同時在讀的過程中提出他的看法，偶爾阿德勒大夫會被一句話所誤導，但是在大多數的案例裏，他通過描繪一個孩子人格的圖像，常常能神祕地預測孩子的心靈，同時總是以他的溫柔的同情爲我們解說病歷。
在用心理偵探評估線索的手法分析過病歷後，跟着就是對孩子的情況做一個簡短的討論，同時概述心理治療的目的，或者說把要做的指導列出來。然後把孩子父母請進教室，在同學們面前接受詢問與指導。最後孩子也來到教室，阿德勒大夫用簡單、仁慈的語言和孩子討論他自己的情況。在分析裏提到的後續工作，就在這時委託給帶病歷來的醫生或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常常會有進展報告送來，在課堂上大家會討論孩子的反應。
案例在重新適應方面最後也有失敗的。有的時候是因爲父母的無知與缺乏合作，儘管老師與心理醫生在努力改變他們對待孩子的態度。進展緩慢的其他原因包括可憐的經濟狀況、不時出現的疾病，以及協助恢復神經症初發時狀況的許多困難。有些孩子的情況有暫時的改善，可是在新情況下又出現新症候，在父母對孩子行爲中的各種因素的互動關係有更完全的瞭解或者孩子已經用盡他的戲法之前需要繼續進行心理治療。我們有一個案例，在密集治療與重新教育的情形下，孩子有了非常大的進步，可是他碰上了一個古板的老師，這是一個他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結果他又恢復原狀。這個老師喜歡給人挫折，喜歡看輕人，他在幾天的時間裏就把幾個月辛苦努力的成果給毀掉了。不過絕大多數案例顯示有明確的改善，有相當數目的案例更是完全得到了改善。
讀者應該瞭解本書不是一篇有關心理治療的全面性論文。它不僅是有關兒童神經症的一篇概論，同時也是進入讀病歷這一藝術的一把鑰匙。它的主要價值在於讓那些必須與成人和兒童打交道的人熟悉行爲的動態方式。這本書在治療技巧的教導上有限，正如一篇有關銅版印刷的各種物理與化學程序的論文在銅版印刷技巧的教導上有限一樣。本書如果能夠鼓勵讀者，不再把人看作貼上標籤的靜態機器，而能把人看作運動着的、生活着的、爲完成目標而努力的實體，在一個讓人困惑的世界裏爲追求意義與安全而奮鬥，那麼它的目標也就達到了。
個體心理學的原則與實踐，在有關阿德勒大夫對近代心理學貢獻的著作裏，已經得到詳盡的討論。我們在這裏要對阿德勒心理學的原則做一個簡略而必要但不完全的概述。這對初次接觸阿德勒著作的人很有價值，可避免書中的案例看上去沒有相互關聯，產生讓人無法理解的問題；當然，對於熟習個體心理學理論的人，這也可能讓他們感到累贅。
人格統一性這一概念是個體心理學的基礎，但不是個體心理學所獨有的觀念，也不是新觀念。遠在基督出生之前，希臘的劇作家就把這一觀念看作一個不可缺少的觀念。兒歌《矮胖子》（Humpty Dumpty ）的不知名作者宣揚所有國王的人馬都沒有辦法重新組合一枚已經打破的蛋，這也就說明了活着的有機體的統一性。阿德勒在讀過一個孩子的病歷調查之後可以預言孩子的舉止：如果人的行爲沒有這一統一性，就沒有心理學家能夠做那樣的預言。從哲學的觀點說，一個身體有一個以上的靈魂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們沒法相信人的行爲只是某些作爲動因的衝動與本能的結果，因爲沒有人可以預言這些衝動與本能的相對強度。如果每個人都是不可測量的盲目互動的，那麼就不可能出現系統的心理學，就好像如果化學元素經常改變就不會出現元素週期表一樣。偉大的詩人、慈祥的老婦、睿智的小說家、成功的將領、精明的生意人都知道，人這個有機體的統一性是瞭解人的必要條件。
阿德勒心理學的第二個重要原則是：有機體這一單元是一個動態的整體，順着一個明確的生活方式向一個明確的目標運動。“生命的目的是維持生命。”雷米·迪·高蒙（Rémy de Gourmont）在他的《愛的物理學》（Physique de l'Amour ）一書中這樣寫道。這一目標使得有生命的物質不同於無生命的物質。一堆沙沒有目標，如果你拿走幾鏟，它的基本性質不會改變。可是一個活着的有機體，不論是單細胞的阿米巴蟲，還是蜂鳥、長頸鹿，都有一個生活的目標，它們的整個組織與生活方式都適合於達到那一目的。如果把一個活着的有機體的一個基本部分去除，那麼就會把它變成一個不定形的、惰性細胞的團塊。
每一個活着的有機體，爲了維持它的生命與目標，都有一種明確的生活方式與一套明確而具代表性的應付環境的技巧。生活方式的複雜程度各異，視有機體的變化與適應能力而定。正因爲如此，人行爲的方式要比橡樹——一個比較固定的有機體的方式複雜得多。我們稱爲靈魂或心靈的，從純生物學的觀點看，乃是適應、統覺、動用資源的功能，以及借生活的攻守策略維持生命的功能。
什麼是人生的目的？我們不想在這裏寫一篇有關人類存在的形而上學的論文。人如果接受自己繼續存在下去的事實，他需要一定程度的安全與完整。客觀而冷靜地看，每一個個體都在爲這一程度奮鬥。人類的目的在於使人類繼續存在下去。
每一個品種都有它典型的生存技巧：烏龜的殼，變色蜥蜴的適應性，兔子的速度，老虎的兇猛與力量；同樣，人類也有典型的自保方法。我們稱這一技巧爲社區生活、社會、文化。幾千年的生活已經證明這是最好的方法。從考古學的證據看，人一直都生活在羣體中。有關北京人——最早的原始人的發現，證明在1000萬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生活在社區裏了。
我們不可能想象一個與世界完全沒有關係的人，就好像不能想象一條短頸的長頸鹿一樣。因此，所有有關人類行爲的心理學都必須是社會心理學。個人的命運和團體的命運是不可分割地關聯在一起的。這是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的一項基本原則。要了解一個人，你必須瞭解他在自己團體裏的相對情況。行爲主義者努力把人孤立在一個實驗室裏，注意他，觀察他，那樣做是不行的。因爲你一旦把他孤立，他的行動就不再像人，而像一隻籠子裏的動物。嚴格地說，他已經不再是一個人。因此，如果要了解人的舉止，就必須從他的社會相對性中去看他。一棵在雪山之上的松樹和一棵種在多陽的山谷裏的松樹會有不同的成長過程，同樣，人的社會環境如果變了，他的行動也會不同。
人的社會生活是他的軟弱的一個成品。這可能是我們祖先所能夠找到的最快、最有效地保護自己的辦法。人類的方式是這樣的：開始時我們看到的是軟弱的個體，然後個體結合在一起，組成社會。這是一個走向比較安全的運動過程。人類的一切強項都是和這一方式相配合的；一切弱點都來自孤立的危險。在我們身體結構的成長過程中，可以看到所有活着的物質的演化過程，也就是說，從一個單細胞發展成爲一個相互依賴的組織與器官的統一體；同樣，在個人的心理成長過程中，也可以看到人類心理組織過程的重演。
每一個人在開始時，都是一個比較無奈、無能、依賴人的寄生蟲。沒有父母、家庭——人的第一個社區的幫助，嬰兒會在幾個小時之內可憐地死掉。在父母的養育之下，個人的能力與力量一天天成長。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實際上是一個寄生蟲，依靠養育他的社會。
正常的人長大之後就會有足夠的力量，能夠開始獨立生活，對社羣做出貢獻。人在肯定、承認把人與人結合在一起的多重紐帶的過程中，正常的成人會獲得一定程度的寧靜、安全，以及一種給生活帶來意義的完整與真實感。人在與他的伴侶之間建立越多這樣的橋樑，他也就越安全。語言、常識、理性、邏輯、觀念、同情、愛、科學、藝術、宗教、政治、責任、自立、誠實、玩耍、對自然的愛好等，這類東西乃是橋樑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放棄任何這類共同生活的技巧，就不能算是一個完全成功的人，就沒有得到完全的安全。
很不幸的是，這種正常的發展方式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這和嬰兒的一個重要生物品性有關。其他動物的幼兒也要經歷一段無奈與依賴的時期。可是，隨着體力的成長，心智的能力也同時產生。能夠認出一隻老鼠的小貓會偷偷地跟在它後面，抓它，吃它。可是在人類的嬰兒身上，覺察能力與運動能力卻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嬰兒可以認識到在食物、溫暖與保護方面依賴母親的事實。他知道母親能夠做許多他沒有辦法做而又必須做的事情。父親看上去像一個巨人，一個相對無所不能的巨人。嬰兒周圍的世界按照不可避免的法則在運轉。黑暗、光亮、食物、飢餓、語言、運動，都是古怪的成人——他們是如此有把握地、機警地在嬰兒的世界裏運作——的傭臣。但是嬰兒知道他的軟弱。因爲他的心智比他的身體發展得快，嬰兒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欠缺，這在所有活着的動物裏是一種獨特的現象。在這樣的情形下，自卑感——個人心理學的一塊基石出現了。
自卑感不但不是障礙，而且被證明是人類發展史上一種最強有力的刺激力。如果我們的眼睛像老鷹的眼睛一樣強有力，我們就永遠都不會發明望遠鏡與顯微鏡。如果不是人與人之間有更便捷溝通的需要，唱機、收音機、電話就絕不會出現。“低等”動物在感官覺察方面遠比人好，可是我們有演藝、烹調作爲補償。我們文明結構的本身，從報紙到摩天大樓，從飛機到交響樂團，從蒸汽鏟到絲襪，都是給予軟弱補償這種原始需要的結果。每個人的身體都繼承着人類的自卑感，因此這不是一項個人的負擔。人類的歷史充滿了征服自卑的紀錄。天才也許只是在社會貢獻方面補償一項個人缺陷的衝動的表現而已。在我們談論天才時，很容易忘掉那些發明槓桿、輪子、斧子、吹出音樂的蘆葦、紡織、書寫，以及同類事物的未受歌頌的發明人，而只是記得僅僅把這些成分以某種新形式綜合在一起的近代天才。人類天才的真正歷史乃是山頂洞人爲生存而競爭的歷史。
每一個人都能把他個人的缺陷轉變爲對社會的一項貢獻，可是如果對社會進行粗淺地觀察，我們會看到在人類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勇氣去進行這樣的補償。我們的神經症患者的人數要遠超過天才的人數。這樣多的人不能夠做有用的補償，要怎樣說明呢？
對人類來說很不幸的是，有許多因素都非常不利於自卑感在社會調適與貢獻方面尋求最佳補償。強化自卑感，直到最後把它具體化爲自卑情結的第一組因素是身體缺陷。如果嬰兒除了正常的、大家都有的軟弱之外，又加上一項器官缺陷的弱點，那麼，他在人生意義的追求方面就會更加困難。缺陷可以是某些器官或器官系統的真實缺陷，但也可以是一項不重要的身體上的不正常，從醫學的觀點看不重要，從社會的觀點看卻可以讓人不好意思，例如太胖、太瘦、紅髮、弓形腿、臉毛之類。醜是一個很好的特例，不過奇怪的是，不尋常的美最後也可能帶來自卑情結，因爲漂亮的孩子可能相信他的美是社會對他要求的唯一貢獻。
強化自卑感的第二組因素和個人的社會、宗教與經濟條件有關係。任何少數團體的成員，不論是社會、宗教，還是經濟的，只要和污穢、罪惡接觸，自卑感都會格外的重，因爲這些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額外的困難。不過大的財富也有它的災難性效果，因爲人如果生長在富有的環境裏，基本就不會想工作，會缺乏工作方面的恰當刺激。
可能強化孩子自卑感的第三組因素來自家庭。這一組之所以重要是因爲沒有孩子能逃脫它的影響。獨生子的自卑情結就是因爲他在家裏太重要了，缺乏社會調試方面的訓練。他的人生經常在找尋失去的年輕時代的樂園。長子一度是獨生子，後來他的地位被一個年輕的競爭者取代，他可能永遠都不會有足夠的勇氣來客觀地應付生存的問題。次子雖然和長子一樣，在同一個房子里長大，喝同樣的奶水，在同一個房間睡，可是他的環境和長子完全不一樣。他的前面總是有一個帶頭人，他不顧一切地要超越長子，很可能做得太過火，變成一個不客觀的叛徒。幺兒可能害怕和比較有成就、年紀比較大的孩子競爭。女孩羣中的唯一男孩，或者男孩羣中的唯一女孩，都可能因爲他的獨特位置而變得氣餒。每一個位置都有它的危險性，不過個體心理學是第一個指出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的重要性的科學，它指出沒有任何一個位置能迫使孩子變成神經症患者。這是它的一項很重要的教導。
性別本身也可以是使孩子負擔變得更加複雜的因素。我們是生活在一種以男性爲主的文化裏，這是一種誇大男性價值與活動的文化。它一直到今天仍舊認爲女性是比較差的一類，儘管科學領域不同意這樣的看法。這一偏見的虛假性已經被顯微鏡與機器給爆碎了，可是它仍舊存在於傳統觀念中。每一個女孩的肩上因此也多了一重需要證明自己的負擔。她“只是女孩”的事實也常常使她沒有辦法沿着自己選擇的路線正常地發展。
不過，高看男性的偏見對他們並不是沒有損害。許多男孩因爲身體上的次要的缺陷，或其他讓他氣餒的因素而感到恐懼，最後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一個“百分之百的男人”，而把整個一生都花在逃避他的性別所包含的責任與意義上。婚姻不和諧、離婚、同性戀、孩子在性方面的不規矩行爲，這些現象的增加都是我們過分強調性別不同以及永遠在增加的聲望鬥爭的一個方面：這種鬥爭在我們兩性的現代生活裏是可以明顯看到的。
我們在較早時曾經指出，人的正常發展過程可以劃分爲兩個階段：先是一個個體化的階段，個人在消耗環境資源的情形下成長；然後是一個適應社區的階段，個人對社區做出貢獻，從這樣的角度繼續個體化的過程。孩子如果和他周圍的成人沒有達到某種程度的和解，如果沒能適當地被引入人類的伴侶關係中，他不會自然地由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引入通常是靠孩子的母親這個中介完成的。
孩子的母親是孩子與外界發生社會接觸的第一人。母親的愛是第一份社會讚許。孩子一旦瞭解另外一個人在欣賞他時，他就已經開始了社會調適的過程。母親，不一定是血緣上的母親，是他第一個在某個環境裏可以完全信賴的人；有了這一開始，他就可以繼續向社會調適的正常目標前進。
很明顯，母親有雙重功能：在第一個階段，她的功能是使孩子與他在世界裏的情況和解；在第二個階段，她的功能在於鼓勵孩子發展自己的成長能力和適應能力。這個角色是很不容易扮演的，很少有完美的演出。人的無數生活方式可能都起源於母親的錯誤。有好幾種典型的錯誤，都可以製造出容易辨認的成人型“問題”。
雖然我們的時代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殘酷地對待孩子了，可是在這個自私的時代仍舊有許多母親不是忽視孩子，就是真的恨他們。私生子、醜陋的孩子、被丟棄的孩子常會發展出反社會的性格來，因爲他們的監護人對他們沒有興趣，沒有使孩子與他們所生活的世界和解。在比較窮苦的人當中，這類忽視與仇恨，以及伴隨而來的疾病、貧窮，是非常普遍的。許多罪犯來自這一人口區，這是不足爲奇的。這些孩子在貧民窟裏學到了勇氣與獨立，可是他們的勇氣是反抗社會的虛假勇氣。
如果社會容許他們在沒有母愛溫暖，沒有發展社會感、社會意義感的情形下成長，那就很難要求這些孩子對他們的罪惡行爲負起全責。這些孩子雖然生活在我們中間，可是他們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敵人土地上的被痛恨的間諜，或者不被瞭解的年輕外鄉人。現存的社會架構只肯把機會給予一部分人，這個架構在他們看來是一條貪得無厭的龍，他們有理由以武力對付它。
另外一類要常見得多。這一類的孩子被驕縱、被寵愛，母親總在爲他們擔心。母親的愛養育他們，可是在心理上卻是在殺害他們，他們在人生的最初幾年裏就沐浴在這樣的愛的溫暖裏。在第一階段的和解功能上，太多的母親做得過分了，做得不夠的只是少數。她們處處照顧孩子，孩子完全依賴她們，結果始終沒有發展出自己思考與行動的能力。要是孩子永遠都能像童話裏的公主與王子那樣生活下去，那麼在開始幾年這樣的溫暖也許是很值得的。不幸的是孩子不可能永遠那樣生活下去。我們的文化要求更多的貢獻，更多的適應。它的報酬不多，可是人如果在得到保證給他的機會之後，不以貢獻的方式償付利息，那麼，它的懲罰是很快的。
在某些方面，被驕縱的孩子在對待他人方面所採取的態度和被痛恨的孩子的態度幾乎完全一樣。他不是敵人、陌生人，在他來到這個世界時，他受到熱烈歡迎，周圍充溢着喇叭聲、漂亮的演講、美麗的讚詞。但是在年紀較大之後，只落得被出賣，只領悟到他所受的歡迎和他所面對的任務這兩者之間沒有關係。驕縱、對孩子過分保護、對孩子過分擔憂都是不正確的培養孩子的方法，不能給予孩子很好的準備，因爲社會是孩子以後所必須面對的。恨孩子、驕縱孩子都會增加他的自卑感，使他以後的適應工作變得更加複雜。在近代文明裏，我們在情感上過分強調孩子的無助，也許這是造成錯誤的生活方式的最有力的原因。
生活方式通常在孩子五六歲時就已經固定下來。也就是說，使每個孩子的自卑狀況在一種特殊的、帶有典型個人色彩的、一組以詞組形式表達的人生目標裏顯露出來。除非個人以後因爲教育而獲得深刻的見解，或是因爲狀況的突然改變而有所頓悟，不然這一行爲方式，會一直繼續下去。
人很少從經驗中學到東西。要先學會客觀地對待自己的藝術，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人才能從經驗中學到東西，也就是說，改變自己的方式。客觀的藝術很少是自發地學到的，它通常來自教育或某種外在的影響。大部分人把經驗融合到自己的方式裏去。他們不自覺地這樣活下去，結果合適的經驗也真的出現了。童年的自卑狀況的性質，以及它在以後的人生目標裏的虛構的補償的多少決定了人的經驗。人如果完全瞭解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需要可以改變自己的目的，如果瞭解了自己行爲中的好的與壞的東西，這樣的人纔可以說是自己命運的主人，自己靈魂的掌控者。研究個體心理學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自己的目標、自己的方式，並改變它們，至少可以讓小錯誤取代神經症行爲的大錯誤。
一旦優越目標成形了，每一個人在現實障礙允許的情況下，都會開始儘可能直接地去完成它。爲了完成目標，每個人都會選擇一組適當的工具，適當的價值尺度。我們稱這些工具爲個性特徵，稱整組工具爲人格。人格可以看作是個人爲了達到他的人生目標所選擇的所有器具、設備。“人格分裂”理論在其他心理學裏常用到，但只是一個虛構，用來描述某些心理現象，卻不能說明它們。我們在開始時已經說明，人格是一個統一體；看起來是“人格分裂”的，實際上只是選擇不同工具來應付不同情況而已。一個證券商人第一天在市場上扮演“牛”，第二天又扮演“熊”，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他人格分裂。他的目標、他的方式都是一樣的，都是要賺錢，只是用的工具變了！
個人選擇的具有代表性的工具隨着他的體形、環境、生活的時代，以及所遇到的抗拒而不同。因此，一方面可以看到活躍進取者的侵略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聖者的溫馴。在孩子的案例中，生活方式常常是由父母的特殊興趣來決定的。牧師的兒子常是罪人，律師與警察的兒子常是罪犯，這都不是偶然的。抗議的孩子感覺被高高在上的父親或母親的人爲權威壓得喘不過氣來，會很快找尋這個父親或母親的心理弱點，然後給以打擊。如果哥哥在某方面很優秀，那麼害怕在同一領域和他競爭的弟弟就可能到另外一個領域去。如果一個孩子跟隨父親的模式，那麼和他在家裏做聲望競爭的另一個兄弟就幾乎會被迫選擇母親作爲他的理想者，同時在輕蔑第一個孩子的模式的過程中，沿着唯一留下給他的途徑，發展他的安全與完整感。
每個人就以這樣的方式建立起他的統覺架構，同時利用這一架構測試他的一切經驗。他把這一人爲發展的價值尺度用在每一項他遇到的經驗上。普羅克拉斯提斯 (2) （Procrustes）與他的名譽不好的牀是最接近這一統覺架構的。如果這個人太矮，普羅克拉斯特斯會把來拜訪他的人拉長，使其符合牀的比例；如果身材太長，就把他的腳砍掉。同樣，每一個人也會把他的每一項經驗放在他的統覺程式的牀上。爲什麼同一經驗對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我們在這裏找到了解釋。使用另外一個比喻，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某些人變成了殘忍的人，把另一些人變成了被炮彈震撼的神經症患者，又把另外一些人變成熱心而積極的世界和平工作者，還有一些人，因爲他們的生活方式，則完全沒有改變。
個體心理學是一門相對的、比較的科學；是一個標準性的律則體系。裏面沒有絕對的指令，沒有萬靈藥，也沒有個人得救的簡單程式。可是提出一個相對的適合於我們時代的標準是值得的，我們可以用它來比較神經症患者、罪犯與精神病患者的行爲。如果冒險提出一個標準，那將是如下的一種生活方式：做一個完全的人，用對社會有用的生產工作來補償他個人的弱點與童年的生活經驗。這樣的人會發展出誠實、誠懇與負責的特質。隨着年齡的增長，他的社會關係會更加地擴展，他的有用性會更加明顯，他的平衡性會更好，勇氣會更大。他在行動、判斷與工作上都會是一個獨立的人，但是他的活動會受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需要支配。如果在他追求意義的奮鬥中，還有剩下的野心與虛榮沒有得到解決，他會把它們展現在對共同福利做出貢獻的技巧上。他會把異性成員看作受尊崇的同事，和他們平等地享受人生的勞動與特權。
我們敘述得很簡略，但是已經可以明顯看出大部分人遠離了這一標準。只有很少的人把人類與人文主義當作他們的目標。許多人可以用下面的話形容他們的人生目標：“我希望能像神一樣”“我一定得是大家關注的焦點”“我一定得讓大家都愛我”“要快樂，我一定要在性方面征服所有的女人（或男人）”“我希望做一個百分之百的男性”“我希望花最少的力量得到能夠獲得的一切快樂”“我必須保護自己，不被周圍壞人的陰謀傷到”“我必須逃避一切責任，回到青少年時期的兒童樂園裏去”“我希望一生都做嬰兒”“我必須用知識支配環境”“我必須總是生病，這樣別人就可以照顧我”或者“我必須避免一切危險”。這些以及上千個類似的人生目標都是對童年情況的錯誤評估結果。孩子在開始時越覺得自卑，那麼他的補償性的優越目標也就越高，越接近神一樣的想法。生病的孩子希望完全健康，貧窮的孩子希望富有，近視的孩子希望把世界看清晰。笨手笨腳的孩子渴望百分之百的靈活，被厭惡的孩子要求格外的、人類所沒法給予的愛。無能的目標是無所不能。人的力量與安全來自於成長、發展，可是他的目標在他了解這個之前很久就已經定了，因此這一目標常是人的希望與活動所達不到的。
在人的生存過程中，個人有時會找到一種技巧，給予他已經達到目的的主觀感覺。在這個時候，技巧就可能升級成爲一個次要目標，手段支配目標的現象就可能出現。這時個人不再能看到原來的目標，而在以後的一生裏會愚蠢地不斷重複使用，擴大他所喜愛的這一工具，使得他沒法做一個正常的人。例如，一個被慣壞的孩子感覺到失去了母愛，在他出生後最初幾年的目標是要做一個不負責任的被溺愛的嬰兒。現在他病得很嚴重，父母照顧他，又開始像他幼小時那樣非常關心他、注意他。這一經驗讓他感覺到疾病的價值，它可以是一個獲取權力的手段，一條實現理想的途徑。他把疾病當成他的第二個目標，在面對每一個新的任務、決定、困難、障礙時，他都會使用同一手段，也就是說，都會生病。
把沒有什麼價值的工具提升爲目標是一種技巧，它的悲劇性在於個人喪失了發展自己內部力量的真正機會——這種力量可能給予他客觀的安全感。技巧在實用上有效，這是危險的。因爲這個人知道，他用崇拜疾病的辦法得到的主觀安全感是虛假的，他心裏有一種需要，要他加倍的努力，一再表述他的身體的不健康，這種需要讓他感到痛苦，到最後，陷在憂鬱症的自憐裏，他不只失去了與世界接觸的機會、失去了真正的價值感，而且也失去了生活的樂趣。神經症患者逃避生活的責任，最後他所付出的要遠比負起責任的代價昂貴。神經症患者生活在無盡的恐懼中，害怕他的不自覺的詭計會被發現。他怕生活，也怕死亡。他成了一具活着的屍體，害怕會怕。
一個人腿斷了不去參加賽跑，他不覺得有必要爲自己的行爲辯護，可是一個神經症患者卻要把整個一生都花在辯護上，爲自己對朋友的缺乏興趣、不負責任、沒有成就、猶豫不決、拖延、過分小心、性變態、虛榮、野心、自憐辯護。每個人內在都有一種東西讓他認識到作爲人的重要性，在人的社會裏貢獻，體會合作的重要性。有人稱它爲良知，有人稱它爲超越的靈魂。名字不重要，但是神經症患者要不斷地努力爲自己的失敗辯護，這證明它是存在的。每一個神經症患者都是用一個人爲地（通常是不自覺地）製作、安排的“我不能”取代一個內在的“我不願意”。說“我不願意”會引起社會的批評，“我不能”不僅使患者有了很好的理由，而且把他失敗的責任轉移到團體身上去，同時患者也主觀地覺得自己有理由，自己得到了開脫。神經症是一種自欺的手段，用一個痛苦的藉口取代一個有用的表現。
成年的神經症是以童年的“問題”作爲開始的。每一個“問題”兒童都是一個潛在的神經症患者。但是“問題”兒童只會在“問題”環境裏纔會出現。也就是說，這是他們對惡劣環境的正常反應。在對人性的無知表現得越徹底的地方，問題也就越多。心理衛生的整個問題是一個教育問題，一個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在勇敢努力地嘗試解決的問題；他用他的方法防止兒童的不守規矩。這是阿德勒對近代社會的偉大貢獻。其他的心理學家也瞭解神經症是在童年時候開始的，可是阿德勒發展出一種調查與去除這種童年的不守規則行爲的技巧。個體心理學因此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心理治療的系統，同時也發展成爲社會學與教育學的重要部分。
童年的神經症是在何時何地開始的？我們可以把神經症看作是一個虛假的生活方式在受到挫折之後的產品。換言之，一個對自卑情況做了錯誤解釋的人，開始了一種不自覺地和現實、客觀性、共同生活的法則激烈衝突的方式，然後在現實中碰到了無法克服的障礙，產生了一種新的方式。這種新的方式就是他的神經症。他不是爲自己沒有能力解決問題而辯護，就是在心理上繞過問題。在一些案例裏，神經症產生的方式會使障礙的存在因爲一個幻覺系統的出現而被否定。此外，神經症患者也可能產生想回到過去的問題和障礙都不存在時的情況，或者也可能採取復仇的形式，對周圍環境裏患者認爲要對他的失敗負責的個人採取復仇。
一些童年神經症的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它的運作情形。一名獨子在最初三年一直被溺愛，被非常小心地保護着；在此期間，他也經常有消化系統方面的毛病。現在，他第一次進幼兒園，面臨如何適應這個小社會的問題。自然，他以前的生活使他在適應社會這一任務上表現得非常糟糕。他的生活方式是要支配環境，幼兒園是他經歷的第一個挫折。過去，當他的父母不能讓他滿意時，他會用不吃飯的辦法來還擊，而父母也立刻會屈服。不吃飯是神經症的前身，因爲孩子在誤用一個生理上的毛病來表達對父母的抗議，來反擊父母，使父母屈服。這個孩子現在要和幼兒園的二十個孩子在一起生活，成爲這個團體中一個沒有特權的普通成員，可以想象孩子在面對這樣一個看來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時，會透過他的消化器官來抗議反擊。他這樣做了：他每天早上上學時在學校的臺階上吐。如果我們從起源、目標、手段的角度去調查這一行爲，就立刻能瞭解它。孩子要使自己沒有辦法適應幼兒園的生活，他希望恢復到以前有利的環境。
一個男孩在家裏是長子，然後有了一個妹妹。妹妹因爲長得很美，又喜歡討好父母，在家庭情感上取代了哥哥的位置。男孩不瞭解情況，認爲自己從“王位”上被推了下來，被一個女孩取代了，認爲過去對他比較喜愛的母親現在把他出賣了。慢慢地，這個男孩錯誤的人生目標在這種思想中成形了：“你對女人一定要小心。她們是虛假的。把所有的女人都看作你的敵人！”在童年與青少年時期，他追求這一不自覺的目標：他會殘酷地挑逗所有的女孩，看輕一切女性的東西，不肯爲女老師做事，過分強調自己的男性品質。他的普羅克拉斯特斯程式在下面的辯證法裏成形了：“男性的就是好；女性的就是壞。”到了青少年時期，他已經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對女人與其角色的錯誤評估系統。
性方面的成熟帶來新的問題。神經症現在可以有好幾個方向。如果一個仁慈的男老師給他很大的影響，或是找到一個男性朋友，給予他在與婦女關係中所沒有的舒適與社區感，他很可能選擇同性戀這種神經症。這時他會把他所有的愛移轉給男人，因爲在他的思維中，和一個女人相愛、結婚，形成一種正常人的結合似乎是不可能的。從這時起，他開始訓練自己做一個同性戀者，避免和女人有任何關係，閱讀尊崇男性之間的友誼的書籍以及其他討論女人多變的書。他不知道這些書的作者也是一些失望的人，他們寫書是要爲自己的失望辯護。
此外，他也可能把性的成熟看作另一個實現支配女人的工具，他可能變成一個真正的唐璜 (3) （Don Juan），要征服每個女人，證明自己在性方面的優越。他會覺得性交也就等於令他的性伴侶屈服，依照他的新方式這種想法是一定會有的。在和女人的關係中，真正的快樂也一樣不可能有。這種人對婚姻的結合沒有興趣，他只對追求有興趣。
讓我們舉一個小兒子的例子。他生長在一個大家庭裏，哥哥姐姐都是很成功、適應得很好的孩子。和他們競爭讓他感到恐懼，他爲自己建立了一個夢幻世界，取代在他看來過於困難的真實世界。他害怕和其他孩子接觸，因爲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他創造了一個新的童話世界、一套私有語言、一個個人的價值與理想體系。不能和其他孩子交往，他在心裏想象出許多怪異的朋友。他不能使用別人的語言，於是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語言。人格分裂的現象一定會在這樣的孩子身上出現，因爲沒有人可以完全孤獨地過活，因此，必然地，因爲不能和其他孩子交往，他會創造想象中的伴侶，他們不給他帶來任何危險，接受他的一切要求，同時和他的理想世界完全相符。
當這個孩子碰上學校裏的一些真正問題時，當他發現在青少年時期，疾病的壓力、緊張的情緒使得他追求意義的奮鬥變得更加複雜時，不足爲怪地，他會一方面發展出一種孤立、否定、與外界的關係受到限制等性質的性格，而另一方面則是內心生活變得更加豐富。這類孩子中有些逐漸接受了人生，變成了詩人、夢幻者、劇作家、作家，有些變成了哲學家、心理學家。但是非常可能的是，如果某種不清楚的身體缺陷把他們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時，他們會加入到州立醫院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軍中去。
人格分裂、失語症、個人語言、消極主義、性變態，這些是許多學者在精神分裂症這一有趣的症候羣裏形容過的，有關它們的敘述是任何研究人性的學生都可以瞭解的——如果他能在這些現象裏看到“沒有希望”。一旦醫生了解精神分裂症舉止的整個邏輯，瞭解他們會不可避免地向孤立與不負責任的目標邁進時，那麼它是一個永遠無法治療的疾病的神話就不會存在了。許多精神分裂症的案例，如同阿德勒所表示的，是可以治療的——如果醫治患者的大夫能比他們更有希望。
即使是最簡略地描述一下生活方式的種類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描繪一下每個人在面對必須應付的問題時的情況是可能的。人因爲與宇宙的關係，有三大問題是必須面對的。它們分別是社會、工作與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來自人的社會生活的生物必然性。每一個人如果希望做人，就必須接受某些共同的紐帶，例如語言、理性、常識、同情一類明顯之物，這樣他才能肯定自己與周圍人的關係。社會是爲個人的福利而存在的。要保證人天生的才能與力量的完全發展，那是最好的辦法。第二個問題是工作的問題，是每個人必須維護社會架構的直接結果。個人必須對社會償付利息，這一行爲我們稱爲有用的工作。第三個問題來自人類的兩性品質以及它可以在愛與婚姻的社會理念下得到最好解決的事實。愛與婚姻的外在形式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它總是和社會的共同福利有着明確的關係。
這三個問題可以比喻成一個有三個表演場的巨大馬戲團，每個人都必須在裏面扮演自己的角色。這些問題不是一個可以由個人依自己的判斷決定的私人事件，只有靠團體與個人的具有保護性的相互貢獻，社會才能存在。不過像任何其他馬戲團一樣，我們的馬戲團在除了被稱爲宇宙的大帳篷下的三個主要表演場之外，也有各種邊場。有些和主場比較接近，有些比較遠。任何觀看人生這一喜劇的人會發現許多人忙着在這些邊場裏表演，他們似乎比在三個主場裏按部就班表演的人更爲興奮、激動。這些邊場表演者就是那些神經症與精神病患者，他們用他們的不正常活動欺騙自己與周圍的人。展示他們的善意、無奈、不負責任、極端，並作爲其拋棄主場的理由。
不要認爲這些邊場的演員是在惡毒地逃避他們作爲人的義務。他們不知道一切人的活動的內在一致性，因此才能繼續以社會無用性作爲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他們渴望地看着人生的三個主要表演場，對它的挑戰沒有準備，同時設法爲自己沒有能夠在上面表演推脫責任。我們聽到這樣的話：“我會，如果……”以及“我知道，但是……”他們的整個神經症都表現在“如果”與“但是”裏。他們保留意見，提出沒法做到的條件，聳聳肩，做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同時讓他們的朋友擔負起維護他們的責任。
神經症的開始階段是由一種阿德勒稱爲“遲疑態度”的症候引進的。疑心、猶豫不決、拖延、悲觀主義、看輕人生、焦慮、過分小心、誇張的野心（總是個人權力與支配方面的野心）、孤立、沒有興趣、不正常的疲倦、沒有耐心，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品性，都可以在這一遲疑態度上看到。如果我們記得人的一切活動都是有目的的，我們可以由此推測這些品性的目的是什麼。懷疑、搖擺不定、懶惰，不可以把它們看作個性的靜態敘述。它們是有目的的動態工具，是要逃避人生的最後考驗，是要緩慢地接近問題最後使它不可能得到解決，是要和人的正常活動保持距離，在完成這些目的方面，這些工具非常合適。正常與神經症的界限是部分重疊的，很難劃分，但是，與人的正常活動和目標“距離”的遠近是神經症嚴重程度的唯一標準。
很大一部分人因爲肚子的需求或多或少解決了工作的問題。不過在這一領域中也有許多表演。乞丐這類的人，錯誤地利用周圍人的同情過活，毫無疑問應該被看作邊場藝術家；妓女、拉皮條的人，爲了經濟的理由而扭曲他們的性功能，也屬於類似的範疇；騙子、罪犯以及黑道世界裏的所有大小人物，他們靠自己的聰明過活，欺騙輕信的人類，這些人從來都沒有瞭解到工作不是遊戲，而是一條個人獲救的途徑。那些喜歡轉換工作——在還沒有任何貢獻之前就從一個工作轉到另外一個工作的人、那些不能適應正常工作情況的人、那些以壓榨其他人作爲工作的人，都是一些不快樂的人，他們不瞭解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太多的人沒有勇氣面對工作的問題，使自己能對人類的福利做出有成果的、有用的貢獻。在這一巨大人羣裏，我們可以看到天天閒聊、打麻將、玩橋牌，無用地嘗試逃避厭倦的女人；看到不相信自己本領，因此不得不崇拜“運氣”的賭徒；以及工作建立在周圍人的貪心與無知之上的男男女女。
今天的世界關係越來越緊密，人們互相依賴、合作，孤立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瘋子完全把人與人之間的橋樑打斷了，只有這樣的人才可能有效地孤立自己。前面已經說過，人與社會的理想關係在於在他感到可能的範圍內盡力建造更多的橋樑。來自周圍人的善意纔是唯一可以確信的安全。因爲我們教育的錯誤，許多不快樂的靈魂不但不建立橋樑，反而在自己周圍樹立起許多牆來，想用這樣的方法來獲取安全。孤立的技巧，說到最後，乃是勢利、偏見、仇恨、疑心、嫉妒、羨慕、自私這些方面的一項技巧。專業的階級意識、以愛國爲幌子謀取私利的意識、宗族意識、驕傲、虛榮、對所有人的不信任與厭惡，都是自我中心主義的隔離傾向的工具。沒有禮貌、學究式的挑剔、憂鬱、粗俗、誇耀會使適應社會的任務更加困難。這些都是社會生活方面的邊場表演。
在我們這個時代，性問題方面的訓練比較難以形成性方面的正常態度，因爲我們的常態仍是性對立，而不是性合作，不像其他兩組問題。性問題的解決對個人生活而言不在立刻需要的範圍之內，而且它的妥善解決需要高度社會感，有關這一領域的邊場表演可能比其他兩個領域更多。在這篇簡介中，我們無法一一列舉。說到下面一點也就夠了：在性方面的主要偏離現象中，如男女同性戀、女人性冷淡、男人性無能、性關係上的性感不快、虐待狂與自虐狂、戀物症、過度的“自由愛情”、清教徒精神、守望與保護社（Watch and Ward Society）的色慾、色情崇拜、小報對性問題的不人道的利用、法律對避孕信息的禁止，都說明人類中有相當多的人是在這一領域的邊場表演裏。如果再加上獨身主義、手淫恐懼症、性禁慾主義、“白色奴役” (4) 、童婚、身體與精神上的亂倫（例如父母對異性兒女的不正常依戀）、強姦以及一系列性方面扭曲的做法，我們可以瞭解一般的“文明”男女對性問題的準備是多麼缺乏。
某一心理學體系主張：所有人的不快樂都是由缺乏性的適應開始的，所有神經症都是因爲性功能失常，他的整個體系都建立在這一前提上，這是不足爲奇的。阿德勒心理學的學生會很快看出在這一心理體系的許多謬誤。性的舉止從來都不是神經症或精神病的原因，它是它們的一項表現。它常是神經症的第一個徵象，但是如果把個人行爲的整個方式加以仔細分析，把他的人生目標與達到目標的方法加以檢查，我們將會發現他的神經症態度也可以在他的社會與職業方面的反應上表現出來。
個人心理學的治療是建立在哲學前提應用上的。治療在於讓患者對自己的錯誤有深刻了解，讓他看到他的技巧缺乏效率，同時鼓勵他尋找更好的目標與方式。這是一種藝術。它要求心理醫生把神經症患者的隱藏與祕密的支配目標給揭示出來，說明他的不自覺方式的形成，把他的統覺程式給找出來，把它用到病人提供的自傳性數據和他現在的活動與希望裏去，最後在友善的談話裏——這是在沒有沙發、燈光暗淡、催眠暗示的情形下進行的——說服病人更多的人生目標會比他的神經症的不真實帶給他更大的滿足。
阿德勒學派的心理醫生了解神經症患者在某一個地方錯誤地理解了他童年的情況，他重演母親沒能扮演的角色。他用善意、耐心與同情的態度贏得了病人的信賴。病人再次體驗早年的自卑情況，不過最後發現他的自卑情結是由童年對客觀情況的誤解而產生的。他很快學到人的友誼的堡壘要比孤立的虛假牆壁強有力得多。
在病人病情的重新分析與教育的過程中，阿德勒學派的心理醫生拋棄所有個人權威。這和心理分析的觀點是成明顯對比的，心理分析者要求完全的奴性，不允許病人使用他的批判能力。阿德勒學派的重心教育是病人與醫生之間的一種合作研究，病人從自己的生活裏提取材料，醫生來解釋病情並鼓勵病人，心理醫生儘量隱藏任何個人在見解方面的優越。他像所有好的教育者一樣，用他的方式去鼓勵而不是去折辱他的學生。他們在一起定出一個新的目標——一個積極的人文主義的目標，以及完全適合於個人需要的完成目標的新技巧。在約談的最初幾個小時，對情況的分析通常就可以有一個大概的瞭解，因此，他們沒有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已過去的事情，這種研究在方式確定之後，也只能對方式提供更多的佐證，肯定它的存在；而更多的時間是花在把存在的、有價值的因素綜合成爲一個新的、更爲有效的方式。
在這樣的研究裏沒有說教的空間，心理醫生沒有展現自己比病人道德好的想法。他的態度總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在追求什麼樣目標的過程中，我都會採用同樣的生活技巧。”心理醫生知道所有神經症基本上都是氣餒的產品，因此他給予病人簡單的任務，是他完全有能力解決的任務。這樣，病人——在阿德勒心理學裏，病人與醫生的關係更像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增加了他原來在勇氣與社會感方面的本錢，可是結果只是得到更爲困難的任務，這樣循環下去，一直到病人的行爲模式在三個人生問題上達到正常爲止。醫生並不希望把病人變成一個完美的人。病人能用較小的錯誤取代神經症的重大錯誤，這是他新獲得的見解給予他的好處。生活得更充實，他也就能夠生活得更快樂。
在處理問題兒童方面，個人心理學者發現阿德勒的技巧簡單，且出奇地有效。在聽過病歷調查或母親對孩子問題的敘述之後，心理醫生通常對孩子的個別問題就有了深刻的見解。問題兒童的方式簡單，人如果能夠閱讀與解釋徵象，差不多立刻就可以看到補救辦法。問題兒童是很氣餒的孩子，這在本書的病歷中已有了很好的證明。問題通常出在父母身上，他們製造了許多額外的困難與障礙，使孩子不能循着正常的方式發展。因此，對問題兒童的處理，主要在於教育父母與老師瞭解孩子行爲的動態方式以及儘可能去除讓他氣餒的因素。
孩子常常瞭解個人心理學的想法，能夠接受它的觀點；這一事實說明了它的合理性和明確的單純性。在非常小的孩子的案例中，當心理醫生與父母把氣餒的因素去除，問題也就解決了；在較大孩子的案例中，則會明確地訓練他往勇氣、獨立與社會感的方向發展。個人心理學雖然無法宣揚說可以治好所有的問題兒童，但是如果在治療過程中，能夠教導父母與老師明智地合作，那麼甚至最困難的案例也能得到破解。
阿德勒一直都說學校是預防心理問題的理想場所。孩子在教室的小社會裏，在學習的任務上，面對的是一個世界的縮影。老師如果學會阿德勒處理問題的方法以及他影響孩子心智的技巧，會發現他的教學任務將大爲減輕。要使神經症行爲方式轉變成爲正常方式，第一步是先認識它。鼓勵孩子、瞭解孩子，他一定會迴應，就像植物會迴應陽光、雨水與良好的土壤一樣；父母與老師要鼓勵孩子、瞭解孩子是很容易的事，正像給孩子加貼標籤，讓他灰心一樣容易。阿德勒心理學把“每個人都可以做每樣事情”定爲一項首要原則。發現這一定理的人非常瞭解它的限制，可是把它當作一項人際關係裏的實用原則，它卻是非常有價值的。有一件事情是沒有問題的：老師給孩子貼標籤，說他壞、愚蠢、懶惰、有神經症，這樣的做法除了使孩子變得愚蠢與患神經症外什麼也不會發生。這樣只會讓孩子以老師所期望的行爲來回報他們。如果父母和老師把孩子看成他自己能夠適應到人類社會的架構裏去，這樣的對待，常常不用孩子花費什麼就可以完成平時很難完成的事。
我們精簡的導讀不是要寫給悲觀者或懦夫的，但是希望那些相信人內心有一個可以點燃併成爲穩定火焰的人，那些相信人之所以爲人並因此感到快樂的人，會因爲我們的導讀而繼續研究下去。在下面章節裏引用的案例可以幫助讀者瞭解閱讀生活方式的技巧，像一個有技巧的音樂家看交響樂的樂譜一樣。超出這一範圍，個人心理學的藝術成分更勝於它的科學成分。它的應用是一種創造性的直覺，是驅使人類歷史上的偉大詩人、教師對人的奮鬥的良好共感的表現。沒有完全生活過，沒有真切地分享過生活的苦難與狂喜的人，無需期待或熟悉這一藝術，可是每一個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成爲一個好的工匠，能夠熟練地應用它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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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經症即神經官能症。
(2) 根據希臘神話，普羅克拉斯提斯是一個強盜，他讓旅客睡在牀鋪上，爲符合牀鋪尺寸，而將旅客手腳切斷或將其拉長。後被提修斯（Theseus）所殺。
(3) 西班牙傳說中生活放蕩的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