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念療法擺脫憂鬱情緒

牛津大學的約翰·蒂斯代爾小組公佈了一項重大發現,即正念認知療法可將重度抑鬱症的複發率降低50%左右,這一發現激勵著後人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畢竟,目前還沒有哪種藥物療法能將重度抑鬱症的複發率降低50%。如果某種藥物也可以達到如此良好的療效,那麼其製藥公司將從中獲利頗豐。

顯然,我們需要更加嚴謹的研究。蒂斯代爾的初步研究未設置對照組,所以不能被視作對比研究。蒂斯代爾在牛津大學最初的科研合作伙伴之一馬克·威廉姆斯率先展開了相關研究。他的研究團隊招募了近300名重度抑鬱症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對這些患者而言,藥物治療已經無法確保抑鬱症不再復發,由此看來,他們和原始研究中那些難以治癒的患者情況相同。

但這次,研究人員將病人隨機分配到接受正念認知療法的小組或兩個陽性對照組之一,並對其進行為期6個月的追蹤記錄,以觀察他們有沒有復發的跡象。在研究人員設置的兩個陽性對照組中,一組病人學習認知療法的基本知識,另一組只是得到普通的心理治療。[4]研究結果表明,在治療有童年創傷史(可導致抑鬱症進一步惡化)的患者方面,正念認知療法更加有效,其療效與治療普通抑鬱症患者採用的標準療法相當。

不久之後,一個歐洲研究小組發現,對一個類似的重度抑鬱症小組而言,藥物療法無法幫助他們,但正念認知療法可以改善他們的症狀。[5]這也是一項設有陽性對照組的隨機研究。截至2016年,研究人員共進行了9項相關研究,研究對象共涉及1 258名患者。根據這9項研究的元分析結果可推斷出,在之後的一年時間裡,正念認知療法有效降低了重度抑鬱症的複發率。抑鬱症患者的病情越嚴重,正念認知療法對患者的幫助越大。[6]

約翰·蒂斯代爾的合作者之一津德爾·西格爾對正念認知療法的有效性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歸因研究。[7]他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對重度抑鬱症的康復患者進行了比較研究,其中一些患者接受過正念認知療法的治療,其餘患者則接受標準認知療法的治療(未接受過正念療法)。經治療後,顯示出腦島活動大幅增加的患者的複發率降低了35%。

原因何在?在後來的分析中,津德爾·西格爾發現最好的結果發生在那些最有可能“不以自我為中心”的患者身上,即這些患者能夠跳出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將其視為過眼雲煙,而不是被“我的思想和情緒”左右以致失去自制力。換言之,這些病人變得更加理智。他們在正念練習方面傾注的時間越多,其抑鬱症復發的可能性就越小。

大量的研究證明正念療法可有效治療抑鬱症,持懷疑態度的醫學界最終認可了這一結論。

運用正念認知療法治療抑鬱症的前景廣闊,而且用途多種多樣。例如,有抑鬱症既往病史的孕婦自然想要確保自己在懷孕期間或生完孩子後不會再度抑鬱,因此她們在懷孕期間服用抗抑鬱藥物也是可以理解的。與此相關的一個好消息是心智和生命暑期研修班的畢業生索娜·狄米珍(Sona Dimidjian)帶領的團隊發現正念認知療法可降低這些孕婦再度抑鬱的風險,這表明正念認知療法可作為一種可行的藥物替代療法。[8]

來自瑪赫西管理大學的研究人員教授囚犯練習超覺靜坐,並將其與監獄的標準化項目進行對比,他們發現,4個月以後,練習超覺靜坐的囚犯在創傷、焦慮和抑鬱方面的症狀有所減輕,而且這些囚犯的睡眠質量也有所提高,並感覺到生活壓力也有所緩解。[9]

此處舉出另一實例。青少年時期充滿焦慮的人可能會早早出現抑鬱症狀。2015年,在美國12~17歲的人群中,有12.5%的人(約300萬名青少年)上一年至少出現了一次重度抑鬱症狀。抑鬱症有一些比較明顯的症狀,如消極的思維方式、嚴厲的自我批評等,有時也會出現一些輕度的症狀,如無法入睡、難以思考、呼吸短促等。專為青少年制定的正念療法項目減輕了抑鬱症的顯著症狀及輕度症狀,其療效可持續至治療結束的6個月後。[10]

儘管每一項研究似乎都很有前途,但想要達到嚴格的醫學評審標準,還需要在重複實驗的基礎上升級研究設計。儘管如此,對患有抑鬱症、焦慮症或疼痛症的人來說,正念認知療法(或超覺靜坐療法)有可能減輕其症狀。

問題來了,正念認知療法或其他形式的冥想療法可不可以減輕其他精神疾病的症狀呢?如果可以的話,其機理是什麼呢?

讓我們回顧一下斯坦福大學的菲利普·戈爾丁和詹姆斯·格羅斯所做的研究(我們在第五章中對此進行過討論),他們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實施正念減壓治療。集會時,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可能會表現出怯場甚至害羞。令人驚訝的是,社交恐懼症是一種很常見的情緒問題,影響著6%以上的美國人(約1 500萬人)。[11]

為期8周的正念減壓療法課程結束後,患者感到焦慮症狀有所減輕,這是一個好的跡象。也許你會回憶起讓研究變得饒有興趣的下一部分:病人會聽到令人煩惱的措辭如“人們總是評判我”,在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群中,這是引起他們恐懼的常見心理暗示之一,此時病人會進行呼吸意識冥想以管理情緒,同時接受腦部掃描。病人稱在聽到此類觸發情緒的話語時,焦慮感較平時有所減少,同時杏仁核部分的大腦活動減少,注意力神經迴路的大腦活動增多。

這種針對大腦潛在活動的窺視可能暗示著未來研究冥想如何緩解精神問題的方向。近年來,至少到撰寫本書的此刻為止,相關研究依賴該領域的“診斷和統計手冊”(DSM)中所列出的舊範疇下的精神病學科目。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作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主要資金來源機構,認為不值得開展此類研究。

儘管“診斷和統計手冊”中列舉出不同種類的“抑鬱症”等心理疾病,但是研究所更傾向於將特定症狀集群及其潛在的大腦回路作為研究重點,而不是僅僅研究“診斷和統計手冊”中所列舉的類別。例如,按照這些原則,我們想知道如果牛津大學的研究結果(正念認知療法可有效治療有創傷史的抑鬱症患者)是否同時也表明,相比間歇性抑鬱症患者,活性過高的杏仁核可能更多地存在於頑固性抑鬱症患者的子群中。

當我們思考今後該如何進行研究時,應考慮另一些問題:與認知療法相比,正念療法的附加價值究竟是什麼?相比現代標準的精神治療,冥想(包括其在正念減壓療法和正念認知療法中的應用)在治療哪些心理疾病時能夠更好地緩解症狀呢?這些方法應不應該與那些標準的干預療法一同使用呢?還有,針對特定的心理疾病,哪種冥想法效果最好呢——而我們在冥想時,潛在的神經迴路是什麼?

迄今為止,這些都是未解之謎。我們正在嘗試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