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夫與技能：從生手邁向專家之路的情境、情緒與身體感

（一）「凶器」、「飛禽」與「樹」隱喻：尋找莊子思想的緣起

　　如果說當代西方正向心理學的興起，是為了因應憂鬱症罹患率節節升高、情緒破產、存在真空等時代與社會問題；那麼莊子的快樂學程，又是遭逢何等時代課題而興起？莊子並未直接闡述，而以廣布的凶器譬喻群組揭示其快樂學程蘊生由來。

　　莊子身處戰禍頻仍的戰國中期，時值秦、楚、齊、燕、趙、魏、韓七國爭雄，當時可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連年戰禍使整個社會瀰漫著動盪不安的氛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莊子以「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逍遙遊〉）、「遊於『羿之彀』中」（〈德充符〉）、「其發若『機栝』」（〈齊物論〉）等凶器情境，切合地隱喻在人間世可能遭逢的苦患害傷。

　　而置身於如是時代下的莊子，僅擔任管理漆樹園的小吏，16家境貧困、「衣弊履穿」、形容憔悴（《莊子．列禦寇》）且「處窮閭陋巷」（《莊子．外物》），可說是既非順遂、遑論優裕的生活寫照。17恰如民初胡適之所言，先秦諸子思想的興發乃是由於「政治那樣黑暗，社會那樣紛亂，貧富那樣不均，民生那樣困苦。有了這種形勢，自然會生出種種思想的反動。」18

　　當Ben-Shahar面對情緒破產、心靈空虛、存在真空、憂鬱症罹患率不斷攀升等時代課題，提出調整生活、學業、工作、感情等目標設定的解決之道。無獨有偶的，莊子於〈逍遙遊〉開篇似乎亦透過禽鳥與樹的譬喻影射人生目標之設定。倘以當代語彙「快樂」對譯莊子所謂「逍遙」，19似乎可見不論古今、中西，Ben-Shahar與莊子不約而同地認為我們能否擁有快樂的人生，與我們設定的人生目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

　　蜩、鸒鳩與斥鴳等小蟲鳥，以能夠跳躍、飛翔於蓬蒿榆枋間而滿足；「適莽蒼者」、「適百里者」、「適千里者」則有愈見高遠的飛行目標；而大鵬，等待六月一息的大風與浪潮，將飛往九萬里外遙遠的南冥。眾鳥欲飛抵的目的地正如人間世中眾人汲汲營營欲追求的人生目標。20若此目標符合眾人之期待、為人人所嚮往，則可稱為「正」（〈逍遙遊〉、〈齊物論〉）；為人人最想得到的東西即稱之為「至」（〈逍遙遊〉）。世俗價值中存在許多主觀認定的「正」，心中的美食即「正味」、心儀的對象為「正色」、嚮往的居所乃「正處」，在世俗價值外更有主流文化稱頌的「禮樂」、21「仁義」、22「是非」23等諸般為人行事之「正」。這些目標認定，讓人聯想起Ben-Shahar鼓勵人們扎根之「正」與「至」：欲獲得快樂，必需精準設定兼具樂趣與意義的目標。

　　乍看之下，莊子所處時代世俗、主流文化價值所模塑的理想人生目標與Ben-Shahar所論令人擁有幸福快樂的方法、設定的目標無大不同，但中國傳統思想尤有超乎Ben-Shahar更廣遠的意義追求。

　　倘前述空間里程中的小大之辯標示的是一生所能飛行的距離，則〈逍遙遊〉更論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點出傳統主流文化價值所追求的不僅是此世的成就，更且冀盼經歷漫長時間後，一己之成就仍能澤被、造福後人。24意即不止此世之正，還有千秋萬世之「正」。那麼莊子是否就此認定身處時代世俗價值、主流文化所設定的理想人生目標，較Ben-Shahar所論更能使人獲致快樂？恰恰相反。Ben-Shahar認為只要調整生活、學業、工作、情感的目標設定，追求兼具樂趣與意義——此即Ben-Shahar義界下之「正」——的目標，將能滿足自我欲望，產生能控制外在世界的成就感，25進而獲得快樂。莊子則剖析眾人以「正味」、「正處」、「正色」乃至禮樂、仁義、是非為生命中最好的追求，而這些人生目標的設定非但無法帶來快樂，反而是導致生命中「苦」、「患」、「害」、「傷」、「中」、「夭」的主要原因。正因執著於追求目標的達成，執意要獲得、享有心中所認定的「正色」、「正味」、「正處」、「無涯」、「盛者」乃至於禮樂、仁義、是非，是故產生得失、利害、禍福、成毀等分判與成見，26以致精神外馳、勞倦不安，諸多的攪擾與患害亦由是而生。此恰與Ben-Shahar提出之快樂方法所衍生的問題相呼應：倘若設定兼顧意義與樂趣的正確目標卻無法達成，該如何自處？當原以為能引導人走向幸福快樂的理想目標：世俗價值與主流文化義界下的「正」，反倒成為招致苦、患、害、傷、夭的源頭，則我們該將生命的終極目標置於何處？

　　在〈逍遙遊〉篇末，莊子透過與惠子的對話，將眾人目光帶離群鳥「數數然」外逐的行列，轉向「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的大樗樹，點出與群鳥競逐之「正」截然不同的目標：樹無意移動到遠方，而是扎根於生命原初的樣態，其目標不是外逐，而是歸零、內返。大樗樹看似「无所可用」（〈逍遙遊〉），卻能免於凶器、外物之傷，並在日益茁壯的過程中，自然地庇蔭於樹下休憩、嬉戲的人們（「彷徨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逍遙遊〉〕）。

　　延續且強化群鳥外逐目標之「正」與大樗樹「无所可用」的目標對比，莊子於〈人間世〉中對比「文木」和「散木」的差異，再次辨析莊學所設定的理想人生目標有別於眾人。與群鳥的目標之「正」相互呼應，「文木」譬喻世俗價值、主流文化中人所追求的「有用之用」，主動迎合世俗所需的能力，卻招致「自寇」、「自割」之毀傷；至於既不能供人食用、也不能用以製作器物的「散木」，不以器用為核心追求，其生命目標是逆反於世俗價值的「无所可用」，所欲珍惜、保全者異於世俗眾人（「彼其所保與眾異」），是扎根於生命原初樣態的「為予大用」，故得免於禍患、享盡天年（「故能若是之壽」），終能造「大蔽數千牛」、「結駟千乘」之「大」境。在個人擁有的有限時間與空間中，是選擇優先滿足世俗所需的「有用之用」？或致力於追求「為予大用」的「无用之用」？一切的目標設定皆「咸其自取」。

　　此種「求无所可用」之論述，核心價值雖異於成就「有用之用」的社會觀點，卻能達到「為予大用」的境界。如同《莊子》書中描繪的眾多成藝達道之職人身影，將生命核心價值內返於己身，工作或日常職業雖僅為其生活之寄託（「為是不用而寓諸庸」〔〈齊物論〉〕），卻皆能在各自的職場或專業領域中達到常人難以企及的成就。27

　　職人們所「保」的生命核心價值、彷彿同出一轍的身心能力為何？我們該如何於生活中實踐此一目標，以獲得由「生手」晉升「專家」所需具備的身、心能力？

（二）人間世的情境、情緒與身體感

　　情緒與身體感，28就生命實相言，本非能截然劃分的獨立兩者；但就陶冶「生手」成為「專家」的研究進路而言，為授受方便，則權將情緒與身體感分開探討。

　　在情緒方面，當人懷抱「成心」（〈齊物論〉）、個我的成見，「將執而不化」（〈人間世〉）地執著於追求個人之學業、專業成就，或飲食、伴侶、居所乃至社群認同等世俗價值所追求的目標，因而有了對得失、利害、禍福、成毀等的分判與定見，故當外在環境不符其成見所預期時，便會立即斷定其是非對錯，甚或如同觸動了機關的弓弩一般，迅速向外在世界反擊（「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齊物論〉〕）。如是任心終日與外在世界交爭戰鬥（「日以心鬬」〔〈齊物論〉〕），而呈顯種種過度的情緒反應，忽而狂喜、忽而暴怒、忽而深悲、忽而大樂，種種多變而極端的情緒不斷攪擾著內心，最終只使個我生命像秋冬凋零的草木般日漸消損，卻仍深深陷溺在其中難以自拔，生命因此自我封閉執守、衰老枯盡（「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齊物論〉〕），就這麼一步步走向「近死之心，莫使復陽」（〈齊物論〉）的幽暗盡頭，再難恢復如初生嬰兒般平和空靜。

　　而在身體方面，「一受其存形，不亡以待盡」（〈齊物論〉）一旦形體接受了靈魂而有了生命，便不斷地走向死亡。跟外在情境中的人、事、物相互砍殺（「與物相刃相靡」〔〈齊物論〉〕），「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齊物論〉）怎麼樣都無法停止向前追逐奔馳的步伐。莊子以「苶然疲役」（〈齊物論〉）來形容身處這天羅地網的情境當中人們的身體感，就好像被情境所役使、如奴僕般疲累困苦而未能控制自我、駕御情境一般，且這樣疲憊不堪的身體感甚至是「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齊物論〉），因終其一生都不能自主、只感到被役使的勞苦，而總難覺得成功、滿足，故無法逃脫這樣的身體處境，致使疲憊困倦永無休止。莊子以「悲」、「哀」、「大哀」感嘆放任心靈隨著身體一同變化、衰老的境況（「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齊物論〉〕）。

　　莊子〈人間世〉中亦以「朝受命而夕飲冰」——葉公子高上午才接到出使齊國之令，卻因唯恐無法順利完成任務感到焦急，至傍晚已須以冰飲緩解其「內熱」——這樣具體的敘述，說明內心焦慮的同時身體如受火焚般「內熱」的身體感。這些因情境役使、與情緒攪擾並生的身體感，莊子稱之為「遁天之刑」（〈養生主〉）：這樣疲憊痛苦的身體感並非天生注定要遭遇的，而是因背離了自然，亡失了原可擁有的主體性與安適的身體感，反招致的「疲役」、「內熱」之刑罰。

　　我們在人間世中的種種追求，如同繩子般將自我束縛於情境之中（「帝之『縣』解」〔〈養生主〉〕、「心若『縣』於天地之閒」〔〈外物〉〕）。莊子藉由飛禽所欲飛往方向，譬喻眾人「彼其於世數數然」、「彼於致福者數數然」（〈逍遙遊〉）的個人目標，指出這樣的目標設定將可能招致種種禍患損傷，一如其凶器譬喻所揭示。莊子更以群樹譬喻進一步指出，一心想努力使自己成有用之「材」（〈人間世〉）者，將如「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人間世〉）因符合世俗的需要，自己招來身心疲患的下場。正因為在追求這些世俗價值中的目標時，任一己身心不斷與外在世界「相刃相靡」（〈齊物論〉），致使情緒攪擾無休、身體疲累不堪，而使生命不斷遭逢各種「患」、「傷」、「夭」與「困苦」。因此莊子才將這些為世俗主流文化所汲汲追求的個人目標一一解消，以期使生命臻於「無患」（〈人間世〉），重拾本可擁有的安適逍遙。

　　在解消這些目標、不再將其視為人生最重要的追求後，莊子僅是隨順世俗常軌地將生命寄託於眾人亦皆投身的日常職業與生活之中（「彼亦直寄焉」、「為是不用而寓諸庸」）。然與Ben-Shahar「目標是手段，不是目的」主張暗合的是，即使莊子異於世俗主流價值，以追求一己生命之升進作為其生命之首要鵠的，這些其所欲解消的世俗主流目標，卻在通往終極目的的過程中，被視為可茲評估一己生命狀態的輔助手段。相較於時時刻刻變動不居的人生際遇，恆常固定的專業場域更適合作為檢核手段。將這些凡是投身於世者皆須寄身其中的職業、技藝或專業，當作是內在、不可見、難以測度之生命境界於現實情境中的投影，以此評估一己生命之進退消長、達標與否，進而輔成對一己生命境界提升之終極追求。

　　Ben-Shahar的快樂理論建立在以較為正確的欲望幫助人們通往快樂，可見其快樂理論，依然奠基於欲望的滿足之上。相異於Ben-Shahar透過外逐的欲望實現快樂，莊子的快樂理論則著眼於個人能力的培養，但這並非要將人視為如「文木」一般滿足世俗器用的工具，也非要發展能「效一官」、「比一鄉」、「合一君」、「徵一國」（〈逍遙遊〉）的才智、行止、品德等種種能力，其所欲致力陶養的，實為一種使生命無論遭逢何種境遇皆能遊刃有餘而逍遙自適的心、身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