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名弟子請禪師為他題一幅有關“大智慧”的字。
禪師毫不猶豫地提筆寫下“專注”二字。
他的弟子有些沮喪，問道：“就是這個？”
禪師不語，再次提筆，寫道：“專注。專注。”
弟子未能領悟，反而有些惱火，並向禪師抱怨道：“這並無智慧可言。”
禪師依舊沉默不語，寫道：“專注。專注。專注。”
弟子十分苦惱，想知道“專注”是什麼意思。禪師答道：“專注即注意力。”[1]
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出版的《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對禪師想要暗示的內容做了明確的闡釋：“這種一遍一遍把自己遊走的思緒拉回來的能力是判斷力、美德、意志力最根本的體現。”在書中他還寫道：“優質的教育應當培養這種能力。”
他又在大膽設想的基礎上做了補充：“明確這一設想很容易，但為其提供實踐指導很難。”
雖然去印度之前理查德已經讀過此書，但在經歷了葛印卡內觀課程的滌盪後，書中的話又像電波一樣在他的腦海裡閃現。
對理查德而言，這既是一個開創性的時刻，又是一個智慧的轉折點。他憑直覺發現，我們已經找到了詹姆斯所尋求的最優質的教育——冥想。不論採用哪種具體形式，大多數的冥想都需要對注意力進行再次培養。
回顧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我們讀研究生的時候，全球對注意力的研究很少。日本研究人員做過一項研究，將冥想與提升注意力構建聯繫。[2]他們將一臺腦電圖機帶入禪堂，在僧人冥想的同時，給他們播放一連串毫無波動的聲音。腦電圖會記錄下僧人在此過程中的大腦活動。隨著播放的進行，大多數僧人表現得與常人無異，但三位高僧除外，聽到第20遍時，他們對於聲音的反應仍像聽第一遍時一樣強烈。這是一則轟動性的新聞：通常，我們的大腦會逐漸屏蔽掉這些噪聲，聽到第10遍已不會再做出反應，更不用說第20遍了。
神經系統對重複聲音反應減弱這一現象叫作“習慣化”。雷達操作員在極其空曠的天空中掃描信號時，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在進行單調乏味的工作時，人的注意力會減弱，由此給雷達操作員帶來困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心理學家曾被問及如何讓雷達操作員保持警覺狀態，關注到這一問題的實際原因是雷達操作員出現了注意力疲勞。自那時起，人們才開始對注意力進行科學研究。
通常我們注意反常的事物，只是為了確保其不會構成任何威脅，或者僅僅是為了將其分門別類。一旦確定其是安全的或熟悉的，習慣化會讓我們不再對其關注以節省腦力。這種大腦動態變化的一個弊端是：我們會習慣所有熟悉的事物，如牆上的照片、每晚同樣的晚餐，甚至可能是我們的親人。習慣讓生活井然有序，但略微單調。
大腦習慣於使用我們與爬行動物相同的腦回路——腦幹網狀激活系統（RAS），這是當時已知的少數與注意力相關的腦回路之一。當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看陳年舊物時，習慣化的大腦皮質迴路會抑制腦幹網狀激活系統，從而保持該區域的平靜。
相反，當我們遇到一些新的或驚人的事物時，敏化機制會激活腦幹網狀激活系統，然後通過其他腦回路處理新事物——好比一件嶄新的藝術品取代了一件司空見慣的藝術品。
加入斯坦福研究院的英國神經科學家埃琳娜·安東諾娃（Elena Antonova）發現，按照西藏傳統修行了三年的禪修者在聽到高分貝的噪聲時沒有明顯減少眨眼次數。[3]也就是說，眨眼的反應會持續不變。這（至少在概念上）印證了前文中日本學者的研究——高級禪修者不會對重複的聲音產生習慣化現象。
於我們而言，禪宗本源的研究十分重要。當他人的大腦處於遊離狀態時，禪宗的大腦卻可以保持專注。這與我們參加正念課程時的經歷類似——經過數小時的練習，我們才能強迫自己留意到每一個微小的細節，而非將其忽視。
通過正念冥想，我們可以將注意力聚焦在早已司空見慣的細節和感受（例如景點、聲音、口味等）上，由此，熟悉的事物重新變得令人耳目一新。這種注意力訓練可以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質感深刻的點上，讓舊事物煥發新生，從而豐富我們的生活，避免習慣化。
早期的關於習慣化的觀點是，正念是從下意識的忽視中自動分離出來的，但該觀點僅僅基於我們現有的知識，甚至逾越了人類所能接受的科學範疇，因此並不可靠。早在20世紀70年代，科學界就認為注意力主要由刺激驅動，而且是一種自覺的、無意識的、“自下而上”的腦幹功能。注意力處於脊髓上方的原始結構，而非“自上而下”的皮質區。
該觀點引出無意注意。當身邊發生一些事情時，如電話鈴響了，我們會不由自主地尋找其來源。一種聲音持續到單調乏味的程度時，我們對之也就習慣了，不會再做出反應。
目前，沒有任何科學理論能證明注意力受意志力操縱。儘管心理學家高呼“這種能力是存在的”，並且證明了他們能夠自主控制注意力，但為了與當今的科學標準保持一致，人們選擇性地忽視了心理學家的真實經歷，反過來支持他們能直觀看到的觀點。
這種片面的觀點只陳述了部分情況，而習慣化則解釋了這種不受意識控制的注意力。這種位於大腦底部機制上方的注意力在神經迴路中更為高級，而且能適應不同的大腦動態。
以中腦邊緣系統的情緒中心為例，人類的多數行為都源於自身情緒對注意力的控制。在丹尼爾創作《情商》一書時，他大量吸收了當時理查德和其他神經科學家的新發現——“杏仁核跳動”，即大腦對（在額腦後面）前額迴路威脅（在中腦的情緒腦回路中）進行勘測的執行中心，它具有學習、反思、決策的功能，可讓我們追求長期目標。
當我們產生憤怒或焦慮的情緒時，杏仁核驅動前額迴路；當這種令人不安的情緒達到巔峰時，杏仁核會像強盜般“劫持”我們的大腦，使其喪失執行功能；當注意力受我們主動控制時（正如當我們冥想的時候），我們能自主控制前額迴路，使杏仁核處於靜止狀態。理查德和他的團隊在長期進行靜修的內觀禪修者中發現了這種靜止的杏仁核，人們在接受正念減壓療法的訓練後，也會呈現同樣的效果，儘管效果不是很明顯。[4]
理查德對注意力平穩通過大腦的軌跡進行了追蹤。在20世紀80年代，他創立了情感神經科學，並對中腦情感迴路管控有意注意的方式有了一定的瞭解。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冥想神經科學的創立，研究人員開始關注大腦處於冥想時的狀態，並對前額葉神經迴路如何管控有意注意有了一定的瞭解。如今，大腦的這一區域已成為冥想研究的熱門區域。在某種程度上，前額皮質會受到注意力的各個方面的影響。
與其他物種相比，人類的前額皮質在大腦頂層（即大腦新皮質）中佔有較大比例，而且前額皮質一直是促進人類進化的主要區域。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一神經區域孕育著長久幸福的種子，但也交織著情感上的痛苦與折磨。我們不僅能夠想象美好的事情會發生，而且會被一些煩心事困擾，這些都是前額皮質的表現。
雖然威廉·詹姆斯把注意力視為獨立存在的個體，但如今的科學告訴我們注意力並不指一種能力，而是許多能力。其中包括：
• 選擇性注意力，即關注某一點而忽略其他事物的能力；
• 警覺性注意力，即長時間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能力；
• 分配性注意力，即對身邊細微或快速的變化有所察覺的能力；
• 目標聚焦力，或“認知控制力”，即排除外界干擾，在頭腦中明確具體的目標和任務的能力；
• 元意識，追蹤自己意識特性的能力，比如會察覺到自己走神或犯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