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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的痊癒:擁有自己

Healing From Trauma: Owning Your Self

 

 

 

 

我去治療,並非為了發現自己是怪胎

我每週去,每次都只找到這唯一答案

當我談起治療時,我知道人們想些什麼

不就只是使你變得自私,使你愛上自己的治療師

喔,但我是多麼地愛別人

就在我終於能大肆暢談自己時

──達.威廉斯,《從這些聲音你聽見什麼》

 

 

沒有人能「治療」戰爭、虐待、強暴、猥褻或任何一種恐怖事件。已經發生的事,無法倒帶取消,但你可以處理創傷在身心靈留下的印痕:胸口那股被你標記為焦慮或沮喪、把你整個人給壓垮的感覺;害怕失去控制;時刻提防危險或被拒絕;自我厭惡;各種噩夢和情境再現;讓你無法專心工作、無法投入當下的幽暗迷霧;無法向別人完全敞開心門。

創傷使你不再覺得能掌管自己,奪走我在接下來幾章提到的自我領導。1復原的挑戰在於重建你對自己的所有權(包括身體與心智),這表示能自由地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感受自己所感受的,而不會不知所措、狂怒、羞恥或崩潰。對大部分人而言,這包含:一.找到讓自己鎮靜和專注的方法;二.在面對讓你想起往事的影像、想法、聲音或身體感覺時,學習維持那份鎮靜;三.找出方法讓自己全然地活在當下,跟身邊的人建立關係;四.不需要對自己保守祕密,包括你如何設法倖存下來的祕密。

這幾個目標沒有一定的順序和步驟,且彼此重疊,達成的困難度會隨著個人情況而有所不同。接下來的每一章將討論達成這些目標的具體方式或途徑,我盡力使這些章節的內容對創傷倖存者和治療師都很實用,也讓暫時處在壓力下的人能從中獲得幫助。每一種方法我都大量運用在治療病患上,也親身體驗過這些方法。有些人只用了其中一個就漸有起色,但大部分人在復原過程的不同階段要用不同的方法。

我曾針對本書描述的許多治療方法做過科學研究,研究結果發表在同行審查的科學期刊上。2這一章的主題是提供基本原則的概述,預告後面幾章的內容,並簡述本書沒有深入討論的幾種方法。

 

 

● 復原的新焦點

 

當我們談到創傷時,經常會用一個故事或一個問題來開場:「戰爭期間發生了什麼事?」「你曾被猥褻嗎?」「讓我告訴你那起意外或那場強暴」「你家中哪個人有酒癮嗎?」然而,創傷遠遠不只是很久以前發生了某件事的故事。創傷的過程所銘刻下來的情緒和身體感覺,並不是以記憶的形式被感受,而是變成當前破壞性的身體反應。

為了恢復自我掌控,你需要重訪創傷。你遲早都需要面對從前發生過的事,但前提是你已經覺得很安全,不會再度受創。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方法來因應被往日感覺和情緒淹沒的感受。

前面幾個篇章曾提過,創傷後的反應引擎位於情緒腦,而相對於理性腦用思考來表達自己,情緒腦則是以生理反應來呈現,像是腸絞痛、心跳加速、呼吸急淺、心碎、聲音緊張尖銳,以及崩潰、僵硬、狂怒和防禦的典型身體動作。

我們為何就是無法理性?理解可以幫助我們嗎?理性的、負責指揮的腦能幫助我們理解感覺來自何處(例如:「我一靠近男性就很害怕,因為我曾被父親猥褻」或是「我無法向兒子表達愛意,因為我對於自己曾經在伊拉克殺死一個小孩深感罪惡」)。不過,理性腦無法抹除情緒、感覺和想法(就好比即使你理性上知道被強暴不是自己的錯,但在生活中還是有隱隱的威脅或感受,覺得自己骨子裡是個糟糕的人)。理解自己為何有某種感覺,並不會改變你如何感覺,但可以使你不會任由這些強烈情緒擺布,不會因而去攻擊讓你想起加害者的上司,或是跟情人一爭吵就分手,或是投入陌生人的懷抱。不過,我們愈是疲憊,理性腦的作用就愈是敵不過情緒腦。3

 

 

● 邊緣系統治療

 

解決創傷壓力的基本要點在於重新恢復理性腦和情緒腦的適度平衡,讓你覺得你回應外界與處理生活的方式,是由自己掌控。當我們受到觸發,進入過度或不足的喚起狀態時,就是被推擠出自己的「忍受區間」,也就是能行使最佳功能的喚起程度4,我們會變得很容易起反應,且亂無章法。我們的過濾器停止運作,聲音和光線都會令我們焦慮,厭惡的往事影像闖進腦海中,使我們恐慌或勃然大怒。如果我們關閉自己,就會覺得身心麻木、思考遲鈍,連從椅子上站起身來都有困難。

一個人若處在過度喚起或關閉的狀態,就無法從經驗中學習,即使設法控制自己,還是會焦躁不安,所以會變得頑強、沮喪、缺乏彈性。要從創傷復原,就需要恢復執行功能,才能隨之恢復自信、創造力與獲得快樂的能力。如果想改變創傷後的反應,我們必須進入情緒腦來進行「邊緣系統治療」,包括修補錯誤的警報系統,以及讓情緒腦恢復正常工作,也就是,讓情緒腦成為安靜的背景,妥善管理身體的基本維生功能,並確保你能吃能睡、能維繫和親密伴侶的關係、能保護子女和防禦危險。

神經科學家約瑟夫.雷杜克斯和其同事指出,要有意識地進入情緒腦,唯一途徑就是透過自我覺察,也就是活化內側前額葉皮質,這個腦區會注意到我們內在發生的事,讓我們能夠感受到自己的感覺。5(這個過程的專門術語就是「內感受」﹝interoception﹞,拉丁文的意思為「向內望」。)我們大部分的意識腦是專注於外在世界,例如與他人相處、計畫未來等,但這些行為都不是在幫助我們管理自己。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唯一能改變自己感覺的方式,就是去覺察我們的內在經驗,並學習與內在經驗交好。

 

 

● 與情緒腦交好

 

1. 處理過度喚起

過去幾十年來,精神醫學的主流是把焦點放在使用藥物改變我們的感覺,藥物也成為處理過度喚起和喚起不足的公認方法。稍後我會討論這個部分,但我必須先強調一個事實:身體原本就內建許多讓我們維持平穩的能力。第五章曾提到情緒如何儲存在身體內,將近八成的迷走神經纖維(連接大腦與許多體內器官)是傳入神經,意思是把訊號由身體傳入大腦。6這表示我們能透過呼吸、吟唱或運動的方式,直接訓練自己的喚起系統。自古以來,這個原理都被運用在中國、印度等地以及我所知的每個宗教中,但主流文化卻猜疑地視之為「另類」療法。

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贊助下,我和同事共同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練習瑜伽十個星期會明顯減少創傷後壓力症的症狀,而這些病患先前接受的任何藥物或治療方式皆無明顯療效(我將在第十六章討論瑜伽)。 7第十九章的主題「神經回饋」對於因過度喚起或關閉自己,而無法專注或區別優先次序的兒童與成年人也特別有效。8

復原的基本做法是學會平靜地呼吸,並維持相對的身體放鬆狀態,即使在接近痛苦可怕的回憶時也是如此。9當你刻意做幾次緩慢的深呼吸,就會感覺到副交感神經幫你的警覺系統踩剎車(如同第五章的解釋)。愈專注在自己的呼吸上就愈有幫助,如果你一直專注到吐氣的最後,稍候片刻再吸氣,就更有助於緩和情緒。一旦你持續深度呼吸,並留意進出你肺部的空氣,便會想起氧氣在滋養身體上扮演的角色,並讓你的器官組織沈浸在感受生命力與投入生活所必需的能量中。第十六章將會說明這種簡單的練習對全身的影響。

要處理創傷和忽視所造成的影響,情緒調控相當關鍵,可見若是充分訓練學校老師、軍中士官長、寄養家庭父母和精神健康專家,讓他們學會情緒調控的技巧,將會產生極大的助益。這方面目前主要仍是托兒所和幼稚園老師的工作範疇,他們不但整天面對,也擅長管理尚未發展成熟的大腦和本能驅動的行為。10

傳統的西方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主流並不關注自我調控。相較於西方人對藥物和會談治療的依賴,世界各地的其他傳統則仰賴正念、運動、節律和身體動作來進行療癒,包括印度的瑜伽、中國的太極拳和氣功,還有非洲各地的節律鼓。另外,日本和朝鮮半島文化孕育的武術主要在訓練目的導向的動作和專注於當下,而遭遇創傷的個體,這些能力都會受損。其他還包括合氣道、柔道、跆拳道、劍道、柔術,以及巴西的卡波耶拉戰舞,這些技能都涉及身體動作、呼吸和靜坐。但除了瑜伽之外,這些非西方國家盛行的傳統治療,極少被拿來針對創傷後壓力症的治療進行系統化的研究。

2. 正念幫助覺察

自我覺察是復原的核心。創傷治療最重要的用語就是「注意那個」以及「接下來發生什麼?」受創者處在幾乎無法忍受的感覺中,感到心碎、胃部極為難受,或是胸悶。但如果避開了,不去體驗這些身體感覺,反而更容易受到這些感覺的影響而崩潰。

身體覺察驅使我們接觸自己的內在世界、我們身體的全貌。光是注意到自己的惱怒、緊張或焦慮,都能立刻幫助我們轉換觀點、開啟自動化習慣反應之外的新選項。感受和知覺在本質上是轉瞬即變的,但正念使我們得以觸及這兩者,當我們關注身體感受時,就可辨識出自己的情緒起伏,藉此增加對情緒的掌控。

受創的人通常會很害怕去感受,此時他們的敵人主要不是加害者(但願加害者已不在身邊傷害他們),而是自己的身體感覺。他們擔心自己被不舒服的感受挾持,結果是身體變得僵硬,心智也停擺了。即使創傷早已成為往事,情緒腦還是繼續產生讓受害者害怕又無助的感受,難怪許多創傷倖存者都有暴食症或酒癮,或者害怕做愛、逃避社交活動──他們的感覺世界絕大多部分都是禁區。

若要有所改變,就需要敞開心門面對內在經驗。第一步就是允許心智專注在自己的感受上,留意這些身體感受有多麼短暫,又會如何回應身體姿勢的輕微變化、呼吸的改變和想法的轉換,這些都跟不受時間影響、始終存在的創傷經驗有天壤之別。一旦你把注意力放在身體的感受上,第二步就是去描述它們,例如「當我感到焦慮時,胸口會有一股壓迫感」,接著我會對病患說:「專注在這個感覺上,留意當在你深深吐氣、輕拍鎖骨下方,或允許自己哭泣時,這些感覺有什麼變化。」正念練習可使交感神經系統平靜,讓你比較不會被逼進戰或逃的模式。11學習觀察與忍受自己的身體反應,是安全重訪過去的先決條件。如果在無法忍受當下的感覺時敞開自己、面對過去,只會加重悲傷,再度受創。12

只要我們持續意識到身體是喧鬧的、不斷在改變的,我們就能忍受極大的不舒服。這一刻你的胸口很悶,但深吸深吐之後胸悶的感覺就會減緩。接著或許你又注意到肩膀僵硬,現在你可以開始探索深呼吸時發生了什麼事,並留意胸腔如何擴張。13一旦你感覺比較平靜且對這些身體現象感到好奇,就可以回去注意肩膀的感覺,這時如果某個跟肩膀有關的記憶自然出現,你應該不會覺得意外。

第三步是觀察你的思考和身體感受如何相互影響。某些特定的想法如何停留在你的身體內?(「爸爸很愛我」或「女友拋棄我」這些想法是否產生不同的感受?)只要能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如何整理特定的情緒或記憶,就有機會釋放你為了存活而阻斷的感覺和衝動。14第二十章探討劇場的益處時,我會更詳細描述這幾個步驟的運作方式。

喬.卡巴金博士是心身醫學的先驅,一九七九年他在麻省大學醫學中心創立「正念減壓」課程,接下來的三十多年間,世人徹底研究他的治療方法。他對正念的描述如下:「體悟這個轉變過程的一種方式,就是將正念想像成一個透鏡,這透鏡把你心中零碎又容易起反應的能量收集起來,將之凝聚成一股連貫的能量來源,讓你能夠生活、解決問題和獲得療癒。」15

正念已經被證實對許多精神疾病、心身症及壓力相關症狀(包括憂鬱情緒與慢性疼痛)有正面影響。16正念也對身體健康有廣泛影響,包含改善免疫反應、血壓和皮質醇濃度,17也被證實能活化跟情緒調控有關的腦區,18並促使跟身體意識和害怕有關的腦區產生改變。19我在哈佛的同事布麗塔.霍澤爾和莎拉.拉扎爾證明了正念練習甚至會減少大腦煙霧偵測器(杏仁核)的活動,因而減少對於潛在刺激物的反應。20

3. 人際關係

許多研究指出良好的支持網絡是避免受創最重要的保護因子。安全和恐懼無法共存,當我們恐懼時,沒有什麼比我們信任的對象那令人安心的聲音或堅定的擁抱更能使我們平靜下來。驚嚇的成年人跟恐懼的兒童都能以同樣的方式來安撫,包括溫柔的擁抱與搖晃,以及保證有強大的人會處理好一切,讓你安心睡覺。心智、身體和大腦都需要被說服目前是安全的,可以放心了,才能復原。因此你必須感受到內在的安全,並允許自己把這樣的安全感連結到過去無助的記憶上。

在遭受攻擊、意外或天災等急性創傷之後,倖存者身旁必須出現熟悉的人物、臉孔和聲音,也需要身體接觸、食物、庇護所或安全地點,以及睡覺的時間。至關重要的是,不管距離遠近,聯絡所愛之人,並盡快在安全地點跟家人親友團聚。我們的依附連結是對抗威脅的最大靠山,兒童若在創傷事件後跟父母分開,很可能會造成嚴重的長期負面影響。二次大戰期間在英國進行的研究顯示,倫敦大轟炸期間被送到鄉間躲避德軍砲火襲擊的兒童,後來的發展遠不如那些留在父母身邊、在防空洞熬過許多夜晚,又親眼目睹倒塌建築和屍體等駭人畫面的兒童。21

受創的人會在人際脈絡中漸漸復原,這包括跟家人、情人、匿名戒酒團體、退伍軍人組織、宗教社團或專業治療師的關係。這些關係的角色是提供身體和情緒安全感,免於感到被羞辱、被責備和被審判的安全感,並且增強勇氣來承受、面對和處理既定事實。

如先前所提,大腦迴路的配置大多用在和別人形成共感。自創傷復原也需要跟其他人建立連結(或重新連結),因此在關係中受創通常比在交通事故或天災中受創更難治療。女性和兒童最常見的創傷通常是由父母或親密伴侶一手造成。在兒童虐待、猥褻和家暴中,傷害你的人都是原本應該愛你的人,這擊潰了使我們免於受創的最重要防線──被所愛之人保護。

如果那個你自然而然會向他尋求照顧與保護的人嚇到了你或拒絕了你,你便學會封閉自己、忽視自己的感覺。22我們曾在第三部看到,若攻擊你的人就是照顧者,你就必須另尋方法來處理恐懼、憤怒或挫折的感覺。獨自處理恐懼會引發其他問題,包括:解離、絕望、成癮、長期的恐慌感受,以及帶有疏離、隔閡與衝突的人際關係,這類病患極少有人能把很久以前發生的事與自己此刻的感覺、行為連結起來,每件事似乎都失控了。

當事人唯有接受曾經發生過的事,認清自己正在與看不見的惡魔搏鬥,才能獲得解脫。想想我在第十一章提到遭戀童癖神父性虐待的男士吧,這些人固定上健身房運動、服用同化類固醇,把身材鍛鍊得像牛一樣壯,但是在我們的晤談中,往往表現得像嚇壞的小孩。他們內心深處那個受傷的小男孩依然覺得無助。

與人接觸並形成共感是身體自我調控的泉源,但是對親密關係未來的想像又往往會引發遭到傷害、背叛和遺棄的恐懼。羞恥在這樣的情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你會發現我有多卑劣、多令人作嘔。你一旦真的認識我,就會立刻拋棄我。」尚未解決的創傷會嚴重損害關係,如果你曾被所愛之人攻擊而仍然心痛,你很可能一心只想著不要再被傷害,也很害怕向新的對象敞開心懷。事實上,在他們有機會傷害你之前,你可能無意間就會試圖傷害他們。

這為復原的過程帶來真正的挑戰。一旦你認清這些創傷後的反應源自你為了保命所做的努力,你就會鼓起勇氣面對自己內心的聲音(或雜音)。但這需要幫助才做得到,你必須找個足夠信任的人來陪伴你,這人可以安全地承接你的感受,幫助你傾聽情緒腦發出的痛苦訊息。你需要一個不害怕你的恐懼的嚮導,他可以擁抱你最黑暗的怒火,在你探索對自己隱藏許久的破碎經驗時,能守護你的完整。大部分的受創者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都需要精神支柱以及大量的指導。

選擇一位專業治療師

專業創傷治療師受過訓練,內容包括創傷、虐待和忽視的影響,以及各種治療技巧,以:一.幫助病患穩定、平靜下來;二.讓創傷的記憶和重演不再肆虐;三.幫助病患和身邊的人重建連結。理想狀況下,治療師也曾接受他所執行的治療方法。

但治療師若把個人掙扎的細節告訴你,既不適切也不合倫理。因此,比較合理的做法是詢問治療師曾接受過的治療訓練類型、在何處接受訓練、自己是否曾從向你建議的治療方式中獲益。

創傷並沒有一個「最好的治療」,任何治療師若相信他採取的特定方法是你問題的唯一解答,那麼他比較可能是理論倡議家,而不是把確保你能康復放在心上的人。治療師不可能非常熟悉每一種有效的療法。除了他所提供的方法之外,他也必須開放地面對你所探索的選項。此外,只要不至於妨礙治療師協助病患感覺自己是安全的、被了解的,性別、種族和個人背景這些就一點也不重要。

面對這位治療師,你是否基本上感到放鬆、自在?治療師接納自己嗎?跟你相處時自在嗎?要面對自己的恐懼和焦慮,先決條件是你覺得自己是安全的。對方若是很苛刻、愛批評、急躁或很嚴厲,你可能就會覺得害怕、被遺棄或被羞辱,這無助於解決你的創傷壓力。有時候過去的感覺會被挑起,你會懷疑治療師很像某個曾傷害或虐待你的人,但願你和治療師能一起好好處理這種情形,因為以我的經驗,病患要能有所改善,就必須對治療師發展出深刻的正面感受。我也認為除非你感覺到自己對於治療你的人也產生一些影響,否則你不可能成長和改變。

最關鍵的問題是:你是否能感受到你的治療師很想知道是誰、需要什麼,而不是把你當成眾多創傷後壓力症病患之一?你只是某個診斷量表上的一堆症狀,還是你的治療師會花時間了解你為什麼做這些事、為什麼有這些想法?治療是一種協力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共同探索你的自我。

童年遭受照顧者摧殘的人,往往不會對任何人產生安全感。我常詢問病患能否想到成長過程中跟誰在一起會讓他們感到安全,許多人緊緊珍藏著某個老師、鄰居、商店老闆、教練或牧師的記憶,某個曾關心他們的人,這段回憶往往就是他們學習重新跟人建立關係的種子。人類是希望的動物,處理創傷需要記起自己當時如何活下來,也得記起什麼崩壞了。

我也會邀請病患想像他們剛出生的樣子,是否很可愛又充滿勇氣?病患都相信自己確實如此,也能想像自己受傷前是什麼模樣。有些人想不起來哪個人曾讓他覺得安全,而對這些人而言,跟馬或狗互動會比跟人類相處還要安全得多。這個原則目前運用在許多治療機構,包括在監獄、安置處遇方案以及退伍軍人復健中心等,而且有很好的效果。珍妮佛是范德寇中心23第一屆畢業班學生,剛來參加課程時是個不受控制、沈默的十四歲少女。她在畢業典禮上說,她最關鍵的第一步,就是負責照顧一匹馬。她跟這匹馬的連結與日俱增,幫助她感受到足夠的安全,她因此開始跟中心的職員互動,然後專注在學業上,接著是參加學術評估測試,進入大學。24

4. 共同的節奏和默契

從出生那一刻起,我們的人際關係就體現在易感的表情、姿勢和觸摸上。如第七章所提,這些都是依附的基礎。創傷讓一個人不再那麼敏銳地調和生理同步性,當你走進創傷後壓力症門診的候診區,立刻就能分辨哪些是病患、哪些是職員,因為病患的臉部僵硬、身體癱軟(但同時又焦躁不安)。不幸的是,許多治療師忽略病患的肢體語言,只注意他們的用字譴詞。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見識到音樂和節律帶來的群體療癒力。當時我在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工作,我們到訪的一些地方還繼續發生可怕的暴行。有一天我到某間診所的中庭加入強暴倖存者團體,那是約翰尼斯堡外圍的一個城鎮,遠處還傳來發射子彈的槍聲,同時有大片煙塵從那棟宅子的圍牆上竄起,空氣中飄散著催淚瓦斯的氣味。後來,我們聽說有四十人遇害。

整個環境雖然陌生又可怕,但我對這個團體卻熟到不能再熟:這些女士消沈地坐著,看起來既悲傷又麻木,就像我在波士頓見到的許多強暴治療團體一樣。我感覺到一種熟悉的無助感。周遭圍繞著這些崩潰的人們,我的心智似乎也隨之崩潰。然後有位女士開始哼起歌來,並且輕輕地搖晃身體,一種節奏逐漸浮現,其他女性也陸續加入。不久之後,整個團體一起歌唱、晃動,然後大家起身跳舞。當時的轉變相當驚人:她們恢復了生氣,臉部表情顯示她們彼此感通,身體也再度注入活力。我下定決心要應用眼前所見到的,並且研究節奏、吟唱和動作能如何協助創傷治療。

這部分在第二十章討論劇場時會有更多介紹。我將闡述一些年輕人的團體,包含少年犯和高風險的寄養兒童,他們如何藉由共同演出莎士比亞舞台劇或是自己編排一齣音樂劇,逐漸學習彼此合作與互相依賴。不少病患對我說他們從合唱、合氣道、探戈舞或跆拳道中得到很大的幫助,我也很樂意將他們的推薦分享給我治療的其他人。

我在其他案例中也看到節奏的強大療癒力,那是創傷中心的醫師曾治療過的五歲沈默女孩迎美,她從中國的孤兒院被領養來美國。我們用幾個月的時間試著跟她互動,都失敗了。我的同事戴博拉.羅澤爾和麗茲.華納後來才知道原來她的節奏參與系統無法運作,也就是她無法對旁人的聲音和表情產生共鳴,於是醫師開始對她進行感覺動作治療。25

麻州水城的感覺統合中心是一座絕佳的室內遊戲場,裡面到處是鞦韆、平衡木、可以在裡面爬行的塑膠管,球池鋪滿彩色塑膠球,深到你可以把自己埋進去,還有一些平臺,你可以從梯子爬上去然後跳到泡棉墊上。診所的工作人員把迎美的身體埋入球池中,幫助她感受到皮膚的感覺。他們也推她盪鞦韆、在厚重的毯子下面爬行。六個星期後狀況改變了:她開始說話。26

迎美戲劇性的進步啟發我們在創傷中心開辦感覺統合門診的想法,我們現在也把感覺統合治療應用在安置處遇計畫中。我們尚未探討感覺統合對受創的成人有多大的療效,但我經常在專題研討中提到感覺統合的經驗和舞蹈。

學習跟他人感通可讓父母(和孩子)獲得相互依存的深刻經驗,而親子互動治療以及創傷中心的同事發展的感覺動作喚起調控治療,能培養這種經驗。27

當我們一起玩遊戲時,可以感到彼此在身體上有默契,體驗到連結感和開心感。即興創作練習(例如http://learnimprov.com/網站介紹的內容)也是幫助人在樂趣和探索中建立連結的妙方。在看到一群表情哀戚的人咯咯笑出來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不幸的咒語已經破除。

5. 觸碰身體

主流的創傷治療沒有花足夠的心思去幫助恐懼的人安全地體驗自己的感覺和情緒,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理思必妥和思樂康等藥物逐漸用來幫助人們處理感覺世界,28但是我們平息傷痛最自然的方法就是觸碰、擁抱和搖晃,這有助於緩和過度喚起,使我們覺得完好、安全、受到保護和擁有掌控權。

觸碰是使人平靜下來最簡單的工具,但大多數的治療實務都不准這麼做。然而人們若不藉由肌膚感覺到安全,就無法完全復原,所以我都鼓勵我的病患接受某種身體工作法,無論是按摩治療、費登奎斯[1]或顱薦椎治療[2]

我曾向我最信賴的身體治療師莉希亞.史蓋請教她如何處理受創者,以下是她給我的一些回答:「除非跟對方建立了連結,否則我不會進行身體課程。我不談論過去,不挖掘這個人受創有多深或發生過什麼事,而是要確認他當下的身體狀態。我會問他是否有任何希望我注意的事,整個進行過程我也會評估他的姿勢、他是否注視我的雙眼、他看起來有多緊張或多放鬆,以及他跟我是不是建立了連結。

「我要做的第一個決定,是判斷他們會覺得仰臥還是俯臥比較安全。如果我不認識他,我通常會讓他先仰臥。我對於用什麼東西遮蓋他們的身體非常謹慎,讓他們自己決定衣物,會讓他們有安全感。這些是一開始就必須設定的重要界限。

「接下來,我的第一次觸摸會很堅定且安全,不會強迫或力道猛烈,也不會太急促。我的觸摸很緩慢,個案很容易跟上這種柔和的節奏,力道就像握手一樣。我觸摸的第一個部位是手和前臂,不管碰觸誰,這都是最安全的部位,也是他們能碰觸到治療師的部位。我必須找到他們抗拒的點,也就是最緊張的部位,並且以同樣大的能量觸摸這些部位,這會釋放出凍結的緊繃。治療師不能猶豫,猶豫會傳達出治療師缺乏自信。緩慢的移動、仔細地跟個案協調感通,這些都跟猶豫不一樣。我跟他們互動時必須相當有自信和同理,用觸摸的力量處理他們留在身體上的壓力。」

身體治療對人有何作用?莉希亞的回答是:「正如你口渴時會想喝水,你也會渴望被觸碰,這是一種要以很有把握、很深刻、很堅定、很溫柔、很有回應的方式來滿足的撫慰。用心的觸摸和移動把人拉了回來,讓個案發現自己持續很久、甚至不再去注意的壓力。你被碰觸時,會對身體的該部位有所覺察。

「當情緒被束縛在體內,身體也會受到壓迫,所以人們會感到肩膀僵硬、臉部肌肉緊繃,並且耗費龐大的能量才能忍住淚水,或可能洩露內在狀態的任何聲音和動作。當身體的緊張、壓力解除後,情緒就能獲得釋放。移動幫助呼吸變得更深,隨著身體的緊張緩解,人們就能允許自己宣洩壓抑許久的內在聲音,身體將變得更自由,呼吸更自在,進入心流狀態[3]。觸摸使人們感受到當自己被移動時,身體也能以動作來回應。恐懼的人需要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位於何處,也需要感覺到自己的界限。堅定又使人放心的觸摸讓他們知道這些界限在哪裡:外界有什麼、身體的邊界在哪裡。他們會發現自己不需要持續懷疑自己是誰、身在何方。他們也會發現自己的身體很堅實,不必隨時處於警戒狀態。觸摸讓他們知道自己很安全。」

6. 採取行動

身體面對極端經驗時會分泌壓力荷爾蒙,這些荷爾蒙往往被指為後續疾病與身體不適的罪魁禍首,但它們原本的作用是讓我們有體力和耐力來因應意外情況。一個人面對災難時若主動某些事,例如:拯救所愛之人或陌生人、護送其他人到醫院、參與醫療團隊、協助紮營或煮飯,就能把壓力荷爾蒙用在適當用途上,受創的風險會因此下降許多。(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極限,即使是準備最充分的人,也可能被某個挑戰的威力擊敗。)

無助與動彈不得會讓人無法運用壓力荷爾蒙來抵禦威脅,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荷爾蒙依然持續分泌,但應該採取的行動卻受阻撓。最後,原本應該要提升處理能力的喚起狀態卻反過來對付自己的身體,並開始引發不恰當的戰或逃反應及僵呆反應。為了恢復適當的運作,這種持續的緊急反應必須結束,身體需要恢復到安全、放鬆的基礎狀態,在面對真正的危險時才能動員起來採取行動。

於我亦師亦友的佩特.奧古登和彼得.列文為了處理上述問題,各自發展出感覺動作心理治療29和身體經驗創傷療法30這兩種以身體為基礎的有效治療方式。在這些治療取向中,了解過去發生什麼事的重要性次於探索身體感覺、發現創傷在身體留下印痕的位置與樣貌。在完全投入對創傷的充分探索之前,病患會先在協助下建立內在資源,學習以安全的方式進入創傷發生時擊垮他們的感覺與情緒。彼得.列文稱這個過程為「擺盪」,溫柔地來回體驗內在感覺和創傷記憶,藉由這個方式幫助病患逐漸擴大容忍度。

一旦病患能忍受自己去覺察跟創傷有關的身體經驗,就可能會發現他們的身體有一些強大的衝動,例如打、推或跑,這些衝動在受創時出現,但為了求生存卻被壓抑下來,而以細微的身體動作呈現,例如扭動、轉身或後退。若放大這些細微動作,並嘗試修改它們,就能讓這些不完整、跟創傷有關的「行動傾向」變得完整,最終也能化解創傷。身體治療藉由讓病患經驗到移動是安全的,幫助他們將自己重新安置在當下。病患一感受到採取有效行動的快樂,就會恢復能動感,以及又可以主動防禦和保護自己的感覺。

早在一八九三年,第一位探討創傷的偉大學者皮耶.賈內在著作中就曾提到「行動完成之樂」,我也經常在進行感覺動作心理治療和身體經驗創傷療法時觀察到這種快樂:當病患用身體體會到反擊或逃走會是什麼感覺時,他們便能放鬆、微笑,並表現出成就感。

當人們被迫屈服於壓倒性的力量時,通常得認命地服從才能保命,大部分受虐兒童、被家暴的女性和獄中的囚犯都是如此。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服從模式,最好的辦法就是恢復身體參與行動和防衛的能力。波士頓自我防禦賦能中心的模擬防身課程,是我最喜愛的身體取向治療方法之一,能建立有效的戰或逃反應。這個課程用模擬被襲擊的方式教導女性(男性也愈來愈多)主動抵禦攻擊。31課程從一九七一年開始發展,當時在加州奧克蘭有位空手道黑帶五段的女性被強暴,她的朋友百思不得其解,她應該有能力徒手殺死歹徒,為何卻發生這樣的事,只能假設她因為害怕而失去原本的能力。以本書的術語來說,她的執行功能(額葉)完全處於離線狀態,她呆住了。模擬防身課程讓女性重複處於「關鍵時刻」(一種軍事術語,指發動攻擊的精確時間),使她們學習將害怕轉化為積極的抵禦能量,藉此改變呆住的反應。

我有一個病患是大學生,她曾在童年遭受無情的虐待,後來參加了這個課程。我第一次跟她見面時,她看起來相當虛弱、憂鬱且過度順從。三個月後,她在畢業典禮上成功擊敗一個高大的男性攻擊者,令他躺在地上、縮著身體(攻擊者以厚厚的防護衣擋住她的毆打),而她則面對他,手臂舉起擺出空手道架勢,鎮定又明確地大喊:「不。」

過沒多久,有一次她半夜從圖書館走路回家,突然從樹叢中跳出三個男人對她大吼:「賤人,把錢交出來。」她後來告訴我,當時她擺出同樣的空手道架勢然後吼回去:「好啊!你們這幾個傢伙,我等這一刻已經很久了,誰想第一個上?」他們都嚇跑了。如果你縮成一團,嚇得不敢四處察看,就很容易成為別人施虐的目標,但如果你邊走邊釋放出「別惹我」的訊息,就比較不容易被招惹。

 

 

● 整合創傷記憶

 

要將創傷事件拋諸腦後,必須能夠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並開始覺察自己正在跟哪些無形的惡魔搏鬥。傳統心理治療重點是建構一個能說明此人為何有某種感覺的完整敘事,或是如佛洛伊德在一九一四年於《記憶、重複與修通》一書中所言:32「病患正經歷著彷彿仍真實存在的[創傷],而我們必須進行的治療工作,主要是將這些再轉譯成已逝的事件。」講述故事是很重要的,沒有了故事,記憶就會凍結起來,而沒有了記憶,你就無法想像事情可以如何不同。不過,如同第四部所提,講述創傷事件的故事並不保證創傷記憶就可從此安息。

這其來有自。普通事件的記憶並不會令人再次經歷跟該事件有關的身體感覺、情緒、影像、氣味或聲音,但是一個人在完全回想起創傷時,卻會「有」被過去的感覺或情緒吞噬的體驗。第四章提到車禍事故倖存者史登和烏妲,兩人的腦部掃瞄便呈現這個現象,當史登回想這場駭人的意外時,他腦部有兩處重要的區域沒有活動,其中一個區域負責提供時間感和形成對事物的觀點,讓人們能夠知道「那是當時的事,但現在的我很安全」,另一個區域則是將創傷的影像、聲音和感覺整合成連貫的故事。當這些腦區受重擊時,人們經驗到的就不會是一個包含開頭、過程和結尾的事件,而是一堆感覺、影像和情緒的碎片。

若要成功處理創傷,唯有讓這些腦部構造全都連線作業。史登後來透過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觸及那場意外的記憶,但又不至於被那些記憶壓垮。這些腦區的停工造成情境再現,若能在回憶往事時讓這些腦區恢復正常運作,就可將創傷記憶整合成已經結束的過去事件。

烏妲的解離(讓自己完全關機)是另一種狀況,但同樣讓復原變得很複雜。負責讓她投入當下的腦部結構,沒有任何一處被活化,因此不可能處理創傷。缺乏一個警戒和在場的大腦,整合和化解就不可能發生,她需要有人協助她增加自己的容忍度,後續才有可能處理創傷後壓力症的症狀。

自皮耶.賈內與佛洛伊德活躍的一八○○年代晚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催眠都是最廣泛用來治療創傷的方法,如今在YouTube上還可以看到好萊塢知名導演約翰.休斯頓拍攝的紀錄片《上帝說要有光》,片中記錄一些人接受催眠以治療「戰爭精神官能症」。催眠治療在一九九○年代早期逐漸失寵,近來也沒有研究探討催眠在治療創傷後壓力症上的效果,然而催眠可以引發相對平靜的狀態,讓病患能在不被回憶擊潰的狀況下觀察自己的創傷經驗。這種安靜地自我觀察的能力,正是整合創傷記憶的關鍵要素,所以某種形式的催眠很可能會再次流行起來。

 

 

● 認知行為治療

 

多數心理師在養成過程都會接受認知行為治療的訓練。認知行為治療起初是為了治療畏懼症而發展出來,像是害怕蜘蛛、飛機或站在高處等,幫助病患去比較非理性的畏懼與無害的真實。認知行為治療運用一些方式讓病患想起最害怕的事物,進而使他們逐漸對非理性的畏懼減敏,例如:使用他們的敘述和想像(想像暴露法)、讓病患處在會引發焦慮(但其實很安全)的真實情境中(現場暴露法),或是讓病患暴露在虛擬實境或電腦模擬的場景中,例如在治療與戰場經驗有關的創傷後壓力症患者時,就讓他們回到虛擬的伊拉克費盧傑街頭作戰。

認知行為治療背後的概念是,當病患重複暴露於引發恐懼的刺激中,卻沒有真的發生什麼壞事,他們會逐漸變得較不痛苦,可怕的記憶將與「修正過」的安全訊息相連。33認知行為療法也試圖幫助病患處理他們的逃避傾向,好比他們可能會說「我不想談這件事」。34這看似簡單,但正如我們已經討論過的,重新經歷創傷會再度活化大腦的警報系統,使負責整合往事的關鍵腦區停工,導致病患不但沒有解決創傷,反而很可能重新經歷創傷。

在所有創傷後壓力症的治療中,研究最為透徹的是延長暴露法(或「洪水法」),這個方法要求病患「將注意力集中在創傷素材並且……不要分神於其他想法或活動」。35研究顯示,必須進行高達一百分鐘的洪水法治療(觸發焦慮的刺激物要持續以強烈的程度存在),才會有降低焦慮的效果。36暴露治療法有時候能幫助處理恐懼和焦慮,但尚未有人證明該法有助於處理罪惡感或其他複雜的情緒。37

認知行為治療對於處理害怕蜘蛛這種非理性恐懼頗有療效,但對受創者,尤其是有童年受虐史的患者,療效卻不大。研究顯示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創傷後壓力症患者在治療結束後獲得改善38,接受完整療程的患者,症狀通常會減輕,但極少完全復原,多數仍有身心健康與工作方面的實質問題。39

針對用認知行為治療來處理創傷後壓力症,一項規模最大、已發表的研究指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病患中途退出,其餘的人也大多出現反效果。女性參與者大部分在研究進行三個月後依然為完全的創傷後壓力症所苦,只有十五%不再出現主要的創傷後壓力症症狀。40另一個針對所有認知行為治療研究的分析顯示,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相當於一段支持性的治療關係。41暴露治療最不佳的結果發生在受「心理挫敗」所苦的人,那意味著完全放棄治療。42

遭遇創傷不僅是被禁錮在過去,更是無法充分活在當下的問題。暴露治療其中一種形式是虛擬實境治療,比如讓退伍軍人戴上高科技護目鏡,再度投入栩栩如生的模擬費盧傑戰役。據我所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這場戰役中表現極佳,而問題在於他們無法忍受返回家園。最近一些針對澳洲戰場退伍軍人的研究顯示,他們的大腦迴路已經變得對緊急狀態高度警戒,代價是無法專注於日常生活的小細節(第十九章探討神經回饋時會有更多介紹)。43受創的病患不僅需要虛擬實境治療,更需要「真實世界」的治療,幫助他們在逛超市或陪孩子玩時,就跟走在巴格達街道上一樣,都能感覺到自己是活生生的人。

病患唯有不被創傷擊倒,才能透過重新經歷創傷而獲益。我的同事羅傑.皮特曼在一九九○年代早期針對越戰退伍軍人所做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實例。44那時我每個星期都去拜訪羅傑的實驗室,因為我們正在研究第二章提到的腦內啡在創傷後壓力症中的角色。羅傑給我看他進行治療時的影片,然後我們討論觀察到的內容。他和同事鼓勵退伍軍人重複描述越戰經驗的所有細節,但這些研究人員不得不暫時中止,因為許多人在創傷情境再現時出現恐慌,恐懼感甚至持續到治療時間結束後仍存在。有些人不再回來接受治療,也有許多人一直參加到最後而變得更憂鬱、更暴力且更害怕。有些人以喝更多的酒來應付更嚴重的症狀,但是當有些病患的家屬打電話叫警察把他們送去醫院時,又導致他們的暴力和羞愧。

 

 

● 減敏感法

 

過去二十幾年來,心理系學生學到的普遍治療方式就是某種形式的系統性減敏感法:讓病患對某些情緒或感覺較無反應。但這是正確目標嗎?或許問題不在減敏感,而在整合:將創傷事件放在整個生命曲線中的適當位置。

減敏感法讓我想起不久前我在家門口看到的一個小男孩,他大約五歲,那時騎著三輪車經過我家這條街,他那身驅龐大的父親則用最大的音量朝著小男孩大吼,小男孩不為所動,但是我卻心跳加速,有股衝動想去痛毆他父親。要經歷過多少殘暴的酷刑,才能使如此年幼的孩子對父親的粗暴完全麻木?他對父親的吼叫漠不關心,這必然是延長暴露造成的結果,但這種行為的代價是什麼?是的,我們可以服用藥物來讓情緒麻木,或是學習讓自己變得較不敏感,身為醫學院的學生,我們學到在治療三度燒燙傷的兒童時要保持分析能力,但是正如芝加哥大學的神經科學家金.笛瑟堤所言,減少對自己或別人痛苦的敏感度,會使我們的情緒敏感度完全鈍化。45

二○一○年有一份針對四萬九千四百二十五名退伍軍人所做的報告,他們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返鄉後不久被診斷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因此向退伍軍人管理局求助,但這份報告顯示他們之中不到一成有確實完成建議的治療。46皮特曼針對越戰退伍軍人所做的研究結果也是如此。現行的暴露治療很少對他們有效,我們只有在不被恐怖經驗壓垮的前提下才能「處理」恐怖經驗,而這表示必須採取有別於暴露治療的治療取向。

 

 

● 藥物能幫助安全地觸及創傷?

 

當我還是醫學院的學生時,曾在一九六六年的暑假為荷蘭萊登大學的詹.巴斯蒂安教授工作,他用迷幻藥來治療大屠殺倖存者,並因此而聞名。他宣稱這項治療已有顯著成效,然而當同事檢查他的檔案時,卻發現只有極少的資料支持他的說法。這種以改變精神狀態的藥物治療創傷的可能性後來就被忽略,直到二○○○年南卡羅萊納州的麥可.米索費爾及同事得到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核准,進行一項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又名搖頭丸)的實驗。該藥品多年以來都被當作娛樂用藥,在一九八五年才被歸類為管制藥品。但就像百憂解與其他的精神科藥物一樣,我們並不知道這種藥物確切的作用,只知道它會增加一些重要荷爾蒙的濃度,包括催產素、血管加壓素、皮質醇和泌乳激素。47這個藥物與創傷治療最大的關聯,是它會增加人們對自己的覺知。使用者經常提及他們感受到一股更強烈的慈悲能量,伴隨著好奇、清明、自信、創意和連結的感覺。米索費爾和他的同事當時正在尋找某種能增進心理治療效果的藥物,他們對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很有興趣,因為它可以降低害怕、防備與麻木,又有助於處理內在經驗。48他們認為該藥物或許能讓病患停留在忍受區間,在沒有難以忍受的生理和情緒喚起下,重新體驗創傷記憶。

一開始的試驗性研究的確支持這個期望。49第一項研究的對象是罹患創傷後壓力症的戰場退伍軍人、消防隊員和警官,這個研究得到正面的結果。第二項研究是針對二十名曾遭受攻擊、但對先前接受過的治療沒有反應的受害者,該研究讓其中十二人接受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治療,另外八個人則接受不起作用的安慰劑,然後他們全部都在一個安靜的房間裡坐下或躺下,接受兩次各連續八小時的心理治療,主要是採取內在家庭系統治療(第十七章的主題)。兩個月後,接受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以及心理治療的病患中,有八十三%被認為已完全復原,安慰劑組只有二十五%。這些病患都沒有出現有害的副作用,最有趣的是,當研究結束一年後,這些參與者接受訪問時都仍然維持著療效。

因為能夠從內在家庭系統所謂的「自我」(第十七章將進一步討論這個用語)──這個平靜、留心關照的狀態來觀察創傷,心靈與大腦就能將創傷整合、納入由各種事件交織而成的整體生活中,這與傳統的減敏治療技巧相當不同,減敏的作用是使人對過去的恐懼反應變得遲鈍,而使用藥物促進心理治療療效的過程則包含聯想和整合──使往日擊垮你的可怕事件轉變為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件記憶。

不過,迷幻藥這種強大的藥劑牽涉麻煩的過往歷史,很容易因為疏於管理和未能妥善維持治療界限而被誤用。但願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不會成為另一種從潘朵拉的盒子被釋放出來的仙丹。

 

 

● 精神藥物的情形如何?

 

人類向來都用藥物來處理創傷壓力,每個文化與世代都有自己的偏好:琴酒、伏特加、啤酒或威士忌;哈希什[4]、大麻、大麻煙和大麻葉;古柯鹼;鴉片類藥物如奧施康定;鎮靜劑如煩寧、贊安諾和可那氮平。人在絕望的時候,會用盡一切辦法讓自己感覺更平靜、更能掌控。50

主流精神醫學也追隨這個傳統,過去十年當中,美國國防部和退伍軍人事務部共花費超過四十五億美元於抗憂鬱劑、抗精神病藥物和抗焦慮藥物。二○一○年六月,國防部位於聖安東尼市山姆.休斯頓堡的藥物經濟學中心有一份內部報告指出,針對目前在役的一百一十萬個軍人所做的普查顯示,有二十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二人(也就是兩成)正在服用某種精神科藥物,例如抗憂鬱劑、抗精神病藥、鎮靜性安眠劑或其他的管制藥品。51

然而,藥物只能抑制生理失常的表現,無法「治癒」創傷,也不會教導個案自我調控這門長久的功課。藥物有助於控制感覺和行為,但一定伴隨著代價,因為它的作用是阻斷身體負責調節參與、積極性、痛苦和快樂的化學系統。我有些同事對藥物依然保持樂觀,在一些會議上,我經常看到認真的科學家們在討論如何找到那顆能神奇地重設大腦恐懼迴路的神祕靈藥(彷彿創傷壓力只涉及一種單純的大腦迴路)。而我自己也經常開立藥物。

幾乎每一類的精神科藥物都曾被用來治療創傷後壓力症的某些症狀,52 其中被研究得最為徹底是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SSRIs這類藥物,例如百憂解、樂復得、速悅和克憂果。這些藥物的確可使情緒較不強烈,生活也較易於管理。服用SSRIs的病患常覺得較平靜也較能掌控,也因為患者覺得較不會被創傷經驗擊垮而更容易投入於治療之中。但有些病患則覺得SSRIs讓他們變得遲鈍,覺得自己「失去敏銳度」。我把這當作一種實證性問題:試試看效果如何,但只有病患能做判斷。另一方面,若是SSRIs沒有功效,可再試試別的藥物,因為這些藥物的效果都有些微差異。SSRIs被廣泛用來治療憂鬱症是件很有趣的事,我們在一項研究中比較創傷後壓力症患者(有許多也有憂鬱情緒)對百憂解以及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的反應,結果證實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是比百憂解更有效的抗憂鬱劑。53第十五章會再探討這個主題。54

作用在自主神經系統的藥物(例如心律錠或可樂錠)有助於降低過度喚起和對壓力的反應性。55這類藥物的作用就是阻斷腎上腺素(生理喚起的燃料)對身體的影響,藉此減少噩夢、失眠以及對於創傷刺激物的反應性。56阻斷腎上腺素有助於維持理性腦的運作,才能夠決定「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嗎?」我從開始將正念和瑜伽納入治療後,就較少使用這些藥物,只有偶爾要幫助病患得到更充分的睡眠時才使用。

受創的病患常喜歡使用鎮靜劑,即苯二氮平類藥物,例如可那氮平、煩寧、贊安諾和安定文錠。這些藥在許多方面就像酒精一樣讓人覺得平靜、不會擔憂。(賭場老闆很喜歡客人服用苯二氮平類藥物,這樣客人就算輸錢也不會煩惱,就會繼續賭下去。)不過苯二氮平類藥物也像酒精一樣,會使抑制功能下降,而可能講出傷害所愛之人的話,且因為成癮性高,又可能干擾創傷的處理,一般的醫師大部分都不願意開立這些藥物。病患若長期服用這些藥物,再停藥時往往會有戒斷反應,使他們焦躁不安並增加創傷後的症狀。

我偶爾會在必要時開立低劑量的苯二氮平類藥物給病患,但劑量沒有大到可以每日服用。他們必須選擇在何時使用這些珍貴的藥劑,我也會要求他們把決定服藥時發生的事記錄下來,這樣可以讓我們有機會討論刺激他們的特定事件。

一些研究證實,像鋰鹽或丙戊酸這些抗癲癇症藥物以及情緒安定劑會帶來輕微的正面效果,減少過度喚起和恐慌。57最具爭議性的則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例如理思必妥和思樂康,這是全美國最熱賣的精神疾病用藥(二○○八年銷量高達一百四十六億美元)。低劑量地使用這些藥物,可以協助戰場退伍軍人、童年受虐的創傷後壓力症女性患者平靜下來。58這些藥物的使用有時很合理,例如當病患感覺完全失控、無法入睡,或其他方法全部無效時,59但使用時一定要謹記,這些藥物的作用是阻斷大腦酬賞系統中的多巴胺系統,而多巴胺的功能也包含擔任愉悅和動機的發電機。

抗精神病藥物,例如理思必妥、安立復和思樂康對於抑制情緒腦有明顯效果,能讓病患比較不會受到驚嚇或被激怒,但也可能干擾他們覺察生活中細微樂趣、危險或滿足的能力,還會造成體重上升、增加得糖尿病的風險,而且使病患的身體變得遲緩呆滯,因而可能又增加他們的疏離感。這些藥物廣泛地用來治療被不當診斷為雙相情緒障礙症或情緒失調症的受虐兒童。美國有超過五十萬兒童與青少年目前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這些藥物可以讓他們平靜下來,但也妨礙他們學習與年齡相稱的技能或和其他兒童建立友誼。60哥倫比亞大學最近有項研究發現,二○○○至二○○七年,將抗精神病藥物開給有私人保險的二到五歲兒童的情形增加了一倍,61但其中只有四十%接受過適當的精神健康評估。

嬌生製藥公司在失去專利權之前,長期在兒童精神科候診室發送印有「理思必妥」字樣的樂高積木。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接受抗精神病藥物的機率是有私人保險的兒童的四倍。光一年之內,德州的醫療補助計劃就花費九千六百萬美元於青少年和兒童的抗精神病藥物,包括三個身份不明、未滿一歲就接受藥物處方的嬰兒。62目前尚無研究探討精神科藥物對發展中的大腦有何影響。這些精神科藥物在治療解離、自殘、零碎記憶和失眠症狀時,療效通常不彰。

第二章曾提到的百憂解研究,是最早發現一般受創民眾對藥物的反應顯著優於戰場退伍軍人的研究,63後來其他的研究也有發現類似的差異,因此國防部和退伍軍人管理局開立大量藥物給戰場退伍軍人和返鄉退伍軍人,卻通常沒有提供其他形式的治療,這是讓人相當擔憂的做法。二○○一至二○一一年,退伍軍人管理局花費十五億美元於思樂康和理思必妥,國防部則花費九千萬美元,儘管二○○一年一份研究指出理思必妥對創傷後壓力症的治療並不比安慰劑更有效。64同樣的,二○○一至二○一二年,退伍軍人管理局花費七千兩百一十萬美元於苯二氮平類藥物(鎮靜劑)、國防部則是花費四千四百一十萬美元65。不過醫師通常會避免開立這些藥物給一般的創傷後壓力症病患,因為這些藥物不但可能導致上癮,而且對於創傷後壓力症症狀並無顯著效果。

 

 

● 復原之路即為人生之路

 

我在第一章提過比爾,他是我三十多年前在退伍軍人管理局遇見的病患,後來成為我長年的病患兼良師。他和我的關係,也就是我創傷療法的演化故事。

比爾於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在越南擔任戰地醫護兵,返鄉後,試圖以在軍中學到的技能在當地一家醫院的燒燙傷中心工作。護理工作令他身心俱疲、暴躁易怒又緊張不安,但他絲毫不知道這些問題與他在越南的經歷有何關係,畢竟創傷後壓力症的診斷當時尚未出現,而當時波士頓的愛爾蘭裔勞工並不會找心理師諮商。後來他離開護理工作,進入神學院就讀,並打算當神職人員,此時他的噩夢和失眠稍微平息了下來,所以他並未尋求協助,直到一九七八年長子出生。

嬰兒的哭聲觸發了持續的創傷情境再現,他看見、聽到、嗅出在越南被焚燒和殘害的孩子們。他極度失控,以至於當時我在退伍軍人管理局的一些同事認為他是精神疾患,想把他送進醫院接受治療。但是當比爾開始與我會面、對我產生安全感之後,就逐漸吐露自己在越南目睹的一切,也慢慢開始忍受自己的感覺,而不被排山倒海的感受壓垮。這幫助他重新把注意力放在照顧家庭和完成神職人員的訓練上,兩年後他成為牧師,並且有自己的教區,我們都覺得治療工作已經完成了。

後來我沒有再與比爾聯絡,直到我與他初次見面後的第十八年,他又打了電話給我。他再度經歷與長子剛出生時一模一樣的症狀:情境再現、恐怖的噩夢、感覺自己快要瘋掉。那時比爾陪剛滿十八歲的大兒子去登記入伍,地點正好就是當年他被載到越南的同一個國民兵訓練中心。當時我對於治療創傷壓力的知識已經增長許多,便與比爾一起處理他當年在越南所見到、聽到、聞到的具體記憶,那些我們最初相遇時,他因為太過害怕而無法回憶的細節。我們藉著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來整合這些記憶,讓它們變成很久以前發生過的故事,而不是把他瞬間帶回越南地獄的傳送器。他覺得整個人的狀況比較安穩之後,也想處理童年的往事:他成長過程遭受的嚴酷對待、教養過程,以及他到越南從軍時的罪惡感──他留下毫無自我保護能力、罹患思覺失調症的弟弟在家面對父親的火爆脾氣。我們共同探討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比爾身為牧師每日面對的痛苦:為青少年施洗後不到幾年,卻必須為車禍喪生的他們主持喪禮;或是親手證婚的夫妻卻因家暴危機而來求助。比爾後來為面對類似創傷的神職人員組成支持小組,他也成為社區中的重要力量。

五年之後,比爾開始進行第三次治療。他在五十三歲那年得了嚴重的神經系統疾病,身體的幾個部位忽然出現偶發性的麻痺。他開始接受自己將來或許要在輪椅上度過餘生。我認為他的問題可能要歸因於多發性硬化症,但他的神經科醫師找不到確切的受損部位,也認為比爾的情形無法治癒。比爾告訴我,他非常感激妻子的支持,她已經安排要在家裡的廚房入口裝設無障礙輪椅通道。

比爾的預後並不樂觀,我鼓勵他去找一種能完全感受身體的痛苦,並與身體交好的方法,如同他過去學習忍受戰爭的痛苦記憶並與那些記憶交好的過程。我建議他去請教一位引導我認識費登奎斯方法的老師,費登奎斯是一種溫和、徒手操作的方法,能幫助人重新整理身體感覺與肌肉活動。比爾回來報告進度時,因為掌控感增加而一臉欣喜。我向他提及我自己也剛開始練習瑜伽,並且已經在創傷中心開辦瑜伽課程,邀請他下一步可以進行這樣的探索。

比爾找到當地的熱瑜伽課程,這種在高溫情境下的激烈瑜伽練習通常是保留給年輕又活力充沛的人,但比爾相當喜愛這個運動,儘管他身體的一些部位有時在上課時會支持不住。雖然有身體上的障礙,比爾卻獲得身體的愉悅感和掌控感,這是他過去不曾感受到的。

比爾的心理治療幫助他將越南的恐怖經驗送回過往。他現在與身體交好,生活的主軸不再是無法掌控身體。他決定取得瑜伽教師的資格,並開始在當地的國民兵訓練中心為從伊拉克和阿富汗返鄉的退伍軍人上瑜伽課。

十年後的今天,比爾依舊全心全意地投入生活──他享有子女和孫兒女的陪伴、協助退伍軍人,也在教會工作。身體上的局限對他來說只是種不便。他的瑜伽課至今共有一千三百名以上的返鄉退伍軍人參加。他的四肢仍然會突然虛弱無力,導致他必須坐下或躺下。但這些小插曲並不會支配他的人生。這些事就像童年及越南的記憶一樣,只不過是他持續展開的生命故事中的一小部分。


  1一種身心整合的教育方法,以創始人摩謝.費登奎斯(Moshe Feldenkrais)的名字命名。編注

  2神經外科醫師約翰.優普哲(John E. Upledger)博士發明,以溫和、徒手的全身性檢查與治療,促進身體自我調節與修復的自癒能力。編注

  3心流(flow)為著名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提出的概念。他指出當人們全神貫注地投入某個活動時,會引發快樂、幸福和滿足感。編注

  4由印度大麻榨出的樹脂,強度比一般大麻高。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