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鵬所喻是否為〈逍遙遊〉中的「至/神/聖人」
前述歷代注疏與當代研究對大鵬所喻的解讀,可概分為兩類,一以大鵬象徵《莊子》書中的得道者,一主象徵未臻无待之境。
前者面對大鵬需乘「扶搖」、「羊角」、「六月一息」、「海運」或需「培風」等外在條件與機緣,始能飛往萬里之外的文本,或合體鯤鵬如林希逸、吳光明等,或以鯤為體、以鵬為用如楊文會、賴錫三等,楊儒賓則逕指出鵬即是風、自無待於風。凡此透過不同詮釋架構、解讀方式,將大鵬之「乘」轉釋為「無待」之「乘」、「任何時地皆可『乘』」的最高境界。值得追問的是:喻依指射喻體,譬喻借言所喻,若果真莊子借大鵬象徵得道者境界,那麼所謂得道者境界究竟為何?又《莊子》書中是否另有相契得道者境界的譬喻或表徵?
(一)得道者的境界內涵:「負面顯示」或「正面敘說」
關於《莊子》書中得道者的「具體內涵」,張亨先生曾論述如下:
〈逍遙遊〉提到的「至人」、「神人」、「聖人」及〈大宗師〉的「真人」,都可以說是理想自我的別稱。然而這些稱謂的具體內涵却無法從正面敘說。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都是從負面顯示的。「真人」也是能說「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事實上莊子對現象之我是抱持著否定的態度,「無己」所「無」的正是現象自我之「己」。「功」和「名」也是自我在現實中所執著的價值。唯有通過這些否定過程才能透顯出真我的精神境界。83
如張亨先生所言,除所舉「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暨「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諸例外,如〈逍遙遊〉中「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等,亦皆屬「從負面顯示」得道者境界之例。
檢視〈逍遙遊〉等內七篇,乃至外、雜篇均不難發現,莊子不斷與其身處時代的社會與文化進行對話。如「以物為事」、「以天下為事」(〈逍遙遊〉)的社會實況與文化傳統,或強調「仁義」、「是非」的主流價值(〈齊物論〉),皆可說是莊子所處時代既有的「大知」與「大言」(〈齊物論〉),代表的典範人物可說是堯。堯作為與《莊》學典範人物,如許由、姑射神人、姑射四子等相參互較的對比典型,僅〈逍遙遊〉一篇堯便出場三次之多,儼然是廣為時人追求的價值典範(「眾人匹之」〔〈逍遙遊〉〕)。84
但世俗價值或主流文化中的「大知」、「大言」,卻都難以解消莊子時代生命「與物相刃相靡」(〈齊物論〉)、與外界互相砍殺磨耗等諸多問題。如〈齊物論〉所言: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徒,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一受其存形,不(亡)【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受世俗與主流文化價值影響,心神無可避免地於清醒時刻隨形體外馳奔逐,在日日夜夜與外界的交接互動中,不停與各種外在情境交爭戰鬥(「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彼此摩擦砍殺、消磨傷害(「與物相刃相靡」)。在判別是非對錯時,反應之快就像裝了發射機關的弓弩,一扣即發(「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固執於自以為是的立場時,則像立過詛咒、發過盟誓般固守不放(「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於是透過達者之口,指出人人均有「成心」(〈齊物論〉),使仁義的標準、是非的分判,紛雜混亂,無從判斷其分別(「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徒,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世俗與主流文化所標舉的價值造成難以解消的紛擾。心與外在的人、事交接時產生歡喜、憤怒、悲傷、快樂、耽慮、慨嘆、反覆不定、恐懼屈服、輕浮躁動、放縱奢華、情欲張狂、驕傲自誇(「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等種種情緒,日以繼夜起伏變化、紛擾不休(「日夜相代乎前」)。生命彷彿進入萬物凋零的秋冬般日漸消損(「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在追求種種價值的過程中深深陷溺,再也無法回復(「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厭也如緘」地執守成見,自我封閉,而逐漸衰老枯盡(「以言其老洫也」);最後,千瘡百孔的心靈彷彿瀕臨死亡,再也無法回復原本擁有的活潑生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置身如是處境,為了追求世俗與主流文化價值奔忙不休、無法停下追逐的步伐(「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終其一生彷彿受外在價值所役使般勞苦、不能自主,卻始終難以成功、不覺滿足(「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只感受到疲倦、困苦、為他人或情境所役使而陷溺其中(「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莊子以「大哀」描述在既有的社會與文化價值中,生命與外在事物際會時,所將遭逢、無可避免的莫大悲哀——形軀本會變化衰老,但心靈竟也隨之一同變化、衰老(「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生命陷「溺」其中(〈齊物論〉),無法「勝物而不『傷』」(〈應帝王〉),不禁讓人感同於〈齊物論〉中莊子之問:「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針對這樣的文化、社會現象,莊子提出張亨先生所謂「從負面顯示」的工夫論述,如「孰肯以物為事」、「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逍遙遊〉)等,對物質欲求、名聲、功業乃至於「仁義」、「是非」、「大知」、「大言」(〈齊物論〉)的反省、批判與超越。85
然而,莊子固多「從負面顯示」其工夫境界,但不表示《莊》學未以「正面敘說」的方式揭示「至/神/聖人」之工夫實踐或生命境界的具體內涵。
〈逍遙遊〉所描述當時社會的價值追求,無論是「彼其於世數數然」抑或「彼於致福者數數然」,眾人所汲汲營營追求者,不外「以物為事」或「以天下為事」。86莊子針對當時社會實況、主流文化無法解決的問題,提出「孰肯以物為事」、「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逍遙遊〉)等補救之道:淡然、放下對「物」與「天下」之執著。無可置疑的,所謂「物」與「天下」,皆在物質世界、經驗現象的範疇。「孰肯」如何、「孰弊弊焉」如何,義同「不」如何云云,看似仍屬張亨先生所謂「從負面顯示」的工夫實踐或生命境界。但此「從負面顯示」中實已蘊含積極的工夫意涵。
莊子並以「厲風濟則眾竅為虛」(〈齊物論〉)之喻,說明「孰肯以物為事」、「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的具體工夫:非是要人不看、不聽、不予理會(如告子之不動心般切斷五感),而是為了更核心的價值才將注意力從紅塵俗世的追求中轉移,致力於「眾竅為虛」。「虛」即不過度在意、執著。「眾竅」者,莊子以「似鼻,似口,似耳」(〈齊物論〉)之樹木竅穴為喻,象徵感官與外界交接時產生種種情緒,當大風一停,所有樹木竅穴盡在當下回復原本的虛空寂靜;但人的心卻往往在事情過後還繼續擾動不安。因此「眾竅為虛」之「虛」並非虛無之「虛」,而有其積極目的。
此目的為何?莊子以另一正面語彙「遊」敘說。「遊」於何所?「遊乎塵垢之外」(〈齊物論〉),於滾滾紅塵的物質追求外別有所「遊」,既已有其主動之「遊」,自當可屬「從正面敘說」。那麼莊子所「遊」,「塵垢之外」的場域為何?莊子所謂「塵垢之外」,定有別於蜩、鸒鳩、斥鴳,或是飛往近郊草野、百里、千里,乃至九萬里外等小大飛禽:或者為了糧餉、為了個人身家溫飽而飛;或者為了家、國、天下的福祉而翱翔。「塵垢之外」的場域理應不在身、家、國、天下這些具象的物質形迹與功業之中。志既非在魏闕之下,那麼是否可能是在江海之上或者深林之中等,是一種「隱逸」的「塵垢之外」呢?當我們以莊子其他文本核對,得見並非如此: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以「樹」明白寫出欲將生命投注建樹於「无何有之鄉」,指出所「遊」、所「樹」的場域不在物質世界之中。既是在「无何有之鄉」,就應非在江海之上、深林之中以隱逸的姿態或者展現高超琴藝(「鼓琴」〔〈齊物論〉〕),或者演奏精妙非常的打擊樂(「枝策」〔〈齊物論〉〕),或者伏案苦思發展思想理論(「據梧」〔〈齊物論〉〕),專注於展現自己的專業或是成就具體的事業。莊子所「遊」、所「樹」是即便不「鼓琴」,不「枝策」,不「據梧」,不作正經事,於散步徘徊、閒暇坐臥間,也時時刻刻都能致力的工夫所在。〈齊物論〉更明白地指出: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若說「忘」是「從負面顯示」,則「振」與「寓」自可屬「從正面敘說」。「振」意即居止、歸止之「止」。87「振」和「寓」都意指生命所託,人生始終寄寓、專注不離於此般工夫。正因為有這樣的工夫與注心所在,對於經驗現象中形軀的少壯衰老不在意,是為「忘年」;對於儒家指出的應循之路——「義」以及既有文化所義界的是非亦能放下,是為「忘義」。故「忘年」、「忘義」:並非不注重年壽,不明辨是非,而是因有一更需投注、更加重要的目標,而忘卻一己之形軀,88淡漠世間之是非。由此可知,「忘年」、「忘義」的意義並非僅止於「從負面顯示」,而實有一積極的目標:「振於無竟」、「寓諸無竟」,潛藏其後。
莊子甚至認為相關前述工夫或者核心鵠的之種種,是世間最值得追求、最可貴的知識。
莊子所追求的知識類型,並非〈逍遙遊〉中以「斥鴳」之「知」象徵的「知效一官」之知,不言可喻。明言「知『效一官』」,可見其「知」僅為滿足特定職務所需。莊子將一味追逐使一己成為工具的器用之知,歸屬於「小不及大」的「小」者之列;並在〈人間世〉以「文木」為喻,指出倘以滿足世俗所需的「有用之用」為追求,終將如可供食用、製作器物的「文木」般招來禍患(「以其能,苦其身」),甚至將無法安然度過此生,盡享天年(「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足見莊子並不以令一己生命「有用」於世所需裝備的器用之知為追求之鵠的。
再者,莊子所追求的亦非儒者廣博多聞的博學之知(「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養生主〉開篇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慨嘆若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無限的知識,終將疲累不堪。可知《莊》學不以廣博無涯的外在知識,為人生追求鵠的。
既非器用之知,亦非博學之知。那麼,當莊子於〈齊物論〉中慨嘆世俗之人皆「不『知』其所歸」的同時,是否已隱然揭示所追求的智能正是「知其所歸」之「知」?即莊子自述其所認定智能的極致: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認為知的極至是關乎「未始有物」,是關乎那還沒有具體形質,即超乎現象而存在的存在,意即於物質世界有所建樹外,還有一可不斷提升、超越的成就。89正如莊子於〈逍遙遊〉篇末與惠子論及有用無用時,所推崇的正是棵「樹之於『无何有之鄉』」,種在空無一物本鄉的大樹。倘將上述先於現象存在而存在的「未始有物」以及莊子將大樗樹立於空無一物的「无何有之鄉」的建議作一參照,將可發現:所謂空無一物的「无何有」之所,意等同於現象、具體形器未存在便已存在的「未始有物」,所指涉、關照皆指向「不得其眹」、「不見其形」,雖然沒有形體,無法被看見,卻能真實牽動、主宰我們言行,可作為生命真正主宰的「真宰」、「真君」(〈齊物論〉)。於是我們不禁推論:莊子所認定的「至知」,即為探索如何歸返、關照(「知其所歸」)此一生命主宰的智能,正是攸關此一生命主宰如何養護、提升的知識,莊子並以此為生命最重要的目標。
(二)得道者的工夫內容:「其神凝」、「旁礡萬物以為一」、「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由「遊」、「樹」、「振」、「寓」、「有以為」等語彙,皆可見莊子工夫內容的正面描述。然其所敘說的具體內容為何?〈逍遙遊〉中許由曾謂:「名者,實之賓也。」倘若實質的生命內涵才是主人,而名聲不過是賓客,因此不在乎外在的名聲,那麼其所重之「實」究竟為何?〈齊物論〉中顏成子游對臻至「嗒焉似喪其耦」境界的南郭子綦提出「敢問其方」之問,欲知南郭子綦所體現之境界內涵與具體工夫究竟為何?「實」、「方」當屬其工夫、境界的描述,也是莊子所謂至知的具體內容。此等知識的內涵,理當得從《莊子》書中加以考掘。
歷代注家與當代研究者均不否認〈逍遙遊〉中「許由」、「姑射神人」、「姑射四子」三段所論,即莊子義界下之「至人」、「神人」、「聖人」,則由箇中典範人物可見莊子對理想境界內涵與具體工夫的正面敘說。姑射神人之「其神凝」、「將旁礡萬物以為一」(〈逍遙遊〉),與描述南郭子綦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齊物論〉),這些乍看彷彿孤立分置、不相連屬的章句,對不同得道者理想境界與工夫原則的敘述,卻早已為歷代《莊子》注疏家勾勒為一連動的有機整體。〈逍遙遊〉曰: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何謂「其神凝」?為何只要凝聚精神便能使作物不受病害而稻穀豐收?歷代注家認定此非寓言虛擬的情事,而為具體可行的工夫,是具體工夫的真實操鍊,係透過修鍊成就之事實。90「其神凝」之「神」究竟為何?宋林希逸以「精神」,91清陸樹芝以「此身中之神靈」詮釋此「神」。92凝,則指精神靜定不動的工夫,93唐成玄英指出:「凝,靜也。」94凝即是靜;心如何堪稱靜?明釋德清、清高秋月則皆以「定」釋「凝」,95務使心不妄動走作。由於神人的精神不逐物外馳而凝聚安定,因此能感應作物使不受病害而豐收。考察歷代注家所釋,可發現神人境界之「實」與欲達神人境界之「方」,其具體工夫,不外乎「其神凝」三字。96不僅只是入手工夫,97更被視為養神之極至。98至於神凝之成效,明陳治安強調凝神之神人「胷中實未嘗有年有物」、並非心中有物,而是作到「一物不存於中」,透過凝神而能御氣,待到真陽之氣日益磅礡充盛時,就連存在於體廓之外的外在世界之物都將有所感應而蒙受正面影響。99
透過「其神凝」,可達到保全自身、推己及物等層層遞進之功效。100於「自全」方面,陳治安以「其神凝」為御氣、養氣的重要工夫,可達氣聚之效;101一旦神凝,氣就隨之會聚,使心不妄動走作,如此一來氣也隨之調和。102此正與傳統身體論述中一以貫之的神聚氣聚、神散氣散之論吻合。故以神凝為聚氣、收斂津液之首要工夫;精神若無法凝聚,從臟腑至肌膚之氣都將躁動混亂,無法調和。103清周拱辰以「真水」、「真火」於丹田開始凝聚詮釋「其神凝」將獲致之效,104只要凝神便能獲致丹道所謂「真水」、「真火」,此皆為神人實際體現之境界與工夫歷程,而非僅寓言象徵。
於「及物」方面,由於神凝為一不斷提升之工夫進程,105清王先謙謂:「非遊物外者,不能凝於神」,106遊於物外意即「遊乎塵垢之外」(〈齊物論〉),心倘仍陷於滾滾紅塵,仍為名聲、財富、伴侶等世俗價值追求擾動己心,便難以將外逐的探照燈歸返照見己身而致力凝神。因此以心不再汲汲營營於物質世界、紅塵俗事為凝神工夫的起始。107而當工夫、境界日漸升進,終能臻於無思無慮、「一物不存於中」、「胷中實未嘗有年有物」之境時,108隨心神之凝聚不斷充實長養擴充的氣終能將其正面影響擴及萬物,獲致「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使作物不受病害而稻穀豐收的效驗,即進入莊子所描述能與萬物合而為一的「旁礡萬物以為一」,得「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109
歷代注家亦指出,〈齊物論〉中南郭子綦所展現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即為「其神凝」體現的身體與心靈樣態。110
檢視以上歷代《莊子》注疏對於莊子理想境界內容與具體工夫其正面敘說之詮釋,可發現《莊子》中看似描述姑射神人、南郭子綦等不同得道者的理想境界,乍看彷彿獨立並列的「其神凝」、「旁礡萬物以為一」、「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等論述,實為連動之有機整體。
清王夫之透過「其神凝」來辨別儒道的工夫:
物之災祥,穀之豐凶,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胼胝黧黑,疲役其身,以天下為事,於是乎有所利必有受其疵者矣;有所貸,必有受其饑者矣。井田之流為耕戰,〈月令〉之濫為刑名,張小而大之,以己所見之天德王道,彊愚賤而使遵。遏大而小之,以萬物不一之情,徇一意以為法。於是激物之不平而違天之則,致天下之怒如烈火,而導天下以狂馳如洪流。既以傷人,還以自傷夫。豈知神人之遊四海,任自然以逍遙乎!神人之神凝而已爾!凝則遊乎至小而大存焉,遊乎至大而小不遺焉。物之小大,各如其分,則己固無事,而人我兩無所傷。視堯舜之治迹,一堯舜之塵垢粃糠也。非堯舜之神所存也,所存者,神之凝而已矣。111
上承莊子以許由與堯舜對比之意,王夫之解《莊》亦將「神人之遊四海」與「堯舜治迹」對勘,指出「以天下為事」者,最初雖欲有所利於天下,卻往往使部分百姓反受其害(「受其疵」),原因是其以一己之意為法度,強行規範、約束千差萬別的百姓眾生、萬事萬物(「遏大而小之,以萬物不一之情,徇一意以為法」),於是違逆了天生自然的人情事理,而激起人、事、物的逆反悖亂(「於是激物之不平而違天之則」)。反觀《莊》學典範人物,神人雖然專注於個人的治內之學,最終卻能獲致天下得治的結果(「凝則遊乎至小而大存焉」);其生命足以充塞天地,倚傍日月,將整個宇宙納入懷抱,卻不會離棄、犧牲任何一物天生自然的性情分位(「遊乎至大而小不遺焉」),因此能讓人我都免於傷害(「人我兩無所傷」)。王夫之最終點出,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正是在於「其神凝」的工夫,莊子神人所存之「神」並非堯舜之神,而是「其神凝」工夫所凝之神。儒家所崇敬之堯舜等典範人物,所以為莊子視為神人身上拍下的塵垢、碎屑,乃是因其未將「其神凝」之「神」視為重要工夫鵠的。由此可知莊子之「其神凝」,可說是辨別儒、道異同的關鍵,實屬道家或《莊》學個色之所在。
當我們透過歷代注疏詮釋莊子所謂「其神凝」或「旁礡萬物以為一」時,令人不禁要問的是:歷代《莊子》注疏始於魏晉,是否有以今證古、曲解原意之嫌?
面對此一質疑,或可參考聞一多與張亨先生之論。聞一多指出在先秦道家之前已有「古道教」存在,張亨先生承繼此說,並認為聞一多想像中的「古道教」可能即為現代學者所謂「薩滿教」。112倘若接受古道教下啟莊子乃至於後世《莊子》注疏與丹道修煉之論,將發現其間可能存在一經由口授心傳、一脈相承、綿延久遠的修鍊傳統。因此以《莊子》注疏與丹道立場詮釋莊子,未必即屬以今證古,許得復原本來面目。
(三)得道者的表徵:回到根本的「歸」、「巢」與「渾沌」
在了解上述《莊子》從正面敘說得道者之德行內容與具體工夫的論述後,進一步要探究的是:這些正面敘述是否合適以大鵬譬喻?或於《莊子》文脈中已另有其他譬喻?
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以薪柴譬喻形軀,當薪柴燃盡,人之心神靈魂卻有如火焰般延燒至另塊薪柴,綿延不絕。〈齊物論〉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描述如是工夫最終將能臻至齊物之最高境界,泯除壽夭、死生的分別,使一己生命與天地同壽,與世間萬物渾然一體。當臻於宇宙萬物與我合而為一之境,其到達的無窮境域自當比儒家欲平治之「家」、「國」、「天下」更為遼闊。若心神不滅、生命永恆,則相較於儒家欲庇蔭、影響的千百世代,實更為久遠。倘以如是究竟境界與〈逍遙遊〉中的「大」者相較,將發現表徵空間之遠的大鵬,不論關懷、庇蔭的空間是一家、一國乃至於整個天下,均不可能廣於與萬物渾然一體的「萬物與我為一」之境;且表徵時間之長者,不論是壽至八百歲的彭祖、「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的冥靈,甚或「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的上古大椿,其年壽皆不可能長於與天地同壽的「天地與我並生」之境。或許正因莊子對《莊》學所提供之工夫進路、所能臻至之境界有如是期許,因此於〈逍遙遊〉中,當先秦儒家所推崇之典範人物堯與表徵《莊》學典範之許由、姑射四子交接時,堯才以小小的火把(「爝火」)、人為的灌溉(「浸灌」)自比,以示其與象徵《莊》學典範之普照天下的「日月」、澤及萬物的「時雨」境界的懸殊差距。
那麼,莊子是否曾以象徵或意象指涉達到此最高境界的得道者?〈逍遙遊〉: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為!
許由自比為在林中深處築巢的小小鷦鷯,所需僅僅只是一處枝頭,而非整片森林。固然說明許由對物欲的淡薄,也可見其意不在經驗世界中的有形建樹。「巢」與下文「歸休乎君」、〈齊物論〉「知其所歸」之「歸」相應,點出其有明確一致的「所圖」與「所歸」目標。許由回絕欲讓天下的堯:「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為!」清朱桂曜以「歸休」為「終止之辭」,113可知許由致力之工夫並非要遠徙至九萬里之外,而是要終止、歸宿於一地。其所致力成就的乃是一己心身境界之「冥」,而非外在功業之「迹」;面對可能連帶成就的外在功業,只是「為是不用而寓諸庸」(〈齊物論〉)地將生命寄託在某一人間世的職司中,在其中陶冶長養一己身心。許由欲止於何處?明陳榮選指出:「歸休乎君,猶真藏神之意。」114傳統身體觀認為心、肝、脾、肺、腎五臟不僅具有生理功能,更是靈魂於身體中的居所,具精神層面作用。115歸返此內藏之神,「休息乎真君之舍」,116便是要將修鍊工夫投注於修養真正「君」、「宰」此身的精神、靈魂。
然而,由〈逍遙遊〉中惠子以「大而无用」的大樗樹譬喻譏嘲莊子之言,則可見於莊子身處的時代,社會、文化主流價值率皆「以物為事」、「以天下為事」,不管是追求物欲滿足,抑或執守仁義、是非為務,莊子思想恐將如同惠子所謂「眾所同去」,為眾人所鄙棄不取。
除「歸」、「巢」外,〈應帝王〉終篇可見另一表徵得道者的意象: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地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行動迅速的「儵」與「忽」發現渾沌因沒有眼、耳、口、鼻等七竅感官,無法如常人般觀看、聆聽、品嚐、嗅聞,於是每日為渾沌開鑿一竅,渾沌卻於七竅齊備之日死亡。此寓言正呼應《老子》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117
汲汲營營追求絢麗的色彩、美妙的樂音、美好的滋味、刺激快意的遊樂、珍貴難得的物品時,心也隨之躁動紊亂。因此若將心靈視為最珍貴的目標,便不應為追逐外在的事物而使內心動盪不安。118「歸」、「巢」與「渾沌」均象徵歸零——回到原點,歸返生命中往往不被注意,卻最為重要的自己。
若莊子選擇以回到原點的「歸」、「巢」、「渾沌」作為得道者的表徵,而非行動迅速的「儵」與「忽」,則〈逍遙遊〉中飛到九萬里外,遠徙南冥的大鵬,就絕非《莊子》書中得道者的象徵。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