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莊子「逍遙」論述中的「荃」與「魚」

　　莊子善用語言，諷譬譏辯無不遊刃有餘。其論證汪洋恣肆，而義理層層翻轉，對後世文學、哲學傳統的形塑影響深遠，早已是學界不刊之論。同時，對於語言的本質、語言作為展現思想的載體與思想本身之間的辯證關係，莊子更有高度的自覺與深刻的反省。01前引魚荃之語，或可概括莊子的語言哲學：設荃本為捕魚，置蹄意於獵兔，而語言的運用則旨在表達思想，荃、蹄與言乃是工具，而非所欲捕獲的對象或所欲表達的意旨本身。若一味拘執於言語，如同著陷於鏡霧中探花望月，終將與原意本旨愈「格」愈「隔」。然而反過來說，儘管「言」對「意」來說不免有晦蒙與曲折之虞，但「言」終究是掌握「意」最關鍵性的憑藉。因此，即使是處理像《莊子》這樣對「言」與「意」間的辯證關係有高度自覺的文本，我們恐仍無法在未究明其「言」之前即高論其「意」。

　　學者每謂莊子思想乃以「逍遙」為造極。02在〈逍遙遊〉篇中，莊子曾借用一系列的動物、植物、器物等的論列排比，來闡發「逍遙」、「無待」之旨。若借用修辭學的術語，我們可將〈逍遙遊〉篇中所擬喻之境由近而遠，或者說其展現格局由小而大者（蜩／學鳩／斥鴳—適莽蒼者—適百里者—適千里者—鯤／鵬—以遊無窮者03），暨時間年壽由短而長者（朝秀—蟪蛄—彭祖—冥靈—大椿），以及功能作用由小而大者（盛水漿之大瓠—以為大樽之大瓠；用於洴澼絖之不龜手之藥—促人裂地而封之不龜手之藥），視作譬喻法中的「喻依」；相應於此，將論中以「人」的型態出現者（知效一官者—行比一鄉者—德合一君者—而徵一國者—宋榮子—列子—至人／神人／聖人）視為「喻體」。依此分類方式，適可見〈逍遙遊〉篇的喻體與喻依之間，存在著某種相應的關係。茲以其展現格局由小而大者為例，簡列如下表：

　　「境界」是相對的概念，言境界即有高下層級之別。當莊子試圖用語言摹擬「逍遙」的理想，即是藉著境界層層超越的方式，指向極境。就開展格局的小大而言，莊子說「小知不及大知」；以時間年壽的短長而論，則「小年不及大年」。在前列舉的喻依序列中，空間格局愈小、所造之境愈近、時間年壽愈短者（例如：蜩與學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斥鴳「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朝秀「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其所待的條件愈少、甚至幾近於零。但是此一低層次的「無待」並非莊子的理想，反僅在小大序列中居最小值。相對的，當空間格局愈大、所造之境愈遠，其所待的條件也就愈多，如：適莽蒼者僅「三餐而返」，適百里者需「宿舂糧」，適千里者則需「三月聚糧」，至於鯤鵬自北冥以迄南冥之境，更需賴「海運」、「水之積」（「水擊三千里」）與「風之積」（「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類此「所造」與「所待」成正比的關係，並見於前述喻體序列中，如：「知效一官」者，有待於「官」爵；「行比一鄉」者，有待於受庇之「鄉」人；「德合一君」者，有待於「君」位；「而徵一國者」，則有待於「國」人；即令不羈於外物，「於世未數數然」的宋榮子，仍有所待於我見，如「內外之分」與「榮辱之境」；而即使是輕靈無執於形跡，「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的列子，依舊需倚待「風」來，乃可順風而行。

　　上舉由小而大的序列裡的最大值，在喻依無疑是鯤鵬，在喻體則為列子，因為其空間格局最大、所造之境最遠。然而此最大值仍非莊子「逍遙」理想的極境。從北冥往赴南冥，其行程固然遠於「適莽蒼」、「適百里」、「適千里」，但終究可以道里計量。莊子所崇尚的逍遙極境毋寧是：

　　「無窮」乃無可計量、無可超越。若能悠遊於無窮，則無所依傍、無所憑藉；「無待」即是「逍遙」。治《莊》學者皆將莊子此言視為逍遙極境的綱領，殆無疑議。不過，莊子既指出臻至「逍遙」之境的法門，乃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但究竟何者是「天地之正」？何者是「六氣之辯」？又如何「乘」正？如何「御」辯？歷代注解家與研究者對此一關鍵句的理解則莫衷一是，亟待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