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老莊反親情倫理之說一向流行，倘欲探討《莊子》之情感論述，恐不能不破道家反親情倫理之說。近代學者如朱伯崑認為道家老莊一派學說「鄙視父子之道」，近於「出世」主義。01朱伯崑此說實前有所承，胡適即已提出莊子學說屬「出世主義」；熊十力則認為，莊子立場尚未如胡適所謂到達「出世」的地步，只是「厭世」而已，並指出莊子對於人世間一切「最無氣力」、不能積極面對承擔。02任繼愈指出莊子認為人對整個封建宗法社會團體完全沒有義務，莊子的理想人物總是處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封建宗法共同體之外。03由任繼愈的分析似可窺近代學者指莊子「厭世」之由。勞思光認為莊子根本否定了一切的德性與文化活動，04則親情孝道自亦包含於莊子所否定之列。上述學者分由不同的詮釋角度，歸結出莊子「厭世」或「出世」的立場，認定莊子對親情倫理乃持反對的態度。

　　然在《莊子》詮釋史中，立場迥異於上述學者，認為莊子不反親情倫理的論述亦由來已久。郭象、成玄英、覺浪道盛均根據《莊子．人間世》中「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一語，指出莊子實不反親情倫理。郭象以「自然結固」，成玄英以「盡於愛敬」指出莊子心目中的親子之情，05實源於人自然的天性，無可解消。覺浪道盛甚至指出老莊之親情論述近於孔子，認為莊子乃是要由人子之道「事親」的「不踰矩」，而達到「事心」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論語．為政》）的境界。06由此可發現，確有一認為莊子並不反親情倫理的論述，於《莊子》注疏傳統中一脈相承。

　　於此一脈相承的論述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明．方以智繼承覺浪道盛的說法，扣緊〈養生主〉「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中「可以養親」一句，認為由此可見莊子如何地「得親」、「順親」、「達孝何如」，臻至孝順的至境。07方以智甚至認為其實一部《莊子》就是要教人懷抱惕然怵戒之心，達到「養親」、「盡年」，簡直將《莊子》視為一部教孝之書。08方以智更以此指出唯有嫻熟仁義、六經後，始能讀曉《莊子》。09

　　方以智如是認為《莊子》親情立場與儒家相通的觀點，亦為許多當代學者繼承。徐復觀指出其實莊子所反對、超越的乃是「俗儒」所謂的仁義，而非仁義（案：義當可兼括「忠孝」）本身；10錢穆亦主張：「莊子關於人生哲學的理想，一定跟孔子、顏淵有一脈相通之處。」，11均認為莊子當不反對親情倫理，與方以智唯有精熟仁義始能讀莊子的論點一脈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楊儒賓指出方以智對於莊子的觀點，將孝順這種本來存在於倫常世界的價值，與「悟道」的心性論終極關懷等同起來；甚至將本屬倫常世界價值的孝順，擴大到「天地鬼神的宗教層面」，使「孝」因此具有先天的向度。12

　　本研究繼承《莊子》詮釋史上以莊子不反親情倫理的論述，希望透過《莊子》親情論述於具體經驗現象中的實踐工夫，對莊子的親情論述有更詳實的掌握，同時理解《莊子》親情工夫「與儒家相通」處究竟何在，並辨析相通之餘是否有殊需別、有異可說？且進而探討自方以智以迄楊儒賓所謂「孝」此一倫常世界的價值，何以在《莊》學中能等同「悟道」此一心性論的終極關懷，又是如何擴大到如楊儒賓所指出的天地鬼神宗教層面，而具有先天的向度，本文亦將作進一步的梳解與開展。

　　近代學界對《莊子》的研究多聚焦於心性論，對《莊子》書中心靈之位階、性質、境界與工夫多有討論，而與心靈密不可分的「情」也連帶地成為廣受注目的課題。論者多據先秦文獻與《莊子》文本，辨析《莊子》「情」字之義，儘管不同學者對字義的分類詳略有別，13但均能使「情」之一字在《莊子》文本中的蘊意，得到一定程度的豁顯。

　　除了梳理《莊子》中「情」字涵義外，學者更闡釋莊子的「無情」論述，試圖說明莊子欲「無」者為何？其所致力的「無情」又是何等心靈境界？如徐復觀等認為莊子乃是要去除人的好惡、私情，14高柏園、陳鼓應等則主張莊子欲「無」者，乃非天生自然、會斫傷生命的情感。15然而究竟什麼樣的情感乃繫乎一己之好惡，歸屬於不當發動的私情？什麼樣的情感算得上天生自然？又怎樣的情感會斫傷生命？這些在過去研究中均難以找到可資檢視衡量的確切判準、依據，也因此難以更進一步地釐清「無情」之義界、原則與工夫實踐，16留予後人拓墾的空間。

　　當代研究者並試圖釐清《莊子》於經驗現象中情之發用的普遍原則，大抵可分兩類：一如蒙培元、劉笑敢認為莊子主張「無心」、「無情」於世俗，始能超然於世外、融化於自然；17一則如陳鼓應、黃錦鋐等學者認為莊子致力於摒除偏情，盡力淨化人的情感與心靈、順應自然，始得臻於與天地並生、與萬物為一的生命境界。18然而要如何才能辨明用情「無心」、「無情」、「偏情」與否？何等工夫、境界方可稱超然世外、順應自然？前賢未作進一步闡釋，留待後來之人續加考掘。

　　部分學者則跳脫對莊子用情普遍原則的論述，分別進入《莊子》書中論及親子、夫婦、19友朋20等人際關係的具體情境，探究莊子於人間世不同類型情感關係中的用情原則。此類研究雖偶及莊子在經驗現象中之用情，但卻僅提出隨順自然、不因好惡傷身等概括性原則，對於何為「自然」與「傷身」並無更具體的衡量標準，故未能提供讀者依循操作的實踐方法。而相關《莊子》具體親子情境中用情原則的研究，透過與先秦儒家的對勘，或揭示莊子孝道思想與孝行實踐的特色；或指出莊子所著意的是禮的內質及人的真情流露，反對儒家「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大宗師〉）等偽情合禮的積弊；21或著眼於儒家與莊子「禮」之不同，主張儒家所說的禮是人理，其本質是情感，道家所說的禮是天理，其本質是理智等。22然而過去對莊子之孝的研究，大多僅論及莊子視其為「不可解於心」的自然命定、故應「不擇地而安之」地實踐孝行（〈人間世〉），但倘若欲於經驗現象中落實莊子的孝行實踐，應如何判分情偽之別？而在「孝未必愛」（〈外物〉）、「孝己憂而曾參悲」（〈外物〉）等子孝而親不愛的處境下，該如何踐履其孝、又應如何自處？凡此則為本文所欲釐清之議題。

　　經驗現象與實踐工夫的不同，必然反映其背後哲學底蘊的差異。

　　過去學者亦試圖探究莊子於經驗現象中的用情原則，其背後所潛藏的哲學底蘊。如：蒙培元、陳鼓應等指出莊子由其「化」之宇宙觀發展出視死生存亡為一體的生命觀，並留意到這樣的生命觀與莊子「安時而處順」（〈養生主〉、〈大宗師〉）的生命態度間的關聯；23王邦雄則認為莊子開拓了卓於父的天道、真於君的形上天地，因此在不可解、無所逃的命、義之上給了精神無待的自在空間。24但由於過去的研究者對莊子生命觀的詮釋，僅止於齊同死生變化，而點出應安然順化，25卻未深入考掘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養生主〉）之永恆生命觀的蘊意，故難據以掌握莊子在經驗現象中所以有如是孝行發用原則、衡量標準以及具體工夫之理論源頭與工夫根據，故於莊子的哲學底蘊與孝行踐履間，難作緊密之扣合與繫聯。

　　由前述回顧可知，現代《莊》學研究對《莊子》書中所論之「情」雖有著墨，但專論「親情」者甚少；即便聚焦於《莊子》之親情論述，卻未著眼於經驗現象中的實踐與操作方法。面對「孝」這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較為獨特且深具影響力的論題，重視「懸解」的莊子，如何在「不可解」的牽繫下致力於一己心身之逍遙？

　　本文將針對傳統哲學特重修習、實踐之特色，正視「認識理論」與「完成實踐」間的巨大差異，極力將過去研究著重「知道是什麼」的向度——即對思想性質、起源和背景的關注——移轉為「知道怎樣作」的探討。26以主動調適一己的用情為主軸，尋繹《莊子》書中關涉親子關係的描述細節，27於一舉一動、進退顧盼之間，打破認知與情感之二分關係，深入考掘過去未曾受到注意的體現行動之面向，進而讓傳統工夫論的研究突破既有「論」（純粹「理論思辯」）的藩籬，尋求在日常生活中體現、落實的可能。

　　此外，《莊子》書中除明言「儒、墨之是非」（〈齊物論〉）等與儒家顯性的對話外，於重要論題中亦往往潛藏著與先秦儒家的隱性對話。經驗現象與實踐工夫的不同，必然反映其背後哲學底蘊的差異。本研究即擬藉由對勘先秦儒、道經典中論孝之不同，繼而自經驗現象中踐孝行為之殊異，深入探究先秦儒、道於生命觀、人生觀、哲學論宇（universe of discourse）等思想底蘊的異同，而《莊》、儒之間的根本殊異，亦將於此考掘辨析中，層層剝現，豁然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