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用姿勢戰勝挑戰，展現最佳狀態
我喜歡坐在波士頓書店的咖啡區吧檯，開著筆記型電腦寫稿。十分鐘前我點了咖啡和馬芬蛋糕。服務生是一位笑容滿面、戴著眼鏡的黑髮女孩。她停頓了一下，然後悄悄地對我說：「我只是想跟妳說，妳的TED演講對我來說意義重大，讓我大受激勵。幾年前，我有一門課的教授分享了那段影片。我目前正在申請醫學院，我想跟妳說，參加醫學院入學測驗之前，我站在浴室裡假裝自己是神力女超人，那招果真有效。雖然妳不認識我，卻幫我找出自己人生真正想做的事，那就是念醫學院。而妳幫了我，謝謝妳。」
我不禁熱淚盈眶，問她：「妳叫什麼名字？」
「費塔茵。」然後我們又聊了大約十分鐘，聊到費塔茵過去的困境，以及她對未來剛萌生的振奮之情。
每個上前找我的人都很獨特、很令人難忘，不過這類互動發生得比我想像更頻繁：陌生人親切地跟我打招呼，告訴我他們已經成功克服某個挑戰，然後感謝我幫助他們。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內向害羞、也有外向合群，有窮人、也有富人。而他們的共通之處是——他們都在面對強大壓力與焦慮時感到無助，而他們也都找到了一個異常簡單的方法，把自己從無助中解放，至少在事發當下是如此。
大多數作家的經驗是書先出版，然後才收到讀者回應，而我的經驗卻是反過來。我先是做了一系列的實驗，促成我到二○一二年TED全球會議上演講。在演講中，我探討了一系列耐人尋味的研究發現，主題是「我們的身體如何影響我們的大腦與行為」。（我就是在那裡描述了費塔茵所提，浴室裡的神力女超人，在後文我會做解釋；那動作可以在我們面對挑戰情境時，快速增進我們的自信，降低我們的焦慮。）我也分享了我如何跟自己的「冒牌者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奮戰，以及我怎麼「騙過自己」，讓自己感到很有自信，最後轉變成真的有自信。我稱這種現象為「假裝到你真的變成那樣」（順便一提，在演講時，我談到自己的掙扎，那部分完全不在計畫之內；稿子裡沒這段，因為我並不認為自己膽敢在幾百個我不認識的聽眾面前，透露這麼私人的事⋯⋯）雖然我對這主題深有同感，但我並不知道它是否能引起大家的迴響。沒想到那段二十一分鐘的影片上線後，我就開始陸續聽到很多人說自己已經看過了。
當然聽我的演說，不會神奇地賦予費塔茵考好醫學院入學測驗所需要的知識。她並沒有因此更深入理解平滑型菌株與粗糙型菌株的不同特徵，或者了解能量定理與動能變化的關聯是怎麼運作的。不過，這演說也許釋放了恐懼，無礙她展現所學。因為無權力感（powerlessness）會吞噬我們，以及我們所相信、理解與感受到的所有事。它會掩蓋了我們的本質，讓我們隱形，甚至讓我們跟自己疏離。
無權力感的相反，必定是「擁有權力」，是嗎？某種程度來說是的，不過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多年來所做的研究（現在隸屬於一個龐大的研究領域）專門探索一種我稱為「展現最佳狀態」（presence）的特質。展現最佳狀態是從相信、信任自己而來的——包含你真切、誠實的感受，你的價值與能力。這很重要，因為如果連你都不相信自己，要別人怎麼信任你？不管是在兩個人或五千人面前演說、面談一份工作、爭取加薪、或者向潛在投資者提案某項商業計畫、為自己發言、或替別人說話，我們都會面臨令人膽怯的片刻，那種時候若想自我感覺良好或為自己人生做出進展，就必須保持鎮定。展現最佳狀態賦予我們力量，挺身面對這些時刻。
醫生判我腦部受損，最後仍名校畢業，怎麼辦到？
我印象最深的是朋友在白板上為我留下的卡通圖畫與愛心留言。那時我大二，在醫院病房醒來，望了四周一圈，全是卡片和花。我全身無力，同時卻又焦急又激動。我幾乎睜不開眼，這種狀況從來沒發生過。我不知發生什麼事，但還沒力氣搞清楚就睡著了。
這狀況一直重複。
至於在醫院醒來之前的事，我記得清楚的只有我跟兩位好友以及室友一起，要從蒙大拿州（Montana）的密蘇拉（Missoula）回到科羅拉多州（Colorado）的波德（Boulder）。我們到密蘇拉是去協助蒙大拿大學的學生籌辦研討會，並拜訪朋友。我們在週日傍晚大約六點時，從密蘇拉離開，我們想要趕回波德上早晨的課。現在回想起來，特別是以為人父母的身分，可以看出這舉動有多麼愚蠢，因為密蘇拉到波德開車要十三到十四小時；不過當時我們才十九歲。
我們有個自認為絕佳的計畫：每個人輪流開三分之一的路程；有個人要撐住，負責讓駕駛保持清醒與警覺，而另一個人則可在越野休旅車後座，攤平座椅，裹著睡袋休息。我開過一輪，我想是第一個班次，然後保持清醒，監督駕駛。那真是一段輕柔的記憶，非常平靜。我愛身旁這些人，也愛西部的壯闊，還有渺無人煙的曠野。高速公路上不開前照燈也沒關係，路上只有我們，然後就換我到後座睡覺。
接下來發生的這些事，是我事後才知道。我的朋友在最糟的那個時段開車，深夜裡你會感到，自己可能是世上唯一清醒的人的那種時刻。不只是在深夜，而且是身處在懷俄明州（Wyoming）１深處的深夜。很黑，很廣，很孤寂。幾乎沒有什麼能讓你保持清醒。大約清晨四點時，我的朋友開車衝出了路面，一撞上路肩崎嶇的減速標線，她回轉過大，以至於車子翻轉了好幾圈，最後四輪朝天停住。前座兩位朋友繫了安全帶，攤平在後座正在睡覺的我，被彈出車外摔進黑夜中，我頭部右上方著地，跌撞在高速公路上，身體其他部位還在睡袋中。
我腦部遭受嚴重創傷。更具體地說，是一種「瀰漫性軸索損傷」（diffuse axonal injury,
DAI），DAI指的是，大腦遭「剪力」所傷，通常是嚴重的旋轉所致，而車禍很常會產生這種旋轉。想像高速行駛的車發生衝撞會有的情況：在衝擊之下，速度瞬間驟變，你的身體突然靜止，而大腦卻還在移動，有時是在頭顱內不尋常地轉動，甚至在頭顱內撞來撞去。我頭部撞上高速公路的力道弄斷了頭骨。
大腦本應待在安全的地方，外有頭骨保護，還有幾層薄膜（稱為「腦膜」）與腦脊液做為軟墊。大腦與頭骨雖是好夥伴，但卻不應該如此親密接觸。腦部重創的剪力，損壞並拉扯整個腦部的神經與其纖維（稱為「軸突」）。就像電線一樣，軸突表面有一層防護塗層做絕緣（或說緩衝）稱為「髓鞘」。即便軸突沒有受創，光是損及髓鞘也會讓神經間的訊息傳導速度陡降。
DAI是指腦部整體受創，這和單點式的腦部傷害（比如槍傷），只有特定部位遭受損傷是不同的。大腦的運作全仰賴神經的傳輸；當整個腦部神經受損，傳輸不免也會受到破壞。所以當你受的傷屬於DAI，沒有醫生會告訴你：「是這樣的，損傷在運動部位，所以你行動會比較困難。」或者：「損傷在語言區，你想要說話或說話過程會受阻。」他們不會告訴你，你能否康復、能康復到什麼程度、或者大腦哪個功能會受影響：你的記憶力會喪失？還是你的情緒？你的空間概念？你細微的運動技能？由於我們對DAI了解還不多，醫生能提供精確預後的可能性也很渺茫。
遭受DAI之後，你會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很多方面都如此。你怎麼思考、你的感受、你的表達方式、回應、互動——所有面向都會受到影響。除此之外，你對自己的理解能力可能也受到威脅，因此你處於一種並不清楚自己究竟改變多大的狀態中。而且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告訴你，接下來會怎樣。
現在我來解釋一下，就我當時所能理解，我的大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請搭配蟋蟀鳴音效聲）：
我當時在醫院，已經從大學休學，醫生對於我的認知協調是否能恢復到可重返校園，抱持強烈懷疑。根據我受傷的嚴重程度以及類似損傷者的統計，他們說：「別期望能念完大學。妳會沒事的，大腦『能有效運作』，不過妳該考慮去做別的事。」我得知自己的智商下滑了三十分，低了兩個標準差。我會知道這個，不是因為醫生告訴我。我知道是因為他們為我做了為期兩天的一系列神經心理測驗，而智商是其中一項，我收到的那份長長的報告當中包含了這個結果；醫生並不認為跟我解釋這個有什麼重要，或者他們覺得我沒有聰明到能理解？我不想把智商看得太重，我不是說它具有預測人生成就的能力。不過，那是當時我認為能夠量化了我才能的指標。所以就我的理解，根據醫生的說法，我已經不再是聰明人，而我感覺這說法完全沒錯。
我接受了職能治療、認知治療、語言治療、物理治療、心理諮商。大約在意外發生的六個月之後，我在家度過了夏天，幾位很明顯疏離了的密友告訴我：「妳跟以前就是不一樣了。」何以兩位似乎最了解我的朋友都說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怎樣不同？她們看不見真正的我，連我都看不見自己。
腦部創傷讓人感覺迷惑、焦躁，而且挫敗。當醫生告訴妳，他們也不知道妳未來會怎樣，朋友都說妳變了，肯定又放大了那些迷惑、焦躁與挫敗感。
接下來的一年，我都身在迷霧中——焦慮不安，失去方向，做些爛決定，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在那之後，我回到學校。但我太快回去了，我無法思考，無法適切地理解別人說的事。那就像聽人說話時，對方一半用我聽得懂的語言，一半是我不懂的語言說話一樣。那只讓我更挫折、更焦慮。我必須休學，因為我的課業都不及格。
在這場車禍中，雖然我斷了些骨頭，多了些醜傷疤，不過身體看起來完整無缺。而因為腦部通常別人看不見，大家會說一些話像是：
「哇，妳好幸運！妳很可能會沒命呢！」
「幸運？」我心想。然後又對自己因他們好意的說法而受挫，感到又罪惡又羞愧。
我們的思考方式、智力、個人特質，這些都是我們認為不會改變的事，我們覺得理當如此。我們害怕車禍會導致我們癱瘓，改變我們的行動能力，或者使我們失聰或失明，但我們沒想過車禍會讓我們失去自我。
頭部受傷後好幾年，我都在努力超越先前的自己，雖然我不太知道先前的我是什麼模樣。我覺得自己是個冒牌貨，一個藏在我自己身體裡的冒牌貨。我要重新學著怎麼學習。我一直設法重回學校，因為我不能接受別人告訴我說我做不到。
我必須努力用功趕上別人，緩慢地跟上。最後我的心理狀態慢慢恢復清明，這讓我無可言喻地鬆了口氣。我比車禍之前那些同班同學晚了四年畢業。
而讓我堅持下去的原因之一是我發現了自己喜歡的科目——心理學。大學畢業後，我順利進入一個需要腦部功能正常運作的專業。如同法國小說家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所寫的：「所有改變⋯⋯都有令人感傷之處；因為我們所拋下的是自己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結束一個人生，才會進入另一個人生。」這一路以來，不意外地，我變成一個十分關切「人的存在狀態」與「力量」、「自信」與「懷疑」這些問題的人。
我受的傷，引領我去研究「展現最佳狀態」的科學，不過我的TED演講卻讓我體會到，那是多麼普世的渴求。因為大多數人每天都在面對挑戰。在世界各個角落，過著各種不同生活的人，都在努力鼓起勇氣在課堂上發言、面試工作、為爭取一個角色試鏡、與日常的艱困奮戰、為自己相信的真理挺身而出、或者只想心安理得做自己。不論是無家可歸的人，或者在傳統標準裡極其成功之士都如此。財星五百大企業高階主管、打贏官司的律師、才華洋溢的藝術家或表演工作者、霸凌、歧視及性騷擾受害人、政治難民、與心理疾病奮戰的人或遭受重大創傷的人，全都是一樣的；所有人都面對這種挑戰。還有所有努力從旁協助的人也需面臨挑戰，不管是父母、配偶、孩子、諮商師、醫生、同事、以及他們的朋友。
這些人（絕大多數都不是科學家）迫使我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研究：他們把我帶離科學，同時又帶進科學中。聆聽他們的故事，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去思索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實際上能怎麼在真實世界裡運作。我開始專注去做能正面影響人生的研究。不過我也開始遭遇一些，如果留在實驗室或沉浸在學術中，不會碰到的問題。
一開始我對TED演講的回應不知所措，而且覺得公開自己的研究與私事真是大錯特錯。我沒料到會有這麼多陌生人看到它，沒想到自己會感到如此脆弱與暴露。任何在網路崛起並瞬間家喻戶曉的人，都有過這種感覺。在公開場合會開始有人認出妳來，那需要一些自我調整來適應；無論是陌生人請我站成「神力女超人」的姿勢跟她們一起自拍，或者聽到有人從人力三輪車上（在奧斯汀市發生過）喊道：「嘿！是那TED演講的女生耶！」
不過多數時候我感到無比幸運，慶幸自己有機會跟這麼多人分享這項研究以及我的故事。更幸運的是有這麼多人跟我分享他們的故事。我熱愛學術研究，但我在實驗室與課堂之外，找到更多啟發。在哈佛商學院最棒的事情就是我受到鼓勵，去跨越研究人員與實務工作者之間的界線。因此我開始跟實體組織中的人討論，研究要怎麼做，怎樣行得通，怎樣會窒礙難行，諸如此類的事。不過我卻沒想到，在那段TED演說上線之後，世上會有無數懇切的陌生人對我敞開心房。
我喜愛這些人，感覺自己始終與他們緊緊相繫，也需要忠於他們。我想要表彰他們，讚揚他們努力嘗試的那種意志，像是不斷重回馬背挺身上陣，或者幫助他人繼續奮戰，以及他們願意寫下他們的掙扎，用電子郵件寄給一個陌生人的那種意志。有人是在機場、書店的咖啡區，直接向我娓娓道來。現在我了解，一場演講可以如何像首歌一樣運作：人們將它個人化，與它連結，因為知道有人跟他感受一樣而覺得安心。戴夫．格羅爾（Dave Grohl）２曾經說過：「關於音樂最棒的事就是，你可以對著八萬五千人唱一首歌，他們會因為八萬五千個不同的理由與你唱和。」我在一個青少年流浪之家演說時，曾請居留者舉出他們覺得最難受的狀況。一位青少年說：「來到這個庇護所門口的時候。」在另一個流浪之家，一位女士說：「打電話尋求服務、協助或支援的時候。我知道我會等很久，而電話那一頭的人可能會不耐煩或對我有偏見。」關於這點，同一個庇護所的另一位女士說：「我以前在電話服務中心工作，而我必須說：『接你認識的人的電話會很令人沮喪又氣惱，特別是我要應付無數來電，而對方已經等很久時。』」
數千人寫信給我，告訴我他們遇見的各種不同的困難——樣貌繁多到令人難以置信，很多內容是我從沒想過我的研究會適用之處。電子郵件的主旨通常都是這樣開頭：「妳的演講幫助了⋯⋯」後面接的是：阿茲海默病患的家屬、消防員、一個同樣是腦部創傷的人、我拿下這輩子最大的案子、購屋的斡旋、大學入學面談、身心障礙人士、喪失榮譽感的二戰老兵、從創傷中回復、角逐世界帆船錦標賽冠軍、被霸凌的孩童、從事服務業的自信心、害怕數學的五年級學生、我自閉症的兒子、參加嚴峻試演的專業歌劇演唱家、對老闆提出新的方案、找到發言的勇氣；而這些還只是所有來信的一小部分而已。
從TED演說而來的所有迴響都是禮物，幫助我更了解這個研究為何及如何引發共鳴。簡單來說，這些故事讓我明白要怎麼寫這本書，而且也激勵我這麼做。它們來自世界各地，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而我會在本書分享其中許多故事。或許在這些故事當中，你會找到許多屬於你的共鳴點。
１ 懷俄明州位於美國西部，是人口最稀少的一州。
２ 戴夫．格羅爾是美國搖滾歌手，曾經擔任超脫樂團（Nirvana）鼓手，後創幽浮一族樂團（Foo Fighters），擔任主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