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地之正」與「氣變」／「失常」：莊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思維基礎

　　自晉代郭象以降迄今的注家以及當代莊子研究者，大都同意「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乃是理解莊子逍遙思想的關鍵語，但對於此二句卻多以各自所領會的逍遙之「意」，逕自反推詮解其「言」。雖然這並不表示其所得之「意」定然有乖《莊》學本旨；但是，棄「言」而論「意」，一如廢「荃」而「魚」，終究有違莊子藉「乘」、「御」之言以揭示「逍遙」、「無待」之旨的初心。

　　且《莊子》所謂無待之人「乘天地之正」一語，在學術傳統上已幾成套語，甚至常為注解家襲用以形容儒家經典中的聖人氣象，如唐．孔穎達注疏《周易．繫辭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時，即以之訓解《易傳》中之「聖人」：「天地設位者，言聖人乘天地之正，設貴賤之位也。聖人成能者，聖人因天地所生之性各成其能，令皆得所也。92」可見以「乘天地之正」一語狀寫聖人，已深入傳統儒學學者之心，而不僅存在於《莊》學領域中。儘管如此，由於歷代《莊》學注家對「乘」、「御」二句人言人殊，則儒學學者在襲用「乘天地之正」之語以狀寫聖人、或透過此語以揣摩聖人氣象時，其各自體會想必亦不止於毫釐之別。

　　承上所言，如欲甄別晉以降《莊》注正謬，辨明當代《莊》學研究之得失，均唯有重新檢視莊子當時思想脈絡與論述語境，方得以尋獲權衡，究明莊子真義。莊子所使用的語彙，其含義或等同該語彙在當時的通用義，或係借用當時通行語彙而在自家思想體系中賦予獨特的義涵。然則可以確定的是，當時通行之「言」與《莊》文所寓之「意」間，定仍存在著可供尋繹、推演的義理關聯。因此，檢視先秦兩漢文獻中有關「乘」／「正」、「御」／「變」等語的文句脈絡，進而探究其在該語境中所具意義，當有助於掌握《莊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變」於實然層面的指涉。

（一）候知四時與天地之正

　　由於四時更迭、節候變化，與民生民瘼息息相關，是以無論是當政者治國抑或懸壺者醫人，皆首重「知時」。此類理念屢見於諸子百家論述中，例如《管子．四時》：

能知四時者，唯「聖人」而已；而不知四時，又將導致「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等嚴重影響，則「知時」對於傳統農業社會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此處雖未詳言「四時曰正」所指為何，然由與之並列的「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其王明聖」、「其臣乃正」看來，五者當悉具正面的意義與價值。

　　另外，傳統醫家特別留意天時與疾病間的互動關連，而候知天時正是試圖順應天時之先決條件。《傷寒論．傷寒例》有言：

傳統醫家以為醫者須候知天時，包括「四時正氣」與「時行疫氣」：四時各有主氣，感受正常之氣而發病者，屬「四時正氣」為病；若因反常之氣候而導致疾病流行，則屬「時行疫氣」為病。無論如何，醫者首先皆須掌握節氣遞嬗，方能依據天時與人體之氣間的互動規律而為人診察療病。

　　檢閱先民候知四時所得，可發現不僅各家對所掌握之現象規律的描述大同小異，其說明造成規律現象的原因亦是眾口一詞，甚至對於天地間恆常規律的稱謂，例如「天地之正」、「天之正」與「正」等，除稍見繁簡之別外，實無二致。例如：

先民對於所掌握天地、四季、日月、星辰間「不變」、「不易」、「不沒」的運行法則，或稱「天地之正」，或言「天之正」，或僅簡稱曰「正」。而由這些古代語境可見，「正」字所狀寫、形容的對象，實為「氣」、「天氣」、「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正」或「天之正」指的即是天地間的運行規律，或依循此規律而發生的自然現象。從以上所引諸典籍中可以發現，「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乃是古人所掌握到的「天地之正」，亦即自然運行的規律。

　　對於天候的遞變，傳統醫家更析言每年「厥陰、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更迭司天，從初之氣至終之氣，六氣分治，漸次變化，分別為「風、熱、濕、火、燥、寒」，導致「生、榮、化、長、收、藏」等氣化之常，各應其時，各見其氣。而醫家之所以持此理論，究其背景，亦可扣連到上述對候知天時的重視。至於天地之所以能維持正常的運行，古人亦有說，茲再以醫家為例。傳統醫家既重視人體與自然界之息息相通，對於天地之正氣亦多所著墨，例如漢．張仲景《傷寒論．傷寒例》云：

古人以為倘天地造化之氣正常，宜見「春暖、夏暑、秋忿、冬怒」或謂「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等更迭的節氣與徵候。換言之，在先民看來，四時節候所以能維持正常的運作，其根本原因乃是天地之「氣」不失常態，故謂之「四時正氣之序」、「各正一氣」。

　　既明知時的重要性，古人更主張順應天時。四時之「氣」雖時有溫和、清涼，更不乏炎炎暑熱、刺骨冷冽，然而先民卻認為：

意謂儘管是暑炙、冬雪，只要不違常態，悉具哺養萬物之功能；人們稟受天地正常之氣，身體纔能保其常態。而不違常態之氣之所以盡可謂為萬物生長發育之資，乃因古人認為應時而至之氣，即是「和」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所云：

　　唯有造化之氣陰陽調和，纔能春暖、夏暑、秋涼、冬冽，皆得其時；而四時之氣應至而至，方具哺育天下萬物之功，堪稱「其氣最良」。是以天地正常之氣，不僅是芸芸眾生所必需，對修道之士而言，更是保神養氣的重要憑藉。例如在屈原充滿道家修煉色彩的吟詠中，就有：「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楚辭．遠遊》）103視餐服天地正氣，一如吸吮霞露精華般，為保養神明清澄，長養精氣、滌除粗穢的必要工夫。

（二）氣變與失常

　　四時節候之循序遞變，如春榮、秋凋、夏雷、冬雪，本是常態；一旦發生了失序的氣候景象，先民以為此乃氣的反常違時所致，例如《管子．四時》以為「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104《淮南子．本經訓》亦稱「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105甚至從醫家的觀點而言，外在自然的氣候與人體的機制本有相應互動的密切連繫，因此大自然中氣之賊變，必然將擾動人體的均衡狀態，例如《素問．六節藏象論》：

　　自然界的氣運，原本依循一定的規律。氣運失其承襲、不能積漸，就是反常，反常就將變而為害，使人產生疾病、加重病情。傳統醫家言天氣之失去常態為「變」，亦稱為氣之「邪」。107

　　由此可見邪氣傷人、變氣賊人，乃先秦兩漢諸子百家的共識。不僅醫家強調氣「變」致病，史官亦深信「變氣」成災。史傳曾頗富神祕主義色彩地狀寫「變氣」生發的時間、方位、色澤、大小、長短、形狀與位置，例如：

可見秦漢之際，先民不僅對天之變氣投注高度的關注，甚至認為「變氣」是能為少數具有特殊感知能力之人所能「望」見的具象化存在，並可憑之推斷人事吉凶、兵變禍福。王充《論衡．自紀》亦稱：「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眾而突出曰怪。」109更將天之「變氣」與「異」、「妖」、「怪」等不祥之物並舉，則「變氣」於先民心目中危害之大，可見一斑。

　　然排除「變氣」於讖緯之言中的神祕傾向，對於「正」、「變」之氣的區分與描述，仍為古代一般醫家與思想家普遍且重要的知識背景。在醫家觀點中，氣之「變」或是突如其來、倉猝而至（未循積漸而至的常理）110或是由於不當期（例如應至而不至、未應至而至、或至而太過等現象）。111無論是何種情形，變氣不僅會使得人體氣血紛擾失調，甚至萬物亦將隨之而害病。112《素問．六微旨大論》稱：「邪則變甚，正則微」，113意謂邪氣（即變氣）因為猝不及防，故罹患之病異變較多，對人體的傷害也較深重；相較而言，正氣則因為是正常漸進之氣，故其致病之病情較為輕微。

　　值得留意的是，雖言天之變氣較正氣危害更嚴重，然因正氣易乘，而變氣難御，是以素來提倡「不治已病治未病」114、力主預防重於治療的傳統醫家，多只針對天地四時正常之氣提出相應的養生保健原則。《管子．侈靡》則主張：「天之變氣，應之以正。」115謂即使遭值天氣乖變，仍只恪守天氣正常時所遵循的常道，亦未針對天之變氣提出另外的應變之道。

（三）正、變之氣的「乘」與「御」

　　無論是儒學傳統所崇尚的參贊天地化育，抑或是道家傳統所重視的效法天地自然，天人合一向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輻輳之處。而且，天人合一的理想從來就不停留在空論的層次，早在開宗立派之際，各家思想即已將因順自然、參贊天地的理想落實到各自的工夫踐履途徑上。因而，先民對於正、變之氣及其影響的關注與考察，與其說是出自認識與求知的興味，毋寧說是出自各家思想的終極關懷。

　　以法治國者，「天地之正」可以為法令提供形上的根據，曰：「法令者，四時之正也。」（《鶡冠子．度萬》）；116執政者牧民，「天地之正」可以為施行政令所因循。例如前文所及《管子》「應之以正」的具體措施，即可由〈五行〉篇所述略見端倪：

主張天子所頒布的政令措施，宜慮及如何與造化之氣相因相承。例如冬氣寒，使萬物靜穆、民獸皆伏而不敢作亂；倘猶有敢作亂而不受閉藏者，則伐而殺之。為順應冬令，御氣之道即配合天地閉藏之氣，頒令天下嚴防盜賊，復令百姓製作弓箭，狩獵取禽。由此可見，因應「天地之正」，敬天恤民，亦可資作執政者弭盜安民的依據。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天地之正」既可作為立法施政的準則；齊之以禮樂，則非通曉「天地之正」，所定聲律亦不足以順天應時，例如《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律》有云：「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118古人以為天地之正肇端於氣的和諧，而人身小宇宙的和諧，亦須置身在與風、熱、溼、燥、寒氣交通互感的天地間持養。因此無論是個人的精神情志抑或體氣血脈，其調和與否、常抑非常，均與大化流行之氣息息相關。順應天地正常之氣，乃成為制作禮樂、養生保健，乃至所有相關人類情志與血氣活動的規畫擬定都必須兼顧的重要課題。因此，先民不僅於立法、施政、制樂依據「天地之正」，飲食調養、診疾療病，亦每與天地當令之氣相互參核。

　　例如《春秋繁露》即主張「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每個季節各有應時代起的食物，人應該揀取適合該時令的「飲食臭味」以滋養己生。119傳統醫家的理想乃是使百姓尋治於「未亂」、「未病」之先，藉著對天地正常之氣的掌握，將身體安頓在大化流行之中。如《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即明白指出人之起居作息、行為心志必須順應天地四時的遷化，相應四時正常之氣而有所調整。就從屬的關係而論，身體既是自然的一部分，體內的志、氣便應隨四時遞嬗而有所變化；就對應的關係而言，身體若能配合四時的特性而動，便能與大化流行相融相諧，順時遷化而不為所制。此外，醫家臨床療病，更視「天地之正」為取決針法、湯藥的重要參考。120

　　承上可知，天地之氣的「正」與「變」，可說是先民普遍關注的重要課題。而在先秦兩漢百家爭鳴的時代，儒家、道家、法家、農家、雜家、醫家等思想各擅勝場，121然於各自思想體系中，竟不約而同地正視如何相應、甚至參贊天地正常之氣的課題；只是隨著不同的關懷向度與價值選擇，使得所順應「天地之正」的實際內容，諸如施政、立法、制樂、務農、食養、針刺療病等，有了顯著的差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各家載諸文獻之應時措施，幾近是為「天地之正」而設；《內經》雖偶及「氣變之常」，試圖掌握非常中的常軌、乖亂中之規律性，仍未針對「變氣」的提出專治之道。此亦透露「天地之正」易乘，而「六氣之變」難御的訊息。

　　掌握了「天地之正」與「六氣之變」於莊子所處語境所具之真切意涵與重要意義後，勢將追索的是：莊子所要「乘」、「御」的是什麼？天氣正常與六氣乖亂，是否於造化流行之氣外，尚別有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