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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奇蹟和暴虐
Language: Miracle and Tyranny
吐出憂傷的字句吧，哀痛若不說出口，就會向不堪重荷的心竊竊低語，令其裂成碎片。
──威廉．莎士比亞，《馬克白》
我們幾乎不忍目睹，但陰影或許承載著那些我們尚未經歷過、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走進你心中的地下室、閣樓、垃圾桶，在那些地方找尋黃金吧，找一隻不曾被餵食餵水的動物，牠就是你！這隻被忽視、被放逐的動物，渴望獲得關注，牠就是你自我的一部分。
──瑪莉恩．伍德曼（史帝芬．寇培在其著作《你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的引用）
二○○一年九月，國家衛生研究院、輝瑞製藥公司及紐約時報公司基金會等機構召開了幾次專家會議，希望為九一一世貿中心攻擊事件中受到創傷的人推薦最好的治療方法。由於有許多種廣泛使用的創傷介入方式尚未在隨機選出的民眾（相對於主動尋求精神醫療協助的患者）中進行仔細評估，因此我認為這是大好的機會，可藉機比較各種療法的療效。但我的同事比較保守，而這些委員會經過長時間的審議之後，只推薦兩種治療方式：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療與認知行為治療。為什麼會推薦分析式的談話治療呢？因為曼哈頓是佛洛伊德派精神分析最後的重鎮之一，若將當地精神衛生執業人員中的一大部分排除在外，將會是很糟的政治活動。又為何採用認知行為治療呢？因為行為治療可以拆解成具體的步驟以及「手冊型」的一致規約，這是另一群不容輕忽的團體──學術研究者最喜愛的治療方式。這些推薦通過後，我們便靜候紐約人來到治療師的辦公室，但幾乎沒有半個人出現。
斯潘塞．艾斯醫師曾在格林威治村的聖文森醫院（現已停業）擔任精神科主任，他想知道這些倖存者會去何處尋求協助，於是在二○○二年初偕同一些醫學生針對從世貿雙塔逃離的二百二十五人進行調查，詢問這些人，最能幫助他們克服這段經歷的方法是什麼？倖存者依序提到針灸、按摩、瑜伽和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1在救援人員中，按摩更是最常出現的答案。艾斯的調查顯示，最有幫助的介入方式著眼於減輕創傷造成的身體負荷，這種倖存者經驗跟專家推薦之間的落差頗耐人尋味。當然我們並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倖存者確實尋求較傳統的治療方法，但他們顯然對談話治療興趣缺缺，這點出了一個基本問題：講述自己的創傷有何好處？
● 說不出口的真相
治療師深信談話能化解創傷，此信念堪稱不朽。這樣的自信最早可追溯到一八九三年佛洛伊德（和他的老師布雷爾）所寫的一段話：「當我們成功地恢復創傷事件的記憶，並激發伴隨的情緒，且患者也盡可能地描述事件細節，並將感受訴諸於文字時，創傷便立刻且永遠消失。」2
不幸的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創傷事件幾乎不可能以文字呈現，這不只是針對創傷後壓力症患者，對我們所有人而言也都是如此。我們對九一一事件一開始的印象都不是故事，而是影像，是滿臉灰燼的群眾在街道上狂奔，一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一號大樓，遠處的黑點是手牽手從大樓躍下的人們。這些影像在我們的心中和電視螢幕上一再重播，直到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和媒體出手協助，我們才創造出一部可以彼此分享的敘事。
勞倫斯在《智慧七柱》中寫下自己的戰爭經驗：「我們知道有些痛楚太過強烈，有些哀傷太過深刻，而有些狂喜太過激昂，我們有限的自我承載不了。當情緒處在這樣的高峰，我們的腦袋停止運作，記憶一片空白，直到周遭環境再度恢復平靜。」3當創傷令我們驚愕失聲，要想走出去，便必須以文字鋪設通道，細心收集散落的片斷，直到故事的面貌完整浮現。
● 打破沈默
早期愛滋宣導運動的倡議者創造出一句很有力的口號：「沈默等於死亡。」對創傷三緘其口也會導致死亡，靈魂的死亡。沈默加深了創傷的哀戚、孤立，當受創者能夠對另一人大聲說出：「我曾被強暴」、「我被丈夫毆打」、「我的父母說這是管教，但其實是虐待」或「我從伊拉克回來後就一直沒有好轉」，正是療癒可以開始展開的徵兆。
我們或許以為保持沈默能控制自己的傷慟、恐懼或羞愧，但說出這些情緒提供了控制的另一種可能。《創世記》中，亞當受命管理動物王國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每一種生物命名。
如果你受過傷，就需要承認和說出自己發生的事。我從個人的親身經歷體驗到這一點：如果我一直不去碰觸三歲時因各種過失而被父親關在地下室的往事，那種被放逐、被遺棄的感覺將永遠在我腦中揮之不去。直到我能說出當年那個小男孩的感受，原諒他那時竟然如此害怕與順從，我才開始享受跟自己相處的樂趣。感覺有人傾聽我們、了解我們，我們的生理機能就會改變。能夠明確表達自己的複雜感受、讓自己的感受得到認可，會活化我們的邊緣系統，並產生一種「頓悟時刻」。相反的，沈默和不理解則會扼殺靈魂。正如約翰．鮑比令人記憶深刻的話：「對他人［母親］說不出口的，對自己也說不出口。」
如果你向自己隱瞞兒時曾被叔叔性騷擾的事實，你對刺激物的反應就會像雷雨中的動物那樣，全身動員起來因應荷爾蒙發出的「危險」信號。沒有適當的語言和脈絡，你的意識可能只到「我嚇死了」。但為了保持控制，你可能會迴避所有讓你依稀想起創傷的人、事、物，也可能反覆經歷壓抑、焦躁、敏感與暴怒，但完全不知道原因。
當你不斷隱藏祕密，壓抑相關訊息，基本上就是在跟自己作戰。埋藏你的核心感受會耗費龐大的能量，讓你難以振作起來追求有價值的目標，讓你感覺厭倦並且想封閉自己，但壓力荷爾蒙卻持續流竄全身，導致頭痛、肌肉疼痛，或影響內臟和性功能，以及讓你難堪又傷害別人的不理性行為。你必須辨識這些反應的起因，才能開始看出這些感受背後所反映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急需你的關注。
忽視內在真實也會侵蝕你的自我、認同和目標。臨床心理學家埃德娜．福艾和她的同事發展出一份創傷後認知量表，用來評估病患如何看待自己。4創傷後壓力症的症狀通常包括這類描述：「我覺得我的內心已經死了」、「我再也無法感受到正常的情緒」、「我的人生從此一敗塗地」、「我覺得自己像無生命的物體，而不是人」、「我沒有未來可言」、「我好像再也不認識自己了」。
關鍵在於你是否允許自己覺察你其實已經知道的事，而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在《參戰的感覺》這本書中，越戰退伍軍人卡爾．馬藍提斯描述他身為戰果輝煌的海軍陸戰隊的一員，如何跟過去的記憶搏鬥，以及他發現自己內在嚴重分裂時的衝突：
多年來，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個分裂需要治療。我從戰場歸來後，也沒有人指出這一點……我怎麼能假定自己內在只有一個人呢？……一部分的我確實喜歡殘害、殺戮和折磨，但這並不代表全部的我。我擁有其他正好相反的部分，那是我引以為傲的部分。那麼，我是屠夫嗎？不是，但我有一部分是。我是虐待狂嗎？不是，但我有一部分是。我讀到報紙上受虐兒童的新聞會感到震驚、難過嗎？會，但我著迷嗎？5
馬藍提斯告訴我們，要走上復原之路，必須學著說出真相，就算真相疼痛難忍。
我們承受的苦難若是缺少某種涵蓋一切的意義，就需要不停把死亡、毀滅和哀傷合理化。缺少這種意義，就是鼓勵編造謊言，以填補意義的缺口。6
我始終無法告訴任何人，我內在發生了什麼事，因此多年來都強制屏退、驅離這些影像。當我開始把那個孩子當成真實的孩子，或許是我自己的孩子來想像時，我才開始重新整合這些經驗中分裂的部分，然後就出現這股壓倒一切的哀傷──以及療癒。將哀傷、憤怒以及上述所有感覺與動作整合起來，應該是所有親身經歷殺戮的士兵必須有的標準程序。這不需要深奧的心理學訓練，只需要建立一些由小隊成員帶領的團體，帶領者只需接受幾天的團體帶領訓練，並鼓勵成員開口傾訴。7
了解你的恐懼並跟別人分享，就能重新建立自己屬於人類一分子的感覺。我治療過的越戰退伍軍人在加入團體，並分享自己目睹與做過的殘暴行為後，都表示他們開始能夠向女朋友敞開心房。
● 自我探索的奇蹟
要尋找能描述自己內在真實的文字，過程相當痛苦，然而在語言中發現自我向來是一種頓悟，因此我認為海倫．凱勒對於她如何「 在語言中出生」的敘述，8相當具有啟發性。
海倫在十九個月大剛開始學說話時，因為病毒感染而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原本活潑可愛的小嬰兒變得又瞎又聾，成為野蠻且孤立的生物。經過五年的絕望歲月後，她的家人邀請波士頓一位半盲教師蘇利文來到阿拉巴馬鄉間的家園，擔任海倫的家庭教師。蘇利文立刻開始幫助海倫學習手語字母。她在海倫手上寫下一個個字母，教她拼字，但她花了十個星期努力跟這個野孩子建立連結後才開始有所突破，這個突破出現在蘇利文把海倫的一隻手放在抽水機下方，接著在海倫另一隻手的掌心上拼寫出「水」這個字。
海倫後來在《我的人生故事》中寫下那一刻的回憶：「水！這個字震撼了我的靈魂，它使我的靈魂甦醒，充滿朝氣……在那天之前，我的心靈是個陰暗的房間，等待文字進入，點亮我思想的燈盞。那一天我學到非常多的字。」
學習事物的名稱，不僅讓這個孩子為身邊看不見也聽不到的有形實體創造出內在的表徵，也讓她找到自我：六個月後，她開始會使用第一人稱的「我」。
海倫的故事使我想起在安置輔導計畫看到的那些頑劣且無法溝通的受虐兒。海倫在獲得語言之前既困惑又自我中心，她回顧那段歲月時，把那個生物稱為「鬼魅」。實際上，我們安置輔導計畫的那群孩子也像鬼魅，直到他們發現自己是誰，有足夠的安全感來表達自己發生的事。
海倫．凱勒後來又寫了《我生活的世界》這本書，再次描述她的自我如何誕生：「我的老師到來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誰。我生活在不存在的世界……我既無意志又無智力……我能夠記得這些，不是因為我知道事實如此，而是因為我擁有觸覺記憶，它使我記得自己在思考時從不皺眉頭。」9
海倫的「觸覺」記憶──只根據觸摸形成的記憶──是無法分享的，但語言開啟了加入社群的可能性。海倫八歲那年跟蘇利文一起前往波士頓的柏金斯啟明學校（蘇利文自己的受訓地），第一次能夠跟其他兒童交流。她寫道：「喔，太開心了！跟其他的兒童自由交談！在廣闊的世界感覺如此自在！」
海倫在蘇利文的協助下發現了語言，這反映了治療關係的本質：在原本沒有文字的地方找到文字，進而能跟另一個人分享內心最深處的痛苦與感受。這是我們所能擁有最深刻的體驗之一，在這樣的共鳴中，那些原本說不出口的字句才能夠被發現、被說出、被承接，這是讓創傷的孤立獲得療癒的基礎，尤其是我們生命中的其他人都忽視我們的聲音，或要我們噤聲時。與受創對立的，正是充分交流。
● 認識自己或是講述自己的故事？雙重覺知系統
任何剛開始進入談話治療的人，幾乎都立刻面臨語言的局限，我自己在進行精神分析時也是如此。雖然我說話流利，也能說出有趣的故事，卻很快便了解，要在深刻體會自身感受的同時說給別人聽，何其困難。在探索自己生命中最私密、最痛苦或最迷惑的時刻時，我常發現自己面對一個選擇：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重新經歷內心之眼的往日景象，讓自己體會當時的感受，或以條理分明的邏輯向我的分析師揭露過去。若是後者，我會很快地喪失跟自己的連結，反而專注於聆聽他對我訴說的故事有何意見。他一顯露出絲毫懷疑或評斷的跡象，我就會封閉自己，並把注意力轉移到重新獲得他的認可。
此後，神經科學研究顯示我們擁有兩種不同形式的自我意識：一種會隨著時間記錄自我的動態，另一種則記錄著當下的自我。前者就是自傳式的自我，能串連各種經驗，並將之組合成連貫的故事。這個系統以語言為根基，而由於我們會改變觀點，也會納入新的訊息，因此我們的故事會隨著每一次描述而變。
另一個系統是此時此刻的自我意識，這主要根基於身體感覺，但如果我們感到安全、從容，也能找到語言來傳達這個經驗。這兩種認知的方式位於大腦的不同部位，彼此之間大致上並無聯繫，10只有位於內側前額葉皮質、主掌自我意識的系統能夠改變情緒腦。
我所帶領的退伍軍人團體中，有時可以見到這兩個系統並肩合作。這些士兵講述的是死亡與毀滅的駭人故事，但我注意到他們的身體同時散發出榮耀和歸屬感。同樣的，許多病患述說著他們在幸福的家庭中成長，身體卻癱軟無力，聲音聽起來焦慮又煩躁。其中一個系統創造出可公諸於世的故事，我們若足夠頻繁地講述，很可能會開始相信這故事就是全部的真相。而另一個系統則記錄了不同的事實：我們大腦深處如何經歷這個處境。我們需要去接觸、交好與和解的，正是第二個系統。
不久前我在任教的醫院跟一群精神科住院醫師一起訪談了一名年輕女性，她患有顳葉癲癇，因自殺未遂而接受評估。住院醫師詢問了一些標準問題，包括症狀、服用的藥物、被診斷為癲癇時的年齡，以及試圖自殺的原因等。她以單調、平板的聲音回應：五歲時確診；失業；知道自己在偽裝；覺得自己毫無價值。不知為何，其中一個住院醫師問她是否曾遭受性虐待，這個問題令我吃了一驚，她絲毫沒有暗示自己有任何親密關係或性方面的問題，因此我懷疑該醫師是否在進行自己的私人計畫。
但這個病患所講的故事無法解釋她為何在失業後崩潰，於是我問她，當年那個五歲的小女孩在被告知自己腦部有問題時有何感覺。由於她對這個問題沒有現成的說辭，因此這個問題迫使她檢視自己。她以壓抑的語調告訴我們，那次診斷最慘的部分，是她的父親從此不想跟她有任何牽連：「他只當我是有缺陷的孩子。」她說，沒有人支持她，因此她基本上一切都要靠自己。
接著我又問，她現在對那個剛診斷出癲癇、被丟下不管的小女孩有何感覺。她沒有為自己的孤單而哭泣，也沒有為缺乏家庭支持而發怒，卻殘酷地說：「她又蠢又愛抱怨，也太依賴了。她本來就該做好心理準備，面對現實。」那股激憤顯然來自她勇敢、努力克服困境的部分，我認為這可能是當時幫助她生存的力量。我請她允許那個被遺棄、受驚嚇的小女孩告訴她那種孤單的滋味，那種因生病而被家人厭棄的感受。她開始啜泣，然後沈默了好長一段時間，最後才說：「不，她不該受到這樣的對待。當時應該要有人支持她、照顧她。」然後她再次轉換態度，驕傲地對我述說她的成就──儘管缺少支持，她依舊達成了許多事。公開的故事和內在的經驗終於相遇。
● 以身體為橋樑
創傷故事能減輕創傷帶來的孤立無援，也替人們為何遭受這些痛苦提供了解釋。創傷故事讓醫師做出診斷，使他們得以處理失眠、暴怒、噩夢或麻木等問題。故事也讓人有責備的對象，而責備是人類共同的特性，幫助人們在痛苦時能好受一些，或者如我的老師埃爾文．賽姆拉德所說的：「憎恨使世界繼續運轉。」但是故事也模糊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創傷會徹底改變一個人，事實上，他們再也不是「他們自己」。
要把這種「再也不是自己」的感覺用文字表達出來是極度困難的。語言的演化主要是為了分享「存在的事」，而非為了傳達內在的感覺或狀態。（再說一次，大腦的語言中樞與自我意識的中樞相距極遠。）大部分的人比較擅長描述自我以外的事，正如哈佛心理學家傑羅姆．凱根所說：「要描述最私密的經驗，就好比我們戴著厚重的皮手套，向下潛入深井，揀拾細小又易碎的水晶雕像。」11
我們可以透過自我觀察來越過語言的滑溜性，以身體為基礎的自我系統是用感覺、音調和肌肉張力來溝通。感知內在感覺是情緒覺察的基礎。12若病患說他父親在他八歲時拋棄家庭，我可能會先暫停，請他檢視自己，在他述說這個從此再也沒見過父親的小男孩時，內在發生了什麼？那記錄在他身體的何處？當你活化內在感受，傾聽自己的心碎──當你追隨內感受的途徑，通往內心最深的隱蔽角落時，事情便開始改變。
● 寫信給自己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靠近內心的感覺世界，其中一個最有效的就是書寫。當有人背叛或遺棄我們時，我們大部分都曾用憤怒、指責、哀傷或悲痛的信件傾吐心事。即使根本沒把信寄出，這樣做也幾乎都能讓我們好過一些。當你寫信給自己時，不必擔心別人的評價，只需傾聽自己的想法，讓想法盡量湧現即可。之後當你重讀自己所寫的內容，往往會發現驚人的真相。
身為社會的一員，我們被期待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應該要「冷靜」，要把自己的感覺放得比手邊的工作還低。當我們跟某個不能使我們感到完全安全的人交談，我們的「社交編輯」就會警戒地跳出來，防衛系統也隨之開啟。書寫則不同，如果你要求社交編輯讓你獨處一段時間，有些你根本不知道竟然存在的事情就會浮現。你可以自由進入某種神遊狀態，你的筆（或鍵盤）似乎會成為內在各種想法的媒介。你可以把腦中這些自我觀察和文字敘述連結起來，不必擔心會得到什麼回應。
在一種名為自由書寫的練習中，你可以運用任何事物作為你個人的羅夏克墨漬測驗，並進入聯想之河。你只需要看著眼前的東西，然後寫下你想到的第一件事，接著持續不斷地把聯想到的事情寫下來，反覆閱讀或修改。枱子上的木湯匙可能讓你想起跟祖母一起做番茄醬，或是小時候被打。家傳幾代的茶壺可能會帶你回到內心最遙遠的記憶，使你想起失去的摯愛，或是那個有愛有爭吵的家庭假期。某個影像很快地浮現，接著是一段記憶，然後成為一段文字紀錄。白紙上無論出現什麼內容，都會呈現出你獨特的聯想。
我的病患常帶來片斷的書寫和圖畫，內容是他們尚未準備好要討論的記憶。把這些內容大聲唸出來，也許會讓他們難以承受，但他們希望我了解他們正在跟什麼搏鬥。我告訴他們，我非常讚賞這樣的勇氣，他們允許自己探索隱藏許久的自我，並且將這樣的祕密託付給我。這些嘗試性的溝通指引了我的治療計畫，例如幫助我決定是否要在現有療程之外再加上身體治療、神經回饋或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
就我所知，最早以系統化的測試去確認語言能如何減緩創傷的實驗是在一九八六年舉行，當時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詹姆士．潘尼貝克將他的心理學概論課程轉變成實驗研究室。他起初很肯定抑制（把事情藏在自己心裡）的重要性，視之為文明的黏著劑，13但他也認為人類會為壓抑一些故意避而不談的問題而付出代價。
一開始他要求每個學生指出讓自己極為緊張或受創的個人深刻經驗，然後將全班分為三組，第一組寫下自己目前生活的情形，第二組寫下創傷或壓力事件的細節，第三組則記錄那些經驗裡的事實，包括自己對該事件的感覺和情緒，以及他們認為這事件對生活造成了什麼衝擊。這些學生連續四天、每次十五分鐘獨自坐在心理系大樓的小隔間裡進行書寫。
學生非常認真地進行這項研究，許多人揭露了從未告訴任何人的祕密。他們時常邊哭邊寫，也有不少人跟助教說，他們滿腦子都是那些經驗。在兩百名參與者中，有六十五人寫下童年的創傷經驗，最常出現的是家人過世，但是有二十二％的女性和十％的男性提到在十七歲以前曾遭受性方面的創傷。
研究人員詢問這些學生的健康狀況，意外發現他們往往主動提到各種嚴重或輕微的健康問題，包括癌症、高血壓、胃潰瘍、流行性感冒、頭痛或耳朵痛。14那些提到童年性創傷的人，前一年平均住院天數是一．七天，幾乎是其他人的兩倍。
接下來，研究人員比較這些參與者在研究進行前後一個月到學生健康中心的次數，結果發現書寫創傷的事實與感受的那一組學生顯然獲益最多，跟另外兩組相比，第三組就醫的次數少了五成。寫下自己對創傷有哪些深刻的想法和感覺，不但改善他們的心情，也帶來更樂觀的態度和更健康的身體。
當教授要求這些學生評估這項研究時，他們主要提到對自我了解的提升，例如：「幫助我思考在那些時候感覺到什麼，我以前從沒想過這對我有什麼影響。」「我必須思考和解決過去的經驗，這項實驗帶來的結果就是心靈的平靜，寫下情緒和感覺幫助我了解自己的感受，以及為何會有這些感受。」15
潘尼貝克在一個後續的研究中以七十二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他要求其中半數對著錄音機講述一生中最重大的創傷經驗，另一半學生則討論當天接下來的計畫。在他們敘述的同時，研究人員會監測他們的生理反應：血壓、心率、肌肉緊繃程度和手掌溫度。16這項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果：允許自己感受內在情緒的人，會出現顯著的生理變化，不管是當下或長期看來都是如此。在他們自白時，血壓、心率和其他的自主神經功能都有增加，但事後他們的生理喚起程度則低於研究開始的時候，甚至研究結束六週之後依然可以測量到血壓降低了。
現在大家都普遍知道壓力（從離婚、期末考到孤單）會對免疫功能產生負面影響，但當年潘尼貝克進行研究時，這個觀念還具有高度爭議性。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院有個研究團隊根據潘尼貝克的實驗程序進行兩組學生的比對，其中一組書寫個人創傷，另一組則書寫某個淺薄的主題。17同樣的，書寫個人創傷的學生比較少到學生健康中心求助，而且，測量他們的T淋巴細胞（自然殺手細胞）和血液中其他免疫系統標誌物的活動後得知，他們的健康狀況隨著免疫功能增強而有所改善。這個效果在實驗剛結束時最明顯，但六週之後仍可測得。世界各地書寫實驗的對象包括小學生、療養院住民、醫學生、高度安全管理監獄的囚犯、關節炎患者、新手媽媽或強暴受害者，這些研究都同樣顯示寫下不愉快的事件可改善身心健康。
潘尼貝克的研究有另一個面向吸引我的注意：當受試者談及私密或難言的主題時，往往會改變語調或講話方式。這個差異實在太明顯，使得潘尼貝克懷疑自己是否把不同的錄音帶混在一起。例如有個女性描述當天的計畫時，音調像小孩子一樣高，但幾分鐘後她描述自己曾從收銀機偷走一百美元時，音量和音調都降低許多，簡直判若兩人。情緒狀態的變化也反映在當事人的書寫上，這些參與者變換書寫主題時可能會從草寫變為印刷體，然後又變回草寫，字母的傾斜角度和筆觸的力道也可能不同。
這些變化在臨床實務上稱為「轉換」，經常在有創傷史的病患身上看到──這些病患從某個主題進入另一個主題時，會激發完全不同的情緒和生理狀態。轉換不但呈現在迥異的說話模式上，還呈現在截然不同的臉部表情和身體動作上。有些病患甚至似乎改變了個人身分，從羞怯變得強硬好鬥，或是從焦慮順從變得主動誘惑。在書寫內心最深處的恐懼時，字跡往往變得更孩子氣、更原始。
如果病患出現如此劇烈不同的狀態時被認為是在偽裝，或被要求不可再表現出無法預測、惱人的一面，他們會變得沈默不語。他們可能會繼續求助，但是因外力而被迫噤聲後，就不會以說話而是轉而藉由行動來求助，例如企圖自殺、憂鬱和暴怒。第十七章會提到，若要改善這些病患的狀況，病患和治療師都必須肯定這些不同狀態在他們倖存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 藝術、音樂與舞蹈
數以千計的藝術、音樂和舞蹈治療師為受虐兒童、創傷後壓力症士兵、亂倫受害者、難民、酷刑倖存者做了成果耀眼的治療，也有許多紀錄證實這些表達性治療的效果。18不過目前我們對這些方法如何產生療效所知極少，也不知道它們是作用在創傷壓力的哪些具體層面，這個狀況導致表達性治療在進行研究以確立其科學價值時，面臨到邏輯和財務上的極大挑戰。
藝術、音樂和舞蹈能夠繞過恐懼造成的失語，這或許是世界各個文化都以這些方式治療創傷的原因之一。潘尼貝克和舊金山的一位舞蹈及動作治療師安．克蘭茲曾做過一個很罕見的系統性研究，比較非語言的藝術表達與書寫。19兩人把六十四名學生分成三組，第一組用表達性的身體動作吐露個人的創傷經驗，連續三天，每天至少十分鐘，每次結束後再用十分鐘書寫這個創傷。第二組學生只進行舞蹈而不加上書寫，第三組學生則是上例行的運動課程。三個月之後，三組學生都表示覺得自己比較快樂也更加健康，但只有進行表達性身體動作加上書寫的那一組學生呈現出客觀證據：身體更健康、學業成績平均積點提高。（這項研究並未評估具體的創傷後壓力症症狀。）潘尼貝克和克蘭茲的結論是：「只表達出創傷還不夠，若要恢復健康，顯然確實需要將經驗轉化為語言。」
但我們還不知道這個結論──語言是療癒的必要條件──究竟是否真確。以創傷後壓力症症狀（相對於整體上的健康）為主的書寫研究一直沒有具體成果。我跟潘尼貝克討論此事時，他警告說，針對創傷後壓力症病患進行的書寫研究多半是在團體中進行，參與者被期望能向團體成員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他重申了我前面提到的重點：書寫的目的是寫給自己，讓你的自我知道你一直試圖迴避什麼。
● 語言的限制
創傷不只會壓垮講述者，也會壓垮聆聽者。保羅．福塞爾所著的《大戰與現代記憶》記載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精闢的研究，也針對創傷造成的沈默提供了相當出色的評述：
戰爭的關鍵之一……是事件和可用來描述事件的語言──或者適當的想法──相撞……。從邏輯來說，英語沒有理由不能完美地描繪戰爭的實情：英語充滿血液、恐懼、煎熬、瘋狂、欺騙、殘酷、謀殺、出賣、痛苦和騙局之類的詞彙，也有雙腿被炸掉、腸子噴到他手上、整夜尖叫與直腸流血至死等句子……問題不在於「語言」不夠文雅和樂觀，……［士兵沈默不語］真正的原因是，他們發現沒有人對於他們必須報告的惡耗有興趣，有哪個傾聽者在非必要的情況下願意被撕裂、受驚嚇？我們以說不出口來表示無法用言語形容，但其實它的意思是令人作嘔。20
講述痛苦事件未必能建立社會支持，而且往往適得其反。家庭和機構可能會拒絕揭發家醜的成員，朋友和家人會對那些陷在哀傷痛苦中無法自拔的人失去耐心。因此，創傷受害者常常變得退縮，故事也常淪為機械式的敘述，並改編成最不會被排斥的形式。
找到安全的場所來表達創傷的痛苦，這對受創者而言是極大的挑戰，因此倖存者團體如匿名戒酒會、酗酒者成年子女協會和匿名戒毒協會等支持團體就非常重要。找到反應熱烈的群體，並能在當中講述自己的實情，就有可能復原。所以倖存者需要找一個受過訓練、能夠傾聽生命中痛苦細節的專業治療師。我記得第一次聽到一個退伍軍人敘述他在越南殺死一個小孩時，我自己就出現清晰的創傷情境再現。我想起在我大概七歲時，父母告訴我隔壁有個小孩因為對納粹士兵表現得不夠尊敬，就在我家門前被打死了。聽了這個退伍軍人的自白後，我出現無法承受的反應，不得不結束那次治療。正因如此，治療師需要先完成自己的密集治療，如此才能照顧自己，並顧及病患的情緒，即使病患的故事激起了治療師的憤怒或嫌惡感。
創傷受害者變得不發一語，即關閉了大腦的語言區，會產生不同的問題。21我曾在許多移民官司的法庭上看到這種關機，在審訊盧安達大屠殺一名行凶人的案件上也見過。受害者被要求舉證自己的經驗時，往往被壓力壓垮而手足無措，幾乎不能言語，或是陷入恐慌而無法清楚陳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們的證詞常常被視為過於雜亂、混淆和零碎，因而無法採用。
有一些人在講述過往歷史時會試圖讓自己不被觸動，但這會給人閃爍其詞又不可靠的印象。我曾見過幾十個司法案件被駁回，駁回的理由是尋求庇護的人無法針對逃離的理由提供條理清楚的描述。我認識的退伍軍人中，有許多人也由於無法準確描述自己發生了什麼事，被退伍軍人管理局駁回請求。
混亂和沈默在治療室很常見，我們完全可以預見如果不斷催促病患講出故事細節，他們會承受不了。因此，我們學會在探索創傷時採取「擺盪」的方式，這個詞是我朋友彼得．列文創造出來的。我們不會逃避面對細節，但我們教病患如何安全地試試水溫，再把自己收回來，用這個方法逐漸趨近真相。
一開始我們先協助病患在身體建立內在的「安全島嶼」，22意思是帶領病患辨認一些特定身體部位、姿勢和動作，讓他們在卡住、害怕或狂怒時可以有所依恃。這些部位，迷走神經通常無法觸及。迷走神經會將恐慌的訊息帶到胸部、腹部和喉部，而我們找出的部位則是在整合創傷時擔任盟友。我可能會問病患雙手感覺如何，若不錯，我就會請她移動雙手，探索雙手的敏捷、溫暖和靈活度。如果我看到她胸口緊繃，幾乎要無法呼吸，會叫她暫停，請她把注意力放在雙手並移動它們，讓她可以感覺自己跟創傷是分開的。或者我會要求她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吐氣上，注意自己可以如何改變吐氣，或請她隨著每次呼吸抬起手臂再放下，這是氣功的動作。
對一些病患而言，按壓穴道就是很好的支持。23我也曾要求病患感覺自己的身體在椅子上的重量，或是把雙腳牢牢踩在地上。我可能會要求崩潰不語的病患試試把身體坐挺起來的感覺。有些病患會找到自己的安全島嶼，開始「掌握到」自己能夠製造身體感覺來對抗失控感受。這為化解創傷立下基礎：在探索和安全的狀態之間、在語言和身體之間、在回憶過去和感覺活在當下之間來回擺盪。
● 處理事實
不過，處理創傷記憶只是治療的起步，許多研究發現，創傷後壓力症患者在集中注意力和學習新資訊時有更廣泛的問題。24亞力山大．麥克法蘭做過一個簡單的測試，要求一群人在一分鐘內盡量說出所有以字母B開頭的英文字，結果一般人平均可說出十五個，而創傷後壓力症患者平均只說得出三或四個。一般人看見「血」、「受傷」或「強暴」等具威脅性的字詞會有所遲疑，但創傷後壓力症受試者對「羊毛」、「冰淇淋」和「腳踏車」等中性字詞也同樣遲疑。25
創傷事件發生一段時間以後，大多數創傷後壓力症病患不會花費太多時間或心力來處理往事，他們的問題在於要熬過每一天。即使是在教學、事業、醫療或藝術方面很有貢獻，或是教養兒女有成的患者，也比一般人花費更多心力在日常事務上。
語言還有另一個陷阱，就是誤以為自己的想法若是「沒道理」便可輕易更正。認知行為治療的「認知」部分，正是聚焦於改變這些「失功能的想法」，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改變方式，治療師會挑戰或「重新建構」負面認知，例如「你覺得被強暴是你的錯，我們要把你的感覺跟真正的事實做比對」，或者「讓我們把你對開車的恐懼跟今天的道路安全統計數字拿來比對」。
這使我想起某位非常煩惱的女士，她帶著兩個月大的嬰兒到我們診所求助，原因是這個嬰兒「太自私了」。嬰兒發展的衛教單張或是「利他概念」的解說能給她什麼幫助嗎？這些資訊都不太可能幫助她，除非她能進入自己內在那個驚恐、被遺棄的部分──她對依賴的恐懼所表現出的部分。
受創者無疑會有不理性的想法：「我這麼性感都是我的錯。」「別的男人都不會害怕，他們才是真正的男人。」「我應該要知道不能走到那條街上。」最好的方法是將這些想法當作認知的情境再現，不繼續跟它們爭論，如同你不會跟一個不斷在情境再現中看到恐怖意外事故的人爭論。這些都是創傷事件的殘餘物，是在創傷發生時或發生不久後出現的想法，是在壓力之下出現的反應。處理這些想法比較好的方式是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也就是下一章的主題。
● 成為某個身體
人們之所以難以講述自己的創傷故事，之所以有認知的情境再現，是因為他們的大腦已經改變。如同佛洛伊德和布雷爾的觀察，創傷不只是症狀的起因，「精神上的創傷，更精準的說法是創傷記憶，其作用就像是一個進入身體多年的異物，必須被視為持續在作用的原動力。」26這就像一個造成感染的小碎片，形成問題的，是身體對這個異物的反應，而不是異物本身。
現代神經科學堅定地支持佛洛伊德的觀念，認為我們許多有意識的思想都是將源自潛意識的大量本能、反射、動機和深層記憶進行複雜的合理化。前面提過，創傷會干擾負責管理和詮釋經驗的腦區的功能，而強韌的自我感──能夠讓人有自信地表示「這是我的想法和感覺」、「這是我現在的狀況」──則取決於這些腦區能彼此正常地互動、聯繫。
幾乎所有針對創傷病患的腦部造影研究都發現了腦島異常活化。腦島整合並詮釋從體內器官，包括肌肉、關節和平衡（本體感覺）系統傳來的信息，並產生具體的感覺。腦島可傳送訊號到杏仁核，引發戰或逃的反應，這並不需要任何認知輸入或是在意識上覺察到某事不妙，你就是會感覺緊張不安、無法集中注意力，最壞的情況下甚至會感覺即將毀滅。這些強大的感覺都是在腦部深處所產生，無法用理性或理解來消解。
經常被身體感覺的源頭攻擊，卻又有意識地切斷這源頭，便會造成述情障礙：無法感受或傳達自己內在發生了什麼事。唯有藉著探索自己的身體，從最深處與自我連結，才可能重新感覺到你是誰、你看重什麼，還有你的價值是什麼。述情障礙、解離和當機所涉及的腦部構造，就是使我們能夠專注、知道自己的感覺、採取行動保護自己的腦區，這些主要的腦部構造若受制於無法逃離的驚嚇，結果就可能導致混亂和不安，或是情緒的抽離，且經常伴隨著魂魄出竅的經驗，感覺自己是從遠處看著自己。換句話說，創傷使人覺得自己的身體像是別人的身體，也可能感覺沒有身體。為了克服創傷，你需要接受幫助來重新探索你的身體、你的自我。
語言無庸置疑是處理創傷的基本要素，我們的自我感取決於能夠將記憶組織成連貫的整體，27這需要意識腦和身體的自我系統有運作良好的連結，而這些連結往往被創傷毀壞。要能描述完整的故事，就必須修補好這些構造，而且必須先奠定基礎，讓「沒有身體」變為「某個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