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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與腦的知識革命
Revolutions in Understanding Mind and Brain
懷疑愈大，覺醒愈大；懷疑愈小，覺醒愈小。若無懷疑，必無覺醒。
──張澄基，《禪道修習》
你活在屬於你的一小段時空中，但這段時空不僅是你自己的人生，而是所有與你同時存在的生命之總和……你的生命是一段歷史的展演。
──羅伯特．潘．華倫，《世界夠大，時間夠長》
一九六○年代末，我在升上醫學院二年級前先休學一年，恰好見證精神疾患醫療處置的重大轉變。當時我找到一份優渥的工作，是在麻州精神衛生中心的臨床研究病房擔任助理，負責幫病人安排休閒活動。長久以來，麻州精神衛生中心被視為全美最好的精神科醫院之一，是哈佛醫學院教學王國的皇冠之珠。我所屬病房的研究目標是：確認那些初次心智崩潰的年輕思覺失調症患者最適合的醫療處置是心理還是藥物治療。
當時在麻州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疾患的主要治療方式仍是採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衍生的談話治療，但是在一九五○年代早期，一群法國科學家發現一種新的化合物，氯丙嗪（商品名：托拉靈），能讓病患「平靜」，減少他們的躁動和妄想。這個發現振奮了醫學界，希望能發明新的藥物治療嚴重心理問題，例如憂鬱、恐慌、焦慮和躁鬱，以及控制思覺失調症最令人困擾的症狀。
病房的研究內容與我這個助理毫不相干，也從來沒人告訴我，哪位病患正在接受什麼治療。他們的年紀都與我相近，是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或波士頓大學的學生，有些人曾經試圖自殺，也有些人拿刀子或刀片傷害自己，還有幾個人曾經攻擊室友，或是做出意想不到、荒謬的舉動，嚇壞了父母和朋友。我的工作就是幫助他們參與大學生會做的一般休閒活動，例如到當地的披薩店用餐、去附近的州立森林區露營、看紅襪隊的球賽，或在查爾斯河玩風帆等。
當時我在精神醫學領域完全是新手，參加病房會議時總是全神貫注，試圖解讀病人奇異的言語和邏輯，我也學著處理他們莫名的情緒爆發和畏懼時的退縮行為。有一天早上，我發現一位女病人像個雕像似地站在她的房間，一隻手臂舉起作防禦狀，表情看起來像是嚇呆了。她就這樣僵立了十二小時以上，醫師們告訴我，這種狀態稱為僵直症，我查了幾本教科書都找不到能處理這種情形的方法，只好放著，讓她的發作自然結束。
我在病房度過許多夜晚及週末，這讓我接觸到醫師在短暫的訪視中不曾發現的事情。這些病人睡不著的時候，常裹緊睡袍在昏暗的護理站徘徊、找人聊天。夜晚的寧靜似乎有助於這些人敞開心房，向我訴說自己曾經被打、被強暴或被猥褻的故事，加害者往往是父母，有時是親戚、同學或鄰居。他們揭露各種回憶：夜裡無助又害怕地躺在床上，聽著母親被父親或她男友毆打、父母對彼此吼出恐怖的威脅，或家具被砸毀的聲音。有些人跟我說，他們在父親喝到爛醉回家時，聽到他的腳步聲愈來愈靠近，卻只能等著他走進房間把他們拖下床，用編造的罪狀懲罰他們。還有幾個女病人描述過去曾如何難以成眠，僵躺在床上等候無法逃避的命運：被兄弟或父親性侵。
年輕醫師會在晨會向督導報告病人的狀況，這是例行公事，病房助理也能安靜在一旁觀摩。醫師很少提及我聽到的那些故事，但後來許多研究證實了那些夜半自白與病情的關聯：目前已知尋求精神醫療照護的病人，半數以上曾在童年被侵犯、拋棄、忽視，甚至強暴，或是親眼目睹家庭暴力。1但醫師在晨會時幾乎不會報告病人的這些過往經驗。我常驚訝醫師竟能如此淡漠地討論病人症狀，花大量時間處理病人的自殺念頭和自殘行為，而不是去了解造成病人絕望與無助的可能原因是什麼。令我震驚的還有病人的成就和渴望幾乎無人聞問，病人在乎誰、愛誰、恨誰，被什麼激勵、受什麼吸引、對什麼特別迷戀，或什麼使他們覺得平靜──他們人生的完整樣貌，醫師並不怎麼關心。
幾年後我也成為醫生，在剛出茅廬的階段親眼目睹醫療模式下赤裸裸的案例。那時我在天主教醫院兼職，為住院接受電擊治療的一些女性憂鬱症患者進行生理檢查。基於外來者的好奇本性，我會仔細看她們的病歷、詢問她們的生活狀況，不少病人會對我抱怨痛苦的婚姻、難以管教的兒女和墮胎的罪惡感等。說出這些故事後，她們看起來快活多了，也常對我的傾聽表達真摯的感謝，甚至有人表示心中淤積的痛苦已宣洩許多，或許未必需要電擊治療了。每次會談之後我都感到難過，因為隔天早上的電擊治療將抹去病人與我交談的所有記憶。不久我就辭掉工作。
在麻州精神衛生中心的病房工作期間，休假的日子我常待在康特威醫學圖書館了解這群我應該要幫助的病人。一個週六下午，我看到一本至今仍廣受推崇的著作：尤金．布魯勒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教科書《早發性痴呆》。布魯勒的觀察非常有意思：
在思覺失調症患者的身體幻覺中，迄今最常出現且最重要的是性幻覺。病人會經歷正常或異常性滿足帶來的所有狂喜和歡愉，但更常經歷的是荒誕幻想所引發的各種淫穢可憎的情形：男性患者會感到精液被人從陰莖中抽走，或強加於他的痛苦勃起。女性患者則感到被姦污或遭受最殘忍的傷害……雖然這類幻覺都有象徵意義，但絕大多數也都與真實的感覺相符。2
我很納悶，醫師總是向病人詢問並確認幻覺，將幻覺視為精神異常的病徵之一，但如果我在深夜時分聽到的故事是真的，那麼這些「幻覺」是否可能也是真實經驗的記憶碎片呢？幻覺只是大腦生病後捏造出來的東西嗎？人有可能杜撰出自己從未經歷過的身體感覺嗎？創造力與病態想像之間、記憶和幻想之間，有清楚的界線嗎？這些問題至今尚未獲得解答，但研究顯示，童年受虐的人經常會有缺乏明顯生理病因的感覺（例如腹痛），或聽見一些聲音，比如現在有危險或是指控他們犯下了滔天罪行。
許多住院病人確實會做出暴力、怪異和自殘的舉動，特別是當他們感到挫折、被阻撓或被誤解的時候。他們突然發火、摔破盤子、砸爛窗戶、用玻璃碎片割傷自己。當時我完全不懂，連一個簡單的請求，像是「讓我幫你拿掉頭髮上的髒東西」之類的話，都會讓他們暴怒或陷入恐慌。我經常跟在經驗豐富的護理人員後面，她們會示意何時該退開，若還是無法處理，她們會示意要約束病人。在那時我驚訝地警覺到，當我奮力將病人壓制在地上，好讓護理人員為他們注射藥物之後，我有時竟然會感到得意，我漸漸發現有些專業訓練其實只是為了讓醫護人員能控制可怕又混亂的場面。
希薇亞是十九歲的波士頓大學學生，長相出眾，總是沈默不語地獨自坐在病房角落，看起來極為驚恐。據說她是波士頓一名重要黑手黨成員的女友，這說法使她更顯神祕。在希薇亞絕食超過一週導致體重驟減之後，醫師決定強迫灌食。有三人把她抓住，另一人將餵食管插到她的喉嚨，一個護理師把液體營養品灌進她的胃裡。後來，一次午夜自白時，希薇亞膽怯又猶豫地向我說出她童年曾遭兄弟和叔叔性虐待，我才意識到我們「照顧」她進食的方式一定讓她感到像是被輪暴。這次事件和其他類似的經驗促使我為學生制定一個原則：如果你對患者做一些絕不會對自己的朋友或孩子做的事，你就必須思考，是否在無意間複製了患者過去的創傷。
我在擔任病房的休閒活動隊長期間也注意到，病人待在團體中的時候，動作會相當笨拙且肢體不協調。我們去露營時，他們大多束手無策，呆站在一旁看我搭帳篷。有一次，查爾斯河上颳來一陣大風，而由於他們僵硬地在避風處擠成一團，不知道要移動位置讓船保持平衡，我們差點翻船。排球比賽時，職員隊總是比病人隊更能協調合作。這群病人還有一個共同點：即使他們放鬆、愉快地聊天，看起來還是很生硬，缺少一般人和朋友聊天時自然流露的手勢、動作與臉部表情。這些觀察的意義直到我遇見以身體為基礎的兩位治療師──彼得．列文和佩特．奧古登後才清楚浮現，我將在後面的篇章詳盡說明創傷是如何留在人的軀體上。
結束麻州精神衛生中心為期一年的助理生涯後，我回到醫學院繼續完成學業，幾年後成為新手醫師，再度回到麻州精神衛生中心接受精神專科醫師訓練。能被錄取並加入這個團隊，我非常興奮──許多知名的精神科醫師都在此接受訓練，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的艾瑞克．肯戴爾。受訓期間，艾倫．霍布森在醫院的地下室發現負責製造夢境的腦細胞，第一個針對憂鬱症化學基礎的研究也是在這裡進行。但是我們這些住院醫師大多認為病人才是最精彩的部分，我們每天花六小時與他們相處，然後和資深的精神科醫師討論、分享我們的觀察、提出問題，也競相發表最機智的評論。
我們尊崇的老師埃爾文．賽姆拉德非常不鼓勵我們在學業第一年埋首精神科教科書（我們後來大多成為求知若渴的閱讀者與多產的作者，這種知識飢餓法或許居功厥偉），他不希望我們對事實的理解被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的框架所蒙蔽，記得我有一次問他：「你認為這個病人是思覺失調症還是情感思覺失調症？」他停了一會兒，摸摸下巴，看得出來陷入沈思。「我想我會稱呼他麥克．麥金泰爾。」他這樣回答。
賽姆拉德教導我們，人類大部分的痛苦都與愛和失落有關，而治療師的職責就是幫助人「認識、體驗，並且承受」生活的真實，包括所有的歡愉和悲傷。「人類痛苦的最大源頭，是我們對自己講的謊言。」他促使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所有經驗。他常常說，人們如果不知道自己知道什麼，感覺不到自己的感受，就不可能復原。
我曾驚訝這位著名的哈佛老教授的坦率。他說，睡覺時與太太屁股緊貼讓他感覺非常舒服。藉由揭露自己如此簡單的需求，他幫助我們了解這些基本需求對我們的生活有多麼重要，若是無法滿足，無論你的思想有多崇高、世俗成就有多偉大，生命都無法充分發展。他告訴我們，治療有賴真實經驗，唯有徹底了解身體的真實，包括本能層次，人們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然而，我們的專業卻往另一個方向進展。一九六八年《美國精神醫學期刊》發表了我擔任助理的那間病房的研究結果，明確指出僅接受藥物治療的思覺失調症患者，其癒後優於每週與波士頓最優秀的治療師會談三次的患者。3這個研究結果是藥物與精神醫學處理心理問題的里程碑之一：從各式各樣對痛苦感受與關係的描述，變成針對特定「疾患」的大腦—疾病模式。醫學治療痛苦的方式總是取決於當時的技術水準。啟蒙運動之前，人類的行為異常常被歸因於神明、罪孽、魔法、女巫和惡靈，直到十九世紀，法國和德國科學家才開始將行為當成對複雜世界的適應來研究。如今，一個新的派典正在萌生：憤怒、欲望、傲慢、貪婪、覬覦和怠惰，以及其他人類不斷奮力克服的問題都被視為「疾病」，只要給予適當的化學物質就能治癒。4這讓許多精神科醫師鬆了一口氣，開心地成為「真正的科學家」，就像他們那些擁有實驗室、動物實驗、昂貴器材和複雜診斷檢驗的醫學院同學一樣，於是他們把佛洛伊德和榮格的艱澀理論擱在一旁。一本當前主流的精神醫學教科書甚至寫著：「目前認為精神疾病的起因源自腦部異常或化學物質不平衡。」5
我與我的同事一樣，熱切地擁抱這波藥學革命。一九七三年，我成為麻州精神衛生中心第一個精神藥理學總醫師，或許也是波士頓第一個讓躁鬱症（即雙相情緒障礙症）患者服用鋰鹽的精神科醫師。（我讀過約翰．凱德在澳洲的鋰鹽研究，也從醫院委員會取得試用許可。）有位罹患躁鬱症達三十五年的女士，每年五月都躁狂發作，每到十一月就憂鬱得想自殺，在我的照顧與鋰鹽治療下，她連續三年維持穩定狀態，沒有出現躁鬱循環。我也加入了一支團隊，這支團隊率先把抗精神病藥物「可致律」試用在長期監禁於老式過時精神病院的美國慢性病患身上。6藥物在有些病患身上出現了奇蹟：那些人大半輩子都禁閉在與世隔絕、可怕的現實中，現在終於能重回家庭和社區。那些困在黑暗、絕望中的人，開始能擁有美好的人際關係，享受工作和遊樂的愉悅。這些神奇的結果使我們樂觀地相信最後我們終將克服人類的苦難。
美國精神病院住院人數能降低，抗精神病藥物是主要因素。一九五五年，美國住院病人超過五十萬，到了一九九六年已經不到十萬人。7在精神藥物治療出現之前，這個改變幾乎是難以想像的。我讀醫學院一年級時參觀過伊利諾州的坎卡基州立醫院，目睹一名魁梧的病房助理在一個除了排水溝槽沒有任何設備的病人活動區，用水管沖洗幾十個骯髒、赤裸、語無倫次的病人。在今日看來，這段記憶更像一場噩夢，而不是親眼看到的事實。一九七四年，我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波士頓州立醫院擔任倒數第二任的主任。波士頓州立醫院曾經頗富聲望，收容了數千名病患，病患散布在二、三平方公里的幾十棟建築物中，包括溫室、花園和工作場所，只是當時這些建築多半已成廢墟。我任職期間，病人陸陸續續被安置到「社區」，這個概括性的詞彙包括各種來路不明的收容所和護理之家，多數病人就在那些地方度過一生。（諷刺的是，這間醫院起初就是一個「收容所」〔asylum〕，這個詞的原意是「聖殿」，後來卻逐漸有了不祥的貶義，但它的確提供一個人人都能知道患者姓名和特性的庇護所。）一九七九年，我到退伍軍人管理局任職後不久，波士頓州立醫院的大門便永遠關上，成了鬼城。
我在波士頓州立醫院工作期間，也在麻州精神衛生中心的精神藥物實驗室繼續進行研究，那時實驗室的研究目標已經轉移另一個方向。一九六○年代，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科學家已經開始發展將血液與腦中荷爾蒙和神經傳導物質分離並測量的技術。神經傳導物質是一種在神經元之間傳遞訊息的化學信差，使我們能夠有效地跟世界互動。
科學家既然找到證據，證明憂鬱症與正腎上腺素異常有關、思覺失調症與多巴胺異常有關，就有希望發展出針對特定腦部異常的藥物。儘管這些希望始終沒有真正實現，但其他致力於測量藥物如何影響精神症狀的研究，卻為這個專業領域帶來另一個重大改變。研究者需要一種準確、系統化的方法來溝通彼此的發現，於是促成所謂「研究診斷準則」的發展（那時我也以基層研究助理的身分略盡棉力），這一切都奠下基礎，第一個有條理地診斷精神問題的系統，也就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因此得以出版，這本書通常被稱為「精神醫學聖經」。一九八○年，診斷準則的里程碑，《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發行了，這本書在序文中謹慎地告知這個診斷系統不夠精確，因此不應用於司法或保險目的。8就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份謹慎很遺憾地沒有維持多久。
我對創傷性壓力有太多疑問，始終無法釋懷，因此對神經科學這個新領域能提供一些解答的想法很感興趣，開始參加美國神經精神藥理學會的研討會。一九八四年，該學會舉辦許多關於藥物發展的精采演講，但直到我即將搭乘班機返回波士頓的前幾個小時，我才聽到科羅拉多大學的史帝文．梅爾發表他與賓州大學馬汀．塞利格曼合作的研究，報告的主題是動物的習得無助。梅爾和塞利格曼反覆對關在籠子裡的狗施以痛苦的電擊，把這個狀況稱為「無法逃避的電擊」。9我是愛狗人士，深知自己絕不可能做這種實驗，但我很好奇這種酷刑對動物的影響。
研究人員進行幾輪電擊後便打開籠門，然後再次對這些狗進行電擊。控制組是從未被電擊的狗，這些狗會立刻跑出籠子，但是那些經歷過無法逃避的電擊的狗完全不試著逃走，只是躺在籠子裡哀號、排便。僅僅提供逃脫的機會未必能使受過創傷的動物或人重返自由，許多受創的人就像梅爾和塞利格曼實驗中的狗一樣，就這麼放棄了，無法冒險嘗試新的選擇，只能困在自己熟悉的恐懼中。
梅爾的描述深深吸引了我，他們對這些可憐的狗所做的事，正是那些向我求助的創傷病人所經歷過的事。他們也曾遭受某個人（或某件事）施加的可怕傷害，完全無處可逃。我立刻回想起以前治療過的患者，他們幾乎都被禁錮在某種狀態中，動彈不得，無法採取行動逃離悲慘的命運，他們的戰或逃反應已被擊潰，結果就是極度焦躁或崩潰。
梅爾和塞利格曼也發現，受過創傷的狗比正常狗分泌更多的壓力荷爾蒙，這支持了我們正開始了解的創傷壓力的生理基礎。當時有一群年輕的研究者發現，即使真實的危險早已過去，受過創傷的人仍會持續分泌大量的壓力荷爾蒙，這些研究者包括耶魯大學的史帝芬．索斯維克和約翰．克利斯多、耶路撒冷哈達薩醫學院的艾瑞爾．夏列夫、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的法藍克．普特南，以及後來在哈佛任教的羅傑．皮特曼。然而，紐約西奈山醫學中心的芮秋．耶胡達提出了看似矛盾的發現：創傷後壓力症患者的皮質醇（一種壓力賀爾蒙）濃度較低，她後來的研究解釋了這個發現代表的意義：皮質醇會釋放安全信號來結束身體的壓力反應，但創傷後壓力症患者體內的壓力荷爾蒙並不會在威脅消失後回復到原本的基準值。
正常情況下，壓力荷爾蒙系統會立刻對威脅做出反應，並且快速回到平衡狀態。然而創傷後壓力症患者的壓力荷爾蒙系統無法達到這個平衡，「戰／逃／僵呆」的信號在危險結束後仍繼續傳遞，就像受到電擊的狗一樣無法出現正常反應。此外，持續分泌壓力荷爾蒙的人會表現得激躁和恐慌，長期下來會損害健康。
由於我一定得與梅爾談一談，因此那一天我並沒有趕上飛機。他的講座提供的線索不僅讓我明白病患的根本問題，也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例如他和塞利格曼發現，要讓這些受過創傷的狗在籠門打開時學會離開電擊，就要一再把牠們拉出狗籠，讓牠們在身體上感受到可以怎麼逃脫。我很想知道，是否也有方法能幫助那些堅信自己已經完全無法做任何事的病患來保護自己？另外，病患是否也需要一些身體的經驗，才能重拾控制感？如果教他們移動身體，逃離那些可能有危險的處境（類似把他們卡住、令他們動彈不得的創傷），會有什麼結果？在本書第五部我探討的療法中可以看到，那正是我最後得到的結論之一。
後來動物研究的對象還包括小鼠、大鼠、貓、猴子和大象，這些實驗提供更多有趣的數據。10例如，當研究者播放很吵的噪音時，在溫暖又食物充足的環境中長大的小鼠會立刻逃回巢穴，另一群在吵雜且缺乏食物的巢穴中長大的小鼠，即使已經身處在比較愉快的環境，也願意逗留一會兒，但最後還是會跑回自己的巢穴。11
不論家的環境是舒適還是惡劣，受到驚嚇的動物都會跑回家。我想到一些在家庭中受虐長大的病患，即使會再度受傷，仍不斷返回家中。受過創傷的人是否身不由己地在熟悉的地方尋求庇護？若是，原因是什麼？有可能幫助他們跟安全、愉快的場所和活動建立聯結嗎？12
我和同事馬克．格林伯格在為越戰退伍軍人進行團體治療時，對一件事印象深刻，那就是許多人雖然滿懷恐懼、傷慟，卻在描述他們的直升機墜毀或喪命的同袍時，整個人活了過來。（前《紐約時報》的戰地記者克里斯．賀吉斯在其著作《戰爭是一種賦予意義的力量》中描述許多殘酷的衝突事件。13）許多飽受創傷的人似乎在追尋我們多數人都會排斥的經驗，14患者也常提到他們在不發怒、不受監禁或不投入危險活動時，隱約會感到空虛無聊。
我的病患朱莉亞於十六歲那年在旅館房間被槍抵著，慘遭強暴，不久後她被一名凶殘的皮條客纏住，那男人逼她賣淫，還經常揍她。她屢次因賣淫而坐牢，卻總是回到他身邊。最後她的祖父母出面，付錢讓她參加密集的康復計畫。她在成功完成住院治療後找到接待員的工作，也在當地的大學修課。她的社會學期末報告主題是賣淫者重獲自由的可能性，為了寫這份報告，她讀了幾本名妓的回憶錄。後來她漸漸不去上課，跟班上同學的短暫戀情也觸礁了。她說她對這個男生感到厭煩，也厭惡他的四角褲。後來她在地下鐵認識一個吸毒者，他先是毆打她，後來又跟蹤她。她在再度遭到毒打後，終於有動機回來接受治療。
佛洛伊德用「強迫性重複」來描述這種創傷的重演。他和他的追隨者都相信，重演是患者在潛意識中試圖藉由重新經歷一次痛苦，來尋求對痛苦的掌控，並期望最終能獲得解決問題的技巧和方法。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個理論──重複創傷只會導致更多的痛苦和自我厭惡。就算是在治療中一再重新經歷創傷，也會讓創傷變得更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我和格林伯格決定研究吸引因子──是什麼吸引我們、使我們有動機、讓我們覺得有生命力。吸引因子會讓我們感覺更愉快，但為何許多人會被危險或痛苦的事物吸引？最後，我們找到一篇研究，說明了恐怖和痛苦的活動何以變為痛快刺激的體驗。15一九七○年代，賓州大學的里查德．所羅門提出身體會學習去適應所有刺激，我們會對「娛樂用藥」上癮，是因為這些藥品可以立刻讓我們感到愉悅，但有些一開始讓我們覺得不適甚至恐懼的活動，例如洗三溫暖、跑馬拉松，或跳傘，最後也可能讓我們樂在其中。這種逐步的調適表示我們的身體內部已經建立新的化學平衡，馬拉松跑者在把身體逼到極限時就會感到愉悅和興奮。
這時，我們就像有毒癮的人那樣渴求這項活動，得不到時就會經歷戒斷反應，長久下來，我們更容易關注戒斷的痛苦而非活動本身。這個理論說明了為什麼有人會雇用別人來打自己、用菸頭燙自己，或為什麼只會被傷害自己的人吸引。恐懼和厭惡不合常理地被轉化為樂趣。
所羅門假設腦內啡（大腦因應壓力時分泌的類嗎啡化學物質）與他描述的矛盾上癮情形有關。我沒事就跑圖書館，多虧有這習慣，我才看到一篇研究，並再度想起所羅門的理論。這篇研究是外科醫師亨利．畢闕在一九四六年發表的〈戰場傷患的痛苦〉，他觀察到義大利戰場上七十五％傷勢嚴重的士兵沒有要求使用嗎啡，於是他推測「強烈的情緒可以阻斷痛苦」。16
畢闕的觀察與創傷後壓力症患者有關嗎？我和格林伯格、羅傑．皮特曼，以及史卡特．歐爾決定邀請八名越戰退伍軍人參加一個實驗，讓他們在觀看電影片段的同時接受疼痛測試。我們播放的第一段影片出自奧立佛．史東的暴力寫實電影《前進高棉》，影片播放時，這些退伍軍人的右手必須泡在冰水裡，我們測量他們能把手放在冰水中多久，接著播放一部平靜（並且被遺忘許久）的電影，並重複同樣的實驗過程。這八名退伍軍人當中，有七名在看《前進高棉》時，右手忍受痛苦冰水的時間是看平靜電影的一．三倍。我們因此換算出，觀看十五分鐘戰爭片相當於注射八毫克嗎啡所產生的止痛效果，這大約是急診室會對劇烈胸痛的病人注射的劑量。
我們的結論是，畢闕的假設「強烈的情緒可以阻斷痛苦」，正是因為大腦會自行製造並分泌類似嗎啡的化學物質，這表示對許多遭受創傷的人而言，再次面臨壓力可能會使焦慮得到類似的緩解。17這個實驗很有意思，但無法完全解釋為什麼朱莉亞會不斷回到凶暴的皮條客身邊。
一九八五年，美國神經精神藥理學會的專題會議比前一年引發更多討論。國王學院教授傑佛瑞．葛雷發表了一場關於杏仁核的演講，杏仁核是一群腦細胞，負責決定環境中某個聲音、影像或身體感覺是否為威脅。葛雷的研究數據顯示，杏仁核的敏感度至少部分取決於該腦區的一種神經傳導物質：血清素。動物體內的血清素濃度如果太低，對壓力刺激（例如很大的聲響）會有過度反應，血清素濃度高則能抑制恐懼系統，讓動物在因應可能的威脅時較不會有攻擊性或被嚇呆。18
這對我而言是重要的發現。我的患者總是一稍微受到刺激就勃然大怒、一遭受最輕微的拒絕就深受打擊。我開始關注血清素在創傷後壓力症可能扮演的角色。已有研究者指出，猴王腦中血清素濃度遠高於階級較低的猴子，但如果牠不再持續跟過去欺壓過的猴子有眼神接觸，血清素濃度就會降低。反之，階級較低的猴子若補充血清素，便能從猴群中脫穎而出，成為首領。19社會環境會跟腦中的化學物質產生交互作用，降低猴子的地位會降低牠的血清素濃度，提高猴子的血清素濃度則會提高牠的階級。
這個結論對於受過創傷的人有明顯的意義。這些患者就像葛雷的低血清素猴子一樣有過度反應，社交應對能力通常也受到損害。如果我們能找到方法來提高他們腦部的血清素濃度，或許就能同時改善這兩個問題。在一九八五年的同一場會議中，我聽說有藥廠正在研發兩種能提升血清素濃度的新藥，不過當時都尚未上市，所以我暫且以健康食品店的營養補充品色胺酸進行實驗，這是體內血清素的化學前驅物（結果令人大失所望）。其中一種研發中的藥物始終沒有上市，另一種就是氟西汀，商品名是百憂解，後來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精神藥物之一。
一九八八年二月八日，星期一，禮來公司發售百憂解。當天我門診的第一個病患是名年輕女子，她因為童年受到駭人的虐待而患有暴食症，一生大多都在暴飲暴食和催吐中度過。我幫她開立這種新藥，星期四她回診時跟我說：「這幾天我過得非常不一樣，只有肚子餓時才吃東西，其他時間在做學校功課。」這是我在辦公室聽過最戲劇化的陳述之一。
同一週的星期五，另一位女士回診，我同樣在星期一開百憂解給這位長期憂鬱的母親，她有兩個孩子在讀小學，總認為自己是失敗的母親和妻子，幼年時父母對她的傷害與持續的苛求也壓得她喘不過氣來。服用百憂解四天後，她問我下週一（那天是總統節）是否能取消回診，並解釋道：「畢竟，我從沒帶孩子去滑雪過，都只有我丈夫帶他們去。那天孩子放假，如果他們能擁有全家一起玩的美好回憶，會是很棒的事。」
這個患者以往只能勉強過一天算一天。我結束她的診療後，打電話給我認識的禮來公司員工，告訴他：「你們的藥能幫助病人活在當下，而不會被鎖在過去。」禮來公司後來給我一小筆經費，用來研究百憂解對六十四個創傷後壓力症患者的治療效果，其中二十二位是女性，四十二位是男性。這是第一個關於這類新藥物如何作用在創傷後壓力症的研究。我們從創傷門診召募了三十二個非退伍軍人，我的合作研究者，以前在退伍軍人管理局的同事，召募了三十一個退伍軍人，我們讓這兩組患者各有半數服用八週百憂解，另外半數服用安慰劑，實驗採取雙盲設計：我們和病患都不知道他們服用哪種藥物，以避免先入為主的想法影響我們的評估。
參與研究的每個患者，包括服用安慰劑的人，病情或多或少都有改善。多數關於創傷後壓力症的治療研究都發現了安慰劑的顯著效果，患者鼓起勇氣參加沒有酬勞的研究，一再被扎針，而且只有五成機會能得到有作用的藥物，他們都非常想要改善自己的問題，而得到的回報可能只是獲得關注以及回應自己感覺和想法的機會。然而，母親安撫孩子擦傷時的吻，或許也「正是」一種安慰劑。
從創傷門診招募的受試者對百憂解的反應明顯優於安慰劑。跟服用糖錠的人相比，他們睡得更熟、情緒控制得更好，也較少沈溺於往事。20但令人意外的是，百憂解對退伍軍人管理局招募的退伍軍人毫無效用，他們的創傷後壓力症狀沒有改變。日後針對退伍軍人進行的藥物研究，大多數也得到同樣結果：少數退伍軍人獲得有限改善，但多數退伍軍人根本沒有獲益。我始終無法解釋這一點，也無法接受最常見的解釋：領取撫卹金或殘障津貼導致他們無法改善。畢竟，杏仁核完全不懂撫卹金，只會偵測威脅。
不過，百憂解和類似的藥物，例如樂復得、喜普妙、千憂解和克憂果，都對創傷相關疾患有實質的治療效果。我們在百憂解研究中使用羅夏克墨漬測驗來評估受創者如何感知周遭環境，這些資料幫助我們了解這類藥物（即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或SSRIs）是如何產生作用。患者在服用百憂解之前，是讓情緒控制他們的反應，例如我有一個患者是荷蘭人（不在百憂解研究中），她找我治療童年經歷強暴的創傷，然而她一聽到我的荷蘭口音就立刻認定我會強暴她。百憂解帶來徹底的改變，讓創傷後壓力症患者獲得客觀、現實的觀點，21幫助他們控制自己的衝動。葛雷必然是正確的：當血清素升高時，我的許多病患對刺激不再過度反應。
藥理學不久便徹底改革了精神醫學。藥物讓醫師更有效能，不僅提供談話治療以外的工具，又能增加收入和盈利。藥廠的資金為我們帶來充滿熱忱的研究生和精密儀器的實驗室，從前精神科總是位在醫院的地下室，此時開始向上爬升，不管是地點或名望。
其中一個象徵性的改變發生在一九九○年代早期的麻州精神衛生中心：醫院將游泳池填平，好騰出空間來蓋新的研究室，室內籃球場也改建成門診區的小隔間。過去幾十年來，醫師與病患平等地共享在泳池玩水、在球場傳球的樂趣，我擔任病房助理期間，也曾在健身房跟病患一起消磨不少時光，在過去，這是個讓我們都能重新感受到身體健康的場所，是讓我們從每天面對的苦難之海中爬上岸休息的一座小島，現在卻變成把病患「修復好」的地方。
藥物革命起初給我們許多希望，最後卻可能利弊參半。媒體、大眾與醫療專業普遍接受心理疾病成因主要來自腦部化學物質不平衡、能透過特定藥物改善的理論。22很多地方已經用藥物取代心理治療，讓病患壓抑困擾，但這樣做並沒有處理根本的問題。抗憂鬱藥物的重要性在於幫助改善日常生活功能，為了每晚能好好睡上幾個小時，你會選擇吞一顆安眠藥，或是把自己灌到爛醉？答案非常明顯。對於那些試圖透過瑜伽、規律運動或咬緊牙關靠自己的力量復原，但已身心俱疲的人，藥物往往可以卸下他們的重負，從而救他們一命。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可以非常有效地幫助受創傷者不受情緒宰制，但應該只是輔助整體治療的一部分。23
在針對創傷後壓力症的用藥進行許多研究之後，我發現精神科藥物有嚴重的負面影響：人們轉移了對疾病的注意力，不去處理潛在、根本的問題。「大腦—疾病」這種診療模式從病患手中奪走他們對自己的命運主控權，而由醫師和保險公司負責處理他們的問題。
過去三十多年來，精神科藥物已經成為我們文化的支柱，但成果令人存疑。以抗憂鬱劑為例，如果這些藥物真的那麼有效，憂鬱症應該已經不是社會上的重大問題。實際上，抗憂鬱劑的用量不斷增加，但住院治療憂鬱症的人數並未稍減，過去二十年來因為憂鬱症接受治療的人數是過去的三倍，每十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服用抗憂鬱劑。24
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藥物例如安立復、理思必妥、金普薩和思樂康等，都是美國銷路最好的藥物， 二○一二年，美國人花費十五億兩千六百二十二萬八千美元買安立復，超過任何藥物的花費。第三暢銷的是千憂解（雖然療效未獲證實優於較便宜的上一代抗憂鬱劑，例如百憂解），售出的藥丸價值仍超過十億美元。25美國政府為窮人實施的醫療補助計畫，在抗精神病藥物上的支出比其他類型的藥物還要高26，目前最新的完整數據是二○○八年補助三十六億美元，而在一九九九年則是十六．五億美元。從一九九九年到二○○八年，二十歲以下服用醫療補助計畫開立的抗精神病藥物的人數增加為三倍。二○一三年十一月四日，嬌生公司因不當推廣抗精神病藥物理思必妥給年長者、兒童和發展障礙者，同意支付超過二十二億美元作為刑事與民事罰鍰，以平息指控。27但是沒有任何人向開立這些藥物的醫師追究責任。
美國有五十萬兒童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低收入戶家庭中的兒童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的機率是有私人保險的兒童的四倍，這些家庭之所以用這些藥，通常是為了讓被虐待和被忽視的孩子比較好管教。二○○八年，有一萬九千○四十五名五歲以下兒童經由醫療補助服用抗精神病藥物。28有一份報告研究了十三個州的醫療補助數據，發現接受寄養照顧的兒童有十二．四％服用抗精神病藥物，而一般醫療補助的兒童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的比率則是一．四％。29這些藥物讓孩子比較不好鬥、比較好管理，卻也阻礙了他們的動機、遊戲能力和好奇心，而這些都是他們長大後，成為社會上健全又有貢獻的一員不可或缺的能力。服用這些藥物的兒童也有罹患病態肥胖及糖尿病的風險，除此之外，同時服用精神科藥物與止痛藥所導致的藥物濫用問題也日益嚴重。30
然而，由於藥物的利潤驚人，重要的醫學期刊很少發表不涉及藥物治療的精神疾病研究。31執業醫師如果探究其他治療方法，通常會被邊緣化為「非主流」。非藥物治療的研究也很少得到經費，除非是涉及所謂的結構化治療，病患和治療師都遵照嚴格規定的治療程序，不能按照病人的個別需求進行調整。主流醫學堅決透過化學追求更好的生活，卻沒有想過我們其實可以採取藥物以外的途徑，改變人體的生理機能和內在平衡。
大腦—疾病模式忽略了四個基本事實：一．我們有能力摧毀彼此，也有能力互相療癒。恢復社交關係與社群聯結是復原的關鍵。二．語言藉由敘述我們的經驗、幫助我們下定義、找到共同的意義而賦予我們改變自己與他人的力量。三．我們能夠藉著呼吸、移動和觸摸等基本活動來調節自己的生理機能，包括身體與腦部一些不受意志控制的功能。四．我們可以改變社會，創造一個兒童與成人都感到安全且生氣勃勃的環境。
當我們忽視人類這些最核心的層面時，我們就奪走了人類癒合創傷、恢復自主的能力。在治療的過程中，這些受苦者若只是患者而非參與者，那麼他們就會跟自己的環境隔離，也與內在的自我異化。因為藥物有其局限，我開始好奇是否能找到比較自然的方法，幫助人們處理創傷之後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