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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退伍軍人的啟示
Lessons From Vietnam Veterans
十二歲那年我就變成今天的樣子了，那是一九七五年一個嚴寒多雲的冬日……雖然過了很久，但大家所說的從前其實並不對……回顧過往，我知道自己這二十六年來一直窺看著那條廢棄的巷子。
──卡勒德．胡賽尼，《追風箏的孩子》
有些人的人生似乎像流暢的敘事，我的人生則有許多停頓和開場。這就是創傷的作用：打斷情節……創傷就這麼發生了，然後日子繼續過下去。沒有人幫你做好準備去迎接。
──潔西卡．史騰恩，《否認：恐懼回憶錄》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美國國慶過後的星期二，是我在波士頓退伍軍人管理局門診中心擔任精神科醫師的第一天。我正要把鍾愛的布魯哲爾畫作〈盲人領盲人〉的複製品掛在新辦公室牆上，就聽到大廳接待區傳來一陣騷動，不久一名衣著凌亂的大個子衝進我的辦公室，他身著骯髒的三件式西裝，腋下夾著一本《僱傭兵》雜誌。由於他非常激動，而且顯然還在宿醉，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幫這個巨漢，於是請他坐下來，告訴我，我可以為他做什麼。
他名叫湯姆，十年前曾加入海軍到越南服勤。過去的週末假期，他總是躲在波士頓市區的律師事務所喝酒和看老照片，而不是與家人相聚。前幾年的經驗讓他明白，噪音、煙火、熱氣和妹妹家後院的野餐，配上初夏綠意濃密的背景，這一切會令他想起越南，將他逼瘋。湯姆煩躁時很怕跟家人在一起，因為在妻子和兩個兒子面前，他的行為就像頭野獸。孩子的吵鬧聲令他焦慮，他會衝出家門以免傷害孩子。只有醉到人事不知或飆哈雷重機，他才能讓自己冷靜下來。
即使是夜間，湯姆也不得清靜──睡眠經常被噩夢打斷，夢境總是關於越南的稻田伏擊，而他全排的士兵非死即傷。他也曾發生可怕的情境再現，看見死去的越南小孩。這些噩夢太過恐怖，因此他很怕入睡，經常喝酒喝上大半夜不睡覺。到早上，太太會發現他醉倒在客廳沙發上，在送孩子去學校之前，她和兩個兒子必須先躡手躡腳從旁邊繞過去用早餐。
湯姆提供我背景資料。他說他一九六五年高中畢業，在畢業典禮上代表全班致詞。由於家族有從軍的傳統，他一畢業就加入海軍陸戰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父親就投入巴頓將軍麾下，而他從來不曾質疑父親對他的期望。他健壯又聰明，而且顯然適合擔任領導者，完成基本訓練後覺得自己既強大又能戰鬥，也加入了一支隨時可執行任何任務的隊伍。在越南他很快就擔任排長，手下有八名海軍陸戰隊員。他們在機關槍掃射下仍頑強在泥濘中挺進，任何人都會因此感到自豪，也以隊友為榮。
役期服滿後，湯姆光榮退伍，只想把越南的一切拋諸腦後。表面上看來，他的確做到了：他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資助下上了大學，從法學院畢業，娶了高中女友為妻，生了兩個兒子。湯姆憂煩的是，他對妻子很難感覺真正的愛意，雖然她的信曾讓他在叢林裡的瘋狂世界中保住一條命。湯姆假裝過著正常生活，希望藉由粉飾太平能慢慢變回舊時的自我。他現在擁有蒸蒸日上的律師事業、看似完美的家庭，但他感覺自己並不正常，覺得自己的內在已經死了。
湯姆是我在執業中遇見的第一個退伍軍人，不過他的故事有許多方面對我而言相當熟悉。我成長於戰後的荷蘭，小時候常在炸毀的建築物中玩耍，我父親曾因公開反納粹而被送進拘留營。他從來不提戰爭，但有時會忽然暴怒而嚇壞小時候的我。每天清早，全家人還在睡夢中時，我會聽到父親輕聲下樓禱告、讀聖經，這樣的人怎麼會有這麼可怕的脾氣？這個人畢生奉獻於追求社會公義，怎麼會如此充滿怒氣？我在叔叔身上也見到同樣令人不解的表現，他曾在荷屬東印度（現今的印尼）被日本人俘虜，然後被送到緬甸當奴工，參與著名的桂河大橋工程。他同樣不太提起戰爭，也經常失控暴怒。
我聽著湯姆敘述往事，想到的是我父親和叔父是否也曾做噩夢，也會有情境再現？是否也感覺與所愛之人形同陌路、無法在生活中尋得任何真實的樂趣？我內心深處的某個角落一定記得我母親驚恐（也經常令人害怕）的一面，她有時會隱約提到自己的童年創傷，現在我相信這些創傷也經常在她心裡重演。她有一個令人緊張的習慣：我一問起她小時候的事，她就幾乎要昏厥，然後怪我害她那麼不舒服。
我對湯姆的過去很有興趣，這令他放下心，平靜下來，告訴我他是何等害怕和困惑，他很怕變得像他父親一樣不斷發脾氣、幾乎不跟子女講話，只會說子女比不上他那些在一九四四年聖誕節前後於「突出部戰役」殉國的同袍。
那次的療程即將結束時，我做了所有醫師通常會做的事：在湯姆的故事中，把焦點放在自認為已經了解的部分，也就是他的噩夢。就讀醫學院期間，我在睡眠實驗室觀察人的睡眠／做夢週期，也曾協助撰寫關於噩夢的文章，還參與了一些早期研究，探討一九七○年代剛開始使用的精神藥物有什麼療效。因此我雖沒有真正掌握湯姆問題的輪廓，但我可以從他的噩夢著手，而因為我熱切相信藥物可改善生活，便開了一種藥給他（我們發現這種藥可以有效減少噩夢的發生率和嚴重程度），然後安排他兩星期後回來追蹤。
湯姆回診時，我急著問他藥效如何，他說他完全沒吃藥。我努力壓住惱怒，問他為什麼不吃。他回答：「我明白吃藥就不會再做噩夢，但這樣做就是遺棄了好友，讓他們白白送命。我需要成為活的紀念，追悼那些死在越南的朋友。」
我大吃一驚。湯姆對死者的忠誠導致他無法活出自己的人生，正如他父親對友人的忠誠導致他無法正常生活。這對父子的戰場經驗都使後來的人生變得無關緊要，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可以怎麼處理？那天早上，我了解我可能會把之後的專業生涯全用來解開創傷之謎。恐懼的經驗如何導致人無可救藥地卡在過去？這些人的心靈和腦部發生了什麼狀況，讓他們被嚇呆，困在拚命想逃脫的地方？當這個人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從越南峴港長途飛返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投入父母懷中時，他的戰爭為何沒有隨之結束？
湯姆需要用自己的人生來紀念同袍，這讓我想到他的問題遠比可怕的記憶或腦部化學物質受損（或腦部的恐懼迴路改變）還要複雜許多。湯姆在埋伏於越南的稻田之前是忠誠又熱忱的朋友，他熱愛生命，活得多彩多姿，而在某個可怕的時刻，創傷改變了一切。
我在退伍軍人管理局認識的許多人都有類似的反應，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挫折，也會讓這些退伍軍人大發雷霆，門診中心公共區域的石牆被他們的拳頭搥得坑坑疤疤，保全人員也一直忙著保護索賠代理人和接待員，以免他們被發飆的退伍軍人攻擊。退伍軍人的舉動當然使我們很害怕，但也引起我的好奇。
回到家裡，我們夫妻也要處理家中幼兒的類似問題：我們叫孩子吃掉菠菜或穿上保暖襪時，孩子經常大發脾氣。當時我為何根本不在意孩子這種不成熟的表現，只是深切憂慮這些退伍軍人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當然，除了他們的身材，那樣的個頭使他們可能造成的傷害遠大於我家的孩子）？原因在於我完全確信，我的孩子只要得到適當的照料，就會逐漸學會應付挫折和失望，而我很懷疑自己是否能幫這些退伍軍人重新獲得在戰爭中失去的自制和自律技能。
很不幸，我接受的精神科訓練幫不上忙，我不知該如何處理湯姆和其他退伍軍人帶來的挑戰。我到醫學圖書館查閱戰爭精神官能症、砲彈驚恐症、戰鬥疲乏症，或其他想得出來有可能說明病情的名稱或診斷，卻意外發現退伍軍人管理局圖書館沒有半本書探討這些狀況。那時，距離美國最後一個士兵撤離越南已五年，戰時創傷的問題卻還沒出現在任何人的計畫中。最後我在哈佛醫學院的康特威圖書館發現《戰爭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這本書，是精神科醫師艾伯罕．卡迪納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書中描述卡迪納醫師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的觀察，並預見了將有大批砲彈驚恐症士兵成為二次大戰的受害者。1
卡迪納記錄了我看到的現象：戰後，士兵們被一股徒勞無功的感覺壓倒，即使先前他們都能正常生活，現在也都變得退縮又疏離。卡迪納所謂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現在我們稱之為「創傷後壓力症」（PTSD），他發現這類患者會對於威脅發展出習慣性的警戒和敏感，他的總結尤其使我眼睛一亮：「精神官能症的核心就是生理精神官能症。」2換言之，創傷後壓力並不如某些人所認為是「想像出來的」，而是有生理學的根據。卡迪納在當時甚至就已了解，這些症狀就源自整個身體回應原始創傷之處。
卡迪納的描述證實了我的觀察，我鬆了口氣，但在如何幫助退伍軍人上，這些觀察並沒有提供多少指引。這個主題的文獻不足是一大阻礙，但我的恩師埃爾文．賽姆拉德曾教我們要對教科書存疑。他說，我們只有一本真正的教科書，那就是我們的病患，我們只應信任可以從病患（以及從我們自己的經驗）學到的東西。這似乎很簡單，但賽姆拉德雖然催促我們信任自我知識，也警告我們，由於人類極擅長一廂情願的想法和遮掩真相，因此那樣的過程非常困難。我記得他說過：「人類痛苦的最大源頭，是我們對自己講的謊言。」我在退伍軍人管理局工作不久便發現，面對事實可能是莫大的折磨，對我的病患和我自己皆然。
我們並不是真的想知道士兵在戰場上經歷了什麼事，也不是真的想知道在我們的社會上有多少孩子正在被猥褻和被虐待，有多少對夫妻（結果是將近三分之一）在雙方關係的某個時候會使用暴力。我們想把家庭視為冷血世界中的安全港灣，想認為我們的國家住的都是文明開化的人民，我們寧願相信殘暴事件只發生在蘇丹的達佛或剛果。觀察者要忍受目睹痛苦已經夠難了，那麼，心理受創者無法忍受創傷記憶，經常訴諸藥物、酒精或自殘來抹去自己無法承受的事情，又有什麼好奇怪的？
湯姆和其他的退伍軍人成為我最早的良師，啟迪我去探索這些人是如何被難以承受的經驗擊垮，並找出要如何做，才能使他們重新感覺自己還完整活著。
我在退伍軍人管理局做的第一個研究，始於有系統地詢問退伍軍人在越南經歷過什麼事，我想知道是什麼把他們逼落懸崖，以及為什麼有些人因為那段經驗而崩潰，有些人卻能繼續生活下去。3我的受訪者大部分在上戰場前都覺得自己已做足了準備，都與同袍一起接受過嚴密的基本訓練，一同深入險境，他們互換家人和女友的照片，忍受彼此的缺點，也打算為隊友兩肋插刀。大多數人會把不為人知的祕密告訴身邊的好兄弟，甚至還有人互換衣襪。
許多人就像湯姆和亞力一樣結為摯友。湯姆到越南鄉下第一天就認識了義大利裔、家住麻州莫爾登的亞力，兩人很快便結為密友，一起開吉普車、聽音樂，還一起看對方的家書，一起喝醉，也一起追越南酒館中的女孩子。
在越南待了三個月後的某天黃昏，湯姆帶著小隊在一片稻田上巡邏，忽然一陣砲火從周圍叢林射出，身邊的人一個接一個中彈。湯姆告訴我，當時他陷入絕望的恐懼，只能眼睜睜看著一切發生：幾秒內排上的弟兄非死即傷。有一幕他永遠不會忘記：亞力的後腦勺──那時他趴在稻田中，雙腳朝天。湯姆哭著回憶：「他是我這輩子唯一真正的朋友。」後來湯姆在夜間持續聽到同志的哭喊，看見他們的屍體落入水中，只要有任何聲音、氣味或影像（例如國慶日放煙火）令他想起那場伏擊，他就會回到直升機從稻田救走他的那一天，全身感覺無力、無比害怕和勃然大怒。
湯姆一再經歷那次伏擊的情境再現，但更慘的可能是後續事件留下的記憶。我很容易想像湯姆對好友喪命的狂怒如何導致後來的不幸。他先花幾個月處理令他虛軟麻痺的羞愧感，才有辦法把全部事情告訴我。自古以來，老兵都用一些無法啟齒的報復行動來回應同袍的死，荷馬史詩《伊里亞德》中的阿基里斯就是這樣。亞力伏擊事件的隔天，湯姆發瘋地進入鄰村，殺死一些小孩，射殺一個無辜農民，還強暴一個越南女子。從此以後，他就真的不可能活出有意義的人生了。你要如何面對心愛的女人，告訴她，你曾殘忍強暴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或是當你想起自己曾殺死小孩，要如何繼續看著兒子搖搖晃晃學走路？湯姆經歷亞力的死，彷彿自己有一部分也永遠毀掉，而且就是美好、高貴、可靠的那部分。無論你是創傷的加害人或是受害者，幾乎都會難以投入親密關係。你經歷了這麼難以啟齒的事，要如何學會信任自己或信任別人？或是反過來說，你受到殘暴的侵犯之後，如何把自己交付給親密關係？
湯姆一直準時赴診，因為我變成了他的救生索，猶如他未曾擁有的父親、並未在伏擊中死去的亞力。要讓自己記得往事，需要極大的信任和勇氣，心理受創者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正視自己在創傷事件期間的舉動所引起的羞愧感，無論這個舉動是不帶感情的任務（例如接到施暴的命令），或者不是（例如小孩子試圖安撫施虐者）。莎拉．哈利很早就撰文描寫這種現象，她在退伍軍人管理局的辦公室就在我隔壁。醫界後來終於出現創傷後壓力症這個診斷項目，莎拉的文章〈當病患坦承暴行〉 4就是主要推手。該文探討一個幾乎無法承受的難題，就是談論（和聆聽）士兵在戰爭經驗期間經常做出的恐怖舉動。要面對別人加諸的痛苦已經夠難了，但許多心理受創者的內心深處更揮之不去的羞愧，是源自在那些狀況下他們做過或沒做到的事，他們因為自己的害怕、依賴、激動或暴怒而鄙視自己。
後來的幾年中，我在童年受虐者身上看到類似的現象：當年為了活下來並維持跟施虐者的關係而採取的行動，令他們大多數人飽受羞愧的折磨。如果施虐者是這個孩子親近的人、是他所依賴的人（通常如此），情況就更是如此。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分不清當事者究竟是受害者還是自願參與者，而這又導致分不清愛與恐懼、痛苦和愉悅。本書會一直提到這樣的困境。
湯姆最慘的症狀，或許就是情感麻木，他拚命想愛家人，卻無法激起對家人的任何深刻情感。他覺得在情緒上與所有人都很疏遠，彷彿內心被冰封，住在玻璃牆後面。這種麻木感也延伸到自己身上，除了隨時會出現的狂怒和羞愧感以外，他無法真實地感受任何東西。他說，在對著鏡子刮鬍子時，他幾乎不認識鏡中的那個人。他在法庭上辯護時會從某個距離觀察自己，納悶這個長相、言談都很像自己的人，竟然如此雄辯。贏得官司時湯姆會假裝很滿意，輸掉時則是一副我早就知道，而且早在開庭之前就已經接受失敗的樣子。雖然他是很有戰鬥力的律師，卻總覺得自己飄在半空中，生命缺少任何明確的目標或方向。
只有一件事能偶爾減輕這種行屍走肉的狀態，就是密切參與某個特定案件。在治療期間，湯姆必須為一個被控謀殺的歹徒辯護，審判期間他全神貫注構思勝訴策略，不眠不休，完全埋首於這件真正令他興奮的事。他說這就像上戰場，他感覺充滿活力，別的事都不重要了。然而這一切卻在贏得官司的那一刻全部消失，湯姆喪失了活力和明確目標，噩夢又回來了；他也頻頻暴怒，情形嚴重到必須暫住在汽車旅館，以免傷害妻小。但是孤獨的生活也很可怕，因為戰場的惡魔再度傾巢而出。湯姆努力讓自己一直忙，工作、喝酒、服藥，用盡一切方法躲開自己的惡魔。
他不斷瀏覽《僱傭兵》雜誌，幻想自己成為僱傭兵，在非洲的某場區域戰爭中大開殺戒。那年春天，湯姆騎著哈雷重機，在新罕布夏州的堪卡馬格斯公路上呼嘯，飆車時的震動、速度和危險幫助他重新振作，讓他能夠離開汽車旅館，返回家中。
我在退伍軍人管理局也進行另一項研究，一開始是調查噩夢，最後卻是探索創傷如何改變人的知覺和想像。比爾曾是戰地醫護兵，十年前在越南目睹大量軍事行動，也是第一個加入我的噩夢研究的人。他退役後進入神學院就讀，畢業後被派往的第一個教區是波士頓郊區的一所公理會，工作尚稱順利，直到他和太太生下第一個孩子。孩子出生後，身為護理師的太太返回工作崗位，他則在家中準備每週的講道和教區的其他職責，同時照顧剛出生的寶寶。與寶寶獨處的第一天，寶寶開始大哭，比爾發現自己竟突然被垂死的越南兒童這些無法忍受的影像給淹沒了。
比爾只好打電話要妻子接手照顧孩子，然後驚慌地來到退伍軍人管理局。他說自己一直聽到嬰兒哭聲、看見許多孩子的臉孔被燒毀和血跡斑斑的影像，我的醫院同事認為他必定是精神病，因為當時的教科書說幻聽和幻視都是妄想型思覺失調的症狀，提供這種診斷的教科書也說明了原因：比爾精神病的起因可能是他覺得初生嬰兒奪走了妻子對他的愛。
那天我抵達受理申請中心時，看到一群憂心忡忡的醫師圍著比爾，打算為他注射一種強力的抗精神病藥物，然後把他送進上鎖的病房。他們描述了他的症狀，然後詢問我的意見，由於我前一份工作是在專門治療思覺失調的病房，因此當時我很好奇──這個診斷聽起來不大對。我問比爾是否願意與我聊聊，並在聽過他的故事後，不經意地提到佛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說過一句關於創傷的話：「我想這個人正為記憶所苦。」我告訴比爾，我會努力幫助他，然後開立一些控制恐慌的藥物，也問他是否願意幾天後回來參與我的噩夢研究。5他同意了。
我們在研究中讓參與者做一個羅夏克墨漬測驗。6羅夏克測驗不像某些需要回答簡單問題的測驗，受測者幾乎不可能做假。這種測驗提供獨特的方法，讓我們得以觀察人如何用基本上沒有意義的刺激物（墨水漬）去建構心像。人類是會創造意義的生物，我們天生就會用這些墨漬創造出某種影像或故事，就像美麗的夏日躺在草地上會從空中飄浮的雲朵看到某些圖案一樣。人們把這些墨漬想成什麼，就洩露了他們的心智如何運作的大量訊息。
比爾看到羅夏克墨漬測驗的第二張卡片時驚恐地說道：「這就是我在越南看到的被炸得體無完膚的小孩。你看，中間是燒焦的肌肉和傷口，血水濺得到處都是。」他氣喘吁吁，額頭冒出汗珠，陷入了恐慌，而就是這恐慌把他帶來退伍軍人管理局門診中心。在這之前，我雖然聽過退伍軍人描述情境再現，但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在那一刻、在我的辦公室，比爾顯然看見了他在當年事件中看見的同樣影像，聞到同樣的氣味，感覺到同樣的身體感受。十年前比爾無助地把垂死的嬰孩抱在懷中，十年後則在回應一幅墨漬時重新經歷這個創傷。
在辦公室親身經歷比爾的情境再現，讓我了解我努力治療的退伍軍人經常感受到的痛苦，也再次幫助我意識到找出解決之道是何等重要。無論創傷事件本身多麼駭人，一定有開頭、中段和結尾，但此時我明白了情境再現可能更可怕，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再次遭受攻擊，也無法判斷何時會結束。我花了好幾年學習如何有效治療情境再現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比爾成為我最重要的導師之一。
我們再對另外二十一名退伍軍人進行羅夏克墨漬測驗，反應很一致：當中十六人看到第二張卡片的反應，都像是正在經歷戰時的創傷。第二張卡片是首張彩色卡片，經常會引發所謂的色彩震撼反應。這些退伍軍人詮釋這張卡片時的敘述包括「這是我朋友吉姆被迫擊砲彈殼炸得肚破腸流的樣子」，或「這是我和朋友丹尼一起吃中飯時，他的頭被彈殼炸飛後留下的脖子」，沒有半個人提到跳舞的僧人、振翅高飛的蝴蝶、機車騎士，而大多數人看到的，都是這類平常或有時怪誕的影像。
大多數退伍軍人都因為看到的內容而極度心煩意亂，但其餘五人的反應更令人擔憂，他們頭腦只有一片空白。有一個人的觀察是這樣：「這什麼都沒有，只是一團墨水。」他們當然沒講錯，但正常人對模糊刺激的反應卻是運用想像力去穿鑿附會。
這些羅夏克測驗告訴我們，心理受創的人傾向於把自己的創傷套在身邊每件事情上，不太能辨認正在發生的事。從過去到現在的這一段，幾乎是一片空白。我們也得知創傷會影響想像力，這五個在墨漬中看不到任何東西的人，已經失去馳騁想像的能力；另外十六人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在墨漬中看到的是往事的景象，而非展現出想像力的標誌：心智的靈活度。他們只是不斷重播舊片。
想像力是生活品質的關鍵，讓我們能擺脫例行的日常生活，藉著幻想旅行、食物、性愛、戀情或最後決定權，讓人生具有情趣。想像力讓我們有機會展望全新的可能，是讓我們的希望成真所需的發射臺，可激起創意、消解無聊、減輕痛苦、增加樂趣、豐富最親密的人際關係。一個人如果不斷身不由己地被拉回過去，回到最後一次感受到熱烈投入與和深刻情緒的時候，就會造成想像力故障和喪失心智靈活度。沒有想像力就不會有希望，沒有機會展望更佳的未來，沒有地方可去，也沒有目標可以完成。
羅夏克測驗也讓我們了解，心理受創者看世界的方式基本上與其他人不同。走在路上，有一人迎面而來，大部分人只會看到有人在走路，但是強暴受害者可能會看到有人即將騷擾她，因此陷入恐慌。嚴苛的老師一出現，一般孩子的反應可能是心驚膽跳，但如果是常遭繼父毒打的孩子，這個老師可能會代表虐待者，孩子的反應則是暴怒或又驚又怕地躲在牆角。
我們的門診中心塞滿了尋求精神科協助的退伍軍人，但因為合格醫師嚴重不足，即使病患繼續殘害自己和家人，我們也只能讓大部分人苦苦等候。但退伍軍人暴力犯罪及酒後鬧事被捕的案件驟增，還有令人震驚的自殺數。我得到允許後，為年輕的越戰退伍軍人開辦了一個團體，在「真正」的治療開始之前，充當他們的某種汙水槽。
在一群前海軍的第一次課程中，率先開口的人冷冷的說：「我不想談戰爭。」我回答，團體成員可以隨意聊自己想談的話題。經過半小時相當折磨人的沈默之後，終於有個退伍軍人開始講述自己的直升機墜毀事件，令我驚訝的是，其他人立刻活了過來，激動地講起自己的創傷經驗，所有成員也都回來參加第二週和第三週的課程。他們在這個團體裡，從原本只有驚駭和空虛的感受中找到共鳴和意義，重新感覺到他們的戰爭經驗中不可或缺的同袍情誼。他們堅持要我成為這支新部隊的一員，還送我海軍上校制服當生日禮物。回想起來，那樣的舉動揭露出一部分問題：你若不是圈內人就是圈外人，如果你不屬於這個部隊，你就什麼都不是。經歷創傷之後，世界就鮮明地切割為知情者與不知情者兩種人，凡是沒有共同創傷經驗的人都不可靠，因為他們不懂。可悲的是，這些人通常包含配偶、子女、同事。
後來我又帶領另一個團體，成員是巴頓將軍麾下的老兵，年紀都是七十好幾，與我父親年紀相當。我們都在星期一上午八點碰面，波士頓冬季的暴風雪有時會癱瘓大眾交通系統，但驚人的是，即使大風雪肆虐，他們也全員到齊，當中有幾個人是在大雪中跋涉數英哩來到退伍軍人門診中心。他們在聖誕節送我一只一九四○年代的軍表，這跟那個海軍團體的情形一樣，除非他們讓我成為團體的一員，否則我無法成為他們的醫師。
這些經驗非常感人，但是當我敦促他們談談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問題，包括他們與妻子、兒女、女友、家人的關係，如何與老闆應對、在工作中找到滿足，以及大量飲酒的狀況時，團體治療的局限就昭然若揭了。他們典型的反應是猶豫和抗拒，只會再次描述自己如何在許特根森林之役用匕首刺穿德軍的心臟，或是他們的直升機如何在越南的叢林上空被擊落。
無論創傷發生在十年前或四十多年前，我的病患都無法將戰時經驗跟此時的生活連結起來。讓他們如此痛苦的事件，卻也成為他們唯一的意義源頭，他們只在重新經歷創傷往事時，才感覺真正活著。
在退伍軍人管理局工作初期，我們為這些退伍軍人標記各種診斷名稱：酗酒、藥物濫用、憂鬱症、情緒失調，甚至思覺失調。我們還試過教科書上的各種治療法，但用盡一切努力，達到的成果卻極少。我們開出的強效藥物經常讓病患混混噩噩，幾乎難以正常生活。當我們鼓勵他們談論某個創傷事件的細節時，經常不慎觸發非常嚴重的情境再現，而沒有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由於我們不但沒幫上忙，有時還雪上加霜，因此許多人中途放棄治療。
轉折點出現在一九八○年，當時一群越戰退伍軍人在紐約的精神分析師錢姆．沙登和羅伯特．利夫頓的協助下，成功遊說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建立一種全新的診斷，即「創傷後壓力症」，用以描述所有退伍軍人多多少少都有的症狀。醫界有系統地指認這些症狀，並將之歸為一種失調症之後，這些被恐懼和無助淹沒而飽受折磨的人，終於有了病名。創傷後壓力症的概念框架一建好，我們就做好了準備，徹底改變對這些病患的理解，最後的結果是，各種研究與努力全面展開，以找出有效的治療。
這個新診斷法帶來的各種可能性給了我啟發，我向退伍軍人管理局提出一個針對創傷記憶生理的研究案：罹患創傷後壓力症的人，記憶是否會與其他人相異？對大多數人而言，不愉快事件的記憶最後都會淡忘或轉化成比較良性的內容，但我們的病患多半無法讓過去成為很久以前的往事。7
否決這項研究案的說明文一開始便說：「從未有人證實創傷後壓力症與退伍軍人管理局的宗旨相關。」當然，後來退伍軍人管理局的宗旨已變成根據創傷後壓力症和腦傷的診斷來規畫，也投注了相當多資源，將「有實證基礎的治療」運用在心理受創的戰場退伍軍人身上，但當時的局勢與現在大不相同，我不願意在一個對事實的看法跟我自己完全不一致的機構繼續任職，因而遞出了辭呈。一九八二年我到「麻州精神衛生中心」任職，我就是在這所哈佛大學教學醫院接受精神科醫師的訓練，而我的新職是教授一門剛起步的研究範疇：心理藥物學，即以藥物來減輕精神疾病。
在新工作中，我幾乎每天面對原以為已經留在退伍軍人管理局的問題。與戰場退伍軍人接觸的經驗，使我對創傷的影響非常敏感，因而我會以截然不同的想法聆聽憂鬱或焦慮的病患訴說被猥褻或家暴的故事。特別令我震驚的是，有太多女病患提到童年遭受性虐待，這真的很費解，因為當時的精神醫學標準教科書說亂倫在美國極為罕見，每一百萬女性當中大約只有一人。8當時美國女性人口大約只有一億，因此，我很納悶怎麼會有將近一半亂倫的受害者，也就是四十七位女性來到我在醫院地下室的辦公室。
教科書又說：「極少有共識認為父女亂倫是後來嚴重的心理病理的源頭。」我那些有亂倫史的病患幾乎都不能免除「後來的心理病理」：極度憂鬱、惶惑而且經常做出怪異的自殘舉動，例如用刀片割傷自己。教科書接下來根本就是為亂倫背書，說明「此番亂倫活動降低當事人得精神病的風險，使之更能適應外在世界。」9而後來事實卻證明亂倫對於女性的康樂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在許多方面，這些病患跟我留在退伍軍人管理局的退伍軍人並無太大不同，她們也做噩夢，也有情境再現，也是在一陣陣暴怒和長時間的情緒關閉這兩種狀態之間交錯，大部分人都很難與旁人相處，也難以維持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現在我們都知道，並不是只有戰爭這種災難才會把人生轟成廢墟。在戰地服役的士兵約有四分之一可能發展出嚴重的創傷後問題，10但有大半美國人在一輩子裡經歷過暴力犯罪事件，也有更精確的報導揭示美國有一千兩百萬女性曾是強暴受害者，這些受害者有半數以上是十五歲以下的少女。11許多人的戰爭是在自己家裡開打的：美國每年約有三百萬兒童被舉報為受虐待或被忽視，其中一百萬名個案的嚴重性與可信性，迫使當地兒童保護機構或法庭採取行動。12換言之，有一個在海外戰地服役的士兵，就有十個在自己家中落入危險的兒童，這個情形格外可悲，因為當恐懼與痛苦不是來自敵方戰士，而是源於自己的照顧者，成長中的兒童要復原是極為困難的。
見到湯姆之後的三十年當中，我們不僅對創傷的影響和表現形式學到非常多，也更懂得如何幫助心理受創者找到復原之路。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腦部造影工具開始讓我們看見受創者的腦子裡面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而要了解創傷造成的傷害，這些知識都是必要的，也引導我們規畫出全新的修復途徑。
我們也開始了解，那些無法承受的經驗如何影響我們內在最深處的感覺，以及我們跟身體的關係──身體就是我們的最核心。我們得知創傷不僅是發生在過去某個時間點的事件，也是那段經驗在心智、腦部和身體留下的印痕，而這個印痕會不斷衝擊人類生物體設法在每一刻活下去的方式。
創傷導致心智和腦部處理知覺的方式發生根本上的重組，不只是改變我們的思考方式和內容，也改變我們的思考能力本身。我們發現，幫助創傷受害者找到文字來描述自己所發生的事，這雖然深具意義，卻通常並不足夠，講述往事的動作未必會改變身體自發的物理及荷爾蒙反應，他們的身體持續處在過度警戒的狀態，預備隨時會遭受攻擊或侵犯。若想使真正的改變發生，身體需要了解危險已經過去，需要活在當下的現實中。我們為了理解創傷所做的探索，不但引領我們對心智的構造有不同的思考，也對心智癒合的過程有不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