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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不可承受之重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Remembering
我們的身體是承載記憶的文本，回憶，就等於重生。
──凱蒂．坎農
過去一百五十年間，科學界對創傷的關注忽冷忽熱。夏爾科於一八九三年辭世，佛洛伊德也轉而重視精神疾病深處的內在衝突、防衛機轉和本能。從更多的事可以看出主流醫學大致上對創傷主題已經失去興趣。精神分析快速流行。一九一一年，曾跟威廉．詹姆斯和皮耶．賈內一起進行研究的波士頓精神病學家莫頓．普林斯埋怨道，對創傷影響有興趣的人猶如「被波士頓港漲潮淹沒的蛤蜊」。
這樣的忽視只維持了幾年。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醫學和心理學再次面對數十萬人怪異的心理症狀、無法解釋的醫學狀態，以及記憶喪失。當年的新攝影技術拍下了這些士兵的情形，今日我們仍可在YouTube上看到他們怪異的身體姿勢、奇特的言談、恐懼的臉部表情和抽搐動作。這些都是創傷在身體上的具體表現，「一種以內在影像和文字的形式，同時銘刻在心智與身體的記憶。」1
英國在戰爭早期便創造出「砲彈驚恐症」的診斷，讓戰場退伍軍人能獲得治療和傷殘撫恤金。另一種類似的診斷是「神經衰弱症」，但這個診斷既得不到治療，也無撫恤金可領。士兵會得到什麼診斷，取決於醫師的治療理論取向。2
英國有超過一百萬名士兵曾在西線戰場服役，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光是索姆河戰役前幾個小時就有五萬七千四百七十名英軍傷亡，包含一萬九千兩百四十人喪命，這是一次大戰最血腥的一天。英國陸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的雕像如今聳立在倫敦白廳，當時大英帝國的中心。歷史學家約翰．齊根對黑格這個指揮官的描述是：「從他的公開舉止與私人札記中，絲毫不見他對人類痛苦的關切。」索姆河一役，「他下令要風華正茂的英國青年走向死亡與傷殘」。3
戰事展開後，罹患砲彈驚恐症的士兵逐漸損耗戰力，當時英國總參謀部陷入兩難，既要正視士兵的痛苦，又必須努力戰勝德軍，於是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發布第二三八四號常規命令：「無論任何情況，『砲彈驚恐症』一詞皆不允許使用，亦不可記錄在任何軍隊及其他的死傷報告上，或是任何醫院及其他醫療文件中。」有精神問題的士兵一律只採用一種診斷，就是「尚未確診，緊張」。4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負責管理四家戰地醫院的查爾斯．邁爾斯想向《英國醫學期刊》提交一份探討砲彈驚恐症的報告，被總參謀部駁回。德國的態度更不留情，視砲彈驚恐症為士兵的性格問題，用各式各樣殘酷的治療方式來管理，包括電擊。
一九二二年，英國政府發布「薩斯伯羅報告」，目的是禁止日後任何戰爭出現砲彈驚恐症這樣的診斷，並阻止任何人再申請賠償。該報告建議將砲彈驚恐症從所有正式用語中刪除，並強調這些個案「既為疾病，便不應被歸類為戰場死傷」。5官方看法認為，一支訓練精良的軍隊在妥善的指揮下並不會得砲彈驚恐症，罹患此一病症的軍人，都是缺乏紀律、不甘服役的士兵。砲彈驚恐症的正統性捲起政治風暴的那幾年，科學文獻卻完全看不到任何關於治療這類個案的討論。6
美國退伍軍人的命運也相當坎坷。一九一八年，他們從法國和法蘭德斯戰場返回家鄉時，被當成國家英雄受到熱烈歡迎，正如今日從伊拉克和阿富汗返國的士兵。一九二四年，眾議院投票通過，針對他們的海外服役每天額外發給一．二五美元撫恤金，卻一直拖延到一九四五年才支付。
一九三二年，美國經濟大蕭條，那年五月有將近一萬五千名失業、身無分文的退伍軍人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紮營，要求政府立刻支付這筆補償金。當時參議院以六十二票對十八票否決了這項額外支付的提案，一個月後，胡佛總統命令軍隊清空這些退伍軍人的營地，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將軍指揮部隊並派出六輛坦克車，艾森豪少校負責與華盛頓警方聯繫，巴頓少校則負責裝甲部隊，配備刺刀的士兵向前衝鋒、朝退伍軍人群眾丟擲催淚瓦斯，隔天上午整個國家廣場空無一人，營帳一片火海。7這些退伍軍人始終沒有拿到撫恤金。
當政治和醫學都背棄了返鄉士兵，戰爭的恐懼就只能在文學和藝術中追憶。德國作家雷馬克在小說《西線無戰事》8中描述了前線士兵的戰爭經驗，主角博伊默爾為整個世代發聲：「我意識到，不知不覺中，我已經喪失了感覺──我不再屬於這裡，而是住在另一個世界。我寧願獨自一人，不受任何人打擾。他們說得太多了，我無法理解他們說的這些，他們只是忙著做膚淺的事。」9這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出版，很快就譯成二十五種語言在各國熱賣，一九三○年改編的好萊塢電影版本更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幾年後德國由希特勒掌權，《西線無戰事》淪為納粹在柏林洪堡大學前廣場上公開焚毀的第一批「道德淪喪」書籍。10顯然，人民一旦了解戰爭對士兵心智造成的毀滅性影響，就會危及納粹即將投入的另一輪瘋狂軍事行動。
否認創傷造成的後果，會嚴重破壞整個社會結構。一九三○年代，拒絕面對戰爭帶來的傷害，以及無法容忍「懦弱」，助長了全球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的興起。《凡爾賽條約》要求德國支付鉅額的戰敗賠款，更進一步羞辱了原已重挫的德國，造成德國社會無情地對待受創的戰場退伍軍人，視他們為次等生物。對弱勢者無止境的羞辱，漸漸發展出納粹政權對人權的終極貶抑，即強者擊敗弱者的道德正當性，這也是後來二次大戰開打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查爾斯．邁爾斯和美國的精神科醫師艾伯藍．卡迪納發表他們針對一戰士兵與退伍軍人所做的研究，《法國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砲彈驚恐症》（一九四○）11和《戰爭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一九四一）12這兩部著作成為最重要的指引，協助精神科醫師治療在新的戰爭衝突中罹患「戰爭精神官能症」的士兵。美國灌注龐大的心力於這場戰爭，前線精神疾病的進展正反映了美國的投入。YouTube再次為我們提供觀察往事的一扇窗：好萊塢導演約翰．休斯頓的紀錄片《上帝說要有光》（一九四六）呈現出當時治療戰爭精神官能症的主要方法：催眠。13
這部紀錄片是他在美國陸軍通訊部隊服役期間所拍攝，影片中的醫師看起來仍有父權威嚴，病患仍是驚嚇的年輕人，但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創傷：一次大戰的士兵雙手亂揮、臉部抽搐、身體癱軟無力；二次大戰的士兵則畏畏縮縮地開口說話，身體依然存留著創傷記憶，包括胃痛、心跳劇烈以及被恐慌淹沒。但創傷不僅影響他們的身體，催眠誘發的恍惚狀態讓他們得以用言語來描述自己因過於害怕而無法記得的東西：恐懼、倖存者的愧疚感，以及充滿衝突的忠誠。我也驚訝地發現，影片中的士兵跟我工作時所見的年輕退伍軍人相比，更不容易表達怒氣和敵意，這顯示文化塑造了創傷壓力的表達方式。
女性主義理論家潔玫．葛瑞爾寫下她父親在二次大戰後因創傷後壓力症而接受的治療：「［醫官］檢查那些表現出極度不安的人，卻幾乎千篇一律地認為原因出在戰前經驗：患者不是一流的作戰人材……軍方的論點是，並非戰爭使他們患病，而是這些患者沒有上戰場的能力。」14從這段描述看來，醫師似乎不太可能為葛瑞爾的父親提供任何幫助，但是葛瑞爾努力處理父親遭受的折磨，那無疑成了她的動力，使她開始探索性別支配中所有醜惡的表現，例如強暴、亂倫和家暴。
我在退伍軍人管理局工作時經常對一個情形感到困惑：精神科的病患大多是相當年輕、剛從越戰退役的士兵，但是通往內科的走道和電梯則充滿老年人。基於對這種懸殊差異的好奇，我在一九八三年針對內科的二戰退伍老兵進行一次調查。從我使用的量表來看，這些老兵的分數大多顯示出他們有創傷後壓力症，但所受的治療卻是針對內科問題而非心理困擾。這些老兵透過胃痙攣和胸痛來表達他們的痛苦，而非透過噩夢和暴怒，但我的研究顯示他們也會出現這些問題。醫生會影響病患表達病痛的方式，如果病患抱怨做了可怕的噩夢，而他的醫師要求他做胸部X光檢查，那麼病患便知道他得把重點放在生理問題，才能得到較妥善的醫療照顧。他們大多跟我那些在二戰中參戰或被擄的親戚一樣，極不情願分享自己的經驗。我的感覺是，不論醫師或病患，都不願再回想跟戰爭有關的事。
不過二次大戰後，軍方與公民領袖都學到上個世代沒能理解的重要教訓。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戰敗後，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協助歐州重建，奠定之後五十年相對和平時期的經濟基礎。在美國境內，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為數百萬退伍軍人提供教育和住宅貸款，促進了整體經濟福祉，並創造出教育程度高、分布廣泛的中產階級。軍方的力量帶領美國邁向種族融合與更多的機會。退伍軍人管理局在全國各地廣設機構，協助照顧退伍軍人的健康。然而，即使國家對返鄉退伍軍人設想如此周到，戰爭造成的心理傷痕卻依然得不到承認，創傷精神官能症完全消失在正式的精神疾病名稱中，最後一篇提到二次大戰後戰場創傷的科學文獻出現在一九四七年。15
如同先前所提，我開始進行越戰退伍軍人研究時，退伍軍人管理局的圖書館裡面沒有一本專門討論戰爭創傷的書。然而，越戰啟迪了許多研究、促進學術組織的形成，也使創傷後壓力症這個創傷診斷被納入專業文獻中。同時，一般大眾對創傷的關注也迅速擴增。
一九七四年，弗里曼和卡普蘭合著的《精神醫學綜合教科書》提到：「亂倫極少發生，每一百一十萬人當中不超過一例。」16如同我們在第二章提過的，這本權威教科書接下來竟讚揚亂倫可能的好處，裡面寫道：「此番亂倫活動降低當事人得精神病的風險，使之更能適應外在世界。……她們絕大多數並不因這類經驗而受到損害。」
當女性主義運動興起，加上退伍軍人的創傷受到重視，數萬個童年遭受性虐待、家庭虐待和強暴的倖存者受到鼓舞，挺身而出，上述對亂倫的主張有多麼誤導人心就變得昭然若揭。許多意識喚起團體和倖存者團體紛紛成立，無數熱門書籍也鉅細靡遺地討論治療和復原的各個階段，包括為亂倫倖存者而寫的暢銷自助書《治療的勇氣》，以及朱蒂斯．赫曼所著的《創傷與復原》。
有鑑於歷史的教訓，我開始懷疑我們會不會又步向另一波強烈的後座力，就像一八九五年、一九一七年或一九四七年那些否認創傷實際存有的聲音。結果的確如此，到了一九九○年代早期，美國和歐洲許多重要報章雜誌開始出現一些關於「錯誤記憶症候群」的文章，這些文章認為精神病患捏造出詳細卻不實的性虐待記憶，並且聲稱這些是沈睡多年之後重新找回的記憶。
這些文章認為世上沒有證據支持人們的創傷記憶跟日常生活事件的記憶有任何不同，斬釘截鐵的程度令人驚訝。我清楚記得曾接到倫敦一家知名雜誌打來的電話，說他們打算在下一期刊登一篇關於創傷記憶的文章，詢問我對這個主題是否有任何意見。我熱烈地回答他們的問題，告訴他們，英國最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開始研究創傷事件的失憶現象。我還提到約翰．埃里克森與弗雷德里克．邁爾斯針對一八六○年代與一八七○年代鐵路事故的研究，以及查爾斯．邁爾斯和瑞福斯針對一次大戰士兵的記憶問題所做的大規模研究。最後我建議他們去看一九四四年刊登在《刺針》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裡面描述一九四○年英國陸軍在敦克爾克海灘獲救之後的餘波，接受研究的士兵有超過一成在撤退後出現嚴重失憶。17一星期後，這份雜誌卻告訴讀者，完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人們偶爾會失去部分或所有創傷事件的記憶。
在過去，創傷事件的延宕回憶並未特別引起爭議，不論是邁爾斯和卡迪納在那本探討一戰戰場精神官能症的書中首次描述此一現象，或是敦克爾克大撤退後士兵被觀察到發生嚴重的失憶，以及我所撰寫關於越戰退伍軍人和椰林夜總會火災倖存者的文章，無不如此。但是到了一九八○和九○年代，開始有人注意到遭受家庭虐待的女性與兒童也有類似的記憶問題，這些受害者努力尋求公平正義去對抗加害者，創傷的延宕回憶因此從科學議題變成政治和法律議題。然後，天主教教會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爆發了戀童癖醜聞，記憶專家們在美國、歐洲與澳洲各大法庭上針鋒相對。
代表天主教教會作證的專家宣稱：童年性虐待的記憶並不可靠，這群自稱受害的人所作的指控，可能是被那些過度同情、容易受騙或另有所圖的治療師植入的錯誤記憶。在這段期間我調查了超過五十個成年人，他們跟朱利安一樣記得曾被神父性虐待，但他們的指控大約有一半被否定。
事實上，一個世紀多以來，已有數百篇科學文獻記載著創傷記憶可能如何被壓抑，又在多年甚至幾十年後重新浮現。18記憶喪失的研究報告見於經歷過天災、意外、戰爭創傷、綁架、嚴刑拷打、集中營、身體虐待和性虐待的人，完全的記憶喪失則最常見於童年性虐待的個案，發生率大約十九至三十八％。19此一問題並沒有特別引起爭議，早在一九八○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針對解離性失憶症的診斷準則，便提到患者會失去對創傷事件的記憶。手冊寫著：「無法回憶重要個人訊息，通常與創傷或壓力事件有關，且失去的記憶因過於廣泛而不能以正常遺忘來解釋。」另外，創傷後壓力症的診斷一開始建立時，記憶喪失就是診斷準則之一。
針對被壓抑的記憶有項非常引人入勝的研究，那是琳達．威廉斯博士在一九七○年代早期就讀賓州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時進行的研究，她訪談了兩百零六名十到十二歲曾因被性虐待而送到急診的女孩。她們的檢驗報告、本人與家長的訪談紀錄，都妥善保存在醫院的病歷資料中。十七年後，威廉斯追蹤到其中一百三十六個已成年的當事人，對她們進行大規模的追蹤訪談。20超過三分之一的人（三十八％）不記得病歷上記載的虐待事件，只有十五人（十二％）表示小時候從未被虐待過，此外，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六十八％）提到其他的童年性虐待事件。她們事發當時若是年紀較小，或者是被認識的人侵犯，就更有可能遺忘被虐待的事。
這篇研究也檢視了重新恢復的記憶可不可信。有十分之一的女性（在那些記得自己曾受虐的女性中占十六％）提到自己一度忘記被虐待的事，後來才又想起來。相較於那些一直都記得曾被侵犯的人，一度遺忘此事的女性在受虐時年紀較小，並且較少得到母親的支持。威廉斯也主張這些重新恢復的記憶大致上跟那些從未消失過的記憶一樣準確：所有女性對於核心事實的記憶都很正確，但所說的故事都並未完全精準地吻合病歷上的細節。21
最近的神經科學研究也支持威廉斯的發現，這些研究顯示恢復的記憶都會經過修改才進入記憶庫。22記憶只要被隔絕，我們的心智就不能改變它。但只要某段記憶開始被述說，尤其是重複述說，記憶就會被更改──敘述本身會改變故事。我們的心智會從已知的事物中發現意義，這些生活中的意義進而改變我們記憶的方式和內容。
既然有眾多證據指出創傷會被遺忘並在多年後重新浮現，為何仍有近百位來自各國、富有聲望的記憶專家賭上名譽，不但呼籲駁回肖利神父的定罪，還宣稱「被壓抑的記憶」這種說法是基於「垃圾科學」？原因是，創傷經驗的記憶喪失和延宕回憶從未見諸實驗室文件，有些認知科學家便強硬地否定這些現象的存在23，也否定這些被找回的創傷記憶是正確的。24然而醫師在急診室、精神科病房和戰場上遇到的狀況，必然相當不同於科學家在安全、井然有序的實驗室中的觀察。
以「商場走失」實驗為例。學院派的研究者指出，要將一件從未發生過的事（例如小時候在商場走失）植入記憶中並不難。25在這些研究中，有將近二十五％的受試者後來都「回想起」自己當時很恐懼，甚至還補上缺少的細節，不過這些實驗室創造出來的回憶，卻完全沒有走失兒童實際上會感受到的令內臟緊縮的恐懼。另一系列的研究則證實了目擊證人證詞的不可信。受試者應要求看一段影片，影片上有一輛車開在街上，然後他們要回答是否有看到停止標誌或紅綠燈；如果是兒童，可能會應要求回想剛才走進教室的男訪客身穿什麼樣的衣服。其他的目擊證人實驗顯示提問的方式可能會改變他們宣稱的記憶內容，這些研究的價值在於指出警方和法庭的許多做法有問題，但是跟創傷記憶的相關性微乎其微。
最根本的問題是：發生在實驗室中的事件，並不等同於產生創傷記憶的情境。與創傷後壓力症有關的恐懼和無助，根本不可能在實驗情境下無中生有地被引發出來。我們可以在實驗室研究既有的創傷影響，正如前面幾章曾提到創傷情境再現的腳本觸發影像研究，但是創傷的原始印痕不可能在實驗室製造出來。羅傑．皮特曼博士曾在哈佛大學進行一項研究，他讓大學生觀看《死亡真面目》這部影片，片中包含一些慘死和處決的新聞畫面，這部影片到處被禁播，內容堪稱任何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所能允許的極限，但觀看這部影片並沒有導致該研究的正常志願受試者發展出創傷後壓力症。如果你要研究創傷記憶，就應該研究真正受創者的記憶。
有趣的是，等法庭證詞的刺激感和利益性煙消雲散之後，這個「科學」爭議也隨之消失了，只剩臨床工作者繼續和創傷記憶的殘骸奮戰。
一九九四年，我與麻省總醫院的同事決定以系統化的研究來比較人類如何回憶良性與恐怖經驗。我們在當地報紙、自助洗衣店和學生社團公布欄刊登以下廣告：「你曾經歷過至今仍揮之不去的恐怖事件嗎？請撥電話七二七－五五○○，我們將提供研究參與者每人十元美金。」我們的第一波廣告召募到七十六名志願者。26
研究一開始，我們先自我介紹，然後要求每個參與者「描述一件你會永遠記得但並不令你痛苦的事」。有個參與者愉快地說：「我女兒出生的那一天。」其他人則提到婚禮、在某個運動比賽獲勝，或是高中畢業典禮代表致詞。之後則讓他們專注在這些事件的具體感覺細節上，我們會這樣問：「妳會在某個時刻突然看到先生在結婚那天的鮮明影像嗎？」答案都是否定的。「新婚之夜，先生的身體給妳什麼樣的感覺？」（這個問題引來一些怪異的眼神。）我們又繼續問：「你是否曾經鮮明又準確地記起當畢業生代表時的致詞？」「你回想起第一個孩子出生的經過時，會有強烈的感受嗎？」所有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然後我們問到使他們參加這項研究的創傷經驗，許多是被強暴。我們的問題就如以下這樣：「你是否曾經突然記起強暴者的氣味？」還有「你是否曾體驗過跟被強暴時一樣的身體感受？」這些問題引起參與者激烈的情緒反應，包括「就是這樣，我無法再參加任何派對，因為某個人呼吸時的酒精氣味讓我感覺好像又被強暴了一次」，或是「我無法再與先生做愛，因為當他用某個方式碰我時，我會感覺好像又被強暴了一次」。
人們在描述正面記憶與創傷記憶時有兩個主要差異，一個是組織這些記憶的方式，另一個是出現的身體反應。當他們想起婚禮、孩子出生和畢業典禮時，想到的都是過往的事件，是有開頭、過程和結尾的故事，沒有人提及他們曾完全遺忘這些事件。
創傷記憶則完全不同，是混亂的。受創者異常清楚地記得某些細節（例如強暴犯的氣味、孩子死去時額頭上的傷口），卻記不得事件的順序或其他重要細節（例如：最早到達現場幫忙的人是誰，是被救護車還是警車載到醫院）。
我們也詢問參與者在三個時間點對創傷的回憶：事件剛發生後、症狀困擾最嚴重時，以及參與研究的前一個星期。他們都表示，事發後完全無法告訴任何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待過急診室或做過救護工作的人對此都不會意外，因孩子或朋友在車禍中喪生而被帶到急診室的人，會震驚地不發一語、驚嚇得啞然失聲。）幾乎所有參與者都不斷經歷情境再現，那些影像、聲音、感受和情緒令他們無法承受。隨著時間過去，愈來愈多感覺的細節和情緒被活化，但大多數參與者也開始能夠從中理出頭緒，開始「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能夠向別人說自己的故事，一個我們稱之為「創傷記憶」的故事。
這些影像和情境再現出現的頻率會逐漸下降，但最大的進步是參與者能夠拼湊出事件的細節和順序。在我們的研究期間時，已經有八十五％的人可以講述連貫的故事，只有幾個人的故事缺少重要的細節。我們注意到其中五個表示小時候曾受虐待的人，故事最為支離破碎──這些人的記憶依然以影像、身體感受和強烈的情緒出現。
我們的研究證實了一百多年前，賈內與其同事在薩爾佩特里厄爾醫院所描述的雙重記憶系統：創傷記憶與一般的往事回憶完全不同。創傷記憶是解離的，創傷事件發生的當下，進入腦部的各種感受並不會理所當然地組合成一個故事、一段自傳式回憶。
或許我們的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帶著與創傷有關的一切情緒去回憶創傷，並非像布雷爾和佛洛伊德於一九八三年所宣稱的，就能夠解決創傷。我們的研究並不支持「語言可以代替行動」這種觀點。參加我們這項研究的大多數受創者可以述說連貫的故事，也經歷相關的痛苦，但還是被無法忍受的影像和身體感受糾纏。當代對暴露療法（認知行為治療的一種）的研究結果也同樣令人失望：治療結束三個月後，多數病患仍持續出現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症狀。27接下來我會提到，找出字句來描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可以帶來改變，但未必能讓情境再現消失，也未必能提升專注力、引發積極參與生活的動力，或對失望和受傷不再過度敏感。
沒有人想要記得創傷，就這方面而言，社會與受害者的態度一致。我們都希望生活在安全、可控制也可預測的世界，而倖存者提醒我們，事實往往不是如此。我們天生就不情願面對殘酷現實，但為了認識創傷，我們必須克服這種不情願，鼓起勇氣傾聽倖存者的自白。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大屠殺證詞：記憶的廢墟》，是作者羅倫斯．藍格寫下他在耶魯大學佛圖諾夫影像資料中心的工作：「聆聽見證者描述大屠殺經驗，就像在挖掘證據的馬賽克拼圖，它不斷消失在無窮無盡、一層又一層的殘缺不全中。28我們跟一個永遠未完成、充滿零碎段落的故事的眾多起點搏鬥，眼前聲音顫抖的見證者，時常被強大的力量拉回記憶深淵，陷入痛苦的沈默。」其中一位見證者說：「如果你不曾在那裡，你很難描述或說出那是什麼情形。人類要在那種壓力下生活已經很難，要向從來都不知道有這等殘暴之事的人傳達這些，更是天方夜譚。」
另一個倖存者夏洛特．德爾博如此描述自己離開奧斯威辛集中營後的雙重存在：「在集中營的『自己』並不是我，不是在這裡跟你面對面的人。不，這太不可置信了。這個來自奧斯威辛的『自己』發生的每件事，現在都不會觸及到我，它們與我無關。這些深沈記憶跟一般記憶的差別太大……如果我不這樣分裂，就無法回到我的人生。」29她認為連文字都有雙重意義：「否則［在集中營］被口渴折磨了好幾個星期的人將永遠無法再說『我好渴，我們泡茶來喝吧』，［戰爭過後］渴又再次變成目前使用的詞彙了。但是，如果我夢到在比克瑙［奧斯威辛的滅絕營］感受到的口渴，我會看到當時的我，枯槁、發狂、瀕臨崩潰。」30
藍格的結論發人深思：「誰能為這般破損的心靈拼圖找到適當的墳墓，讓它們一片片安息？生活繼續往前，卻同時奔往兩個時間向度，那載滿哀傷的記憶緊緊扼住未來不放。」31
創傷的本質便是創傷難以置信又無法承受，會壓倒一切。每個病患都需要我們暫且放下對「正常」的理解，需要我們接受目前處理的是一個雙重真實：一個相對安全且可預期的當下，以及與之共存、殘破且歷歷在目的過往。
很少有病患能像南希那樣生動地將這種雙重性轉化為文字。她是中西部一所醫院的護理部主任，來波士頓找我諮詢了數次。她在第三個孩子誕生後不久決定要進行腹腔鏡輸卵管結紮手術。這是一種門診常見的簡單手術，用燒灼輸卵管的方式來避孕。但當時由於麻醉劑量不足，她在手術開始進行時甦醒過來，一直到手術結束都幾乎保持清醒。這段期間她時而進入她口中的「淺眠」或「做夢」狀態，時而完全感受到當時的恐懼。她無法以動作或哭喊向開刀房的團隊示警，因為她依照標準程序被注射了肌肉鬆弛劑，預防在手術過程中發生肌肉收縮。
據估計，美國每年大約有三萬個病患在手術中發生某種程度的「麻醉清醒」，32我過去曾經為幾個因這種經驗而受到創傷的人作證，但南希不想控告她的外科醫師或麻醉師，她只想把創傷的事實帶到意識中，讓創傷不要再侵擾自己的日常生活。她在一連串精采的電子郵件中描述自己筋疲力竭的復原歷程，本章的最後將引用其中幾段。
一開始，南希並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回到家時，我依然頭昏眼花。我做著例行的家務事，但沒有真正感覺到自己活著或自己是真實的。那天晚上我無法入睡，後來幾天我依然待在自己小小的、與現實脫節的世界，我無法使用吹風機、烤麵包機、火爐或任何會加熱的東西。我無法專注在別人做的事或對我說的話上面，我就是不想在乎。我愈來愈焦慮，睡眠愈來愈少，我知道自己的表現很奇怪，也一直想了解是什麼讓我如此恐懼。
「手術後第四個夜晚，大約凌晨三點，我開始明白這段時間我的夢境跟我在開刀房中聽到的對話有關。我忽然被送回開刀房，甚至可以感覺到麻痺的身體正在被灼燒。我被一個滿是恐懼和顫慄的世界給吞噬了。」南希說從那時起，回憶與情境再現就在她的生活中爆發。
「彷彿這扇門微微推開了，讓外物得以闖入。那是好奇和逃避的混合物。我不斷失去理智地害怕著。我對睡覺怕得要死，看到藍色就恐懼。我的先生很不幸地被我的病情波及，我會向他發火，雖然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每天頂多只睡二到三小時，白天則有好幾個小時都在經歷情境再現。我一直處於過度警覺，覺得被自己的想法威脅，很想逃離。我在三個星期裡就瘦了十公斤，大家不斷稱讚我變漂亮了。
「我開始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對我的人生也發展出非常扭曲的看法，貶低自己所有的成就，放大自己過去的失敗。我傷害先生，也發現自己無法不遷怒孩子。
「手術後三個星期我回到醫院上班，在電梯看到一個穿手術衣的人，立刻想要逃出去，但當然無法這樣做。然後我冒出一股莫名的衝動，想要揍他一頓。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克制住自己。這個事件觸發我愈來愈多的情境再現、恐懼和解離，我從醫院一路哭回家。後來我變得很會逃避，不再搭電梯，不去餐廳，甚至不去開刀房的樓層了。」
南希漸漸能夠將這些突然出現的創傷記憶拼湊起來，成為一段雖然駭人卻可以理解的手術記憶。她想起開刀房護理人員叫她安心，接下來是麻醉發揮作用後一小段入睡的時間，後來她記得自己是怎麼逐漸清醒的。
「整個團隊因為某個護理師的感情事件在笑鬧，那時剛好這就是第一刀落下的時候，我感覺到手術刀刺下，然後是切割，然後溫熱的血液流到我皮膚上。我拚命想移動、講話，但身體動不了。我不懂我是怎麼了。層層肌肉因自身的張力而被拉扯開來，使我感覺到一種深沈的痛楚，我知道我不應該感覺到這一切。」
南希接著想起有人在她的肚子裡「翻來找去」，她認出這是在放置腹腔鏡設備，然後她感覺到左側輸卵管被鉗緊。「然後忽然有一陣激烈的燒灼、熾熱的疼痛。我試著逃開，但電燒刀緊緊追著不放，就這樣殘酷地燒著。根本沒有字句可以描述這段經驗有多麼恐怖。這種痛，和我經歷和克服過的骨折、生孩子等痛苦是不同的類型，一開始是極度的痛，然後殘酷地持續、緩慢地燒透整個輸卵管。跟這種巨痛相比，被手術刀割裂的痛苦完全不算什麼。」
「然後，突然之間，我的右側輸卵管感覺到燒灼頭開始擠壓，我聽到他們的笑聲，頓時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我覺得自己好像身在酷刑室中，不知為何他們什麼都不問就這樣折磨我……我的世界縮小到只剩手術枱周邊的一小塊範圍，沒有時間、過去、未來的感覺，有的只是痛苦、恐懼和震驚。我覺得自己和所有的人類都隔離開來，儘管身旁有人卻仍極度孤單，而這一小塊範圍還繼續朝我逼近。
「在劇痛之下，我一定是動了一下，然後聽到麻醉護理師告訴麻醉科醫師，說我『睡得太淺』。他增加了麻藥劑量，然後小聲說：『這不需要記在病歷上。』這是我最後的記憶了。」
南希在後來寄給我的幾封電子郵件中，極盡所能地描述出創傷存有的真象。
「我想告訴你創傷情境再現是什麼樣子。那就好像時間被摺疊或彎曲，過去與現在混在一起，我的身體彷彿被傳送到過去，許多跟原始創傷有關的象徵符號無論在現實中有多無害，都徹底被污染成令我厭惡、害怕的事物，我不是摧毀它們，不然就是逃離。任何形狀的鐵器，玩具、熨斗、捲髮棒，都被我視為酷刑的刑具。一遇到穿手術衣的人，我都會出現解離、困惑和身體不適，有時候會意識到自己在生氣。
「我的婚姻逐漸瓦解，丈夫化身成那些傷害、冷血嘲笑我的人［手術團隊］。我存在於雙重狀態中，瀰漫全身的麻木像毛毯般蓋住我，但只要一個小孩子的觸摸又能將我拉回世界。在那一刻，我是在場的、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只是旁觀者。
「有意思的是，我的工作表現非常好，持續得到正面回饋。人生就在虛偽感的陪伴下繼續向前。
「這種雙重存在有種陌生和怪異的感覺，我對那些感覺感到厭煩，卻無法放棄生命，但又不能騙自己相信只要忽略這頭怪獸，牠就會走開。好幾次我以為自己已經回想起手術所有的事了，但後來又想起新的。
「我人生中的那四十五分鐘有太多片斷還是未知的，我的記憶依然不完整又支離破碎，但我不再認為需要知道一切才能了解當時發生的事。
「恐懼消退後，我知道自己可以處理它，但一部分的我卻又懷疑自己是否真能做到。有股很強的力量把我拉回過去，那是我生命中的黑暗面，而我必須不時活在其中。這種纏鬥，再次演出逃生的搏鬥，可能也是知道自己還活著的一種方法，我雖然贏得勝利，卻無法擁有。」
南希後來需要進行另一次比較大範圍的手術，那也是她復原的早期徵兆。她選擇波士頓一家醫院，要求跟外科醫師和麻醉醫師專門特地針對上次經驗先開一次術前會議，並要求讓我也能進入開刀房加入他們。多年以來我穿上手術衣，在開刀房陪著她打麻藥。這一次她醒來的時候有了安全的感覺。
兩年後我寫信給南希，問她能不能讓我在本章中使用她對於麻醉清醒的描述，她回信時提供了復原的最新進度：「我很想對你說，當初你體貼陪我做的手術終結了我的痛苦，可惜事實不然。六個多月後我做了兩個選擇，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太正確了。我離開原本的認知行為治療師，去找一位精神動力取向的精神科醫師，我還參加了彼拉提斯課程。」
「治療到最後一個月時，我問這位精神科醫師，他為何不像其他治療師那樣試圖把我醫治好，儘管他們都失敗了。這位治療師說，他認為既然我和孩子的關係及工作都能達到這樣的成果，那麼只要打造出支持的環境，我就有足夠的復原力可以療癒自己。每週一小時的會談成為我的庇護所，讓我可以弄清楚自己為何變得如此破損，然後再重建一種完整而非零碎、平靜而非折磨的自我感。藉由彼拉提斯，我找到更強壯的身體核心，也獲得一群女性朋友的接納和支持，這些在創傷之後一直離我的生命很遙遠。心理、社會和身體結合起來的核心強化，使我擁有個人安全感和掌握感，把我的記憶放逐到遙遠的過去，容許現在和未來浮現。」