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本文藉著重新回顧過去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注解，提出詮釋莊子思想的兩點檢討：

　　（一）前文曾以唐．孔穎達對《周易．繫辭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一句的疏解為例，指出儒學注釋者慣以「乘天地之正」之典狀寫儒家聖人的氣象。然而試觀孔穎達措辭：「天地設位者，言聖人乘天地之正，設貴賤之位也」，隱然有以「乘天地之正」一語賅括「乘」、「御」二句之傾向。而孔氏之所以認為「乘天地之正」一語可賅括「乘」、「御」二句，或恐是將此二句視作文字雖異、涵義實同，類似「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莊子．德充符》）的「互文」句式。127至於當代的《莊》學研究中，無論是「境界說」及「即境界即工夫說」，亦皆以互文重義之觀點解說此二句，而未見兩者之間義涵不同的可能（詳見第二節）。

　　然而以本文第四、五節所提出之論據，此二句並不屬於互文重義。因為，「天地」與「六氣」容或可視為互文，但天地之「正」與六氣之「辯」則顯然分指對立之兩面，而莊子因應此兩種狀態所提出的「乘」與「御」亦分屬不同的工夫進路：能乘者不必能御；然而不能乘天地之正者，必不能越而御六氣之辯。「乘」、「御」二語顯然有境界高下之別，而絕不可互相取代。

　　（二）承上文，歷來解《莊》者之所以忽略「乘天地之正」與「御六氣之辯」之差別，究其原因，似皆出於在解讀莊子意旨之前，未能適當考究其字面之基本意義。如在歷代「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注解中（詳見本文第三節之整理），各家對「正」字各有異解，對「六氣」與「辯」之解亦南轅北轍，因而對「御六氣之辯」各執一詞。甚至有些注解在文字訓詁上未必有充分的道理或證據可言，而是逕以注家之己意忖度莊子之言。如此離言而揣意的結果，終究有違莊子揭示逍遙無待的初心。

　　莊子固然教人得魚忘荃、得意忘言，但是理解文義之前畢竟須謹慎根據文字，不能妄自生解。就掌握《莊子》義理而言，歷代乃至當代的諸家注解與申論的貢獻不可謂不大，然而在得意與忘言之間，仍不免有所疏失。解讀經典之不易，亦由此可見一斑。

　　尋繹先秦兩漢文獻中有關「正」、「變」的相關論述，可見順應四時與天地之正，並乘此正軌為生民行事的依據，幾乎可說是古代儒、道、法、農、雜、醫諸家的共識。不僅立法、施政、制樂應遵循天地之正，即使飲食調養、診疾療病，亦當與天地當令之氣相互配應。將《莊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置於這個思想脈絡來考察比較，我們發現，莊子所謂逍遙無待的至人、神人、聖人，就「乘天地之正」一面而言，無疑與先秦思想家共同的關切有相通之處；至於「御六氣之辯」，則透顯出莊子在工夫論上的積極建構：逍遙的至人，不僅能隨著造化之氣正常遞變乘正而行，而且即使在天地失調、六氣異變之時，也能夠身心無擾，甚至能夠應變化正，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