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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湊碎片：自我領導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 Self-Leadership
人生在世有如一間旅社，每天早上都有新客人入住。喜悅、沮喪、卑鄙、片刻覺醒，它們的來臨就如同意外的訪客……一律歡迎、款待。敬重每位客人。對於黑暗的想法、羞辱、怨恨，一律在門口笑臉相迎，邀請入內。對任何來客心存感念，因為每一位都是上天派來指引你的嚮導。
──魯米
一個人認識多少人，就擁有多少個社會性自我。
──威廉．詹姆斯，《心理學原理》
我在執業生涯的早期認識了瑪麗，這位年輕女士看起來羞怯、孤單且身形枯槁。我們在三個月間每週進行一次心理治療，處理她那駭人的早年受虐經驗造成的傷害。某天我打開候診室的門，看到她挑釁地站在那裡。那天她穿迷你裙，頭髮染成火紅色，手上拿著一杯咖啡，臉上帶著一絲猙獰。她說：「你一定就是范德寇醫師吧，我是珍妮，我來警告你不要相信瑪麗說的那些謊言。我可以進去跟你談談她嗎？」我大吃一驚，但還好沒有跟這位「珍妮」對質，而是聽完她要說的話。在治療進行期間，我不僅跟珍妮交手，還跟一個受傷的小女孩和一名憤怒的青少年談話，而這開啟了一段漫長但成果豐碩的治療。
瑪麗是我遇過的第一個解離性身份障礙症患者，當時稱為多重人格疾患，其症狀相當戲劇性，這類患者所經歷的內在分裂及不同身份的浮現，反映了內在生活世界光譜的極端。每個人都會感到自己內在有一些衝突或彼此對抗的部分，如果是必須採取極端方法以求生存的受創者，狀況會更激烈。探索這些部分，甚至與之交好，是獲得痊癒的重要一環。
我們都知道自己覺得受到羞辱時會發生什麼事：用盡心力保護自己，盡可能發展出任何生存策略。我們可能會壓抑自己的感受，或是變得憤怒、策謀報復；我們可能立志要變得強大且成功，不再讓任何人傷害自己。許多歸類為精神疾病的表現，例如強迫思考、強迫行為和恐慌症等，以及大部分的自毀行為，一開始都是自我保護的策略，是面對創傷的適應性行為，但有可能嚴重干擾正常運作的能力，因此醫療人員和病患本人往往認為完全康復遙遙無期。若將這些症狀視為永久失能，會使治療的焦點窄化為找出適當的給藥方案，繼而導致終身依賴藥物，創傷倖存者因此有如無法擺脫洗腎的腎臟病患。1
不管是攻擊或沮喪、傲慢或被動，將這些視為習得的行為，會更有幫助。在某個時刻，病患開始相信自己若要活命，就得變強悍，或者藏起來，或是消失不見，甚至放棄一切都還比較安全。正如創傷記憶會不斷闖入生活，直到長眠，創傷調適也持續發生，直到整個人都感到安全，並且能整合所有在攻擊或逃避創傷的過程中被卡住的部分。
我遇過的每位創傷倖存者都有獨特的調適力，每一位的故事都令人敬畏人類的因應能力。在知道他們為了生存需耗去多少能量之後，我毫不意外他們常得付出什麼代價：他們跟自己的身體、心智和靈魂，都失去了深情的聯繫。
他們的因應之道也造成慘重傷害。對許多兒童而言，表達憤怒或逃跑會危害跟照顧者的關係，而厭惡自己是比較安全的作法，於是受虐兒長大後可能會相信自己基本上是不被愛的，他們幼小的心靈只能用這個方法解釋自己為何受到如此殘酷的對待。他們透過否認、忽視和分裂大量事實來求生存：遺忘被虐待的事、壓抑憤怒或絕望、麻痺自己的身體感覺。如果你在童年受到虐待，你的內心可能會有一塊稚氣的部分，而那部分就凍結在歲月裡，依舊緊緊抓住這種自我憎恨和否定。許多從可怕經驗中逃生的成年人也會陷在這個困境中。短期而言，將強烈的感覺推開可能是比較好的適應行為，幫助你維護尊嚴和獨立性，讓你繼續把心力放在關鍵任務上，例如拯救戰友、照顧孩子或重建家園。
問題會在日後出現。親眼見到朋友被炸死的士兵，後來或許可以回到平民生活，並且努力想把這個經驗從心中除去。他負責自我保護的那個部分知道如何做好工作、好好跟同事相處，但可能會習慣性對女友發火，或是當他沈浸在女友的愛撫時，失控的感覺會讓他突然麻木、呆住。他可能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內心自發地把被動服從跟朋友喪命時的麻痺感連結在一起，因此另一個自我保護的部分便插手干預，以製造轉移。他會發怒，但不知道是什麼引爆了怒火，就以為是女友做的某件事讓他發火。當然，如果他繼續這樣對女友（和之後每個女友）大發雷霆，就會愈來愈孤立。然而他可能永遠不明白這種被動狀態觸動了自己某個受創的部分，並且有另一個部分──怒氣管理員──插手干預來保護那個脆弱的部分。若要靠治療來挽救人生，就得幫助這些部分放棄自身的極端信念。
第十三章提到，從創傷復原的核心任務是學習跟過往記憶同在，而又不至於在當下被那些記憶吞噬。但大多數的倖存者，包括功能正常甚至表現優異的人，在生活的某些層面卻面臨另一種更大的挑戰：重新改裝他們原先為了因應最糟的狀況而建構的大腦／心智系統。正如我們需要重訪創傷記憶以便進行整合，我們也需要重訪內在發展出防禦習慣而讓我們活下來的那部分。
我們都有好幾個部分。此時一部分的我想要小睡片刻，一部分的我想繼續寫作，另一部分的我因為一封無禮的電子郵件而感到受傷，還有一部分的我想點選「回覆」把刻薄的反擊送出去，也有一部分的我想乾脆置之不理。認識我的人多半看過我激烈、真誠和急躁的一面，也有些人見識過我心中的那隻小惡犬。我的幾個孩子最懷念的，是跟他們一起出遊度假的那個愛玩又愛冒險的我。
當你一大早走進辦公室，看到上司一副烏雲籠罩的樣子，你就清楚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那個生氣的部分有獨特的語調、用詞和姿態，迥異於前一天拿出孩子的照片來展示的同一個人。這些不同的部分不僅是感覺，也是不同的存在狀態，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各有自己的信念、任務和角色。
我們跟自己相處得如何，大致取決於我們的內在領導技能──是否能傾聽自己各個不同部分的聲音，使每個部分都覺得受到照顧，並且避免各部分互相妨礙？這些部分通常以絕對的姿態出現，事實上卻只是想法、情緒和感覺的浩瀚星圖的組成之一。如果瑪格麗特在爭執時大吼：「我恨你！」喬可能認為她鄙視他，在那一刻瑪格麗特有可能真是這麼想，但其實她只有一部分在生氣，而那個部分暫時遮蔽了她的寬容和深情。她只要看到喬臉上的絕望，這些情感就可能就會回來。
心理學的每個主要學派都承認人類有幾種「次人格」，並且給這些次人格不同的名稱。2 一八九○年，威廉．詹姆斯提到：「必須要承認的是……整個意識可能分裂開來，既共存又彼此輕忽，也共享訊息。」3卡爾．榮格寫道：「心智是一種自我調節系統，像身體一樣會維持自己的平衡。」4「人類心智的自然狀態，在於其成分的互相挨擠，以及彼此矛盾的表現。」5而且「這些對立面的和解是一個重大問題，因此，敵對者無非就是『我裡面的他者』。」6
現代神經科學已經確認「心智即為一種社會」這樣的概念，邁克．葛詹尼加主持過開創性的裂腦研究，認為心智是由一些半自動的功能模組構成，每個模組都有特定的角色。7他在《社交大腦》（一九八五）這本書中說：「如果，自我不是一個單一的存在，我們內在可能有好幾種意識範疇呢？……我們的［裂腦］研究讓我們有了新的想法，人們確實存在著數個自我，這些自我未必會在內部『交談』。」8 馬文．明斯基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同時也是人工智慧的先驅，他說：「單一自我的傳說只會令我們偏離探尋自我的目的。9……我們有理由認為，大腦裡有一個由不同心智組成的社會。這些不同的心智就像家庭成員一樣互助合作，但各個成員還是有其他成員永遠不知道的心理經驗。」10
治療師受的訓練若能將人視為擁有多重特質和潛在性的複雜人種，便可幫助個案探索內在各部分的系統，並照顧自己受傷的那些面向。目前有幾種療法採取這樣的方式，例如歐洲廣泛使用的結構性解離模式，這是由我的荷蘭同事歐諾．凡德赫特、艾勒．奈恩黑斯以及亞特蘭大的凱西．斯帝爾發展出來的，美國則有理查．克魯夫特的治療模式。11
治療瑪麗後的二十年，我認識了內在家庭系統治療的發展者理查．薛瓦茲。看了他的成果，明斯基的「家庭成員」隱喻才真正變得鮮明。內在家庭系統治療也提供系統化的方法來處理創傷造成的分裂。這種治療方式的核心觀念是：每個人的心智就像一個家庭，其中的成員各有不同程度的成熟、應激性、智慧與痛苦，這些部分構成一種網絡或系統，任一部分改變就會影響到全部。
內在家庭系統模式幫助我了解，解離是連續發生的。在創傷中，自我系統瓦解，自我的所有部分變得兩極化且彼此對抗。自我厭惡與自大自誇並存（且彼此鬥爭），還有深切關懷與仇恨、麻木被動與憤怒攻擊，這些也都如此。這些極端的部分都承受著創傷的重擔。
在內在家庭系統治療中，自我的各個部分不只是短暫的情緒狀態或習慣性思考模式，更是有自己的歷史、能力、需求和世界觀的獨立心智系統。12創傷將一些信念與情緒注入某些部分，挾持它們，讓它們失去原本珍貴的狀態。例如我們都擁有天真與歡樂的部分，而我們受到虐待時，這些正是受傷最重的部分。它們會被嚇呆、承載著受虐的痛苦、恐懼和背叛。這個重擔使它們變得有害，是我們內在需要不惜一切代價去否認的部分。因為它們被禁錮於內心，所以內在家庭系統稱之為被放逐者。
其他部分會組織起來，保護內在家庭不受被放逐者傷害。這些保護者防範有害的部分，但也在這樣做的時候承接了施虐者的一些能量。挑剔又完美主義的管理者會確保我們絕對不跟任何人親近，或驅使我們奮力不懈地工作。內在家庭系統中還有另一群名為救火隊的保護者，專門回應緊急事故，每當某個經驗觸動某種被放逐的情緒時，救火隊便立刻出現衝動的行為。
每個分裂的部分都擁有不同的記憶、信念和身體感受。有些背負著羞辱，有些是憤怒，也有些是愉悅和興奮，還有一些是強烈的孤單或卑賤的服從。這些就是受虐經驗的各個層面。最重要的是，這些部分都有一個功能：保護自我免於毀滅的深切恐懼。
那些將痛苦表現出來而非緊緊鎖在內心的兒童，常會被診斷為「對立反抗症」、「依附障礙症」或「行為規範障礙症」。但這些標籤都忽略一個事實：這些憤怒和退縮都只是最後一搏的所有努力中的一些面向，在試圖控制兒童的行為時，若沒有處理潛在的問題，即虐待，治療勢必無效，甚至可能有害。等到他們長大，這些部分並不會自發地整合成連貫的人格，而是會繼續保持相對自治。
那些「流離在外」的部分可能完全不會意識到系統中的其他部分。13我評估過的那些童年受天主教神父性猥褻的男士，多半都有服用合成類固醇，而且花費特別多時間在健身房鍛練身材。這些強迫性的健身者生活在汗水、足球和啤酒的陽剛文化中，小心翼翼地隱藏軟弱和恐懼，一直要等到我令他們感到安全之後，我才會見到他們內在那些驚恐的小孩。
病患可能也不喜歡自己流離在外的部分，那些發怒、破壞與苛刻的部分。而內在家庭系統提供一個框架去了解它們，更重要的是，不以疾病的觀點來討論它們。理解每個部分都是肩負過去的重擔而被困住，並且尊重每個部分在整體系統中的功能，可使各部分不再那麼可怕或難以承受。
薛瓦茲說：「人類有內在的動力去照料自己的健康，如果我們接受了這樣的基本概念，就意味著當人有慢性問題時，就是碰到了阻礙，無法取得內在資源。了解這一點之後，治療師的角色就是跟你合作，而非教導、面質或填補你心中的破洞。」14治療合作的第一步，就是向內在系統保證每個部分都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保證它們全部（甚至是自殺或破壞的部分）都是為了努力保護自我系統而形成，無論它們現在看似造成多大的威脅。
內在家庭系統認為，培養正念的自我領導是從創傷復原的根本。正念不僅讓人能以慈悲心和好奇心去探索內在樣貌，且能主動引導我們走上自我照顧的正確方向。所有的系統，包括家庭、機構或國家，若要能有效運作，就必須擁有職責明確且稱職的領導，內在家庭系統亦然，自我的每個面向都需要得到照料。內在的領導者必須明智分配可用的資源，為整體提供一個兼顧所有部分的視野。
理查．薛瓦茲的說明如下：
受虐者的內在系統跟非受虐者的不同之處，在於缺乏持續有效的領導，各個部分都是在極端規則下運作，也缺乏任何持續的平衡或和諧。典型的狀況是，各個部分的運作都圍繞著過時的假設和信念，而那都源自童年受虐。例如：認為一旦透露了祕密，讓外界知道自己忍受的童年經驗，仍然會陷入危險。15
當自我不再掌控全局，會發生什麼事？內在家庭系統稱之為「混淆」（blending）。在這種情況中，自我會跟某個部分發生聯繫，例如「我要殺了自己」或「我恨你」。請注意這兩句話跟以下兩句話的差別：「一部分的我希望自己死掉」、「當你那樣做的時候，有部分的我會被激怒，讓我想殺了你。」
薛瓦茲提出兩個假設，將正念的概念擴展到主動領導的範疇。第一個假設是，自我並不需要被培養或發展，在創傷倖存者防護起來的那一部分的底下，還有一個完整無傷的本質。雖然倖存者為了確保生存而出動了各種保護者，但這個自信、好奇又冷靜的自我卻在掩護下躲過保護者的攻擊。一旦這些保護者相信周圍是安全的，就會慢慢分開，自我便會自動浮現，並參與痊癒的過程。
第二個假設是，正念的自我並非被動的觀察者，它可以協助重整內在系統，並與各個部分溝通，幫助各部分相信內在有個人可以把事情處理好。神經科學的研究也顯示這不僅是隱喻，正念確實可以增加內側前額葉皮質的活化程度，並讓杏仁核等會激發情緒反應的結構不那麼活化，增強我們對情緒腦的控制。
內在家庭系統將焦點放在培養自我跟各個保護部分間的內在關係，甚至更勝於鼓勵治療師跟無助的病患建立關係。在這種治療模式中，自我並不像某些傳統的靜坐冥想那樣只是目睹或被動觀察，而是擁有主動領導的角色，如同樂團指揮幫助各個部分協調運作，演奏出和諧的交響曲，而非刺耳的噪音。
治療師的任務，是幫助病患將令人困惑的混合物區分為各別的存在，讓病患能夠說：「這個部分的我像小孩，那個部分的我比較成熟，卻感覺像受害者。」他們可能不喜歡其中許多部分，但是把這些部分指出來，它們就不會那麼嚇人或難以忍受。下一步則是鼓勵病患在每個保護部分浮現時，要求它們暫時「退後」，讓我們能看出它們在保護什麼。按照這步驟進行一次又一次之後，這些部分會開始跟自我分離，如此便有空間做正念的自我觀察。病患學習放下恐懼、憤怒或厭惡，並向好奇和自我反思的狀態敞開心門。有了穩定的自我觀點，他們就能開始跟各個部分進行有建設性的內在對話。
病患會被要求指認出跟目前問題有關的部分，例如覺得沒有價值、被遺棄，或揮之不去的報復念頭。當他們自問：「我內在的什麼部分有那樣的感覺？」可能會有一個影像冒出來。16憂鬱的部分或許看起來像是被遺棄的孩子，或是老人，或因照顧傷者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護理師。報復心很重的部分可能像海軍戰士或街頭流氓。
接著治療師會問：「你對自己的那個部分（哀傷、報復或懼怕）感覺如何？」這是藉由區分「你」和正在討論的部分來進入正念的自我觀察。如果病患說出「我恨死它了」這類極端的回答，治療師便知道還有另一個保護部分跟自我混在一起，因此可能會再問：「試著讓那個恨它的部分退後看看。」結果常會是病人開始感謝這個保護部分所做的警戒，並保證它可以在任何有需要的時候回來。這個保護部分若是願意，接下來的問題則是：「現在你對這個（剛才被拒絕的）部分有什麼感覺？」病患可能會回答：「我不明白它為什麼這麼（哀傷、想報復等）。」這樣就可以開始進一步認識這個部分，例如詢問它存在多久了、它這樣的感覺是如何得來的。
病患一旦表露出自我的關鍵部分，這樣的對話就會開始自發產生。這時很重要的是，治療師必須退到一旁，只需要注意病患內在可能出面干涉的其他部分，適當講一些同理的話，或是提出這類問題：「關於那件事，你會對這個部分說什麼？」「你現在想探索哪個部分？」或「你覺得正確的下一步是什麼？」以及一個普遍性的自我覺察問題：「你現在對這個部分的感覺是什麼？」
瓊安請我協助她管好自己那無法控制的暴怒，以及處理她多次婚外情帶來的歉疚感。她最近的外遇對象是網球教練。她在我們第一次治療時說：「我在十分鐘內從幹練的專業女性變成哭哭啼啼的小孩，然後變成亂發脾氣的賤貨，又變成毫無感情的進食機器。我不知道哪個才是真正的我。」
瓊安在講這句話之前，剛批評過我牆上的圖畫、搖搖晃晃的家具和凌亂的書桌。攻擊就是她最好的防衛。她已有心理準備將再次受傷，認為我就像之前許多人一樣，會讓她失望。她知道治療若要有效，她就得透露自己的弱點，因此她必須先試探我是否能忍受她的憤怒、恐懼和哀傷。我明白要軟化她的防衛心，唯一的方式是真誠地關心她的生活細節，對於她願意承受風險跟我交談一事，表達出絕對的支持，並接納她自己感到最羞恥的部分。
我問瓊安是否注意到自己內在那個愛挑剔的部分，她承認有。我接著問她，對那個挑剔專家有什麼感覺。這個關鍵問題讓她能開始跟那一部分切割，並靠近她的自我。瓊安回答說，她討厭那個挑剔專家，因為那讓她想起自己的母親。我問她，那個愛挑剔的部分可能是在保護什麼。這時她的怒氣消退，也變得比較好奇且認真思考：「我想知道，她為什麼認為有必要用母親以前罵我的難聽話來罵我，甚至更不堪入耳。」她談到在成長過程中有多麼害怕母親，覺得自己一定什麼事都做不好。挑剔專家顯然是管理者，不僅保護瓊安不被我傷害，也努力搶在母親開口批評前先發制人。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瓊安提到她曾被母親的男友性侵害，大概在她一年級或二年級的時候。她認為她的親密關係已經被「毀了」。她對丈夫既頤指氣使又苛刻挑剔，而且對他毫無性慾，但在婚外情中卻熱情又放縱。然而她的每段外遇都以類似的情形收場：她在做愛時會突然驚恐地蜷縮成一團，像小女孩一樣啜泣。這些情形令她困惑又厭惡，事後就無法再忍受跟情人有任何瓜葛。
瓊安和第八章提到的瑪莉琳一樣，小時候就學會在被性侵時讓自己消失、飄在半空中，彷彿那件事是發生在別的女孩身上。瓊安把被性侵的事逐出腦海，因此能有正常的學校生活，像是到朋友家過夜、結交女性好友，還有參與球隊運動等。但她從青春期開始出現問題，她對那些討好她的男生總是不屑一顧，卻又隨便跟人發生性關係，事後又感到可恥、羞愧。她告訴我，暴食對她而言就像其他人的性高潮，而跟丈夫發生性關係的感覺，就像是其他人的嘔吐。雖然她童年被性虐待的記憶是斷裂的（解離），然而她卻在不知不覺中持續重演這段往事。我沒有試圖向她說明她為何如此憤怒、愧疚或麻木──她已經把自己視為殘破的物品。治療就跟處理創傷記憶一樣，「擺盪」──第十三章討論過的逐步進行法──非常重要，若要協助瓊安處理自己的悲痛與傷害，我們必須重新召回她自己的力量與對自己的關愛，讓她能夠療癒自己。
這表示要把治療焦點放在她的許多內在資源上，而我也要提醒自己，我不可能提供她小時候失去的關愛與照顧。作為治療師、老師或心靈導師，若你試圖去填補個案內心因早年剝奪而形成的空洞，那麼終究會面臨一個現實：你不是對的人，也不在對的時空。治療焦點應該要放在瓊安跟她各個部分的關係，而非她跟我的關係。
瓊安的治療逐步展開，我們也漸漸辨認出許多在各別時刻負責掌權的部分：好鬥且脾氣暴躁的兒童部分、放蕩的青春期部分、有自殺傾向的部分、強迫性的管理者部分，還有神經質的道德家，等等。按照往例，我們會先跟管理者交手。管理者的工作是避開屈辱及遺棄，使她能維持條理和安全感。有些管理者可能有攻擊性，就像瓊安的挑剔專家。也有其他管理者相當完美主義或保守謹慎，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受到太多注意，這些部分可能會要我們對身邊的事視而不見，以被動的態度躲避風險。我們有多少機會可以接近情緒，這一點也由內在的管理者掌控，以免自我系統被情緒淹沒。
讓這個系統保持控制需要極大的能量。光是一句挑逗的話，就可能同時觸動內在好幾個部分：一個部分感到強烈的性喚起，另一個部分充滿自我厭惡，還有一個部分試圖以自殘來平息一切，而別的管理者則製造執念和分心，或全然否定事實。不過，每個部分都應該被當作內在的保護者，堅守重要的防衛職務。管理者都承擔了巨大的責任，而且經常不堪負荷。
有些管理者極為強大。我有許多病患從事高階工作，專業表現傑出，也非常關心子女。瓊安的挑剔型管理者無疑幫助她成為成功的眼科醫師。我還有許多病患是非常幹練的老師或護理師，同事平常只會覺得他們有點冷淡或拘謹，一旦發現這些模範員工竟然會自殘、飲食失調或性生活異於尋常，可能會相當驚訝。
慢慢地，瓊安開始明白同時有相互衝突的感覺或想法是正常的，這使她比較有信心面對眼前的任務。她不再認為恨意會啃噬整個生命，而是知道自己只有一部分會因為憎恨而無法正常運作。然而，瓊安有一次在工作上得到負面評價，她因此陷入混亂，嚴厲斥責自己沒有把自己保護好，然後覺得自己變得依賴、脆弱、無力。我請她看看那個軟弱無力的部分位於身體何處、對它的感覺是什麼，她開始抗拒。她告訴我，她無法忍受那個愛抱怨、能力差、令她難堪又瞧不起自己的小女孩。我懷疑這個部分承載了她大量的受虐記憶，因此決定在那個時刻不要給她壓力。那天她沈默、煩躁地離開我的辦公室。
隔天她吃光冰箱的東西，然後花幾個小時催吐。當她再度來到我的辦公室時，她說她想自殺，卻很驚訝我似乎真的關心她，也不評斷她，沒有責怪她的暴食和自殺傾向。我問她當時有哪些部分涉入時，挑剔專家再次出現，脫口說道：「她真讓人噁心。」她叫那個部分退後時，另一個部分跑出來說：「從來沒有人愛我。」接下來又換挑剔專家告訴我，幫助她的最佳方法就是忽略所有噪音，增加她的藥量。
很顯然，這些管理者都渴望保護她受傷的部分，卻又在無意間傷害了她，因此我不斷問，如果它們退後會發生什麼事，瓊安回答說：「大家都會討厭我。」「我會孤單流落街頭。」講完後她想起一件事：她母親告訴她，如果她不聽話，就要讓別人領養她，讓她永遠見不到她的姊妹和小狗。當我問她對心裡那個恐懼的小女孩有什麼感覺，她哭著說為她感到傷心。這時候她的自我回來了，我相信我們已經讓這個系統平靜下來，但後來證明這次治療進行得太多，也太快了。
一星期後瓊安沒有回診。我們觸動了她的被放逐者，她的救火隊也橫衝直撞地登場。她後來告訴我，那次提到她有多怕被送去寄養家庭之後，當晚她就覺得自己幾乎要爆炸了，於是她走進酒吧，搭上一個男人。她很晚才醉醺醺地回家，衣衫不整，什麼都不跟丈夫說，隔天一副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模樣。
救火隊會竭盡全力讓痛苦的情緒消失，跟管理者一樣確保被放逐者不會隨便跑出來。除了這個一致的任務之外，救火隊是跟管理者對立的。管理者的目的是保持控制，救火隊則為了撲滅火勢不惜摧毀整間房子。保守的管理者和失控的救火隊不停拉扯，直到承載著創傷重擔的被放逐者獲准回到家中，並受到照料。
任何治療過倖存者的人都會跟這些救火隊相遇。我交手過的救火隊有酗酒、購物、對電腦遊戲上癮、衝動上床，以及強迫性運動。敗德的一夜情可以麻痺那個受虐兒的恐懼和羞愧感，就算只能維持幾小時也好。
必須謹記的關鍵是，救火隊在本質上也會不顧一切地保護這個系統。管理者通常會在表面上配合治療，救火隊則不然，救火隊不會克制自己，而是猛烈辱罵或氣沖沖地離開治療室。救火隊是瘋狂的，如果你問它們，假如停止自己的任務會發生什麼事，你會發現它們相信被放逐的感覺將粉碎整個自我系統。它們也渾然不知還有更好的方式能確保身體和情緒安全，即使暴食或自殘這類行為停止了，救火隊也往往會再找別的方法來傷害自己。只有等自我拿到了掌控權，系統覺得安全了，這些循環才能結束。
被放逐者是內在系統的有毒廢棄物，帶著跟創傷有關的記憶、感覺、信念和情緒，一旦釋放出來會造成危害。被放逐者保有「天啊！我完了！」這樣的經驗，無處可逃的驚嚇都有這樣的本質，也伴隨著恐懼、崩潰和妥協。被放逐者可能以毀滅性的身體感覺或極端麻木的形式出現，不但冒犯理性的管理者，也觸怒蠻幹逞強的救火隊。
瓊安跟大多數亂倫倖存者一樣討厭自己的被放逐者，尤其是當初回應施虐者性侵要求的那個小女孩，以及獨自在床上啜泣的那個嚇壞的孩子。被放逐者一旦壓倒管理者，就會接管我們，於是我們就只是被拒絕、軟弱無力、沒人愛、被遺棄的小孩。我們的自我會跟被放逐者「混淆」在一起，人生的每個可能都消失無蹤。接著，就如薛瓦茲所指的：「我們透過它們的雙眼看待自己和世界，而且相信世界就是『這個』。在這種狀態下，我們不會意識到自己已經被挾持。」17
然而，把被放逐者鎖著不放，不僅會抹滅記憶和情緒，也遏抑了承受這些記憶和情緒的部分，也就是在創傷中傷得最深的部分。薛瓦茲表示：「這些通常就是你最敏感、最有創造力、最喜愛親密關係、最有活力、最有趣且天真的部分。受傷再加上被放逐，對它們形成雙重打擊，在原本的傷害之外又因你的拒絕而受辱。」18正如瓊安所發現的，隱藏且鄙視被放逐者，就是把她的人生打入毫無親密關係或真實快樂的地獄。
瓊安的治療進行幾個月後，我們又再次接近那名因承載了瓊安被性侵的屈辱、困惑和羞愧而被放逐的小女孩。那時瓊安已經夠信任我，也培養了足夠的自我感，因此能夠忍受觀察身為小女孩的自己，以及她埋藏已久的所有恐懼、激動、屈服和共犯感。她在這個過程中幾乎一言不發，我的主要工作則是讓她維持在平靜的自我觀察狀態。她經常在厭惡和恐懼之中升起一股想掙脫的衝動，把這個不被接受的小孩獨自留在她的悲慘痛苦中，這時我會請她的保護者退開，讓她繼續聆聽她的小女孩想告訴她什麼。
最後，在我的鼓勵下，瓊安進入這個場景，帶著小女孩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她堅定地告訴施虐者，她絕不再讓他靠近小女孩一步。她沒有繼續否認這個小女孩，而是扮演主動的角色來釋放她。如同在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中一樣，創傷之所以能解決，是因為她有能力運用自己的想像力，並重寫長久困住她的場景，於是果斷的自我領導行動取代了無助的被動。
瓊安一旦能夠管控自己的衝動和行為，就認清了她與丈夫布萊恩的關係有多空虛，並開始堅定地著手改變這樣的狀態。我請她詢問布萊恩是否願意一起參與會談。在夫妻一起會談了八次之後，布萊恩開始單獨見我。
薛瓦茲的觀察是，內在家庭系統可以幫助家庭成員成為彼此的「導師」，學習觀察一個人內在的各部分如何跟另一個人的各部分互動，而我就在瓊安和布萊恩的身上親眼目睹這個過程。布萊恩起初很為自己能長期忍受瓊安的行為而自豪。他覺得瓊安真的很需要他，他根本沒有想過離婚。但現在瓊安想要跟他更親密，他就感到有壓力、做不到──他顯露出內在那個茫然並抗拒情緒的恐慌部分。
布萊恩漸漸談起自己出身酗酒家庭，瓊安的舉動在他家很常見，而且多半無人在意。此外，他的父親多次住進戒癮中心，母親也因憂鬱症和企圖自殺而長期住院。我問他的恐慌部分，如果允許布萊恩有感覺，會發生什麼事。他說，他唯恐自己會因痛苦──童年的痛苦加上夫妻關係的痛苦──而崩潰。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其他部分陸續浮現。最先出現的保護者很害怕女性，決心不讓布萊恩受女性操控。然後我們發現有一個強勢的照顧者，這個部分曾經照顧他的母親和弟弟妹妹，讓布萊恩感覺到自我價值和目標，也讓他有辦法處理自己的恐懼。最後布萊恩準備好跟自己的被放逐者見面，那個被嚇壞、基本上沒有母親也沒人照顧的小孩。
以上是對一段漫長探索的簡要描述，過程中還有許多插曲，例如瓊安的挑剔專家會不時浮現。但是內在家庭系統從一開始就幫助瓊安和布萊恩以客觀、好奇、慈悲的自我的觀點，傾聽自己和對方的聲音。兩人不再被鎖在過去，各種新的可能性已在兩人面前展開。
南西．夏狄克是波士頓布萊根婦女醫院的風濕病學家，她把自己對患者罹病經驗的濃厚興趣融入醫學研究中，而薛瓦茲的一場工作坊讓她認識了內在家庭系統治療，她決定把這種療法納入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的心理社會介入研究中。
類風濕性關節炎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會引起全身的發炎性疾病，造成長期的痛苦與失能。醫藥可以延緩病程，減輕一些痛苦，卻無法治癒。而罹患這種病又可能導致憂鬱、焦慮、孤立，損害整體生活品質。我以前就觀察到創傷跟自體免疫疾病的關聯，因此對這個研究特別有興趣，也一直關注它的進展。
夏狄克博士和內在家庭系統治療的資深治療師南西．索維爾合作，設計出一項為期九個月的隨機研究，讓一組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接受內在家庭治療的團體指導和個別指導。控制組則是定期收到郵件和電話，內容是關於疾病症狀和管理。兩組受試者都持續服用常規藥物，並定期接受風濕病學家的評估。這些專家都不知道受試者屬於哪一組。
內在家庭系統治療這一組的目標是教導病患接受和了解自己照例會有的恐懼、絕望與憤怒，把這些感覺當作自己的內在家庭成員來對待。他們會學習內在對話技巧，以認出自己的痛苦、辨識伴隨的想法與情緒，然後以關心和憐憫去處理這些內在狀態。
有個基本問題很早便浮現：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就像許多創傷倖存者一樣有述情障礙。南西後來告訴我，這些病患除非完全被壓垮，否則從不抱怨痛苦或失能。若被問及有什麼感覺，他們幾乎都回答：「我還好。」他們的堅忍部分很明顯是在幫助他們因應問題，但這些管理者也讓他們處於否認的狀態。一些患者將自己的身體感覺和情緒阻擋在外，甚至無法跟醫師好好合作。
為了能有所進展，團體帶領者用戲劇方式介紹內在家庭系統治療，重新安排設備和道具來代表管理者、被放逐者和救火隊。在幾個星期中，團體成員開始提及管理者叫他們要「默默忍受」，反正沒有人想聆聽他們的痛苦。然後當他們叫這些堅忍的部分退開時，他們開始承認自己有憤怒的部分，這部分想要用大吼和大肆破壞來宣洩。有一個部分想整天賴在床上。還有被放逐者，由於不被允許發言，因此覺得自己一文不值。這顯示了幾乎所有部分都被認為應該像小孩子一樣聽話，不要多嘴──安全意味著把需求隱藏起來。
個別的內在家庭系統治療幫助病患把這些部分的語言應用到日常生活的問題上，例如有位女士覺得被工作上的衝突困住，管理者堅持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到過勞。直到類風濕性關節炎復發，她才在治療師的協助下了解她能夠照顧自己的需求，不讓自己生病。這兩組都在九個月的研究期間進行三次評估，一年之後再做一次評估。九個月結束時，內在家庭系統治療組跟衛教組相比，在自評的關節痛、身體功能、自我悲憫和整體的疼痛程度上都呈現出顯著的改善。他們的憂鬱情緒和自我效能感也有顯著的改善。儘管客觀的醫學檢查沒有測量到疼痛或免疫功能上的顯著改善，但內在家庭系統治療組在疼痛知覺和憂鬱症狀上的進步維持到一年以後。換言之，改變最大的是病患跟疾病共存的能力。夏狄克和索維爾在結論中強調，內在家庭系統治療有助於改善問題的一大關鍵要素，就是將焦點放在善待自己上。
這並不是第一篇顯示出心理介入可以幫助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的研究，認知行為療法和以正念為基礎的方法都已證實可以對疼痛、關節炎、身體失能和憂鬱帶來正面影響。19但這些研究都沒有涉及一個關鍵問題：心理安全感與安慰的提升是否會反映在功能更佳的免疫系統上？
彼得在一所聲望極佳的醫學中心腫瘤部門擔任主管，這家醫學中心一直被評比為全美國頂尖的醫療機構。他固定打壁球，身材完美，坐在我辦公室時不但自信，還很自大。這個男人看起來完全不像創傷後壓力症患者。他對我說，他只是想知道如何讓他太太不要那麼「難取悅」──她已經威脅要離開他，除非他能改掉她口中所謂的冷酷行為。彼得向我保證他太太的看法很扭曲，因為他顯然能毫無問題地同理患者。
他愛聊工作，而由於住院醫師和研究員都搶著要在他手下做事，部門內也謠傳同事都非常怕他，因此他很以自己為榮。他描述自己有說實話的勇氣，是真正的科學家，只看事實，而且不喜歡跟笨蛋相處（這時他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他的標準很高，但對自己的標準更高，還向我保證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愛，只需要他們的尊重。彼得也告訴我，他就讀醫學院期間輪到去精神科實習時，確信了精神科醫師還在使用巫術，而他在夫妻治療中分配到的任務更加深了這個看法。他輕視那些把自己的問題歸咎於父母或社會的人。雖然他小時候也過得相當悲慘，但他決心永遠不把自己當成受害者。
彼得的強悍以及對於精確的熱愛吸引了我，但我不禁懷疑，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常看到的問題：對權力很執著的內在管理者，這通常是為了抵抗無助感而製造出來的堡壘。當我詢問他的家庭背景時，他告訴我，他父親經營製造業，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性情可能有點冷酷嚴厲，但也有溫柔感性的一面，這一面讓彼得能跟他相連，並啟發彼得日後成為外科醫師。當他提到母親時，他才首次看清她是以嚴謹的持家替代真誠的關愛，但彼得否認這件事令他不安。他的學業成績一直很優異。他誓言打造沒有拒絕也沒有屈辱的人生，但諷刺的是，他每天都與死亡和拒絕為伍──死亡始終在腫瘤病房徘徊，他也經常為了研究資金和發表論文而苦苦奮鬥。彼得的太太在我們第二次會談時加入，她描述彼得如何不斷挑剔她，從她的穿著品味、育兒方式、閱讀習慣、智商，到她的朋友。彼得很少在家，也從不付出感情。由於他有太多重要的責任，也由於他的脾氣非常暴躁，家人在他身旁總是提心吊膽。她下定決心要離開他，展開新生活，除非他徹底改變。在那一刻，我第一次看到彼得一副很痛苦的模樣，他向我和他太太保證他想解決問題。
下一次的會談中，我請彼得放鬆身體、閉上雙眼，把注意力集中在身體內部，然後問他最關鍵的部分（他太太指出的部分），他的內在恐懼如果停止那些無情的批評，會發生什麼事。大概過了半分鐘，他說，他覺得對自己講話實在很蠢，他不想嘗試什麼新時代的花招，他來找我是為了接受「以實證方法驗證過的治療」。我向他保證我和他一樣，都是站在實證基礎治療的最前線，這個方法就是其中之一。他沈默了大概一分鐘，然後輕聲說：「我就會被傷害。」我鼓勵他去問這個挑剔專家，那句話的意思是什麼，他依然閉著雙眼，回答說：「如果你批評別人，他們就不敢傷害你。」又說：「如果你很完美，就沒有人會批評你。」我請他感謝他的挑剔專家這樣保護他，讓他免於傷害和屈辱。他再次沈默。我看到他的肩膀放鬆了，呼吸也變得比較慢，比較深。
他接著告訴我，他知道自己的傲慢影響了跟同事和學生的關係。在開團隊會議時，他覺得很孤單，而且被鄙視，在醫院的同樂會上也很不自在。我問他，是否想改變那個憤怒的部分威脅別人的方式，他回答說他很想。然後我問他，那個部分位在他身體的何處，他指出是在胸腔中間。我請他繼續專注於內在，並問他有什麼感覺，他說他覺得很害怕。
我請他繼續專注在那一點上，看看現在有什麼感覺。他說他很好奇，想多了解一點。我問他那個部分幾歲，他說大概七歲。我要求他，請他的挑剔專家讓他知道他在保護什麼。他繼續閉著雙眼，在沈默許久後，他對我說，他親眼目睹童年的一個場景：他父親在鞭打一個小男孩，就是他，而他就站在一旁，心想這個小孩怎麼會笨到去觸怒他父親。我問他，他對這個受傷的小孩有什麼感覺，他告訴我，他很鄙視他，因為他是懦夫，只會哭哭啼啼，稍稍反抗父親的專橫後就屈服了，啜泣著說他願意當好孩子。他沒有膽識，沒有勇氣。我問他的挑剔專家是否願意退到一旁，讓我們看看這個小男孩怎麼了。挑剔專家的回應是火力全開，罵他是「懦夫」、「娘炮」。我再一次問彼得，他的挑剔專家是否願意退到一旁，讓小男孩有機會開口講話，他卻完全關閉自己，然後結束這次治療，說他不可能再踏進我的辦公室。
但一星期後他回來了。他太太按照當初的威脅，找了律師訴請離婚。他崩潰了，一點都不像我認識的那位樣樣完美的醫師。他面對失去家庭的危機，整個人失控，後來想到，萬一情況太糟他還可以用雙手結束生命，這才稍微安心一點。
我們再次往內探索，指認出那個害怕被遺棄的部分。他一處在正念的自我狀態，我就鼓勵他請那個嚇壞的小男孩讓他看到他承受的重擔。他的第一個反應同樣是鄙視小男孩的軟弱，但後來我請他叫那個部分退後，他就看見小時候在父母家中的影像：那個小男孩獨自在房間驚恐大叫。彼得觀看這一幕好幾分鐘，大半時間都輕聲啜泣。我問他，小男孩有沒有講出想讓他知道的每件事，他說還沒有，還有其他場景，例如他跑到門口擁抱父親，卻因為沒聽母親的話而被摑耳光。
他幾次停了下來，解釋他父母為何無法表現得更好，他提到父母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以及這意味著什麼，等等。我再次建議他找到那些保護者，要求這些部分暫時走到另一個房間，不要再打斷他目睹小男孩的痛苦。如此一來，他才能回到自己的哀傷中。
我請彼得告訴這個小男孩，他現在了解這段經驗有多麼悲慘了。他安靜坐了很久，難過得不發一語，然後我請他讓小男孩知道他很關心他。經過一番勸誘之後，彼得用雙臂環抱著小男孩，我很驚訝這個看似嚴厲又冷酷的男士竟然清楚知道如何照顧他。
又經過一段時間，我請彼得回到當時的場景，帶走小男孩。彼得想像自己以長大成人的身分對抗父親，告訴他：「如果你再欺負這個小孩，我會殺了你。」然後他在想像中把這個小男孩帶到他知道的一個美麗營地，讓小男孩在那裡跟一群小馬玩耍嬉笑，他在旁邊保護著他。
我們的工作還沒結束。彼得的太太撤回離婚威脅後，他有些舊習慣還是會冒出來，我們必須不時重訪這個孤立的小男孩，確保彼得受傷的部分能得到照料，尤其是在他覺得被家裡或工作上的事情傷害時。內在家庭系統治療稱這個階段為「卸下重擔」，意思是悉心照料被放逐的部分，使之恢復健康。隨著每一次卸下重擔，那個曾經嚴厲苛刻的內在挑剔專家慢慢放鬆，逐漸變得比較像導師而不是法官。彼得也開始修補跟家人和同事的關係，也不再因為緊張而頭痛了。
有一天他告訴我，他要用整個成年期來努力放下過往。他也說，只有更接近過去，才能真正放下過去，這多麼令人啼笑皆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