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存在於腦中
舉例來說,如果你用力捏一下自己的手背,大腦的各個系統就會運轉起來。有的系統負責傳達純粹的痛感,其他系統則會傳達我們對這種痛感的厭惡。大腦會把各種感覺整合起來,這讓我們在那一瞬間出於本能地大叫一聲“啊”。
但是,當我們練習正念時,通過數小時對我們體內感覺的詳盡觀察,大腦對各種感覺的整合能力就會弱化。因為當我們集中精神進行觀察的時候,我們的意識也會產生變化。
怎樣使捏後的痛感發生轉變呢?那就要分解痛感的組成部分:捏的強度、疼痛的感覺,以及我們的情感基調——我們不想痛苦,我們迫切希望這種痛感消失。
因此,如果堅持正念練習,那種產生疼痛的掐捏就會變成一種充滿興致甚至平靜的經歷。我們也能夠感受到自身厭惡情緒的減弱,疼痛感隨即會被分解成一些其他可以分散我們注意力的微妙感覺:感受心臟的跳動、身體的熱度和內心情感的強度。
想象一下,一個裝有19公斤水的水桶開始發出陣陣輕柔的嗡嗡聲,這明顯是沸騰的前兆。此時,有一塊約5釐米見方的金屬片被細橡膠管綁在你的手腕上,桶裡的水開始通過橡膠管循環流動。起初,金屬片的溫度令你感到舒適,但是,隨著金屬片溫度的不斷上升,可能在數秒內就升高了幾攝氏度,那種舒適感會快速地變成痛苦,直到最後你再也忍受不了了。假如你的手觸碰到的是一個熱爐子,你會馬上挪開,但是你並不能一下就拿開金屬片,並且在感受了整整10秒難以忍受的高溫後,你確認自己被燙傷了。
然而你並沒有被燙傷,因為你的皮膚還是完好的。你的身體剛剛只是達到最大的痛閾值。為了更準確地檢測痛閾值,梅多克熱刺激器這一設備應運而生。神經學家利用該設備評估中樞神經系統惡化等神經病變的情況。熱刺激器內部設有安全裝置,所以在精確校準最大痛閾值的同時,你的皮膚也不會受到傷害。人們的痛閾值遠不止限於燙傷發生的較高範圍。這也是實驗志願者在確定冥想如何改變我們對痛苦的看法時需要配合使用梅多克熱刺激器的原因。
疼痛主要由我們純粹的生理感覺如灼痛和我們對這些感覺的心理反應組成。[11]冥想理論認為,冥想可能會使我們對疼痛的情緒反應減弱,從而提高我們對熱感的耐受度。
以禪宗為例,從業者會學習如何暫停自己的心理反應,並停止對他們頭腦中或周圍出現的事物進行分類。久而久之,這種精神立場就會逐漸滲透到日常生活中。[12]正如禪宗大師魯思·佐佐木(Ruth Sasaki)所認為的,“經驗豐富的禪師並不只是安靜地打坐”。他又進一步解釋道:“這種可以控制意識狀態的方法一開始確實只能在禪修室裡獲得,但隨後我們要做到的是在任何活動中都能保持這種狀態。”[13]
在對腦成像進行研究時,那些經驗豐富的禪修者和被要求“不冥想”的人在接受腦部掃描時需要忍受熱刺激器帶來的疼痛感。[14]之前我們提到過設置對照組的理由,但這項研究並沒有設置。原因很簡單,這次的研究對象是腦成像,有沒有對照組對該研究影響不大。如果研究結果基於自我報告(最容易被預期所左右)或其他人觀察到的行為(易受偏差影響),那麼設置對照組就很重要,但是涉及人們的大腦活動時,他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對照組就沒那麼重要了。
在禪宗學習者中,經驗豐富的學員不僅能夠控制自己承受更多的痛苦,而且在經歷痛苦時,大腦中負責執行、評估和情感的區域也沒有什麼活動——通常,當我們處於強壓之下時,大腦所有區域的活動都會變得頻繁起來。顯然,他們的大腦似乎斷開了負責評估的執行中心迴路(這好疼)和負責感知身體疼痛的迴路(這會造成燒傷)之間的常規聯繫。
簡而言之,禪修者對痛苦的反應看起來似乎沒有感覺。用更專業的話來說,他們大腦中的高級區域和低級區域表現出了對痛苦的“功能性解耦”——大腦中負責感知的區域接收到了疼痛,而負責思考與情感的區域對疼痛沒有反應。這為在認知治療中使用的策略提供了一條新思路:重新評估這種巨大的壓力,以一種不太危險的方式來思考,這樣可以減輕其主觀上認知的壓力嚴重程度以及大腦對壓力的反應。雖然在這裡禪修者似乎採用了一個未經評估的神經策略,但這其實契合了禪宗本身的思想。
仔細閱讀本節內容,你會發現禪修者和對照組之間的差異只在傳遞一個顯著的特質效應時才被提到。在最初的基線讀數期間,溫度會成階梯狀緩緩升高,以此來校準每個人精確的最大痛閾值。禪修者的最大痛閾值要比非禪修者高2攝氏度。
這聽起來可能不多,但是因高溫而感受到疼痛的方式意味著溫度的輕微上升就會對主觀意識和我們的大腦反應產生劇烈的影響。儘管2攝氏度的差異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造成的痛苦差異是巨大的。
不過,研究人員也適當地對此類特徵性結果持懷疑態度。因為選擇堅持冥想的人以及在中途退出的人也可以解釋這些數據;也許選擇堅持冥想多年的人在特質效應方面已經不同了。“相關性並不意味著因果關係”這一論斷就適用於此。
但是,如果一個特質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實踐的持久效應,那麼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解釋。當不同的研究小組提出相似的特質研究結果時,我們也就更加重視這些趨同的結果。
相比禪修者在打坐時將自己從過度疲勞的壓力中解脫出來,那些常年在工作中經受持續不斷的壓力,想把自己從疲憊和無望的狀態中解救出來的人則需要做得更多。職業倦怠在護士和醫生等相關醫療保健職業以及那些在家裡照顧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等疾病的親人的人中越來越常見。當然,在面對各種持續不斷被要求的最後期限,比如技術公司初創時期的各種繁忙事物,或者面對粗魯客戶的咆哮時,任何人都會感到筋疲力盡。
由此看來,這種長期的壓力讓大腦變得更糟。[15]對多年來每週工作時間長達70個小時的人進行腦部掃描,可以發現其杏仁核增大,前額葉皮質區域之間的聯繫較弱,杏仁核在人們出現不安情緒時刻的活動減少。所以,當壓力大的工作者看到那些令人不安的圖片時,他們無法做到減少自己的情緒反應——從技術上來說,這是“減量調節”的失敗。
就像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一樣,倦怠的受害者無法停止他們大腦對壓力的反應——即使在恢復期間也沒有很好的治療辦法。
有研究結果間接支持冥想能幫助人快速恢復,這一消息令人非常振奮。理查德實驗室與卡羅爾·裡夫指導的研究小組之間的一次合作把重點放在了美國一項大型多地點且參與者為中年人的研究。他們發現,一個人的生活目標感越強,他從實驗室壓力源中恢復得越快。[16]
目標感和生活的意義可以讓人們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挑戰,人們通過快速恢復的方式得以重塑。正如我們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樣,裡夫在她的研究中發現冥想似乎可以提升幸福感,包括提高一個人的目標感。那麼,有沒有證據可以直接證明冥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沉著地應對煩惱和挑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