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風」譬喻中「乘／御」力的等級

　　倘若暫時卸下《莊子》內七篇的篇章界限、藩籬，將可發現：莊子不斷以「水」與「風」，象徵投身於世之人與外在人、物的際會互動。

（一）解碼「水」、「風」象徵

　　莊子以「水」、「風」象徵人與外在世界的機緣互動，正如大鵬鳥飛上九萬里高空回望照見的：「生物之以息相吹」（〈逍遙遊〉），萬物的氣息是相互吹呴滋養，彼此依存影響。倘由「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角度檢視〈逍遙遊〉，可發現身形巨碩的鯤，需有深廣的冥海始能供其生存優游；當鯤化為鵬欲往南冥飛去，需有深達三千里的大洋供牠起飛（「『水』擊三千里」），有高達九萬里，形如羊角，騰捲而上的飆風載牠上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還需憑藉相隔六個月才會碰上一次的大風海動（「六月一『息』」、「『海』運」），方可能完成飛徙南冥的壯舉，莊子以此揭示人間世一切成功的背後，都需仰賴諸多外在機緣的配合。

　　莊子於〈逍遙遊〉具體解析大鵬飛往南冥所依賴的外在機緣：大鵬鳥欲飛往南冥，不只需要水的蓄積（「『水』之積」），也需要深厚強勁的風來承載（「『風』之積」），倘若機緣不足，便如傾倒在低窪處的一杯「水」，小小的水窪雖能供草葉行舟（「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但若放入遠較草葉沉重的杯子，便將膠著不動（「置杯焉則膠」）。說明相同的外在機緣，既可為助力，亦可能成為阻力，當大風吹起，整個海洋都為之洶湧動盪時，形如羊角、高達九萬里的飆風可使舟船翻覆、造成災害，但大鵬卻能乘著這樣的風暴飛上青天、飛向遙遠的南冥天池。莊子似乎有意藉此使讀者看見：同樣是與「水」、「風」機緣的際會，卻可能因個人所具能力或應對態度、方法的殊異（「所用之異」），而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例如同樣是使用容量達五石的大葫蘆（「而實五石」），惠子選擇用之盛「水」，重得無法拿起（「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開作水瓢，又沒有甕缸可以容得下它（「瓠落无所容」），因而認定大葫蘆是「无用」之物；莊子卻將大葫蘆綁在腰上作為腰舟浮在「水」上，於江湖之中自在悠游（「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又如同樣持有保護手不因泡「水」而凍傷龜裂的藥方（「不龜手之藥」），宋人世世代代只用來漂洗棉絮維生，賺取微薄酬勞（「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買到祕方的外地人卻能幫助吳國在與越國的「水」戰中取得勝利，得到封地采邑（「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由上述芥、杯、大瓠、不龜手之藥等與「水」的際遇可見，不同的使用方法可以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所用之異」），可知同樣一項機緣，是助力或阻力實取決於一己之用，蘊藏無限可能。縱使是失常的氣象（「六氣之辯」），連浩渺的雲夢大澤都要燒起來的乾旱（「『大澤』焚」〔〈齊物論〉〕），連黃河、長江都結冰的酷寒（「『河漢』沍」〔〈齊物論〉〕），揚起海嘯的颶風（「〔飄〕『風』震『海』」〔〈齊物論〉〕），如此對於一般人而言可能造成傷害的異常天候，亦具備成為人生助力的可能。人置身其中，可以是姑射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的「物莫之傷」（〈逍遙遊〉），也可以是〈齊物論〉中「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芸芸眾生心識轉變無窮、「日夜相待乎前」所致的沉淪與滯「溺」。如果「水」是個人生命、生活中必然的遭逢，那麼個人可充實的應對能力、態度與方法究竟為何？

　　莊子於〈齊物論〉中，更藉南郭子綦之口，以「風」吹過無數竅穴象徵人之感官與外在世界際會的實況：

　　「風」，是大地呼出的氣息（「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不吹則已，一旦吹起，大地上的無數竅穴便隨之發出怒號（「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號】」）。莊子似乎刻意以鼻子、嘴巴、耳朵（「似鼻，似口，似耳」）等感官的形象狀寫山林大木竅穴的形狀，使讀者聯想到，人的鼻、口、耳等感官接收、回應外在世界訊息，正有如這些樹洞與大風交接發出蘊含種種情緒反應的聲音：或激動叫喚、大聲呼喊、喝叱謾罵，或唏噓嘆息、呼叫、哭號、悲哀深切的低吟，或只同一陣鳥鳴一般（「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且當微風吹過便小聲應和（「泠風則小和」），疾風呼嘯而來便劇烈回響（「飄風則大和」）。這些風吹過竅穴發出的聲音——情緒性的小聲應和或者劇烈地回響——都彷彿刻畫人的感官受外界影響而產生種種情緒攪擾內心的實況。

　　莊子續於〈齊物論〉具體描寫感官受外界影響攪擾的實況：人每天與世界交接互動，心也往往就此不停地與各種外在的機緣、情境交爭戰鬥（「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產生如歡喜、憤怒、悲傷、快樂、對尚未發生的事過多地揣想、不斷地慨嘆過往、對已決定的事反覆不定、恐懼屈服、輕浮躁動、放縱奢華、情欲張揚、驕傲自誇（「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等情緒攪擾自身，執著於一己認為之是非（「其留如詛盟」），於其中消磨減損生命力（「其殺若秋冬」），沉淪滯溺於人生的水風機緣之中，以致再也無法回復原初的樣態（「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人與外在機緣、言語相際會，種種情緒就像從虛孔中吹奏出的各種樂音，又像濕熱之氣薰蒸而生的毒蕈（「樂出虛，蒸成菌」），日以繼夜、永不休止（「日夜相代乎前」）。莊子並於〈人間世〉中以變動不定的流「風」、「水」波譬喻人的言語（「言者，風波也」、「風波易以動」），指出言語也等同外在際遇，可能使聽者產生種種紛亂的情緒，擾動本可平靜無波的心靈。

　　上述所舉「水」、「風」之例，在在顯示倘若不能正確應對，一切機緣情境都可能是造成挫折、傷害的阻力。莊子於〈大宗師〉即以「夢為魚而沒於淵」，點出人往往就在人生這場大夢之中，化身為魚，一生泅泳於「水」、「風」際會中，不斷被影響、擾動地度過一生。〈應帝王〉中提及「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一心追求平治天下的人有如置身在汪洋之中，卻還想鑿一條河，傳達面對外在世界的「水」、「風」際會，投身其中之人往往未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未能妥善利用所面臨的水風機緣，以致徒勞無功。

　　那究竟應如何應對水風機緣？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強調當令樹洞竅穴激烈回響的大風一停歇，所有的竅穴便立時於當下回復虛空寂靜（「厲風濟則眾竅為虛」），風止實垂，只留下垂掛在草木枝頭輕輕搖動的甜美果實（「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莊子似乎正以這場大地演奏的「怒」、「虛」變化，為人類感官遭逢人間世的種種際遇，提供一個可堪效法的自然典範：即便厲風吹來造成種種「攖」擾，不論外在的機緣如何紛亂動盪，仍致力心境如風止還虛的竅穴般，歸返虛空平靜。59

　　南郭子綦最終即以「使其自己」、「咸其自取」回答弟子顏成子游「敢問天籟」之問：

　　南郭子綦指出，每一陣風吹過形質氣稟各不相同的萬物，所以會產生各式各樣、截然不同的聲響與影響（「吹萬不同」），並非被外界吹來的風所決定，而是「使其自己」、「咸其自取」，由自己所選擇、決定。面對生命中的種種外在機緣，心靈是攪擾不安（「怒」），抑或是虛空平靜（「虛」），全憑自主，生命的主體性由是體現。61

　　倘如莊子所言「使其自己」、「咸其自取」、存在選擇的可能，則與水風機緣的際會間，當有工夫、修鍊途徑可說，使人得以藉此做出妥善的抉擇與應對，乘御生命中一切「水」、「風」際遇。

　　由《莊子》書中對體道者的描繪，可見其與水風互動的情狀：上古的「真人」縱使置身大水中，濕氣無法浸淫其身（「古之真人……入水不濡」〔〈大宗師〉〕）；姑射之山的「神人」沒有任何外物能傷害其心身，即使漫天洪水也無法使其淹溺，讓金屬、石頭都熔化，土地和丘陵皆焦灼的嚴重旱災，神人也不覺煩熱（「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逍遙遊〉〕）；身心修養臻於極致的「至人」，縱使際會能使大澤焚燒起火的酷熱、使江河都結冰的嚴寒、掀起海嘯的巨風，亦不會受到傷害，不會為驚恐等種種負面情緒擾亂內心的平和（「『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震『海』而不能驚」〔〈齊物論〉〕）。

　　由體道者如何與異常的「水」、「風」際會互動，可知一旦循其工夫通往最高境界，將能乘御一切際遇，具備「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逍遙遊〉）的修為，能安然隨遇於正常的節候與人生的順境，且能駕馭失常的氣象與人生的逆境。面對所有「生物之以息相吹」（〈逍遙遊〉）的機緣遭遇，都能透過修鍊工夫將其轉化成正面的助力，如此便能在無窮百變的境遇中，自在地乘御遨遊（「遊无窮」〔〈逍遙遊〉〕），縱使面臨死生巨變也能安然以對，更遑論區區事物的利害（「死生无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齊物論〉〕）。

　　然莊子提出的修鍊工夫，並非要教導眾人在人間世中如何乘勢、順勢而成就人世間的功名利祿。事實上，莊子從未將外在事物當作生命中重要的目標（「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孰肯以物為事」〔〈逍遙遊〉〕）。雖然〈逍遙遊〉中，莊子用「水」的意象，以人為「浸灌」譬喻堯，以天降「時雨」譬喻許由，乍看是側重彰顯兩者對外在世界貢獻的小大之異。然倘從心靈修鍊工夫的角度切入，深入追索〈逍遙遊〉的水風譬喻，將會發現其中蘊藏更為豐富的內涵。莊子筆下的姑射神人對於外在世界所求只是吸納清風，啜飲露水（「吸『風』飲『露』」）；莊子並藉許由對於堯讓天下的回答：「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指出就像土撥鼠到河邊喝水般，頂多只是喝到肚子鼓起來，其對外在事物所需、所欲極少，可知「時雨」不僅非其核心目標、甚至不曾是刻意追求之標的，而僅是順其自然、伴隨而來之效驗。由此可見《莊》學工夫於「水」、「風」機緣中所求非是外在的成就，而是內在心靈能力的錘鍊長養。

　　莊子曾於〈德充符〉以「水」譬喻鍊就此般能力者所成就的內在心靈境界：

　　水面之所以能平，是因為有大量的水安靜匯聚的緣故（「平者，水停之盛也」），因為已能包容一切順逆之境，其心靈境界便能如不隨外在變化而起落動盪的平靜水勢，不因「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等種種外在際會攪擾浮動（「內保之而外不蕩」、「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正因心靈有如一片寬闊平靜的大洋，故可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基準、法度，而如是安定的心靈也使萬物都欲歸往效法（「其可以為法」）。

　　〈德充符〉篇並見莊子以「水」之止形容王駘臻至「常心」的心靈境界：

　　一旦進入無得失分別、恆常寧定的心靈境界（「常心」），人自然便欲歸往、聚集到他身邊（「物何為最之哉」）。莊子指出這是因為人不會把波動的流水當作鏡子來照見自己，而會在靜止無波的水面上鑑察自身（「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因此唯有自己的心靈先能靜止，不再擾動，才能如實照見世界的真實樣貌，進而讓芸芸眾生也隨之靜止下來，不再攪擾內心（「唯止能止眾止」），而令眾人願意與之相逢、親近。

　　莊子於〈齊物論〉中同樣以「水」形容心靈最自然原初的「天府」境界：

　　莊子描述這樣的心靈，在應對世間一切機緣際遇時，就像一個容量無比寬廣深厚的容器，不論如何往裡注水，都不會因此溢滿；不論如何取用，又總是不會竭盡、從未匱乏，卻不知道這源源不絕的智慧是從何而來，莊子並以若有似無、明亮而不耀眼的「葆光」描繪此般寧定平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心靈至境。

　　　　然而莊子的心靈工夫並非只關涉純粹的心靈修為，而是能使心、氣、形三者同步長養的工夫。62莊子於〈應帝王〉描述壺子的得道境界，即以「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等三種「水」勢象徵壺子的氣機狀態。首先，壺子展現如「地文」的「杜德機」樣態，將活潑的氣機都杜絕停止，就如同靜止的水蓄積的深淵，表面上看起來靜止不動，卻也未停，暗中仍有生氣蘊蓄萌發（「『止水』之審為淵」、「萌乎不震（誫）不（正）【止】」）。壺子繼而展現如「天壤」的「善者機」樣態，呈現天地之氣交會暢行，生機勃勃的正面氣機，如同流動的水匯集的深淵（「『流水』之審為淵」）。最後，壺子向季咸呈現至虛、沒有任何跡象朕兆的「太沖莫勝」之境，呈現「衡氣機」神氣調和、充沛平衡的狀態，如同鯨魚盤桓的至深之淵（「鯢桓之審為淵」）。莊子以「水」作譬喻狀寫體道者的三種氣機狀態，顯見心靈境界與形氣狀態實能交相調和，一同升進，當人的心靈具備能夠承受所有外在正變、順逆的能力，其體內氣機也將同步增長，日益磅礡充盛。63

　　　　莊子最終甚至以「水」喻「道」，象徵天地之間的一切際遇，盡皆能成為體道的助力。〈大宗師〉：

　　莊子用魚兒得以自在同遊的江湖之「水」，譬喻能使人成全彼此生命的「道」。「水」能讓魚在池裡穿梭來去，獲得充足的食物供給（「穿池而養給」）；「道」則能使人彼此之間不產生爭端，生活容易感到滿足（「无事而生足」）。莊子以同樣用來象徵世間一切際遇的「水」喻「道」，正點出「道」非外於人世現實的抽象概念，而存在於一切際遇之中，所有外在世界「水」、「風」的際會機緣，都可以成為體「道」、得「道」的助力。

（二）解碼「乘」與被「乘」

　　水、風象徵，既代言投身於世之人與外在世界無可避免的互動、影響，同時展演人可以乘御際會的正面事例，或呈現為境遇所乘，陷溺其間難以自拔之人生樣態。檢視《莊子》內七篇中關於「乘」、「御」、「培」文本，發現可將所具乘御之力分為三類：

1.仗勢之「乘」

　　初階為〈人間世〉中所言：「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言居上位的衛君勢將「乘」駕臣屬之上，倚仗地位權勢欺凌、壓迫臣屬；居下位者，則置身無力翻轉形勢的被「乘」處境。

2.有待天時地利之「乘」

　　　　二階則如〈逍遙遊〉中「搏扶搖而上」「搏扶搖羊角而上」、能「培風」的大鵬，或者能「御風而行」的列子，能夠駕御外在有利的風勢高飛入天，泠然而行，但仍有待於那風、那外在機緣的配合。

3.無待時地之「乘」

　　最高階則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逍遙遊〉）、「乘物以遊心」（〈人間世〉）、「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應帝王〉）等，不僅能安然隨遇於正常的節候與人生的順境、乘正而行，且能駕馭乖變失常的天地之氣或人生的逆境，具有無論置身何時、何種境遇都能操控駕御一己於情境之中，自在乘御遨遊，「勝物而不傷」（〈應帝王〉）使身心無擾的能力。

　　Lakoff與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一書中論及「空間方位譬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舉凡與空間方位有關的譬喻，如：上下—進出—前後—深淺—中心邊緣等，Lakoff與Johnson稱之為「空間方位譬喻」。這些空間方位以概念相關性為考量，組織起整個概念系統，且出自於「我們有身體」的這個事實。因此譬喻性空間方位並非任意性的，而是立基於我們肉體與文化的經驗。64如：「乘人而鬬其捷」（〈人間世〉）凌壓臣屬的衛君；能夠乘在風上圖南的大鵬；四處遨遊的列子（〈逍遙遊〉）；能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得道者。高位的處於優勢，低位的則處於劣勢，凸顯「高位是上，低位是下」與「操控是上，被操控是下」的概念。65在《莊子》的價值體系裡，能夠乘在風上圖南的大鵬；四處遨遊的列子；或能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得道者，與欺壓臣屬的衛君，雖分居典型正負的兩端，但倘卒讀《莊子》全書尋繹反覆出現的「乘」、「御」、66「培」、「勝」論述，將發現莊周向讀者再三致意者為：凡人皆具能從為物所「傷」、所「勝」、所「乘」的逆境中，翻轉、升進為「乘物」（〈人間世〉）與「勝物而不傷」（〈應帝王〉）的可能性。

　　透過比較《莊子》內七篇中的乘／御論述似乎不難辨析，無待時地之「乘」，方為《莊子》書中「乘」、「御」之力最高境界的體現。那麼大鵬之「乘」是否也堪稱「無待」？是否合適被詮釋作「無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